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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敏欣：为什么中国无法调整

本文来源于财经网　2012年07月06日

过去20年的投资繁荣和全球化红利令中共鱼与熊掌兼得——在经济繁荣的基础上保持着执政权，但并没有建立起维持繁荣所必须的制度。如今，繁荣已不可再持续了

　　加州克莱蒙特——

　　中国近期的经济减速原因很多：谈得最多的有欧洲金融动荡、美国复苏萎靡、国内投资增长不振等等。出口和投资分别贡献了中国GDP增长的30%和40%，因此中国经济极易受到外需不振和固定资产开支过度和浪费导致的不良贷款积累的冲击。
　　但中国对这些因素如此脆弱只不过是深层次制度问题的表征。除非其基础性约束得到修正，否则关于基于消费的增长模式的说法--见于中国政府最新的十二五规划中--就只能是空谈。
　　毕竟，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国际金融机构（如世界银行和IMF）以及中国高级官员本身早就知道投资过度和家庭消费不足导致了结构性脆弱性。近十年来，中国一直迫切地采取改革矫正其经济模式，而这拖累了普通中国百姓的福利，也束缚了全球贸易体系。
　　在中国的宏观失衡中，最著名的便是对出口提振增长的严重依赖，而这通常被归因于内需萎靡：作为中等收入国家，中国缺少消费它所生产的产品的购买力。中国基本上可以毫无限制地进入发达国家市场，因此可以充分利用全球外需并提升其GDP增长潜力，这正是中国过去二十年来的做法。
　　如果这一观点正确，那么解决办法相当简单：中国可以通过增加人民收入（通过减税、增加工资和社会支出实现）纠正失衡，从而增加消费，从而降低经济对出口的依赖度。事实上，几乎所有主流经济学家都给中国开出了这一药方。
　　但对中国过度依赖出口的现象还有另一个解释，即这与中国政治和经济制度缺陷有关。具体来说，出口依赖部分反映了在中国做生意的高难度。官员腐败、产权保护不力、令人窒息的监管约束、疲软的付款纪律、薄弱的物流和分配、遍地开花的假货，还有各种各样的知识产权侵权：所有这些障碍增加了交易成本，令企业家很难在国内市场上立足。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如果中国民营企业把东西卖给沃尔玛、塔吉特（Target）、家得宝（HomeDepot）这样的西方跨国公司根本不用担心收不回货款。他们可以避免在国内做生意时会遇到的所有问题，因为出口市场所具备的成熟经济制度和商业行为保护了他们的利益，显著地降低了交易成本。
　　中国经济的制度缺陷反映于国际调查数据中。世界银行出版有关于"商业活动容易度"的年度报告，报告覆盖了183个国家和地区单元。在2011年6月的调查中，中国排名第91位，次于蒙古、阿尔巴尼亚和白俄罗斯。在中国，开办企业（排名第151）、纳税（派排名第122）、获得建筑许可（排名第179）、获得电力（排名第115）尤其困难。
　　面临如此困难的环境，中国民营企业家被迫进行"制度套利"--利用高校的西方经济制度扩张业务（大部分出口导向企业为民营企业家和外国公司所有）。
　　不幸的是，由于中国已经在世界货物出口中占据很大比重（2004年为10.4%），同时西方经济停滞又束缚着外部需求，出口导向战略难再奏效。但把业务导向转向中国国内市场需要政府采取措施让消费者的腰包鼓起来。
　　为了享受到与出口业务相同的低交易成本，中国企业家需要更好的商业环境：高效的法律制度、有效的监管框架、通过消灭产权侵权保护品牌的政府、可靠的物流和分销网络以及清廉的官僚体系。
　　中国不可能很快地建立起这样的环境。从根本上说，中国政府需要从掠夺者转型为哺育者，将民营企业家视为财富创造者而不是榨取对象。几乎在所有其他国家，这样的转型都伴随着建立法治精神或由独裁转向民主。
　　没有法治精神和政治问责，就不可能维持增长，这让中国执政党陷入了存在性难题。过去20年的投资繁荣和全球化红利令中共鱼与熊掌兼得——在经济繁荣的基础上保持着执政权，但并没有建立起维持繁荣所必须的制度。如今，繁荣已不可再持续了。
　　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泡沫——学术上、政治上、经济上的泡沫——已经破灭了。随着中国经济的减速暴露了其结构性脆弱性和政策缺陷，如日中天的“中国例外”论——中国可以在不追求法治精神和其他作为市场经济先决条件的关键制度的情况下继续增长——正在露出幻象本质。
　　裴敏欣是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政治学教授

政府改革待破题
2012年07月06日 09:51 本文来源于 财新《中国改革》


　　 如果说，前一阶段政府行政主导能集中各种资源把GDP搞上去；那么，在新的发展阶段，应当看到这一运作方式致使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剪不断”，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理还乱”

　　【财新《中国改革》】（特约作者 宋晓梧）当前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变化，凸显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紧迫性。国际方面，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和美国债务危机不断恶化，全球经济出现下滑，将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产生长远影响。
　　国内方面，中国政府审时度势应对世界金融危机，采取一系列重要举措，经济率先走出低谷，对全球经济复苏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经济运行中的深层矛盾依然存在，保持经济平稳运行的难度有所加大。
　　2011年是“十二五”开局之年，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但结构调整步履维艰。投资维持高位徘徊，消费需求增幅回落，高耗能产业反弹，节能减排进展迟缓，落实发展方式转型的战略面临严峻挑战。
　　2012年，经济增长各项指标降幅增大，各地政府要求加大投资的呼声再次高涨。稳增长是必要的，但是，如果再次通过扩大已经过剩的产能，上马不必要的楼堂馆所等设施，来实现稳增长，这样就会严重阻碍经济结构的调整。看来，“十二五”规划提出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真正成为主线，在实际工作中还有一个艰巨的落实过程。
　　转变发展模式，“十五”“十一五”期间就提出来了，至今进展缓慢，事实说明有待改革攻坚，尤其需要界定政府和市场的界限，按照确定的职能优化政府结构，才能更好地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可以说，转变政府职能是优化政府结构的前提。
　　如果说，前一阶段中国经济发展的突出特色是政府行政主导，这一运作方式能集中各种资源把GDP搞上去，那么，在新的发展阶段，应当看到这一运作方式的弊端是，致使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剪不断”，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理还乱”。
　　一些人认为，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密码”。单纯从GDP增长的角度看，地方政府竞争居功甚伟，但积累的一系列问题日渐显现，如重复建设、产能过剩、资源浪费、环境污染。尤为严重的是，地方政府成为资源配置的主体，模糊了政府与市场的边界，还为权钱交易提供了广阔的平台。
　　近年来，地方政府公司化的倾向愈演愈烈，层层分解下达或变相下达GDP、投资、招商引资、重大项目等各种经济指标。为了完成这些经济指标，有的党政工团齐动员，有的层层考核到街道。
　　由于地方政府充当了资源配置的主体，国家宏观调控发生严重扭曲，调控的对象不是市场而是地方政府。地方又普遍追求高增长、大投资，中央为了保证地方的煤电油运供应等，往往形成地方调控中央的局面。以“十二五”规划中GDP增长指标为例，中央预期目标为7%，各省、区、市的指标加权平均为10.5%，比中央高出50%。这种状况的普遍出现，责任不在地方，而在相关体制机制不适应发展方式转型的要求。
　　界定政府，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并在此基础之上优化政府结构，涉及行政体制、财税体制、外贸体制、土地制度、分配制度、价格机制以及社会管理等众多领域的深化改革。当前，可以先从四方面入手逐步破题。
扭转地区GDP竞争趋势，建立统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
　　改革开放以来，从搞活一个国有企业、建设一个工业园区、经营一个现代城市到协调区域发展，我们的视野越来越开阔。这是不断打破行政分割，在更大范围内发挥市场配置资源基础性作用的必然趋势。
　　在这里，需要研究的一个问题是，区域协调发展的标准如何确定？现在各地仍把GDP或人均GDP指标大致相当，作为区域是否协调发展的第一衡量标准或主要衡量标准。
　　这样，攀比GDP增长速度，难免成为各地最现实的目标。在目前过多依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下，比投资增长又成为各地最直接的目标。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类要素投入总是向回报率高的地方集聚，因此，以人均GDP大体相当作为区域协调发展的主要衡量指标，实现区域协调发展就是十分困难和相当遥远的事情。
　　应当考虑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公共设施基本完备作为衡量区域协调发展水平的主要指标。教育、医疗、社保、住房等民生指标大体相当，供水、供气、供电、供暖大体平衡，铁路、公路、民航等交通设施基本具备，就可以认为区域发展水平大致协调了。建议尽快取消地方的GDP、投资等规划指标，不再把这类经济指标作为地方政府政绩考核内容，以利于保证全国政令统一、市场统一。
　　对于近年来已经形成的20多个国家级区域规划，建议“十二五”规划时期中央突出抓好西部大开发，对于其余跨省的规划重在指导，省内的规划由各省自行协调。
　　要警惕过多的国家级区域规划形成层次不等、种类繁多、画地为牢的各类财税、土地、外贸等优惠政策，形成地方政府主导的区域性GDP竞争，其结果必然割裂全国统一市场。
　　地方政府的职责在于要确保中央方针政策和国家法律法规的有效实施，加强对本地经济社会事务的统筹协调，提供各项公共服务，维护市场秩序和社会安定。如果，继续坚持地方政府的GDP指标竞争，那么，地方政府的结构必然会朝着公司化的方向进一步“完善”。
适当集中基本公共服务事权，明确划分各级政府事权财权
　　建议逐步将基本公共服务事权适当集中到中央，由中央统筹平衡各地基本公共服务的标准。按照公共财政框架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要求，明确界定各级政府的事权，并落实与之相匹配的财力。
　　经济社会发展到现阶段，应当改变长期以来在基本公共服务方面，中央确定原则框架，地方制定实施标准的做法。多年来的实践证明，这种做法虽然有较大的灵活性，但难免造成越是经济发达的地区其基本公共服务水平越高，越是经济欠发达的地区其基本公共服务水平越低的状况。从全国看，基本公共服务的地区差距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扩大。当然，目前不可能“一刀切”地拉平各地区的基本公共服务水平。但是，在“十二五”时期，应当下决心扭转一次分配的地区差距，通过社会保障和其他基本公共服务等二次分配来扭转进一步扩大的趋势。
　　为此，要建立全国统一的基本公共服务经费保障机制，加大中央财政对贫困地区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的转移支付力度，逐步缩小各地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的差距。应着手研究逐步协调地区间的公共服务水平，平衡地区间的人均可支配财力。当前可以采取的改革步骤是，先解决省、区、市内的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差距过大的问题，进而再逐步实现省、区、市之间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因为，一些经济发达省份的统计资料说明，其省内不同市县的基本公共服务差距之大甚至大于全国东西部间的地区差距。
　　鉴于一些地方在区域性GDP竞争中，为了自身利益不得不到中央部委跑项目，建议尽快将各级政府间财税关系、责权划分等基本制度，以法律形式加以规范，限制中央政府部门的自由裁量权，杜绝“跑部钱进”的弊端，同时减少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
发展和规范社会组织，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优化政府结构的先导环节。只有把不该由政府管理的事项，如企业经营决策，坚决转移出去，把该由政府管理的事项如基本公共服务等切实管好，才能使政府“减肥瘦身”，优化结构。
　　但是，“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府与社会组织、市场中介组织分开”这句话说了多年，落实起来却步履维艰。究其原因，在于社会发展滞后于经济进程，“经济这条腿长，社会这条腿短”。上述改革内容迟迟难以落实下来，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组织这条腿短。
　　与计划经济年代相比，中国社会组织如今已经从无到有，有了很大进步，现在已有40多万个社会组织、中介机构。但是，这些社会组织绝大多数存在“官办、官管、官运作”的问题。市场主体自律与自协调机制的缺失，迫使政府在社会和经济管理方面维持“管得过宽、管得过细、管得过死”的局面。
　　面临从中等收入阶段迈向高收入阶段出现的诸多新问题，是依靠更全面、更精致、更强势的政府行政干预来解决，还是依靠更广泛、更灵活、更和谐的社会协调机制，这取决于国家对社会发展战略的选择。尽管这两者并非完全相互排斥，但侧重点不同，结局可能大不相同。现在有一种趋向，似乎完善宏观调控、加强社会管理主要靠政府设立行政指标，最好落实到“一把手”才行，很少想到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权力下放，责任分解，只能下放到各地市，分解到各部门。许多应当在政府与市场之间分割的职能，还是在中央与地方、部门与部门之间分割，这就无非是中央权力大点还是地方权力大点，甲部门权力大点还是乙部门权力大点。同时，由于社会监督机制不完善、不配套，各类行政指标完成如何仍旧是由政府自己说了算。
　　针对这一问题，一些地方开始探索改革社会组织管理体制，以逐步形成更灵活、更和谐的社会协调机制。如北京、深圳等地赋予工商经济类、社会服务类、慈善福利类等社会组织以更大的自主权。广东省迈的步子最大，自2012年7月1日起，除有特殊规定外，所有社会组织都不再挂靠行政部门，政府可以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社会组织可以承接政府的相关职能。广东省的探索，对转变政府职能、优化政府结构具有重大意义。
　　在国家法律框架内，发展完善社会组织，形成灵活的社会自协调机制，有效平衡不同社会群体的利益，是深化行政管理体制的内在要求，是清晰界定政府与市场边界的重要前提，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题中应有之义。
完善集体谈判机制，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中国当前面临的经济社会问题很多，最突出的是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十二五”规划建议强调了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重要性，提出要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问题在于，政府在提高劳动报酬的比重中应负什么责任？一些人认为，政府只能干预二次分配，一次分配应完全交给劳动力市场，由市场按供求规律自行调节。可是，中国的劳动力市场还在发育中，并不完善，而且许多不完善之处正是政府行政干预造成的。例如，农民工工资过低，是由于户籍以及与户籍密切相关的基本公共服务城乡行政分割造成的，一些垄断行业工资福利过高则是行政性经营特许权带来的。解决这两个问题，政府责无傍贷。再有，一些地方政府向投资者倾斜过度，对他们违规甚至违法侵害劳动者权益的现象熟视无睹，这也不是简单靠市场机制就可以自行调节的。因此，政府要在一次分配中有所作为，方向是打破行政分割，进一步发挥市场配置劳动力资源的基础性作用。
　　同时，也要看到，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赋予企业用人自主权，包括确定企业职工工资的自主权。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报酬并不是单纯由雇主确定的，劳动报酬与资本收益之间的关系也不仅受市场供求的影响，需要建立劳资双方谈判机制。中国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推行集体协商机制，取得了一定成果。但是，劳动报酬过低、普通劳动者工资收入长期增长缓慢的现象说明，集体谈判机制还有待完善。其中的关键环节是，工会应进一步去行政化，雇主组织应在区域和行业性的集体谈判中发挥作用。
　　从这个角度看，市场经济条件下，收入分配在很大程度上演变为不同社会群体的利益诉求能不能得到充分表达的问题。如果，我们不建立健全这一劳动力双方的集体讨价还价的市场机制，解决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又回归到通过政府下达行政指标、直接干预企业的工资自主权的老路上去，可能在短期内表面上能够见效很快，长期看则违背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转变政府职能、优化政府结构也将南辕北辙。 ■
　　作者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

释疑房产税
本文来源于 财新《中国改革》 2012年第7期 出版日期 2012年07月01日

　　 把房产税功能定位于个人住房调节税，如此定位，在全国开征房产税，就会变得操作简单，风险很小，无须谨小慎微地去扩大试点


财新《中国改革》 特约作者 刘尚希

　　当前，公众对房产税寄予的希望太多、赋予的功能太多。有关房地产税的改革在2003年就已经提出，直到2011年1月28日上海和重庆开展试点，中国房产税改革才算是正式拉开序幕。在这八年多的时间，房产税多次在社会上引发热议，人们对房产税的认识在深化，同时，争议也依然存在。
　　首先需要明白，“房产税”与“房地产税”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指的是一个税种，后者是房产税、土地增值税等与房产、土地相关税种的总称。
　　在房地产调控过程中，依据中国近两年房地产市场的特殊情况，政府采取了限购的措施，以抑制房价过快上涨。由于限购是一种行政手段，于是，人们总希望用经济手段来替代，房产税被认为是可替代限购措施的最佳手段。房产税扩大试点的消息一经传出，就有人猜测限购措施是不是要撤了。
　　其实，限购和房产税是不同性质的手段，房产税即使能发挥出调节作用，也难以替代限购措施。在房地产市场投机预期浓厚的情况下，限购是最有效的措施，也是不得不采用的权宜之计。当游资、民间资金更多地进入到实体经济领域，房地产市场恢复常态时，限购自然就会取消，不必再幻想用房产税来替代限购。
房产税改革的必要性
　　房产税改革的核心是对个人非营利性住房征税。这引发了征收个人房产税是否必要的大讨论。
　　从长远看，房产税改革有利于税制、地方税体系的完善和开辟地方政府新的收入来源。
　　但是，任何税收问题都不仅仅是财政问题，尤其是在“税收焦虑症”不断蔓延的情况下，税收已经变成社会问题，乃至政治问题，因此，不能仅仅着眼税收本身来谈其必要性。
　　 对于社会公众来说，完善税制和地方税体系、替代地方“土地财政”之类的说法，距离自己日常生活比较遥远。听到这样的说法，他们往往觉得政府就是变着法子收钱，自然会引起反感。
　　在减税的呼声很大，且社会对税的“厌恶感”越来越强烈的情况下，把房产税功能定位于增加地方政府收入即“抓钱”是不合适的。
　　个税刚刚调高免征额，老百姓还要求进一步上调，再从广大老百姓口袋里掏钱将是十分危险的事情。况且，这与提高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的比重这一战略要求也相违背。
　　笔者觉得，有两点是公众可以接受的：一是让占有房产多的人交税，占有越多，交税越多；二是抑制住房消费上的奢侈现象，为社会节约住房资源和土地资源。
　　这实际上是对住房消费行为的一种调节，也具有对社会财富再分配的作用，还可对住房投机预期产生影响。因此，依据中国的国情，房产税扩展到个人住房的必要性是：调节个人住房消费，节约住房资源，同时对住房投机有一定的预期性抑制作用。
　　至于征税的合法性，从法理上已经包含在必要性之中，否则，就算程序合法，也站不住脚。
　　在有关房产税改革的争议中，有人认为，中国的土地不是私有制，土地属于政府所有，并不属于购房者，因而征税不合法。
　　这种说法混淆了房产与土地的区别。土地所有制并不是决定对个人住房征税的关键。从产权来看，尽管土地属于公有，住房仍然属于个人的私有财产，拥有独立产权，并受法律保护，两者是分开的。
　　在所有权日益结构化的现代社会，所有权不是征税的前提。例如用益物权，就不属于所有权，而是他物权，却并不妨碍征税。
　　抱着传统的所有权观念来理解税收，已经过时了。也许在改革试点的程序上存有瑕疵，但是，房产税改革的正当性和必要性构成了法理上的合法性。
房产税改革的定位
　　根据上述对个人住房征收房产税的目的，我们就不能简单地从房产税是财产税、是对财产保有环节征税这样的学术定义来理解房产税及其定位、改革。笔者认为，中国的房产税应该定位为一个调节性税种，即调节住房消费行为和抑制贫富差距，而不能将房产税设计为普遍征收的一种税，从而变为增加地方收入的措施。
　　将房产税定位为个人住房调节税，有几方面的原因：
　　第一，中国的房产税改革不能简单地照搬国外做法。
　　所谓把房产税打造成为中国地方主体税种、成为地方重要收入来源的设想是不现实的。
　　2010年，中国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和地方税收收入分别为894.07亿元、1004.01亿元和32701.49亿元，房产税占地方税收收入的比重为2.73％，房地产税占地方税收收入的比重为6.59％。
　　从这组数据中可以看到，现行房地产税占税收收入和地方税收收入的比重非常低。如果以包括土地出让金在内的地方财政收入来计算，该比重将更低。
　　因此，即使对个人住房全面征收房产税，要使房地产税成为地方主体税种或地方政府主要收入来源，至少在20年之内是无法实现的。
　　其实，税收都有一个自然演进过程，不是凭想象通过改革就可以强力实现的。
　　例如，中国的个人所得税，也是从调节税演变而来，但至今也未能成为普遍征收的税，因为中国人均收入水平处于较低阶段。等到中产阶层壮大了，离共同富裕越来越近的时候，个税才谈得上是普遍征收的国民税。同时，在其他税收不做调整的情况下，若把房产税定位为普遍征收，也会很大程度地增加居民的直接负担。因此，现阶段，房产税不能将筹集收入作为其改革的目标。
　　第二，现实国情下，普遍对国内居民征收房产税的条件不具备。
　　税制的功效要真正实现，依赖于征管能力。若是做不到，税制设计得再好，也是纸上谈兵，毫无意义。
　　房产税面向家庭征收，是对征管的一个极大挑战。这是一种个性化的征收，因为每一个家庭的房产情况不同，家庭状况也不一样，征收机关必须上门一户一户地去核实、评估、征缴，加上人口流动，其工作量之大难以想象；更不要说，如何定义家庭、给予优惠和照顾。此外，住房基础信息管理参差不齐，房地产价值评估基础薄弱，还有仲裁以及其公正性和可信性等问题。
　　在任何一个国家，房产税都是一个小税种，征收成本却很高。同时，需要法治的大环境。
　　中国当前的税收征管能力有限，普遍开征房产税存在巨大的操作性风险，尤其是在行政法治、税收法治还不健全的情况下，甚至可能引发群体性事件，加剧社会不稳定。从这个角度看，房产税定位为个人住房调节税，可以大大降低房产税征管过程中的操作性风险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公共风险。
　　第三，需要正确评估和对待对个人住房征收房产税的公共风险。
　　对个人或家庭征税，其社会风险很高。尤其在社会对税收十分敏感的情况下，更要对房产税改革做出全面的公共风险评估，包括对经济、政治、社会等方面可能导致的负面影响。
　　在改革决策上，应先评估风险，然后再看是否有利。如果颠倒顺序，可能只看到改革的好处，而忽略改革可能引发的巨大公共风险。
　　根据情景分析，房产税普遍征收，社会很难接受，风险很大；而对个别行为征税（投机、奢侈），不触及大多数人，则风险小。在征收管理上，前者难度大，操作风险大；后者难度小，便于实施，操作风险小。如果对有房产的家庭都征税，将激起社会的强烈反对，切不可行。
　　在运行一年后，上海和重庆两地房产税改革试点的一些情况也能够证明上述结论。
　　首先，两地改革后的房产税收入并不多。据报道，截至2011年11月30日，重庆市主城区房产税应税高档商品住房共8563套，预计房产税收入为1亿元左右；截至2011年7月，上海共认定7000多套应征房产税住房，估计上海市房产税收入也不会很多。只有几亿元的个人住房房产税收入，无论是与地方税收收入还是与财政收入相比，都仅仅是个零头，不可能成为主体税种或替代土地出让金。
　　其次，两地的房产税改革试点尽管在制度设计上有所差别，但都遵循了一个思想，即保护大多数人既得利益，改革只涉及少数人。
　　重庆房产税征收范围只涉及约10%的人群，主要针对高端房产业主和炒房客，并不针对普通社会公众。同时，两地都考虑个人基本住房需求给予免税面积扣除。这种定位主要是发挥房产税的调节作用。
　　也正由于这一点，房产税在上海和重庆的试点没有在实施中引发社会震动，没有受到社会公众的抵制。此外，由于纳税人数量少，也能够取得较高的征管质量。
　　房产税改革未来在全国范围推广，也需要采取近似的定位策略。
　　总之，在现阶段，中国特色的房产税只能是个人住房调节税，也可以说是住房消费奢侈税。即房产税只能是对部分个人住房征收，或者说是对富人拥有的多套住房和高档住房征收，而不能把人均收入水平比中国高十倍的发达国家的做法搬来中国，对有房产的人普遍征收。
房产税改革的方法
　　未来的房产税改革主要涉及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要不要继续推进房产税改革？
　　按照国内在税制改革上先行试点和稳步推进的做法，上海和重庆两地的改革试点，就是要为未来房产税在全国实施积累经验。
　　应当说，房产税未来在全国范围内实施的方向是明确的。问题在于这个过程将在多长时间内完成？相对于“十二五”规划纲要中“研究推进房地产税改革”稍显谨慎的提法，2011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推进房产税改革试点”则更为积极。
　　在现阶段结构性减税的政策大背景下，理论上不应该实施更多的增税改革。如果将房产税定位为个人住房调节税，征收范围限定为富裕阶层，同时，将房产税的收入用于保障房建设，那么，这样的增税与结构性减税并不矛盾。
　　在《关于切实做好2012年保障性安居工程财政资金安排等相关工作的通知》中，财政部已经明确提出，个人住房房产税试点地区取得的房产税收入，要专项用于保障性安居工程。
　　为保障房筹集收入的增税和减轻低收入群体负担的减税政策之间并不矛盾，一方面保证了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另一方面也限制了地方政府滥用税收收入的可能性，更能够得到社会公众的支持。在将房产税定位为个人住房调节税的前提下，有必要尽快在全国范围内推进房产税改革。
　　第二，如何继续推进房产税改革？
　　在推进改革的路径选择上，是继续选择国内有条件的地区开展试点，还是一次性地在全国全面推行？
　　两种方式都有其优缺点：继续在部分地区试点，符合分步推进房产税改革的策略，更为稳妥；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有利于加快房产税改革步伐，尽早发挥其调节作用。如果全国实施房产税改革不会引致新的公共风险，就应当尽快地全覆盖。试点时间长了，反而有负作用，扩大了社会预期不确定性。
　　在改革的方式上，是保留目前重庆和上海实施不同房产税制度的模式，还是选择全国统一的房产税？
　　两种方式同样各具优缺点，允许各地自行制定房产税制度，会造成全国出现多种房产税制度，可能会由于差别过大造成对纳税人的不公平。
　　但是，从税权下放的角度看，赋予地方必要的税政管理权限是税制改革的方向。
　　由于各地在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的差异，房产税作为地方税，可以考虑选择作为税权下放试点，把这一税种的立法权交给地方，允许各地根据实际情况制定房产税制度。
　　结合前面对中国房产税的定位，在改革方式上应适当向地方分权，考虑让地方有更多的选择。
　　重庆、上海的房产税试点有两条重要经验：其一是让地方自主选择，可以因地制宜制定方案；其二是让实践来说话，不事先下结论。下一步仍可采取这样的方式。这样做，留有余地，即使有问题，中央也可以去纠正。如果地方有积极性，也可以报中央同意后自主实施。
　　另外还有房产税的配套改革。作为房产税改革顺利实施的保障，在两地试点改革经验基础上，对有关房产税征收涉及的产权确定、个人信息系统建设、征税方式及程序等征管技术问题和其他相关制度，也需要进一步完善和加强。
　　需要强调的是，房产税改革需要统筹考虑。房产税涉及房地产税费制度、地方税体系以及整个税制，其改革还不能就房产税论房产税，其改革设计应放到整个税制中来统筹综合考虑，以便于未来有关房地产的不同环节税收的协调、房地产税制的合并和房地产税费制度的整合。
　　综上所述，房产税总在试点而难以在全国推开，实际上就使社会对房产税抱有过多的幻想，使房产税的功能定位左右摇摆，使简单问题复杂化。
　　依我之见，中国的房产税功能应定位于个人住房调节税，或叫做住房消费奢侈税。
　　这个定位可以释放两个信息：一是让占有房产多的人多交税，占有越多，交税也越多；二是抑制住房消费上的奢侈现象，引导住房消费，以使中国十分紧张的住房资源及土地资源得到更公平的享用。
　　若是如此定位房产税，那么，在全国开征房产税，就会变得操作简单，风险很小，而无须谨小慎微地去扩大试点。 ■
　　作者为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梁建章的双重生活

本文来源于《时间线》　2012年07月04日

这位身兼学者和企业家的携程创始人，2012年高调重返公众视野，会推动政策和公司管理上的真正变革吗

　　假如你在2012年突然关注中国人口问题，必不能忽略43岁的梁建章。这位斯坦福经济学博士具备当代国际化学者典型特征：受过纯正西方学术训练，善以新视角反思社会问题，在颇具影响力的新浪微博上言辞辛辣。
　　6月，梁建章怒评陕西安康孕妇被强行引产事件，发表系列文章，五天内转发量逼近两万。梁呼吁各界人士重新认识在中国推行了三十余年的计划生育政策。认为人为的人口限制已威胁到经济良性发展。
　　三年来，梁建章一直致力于推动计划生育政策的调整。2010年，他自制纪录片《中国人可以多生吗？》；去年，学成归国成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客座研究员；在安康事件爆发前两个月，他和北大社会学教授李建新合著出版《中国人太多了吗？》，在引言中，他写道：“历史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这个为自己的理想奔走疾呼、不遗余力的学者，在日常谈话中却判若两人：语速缓、语气轻、语调低沉——这种双重性或许更符合梁建章所担负的两种角色。在学者形象背后，他从未更改首次进入公众视野时的那个身份：携程网联合创始人、董事局主席。
　　假如你关注2003年的中国商界，亦无法错过34岁的梁建章。这年12月，创立四年的携程成为首个登陆纳斯达克的中国旅游企业，IPO当日股价涨88.56%，刷新纳斯达克三年来的首日涨幅纪录。当时，这位商界新秀正在倒时差，于熟睡中体验了“一夜暴富”。
　　对那个时代的中国商界来说，梁建章和他的合作伙伴的确创造了一个财富神话，2004年携程总营收增速94%，获85%毛利率和40%净利率。但更重要的是，他们创建了一种将传统酒店预订与IT相结合的商业模式，由此参演IT业的风起涌云。
　　2006年的携程已成为在线旅游市场当之无愧的“黑马”，该年总营业收入8.3亿元，同比增长49%——就在所创企业渐入佳境时，梁建章突然决定赴美读书，为同代企业家中独一无二的选择。
　　就在梁建章攻读博士学位的数年间，中国商界发生巨变。携程的注册用户在2011年已突破5千万，全年总营收5.9亿美元，其业务也从酒店预订延伸至包括机票、度假预订、商旅管理及旅游资讯在内的全方位旅行服务。但在规模接近顶峰的同时，携程也不可避免地遭遇瓶颈期。
　　2012年第一季度，携程净利率跌入20%以内，营收同比增长只有19%；5月，其股价三年来首次跌破20美元。更重要的威胁在于，由于携程业务日益多元，全线作战的方式导致竞争白热化。微博化的舆论氛围更无情面可留，“增长神话破灭”“错失团购良机”等评论不绝于耳……单纯的学院生活彻底终结了，这是企业家梁建章要面对的商业现实。
　　身兼学者和企业家双重身份，梁建章于2012年高调重返公众视野，他有能力同时演绎学界和商界的双重革新吗？
　　梁建章向来自信。
　　新起点
　　赴美攻读博士学位，对梁建章并非唐突之举。复旦大学少年班出身的梁建章，20岁便获得美国乔治亚理工学院硕士学位，在攻读计算机博士过程中觉得“做企业更有意思”，进入甲骨文公司的硅谷总部。突然改变当下状态，是梁建章挑战自我的惯用方式。
　　关键是做出选择的时间。2003年底，携程赴美上市之际，刚刚度过艰辛初创期，梁当时认为最大挑战莫过于“将携程做大10倍”。
　　尽管1999年携程获得来自IDG、软银、晨兴集团、兰花集团的两笔融资，但起步期却并未找到有效的盈利模式。在“烧钱”营销将携程逼到悬崖时，梁建章做出战略性调整：收购传统酒店预订公司现代运通，以酒店预订业务为盈利基点，嫁接到互联网。
　　坦白说，携程在2000年后的成长超出了梁建章预期。市场占比领先第二名艺龙近40个百分点，而“去哪儿”等网站当时刚起步，难成气候。日趋成熟稳定的内部架构和良好外部环境，使携程在在线旅游市场一枝独秀。
　　梁建章的个人工作也随之趋于常态。朝九晚五，鲜有加班；日常管理交给团队，只有关键的企业文化建设和人事制度安排才事必躬亲。即使不再长时间地深入参与，公司依然正常运转。同时，人称“携程四君子”的联合创始团队成员，都开始尝试新的探索：2002年，前携程总裁季琦创办如家连锁酒店，三年后，前首席财务官沈南鹏离开携程，加盟红杉资本。
　　梁建章的内心开始渴望一些“ 新东西”——“总觉得自己还能再干点什么，学点什么，研究点什么。”做投资？梁建章认为那无法使他获得深入参与公司建设的愉悦感；像季琦那样再度创业，去做一家超越携程的公司，又着实困难。于是，这位携程首席执行官又想起了从企业回到大学校园。
　　从2006年萌生退意，到次年读博，梁建章花了近大半年时间在美国游学。从哈佛、波士顿到麻省理工；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这位曾经的甲骨文中国区咨询总监一路旁听下来，希望找到一个能结合其管理经验和多视角学术钻研的学科。
　　最终，梁建章将目光聚焦经济学。他认为这门学科研究内容与管理相关，研究方法与他多年思维习惯和理工科教育背景契合，加之兼具数学、社科、文化、历史等多领域知识，梁觉得“可以把很多知识串起来深入学习”。
　　大半年的游学期，不仅让梁建章选到心仪的研究方向，也让携程慢慢适应了梁退居幕后的日子。梁建章与现任CEO范敏平稳交接，携程高端旅游部营销总监华丽回忆说：“James（梁）关注战略布局，范总有丰富日常管理经验，恰当的人在恰当的职位，大家都很放心。”对于“公司老板突然跑去美国读博”这种奇遇，华丽笑说放到梁身上“再正常不过”——大家都觉得他非常适合做学术。
　　斯坦福欢迎你
　　当年，梁建章所申请的斯坦福经济学项目只有四个录取名额。从开始考核到最终确定录取，校方找梁建章交流过多次。斯坦福经济学博士的竞争环境和学习压力可窥一斑。
　　37岁入学的梁建章考试成绩常列前三，尤擅长基础模型和数学。不仅如此，由于他经历丰富，常帮助更年轻的学生分析未来的职业规划。在这个过程中，梁建章也对自己此前的创业经历做出深入思考。
　　在梁建章看来，企业经营时刻考验决策者的判断力，上要担负公司发展使命，下要考虑员工生计，做企业“像走钢丝”。相比之下，读书生活对他则是人生难得的惬意。
　　在斯坦福读书的日子，梁建章和家人住在离机场不远的一座小山坡上。他常常看着飞机在山间起降的景象，完成了许多关于企业和学术的思考。没课的时候，他会在家里等着上小学的儿子放学归来，一起学习或运动。
　　梁建章的人生轨迹却不知不觉地改变了。
　　原本，他博士论文的题目是关于大学生就业的经济学研究。这篇论文他在博士第三年已完成，但因感觉意犹未尽，他选择到芝加哥大学读博士后。在这两年中，梁建章师从199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加里·贝克尔，把研究方向聚焦于创新创业与人口。
　　对这个话题的关注根植于梁建章在携程的一线管理经验。在艰难时光中，梁思考过企业乃至一个国家的根本，正在于人才的数量和质量，“研究的时候发觉中国这计划生育政策很荒唐。”“中国千万不能以减少小孩为代价，来抵消日益增长的老年人口”，年轻人口在整个人口结构中的比例锐减，在梁建章看来，对一个国家的创新创业潜力有着难以预估的巨大隐患。现在，中国生育率低于1.5，意味着下一代人比上一代人少30%，“人口是负担”的担忧早已转化为“老龄化社会”的焦虑。
　　为了印证这种理论假设，梁建章开始了广泛的社会调研。印度和日本是梁常去的两个国家。拜访学者，找相关的企业高管做访谈，了解年轻人口的创新创业现状，在聊天中获得思路启发，再用已有数据建模，印证观点。与一般学者相比，梁建章的优势或许在于“找企业高管聊天会容易点”。
　　一向稍显腼腆的梁建章谈及学术时，会变得健谈起来。但读博期间，梁建章并未忘记携程，他与高管时有电话联系，暑假期间回国集中参加公司会议。学期与假期的自然分割，让梁建章在企业家和博士生这两重身份
　　之间，穿梭自如。同时，梁开始着力于寻求学术与商业最有效的粘合方式。
　　一方面，梁建章希望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先把学术成果在携程内部推广。他认为许多公司随着管理层相对固定化，可能会存在惯性思维的问题，晋升机制和言论通道常会闭塞。如何鼓励年轻人发声，并促进部门间沟通，是梁建章正在研究的课题。其中一个可能是，“由高层参与做一个创新委员会”。
　　另一方面，严格的学术思维训练，也使这位携程董事局主席在公司战略布局上更高瞻远瞩。“宏观经济搞得更清楚，对企业经营和投资都有帮助。”2008年金融危机时，携程进行了一些投资，比如对经济型酒店汉庭
　　和如家，回报都相当可观。
　　今年3月，携程正式对外推出的中国首个顶级旅游品牌“鸿鹄逸游”，其实始于2010年上半年，携程首次推出针对富豪消费群体的旅游产品，“环游世界60天”，报价50万。当时对该产品销路的质疑不止来自于外部，携程员工也担心“曲高喝寡”。谁知，十几个名额在开通订购专线的9分钟内全部售罄。去年续推“环游世界66天”报价66万元，则在30余秒内抢购一空。今年推出的101万元环游世界80天，价格和旅行天数均创新高，全部名额在17秒内就秒杀完毕。
　　良好的市场反响印证了梁建章和其他高管对高端旅游市场的预判。无论这个细分市场日后格局分散还是垄断，携程都要做这个市场的定义者和领导者。为此，携程与台湾易游网和香港永安旅行社开展战略合作，为顶级旅游市场设置了一个极高的准入门槛。
　　这一切是在2009年悄然部署的，恰是梁建章在美读博、远程参与公司管理的时期。“顶级旅游，虽然去的人不多，但是对公司品牌有非常大的影响力，值得一做”，回忆起当时的抉择，梁建章对本刊说。
　　“虽然很少有人能既做这个又做那个，但如果有条件，这样做真是蛮互补的。我的idea，人口与创新，一定要在企业做过，才有这个感觉；而学术中一些更加严谨的方法确实可以用到公司决策中”——对梁建章来说，在学术与商业的经验互补，是自我成长的必经之路。
　　理性与坚持
　　无论是求学，还是管理公司，梁建章都习惯先进行多元化的思考，做出尽可能准确的判断，之后在一个方向上不遗余力地“深入”下去。
　　携程网初创时，管理团队除了旅游也设想过金融、搜索，或京东那样的电子商务，“但分析以后，觉得做旅游比做其余的都优势更大，便没有做别的尝试”，梁建章回忆说。
　　在斯坦福读博初期，许多有趣的课题摆在面前，究竟选择哪一个兴趣点作为研究方向，着实花了梁建章一番心思。“选择的时候得经过考虑，你做得成什么，利用已有的优势去选”。对梁来说，经验是学术的起点，也是后者的归宿。接下来，则要靠坚持的力量。
　　《中国人太多了吗？》的合著者、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李建新，被梁建章坚持的勇气吸引。“这个（计划生育）问题，能身体力行去号召的学者，并不多”，作为中国人口学界罕见的公开反对计生国策的学者，李建新没有想到会与一位企业家出身的经济学者殊途同归。合著过程堪称顺利，一年书稿便基本成型：李从社会、婚姻家庭和综合国力等角度综合论证，梁从经济、资源、创新创业等角度深入阐述。在经历了改书名、删内容等多番磨练后，历时半年，这本新书终于问世，难掩锋芒。
　　大多数时候，梁建章都希望以理性融合各种不同的经验和思考。在具体的学业或管理工作中，这也成为梁极为鲜明的个人特色。
　　携程副总裁孙茂华记得，2003年SARS期间，许多公司纷纷裁员节省开支，但梁建章坚决不裁员。他当时做了一番分析： SARS先发烧后传染，而非先传染后发烧。只要政府采取有效隔离，很快就会被有效控制。
　　一整天都没有业务，日复一日地等待，有些部门上半天班，发60%的工资；有些技术和服务部门，开发程序或者做培训——SARS风波并未持续很久，裁员的公司重新营业便急迫招聘，而携程很快回复正轨，年底如期上市。
　　2012年，携程或许比以前更需要梁建章的理性与坚持。
　　如今的携程面临了诸多挑战，除了业绩下滑，股价下跌，还包括被高度竞争中被拖入价格战。梁建章坚信，中国人均旅游投资在不远的未来会超过人均电商消费，在线旅游收入仍是电子商务中的翘楚。这个过程定会催生一到两个伟大的企业。携程致力于此。“不要只看外面有多少种新模式，自己内部的事可以改进的还有很多，先修内功”，梁建章的这句话给孙茂华很深印象。孙茂华自2000年加入携程，经历了期间的盛衰。
　　只是，携程的规模已是当年的数倍，挑战也成几何级数增长。
　　互联网技术刚刚起步、网络支付环境尚不成熟的商业环境一去不返。当年，携程依靠网络汇聚酒店、机票预订信息，再通过人工电话服务和前台支付的代理模式迅速崛起。如今，移动互联、社交媒体已从根本上改变了IT产业，酒店预订新模式层出不穷，艺龙等竞争对手的价格战更是花样翻新；去哪儿、淘宝等平台的涌现，给航空公司直销提供多样化渠道，也威胁着携程的OTA业务。酒店和机票预订仍在2011年为携程带来40%和39%的营收，但二者增速均已低于20%。庞大的呼叫中心和高昂的研发费用，同时侵蚀着利润。虽然携程度假旅游业务有41%的营收增速，但深入开发线下旅游资源、拓宽产品线的同时，却也几乎要被人忘记“我们是一家互联网公司”了。
　　梁建章显然不会坐以待毙，他坦言“今年想多花点时间在公司，1/3精力投入”。在保有60后、70后一大批忠实客户的基础上，将品牌向年轻消费群体渗透，顺应他们的消费习惯是第一要务。在携程看来，用移动互联和社交网络的营销模式来重新吸引被分流的用户，不仅是解决客户端的问题，还涉及新的推广模式、价格定位和技术开发等多因素的结合。
　　但对个人来说，这是一段令人期待的新旅程。梁建章一边为自己的学术主张奔走呼吁，一边应对新的商业挑战。他必须持续寻求双重经验的粘合点，“我现在做的，无论是旅游方式，还是人口政策，都是在改变人的生活。”梁建章说。

【作者：高笑楠 】

学术发表应赶上数字潮流
作者：法国鲁昂高等商学院副教授 乔纳斯?罗卡 为英国《金融时报》撰稿



学术研究的主要目的之一是对社会及其发展产生影响。但由于大量学术研究成果发表在专业的国际学术杂志上，因此读到它们的人数量较少。故而，学术研究的影响和受众非常有限。

我们对社交媒体兴起的景象都很熟悉，比如YouTube、Vimeo和其他颇受欢迎的社交媒体共享网站，还有视频共享概念，例如TED Talks——在这里，受欢迎的发言者可以用一种方便、可获取且高效的在线流媒体视频格式，分享他们的创意。在线技术无处不在，学术界为何不更多地使用这些技术，而要继续以撰写论文为研究成果的发布方式呢？

换句话说，学术界为何如此远远落后于当前的视听和数字革命呢？

在线视频共享技术提供了颇具前景的新方法，能把学术上的突破传播给更广泛的受众，让人们能够接触最新的学术研究，也让分享更容易。


然而，研究人员传统上一直反对视频模式。因此，在线视频技术在学术界的发展仍处于初期。不愿使用视频技术的根源在于学术发表体制以及出版社的根本特点——它们依赖书面文字为主要的沟通媒介。

另外，试用新的视听技术来演示或传播学术研究成果，将需要学术机构进行进一步的财务投资，包括视频设备和编辑软件。很多学术机构可能不愿或无法拿出这笔投资。

视频制作还需要新的技能（例如视频拍摄和编辑），而要用精巧的视听手段讲出精彩的故事，所需要的沟通思维也大不一样。学者们尽管习惯了不同的表述方法，但这些技能他们可能难于掌握。

如果研究短片通过在线频道使用流媒体播放，人们就能对学术发现提供快速反馈。相对于目前数量寥寥的学术杂志读者，它也会触及更广泛的受众。

通过在线视频发布学术研究，还将促进研究人员和公众之间的交流。公众也能更好地了解研究人员对他们的课题进行研究的方法。例如，在我最近有关一个电子音乐领域的研究项目中，初步的研究发现都是以视频的形式通过流媒体在线发布的。这段视频在Vimeo公开发布，在多个在线论坛共享。我们收到了来自这项研究参与者的即时反馈，在仅仅几个月内就有4000多条评论。这对我们推进该项目的方法产生了一定影响，还让我们获得了与公众互动的机会。

用视频来传播学术研究成果，使得知识和观点能够以一种有趣的方式呈现。视频还可以用来探索较难通过书面形式表现的领域，例如地下音乐界。它用一种可靠、真实、透明且符合21世纪潮流的模式，打开了一扇新的通向人们真实生活和经历的窗户。

在教学领域，它给教师提供了一种新的吸引学生对学术研究产生兴趣的机会。而对于学生而言，视频在学习以及演示学术报告（包括论文）方面提供了一种创新且有趣的方式。

然而，要让这成为现实，商学院教授们必须适应21世纪的趋势，并接受这一点：他们需要改变研究传播的方式。

学术杂志也必须接受变革，在线发布研究中的突破性成果，而不是仅仅在少数选定的学术杂志上发表。

我们都习惯于通过指尖获取信息。或许，现在学术出版机构应该认识到这点并跟上潮流了。

本文作者是鲁昂高等商学院(Rouen Business School)营销学副教授

思想贵族：企业家行善该从哪里起步？
——从黄怒波将捐500亿说起
李华芳

中国的企业家已经越来越重视公益和慈善活动了。我以前也反复提及过，中国企业家从来不缺善心，也已经有很多企业家参与到NGO领域中去。但NGO领域的监管制度，实际上并不鼓励企业家参与，比如说捐款税收抵扣的问题，比如说强制摊派的问题，比如说只能捐现金不能捐股份的问题等等，都属于落后的管理制度不能适应NGO领域的快速发展所致。

但这并不是说企业家群体自身在从事NGO活动时，就已经都和盖茨及巴菲特一样，具有成熟的理念和系统的操作方式了。相反，不少中国的企业家似乎遇到了他们曾经在市场上遇到过的类似困境，即手头有资金，但是缺好的商业项目。当他们愿意资助NGO时，也发现似乎没有好的NGO项目可以资助了。更让人称奇的是，他们在商场上的灵敏嗅觉似乎也不太灵光了，找不到有效连接起自己的捐赠和亟需的NGO之间的有效关联。这一方面固然有制度造成的窘境，另一方面也与企业家们没有专业化从事NGO领域的工作有关。

事实上，中国的企业家是极具创造力的一群人，即便在NGO的设立和捐款的税收抵扣方面有重重困难，还是挡不住企业家的盛情。从这一点上而言，神经经济学（Neuroeconomics）倒是更好揭示了人类行为的动机，那就是漫长演化过程中人类的利他性动机已经被内部化了。而且不可否认，他们也为NGO的发展做出了极大的贡献。但也的确容易感知企业家在NGO领域还处于摸索阶段。那么企业家从事公益慈善到底应该从哪里起步呢？


还是让我从中坤集团董事长黄怒波的例子说起吧。黄怒波最近在接受《福布斯》专访时表示自己不再信任官办慈善机构，但自己也不想设立基金会，所以决定捐赠北大，加上一些零星的项目资助。黄先生对官办慈善认识清楚，实在可贵。官办慈善的问题主要有两条，一是门难进，二是脸难看。意思是捐给官办慈善并非门槛全无，加上官办慈善机构的工作人员没有积极性去争取捐赠，态度不友善脸色不好看，就会出现黄先生所说的“捐钱好像还得求着他们一样”的现象。与此同时，由于官办慈善的透明度极低，加上其比照一定的行政级别，要问责的话，困难很大，成本很高，这就导致官办慈善的腐败和浪费极为严重。红十字会、宋庆龄基金会之前出现的丑闻，都是活生生的例子。

黄先生同时决定从系统捐赠教育事业入手，预计十年内捐出一半身家，同样令人钦佩。唯一的问题是捐赠北大基金会是“最优”的选择吗？企业家们似乎忘记了在NGO领域同样可以应用一些商业领域的原则，并且这些原则将会帮助NGO领域获得极大的提高和改善。在企业家从事公益到底从哪里起步的问题上，先要搞清楚的是企业家自己想通过捐赠达到何种目的。确定目标后，再问何种手段可以最低成本达成目标。

不可否认，出名是一个重要的目的。获得良好的声誉，这没有什么好遮遮掩掩的。从古至今，中国的家长们都教育小孩要行为良好，以获得一个好名声。那么捐赠北大是达成获得良好名声的最优途径么？恐怕未必。这里容我先自辨一句，我并不是说捐赠北大不好，相反捐赠北大实在是可喜可贺的事情，尤其是相比于捐赠给红十字会而言。但针对一个特定的目的，有没有比捐赠北大更好的方式？按照黄先生提供的估算值，预计捐出的总额将超过500亿人民币，不管对哪个学校而言，都是巨款。而不管捐给哪个学校，都会成为话题，都能为黄先生博得美名。那么不妨试问一下，在捐给哈佛大学基金会与北大基金会之间，黄先生应该如何选择呢？在我看来，答案显而易见，应该捐给哈佛基金会。

也许有人会说，黄先生意不在名，而在于推动大学教育。即便从这个教育而言，捐赠给哈佛基金会也可能是比北大基金会更好的选择。理由在于捐给哈佛的边际收益更高，而这是企业家耳熟能详的理由，也是能敏锐感知的理由。对大学教育来说，在最好的大学和次一等的大学投入同等的资源，能产生的影响是截然不同的，越好的大学越能用同等资金产生出更大的“教育收益”。也许又有人会说，黄先生钟情与推动中国的大学教育，或者是大学对中国的研究。但如果要推动中国的大学教育，功夫在诗外，而不在大学本身。

事实上，不管是从事教育、环保、养老，还是扶贫，都有政策层面的限制需要被首先打破。就像黄先生在“不捐官办慈善、不设个人基金会”的事情上已经体悟到的那样，有一层制度的限制需要率先打破。而这就需要专攻政策的NGO，也就是俗称的智库。

中国的企业家对智库的认识和重视是远远不够的。而中国的智库要么是官办的或者与官方有千丝万缕的关系，要么就是被政府认为是异端或者对抗政府的，这也导致了企业家给民间智库或者说独立智库捐款存在很大的风险，或许也部分解释了为什么企业家不“重视”智库。但也恰恰是因此中国独立智库的发展更需要“冒风险”的企业家。实际上，智库的发展模式已经比较成熟，完全可以直接从英美等发达国家复制经验，作为智库最重要的是影响政府的政策制定，而这显然与推翻与对抗政府完全不同。智库除了首先需要教育政府，使政府工作人员明白这一点外，还需要以专业的方式来改进政府的政策制定。

任何一项具体的公共政策制定都涉及到巨大的利益，但中国在政策制定上的投入却显著的不成比例。例如中国高等教育的产业化改革，涉及到包括教师、学生和大学行政人员在内的数百万人，也涉及到上万亿资金的去向，但在政策制定这一头即便集合官方的和民间的投入，又有多少呢？更何况官方的资金投入大多还是用于政策的宣传，而非政策的研究和辩论。或许可以这么说，整个中国的政策制定领域都存在投入严重不足的现象，公共政策又如何让人放心呢？在官方投入受限的情况下，极大增加民间对政策制定的投入，是可行的。这不仅有助于独立智库提供不同于官方的政策研究和建议，改善政策制定；也有助于促进与官方智库之间的竞争，改善整体的智库行业。

对中国的企业家而言，已经过了暴发户“豪宅名车小明星”的阶段，除了进一步在商业领域精进之外，若投身NGO，教育、环保、扶贫等领域固然可为之处，但我个人以为从捐赠智库影响公共政策开始，会是当下一个不错的选择。

学经济家:http://xueqiu.com/2554781328

回复@齐天大圣: 唉你的理解完全反了。不是大众不给TSI，DSG，而是中方不肯上，不肯引进。

如果德方要求，停产捷达，停产桑塔纳，老宝来；跟德国车型同步。对你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那些老的配套厂，要么投资巨大更新设备，要么退出。可是，每年几十万辆老车的零部件还在供应，上百亿的流水，一大堆人每年总计十几亿的各种暗股/分红，都要抓瞎。肯定不干嘛。给你你干吗？

那怎么搞定大众？鬼子一根筋，不好搞。就出动产业政策。国产化率要达到多少（你要把老车都停掉，用新技术填补，肯定国产化率上不去啊）；车型要上目录；你大众说，那我来投资上新工厂达到国产化率....OK，还有合资项目审批，合资比例审批......

保护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谎言。哪来那么多爱国的官僚。官僚们不管搞起希望工程来，还是救灾来，还是红十字会来，在慈善领域都如此冷血，商业领域突然就爱国为公了？我无论怎么努力，都无法相信这一点。
收起

齐天大圣:
$上汽集团(SH600104)$ 为何市场不喜欢上汽？

作为中国汽车行业如日中天的双巨头之一，上汽在资本市场却似乎并不那么受欢迎。1.3的PB，6倍的PE，股价却依然跌跌不休。尝试分析其中原因，算是抛砖引玉吧。

1，市值太大，高达千亿，不受市场欢迎。这种观点比较流行，懒得分析了。

2，从行业空间分析
从手头上的一些行业报告看，最乐观的估计是数年内国内汽车还有一倍的销量增长。但产能呢？从公开的产能数据看，未来数年国内汽车产能将大批闲置。在此背景下，个人认为：汽车行业如果有投资机会的话，会在于小企业而非大企业。为何不看好大企业？行业增速下降，那么份额动辄20%、30%的大企业会受到直接打击，而更灵活的小企业反而有混战中胜出的可能（当然也可能死的更快）。
另一方面，从上汽30多万的月销量组成看，绝大多数来自通用、大众、通用五菱的合资企业，剩下的零头才是上汽自己的品牌。合资厂是金娃娃毋庸置疑，但硬币的另一面是这也几乎封杀了上汽拓展海外市场的能力。

个人认为汽车行业未来可能的投资逻辑是进口替代（包括品牌替代）、出口和自主企业的成长故事（在此不谈争议很大的新能源汽车）。而这些可能的投资逻辑和上汽都关系不大。

堵大佬
2012年07月11日
王晓庆


http://wangxiaoqing.blog.caixin.com/archives/42942

今年陆家嘴论坛的第一天晚上，凌晨一点，干完活的一干记者相约宵夜。

席间，有人刷Ipad，忽然看到某门户网站财经头条是“专访郭树清……”，一下子，在场的记者沸腾了，惊讶、不信，赶紧细看，

尤其是该网站的直接竞争对手——其它几家门户的财经记者，大惊失色，一副被对手一招致命、难以置信加难以接受的表情。这几个敬业的记者，情绪瞬间萎靡了，放下筷子，吃的心情都没有了。

手持Ipad的记者，应大家的要求，大声把这条“专访”稿的内容读完。听完这一句话的新闻，大家都笑了。

还原“专访”经过，大致是：该记者在会场所在地香格里拉酒店门口偶遇郭树清，上前要求合影，被郭树清以自己衣衫不正式的理由拒绝了，这位记者乘机问郭主席对中国股市有没有信心，郭主席回答：我对A股很有信心。于是，这一句话回复，成了该网站的头条“专访”。

这个记者的问题，谈不上专业度，却极具技巧，典型的网络化新闻操作的技巧：首先，郭主席不可能说对股市没有信心，当然，如果他有任何类似表示，第二天应该就炸开锅了；其次，如果郭主席不回答这个问题，我想象一下，这个专访的内容可能是“对股市有信心吗？郭主席面对询问，沉默不语，态度不明……”总之，无论如何，抛出这个问题，都可以做成一篇“专访”稿。

这年头的一句话新闻还真不少，常常见到“某某某：*******”“某某某认为*******”的标题，大佬的一句话可以左右股市，可以影响行业，可以引发大量的讨论和媒体跟进报道。

所以，堵大佬成了各个媒体在各大论坛各个会议上的主要工作之一，哪怕得到大佬的一言片语，也能成就一篇报道。尤其是以大炮著称的一些嘉宾，更是媒体的“心头爱”。有的媒体，铺在场外的记者数量，甚至倍数内场的记者。

了解这篇专访稿的原委之后，那几个萎靡的记者情绪显然好多了，说，这就是运气么，无意撞到的，不代表他们厉害。

接下来，大家开始纷纷吐槽记者和大佬之间猫和老鼠的段子。

段子一、央行研究局局长张健华在浦江夜话之后，被某网站记者堵住，同样要求合影，张健华说：不能合影，你们回头把我没说过的话安在我头上，还有合影“作证”，多冤枉。

段子二、前届陆家嘴论坛会隙，经济学家哈继铭如厕，某记者见之告知同行，随后，香格里拉酒店的厕所门口，云集了数家媒体，男女记者长枪高炮对准男厕出口，等哈继铭洗手出来，结果，哈继铭在厕所里待了好久好久好久。

段子三、某届博鳌论坛，十几个记者围堵周小川，周行长被堵到后，面对问题，不发一言、不做任何表情、不做任何手势。

在这摔个跤都会被解读成养老金救市的年代，大佬们真心也累。这些大佬的谨慎，显然是被媒体们堵出来的。

每年大小论坛，嘉宾云集的地方，也是媒体们卯足了劲要较量的战场。近些年，尤其是几大门户网站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拼数量、拼视频、拼大佬……形式重于质量。

常见到记者拿着一份通用的采访提纲，遇见嘉宾就把话筒递上去，拍完以后，转身问同行：他是谁呀？

不知道采访对象是谁，在一些专业性强的论坛和会议上，是好常见的事情。不认识怎么堵人呢？也有技巧。通常情况下，主办方为了区分参会者身份，会在参会者佩戴的吊牌上做以区分，比如，红色带子的吊牌是演讲嘉宾；黄色带子是普通参会者；姿色带子是工作人员……一般情况下，演讲嘉宾都是有身份的人。于是，看见红色带子就扑上去，必错不了。

所以，就有了通用采访提纲这样的“采访工具”。这样的采访提纲，通常会契合会议主题和热点问题，但是，我也见过很雷人的“通用问题”。

某次，一堆记者围着谢国忠，乌泱泱的话筒堆在他面前。只见一个记者拿着话筒，抢到提问机会，问：请问，你怎么看中国的股市？谢国忠说：这个问题太大，三言两语说不清楚。该记者又问：请问，你怎么看中国的楼市？谢国忠说：好了，今天采访就到这里吧，再见。

再说到郭树清，上面那个在酒店偶遇他的记者，并不甘心只收获那一句话的专访。

知道郭主席住在这个酒店后，她就很敏感地意识到，他第二天会去公共餐厅吃早餐。于是，第二天一大早，她又堵在了酒店的餐厅门口，这一次，心情不错的郭树清，就养老金入市的问题，和这个记者“多聊了几句”。

于是，又成就了一篇专访报道。

“民企本就有权进入所有市场”
作者 早报记者 王道军 发表于2012-05-15

就民间投资而言，有政策为何难落实，未来的改革方向在哪里？

　　经济学家盛洪谈打破垄断：与其制定政策，不如废止不合理的部门法规

　　早报记者 王道军 实习生 欧昌梅



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教授盛洪

　　就民间投资而言，有政策为何难落实，未来的改革方向在哪里？早报记者近日就此专访了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教授盛洪。

　　“36条”只是意向性政策

　　让国家发改委去制定所谓的36条细则，向行政部门去要进入市场的权利，只能是与虎谋皮。这样做还会让人误解，好像民企进入一些行业的权利是行政部门给的，事实上，在中国宪法框架下，民营企业本来就有进入所有市场的权利。

　　东方早报：从“老36条”到“新36条”，虽然国家有政策，有引导，但是民营经济的发展却越来越困难，在航空等行业能够明显地看到国进民退现象，你认为症结在什么地方？为什么政策不能落实？

　　盛洪：要注意中国政治的特点，因为中国既有上位的法律和国务院的全局性的政策，又有下位的各行政部门和各省市的政策。

　　这些政策中，那些操作性强的往往能够得到落实，反而上位法和全局性政策往往得不到落实。

　　为什么国务院的政策反而不能实施呢，这是因为有政策执行能力的是各个部门，而“36条”只是国务院出台的一项意向性的政策，具体部门还有自己有倾向性的意见，他们可以把自己的意见放在国务院的意见之上，并且对不遵循和实施国务院意见的部门没有惩罚性的手段。

　　比如你要放开石油工业，单单制定一个“36条”根本起不了作用，而是应该废除国务院办公厅的38号文件（即当时的国家经贸委等部门1999年出台的《关于清理整顿小炼油厂和规范原油成品油流通秩序的意见》）。这个文件规定了中石油、中石化在这个领域的垄断权。

　　其他很多领域也是这个问题，所以要给民营企业以平等的地位，根本上要废除部门的不合理且非法的规定和意见。

　　此外，对具体的执行部门，要有具体的行政约束手段，必要时要进行惩罚。

　　与其制定大量的政策，不如废除不合理的部门法规。事实上，让国家发改委去制定所谓的36条细则，向行政部门去要进入市场的权利，这样做还会让人误解，好像民企进入一些行业的权利是行政部门给的，事实上，在中国宪法框架下，民营企业本来就有进入所有市场的权利。

　　所以国务院首先要做的，就是去废止非法的部门法规和条例。废止以后，一旦出现阻碍民营企业进入一些领域的案例，民企可以提请行政诉讼，这时政府应该支持。

　　改革的动力已很强大

　　30多年来，经济改革的过程基本上是沿着这个路径的，但是政府现在已经退到了一定的程度，从很多竞争性的领域退到了垄断领域和战略性稀缺资源领域，并且发现这些领域可以获得大量的利益，所以不愿意退出了。

　　东方早报：你曾提出，经济改革过程是一个政府部门退出-市场不断扩大-民营企业不断进入的变化过程。现在这个过程是否遇到了问题？如何看待这些问题的产生？

　　盛洪：30多年来，经济改革的过程基本上是沿着这个路径的，但是政府现在已经退到了一定的程度，从很多竞争性的领域退到了垄断领域和战略性稀缺资源领域，并且发现这些领域可以获得大量的利益，所以不愿意退出了。民进国退到今天已经停止了。一些国企的管理层，以及相关行政部门的官员，不愿意再继续退出了。

　　东方早报：3月14日，温家宝总理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记者会上答记者问时强调：“现在改革到了攻坚阶段，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已经取得的改革和建设成果还有可能得而复失，社会上新产生的问题也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有人认为，中国前10年的国企改革重组在打破垄断上起到一定程度的作用，但目前改革带来的动力在快速衰减，政府具体而微的保姆式管制对中小企业发展形成的阻力越来越大。目前中国正在寻求改革共识，你认为，在哪些方面能最先达成共识？你曾提出：中国30年来的改革经验表明，阻力最小、成本最低的改革就是不触动既得利益者的改革。

　　盛洪：我认为，如果从长久执政考虑，如果为了执政稳定，执政党和中央政府应该加紧去推动经济和社会改革。

　　一些人反对政治体制改革，其实这只能导致执政党的政治合法性越来越受到削弱、动摇甚至颠覆。

　　目前，首先要做的是推动国有企业的改革。现在国企已经形成了一个特殊的利益集团，每年有几万亿元都要被他们拿走。这种状况，已经损害了政府的权威。

　　东方早报：你认为，有改革动力吗？

　　盛洪：我认为，目前推动改革的力量已经很强大了。仔细分析，在政府部门中，大部分官员是反对国有企业垄断的。因为国企所遵循的分配原则是不公正的，政府部门内部也必然是不公正的，比如那些接近国企的和远离国企的行政部门，差别就很大。

　　通过研究可发现，垄断国有企业的平均工资是社会平均工资的7倍。2005年，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工资首次超出了其他单位的收入水平，此后，二者之间的差距逐年扩大。2008年，国有企业人员平均工资比非国企单位（加权平均）高17%。2009年，国有单位职工工资比城镇集体单位高65.62%。

　　而在国企内部，分配也是不公平的，有的人多，有的人少，差别也很大，所以国企内部也有改革动力。

　　此外，国有企业中现在也有一些开明的管理者，不愿意背垄断的黑锅，也想进行改革。

　　应该说，现在国企改革是有强大的动力和改革共识的。

　　综合看国企上缴红利是零

　　国企高管与行政部门官员是一个群体。他们之间可以身份互换。行政官员在位时可以给相关国企垄断权和优惠政策，当他们离开行政部门后可以到国企担任董事会成员或高管，收获他们在位时的“投资”。

　　东方早报：你认为，现在已经存在着一个垄断国企管理层利益集团，它在影响着中国的政策。如何看待这一问题，是否能证明这个利益集团的存在？

　　盛洪：我认为，这个利益集团的形成是跟国企改革中形成的制度有关。

　　1993年12月，国务院《关于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决定》提出：“作为过渡措施，近期可根据具体情况，对1993年以前注册的多数国有全资老企业实行税后利润不上交的办法。”

　　而当时的国家经贸委2001年发布的《在关于深化国有企业内部人事、劳动、分配制度改革的意见》中提出，“企业职工工资水平，在国家宏观调控下由企业依据当地社会平均工资和企业经济效益自主决定。”这给了国企自定薪酬的合法合理的政策依据，从根本上放弃了政府对国有企业内部分配的监督和控制。

　　事实上，国企是全民的，但是这些规定挤占了全国人民的利益。国有企业管理者与政府行政官员原本属于同一行政序列，改革虽然在很大程度上中断了原有的政企关系，但是国企领导人还是体制内的。

　　国企高管与行政部门官员是一个群体。他们之间可以身份互换。行政官员在位时可以给相关国企垄断权和优惠政策，当他们离开行政部门后可以到国企担任董事会成员或高管，收获他们在位时的“投资”。

　　我们通过对国家部委官员的履历统计发现，在19个部委的183名副部级以上官员当中，具有国有企业工作经历的就有56人，比重达到30.6%。例如，工业与信息部的部级官员中，有一半有过在国有企业从事管理工作的经历；在商务部也有近一半的部级官员担任过国有企业的管理人员；交通运输部也有近四成的部级官员做过国有企业管理人员。

　　东方早报：国企还有什么问题？

　　盛洪：现在国企上缴的红利太少，比例是10%、15%，事实上，别看国企上缴了几百亿元的红利，但是政府又将这些钱投回给国企，综合来看，他们上缴的红利是零甚至是负数。

　　一部分是国有企业管理层不向国有企业所有者上交利润或上交很少的利润，这直接损害了国有企业的所有者即全体人民的利益；一部分是国有企业管理层少交税赋，这直接损害了政府的利益，而根据中国的国家性质，政府是由人民委托实行公共治理的，所以少交税赋也就损害了全体人民的利益。

　　中国社会走到这一步，就是要约束公权力，不让公权力被既得利益集团绑架，不让他们获得大量垄断权、大量稀缺资源的掌控权。

　　一方面，保护中小企业、弱势群体的产权，促使他们更有效率地生产和经营。另一方面，国有企业无偿占有的资源如果在市场制度下有偿交易会释放出更多效率。这样这个国家才能往前走，财富才能更充裕。

　　国企应以公共利益为目标

　　改革的趋势是取消国有企业的垄断权，取消国有企业的优惠待遇，比如免费占有国家土地而不交纳地租就不行，此外应取消国企优惠获得贷款的权利。

　　东方早报：事实上，国企也应该有区分，比如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邵宁去年底提出，当前国有企业在向两个方向集中，并逐渐形成了两种类型不同的国有企业，即具有公益性质的国有企业和竞争性领域的国有大企业，此外还有大量的地方国资。你认为国企改革应该遵从何种路径？

　　盛洪：国务院国资委应代表人民来监管国企，但它并未履行自己的职责，反而代表国企来和人民讨价还价。

　　政府是全社会企业的政府，而不仅是国企的政府。因此改革的趋势是取消国有企业的垄断权，取消国有企业的优惠待遇，比如免费占有国家土地而不交纳地租就不行，此外应取消国企优惠获得贷款的权利。

　　在中国的信贷市场上，占主导地位的依然是几大国有商业银行，国有企业和国有商业银行均有政府背景。有了政府支持，国企不仅相对易于取得贷款，并且贷款成本也低于民企。

　　按市场规则办事，取消国企特权只是第一步。第二步，国企应该全面退出，从所有营利性领域退出，不仅是要从竞争性领域退出。事实证明，这些领域，完全可以由民营企业来做，政府只要提供公正的秩序就行。

　　而没有企业愿意进入的部分公益性领域，准确地说是准公共物品领域，可以由国企进入。

　　东方早报：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的国企报告提出，国有企业的近期改革方案，应当围绕打破国有企业的行政垄断，取消国有企业无偿或低价占有和耗费国有资源的特权，规范国有企业的行为等方面而设计。其意义在于，促进不同经济主体充分、公平地展开经济竞争，从而提高经济效率。事实上，这种改革难度很大，你认为突破点在哪里？

　　盛洪：从经营绩效角度来看，目前国有企业的经营业绩有多大成分来自于效率的提高还存在诸多争议，但国有企业无偿地或用极低的价格占用土地及其他要素资源，在全球资源性要素价格快速上涨，以及在市场需求持续扩大的条件下获取大量租金性收益，则是显而易见的。

　　从竞争的公正性来看，由于国有企业长期垄断着一些关键性的行业与部门，并且凭借行政垄断力量不断排挤、吞并其他市场竞争主体，对市场规则造成了极大的破坏，成为阻碍国民经济健康发展的最主要因素。

　　东方早报：天则所的报告提出，国有企业的终极改革目标有两个：其一，将国有企业转变为非营利性公法企业；其二，建立国有资产的宪政治理架构。公法企业和公众公司有何区别，宪政治理构架应该如何设计？

　　盛洪：国有企业将不以营利为目标，而以公共利益为目标。这就限定了国企存在的范围与边界，也给定了国企作为公法企业的性质。它的创设、管理、运营和退出等必须在特定的法律程序下、在公共机构的监管下进行。国企的管理者不再是资本经营者，而完全成为公共利益的实现者。如果某国企有特殊理由需要进入营利性领域，就必须经过最高权力机构（人民代表大会）的审议与批准。

　　而这个时候，国有资产的治理属于公共治理的范畴。人大既要制订国有资产治理的相关法律，规范公法企业创设、扩张和退出等行为，批准国有企业的预算等，还要责成国有资产监管机构合法、有效履行公法企业监管者的职能。

　　应无条件打破行政性垄断

　　对国家来说，如果将国企定位于准公共物品的提供上，就不一定要做大做强，甚至不能做大做强，因为准公共物品领域是有限的。更何况国有企业的做大做强是在不公正的规则下，无限制的扩张，这不仅是“与民争利”，而且也颠覆了政府的公正性质。

　　东方早报：“新36条”鼓励民间资本进入的产业既包含公用事业，也包含竞争性产业，只放开市场准入，但这是否就能解决民营企业的平等地位？那么新36条应该在哪些方面进行操作性的细则制定，你有何建议？

　　盛洪：打破行政性垄断壁垒应当是无条件的，而不是要“引导民营经济或民间资本进入”，好像这是给民企的恩惠。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涌现出来了一大批优秀的民营企业。但是民营企业也受到了负面影响，比如有的民营企业认为获取垄断权比技术创新更能获得利益，就和政府、和国企联盟，进入垄断行业。

　　还有一些民营企业本身就是国企的派生物，比如一些民企是由国企高管设立的，国企在采购时将大量订单交由这个民企来做，最终国企资源通过这些民营企业转移到了私人手中。

　　东方早报：现在央企是与民争利，并且和地方合作，挤压地方国企的空间，而国资委也是一味强调让央企做大做强，这种错误应该如何扭转？国资委前主任李荣融就说，央企做不好你们也骂，做好了你们也骂？

　　盛洪：现在国资委定位是失当的，特别是在要求国企做大做强方面。

　　事实上，对国家来说，若将国企定位于准公共物品的提供上，就不一定要做大做强，甚至不能做大做强，因为准公共物品领域是有限的。更何况国企的做大做强是在不公正的规则下，无限制的扩张，这不仅是“与民争利”，而且也颠覆了政府的公正性质。

　　过去“做不好”是因为效率低，现在“做得好”不仅效率低，还要加上“不公正”。是因为不公正地依赖于垄断权和不交或少交资源租金，才掩盖了低效率的本来面目。还不该骂？

书评
石油巨头的“新殖民”
ADAM HOCHSCHILD 2012年07月17日

Ed Kashi/Corbis

在几百年前欧洲人的大规模殖民扩张中，一些奇妙的企业成为中坚力量，其势力甚至超过许多政府。英国商人往“东印度贸易联合公司（”即通常所说的东印度公司）及其竞争对手“荷兰东印度公司”配备了自己的战舰和军队，铸造钱币，统治那些最终将被不列颠和尼德兰接管的地区。再后来，塞西尔·罗德斯(Cecil Rhodes)的不列颠南非公司掠夺来的土地，也为不列颠在世界版图上增添了几块粉色。

在几个世纪后的未来，当不堪高温逃离了这个星球的历史学家回头看我们这个时代的时候，他们一定会发现跨国石油企业正在发挥类似的作用。不过他们对今日之世界的塑造不是通过开拓殖民地，而是在一些空前危险的地带搜寻我们渴盼的石油和天然气：在海底，在加拿大沥青砂里，在需要“水力压裂”的地下岩层中，随着极地冰盖的收缩——这当然也是拜我们的矿物燃料依赖症所赐——生态环境弱不禁风的北极水域也不再是遥不可及的了。这种依赖症对海域的改变程度，不亚于东印度公司的船只东进寻找布匹与香料，而未来洪水与旱灾可能带来的人口迁徙，更会使得殖民时代的移民潮相形见绌。

史蒂夫·科尔(Steve Coll) 在描绘埃克森美孚公司(Exxon Mobil)的宏篇画卷《私人帝国》(Private Empire)中，引用了大量数据。公司仅在去年上半年的盈利就达到213亿美元。几年前首席执行官李·雷蒙德(Lee Raymond)离职的时候，公司给他的退休方案价值3.98亿美元。如果把年收入当作国民生产总值，这家公司可以排进世界前30位。这样的公司自然在华盛顿进行着最大规模的游说活动，不但在K街设有规模不小的办事处（那里的主管原为共和党人，2008年大选后顺利地换成民主党人），还聘着20来个工作人员，当中包括前参议员、众议员、法律助理等。

不过在埃克森美孚对美国政府的影响上，这本书并没有涉及太多。它更多地是在试图告诉读者，这个企业是何其庞大而强势——在200个左右的国家和地区从事经营活动——以至于对外交都有自己的一套政策。

科尔引用了美国驻乍得大使馆在1999年发出的一份电报，电报中指出驻扎在那里的埃克森公司不把美国外交官放在眼里。然后他问道：“凭什么要放在眼里呢？埃克森美孚在乍得－喀麦隆石油项目上的资金投入达到42亿美元。美国政府每年给乍得的援助只有300万美元。”

埃克森美孚的外交政策是由一个政策小组精心制定的，小组成员中包括前国家安全委员会和美国国务院官员。这个政策和美国的政策有时相合，有时相左。比如，埃克森对入侵伊拉克就没什么兴趣。是，伊拉克有不少油，但现存储备大多极难开采，石油高管们很清楚，无论谁执掌伊拉克，最终都要依赖埃克森美孚的技术和资金。如果能直接把伊拉克的油井掌握在自己手里那当然好，但长期的稳定和安全更要紧。为了从沥青砂里提取石油，公司目前已经花了几十亿来折腾加拿大亚伯达的湿地和丛林，至于奥巴马政府是否批准他们在加拿大和墨西哥湾岸区之间进行输油管道扩容，他们倒不是很在乎。不能把油送到美国，埃克森美孚大可以在日本或中国轻松找到买家。

和在马塔贝列战争中最早使用马克沁机枪的不列颠南非公司一样，埃克森美孚也有自己的军队——在这个外包盛行的年代，他们还另外雇了不少人。公司在乍得安排了2500名保安，开着配备电台的白色SUV沿国境线巡逻，防备当地游击队的破坏，与此同时公司还拥有比当地的中央情报局工作站更大、更好的情报机构。在战事不断的尼日尔三角洲，它向尼日利亚海军提供船只，在海上布署了自己的巡逻舰艇侦察海盗活动，并“负责了尼日利亚军警单位的征募、薪酬、给养和管理工作。”尼日利亚警察的制服上佩戴着跟美孚公司标志差不多的红色飞马。在印度尼西亚的亚齐省，拿着美孚公司薪水的印尼平暴部队在公司名下的物业里折磨和杀害囚犯。甚至在美国政府因为印尼军方的虐囚行为而停止资金援助后，美孚的薪水还是照发不误。

正如此前一些记者已经指出的，科尔认为埃克森美孚的游说活动并不仅限于保障石油天然气的低税率和宽松的监管措施。它还影响着人民对当前一些重大问题的看法。多年来公司一直声称人类对全球气候变暖起到的作用是微乎其微的，并为各种研究机构赞助了数百万美元以便炮制相应的研究结论。在最近几年里，他们开始逐步地、悄悄地正视这个问题了，但没有承认之前有错，而是简单地强调世界经济还是需要大量的石油和天然气——很不幸，这是事实。

相比美国人在气候变化方面的信念，让埃克森美孚更担心的是美国人对诉讼中的惩罚性赔偿的信念。等到下次埃克森－瓦尔迪兹漏油事件，或下一次杰克逊维尔漏油事件（埃克森公司的一个服务站将2.4万加仑的汽油泄漏到了马里兰州一个社区供水系统里），陪审团的一个决议可能会从他们账面上抹去几十亿美元。因此我们毫不意外地得知，瓦尔迪兹事发后一位威斯康辛州立大学教授接到公司代表的电话，试图收买他写一篇文章发表在“受尊敬的学术期刊”上，论证惩罚性赔偿的弊端。这位教授把事情抖了出来，但是不是有学者收到了同样的邀约，然后把钱收下什么也没说呢？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比起为科尔赢得普利策奖的精彩大作《幽灵战争》(Ghost Wars)——讲得是2001年以前的中情局在阿富汗的种种拙劣行径——《私人帝国》没那么独特和有趣。在公关专业人员的训练和保护下，石油公司高管跟那些中情局牛仔和阿富汗酋长比起来肯定要呆板得多。在《华盛顿邮报》任职记者和编辑多年、如今在《纽约客》任撰稿人的科尔是个谨慎的记者，不过有时候有些收不住笔。要从将近700页的《私人帝国》里删掉个150页应该是挺轻松的。埃克森美孚的每一个重要人物，从童年到上大学的经历都要一五一十告诉我们，真的有这个必要吗？还有，十来个公司高管向亲石油企业的德州议员捐款助选，真的要拿出半页的版面把姓名、金额都给列出来吗？

除却这些瑕疵，本书无疑达到了它的目的：展示这个西方民间力量的强大集合体内部是如何运转的。了解这股力量非常有必要，因为在我们注定已经离不开的碳经济中，石油公司扮演着太过关键的角色。

本文作者Adam Hochschild的近作包括《全面停战：一个忠诚与背叛的故事，1914–1918》（To End All Wars: A Story of Loyalty and Rebellion, 1914-1918）。他正在撰写一本关于西班牙内战中的美国人的著作。
本文最初发表于2012年6月10日。
翻译：经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