在余晖看来,公共财政在教育领域投入的规模固然重要,但是“其流向更加重要”。因此,他建议《规划纲要》在未来的修改中,应写明相关预算。
“新教改的核心是打破教育的行政化体制,打破行政化的核心是政府职能转变,政府职能转变的核心是公共财政的转型。”顾昕用三个“核心”的表述来凸显公共财政改革的重要性。
在余晖看来,公共财政在教育领域投入的规模固然重要,但是“其流向更加重要”。因此,他建议《规划纲要》在未来的修改中,应写明相关预算。
“新教改的核心是打破教育的行政化体制,打破行政化的核心是政府职能转变,政府职能转变的核心是公共财政的转型。”顾昕用三个“核心”的表述来凸显公共财政改革的重要性。
“如果一项公共政策没有经过广泛的讨论和博弈的话,各个利益集团的真正需求没有被挖掘出来,这项公共政策取得的共识程度就比较低,所以到后边大家对这项公共政策的执行可能就不关心了。”余晖说,在中国,还远远没有建立起一个正式的公共政策程序,在制订政策过程中,利益集团比较软弱,其利益诉求不能得到直接表达。这样的结果是,整个公共政策出台之前的成本可能会低一些,但多年来,中国的公共政策到后面的执行阶段,往往效果就会比较差,会完全走样。
面对“择校费”的问题,行政化的禁令不仅毫无用处,无法实行,而且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关键在于,政府是不是将有限的公共教育资源投入到应该投入的地方。要做到这一点,出路不是强化行政化,而是推进公共管理的变革,首要就是推动教育行政部门的政务公开
在高校自主招生的制度下,考生们或许会在某一个学校遭遇到某种“不公”,但是多元报考、双向选择的制度确保了具备接受高等教育素质的考生基本上能在自己相对心仪的大学深造,从而在整体上实现教育公平。指望“高考裸分”这根独木桥会带来公平,不啻于缘木求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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