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厘清国家、市场和社会的边界，实现监管部门、企业与社会组织激励相容，才能从根本上提升我国食品药品安全保障水平

纵观修订后的新《条例》，建立最严格的覆盖全过程的监管制度、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和推进政府职能转变的精神跃然纸上

当乳品安全受到愈来愈严重的威胁时，决策者终于下决心用“又建又打”的思路来重振消费者对国产乳品的信心

猜想中的体制改革将给监管工作带来实质变化：政策将更为一致、职能将更加互补、责任将更可追究

这次改革，将是中国建国以来食品药品监管史上的一次重要制度创新

成立国家食药监总局后，我国现行食品“分段监管为主、品种监管为辅”的体制将变成一个部门统一管理，以往政出多门、政策之间互相“打架”的现象或将不再出现

安全、有效和质量可控，可被视为药品注册中最重要的3项标准

在《转型中的监管型国家建设——基于对中国药品管理体制变迁(1949-2008)的案例研究》这本书中，刘鹏追溯了中国药品安全监管的变迁史，还提出了解释制度变迁的三大理论假设，并验证了他所提出的关键解释变量——“政企事利益共同体”，对中国监管型国家的兴起提出了自己独特的政治经济学解释

《中国药品监管——基于自主性分析框架的绩效影响因素研究》（胡颖廉著），旨在构建机构自主性对中国药品监管政策绩效实现影响力的理论，试图回答下列问题：为什么机构能力的显著提升没有带来政策绩效的好转；为什么有些政策相对成功，另一些政策遭遇失败；中国药监改革如何走出“方向正确，操作失误”的尴尬境地

长策智库监管中心研究团队特约研究员（排名不分先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