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策智库 ChangCe Thinktank

在放开竞争前提下，政府转变公共财政的职能，从扶助优异转向弥补市场不足，义务教育在一个符合中国发展水平的基准上实现有限而基本的均等化，是完全有可能的

面对“择校费”的问题，行政化的禁令不仅毫无用处，无法实行，而且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关键在于，政府是不是将有限的公共教育资源投入到应该投入的地方。要做到这一点，出路不是强化行政化，而是推进公共管理的变革，首要就是推动教育行政部门的政务公开

在高校自主招生的制度下，考生们或许会在某一个学校遭遇到某种“不公”，但是多元报考、双向选择的制度确保了具备接受高等教育素质的考生基本上能在自己相对心仪的大学深造，从而在整体上实现教育公平。指望“高考裸分”这根独木桥会带来公平，不啻于缘木求鱼

人们看到了被扭曲的“市场化”、“产业化”所带来的重重弊端，但是不去追究扭曲背后的旧体制、旧力量、旧思维，不去推动公立教育机构之间有管理的竞争，不去推动民营教育机构的发展壮大，不去设法打破行政化教育体制，反而冀望以回归行政化的方式来克服“市场化”的弊病。

“地王”疯狂其实暴露的是大国企所面临的“大”而不“强”的困境，也彰显了国企改革仍然没有能够从根本上解决资本预算软约束、内部人控制、创新能力不足等顽症。经历了30年的改革，国企扭亏为盈之后，我国国企改革又回到了一个新的更加困难的起点，深化改革仍然任重而道远，因为它不仅局限于国企微观层面，而且对政治体制改革提出了更高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