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志武｜交易与美德：商业市场发展如何推动文明化进程
通过分析市场兴衰与暴力落涨间的关联，我们已经验证了这一因果链条。然而，市场在文明化进程中发挥的作用，可能更加微妙：在减少社会和国家层面冲突的同时，互惠互利的交易本身也在改变着人，内化行为伦理。典例之一是塞缪尔·里卡德（Samuel Ricard）的论述：
通过互惠，商业将不同的人连接在一起；是商业，用利益替代了道德和体魄方面的激情……是商业，让人学会深思熟虑，学会遵循礼仪，学会审慎行事且在言语和行事中把握尺度。知晓成功的必备条件是智慧与诚实后，人会因此远离罪恶。即使做不到这一点，他也会尽力展现出体面与认真，以免别人对现在或将来的他做出负面的判断。
商业交易不仅仅是冷冰冰的计算和算计。反复地接触与交流，会显著改变两个或更多群体间熟悉彼此的程度与开展互动的方式。我们已从多个角度分析了类似家族或宗教的组织如何在个体间建立信任，市场的机理亦与之相似：如果双方经常交易，彼此都会更加熟悉对方，阻碍合作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会因此减轻；此外，如果交易带来的福利改进对大家都重要，每人会如里卡德所推崇的方式行事并将其内化到个体的价值系统，尽力展现出“体面与认真、智慧与诚实”。这样，互惠互利的交易才能一直维持下去。
尽管家庭和宗教也可以实现类似的目的，但市场却能在更广阔范围内树立信任——能够享受这一制度“红利”的，不再限于具备明确的血缘、谱系或教派标记的少数成员内。此外，市场还可让人容忍多样性，在分配利益时更加注重其他人的感受。甚至在更宏观层面上，正是在市场交易中，人们逐渐形成了公平、诚信、自由、法治等精神，为民商法及法治发展奠定了基础。在这个意义上，无论是社会还是个体层面，市场发展都推动了文明化进程。
这些理论是否切合实际？为了验证这一点，约瑟夫·亨里齐（Joseph Henrich）等学者在15个不同形态的社会做了一系列实验，这些社会中既有仍然保持隔绝、较少参与市场交易的齐内曼人（就是第一节讲到的齐内曼人）和哈萨达人，也有高度市场化的美国密苏里州居民。对于前一类参与者，他们每日摄入的所有热量中，不到10%来自市场购买；而对于后一类参与者，其食物几乎百分之百来自市场。
从孑遗的狩猎——采集社会到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组实验跨越的社会类别非常广阔。在15个社会中，学者们做了两种实验：一是独裁者博弈，这一实验在第六章已有介绍，主要衡量当地居民的利他程度；二是公共品博弈，每个参与者要么选择“搭便车”，即自己不出力，享受他人的合作成果，要么选择积极合作，即奉献自己手上的资源，其他人也因此得利。如果只有一个人选择搭便车，他的收益会因此增加；然而，如果大部分人都如此行事，所有人只得到很低收益。
实验结果显示：市场整合程度更深的社会，居民的表现更接近我们对“文明”的定义。也就是说，当地居民从市场购买的食物热量占比越高，他们将资源与他人共享的比例就越高——尽管他们本可以“一毛不拔”，将钱全部留给自己。市场整合程度更低、几乎不依赖外界生存的齐内曼人和哈萨达人，分出去的资源平均只占总额的1/4，在15个社会中处于最低水平；市场化程度居中的社会，如斐济，参与者平均将1/3的资源分给他人；最依赖市场的美国密苏里，当地参与者并没有“见钱眼开”，恰恰相反，他们选择和他人分享接近一半的资源！
这一发现跟世界慈善基金会的“世界捐赠指数”（World Giving Index）的评估结果一致，该指数根据各国捐赠数据对其进行打分，其2019年发布的报告称，“美国连续十年排名第一，是世界上最慷慨解囊的国家”，而美国又是世界上最市场化的社会。在另一组实验中，研究者重点看每个人是否选择跟他人合作（而不是独裁者博弈中的是否与他人分享资源），结果发现：商业市场越发达，参与者选择“合作”——而非“搭便车”——的人数相较于平均值越高。齐内曼和哈萨达这两个部落的人，平均只有35%的参与者选择合作；而市场相当发达的洛杉矶人，这一比例则是48%。
实验只能覆盖数量有限的个体。为解决这一局限，尼克拉斯·伯格伦（Niclas Berggren）等学者借助定量方法，进一步探查了世界范围内商业市场化程度与信任、节制等特质之间的关联。他们以常用的“世界经济自由度”指数来度量“商业自由程度”：若一国对信贷和劳动力市场的管制相对宽松，外汇交易也相对自由，且私有财产保护及相关法律得到有效贯彻，那么该国在商业自由程度上的得分会相对更高。
信任指标依据一国居民对世界价值观调查中直接针对信任的问题——“你是否赞成以下看法：大部分人都值得信任？”——给出肯定回答的人数占比，反映当地整体信任水平；节制指标则依据对世界价值观调查中的三个问题——“你是否能容忍不同性取向的人？”“你是否能容忍其他种族的人？”“教育下一代学会容忍，是否非常重要？”——给出肯定答案的人数占比，同样反映了当地社会的容忍水平。
统计分析显示：一国的商业市场自由度对其社会的总体信任度、容忍水平有显著影响。以信任为例：一国商业自由度每提升一个单位（即图8.6中的横轴数值每增加1），该国居民认为“大部分人都值得信任”的占比会提高5个百分点。由图8.6可以看出，像乌干达等市场发育尚不充分的国家，社会信任也处于较低水平，而丹麦、挪威、瑞士等市场相当发达的国家，人们相互信任的程度也较高。
对容忍的分析亦有类似结论：商业自由的社会，居民对“他者”的宽容程度也相应更高；一国商业自由指数每提升1个单位，该国居民中宽容同性恋的占比相应增加7个百分点。无论是信任还是宽容程度，都是导致暴力下降的重要驱动因素：从中世纪到近代欧洲，仇杀多因不宽容而生！商业市场通过提高这两种特质在社会中的“存量”，亦催化文明社会的降临。
因此，尽管传统学者认为商业腐蚀道德，“对自利的强调，使得提供公共品与合作更为艰难”，而实验结果却恰恰相反：相比于甚少依赖商业市场的社会，身处发达市场的居民不仅更为利他，而且在面临更多回报诱惑时，更可能选择合作。这两种倾向都促成人类暴力的长期下降。一方面，如果个体更加关注他人的福利，更不会施暴于别人，也厌恶别人这么做。
在利他程度很高的社会，如福柯所描述的“表演式行刑”中的残酷暴力，很难为大众所接受。另一方面，合作频率的上升会减少暴力所带来的收益，因为启动暴力需要承担合作破裂的代价。当社会普遍合作时，这一代价相当高昂，就如格雷夫研究的“多边惩罚机制”一样（第九章就此做更详细讨论）。这些认知表明，从印度铁路到中国大运河商贸网、海上丝路、印度洋和大西洋贸易网络，再到当今的全球化体系，两千多年的商业发展都对人类暴力的下降做出了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