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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美影厂翻出仓库宝贝
2012-09-18 08:38:31 来源：环球企业家 作者：陈丹琼 陈敏

内容导读：一位职业经理人有了一个擦亮这家老牌国有电影厂招牌的大计划：孙悟空+黑猫警长+邋遢大王?+……

当蜘蛛侠与蝙蝠侠攀爬跳跃于中国影院之间时，邋遢大王毫不意外地成为不起眼的配角。
8月27日，《超凡蜘蛛侠》和《蝙蝠侠:黑暗骑士崛起》同一天在中国上映。这样的好莱坞动画大片拥有众多中国粉丝，每部影片在大陆地区的票房预计在1亿至5亿元之间。十天前上映的本土动画片《邋遢大王奇遇记》显然不具备这么强的吸金能力，出品方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以下简称“美影厂”）对票房的期待是800万元。
但《邋遢大王奇遇记》的上映，对美影厂新厂长钱建平依然极具标志意义。这部1985年的热门动画片此刻登录院线既表明其复兴美影厂的决心依然坚定，也表明那些堆积在美影厂仓库中的数百部老电影当下依然具备翻新价值。
“不能让观众忘记美影厂。”钱建平告诉《环球企业家》。他在美影厂内部也在极力传导着这种忧患意识。这种局面对于50年前的美影厂来说简直不可想象。作为国内最大的美术电影制片厂，当年各项精湛的创作手法—水墨、木偶、折纸—所制作的动画影片屡次获得国际大奖。在某种程度上，曾经的美影厂的动画片制作实力，并不逊于现在的蜘蛛侠、蝙蝠侠电影出品方哥伦比亚、华纳兄弟。
创作能力一直是美影厂之所长，辉煌的80年代过去之后，美影场并没有放弃尝试，2000年和2001年分别推出商业动画片《宝莲灯》和《我歌歌狂》，尤其是《宝莲灯》不但汇集姜文、宁静等大牌配音，李文演唱的主题曲《想你的365天》更是到今天也有流传。但是由于缺乏资金和对动画品牌概念的认识，这样的商业运作并没有持续，其推出下一部人们有印象的公映影片《葫芦兄弟》已经到了2008年。
《葫芦兄弟》和美影厂2010推出的《黑猫警长》掀起了不小的怀旧风潮，但也从那时起，美影厂开始背上了炒冷饭的质疑。两部影片均为原始动画系列片剪辑修复成片，《黑猫警长》的新创镜头只有短短的几分钟，《葫芦兄弟》只是重新配了音。观众将他们的意见转化成了票房结果，口碑稍微好些的《黑猫警长》也只收获了800多万。
《大闹天宫3D》及《邋遢大王奇遇记》为钱建平任期内上映的影片。《邋遢大王奇遇记》的档期并不特别好，只是堪堪赶上了暑期档的尾巴，上映第二周就要面临《超凡蜘蛛侠》的压力。即便如此，美影厂内还是有一个人坚持推出《邋遢大王奇遇记》，这个人就是厂长钱建?平。
“王者”归来
钱建平不是“体制内”成长起来的国企管理者，他曾留学日本，并在日本上市公司从事实物销售工作10余年。2005年，他开始担任大耳朵图图影视公司（上海电影旗下）的总经理，主要任务是将系列电视动画片《大耳朵图图》作为一个单独的项目来运营，进行动漫产业链建设的探索。期间，他还兼任上影旗下东方影视发行公司总经理，负责电影营销。。他2010年底任职美影厂厂长后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发行《大闹天宫3D》，那是美影厂头一次拿出影片成本三分之一的合理价格来专门做市场宣传。
相比于《大闹天宫3D》耗时3年、近400人团队的制作，《邋遢大王奇遇记》显得有些仓促。钱建平忙完《大闹天宫3D》的发行后，忽然发现2012年之后的11个月里，美影厂竟然没有一部片子准备好了发行。
按照一部片子正常的制作周期来推，问题直接出在2年前。2010年时，中国银幕被美国大片冲击，对于美影厂来说，投资风险影响着决策。

要知道，如果美影厂一年什么都不干，依靠地产以及人物授权和海外销售，仍有上千万的收入，相当于一部全新动画电影的支出，如果不能确定投资回报比，美影厂干脆在当时没有规划新片，而这个规划断档，就使得两年后的美影厂可能在整整一年消失在银幕上。
美影厂品牌管理主任张颉隽回忆道，当时钱厂长说了，暑假一定要有片子，再困难也要做。
从市场的角度来看，钱建平是正确的。2008年5月《功夫熊猫》登陆中国，在大荧幕上掀起一阵动画热潮，以至于三年后的续集，都能在中国内地狂收6亿票房。2009年，早已火爆电视荧屏的动画片喜羊羊推出了系列电影，并连续三年创造票房神话。2011年之后，越来越多《魁拔》这样的原创动画也开始做大荧幕的尝试，而《魁拔》即使当年票房不利，但因为极好的口碑也开始准备续集。
“这样下去，三五年之后，观众就会忘记美影厂了，美影的品牌就会断送。”钱建平说。因此他坚持在未来的寒暑假档期都要推出美影厂的电影，在时间有限的情况下，向库房中500多部、4万多分钟的资源求助，翻新《邋遢大王奇遇记》等经典影片的确是恰当的“无奈”之举。
张颉隽为了《邋遢大王奇遇记》的发行，在放映前两天到达成都，几乎把当地的影院都跑遍了。他的其他几个同事，分别去了西安、深圳、重庆等地，希望能跟影院方沟通，让邋遢大王在大银幕上多挂几天。但结果也只是上映第一天能有十多家影院放映，到了第二天8月18日周六，成都就仅剩3家影院可查。上海方面倒是有联合院线、上海影城等独立影院的照顾，但是上座率依然不?佳。
影评人张小北分析，影院中真正票房成功的动画电影都是合家欢类型的，因为虽然动画片面向低龄受众，但他们没有购买力，所以打动家长也很重要。另外如今的观众已经看惯好莱坞的CG（数码图形）动画制作，美影厂的手绘动画偶尔怀旧一下可以，长期如此并不占优势。
不过，今年的两部修复片对于美影厂来说，才只是刚刚开始。
全产业链
钱建平是美影厂历任厂长中的第一位职业经理人，与老一辈厂长的艺术家身份不同，钱更善于企业运营，考虑得更多的是发展战略和盈利模式。集团领导在任命时对他提出的明确要求是想清楚发展方向，不是想眼前的，而是三五年后甚至八年十年后的美影。
钱建平清楚在世界范围内，做动画有两种模式：一类是以迪士尼为代表的全产业链公司，从制作、发行再到衍生品授权都有非常专业的团队，迪士尼乐园是这个产业链的终端，在乐园里连电影院都归自己；另一类是皮克斯、梦工厂为代表的制片公司，他们依靠强大的故事制作赢得高票房。
美影厂长久以来走的是第二种模式，但是在动画表现技术上的差距是短时间内无法跨过的鸿沟。国外大片技术发达，非常擅长影像刺激，容易产生商业价值；美影厂过去的动画片则更多着眼于艺术、中国文化，难以进行量化生产。“两者放在一起到市场上来竞争，结果可想而知。”钱也坦率承认，如果更多的依靠童年回忆来吸引观众，在观众的欣赏口味已经被这些国外大片所改变的情况下，是不能长久的。
钱建平选择了第一条路，美影厂的新方向是成为全产业链的动画公司。他说，“全产业链上，才有更多可以盈利的环节。”他以游戏产业为例，中国动画产业去年130亿，今年预计170亿，但是游戏产业早已是个千亿级的产?业。
在他的办公室里正摆在几袋美特斯邦威今年新设计的孙悟空系列T恤，孙悟空化身为咆哮、X光效果等酷元素的载体。他构想中的动画形象应该无处不在，文具、鞋子、玩具、钱包都是可以搭载的对象。连目前办公室所在的上海万航渡路618号，也被纳入规划，将成为未来美影厂动画主题乐园的所在。
不过，现在就谈全产业链还太遥远，一切都有赖于“几个响当当的动画品牌”的建立。钱建平首先要回到创作这个源头来。
钱走的第一步是片库营销。这确实是美影厂的优势，包括没头脑与不高兴、舒克与贝塔等，每个“80后”都能数出十多个动画形象。而针对不同类型的动画片，钱建平也向《环球企业家》介绍了各种复活老故事的制作方式。比如《我为歌狂》很适合做成音乐剧电影，而《葫芦兄弟》有望推出真人版。钱建平解释道：“真人版的片子成本更低、周期更短。如果故事剧本沿用原版，基本上两个月能拍好，再加上后期制作2个多月，半年内就能做出?来。”
资深动画制片人胡宗京对此也认同，他说，“好莱坞就有人物序列管理，每隔几年就要老形象重新包装推出。”而从迪斯尼一次次游说美国政府延长版权保护期，也可以看到80多岁的动画形象都远未到退休年龄。
钱建平也不怕炒冷饭的质疑，他说：“战略需要一步步走，等到有新的作品出来，大家就不会有这么多质疑?了。”
另外，美影厂引以为傲的手工技艺也在计划之内。钱建平计划重启利用水墨画、木偶戏等技术制作动画片，并打算明年前往法国动画节参加比赛。但是这些优秀的动画片反而因为耗费工时人力限制了传播渠道的发展。美影厂副厂长朱毓平曾经向媒体表示，水墨动画的成本是普通工艺的3倍，但电视台的收购价是一样的，美影厂为了保持工艺不失传，只能做一些艺术短片和广告片。即使不用水墨技艺成片，手绘的工艺也要比GC动画片成本高出许多，《大闹天宫3D》要从4：3的比例改制16：9,十几万张的手稿就需要400人耗费200万工时修改才能完成。
如此，在大荧幕上的博弈虽然风险相对电视台要大，但是受益却更符合市场规律。
不过，新作品中最值得期待的、能成就“响当当品牌”的就是《黑猫警长2》和《大闹天宫2》了。做系列片并无不妥，好莱坞的经验也是这样。从全球票房排名前十的动画电影来看，几乎都是系列片。作为洛克王国系列电影制片人的胡宗京说，“做产业链，要有耐心，一至少要做三部，第一部出不了明星。前期投入时间长，但后期边际效应递增。”
美影厂曾经在创作上遥遥领先，多少得益于国有企业的制度。艺术家们专心创作，并不担心发行，国家每年会统一收购统一销售，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成本、盈利等词语对于美影厂是完全陌生的。但是这个制度在2000年后给美影厂带来的却是先天竞争力的缺失，当需要自负盈亏开始做发行的时候，如果不是上影集团其他兄弟企业的帮助，美影厂是一点经验也没有。
美影厂此时就像一个满目疮痍的巨型婴儿，要做全产业链，那么需要补足的东西实在太多。
美影厂到现在创作部门和发行营销部门还都是孤立的。发行人员不熟悉产品内容特点，如果碰上新片的创作需要一两年时间，发行部门就几乎没有事情干；制作完成后又因为希望尽快回收投资，留给发行人员开发设计海报、促销品，构思策划方案的时间非常短。如果做不好，生产部门的人员会觉得“我做的产品那么好，怎么销售这么不行”。钱建平认为，这样的扯皮，最终的受害者是投资人。
到了衍生品的环节，需要跟外部及时沟通，但通常都是到了片子制作完毕，要上映，才临时想到是不是也找几家授权商，而授权商的答覆是，“等你的片子发出来看看吧”。
在最重头的《黑猫警长2》和《大闹天宫2》项目里，钱建平重新定义了“制片人”这个角色。制片人成为一个影片的统筹者，将负责策划、组织拍摄、制作宣传发行方案以及衍生品的开发和销售，包括去和游戏商谈判。“我要求他们全产业链，负责到底。”这个负责人将成为品牌的长线管理者。钱建平期待着黑猫警长下一次出电影的时候，影片制作能和游戏制作商的合作同时推进，在电影上映前，游戏就能先推到市场上，成为电影的预热，形成更良性的循环。
目前这两个组里各配了两个执行制片人，钱建平希望他们充分锻炼起来，通过一两部片子，经验能力都有提升，到时候再各自独立来承担制片，再带新人。没有人才，钱建平就要变成做很多片子的制片，但这也让他很头疼：“如果我今天忙了，耽搁了，他们只能继续等指示。”
在一家老牌国企中做改革并不容易。发现制作与发行的割裂，他推出了“制片人”项目制；但是推行了“制片人”制，又会遇到新麻烦。钱说，“这个很难，你说我是厂长，我说话下面人能听，但我要是提拔一个有能力的年轻人呢，他需要协调的可能还是他领导，那交待下去的事情什么时候才能有反馈呢？”
钱建平说：“战略我上任之前就想过，但现在重要的是执行，这要等到每天来这里上班，遇到这里的人了解，才能解决。”
钱建平恢宏的梦想之下，他所做的每一步都可能是对美影厂彻头彻尾的重塑再造。一个自称职业经理人的新厂长，面对积习已久的老厂子，每一点改变都像在对方身上动着刀子，必须要割得生疼，才会见效。制度的障碍他也最清楚，美影厂需要人才、技术、强大的宣传渠道以及综合的营销团队、游戏方面的合作公司，这些在一个没有竞争的机制内是无法完成的。钱已经计划着在至少一两年里，要让美影厂走向股份制，建立现代企业的组织架构、人力资源体系、管理运营体系。他说：“要用股份化来推进动漫产业链的建构。”

匹夫有志，可敌三军
方流芳*

　　十多年前，作为教师代表参加过一次本科毕业生座谈会。与大学的其他师生座谈一样，照例也是教授们侃侃而谈，学生们洗耳恭听。毕业生得到的最生动的教诲是：“终成大器之途，始于韩信胯下之辱，古今相通。”听着听着，本人突然有骨鲠在喉，一吐为快的冲动，当场发表了一通令人扫兴的评论。大意如下：“初遇强者挡路，不得已而为他人胯下行，是谓隐忍蓄势；久而久之，习以为常，凡遇强者，即匍匐穿行其胯下，是谓自辱以取用；进而精通胯下谋生之道，往返自如，怡然自得。若事业之成始于他人胯下，日复一日，胯下之行，何有穷期？人之一生，终老胯下，岂不可悲？”

　　前两年，读慕容雪村以律师为主角的小说《原谅我红尘颠倒》。我发现，书中的每个律师都把胯下之辱看成生财之道，不仅长袖善舞，而且传诸新人，薪火相传。在慕容笔下的每个律师似乎都接受过或者传授过这样的洗脑教育：“世道如此，识时务者为俊杰。客户所看重的，就是律师和法官的关系，我不贿赂法官，客户就离我而去，我何以为生？同事、同行无不如此，我特立独行，何以在此江湖立足？如今，教授在办‘辅导班’、‘学位班’，参与文凭销售；医生兼任药商派驻医院的、凭药品消费量领取佣金的销售代理；会计按照公司控制者的需要制作财务报表，却由投资人为之付费；市场监管者和监管对象之间存在千丝万缕的利益关系，官员或者其代理人运用公权力经商，利益滚滚而来。与之相比，律师给法官一点好处，无非是用客户的钱为客户办事，何错之有？”在每个人内心深处，腐败是邪恶的原罪；在经世致用的时候，腐败是强大的力量，可屈从而不可与之争锋，当腐败与行业规则结合在一起，每个业内人士都争相拥抱腐败，惟恐“被边缘化”而错过“主流”所生成的、熠熠生辉的升官发财机会。从抗拒、自责、麻木到感到欣快，再到嗜好成瘾，这就是人们屈身胯下所产生的感受的历史性变化。

　　然而，胯下求生实在是一种与律师精神格格不入的处世哲学。律师精神在本质上是一种对抗精神——律师首先是斗士，或为主动进攻的挑战者，或为勇于应战的捍卫者——正是对抗精神为律师赢得客户和声誉。在英文里，律师是代言人(advocate)、辩护人（defender）、讼师（litigant）和受托人（attorney），律师的中文意义也是大致相同。为他人争鸣，当有勇气、智慧和坚韧，这就是律师的美德。无论站哪一边，律师都可能得罪那些站在对立面的、充满威慑力的机构和个人。因此，面对威胁，最不应当闪身而过的就是律师。

　　遇见一堵挡路墙，有人绕行，有人翻墙，有人找门，而有眼力的律师却能看到挡路墙内部的脆弱结构，知道何时奋力一击，破墙通路。人们一定记得围绕深圳特区的那一堵墙——它把“特区”和“内地”、把城市和农村隔离开来——中国公民需要“暂住证”才能在墙内合法居留、工作，而取得“暂住证”的历程充满了艰辛和困苦；进入墙内而没有暂住证，则面临“收容”、“遣送”。在2003年之前，深圳“收容站”已经累计关押、遣送了数百万人。2003年，几名律师因势利导，呼应民意，为“收容”、“遣送”的受害人大声疾呼，“暂住证”随之废除，高墙终于瓦解。律师攻击了那堵高墙最脆弱的部分——欠缺正当性——不管高墙在形式上是否合法，它都冒犯人权、违背民意。可见，当理想主义的浪漫唤醒个人尊严，当个人开始厌恶怯懦、苟且和机会主义的另一个自我的时候，匹夫之勇亦可阻挡三军。

　　律师是一个常常发动挑战的角色。在常人看来是命中注定的天灾人祸，在律师眼里却是一个应当有人对此负责的人为事故。例如：2012年7月21日北京大雨，一辆越野车在广渠门桥下熄火，电路浸水失灵，驾车男子无法开启电动车窗，绝望中以头撞击车窗，颅骨破裂而亡。在电路失灵之后，汽车车窗自动上锁，驾驶人无法手动开启车窗，汽车在瞬间成为一间禁闭铁屋，而汽车使用说明书又没有对此给予警示，这是否构成了不合理的、谨慎常人难以避免的危险？汽车制造商是否应当对这一设计缺陷负责？这样的争辩将造成一种压力，责任人会在压力下现身，受害人会因此而得到赔偿，同时，其他汽车制造商也会从这一信息中领会到改善安全设计的必要性，汽车将因此而变得更安全。又如：吸烟致癌，在常人看来，这是自担风险，却有律师争辩说：如果制造商对吸烟危险给予充分警示，许多人本来不会吸烟，但制造商声称吸烟与癌症之间的因果关系无从证明，“柔和型”（light）香烟危害更小，这无疑误导了消费者，诱使本来不吸烟的人吸烟、诱使本来打算戒烟的人放弃戒烟，所以，制造商应当对欠缺警示和误导消费者负损害赔偿责任。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律师在全球范围内发动针对烟草公司的集团诉讼，巨额赔偿正在导致烟草市场的萎缩和卷烟价格的上涨。

　　当诉讼激活法律之后，法律就与现实生活结合在一起，而成为可以触摸的正义，而正是那些勇于主张权利的当事人和勇于挑战的律师结合在一起，激活了法律。

　　律师是一个给自己树敌的职业。“一个没有敌人的律师可能是一个懦夫和马屁精……你一定把自己和其他律师的友谊看得比客户利益更重要。”（Alan Dershowitz，Letters to A Young Lawyer，20）按照德肖维茨的看法，律师常常需要考虑的问题是“与谁为敌？”把德肖维茨的问题转换一下，那就是“为谁服务？”在一个社会，最需要法律服务的人，往往是那些最容易受到伤害而付不起律师费的人：讨薪者、下岗工人、外地人、退休人员、拆迁户、小股民、交通事故、医疗事故或者环境污染受害人、吸毒者、病残人、受歧视的人、国人皆曰可杀的人、当权派视为政敌的人……法治在中国已经是不可抗拒的大趋势，律师海阔天空，大有作为，而那些为了弱者而不惜四面树敌的律师，将来一定能够在孩子们心目中成为大英雄。因为，在一个社会，如果法律服务只是政府机关、大公司和文教单位才有资力消费的奢侈品，律师只是在大都市的写字楼里隔空打物、纸上谈兵，我们就会离法治越来越远。

（本文为《律师文摘》2012年第四辑卷首语，转载请注明出处。）

*方流芳：中国政法大学中欧法学院中方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美国政治圈内人
本文来源于 财新《新世纪》 2012年第37期 出版日期 2012年09月17日

　　 美国总统高级竞选团队的成员，随着其身份在竞选和选后政府中的不断转换，无论在选举期间还是在选后的政府内都发挥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财新《新世纪》 特派华盛顿记者 章涛

　　今年7月1日，传媒大亨默多克在推特上发言：“昨日遇到罗姆尼，除非他抛弃团队里的旧朋友，雇佣新的专业人士，否则很难击败对手。”随后，通用电气前首席执行官韦尔奇也发推特称：“希望罗姆尼能听默多克关于竞选雇员的建议，在和芝加哥专业人士（奥巴马竞选团队）竞争时，没有空间给业余人士。”
　　虽未点名，但媒体认为他们所指是罗姆尼的主要竞选助手之一费恩斯托姆（Eric Fehrnstrom）。
　　在MSNBC的节目中被主持人问及罗姆尼团队对最高法院关于奥巴马医保法案裁决的态度，费恩斯托姆认为医保法案并非是一项税收而是惩罚，并称罗姆尼在这一点上和奥巴马意见一致。
　　此言一出，费恩斯托姆便遭到己方保守派人士的猛烈抨击，称罗姆尼应该让他“休假至大选结束”。
　　十天后，奥巴马竞选团队副经理柯特（Stephanie Cutter）也遭到来自共和党方面的攻击。由于在一个和媒体的电话会议中，她攻击罗姆尼未向大众充分解释其在贝恩资本的记录，描述罗姆尼是“自尼克松以来最神秘的总统候选人”。罗姆尼团队要求奥巴马做出道歉，称柯特的攻击进一步拉低了选举的底线，并质疑整个竞选活动的道德。但面对批评，上述竞选团队成员地位并未轻易撼动，既因为其对竞选活动的重要作用，也是由于他们和总统候选人之间建立起来的长期密切关系。
　　类似柯特和费恩斯托姆的这样的高级竞选团队成员还有很多，随着其身份在竞选和选后政府中的不断转换，他们构成美国政治生态中所谓的圈内人，无论在选举期间还是在选后的政府内都发挥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为什么参加竞选团队
　　在美国，从州议员、州长到国会议员，以至总统竞选中，竞选团队不可或缺，但规模则取决于竞选职位和候选人的可用资源。
　　截至今年7月的统计，奥巴马目前支付工资的竞选职员人数超过800人，而这一数字随着奥巴马近来筹款数量的上升还有可能增长，而罗姆尼在这一期间支付工资的人数为355人，4月时则仅有不到100人。
　　以罗姆尼的竞选团队为例，它的竞选团队分成若干部分。协调管理层包括竞选经理罗德斯（Matt Rhoades），他是竞选活动最核心的组织者。而包括前述费恩斯托姆在内的若干高级顾问和策略师均在这一层面，他们并不一定在政治地位上低于竞选经理，但多为专注某一领域，接受竞选经理的协调。
　　在这一层面之下便是各个分组，包括政治组、联合组、传播事务组、数码活动组、政策组、法律事务组、运营组和财务组，此外，还有罗姆尼妻子的幕僚团队。
　　在职责具体分工上，政治组主要任务是与选举出的官员以及选区领袖沟通以争取支持和建立合作，其中又划分出美国各片区负责人；联合组主要协调与如妇女、拉丁裔等各群体的合作；媒体组负责媒体和公共传播，以及民调搜集；数码组负责节目制作、组织线上竞选活动等；政策组包括外交、内政、经济、劳工、贸易、医保等细分小组，各组内有各领域的专家顾问，而该组主管即是新近崛起的华裔哈佛博士Lanhee Chen；运营组则处理人事、准备各种报告；财务组负责筹款和竞选运营资金安排。
　　奥巴马2008年大选的竞选经理普洛夫（David Plouffe）在回忆录中记述自己搭建班子之初的安排，称专门设立了小组研究竞争对手和奥巴马本人：“你得比对手和媒体更熟悉自己。”
　　在2008年和今年为奥巴马竞选团队担任亚裔事务顾问的薛海培向财新记者介绍，自己在芝加哥团队总部访问时，一个政策组办公室内就能见到二三十人，每个政策分工详细，但同时团队内的职责划分又非常灵活，在一些重大议题的定位还是需要候选人本人拍板。
　　为准备总统竞选，竞选团队班子提前两年便开始搭建，最开始只是核心成员，此后随着选举进程开始增加人手，而人员来源一般包括竞选人原来的职员班底、私人朋友或朋友介绍、竞选咨询的专业人士、各领域权威专家以及实习员工，他们或为团队正式雇员，或和团队保持合作关系以提供咨询意见。
　　根据罗姆尼竞选网站的信息，他目前的中国政策顾问包括三人：费根鲍姆（Evan Feigenbaum），欧亚集团亚洲区负责人，曾为先后负责南亚和中亚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并为前副国务卿佐利克担任中国事务助理，专于中国政治；费雷德伯格（Aaron Friedberg），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东亚国际安全专家，曾任切尼副总统办公室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卢肯（Kent Lucken），前资深职业外交官，领域为俄罗斯及中欧，后转任花旗银行私人银行部董事总经理，前往中国多次。
　　前述两人是作为涉华专家成为顾问，而卢肯则更多是作为罗姆尼的长期支持者，他不仅是外交政策顾问，同时也是艾奥瓦州西北区初选的组织者，为罗姆尼寻找该地区的党团选举领袖。“在竞选中没有捷径，特别是总统竞选，你必须把自己完全投入，你的工作时间是两年，而且除了凌晨1时至5时，你没有下班时间，当然也有凌晨3时需要你到场的情况。”普洛夫在《华盛顿邮报》上撰文回忆道。
　　作为回报，竞选团队人员一方面可以因为在选举中的贡献收获政治上的成就感；另一方面，那些被视为圈内人的人士无论竞选失败还是成功，自己的事业都将因此获益。
政府要员后备军
　　作为跟随罗姆尼最长时间的政治顾问，费恩斯托姆原为《波士顿先驱报》的记者，后转去广告公司。他曾对美国媒体回忆，自己在“9·11”事件发生的当天还在为一家美式连锁炸鸡店更新菜单写新闻稿。在罗姆尼竞选马萨诸塞州州长时，他开始为其助选，当时负责媒体事务，此后便一直担任罗姆尼的主要政治顾问。
　　在上世纪90年代为克林顿担任白宫传播事务助理主管的柯特则是民主党内公关主将，并先后为参议员肯尼迪（Edward Kennedy）、总统候选人克里担任传播主管，并在2008年时担任奥巴马妻子米歇尔的首席幕僚，在奥巴马当选总统后又负责为医保法案协调公关活动，并被任命为总统助理高级顾问。为准备2012年大选，她辞去白宫职务重新加入竞选团队负责媒体事务。
　　总统候选人入主白宫后，会偏向带去自己过去的工作班底或竞选团队中能干且关系密切人员。美联社将在奥巴马2008年胜选后跟随进入白宫以及目前加入2012年大选的人称为“经历过战火的考验”，意即和奥巴马一起与希拉里、麦凯恩竞争，并在进入白宫后又面对经济衰退、医保法案等议题挑战。
　　奥巴马来自竞选团队的圈内人包括前述的普洛夫。作为2008年的竞选经理，胜选后普洛夫虽没担任公职但一直是奥巴马的外部顾问。在2010年民主党中期选举大败后他重新加入团队，目前在白宫任职总统高级顾问，他负责一系列竞选战术设计。
　　而按照奥巴马竞选的两极设计（白宫和芝加哥），芝加哥团队的竞选经理是梅西纳（Jim Messina）。目前在竞选活动中地位最高的应属阿克瑟罗德（David Axelrod），他在2008年和今年都担任奥巴马的首席政治策略师，在胜选后在白宫担任高级顾问，2011年底辞职返回芝加哥专心准备2012年大选。此外还有此前辞职的白宫新闻发言人吉布斯（Robert Gibbs），他在2008年大选期间担任奥巴马的竞选发言人，辞职之后也一直在媒体上为奥巴马的政策辩护。
　　除了这些直接供职于竞选团队的人，奥巴马竞选时的政策高级顾问也在其当选后多有重要位置。如现美国驻联合国大使赖斯（Susan Rice）、去年7月辞职的副国务卿斯坦伯格（James Steinberg）等人，均是其竞选时的国家安全顾问成员。
　　具有代表意义的当属现任总统国家安全顾问多尼隆（Tom Donilon）。一方面他曾在克林顿时期先后任职国务卿办公厅主任及助理国务卿，在外交领域有丰富经验；另一方面他从24岁开始便协助民主党多位大佬竞选总统，其中包括1988年时为拜登助选总统。在奥巴马2008年大选时，他作为国家安全顾问团队的一员，在奥巴马就任后跟随来到白宫，为当时的国家安全顾问琼斯（James Jones）担任副手。
　　琼斯曾为四星上将及前北约司令官，据华盛顿政治报纸《Politico》报道，他却一直不被视为奥巴马的圈内人，和奥巴马的核心团队格格不入，并和熟悉行政部门运作的副手多尼隆关系僵化，最终辞职且被后者接替。
　　一位美国政府的中层官员向财新记者表示，在一些重大决定上，政府部门其他职员更多履行事务性工作，而决策过程主要由这些小圈子成员参与。
　　即使是在2008年大选中失败的希拉里，其在担任国务卿之后也将自己竞选团队中的干将带往国务院。《Politico》称，由于个人魅力，希拉里在参议员和竞选期间的职员很多都希望能继续跟随，但国务院职位有限，因此为了挤入她的“小圈子”而竞争激烈。
　　目前的罗姆尼竞选团队亦有自己的核心圈子，比如从2008年就协助他的竞选经理罗德斯、被称作他“第六个孩子”的斯维克（Spencer Zwick），后者和罗姆尼的儿子塔格（Tagg Romney）一起创办了私募基金Solamere Capital，在为罗姆尼募集资金方面立下大功。
　　但另一方面，在外交政策领域罗姆尼的核心团队内部也存在分裂，而这一团队有可能是其当选后的外交政策班底来源之一。《外交政策》主编罗斯科普夫（David Rothkopf）称目前罗姆尼正大量召回小布什时期的团队，其中既包括前副国务卿佐利克、原国家安全局和中央情报局局长海登（Michael Hayden）等主张现实主义的人士，他们更看重外交手腕和追求均势，又包括像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博尔顿（John Bolton）这样的保守派，他们更加偏向于使用武力干涉和加大军事开支。

莫干山会议：兴奋、迷茫和失望
聂辉华

1984年9月3日－10日，在浙江省德清县莫干山召开的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讨论会，提出了一些重要政策，例如影响中国改革进程的“价格双轨制”理论，推出了一批日后成名的青年经济学者，例如著名的张维迎、华生等。对于拥有浓厚的家国情怀和经世济民理念的中国经济学人而言，“莫干山会议”不仅是彪炳史册的事件，而且是很多人的梦想与追求。

28年后的9月15－19日，中青年改革开放论坛再次选择了莫干山，主题是“创造公正、开放与可持续发展的社会”。经历了八九十年代波澜壮阔的经济体制改革，二十一世纪的头十年中国在体制改革方面只能说是波澜不惊。显然，改革进入了深水区。在这种背景下，听说莫干山会议要再次召开，而且邀请我参加，我的第一个感觉是“兴奋”。错过了上一次的莫干山会议，我终于在青年时代等到了属于自己的莫干山会议！作为接受过海内外一流教育的青年学者，我们这一代在理论基础上更加坚实，在分析工具上更加灵活，完全有可能凭借学者的力量再次推进中国的改革伟业。

虽然莫干山风光依旧，但世易时移。面对国内外的复杂形势，面对改革的重重壁垒，面对纷纭复杂的理论观点，我们应该从哪里寻找改革的动力？又该从何处入手进行改革？如何保证改革的成果为多数人所分享？一想到这些问题，我的第二个感觉是“迷茫”。如果说，28年前的中国象是一张白纸，随便画几笔都可以成为浓墨重彩，那么今天的中国就象是一张写满字的纸，没有点睛之笔，根本无法下手。不管你提什么政策，我相信在微博上都可以找到原形。关键的问题不是改革的方向，而是改革的策略，是一种可以被执政者直接或间接接受的巧妙策略。这更需要智慧，而不仅仅是激情。

然而，新莫干山会议的结果让我“失望”，这是我的第三个感觉。

首先，会议的成果低于我们的预期。它没有提出令人耳目一新的理论观点，没有提供攻克改革壁垒的巧妙方略，也没有推出一批崭露头角的青年学者。第一个“没有”我可以接受，毕竟时代不同了。第二个“没有”辜负了时代的寄托，因为大众期待的是改革的大智慧，不是观点的堆积，更不是慷慨激昂的口号。第三个“没有”则难辞其咎，因为这本来是会议组织者最容易做到的事情，尽管这个目标不是重点。（作为一名知名的青年经济学者，我本人对此并不在意。）

其次，会议的效率非常低下，浪费了丰富的人力资本。开会前一个月，我才收到会议邀请函，对于会议的详细议程一无所知。不知道自己分在哪个组，不知道本组讨论什么议题，也不知道跟哪些人一起讨论。而且，很多凭借论文参会的代表，直到会议开幕前几天才收到邀请函。直到会议召开那天，我才知道自己分到理论与宏观组，而最重要的“议题”依然没有明确。这么重要的一个会议，受邀专家不知道讲什么、怎么讲、和谁讲，而是到了会场临时讨论议题，效果可想而知。除了临场发挥，大多数代表都无法准备与议题有关的背景材料，自然就没有可靠的数据和严密的逻辑了。另一个严重的问题是，由于人数较多（140多人），而这些人之前既没有在会前沟通，也难以在会下争鸣，只能完全依靠会上的简短发言。我本人在三天的大会和小会上，一共发言时间大约只有5分钟。5分钟，谁能提供关乎国运的改革大计？

再次，会议浪费了密集的智力资源。尽管会议组织者安排了一些重要媒体，但媒体的眼光都盯着昔日的“莫干山七雄”。至少有三分之一的时间，会议的内容和媒体的眼光都聚焦于他们的“抚今追昔”，而不是大家的“继往开来”。作为昔日的才俊和今日的明星，他们自然有资格享受这等荣光，但如果他们依然是新莫干山会议的主角，又何必跟年轻人提倡“公平竞争”的莫干山精神？说白了，我们这些青年经济学人只是这次怀旧活动的配角而已！事实上，很多没有参加当年莫干山会议的中年学者和很多无缘当年莫干山会议的青年学者（在山上这些人有100多个），在各自的研究领域都有纵深的研究，应该能从不同的角度表达对改革的看法，甚至提炼出能够付诸实践的改革方略。但媒体对他们毫无兴趣，顶多找几个“媒体经济学家”吸引一下大众的眼球。看来，媒体知名度与学术水平无关，他们可以回去安心做学术研究了。

我不想苛责莫干山会议及其组织者，毕竟我不了解这次会议举办的背景。也许，真如组织者所言，“这次会议能够召开本身就是成功”！但我想，作为一个有时代责任感的青年人，作为一个有志于改革大业的青年人，我们不仅要推动时代的改革，也要推动会议本身的改革，两者的目标是一致的。我希望，下一次的莫干山会议（如果还有），能够在以下方面进行改革。第一，早日确定议题（至少提前半年），以便会议代表精心准备，有的放矢，而不是临场发挥。第二，精选会议代表，控制人数，因为人多无法深入讨论，每人发言时间太少。第三，以中年学者为主导，以青年学者为主体，两代人共襄改革大计。第四，必须达成一些共识，发布《莫干山宣言》，以务实可行的改革方略在至少一个领域的改革上付诸实践。第五，缩短会议时间。一些媒体抱怨18日下午的大会只有大约25人参加，但他们怎么不想想，除了少数企业家和自由职业者，有多少中青年学者可以连续5天不上班？第六，可以每年召集一次会议，可以保留“莫干山会议”名称，但不必每次都在德清莫干山召开。

我们适逢一个改革的年代，不亦乐乎？但是我们缺乏改革的智慧，不亦悲乎？

近期纸价降得厉害


昨天中午和一个印刷公司的朋友吃饭了解到一个信息：现在的纸价降得厉害。我很奇怪，现在所有东西都涨，为什么纸便宜了呢，难道是生产过剩了。朋友告诉我：是需求不足了，出版社的印量，尤其是今年特明显，大大萎缩，很多图书公司也倒闭了。我到吸一口凉气啊，出版社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啊。

整个印刷出版行业，年初德国的那家印刷机巨头已经倒下，如同正在远去的柯达

要警惕的是数字出版未富，传统出版先衰

说的是海德堡印刷机么？真的倒了？悲！！

有亲戚在佛山和广西开办的纸厂都已停工两月有余了，说是清理库存。新一轮通货膨胀又将来临，有电子版看谁还花钱买图书，能省则省了…

出版社日子不好过，原因多种，其中重要一点是因为书架上满是韩寒之流的烂文，写得不知所云，却热衷于宣传炒作，读者闻风而来上了一次当之后，决定不再买书了！一些真正好的作品反而被埋没了。

应当更多地承认是文化的倒退，最好不要扯出来什么电子出版物。在人均阅读量极其低的情况下，总有人说数字与电子会如何，其实给我的感觉就是：拿数字出版来说事，只是找到了一条遮羞布，是自欺欺人，是对文化倒退的放纵，也就是扯蛋。

确实，从出版周边行业的状况感觉明显，非常明显！！

没错，旧报纸回收的价格降了好多！我家的晚报是老婆单位赠的，没人看，每天都是直接从信箱拿出来扔在阳台，到月底再卖垃圾。你不去关注，它就会没落。这个时代变了！

实际上从去年开始特别是今年以来，不少上规模的造纸厂已陷入亏损状态。

行业太混乱了， 盗版、特价、同质化，是需要洗牌的时候了 。 市场经济的特点之一吧 书还是有人看的，只是现在读者在感慨现在都出的些什么书啊

2013年国营出版社大限，图片、印刷及其它纸张型态必将进行大的改变，图书业很快就会变成为奢侈品产业。

最低点了，铜版都5200了，这两年投资了那么多纸厂，本儿还没回来呢。胶版好像没降，还6600。

别担心，有党报在。

确实，这个消息昨天我也听说了，而且今天从一个侧面得到了证实。

有两类出版社，目前还无忧：出教材的，搞学术的。说白了都是国家的垄断资源。前者是用户刚性需求，后者是作者刚性需求。

想起离开北京的那一年，出版科的同事有天还告诉我们每种纸每吨涨了200块，大家愁得要命，这才两年光景，世界就变了……

那次是为了环保关闭小型造纸厂，产量下降造成的

死一批活得艰难的公司可以净化图书环境，把市场留给生命力强的公司，也是好事。再有就是地方各出版集团纷纷在北京割据，为了能尽快撑起台面，造成出版业人员及选题流动也较严重。这个行业新生力量日渐单薄，一些能干活的不是转行就是赶场子，又会使得出版业小范围喧噪。

开卷数据，图书销售三年来，首次连续两个月下滑

从天灾到人祸——加州电力危机启示录
于洋
yangyu1@stanford.edu
斯坦福大学
一、引言：电力改革实践的一次重创
加州电力危机已经过去逾十年了，这场由气候异常导致的电力供求紧张演变而成的电力系统崩溃，最终引发了由电力市场的金融危机，并持续延烧成为加州财政危机。这一系列连锁反应，成为全球电力改革中具有标志性的历史事件。这一事件，对当时在各国方兴未艾的电力系统改革产生了复杂的影响。一方面，不少地区和国家因此重新审视了市场竞争化对系统稳定性的影响，一些地方甚至放弃了去垄断化的计划；另一方面，又为电力市场竞争化改革提供了难得的经验，使得竞争化改革探讨重心从拆分垄断企业转向了构建和完善保证市场健康平稳的制度建设。
而这一历史事件的根本原因，至今仍众说纷纭。电力经济学界内部关于这一问题的观点仍然尖锐对立。以国联邦能源局能源模型与预测办公室前主任，斯坦福大学能源效率研究中心主任James Sweeney教授所代表的一派将问题归咎于加州前州长戴维斯和州政府做出的一些列扭曲市场价格的政策；这一派学者认为，正是这些出于政治目的的错误政策使政府对危机的干预治丝益棼，把一场本科避免的危机变成了重创加州的灾难。而以加州电力交易和监管中心CAISO前咨议委员会主席、斯坦福大学能源与可持续发展中心主任Frank Wolak教授为代表的一派观点，则将矛头指向了以安然公司为代表的一批公司在电力市场中的投机行为；这些学者指出，正是这些公司通过钻市场管理漏洞以操纵市场，从电力公司和加州政府口袋里攫取了大量合法却不当的利益，并最终卷起了加州政治经济的风暴。
需要指出的是，不管引爆这场危机的元凶是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和扭曲还是市场投机者依仗市场设计缺陷的操弄，这场由电力危机引发的市场崩溃和政治动荡是一次不折不扣的人祸。这场人祸所折射出的，不仅是不按市场规律办事、扭曲市场必受反噬这样的亘古真理；还教育了所有市场竞争化市场的鼓吹者和实践者一个深刻的道理：市场竞争化改革不是简单的拆解，而是构建一个保护市场合理竞争、监督市场健康运行的完整制度和监管体系的过程；不是简单的创建竞争者，而是构建竞争平台。没有完善的游戏规则、监管体系和纠错机制，市场竞争化要么成为政府错位、越位和不到位的牺牲品，要么成为资本饕餮兴风作浪攫取豪利的场域。
十余年后的印度电力危机固然和加州电力危机有着显著的差异，难以类比。然而，在全球电力改革深化和广化的今天，再次重温加州电力危机的来龙去脉，对于理解电力市场改革的核心问题，纠正对电力市场竞争化改革的误解有重要意义。本文将在回顾加州电力危机的基础上，呈现电力经济学界对这场危机的讨论。
二、多米诺骨牌的倒下
从电力供求紧张，到电力崩溃，再到电力公司财务危机，进而演变为加州财政危机，这场大戏从发端到高潮，持续年余。这场链式反应的触机是2000年开始的气候异常。
由于地理与气候的特点，加州和Pacific Northwest地区在发电和用电上是互补的。加州的冬季用电少而夏季用电紧张，Pacific Northwest地区恰好相反。因此冬天，Pacific Northwest一般是从加州和其他西部电网进口电力，而在夏天则像这些地区输出电力。然而，2000年在Pacific Northwest地区的降雨偏少，导致了这个北美重要的水电基地的水电发电能力严重下降，这使得该地区对加州电力进口的需求大幅攀升。与此同时，虽然在2000年末到2001年初这段时间内加州周内电力需求略微下降，可是因为各种原因，加州从外州的电力输入也下降了[1]。上述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就是加州在2000年末到2001年上半年期间的电力需求攀升。与需求上升形成对比的，是加州发电能力的下降。从2000年9月到来年的5月，加州大量发电机组脱网；其中的大部分脱网机组是在维修或保养。造成这段时间大量机组脱网的原因是复杂的，既有发电机组本身需要维修的原因，也有发电企业根据市场情况选择脱网以降低成本的考量，也不能排除部分企业企图通过脱网来抬高电价获取利润的可能[1]。无论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大量机组脱网现象的产生，这都导致了在2000年11月到2001年1月间加州各地出现的断电风潮。
需要指出的是，电力供应紧张和断电并非仅仅出现在加州，在美国西部的许多地方都出现了类似的状况。然而，让加州电力危机成为吸引全球关注的风暴的，是由此触发的电力市场金融危机和随后带来的加州财政危机。
电力市场危机的第一个原因，是发电成本飙升，导致电力公司（utilities）在向发电企业购电时，需支付高昂的价格。由于电力需求上升的刺激和天然气管线输气能力不足，加州的天然气价格在这段时间飙出新高，远远的高于当时国际市场不到10美元/百万Btu的价格，超过了50美元/百万Btu [1]。这对于主要依赖天然气发电的加州而言，意味着发电成本的大幅飙升。与此同时，另外两个因素加剧了发电成本的上升。第一个因素是大量机组在这期间退出市场，进行维护和保养。这造成了加州发电能力的下降，一些低效的机组不得不被启用，进一步推高了对发电原料的需求和发电成本。另一个因素则是在电力危机导致的售电公司财务危机发生后，售电公司不得不拖欠和推迟发电企业的付款，这加剧了发电企业对市场不稳定的忧虑并依此提高了售电价格。需要指出的是，发电企业的这种提高售电价格是正当的市场行为，并非在操弄市场 [1]。
第二个导致成本飙升的原因，是市场规则制定的缺漏，使安然公司等能够在市场中通过对电力期货市场操作在电力现货市场上获取合法却不合理的高昂利润。一个显著的例子，就是安然公司在日前市场（the day-ahead market）上，在预期将产生输电拥堵的地区预购大量用电量——虽然安然公司根本没有计划使用这些电量。而在即时市场（the real-time market），为了避免安然公司在预期市场上购入的用电量造成输电拥堵和保护电网稳定，政府或电力公司只得向安然公司购回这些用电量，并支付比日前市场价格高出许多的费用[2]。通过类似这样的操作，安然公司几乎以空手套白狼的手法，从电力公司或政府财政哪里攫取了大量利润。相应的，极大的加重了电力公司的成本负担。
第三个抬升成本的因素来自发电侧。由于大量机组脱网检修，为平衡电力需求，加州不得不启用了许多发电效率低的机组 [1]。这些机组提供相同发电量的天然气消耗要比正常机组高的多；因此造成了相同的发电量，价格却比平常高许多[1]。一些学者怀疑部分发电企业故意通过部分使用无效机组抬高市场价格，攫取更多利润。然而，这样的看法并未得到证实 [1]。
电力公司因发电成本的上升，不得不面对高昂的上网电价。但是，时任加州州长的戴维斯却拒绝任何为售电价格松绑的建议，他说：“只要我在位，就不可能接受任何将涨价转嫁给消费者的方案”[1]。电力公司一边承受高昂的上网价格，一边只能以和非危机时期一样的价格出售电力。这样的价格扭曲导致了电力公司的巨额亏损。截止2001年第一季度，北加州最主要的电力公司太平洋电气公司PG&E（Pacific Gas & Electricity）已累计亏损90亿美金；而南加州最主要的电力公司南加州爱迪生公司SCE（Southern California Edison）则累计亏损了60亿美金[1]。这导致了标准普尔在2001年初调降了PG&E的信用等级，并使PG&E无法再赊账购入电力并最终提交破产申请 [1]。
然而，这并不是危机的结束。当最大的几家电力公司相继失去了购电能力，戴维斯州长命令加州水务局代表州政府承担起购电责任，再继续以高位上网价格购电的同时，保证售电价格的低位运行。这一指令导致了加州政府在2001年度向发电企业支付了超过120亿美金 [1]。这不仅重创了加州财政，还重创了刚刚建立不久的电力竞争市场体制。由于政府成为主要的电力购买者，在加州电力市场（Power Exchange，PX）中发生的交易量迅速萎缩，是的交易管理费用无法再支撑该机构的运营。这个和CAISO并列为加州电力市场两大管理支柱的机构最终破产 [1]。
三、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
加州电力危机已经过去十多年了，这场深刻的教训使电力经济学界对电力市场竞争化改革有了更加全面的认识。正如开篇所论，这场风暴告诉我们，电力市场竞争化不是简单的引进竞争，更不是创造竞争者；而是如何构建一套能够保障市场健康运转的监管体系。避免政府的错位和越位：比如对电价的错误干预和扭曲；也督促政府不要不到位：比如面对市场操弄者的无计可施；还要让政府和市场监管者有能力、有工具应对正当市场行为和突发事件交互作用下导致的市场失灵。
因此，电力市场竞争化的改革的核心在于监管体系和运营规则建立，而非拆分和创造竞争者。此外，从这些案例中，也要看到电力系统和市场面临着全新的问题。
印度电力危机的发生，唤醒了人们对加州电力危机的记忆，也让笔者在对两者相互印证时认识到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如何构建适当机制，用以应对极端天候频发、降水时空分布更为不均和因此导致的电力供求时空分布失衡。加州电力危机发生的触媒，正是Pacific Northwest地区的降水偏少。而印度此次电力危机的直接原因，也是因为非正常的高温少雨，导致了农业抽水用电和生活用电的飙升；而由于这个季节一般都是多雨而气温适宜的，是正常年份印度用电的低谷，因此许多机组都安排在这个季节维修保养；最终导致了供求的失衡。而在我国，2008年初南方大范围的暴雪和冰冻也严重的危害了当地输电网络的安全。
随着全球气候变化趋势的恶化，极端天候、旱涝频发和用电峰谷不确定性的增加，对电网系统和电力市场管理带来了全新的挑战。而与适应气候变化相关的电力系统软硬技术研发还处在非常初步的阶段。即便在学术界，这一问题也刚刚开始在小范围内进行讨论；而在实际管理和操作层面，这一问题还完全没有引起各国相关部分系统性的重视。
在检讨制度建设、市场管理和改革路径选择等因素对电力市场竞争化改革和电力系统管理的影响之外，各国也应当针对全球气候变化这一背景对电力系统的影响，进行系统性的分析和软硬技术研发。而计划进行电力市场化和市场竞争化改革的国家，更应该将这一问题融入电力改革的整体化思考。如何进行构建能够弹性应对全球气候变迁的电力系统管理体系和电力市场监管和调节机制，将是未来电力经济领域一个极具挑战性的重要议题！

四、参考文献
[1]James L. Sweeney. The California Electricity Crisis.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2002. Stanford CA.
[2] Jonathan Falk. Substituting outrage for thought: The enron smoking gun memos. The Electricity Journal, 15(7), 2002.

专访沙钢董事局主席沈文荣：钢铁业“冬天”里的对话
作者 陈志龙来源 第一财经日报时间 : 2012-09-28

说钢铁业入冬并不为过，眼下，钢铁行业正经历着量价齐跌的低迷。从企业到市场再到调控，餐桌上的沈文荣打开了话匣子，他眼中的一吨钢已经赚不到一盘青椒小炒肉的钱。

“感谢你在冬天来看我。”寒暄、握手，沈文荣喝了口白开水。
近日，在沙钢位于江苏张家港的总部，这位沙钢集团董事局主席以工作午餐的形式接受了记者的采访。原先约定上午11点的会面被推迟到12点，地点也移至沙钢宾馆的一间小餐厅。作为拥有总资产1500多亿元的全国最大民营钢企，坐落在沙钢厂区内的沙钢宾馆只是幢其貌不扬的老楼。
“老板太忙了，身体也不是很好，前些时候痛风发作，见客人都是坐在轮椅上。”一位秘书一边调试手中的录音设备，一边不停地回望门口，“最近整个行业十分困难，每天都大会小会套着开，夜里有时开到12点，今天一上午都在开会。”
一吨钢“不及”一盘菜
说钢铁业入冬并不为过，眼下，钢铁行业正经历着量价齐跌的低迷。从企业到市场再到调控，餐桌上的沈文荣打开了话匣子，他眼中的一吨钢已经赚不到一盘青椒小炒肉的钱。
服务员推开门，沈文荣依旧是洪钟般的嗓门，疲劳却掩饰不住地写在脸上。桌上已经摆着几道家常菜。
话题自然是从钢材价格谈起，沈文荣说自己“炼了快40年的钢铁”，二十年前，一吨普通钢的利润在2000元以上，十年前，还有1000多元，“现在一般特种钢铁100元都不到，一吨普通钢连这盘小炒肉的利润都没有，保本都不容易，不少钢铁企业一亏就是几十亿。”
国家发改委数据显示，钢材价格已经连续数月下滑，1~7月，钢铁行业实现利润793亿元，同比下降48.3%。其中，钢铁冶炼及加工行业利润242亿元，下降73.2%。
以20mm中厚板为例，8月份平均价格为3629元/吨，同比下降26.6%。也就是说，一公斤的价格仅为3.6元，不及一些普通水果和蔬菜的价格。
作为行业龙头的宝钢，已经连续下调主要品种订货价格，而宝钢股份（600019.SH）半年报显示，今年上半年营业利润为27.18亿元，同比降幅59.79%。鞍钢股份（000898.SZ）的半年报则显示，其利润总额为-27.79亿元，相比去年同期1.33亿元的跌幅令人咋舌。
从环渤海湾的曹妃甸、江浙沿海再到广东湛江，大型钢铁企业密布。而在许多小县城，在城镇化和工业化浪潮中，多年来小钢铁项目越清越多。
沈文荣说，钢铁行业过去十几年来一直在调控，但也陷入博弈加剧的怪圈，比如近几年集中度的问题并没有解决，因为小钢厂的数量仍在增多。伴随着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应对措施，投资、出口和“铁公基”的拉动下，钢铁业再现沸腾，大钢厂频频涨价，小钢厂甚至一天一个价，价格的持续上涨使囤货增加库存成为获利的法宝。
市场亢奋持续到了今年初，发改委信息显示，今年一季度，全国重点大中型钢铁企业亏损10.34亿元，钢铁主业平均销售利润率-0.12%，钢铁行业已由微利运行进入亏损状态。
谁来接盘库存
沈文荣说，他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炼钢，沙钢的年产量从当初的3000吨增加到现在的3000万吨，同期国内的钢铁产能从两三千万吨猛增到七八亿吨。今年出现价格跳水，是行业长期积累的产能严重过剩矛盾到了集中爆发的临界点。
钢铁行业因投资和产能巨大，对地方经济规模的“加分权重大”。经济周期向上时，想“大上钢铁”的城市不在少数。
“4亿吨的需求对应7亿~8亿吨的产能。在全球经济向好时，能依靠低成本优势和外部市场来消化过剩产能，靠退税维持赢利。而今年出口大幅收窄，国内需求在减少，不像前几年有那么多的高铁、高速公路和基础建设项目。”沈文荣说，经济下行压力和全行业超高投资率形成的产能过剩相互强化，行业困局一时难以改观。
他称，过去每轮调整三五个月就会复苏，2008年也就四个月时间就走出来了，但这一轮钢铁行业的下滑已刹不住车。谈到最近受万亿基建项目（9月以来，包括18个城市25个轨道交通、城际铁路项目的建设规划或可行性研究报告等一系列基础项目获批，据初步估算，此次涉及的基建项目总投资额达上万亿元）刺激的一些行业回暖，沈文荣分析，“这也只是短期解决少量的去库存化问题，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全行业的亏损和困境，全行业看不到好转的迹象，最多只是给想出局者割肉离场的机会，因为产能太大，库存太多了。”
值得关注的是，房地产和制造业特别是家电行业的增速回落，都直接影响钢铁需求。行业数据显示，截至8月底，国内26个主要钢材市场五大钢材品种（螺纹钢、线材、热轧板卷、冷轧板卷和中厚板）社会库存量为1456.4万吨。
“大家都看不到底，铁矿石价格恐慌性下跌，又倒逼钢材价格跳水。价格下降通道中如果囤货，如同伸手接这把‘夺命飞刀’，大量的经营者都在斩仓离场，6月底线材市场价4000元一吨的时候，你要‘挥刀自宫’喊3700元，不然根本出不了手。”一位钢材贸易商如是说。

调控难度
采访沈文荣前，记者与一家船企董事长谈及行业现状，回顾了2007年最高峰值达12000多点的某项海运指数，现在已经跌到600多点，他说：“我有生之年再也看不到这个高点了。”
当记者把这段感叹转述给沈文荣时，他沉吟半晌，说：“我虽然不像他那么悲观，但全行业三十年积累的问题集中爆发，想让它短时间消化解决不可能，这轮调整没有三五年没法过得去。”
他说，钢材价格跌破3000元/吨不是没有可能。历史数据显示，在2008年上半年的那一轮下跌中，螺纹钢的价格就曾从4600元/吨跌至2800元/吨。
沈文荣浸淫钢铁行业数十年，经历多轮经济周期的考验，对调控和紧缩背后的体制困境有切肤之痛的体会。
“这几年资本形成快，想赚快钱的人多，投资过度、产能过剩，钢铁、造船、光伏概莫能外，一哄而上，最后只有靠价格来‘拼刺刀’，都以为黎明前的黑暗很短暂，自己都能侥幸活到最后。但如果一次真正长周期的调整开始，那就要出大事。”沈文荣说，中国现在已是世界第一大产钢国，但中低端和粗钢比重较大，现在的产能有一半是过去6年间上马的。
“过剩产能你又不能把它炸掉，只要有一点利润，就要开足马力生产。”他说，“这导致了市场低迷时，初级产品的产能继续向上攀升，而价格向下滑翔的痛苦。不从根本上改变产能过剩的形成机制，无论是传统的钢铁，还是所谓的战略新兴产业，这种波动、损失甚至崩溃就难以避免。”
作为民营钢铁企业的领军者，沙钢在2012年中国企业500强中名列第44位，但令沈文荣感叹的是，一些领域的企业文化短板在经济困难的时候尤为凸显。在面对困难的时候，“我们的企业不是像日韩企业那样，迅速抱团形成紧密一致的对外机制，如几大巨头坐下来，协商通过限产来稳定价格。”
“我们是各自为阵，关起门来‘拼刺刀’，往往给人家来捡皮夹子。”他说，没有一致对外的机制，从铁矿石谈判就能看到，大难当头各自飞，谈判时被人家各个击破。
“过去我们都习惯所谓的波浪式前进，但这一轮的波峰就像6000点的股市，已离我们远去，在波谷中呛水的时间会很漫长，呛的苦水都是自己酿的，只能自己咽。”沈文荣说，“钢铁也好，光伏也罢，这一轮调整付出的代价十分高昂，根子还在于政府和企业没有厘清自己的边界。特别是在盲目发展市场失灵时，政府不能放任不管。”
事实上，政府近年来也一直在加强行业调控，本月，商务部相关负责人就表示，将促进国内市场对太阳能产品的需求，并制定政策调整产能过剩的行业。

新闻业变了！看硅谷是如何“摧毁”报纸和杂志的好日子的
作者: Zhao Shu / 2012-9-27 15:21 / 前沿, 硅谷 / 0条评论


当人民日报官方微博以一个“打通体制内和民间的新闻场”的姿态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短短不到3个月就吸引了超过170万的粉丝。这是一场社交媒体和传统媒体的较量，无论纽约时报还是人民日报，我们都看到了社交媒体正在改变传统新闻行业。

近日，以高科技创新著称的硅谷迎来了各界传统媒体，探讨社交媒体和传统媒体的各种话题，有意思的是，大多数与会者都来自纽约和洛杉矶这两座老派的新闻之都。我有幸和一些经历过这场媒体变革的人们交谈，包括华尔街日报的社交媒体总监Liz Heron，以及在硅谷从事了二十余年科技报道的纽约时报编辑Harry McCracken。



“开源”新闻业

对于很多普通人来说，社交媒体为大众搭建起来的自媒体平台，可以说第一次真正让他们有机会发出自己的声音。这确实给新闻“开源”了，但是海量的信息却缺乏有效的事实翻查机制，导致大量的不真实或者不可靠的消息流传在外。这是新闻业“去中心化”和“开源化”必须付出的代价。



“社交媒体”总编室

这是一个有趣的话题，就像我们在微博上看到蓝色的企业V用户，和橙色的个人V用户，在新闻界，每一个运营社交媒体的传统媒体也会遭遇这样的问题。就像人民日报有一支8个人组成的微博办公室，很多媒体会为其社交网络分配专门的人马。Liz告诉我们，华尔街日报北美有一支二十余人的社交网络团队，负责包括Facebook在内的各个相关社交网络，而作为集团的社交网络总监，她也对中国华尔街日报的微博团队颇有兴趣。Liz告诉我们，因为是传统老牌媒体的社交窗口，他们的每一个行为都是需要非常严苛的管理的，所以在内部有专门的社交媒体课堂，以规范团队在社交媒体上的行为。

但每一个负责华尔街日报Facebook的人或许也会有自己个人的Facebook，在这个过程中有没有任何限制呢？Liz告诉PingWest记者，我们在社交媒体课堂上就会有相关的规定，当涉及到一些机密的时候个人账号也是受限的，但是大多数时候，我们给记者足够的自由。



读者反馈周期：从几个月到10分钟

有着二十余年科技报道经验的Harry告诉PingWest，早年在的一家月刊杂志做报道，他的任务很规律地按月划分，每个月出一篇特写，在写三五篇小稿子。杂志社会隔几个月会有读者调查，收集反馈意见，但最早也是在他完成稿子一个月之后的事情了。

而现在，Harry的生活以10分钟为间隔被断开了。虽然有些夸张，但他说谁会不关心读者跟自己说了什么？所以他几乎会阅读每一条读者评论，这样即时的反馈，是他在二十余年职业生涯中体会到的一个变化。



众包采访提纲

毫无疑问，记者在过去漫长的时光里都扮演着一个大众传媒意见领袖的角色，而社交媒体金可以让读者去主导兴趣和话题的方向。在我和几个记者的交谈过程中，大家都谈到了这样一个问题，却是社交网络帮助记者扩展了思路。女性网络媒体SugarInc的编辑Annie Scudder告诉我们，他们曾发起过这样一个活动，在采访米歇尔奥巴马之前向公众收集各种问题，也给了读者一个向第一夫人提问的机会。

经济观察报:广交会冷清惨淡 参展商没生意拟给工人多放假
吴娓婷

　　“待在这儿没什么意义。”10月17日，第112届广交会开始后的第三天，微博ID为“小沈扬”的企业负责人看着冷清的展会状况，决定提前一天打道回府。“小沈扬”是浙江省浦江冠山锁具有限公司负责人，冠山锁具是浙江省排名前十的大型锁具企业。今年以来，企业改一个月休息一天为一个星期休息一天。从广交会回去后，“小沈扬”打算给员工一周来个双休日。

　　同时，考虑到产能仍然略为宽松，他正在向有关协会提议：春节让工人提前放假，延迟上班，将原本20天的假期延长至将近50天。

　　广交会这块出口贸易的“晴雨表”，显示了一个近年来最冷的信号。有企业接收到的名片数量比去年同期减少一半，比今年春交会也少四成。德、法两国客商两天进馆量前所未有地低于四位数。

　　广交会前夕，海关刚刚发布最新数据。9月出口1863.5亿美元，增长9.9%，单月出口规模创历史新高。

　　不过内行人知道，9、10月是外贸行业的旺季，来自欧美国家的圣诞节消费产品订单对出口增长起主要作用，出口规模适度回升“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

　　最冷

　　开幕第一天，深圳自紧王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凤翼发现，去往广交会琶洲展馆的地铁8号线一反常态，看不到多少老外，而且还有空位。过去广交会期间，地铁多实行交通管制，人流需一拨一拨地放行。

　　场馆之内，寥寥采购商走动，让拥有宽阔架空层、通道的场馆显得越发空旷。“小沈扬”拍下精品五金馆通道的照片发到微博，写道：“广交会现场！接下来工厂咋办？”。

　　图片引来3400多次转发。多数人评论道：“寒冬来了。”也有人说刚开幕，不能反映真实情况。“小沈扬”于是接连几天在不同时段拍照发微博，情况依旧如此。

　　广交会的冷清程度仍然超出吴昊的预料，他说：“我跟周围的展商聊天，大家的反映都是：没想到会是这样！”

　　吴昊是广东佛山顺德区某家居用品有限公司的营销经理，从事制造业外贸工作7年。

　　去年秋交会上，吴昊收到外商200多张名片。今年春交会少一点，160~170张。到会之前，吴昊预计名片量再下降15%左右。没想到接近第一期展会结束，名片发了还不到100张。

　　开幕首日，官方预计本届广交会吸引采购商人数或与上届基本持平。而今年春季举办的第111届广交会录得采购商人数超过21万，创了历史新高。

　　两天后，刊物《广交会通讯》统计，10月15日至10月17日来自法国和德国的客人不超过四位数，马来西亚最多，2000人左右。吴昊说，这种状况从未有过。

　　广交会第一期展示五金建材类产品。该类产品处于整个经济链条的上游，因此第一期展会一般是三期展会中人气最旺的。

　　展商转述场馆铺位中介消息指，广交会以往一位难求现象不复存在，二期已现铺位降价出售，三期除了好位置，一般铺位不再接手。

　　放假

　　广交会能预测未来3到6个月的订单数量。“小沈扬”笑言，回浦江后“准备一星期给工人放两天假”。

　　客商的冷淡还让他担心春节，如果到时还囤积着货物“心里会慌，心一慌，只要有钱就得卖”。

　　于是“小沈扬”与几个大型厂商负责人商量，希望达成共识，延长工人的春节假期。“平时不敢多放假，放了工人会跑掉。”“小沈扬”说。

　　吴昊则说不敢给工人延长假期，坚持低利润、保生产。

　　与2008年不同，目前经济呈现的是一种让人难熬的疲态。

　　2008年金融海啸对中国制造业冲击猛烈，但为时不长。当时反映干散货运价格的波罗的海指数一掉，原材料价格一掉，整个经济链条从上到下一致降价、收缩生产。大约半年后，刚性需求引发订单反弹。

　　然而，自去年下半年开始全球经济放缓、消费疲弱，更像是一场好不起来的顽疾。海外采购商卖不动货物，原本一个月订一箱货，现在订货周期增加了20天以上。原本订五个、十个集装箱货物，现在只订一两箱。“谁都不敢多要货，甚至急于清仓。中国产品现在摆在仓库里要贬值。”“小沈扬”说。

　　老牌制造业企业在20年来与外商合作的流程都是：第一批货物出货，第二批货物已在仓库，第三批货物在制作。现在客商等第一批卖得差不多了，才催促工厂制作的第二批货物加紧出货，冲减仓储和船运的风险。“小沈扬”观察到，在浦江这个生产锁具的集中地，产品较落后的挂锁小工厂基本停工。“小沈扬”给中层干部开会说，机器该修的修，该保养的保养。“生产满负荷的时候，每天都是赶工的军令状，哪有时间做这个。”“小沈扬”说。

　　自动化改造，第一道打孔工序，一条生产线上10名工人，裁减到1人。全厂500名员工，减少至100多人。

　　制造业之殇

　　16日的会场，一名日本客商跟上海一家五金企业副总经理虞先生谈了很久。客商带来一大叠资料，其中要求做一款挂钩，用打火机点火一烧能牢固黏贴在墙壁上，利润比普通五金配件高20%。

　　虞先生不敢接。

　　他说：“这种产品涉及一项核心技术，这种技术台湾有、韩国有，但大陆的企业不敢做。挂钩黏不稳，物品掉下来要赔钱。”虞先生的公司接到很多类似订单，他都拒绝了。

　　谈到技术，虞先生语速加快。从事五金制造十多年，他的企业没有核心技术，也不敢开发核心技术。

　　过去20年，制造业企业以简单的OEM(原厂委托制造)、ODM(原厂委托设计)赚到好几桶金。2006年，吴昊入行，当时找订单“一抓就是一条大鱼”。带他入行的前辈都抢着私底下接活。“当时采购商都想进中国货，囤在仓库一个月都能涨价10%。”“小沈扬”说。

　　不过，以2008年金融海啸为契机，一场触动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已然启动。当时没有人想得很清楚意味着什么，在不久后的2009年到2010年底，订单报复性增长，部分企业又重回制造业火热现场。不料接下来劳动力成本提升、原材料上升、人民币汇率的变动，轮番上阵，无休止地挤压工厂利润，企业不得不承认再回不到从前的高点。

　　在目睹了昔日同行转战光伏等新兴产业被套牢后，“小沈扬”毫不客气地说，“升级”是必须的，“转型”是胡扯。

　　“做锁的非要你做挂锁，做挂锁的非要你做汽车挂锁，这是乱来！”“小沈扬”进一步说道。

　　多名厂商表示，国内对传统产业有偏见，认为是夕阳行业。很少人知道传统制造业也有核心技术，还有德国、意大利企业做指甲钳、缝纫针都能做一百年，做出品牌。

　　企业也想创新，但经济制度里深层次的问题让他们举步维艰。

　　刘凤翼的亡兄生前是美国的航天科学家，他利用力学原理的突破发明自紧扳手，不用能源不耗电就能依据物体重量不同作出力量改变，从而完成更复杂灵活的拧、夹等动作。该产品已申请到美国专利。

　　不过，刘凤翼在将技术带回深圳进行产业化过程中，遇到难以想象的困难。在深圳，机械产品受到的重视远没有比亚迪、中兴、华为多。他的自紧王公司曾参与深圳市孵化项目，不停地培训、会议，最后并没有得到实质的帮助。

　　五年创业，投入数百万，刘凤翼憋了一肚子苦水。“政府说支持创新，那是逗你玩。”他说。

　　吴昊形容，顺德的企业为了生存如今是“百舸争流”。其企业聘请法国高端设计公司开发新产品，预计明年春季推出。他担心新品出来会被抄袭，打算只向少数熟客介绍。

　　“小沈扬”曾经将自己的新产品捂了6个月，赚到高达四成的利润。后来被广泛抄袭，该产品成了亏本买卖。不过，这几年他不但没有改行做新兴产业，还往精细里做，专注做镀钛金的长挂锁。

　　他说，传统产业成长慢、税收贡献慢，但政府现在也开始明白它们的重要性了。

　　预计这次制造业的寒冬什么时候会过去？“现在才刚开始。”“小沈扬”说。

　　(本报记者李缘对本文亦有贡献)

王健林称26亿美元并购美院线集团很值
2012年10月19日 经济观察报

　　王健林

　　现在整个中国经济正处于下行态势，企业一定要做好过冬准备。

　　以万达广场为例，我就注意到今年以来的三个非常明显的趋势。第一，客流增长在下降。我们广场今年的客流人数增长，全国平均掉到了个位数。万达的情况还是相对好的，一些企业已经彻底因此出现了业绩下滑。第二，单价在下降，消费者的消费能力或者说消费意愿出现了下滑。此外，商家开发计划开始出现比较多的调整，原来很多跨国连锁企业一直都是跟随万达广场进行发展，我们做一个广场它就跟随进来，但现在一些企业开始调整自己的计划。

　　这说明了什么？显然，当下市场环境确实遇到了一些困难。对企业来说，是非常大的挑战。

　　尽管如此，2012年对于万达而言仍然是非常重要的一年。万达在过去的10个多月中，发生了很多大事，做出了一些重要的投资决策，这些都将在万达的发展历史中留下印记。

　　解密AMC并购

　　今年9月初，我们正式完成了对美国第二大院线集团AMC的收购，收购总额26亿美元。这还不包括后续用于院线升级的5亿美元。

　　很多人对于万达这个决策表示看不懂。我也经常会被问到，这起境外并购生意到底是赚了还是亏了。

　　答案并不复杂。我之所以决定并购AMC，有两个方面的考虑：

　　首先，是为了尽快把万达院线做强、做大。现在万达院线在国内已经有超过1000块屏幕，在中国的市场份额接近16%，且每年还有1个百分点的增长。万达院线在亚洲已经排名第一。

　　但如果要成为世界的院线巨头，只有靠并购。像北美地区三大院线，都在四五千块屏幕以上，单靠万达自己的发展，规模永远不可能做到全球同业领先。

　　其次，我们也做了很细致的财务分析，26亿美元表面上看起来比较贵，但这里面包含公司好几亿美元的现金账面；同时AMC还持有一个上市公司的股票，这个股票有浮动，但是始终在2亿至3亿美元之间。把这两项减掉，大概还剩20亿美元。20亿美元对应5000多块屏幕，每块屏幕折合人民币300万左右。

　　目前，万达在国内投资一家多厅影院，每块屏幕的平均成本还在400万元左右。从这个角度讲，我认为是很有价值的。

　　事实上，AMC项目最早开始谈判时，对方开价15亿美元，这指的是股权并购价格。此外，AMC负债还有18.9亿。一开始我们出到10亿美元时他们不卖，一直拖了一年多。我有次谈判临走时候跟他们讲了一句话，愿意买你这个院线，又有能力买你这个院线的，全世界只有万达一个公司。有钱的公司很多，但大多不愿意进入这个低利润的行业。

　　那为什么AMC最后必须要卖给我们？因为AMC一共有5家基金公司，这些基金到了2012年是必须退出的年份，所以公司必须在这一年卖出去。

　　实实在在地说，我们只花了7亿美元并购它的股权，比它开价的一半还少一点。在签字的时候，这5家基金公司要求我们，不要公布并购美元的数额，只公布总并购额。就是担心对他们这个基金未来在美国市场上的影响不好。所以在没有交割前，我们也诚守这个承诺。

　　而在万达介入后，AMC的盈利指日可待。

　　我们在26亿美元基础上，还要增加5亿美金资本投入，这些注资会大大降低AMC的负债率。负债率降下来后，AMC可以获得很好的财务评级，再融资的成本就降低了。

　　5亿美金投进去以后，将主要用在影院改造上。AMC原有的很多电影院都已经开了二十年、三十年以上，都面临二次改造。

　　在收购之初，我们就详细分析了AMC最近5年以来改造的20多家影城，得出的结论是：改造后，影城平均收入都有15%以上的提升。即便是改造后座位减少了，营收状况也会有很大改观。

　　在我看来，只要万达投入了好的制度、好的管理方法，AMC很快会出现盈利。之前，我们预期它今年要亏两三千万美金，但从目前运营情况看，2012年底就可以实现盈利。

　　万达模式的核心

　　并购AMC是万达推进战略转型的重要步骤之一。我们现在内部有一个目标，就是到2020年，来自万达地产本身商业的收入比重下降到50%以下。未来我们的发展重心将向文化和旅游两个领域转移。

　　在中国，地产行业形象一直不太好。尽管地产行业里有很多优秀企业家，他们行为规矩，热衷捐款，非常敬业，但这个行业经常被误解，经常会遭遇到过街老鼠式的打击。此外，房地产并不是万岁行业，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的房地产兴旺时间，超过一个世纪，差不多就是50年，城市化基本完成。

　　基于这些考虑，万达很早就确定了做不动产的方向，旨在追求长期稳定的现金流，即租金；而在2000年，房地产宏观形势非常好、住宅做得如火如荼时，我们又决定进行转型，随后，2005年进入文化产业，2008年进入旅游投资。

　　这些绝对不是为了顺应短期形势的调整。万达现在所从事的文化、旅游产业，都符合国家大势，而做企业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顺势而行。

　　从商业地产转而侧重发展文化旅游产业，其实质是万达为今后20年储备核心竞争力。一个企业永远要有自己储备的核心竞争力，这样才能比别人领先一步。

　　这些年，业界一直在讨论所谓的万达模式，也给出了各种各样的解释和说法。在我看来，万达模式的核心是创新和资源。

　　创新是分多种层面的，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商业模式创新、文化创新等。我觉得所有创新当中，最高层面的是商业模式及组织形式的创新。

　　万达做的是不动产，从世界范围看，一百多年前就有购物中心出现了，这完全是个传统行业，但为什么万达能成功？就是把组织流程再造。万达不是简单地去买地建商业中心，来出租，这样做回报率太低，对现金的需求量大。

　　中国没有REITs(房地产信托基金)这种产品来支持你做长期收租物业，针对传统模式，想明白了购物中心怎么建设、怎么设计、怎么招商以后，我必须要在旁边开发房地产和写字楼，然后靠这部分现金来支持建造现金流，可能还缺一点点，再安排一点银行贷款。

　　随着万达的品牌越来越强大，邀请万达入驻的地方越来越多，可能给我们的地价更低，开发面积更大，也许通过开发就可以完全平衡现金流，建酒店、建商业的钱，也许不用贷款，全部就能搞定。

　　这种商业模式是全新的，在中国就创造了它的价值，所以很快也就凸显出它比别人快很多的优势，所以我说万达模式最核心的一点就是创新，和别人做不一样的东西。

　　制度管理和信息化

　　万达现在的摊子铺得越来越大，涉及到的领域也很多。这时，企业管理怎么做？

　　一是靠制度管理，即建立非常完善的管理制度，怎么样的收入，怎么样的报批，怎么样的核算，怎么样的成本，怎么样的设计等，一系列非常细的标准化制度。比如说我们现在的购物中心和酒店，各自都有自己的标准，购物中心我们有三个级别，A版、B版和C版，酒店也一样，A、B、C三个级别。每一个级别里面都非常详细地规定了它的外装成本，内装成本、建筑成本、每层的成本、合起来总的成本是多少等。

　　再比如说，我们的商铺，随着万达的快速发展，现在不是我们找商家，而是商家找我们，每次招商的时候都在追着我们，这个时候就会发现，很容易产生内部腐败行为，那怎么监控？

　　方法很简单，我们把商户做了分类，第一，建立品牌库，入库的企业，才容许招投标，不管是施工的、供货的、装修的、开店的，只有入了品牌库的，才有招标资格；第二，每一个类型品牌库我们都把它分为A、B、C、D四个级别，根据它的诚信、实力，合作期限等等建立等级。A级店规定只允许使用A、B两个级别的商家，即便你有关系，但你是新品牌，年限短，注册资金少，实力小，可能只够C类等级，或者还没有入品牌库，那肯定进不来我们的A级店。万达的制度非常非常详细。

　　二是，靠信息化。万达较早就建立了自己的信息研发管理中心，现在投入几十亿了，每年还要投入4亿到5亿对软件进行升级。此外，万达还是中国民营企业当中拥有国家专利和自主知识产权管理软件最多的企业。

　　比如说我们一个购物中心，从开工到结束，大概18个月，我们就把它分成18个月的节点再细化到每一周，个别事要细化到每一天，这是施工的方面。此外，装修什么时候进场，招商什么时候进场，都有一个时间节点，把所有的时间节点分析以后，我们把它分成一、二、三级计划节点。

　　假设一级80多个节点，需要总裁、副总裁关注；二级100多个节点，需要总裁助理兼公司总经理关注；三级节点200多个，需要各地项目公司老总关注。每个节点上有各种各样的横向纵向的融合，即便没有干过万达广场的人经过一周培训也就会干了。

　　这时候，搞施工的只管哪一天施工到多少层，搞机电制造的知道哪一天做哪些地方，招商的知道哪一天要签合同，什么时候进场，各个环节紧张而不忙乱。这在万达叫做模块化管理软件，也是我们的秘密武器。

　　(本报记者 李娟 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