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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旭人:统一思想 狠抓落实 大力支持节能减排工作
2012年09月05日 10时58分　　 来源：财政部网站

一、统一思想，充分认识财政节能减排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近些年来，财政部门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锐意创新，扎实工作，把推进节能减排作为积极财政政策重要内容，初步构建了一套支持节能减排的财税政策体系，加快推进节能减排重点工程建设，努力扩大节能环保产品消费，大力支持节能环保、新能源和新能源汽车等新兴产业发展，为完成“十一五”节能减排目标和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十二五”时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是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节能减排形势仍十分严峻，任务更加艰巨，必须充分认识深入推进节能减排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一）深入推进节能减排是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有效手段

我国已进入经济转型的关键阶段，长期矛盾与短期问题相互交织、结构性因素和周期性因素相互作用、国际问题与国内困难相互叠加，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难度增大。当前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结构调整取得新进展，但今年以来，外贸进出口增速下滑，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趋缓，汽车、家电等消费品销售增幅回落，部分行业和企业效益下降，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从外部环境看，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影响还在继续显现，世界经济增长的动力不足，欧债危机有可能进一步升级，贸易保护主义明显升温，世界经济能否持续好转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我国出口形势不容乐观。我们要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一战略基点，继续实施好积极的财政政策，发挥其定位准、见效快、作用直接的优势，积极扩大节能环保产品消费需求、培育新的消费热点，努力增加节能环保和生态建设投资，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

（二）深入推进节能减排是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大举措

近年来，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但也面临越来越大的资源环境压力，能源资源供应日趋紧张、单位产品能耗偏高、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大。特别是土地、资源、劳动力等支撑以往经济快速增长的要素条件正在发生变化，不加快调整经济结构和转变发展方式，难以继续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势头。从国际上看，世界经济也处在转型发展期，各国都在调整发展战略和模式，大力培育发展节能环保和新能源等绿色新兴产业，力图抢占未来经济科技制高点。各国对能源资源的争夺加剧，能源资源安全问题日趋突出。我国在加快发展新兴产业、调整产业与能源结构等方面面临的外部压力进一步加大。我们要紧紧抓住并利用好难得的历史机遇，以深入推进节能减排倒逼和促进产业转型升级，推动形成节约能源资源、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和生产方式，切实提高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以发展新能源、新能源汽车和节能环保产业为突破口，大力培育发展新兴产业，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促进我国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

（三）深入推进节能减排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必由之路

我国人口众多、资源相对不足、生态环境脆弱，石油、天然气、铁矿石等主要矿产资源对外依存度不断上升，已分别高达56%、20%和70%。同时，我国经济总量已居世界第二位，工业化、城镇化还在深入发展，消费结构不断升级，能源资源需求仍将呈刚性增长，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的矛盾将进一步凸显，并长期存在。不有效降低能源资源消耗、减少污染排放，经济发展将难以为继。随着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对喝上干净水、呼吸新鲜空气、吃上洁净食品、生活在优美环境的期待更高，也对节能减排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抓好节能减排工作，有利于促进能源资源高效利用和生态环境良性循环，以尽可能小的资源环境代价，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满足人民群众的新期待。气候变化是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挑战。我国已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排放国，人均排放量也超过世界平均水平，在减排上面对的国际压力越来越大。与此同时，围绕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博弈和斗争更加激烈，发达国家凭借其经济技术领先优势，正在推动形成更为严格的温室气体减排新规则，并将其与贸易挂钩，通过设置碳税、碳关税和环境标准等贸易壁垒，抬高进口产品门槛。加大节能减排工作力度，也有利于我们提早做好应对准备。

总之，我们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国务院的重大决策部署上来，进一步增强做好财政节能减排工作责任感和使命感，积极发挥财政职能作用，为促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服务。

二、突出重点，推动节能减排向纵深发展

节能减排具有很强的外部性，可以减少排放、节约资源、保护环境，产生明显的社会效益；发展新兴产业前期研发投入大，风险高，规模化生产需要大量投入，产品推广应用初期成本较高。因此，推进节能减排和发展新兴产业都离不开经济政策特别是财政政策支持。在新形势下，深入推进节能减排和发展新能源、节能环保等新兴产业，既要发挥好公共财政的支持和引导作用，继续加大财政投入力度，又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调动企业和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加快形成以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市场有效驱动、全社会共同参与的节能减排工作格局。

财政部门要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立足当前、着眼长远，强化责任意识，充分发挥财政的职能作用，把深入推进节能减排与加强宏观调控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更加注重节能减排财政政策综合集成，更加注重节能减排市场化长效机制建设，全面推进各领域、各环节节能减排工作，不断开创财政节能减排工作新局面，为完成“十二五”节能减排目标做出积极贡献。在多方推进各项工作的同时，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一）结合扩内需、稳增长推进节能减排

节能减排是扩内需、稳增长的重要结合点。针对当前内需不足的情况，要把稳增长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支持扩大节能环保产品消费，加大节能环保领域投资力度。

一是扩大节能环保产品消费。节能环保产品在我国总消费中的比重依然偏低，推广潜力大、效益好、可持续。近年来，中央财政已累计安排316亿元支持实施“节能产品惠民工程”，逐步建立了以照明产品、家电、汽车、电机等四大类产品为核心的推广体系。今年5月16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采取财政补贴方式支持扩大节能家电等产品消费，预计将拉动消费需求4500亿元，形成1170万吨标准煤的年节能能力。这是党中央、国务院审时度势，把稳定增长、扩大内需与节能减排结合起来推出的一项重大举措，也是今年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重要内容，我们一定要抓紧落实好，确保发挥政策效果。同时，要抓紧完善节能环保产品优先采购和强制采购制度，加大节能环保产品政府采购力度，不断提高节能环保产品政府采购的比重，发挥好政府采购的示范引导作用。

二是扩大节能环保投资。我国单位产品能耗高、排放大，生态环境保护欠账多，需要投入大量的改造和建设资金。各级财政部门要结合当前经济形势，进一步加大对节能技术改造、建筑节能、重点流域污染治理、城市污水处理设施建设等节能减排重点工程建设的支持力度，努力扩大节能环保投资规模，这不仅有利于稳定投资增长，而且有利于优化政府投资结构，提高投资效益。

（二）结合调整经济结构和培育新兴产业推进节能减排

节能减排是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抓手。新能源、新能源汽车和节能环保等新兴产业具有产业链长、关联度大、吸纳就业能力强、市场前景广阔等特点，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具有较强的带动作用。我们要牢牢抓住机遇，不失时机地加快新兴产业发展。

一是支持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发展。我国能源结构以煤为主，能源需求规模很大并仍在不断上升，石油对外依存度很高，必须更加重视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发展。目前，我们已初步建立了支持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发展的政策体系，有力地推动了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发展，产业竞争力也不断增强。要进一步完善政策体系，加大支持力度，显著提高新能源、可再生能源在我国能源消费中的比重。重点支持煤层气、页岩气等非常规油气资源发展，尽早实现产业化；支持风力发电、光伏发电等可再生能源发展。此外，要支持煤制天然气、煤制油、IGCC发电等示范工程，并通过示范工程建设带动成本降低以及攻克一批包括燃气轮机等关键技术装备研制难关，促进煤炭的清洁化利用和清洁发电。

二是支持新能源汽车发展。财政部会同有关部门已出台了一系列扶持政策，在25个城市的公共服务领域和6个城市私人领域累计推广节能与新能源汽车近2万辆，并带动新能源汽车产业加快发展，关键核心技术取得了明显进步。要进一步扩大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示范应用推广规模，将混合动力公交车产品推广范围扩大到全国所有地区，并加大25个城市物流、公务、租赁等领域以及6个城市私人领域新能源汽车推广力度；加大对新能源汽车的科技研发和产业化投入，采取“以奖代补”方式，支持具备批量生产条件车型产业链建设和扩大生产规模。

三是支持节能环保产业发展。要以合同能源管理为抓手加快推动节能服务产业发展，迅速扩大节能新技术、新产品推广应用规模；以先进环保技术示范推广为抓手加快推动环保服务业发展，促进环境保护设施建设和运营专业化、市场化、社会化发展；以循环经济和清洁生产为抓手加快推动资源循环利用，建成技术先进、覆盖城乡的资源回收和循环利用产业体系，为推进节能减排提供有力的产业支撑。

此外，要发挥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专项资金和产业研发资金作用，实施一批重大应用示范工程和重大产业创新发展工程，支持新一代网络信息技术、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业、生物产业等新兴产业发展。

（三）创造性地抓好已部署的节能减排重点工作

要在发挥好现有各项财政政策撬动作用的同时，进一步加大投入力度，更加注重政策综合集成，全面推进工业、交通、建筑、公共服务等重点领域节能工作，进一步加强污染治理和生态环境保护。重点做好以下几项工作：

一是推进节能减排综合示范。各级财政部门要主动整合资金政策，集中力量办大事，在重点城市、重点地区以及重点行业、重点领域系统推进节能减排；要主动加强财政政策与投资、产业、金融、环保、国土等政策的综合集成，放大政策激励和约束效果；要打造省、市、县不同层面的政策综合集成，形成上下联动、齐抓共管的良好局面。

二是支持节能技术改造。要完善“以奖代补”机制，采取财政、投资、产业、能评等综合性措施，深入推进电力行业、电机和锅炉等系统、能源管理等方面节能改造，促进重点用能单位研发、推广、应用先进节能环保新技术。

三是支持淘汰落后产能。在“十一五”已经取得显著成效的基础上，“十二五”淘汰落后产能任务更重，更要用好财政奖励资金，处理好职工安置等问题。

四是支持污水处理配套管网建设和“三河三湖”及松花江流域水污染防治。要继续支持南水北调、“三河三湖”等重点流域和重要水源地县及重点镇污水管网建设，区域推进，逐个销号；加大对“三河三湖”“摘帽”流域的支持力度。

五是全面推进建筑节能。要不断创新和完善政策，从项目示范到城市示范，再到全面推广；推动北方采暖区既有居住建筑供热计量及节能改造，突出抓好重点市县“节能暖房”工程；建立能耗监管体系，开展公共建筑节能改造试点；大力推进建筑领域资源综合利用，提高新能源建筑推广普及程度。

六是加大农村环保政策实施力度。要充分发挥“以奖促治”政策作用，大力推进农村环保各项工作，使农村生态文明水平显著提升，力争到2015年，全国共完成6万个建制村（占全国总数的10％）的环境综合整治任务。

（四）深入推进节能减排市场化长效机制建设

财政支持节能减排要着力改革创新，充分发挥税收、价格的激励约束机制，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让企业成为节能减排的主体。重点要完善以下制度：

一是加快税收制度改革。我们已实施了成品油税费改革，完善了资源综合利用产品增值税优惠政策，改革调整了资源税、车船税和大排量乘用车消费税。下一步，要积极推进环境税费改革，选择防治任务重、技术标准成熟的税目开征环境保护税；继续深化资源税改革，将煤炭等资源品目逐步纳入从价计征范围，并适当提高税负水平；调整完善消费税制度，发挥税收对节能减排的激励约束作用。

二是稳妥推进价格和环保收费机制改革。深化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理顺煤、电、油、气、水、矿产等资源性产品价格关系；深化供热体制改革，全面推行供热计量收费；进一步完善污水处理费政策，改革垃圾处理收费方式。

三是积极推进排污权、碳排放权交易和扩大生态环境补偿制度试点。完善主要污染物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试点制度，建立健全排污权交易市场；扩大生态环境补偿试点，建立健全适合我国国情的跨省流域水环境补偿机制；开展碳排放交易试点，建立自愿减排机制，推进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

四是加快节能环保标准制度建设。进一步提高行业节能、环保等准入门槛，不断完善并提高高耗能产品和终端用能产品的能源限值标准，鼓励实施“领跑者”能效标准制度，严格企业主要污染物排放标准，特别要提高行政执法水平，切实解决好执法不严、违法不究、以罚代刑的问题，对那些给人民群众生产生活造成很大损害的环境污染事件责任人，要严格追究刑事责任，使标准、制度对节能减排发挥更大作用。

三、加强配合，形成节能减排工作合力

节能减排涉及面广，要求高、时间紧、任务重，需要各个方面齐心协力、密切配合，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大力推进。

对财政部门来讲，进一步提高对当前深入推进节能减排重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把节能减排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从重点环节和领域入手全面推进。要狠抓落实，各项工作尤其是扩大节能环保产品消费、发展新能源、推广新能源汽车和绿色建筑等，要排出落实任务时间表、责任到人，层层抓落实，确保各项工作按期完成、发挥实效。要勇于创新，进一步完善“以奖代补”、“以奖促治”等机制，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推动形成中央、地方、企业、居民多元化资金投入格局。要加强节能减排财政政策的综合集成，集中资金办大事，更大程度发挥财政资金效果。

对相关部门来讲，希望共同打造高效合作工作平台，加强协调配合，深入推进节能减排，把党中央、国务院确定的各项工作分解落实，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形成齐抓共管的良好工作格局。同时加强财政、投资、产业、金融、环保、国土等各项政策衔接，形成整体合力。财政部门在制定政策、安排资金时，要主动与有关部门沟通协调，充分听取采纳部门意见；对其他部门牵头的规划编制、项目实施等工作，要积极配合、大力支持。

对企业来讲，希望强化责任意识，切实承担起节能减排的主体责任；积极响应参与国家节能减排工作，主动淘汰高耗能、高污染的落后工艺和设备，推广应用成熟先进节能环保技术和产品。进一步加大投入，加快实施节能减排重点工程，加大节能减排关键技术研发力度。要根据科技进步、产业发展等情况，调整发展战略，大力发展新能源、新能源汽车等战略性新兴产业。

改革与改革家
本文来源于 财新《中国改革》 2012年第9期

　　 我们的目的是建立一个制度，不依赖某一个圣人，老百姓都可以生活得很好，社会可以不断地发展。但是，建立这个制度的过程中，权威和领导力相当重要

2012年8月9日下午，首期财新《中国改革》读书会在北京城市规划展览馆举行。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经济学教授张维迎作为特邀嘉宾参加了读书会。


财新《中国改革》 财新记者 张剑荆

受访者：张维迎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经济学教授
对话人：张剑荆 财新《中国改革》执行总编辑
　　2012年8月9日下午，首期财新《中国改革》读书会在北京城市规划展览馆举行。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经济学教授张维迎作为特邀嘉宾参加了读书会。
　　张维迎围绕“中国改革的全景和路径”这一话题，阐述了自己的最新思考，回答了与会者的提问。他还向《中国改革》的读者推荐了五本书。
　　财新《中国改革》执行总编辑张剑荆主持了这次读书会，并作为对话嘉宾，与张维迎交流见解。
　　主持人：中国各级政府在改革方面做了很多探索，出台了很多惠民政策。但我们也注意到，围绕改革的争论还是比较多，老百姓对一些部门和领域的改革，还有意见。你觉得这是什么原因，是改革的步子太快还是老百姓的要求太高？
　　张维迎：首先问候大家一下，《中国改革》杂志可以说是当年体改委留下的一份遗产，希望以后越办越好。
　　刚才这个问题可以这样讲，也许十多年前是对改革不满，但现在我理解更多的是对不改革不满，正是因为改革在一些领域逐步停滞甚至出现倒退，使老百姓产生了不满情绪。
　　主要问题出在，我们在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式上存在问题，在满足老百姓需求的方式上有问题。无论东方还是西方都有一句谚语：“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是用再分配的方式，还是创造财富的方式？如果是在分配当中，又有腐败，那大家意见就会更多。
　　俗话说，“穿衣吃饭论家道，擦脸抹粉看人样”。就是说，你应该吃什么、穿什么取决于你的家庭收入状态；应该打扮成什么样看你长的是什么样。也就是要有实事求是的态度，如果你过高地给大家做一些许诺，而实际上根本达不到的话，这也会引起好多人不满。为什么大家不满意？我想，这些因素都在起作用。所以，解决这些问题的思路，非常重要。
　　主持人：2004年是一个转折点。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格局中的分量有了显著的提高，人们的心态也发生了变化，同时，围绕改革的争论也多了起来。你在刚出版的新书《什么改变中国》中用了很大篇幅描述改革的进退得失。前面我们提到人们对一些部门和领域改革倒退有意见，请你分析一下，为什么会出现这些现象？
　　张维迎：从2004年开始，在很多领域出现了新情况，这包括我们一般讲的所谓“国进民退”，还有政府出台的倾斜的产业政策，政府对企业进入一些领域的管制。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大幅度提高政府的投资比例和国有企业的投资比例，有一些地方，比如山西，煤炭行业实行了国有化。
　　这一切跟老百姓的意见有什么关系？就像我前面讲的，如果找到了方法解决他的不满的话，他的不满就会降低。但是，如果思维方式不对，他可能会越来越不满。比如说，政府部门的权力越来越大，腐败变得越来越严重，老百姓自然就更不满意。
　　现在很多老百姓在一些问题上的意见与腐败有关。腐败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有一部分人有特权，意味着对另一部分人不公正。同样做企业，去找政府关系、贿赂官员的人可以很快赚到很多钱，而勤勤恳恳、为老百姓服务的企业赚钱非常难。一些民营企业也赚钱但仍然不满，因为他觉得这样赚钱不公平。有的人赚得多不是因为他作为企业家的能力高，不是他更勤奋，而是他去讨好官员，有政府关系。
　　老百姓在这个过程中看到的就更不公平，凭什么少部分人可以赚那么多钱？如果市场相对公平竞争的话，我相信老百姓不会有那么大怨气。李彦宏、马化腾也很富有，但我确实没听到多少人抱怨他们富有。腐败自古以来就有，我一直很关注这个问题。
　　上世纪90年代，我在英国学习的时候，与一些经济学家讨论过这个问题。我当时讲过，只要腐败增长的速度低于GDP增长的速度，这个社会就不会出太大的问题，因为我们一方面有不满，另一方面财富在增加。
　　这几年发生了一个变化，尽管我们GDP的增长速度还是蛮快的，但是，它已经没有办法掩盖或者平衡由腐败增长带来的问题，而且腐败现在还有一种加速度的现象。反过来也可以说，如果我们不真正改革体制，腐败问题也不可能得到真正解决。
　　主持人：我知道你对凯恩斯主义是有看法的。但凯恩斯有一本书，叫《预言与劝说》，比较恰当地描述了经济学家承担的社会角色，经济学家要不断地对未来做出预测，要劝说政府、劝说老百姓。首先，假设下面坐的都是老百姓，你如何劝说他们支持改革？
　　张维迎：首先一点，我们所有人都应该认识到，财富只能来自生产、只能来自创造，而不可能来自分配。如果我们按照市场的逻辑，我们每个人去追求幸福，那你就必须给别人创造价值。
　　我们每个人有这个理念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脑子里总想着怎么去再分配，最后我们就会要求政府给我们一种再分配的方式，而政府怎么能做到再分配呢？一定是靠权力集中。而从历史上各国的情况来看，如果老百姓脑子里想的都是平均主义，满足平均主义惟一的方式就是权力更集中的政府。
　　还有就是我们对企业家的看法。中国社会面临着不确定性，怎么去判断未来？我们需要那些有能力、有远见卓识的人，这类人其实就是企业家。企业家精神对社会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每个人都要认识到对私有财产保护的重要性。人有个特点，就是想占别人的便宜，但我们要认识到，如果我们都想占别人的便宜，那财富最终怎么来？谁会有积极性创造财富？没有积极性创造财富，大家都去偷、都去抢，到最后对谁都不好。
　　所以，每个普通人必须明白这些道理。大家一想到什么东西都喊政府、政府，这确实是中国的一个特点。我们以为政府花钱对老百姓是免费的，但经济学有一个最基本的定理，“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但每个人都希望吃免费的午餐。别人请你吃饭，你脑子里还觉得欠他一个人情，而政府请你吃饭你脑子不会有这种感觉，久而久之就给我们造成一个错觉，财富可以不劳而获，世界是有免费午餐的。
　　最后这个关系就完全颠倒了，本来政府是老百姓养活的，而政府控制的资源越来越多，好像老百姓是政府养活的，我们每次涨工资、分房子都要感谢政府，为什么？因为经济关系的本质已经被掩盖了，造成一种错觉，最后的结果就是大家竞争花钱，而不是竞相创造财富。我们每个人都应该认识到这点，无论作为个人、作为整体，只有大家有积极性创造财富，每个人才能有希望活得更好。
　　怎么样才能创造财富？前提是每个人的自由和安全都能够得到保障。我这里特别强调一下自由，当我们说到“市场”两个字的时候，它本质上和另外两个字是一样的，就是“自由”。没有自由就没有真正的市场。反过来，如果一个人主张自由的话，就应该认识到，只有在市场的情况下你才能真正达到自由。
　　主持人：所以你一直都在呼吁按市场的逻辑而不是其他逻辑办事。
　　张维迎：有什么样的理念，就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提到“仇富”心态，为什么大家不仇视李彦宏、马化腾？“仇富”里面有一部分因素是来自我们的体制导致的不公平，也就是有人用大家不认可的致富方式来致富。
　　有些垄断国企攻城略地，没有人能阻拦得了。有些重要产业规定只有国有企业能做，民营企业不能做。还有民营企业。有些民营企业不是通过讨好老百姓，通过伺候普通人来赚钱，而是通过讨好官员来赚钱，所以，他赚的钱实际上也是财富的分配，而不是财富的创造。还有一类，是具有特权的人办的企业，比如你要办个投资公司，有人就要占股份，因为他有政府的关系。所以这都类似于强盗逻辑。这种逻辑会导致一系列严重的后果。
　　主持人：一个网友听说了这个读书会，委托我向你提一个问题：你曾经说过，上世纪80年代，是理念压倒了利益，而现在则是利益压倒了理念。他想请你解释一下。另外，刚才你劝说老百姓要支持改革，现在请你再劝说一下利益集团，如何说服他们支持改革、推动改革？
　　张维迎：劝说利益集团是比较难的，不是我的能力能达到的。大家不要以为利益集团现在才有，不要以为阻碍改革的力量现在才有，“文革”结束后刚开始推行改革的时候，阻力也很大。但为什么改革能推进呢？因为有邓小平、胡耀邦这样有坚定改革理念的人，这些人的理念战胜了一个个阻力。这跟领导力有很大关系。
　　农村“包产到户”开始的时候，反对的人很多。 再比如沿海的开放，也不是简单的事。在当时的历史情况下，广东比较早的一批领导人，如习仲勋，都是有很强的改革理念和领导力的人。
　　我们怎么说服这些既得利益者？实际上，历史上好多改革当中，有不少既得利益者积极推动，甚至成为领导者。中国共产党早期起来干革命的人，多出身于资本家、地主富农、政府官员家庭。这些人为什么要闹革命呢？是由于他们的观念，不是既得利益。中国的妇女解放，旧社会缠脚，让妇女放开脚的人不是妇女自己，而是男人。再比如美国的黑人解放，领导人绝大多数是白人，不是黑人。
　　所以，千万不要完全按照阶级利益的角度来看我们的变革，如果那么看的话，就会走进死胡同，不是你死就是我活，是个零和博弈，没解的。特别是处于重要位置的人，要有改革的理念才能推进改革。一个人要抵得住利益的诱惑是很难的，为了利益放弃理念的人，我们说是“出卖灵魂”。
　　我们怎么说服既得利益者？有很多种理论。首先一点，大家谈到政府时，首先要有一个观念，我们要政府干什么？政府就是要让老百姓活得更好、更自由、更幸福，没有其他的目的。所有人都明白这个道理，包括政府官员。其实，这就是邓小平讲的“三个有利于”，政府不要有自身的利益，政府的利益都要拿老百姓的利益衡量，上世纪80年代好多的改革都是按照这种理念推进的。
　　大家会觉得我说的有点玄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利益，政府官员也有他们自己的利益，为什么要为你着想？我要说的是，我们现在体制弊病，其实对政府官员也不好。华盛顿，美国独立战争之后又过了6年当总统，这段时间没有总统，他当两届就不干了，回去种地去了。他为什么不当国王？那时候可没有民主国家，每个国家都有皇帝或者国王，就是因为他有一种改变这一切的理念。他至今仍是美国历史上最受人尊敬的总统。
　　并不是权力越大越好。对大人物是这样，对一般官员也是这样。你看现在一些贪官，其实是有特权没人权。特权就是，你可以不守规矩，你可以获得老百姓不能获得的好处。人权是什么？人权是对自由、安全的保障。有特权没人权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有今天没明天，今天可以耀武扬威，站在台上给大家讲话，明天就可能突然下台了、被“双规”了。但是，大家想象一下，如果在一个法治的社会里，如果政府官员的权力受到法律的约束，他们还能这样吗？
　　我希望大家逐步地认识到，保护这种所谓的既得利益或者特权、人治大于法治，最后对每个人都是不好的。伟大的人物就看到了这点，所以邓小平复出后就废除了终身制。邓小平是20世纪全世界最伟大的政治家之一，而在中国，他是最伟大的。他也是所有未来中国领导人学习的榜样。
　　主持人：最后，我想让维迎教授谈一谈，未来改革的重点应该放在哪里？要是从经济学角度排个序的话，你怎么排？
　　张维迎：经济改革走到今天，还有没有改革的空间？还有。但是，这个空间已经不像原来那么大了，已经不像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那样大了。
　　空间在哪儿？首先是国有体制的改革，国有企业占整个工业部门资产的比重比产值的比重大概高12个百分点。这说明国有企业的效率是很低的，所以，即使没有其他方面的改革，国有企业改革也是能够增加财富的。我们上世纪80年代做过、90年代做过，为什么我们现在就不能做了呢？
　　还有，我们可以废除很多审批。整个改革你也可以理解为不断地废除审批的过程，原来价格都是由国家定的，现在很多不是了，但现在仍然有很多这方面的事情可做，像金融的自由化，使得民间可以有更大的自由创办金融机构，等等。
　　但确实有个问题，由于既得利益变得越来越强大，这时候如果我们没有其他方面的改革，这些经济领域的改革即使搞也会被扭曲。好比说民间成立金融机构，弄到最后，可能都是有关系的人成立的，普通人找不着关系还就成立不了。中国有一些银行是私营的，但50%以上的股票是被有特权的人持有的。有特权的可能没有出钱，但他可以拿到批件，所以别人就愿意给他这个股权。
　　我还是这样认为：未来30年，前15年我们的重点应该放在建立法治社会，也就是说把政府的权力放在法律之下，没有任何人、没有任何组织可以超越法律。这样，我们的人权、自由才可以得到保证，企业家创造财富就更充满信心，因为他不害怕被人掠夺。
　　再下个15年，我们可以参照一下英国历史。英国大概在19世纪初期之前建立了宪政制度。从1215年的“大宪章”开始到1300年英国议会的建立，一直到1688年英国“光荣革命”建立君主立宪制。这个过程一直是贵族与国王之间的斗争，最后形成了宪政制度，就是把国王放在法律之下，原来国王是超越法律的。
　　1832年，英国的选举权扩大到男性公民的14.5%；1867年又一次改革，选举权扩大到公民的60%；1918年，所有21岁以上的男性公民获得了普遍的选举权；1928年，所有的妇女跟男人一样获得了同等的选举权。这是个很长的过程。
　　我举这个例子是想说，人类的历史给了我们一个参照系，人类有好多共同的东西我们是没有办法违反的。所以，如果你问我未来最重要的是什么？我觉得就是法治的建立。当然，这需要很强的领导力，任何一个改革没有很强的领导力是没有办法实施的，是没有办法推进的，这可能是中国下一步面临着很大的挑战。 ■
　　财新《中国改革》记者杜珂、岳振整理
对话人荐书
　　推荐理由：哈佛大学傅高义教授的《邓小平时代》，资料非常丰富，作为一个外国人，较少受意识形态和先入为主的影响，特别值得看的是，邓小平在“文革”结束重新复出后怎么领导这个国家，一直到他1992年“南方谈话”。“南方谈话”中多次讲到，谁不改革谁下台！这句话对1992年之后的改革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
　　杨继绳写的《邓小平时代》，侧重在上世纪90年代保守势力与改革力量的博弈，上面和下面的互动。作为记者，他提供了很多鲜活的事实。
　　金观涛的《观念史研究》，研究了100多年以来中国各种观念的变化，特别契合刚才讲的，观念变了以后社会也会变。
　　托克维尔的两本书，一本是《论美国的民主》，他对美国民主制度叙述最准确、最经典。从这本书中大家可以看到，民主的建立涉及每个人的观念，个人自治、地方自治、法治文化等。他另外一本书是《旧制度与大革命》，分析法国大革命的原因与后果。这场大革命发生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知识分子把“平等”放在自由之前，这个平等又类似于平均主义，而英国人是把自由放在平等之前。平等跟自由有点不一样，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是应该的，但如果把这种平等放在自由之前就很容易形成专制，包括拿破仑当皇帝。这样的教训太多太多了。
　　我认为，现在我们应该读一些西方100多年前、200年前的书，因为他们当时面临的很多社会问题跟我们今天非常类似。所以，我建议大家看看启蒙运动时候西方的这些著作。


主持人荐书


张维迎答问
　　问一：您刚才谈到观念对改革的重要性。我们知道，观念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教育，您以前在北大主持过一些改革。请问，什么样的中国教育才能跟中国的改革相配？
　　张维迎：我对教育的改革总体上是比较失望的，当然，这与这个国家气质的变化有关，大环境会影响到每个部门。教育的“官本位”或者“行政化”的速度，不仅没有降低，而且还在提高。我们对教育的投资越来越多，今年要占到GDP的4%，大家认为办“世界一流大学”、改进教育，好像有钱就行了，这完全是错的。
　　如果我们的教育体制不能变革，大学钱越多反而越坏事。教育经费，包括科研经费，导致各种腐败，比如有些部门，你申请一个项目，可以给你，但是如果你不能够留下20%-30%的回扣，那他就给别人了。还有很多其他的腐败。
　　问二：我是一名小公务员。就我所接触的实际来看，我觉得政府自身改革的动力不是很足，请问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张维迎：这也不是新问题，老问题了。上世纪80年代，改革就是两头热、中间冷。所谓中间冷是什么意思？就是官僚，两头热就是老百姓热，还有谁热？最高领导人热。怎么解决这问题？我觉得还是向邓小平学习吧。
　　我的意思是说，好多改革的阻力，不是说大家没有办法越过的，尤其在中国现在这个体制下，如果真正有魄力，许多事我相信还是能够做的。主要还是看领导人有没有这样的决心。
　　问三：中国的经济改革取得了一些成就，你觉得下一步应该怎么改革？
　　张维迎：我还想讲一个观点，自由是第一位的，因为自由意味着尊重每个人的权利，包括他的个人行动的权利、追求幸福的权利、追求他的财产安全的权利，如果大家形成基本共识的话，民主才是一个好东西；如果我们没有这方面的共识，民主就可能变成民粹，甚至可能变成灾难。
　　很多人以为说民主就是多数人投票，这不完全对。多数人投票把你杀了行吗？不能杀，好多事是不能靠投票解决的，我们不能说投票把一处私宅给大家分了，那是不可以的。只有大家建立起了自由的信念之后，我们在行使民主权利的时候才不会出现滥用。
　　国外的经验是，民主制度最大的挑战就是暴民政治，美国制度的设计总是要防止暴民政治。如果民主制度不能和精英治理很好地结合起来，如果民主不是建立在自由、人权的基础上，我觉得很危险。这也就是我说，为什么要法治先行。
　　另外，我们还要看到，任何人类社会稳定的变革都是个持续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得有足够的耐心。中国很多历史错误就在于我们缺少足够的耐心。好比说辛亥革命刚刚搞完，还没有几年就觉得失败了，就要找新的道路。现在看，那不能叫失败啊。美国、英国的民主，都有个过程，都要打打闹闹。我们要学会妥协、学会沟通，最后形成共识。
　　在这个过程当中会有好多曲折，如果我们理想化，我们就会不断地重复错误。就像一个孩子去学体育，第一次没拿到金牌，你爸说“完蛋了你不适合学体育”，那他永远不会拿到金牌。我们只有持之以恒地往前走，最后才不至于反反复复瞎折腾。
　　问四：你呼唤强有力的改革家。是不是需要外部强大的动力来推动改革？
　　张维迎：首先，大家不要误解，我们的目的是建立一个制度，在这个制度下不依赖某一个圣人，我们老百姓都可以生活得很好，社会可以不断地发展。但是，你必须承认，建立这个制度的过程，权威和领导力相当重要。
　　我希望未来是个凡人的世界，但建立这个世界的过程中需要伟大的领导力，意味着他要有很强的理念，并且还要有坚强的意志推行这种理念，他还要有一些技巧克服那些阻力，就是怎么样让理念战胜利益。这些人是比较稀有的。
　　问五：你怎么看待西方国家？
　　张维迎：我们的牛、羊、青铜器就是西方来的，几千年前，我们吃的西红柿、小麦都是西方来的，人类的进步就是来自不同的民族、不同地区的人相互学习的过程，如果原来西方进来的东西抽掉以后，我们今天能坐在这儿吗？不可能，我们不是原始状态也是过去那样最贫困落后的状态。
　　走对路以后，社会自然按规律运行，就像是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我们不断地往前走。改革一开始就搞“包产到户”，但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央文件明确说不允许搞“包产到户”。我们为什么搞市场经济？因为人类没那么聪明，如果人类聪明到什么东西都知道就不用市场经济了。
　　邓小平讲的“摸着石头过河”，我觉得所有的改革都是脱离不了的，邓小平脑子里有他的基本判断，但他能写出一个改革的规划来吗？写不出来。后来成立了一个体改委，办《中国改革》杂志，都是慢慢摸索出来的。
　　问六：我现在还是本科生。你提出：对目前的中国来说，事实上创造新财富比财富分配更重要，我的疑问是，如果政府不把现在的力气花在改革现有的财富分配体制上，那么事实上他就是在巩固现有的财富分配体制。这样，如果我们创造了新的财富依然按照原有的分配路径分配的话，怎么推动大家的财富创造呢？你刚才说改革需要强有力领导的观点，跟现在政府权力要受到限制似乎是一个悖论。我们真的没有其他的路径推进改革吗？
　　张维迎：从某种意义上讲，财富的分配和创造其实是一个问题，为什么一个国家有时候创造财富的动力不足？就是因为它的分配方式有问题。一个好的分配方式一定是在财富创造之后大家都能得到公平的一份，而事实上目前来讲最有效就是这种办法。一种产品出来了，消费者得到好处、生产厂家得到好处，生产厂家要得到好处一定要使他的工人有积极性干好活，一定得有人愿意出钱投资。当然这个过程当中，有一部分人得到更多，这就是资源最稀缺的人。拍电影谁得到的最多？葛优这种人得到的最多，因为他这种人稀缺。
　　企业家有能力、有冒险精神，最后拿得多，有时候可能也有运气，这个你必须承认。如果有个好的社会体制，发财致富都是建立在这个好的基础上。所以，我们要找到一种正确的分配方式，让大家有积极性把蛋糕做大。如果我们过去的分配方式不更改，蛋糕就很难做大。
　　有没有其他改革方式？我自己还真想不出来其他改革方式。你还在上大学，希望你未来能想出来更好的方式。
　　问七：刚才提到财富分配的问题。现在两极分化非常非常严重，有点儿所谓的阶层固化，很多底层的老百姓已经看不到能够进入上层的空间和机会了，根据你说的效率和公平的问题，你强调效率，但我觉得现在公平这个问题也不能忽视。
　　张维迎：首先你别误解，我强调市场不是强调效率，我觉得只有市场才会有真正公平，就像体育比赛，跑得快的拿冠军，跑最后一名也拿冠军，这显然不公平，真正的公平是跑得最快的拿金牌，第二名拿银牌。所以，市场经济才能保证真正的公平，我们现在之所以不公平就是因为特权太多，有些人不跑就能拿金牌。为什么有人感到绝望？因为有一部分机会不向我们开放，只向别人开放，拿到这机会的人就赚很多钱，所以两极分化关键是这部分的问题。
　　真正公平竞争的市场，财富有差距，但不会出现太严重的两极分化。我们知道市场总会变化，你今天可能是老大，明天可能破产，这样的事儿太多了。我们过去几十年这方面本来有显著进步，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都是弱势群体，他们为什么做生意呢？因为政府去不了，只有当个体户。所以，这个问题应该这么看更好一些。
　　问八：你强调了法治建设的重要，你觉得资本市场最欠缺什么？
　　张维迎：法治建设不是政府怎么管老百姓，法治建设是要规则透明、公平，法律面前没有特权。中国资本市场之所以没有建成法治，就是因为我们有太多的审批，上市专门搞一个发审委，证监会审批，这可能有问题。规定只有几年赚钱才能上市，凭什么我不赚钱就不能上市？我之所以上市是要用钱嘛，以后能赚钱但现在赚不了钱才要融资嘛。我们就是靠政府这种强行规定，反倒大家不太重视声誉，投资买股票的人，大家都不看基本面，都不认真去选择，这恰恰不是一个法治的市场。
　　问九：中国改革的路径，最理想的是什么？
　　张维迎：简单地说，法治、民主和自由，人类大同嘛，现在都在往那方面走。我们应该怎么走？就像李宁公司原来的广告词一样，“一切皆有可能”。

提振中等阶层消费
本文来源于 财新《中国改革》 2012年第9期

中国当前扩大消费的政策重点应当针对中等收入阶层，才能产生实际效果


财新《中国改革》 特约作者 廖明

　　扩大内需是近十年多来的经济政策重点，但是，时至今日，消费率却越来越低，增加投资依然成为保持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手段。据统计，2000-2010年，投资率由35.3%上升到48.6%（世界平均投资率仅20%左右）；最终消费率由62.3%下降到47.4 %（世界平均为79%左右)。呈逆调整状态。
　　为增加内需，中国出台了不少政策，比如，稳定就业和增加收入的政策、加强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政策、家电下乡政策等。今年又两次降息以求刺激投资和消费，最近又提出普遍减税的提法和税种结构性调整的设计。但是，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今年1-5月，除3月小幅反弹，单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一路走低。5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6715亿元，同比增长13.8%，增速创下近一年来新低。
　　为什么这么多政策出台总是不能获得明显的效果呢？在笔者看来，关键原因是这些普遍的刺激政策没有抓到重点上。
普遍的刺激政策难以获得明显的效果
　　笔者认为，带动消费的主要群体是中等收入者，应针对该群体制定相应的有针对性的政策，才能产生实际效果。
　　从消费需求来看，目前，中国国内需求不足的重要原因是消费需求不足。消费需求不足的重要原因又在于不同的收入群体之间形成了一个消费断层，即高收入者具有消费的能力，但缺乏消费欲望（也许他们会觉得国内没什么可多消费的了，甚至把资金转移到国外去高档消费）；低收入者具有消费欲望，但缺乏消费能力。目前的普遍性的消费刺激政策对于高收入者来说没有什么意义，对于低收入者来说，目前的优惠和补贴政策效果有限，因此在总体上不能使国内消费水平较快上升。
　　国家统计局将年收入在6万到50万元之间的家庭列入中等收入家庭范畴。按这样的标准，中等收入阶层应主要包括；金融、保险、证券、房地产、商贸、旅游、法律、传媒、咨询、策划、社会服务、公用事业等第三产业领域的职员，科教文体卫等事业领域的专业人员，政府和社会管理部门的公务人员，企业里的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城乡的中小企业主和部分收益较高的个体生产者，农村的专业户等。这部分群体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比较理性，是社会稳定的中坚，同时具有一定的收入积累，是市场消费的主体。他们希望能有汽车和较体面的住房，希望子女能得到更好的教育。他们的社会地位和知识文化水平决定了他们有较高档的文化、健身、休闲、旅游的需求和较高档商品消费的冲动和通过投资得到财产性收入的欲望。但是，目前由于整体经济形势的影响和缺少政策的支持，投资理财的产品不多，收益不高，风险不小；住房、医疗、子女教育价格高居不下，生活品价格不断升高，这就从多方面影响到他们的消费信心，改变他们的消费预期，影响他们的消费行为。
税收政策是扩大实际收入的重要手段
　　提高中等收入阶层的消费能力，在税收政策方面要对中等收入阶层“少收”。
　　首先是提高个人所得税免征额。目前规定的免征额是3500元，3500元-12500元正是中等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段。这些人每月要在工资中扣除10％-20％缴个人所得税。而高收入端的累进税率最高却只有35％-45％，且极难征收。因此，应当进一步提高免征额，同时适当调整各段的累进税率，使低端较低，高端较高。
　　其次是合理降低劳务报酬所得税率。设计费、翻译费、审稿费、讲课费、研究劳务费、技术服务费、咨询劳务费、演艺出场费、医疗劳务费、项目提成费等，是中等收入阶层的主要收入来源，按规定800元以上要交纳20％的所得税，对超过2万元的实行加成征收。依此规定，如果一个人通过多年研究取得了科技成果，得到一笔20万元的劳务收入，他要交纳57000元的所得税。在香港，对于个人所得的税率计算方法不同，但最高不超过15％，即如在香港发生这笔收入，缴纳的税金不超过30000元。如果能合理降低税率，则相当于提高了他们的收入。
　　营业税是对在中国境内提供应税劳务、转让无形资产或销售不动产的单位和个人，就其取得的营业额征收的一种税。不具备这些条件的教育科研等事业单位也要缴纳，增加了单位负担，压缩了职工收入。为了促进公益性事业单位的发展，适当提高这些单位职工的待遇，建议取消这些单位的营业税。
　　另外，对于中小企业、个体生产者，农村的专业户等要更多地给予税收和信贷优惠，增加他们的经营收入。
财产性收入是另一个收入来源
　　为了使中等收入阶层的家庭能够有机会通过自己的知识和智力保值增值资产，应当努力稳定和发展股票、债券、外汇、期货、保险、贵金属和收藏品等市场，促进投资产品市场创新，增加选择性；同时严格监管投资市场，规范发展各种理财产品市场，改善投资环境，提高投资市场的安全性。为民众获得投资收益提供市场基础。中等收入阶层的收入有了稳定增长之后，就要给他们创造消费的环境，鼓励积极消费，以提高国内的整体消费水平，调整经济结构，促进经济持续稳定地发展。
房地产价格是扩大内需的关键之一
　　房地产业除了对钢铁、建材业的带动外，还促进了家电、家具、家装等行业的发展。居民消费中购买房子的消费占到20％以上。但是，房价居高不下，远远超过了普通国民的支付能力，往往新婚夫妇为了买一套房子得动用自己、父母、岳父母三家的全部储蓄。这就直接影响到中等收入阶层的购房行为。
　　目前，在房价中地价占有很高的比例，平均为25%左右。根据国土部中国土地勘测规划院发布的报告称，2009年全国重点监测城市的地价房价比为31.29%。其中，上海、南京、杭州、宁波等“长三角”城市较高，超过40%。2012年二季度，全国主要监测城市地价总体水平为每平方米3069元人民币，住宅地价为每平方米4522元，环比增长0.13%；同比增长1.77%。
　　在原材料和人工成本不断升高的情况下，降低土地成本实际上是惟一的选择。中央一再强调要解决这个问题，地方政府却似乎没有反应，直接原因就是土地财政的问题。解决办法就是加大中央地方财政关系的调整力度，按照财权和事权统一的原则加大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彻底改变土地作为地方政府的重要财源状况。调整中央地方财政关系的做法应该包括开征房产税、遗产税等地方税种，提高资源税的税率，加大地方分享比例等。在地方财力明显增长的基础上，将土地转让金变为土地税按年收缴。仅此一项就可将地价降低到原来的七十分之一（按70年使用权，土地税可分70年缴纳）。
　　如果房价真正降了下来，不仅仅是刺激了房地产的消费，人们将可能把省下来的钱花到其他方面，从而带来整个消费市场的繁荣。
消费品的不断创新是持续消费的源泉
　　近年来，以汽车、电脑、通讯、家电、文化、度假、旅游、美容、康体为主的消费产品升级换代速度加快。新的消费热点带动这些产业快速发展。一部 “泰坦尼克号”3D电影一个月居然创造了近10亿的票房收入，同时还刺激了3D电视机的市场销售。中等收入阶层正是创新产品的主要购买力量。
　　为促进不断地创新，应出台更多的鼓励科技创新的财税政策，通过改善创业板、发展创投基金、加大对创业投资的信贷力度等手段，做好为创新的金融服务，引进和培养更多的创新人才，推动中国创新事业发展。如果我们能以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带动各产业的发展，从而促进全面的消费增长，则会大大促进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保证中国经济稳定、持续地发展。 ■
　　作者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秘书长

官场文学去向何方
本文来源于 财新《中国改革》 2012年第9期

　　 官场文学基本作用有二：揭示政治的弊病，拷问或提升某种政治原则

财新《中国改革》 特约作者 李靖云

　　官场文学在中国由来已久，且从来不是异类，政治、反腐、官场一直是中国文学的重要内容。传统文学分类中一直有官宦文学一说。或者作者本人出身官宦世家，混迹官场，或者作品内容以官僚生活、官僚政治为主，皆可谓一般意义上的官宦文学。
官场文学的源流
　　《三国演义》无疑是中国古典小说中最为著名的官宦小说，虽曰历史传奇，但是，毫无疑问，全景性的政治图景才是其迷人之处。但是，不同于同时代在西方出现的政治文学，《三国演义》在细腻表现权谋算计，反复描写政治博弈的同时，树立了一种对抗非常明显的善恶政治观念。对曹操奸雄的描述，不管如何之精彩，都有奸恶脸谱化之嫌；对于刘汉正统性的捍卫，则展现为先验的教条。两者无时无刻不体现在具体的文本细节之中。
　　《三国演义》之所以获得崇高的文学史地位，政治博弈之描写居功至伟。而在博弈描写之中，功利主义标准非常明显，利益所指，明白显现。偏安荆州的刘表，一可谓忠于汉室，二可谓安然守土，尽职尽责，颇具名士风采，大约只不过是“善善而不能用，恶恶而不能去”式的人物。这种划分，是按照纯粹的功利计算来确定的，正如曹操和刘备煮酒论英雄时的清楚定义，只有“胸怀大志，腹有良谋”，才是真正的英雄。
　　若说《三国演义》开创政治小说，那么《儒林外史》可谓更深一步。对士林官场的心态，及荒诞不经的科举制度，其讽刺与批判，都是前所未有的。此外，《儒林外史》还将话题延伸到既定政治框架中的政治生态，可谓别开生面。在《中国小说史略》中，鲁迅将其单列为“清之讽刺小说”，并称赞“是后亦鲜有以公心讽世之书如《儒林外史》者”，足见其意义。
　　几十年后，伴随清王朝的衰朽，《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象》等一批小说迭现，都以官场和入仕之后官员的种种不堪为主题，不妨看做是对《儒林外史》的某种继承。这类文学通过报纸连载，类似今天的网络文学，内容多以抨击詈骂为主。
　　《官场现形记》颇具代表性，这部首先在报纸连载的小说，讲诉了清末官场许多腐败黑幕，并直接斥官场为“畜生世界”。其言语激烈，与当今网络上对政治腐败的声讨几无差别。鲁迅认为，这些小说“辞气浮露，笔无藏锋，甚且过甚其辞，以合时人嗜好，则其度量技术之相去亦远矣”。可以说，为了迎合大众口味，增加销量，作者也确实有这样的取向。
　　无论如何，作为一种大众文艺作品，小说能够直接揭露官场之腐朽没落，政治之黑暗，确为中国历史开天辟地第一遭。甚至当时的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都专门看《官场现形记》，以此来了解大臣行为。对于政治的表述和文学批判，不再只是借助历史情境，通过作家注入对现实的讽喻而形成。这一时期，现实政治开始成为文艺作品的内容，无疑具有深远的社会意义。一方面，这是报纸等新的大众传播工具在中国出现的直接结果；另一方面，也是现代民权政治在中国生根发芽的体现。政治的神圣化被祛魅，本应在幕后进行的利益交换，呈现为被说破的现实。
　　也可以说，传统的官宦文学，这时候变成了官场文学，从社会精英的文化变成了大众文化，也从一般文人深层次的讽喻变成了直接的社会性情绪批判。到民国时代，政治失序之下，权威出现真空，反而使得大众新闻传播极其发达。揭发政治黑幕，抨击官场腐败，直接诉诸报端并不困难，官场小说反而落寞不少，只有如《金粉世家》《华威先生》等数量不多的作品，保持了应有的水准。
　　1949年之后，伴随着中国政治再度变化，官场文学过去兴盛所依赖的土壤消失殆尽。政治再度成为一种神圣的、具有严格先验伦理规范的东西。
　　这时，作为社会场域的官场完全消失，政治文学逐渐成为惟一的文学体裁，长期以来作为其最重要分支的官场文学作品却彻底消失。姑且不说《金光大道》等宣扬革命政治伦理的新政治文学被大量生产，传统的政治文学也被广泛传播。《三国演义》在整个社会生活中被广泛阅读，上至毛泽东，下至生产队长都在阅读，以从中学习严酷的政治博弈手段。
　　在1975年的“读水浒、批宋江”运动中，这种狂热达到高潮，但随即伴随着毛泽东离世而烟消云散。评断政治伦理的最高权威去世，也是社会再度祛魅的开始。
　　“文革”后的所谓“思想解放”，其实就是一种理性反思后的祛魅。从“伤痕文学”回忆知青个人惨痛经历开始，文学和诗歌作为一种心灵记忆与反思再度兴起，成为开启祛魅的先锋。伴随政治文学的退潮，多种文学形式复兴，官场文学便再度兴起。
改革时代的官场文学
　　“文革”后最早的官场文学，是改革小说，柯云路的小说《新星》是其代表。这部以山西著名改革先锋吕日周为原型的小说，可谓当代中国官场小说之祖。这部小说反映了中国官员评价标准的转型，从焦裕禄型的勤恳忠诚，转变为李向南型的大胆进取。在宣传报道中，焦裕禄也要和僵化的官僚习惯斗争，但他更多的是在实践基本的政治原则。既定的政治原则并没有问题，问题在于实行。而李向南做的，则是冲破旧教条，开创新施政原则。在《新星》中，李向南成功的标准非常清楚，那就是财政翻番。
　　类似的文艺作品，上世纪80年代还有许多，包括《乔厂长上任记》和《花园街五号》等。官员们不再以能吃苦耐劳为标准，而是以能开拓创新，致富地方为能事。从政治伦理上，李向南、乔光朴等依旧接续了焦裕禄“为人民服务”的伦理价值，也顺延了士大夫“先天下之忧而忧”的伦理责任。但是，原则的变化，从根本上挑明了一个基本事实——当官要有独立的政治抱负，官员应施展手脚，增加实利。
　　就像在《新星》中，李向南说的那样：“百折不挠后面还要加上，愈挫愈奋，一个人的生命就体现在他的奋斗上。”这种个人奋斗的宣誓，和时代的气质是吻合的。
　　如果说言利在20世纪80年代还是要争取的原则的话，到了90年代，就已经成了普遍常识。伴随着社会的松动，大众媒体开始走出喉舌的单一定位，政治成为各方可以评判的对象，反腐小说作为官场文学新形式开始流行。这首先是中国政治的直接反应，上世纪90年代之后，腐败实际成为中国政治生活的一项重要组成部分。
　　对此，作家陆天明曾明言：“在创作《苍天在上》的时候，反腐与腐败还是中国政治生活的边缘话题，但是创作《大雪无痕》的时候，反腐已经成了我们政治生活的一个重要内容了。”
　　植根于这种政治现实和社会需求，反腐小说具有很大的市场。《苍天在上》中的田卫东，就是一个到处安排家人，挪用公款肥己的人物。不过，虽然被挪用的公款看起来金额巨大，但是，相形之下，他的行径还属小打小闹。
　　在张平的小说《抉择》中，腐败分子已经形成一个集团和网络，包括从国有企业主管郭中姚这样的小角色，一直到省委副书记严阵这样的高级别官员。这已经不再是一般意义上的贪污腐败，而是一个完整的政治阵营，就像严阵给李高成交底的那段话：“虽然大家都是共产党员，但是我们都是有自己的政治圈子，这是一个无形的圈子，但是大家都知道谁是谁的人，一旦有人背叛了圈子，就会被视为叛徒。” 反面的人物严阵，汲汲于利，又颇具枭雄色彩；正面人物李高成，虽然仍然有传统宣传作品中共产党员的风采，但个人依旧深陷利益集团的网络之中。
　　《抉择》的成功，应该说体现出读者对于政治现实的一种认识。派系和政治势力的博弈，利益集团的交换，是政治生活的主要内容。严阵的失败，从政治伦理上讲是背叛了原则，更深层次看，则是省委书记万永年在政治斗法中的胜利。
　　《抉择》的出现，标志反腐文学的成熟。虽然张平后来还有《十面埋伏》《国家干部》等作品，但大致类型并没有变化。他细致地构建政治阵营的分化，首先省委副书记严阵自己形成的一个圈子构成了一极，省委书记万永年、市委书记构成了政治的另一极。这种正职为红，副职为白的划分方式，固然有为结尾铺垫的准备，但无疑充分体现了官场的党争。
　　同时，张平还极力塑造了第三极，即一般群众。作为政治腐败的直接受害者，他们强有力的控诉及直接的现身说法，形成了价值拷问。小说中的一招一式，都能体现现实的冷酷，将官场斗争写得入木三分。这和大众传媒被重新激活有直接关系，如张平自己所说的，小说素材是一点一点采访出来的。
　　更进一步的是周梅森，他的《至高利益》《绝对权力》《中国制造》等作品，彻底抛弃了脸谱化的对立利益集团，而呈现出权力的混战。在诸层级领导的暗战中，各种集团趁机获利。
　　更重要的是，这种权力的混战不是简单的派系斗争，而有各种投资、出卖乃至对抗，敌人和朋友往往在瞬间发生变化。从省级领导到乡镇领导，无处不在斗，也无处不可能媾和，形成了各种各样的政治后果。这样，腐败只是权力斗争的副产品，附着于权力产生。
　　就像《绝对权力》中由官入商的金字塔集团老板金启明所说，“我做的不是经济上的投资，而是权力上的投资，买对了潜力股，红利滚滚来”。在他眼中，政客和商人区别不大，其实都是买卖。
　　其实，这也代表了一部分民众对于政治的真实看法。
“流行官场文学”的出现
　　从陆天明到周梅森，反腐小说实际上也走到了尽头。对于整个中国社会而言，这些作品进一步完成了政治上的祛魅，在另一方面也在积聚民众的不满，所呈现出的中国社会愈发立体。当然，现实很可能比作品更加不堪。作家们没有回避这些问题，在制度层面的拷问也相当强烈。但是，反复的追问最后几乎等于不问，揭发与抨击的渠道依然有限。
　　这两种情况之下，当下中国出现了一种特别的官场文学——“流行官场文学”。官员的政治抱负，官场腐败，都不再是这类小说的主题，而仅仅是官场中的一些现象。官场则是一个相对独立，但更加尔虞我诈的生存丛林。官员在其中生存下去，才显得更加有趣。在政治失去神圣感，但一定程度上仍然保持秘密性的现实情况下，揭去面纱，看到残酷的真实可能更有市场。于是，王跃文应运而生。他并非第一个官员出身，且完全以官场生存为主题创作小说的作家，但是成功地把官场小说推到了流行文学的程度。他的《国画》和《梅次故事》，都属于畅销书，与主旋律反腐小说的畅销确有不同，而和琼瑶、韩寒、流潋紫等人作品的畅销属于同一类型。读者需要的，不是找寻社会的不满情绪，而是去找到一种自我实现及沉迷。
　　王跃文笔下的大小官员，做官基本是一种谋生方式，和做生意一样有风险。在小说《国画》当中，朱怀镜个人的偶然升迁，和中彩票没有什么两样。飞黄腾达之后，能够享受的种种特权，从票子到女人，对他而言都是一种折磨。在一次次升迁变动的过程中，官场逐步展现了丰富的生态模式。但是，不论怎么变，基调都是黑色的，没有人是干净的，腐败仅仅是恰巧需要被挖掘出来的现象。
　　在题为《拒绝游戏》的后记中，王跃文说：“我原本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可现实逐渐让我明白，理想主义是最容易滑向颓废主义的。颓废自然不是好事，但颓废到底还是理想干瘪之后遗下的皮囊……我既不想颓废，也不愿麻木。我不准备游戏人间，无论为文，或者为人。”这是他自己的心境写照，而朱怀镜何尝不是这样想呢？
　　对读者而言，他们更为需要的，是跌宕起伏的感觉，以及那种无法满足的窥探心理。
　　如果说，王跃文笔下的朱怀镜是半推半就地生活在官场，那么，在新近流行的官场小说，如《侯卫东官场笔记》和《二号首长》当中，侯卫东和唐小舟等人就是彻底地享受人生。
　　朱怀镜所遇到的那种灵魂不安，在这两部2010年以来最为畅销的官场小说中，完全不见踪影。令主人公斗志昂扬的，是如何享受特权，如何争取享受到更多特权。金钱、美女、豪车到房子，以及权力本身的尊荣，都是最值得追求的。
　　在新的官场小说中，以往被视为腐败行径的做法，现在变成了各方认可的游戏规则。作为公务员，如何经营企业，甚至如何从政府手上赚钱，仅仅是一种利用法律空子的技术。
　　相较做官，做官发财更是一门技术活。李向南实现政治抱负，造福一方的激情，演变成了侯卫东向上爬改变身份地位的激情，以及唐小舟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拿到自己可以拿到的东西的激情。
　　可以说，不管和改革小说、反腐小说，还是同一类型的王跃文的小说相比，新的“流行官场文学”已经彻底转向。过去的丑恶，居然颇具励志色彩；过去的厌恨，居然变成了今天的羡慕。惟一不变的，是对政治操作的解析，以及对于官场丑恶的挖掘，不仅没有收缩，反而更为直接。
　　在两本小说中，观察官场的角度都选择了秘书，更多内幕从秘书之眼观察揭示。最为典型的是，两本小说都描述了大量的会议，有数不胜数的领导酒宴。会议的议程安排，权力博弈，酒宴之中的攻守变化，以及政策，都被清清楚楚地展现出来。
　　通过阅读，许多官场的秘密，似乎都能被读者一一领悟，对政治秘密的渴求得到了巨大满足。对于政治运作机制，异常技术化的描写，看似细腻，实际上充分显示了对于政治机器的运作的某种承认。
　　这些作品的细节描写，可谓对其成就的总结，但反思却无从寻找。官僚机器理性表面背后的失衡，以及各种深层次问题，都被一概放过。在此前的改革小说、反腐小说中，这种情形都不曾有过。
　　如果说过去的改革小说、反腐小说有着一定的正面作用，譬如《国画》《沧浪之水》等的抚慰作用，那么，《侯卫东官场笔记》《二号首长》则具有负面的刺激作用。
　　不得不反问的是，官场文学今后该如何变化呢？政治是人类的基本生活方式，以其为主题的文学，将伴随着人类社会继续下去。但是，作为一种带有社会功能作用的文艺产品，其本身的基本作用，无非有二：揭示政治的弊病，拷问或提升某种政治原则。就第一点而言，揭露政治弊病的基本前提，是大众传媒更深入地介入政治生活；就第二点而言，要追问某种政治原则，政治活动的参与者必然具有一定的广泛性。如果这些努力都受阻的话，剩下的就只有《二号首长》们的畅销。

经济学家理解的千年世界经济史——读《强权与富足》
本文来源于 财新《中国改革》 2012年第9期

财新《中国改革》 特约作者 范世涛

　　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讲座教授罗纳德?芬德利（Ronald Findlay），本来是一位贸易理论家，近些年来却埋头研究全球化的历史。这仿佛是自然而然的事：对一位贸易理论家来说，现在还有什么问题，比全球化更大、更重要呢？而要理解今天的全球化世界，就必须了解它的历史。他与都柏林大学的经济史学家奥罗克（Kevin H. O'Rourke）合作，经过多年的持续努力，终于完成了一部《强权与富足：第二个千年的贸易、战争和世界经济》。此书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后，学界、媒体好评如潮，短时间内，就俨然成为一部经典作品。
更丰富的全球化
　　世界实在太大、太复杂了，以致很多“世界经济史学家”其实只是在研究某个国家或地区的历史。最常见的窠臼是“欧洲中心论”，其他地区的历史材料只是想当然地围绕欧洲这个中心来组织。近年来，“欧洲中心论”受到了有力的批评。像“加州学派”的一些学者，就提出传统经济世界的中心是中国，而非欧洲。
　　芬德利和奥罗克认为，因为忽略了西欧与其他地区的广泛联系，只强调西方制度优越性、文化特质或先天禀赋的内因解释必定不充分。这种联系，在很多世纪中发挥着作用。而且，在转向现代经济增长的历史突破中，它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两位作者采取的研究策略，是根据地理、政治和文化特征，将世界划分为七个区域：西欧、东欧、中东和北非伊斯兰世界、中亚、南亚、东南亚、东亚，然后重点研究各个区域之间的互动关系。其中，贸易模式、地缘政治格局和世界领导者的更替，又是重心所在。通过对公元1000年至2000年的经济史研究，他们识别出三件历史性世界大事：14世纪的黑死病以及不同地区采取的不同应对措施，15至16世纪之交“新大陆”的发现和“旧大陆”的一体化进程，18世纪和19世纪之交的工业革命。这三件大事，都是区域间作用的结果。
　　虽然芬德利本人是国际贸易理论家，但本书理解的全球化概念内容丰富，除了货物或资本流动，还包括“武士、细菌和技术的国际流动”，将全球化的历史追溯到蒙古人的征服过程。在几个蒙古汗国的松散联盟基础上，欧亚大陆中心地带得以统一，货物、人口、技术和思想在如此大面积内自由流动，这在人类历史上是第一次。当时，国际贸易的东西路线覆盖了七个世界区域，长途贸易容易而又安全。这个一体化进程虽然刺激了一些创新，但也打开了黑死病的“潘多拉盒子”。这场瘟疫成为近千年来打击西方世界最大的灾难，而伊斯兰世界所受到的影响，实际上有过之而无不及。黑死病的灾难性影响，导致劳动密集型产品相对价格上扬，而土地密集型产品的相对价格下跌。这一时期，人均收入则出现了提高，因而奢侈品市场走向繁荣，基本物品市场则相对衰落。
　　“地理大发现”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欧洲人就此拉开了世界范围的征服、掠夺和开发的序幕。其中，哥伦布大发现最重要的影响，是16世纪的白银贸易：“形形色色的金币和银币在稳定地流动着，它们从西方流向东方；与此同时，另一辅助的流通也在进行，货品和稀有商品汇合成丰富多彩的贸易流，沿着相反的方向自东方流向西方。”这个白银流通链，刺激了欧洲大陆价格水平的提高和货币化进程，为亚洲和欧洲的陆上贸易路线在16世纪后期的复兴提供了基础。“新大陆”的发现，使欧亚大陆内部成员间的结合更加紧密，其自身也产生了更为深刻的变化。美洲的殖民者为了解决劳动力匮乏问题，很快建立起充分满足欧洲市场需求的奴隶制制度框架，使“新大陆”迅速融入世界经济，也为列强争夺殖民地和动用武力提供了有力刺激。
　　工业革命始于欧洲，慢慢传播到世界各个地区，使欧洲和其他地区之间的工业化程度出现了明显差异，对“大分流”（Great Divergence）产生决定性影响。技术创新不仅使市场之间的联系更为紧密，更使世界形成了泾渭分明的分工：从事制造业的中心区域和生产初级产品的外围区域。从此，发展中国家怎样才能赶上中心国家，是利用资源优势，还是开放市场，诸如此类的问题，成为世界经济的核心问题。西方如何应对中国或印度的崛起的问题，同样源自工业革命所造成的不对称分工。这些当下的问题，本质上都是历史问题。
　　以前述三个最重大的历史现象为基点，以反反复复的全球化为主题，《强权与富足》清晰地勾勒出过去1000年的世界贸易史，或者说全球经济史的轮廓。在叙述过程中，作者强调了他们对世界贸易史的独特见解：“在每一个时代，贸易都在由此之前某次大的战争或冲突缔造的地缘政治框架中运行；而下一场战争的爆发则将改变原先的地缘政治框架，并为下一个贸易纪元的开启奠定基础。就这样，世界贸易在一次又一次的框架缔造和改变中向前演进。”他们认为，“战争一直是推动世界体系演变的内因之一，而非单纯的外因或外部冲击……政治决定贸易，不过贸易通过影响各政权的能力和激励，在一定程度上也决定着政治”，这也正是他们援引英国诗人德雷顿的诗句作为书名的立意所在。
经济学指导经济史研究的范例
　　除了真正的全球视野和对历史事实轻重的出色把握，我感到这本书还有三个优点值得强调：
　　一是重要细节丰富而且刻画生动。比如，书中讲从“二战”结束到1980年间的政策分流时，详细分析了1947年这“非常关键的一年”。这一年，一系列政治、经济博弈之后，“冷战”开始。此后，一方面是东西方贸易量剧减，第三世界国家纷纷管制市场；另一方面是西欧、北美、澳大利亚和日本、少数东南亚国家的开放型经济不断发展。只有清晰把握世界整体经济格局，这些遍及全书的细节才能选择得体，生动刻画也有益于而不是损害全书的脉络。
　　第二个优点是丰富的援引和中肯的评论。自20世纪50年代美国的“新经济史革命”以来，经济史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出色的作品层出不穷。两位作者认真研究了浩瀚的专业经济史文献，援引重要文献，并对照历史事实，对学界争论的要点做出了扼要概括和中肯评论。对苦于文献数量过于庞大的学者来说，这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第三个优点是理论严谨。芬德利本人是杰出的经济学家，在探究历史时，善于从经济学家的角度提出问题，并依照经济学家的假说验证程序组织历史事实。在谈到“二战”之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倾向，以及20世纪80年代重启全球化议程的背后动因时，两位作者根据著名的“蒙代尔—弗莱明模型”，强调了汇率体系对各国政策组合产生的实质性影响。此书作为范例，清楚表明了经济学对经济史研究的重要指导作用。
　　《强权与富足》的作者虽然未必知道历史学家黄仁宇，但他们无论在研究的时间范围方面还是空间范围方面，或者内容的系统可靠程度方面，都跟黄仁宇所提倡的“大历史”颇为近似。我们很难指望，短期内会出现与之相当的经济史书。 ■

能源体制亟须新一轮改革
本文来源于 财新《中国改革》 2012年第9期

　　 要应对今后的新挑战并克服前30年市场化改革中的缺陷和遗留问题，中国能源部门亟须新一轮改革

财新《中国改革》 特约作者 杨富强

　　2009年，中国已成为世界能源生产和消费最大的国家。2011年底，中国一次能源生产为32.5亿吨标煤，能源消费为34.8亿吨标煤，占全世界一次能源消费量的21.3％。名列前茅的中国能源公司，都跻身世界500强之列。
　　中国有着世界上最庞大复杂的能源部门。然而，与其他经济部门的改革进度和效果相比，能源部门的改革已经滞后。要应对今后的新挑战并克服前30年市场化改革中的缺陷和遗留问题，中国能源部门亟须新一轮改革。
中国能源部门发展路径
　　中国在1950年至1980年的计划经济期间，一直饱受能源供应极度不足的困扰。1980年后，能源部门实行市场化改革，打破垄断，引入竞争，1997年后，能源供应状况得到根本改善。
　　2002年至2005年期间，经济再次高速增长，能源供需一度失衡。但在2005年后，能源供应再次满足了经济的高速增长。例如，在发电能力上，中国的第一个1亿千瓦装机容量用了38年，而在2001年至2011年期间，1亿千瓦装机容量递增的实现只用了一年。中国2001年至2010年期间在能源方面的总投资高达14.5万亿元以上。
　　可以说，市场化改革保证了经济发展的能源供应，能源长期短缺的局面一去不复返。
　　与此同时，节能优先使中国能源部门扩增效率。
　　1983年，中国政府将节约能源、提高能效作为中国能源发展的重要战略举措。1981年至2000年实现了能源增长140%，经济增长550%。
　　但是，2001年至2005的第十个五年计划期间，能源消费增长率超过了经济增长率，年节能率为-0.4%，能源极大浪费。“十一五”期间，中国扭转了能源过量消费的趋势，完成了19.1%的节能目标，“十二五”期间，将继续实施能源强度下降16%和碳强度下降17%的目标。
　　对外开放使中国能源部门增强了竞争力和创新力。
　　中国政府制定的能源市场政策是“开发利用两个市场两个资源”。2011年，中国石油、天然气、煤炭对外依存度分别达到55.2%、21.6%和5.3%。中国的经济增长和国际能源供应依存度的提高推动了国际能源市场的发展和繁荣，弥补了中国能源资源“缺油少气”的供应状况。国际上先进的能源勘探、开发、转换和利用技术极大地促进了中国能源部门的发展。改革开放使中国能源部门增强了国际的竞争力和技术创新能力。
应对新挑战现有体系需转型
　　与中国经济高投入、高污染、高排放、低效率、低产出的发展模式改革相对应，现有能源系统需要转型，以应对气候变化、环境保护、资源节约、能源安全方面的诸多挑战。中国能源部门的改革就是要解决能源可持续发展的问题。
　　——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大力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如果二氧化碳排放的增长速度没有改变的话，2020年中国二氧化碳排放将占到世界总量约25%-28%，中国受到气候变化影响的压力越来越大。
　　中国政府2009年在哥本哈根第17届气候变化框架大会上做出承诺，2020年要在2005年的基础上将碳强度降低40%-45%。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占总能耗的15%，同时，大力增加森林碳汇。中国需要制定更严格的排放指标和建立有效的执行体系。
　　应当清醒地认识到，即使中国采取更高的碳强度减排方案，碳排放总量依然会较快地增长。决策思维和应对措施必须要有一个全新的变化。中国人均碳排放量增长速率应该引起警觉。
　　——讲求实效，狠抓节能政策落实。
　　中国政府在“十二五”期间的一个重要着力点就是要转变经济发展模式，调整经济结构。中国政府降低16%的能源强度和17%碳强度的目标是促进经济模式转变的十分有效的抓手。
　　“十二五”节能减碳目标的挑战更加严峻，挑战主要来自地方的GDP冲动和节能政策的贯彻落实。2011年是“十二五”规划的第一年，节能率只达到2.01%。2011年的结构节能对总节能量是负贡献。即使“十二五”期间能实现降低16%能耗强度和17%碳强度的目标，与2010年相比，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仍增长26.2%和17.7%，增长的速度仍然过快。在今后30年内（2011年至2040年），赶上和领先发达国家的能效水平是节能努力的目标。
　　——能源结构的低碳化清洁化。
　　中国能源结构趋向重碳化，对环境破坏日趋严重。1990年至2002年间，煤在总能耗的比重由76%下降到68%。但是，新一轮的经济热潮对能源的强盛需求，迫使国家和企业将能源投资开发的重点转向国内可获得的成本低廉的煤炭，导致煤炭的比重在2011年又重回到70%，可再生能源的比例下降到8%以下。如何把注意力和资源投向能源终端利用效率的提高，开发利用更多的清洁气体能源，例如天然气、页岩气和煤层气，以及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就显得十分重要。
　　——注重能源安全。
　　国内能源安全问题突出，主要表现为资源在地理区域分布上的不均匀，资源开发地区生态环境脆弱；大规模能源供应技术的不确定性，供应中断的风险大；交通运输能力的限制；能源储备不足；土地和水资源的限制；能源监管体制不力；市场竞争机制的缺陷；气候变化的挑战等。
　　国际油气资源的市场和贸易正在经历新的变化和出现新的格局，提供了机遇期的窗口。中国企业需加强应对国际石油市场的政治和经济风险的能力。预计2020年中国石油消费6亿-6.5亿吨，对外依存度上升到65%-70%。2030年中国预测天然气进口量2500亿立方米，对外依存度达到50%。煤炭、铀燃料和电力进口也会增加。国内大力推进非传统天然气开发的环境风险和供应安全问题也会增加。国内外传统的和非传统的能源安全问题已引起更多的关注。
新一轮改革十分迫切
　　中国能源部门的新一轮改革需要应对2011年至2040年的新挑战和克服前30年市场化改革中的缺陷和遗留问题，例如，环境质量仍继续恶化。新一轮改革的任务更艰巨、更困难。
　　在2011年至2040年，能源部门的改革目标应该是：提供稳定可靠的、可承担得起的、低碳绿色的能源服务。具体地说，应对气候变化、资源可持续性利用、环境保护、绿色发展、能源安全和合理价格是能源部门改革的六大重点内容。
　　为此，中国能源体制改革需要顶层设计，应制定以《能源法》为上位法的能源法律体系，指导能源部门的活动。中国长期以来对法律的重要性认识不足，主要靠政府的行政法令来指导活动，导致在实际的经济活动中，产生了无法可依、有法不依的被动局面。在近中期内（2012年—2020年），能源部门的上位法《能源法》急须制定、通过和实施；加快制定《原子能法》《核安全法》《石油天然气法》；修改《电力法》和《煤炭法》。加上现有的《可再生能源发展法》和《节约能源法》，在2020年之前形成一套完整的能源法律法规体系。支撑法律的实施细则要有很强的实施力度和执行力度，讲求实效并奖惩分明，否则，能源部门的改革就有可能偏离可持续发展的方向。
　　应彻底实施“政监分离”的公共管治体系。能源监管部门应是有权威的、独立的、有效的和专业的。但是，中国目前监管系统薄弱。政府部门现有的能源管理体系中的监管部分要与政策制定剥离并行。
　　现有的电力监管委员会和国家矿山安全监管总局就是实例。
　　以国家电力监管委员会为例，2003年成立以来，虽然做了很多工作，但成效与设计初衷的目标相差甚远。主要原因是本应属电力监管委员会的电价制定制度和市场准入/退出制度并没有从国家发改委划出，仍由国家发改委管理。中国常规天然气和非常规天然气发展迅速，由于管网的自然垄断属性，理应受到监管。可将天然气的监管职能和二氧化碳市场交易监管纳入国家电力监管委员会，并改名为国家能源和碳市场交易监管委员会。
　　现有的核安全局已不适应核安全发展的形势要求，鉴于核安全的极端重要性，应将现有的核安全局从环保部剥离出来，直属国务院，改名国家核安全监管委员会，或国务院国家核安全局。
　　待时机成熟后，所有的能源监管机构再与其他的审计、审核和监管部门（如证监会、银监会、保监会、安全生产监察总局、食品安全监管机构等）划交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使人大能切实有效地行使审核和监督权，真正做到政监分离。在此之前，人大应加强相关监督权和审核权。
　　成立国家能源部。由于能源问题的重要性，中国2008年成立了由国务院总理担任组长的、有17个部委领导参加的国家能源委员会，并将秘书处放在由发改委代管的能源局。国家发改委能源局是2008年大部制改革中，没能成立的能源部的中间产物。发改委能源局主要负责能源的生产和规划，节能工作由发改委的环资司负责，能源价格由发改委的价格司负责，与能源相关联的职责划分不清并有重叠。另外，发改委能源局的权威不够。在现有的能源局的基础上成立国家能源部是必要之举，改革的行政成本很低。国家能源部根据国务院的授权，制定能源供应、节能和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规划和政策，指导和管理好国有能源公司。
　　此外，应在省区和主要大城市一级政府机构框架内设置应对气候变化管理部门。中央政府应对气候变化的主管部门是国家发改委，具体办事单位是气候司。中国成立了国家应对气候变化领导小组，国务院总理任组长，秘书处在气候司。中央与地方政府部门机构的设置通常一一对应，便于上传下达。但是，地方政府的发改委没有设置与国家发改委气候司相对应的处室。地方政府机构不健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应对气候变化政策的实施力度和效果。中国的气候变化问题在现阶段是发展问题。随着中国气候问题从外交问题、发展问题向环境问题方向演变，中国环境部门应加强自身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建设，担当起角色的重要转变。 ■
　　作者为NRDC气候变化、能源和环境高级顾问

裴敏欣：旁观者眼中的中国

核心提示：在中国公众的眼中，政府官员是贪污、无能、只热衷于升迁。但在西方管理者眼中，中国官员聪 敏、果断、博学且有远见。西方管理者的判断在这里显然是错误的，他们很少有人能明白这种错误判断的政治后果。他们对中国官员素质和效率的称赞往往被共产党 当成对其政策和合法性的国际认可四处炫耀—— 即使普通中国人知道实情根本不是这个样子的。
原文：China in the Eye of the Beholder
发表：《辛迪加项目》 2012年8月27日
作者：裴敏欣
本文由"译者"志愿者翻译并校对

当前，与中国相关的最明显但却未被人注意的一个奇怪现象是，不同观察者对该国领导人的看法存在着巨大分歧。在中国公众眼中，政府官员贪污腐化、碌碌无为，只 对获得令其有利可图的官职感兴趣。但西方管理者却总是把中国官员描述成聪明、知识渊博、高瞻远瞩、具有决断力，大体上就是他们在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被清 洗之前描述他所用的那些形容词。

调和上述两种观点是不可能的。不是中国公众难以取悦，就是西方管理者判断失误。然而，考虑到中国公民的日 常经历令其比西方管理者能够更好地对中国官员及其政绩做出评判，人们不得不断定他们的看法几乎当然是正确的。这意味着那些已在中国度过大量时间、自视为经 验丰富的"中国通"的西方人需要问问自己为何会判断失误。

一个明显的解释是，中国官员非常善于用友好的举动和慷慨的承诺吸引西方商人。同一批官员在中国老百姓头上作威作福，经常为了讨好西方投资者而展示出令人无法抗拒的魅力。

另 一个吸引西方管理者的卖点就是许多中国官员具有工程学背景。而他们的西方同行则多是律师出身。对于商人而言，工程师是更讲究实际的解决问题的人，而律师们 往往会被程序上的复杂问题所困扰，并总想找出合同上的漏洞。此外，大部分中国官员掌握了西方商业术语，因而能够深思熟虑地谈论各个公司需要解决的问题。

西方管理者对中国官员产生上述看法的另一个微妙原因是他们在评价中国官员时会下意识地找到参照标准。跨国公司的高管们往往会先入为主地把中国视为另一个发展中国家，因而在评价该国官员时会将其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官员相比较。

这一无心的比较通常会得出有利于中国官员的结果。因为整体而言，中国官员接受过更好的教育，更具世界性，对商业也更为关注（因为执政的共产党用经济增长和外国投资作为提拔官员的标准）。而且，作为一个组织而言，中国的国家机构比其他许多发展中国家要强大得多，更有目标。

西 方商界人士把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较或许是一种自然而然的做法。然而，中国民众所持标准要高得多，因为他们不把自己的国家仅仅当作一个发展中国家。他 们把中国视为一个正在重新兴起的特殊大国，认为其必将加入世界最先进国家的行列。而该国媒体引述为典型的管理方法都是发达国家而非发展中国家的一些做法。 事实上，侮辱中国人的一个最有效方法就是告诉他们，他们应该感到幸运，因为他们比印度人或巴西人拥有一个更好的政府。

西方商界人士对中国 产生错误印象的第三个原因是他们对中国政府的赞美反映出其对自己国家政府的失望。民主程序的混乱状态、令人窒息的规章制度、高额税收和媒体监督已令他们失 去了耐心。相反，在中国这个一党统治的国家里，他们发现与官员们打交道更加容易，因为后者能够迅速做出决定并几乎立即加以执行。

当然，这些管理者有时的确想念西方国家盛行的法治精神。但是，与中国的私营企业家相比，大型西方公司的代表们是一个特殊群体，并不经常受到官员腐败之害。因此，他们对于一党专政最黑暗的部分几乎没有直接的感受，那是一个贪婪的、不受法律约束的精英群体。

西 方管理者对中国政府产生误解的最遗憾的原因是他们有可能坚持己见，至少那些对中国黑暗面从未有过直接接触的人会如此行事。这些人往往都成功、睿智，同时在 政治判断上都极其自信。此外西方企业是等级的、独裁的，也与中国的一党专政相类似，因此高级管理人员的错误判断很少能直接遭到下属的质疑。

这是一个真正的遗憾。很少西方高管能明白他们这些误解的政治后果。他们对中国官员素质和效率的称赞往往被共产党当成对其政策和合法性的国际认可四处炫耀—— 即使普通中国人知道实情根本不是这个样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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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确定山西经济转型综改路线图

山西省发展改革委、山西省转型综改办13日在省府太原联合召开新闻发布会，对外宣布国务院《关于山西省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总体方案的批复》，在这一专为山西转型发展的“顶层设计”《总体方案》中，国务院用“16字方针”为山西综改进一步“指明方向”，并列出近期、中期、远期3个阶段的转型目标时间表。

“烧热华北一半的炕，点亮中国一半的灯。”在中国的经济版图上，山西一直被定位为“强大的能源基地”。据统计，新中国成立以来，山西累计生产原煤130亿吨，外调出省量110亿吨。

山西在资源红利的吸引下，资源型产业过度扩张，就象“抽水机”一样吸纳了大量要素向资源型产业汇聚，造成了对其它产业巨大的“挤出效应”。

山西省政府秘书长陈永奇在13日的发布会上说，山西的资源禀赋优势非但没有成为工业化的“福音”，反而成为经济发展的“诅咒”，产生了生态破坏、环境污染、安全事故多发、城乡发展不协调、经济支柱产业单一等一系列的矛盾与问题。

如何摆脱“资源诅咒”的命运，如何实现转型跨越发展成为山西执政者必须全力破解的首要命题。从2004年山西省提出“建设新型能源和工业基地”，到2008年震动全国的“煤炭整合风暴”，山西在“转型发展”的道路上不断探索和实践。

2010年12月1日，国务院批复设立“山西省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标志着山西省资源型经济转型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至此，山西肩负起了为中国经济转型探路的重任。

经过近2年的酝酿，国务院日前正式批复《山西省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总体方案》。山西省发改委主任王赋在13日向记者介绍，《总体方案》指出山西转型的方向为——产业转型、生态修复、城乡统筹、民生改善四大领域。被业界称为山西综改“16字方针”。

据了解，此次国务院批复的山西综改《总体方案》将在产业转型、财税政策、土地管理制度、科技创新、金融创新、生态保护修复、城乡统筹、社会保障、行政管理和投资、加大对外开放力度共10个方面进行体制机制改革，全面推进山西转型发展。

同时，国务院也为山西综改提出时间表：到2015年，山西初步形成“以煤为基、多元发展”的产业体系；到2020年，支撑资源型经济转型的政策体系和体制机制基本建立，基本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力争用20至30年的时间全面建立现代产业体系，可持续发展能力达到全国上游。

陈永奇称，山西的转型发展将进入新的历史阶段，该省将成立专门的工作领导组，明确职责分工，密切部省合作，通过实施目标责任考核评价制度，确保转型综改试验工作有序进行。

辩论在美国大选中的重要性
从 雾谷飞鸿 作者：Jianan

随着共和、民主两党的代表大会落幕，今年的总统大选进入了最后两个月的冲刺阶段，从下个月3号开始，一共四场总统、副总统候选人之间的辩论会，将把竞选的热浪推向高峰。在辩论会上，候选人要直接面对选民尖锐的提问，还要当场应付对手的挑战，稍有不慎，将在千百万电视观众面前丢分，直接影响那些游移不决选民的投票意向，有可能葬送获胜的机会。


2008年9月26日，伊利诺州民主党参议员欧巴马（左）与亚利桑那州共和党参议员麦凯恩在大选辩论会结束后握手

正因为如此，候选人谁都不敢掉以轻心。他们不但要分析政治经济的现实情况，制定能够符合多数人利益的国内国际事务战略方针，而且要了解对手的优势和缺点，制定辩论会上的应对方案，甚至要在本党内部物色能够充当辩论对手的替身，提前演练，尽可能把临场出现的任何意外都加以排除，在辩论会上占据制高点，赢得听众，争取在大选中取胜。

也有人对美国竞选过程中的辩论持有另外的看法。有的认为“竞选辩论不过是提高知名度的一种方式，听众愈多愈好，而不在于辩论内容”。还有的说，候选人总是代表所属的利益集团，所以他们并不在乎自己在竞选时所说的以后会不会兑现。

其实，在美国的政治生活中，选举只是若干年一次的事件，候选人之间的辩论，在选举尘埃落定之后并没有结束。不同立场的议员们继续在国会进行辩论，总统与国会之间就预算与其他立法发生冲突时，少不了公开或幕后的辩论，即使非选举产生的法官和大法官，在提名审议过程中也要经过参议院的辩论。他们上任之后，在审理案件时要经过控辩双方的辩论，案件审结时公示的多数与少数意见，实质上体现的也是法官之间的辩论。

美国的民主制度，表面上看起来是老百姓手中的选票和几年一度的选举，实质上像是一个由几亿人组成的聚会场所，他们按照各自的志趣与追求组成大大小小的团体。在这些团体的内部，以及团体和团体之间，辩论无时无刻不在发生。正是因为有建立在公平基础上的辩论，这些团体可以发展壮大，也可以分解重组。不同层次上的团体通过辩论协商，可以寻找并协力追求共同的利益。

在美国，某个人选择生活在某地，很可能是因为该地的地方法规体现了他/她的价值观念。例如有人愿意住在加州的湾区，气候温和可能是一个因素，但是不少人是喜欢那里的环保意识，以及对移民的包容和较好的社会福利。而相对保守的人们，则更愿意住在那些地税较少，枪支和其他限制比较宽松的地方。

不同利益集团的人们通过辩论，还可以发现达成妥协的基础。因为谁也不要想把自己或自己所在团体的利益看成是唯一的和绝对不可侵犯的，只有通过合理的妥协，才可能形成更高层次的共同体，才不会伤害到自己的根本利益。

就是这样一群看似以个人为中心的自由人，在比较合理的制度保障下，在不同范围内与不同层次上，通过交往辩论发现自己所喜欢的朋友和团体，形成个人的和群体的生活方式，建设自己的社团、社区乃至自治政府。当年他们召开大陆会议和制宪会议，通过会议上有时十分激烈的辩论，求同存异，建立了美国。到了今天，看似走马灯似的选举和选举中的辩论，仍然是这一群人赖以维系利益共同体不可或缺的做法和制度。

河北瞒报钢铁产量近5000万吨 国务院要求调查无结果



我国第一产钢大省河北省瞒报实际钢铁产量，在业内已是公开的“秘密”。

这一“秘密”令中国钢铁工业协会(下称中钢协)名誉会长、原冶金部副部长吴溪淳大为恼火，并多次在内部会议上抨击河北钢铁[2.35 -0.84% 股吧 研报]产量统计数据造假。

9月1日，吴溪淳在冶金工业规划研究院组织的“2012中国钢铁技术经济高端论坛”上公开表示，“去年我国粗钢产量实际已超过7亿吨，约为7.3亿吨。”

这一数据高于国家统计局所公布的2011年中国粗钢产量为6.8327亿吨。多出来的近5000万吨粗钢产量从何而来？

“河北省上报的数据再次低于其实际产量。”吴溪淳表示，河北省地方统计部门上报国家统计局的2011年河北省全省产钢量为1.64507亿吨，而河北省冶金行业协会统计其会员(即河北省重点冶金企业)2011年产钢为1.669103亿吨，“重点企业的产钢量都已经超过全省了，这符合逻辑吗？还有更多中小企业的产量跑哪里去了？”

今年8月12日经济日报头版文章《开启经济强省新征程》中有一句话证实了河北省瞒报产钢量，“比如，河北钢铁产量已达2亿多吨，占全国四分之一以上。”这意味着，河北省有近5000万吨产钢量没有上报。

由此，吴溪淳质疑，“河北省非重点的小钢厂真的都淘汰了吗？”

会后，吴溪淳对本报记者表示，在钢产能过剩和钢材价格低迷的大背景下，中国要消化过剩产能的问题更加突出。

瞒报产能

河北省瞒报钢铁产量由来已久。

中钢协一位人士告诉本报记者，早在两年前，国务院专门对此做出批示，要求统计部门对河北省实际钢产量做出调查，但至今不了了之。

“调查出来的结果把我鼻子都气歪了。”上述人士表示，河北省对统计部门的解释是，“上半年报多了，所以下半年少报一些。”

河北省各方统计数据漏洞百出，也表明河北省钢铁产量数据不实。

每年1-2月，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各省钢铁产量数据中，河北省的钢铁产量数据均波动异常。“每年1月，河北省粗钢产量总是比其他各省巨幅增加，相反，在下半年，当全国其他地区产量都增长之时，河北省产量反而下降了，这很不合常理。”上述中钢协人士表示。

河北省统计部门的数据经常令中钢协“哭笑不得”，“每年他们报上来的统计数据，经常发现粗钢产量减少、钢材产量反而增加的奇怪现象。”

河北省过于拙劣的作假手法，令吴溪淳非常不满，“河北省的生产快报连改都不改就交过来了，和去年一样，其他各省都有所增加。”

多位河北省钢铁企业的负责人对本报记者坦承，自国家限制钢铁产能、大力淘汰落后产能以来，河北省历年上交的产钢数据均不实。

上述中钢协人士告诉本报记者，由于河北是产钢大省，瞒报产量最严重，山东、山西也存在类似现象。

地方政府撑腰

瞒报产量背后，地方政府起到了关键作用。

由于节能减排、淘汰落后的具体任务下发到各地方政府，为了降低节能减排成本、保住产量，瞒报实际产量成为河北省各下级政府普遍使用的手段。

吴溪淳表示，瞒报实际产量，将对政府部门制定产业政策产生直接影响，“是无法忍受的事情”，希望统计部门能加以重视。

包括河北省在内地方政府不支持本地区内的钢铁企业减产，导致我国钢铁业已丧失了结构调整的机会。

“如果今天我们还谈布局结构调整，只能是一句空话。”吴溪淳直言，庞大的钢铁产能已无法再重新布局，宝钢湛江项目和武钢防城港项目，便是最好的例子。

从理论上讲，我国“北钢南运”，进口铁矿石优势南进北运或东进西运，宝钢及武钢的沿海项目符合钢铁业地理布局结构。

对此，吴溪淳抨击“钢铁项目审批制度形同虚设”，无法管住地方政府乱上钢铁项目，反而不仅导致湛江项目从申请论证到批准正式开工长达6年，还使得这些项目失去了市场空间。

减产名存实亡

地方政府纵容钢铁企业不顾市场规律扩产，不仅使得我国钢铁业丧失了布局结构调整的机会，而且加剧了钢铁产能过剩，使得我国钢铁业减产“名存实亡”。

按照常理，在我国钢铁业持续微利，甚至在今年上半年亏损加大的情况下，粗钢产量应该下降。但今年上半年，我国粗钢不降反升。

中钢协常务副会长张长富告诉本报记者，今年上半年我国增加的粗钢产量主要来自国内重点企业之外的中小民营企业，中钢协会员单位的粗钢产量反而有所下降。“上半年，74家会员企业粗钢产量同比下降0.1%，但非会员企业产量却大幅增长了12.9%。”

“目前，国内不仅产能过剩严重，实际产量也严重供大于求，直接导致钢厂库存激增。”吴溪淳表示。

据中钢协统计，截至今年6月末。我国大中型钢铁企业钢材库存1288万吨，比上年12月末增加310万吨。

张长富警告，库存高企有可能使得钢企上半年控产量方面取得的成绩前功尽弃，要保持高度警觉。

吴溪淳建议，政府应转变职能，用土地法、环保法、税收法管理钢铁产业的建设和发展，取消形同虚设的行政审批立项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