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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反思经济学(上)
Posted 周一, 2014年 04月 28日 By ChangCe
张维迎:反思经济学(上)
2014年04月26日 经济观察报


我今天讲的问题是“反思经济学”。也就是说,我要对教科书当中的经济学(主流经济学)提出一些批评。我们知道对于经济学的批评并不新鲜。过去的一个批评是,认为主流经济学美化了市场,因为为了证明市场的有效性,主流经济学家做了很多假设,而这些假设都不现实,不成立。我的批评则刚好相反,我认为现在的主流经济学不是美化了市场,而是丑化了市场。市场的有效运行根本不需要经济学的那些假设。用了这些假设,人们就会用假设的现实性评价市场,这就败坏了市场的名声。

打个比方,有一个长得很漂亮的女子,一个画家给她画画,这个画家是凭着自己的想象画,画出来的像一只漂亮的猴子,但说这就是那个女子。人们就开始针对这幅画像纷纷议论。有一些人认为,尽管不完全像,但大体上是对的,毕竟鼻子在眼睛下面,嘴巴在鼻子下面。然后,他们所做的事情就是不断为这幅画像辩解,同时不断修改这幅画,以使其更接近女子的真实相貌。这是谁做的事情?就是芝加哥学派做的,像米尔顿·弗里德曼这些人,做的就是这样的事情。

另一些人做的则完全相反。他们根本不知道女子长成什么模样,只是根据画像就说这个女子长得太丑了,于是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整容方案,根据这些方案对女子进行整容手术,结果越整越丑,然后又不断提出新的整容方案。这就是市场干预学派(包括凯恩斯主义学派)做的事情。他们认为,市场并不满足经济学的假设,所以市场不可能像经济学证明的那么有效,所以政府必须干预。

我现在提出另外一种思路:既然这幅画很不像,我们能不能画一幅新的画呢?这就是经济学范式的转变。

经济学的本来面目

几年前,世界经历了二战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这次危机由美国次贷危机引爆,蔓延至整个金融系统和实体经济,席卷全球。危机发生后,有人认为自由市场又失败了,甚至说,2009年以后将是社会主义拯救资本主义,尽管是开玩笑,还是反映了重要问题。政府干预的力量越来越强大,其政策依据来自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

回顾历史,上世纪30年代,西方经济学界发生一场大争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有没有可能?以米塞斯、哈耶克为代表的一方,即所谓的奥地利学派,认为不可行,因为它没有办法解决经济核算问题;但是以兰格为代表的另一方,认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是可行的,而且运用新古典经济学模型证明了它能够解决计算问题。许多西方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家在争论中站在兰格一边,而不是米塞斯和哈耶克这一边。包括像萨缪尔森这样的经济学家,在1947年出版的经济学教科书里,也认为,从理论上讲,兰格是对的。

这就提出一个问题:教科书里的主流经济学,本来是为了证明市场的有效性而发展出来,为什么变成了反市场的理论?

在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的著作中,经济学是研究发展和变化的。但是现在的主流经济学框架里面,不研究经济发展和变化,而是研究市场怎么通过价格机制达到均衡。问题或许就出在这里。

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全名是“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因”,关注的核心问题是一个国家怎么能变得富裕,人们生活怎么能得到改善。要理解过去两百年的人类发展和未来发展,亚当·斯密的增长模型是最有用的。

亚当·斯密认为,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的提高,依赖于技术进步和创新,即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靠什么?靠分工。分工后,劳动熟练程度会提高;人们转移工序的时间减少;每个人只做每一件事,容易改进技术,发明新机器。分工受到什么影响呢?亚当·斯密特别强调了市场和市场规模。没有市场,每个人只能自给自足,分工是不可能的。进一步,劳动分工的深度受到市场规模的制约。市场规模越大,分工越细;分工越细,技术进步越快;技术进步越快,财富的增长越快;增加的财富反过来又扩大市场规模。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正向循环。

这就是亚当·斯密的基本理论框架,它能够解释为什么全球化导致过去两百多年的经济大发展,为什么中国过去三十年发展如此之快。由于有全球市场,中国企业可以做更细的分工,每一件产品都可以大规模生产。比如可乐吸管,义乌一家企业供应世界的70%,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

亚当·斯密的理论总结起来有两个,一个是分工理论,一个是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但是非常遗憾,自《国富论》发表100多年后,经济学就开始慢慢走得有些偏。大概从1870年代开始,主流理论放弃了亚当·斯密研究的发展、分工、技术进步,转而关注市场均衡和财富的分配。这样一种模式,简单地定义为新古典经济学,也就是现在主流经济学的模板。这个模板出了问题,则在它上面所做的研究都是扭曲的。

主流经济学的谬误

现在的主流经济学,也叫新古典经济学,按数学语言讲,核心内容就是求解约束条件下的最大化;即证明了在一定条件下,市场交易能够实现资源最优配置,使社会福利最大化。但是,这个结论依赖于很多假设,这些假设主要包括:

首先,每个人是同等且完全理性的。完全理性在亚当·斯密那里是没有的,亚当·斯密只认为人干事是有目的的,他没有假定人有很高的计算能力。到马歇尔开始,认为人会深思熟虑。最后发展到现在的理性预期学派,认为普通人的计算能力相当于计算机。

其次,经济活动没有外部性——意思是你做任何事,后果全部由你承担,不影响他人。

第三,技术、资源、偏好是已知的。这个社会有什么可用的技术大家都知道,企业在可用的、可知的技术中作选择。

第四,规模报酬是递减的,不存在规模报酬递增现象。这和亚当·斯密的分工理论是冲突的,因为分工专业化会带来技术进步,带来规模报酬递增。

第五,信息是完全的、对称的;信息是所有人共享的。

第六,竞争是充分的、完全的。任何一个行业都有无数个小企业生产相同的产品,每个人只能是价格的接受者,在给定的价格下决定卖多少、买多少,而不能影响市场价格。

最后,所有的变化都是外生的。

在这样的条件下,根据最优化方法,证明了市场在帕累托意义上有效。也就是说,在这个状态下,除非有人受损,不可能有任何人再得到好处。在这个过程中,亚当·斯密最关心的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问题被抛弃了,只剩下均衡以及实现均衡的条件。

因为市场的有效性是在这些假设上证明的,而在现实中,几乎所有这些假设条件都不满足,所以,一个自然的推论是市场会失灵,只有通过政府干预,才能恢复市场的有效性。这样,本来要证明“看不见的手”有效性的理论,变成了反市场的理论。

具体来讲,经济学家主张政府干预经济,主要有几个理由:

第一,外部性。有效市场理论假设不存在外部性。如果有外部性(公共产品是也可以归结为外部性的一种),市场就失灵了。第二,垄断。只有完全竞争的市场才是帕累托有效的,如果完全竞争达不到——而且现实中确实不可能达到,市场就会失灵,需要反垄断政策来矫正。第三,信息不对称。新古典经济学假定信息是对称的,实际上信息是不对称的,所以市场会失灵,需要政府干预。

每一个理由都不成立。

外部性问题:政府要给靓女补贴?

外部性的概念最初是由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提出来的,他想协调一个问题,即技术进步和“看不见的手”之间的分裂。在亚当·斯密的著作里,一方面是分工、专业化导致技术进步,因此有规模经济;另一方面是市场的自我调节。马歇尔认为,市场竞争和技术进步可以同时存在,但需要用外部性概念来协调。

马歇尔的接班人叫庇古,在这个概念基础上提出政府干预的理论。他在1920年出版的《福利经济学》一书中指出,在经济活动中,如果某厂商给其他厂商或整个社会造成不需付出代价的损失,就是外部不经济。这时,厂商的边际私人成本小于边际社会成本,依靠市场不能解决这种扭曲,必须通过政府干预解决。类似地,如果厂家不能获得自己产品的所有边际价值,就存在正的外部经济,市场竞争也不能达到社会最优。这样,一个产业如果存在负的外部经济,政府应该征税;如果存在正的外部经济,政府应该补贴。通过税收或补贴,政府可以矫正市场失灵,帮助实现帕累托效率。

技术进步具有显著的正部性,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根据外部性理论,如果没有政府补助,听任人们在市场上自由竞争,技术进步就会太慢。

但这一推论与现实不符。市场经济最显著的特点是什么?是技术进步。十九世纪前,人类技术进步的速度不超过0.05%,意味着每1500年人均收入才能翻一番。但是过去200年,技术进步率达到1.5%,是过去的30倍,意味着每50年人均收入就可以翻一番。正是由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出现,技术进步才如此快速。

因此,没有理由说,由于技术进步有外部性,所以如果没有政府补贴,技术进步就不会出现。外部性理论把市场经济最重要的贡献说成是市场不可能做到的事情,真是荒唐之至。

有外部性是不是一定需要政府干预?不一定。打个比方,女孩子打扮得漂亮一点,有正外部性,因为旁人也可以从她的漂亮的打扮中得到愉悦。按新古典理论,经济学家会告诉你,由于有外部性,这个人选择的化妆水平一定低于社会最优水平,所以政府应该该补贴她。这很荒唐。现实中可以看到,没有政府补贴化妆品,女孩子们都打扮得很漂亮,甚至有些过度。不能因为理论上认定个人边际收益不等于社会边际收益,就导出政府应该干预市场的结论。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科斯和张五常认为,外部性问题,包括环境污染问题,本质是由于产权界定不清楚。政府要做的是界定产权。比如二氧化碳的排放问题,我们只能用市场的办法才能解决它。经验也表明,世界上搞计划经济的国家环境破坏都比较严重,搞市场经济的国家污染相对比较少一些。气候交易未来可能是很重要的市场。

所以说,外部性不一定构成政府干预经济的理由。

垄断问题:反垄断法反对的,恰恰是竞争本身

垄断这个概念在英文里出现,最初特指政府赋予某些个人或企业的特权,例如国王特许东印度公司经营东印度的贸易航线,其他企业不准与其竞争,这就叫垄断。所以说,一开始垄断的名声就不太好。

后来,经济学家把垄断沿用到市场结构分析中。比如,因为有规模经济,先进入的企业可以占很大的市场,就会形成完全垄断或者寡头垄断,而如果每个企业的市场份额很小,对价格没有影响力,就叫完全竞争。按主流经济学理论,市场有效性是建立在完全竞争基础上的。现实中,完全竞争难以达到,所以需要政府反垄断。美国很早就有反托拉斯法,中国2007年也通过了自己的反垄断法。

关于反垄断的理论基础,微观经济学是这么说的:一个垄断者,价格需求曲线不是水平的,而是倾斜的。那意味着你有市场影响力,不是价格接受者,而是价格制定者。根据企业最优决策法则,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现在,由于你的需求曲线向下倾斜,边际收益小于价格,导致价格高于边际成本,由此产生了效率损失,所以要反垄断措施纠正。例如美国政府曾起诉微软垄断,要拆分它;对一些大企业如美铝、IBM等等,美国政府都做过反垄断制裁。

对照现实,这是很奇怪的逻辑。因为真正的市场,面临的是有没有这种产品的区别,而不是假定已经有这种产品的情况下,怎么定价的问题。比方说,微软作为软件企业,它的产品价格不可能等于边际成本。在微软已经存在的情况下,你要他按照边际成本定价,这是很荒唐的一件事。

在新古典理论里,价格是外部给企业的一个参数,必须接受它,这样才叫完全竞争。但在现实中,价格是企业竞争的基本手段。好比企业做广告,就是培养消费者对产品的忠诚度或传递有关产品的信息,使需求曲线更倾斜一点;还有价格歧视,同一产品对不同的人要价不同,也是为了吸引更多的顾客。按照反垄断的逻辑,这也是不允许的。但这些都是企业竞争的基本手段。可以说,反垄断法反对的,恰恰是市场竞争本身。

对反垄断法的实际效果,经济学家Armentanono在1972年的一篇研究论文指出,没有案例能够支持它。简单地说,企业合并之后,价格普遍降低了;反过来,政府强令拆分的,价格普遍提高了。这是什么原因?因为企业合并后,提高了效率,节约了成本,这个节约的成本一部分可以让利给消费者。所以反垄断法对消费者不一定有好处。

新古典理论的“完全竞争”,其实是没有竞争。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说得很清楚,如果每个企业都是“完全竞争者”,没有利润,没有资金从事研发,是不可能有技术进步的。企业之所以搞研发,就是希望有一种与众不同的产品或专利,形成独特的竞争优势。企业开发新产品,申请专利,采取特殊的定价策略,广告策略,并购投资等等,都是市场竞争的重要手段。

垄断要反,但应该反的是政府用强力施加的垄断,即政府只允许一部分人经营、不允许其他人进入的政策,而不是市场上自发形成的高占有率。历史上看,没有一个企业能够持续统治市场。不管是微软,还是英特尔,如果不能真正满足消费者的需要,或者定价太高,早晚会垮台。IBM原来很牛气,后来被戴尔、惠普打倒了。微软占软件平台70%、80%的份额,但是它不敢松懈,就像比尔·盖茨讲的,微软离破产永远只有18个月。这就是竞争的压力。竞争程度不能按市场上有多少个企业衡量,而要看有没有自由准入。

如果有企业采取侵犯别人权利的办法去竞争,政府一定要管。但这是产权的保护问题,与反垄断无关,采取这种不正当竞争的可能是很小的企业。在这个前提之下,不要限制企业的规模,也不要认为企业数量越多,竞争越激烈。衡量垄断的唯一标准是有没有政府的政策保护,与企业大小无关。

回头看反垄断法的后果是什么?很可能变成落后企业反对先进企业的工具。有些企业竞争不过别人了,就起诉别人。像现在,任何两个企业并购都要由商务部批准——例如生产电饭煲企业并购还要商务部批准,是很荒唐的。

信息不对称问题:

市场是一双隐性的眼睛

新古典经济学假定信息是对称的、完全的。一个推论就是,如果存在信息不对称,就需要政府去监管企业。“非对称信息将导致市场失灵甚至消失”,这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克罗夫的“旧车市场”理论,食品安全检查,药监局,馒头办公室等等,都建立在这样的理论基础上。

听起来蛮有道理。牛奶有三聚氰胺,消费者怎么知道呢?如果政府不管,我们不都喝了有毒的奶吗?

提出这样的问题是因为我们低估了市场的力量。新古典经济学只知道市场是只看不见的手,没有看到市场还是一双隐性的眼睛——声誉机制。长期看,市场竞争生存下来的企业,都是声誉良好的企业,欺骗无知的人并不是最好的竞争策略。企业有积极性提供信息,消费者也有积极性获取信息。从这个角度看,新古典经济学有很多矛盾,比如依据反垄断理论,企业做广告会增强市场支配力量,属于垄断行为,但另一方面,它向消费者介绍产品,树立品牌,恰恰是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的重要手段。

在很多情况下,是政府干预导致了市场信誉机制的失灵。简单地说,如果什么都要政府审批,企业不会在乎自己的声誉好坏。在市场竞争中,企业要讨好消费者,但是,如果能不能进入这个行业、能不能卖这个产品由政府说了算的话,企业就会去讨好政府官员。讨好政府官员比讨好消费者更容易,因为消费者很多,政府官员是少数人。

打个比方,卖房子时,如果要讨好消费者,200套房子要讨好200个家庭,平均每个家庭三到四个人,你要讨好七八百人。但如果是政府官员审批的话,一个处长,你只要保证送上三套房子就行了。由此不难理解:政府部门获得审批的权力,并不意味着问题的解决,往往是腐败机会的滋生。事实上,许多政府审批名为规范市场,实为官员寻租。

市场与企业的关系:不要反感大企业

现实中,没有完全竞争,信息也不对称,市场如何运作?超市里卖的矿泉水,消费者不认识它的企业老板,更不认识它的员工,为什么敢喝?如果把它的商标去掉,你还敢喝吗?相信大部分人不敢。原因在于,企业是一个声誉机制,承载着一系列连带责任。有了连带责任,才能建立信任。简单来说,某组织有一个名字,这个组织的人之间就存在连带责任。没有名字,就没有连带责任。

如果按主流经济学的定义,完全竞争的市场由无数个原子式的小企业组成。但在这样的市场上,信任是建立不起来的。每个人一个名字大家记不住,所有人都叫一个名字也不行。所以,在多数行业中,最后往往形成几个大品牌,这样消费者可以记住它们,相信它们。因此,我们不要反感大企业。没有它们,市场经济不可能有效运行。

在企业内部,承担连带责任更精细。简单地说,什么叫老板?就是对所有的员工承担连带责任的人。假如你是一个餐馆老板,你的员工菜没洗干净,客人吃了拉肚子,谁负责?是你。你不能说我不在场,我不负责。作为老板,你不仅要对所有员工的过错承担责任,还要对上游供应链上的厂家承担连带责任。譬如一个牛奶企业,奶源不是你生产,饲料不是你生产,但是牛奶中检测出三聚氰氨,不论是谁加进去的,你都要承担责任。有能力承担这种连带责任的,就是品牌企业。一个企业有多大的能力承担责任,就有多大的利润空间。如果你没有能力为他人承担责任,就做个体户,只对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当然也不可能赚大钱。


从这个角度理解,一个行业只有几家大企业不是坏事。亚当·斯密反感大企业,他曾提到,大企业老板们凑在一块肯定是想坑害消费者。实际上,没有大企业,就不可能有大范围的市场。科斯把企业理解为市场的替代物,认为市场交易成本太高,需要企业替代市场,这个观点可能有问题。企业不是市场的替代物,而是市场本身的运行方式。正是企业的存在,降低了市场的交易成本。如果没有企业,信任关系建立不起来,我们就不会买牛奶喝。自己养奶牛太贵,就不喝牛奶,喝稀饭——这就是自给自足,不存在市场了。

因为信息不对称,要求政府干预,或者针对大企业制订反垄断法,都是不合理的。市场中,由于存在声誉机制,使我们可以跟陌生人合作,交易各种各样的产品。企业的品牌和市场的信任在此过程中建立起来。因为这个原因,人为地限制企业规模是不对的,那其实是在破坏市场秩序,破坏市场的有效性。

(本文由作者根据在北京大学的演讲修改补充而成,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