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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从“五百强”到“大而强”？
上海交通大学高级金融学院副院长 朱宁 为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撰文


近日美国《财富》杂志发布了2012年世界500强排行榜。中国以79家企业上榜，排名全球第二，仅次于排名第一的美国的132家。榜单已经发布，众多国人在庆祝之余，不禁发现两个现象。

首先，大陆企业排名靠前的往往是居于能源、资源行业，和其他具有较强进入壁垒的垄断性和半垄断性行业。另外，如果财富杂志是以总利润，而非总收入排名的话，中国企业的排名和上榜数目可能都会大打折扣。

无独有偶，今年早些时候，世界银行对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做出的报告中也特别指出，改革国有企业经营模式，提升国有企业盈利能力，和削减国有企业规模，对中国经济的进一步改革具有重大意义。

一方面，国有企业规模越来越大，在全球的影响力越来越强。另一方面，这些企业的盈利能力和股市表现在过去一段时间确实难以令人满意。大型国有企业们，到底怎么了？


自从国资委提出国有企业做大做强的发展方针后，国有企业的数量按照既定的方针逐渐减少。与此同时，国有企业改革采用的主要是国企之间的合并和改组，而非面对社会剥离非相关和非核心资产，吸收民间资本进入。结果是大型国有企业在改革过程中，资产规模越来越大，业务条线越来越多，资本市场却越来越不认可。

不可否认，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大环境下，中国企业的规模也会相应地高速发展。但随着中国逐渐进入中等收入国家之列，经济和企业增长的来源，应该更多地依赖企业质量和盈利能力的提高，而非早先相对简单的资产规模和投资规模的扩大。

综观国际发达市场的经验，美国，欧洲，日本在过去三十年间都经历了大型多元化企业集团逐步向业务集中度高的专业化企业转化的趋势。撇开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变化的背景，很多企业的管理层和股东，都把释放公司核心价值和提升公司股价，作为公司专业化变革的主要考虑因素。

远的不说，最近发生的新闻集团拆分成为影视媒体和出版业两大主要板块的消息一经公布，就获得资本市场的广泛认可。在短短一周内，新闻集团的股价受拆分消息的刺激，上涨了超过百分之三十。

非但在国际市场，一直被投资者认为非有效，欠理性的中国A股市场也表现出对专业化企业的青睐，和对多元化企业的不解。根据笔者研究，如果把沪深300成份股企业按照业务板块的数量分类。那些主营业务只有单一一项的企业，比主营业务超过五项的企业，无论是在总资产收益率和净资产收益率方面，还是在投入资本回报率和股东回报率方面，都有很大的优势。

投资者和资本市场为什么不喜欢大而全的多元化企业呢？首先，是因为投资者相信，在大多数情况下，资本市场能比普通企业更好地发现信息和决定最优的资本配置。大公司内部的资本市场，则有可能受到公司战略和主管人员的短期目标和主观判断的影响。

其次，基于公司治理的考虑，投资者担心管理层把公司创造出的自由现金流浪费到不能最大化股东权益的“帝国建设”之中。公司的规模越大，可供管理层浪费的资源就越多，公司的投资和营运效率就可能越让人担忧。

最后，一体化集团强制投资者必须按照集团公司的架构在各个不同板块之间进行多元化风险分散。如果每个板块单独上市，那么投资者在配置资产时将会有大得多的灵活性。

国内有一种看法，认为吸收社会资本进行国有企业的重组改革和国有企业非核心资产的剥离，会导致国有企业控制权丧失和国有资产流失。

其实不然。国有企业完全可以在保持控制权的前提下进行各板块财务绩效的分别考评。在公开透明的板块运营和财务信息的前提下，企业内部才能更好地评价各个板块对公司总体利润的贡献度。投资者才能充分地了解企业各板块的优势和价值，并给予公司公正的估值。

只要在资产的剥离、拆分和重组过程中，交易能够建立在基于市场决定的公允价格，那么这类交易非但不会导致国有资产的流失和缩水，反而会因重组过程中提升了公司核心价值和吸收了社会公众资本，而帮助国有企业在保障效率的前提下扩展规模。真正做到国有企业的做大多强，做强做优。

为什么国家会失败？

Why Nations Fail: The Origins of Power, Prosperity, and Poverty
Daron Acemoglu / James Robinson著，
Crown Business出版社2012年3月版。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达荣·阿斯莫格(Daron Acemoglu)与哈佛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詹姆斯·罗宾森(James A. Robinson) 合著的书《权力、繁荣与贫穷的根源：为什么国家会失败？》于2012年3月出版，此版立刻被知识界公认为一本从政治和经济的角度研究宏观社会发展的重要著作。著名的《枪、细菌和钢铁：人类社会命运》一书的作者贾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认为这本书是每一个政治家、任何关心经济发展的人的必读书。
　　一部宏观又具体的世界政治经济发展史
　　这是一本大部头的著作，五百多页，与这本书提出的宏大问题——人类社会为什么有的会繁荣与昌盛，有的却停滞与衰落，繁荣与贫穷的根源是什么——似乎相得益彰。如此厚重的书，读起来却很好读，也很容易读，两位学者根据自己十五年的研究所撰写的政治经济发展与关系的研究著作，语言却是平常人也能读得津津有味，书中包含很多生动有趣的故事，给历史和世界的发展平添了很多细节，并不影响这本书的学术性、广度与深度，相反，却使这本书很生动，书的论点和观点更有说服力。
　　本书最大特点之一就是研究者们用的资料既有历史的深度，也有涵括的广度，也有非常切实的当下的意义。从历史的深度看，这本书研究的是有的国家诸如英国、美国以及西欧等国家从十五世纪以来调整他们的经济与政治制度，从而使国家走向富强与繁荣；而有的国家诸如拉丁美洲、非洲国家等在现代社会贫穷落后的根源。从广度看，这本书讨论了全世界大大小小很多的国家，描述了一部宏观却又具体的世界政治经济发展的过去和未来。
　　本书分为十五章，第一章以美国和墨西哥边界的小城诺加利斯为起点，“如此近又如此不同”，引入作者们的论点。诺加利斯（Nogales）这个小城是一个同名姐妹城，一部分在美国境内，一部分在墨西哥境内，美国境内和墨西哥境内这个城市都叫做诺加利斯，居民的构成因历史原因大多相似，但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却有天壤之别。北部的美国境内的诺加利斯，居民家庭生活收入三万左右，生活安定，有良好的道路、医疗和公共教育设施，而对面的同名城市，民不聊生，贫穷与暴力是家常便饭。到底是什么使这个同名同地的城市如此不同，这两位作者指出，不同的不是地理、不是文化、不是历史，而是经济和政治体制。
　　塑造成功的政治与经济体制
　　从第三章起，本书论述了到底是什么创造了社会的繁荣与贫穷。“体制、体制、体制，”本书的第十三章以这样的题目再次强调他们的论点。贯穿本书的主要论点是一个社会的体制决定这个社会的命运。成功的、繁荣的国家和社会有良好的经济和政治体制，用这两位学者的术语来描述，这种体制是“包容性体制”（inclusive institutions）；而历史上那些将失败或已失败的国家，无一不是因为体制恶劣，恶劣的体制是一种攫取性体制 (extractive institutions)，这种攫取性以榨干多数人的利益而为极少数人服务为目的。
　　体制包括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包容性的经济体制的主要特点是：保障私有财产（私有制）、创造公平竞争环境（保证个人创业积极性与法制）、鼓励投资和科技创新。包容性政治体制的主要特点是：政治权力分布广泛同时受到限制、有相对集中的政治权力确保国家基本设施教育医疗等的建设等等。作者认为，两个体制之间的关系是互为保障的，仅仅有经济包容性体制，没有政治包容性体制，经济发展没有持续性，经济的发展必定会停滞以致失败；政治包容性体制为包容性经济体制开路，并促使其进一步发展，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最终决定这个国家是否能走向繁荣和富强。
　　古往今来，作者们用种种例子说明攫取性体制是怎样压制人的创造性、积极性，从而使国家越来越落后；而包容性体制是怎样鼓励人的主动性，法律面前平等而保障人的私有财产权，从而保障了社会的进步、经济的繁荣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持续提高。“繁荣的马达是包容性的经济体制，这种体制不仅给人们从事自己愿意的、最适合他们才能的职业的自由，也提供给他们公平的场所和机会。那些有好主意的人能开始他们的企业，工人们到让他们的生产力最能发挥的地方去工作，不那么有效率的企业被更有效率的替代。”
　　本书用了一个有趣的例子来说明技术创新与攫取性体制的冲突。1583年一个叫威廉·李的年轻人从剑桥大学毕业后回家乡做牧师。当时的伊丽莎白女王要求每个人都必须戴一顶编织的帽子。威廉看到母亲和姐妹们每天都在编织帽子，想到编织帽子要花很长时间，他就琢磨是否能发明机器来编织帽子。结果，“我开始忽视我在教堂和家庭里的职责，我的机器和创造一个机器的想法吞噬着我的心和头脑。”经过六年的努力，1589年，他终于发明了编织机，他激动地去了伦敦，请求觐见伊丽莎白女王，想把自己的机器给女王看是多么有用，希望女王能给他专利权，防止别人偷盗他的产品。让他没想到的是伊丽莎白女王拒绝给他专利，并对他说，“你的目标很高尚，但是想想你发明的东西会对我的可怜臣民产生什么影响！你发明的机器会使他们失掉工作，让他们成为乞丐。”李搬到法国，希望法国能认可他的产品，还是不成功。回到英国后，他请伊丽莎白的继任詹姆士国王一世给他专利，还是被拒绝了，拒绝的理由是同样的。女王和国王害怕的是机器会使人们失掉传统的工作，会带来政治的不稳定，从而使自己丧失权力。编织机作为技术革新，既有带来巨大生产力的潜力，也有带来“创造性毁灭”的能力。
　　从宏观视角看世界的畅销书
　　作者认为，攫取性经济体制压抑创造性毁灭，因为攫取性体制的根本特点就是要保持现有秩序。能否激发“创造性毁灭”是经济体制的好坏的主要标志之一。包容性经济体制鼓励“创造性毁灭”的各种发明。美国的经济体制有巨大的包容性，所以近百年世界上的各种技术和发明大多都是在美国出现的。
　　两位作者不相信“好领导人”之说，他们相信体制的改变极为复杂，不是靠所谓“好领导人”就能完成，比如英国的光荣革命，日本的明治维新，博茨瓦纳推翻英国的殖民统治等都可为证。经济和政治体制是不停发展和变化的，英国和美国的例子说明这两个国家的体制是怎样逐渐演变，从攫取性体制向包容性体制转变的。美国的攫取性经济和政治体制，直到20世纪60年代的民权运动才彻底打破，英国的进步更是历史一步步斗争出来的结果。
　　这本书的宏观视角给读者提供了看世界历史和未来的不同角度。他们讨论的是大问题，而这样的大问题给决策的人、给关心社会和每个国家未来的人提供了不同的视角。这本书让我想到了另一本风靡了欧美知识界的书《枪、细菌和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Guns, Germs, and Steel：The Fates of Human Societies)，作者是加州洛杉矶大学教授贾德·戴蒙德。那本书讨论的是人类的文明史以及为什么有些文明幸存下来，而有些文明却已经消失了，文明的持续存在并不意味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我曾经几次在我的课上让学生读这本书作为参考。而《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一书，则帮助我们思考国家怎样可以走向繁荣富强的问题。
　　沈睿（博士，女性主义学者，现任教于美国海军学院外语系。）

再生型梯队与研究生培养
饶毅



对于研究生培养，我提倡的模式是：再生型。

其相反的模式是：退变型。

对于研究生导师来说，如何管理好自己的团队，是很重要的问题。建实验室，是要一个退变性的实验 室还是要再生型的实验室？是递减型的梯队还是倍增型的梯队？

这里主要针对实验学科的研究生导师，比如生命科学、化学、实验物理等。这些学科基本都是一个导师带着一个小型研究梯队（实验室、课题组），学生是研究梯队的骨干力量。

传统中国文化造成一个不良习俗，年纪大的喜欢管年纪小的，职位高的喜欢管职位小的，掌握决定权 和资源者喜欢管不掌权者。再加上目前一些社会风气的影响，大学里很多导师很喜欢做管别人的老板。

我很反对老板模式。当导师把自己放在管别人的位置上且希望别人都听话时，整个梯队容易出现退变、递减。

退变性的模式原因可能多样，包括导师的知识结构、能力、眼光、习惯等。这样的导师和领导者在选人和支持人的时候，常喜欢“听话”的人。中国有些地方招聘的时候，看重应聘者是否听话、不喜欢有主见的人。以这样的文化、靠这种眼光选出来的人，将来也常变成学生不如导师、教授不如院长/所长。对于自然科学研究的梯队，退变性的梯队不是最好的运行模式。当学生都不如老师的时候，梯队难以越做越好？

我最早对这个事情起反感，是在美国的时候，一个华人告诉我，一定要管学生、让他做你要他做的事情。对于这句话，我很不以为然。研究自然科学的教授，希望学生在这个梯队里的作用完全是和教授互动，推动实验室不断更新、不断向前。我希 望研究生要在两三年内，能表现出比我强的部分。如果他一来的时候就比我好，我当然更高兴。如果他一开始不显得一定比老师好，但有这个潜力，我也很高兴，而且支持他在两三年之内，某个或者多个方面超过我。

自然科学所探讨的问题和解决的办法，当然包括老师想到的问题和办法。但最有趣、最重要的，是我们没有想到的，还有一小部分是我们想到但无法解决的。如果一个学生加入实验室，都是做老师想到的东西，或者是技术上都是老师会的东西，我 会觉得很无趣，课题组进展也会很慢。

每个领域都会形成一定的固定思维，还有由于能力有限、时间有限，老师了解的东西就有局限。我敢说这句话是因为我实际上认为我了解的东西很多，特别是在生命科学相当多的领域，我的知识面不能算窄，而且不是很浅。但是，我常常明显感觉 到自己不够。

我觉得自己不够，就希望学生比我厉害。一个课题组在招学生的时候，应该看他是否思维活跃，是否在某个地方有特长。

对于再生型梯队来说，学生前期是老师支持多，后来明显是学生对梯队积极影响多。在希望建成再生 型而不是退变性梯队这一总体思维下，招学生带学生，方式就和退变性的不一样。

我自己的学生中，每过一两年会发现有学生比我聪明很多。我就会很高兴有优秀的学生，高兴到他们 骂我的时候我不吭气。这样挑选和支持的学生有些不同于其他实验室。

对于申请进我的实验室，我先用email跟 他谈，问他为什么感兴趣，要把科学讲清楚。一般的学生不能经受三次这样的来回，因为当第三回合讨论到具体问题时，很多学生没有去搞懂科学，只是一般性谈天。

中国和有些亚洲国家文化中培养一些确实学生，不要自由，喜欢琢磨老师。对于不相信他有自由、专门希望听话的学生，在我实验室待着很无效率。有过一个韩国人揣摩我的心思，到最后还是揣摩不到，因为我没有什么特别心思，我的心思就是希 望他有思想、有能力。这个人做实验的时候，把不符合预期的结果都丢掉，我发现了，他的结果全部不用，重新让人做。他也从来没有和我联合发 表过论文。另外有个韩国人就很好，靠自己扎实的工作。

我发现中国有一批学生很厉害，这些学生不一定是原来考分很高的学生，考分高的学生有厉害的，也 有不厉害的。2003年我在北京招了两个学生，他们都是考分在中间的学生。 刚来时他们和其他学生一样说一些虚无缥缈的东西，我就问他们到底对哪些方面感兴趣，要提出可以做的实验。这两个学生后来发展相当好。当时我实验室还没有完全运行，我把一个学生放在科学院一个人的实验室。那个老师很聪明而且很会做，所以他对很多学生要求很高。他对我这个学生意见很大，告诉我负面意见。等我实验室开始运行的时候，这个学生回来了，我自己观察，发现事实上这学生很行。

我回到中国的时候我的研究方向改变了，我以前做神经发育的分子生物学、细胞生物学，来北京后我 决定换一个课题，因为原来课题做了十年，我想试试看能不能做新的课题，从可以观察到的行为，看其神经机制、分子机理。很多题目、有些方向，是学生提出的，我参与讨论和判断。如果老师只要听话的学生，实验室就少了新的研究方向。再生型实验室有利于学生成长，也促进实验室长远发展。

除了使全面型的学生发挥才能外，也要让有偏才的学生有发挥的空间。我实验室有一个技术员，他多才多艺，体育、音乐都很好。他跟他太太是同学，太太博士毕业了，他还是技术员。他太太去美国做博士后，他跟着去，一般的老师都不要他，觉 得他是个纨绔子弟。他在我实验室一开始做简单的分子生物学，提取DNA。 他做得极差，做了几个月，人家都不要他做了。我说换一件事，有一个直观的实验，是做神经的发育。我请他试试。他很快就上手，第一个结果其实很模糊，但他兴高采烈。我支持他继续做下去，没过多久就出成果了。后来他在《Nature》 以第一作者发表了论文。

年轻老师可以注意，不要觉得某个学生一个方面不行，其他都不行。生命科学至少分四类：DNA和 生化，电生理和成像，遗传，生物信息。做这些需要不同的能力。有些人这几类都行，多数人只是某些方面比较强。所以当学生在某方面不行时， 你给他换一个课题，说不定会发现和用到他的特长。

对年轻的老师还有一个重要的事情。应该鼓励学生做你不会做的东西。一个做实验科学的人，新开实 验室的时候常将自己的研究限定在自己会做的实验，等学生来了你只要带他们做，这很自然。但这个自然的想法并不全面。学生做课题或提出课题 的时候，你应当支持他们，包括支持他们到外面学，支持他们买仪器。学生实际上给实验室带来的是新的思想，新的技术，使你的实验室成长。因为整个领域都在发展，一个实验室要进步、要真正发展的话，一定会有新的东西是你不会做、还有你不知道的，要支持这些带来新东西的学生。否则，限制学生的结果，减慢实验室发展。

对于学校、学院的研究生工作，有几个政策，可能要跟我们一起推广一下。首先是应该提倡轮转制 度，招生不按导师招，学生进来后在课题组轮转，轮转后再定导师。这听上去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但推行起来不容易，多数单位导师不愿意，习惯于以前小作坊带徒弟的方式。因为按导师招，导师就没有竞争的压力，导师对学生的权力很大，有时权利过大，有些单位连研究生结婚都要导师 签字同意。其实谁赋予老师管学生结婚的事权力啊？学生进了实验室以后导师辅导他的学术，导师应该是不具有答辩委员会的投票权，要求回避投票表决。导师和研究生会存在潜在的冲突。如果学生认为学业完成了但导师不让他毕业，怎么办？应该有独立于导师的委员会来裁决。目前中国体系内，研究生导师的利益常有人保护，但也要保护学生。

我的观点是对学生好，就是对老师好。用再生型模式的话，老师要支持、鼓励学生，发掘学生的才能 和特长，提供智力环境、给学生创造条件，使他得到发展，能力得到发挥。

我认为中国大学的教学需要很大改革。其它学科我不知道，但在生命科学，凡是我看过的研究生教 学，除了少数课程在少数地方是好的以外，大多数都是不好、甚至极其糟糕。我认为解决的方法之一，就是要有轮转。导师没有必然的学生时，就 可能有压力要教好研究生课，这是导师吸引学生的途径之一。如果一开始就知道这个学生是跟某个导师的，导师教他一个就是了，而不愿意教别的 学生。这跟“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是 相反的，中国的导师现在对于教课、教育研究生出现了一个怪现象：“我不希望为人人，所以人人也不为我”。 你不愿教其他老师的学生，所以也就其他导师不教你的学生。

部分导师比较重视研究，对开研究生课程则不大在意，以为教课是浪费时间，逆“磨刀不误砍柴工”常识而行。今天的听众是年轻导师。我鼓励大家开课，开好的研究生课。有些年轻老师 以为要年资高的人来做，说他们有号召力，有影响。其实年轻的时候去做这些事是很好的，很可能比年资高的人还好。有些人可能知道科学院有个 课是我和科学院的老师十年前开的，最近得了科学院教学的最高奖。但是建立这门课的时候，我还是副教授。我积极做教学最开始其实是在美国华 盛顿做助理教授时，当时学校并没要求我教学。我与另外两个美国人当时年轻气盛，都觉得自己懂得最新的东西，而学校其他课不够好，我们就一起开课。我们教的是选修课，当年却成了全校上课人最多的研究生课。2000年 在科学院开课，当时科学院没人愿意教课，我们教了以后，反馈很好，没参加教课的老师也都知道这门课，因为这批学生后来在实验室的表现也很 不一样。他们在实验室讨论科学。如果每年有200个 学生来听课，只要有20个学生能显出不一样来，就算成功了。对于这门课本身，到现在已10年了，我觉得应该可以被革命掉了，应该有更好的课替代它。10年不被革命，不是这门课好，而是后来的年轻导师，没有起来花力气，推翻这门十年前可以说好的、而现在不够好的课。

要鼓励学生参加学术活动。因为中国的研究人员的研究生涯特别短。以前那种在国内做科研工作，后来做上院士的模式对现在的青年导师极不合适。因为当时国内环境很差，要花五年、十年建实验室，得到支持也难，所以他们有一大部分的时候不 是花在科研上，等到稍有一些成就，就可以做院士，还有很多时候去做行政，所在整个研究的时间可能只相当于外国的几年。迄今为止，很多国内的研究人员可能不到国外十年有效的研究期，这样的话能够达到的高度和深度就都很有限。顶戴花翎来了以后，又被要求去做很多其他事情，整个 学术气氛没有起来。

没有学术气氛的一个简单的表现是，我观察到国内绝大多数的教授、研究员常规性不听学术报告。我希望大家在推动学术活动上多用心。国内的学术会议学生是可以去的，但有时国内的会议是不体面的会议，是政治会议，不是学术会议。这时候需 要老师保护学生，当你有经费的时候（现在有经费的导师很多），应该把学生送出国去参加学术会议。我在国内实验室里的学生和技术员都有多次 出国参加会议的机会，不仅他们自己得益，也给实验室带来各种信息。

老师们做的工作，教学，科研，对学生的支持，都反过来会支持老师的发展。



（2009年5月25日，复旦大学中青年导师培训会）

独立性的防火墙|k街观察31

李华芳





我在《加图研究所的独立性》一文（南方都市报，6月29日）讲到过柯克兄弟起诉加图研究所的故事。柯克兄弟试图从股份上占据绝对优势，从而使加图研究所可以为他们的政治性目的服务。因为柯克兄弟本身虽然是私人企业家，但有明确的政治诉求和公开的政策议程，尤其在资助茶党运动方面居功至伟。



而柯克兄弟认为加图研究所在政治诉求方面不够积极，特别是加图研究所既批评共和党政府，也对更激进攻击奥巴马这也是为什么在其中一位创始人去世之后，柯克兄弟按照加图研究所设立之初的特殊股权架构，希望回购股份以获得绝对优势。但问题恰在于如此一来，加图研究所的独立性就会受到影响，其可能会被决策界认为是柯克兄弟的一枚棋子，而不是一个独立的智库。所以加图研究所试图维持独立性，反对柯克兄弟回购股份，也由此，柯克兄弟提起了对加图研究所的诉讼。



加图研究所的独立性问题实际上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因为今天的智库几乎不可能采用当时的股权框架来构建董事会。加图研究所成立于1977年，一开始在堪萨斯城注册，创始人包括查尔斯·柯克、大卫·柯克、爱德华·克瑞恩、以及尼斯·坎南等人，这些人各自拥有加图研究所这个组织的股份。在美国成立一个企业或者非政府组织一开始都要“incorporation”，即便是非政府组织也要在设立运行后再向国内收入服务局（IRS）申请免税资质。所以坎南死后，柯克兄弟看到了利用股权回购深入控制加图研究所的机会。查尔斯·柯克试图在董事会中提名增加自己的心腹，从而引发了加图研究所独立性问题的一系列后续争议。



但是细究柯克兄弟与加图研究所的争议，不难发现两者其实在重要的公共政策建议的大方向上差不多。主要的差别在于加图研究所更倾向于基于自由至上主义视角的跨越党派利益的研究，而柯克兄弟则希望在即将来临的总统大选中将奥巴马击垮，所以要求智库在打击奥巴马政府的各项政策上多出力，只是这要求与研究的关系并不是太大。更重要的是，尽管有一些激进的研究者也不避讳政治攻击，但大部分智库学者会避免有针对性的政治攻击。所以加图研究所独立性问题的本质还是避免过度政治化的问题。



只是这个避免政治化的议题恰好因为股东中有政治倾向很强的柯克兄弟在内，于是就将组织框架和资金来源问题一并囊括进来，交织在一起了。不过好消息是加图研究所和柯克兄弟已经和平解决争议，达成和解了。和解声明主要处理了其中的组织框架问题，因为资金来源上柯克兄弟已经不是加图研究所一家独大的支持者了。加图研究所2011年全年收入中超过80%来自个人捐赠，而柯克兄弟仅在其中占很小的部分。



而在组织框架上最重要的一步是取消了股权结构，将加图研究所彻底交给董事会。当然，这不可避免包括重新改组董事会。爱德华·克瑞恩将不在担任CEO也不在董事会认知，新的CEO是约翰·艾里森（John Allison）是前美国BB&T集团的老总。作为一项妥协的结果，查尔斯·柯克也将退出加图，而大卫·柯克将会留任。大卫·柯克也会指定另外三名董事，而新上任的艾里森将指定另外两名董事，整个新董事会将由12名成员组成。



这对加图研究所而言，是一次脱胎换骨的调整。尼斯·坎南已死，查尔斯·柯克和爱德华·克瑞恩退出，尽管大卫·柯克留任，但新董事会改组后，加图研究所的创始人们对机构几乎已经没有影响，而且柯克兄弟对加图研究所的影响力也被极大削弱。这个新的加图研究所会带来怎样的新气象目前还不得而知，但加图研究所为维持独立性，避免过度政治化，不惜与出资人对簿公堂的故事，倒的确表明了智库本身对独立性的珍视。



这个故事也启示智库界，尤其是对那些新设立的智库而言，要维持独立性，就应该尽早设立“防火墙”来防止出资人的影响。“防火墙”包括组织架构的设计、董事会的组成、还有资金来源的多样化等，重在避免“一家独大”以影响独立性。

暴雨天出租司机加价的治理机制
　　黄少卿
　　
　　7月21日，北京下了一场“60年不遇”的暴雨。在这天，有的出租车司机将原本价格约为100元的路程抬高到400元，引起了乘客不满，也引来网络热议。最近，北京相关部门表示要对雨天多收费、拒载等违章行为加大查处力度，并要对“7·21”特大暴雨中坚持运营的受损车辆采取免费检修、相应减免驾驶员承包金额等措施。
　　到底该怎么看极端天气下出租车涨价的问题？
　　一种较盛行的“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观点是：这种极端天气下，司机车辆损坏乃至人身受到伤害的风险大增，因此，司机出于补偿风险损失的考虑提高价格“合情合理”；而接受这个价格的乘客也是自愿的。两厢情愿又各得其利，这种好事有何不可？
　　这种观点的逻辑是，自由议价带来更好的社会福利后果。按这一逻辑，何止暴雨天，即便平日，由司机和乘客就特定情形的运送服务进行议价，也应是比目前政府部门的标准化定价更合理的定价方式。然而，纵观世界各城市的普通出租车服务，大多采取的恰是政府部门（或出租车行业组织）标准化定价模式。根据笔者的查阅，即便在人们看来市场经济自由程度最高的国家，如美国和欧洲的主要城市，也几乎概莫能外。
　　并不是自由签约原则在出租车行业被抛弃了，“奥秘”在于，执行自由议价会产生经济学家科斯所说的“交易成本”。首先，为了“撮合成功”，乘客和出租车司机将不得不把大量时间浪费在寻找交易对象上；其次，既是自由议价，一般只有司机和乘客两方知道事前的议价结果。倘若运送过程中，或到达目的地后，任何一方突然不承认事前的议价，要求抬高或压低价格，必将引起纷争，甚至不得不向第三方求助。事后道德风险引发的纷争和冲突以及为此设立第三方协调机构，都会带来高昂的协调成本。
　　倘若长此以往，就会产生定价权向第三方让渡的现象。由于第三方无法证实双方事前议价结果，就只能试图评估出一个“公允价格”，以此为基准来评判调处。而“公允价格”的执行，便演变成了今天普遍盛行的由政府或行业组织强制实施的标准化定价。
　　标准化定价消除了搜寻成本，降低了协调成本，从而导致出租车行业交易成本大幅下降。按照经济学标准教科书的说法，供给曲线由此会大幅右移，这降低了市场均衡价格，而且带来需求量增加，从而推动行业规模扩张。当然，标准化定价也会产生一些问题，如忽视司机服务质量的差异，既抑制了司机在服务方面的创新举措，也可能诱发司机服务态度的恶化。不过，和前述高昂的交易成本相比，这一损失是很小的。另外，设立投诉电话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司机的服务态度。
　　这样一种定价权利从司机和乘客手中让渡出去，由政府相关部门或行业组织掌握，并通过政府的强制力保障实施的模式，实则是出租车行业中司机与乘客进行交易的一种特殊合约形式及实施合约的特定机制。司机和乘客对这一合约的接受并遵守，并不因天气和路况变化而改变。
　　由此，再来分析暴雨天北京司机的加价行为。首先，出租车司机的加价属毁约行为，不但得不到法律保护，且使该司机在这一特定交易上丧失了合法的特许经营权，与黑车无异。如果这种加价能够被容忍，那任何加价行为都可以找到合理的理由，从而瓦解现有的一整套合约形式和合约实施机制。在这个意义上，也许加价带来了短期的社会福利的增加，但从长期看，其带来的社会福利的损害无法估算。
　　其次，这种加价真的是双方“自愿”并能不折不扣执行的自由签约吗？答案是不一定。原因在于，无法解决事后的道德风险问题，而恶劣天气只会强化而不是弱化道德风险。譬如，假如出租车中途进水熄火，司机无法将乘客送达目的地，乘客以此拒付车资；或车行到中途，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且大雨瓢泼，此时司机提出要加价。而司机和乘客再次相遇概率极低，可以约束道德风险的声誉机制很难建立。若日后遇到恶劣天气司机就可自主加价，不知要诱发出多少司机与乘客的冲突。
　　第三，加价能带来暴雨天出租车行业效率提高吗？有人认为允许司机自主加价会增加供给，能更快地把滞留乘客送达目的地。这种说法同样因忽视了交易成本而不成立。如果司机无法控制乘客的事后道德风险行为，那么加价很可能竹篮打水一场空。考虑这一点，除了那些自恃身体占据优势或偏好风险的司机外，其他司机并不会因能加价就冒大雨出车。
　　第四，我们可以罔顾暴雨天那些出车了的司机所面临的额外风险吗？当然不能。那么，如何对他们面临的风险进行财务补偿？
　　这里应明确一点，司机并没有义务在恶劣天气下以损害车辆乃至人身的方式送达客人，不愿承担风险者，自然可停运回家。出车或不出车，不过是司机个人基于风险和收益的评估所进行的商业决策。把任何一方归为有“良心”而谴责另一方没有良心的说法，都是有“道德绑架”嫌疑的无稽之谈。
　　对那些愿意承担风险的司机，可考虑以下两种补偿方式：（1）政府管理部门强制要求出租车运营公司向保险公司购买司机的人身险和车辆财产险，并将购买保险的成本分摊进出租车服务价格，一旦出险，由保险公司进行赔付。据了解，当前国内各大城市的出租车运营公司几乎都未购买相关保险，换言之，目前出租车服务价格中的确没有包括与极端天气有关的风险补偿金。（2）政府管理部门强制要求出租车行业组织建立针对司机的风险补偿基金，基金的筹集可采取出租车服务价格附加的方式，即以一定附加率（譬如千分之五）进入日常出租车服务价格。那些在符合标准的恶劣天气出车的司机，可根据其提供服务的凭证向基金管理者要求风险补偿。如果出现了车辆或人身的损害，也可按相关规定运用基金来赔付。
　　有人会说，出租车司机在暴雨天加价正是风险补偿的一种方式，而且，允许司机和乘客就风险补偿进行自由议价，有利于交换信息，发现不同风险情形下的合理补偿价格。这个观点大可商榷。原因在于两点：第一，目前国内出租车行业存在严格的准入管制，竞争程度很不充分，形成了垄断供给的局面。这导致乘客并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因而可能出现加价偏高。第二，由于自由议价无法克服事后道德风险，出租车司机运营过程中可能遭遇乘客的“不履约”。司机必然会考虑这种违约风险，导致加价进一步提高。偏高的加价必然加重乘客负担，并缩小其选择余地，这恐怕才是乘客不满的真正原因。
　　从经济学视角分析市场行为，还应运用成本—收益分析框架，过度的道德诉求无益于厘清认识。而进行成本—收益分析，也不应只把眼光盯住价格信号。认为市场机制仅仅是价格，这显然忽视了上世纪70年代以来经济学的最新进展。市场本质上更是各种期限长短不一、形式多样的合约，以及确保这些合约得到实施的机制。忽视了“交易成本”的作用，我们根本无法逼近市场的真实运行。因此，讨论暴雨天出租车司机的加价，同样要从治理机制入手，去理解出租车行业的合约本质，进而分析政府的管制，了解出租车运营公司、司机和乘客的利益协调机制，才能帮助我们找到理解暴雨天司机加价现象及其社会后果的答案。（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副研究员）

或并入新闻出版传媒企业或改为内部出版物
报刊编辑部转制非公资本不得进入
（ 2012-08-07 ） 稿件来源： 法制日报政府法治
　　
本报记者胡建辉

　　新闻出版总署近日发布《关于报刊编辑部体制改革的实施办法》指出,原则上不再保留报刊编辑部体制。对现有报刊编辑部,区别不同情况实施不同改革办法。同时明确,报刊编辑部转制不得有非公有资本进入。
　　办法适用于所有经新闻出版总署批准从事报刊出版活动、获得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但不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报刊编辑部。按照办法规定,应转企改制的报刊出版单位所属的报刊编辑部,一律随隶属单位进行转企改制。

3个编辑部可合成1家企业

　　办法明确,党政部门、民主党派、人民团体、行业协会、社会团体、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主管主办的报刊编辑部,并入本部门本单位新闻出版传媒企业；本部门本单位没有新闻出版传媒企业、其主管主办的报刊编辑部有3个(含3个)以上的,经新闻出版总署批准,可合并建立1家报刊出版企业；主管主办报刊编辑部不够3个的,并入其他新闻出版传媒企业。
　　对于党政部门、民主党派、人民团体、行业协会、社会团体、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主管主办的用于指导工作、面向本系统发行的报刊,一律改为内部资料性出版物,仅限于在本部门本系统内部交流,不得征订发行,不得刊登广告,不得拉赞助和开展经营性活动。
　　对于不适用上述改革办法的报刊编辑部予以停办,对违法违规出版情节严重的报刊编辑部予以撤销。对停办和撤销的报刊编辑部,由新闻出版总署注销其报刊出版许可证。
学术期刊编辑部体制不再保留

　　办法针对科技期刊和学术期刊编辑部体制改革提出,原则上不再保留科技期刊和学术期刊编辑部体制。现有科技期刊和学术期刊编辑部均并入新闻出版传媒企业,或转为期刊出版企业。
　　对于高等学校主管主办的学报编辑部,并入本校新闻出版传媒企业；或转为期刊出版企业；也可并入其他新闻出版传媒企业或专业性期刊出版传媒集团公司。
　　对于科研部门主要承担专业学术领域工作指导、情况交流任务的期刊和高等学校校报,一律改为内部资料性出版物。
不得有非公资本进入

　　办法明确,国家有关非时政类报刊出版单位体制改革的各项政策适用于所有报刊编辑部体制改革。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在报刊编辑部转制或合并建立报刊出版企业中,不得有非公有资本进入。
　　报刊编辑部停办和撤销的,按照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由主管主办单位负责做好人员安置、资产处置和债权债务处理工作。制定专门的人员分流安置办法,采取多种渠道进行安置,并优先考虑在本部门本单位内部进行安置；经协商一致自谋职业的,由主管主办单位兑现经济合同、接续社会保险关系。
　　办法强调,报刊编辑部的主管主办单位具体负责所属报刊编辑部体制改革工作的组织实施。在实施改革过程中,要始终掌握对主要干部的任免权、重大事项的决策权和报刊内容的终审权,确保正确导向。

小贷公司的出路
张化桥

小贷行业的根本利益不在于持续的高利率，而在于提高负债率，增加业务量，减少目前能力闲置的状况。如果政府真的希望帮助中小企业获得资金，并降低他们的利息负担，那就必须打通银行与小贷公司的路径
　　今天，中国的小额贷款行业充满了商机。千千万万的小微企业不仅需要小额贷款行业，而且需要它强大、稳健和高速成长。

　　但是这个行业正在傲慢与偏见的笼罩中痛苦挣扎。而它的挣扎就是中小企业的挣扎，就是中国的挣扎。

　　规则制约

　　自从2008年小额贷款行业被政府认可，全国已有4600多家小额贷款公司开业。但是，至今它们的总贷款余额只有5000多亿元，占全国金融系统贷款额的比重不到1％，相当于半个兴业银行或者半个华夏银行。

　　这几年，银行虽然也做了一些小额贷款，但是除了少数银行（比如民生、招商、包商等），多数还停留在装模作样的阶段。何以为据？目前，小贷公司的放款利率高达25％甚至更高，而民间借贷的利率高达30％甚至50％。这件事本身足以证明金融机构对中小企业的贷款需求不关心。我们必须相信供求关系。很多人说民间借贷的利率被人为地炒高了！这是无知的话。因为，资金需求者不是傻瓜。

　　目前，小贷行业缺陷很多。根源在政策和法规有过度限制。具体如下：

　　首先，每家小贷公司只能在一个很小的业务范围之内（比如一个县或区）经营，这就加大了经营风险。有些小贷公司的客户全部是铜厂，有的全部是纺纱厂，有的全部是皮革企业，或者大部分是香蕉农场。这是非常危险的状况。

　　其次，绝大多数省市对股东资格有很荒唐的规定: 股东必须是有三年盈利的本地企业和个人，且每个股东的持股比例上限为20％或者30％。前者无异于闭关锁国，后者则增加了小贷公司的经营难度。

　　小贷公司一般只有1亿到2亿元的注册资本，要找到10个以上志同道合的股东很不容易。结果是，很多发起人股东请他人代为持股，担惊受怕。这样做有风险，也犯规。

　　那些不愿意 (或者不敢) 找人代持的发起人股东很快也发现，他费很大的力气申请牌照，张罗生意，承担风险，最后只有20%或者30％的权益。公司做好了，其他股东不感谢他；出了问题，大家责怪他。所以，发起人股东没有足够的积极性，更不敢有长远的打算。

　　现在，多数小贷公司只做短期打算：他们聘请六个到八个员工，发放20笔到40笔大额的贷款，便无所事事。他们能真正帮助小微企业吗？既然我们的制度不鼓励长期打算，谁能怪罪这些人？

　　如此下来，中国可能重蹈农信社经营不善的覆辙。这60年来，农村信用社最大的失败就是股权过于分散，结果谁也不关心和维护信用社的利益。而且，政府不允许它们跨地区经营，它们也不需要竞争，结果，就形成了一个个弱不禁风的小垄断。

　　股东太多，没有一个强大的主心骨，那些农信社实际上成为低效的全民所有制企业。西方的投资银行即使破产了好几回，在需要纳税人救援之时，还要每年给每个高级管理人员几百万美元, 甚至几千万美元的奖金！如此荒唐，根子就在股权分散，股东缺失。

　　有的中国监管者辩解说，如果不限制小额贷款公司主发起人的持股比例，他的权力会太大，容易发生关联贷款，或者卷款逃走。其实，只要股东控制实际业务，不管他的股份是20％还是60％，权力都同样大。如果想卷款逃走，持股20%的股东的可能性反而更大，因为他的股比太低，诱惑太大。

　　小微金融机构万不可走农村信用社的老路，而必须在竞争中成长壮大。监管部门要允许小额贷款公司跨地区经营、竞争、 兼并。只有在这个基础上冒出来的赢家才有生命力。

　　但现在, 监管部门不允许小额贷款公司把利润留存下来增加贷款的发放。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小额贷款公司的成长。事实上，利润与注册资本区别不大。而增资扩股的程序之复杂, 足以让企业管理者发疯。

　　第三，政府部门给小额贷款公司规定的负债率上限是0.5倍。而银行的负债率是10多倍，信用社实际上更高（特别是把他们的坏账剔除之后）。其实, 即使监管当局允许小额贷款公司从银行和市场上不受任何限制地获取贷款，也不等于银行会无限制地提供贷款。政府应该把这个决定权交回到银行，交回到市场。其实，现在很多小贷公司连0.5倍的负债率也没有。因为，即便政府允许他们借债，也不等于他们能够借到钱。

　　第四，小额贷款公司不仅要支付获取牌照时的巨大行政费用，还要缴纳5.5％的营业税和附加费用（而且不能抵扣付给银行的利息成本），另外要缴纳25％的所得税。在监管上，小额贷款公司受到这样和那样的监管，而民间借贷业者则不需要牌照、不缴税、不受监管。这使小贷公司的竞争力受到影响。如果温州的小微金融机构生龙活虎，哪里还有地盘留给高利贷业者？

　　监管者普遍担心小贷公司的风险控制。但事实上，只要坚持“小额，分散”的原则，小贷公司的信用风险非常小。因为，你应该相信大数定律。三年来，小贷公司整个行业的坏账率还不到1％。而小额贷款行业不吸收存款，也就谈不上系统性风险或者骨牌效应。

　　尊重市场细分

　　小贷公司最大的社会责任就是利润最大化。这听起来似乎太残酷。但这实际上意味着，小贷公司的社会责任是要为金融上的弱势群体提供一个可靠的、坚如磐石的融资平台。

　　为此，小贷公司必须做到利润最大化，使自身强壮。否则，小贷公司的经营不善，不仅使需要钱的弱势群体无处融资，也将失去老股东的支持，并导致新股东（和资金)不再进入。显然，政府应为小额贷款公司提供各种支持。

　　但现在全国很多小贷公司的实际放款利率高达35%甚至50%！表面上，他们收取的利息是基准利率的4倍，不违反规定。但是，他们用账外账收取很多额外的利息和费用。问题根源不在小贷公司本身，而是当前的利率管制和政府在资金流向弱势群体的路上设立的种种障碍。基本的供求关系告诉我们，关税高了鼓励走私，税收高了鼓励逃税，资金市场也是如此。

　　全世界很少像中国有这么宽的利率区间。我国的老百姓把钱存在银行，利率低达1％到2％，银行放款的实际利率7％到9％，PE投资者和各种非银行金融机构收取20％到30％，高利贷的利率高达50％。这种状况持续已久，还会持续更久！

　　而这种畸形的根源在于利率管制。它牺牲了资源配置的效率，伤害了中国经济，纵容了低效率的投资，鼓励了腐败行为。

　　我们必须接受市场细分的理论。期望大银行十分关注小微企业贷款，那是不现实的。大银行官僚主义严重，决策程序冗长，成本高企，弯不下腰来。这是普遍的事实，中外皆然。

　　小微企业必须依靠小微金融机构，主要是信用社、小额贷款公司、担保公司和村镇银行。此外，民间借贷本身是合法的，长期以来它也对社会和经济起到了巨大作用。

　　政府不要指望银行大量发放小微贷款，而要允许甚至鼓励银行贷款给小贷公司, 然后由小贷公司直接贷款给千千万万小微企业。市场分工就是如此。对银行来讲，这样才是真正的风险分散。

　　而小贷公司都是普普通通的企业，它们中管理不善、偷税漏税和贪婪等问题也十分严重。但是，小贷公司的问题就跟中国任何其他行业一样，不多也不少。不要因为你发现了几个烂苹果，就说这个行业坏透了。

　　因此，公众和政府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抛弃傲慢与偏见，公正对待小额贷款行业，推行政策改革。

　　小贷行业的根本利益不在于持续的高利率，而在于提高负债率，增加业务量，减少目前能力闲置的状况。所以，小贷行业跟中小企业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如果政府真的希望帮助中小企业获得资金，并降低他们的利息负担，那就必须打通银行与小贷公司的大门。

　　归纳起来，可从四点着手：一，把0.5倍负债率上限提高到2倍；二，鼓励银行购买小额贷款公司的贷款资产包；三，鼓励信托公司为小额贷款公司发行信托产品和投资基金；四，鼓励银行跟小额贷款签订助贷协议，实现社会分工。

　　作者为广州万穗小额贷款公司董事长、资深投资银行人士

十本鼓舞人心的企业家自传
作者：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 卢克?约翰逊


对任何正在创业的人来说，最鼓舞人心的书籍是企业家自传。企业家自传比任何管理学教科书或自助手册都令人振奋，因为书中的内容是真实的。这种成功的企业创始人的自传，鲜有文笔优美的，通常也很肤浅——其中许多几乎只是加强版的企业宣传册。但其中最好的一些故事可能具有启迪和指导意义。此外，署企业家自己名字的自传，始终比任何传记都更可信，即便企业家请枪手代笔时也是如此。

我在过去几十年间阅读了数百本企业家自传，其中许多都自吹自擂、别有所图、令人生厌。但我在这里推荐的这些，全都在我经商生涯的不同时刻鼓舞过我。另外，如果有人希望理解企业家的动力是什么，并希望研究各路大亨是如何发达的，我在这里为你们推荐我最喜欢的十本企业家自传。

●雷?克罗克(Ray Kroc)的《麦当劳之父的创业冒险》(Grinding It Out: The Making of McDonald's)：一个52岁的男人如何购买了一家汉堡店、然后将其发展成为全球最大快餐帝国的传奇故事。提醒一下，麦当劳首先是一家出售特许经营权和房地产的企业，其次才是一家餐饮企业。

● 大卫?奥格威(David Ogilvy)的《一个广告人的自白》(Confessions of an Advertising Man)。这位电视剧《广告狂人》(Mad Man)的原型人物讲述了奥美(Ogilvy & Mather)的历史，以及自己经营这家曾经的全球最大广告代理公司的职业生涯。与许多企业家不一样的是，奥格威是根笔杆子。对任何从事市场营销行业的人来说，这是一本必不可少的教科书。


● 詹姆斯?戴森(James Dyson)的《超越可能》(Against the Odds)。戴森是一位让吸尘器发生重大变革的发明家。他制作了逾5000个原型机，耗时14年，才制造出首个双气旋吸尘器。这本书讲述了戴森的坚持，无休无止的诉讼，以及他的设计理念。

● 戴维?帕卡德(David Packard)的《惠普创始人论惠普成功之路》(The HP Way: How Bill Hewlett and I Built Our Company)。这位惠普(Hewlett-Packard)的联合创始人讲述了硅谷是如何诞生的，以及自己是如何参与创立了全球最大科技企业之一的惠普。这本小册子不仅仅是一部企业发展史。在书中，帕卡德还阐述了自己的管理哲学、创新的信念，以及对企业在社会中应扮演何种角色的看法。

● 汤姆森男爵(Lord Thomson of Fleet)的《在我60岁之后》 (After I Was Sixty)。罗伊?汤姆森(Roy Thomson)原本是加拿大一位还算富裕的电台老板。在他60岁那年，妻子去世，企业合伙人退出公司以投身公共事业。于是汤姆森来到苏格兰，创造了一个庞大的媒体帝国。他收购了《苏格兰人报》(The Scotsman)、《泰晤士报》(The Times)、《星期日泰晤士报》(The Sunday Times)以及无数家出版社，创立了苏格兰电视台(Scottish Television)和汤普森假日(Thomson Holidays)，并率先在北海油田投资。如今，汤姆森家族是加拿大最富有的家族，控股汤森路透(Thomson Reuters)。一个奇人，一段奇事。

● 《卡耐基自传》(Autobiography of Andrew Carnegie)。与奥格威一样，卡耐基是一位在美国发了财的苏格兰移民。他在19世纪晚期创立了世界上最大的综合钢铁企业，把它卖给了摩根大通(JPMorgan)，然后将自己巨额财产的一大部分捐了出去。

● 奈杰尔?布罗克斯(Nigel Broackes)的《A Growing Concern》。布罗克斯开始是一位房地产开发商，后来创建了一个传奇的企业集团Trafalgar House。在其巅峰时期，该集团是英国最大的公司之一，旗下有丽思酒店(Ritz)、《每日快报》(Express Newspapers)、冠达(Cunard)、多家建筑公司以及大量房产。

● 罗亚尔?利特尔(Royal Little)的《如何损失100万美元以及其它宝贵建议》(How to Lose $100,000,000 and Other Valuable Advice)。这是一本非常棒、但不落俗套的书。该书作者主要通过收购创建了德事隆集团(Textron)。利特尔也通过一系列短的章节，解释哪些交易成功了，哪些交易很糟糕。这本书语言平实，内容独到，令人受益。

● 山姆?沃尔顿(Sam Walton)的《美国制造》(Made in America)。这是一本白手起家者的典型发家史——书中这位白手起家者，就是创建了全球最大零售商沃尔玛(Walmart)的沃尔顿。这本书以轻松的笔调，详细描述了美国阿肯色州一位破产农民的儿子，是如何创建了一家如今年营收超过4500亿美元、拥有200万员工的企业。

● 《查尔斯?福特自传》(Forte: The Autobiography of Charles Forte)。意大利移民查尔斯?福特花了30年时间，从一家饮吧店主做到了全球最大酒店集团的老板。对任何从事酒店行业的人来说，这是一本必读书。


本文作者管理着私人股本公司Risk Capital Partners，并担任StartUp Britain主席

企业捐赠下降 壹基金上半年筹款不足两千万
作者：张木兰 | 来源：公益时报


[导读]捐赠额是公益慈善事业发展最直观的指标之一，对于基金会而言亦如此。历经2011年的风雨洗礼，慈善劝募遭遇挑战。如今，各大基金会2012年上半年的“成绩单”已陆续出炉，它们的筹款情况究竟如何？原因何在？其背后又是怎样的公益慈善发展景象？本期开始，《公益时报》推出“基金会筹款调查”系列报道，以飨读者。

基金会筹款调查（一）





注：2011年壹基金筹资目标仅完成66%.2012年筹资目标为1.1亿元。数据来源：壹基金2012年度预算草案


注：2006-2010年通过现任企业家理事所经营企业的渠道资源筹集的善款占总量的21%,2011年这一比例为24%。数据来源：中国红十字会李连杰壹基金计划与上海李连杰壹基金公益基金会成立至清算财务管理报告

　　个人捐赠同比增加，企业捐赠大幅下降

　　壹基金上半年筹款不足两千万 实现目标压力大

　　“通过了解几个大基金会朋友，知道2012年上半年，中国慈善捐款总额比去年同期大幅下滑。壹基金与去年持平，但筹款压力不小，我们心里压力不小。”8月23日，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以下简称壹基金）秘书长杨鹏在新浪微博上写道。

　　话出有因。

　　7月，壹基金2012年上半年筹款成绩单出炉。虽然筹款额与去年同期相比持平，但相对于今年的筹款目标，完成尚不足两成，这让秘书长杨鹏深感压力。

　　而实际上，几大公募基金会筹款情况并非“大幅下滑”.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秘书长涂猛告诉记者，到目前为止，青基会的捐赠收入为1.8个亿，上半年捐赠收入约为1个亿，2012年青基会的计划筹款总额为2.5个亿。他强调，“对于完成目标还是很有信心的”.

　　与青基会不谋而合的是，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2012年的募款目标也是2.5亿元。上半年，妇基会募款约7000万元，完成目标的近30%.妇基会秘书长秦国英表示，尽管如此，但下半年有固定的大额捐赠到账，“估算一下，完成筹款目标应该不成问题”.中国扶贫基金会情况相似，上半年筹款额超过8000万元，略好于上年同期。

　　筹多少

　　一个月前，壹基金一届五次理事会在深圳召开。跟上次会议，即今年1月11日壹基金成立一周年时召开的一届四次理事会不同的是，此次会议未向公众和媒体公开。除了壹基金的理事和监事外，列席会议的只有壹基金执委会工作例会成员，壹基金秘书处总监、副总监以及两位专家。记者在其理事会资料上发现，2012年上半年，也就是1-6月，壹基金实际完成的捐赠收入为1926万元。而2012年壹基金的年度预算捐赠收入则为1.1亿元，上半年完成了全年预算的17.5%.其中，个人类捐款为1136万元，企业类捐款不足800万元。

　　对此，杨鹏告诉记者，2012年壹基金的捐赠收入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散户的募款（个人类捐款）甚至高出去年同期水平，但企业的捐赠比去年大幅下降。同时，捐赠人数增加，但单笔捐赠的金额却下降。

　　实际上，除了2008年汶川地震捐赠激增外，壹基金（时为中国红十字会下设的专项基金“李连杰壹基金计划”）的筹款表现一直平稳。据壹基金当时的财务年报（从2007年4月19日至2008年4月17日）显示，一年时间，“李连杰壹基金计划”共筹善款人民币1067万元。

　　2008年5月12日的四川汶川大地震，加速了壹基金走入公众视野的速度。据壹基金2008年度财务管理报告显示，在5·12地震中，“李连杰壹基金计划”累计捐赠收入近1.2亿元。

　　而其从2007年4月正式发起项目到2010年初，总捐赠收入约为2个亿。也就是说，除了汶川地震外，壹基金三年募款约为8000万元。

　　2011年1月11日，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通过法定程序，在深圳成立。记者在《中国红十字会李建杰壹基金计划与上海李连杰壹基金公益基金会成立至清算财务管理报告》中发现，壹基金从成立之初至2011年12月31日近五年的时间里，累计捐赠收入约为2.97亿元。

　　在2012年年初召开的一届四次理事会上，理事们审议了壹基金2011年度决算案和2012年度预算案。

　　据《壹基金2012年度预算草案》（见图表），2011年，壹基金年度总收入约为1.09亿元，其中新筹资金3851万元。当年，壹基金的筹资目标为5800万元，实际完成66%.

　　花多少

　　在基金会成立半年后，2011年7月15日，壹基金在深圳发布最新战略规划，强调要搭建专业透明的公益平台，并明确提出了壹基金的公益愿景--尽我所能，人人公益。战略规划包括“一个平台+三个领域”,即搭建专业透明的公益平台，专注于灾害救助、儿童关怀和公益人才培养三大领域。

　　而据《2011壹基金年报》显示，2011年，壹基金在灾害救助领域安排项目资金近2781万元，儿童关怀领域项目资金约2659万元，公益人才培养领域项目资金约1012万元，三大领域支出合计约6452万元。

　　在一个月前召开的一届五次理事会上，壹基金回顾了2012年上半年的工作。灾害救助领域，上半年，壹基金该领域支出合计约770万元，下半年预算约1730万元。合计全年支出约为2500万元。儿童关怀领域，上半年支出约244万元，下半年预算约2056万元。合计全年支出约为2300万元。公益支持领域，上半年支出约403万元，下半年预算约1199万元。合计全年支出约为1602万元，较上年该领域支出高近600万元。

　　综上可知，2012年，壹基金项目支出计划约为6402万元，与上年基本持平。

　　为什么

　　筹款不佳对基金会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不但影响原有项目计划的实施，影响人才队伍的建设和培养，亦不利于基金会的平稳健康发展。

　　对于壹基金今年上半年的筹款表现，杨鹏认为2011年公益丑闻的辐射依旧存在，公众对公益组织的信任仍未恢复；其次，经济环境的不景气，让许多企业收紧腰包，减少了捐赠预算。“去年捐200万的，可能因为今年效益不好，就只捐50万。”据了解，2012年上半年，壹基金收到的来自企业的单笔捐赠在5万元以上的大额捐赠共15笔，总计捐赠765万元；小额捐赠企业为69家，共捐赠约29万元。

　　阿里巴巴集团企业社会责任部社会责任专家霍庆川认为，此外，机构延续传统的项目设计、传播推广、筹资募款方式，不能满足70后80后的公益需求也是捐款大幅下滑的原因。

　　目前，壹基金关注的领域依然是儿童发展、灾害管理和公益支持，但项目略有调整。儿童发展方面的项目有壹乐园、海洋天堂和孤儿温暖包；灾害管理主要联合救灾和备灾；公益支持的主要项目为典范工程。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认为，壹基金的几大品牌项目在公众中的知晓度还是比较高的。至于2012年上半年筹款效果不好，他分析表示，壹基金仍处于转型期，技术支持和宣传策略等环节上仍需调整。“作为公募项目，必须让公众完成捐款的过程非常方便，随时随地都能找到你，像免费午餐，无论在微博、淘宝还是官网上，都有捐赠链接。”

　　其次，他还认为壹基金的宣传不够及时，影响了项目推广和募款：“北京大雨这一次，壹基金救援团队的影响力特别大，报纸电视很多报道，壹基金就应该趁这个机会推广他们的救灾项目，来增加公众筹款。”

　　而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创新与社会责任研究中心主任邓国胜则从明星机构的角度分析，他认为企业为具有明星效应的机构捐款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粉丝型，“这种企业捐赠不求回报，但壹基金去李连杰化之后，明星效应变弱，削减了这部分捐赠”;另外一种是企业追求回报，有宣传需求，希望借助明星的影响力来扩大企业影响，但往往机构的明星效应太强，反而弱化了企业宣传。

　　同时，邓国胜也表示，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看重机构的项目和实际执行效果，能不能解决实际的社会问题。他建议，壹基金应该加强项目的执行能力，来吸引这部分捐款。

　　杨鹏告诉记者，在筹资方面，灾害管理类项目具有不确定性，而公益支持的项目又很难获得公众募款，“公众谁会愿意给你捐钱去支持其它公益组织发展呢？但典范工程是品牌项目，不做又不行。”杨鹏表示，儿童发展项目将作为壹基金的筹资重点。

　　怎么办

　　8月23日，杨鹏还在新浪微博上写下：“灾区孩子、残障孩子，需要大家出手相助。人人公益好平台，人民的基金会。请朋友们汇聚点滴捐赠力量，汇成民间公益之大海。”他希望以此为筹款尽一份力。

　　在壹基金一届五次理事会的资料中，记者发现，2012年7-12月，壹基金的筹资核心项目产品就是“温暖包”,重点筹资对象为白领和企业主。筹资渠道上，创始人和企业家理事的支持是非常重要的部分。
其中，马云、马化腾、李连杰将借助“天猫”、“QQ”等电子平台进行募款；马蔚华将配合进一步扩大招商银行爱心卡的宣传；李连杰还将配合壹基金和银联的合作，进行月捐宣传。

　　据了解，壹基金“温暖包”项目于2011年底开始实施，主要针对边疆贫困地区儿童。每个壹基金“温暖包”价值365元，其中含有抓绒外套、帽子、棉靴、围巾等保暖衣物和《爱心日记本》、《中国学生最喜爱的课外读物》等学习用品。

　　霍庆川建议，基金会应该苦练内功，招募人才，提高机构的募款能力；同时在项目上进行创新，以创新取胜；而对于辐射影响，他则认为机构应该注重信息公开透明，重赢信任。

美国的医疗“红包”

21世纪经济报道 肖汶

http://www.21cbh.com/HTML/2012-8-30/yMMDQwXzUwOTcyMg.html

不久前，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的研究人员在美国《自然》杂志上刊登文章称：糖有“毒”且成瘾，过量摄入糖类如同慢性自杀，建议像控制烟草一样控制糖。美国疾病控制中心的一份报告称，到2030年，42%的美国人都会超过肥胖线。接下去的20年内仅仅因肥胖导致的医疗费用就会达到五千多亿美元。糖在“催胖”美国人方面功劳不小。

由于糖农的强大游说攻势，光American Crystal Sugar一家每年的游说费用就以百万美元计，导致美国市场常年对进口糖实行严格配额控制。其结果是美国糖价远远高于市场价格，芝加哥那些做儿童食品的都跑加拿大或墨西哥去了。糖价贵了，没力气跑加拿大或墨西哥的食品企业就开始找便宜的替代品。他们找到了另一个强大的游说集团：中西部种玉米的大农场主。每五年国会讨论农业补贴法案期间，也是成千上百的组织前去游说的时候。加州伯克利教授Michael Pollan估计，在过去的十五年里，玉米农场收到了730亿美元的政府补贴。结果是美国有很多玉米，便宜的玉米被做成了玉米糖浆，为了使尽量少的玉米糖浆达到同样的甜度，玉米糖浆又被层层处理成浓缩玉米糖浆（HFCS）。美国几乎所有的包装食品都含有HFCS，一勺甜麦片入口，HFCS直冲肝脏。

你说HFCS有健康隐患，导致糖尿病？这里还有一个游说大户，玉米加工协会花费三千万美金打广告做项目，证明糖就是糖，HFCS不能受歧视。今年它又耗资几千万企图将食品成分表上的HFCS改名成简单的玉米糖浆，不幸被否决了。但是谁敢说HFCS不是食物，咱们国会的游说队伍里见！我和我邻居吃了那么多HFCS，糖尿病患者比例逐年上升，医疗费用居高不下怎么办？

在美国看病，价格高、手续复杂已不是新闻。一点小手术动辄上万美元，在每张医院账单背后，都是各方利益的争夺。据国会办公室和独立游说监督机构Center for Responsive Politics的资料，2008年至今，医疗业用于游说的费用超过了50亿美元，其中十大游说机构每年的花费就有一亿多。最有争议的恐怕当属全美医生协会（AMA）。很多人指责AMA通过严格控制行医执照来提高医疗行业的准入门槛，保证医生的高收入（亦即病人的高账单）。前几年各大超市陆续推出价廉物美的店内小诊所的时候，AMA就是有力的反对者。

直接游说只是争夺的一部分。据National Journal透露，在奥巴马推出全民医疗方案那短短一年多时间里，全美医疗保险计划（美国保险业的游说组织）把一亿多美元通过美国商会转移到各种反对新法案的活动中。利益争夺也在各个州内上演。马萨诸塞州是医疗改革的先锋，所以各方游说也异常活跃。

明明白白的规则，就这样在各方势力的拉锯战中制定下来了。这些百万、千万甚至上亿的数字中，以及由于利益争夺而导致的一路飙升的医疗费用中，这些我们不知不觉的“美国规则下的医疗红包”，同中国人塞给医生的红包区别在哪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