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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行户口和土地制度的共同症结
上海财大高等研究院、美国三一学院经济系教授 文贯中


现行土地和户口制度的共同点

中国现行的户口制度和土地制度是否有共同之处？这是我多年思考的问题。最近我忽然醒悟到，虽然现行土地和户口制度表面看来一个管地，一个管人，似乎很不同，其实具有共性，用经济学语言来说，就是通过歧视性的、根本违反市场经济核心原则的人为制度安排，拒绝给予农民充分而平等的人身自由意义上的退出权和进入权，也拒绝给予农民在土地资产上的充分的退出权和进入权。

这两个权利在典型的市场经济中其实统称为退出权（exit right）或自由进入权（right to free entry）。这是因为既然可以退出某一体系，则必然自动进入另一体系，或既然可以自由进入某一体系，则必定有退出原来体系的自由。因而退出权和进入权两位一体，不言自明。但在中国的国情下，本来统一的退出权和进入权，却人为分割，并以强制性的土地集体所有制和强制性的户口制度这种二元结构的形式出现。

这两种制度是完全违反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的。从市场经济的内在逻辑来说，无论是出于效率的要求还是出于社会公正的要求，所有要素必须在水平方向上（即在地理和空间的意义上）和垂直方向上（即在社会阶层的意义上）有充分流动的权利，既能自由退出，又能自由进入。从资源配置的效率来说，只有这样，要素才能在流动中实现自身最大的价值，从而在实现要素所有者的收入的极大化的同时，实现国民生产总值的极大化。从社会公正来说，只有这样，才能防止地区间和阶层间的收入差拉大。相反，如果人为控制要素的自由流动和自由结合，则在要素过剩的地方，要素的收入急剧下降；而在要素短缺的地方，要素的收入暴增。同时，阶层之间的流动性必然大大减少，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和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和人力资本的差距必然日益扩大。这既其违反效率，又违反社会正义。


以人口为例。如果允许人口在水平方向上自由流动，人口剩余、工资低廉的地区必然会有人口的移出，留下的人口会拥有越来越多的其他要素例如土地，因而劳动的边际生产率会逐渐上升，劳动收入会逐渐递增；而人口短缺，人工昂贵的地方必然会有人口的逐渐移入，劳动的边际生产率和工资的下降。这种地区间的人口流动只有到同类人口的收入大体相等之后才会停止。鼓励人口在垂直方向上流动的国家，则对低收入的人群的教育和技能的训练会特别加以扶植，以便使低收入人群的后代不会长期处于社会底层，这样才能避免阶层的凝固化，和阶层之间差距的扩大。而现行户口制度和土地制度的目的，恰恰是阻止土地和人口的自由流动。在这种反市场的制度安排下，中国的三农问题日益恶化，城乡壁垒越发森严，二元结构坚如磐石，是很自然的结果。

新旧三农问题的成因源于制度，和人多地少无关

很多人将中国的三农问题归结为土地稀缺，人口众多，并认为只要高速增长，便能自动化解三农问题。其实，大陆的三农问题和土地稀缺，人口众多并没有多大的关系。对比东亚其他经济，虽然耕地和国土更稀缺，人口密度也更高，然而，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和大陆土地改革差不多时间，东亚其他经济也展开了一场旨在平均地权的土改。其后，它们既允许农民自由买卖土地，又允许他们进城定居。由于农民同时拥有身份和土地资产的退出权和进入权，在实行土改后的大约30年后的1970年代，尽管人口密度远远高于中国大陆，人均耕地比大陆还要紧张，国土十分狭窄，没有什么回旋的空间，更没有向外发动战争，输出过剩人口，可是它们的三农问题都一一解决。更令世人羡慕和受世行表扬的是，在保持高速增长的同时，它们又有比较公平的收入分配格局。


中国从1949年至今，已经花了60多年的时间，三农问题从老三农问题又衍生出华生所说的新三农问题。新老三农问题是越发尖锐和复杂了。如果说，当时的大陆因为剥夺了农民退出公社的权利和进城打工的权利，自然解决不了城乡居民的温饱，更谈不上解决三农问题，那么，从1970年代末到现在，又是30多年过去了。期间，中国的经济实体上升为世界第二，外汇和出口总量上升为世界第一，两亿左右的农民进城打工，可是三农问题不但没有缓解，而且以华生所说的新三农问题的形式变得更尖锐。和东亚其他经济相比，官方的基尼系数值逼近0.5， 有些学者认为其实已经远远超过，成为东亚唯一拉美化的国家。 所以，那些以为无需触动户口和土地制度，只要维持高速增长，便能自动化解三农问题的人，显然是大错特错了。

从表面看，大陆似乎已经和东亚其他经济在经济体制上十分接近，中国放弃了闭关自守和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农民也有了进城打工的权利，大家都认为大陆走上了东亚道路，为何三农问题反而恶化，收入分配格局则拉美化呢？其实，农民只获得了从公社的强制性集体生产中退出的权利，却依然没有获得从强制性的土地集体所有制中退出的权利，更没有携带土地进入非农产业的进入权。强制性的土地集体所有制不但剥夺了农民携带自己名下的土地退出现存的土地集体所有制，而且不准农民个人或集体携带土地退出农业，进入其他非农行业。一旦如此做，他们的农地就要被国家收为国有。强制性的户口制度不但剥夺农民退出农村的权利，而且剥夺他们进城定居的权利。由此看，现行的土地制度和户口制度剥夺的既是农民的退出权，也是农民的进入权。在社会身份上和土地资产上，农民的退出权和进入权都是严重残缺的。对照东亚其他经济的经验可见，中国三农问题的恶化是必然的。

继续剥夺农民的退出权和进入权，只会加剧社会矛盾

在实行市场经济30多年后，不但老的三农问题没有解决，又衍生出新的三农问题。其原因是，市场经济过渡要求所有的要素自由流动，而现行的户口制度和土地制度却严重阻扰人口和土地的自由流动，阻碍收入的平均化和城乡鸿沟的弥合。这样的制度显然违反效率的原则和社会公正的原则。这样的制度不但违反社会正义的原则，而且违反党的关于集体化必须基于自愿的原则，以及违反生产关系必须符合生产力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


首先，公开剥夺农民的进入权和退出权的作法，实际上是剥夺农民拥有土地资产，并通过土地资产获取资产收入的权利。这在21世纪的世界上，是无法为之辩护的。随着城乡收入差的拉大，中国高速增长的道义基础会越来越脆弱。

其次，不管当年的土地集体化是否基于自愿，一旦农民进去后就不准他们出来，这种土地集体化的强制性和非自愿性十分明显，因而完全违反党的集体化必须基于自愿的原则。这种错误为何就不应尽快改正？

再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指出，生产关系必须符合生产力，为此，即使在生产力最发达的城市地区，高达50万家国营企业被私有化，而在生产力最不发达的农村地区，为何一定要实行土地的公有制呢？ 这又是基于什么理由呢？

将退出权和进入权还给农民才是社会的和谐之道

如果将退出权和进入权还给农民，社会就会和谐得多。首先，全体农民基于自愿，或者选择保留现在的土地制度，或者选择退出重组新的集体，或者彻底退出集体单干，这都符合党的自愿原则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乌坎式的由村干部贪污，腐败，激起村民反抗，最后发生流血死人的冲突就可避免。关于土地所有制应该公有还是私有的无聊争论，也就可以停止。集体还是单干，应由农民自己解决，不需旁人代劳。

其次，两亿多农民工及其家属就有权出售自己的土地，土地可以向真正愿意务农的农民集中，使他们逐渐扩大经营规模，因而增加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现在，两亿多农民工其实已经无心务农，但又没有进入权，因而不愿白白放弃土地。这就是使愿意真正务农的农民无法稳固地扩大经营，增加收入。

再次，城市化给土地带来的红利农民有权分享。他们可以根据区划和城规，自主决定如何向城市提供土地。中国的城市化不再必然是一个国有化的过程，真正的土地市场可以逐渐形成，土地价格可以真正反映土地的级差地租和稀缺性，使土地利用的效率大大提高，从而可以通过土地市场上的价格，而不是政府的官僚机构来配置土地资源，避免土地市场和房产市场的泡沫化和行政干预的随意性和长期化。


由于土地所有权的一部分保留在民间，使征收物业说和土地增值税师出有名。在发达国家和当年的上海，这部分税收是地方政府最重要的税收来源，而且源源不断，逐年增加。中国能如此做，目前的土地财政以及由此引起的贪污，腐败会大大减少，成千上万的社会抗争也会大大化解。

将退出权和进入权还给农民的另一个好处是，各地政府和农民的矛盾将大大缓解，维稳费用可以大大减少，这些费用可以转而用于人民的福利，教育，医疗，交通等更急需，更人道的方面。

将退出权和进入权还给农民，是早晚的事，因为这本来就应该是农民的权利。剥夺他们的权利已经太久，造成了社会的严重扭曲，也因一个日益相对贫困化的农村人口和人数日益增加的农民工人口的长期存在，使内需迟迟无法提升。在外需相对萎缩，提升内需成了当务之急的今天，将退出权和进入权还给农民，其迫切性已不言自明。

“领导小组”怎样领导

来源：南方周末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钱昊平 实习生 杨佳秋 发自：北京 最后更新：2012-08-30

各类“领导小组”是什么性质的机构？由谁组成？权力多大？

各类“领导小组”,是党政系统中常规治理方式之外的补充，在特定时期拥有跨部门的协调权力。

2012年8月27日，中央司法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在北京召开第五次全体会议。

这个小组自2003年成立以来，平日难见公开报道，但却悄悄地推动过不少司法改革。2003年，最高法院曾向领导小组建议收回死刑复核权，结果意见被采纳。两年后，死刑复核权最终被最高法院收回。2004年，领导小组就对铁路司法体制改革作出过部署，并在2012年实现。

尽管做了不少大事，但这个领导小组并不属于中央部门序列，组长由中央政法委书记兼任，各司法部门是成员单位。它也没有常设工作机构，只在中央政法委设立一个办公室，人员也从各部门抽调。

在中国，有大量类似于司法改革领导小组的议事协调机构，如农村工作领导小组、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等。它们是党政系统中常规治理方式之外的补充，并在特定时期，拥有跨部门的协调权力，而平时却难见身影。它们也没有人员编制，甚至不印公章，不单独行文。

在地方各级党政机构中，也几乎都有“对口”的“领导小组”。日常新闻报道中偶尔能听到的“领导小组”是什么性质的机构？它们如何成立，如何运作？它们的权力有多大？

常设性小组与阶段性小组

根据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博士周望的梳理，设立临时性机构的做法，自解放后便开始实施。当时农业生产急需恢复，尚未解放的地区要解放，政务院便设置了一些应对专项任务的综合性、临时性机构，如政务院指导接收工作委员会、政务院劳动就业委员会等。

促成临时性机构产生的另一原因是，新中国的政府设置，基本照搬了苏联的小部门体制，一旦遇到涉及面稍广一点的任务，就必须寻求同一级其他部门的支持和协助。于是，专门设置跨越各部门的议事协调机构，成为自然的选择。

这些临时性机构，大多在工作任务完成后被撤销或并入其他机构，但也有些一直存在下来，如原中央人民政府防汛总指挥部演变成今天的国家防汛抗旱指挥部，原政务院转业建设委员会成为今天的国务院转业干部安置工作小组。

新中国建立之初设立的“领导小组”，不仅存在于政府系统，也存在党委系统。表现最突出的是1958年6月10日，中央决定成立财经、政法、外事、科学、文教5个小组，隶属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同时也将政府工作划分为五大块，中央与国务院的工作几乎完全对应。

除了这些常设性小组外，当时中央还设立了一些“阶段性”小组，如1955年成立的中央原子能事业领导小组、1962年的中央精简小组、1964年的中央学制问题研究小组等。

“文革”期间，这些领导工作小组基本中断，唯一活跃的是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文革”后，一些领导小组纷纷恢复，比如中央财政经济领导小组、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同时也成立一些至今仍在党内举足轻重的领导小组，如1988年1月成立的中央宣传思想工作领导小组，1988年7月成立的中央党的建设工作小组。

上世纪90年代以后，一批新的领导小组成立，如1999年全党开展“三讲”教育活动，各省、市、县均成立了“三讲”教育领导小组；后来还有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领导小组等等。

1993年前，中国的政治词汇中，对各种“领导小组”的定义一直不固定，先后使用过临时机构、非常设机构以及序列外机构等名称。1993年，这些机构统一称为“议事协调机构和临时机构”。2007年十七大报告首次将“精简和规范各类议事协调机构及其办事机构”，列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内容。2008年之后，统一称为“议事协调机构”。

常设性小组层级高任务重

众多议事协调机构中，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算是曝光率较高的一个。早在1957年，中央就成立了经济工作五人小组，陈云为组长。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在经济建设中的作用不可小视，改革开放后，它和国家体改委一直起着改革推手的作用，凡是重大经济决定，都有它的身影。

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每年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每年中央总书记在会议上的讲话，就是由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起草。依托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的，还有一个机构“中农办”，近年每年有关三农问题的“一号文件”，都是中农办承担最初的调研论证和起草工作。

与一般的“领导小组”一样，财经领导小组的领导成员都是“兼职”。组长由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担任，副总理李克强任副组长，成员则包括回良玉、张德江、王岐山、马凯等国务院领导以及国务院经济、金融部门负责人。日常工作由单设的办公室负责，办公室主任由国家发改委副主任朱之鑫兼任，陈锡文任专职副主任。

像财经领导小组这种“常设性”小组，一般是将其作为解决全局性、战略性工作任务而存在。它们的正职领导一般是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兼任。也有少数“小组”的正职，由部门领导兼任，如国务院军队转业干部安置工作小组组长为人社部部长尹蔚民。

在中央层面，更多的是一些发挥阶段作用的临时小组，如中央治理“小金库”工作领导小组、中央文化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完成任务后机构就要撤销。有的存在甚至不到一年，如2011年到现在各地都成立的换届工作领导小组，任务结束就撤销了。

周望认为，众多的“小组”中，像中央财经领导小组这样有日常事务的并不多。有的小组平时很少公开露面。如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一般在每年1月的中央对台工作会议上公开露面。

这些小组的组成人员规模一般比较精简，人员主要是“兼职”。有工作需要时，来自不同部门的小组组成人员集中到一起，一般以开会为主，办事机构很少单设，大多依托常设职能部门，如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中纪委。

“遇问题、发文件、立小组”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城市化进程，社会节奏加快，政府常规性机构在面临新生事务、突发事务时，常落入“遇问题、发文件、立小组”的固定模式。

周望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中国政府机构体系中，各类“领导小组”的存废，呈现出一种“倍量增减”的现象。某一时间段内，因为现实需要，大量设立“领导小组”，任务结束后，会一纸令下，把这些“小组”统一撤销。之后又重复这一增减动作，如此循环往复。

在中国，历来讲究政府的上下对口，中央成立什么议事协调机构，除了西藏工作协调小组、新疆工作协调小组等这些特定的小组之外，地方都要对应成立相应的议事协调机构。

“一般中央开了会，地方的小组跟着开。”2012年8月28日，山东烟台一下辖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他所在的县委宣传部，在县里各领导小组如安全生产、节能、综治、组织工作、换届工作、新农村建设、城市建设、粮食安全等小组里，都是成员单位。

有的撤销，有的升级

实际上，各级政府早已意识到小组臃肿、过多所带来的弊端。早在1964年，江西省编制委员会就曾发布公告，指出领导小组过多，对25个临时机构撤销16个。

国务院层面，也一直在做“消肿”的工作。1981年，国务院一共有44个非常设机构。但到1988年，膨胀到了75个。1988年清理整顿，到1993年又膨胀到85个，当年减为26个。此后1998年调整为19个，2003年调整为27个，2008年调整为29个。

这些都是国务院发文确认的。还有一些“小组”不在29个名单之列，如医改领导小组、教改领导小组、住房保障协调小组等。

“造成循环往复的原因之一，是目前的议事协调机构‘入口’不严。”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博士周望对南方周末记者说，目前只是对议事协调机构的成立和撤销，做了原则性规定，但对机构人员的组织办法，都没有规定。多数情况下，都是党委或政府办公厅以“发文件”的形式宣告成立。这种发通知的方式并不具有法律强制性，因此对于议事协调机构的相关撤并措施，效果也不佳。

2008年以后，针对“领导小组”的设置有了些变化。当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成立第二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的通知中，明确提出“领导小组属于阶段性工作机制，不属于新设立议事协调机构，任务完成后即撤销”。

此外，2008年后，“协调小组”、“部际联席会议”也经常应用在需要跨部门协调的工作中，他们不刻印章，不正式行文，一般根据工作需要不定期召开会议。

与那些被撤并的“小组”不同，过去几十年，也有不少“小组”所承担的任务被重新定位后还会升级。1973年成立的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因为“作为临时机构，与它所负担的长期艰巨的任务是不相适应”，1981年在其基础上成立了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成为国务院组成部门。1979年3月成立的进出口领导小组，在当年7月，也升格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管理委员会。

从美国堕胎争议看中国人口政策
http://www.sina.com.cn 2012年08月31日 经济观察报

　　谢韬

　　提到计划生育，我们会想当然地认为它是中国特色。其实不然。

　　如果说计划生育仅仅指的是“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那么世界上的确只有中国不遗余力地把它作为国策在执行。就连国土面积不到中国的三分之一，人口已经超过12亿的印度，也没有限制生育。

　　但是，计划生育不仅包括一对夫妇能有多少孩子，还包括在什么时间要孩子，而后者往往涉及到各种避孕措施以及避孕失败后的人工流产（也就是堕胎）。从这个角度来讲，不仅是中国，当今世界每个国家都有计划生育问题。

　　不过，在美国，“计划生育”争论的焦点是妇女是否有堕胎的权利——可不可以不生。而在中国，计划生育争论的焦点是限制生育是否合理——可不可以生。在美国，尽管联邦最高法院判定妇女有堕胎的权利，但是这种权利在具体实践中却有着各种各样的限制。在中国，妇女堕胎几乎没有任何限制，为了完成计划生育指标，有些政府官员还可能采取手段迫使妇女堕胎。

　　堕胎权利在美国民众和政客中间长期存在激烈的争论，不仅对美国国内政治产生了重要影响，甚至还影响了美国的外交政策，如对华政策以及美国的对外援助。为什么堕胎在美国有如此大的争议性？

　　都是罗伊惹的祸

　　可以说，要是没有联邦最高法院在1973年判决的罗伊诉韦德案，堕胎也不会成为美国政治中的热点问题。在罗伊案之前，堕胎在绝大多数州都是违法的，虽然有些州允许例外，如因为强奸或乱伦怀孕，或是孕妇的生命受到威胁。即使有人对这些法律不满，也只是在各州的司法体系内提起诉讼，或者是通过游说州立法机构的方式来试图改变这些法律。然而，罗伊案改变了堕胎在美国的法律地位，也让这个本来归各个州管辖的地方性问题一下变成了一个全国性的问题。

　　那么，罗伊是谁？这个案子怎么会打到联邦最高法院？

　　罗伊是该案原告的化名，她本名叫诺玛·麦考维，当时住在得克萨斯州。在1969年8月，年仅21岁的麦考维宣称自己因为强奸而怀孕，要求医生给她施行堕胎手术。然而，根据德州一项法律，除非是为了挽救孕妇的生命，否则堕胎属于犯罪行为。因此她的医生拒绝给她做手术，并让她去找一位专门从事收养的律师。这位律师得知她的情况后，又把她介绍给另外两名律师，而这两名律师正试图通过在联邦司法体系发起诉讼来废除得州限制堕胎的法律。麦考维找上门来，正好给了他们一个提起诉讼的机会。在联邦地区法院的一审中，法院裁定麦考维胜诉，但是这项裁定并没有废除得州的法律。为了彻底推翻得州禁止堕胎的法律，这两个律师决定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麦考维也因此化名为罗伊。

　　时任联邦法院大法官的哈里·布莱克门被委任给这个案子写判决书。这份判决书总共花了两年多时间才写完，其间不光多次修改，布莱克门还专门到明尼阿波利斯一家医院进行了一周的调研。几经周折，他起草的判决书得到了6名大法官的支持。1973年1月22日，联邦最高法院宣布了对此案的判决。判决书指出，虽然宪法没有明文规定隐私权，但是《权利法案》以及第14条修正案都为保护隐私权提供了宪法基础，而“隐私权的广泛性足以涵盖妇女自行决定是否终止妊娠的权利”。因此，“得克萨斯州法律不考虑怀孕的阶段和其他利益，把保护母亲以外的堕胎均规定为犯罪，从而违反了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的正当法律程序条款”。但是判决书也指出，决定堕胎与否的隐私权并不是绝对的。具体来说，“在第一个孕期，母亲的身体是她自己的，她和医生有权决定她是否堕胎；在第二个孕期，州政府有权利和义务保护母亲的身体 (允许为保护母亲的身体而堕胎)；最后一个孕期则属于胎儿，不允许此时中止胎儿的生命。只有在挽救母亲生命的情况下方可堕胎”。

　　因为这个案子，美国人从此记住了罗伊这个名字。有人或许会问：她后来堕胎了吗？虽然打赢了官司，但是她并没有堕胎，而是把孩子交给了一个收养机构。到了20世纪80年代，她公开宣称自己就是罗伊案的原告，并且承认为了堕胎而撒谎自己因强奸而怀孕。最具讽刺意义的是，在1995年，她结识了一些反堕胎人士，并且在后者的劝说下成为福音派基督徒，从而开始反对堕胎。她后来还成立了一个组织，给反堕胎团体提供信息。到了1998年，她又经历了一次宗教上的转变，成为了天主教徒。

　　多年之后，当她被问及自己在罗伊案中扮演的角色时，她说感觉自己被支持堕胎的团体利用了。她宣称，在整个诉讼过程中她只见过律师两次，并且自己当时连“堕胎”是什么意思都不知道。“我所做的就是签名。我从来没有出庭，也没有在任何陪审团或者法官面前作证”。

　　罗伊案之后的美国政治

　　罗伊案的判决让支持妇女有堕胎权利的自由派人士欣喜若狂，更让反对堕胎的保守派人士义愤填膺。有些保守派认为，作为一个非民主选举产生的政府机构，联邦最高法院不应该涉足此项争议，而是应该让选举产生的州立法机构决定堕胎是否应该合法化。还有些保守派认为，最高法院把堕胎的权利等同于隐私权是对后者的误读和滥用。罗伊案大大激发了主张保护生命的保守派势力，让后者迅速组织起来，成立各种强大的游说集团，如美国生命权利委员会（National　Right　to　Life　Committee）和共和党全国生命同盟（Republican　National　Coalition　for　Life），试图通过选举、游说和诉讼等渠道推翻该案的判决或者是对该权利加以种种限制。

　　事实表明，反堕胎团体的努力并没有白费。罗伊案之后，联邦最高法院又审理了13起与堕胎有关的案件，而这些案件的判决无一例外，都对堕胎加以了限制。根据一项统计，截止到2010年6月，有34个州要求堕胎前必须通知父母或是征得他们的同意。另外一项统计显示：30个州禁止半生产堕胎法（也就是晚期堕胎）；17个州要求妇女在堕胎前必须接受辅导，并且其中必须包括堕胎可能导致乳腺癌、胎儿会感受到疼痛等内容；24个州要求妇女必须在接受辅导后等待一定时间（通常是24小时）才能进行手术；33个州禁止用本州纳税人的钱支付堕胎费用。

　　不过，罗伊案之后，美国政治“再也不能回到从前了”。以堕胎为标志的社会问题（还有同性结婚和死刑）成为美国政治生活中最具争议的话题之一。与经济问题相比，社会问题涉及到一个人的基本价值观。在这类问题上，人们的观点一旦形成往往很难改变，并且在道德问题上很难做出妥协：对就是对，错就是错，妥协就是对自己道德价值观的背叛。没有妥协的政治只能是走向极端的政治。2000年大选之后在学界和媒体界广泛流行的美国社会“红蓝之争”和“文化战争”，说的都是美国政治因为社会问题而两极分化。

　　在政治博弈最激烈的大选之年，堕胎是一个让所有政客都高度敏感的话题。2004年大选中，民主党候选人约翰·凯里是天主教徒。虽然天主教教义反对堕胎，但是凯里却是妇女堕胎权利的坚定支持者。他的立场招致很多虔诚天主教徒的强烈抨击，也让天主教会的高层极为不满，以至于波士顿地区天主教会的主教威胁在礼拜的时候不给他圣餐。

　　最近，围绕密苏里州联邦众议员托德·阿金的言论所引发的巨大争议，同样说明了堕胎在大选之年的极端敏感性。他在8月19日接受一家电视台采访时，被问及假如强奸或乱伦导致怀孕，他是否仍坚持反对堕胎。他回答说：“在我看来，首先，以我从医生那里了解的信息看，这（强奸致孕）极少发生。如果是合法强奸，女性身体有办法试图避免整件事（怀孕）发生。”此语一出，一片哗然。第一，他在强奸前面加了“合法”（legitimate）这个形容词，激怒了美国女性。强奸难道还有合法与不合法的区别？他后来声明，这是一个严重的口误，他原本要说的是暴力（forcible），而不是合法。即使是这样，也很难获得女性的原谅，因为强奸难道不是被暴力所迫？第二，他说女性身体在遇到强奸时有避免怀孕的能力，这完全违背了现代医学证据。现任总统奥巴马也借此揶揄了一下这位共和党老兄。他说：“这是一件有趣的事：这个人（阿金）坐在众议院科学技术委员会的位置上，却由于某种原因没有上过科学课。”

　　阿金其实是想要向保守选民表明自己坚决反对堕胎的立场，不过用词不当，成了众矢之的。他的这番话，让本来反对堕胎的共和党领导人也坐立不安，因为后者希望选民在这次大选中关注经济问题，而不是堕胎这样的社会问题。美国经济从2008年以来一直处于低迷状态，失业率高居不下，而共和党候选人罗姆尼的优势正是他的经济管理能力。如果社会问题变成这次大选的焦点，美国选民就会被分裂成两大对立阵营，而那些原本因为经济问题而可能倒戈的民主党人，则有可能改变自己原先的想法，转而继续支持民主党候选人奥巴马，这是共和党人最不愿意看到的。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共和党高层通过各种手段给阿金施压，企图让他立刻放弃竞选联邦参议员，从而让社会问题尽快脱离选民的视线。

　　中国人的纳闷

　　在一个“性解放”流行的国家，堕胎却有着诸多限制。既然有了“性自由”，为什么不能有堕胎的自由呢？这难道不是对女性的歧视和惩罚吗？

　　对中国人来说，美国的堕胎争议确实颇为费解，因为有了计划生育的国策，我们对堕胎几乎没有任何限制。但是，在美国，堕胎基本上是一个道德问题，而不是一个民生问题，这是造成两个国家在堕胎问题上持完全不同立场的根本原因。因此，很多人美国人经常攻击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尤其是强制性堕胎。而在中国人看来，美国人是闲得无聊，把一个不是问题的问题上纲上线，并借此指责其他国家。

　　当然，我们必须承认，计划生育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做出了一定贡献，但也造成了无法估量的损失。据《中国日报》2009年的一篇报道，中国每年有1300万例堕胎，而实际数字可能会更高，因为还有很多人到未经注册的私人诊所接受流产手术。该报道还指出，中国每年还售出大约1000万剂用于引发流产的药物。这两组数据加起来意味着，中国每年有近2000万例堕胎。即使是只有1/4的受孕能够形成胚胎并最终生产，也意味着中国每年少出生500万人。对于严格施行计划生育的中国来说，这的确是一个控制人口增长的有效办法。与战争、种族屠杀、自然灾害、瘟疫和饥荒相比，堕胎显得要文明得多，也低调得多。既然这样，为什么要限制堕胎呢？

　　堕胎泛滥还造成其他一些严重问题。一位医学专家指出，“中国妇女重复流产率高达50%，而经历过重复流产的女性在正常生育时发生流产的几率是无流产史者的2.5倍，早产率是1次人流者的5.44倍”。也就是说，经常性流产会造成中国妇女生育能力大大降低。这样一来，到了她们想要生育孩子的时候，只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实际上，种种数据显示，中国现在已经到了迫切需要更多新生婴儿的时候了。中国人口正在迅速老龄化，如果不及时采取一定措施，中国的经济增长将很快面临结构性的制约。该是我们认真反思计划生育这项国策的时候了。时代在变化，我们的政策也应该做出相应的调整。

折腾的798
洪晃

2001年，我以0.70元一平米的价格在798厂区租了个新家，那时候那里还真的是工厂。房子刚修好，由于我和男朋友急急忙忙想住新房，就在没有家具的情况下，在一个200平米的空间放了一个床垫，就算入住了。

头一天晚上，我们刚睡下，就听见外面“砰”的一声巨响，好像炮声，或者一个巨人站在我们窗前放了个屁。我们吓傻了，入住的浪漫感觉立刻消失了。那时候，798没有咖啡馆，还有工人食堂，食堂花色的水磨石地面，半截绿的墙面都体现出这个地方是50年代的建筑，而食堂的价钱──小炒3.6元，还可以要半份──都充分体现了当年社会主义的优越性。2003年，iLook杂志社搬到798的时候，我们编辑部在社会主义的惠泽下，正经吃出几个胖子来。

我刚搬进798的时候，正是物业和艺术家打架的时候。当时物业已经物色好了发展商去整体开发798，好像是要建设一个电子大厦之类的建筑物。艺术家都不愿意走，因此就有了一些矛盾。在中国矛盾的真相是不会暴露的，而是被各种“穿小鞋”和“绯闻”包装得非常严密。矛盾之一是关于798艺术节的名称，物业看见798艺术节的海报就急了，说：“798是你们叫的吗？这是机密，这是当时的番号！不许用。”

“那叫什么哪？”

“只能叫大山子艺术节。”

这以后就非典了，整个北京都在唱空城计，艺术家利用了这一点在798搞了一次行为艺术，又把警察叔叔给逗来了。物业可生气了，发誓要把艺术家全部撵走。我去求过情，但是没什么用。

“那叫艺术吗？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主要是还给我们惹这么多麻烦。太讨厌了。”物业抱怨道。

798 能够留下来作为艺术区还是要谢谢朝阳区政府，它很罕见地站出来说把798留下来。据说这后面政府和798的物业进行了各种交换，终于把这一片原来的工业废墟定位成北京的艺术区了。

艺术家终于能喘一口粗气了──至少不会拆迁了。但是马上就来了新问题，Nike发现了798, 不仅天天来这里跟艺术家寻求合作，还租了一个厂房说是要天天在798开派对。据说他们支付了4元一平米的房租。这事情给物业的信息是“马上要发财了”。紧接着就是一轮又一轮的涨价，不少艺术家工作室和画廊就只好为未来的餐厅、咖啡馆腾出空房子来。说实话，物业对我还是很好的，没怎么涨价。但是眼瞅着穷一点的、不太商业化的、还未成名的艺术家待不下去了。

这是798艺术区的第一次艺术家大清洗，但也无话可说，商业规律和市场经济都摆在那里。我认识一个美国建筑师，拿下了1.5万平米的地儿，交了订金后闲置了不到一年，物业立刻收回了。还有一个深圳商人，拿下了近5万平米的地儿，也是交了订金就没动静了，拖了四年也没人让他走。美国设计师是要拿这个地方做中美学生交流，让他的设计学院的学生和中国学生互动。深圳商人是修了准备当二房东，再租给像Nike这样的国际品牌。

798艺术区最风光的时候应该是2008奥运前，那时候它被政府命名为北京奥运文化旅游景点了。更确切地说，这是798物业最风光的时期。当奥运旅游点肯定有相当的政府批款的，这样就有钱花了。798也开始了第二次艺术家大清洗。

这回让我清晰地看见政府资助“文化创意产业”的钱是怎么花的。我住的楼房是个60年代的灰砖办公楼，物业说灰色和园区大部分红砖不协调，要改成红色的──就是在原有的墙外面再砌一堵红砖墙，不是粉刷，是真的再砌一堵墙。大概由于要赶奥运前给领导看，墙砌得很粗糙，和原有的窗眼都不能对齐，直接效果就是所有窗户都打不开了。我家就是这一轮主动要求被清洗出去的。价格还能扛，但是这折腾实在受不了。

第二个大项目是要刨开马路埋线。

“什么线？”

“宽带。”

“不是已经有了吗？”

“换一个供应商。”

路刨开了，路灯没有任何改进，杂志社又是加班的重点灾区，黑灯瞎火，三个编辑摔沟里，还搭上一辆车。施工完毕，发现网速更慢了。

第三个项目是大修停车场。我们门口原来有个停车场，用的挺好，突然全部给刨了，把坑坑洼洼的地方全修了，然后又用柏油给铺上了。挺好，谢谢。可是过了不到一个月，刚铺好的又都给刨了。这回改铺砖了。砖铺好后不到两个星期，又要刨。我们急了，去询问。说是以后车位都用地锁，要买，不是免费的了。这次不是都刨，而是装地锁，很现代化。于是，我的车钥匙上就多了一个开关，一开，地锁就躺下，一关，地锁就起来。当然，我的车技有限，经常关着也就过去了，地锁很快就坏了。

熬过奥运的大装修，我们也决定搬出去了。一次，我在咖啡馆又碰到物业了。

“洪老师，去上海双年展了吗？”

“没有，你们哪？”

“我们集体去学习了一下，不错。不过，老岳的雕塑你怎么看？”

“我没去，没概念。”

“是不是太商业啦？”

这时候，物业已经是艺术评论家，而在这里的艺术机构已经都变成商业机构了。而政府给创意产业的所有钱不是砌在第二层红砖墙里，就是埋在马路的宽带里面，要不就干脆压在铺了三层的停车场下面。

最近，我总是听说政府又要批很多钱发展创意产业，估计我们又会有很多新的马路和停车场，而那些有创意又想创业的设计师和艺术家们，也许会照样没有任何出路。

从草根创业到精英创业

卓勇良

　　前些日子网上有一篇“浙江到底怎么了”文章，说浙江缺少令人印象深刻的企业，十几年前是娃哈哈，今日依然如此。这话虽然不免偏颇，但确也点出了浙江的一些痛楚。从草根创业走来的浙江经济，一直难以较快走向精英创业，由此而产生的一大问题，就是产业结构“三十年如一日”。

　　纺织业直至上个世纪90年代末，一直是中国最大的产业。然而到了2000年前后，中国纺织业终于跌下了全国第一宝座。至2011年末，全国纺织业仅占规模以上工业3.9%，降至各行业的第12位。纺织业是一种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需求层次和工艺技术层次都比较低。纺织业地位大幅下跌，象征着中国工业的优化升级。

　　反观浙江，纺织业2011年末仍占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10.2%，高居浙江工业榜首。这就意味着，浙江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大大滞后于全国。从这里还可以看出，浙江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滞后的严重性，是在经济发展具有较大提升情况下，战略性新兴产业并未紧紧跟上。

　　进一步分析就可以看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2004－2011年，浙江专用设备制造业年均名义增速比全国低近12个百分点，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年均名义增速比全国低2个多百分点，医药制造业年均名义增速比全国低近8个百分点，普通机械制造业年均名义增速比全国低12个多百分点。这些数据令人震惊，不仅表明浙江制造业优化升级不能令人满意，还表明浙江一些地方以装备工业等为主导产业的愿望，以及政策支持等，实际并未取得足够的成效。

　　这里的一个原因，就在于浙江长期以草根创业为主，导致省内产业结构升级乏力。长兴县环沉村一位纺织企业老总坦率跟我说，无论是知识结构、人脉关系还是资金实力，都决定了他只能继续在纺织业打拼。我们确实不能苛求这一代企业家，我们应该继续大力支持和推进草根创业。像长兴这样交通稍远、现代产业相对薄弱的区域，类似于纺织这样具有比较优势的低层次产业，还是得有所发展。

　　然而我们当前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就是大力扶持精英创业，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具有更快的发展。时至今日，浙江工业已积累起了5万多亿元的资产，如果仍以草根创业形成的纺织服装等为主体，就将影响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更重要的是浙江大地已缺少足够的环境资源要素来承载大量的低层次产业。

　　草根创业与精英创业仅一念之差。草根创业和精英创业，或许存在着知识、技术和资金方面的差异，然而这并不是关键，关键是自我价值追求等的差异。草根创业的主要诉求是改善自身福利，当年采访一些民营企业家，都说当初无非就是解决生计问题。精英创业也有改善自身福利的诉求，然而通常都有较强的自我价值追求，能在较高的视野下实施创业行为。像我一位朋友，当年从一家国有银行中层干部位置上出来，动机就是觉得那种环境令人窒息，应给自己换一种活法。

　　草根创业与精英创业决不具有截然的界线。前些天与长兴县环沉村创办纺织企业20多年的臧永兵交谈，他说眼下环沉村七成织机停产，而他的工厂还能满负荷运转，甚至有所扩张，就是因为比较能把持自己。形势好的时候不过度扩张，形势差的时候及时出货和控制成本。当时我由衷觉得，像臧永兵这样的企业家，已走过了从草根到精英的艰难历程。

　　精英创业决不是高不可攀。这里的第一个层面是促进从草根到精英的转变，第二个层面是促进一大批高智商和高情商神奇小子的脱颖而出，第三个层面是促进一大批有潜质的企业的再次创业，第四个层面是引入高素质人才和企业来浙江投资创业。不过既然是精英创业，肯定也更强调创意、知识、信息、网络，以及必要的资金的作用。而产业选择，则更注重附加价值和长期增长弹性较高、环境资源影响较小等要求，而这些显然是浙江经济发展的方向。

　　我们不是不要纺织业，也不是不要草根创业。我们要的是在纺织业平稳健康发展的同时，其他战略性产业的更快发展，从而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我们要的是在草根创业的同时，精英创业更能大批涌现，从而逐渐形成以草根创业为基础，以精英创业为主体的良好局面。

　　二十多年前电脑刚进机关的时候，文字处理软件几乎清一色是“WPS”。可是很少有人知道，写这个软件的裘伯君是1964年生的新昌人。我们想象一下，当时省内如果能有风投或政府基金资助，同时加大打击盗版软件力度，那么当前浙江的软件行业，将远非今日这个状况。

　　历史决没有假如。重提这个案例只是想指出，推进精英创业，既需要创业者的勇气和智慧，更离不开良好的制度环境和政府及全社会的长期支持。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成立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为贯彻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进一步健全我国教育督导体制，国务院决定成立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主要职责

　　研究制定国家教育督导的重大方针、政策；审议国家教育督导总体规划和重大事项；统筹指导全国教育督导工作；聘任国家督学；发布国家教育督导报告。

　　二、组成人员

　　主 任：刘延东 国务委员

　　副主任：袁贵仁 教育部部长

　　江小涓 国务院副秘书长

　　委 员：朱之鑫 发展改革委副主任

　　刘利民 教育部副部长

　　陈小娅 科技部副部长

　　黄 明 公安部副部长

　　王 伟 监察部副部长

　　张少春 财政部副部长

　　王晓初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

　　郭允冲 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

　　刘 谦 卫生部副部长

　　侯 凯 审计署副审计长

　　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设在教育部，承担委员会日常工作。

　　委员会成员因工作变动等需要调整的，由所在单位向办公室提出，报委员会主任批准。

　　国务院办公厅

　　2012年8月26日

Steve Stein：环保主义者的困境


在拉斯维加斯西南方40英里处，莫哈韦沙漠中有一段叫做伊凡巴谷的地方。对多数旅行者来说，这个山谷长满了灌木、仙人掌和沙石。在早春的清晨，山谷的景致充满着魔幻般的色彩，美不胜收：一些奇异的野生物种如莫哈韦乳草属植物和沙漠针垫正在盛开，穴鸮、伯劳鸟等来山谷中筑巢，它们和一种叫做沙漠地鼠龟的爬行动物受到联邦法律的特殊保护。

Bright Source Energy公司计划在伊凡巴谷开发一项390兆瓦级的太阳能产业群。为了使这个项目能够顺利运行，他们得计算需要移到新家园的沙漠地鼠龟的数量，统计人员的统计数据比任何人预想的都要多。考虑到先前重新安置这些野生动物的不愉快经历和这些野生动物与环保主义者的牵连，Bright Source公司对这个项目的可行性不再像以前那样确信了。

目前，土地管理局在沙漠西南-亚利桑那、新墨西哥、内华达和加利福尼亚大概有20个太阳能、风能和地热项目，俄勒冈州有至少两个风能项目正在不同阶段的开发评估中。所有这些项目都遭到环保团体不同程度的质疑和反对。一些项目也受到当地土著的反对，这其中有环保和文化的因素，因为有些地方被土著视为神圣之地不可侵犯。

笃信可再生和可持续能源的环保主义者对他们同行的反对感到既恼人又尴尬。莫哈韦沙漠是绝佳的太阳能开发之所，这些土地拥有其他地方望尘莫及的大量太阳能辐射，这正是将太阳能转化为电能以满足周边像拉斯维加斯、菲尼克斯、圣地亚哥和连接橙县、里弗赛得和圣地亚哥的大都市能源需求的绝佳之地。2009年由议员Diane Feinstein倡议的法律将莫哈韦沙漠超过百万公顷的土地排除在开发之外，在到2020年加利福尼亚州电力的30%来自于可再生能源这一宏伟目标下，像Bright Source公司的这类项目变得尤为重要。

Feinstein最初的提议是要将250万公顷的土地排除在外，受到工会的抵制，他们预知这将丧失大量建筑工作机会。但是，倡议2009年分置计划的同一个团体-Nature Conservancy 和 Audubon Society一如既往地反对在原生态公共土地上进行能源开发。事实是，这些土地之所以能够保持原始状态，是因为他们不适合做其他的开发。若不是最新的环保要求，这些沙漠土地在太阳能开发上将是最廉价的。

在一些区域，风能即使没有政府的生产税抵免政策，也能够在市场中竞争，但是太阳能始终依赖补贴或者可再生能源授权才能在价格上与化石能源竞争。目前，太阳能的成本正在迅速下降：太阳能的主要原材料硅的价格显著降低，随着技术不断革新和完善，加工环节成本也在不断降低。由于太阳能是不连续的，需要后备能源的额外支出，但是更有效率的技术也正在降低这项成本。

2010年7月杜克大学的一份估计显示：美国现在已经处于太阳能比核能更便宜的临界点。太阳能在价格方面无法与传统的燃煤电厂相提并论，但是如果新的燃煤电厂被要求控制温室气体排放量（这个建议正在获得越来越多的政策支持），那么太阳能就能够与煤电一决高下了。

太阳能项目中唯一没有下降的成本是获取土地和地区开发的成本。多如牛毛的环保报告和持续不断的诉讼威胁即便没有将太阳能开发完全停止，但也着实使其步履维艰。环保团体可能也花费大量的精力与天然气和燃煤电厂抗争，但是当他们反对化石然燃料时，这些成熟行业有足够的资源反抗。不幸的是，太阳能行业正处于摇篮之中，面对扼杀毫无反抗能力。

认为太阳能无论如何都不具备竞争力的质疑声不绝于耳，尤其在Solyndra fiasco事件之后。但是Solyndra破产的原因在于太阳能技术变得越来越便宜，Solyndra和类似公司主要经营屋顶太阳能市场，而不是Mojave的大型太阳能发电站。其经营的小型屋顶装备安装更贵，而且其所处纬度的太阳能仅有Mojave沙漠的四分之一。公用工程的装置历来比小型屋顶装置廉价，因为技术上更简单。这就相当于通过这项大型沙漠工程为广袤的沙漠安装了无数的镜子获取足够的太阳热量来加热水，然后产生蒸汽带动涡轮机。现在，即便是大型公用工程，也正转而使用太阳能面板通过光电转化过程来产生能量。



环保主义的自我悖论

几乎所有的环保组织都支持任何形式的可再生能源。地球之友（The Friends of the Earth）将自己定位为太阳能的拥趸，最近甚至威胁要起诉英国政府缩减对屋顶太阳能电池板的补贴。美国环保协会（Environmental Defense Fund）在2008年的《科学美国人》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文中提出了一个宏大的向太阳能过度的详细计划，并且指出美国西南部有至少25万英里的土地适合建太阳能电厂。

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Natural Resources Defense Council，NRDC）对此也十分热心，它的网站中这样写道：在西南部将集中建设太阳能发电厂，为当地提供清洁能源。世界上最大的太阳能发电厂是加利福尼亚的Blythe太阳能发电厂，将于2013年正式运作。根据桑迪亚国家实验室（Sandia National Laboratories）的估计，到2020年太阳能发电每千瓦/时的成本将减少5美分，这个价格与新型火力发电或燃气发电相比具有竞争力。

但是，在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网站的下一页，质疑声随之而来。一个名为“当可再生能源遭遇荒野与野生动物保护区”的专题写到：一些特定的敏感性陆地——比如自然公园、历史遗迹和野生动物保护区——和一些生态敏感性较强的海域并不适合能源开发……NRDC并不赞同在这样的地方建能源设施和管道运输线。

历史最早、可能最具影响力的环保组织塞拉俱乐部（Sierra Club）在网站上极力赞扬风能、地热能和生物能的优点，并且对太阳能显示出极大的兴趣和热情，称其为“最清洁、最充足和可获得性强的可再生能源，美国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太阳能资源。”

但是，在俱乐部中也存在不同的声音；塞拉俱乐部的几个当地分会并不希望在他们周围建太阳能设施。局外人可能把这种反对声视为“邻避主义”（Nimbyism[1]），但是在内部这份质疑是深思熟虑后的结果。去年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将这场争论愈演愈烈。在2010年末塞拉董事会发布备忘录称“经过协商，塞拉不会阻止BrightSource公司在Mojave沙漠的Ivanpah太阳能项目”。但是到2011年初，俱乐部对Czlico太阳能项目提起诉讼。这场诉讼虽然最终被驳回，却告诉大家，开发者并没有致力于减少对环境的破坏。在诉状中有这样一段话：对可再生能源有强烈需求的这一代决不允许任何太阳能公司在“清洁能源”的幌子下做破坏原始生态环境的勾当。在现已开发的土地和屋顶上已经有足够的太阳能可供开发以满足下一代的需求，我们需要保护沙漠的生态环境。

塞拉的前首席执行官Carl Pope尽管在他的17年任期中对这类事件一直小心处理，但这次却有些不知所措。可能塞拉的董事会认为这次需要一如既往的巧妙处置：他们通过任命Michael Brune试图平衡政策制定者和当地环保组织的冲突。但是，Michael并没能挽回局面，最终黯然离位。离开之际，他评论道：如果我们现在不保护我们的星球，那么未来再也没有一只沙漠地鼠龟能够让我们保护。

塞拉俱乐部最棘手的决定之一不是太阳能而是风能涡轮机。在马萨葡萄园岛附近科德角的Cape风能项目在环保组织之间存在分歧：塞拉跟随Union of Concerned Scientists同意这一项目，但是当地环保组织强烈反对这一项目，并不买账。同样的，宾夕法尼亚州的塞拉分会一直反对阿勒格尼山脉地区的脊顶风力项目。

在全国范围内，塞拉俱乐部，地球之友，保育选民联盟和其他类似组织在可再生能源项目上都存在不同意见。但是争论已经超出环保组织内部而广延至热衷于探寻理性处理资源问题的所有人。如果科学是第一参考标准，那么这些内部争论仅是道路中的减速带，最终能源政策将逐渐明朗化。然而不幸的是，科学之外的其他因素在起作用。

虽然均有保护沙漠自然景观的需求，但是以下两个集团在价值观上存在差异。尽管他们都将环保放在首位，但却是以截然不同的方式来做事，而且这种差异不是科学所能调解的。

第一种集团是环保主义者，他们的教父是塞拉俱乐部的创始人John Muir，他向后辈们阐释了自然风光的瑰丽，约塞米蒂谷就是例证，并以保护自然风光作为毕生使命。许多环保主义者甚至将他们的根源追溯至Henry David Thoreau。梭罗（Thoreau）在瓦尔登湖这片纯天然的乐土上快意人生的文字已经根植于美国人民的血液里。当梭罗走出孤独，他写道：我们并不是在坐火车，而是火车在乘坐我们。梭罗的思想在诗人拉尔夫·瓦尔多·爱默生和哈得孙河画派的艺术家们手中被发扬光大。

第二个集团是自然资源保护论者。他们同意缪尔和梭罗对自然的热爱，但是对人类的作用有不同的看法。环保主义者视科学和工业为环境的威胁，自然资源保护论者则坚信科学和工业的发展是环境的拯救者。自然资源保护论者也有他们的历史人物，排在首位的当属Gifford Pinchot和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作为国家森林服务（National Forestry Service）的主管，Pinchot说服联邦政府保护森林、阻止伐木。作为罗斯福政府的一员，Pinchot大大影响了罗斯福扩张自然公园的决策。

环保主义者将科学和工业为环境之大敌，但是自然资源保护论者却视其为最终的拯救者。

Pinchot和Muir原本互相欣赏，但当Muir读到Pinchot允许羊儿在草地吃草时，他们之间产生了激烈的争论。当1897年这两位在西雅图一家旅店的休息室遇见时，Muir急切地问Pinchot这是不是真的。当Pinchot点头后，Muir说他再也不想和Pinchot说话了。

几年之后，更糟糕的事发生了。Pinchot满心欢喜地接受在Tuolomne河筑坝，在赫奇峡谷建大型储水池以便为旧金山提供一个饮用水系统的计划。在这个计划甚嚣尘上之际，Muir简直要发疯了。赫奇峡谷和约塞米蒂国家公园一样，风光迤逦，令人称奇。他认为上述计划是对自然的亵渎。于是Muir带领塞拉俱乐部的成员一致反对这个项目，但是奥肖纳西水坝（O’Shaughnessy）还是于1923年完工了。

赫奇峡谷的争论至今依然存在。没过几年就会有人提议拆除水坝，让峡谷恢复自然原貌。最近关于赫奇峡谷需要恢复原貌的提议是由加利福尼亚参议员Dan Lungren发起的，他压根儿并没有见过这个让他不快的水坝。在华盛顿、俄勒冈州和爱达荷，环保组织正在将其他的水坝拆除。环保主义者认为水坝改变河流生态系统，威胁水生动物生存以及对河流两岸土地造成破坏，一直将其视为对环境的践踏。到目前为止，水利发电仍是可再生能源的主力军，但是如果塞拉俱乐部、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和荒野保护协会赢得了他们拆除水坝计划的胜利，就不会是今天的局面了。事实上，如果像风能、地热能和生物能这样的可再生能源仅是按照能源部门要求的速度发展的话，国家将在下一个十年体验可再生能源的匮乏。



不要制定宏大计划

在反对大型工程方面，有这样一群环境主义者，他们并不认为自然环境碰不得，只是反对大型工程计划。这其中典型的人物是Amory Lovins，他是美国洛矶山研究所（Rocky Mountain Institute）的主席，美国洛矶山研究所是一家可再生能源咨询公司和智库，他的客户包括英国石油公司陶氏化学、通用汽车公司、三菱和其他众多电力和油气公司。Lovins在追求他的环保事业过程中强调科学和经济，而不是不切实际的浪漫主义。在2009年2月，他在纽约时报的博客中发问：“一个大的经济体难道就需要规模庞大的电厂吗？”Lovins坚持未来的电厂应该都是小规模的，他们能够进行有效的联网式管理，也将因为多样化而更加安全。小型发电站将更容易获得融资，对市场规模要求小，资本筹划也更容易消化。Lovins很清楚以上这些，他反问道：“这个故事中的哪一部分是将市场视为圭臬的人所不能理解的呢？”

细想一下：太阳能和风能在地区之间分布并不平衡，建设大型能源基础设施以实现全国范围内的能源最优分配是不是更合理呢？圣地亚哥可能某一天能够实现全部用太阳能提供能源。西雅图与圣地亚哥不同，居民将更多的依靠哥伦比亚河峡谷的风能。由于需要大量新的运输管线，我们将在传输上付出巨大成本，尤其是当我们采用Lovins提议的小型发电站时更需要精密的传输网络。

Lovins仍然保持与塞拉俱乐部、自然资源保护协会和其他可再生能源机构站在同一立场，即小优于大。关于建设分散化的太阳能，包括屋顶太阳能电池板的提议被一个以“小即美”为口号的环保组织发挥的淋漓尽致，又在Ernst Schumacher1973年的同名书中得到广泛传播。Schumacher的时间把握得恰到好处。西方世界刚从第一次石油危机的泥潭中走出来的人们还惊魂未定，许多人轻易地接受Schumacher兜售的资本过剩论，并将其归因于公司、机构、城市和组织的大型化。Schumacher近代的追随者视全球化与资本主义巨人症有关，与环保主义的极简派艺术正相反。联邦保存研究所（Preservation Institute）甚至将Schumacher的书中要旨作为公司宗旨。这与二十世纪上半叶的流行观点相反，当时人们笃信影响政策最保险的办法就是推动大型项目。

在太阳能领域，一些大型电厂还是在备受争议的地方拔地而起。2008年1月科学美国人杂志的封面是环境保护基金崇拜的人物Ken Zweibel和其他两个提出到2050年将美国的全部电网改造成太阳能的工程师。这项宏大计划需要的并不是奇迹般的技术突破，而是大量新的太阳能场、管道线和压缩空气能源储存设施。当然，这项计划需要4.6万平方英里的土地。尽管这不足美国西南地区面积的5%，问题在于现在需要使用这些土地。这项计划标价约4200亿美元。很显然，文章作者和杂志编辑希望通过这篇文章搅活太阳能开发这盘棋。

斯坦福大学工程学的Mark Jacobson教授和加利福尼亚戴维斯分校的Mark Delucchi教授在这一点上走的更远。2009年11月他们提出（只是一个大致的想法，并没有形成具体的细节）到2030年风能、水能和太阳能这三者将提供世界需要的所有能量。

让我们回到像Bright Source 和Blythe Solar这样的公司，他们需要大片土地建设太阳能发电设备为数以千亿的家庭提供能源。Bright Source公司明白沙漠龟和其他一些濒危物种绝不是唯一的障碍，他们也需要消除将大型发电厂视为垄断的怀疑。

除了环保主义者，自然资源保护论者，还有另一个环境保护团体：零增长集团（Anti-growth contigent）。

除了环保主义者和小型化主义者，另一个环保集团也在扼杀可再生能源的热情。这便是零增长集团，他们视人口增长和资源开发为资本主义体系的缺点。一个名字再次出现，令人惊讶，他便是Amory Lovins。很显然，在他1977年的文章Mother Jones中有这样一段言论：仅仅因为人类想要就不计一切代价去发现一种名曰清洁、廉价和充足的能源几乎是灾难性的，我们应该寻找的是这样一种能源，它既能满足我们的能源需求，又不以损害我们的地球和其他物种为代价。

Paul Ehrlich在Lovins发表这一观点两年前就严厉地提出：在这个时候给社会廉价能源无异于给无知孩童一把枪。Ehrlich因其1968年的书《人口爆炸》而出名，他在全国广泛宣传人口增长和核能的危害。Lovins在20世纪70年代观点有所缓和，而Ehrlich却一贯如此。Ehrlich极讨厌核能，但是为了满足日益增长人口的能源需求，除了核能别无选择。

今天，仍有环保主义者不愿相信Ehrlich的观点是错误的。Richard Heinberg在他2011年的书《增长的终结》（The End of Growth）中写道：重新恢复传统的经济增长是不可能的，开发新能源不是一个权宜之计，而是长久之计。他列举了一些影响因素：能源枯竭、负面的环境影响和持续的金融混乱。在早期的书《断电》(Powerdown)中，Heinberg指出这是关于清洁能源、可再生能源的虚假承诺：“每一次为了应对日益增长的食物和燃料需求，我们人类就会绞尽脑汁去开发新能源；一旦我们发现了新的能源，就宣称其比现有能源更廉价和充足，继而又继续增长人口，给环境增加更多的负担，以至于使生态系统达到不能承受之重。”

追随Heinberg哲学的环保组织会支持科学美国人2050年全太阳能发电计划吗？恐怕不会。零增长集团更倾向于反对任何形式的廉价能源。他们的目标是更少的能源，而不是更廉价的能源。正相反，要使能源更少就需要使其变得更加昂贵。



能源效率：王牌还是百搭牌？

当环保主义者在反对大型太阳能和风能项目之际，他们也模糊地提出了一些替代方案。较受欢迎的方法是使能源使用变得更有效率。塞拉俱乐部的国民能源政策是这样表述的：能源效率即为使用提升的技术和操作用更少的燃料来完成同样的服务。能源效率是清洁且富有效率的工具，有效率的转换系统和高效的沟通，建筑和设备能效标准，清洁能源融资和自动控制技术等提议的基础。

所以当加利福尼亚的Edison想要建造穿过安萨玻里哥沙漠公园的管线将可再生地热能运输到圣地亚哥时，当地的萨拉俱乐部分会提出他们可以通过节约措施节省大量能源。无独有偶，当Next Era（美国最大的风能开发者的能源公司）提议在马林县（Marin County）建造风能涡轮机时，也遭到环保主义者的激烈反对：他们认为这是一片敏感的沿海区域，马林县居民不需要大型发电项目而可以通过一系列节约举措来节省能源。

加州格外关注能源保护和使用效率。1975年加州和全国的人均能源消费量几乎是一样的，全国水平现在已经上升了80%，而加州仍保持1975年的水平。但是在这一统计数字背后，我们也需考虑加州的两个特别因素：首先，在过去的43年里，加州失去了它大多数的能源密集型制造企业，其次越来越多的居民在更适宜居住的地区集聚生活。然而，加州立法机构和公共事业委员会已经设计了一些卓有成效的激励措施鼓励提高能源使用效率。

节约和效率的有效性能够实现，但是却被夸大了。几年前，加州公共政策的Dian Grueneich说到：能源节约是所有能源需求中的重中之重，其影响是持久的，每花在能源节约上的一美元将收获两美元，另一美元可以用来再投资。我们并不需要Dick Cheney所说的2000座新电厂，通过对提高能源效率的投资，我们将不再需要建设新电厂，只需在必要时候替换旧的即可。

不需要任何新电厂？加州可能会为其人均能源消费量而感到自豪，但是他的总消费量却随着其人口增长在节节攀升。不乏有通过限制移民来保持人口零增长的倡议者，但是鲜有环保主义者与之同一阵营。在2009年的7月，联邦移民局对25个环保组织进行调查后发现，尽管19个都认为人口增长是个大问题，但仅有3个希望减少移民。在激烈的辩论后，塞拉俱乐部决定保持中立。

即使人口增长率已经有了显著降低，能源效率和减少能源消费之间的关系依旧扑朔迷离。1975年到1980年这段时期，汽车燃油效率标准首次出台和经济下滑的同时发力，提高了能源效率和减少了能源消费，此时这两者同时实现，但大多数情况下，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却是此消彼长。能源效率提高使得成本降低，这将提高能源需求。这一现象是在1985年由一位研究煤炭利用的英国经济学家William Jevons发现的。他提到：James Watt的发电机比William Newcomen的更有效率，那么煤炭消耗降低了吗？当然没有！正像Jevons说的，认为提高能源效率将减少能源消费是令人疑惑的，而事实也证明正相反。

Jevons悖论常常被称之为“反弹效应”。由于更有效率的方法降低了能源单位产出的成本，一个行业接着一个行业，一个社会接着一个社会越来越密集地使用此种能源。一些环保团体对此仍然心存疑虑。David Owen在2010年12月20日在纽约客杂志的文章中将Jevons的数据更新至当前，受到Amory Lovin的反对和David Goldstein（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的博主）的嘲讽。Lovins重提1970年燃料标准的成功，Goldstein运用加州最近的历史：虽然加州的能源使用率仍在上升，他的人均消费量却不再减少。



能源扩张

能源扩张已经成为那些想要保护沙漠和其他荒野原生态的环保主义者的热门词汇，同样在核能支持者眼中也十分有用。举个例子，自然保护协会的罗伯特麦克唐纳发表了一篇关于测算各种能源土地需求的学术文章。麦克唐纳比较了每年产生一兆能量时所需的土地。结果显示到目前为止，核能最经济，仅需要2.4平方公里，煤大约是10平方公里，其次是天然气为18平方公里，太阳能光伏大概是37平方公里。麦克唐纳的研究正值总量管制与交易法案（cap-and-trade bill）活跃的时期。他提醒当局在制定政策时需要考虑土地使用量和开发不同能源的选址问题以便发挥土地的最大影响。它将文章命名为“能源扩张或者能源效率：气候政策对美国自然生态的影响”。

在文章发表后不久，美国参议员Lamar Alexander（核能倡导者）为华尔街日报撰写了一篇社论，文中多处引用麦克唐纳的报告并总结道：“可再生能源不是免费的午餐，它将对美国的地形造成前所未有的损害。当我们沉迷于能源扩张之际，我们需要重新审视一下核能。”

在核能问题之外，一份美国脱离控制二氧化碳排放的声明使得环保主义者忧心忡忡。燃烧煤却不排放二氧化碳被煤炭行业游说者视为救赎之道。煤炭永远不会清洁，虽然他们可以脱硫和脱氮，煤灰也可已经处理后变得安全，唯一悬而未决的难题在于至今尚未找到能够燃烧煤、却不排放二氧化碳的技术。

美国和中国正在尝试制无碳煤。要使之成为现实，有两点经济上的考虑：首先，二氧化碳排放要变得昂贵，这可以通过总量限制和交易法案或者税收实现，其次具有竞争力的无碳能源需要变得昂贵。此时，国会对碳排放还没有采取行动，但是环境保护署正在制定这样的监管规则。随着这些像核能、太阳能和风能这样的无碳能源价格变量正日益掌握在环保组织手中，最终他们将抬高准入成本和土地成本，同时压低材料和能源成本。

如果主流环保集团过去40年中用与核能同样的思维做大型太阳能、风能和地热能项目的话，后者可能遭受与核能同样的命运。上个核电站是1977年批准的，1996年才开始建造。目前有大量的核能项目处于不同阶段的规划和初步建设之中，但是成本已经急剧上升以至于已经不能确定是不是仍值得建造。与此同时，由于环保主义者的游说和立法对核能采取事实上的禁令，一些新提议设立的项目正在被取消。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核能产业目前正在使用一些环保主义的观点让核能重新回到游戏中。

至于目前关于大型可再生能源项目的争论，结果仍是悬而未决。太阳能毕竟不是核能，它没有核能那样的大规模杀伤性威胁。但是如果太阳能产业对每一英寸太阳能电板和传输线都发起诉讼的话，至少在美国，太阳能发展将不可能实现。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环保组织明白这个问题的多大部分掌握在自己手中，他们将如何运用这部分影响力呢？

作者是北加州马林县的作家和金融顾问。

译者：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助理—朱琳

原文地址：The Environmentalist’s Dilemma



[1] Nimby:not in my backyard的缩写。

员工的成本

导语：“宁愿赔钱，也不愿招工。”面对经济下行压力，企业老板们的账本中，员工都是重要“账目”。“

经济观察报 记者 张斌 “宁愿赔钱，也不愿招工。”

来自温州的李老板这样讲，让人一时间有点费解。毕竟企业若不接订单，肯定撑不下去，而要按时完成订单，需要大量工人。在李老板的算盘中，招工的成本比一些订单的利润还要多，因为不能对未来的经济形势作出准确判断，他不敢冒险。不招工，一些新的订单自然没办法接，李老板现下能做的就是尽量维持住一些大的老客户。

与从事制鞋业的李老板不同，以服装出口为主的王老板在大幅裁员的同时把订单转向孟加拉，他几年前买下的办公大厦现在有相当一部分用于出租，“比养员工合算”。

面对经济下行压力，企业老板们的账本中，员工都是重要“账目”。“根本就不是什么民工荒，你看吧，今年年底或者明年年初大家就会发现，农民工将再次面临找不到工作，尤其是东部沿海地区。”王先生作出这样的判断。

变异的订单

李老板的制鞋工厂目前有工人1000人左右，去年裁掉了一部分，大概200人。

“现在一个最普通工人的工资也要3000元左右了。”他说，“去年第四季度开始，欧洲的订单就开始变差，欧洲市场对温州的影响又尤其严重。”

“最近稍微好一些，但新增的订单多为季节性订单，衣服鞋子这些商品补库存的因素很大。”李老板分析。

突然增加的订单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欧美市场的季节性订单，另外是海外市场的补单，“这些订单数量跟过去比量都不大，但要求交货的货期都比较急。”

眼下，经济不景气，客户订单减少，小额化趋势日益明显。在李老板的工厂，以前接到一个几十万、上百万元的大订单，企业可以安安心心做上一年才交货，只要招工旺季时开足马力，淡季招不到工也不必发愁，可现在不一样，客户把一个大订单“分解”成几个小订单派给工厂，有时一两个月就必须交货，周期短、要求高。“要知道，按时交货比成本消耗更重要，万一招不到工，这对企业将是致命的。”李老板说。

与之矛盾的是，接到大订单人手不够又不敢招工。因为目前订单只是季节性回暖，欧美消费力并没有大幅回升趋势。

如果现时招工，赶工之后势必再次人员过剩，而新劳动法规定裁员赔偿金额甚高，大部分工厂都支付不起。

生产物料、周转资金可以储存，可人力资源是很难储存的，人招满了，万一接不到订单，空养一个月工人，不少企业很快会垮掉。

“订单变化如此之快，对人力资源链弹性供给提出了更高要求，可实际情况是，现有的劳动力供应模式还不够灵活，跟不上订单需求的变化。”李老板说。

不愿招工

招工这件事也让李老板头疼不已。

前不久，工厂接了一个300万美元的订单。“整个订单的利润在100万元，要想按时交货，我要再开几条生产线，几十个工人。但我算了一下，30个工人，每个人每年的平均薪水是5万~6万，因为有各种保险等等，一年就是150万~180万。劳动合同法规定，签订的合同至少是2年，这样这些工人的成本两年就要300万~400万。”李老板说，“能接到这样单子几率并不大，我宁愿放弃也不想为此而去招工。”

在他看来，培训一名工人至少3个月，包括薪酬、培训费用、不良品损耗等在内，成本相当于1名员工5个月的工资，大约1.2万元。“但测算下来，1名受训的新员工为企业带来的效益，在其受训的第1、2、3个月，分别相当于1名老员工的50%~60%、80%和100%。”他承认从长远来看，这是有益之举，“但是现在的形势实在看不清楚，不可能一直养着这么多人。”

最近，一位大学教师出身的民营老板一篇文章《当下千万别再招人》引起了很多民营企业家的共鸣。

李老板也看过这篇文章，他说：“保护工人的利益并没有错，但自从《劳动合同法》出台后，企业的日子越来越难过，一部《劳动合同法》把两者彻底对立了起来。”

“我现在经常对我工厂的职业经理人和中层管理者讲，千万不要隐藏和试图掩盖任何的情绪和矛盾，1000多人的工厂其实挺难管理的，有时候职业经理人又试图掩盖工人的情绪，这样积累下来会酿成更大的矛盾。我们现在真是有点被告怕了。”他说，“只要是工人去告你，一告一个准儿，不仅会赔偿损失，还要惹来更大的麻烦。”

除去成本因素，李老板的工厂一再压缩员工人数，不再招工的另一个原因是人越多工厂越难管理。“每个人的想法都不同，现在的工人和10年、20年前差别很大，想法多，而且动不动就会告你。”李老板说。

企业对策

“我现在就是尽量留住一些大客户，大订单，即使干不出来，赔钱也先留住。”李老板说，“我在深圳那边也设立了办事处，专门接单用的。培养一些大客户，将来转到内地或者越南、孟加拉这些工厂。”

不过，现在制鞋类的企业还不太好转移，因为工序比服装要复杂很多，其他地方的配套也还跟不上，如果加上物流等成本，转移与在温州做成本差不太多。但李老板判断，从长远看企业肯定要转移出去的。

“我们现在几乎变成贸易公司，工厂会一再压缩的。”他说。大多数公司都选择不开工或少开工，宁愿将订单转包给内地其他工厂。

以服装出口为主的王老板则已经把订单全部转向孟加拉，“服装这个产业没有那么复杂，转移起来更容易些。我们在江苏的公司以接单为主，慢慢地我会砍掉工厂。”他去年裁掉了三分之一的员工，“这个大厦是我几年前买下来的，砍掉员工，空出来的几层出租了，现在租金高得很，比我养那么多员工划算多了。”他说。

另一方面，就是在现有员工的管理上做文章。

“员工是财富，分配机制必须‘个性化’，”李老板说，“1个人能完成3道工序，能同时开3台机车，就不能用传统的计时制、计件制来算薪，他的收入就应该与普通员工拉开，从今年开始，公司提出‘拿多少工资，员工自个说了算’，让员工综合自己掌握的技能和所在岗位给出一个价位。我们有些多面手的员工月收入就能达到6000多元，比一般员工高30%~40%。”

普乐门公寓：集体土地运营新模式


经济观察报 记者 胡芳洁 提起集体土地上修建的供外来人员居住的房屋，很多人首先想到的也许是北京的太玉园、唐家岭等典型例子。前者是北京最大的小产权房社区，后者则是当地村民在自家宅基地上扩建出大量房屋以出租给在北京工作的年轻人，因容纳了数万“蚁族”而闻名（现已被拆迁）。

但现在，情况正在发生改变。普乐门白领公寓，正在提供一种新的商业模式的可能性。这一模式，已经开始吸引地产基金等资金的关注。

普乐门出世

乘坐北京地铁一号线在四惠东站下车，步行10多分钟，可以看到一片灰色的仿古建筑，目前已经开业的第一家普乐门公寓坐落于此。

该地区属于北京市朝阳区高碑店乡。“这里的土地属于乡镇企业集体建设用地。”普乐门公寓投资管理（北京）有限公司董事长谢志刚对本报表示。公司正是与土地的产权方签订租赁合同，租赁土地和地上建筑物的使用权，然后再进行后期的统一改造装修和租赁运营。

本报记者从现场看到，普乐门公寓将这些房屋进行了精装修，都装修成成套商品房的格局，有两种户型，一种是一居室，一种是两居室。每套房屋都配备了空调、电视机、电冰箱、煤气灶等家用电器，和床、衣柜、沙发、茶几等家具，可以做到拎包即可入住。

普乐门公寓今年6月初开始推向市场，共有380套房屋，其中一居室占总房源约九成，共有330套；两居室有50套。

“普乐门公寓借鉴了国外成熟的模式。”谢志刚表示。

2011年10月，谢志刚与几个同伴在美国REITs协会的协助下，一起去美国，考察美国的租赁公寓市场。租赁公寓（apartment），在美国非常普遍。谢志刚表示，在美国，这类物业一般是在土地出让时，就定位为做出租公寓，投资、开发、管理等环节都是分开的，由不同的专业公司负责，此外，租赁公寓REITs等金融工具也较成熟。

当时谢志刚主要去了华盛顿、纽约、洛杉矶等几个城市进行了考察。

“但是国内的情况与美国不同，租赁公寓REITs等金融工具，国内目前还没有；专业的运营管理机构，也没有出现。”谢志刚表示。

考察完以后，谢志刚的想法已经比较清晰，普乐门公寓首先定位在做租赁公寓，并将目标客户群锁定为有稳定工作、单身或者已婚但还没有小孩的年轻人。

谢志刚表示，其在选址方面的要求有以下几点：一，交通好，要在地铁沿线；二，体量在1万—2万平方米；三，项目有可改造的余地；四，项目离商务区比较近，交通时间在半小时至40分钟以内。

位于四惠东的第一家普乐门公寓，显然比较符合谢志刚的要求。地理位置是最为显著的特点，其距离四惠东地铁站虽然有一定的距离，但步行就能够实现连接，而国贸、大望路等商务中心，距此也近在咫尺。普乐门公寓的一居室，面积在55平方米左右，平均租金3800元/月。

普乐门公寓与传统租赁市场存在非常明显的差别。传统租赁市场，房源是分散到一家一户的，房屋装修档次、家具家电配置、社区环境、物业服务水平都是参差不齐，租赁关系是以租房者和房东之间的租赁契约来约束，而房东都是零散的个体，房东个人的资金状况、家庭情况的变化，都会直接影响租房者居住环境的稳定性；此外，传统租赁市场，虽然有专业的中介机构提供服务，但这一服务在租房契约达成之后，基本上已经没有太大的效力。

普乐门公寓的方式，租房者面对的“房东”，就是普乐门公寓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公司本身扮演的是专业服务者的角色；此外，租房者只要自己愿意继续租下去，并不用担心因外力而导致无法续租的情况发生。这种方式正规避了目前租赁市场存在的问题。

谢志刚表示，普乐门公寓的运营团队，是公司自己成立的，包括前期的看房、签订租赁合同，入住后期的物业服务，都由普乐门公司负责。

入住普乐门公寓者，签订租房合同的周期应该3个月以上，合同期内租金不会发生变化，视市场变化情况而定，即使上浮，上调幅度也会低于市场水平。

普乐门公寓，未来将不断发展新的连锁店，据谢志刚表示，今年之内，在北京还会新开两家，明年则可能导入到其他的城市。

集体土地运营

谢志刚表示，未来新的项目，会采取以下几种方式，一是如四惠东的普乐门公寓一样，由公司整体租下来以后，进行改造；二是合作、加盟；三是收购、定制，在项目开发前期，就与开发商在土地等方面进行合作。

厂房、办公楼、学校等闲置资产，都是可以发展成普乐门公寓的物业。但是，这样的物业在北京虽然有，但是各方面条件满足普乐门公寓发展要求的，要找到并不容易。

虽然在谢志刚的规划中，发展普乐门公寓的方式有多种，但是从目前已经出现的第一家普乐门公寓来看，其正是利用集体土地上的物业进行改造而来。

如果这一模式最终能够获得市场的认可、实现盈利，将是集体土地运营模式的一种有利尝试。

“这种租用关系，土地及地上物所有权没有发生转移，农民并没有失去土地，相反，农民集体财产得以盘活，产业得以提升，集体组织可以得到长期、可持续、稳定的租金收入。”谢志刚表示。

北京才良律师事务所主任王才亮认为，普乐门公寓的方式，不违反国家禁止性规定，因为其并不涉及到集体土地上房屋的买卖问题。

“这可以看做是搞活农村建设用地的一个重要尝试。”王才亮表示，国内的城中村改造，一般都是走整体拆迁、政府卖地、开发商买地搞建设的路，农民在其中的自主性很小；高碑店乡的旧村改造方式并不是延续的这条路，集体组织的自主性较强，包括其古典家具一条街、文化创意产业园等产业，都是比较有特点的。

谢志刚表示，第一家普乐门公寓使用的是自有资金，但是未来规模化、标准化、连锁化发展，肯定会引入基金、风投等资金进入，最终走向资本市场。目前已经有一些风险投资对此模式感兴趣。

全经联执行主席兼秘书长杨乐渝表示，普乐门公寓模式，主要是针对细分的白领市场，提供个性化、专业化的服务，实际上还是一种类金融的产品，未来会引入投资基金。

“可以说普乐门公寓现在还处于试验的阶段，但是这种方式确实切入了细分市场。”杨乐渝说，但现在还不能说已经试验成功了，还需要1-2年的时间观察，还要看能不能复制。

杨乐渝表示，普乐门公寓模式目前面临的最直接的挑战，即第一个项目能不能做好，把第一个项目做好是前提，从第一个项目，企业可以总结出选址的方向、谈判成本控制、现金流的收入水准、盈利的价格敏感度等数据的搜集，在第一个项目总结出成本水平、市场战略和服务标准，是目前最重要的事。

http://www.21cbh.com/HTML/2012-9-10/3ONDE3XzUxNzU3OA.html

煤炭资源税更进一步 吨煤税负成本或增6倍

财政部部长谢旭人的一句“继续深化资源税改革，将煤炭等资源品目逐步纳入从价计征范围，并适当提高税负水平”，可谓是一石激起千层浪，让煤炭资源税的改革又成为了业界和煤炭关注的焦点。

只是，煤炭资源税改革中最重要的改变——从量计征改为从价计征，已经提出很多年了，却没有实施过，总是在迈着小碎步前进。

到底煤炭资源税改革会动谁的奶酪，使得相关方面如此谨慎？

“一直以来，煤炭资源税改革的呼声都很大，政府多次提及也是在探测市场对于改革的反应如何。然而，煤炭占国家能源比重超过了70%，税改涉及到的各方面利益太多，包括地方政府、央企等等，轻易不敢有大的变动。”一位不愿具名的中国煤炭工业协会内部人士告诉记者。

煤炭从价计征谨慎前行

去年11月份的石油天然气由从量计征正式改革为从价计征，业界关注的煤炭资源税实质性的改革并没有发生。鉴于煤炭在国内能源中的重要地位，也使其稍有风吹草动就能引起广泛关注。近日，煤炭资源税改革又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则是与6日财政部长谢旭人的一篇文章有关。

财政部长谢旭人在《统一思想 狠抓落实 大力支持节能减排工作》一文中提到，我们已实施了成品油税费改革，完善了资源综合利用产品增值税优惠政策，改革调整了资源税、车船税和大排量乘用车消费税。下一步，要继续深化资源税改革，将煤炭等资源品目逐步纳入从价计征范围，并适当提高税负水平；调整完善消费税制度，发挥税收对节能减排的激励约束作用。

此文中，对煤炭资源税从量变为从价计征的明确提出，也被业内广泛认为政府对于煤炭资源税的改革不再只是提一提，而是要进入实质性阶段。只是，这个时机合适吗？

“对煤炭以从价计征方式征收资源税，会对终端价格产生上涨的压力，不同的是，在煤炭市场紧张的时候会马上跟着涨，但市场不好时不见得会跟涨。而现在正是煤炭市场不好的时候，基本煤炭企业需要自己消化了。”能源经济专家林伯强（微博）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今年以来经济增速下行和煤炭市场疲软，煤炭价格大幅度下跌，物价也维持在一个比较低的水平，这样一来，增加的成本就不会转到终端消费者身上，并且自身煤企的利润还是不错的，现在进行煤炭资源税改革正是个时候。

只是，林伯强同时指出，煤炭在我国一次能源消费中占到70%，并提供了80%的电力，煤炭轻易是不敢动的。所以国家会有很多担忧，资源税改革迟迟没有看到实质性的内容。

以前，“煤炭市场是卖方市场时，税改或会导致新增成本很快转嫁给终端消费者，从而推高整体能源成本。”他道，现在煤炭市场不太好，要改革应该也不难，这么收下去也是可以的。只是，政府的担忧仍很多，市场不好，收资源税的话会怎样？

地方政府央企利益博弈

凡是改革，都不会一帆风顺。煤炭牵扯到的行业、利益群体太多了，注定有着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效应，自然煤炭资源税的改革也不会轻而易举。总有得利较多的一方，也必定会有利益缺失的一方。

针对近日煤炭资源税被再一次提上日程，山西当地一位不愿具名的煤炭企业高管告诉记者，“几年前，就听说煤炭要改为从价计征，一直都没有实行，再听到关于煤炭资源税改革的新闻都没有新鲜感了”。

为何石油天然气资源税改革就能实现，轮到煤炭就变得如此艰难？对此，他认为，煤炭占据国内能源比重太大，改革涉及到的利益主体太多，如何协调各方利益是个很大的问题，肯定不会很容易。

资源税改革后，谁是最大的受益方呢？资源税属于地方税种，调高资源税比率受益最直接的就是资源所在地的当地政府。以油气为例，油气资源税提高后，油气开发企业的利润会相应减少，缴纳的企业所得税也会有所减少。由于油气开发企业中的中央企业缴纳的所得税属于中央财政收入，而我国油气开发企业大多是中央企业，因此，中央财政收入将会减少。由此，增加了地方财政收入，减少了中央财政收入。

而煤炭企业同样有很多属于央企，虽然煤炭价格有涨有跌，由从量计征改为从价计征后，资源税费也会有高有低，但总体肯定是增加的。这也就意味着利润从央企流向了地方政府。

“地方政府与央企的博弈是个很大的问题，本身资源税征收对央企不利，地方政府拿走了税收，产生的成本压力还得央企承担。”林伯强一针见血道，地方政府与企业尤其是央企二者关系怎么协调是煤炭资源税能够实现从价计征的关键。

企业关注增加方式

“煤炭资源税改革，对于企业来说，最关注的应该是怎么改革？也就是政府征收的资源税收如何分配的问题。”上述山西当地煤企高层对记者表示，是增加资源税率，同时降低其他税种比率？还是直接增加资源税率，不通过其他方式回补企业？通过哪种方式这个问题非常重要。

换言之，企业关注的问题就是煤炭资源税的增加是绝对性的增加还是相对增加。在他看来，煤炭资源税若真改为从价计征，对企业的成本压力肯定会很明显，尤其是在当下煤炭市场不好的时候。“成本转嫁到下游很困难，企业需要自己消化新增成本。”

一组数据可以看出上半年煤炭市场的低迷。1~7月，山西煤炭行业实现利润232.4亿元，同比减少7.6亿元，下降3.2%。煤炭产量5.3亿吨，同比增长10.2%，去年同期产量增幅为22.3%。

与此同时，中国煤炭工业协会联合神华、中煤、等大型煤炭企业发布倡议书，倡导各个煤企要从与主要用户建立长期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出发，加强企业诚信建设，加强质量管理，严格履行合同，坚持公平正义、不争抢市场不搞恶性竞争。

从利润、产量数据，协会企业的动态不难看出今年的煤炭企业日子确实没以前好过了！然而，一位从事焦炭生产的企业内人士告诉记者，“资源税的增加也会有一个度，政府不可能无限制增加，或一次性定很高的标准。只是，只要增加就肯定对企业有影响，但这部分成本占据煤企生产成本的比例还是很低的，企业完全可以承担的起”。

改为从价计征后，以每吨煤600元计算，目前山西省大约是每吨3-5元，现在若按5%的比例收，资源税就是30元，中间有25元左右的差距。煤炭行业本身利润是很高的，在现有煤价的水平上，每吨多出的二十几元，企业是可以承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