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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逻辑”、拼“速度”——东方梦工场开讲“中国故事”
来源：南方周末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朱强 发自：上海 最后更新：2012-05-11


梦工场动画和迪士尼的恩怨在美国本土已持续近20年，2012年它们又把战场延伸到了太平洋彼岸的上海滩。

2009年11月，上海迪士尼获中国核准；2012年2月，梦工场动画在上海成立东方梦工场。不同的是，前者经过了近10年的漫长谈判，后者不到一年就火线签约。

在中美电影新政之下，这两个老牌好莱坞电影公司的“醉翁之意”，并非仅仅34部进口大片那么简单。

美国梦工场动画CEO杰弗瑞·卡森伯格2011年第一次到中国和时任上海东方传媒有限公司（SMG）总裁黎瑞刚会面时，带了一个CFO和一个助手，共三人，动用了两架私人飞机，还有5辆奔驰轿车。黎瑞刚和同事们跟美国伙伴开玩笑：“你们这样花钱难道没有罪恶感吗？”

卡森伯格如今更多拥有的是成就感。2012年2月，梦工场动画终于如愿以偿，成功进入中国——在上海核心区徐汇滨江地带拿下近200亩土地，与世博园区隔江相望，拥有一千五百多米的滨江岸线。

梦工场动画的“中国门户”被命名为东方梦工场（Oriental DreamWorks），未来规划有两到三个剧场，众多娱乐设施，以“功夫熊猫”为主题的剧场秀也在紧锣密鼓地筹备。

东方梦工场并不是惟一落户上海的好莱坞豪门，2012年4月27日，抢滩中国已近三年的上海迪士尼乐园主体工程正式动工，并宣布将于2015年年底正式开园。

迪士尼与中方的马拉松式谈判长达近10年，终于在2009年11月收获了幸福，这令垂涎中国市场已久的国际传媒大鳄艳羡不已，包括屡屡碰壁的默多克。当然，其中故事也不乏缺憾——梦寐以求的中文电视落地频道，终局是镜花水月一场，而由此与迪士尼连袂携手甚至珠胎暗结的传闻，一度让中国的文化资本市场对黎瑞刚和他曾主持的SMG充满了各种猜测。

与远离市区的迪士尼大型主题乐园模式不同，梦工场动画定位于城市中心的娱乐聚集区，这种模式还将复制到国内其他城市乃至海外。未来，东方梦工场还将在上海建立技术研发及服务基地、动画工业园区，以及动画产业标准技术平台，带动上下游产业发展，并逐步渗透到家庭娱乐产业的各个层面。

中美电影新政下，东方梦工场首部动画电影基本确定在上海迪士尼正式开园后问世，究竟取材于哪个中国故事，黎瑞刚（东方梦工场CEO）和卡森伯格都视其为核心机密，三缄其口。

2012年3月19日，卡森伯格第三次飞赴上海时，20年来头一次坐上了民航班机。他正在逐步适应陌生的“中国逻辑”。

与迪士尼死磕！

与迪士尼长跑式的谈判不同，卡森伯格进驻上海，更像中了大奖——2012年中国农历龙年春节刚过，作为国家副主席习近平访美的积极成果，2月17日，华人文化产业投资基金（CMC）牵头中方两家公司与美国梦工场动画公司在美国洛杉矶宣布，在上海合资组建上海东方梦工场影视技术有限公司，中方控股55%，CMC董事长黎瑞刚则兼任新合资公司董事长、首任CEO。

总投资达245亿元人民币的上海迪士尼，被认为是“服务业领域规模最大的中外合作项目”，东方梦工场也不遑多让，未来5年将投资20亿美元，抢下中外合作最大文化创意产业项目的“投名状”。

卡森伯格是个才华横溢的好莱坞工作狂、精明强悍的犹太商人，创造了迪士尼动画的“黄金十年”，成为其当仁不让的接班人，最后却被诡异地扫地出门。这个至今“罗生门”式的故事，为迪士尼制造了一个最可怕的对手——从自立门户至今，他只做一件事——与迪士尼死磕！

梦工场动画横空出世，逼迫日益老化的迪士尼不得不出手收购史蒂夫·乔布斯一手创办的皮克斯动画公司。如今梦工场动画与迪士尼/皮克斯两分天下的格局，也改写了全球动画影业史。

“既熟稔好莱坞游戏规则，又沉潜于中国市场”，这是典型的黎瑞刚标签，并长期以来由默多克们口耳相传。能够说服黎瑞刚主持东方梦工场，年逾花甲的卡森伯格欣喜之情难以言表，他的中国之行，在各种场合都不吝发表对黎的溢美之辞，涵盖了诸如“幸运”、“奇妙”、“历史性”等夸张的定语。

第三次上海之行，卡森伯格与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上海市长韩正相谈甚欢；第二天他又马不停蹄地跑到北京，拜会了外交部部长杨洁篪、文化部部长蔡武、国家广电总局局长蔡赴朝，以及中影集团董事长韩三平。

仅仅一周后，上海迪士尼旅游度假区就宣布启动首轮人才招聘。

“迪士尼中国率先启动的主题乐园，没有做动画和发行，也没有落地频道，相当于移植了一半的商业模式。”面对竞争，CMC董事长黎瑞刚在内部会议上很淡定，“东方梦工场有自己的中国逻辑，首选动画电影，这是主题乐园和衍生品的源头，只要能够复制卡森伯格每部电影平均四亿多美金的业绩，就不会亏损，何况我们面对的是全球市场。”

东方梦工场目前已经有七个中国剧本同时运作，《功夫熊猫3》已进入到创意制作流程，按梦工场动画四年左右一个周期的制作节奏，极有可能成为其首次亮相的作品，黎瑞刚却希望另辟蹊径，再创造一部开山之作。此前卡森伯格津津乐道的故事是《神笔马良》，可在黎氏看来，熊猫“阿宝”的大热并不代表“马良”一定可以复制，后者“太拘泥于中国故事原型，必须要有颠覆性的创新，才能找到类似阿拉丁的感觉”。



梦工场动画（左）和东方梦工场（右）Logo

“我想进入中国市场”

东方梦工场的诞生，最初是无心插柳。

2011年6月，尚未“进入政界”的黎瑞刚突然接到一个简洁至极的邮件，不足20字：“我是杰弗瑞·卡森伯格，能和你通个电话吗？”

当时，《功夫熊猫2》再创票房奇迹已毫无悬念。其创造者卡森伯格与黎瑞刚素无往来，而后者长期以来被诸多好莱坞巨头视为中外文化交流的信使。直到看到邮件签名“梦工场动画”的字样，他才想起老朋友WPP广告传媒集团主席马丁·索瑞尔（Martin Sorrell）某天深夜在邮件中提过此人。

卡森伯格单刀直入：“我想进入中国市场，想了很久，希望你能帮助我。”

黎瑞刚心不在焉，当时他根本没有任何援手的意愿。

“动画电影从制作、发行，到衍生产品、现场秀，再到做主题公园一系列完整产业链，真正吃透打通的，全世界也找不出几个人，我就是其中之一。”卡森伯格继续展开攻势，“迪士尼是来赚钱的，我来中国不仅仅为了赚钱，比如《功夫熊猫》就是中国元素成功的典范，很多传统的中国题材可以被发掘出来传播到世界。”

说辞温情款款，黎瑞刚则善意地提醒对方，进入中国不能过于乐观，文化产业的特殊性造成的政策体制不配套，曾使不少雄心勃勃的敲门者铩羽而归，即便如迪士尼也折腾了上十年。

挺进中国大陆市场，卡森伯格绝非一时心血来潮，作为迅速崛起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最大的新兴影视市场，中国早已被好莱坞视为遍地黄金之所。自2008年起两季《功夫熊猫》票房内地近8亿元人民币，北京奥运会的“庞大”，也的确让美国人“没有想到”。北京、成都等地方政府均抛出橄榄枝，在2011年游历并确定将《功夫熊猫2》首映式放在成都之后，卡森伯格甚至计划在成都的天府广场搭建一个全球最大的IMAX巨幅银幕。

仿佛拧紧的发条，卡森伯格几乎每天都有邮件或者要求电话讨论。

黎瑞刚对动画领域并不陌生，风靡全国的《喜洋洋与灰太狼》系列电影，经其一手发掘和推广，成为迄今最成功的国产动画电影，他还主导了SMG旗下炫动卡通的改制和上市筹备。

国内动漫产业一直处在“能发展”和“难发展”的矛盾中：动漫产业受到政府政策扶持，为其引进国际巨头，可以面向全球市场，避免因国内市场尚处于初级阶段而造成的恶性竞争，以及低质作品低价收购的恶性循环；但这种“中国制作、全球市场”的模式，尽管为业界共识，却鲜有成功案例，同时又有衍生产品没有形成规模、盗版猖獗、电视台采购价格低廉等现实问题存在。

就电影形态而言，动画和真人电影区别明显，后者的波动性大：剧本优劣、演员和导演的拍摄状态等不确定因素很多。黎瑞刚仔细研究了梦工场动画出品的23部动画电影，“总票房95亿美金，平均每部进账四亿多美金，除了创业初期一两部不太成功之外，其他基本能保持较高水准”。

梦工场成功的商业模式最终打动了黎瑞刚，而他也从来不是一个瞻前顾后、拖泥带水之人。

2011年11月初，当卡森伯格第二次来华访问，并逐一拜会文化部、国新办领导时，双方的合作已经基本敲定。官方新闻稿显示，卡森伯格表态，“梦工场十分重视中国市场，愿与合适的中方机构探讨建立合作事宜”。而他此次北京之行的幕后推手即为黎瑞刚。



“在遵守中国逻辑的前提下，赚大把的钞票。”卡森伯格（右）最终听从了黎瑞刚（左）的提醒。

“谈而不破”

如果把迪士尼跟上海谈判的这10年看作“好莱坞的谨慎”，那么梦工场动画不到一年就敲定，得益于“中国速度”。

卡森伯格和黎瑞刚并不是所有事情都一拍即合。

“谈而不破”是黎瑞刚危机处理的底线，每当梦工场动画与中方团队的谈判接近崩溃时刻，黎瑞刚就提醒卡森伯格揣摩一个问题：“你是要在遵守中国逻辑的前提下，赚大把的钞票，还是继续捍卫美国好莱坞的那套游戏规则，而眼看着机会溜走？”

如果有两种市场，一个是市场，另一个就是中国市场，而后者是独特的市场，与俄罗斯、印度的逻辑不一样。“你必须要听我的，要么就别谈。”

2012年春节前，双方进入到最为关键的项目投资协议书谈判阶段。黎瑞刚已经在政府就职，常常白天忙于公务，晚上带着当时仅仅五人的CMC团队起草文本，讨论财务模型，开越洋电话会议，全体团队成员连续通宵达旦；由于担心谈判破裂造成巨额损失，他们没有聘请国际投资银行和顾问公司参与，自己制作财务模型。卡森伯格完全是跨国公司的范儿，一个由高盛、Centerview（森特尔维尤公司）等投行和律师行组成的专业团队为其打理各项事务。

可问题就出在财务模型上，双方的底牌相差甚远。基于对未来中国市场的预测分析，卡森伯格将梦工场知识产权估值8亿美金，将版权、品牌和卡通形象等打包授权给东方梦工场，从而占有绝对优势比例的股权，CMC则认为估值过高，无法接受，谈判陷入僵局。

为此，黎瑞刚指派总经理李怀宇带领CMC团队赴美国洛杉矶，经过数次艰苦谈判，基本达成共识，梦工场总裁兼财务总监承诺只等卡森伯格签字就大功告成。不料，后者再次推翻了之前的协议。

“CMC团队在洛杉矶通知我，方案被重新否决了，我只告诉他们四个字，谈而不破！”黎瑞刚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的特点，是把你逼到绝境，你真的无计可施，他也就接受了。如果觉得这个事情在中国没有穷尽，那他还要拼到底。”黎瑞刚之所以表现强硬，缘于其已经预感务实乐观的卡森伯格不会轻言放弃。

春节将至，距习近平副主席访美的日期也越来越近。

洛杉矶时间2012年1月15日晚，正在贝弗利山美国电影金球奖颁奖现场的卡森伯格收到一封很长的邮件，这是黎瑞刚发起的最后攻势。仪式结束后，又是长达三个小时的拉锯式谈判，一边是两人在越洋电话里你来我往，另一边是驻守在美国梦工场总部的CMC团队在现场面对一群美国高管和律师的唇枪舌剑，矛盾的焦点集中于四个问题，3∶1，卡森伯格最后屈服了三个。

长期与好莱坞及国际传媒巨头打交道的经历，包括在CMC基金平台做项目的经验，黎瑞刚发现两个规律：合作一定要找决策程序简单的公司；必须把公司和公司的合作简化为个人间的合作。跨国公司决策程序非常复杂，部门互相牵制，包括各种内部的法律问题，往往耗时甚巨。CMC操作的第一个投资项目——新闻集团旗下的星空卫视，就存在这个毛病。

“好多人来谈，伦敦、纽约、香港，可很多事情都搞不定，我和老默说再谈下去我没信心了，你指定一个人跟我谈，直接跟你汇报，中国是个非常独特的市场，你要用独特的方法。”

“后来合资公司成立了，我说你得找个人坐在我董事会里，这个人职位高低没关系，只要我在董事会上说的话，他有办法即刻向你汇报，你yes or no通过他告诉我就可以了。也许这个人在整个新闻集团里职位并不高，距你老默多克要差很多级别，可这个中国项目可以直接向你汇报，这就好办了。”

星空卫视在获得CMC投资后第一年即扭亏为赢，预计将在两年后实现上市。

卡森伯格一人控制着梦工场50%的投票权，黎瑞刚就像和老默合作一样把这笔生意谈成了，甚至素来强势的前者还不惜放弃了新公司的控股权。

在黎瑞刚的坚持下，卡森伯格也最终同意将设在中国的合资公司置于和美国总公司同等地位：定位中国，面向全球，位于洛杉矶的本部是定位美国，面向全球。在这个架构中，中国公司不再是类似梦工场设在印度的一个制作分部，而是一个独立的平行的真正有话语权的公司，就像飞机的两个引擎。

非零和游戏？

尘埃落定之后，2012年2月，卡森伯格邀请黎瑞刚到梦工场的洛杉矶总部考察。黎瑞刚发现了其中的秘密：“梦工场动画每一个动画脚本，都要花一到两年时间打磨。有专门的编剧团队，也有外聘人员，很多剧本在同时推进，不像国内有的动画公司，制作一个剧本几个月时间就‘大功告成’。”

进入制作环节后，质量和创意控制系统更加严苛，在一到两年的时间里，影片会被持续不断地修改，《功夫熊猫2》的电脑制作过程甚至超过了两年。

“有十到二十几次的审片，有内部人员也有外部的，涉及到很多行业。包括各种测试，比如每隔几分钟，观众要笑一次，或者必然产生一次情绪反应，如果没有，这个桥段就要被毫不犹豫地修改。经过不厌其烦地审片修改，观众反馈的效果越来越好，其标志就是笑点卖点层出不穷。”黎瑞刚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卡森伯格的这套动画创意和质量控制系统令访问者大开眼界，“它也许不能保证每部片子大红大紫，却可以让梦工场的每部作品维持一个基本水准，不会亏损，投资当然也容易成功。”

梦工场动画有两千多名员工，其中电脑工程师多达400人。每天梦工场动画制作产生的海量数据不断冲击世界顶级的芯片和处理器，有对最前沿的3D技术进行的不间断测试，影迷才能在影院享受到梦幻般的视觉效果。

美国梦工场独特的生产模式，使黎瑞刚深受启发。经他牵线搭桥，上海联和投资公司（以高新技术产业为主要投资领域）成为参与东方梦工场项目的三个中方公司之一。黎希望依托上海联和IT产业的研发能力，复制美国梦工场的技术优势。

与迪士尼的竞争，黎瑞刚否认是一场零和游戏：“对上海来说，出现了两个竞争者，多了一个吸引游客的地方，可以产生经济学所说的集群效应，就像洛杉矶、奥兰多、东京这些城市，既有环球乐园又有迪士尼，完全有可能双赢。”

上下互动，促进政治体制改革——本刊座谈会摘要

杜明明 整理

2012年第5期 炎黄春秋杂志


　　编者按：4月5日，本刊召开座谈会讨论政治体制改革问题。李锐、何方、袁鹰、郭道晖、顾骧、江平、吴明瑜、冯健、蒋彦永、胡德华、陆德、钱理群、张宏遵、孙旭培、王彦君等编委和作者，以及本刊编辑部工作人员参加。下边是发言摘要。
　　
一、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与途径

　　杜导正：最近两个月，温家宝同志三次发表加紧促进政治体制循序改革的讲话，特别是3月14日在“两会”中外记者会，他突出地集中谈了政治体制改革的紧迫性。他说，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党做出了《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实行了改革开放。但是“文革”错误的遗毒和封建的影响并没有完全清除。随着经济的发展，又产生了分配不公、诚信缺失、贪污腐败等问题。我深知解决这些问题，不仅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而且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特别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否则，“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每个有责任心的党员和领导干部都应该有紧迫感。
　　3月26日国务院会议上温家宝更尖锐地说，执政党最大的危险就是腐败。反腐不成功，政权的性质就可能改变，就会人亡政息。
　　我认为温总理向我们大声疾呼，呼吁大家都来参与刻不容缓的政治体制改革。纵观历史，古今中外历次大的体制性变革基本上都是自下而上的，上下结合完成的。温家宝的讲话是自1980年邓小平倡导开展政治体制改革以来，中央再一次发出的紧急呼吁。
　　我们作为入党多年的老同志，也是对祸国殃民的“文革”悲剧有着切肤之痛的过来人，应该对这样的主张有所呼应，上下结合，把滞后了的政治体制改革在党和政府领导下有序地加速推动。
　　李锐：我认为我们党实际上是一个农民党，毛泽东是一个农民领袖。大家知道，胡绳最后一篇文章就是写毛泽东是个民粹主义者，他是真正研究了党的历史。这就是我们最有名的历史学家胡绳得出的结论。党继承了毛泽东的传统，一个人说了算。
　　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我都向党中央进言，要求尽快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实现宪政。今年要开十八大了，这个意见我还得提。
　　我认为，政治体制改革首先要大步推进党内民主。关于党内民主，我建议采取以下措施：
　　一、完善选举制度：1.党代表由党员直选，各级党委不得操纵，要让那些讲原则、有独立思考能力、党员拥护、敢发表意见的党员出任党代表；2.各级党委由差额选举产生，候选人至少应多于当选人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3.中共中央委员应当由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差额选举产生。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应当由全体中央委员差额选举产生。
　　二、实行党政分开。党政分开是邓小平同志1980年提出来的。时间已过了31年。十八大以后应当组织班子切实研究，尽快提出切实可行的实施方案、实施步骤和日程。
　　三、从中央到地方党组织，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许可规定的范围内活动。各级党委不得干预司法。现在由党内的机构，政法委统管国家的公、检、法执法机关，同“依法治国”的方针相抵触，其弊端日益突显，应当尽快废止各级党组织的政法委。
　　四、党内不同意见可以公开表达，党员有权公开批评党的领导人和党的政策。
　　五、党的领导人离职以后，应当停止他在职时的特殊待遇。废止领导干部在党、政、人大、政协四大机构轮流互相转任的现象，已经离职的领导人不得干预现任领导人的工作，不应当享受原来生活、保安等方面的特殊待遇。
　　现在我们这个国家叫中国模式，中国的经济世界第二，到底这个模式好不好？
　　我们这个模式出现了薄熙来事件，薄熙来打黑，其实是黑打。因为他有权，他就在重庆为所欲为，无法无天。所以我到现在，对薄熙来事件持坏事变好事的态度，大家对不改革的后果更清楚了。薄熙来事件彻底暴露，对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有好处，不改革党还会不断培养出薄熙来一类的人。他的问题不仅仅是一般的违法问题，而是企图让被全党彻底否定的“文革”路线死灰复燃的问题，是一场路线斗争。
　　何方：今天谈政治体制改革，但是政治体制改革是什么意思？我最近一直在考虑，因为对政治体制改革人们理解得不完全一样，官方的理解和老百姓的理解差别大。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化是两回事。什么党政分开，或者是政府机构改革，都不是民主化。我建议“炎黄”在这方面放开一些，就是要讲民主化。民主化首先一个基本要求就是言论自由，讲这些比起讲政治体制改革要明白。
　　1985年以来，世界上两个潮流非常强劲，一个是经济市场化，这个在20世纪90年代就已经完成了，全世界出现经济市场化。我们1985年开始经济市场化，大约到90年代中期基本实现了。第二个是政治民主化，政治民主化进行得不顺利，这个潮流我估计不会太久就会到中国来。所以我们不能轻视1985年以后两大潮流的力度。
　　那么政治民主方面，现在中国处于什么状态，我以为还是属于专制体制。现在不能说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就是民主化，这是两个范畴的事。政府机构的改革只是政治民主化的一部分。
　　江平：“文革”的发生有一个要素，是党权和政权高度合一。在邓小平同志搞改革开放的时候，特别提出来党政必须分开，这是我们政治体制改革向前进取的很重要的一步。现在不仅没有做到，比1989年还倒退了，很明显的倒退。1989年前，高等学校原来已经改成校长负责制，1989年以后又改回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这不是倒退吗？最近我们学校任命一个副校长，首先是教育部党组和教育部来任命，因为副校长要教育部批准，他要成为党委委员就要党组来批准，而且把党组还摆在了教育部的前头。
　　党政不分有四大弊端。第一，严重影响选举制度，因为党政权力不分根本没有民选，人大选举出来的多是假的。第二，严重妨碍了法治。我们国家现在并不是真的法治，我们是党治，以党治国。在党治的情况下，有走向法治的可能，但也存在着极大的走向人治的危险。所以现在法院、检察院、搞法律工作的，非常关心谁当党委的政法委员会的书记，这个书记主宰着政法工作，很可怕。第三，很多情况下会影响权力的透明度。第四，责任不清。本来是应该谁有多大的权力，谁就应该承担多大的责任，我们现在有权的人并不承担任何责任，没有权力的人反要承担很大的责任。
　　有的群众问：我现在到法院去告市委，为什么法院不受理？因为我们的法院只受理政府行政权力的违法行为，你告党委肯定不行。实际上就是党权过大。所以，政治体制改革不能回避党政不分的问题。
　　十八大的动向关系着我们的未来。很多人盼望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并作为我们十八大的一个方针，而且要落实到实际中，作为方针提出来。
　　顾骧：支持政治体制改革，支持普世价值观，我觉得很有必要，要有这个态度。我们现在强调政治体制改革，也就是宪政民主。李锐老写过“何时宪政大开张”，写了多少年了。我比较悲观，像我这个年龄是很难看到了，但是必然要走这条路。要达到这个目标，现在中心是政治体制改革，为什么？因为谈改革谁也不反对，但是我们非常清楚地看到有两条改革路线，一条是全面的改革路线，就是既改革经济，也改革政治，也改革思想文化，以人为本这种“人的现代化”的改革。另外一条路线就是只改革经济，不改革政治，甚至阻挠政治体制改革，1989年以后实际上政改已经停止了，倒退了。
　　一开始这个改革路线是以胡耀邦作为旗帜，牵头的。胡耀邦显示了他的良知和作为政治家的道德品质。有些事情毛主席定的但确实错了，当时有可能会按照过去那种习惯思维谈“旗帜”，扣上“反对毛主席”的帽子，也确实出了一条“凡是”的路线，就是说什么东西都要遵从毛泽东的。
　　1980年邓小平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就是限制一党专政，提出党政分开，不能以党代政。如果按照邓小平指的那个方向走的话，这30年我们会前进很多了。1984年12月20号开文联第四次代表会，耀邦在筹备会上讲话，当时文联、作家协会在组织新领导班子，有人给了一个名单，我们协会不知道这个名单怎么来的，就问耀邦“这个名单到底是指令性的还是指导性的？”耀邦说：“既不是指令性的，也不是指导性的，是无效性的！”他说，你们是一个群众团体，你们自己选谁就选谁。他甚至讲了民主党派，民主党派也应该这样，干部自己选。耀邦为了推动政治体制改革，迂回地从群众团体这个方面入手，进行了民主选举。耀邦下台马上就有人批这个代表大会，说把马克思主义者选下去，把自由化分子选上来。
　　陆德：对于薄熙来的事件，我们还要注意到另外一种反应，有些基层支持薄熙来。为什么，他们说改革开放30年，年年在喊反腐败，但没有一个地区真正搞过，这个说法值得反思。
　　我去年曾说，我们的经济转型喊了20年转不过来，当前的问题越积越多、越严重，如果不厉志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的改革，那么今后的局势将不一定是改革，而是“改革”与“革命”两者的赛跑和抉择。所以，我不太同意 “文革重演”的预测，当年“文化大革命”是从上到下，由中央牵头搞全面阶级斗争，最后是国家乱套；而如果是党风腐败，公信力丧失，政令不通，则是社会震荡，很可能是从下往上的乱套。所以，如果我们仍不注重政治体制的改革，这两种前景都要预测到。当前，我国的“维稳”费用已超过了国防开支，不得了啊！
　　据我的研究预测，我国到2017年，经济发展会遇到一个大的坎，或者大的冲击，有三条主要经济曲线将发生拐点，一条我们2017年人口红利趋于零（人口红利指的是年轻人的劳动力增长，比不过老年人的增加速度）；第二条曲线，如果我们在“十二五”规划内不能实现工资的倍增计划，贫富差距基尼尼系数将要逼近0.6，0.6这条线在经济学上称“动乱线”；第三条曲线，2017年附近我们的投资拉动转换效率将低于60%，投资这匹马也不行了。所以留给我们改革的时间和空间已经不多了。所以我们现在不能单纯搞经济体制的改革，近20年了，越来越推不动，我们应该马上解决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的问题，这是当前的主要矛盾。
　　胡德华：首先，我同意大家说的，支持政治体制改革。第二，我们这个党是造反起家的，造反就是无法无天，于是形成一种强大的惯性，想扭转这个惯性非常困难。第三，对政治体制改革，老百姓应当有话语权。这方面很不够。要是查过去的文件，没有文件赞成联产承包，后来通过实践，看到结果好，耀邦等人支持才搞起来。这也说明，大凡改革，都是从下往上推动的，再加上中央的支持，经济体制改革才会有今天的成果。
　　现在还有一个现象，就是权力和资本结合在一起，还说我们中国经济一枝独秀。但是付出的代价是什么呢，是我们的资源被掠夺，环境被破坏，还有我们的低工资，造成了贫富悬殊。再不改，真的来不及了。
　　有一次胡耀邦跟我们讲：我希望最终要把我们国家建成一个正常的国家。那时候我也不知道他指的“正常”是什么意思。今天我想，意思就是究竟是党大还是法大？实际上就是这么一个问题：到底是党大还是法大？
　　钱理群：改革开放以来提政治体制改革这个话题，第一次是1980年，邓小平讲得分量很重。但到1981年，出现了一些民间刊物，威胁了党的专政，所以刚一年就流产了。第二次是1986年，很认真地研讨政治体制改革，但发生“六四”又流产了。现在温总理提出，是第三次。
　　如果我们再扩大一点看，毛泽东时代也提过两次。一次是1956年提出“双百”方针，但很快变成了“反右”；另一次在“文革”开始时提到巴黎公社原则，好像有对国家体制做改革的意思，结果演变成十年浩劫。这里包含了非常深刻的教训：每一次政治体制改革最后都夭折、流产了，就是因为它触及了既得利益，到这个地方卡住，前四次都是如此。而且每一次止步紧接着是专政的强化，强化的结果造成了更大的矛盾，然后又提政改，成了一种循环。所以现在再提政改，要触及这个核心。
　　现在的形势有点像“文革”后期，几乎所有人都认为不能这样继续下去，需要变了，民间思想十分活跃，大家都在议论国事，全民关心政治，全面议论政治，这是很长时间都没有出现的事了。
　　政治体制改革的一种方式，是用“文革”的方式来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或者经济体制改革。在我看来，重庆模式实际上也是对当前问题的一种回应，比如腐败、黑社会等问题，但是他的解决方式是用“文革”的方式以黑打黑，抛弃宪法、法律来解决。这就危险了，你还不改革，矛盾积累越大，就会逼着老百姓选择薄熙来一类人，所以在我看薄熙来这类人卷土重来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冯健：我重读了邓小平1980年8月18号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关于党和国家领导体制改革的讲话。这个讲话已经政治局通过。31年过去了，讲话中提出的领导干部终身制、个人崇拜现象等问题，已经有了根本的改变；但是，还有诸如充分发扬人民民主，切实保证人民享有充分的公民权利，建立对领导干部的监督制度等等，进展还不尽如人意，政治体制改革使人有“路漫漫其修远兮”的感觉。政治体制改革是一篇大文章，我希望上上下下都来求索，发挥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张宏遵：其实政改我们不需要提什么新口号，把中央承诺过的，把有关文件拿出来，落实了就很好。现在是述而不作，说了不做，说得很好听，不去做。我们总得考虑操作者方面的可行性，在话语范围内操作，不用冒风险就可以做的事。
　　徐庆全：如何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我们可以从改革开放这30多年的历史找出一条路径。追溯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历史，改革进行最好的时候，往往是上下互动最好的时候。所谓“上下互动”，即是高层和民间都有同一个共识。一项改革决策的形成，有时候大多不是来自于中央的威权，而更多的是来自于民间的诉求。中央的威权呼应民间的诉求，而民间同样尊重中央的威权。改革的共识就在这样的互动过程中形成了。
　　现在，所有的人都希望变。不管是被称之为“左”还是被称之为右的人，也不管庙堂之高还是江湖之远，从“左”右到上下都有相同的呼声，当然在改革的路径上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温总理的几次讲话，呼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给我的感觉是一种来自“庙堂之高”的呼吁；而在“江湖之远”的民间，这种呼声则更加强烈。既然上下都有共识，为何政治体制改革还在停滞？我认为，就是缺乏一个互动的环节，即上层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调子有，有时候还很高，但还只是“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不动，不能与民间的诉求相互“动”，甚至还压制民间“动”。这样下去是很危险的。
　　吴思：政治体制改革是否应该搞？如何搞？在这样的大问题上，恐怕永远有不同意见。在今年这样的换届之年，从政策到人事，不同意见肯定很多，很重大。面对重大分歧，如何决策？
　　过去，毛泽东一言九鼎。邓小平不能一言九鼎，五鼎六鼎大概还是有的。现在，面对重大分歧，如果无法拖延不决，如果无人追求一言三鼎四鼎的特权，恐怕只能票决了。一言一鼎的票决。票决制代替一言堂和家长制，意味着政治体制改革已经逼上门来，不是想不想搞的问题。问题是，在什么范围内票决？每张票的分量是否相等？有没有更有效的办法？在我看来，目前的很多纷争，都是在这套规则交替的背景上发生的。
　　我希望十八大开成一个发扬党内民主的大会，按照党章规定，把重大问题提交代表大会票决，每张票的分量相等。有分歧很正常，如果像列宁曾经搞过的那样，在党代会上有主报告，还有不同主张的分报告，让不同主张在党内竞争，由代表大会裁决，那么，中国就迈出了党内民主带动社会民主的第一步。这是顺应历史潮流的历史性功绩。
　　
二、如何防止“文革”悲剧重演

　　杜导正：我觉得要看重的是重庆事件的本质，我看这不仅仅是个违法乱纪的案件，恐怕还涉及我国要走什么道路的根本问题。薄的唱红打黑，有一些正确的部分，但是他的实质、他的理念、政策和措施，基本是“文革”的东西，是毛泽东晚年专制，滥用权力，无法无天，随便侵犯和剥夺人权的路子。是要不要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市场经济和民主法制道路的问题。
　　重庆模式如果推广到全国，搞下去中国就又进入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下继续革命，整个的把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否定了。
　　袁鹰：温家宝总理讲防止“文革”悲剧的重演，分量是很重的。“文革”结束到现在已经35年了，尽管有不少的文章，不少的有识之士经常讲到“文革”，但是现在大多数人，不仅是年轻人，还有高层人士，对“文革”已经淡漠了，甚至有的人念念不忘地怀念“文革”。
　　我准备写一篇文章，从巴金建议建立文革博物馆说起。这个话到现在已经30年了，也有不少人响应，包括一些老同志建议建文革博物馆。巴金讲的是在全国都建立，到现在并未实现。有一个两个是民间建立的，内容不完全一样，是搜集纪念章、语录本之类的。有一个老同志曾经建议天安门广场毛主席纪念堂改成文革博物馆，我觉得这个建议正确，但是十年以内不会实现。
　　这个时候再来提巴金提的文革博物馆，很有必要。有人花上亿的公款吃喝旅游，有些区级的行政大楼，可以媲美天安门和人民大会堂，为什么不能建文革博物馆？像清华附中最早产生红卫兵的地方，那些女孩子把校长打死的北京师大女附中，至少要立一块碑。我自己的家庭也受到残害。我的老伴被单位批判反对毛泽东思想，她不同意《中国少年报》登毛泽东的文章就被批斗，到老落得一身的毛病。“文革”当中我们两人在单位中挨批斗，我的女儿在家里发高烧，回到家后才送到儿童医院。我女儿从此两条腿不能走路，现在已是人到中年，还是这样。我还不算家破人亡的，但一谈到“文革”化我就很痛恨。一次叶帅讲到，“文革”中非正常死亡1000万人。尽管从道理上来讲，不会再出现毛泽东这样的人，古今中外就这样一个人，但是另外一个形式的“文化大革命”会有的。所以我建议大家都写文章。我小时候在杭州读师范附属小学，学校为纪念“九一八”东北沦陷立着一块碑，我们每天进去就看到碑上的“勿忘国耻”四个大字。现在，如果文革博物馆建不成，建一块“勿忘文革”的碑，总可以吧！
　　郭道晖：关于“文革”悲剧重演，我认为已经没有“文革”全面出现的历史条件了。但是“文革”的某些元素可能出现，而且正在复苏。《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只否定了作为政治运动的“文革”，而并没有否定“文革”的思维方式。
　　“文革”的基本要素我觉得有三个方面，第一，以阶级斗争为纲。实际上是以阶级斗争为包装，以人为敌。第二，个人专制，对个人绝对的迷信。重庆唱红，这就是“文革”的早请示、晚汇报。第三，无法无天，踢开宪法、法律闹革命。1987年党的十三大后取消了凌驾于公检法之上的政法委员会，但是1989年以后又恢复了。
　　张宏遵：最近我正在整理胡启立同志1982年去看望叶帅时，叶帅的讲话，讲得非常精彩。主要讲党内民主问题，怎么样不重犯“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不再搞一个人说了算，怎么样在干部路线上有一个正确的选择。“讲话”具有很鲜明的特征。据叶帅的家人讲，这是叶帅有生之年最后一次就政治问题的讲话，今年正好是30年，对现在的形势有很强的针对性。
　　杨继绳：刚才几位谈了“文革”的几个要素，对我很有启发。我觉得“文革”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要素，即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毛泽东提出来的。毛泽东还有一句很重要的话：“资产阶级就在党内”。这两句话是“文革”期间最响亮的口号，也是“文革”期间（特别是头两年）群众运动的指向。在一个官僚特权社会，这两句话很有号召力。当然，老百姓不管你什么“资产阶级”在党内，只知道“腐败分子”就在党内。今天和1966年相比，执政党各级领导人的腐败程度严重得多，特权也严重得多。权钱交易、权权交易、权色交易散发的臭气，弥漫着、污染着整个社会。老百姓已经忍无可忍了。毛泽东逝世36年了，可能这两句话今天还有号召力。如果有人登高一呼，响应的人一定不会少。这才是“文革”重演的最大危险。怎样防止这个危险呢？关键是要解决党内特权、党内腐败问题。毛泽东用阶级斗争的方式解决问题，造成了灾难。不用这个方式解决，就得政治改革，解决权力制衡的问题。因为腐败和特权的根本原因是权力缺乏制衡。我记得孟德斯鸠说过：“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制约权力。”我的理解是，能够制衡权力的权力一定不是大权力领导下的小权力，而是与大权力相对等的权力。
　　权力制衡有不同的层次，不同的深度，到底能走到哪一步，不是寄希望某一个领导人是不是有魄力，是不是有胆识，而是看当时的社会合力。党的领导人是在社会合力的作用下行动。不仅仅是他应该做什么，还要看他能够做什么。
　　现在有多种思潮都想影响政治改革的方向。能够影响政治改革的主要是三种：一是回到上世纪50年代（即新民主主义），二是维持现状，即维持“中国模式”；三是搞宪政民主。现在社会矛盾这么尖锐，维持现状恐怕是不行了。现在只剩下另外两种力量在博弈。我觉得回到上世纪50年代不可能解决中国的问题。中国的出路还是宪政民主。我们要多发出宪政民主的呼声，尽可能把社会合力指向宪政民主。
　　
三、落实宪法，扩大言论自由

　　杜导正：当前，国内各种矛盾比较复杂，以此为背景，又发生了震惊全国的重庆事件。在这个大环境下，首都政治思想界很活跃，各种形式的座谈会都在强调政改紧迫性的问题，而上周有的媒体却发表评论，提出所谓稳中求进，其实就是维稳、维稳高于一切，把其他的声音叫做噪音、杂音，代表的是那部分不太同意政治体制改革的人。在不同意积极促进政改的人当中，有的属于既得利益集团是故意的，也有些人虽然知道要改但又担心有风险。不赞成政改的言论，实际上是想击鼓传花，把难题传给下一任，这是不负责任的。
　　针对当前的局面建议四条：第一，要彻底清除封建遗毒；第二，要彻底清算“文革”；第三，政治体制改革可以从党政分开着手，先改变党权过于集中的状况；第四，要给媒体松绑,让大家说话。总之，必须稳中求进，一味求稳是稳不住的，是要翻船的，只有着眼于进，而又在党的领导下循序改革才有可能稳住大局。我们党历史上这样的教训多了。
　　郭道晖：今年是我国1982年宪法诞生30周年，以此为契机，可以讨论怎样宣传宪政精神，怎样落实宪法的基本原则。特别是要落实宪法第35条有关于公民出版自由，结社自由，新闻自由，要推动落实就要有具体法律，但现在没有。其实上世纪80年代我在全国人大的时候，找我们去讨论过。但是后来上边说《新闻法》《出版法》绝对不能搞，一立法，公民就可以依法申请办杂志、办出版社，就不好管了。我希望新闻出版立法早日实现，这是可以做的。不能永远用所谓法规、规章、红头文件来限制公民自由。在纪念宪法30周年的时候推动此事，很有必要。
　　何方：我建议在言论方面更放开一些。要讲民主，首先一个基本要求就是言论自由。放开言论自由比起讲政治体制改革要直接。为什么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全世界民主化潮流那么强劲，而我们这里到现在还实现不了言论自由？我对国内政治形势的估计，民主化是潮流，《炎黄春秋》应该有所作为。政治体制改革到底是什么意思，我认为要强调言论自由。这个是民主政治的起码的、基本的要求。
　　孙旭培：《共产党宣言》诞生的160多年的历史证明，人类社会变革进步，要尊重人类已经创造的文明，有所创新有所进步。过去我们总是希望干一些与前人创造的制度文明思想文明“彻底决裂”的前无古人的事情，结果是把几亿人民投入完全没有把握的社会试验中。资产阶级创造的思想文明、制度文明不能一概抹杀，“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资产阶级提出来的，我国宪法上也有。政党也是资产阶级发明的，能决裂吗？决裂了共产党也没有了。
　　现在有人否认普世价值。人类文明的东西具有普世价值，我国宪法实际上承认了普世价值。宪法第3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自由。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但是毛泽东把言论平等置换成少数人专享的权力。他说，我国只准有无产阶级的自由，不准有资产阶级的自由；把资产阶级置换成用思想标准划分；确立言论上也搞下级服从上级，地方服从中央。经过这三个层面的置换以后，只有毛泽东一个人有言论出版自由。搞“文革”，刘少奇也没有言论自由。于是，你讲言论自由就被质问，你要什么自由？知识分子很少有勇气诉求言论出版自由。马克思认为“没有新闻自由，其他的自由都会成为泡影”。
　　因此，我认为，应该实行公共报纸为主体，简单说就是把党委机关报以外的报纸逐步变成直接对宪法和法律负责的国有民办的报纸。
　　钱理群：当下中国我认为有三大民间运动，第一个运动是维权运动，第二个运动是网络的运动，第三个是民间社会组织，这三大运动其实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动力，而且他们已经提出了他们的政治改革的诉求，第一是要求维护劳动者的最基本的权利，第二要求宪法的民主言论出版结社自由，问题是执政党如何看待这样一些诉求和民间的力量，是把他们看作是改革的动力，支持他们，引导他们，理性引导还是把他们看作改革的阻力作为打击的方向，我们政治体制改革是面对这样的问题，不是没有动力，如果把这种动力再打压，另外一种动力就很可怕，现在我们要确切搞清楚民主政治体制改革的动力，我们对动力采取什么态度，如何看待它，这是对执政党非常尖锐的问题。
　　谈到政治体制改革的路子，我主张三个方面入手。第一，我觉得还是要解决历史的旧案，可以马上给反右彻底平反，给反右彻底平反阻力不大。第二个就是言论自由，在网络时代，言论封锁实际上已经突破了，问题是敢不敢承认。第三个，网络时代的言论出版自由是必须解决的问题，我们的思想要跟上现代的传播技术。
张宏遵：现在中国的事情处在世界一体化的环境中。不光是经济一体化，政治、思想都在一体化，有很多东西对我们有用。台湾、香港也是炎黄一分子，台湾选举这个现象不可小看，可以请专门研究台湾的人对台湾的选举做些分析。越南也可以借鉴。香港选举也可以借鉴。越南同样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他们的四个一把手，都是差额选举的。可找专家写一点文章。

（责任编辑　黄　钟）

没有什么比中国和西方的对话更重要——访牛津大学教授提莫西·艾什
来源：南方周末
作者： 刘瑜 最后更新：2012-05-12

提莫西·艾什（Timothy Garton Ash）是牛津大学历史学教授，以对中东欧现当代史的研究而蜚声学界，他还长期在《卫报》开设专栏，是西方世界很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艾什教授最近主持了一项关于“言论规则辩论”的研究项目，并访问了北京。南方周末特约清华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刘瑜对其进行了访谈。——编者



“如果你不唱歌，谁会听你唱歌呢？”艾什说。他认为中国应当在气候变化等领域发出更多的声音，参与设定议程。

由于中国国内现在面临很多挑战，认为中国将于十年、二十年后取代美国成为世界领袖，这也是一种幼稚的预期。美国毕竟不是英国，英国只是一个岛国，而美国则是一个巨大的大陆帝国，拥有非凡的资源系统，即使它在衰落，也仍将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国家。

关于言论规则辩论

刘瑜：艾什先生，欢迎到北京来。您能介绍一下此次北京之行的主要目的吗？

艾什：我目前在牛津大学的一个重要项目叫“言论规则辩论”，试图探讨在一个所有人都彼此成为邻居的世界里，什么是言论的全球性规范。现在全球有20亿人能够上网，还有20亿人拥有手机，我们必须探讨什么是言论的规范。说美国有宪法第一修正案，所有人都应该遵循那个标准，这是行不通的。为此我创办了一个有13种语言的网站（www.freespeechdebate.com），在这个网站上，我们起草了一系列言论表达的基本原则，然后我们邀请不同的人就这些原则进行辩论。今天世界上没有什么对话比中国和西方的对话更重要，这是我来中国的原因。

刘瑜：您谈到“言论的全球规范”，可能有人会问，存在一个全球性的言论规范吗？即使是在西方，比如美国和英国，言论自由的边界也未必一样，比如美国的电视节目屏蔽脏话，但英国却并不如此。您如何看待这个观点？

艾什：你的看法完全正确，不是所有人要以同样的方式行事。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社区可能有不同的行事方式。但我们共同生活在一个紧密联系的“地球市”中——他们称之为“地球村”，但我更愿意称之为“地球市”，正如污染会跨越国界，金钱会跨越国界，信息和观念也会跨越国界，尤其是在互联网上。既然已经在交流，我们就需要探讨什么是言论的全球性原则。

在差异面前，大致可能有三种态度。一种是乔治·布什式的立场。这种看法认为，随着冷战的结束，美式自由资本主义已经胜利，西方有了对一切问题的答案，其他国家只需要买下这个药方就万事大吉了；一个相反的立场是亨廷顿式的立场，这种看法认为不同文明间有不可调和的冲突，它们只能是两条平行线，“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但对于一个联系越来越紧密的世界，这种立场是不够的。我们需要一种新的立场，所以我们起草了一系列言论表达的基本原则以供辩论。顺便说一句，我们的草案并不是“西方人的草案”，它的起草人包括中国人、印度人、中东人……所以它已经是一个多元文化的产物。

刘瑜：我参观过您说的网站，上面的确列举了一系列言论表达的规则。但是我觉得，人们倾向于在原则上相互同意，不过涉及具体案例时，分歧立刻出现。几乎所有人原则上都同意“对话中应彼此尊重”，但现实中能做到这一点却很难，比如中国现在互联网上，很多对话充满了恶毒的人身攻击。如果原则上的相互同意，并不能解决具体事件上的分歧，这种原则上的探讨有何意义呢？

艾什：你说得很对，言论自由的边界应通过对一些具体事件的探讨来界定。但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只停留在个案研究上，不确立一些基本原则，我们如何对个案做出判断？比如，明星的性生活这个话题，它应该受到言论自由的保护吗？我认为一个基本原则是：每个人都有权保护自己的私生活，除非这种私生活关涉到公共利益。有了这种基本原则，我们才能对一些具体案例做出判断。所以仅有原则是不够的，但仅有具体案例也是不够的，必须将两者放在一起。

刘瑜：您知道，言论边界在中国是一个热门话题。对于限制言论，人们有各种辩护，有一种说法我觉得很有意思，这种观点在中国有很大的市场，大意是：倡导言论自由，是因为我们相信观念的市场正如商品的市场，会形成优胜劣汰的机制，但我们怎么能肯定，好的观念一定会在“市场”上战胜坏的观念呢？如果是劣胜优汰呢？比如，我们有很“垃圾”的娱乐节目，也有含金量很高的“发现”频道，但垃圾节目的收视率远远超过“发现”，如果这是言论自由的后果，难道不应该限制言论自由、“干预市场”，让好的内容战胜坏的内容吗？

艾什：那么谁来决定什么是好什么是坏呢？

刘瑜：我不知道。也许有人可以回答，由政治的或宗教的或知识的精英，甚至民众自己，您知道，民众也可以通过民主机制来限制言论自由。总之，各种精英乃至民众，也许他们可以平衡观念市场运行的结果。

艾什：“观念市场”这种说法非常美式，但古典自由主义的看法是不同的。古典自由主义对言论自由的辩护，主要是几点：第一，我，作为一个个体，如何寻求真理？如果我不能获知所有相关事实和看法，我如何可能知道真理是什么？第二，我们，作为一个群体，如何实现治理？如果我们不能获知所有相关事实和看法，我们如何找到最好的公共政策？第三，我们如何创新？如果我们不能展开我们的潜能——其中往往包括说出在当时被视为“疯狂”后来被证明为事实的看法，我们如何保持创造性？这是为言论自由辩护的三大理由。但这种自由当然也是有界限的，因为自由不是无政府，但这种限制应该是人们商讨的结果，而不是强加的。

刘瑜：我同意您的看法，但还是想追问一下，如果在一个言论自由的环境里，质量低劣的言论战胜质量优秀的言论呢？尤其在文化发展相对落后的地区，煽情言论很可能比理性言论更有市场。

艾什：我觉得这不是一个言论边界的问题，而是一个社会的——尤其是媒体——结构和习俗的问题。如果仅让市场来决定言论的内容，那么公共领域很可能不够健康。这种情况下，也许应该做的不是限制言论自由，而是补充它。比如在英国，我们有公共广播电视台，像BBC那样。你知道英国每个有电视的人都要交“许可证费”，这是很大一笔钱，这些钱用来资助BBC，而BBC则有义务提供公平、信息充分、有教育性质的节目。这仅仅是一个例子，还有其他方法可以支持媒体来提供质量高的内容。顺便说一句，如果一个人就喜欢看垃圾节目，那是他的选择，没有必要用过于精英的态度来看待他。当然应该有积极行动，使愿意看高质量内容的人们有选择余地。

刘瑜：刚才您谈到言论自由也应该有边界，您认为哪些原则可以成为言论自由的边界呢？比如最近在美国有一个重大争论，就是关于选举资金的问题。在Citizens United v. Federal Election Commission判例中，最高法院以“言论自由”的原则保护公司或工会的大额资金助选，但有人认为这种言论自由伤害了平等。在您看来什么原则和言论自由原则一样重要、可以用以限制言论自由？

艾什：我们的言论自由准则草案，恰恰是回答这个问题的。准则草案从一个基本前提开始，即人们有权在所有领域自由表达自己并接受不同信息和观念，这也是《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9条的内容，几乎所有国家都签署了这一公约，包括中国。这是一个讨论的起点。然后在这个起点上，我们可以问，这意味着什么？

这意味着两个方面，一方是力量的培养（empowerment）。如果你是非洲一个快要饿死的农民，没有机会接触报纸或互联网，那么“言论自由”这个理论上的权利对你来说有何意义？所以言论自由不仅仅是一个权利问题，而且是一个能力问题。另一方面，使文明、得体的交流得以可能的言论边界是什么？然后我们就应探索言论的边界，比如隐私、国家安全、宗教……在这些个案中探讨法律可以接受的界限是什么，同时也探讨社区道义可以接受的界限又是什么。我们必须在这些关键领域分别探讨作出判断。

至于金钱，美国在言论自由方面的确是个榜样，但金钱今天也极大地扭曲了美国的言论自由。你提到的Citizens United判决认为，公司和个人拥有一样的言论权利。在我看来这是非常错误的，是对言论自由的扭曲。我认为言论自由，无论是作为权利还是能力，都属于作为个体的人，而不属于任何集体，也不属于公司。

刘瑜：言论自由的文化基础是宽容——没有宽容，人们很可能诉诸政府权力来压制他人言论。那么，这种宽容来自何处？您可能知道，中国文化并不十分推崇宽容，我们常常寻求“统一思想”，我们的政治和教育体系常常灌输一种观念，就是所有问题都有且只有“一个”正确答案，因为只有“一个”正确答案，那么对于其他答案，就应诉诸权力去压制。

艾什：你对中国文化的观察很有意思。我认为创新的历史——不仅仅是技术创新，也包括制度创

新——恰恰来自推翻“既有的智慧”。中国如果想从粗放型发展转轨到集约型发展，从适应性创新走向开创性创新，就需要突破“既有的智慧”。但这只是对言论自由的工具性理解。另一方面，人与人是不同的，我们得学会与差异相处。两个办法，一个让别人闭嘴，“你尊重我的禁忌，我尊重你的禁忌”，但问题是，如果把所有文化所有社会的禁忌加起来，那么这个世界上可以谈论的东西就很少了。另一办法则是，探索我们可以和平谈论差异的方式，种族差异，宗教差异，性别差异，政治差异……中国是一个充满多样性的国家，而且身处一个多样性的世界里，所以必须学会与差异相处。



艾什以中东欧转型研究名重士林，图为他的著作



艾什以中东欧转型研究名重士林，图为他的著作



艾什以中东欧转型研究名重士林，图为他的著作

关于“西方的危机”

刘瑜：现在我们进入下一个话题，也是您最近比较关注的一个话题。在《自由世界》一书中，您谈到“西方的危机”。您指的是什么危机呢？

艾什：古希腊有个说法：矜骄之后是灾难。在一定程度上，这正是过去20年西方的经历。1989年之后出现了一种“西方胜利主义”的氛围，但“矜骄之后是灾难”。无论是外交领域——比如阿富汗战争和伊战，还是国内政策——比如高债务问题和近期的经济危机，都说明了这一点。

刘瑜：那么，您认为这场危机是西方发展模式的危机吗？

艾什：我认为在下述意义上它是一个政治经济模式的危机：我们积累了巨大的债务，我们现在有逐渐老化的人口，并且给老年人允诺了丰厚的养老金，但是同时我们的经济增长率较低，丰厚的福利和低经济增长率不兼容。接下来的问题是，我们的政治体系是否有足够的弹性去解决这种危机？所以西方的金融资本主义危机最终将成为对民主制度的挑战。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则是，所有的事物包括权力都是相对的。所以很大程度上，“危机”并不是说西方衰落了——全球的生活水准几乎都在提高，只是西方之外的地区在经历更快的增长。美国的增长率是2%-3%，中国则是9%-10%。

刘瑜：关于欧洲近期的债务问题，很多中国人产生了这样一种困惑：西方之所以出现严重债务问题，是因为他们超前享受了太多福利；而他们之所以超前享受福利，是因为民主制“宠坏”了民众，所以过度民主是问题的罪魁祸首。

艾什：我认为那是一个完全错误的观点。事实上很多西方国家——比如北欧国家，既保持了相当的经济活力，同时又提供了相当的社会福利。

刘瑜：抱歉打断一下，北欧国家目前没有债务危机问题吗？

艾什：没有，绝对没有，它们的经济运行良好。它们有更高的税收，但也有更高的福利。我认为是具体的经济问题——极端的、还在增长的贫富差距——而不是民主制度，导致了目前的经济危机。为什么？因为一个百万富翁不会买一百万台电视机，但是一百万个中低收入者会买一百万台电视机，所以扩大的贫富差距实际上缩小了市场的有效需求。为了保持一个水平上的国内市场需求，人们必须有一定的经济安全感，也就是需要一定程度的福利保障。所以西方的福利制度，在某些案例中可能走了极端，但中国则可能处在另一个极端。也许双方都应该改革，走向一个更折中的路线。

刘瑜：刚才你讲到目前的“西方危机”是具体的经济问题，而不是民主的问题，那么您认为西方的民主制度有能力去解决这个危机吗？

艾什：我非常担心美国的情况。我认为美国政治体系的最大优势——其复杂的制衡机制——已成为其负担，因为这个体系里有如此之多的制衡，以至于它已经无法推动结构性的改革，正如奥巴马政府所展示的。但这不是对民主制度总体上的怀疑，而是对美式民主的担心。对欧洲，我持更乐观的态度，因为欧洲有这么多不同的国家，不同国家可以有不同的实验和尝试，从中也许可以找到最好的政策。

不过请记住，整个西方仍然非常富有，其人均GDP仍远远高于这些新兴经济体，而且其经济仍然在发展，只是发展得慢一些而已。所以所谓“西方的危机”并不是那种剧烈的坍塌。

刘瑜：无论如何，美国仍然是现今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如果美国难以走出危机，其世界性后果会是什么？

艾什：人们常说美国是最后的“消费堡垒”，如果美国人不再消费，那么中国经济将会怎样？也将陷入巨大的经济危机。所以“西方的危机”不可能是一个孤立的危机，而是一个扩散性极强的危机。如果有人希望美国失败，并认为中国将从中获益，我认为这是非常幼稚的看法。

刘瑜：这正好将话题引向了“西方危机”的第二层含义，即西方地位的相对下降，而新兴经济大国的相对上升。如果中国、印度、巴西等国在相对崛起，使用“危机”这个词合适吗？危机是个负面的词汇，而很多人未必认为这是负面的事情。

艾什：不，使用这个词汇，我不是在表达看法，而是在陈述事实。一个简单的历史事实是，当大国的国际地位对比发生重大变化时，往往会出现国际紧张局势，甚至战争。这是几千年来的基本历史事实，与崛起或衰落的国家性质没有什么关系。西班牙崛起时如此，英国如此，法国如此。所以今天我们应该尽最大的努力以及发挥最大的政治想象力，来帮助国际格局实现和平转型，不是从一极格局走向多极格局，而是从“一极格局”走向“无极格局”。目前我们生活在一个“无极格局”中，没有一个清晰的国际结构和国际体系。

刘瑜：但美国和欧洲仍在国际事务上居于主导地位。

艾什：我不同意。目前它们的确最强大，这只是迄今为止。皮尤调查中心几年前做过一个调查：“你认为中国在2040年会成为世界领袖吗？”绝大多数欧洲人回答“是”，大约三分之一的美国人回答“是”。在政治上，正如在金融上，预期就是现实。人们如果有某种预期，就会根据那个预期行事，从而使预期变为现实。所以我们需要重新设计出一种新的国家秩序来适应这个预期。我的担心是，中国站出来说，我只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的惟一目标就是自己的发展，而美国则一直在说，我们是老大，我们是老大，那样的话我们所需要的国际秩序就无法形成。

刘瑜：我个人还是认为，很多西方人现在似乎过高估计了中国的实力和影响力。中国当世界领袖的意图似乎也被高估了。

艾什：举例而言，比如就叙利亚问题，或者气候变化问题，全世界都聚焦中国，认为中国既然已是一个大国，就应该有更多的行动，但中国却不断说：不不不，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发展中国家。由于中国国内现在面临很多挑战，认为中国将于十年、二十年后取代美国成为世界领袖，这也是一种幼稚的预期。那的确是不现实的。美国毕竟不是英国，英国只是一个岛国，而美国则是一个巨大的大陆帝国，拥有非凡的资源系统，即使它在衰落，也仍将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国家。

刘瑜：我最近读到一篇文章，也讲到崛起的中国，大意是，中国已经强大到可以“败事”，但是还没有强大到可以“成事”；换种说法就是，中国已强大到可以改变博弈的结果，但是还没有强大到可以设定议程和建立规则。从气候变化、叙利亚危机等问题上看似乎的确如此。我个人认为成为世界领袖的标志是你可以设定议程、制定规则，而中国离这个标准似乎还有差距。

艾什：如果中国不做出这样的尝试，世界当然不会指望中国。如果你不唱歌，谁会听你唱歌呢？我个人很希望听到中国在气候变化、人道主义危机干预、能源、水资源、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等方面发出更多的声音。

刘瑜：也许这正是中国不愿成为世界领袖的原因。更多的权力意味着更大的责任，强调自己是一个普通的发展中国家，似乎可以预防国际社会要求中国承担更多责任。

艾什：但我的确认为中国应该开始找出一些领域，在这些领域它能够参与设定日程，比如气候变化领域。

刘瑜：您知道，有一个词是英国人在殖民地时期用来为其殖民主义辩护的，叫做“白人的负担”，近期有位学者Easterly还写了一本书叫《白人的负担》，探讨如何帮助穷国解决发展问题，所以您看，实际上领导世界、解决世界性难题，也可以说是一个“负担”——

艾什：但我们所面临的不仅仅是“白人的问题”，而且也是你们的问题。我们住在一个相互依存的“地球市”。你住在北京市的东边，假设北京市的西边出现一个大问题，你能够坐视不管吗？西方的一个文化特点是其“普世主义”，我们相信普遍人权，人人应拥有平等的自由等等，但问题是实践常常没有跟上思想。在西方，妇女的平等权利是非常晚近的事情，杰斐逊都曾有过奴隶，种族歧视依然存在……现在我们需要共同努力的是，向真正的“包容性的普世主义”靠近。实现这个目标的惟一办法，就是在老牌西方国家和新兴大国之间展开对话。你可以说：谢谢，但是中国模式适应中国，西方模式适用于西方，我们井水不犯河水……问题是，中国的发展在影响世界，井水河水已经混在一起，所以必须相互对话。

情色创新力

商业价值杂志 蒋宇 2012-05-14

核心提示：一家采用Pinterest风格的成人网站上线，以其鲜丽夺目的图片墙与无限滚动的瀑布流带给了用户最强的视觉冲击，。


Pinterest很流行，而有一个产业从来不会放过任何新的技术和模式，那就是色情产业。最近一家采用Pinterest风格的成人网站正式上线，以其鲜丽夺目的图片墙与无限滚动的瀑布流带给了用户最强的视觉冲击，获得了广泛的关注。



像Pinterest一样，这家网站允许用户将自己在互联网上发现的各种色情内容（包括图片和视频）添加到网站上，并根据不同的风格进行整理和分享。

这家网站的出现并不意外。Pinterest的成功中间存在一个明显的巨大缺失：男性用户的缺乏。数据显示，Pinterest80%以上的用户为女性。Pinterest引以为傲的精美生活图片收藏和分享模式并没有吸引到男性用户的广泛欢迎。什么最能吸引男性用户眼球呢？汽车、佳酿、美女都是可能的选择。

该网站的创始人Notts（化名）说：“我们觉得光采用更男性化的配色，或依靠像汽车、电子设备、香烟这样更偏男性化的网站分类还不足以吸引男性用户，所以我们决定尝试色情风格。”在他看来，纵观色情产业，虽然在新技术采用、用户需求满足等方面行动非常迅速而果断，但在网站模式上却相当的原始。各个网站均各自为营，全网范围内缺乏一个像谷歌那样的优秀搜索服务；用户在不同站点的资源没有一个好的工具可以进行分类、整理和收藏；更不用说资源分享的不便了，在大多数情况下，用户的交流和分享还只能通过已属于20世纪的原始的论坛模式——混乱而无美感。

Pinterest风格也许确实帮助其吸引了众多尝鲜的眼球，抛开这个行业本身的在不同文化和国家的争议性，这个网站在设计和模式方面的确满足了在大量用户中广泛存在的需求。

技术先锋实际上，这并不是色情产业第一次引入成功的互联网模式。回顾历史，我们可以看到色情产业在诸多方面都推动着互联网的进步。

在20世纪80年代的VHS与Betamax录像带标准争夺战中，正是因为色情行业对VHS格式的支持，使得质量更高的Betamax格式反而落败。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RMVB与Flash流媒体标准、蓝光与HD-DVD光盘格式的大战中，色情行业的支持直接促成了标准的诞生。

在另一角度，在线支付成为大众接受的支付方式仅仅是几年之前，但是有一个行业，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已经对其进行了成功的实践。是的，这也是色情业，1999年的在线成人内容消费额高达13亿美元，占当年在线消费总额的8%，大大高于在线购书和订购机票的消费额。

广泛的流媒体播放技术直到YouTube开始才被在线媒体广泛应用，但成人网站也早早就已经开始采用无需任何附加插件的早期流媒体播放技术。正如畅销书作家 Lewis Perdue 所说，“28.8K 猫时代的程序员们为了让付费用户看上性爱画面而对在线播放软件进行的极致优化，是今日CNN得以通过网络快速传播新闻视频的技术基础”。成人网站用户强烈的在线流媒体播放需求推动了流媒体播放技术的快速进步。

对于宽带互联网来说，其只是在近10年内才真正开始在全社会开始普及，而其中成人网站用户对高清图片和视频的需求直接推动了宽带的普及。2000年《纽约时报》曾报道，当年AT&T付费开通宽带的用户中，有20%是为了“观看在线真人性爱视频”；2003 年 AC 尼尔森在一份调查报告中也指出 ，在线音乐分享和色情消费是当时宽带在欧洲得以普及的两大最重要因素。

此外，成人网站在实时聊天、数据安全，甚至社区建设、社区运营等方面也都有着不少领先于其他行业的亮点。这一行业对科技似乎有一种天然的敏感度，总是能够最快的抓住最新的潮流趋势为自己所用。

根据谷歌旗下广告服务商Doubleclick的数据显示，在全球独立访问量前500名的网站中，至少有数10个成人网站。世界上最大的成人网站Xvideos每月访问量达到44亿，这个数字是CNN、ESPN电视网访问量的3倍，是热门社交新闻网站Reddit的2倍。而YouPorn、Tube8和Pornhub这些大型成人网站的访问量也让除Google和Facebook之外的网站们相形见绌。

正是凭借这样庞大的规模，色情产业对技术的普及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需求导向如果说是极客们在兴趣和热情激励下的不断钻研促进了技术的创新，那么色情产业在利益驱动下对用户需求的不懈挖掘和满足就是使得这些技术真正得以应用的关键。

正如著名的用户体验大师Mark Hurst所说：“一款产品能否成功，必须看其是否真正满足了其用户的需求。”前面提到的那家成人网站创新性的引入Pinterest风格确实开创了色情产业的全新模式。但其崛起的关键在更大程度上来源于网站在界面设计和功能设置上，成功找到并满足了大量用户广泛存在的需求，为用户提供了一个寻找资源、分享资源的优秀解决方案。

以另一个数据为例，在传统以文字为主的新闻网站上，用户的停留时间平均在3-6分钟，而成人网站上的平均停留时间可达20分钟，且大多以视频内容为主，其每天需要处理的数据可谓海量。调查显示，在美国本土，能与成人网站流量匹敌的仅有YouTube。这为网站方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如何保证网站用户的流畅体验成为他们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普通的网站架构是难以承受这样庞大的数据需求的，成人网站们的解决方案包括成立自己的数据中心，租用亚马逊AWS、微软Azure这样的大型云计算资源，采用更高效的网站架构和数据库技术等。他们采用这些方案其实并不是源于其对新技术的好奇，而是为了满足用户不断增长的需求。

对于成人网站来说，即使完全不运营，其实也一样会源源不断的吸引用户访问。自然的召唤、人性里的东西并不太需要太多外在的推动。但这是否意味着其就不需要进步呢？现实并非如此，历史一次次证明，即使在像色情产业这样拥有极大硬需求的市场，创新依旧是产业进步的不可或缺的元素。

抛开其他元素不说，对于顽守旧模式的传统唱片、视频、图书厂商们来说，色情产业面向用户需求，不断迎接新的模式、敢于创新和革自己命的精神是非常值得学习的，这也是它们想要在这个全新的年代继续生存下去的关键。

洪晃:“红色法拉利”的故事
2012.05.14 南都周刊2012年度第18期

我当然安慰她淡定、淡定，要学会中国人死活不说实话的作风，说了也是没说，没说更是没说。别把“实话”当真。




我的一个朋友，前两天火急火燎从洛杉矶打来电话，说《华尔街日报》在“追杀”她，因为要澄清一个有关红色法拉利的故事。

故事是这样的，我的朋友就是《华尔街日报》报道中经常被提到的“消息人士”。据说是她当的媒人，介绍某二瓜认识了上任美国大使的女儿。然后她又向人讲述了这个故事，又据说，上任美国大使自己也曾经讲过这个故事，而且还是跟媒体大亨默多克说的。老默的新闻嗅觉是全世界最好的，当然他不能当自己报纸的消息人士，所以就派人找到其他消息人士，这里面就包括了我的这位朋友。采访一圈，故事终于在2011年11月26日的《华尔街日报》上刊登。

这种中国故事在中国不可能轰动，估计连微博转发都不会超过500。哪个官二代、富二代不开着跑车拉美女去吃饭。大惊小怪。可是对于一直视中国为神秘之土，而一直徘徊在权力核心最外围的西方媒体，这似乎是一大突破，因为抓到了中国核心人士生活的蛛丝马迹，而《华尔街日报》又似乎想在中国报道方面露一下手，让它的竞争对手《纽约时报》和《金融时报》，都有点挂不住面子。

紧接着，二瓜的父母就出事了。在之后的报道中，这辆去美国大使馆接美女的红色法拉利又在《华尔街日报》2012年4月11日、16日、25日、27日的报道中被提及。这时候二瓜不干了，找了《华尔街日报》的竞争对手《纽约时报》发表声明说，“从来没开过红色法拉利”。

《纽约时报》当然觉得这样扇《华尔街日报》一耳光是非常必要的，谁有最到位的中国报道还是值得一博的。因此在二瓜发表声明之后，又找到了上任美国大使的女儿，女儿说坐过二瓜的车，不记得车型，也不一定是红的。

就这点破事，得，就成了《纽约时报》2012年4月25日的一篇大报道，说二瓜的确没开红色法拉利去接美国美女。这就让我的“消息人士”朋友被《华尔街日报》“追杀”了好几天，因为她是消息源之一，《华尔街日报》需要证明“红色法拉利”不是他们虚构的，而如果二瓜声明没开过，美女说没坐过，那么这“红色法拉利”是哪里冒出来的？《华尔街日报》得搞清楚这事情，不然太丢人。



我的“消息人士”朋友被“追杀”得神经衰弱，在电话上一再说“红色法拉利”不是她编造的，因为是她开着辆深蓝色大众吉普把大使女儿带到吃晚饭的餐厅的，所以她不可能说“红色法拉利”的故事。但是《华尔街日报》说，如果她不让他们采访到二瓜，《华尔街日报》就把她的“线人”身份公布一下。我这位“消息人士”朋友觉得这种话“很黄很暴力”。我当然安慰她淡定、淡定，要学会中国人死活不说实话的作风，说了也是没说，没说更是没说。别把“实话”当真。她顿时舒展，不再那么焦虑了，开始非常轻松地在洛杉矶继续她的“休假式治疗”。

在没有找到消息人士背黑锅的情况下，《华尔街日报》在2012年5月1日发表了一小段更正告示，修正了红色法拉利去美国大使馆接美女的说法。

第二天，《纽约时报》也发布了一条更正，说他们把大使的女儿搞错了，和二瓜去吃饭的女儿不是Liddy，是Mary Anne。

我将这故事说出来，无非是讲个外国媒体内部的“八卦”给大家听，毕竟，我们已经给他们提供了像美国大片一样的好戏看，其实比大片还好看，惊心动魄。相比之下，他们那些政治制度从来没给我们提供同样的猛料，只有现国务卿的丈夫出轨那一幕激情戏还比较重口味。但是还是不能比。实在没料。

只好拿点外国媒体内讧的事情给大家逗闷子。

广东省发改委主任：发改委审批制造成寻租行为

广东省发改委主任李春洪
　　2012年5月24日，湛江千万吨钢铁项目获批，湛江市长王中丙走出国家发改委大门时，忍不住亲吻项目获批文件，这个场景经照片定格后，迅速在网络上广为传播，引起百姓热议。
　　湛江市长的喜悦与激动，透露出来的是项目核准背后的艰难与辛酸，一个地方要获得发改委的项目审批，实在是太难了。
　　那么，发改委内部的人是怎么看待审批制的呢？让我们看看广东省发改委主任李春洪的观点。
　　这是广东省发改委主任李春洪在今年3月25日首届岭南论坛上的讲话：
　　要想推动整个社会，或者是企业的转型升级，首先需要政府转型升级，在现有的行政管理体制下，如果没有政府的转型升级，企业的转型升级是比较难的。政府怎么转型升级呢？刚才提到减少审批，降低门槛，我们首先要放宽对企业项的审批，我刚到发改委不久，我们研究改革的问题。我调查了6个项目，按程序来走，把所有的审批程序走完，需要310天，如果企业都这样干，黄花菜早就凉了，市场机遇早就没了。所以下一步的改革首先要大大减少审批程序。在现在审批的过程中，有很多障碍，比如说自由裁量权，很多是科长和处长说了算。这样就造成了寻租行为，延误企业的发展。
　　第一，在竞争性行业，能放就放，比如说技术型领域很多的投资，发改委不要再为企业操心，尤其是民营企业，这些资能不能投，有没有利润，未来形势如何，他们自己更清楚，发改委的人，比如一个科长、处长，你又不是超人，也不可能行行都了解，所以我们要放宽。
　　第二，在一些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领域，比如说消防的、环保，这些需要审批，在行政审批过程中标准化，要有标准，要规范，取消各种弹性，各种标准要求都写清楚，企业符合了就通过，节约审批时间。对于其他的一些设计公共利益的领域，政府是要管的。比如建高速公路，建铁路、港口码头，这不是充分竞争的领域，我们应该要采取政府特许经营的办法，采取招标的方法。
　　政府把权放给企业，放给市场，政府做什么呢？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各种管理要标准化、精细化、流程化，没有弹性，没有自由裁量权，如果企业达到了要求的标准你不批，企业就起诉，起诉政府不作为，用法律来推动。把政府的边界、市场的边界和企业的边界尽可能地划分清楚，政府干自己该干的事。我相信在市场的推动下，自然会达到产业转型升级。
　　谢谢！
　　（李春洪讲话文字来自由中山大学岭南学院及财新传媒联合主办的《首届岭南论坛》，未经本人审阅。）

http://xueqiu.com/2751308955/21864082

502的牛:
调研的那些事

自从证券分析师从技术分析不断向基本面分析转型，越来越多分析师、机构投资者喜欢实地调研上市公司，花费了巨大的精力、时间与金钱。不过在本人看来，实地调研的效果很小，机构投资者该亏还亏，该套还套。
本人作为上市公司一小职员，几年间接待券商研究员、基金经理、私募人士估计也有数百人，对调研的有些了解。下面谈谈调研效果较差的几个方面。
一、调研次数与股价正比
记得一年，我接待过的调研人员就有上百人次，那时公司股价也一直在高位，这也正常，股价高企自然吸引投资者目光。后来股价不断下跌，低迷期间，大半年无一机构来访，我估计他们看推荐股票跌的稀巴烂自然没兴趣再来了，而且熊市我估计他们出来的经费也少。好长时间没来人后，公司发布了个利好，股价突然涨上去了，又开始来了些人了。葛优的电信广告不是有句“哪儿人多往哪凑”，这也比较适合券商。
二、见的高管层次越高亏越多
一般的调研人员只会接触到董秘这一级别，这本来也是董秘工作职责，很少会给接触到总经理、董事长的机会。不过也有机构借着关系好、买的股份多得以见到董事长。董秘因为职责所在，清楚监管条例，所以一般出言都很谨慎，大多给出的答复都在公开信息基础上详细介绍些。董事长就不同了，监管条例不如董秘清楚，关心的又都是公司宏图伟业类似战略之类的大问题。听了董事长的话，可能更加会被所描述的光明前景所鼓动，而且有时候说漏嘴的话，还可能把些还未公开的项目说出来，机构更是受到鼓舞。但需知，那些未公开的项目一般都处前期，本身的不确定性也是很大的，做与不做都成问题。而公开的信息本身很明确，公司把握程度也高，所以才公布。据我所知，某私募喜欢见某公司董事长，见得次数也比别家多，最高曾吞进该公司10%的流通股，但最终还是亏了几千万，想想那些见不到董事长的机构，是不是少了些被忽悠的风险。实事上最能忽悠难道不是董事长，如果没那口才能做到那位置，呵呵。这还不说存心骗人的，要是证代或者是类似我一样的普通职员，敢存心骗人吗，敢和机构大谈公司宏图伟业吗？
三、准备不足
在调研上市公司之前，研究人员应对公司做足功课，至少有个基础了解。勤恳做功课的研究员我见过，公司要点自己就准备了十几张纸，关心问题也已列出。不过这是少数，更多的是连公司做什么业务的概念都没有。你说花一、两个小时问些公开信息有什么意思，与其花一两天千里迢迢跑来调研，还不如花同样的时间把历年公告、年报、招股说明书都读一遍。因此，准备不足也是导致调研质量不高的重要原因。个人认为，除非重组啥的，正常的公司公开信息要真能读完，也就知道公司全部信息的六、七、八成了，除非该公司的信息披露真的做得很烂。剩下的一两成，可以被认为公开信息的详尽补充。还有一两成本身就是秘密或者是不确定的，接触了也就是处于违法边缘。
四、调研人员心理上倾向乐观
出于找牛股心理，调研人员谁不想自己分析公司都有高增长啊。尽管我们也多次表示公司的长期增长速度大概是10%+，某年的高增长只是情况特殊，研究员还是不断地在问会不会有20%~30%的增长，还会问我们存不存在新的增长点。上市公司碍于面子，肯定不会回答“没有什么新的增长点”吧，多少也要答个一两个，但到底能推动业绩多少就不好说了。他们问的语气和句式总让我感觉我们要是没有高增长就是烂公司一个。我一直感觉他们期望很高，如果不调研，财务报表上平平淡淡的增长也就那样了，调研多少给了他们希望。
五、调研人员素质良莠不齐
有回我开车送调研人员，整个下午大盘都在跳水，我后面那些研究员就一直在给我播报“跌了78点，跌了80点”“又跌XX点”，“待会我就用模拟账户去抢反弹”。我仿佛置身于散户室。
六、关心无关整体业绩的概念
有段时间国家公布了某些政策，恰好我们的某个项目可能是受益的。某基金经理来调研，主要的时间都问了很多关于这个项目的具体细节，感觉知道越多细节越有把握。可事实上这个项目我们公布过预测的收入、盈利情况等内容，读过就大致可以判断出该项目对整体业绩是没有什么影响的，也反应我们对该项目的取向。
七、注重事件驱动而非价值
调研人员是问了很多关于经营情况的问题，但我事后看他们的调研报告感觉和公司价值没什么关系，给的估值也是随行就市。有精明的研究员还懂价值的，他觉得贵的话就不会写报告推荐。结果我们就一直看到的就都是买进的建议。
八、一样无法把握业绩拐点
研究员哪怕来调研，也很难得知业绩下滑或者增长放缓的事实。毕竟谁都不愿意承认自己公司变差，相关问题大多也避重就轻模糊化处理。那些重大利空，类似中恒集团、重庆啤酒的，首先你不知道有利空，就是你问到相关问题，我看也问不出个啥。正所谓报喜不报忧。
在有条件的情况下，调研其实也是应该的，不过，就上述的方式来看，我看不出有太大价值。

海外公司叩门入华时，他们背后的身影
周昶帆


海外互联网公司进入中国都会遇到本土化问题。前浪被拍死在沙滩上，失败案例多了，后浪就会对这个本土化怪圈更加谨慎，想办法从前者吸取教训，更深入去理解这个不同的环境。中国互联网市场环境与美国不同，法律政策上也大不相同，在理解这个特别的环境以及先将脚踏入中国市场时，最近进入中国的两家美国公司采用了不同的方法，也能让我们多少一窥他们进入时的努力。

他们一家是 Evernote，一家是 Flipboard。

前者在今年 5 月上旬，其 CEO Phil Libin 来到中国，于 5 月 10 日正式宣布在中国设立数据中心，提供基于中国本土的单独服务——印象笔记。这意味着中国用户既可以使用国际版的 Evernote，也可以使用 Evernote 为中国用户打造的并不与 Evernote 同一套登陆 ID 的中国版本。

在这个不同的环境中，除了提供本土化的服务外，Evernote 的投资方里面也出现了中国人的身影，以更好地接上本土化的地气。

Evernote 在 5 月 3 日宣布的最新一轮 7000 万美元融资里，领投者除了 Meritech Capital 之外，还有中国的 China Broadband Capital Partners（中国宽带产业基金或称宽带资本）。

Evernote 公司 CEO 菲尔-利宾（Phil Libin）在谈及该公司融资后的前景时说，“此轮融资资金将会给我们继续冒险提供保障。

他对 CBC 的评价是：“CBC 帮助我们了解中国，为我们考虑了很多问题，是一个很好的咨询者。”

中国宽带产业基金是一家投资国内通信、互联网、媒体及高科技领域新创及成熟公司的风险投资机构，由田溯宁创立。了解了中国宽带产业基金的负责人田溯宁的背景，我们多少会清楚这种“风险的保障”和“很好的咨询者”意味着什么：

2006 年离开网通，创办中国宽带产业基金，任董事长。

1999 年 6 月担任中国网通总裁及 CEO。中国电信重组后任网通集团副总裁。

1994 年参与创建亚信股份公司，1994 年至 1996 年任该公司总裁。

根据科技博客 PingEast 分析，田溯宁的“红色”背景是 Evernote 看中其投资的原因。田溯宁创办过民企，又在国企中担任领导，亦投资过多家媒体，善于分析政策背景，在媒体、IT 互联网、电信领域的产业融合中寻找投资机会，而且在与政府沟通方面具有经验。在 Google 退出中国大陆，将服务器移至香港一事中，田溯宁也参与斡旋。

Evernote 选择根据中国法律法规规定将设立合资公司。此外，对于中国用户提供本土化的单独服务，同时在资本层面引入具有中国政商关系和资源的投资方，将双方绑定，进入中国市场。而田溯宁及其宽带资本则将成为了 Evernote 入华提供保障和协调的背后的人。

与 Evernote 的大手笔比起来，Flipboard 采取的方式并不相同。

Flipboard 的国际版曾被屏蔽，Flipboard 在中国推出的版本也是为中国定制的特别版本，只能在苹果中国区的 App Store 下载。在中国他们选择新浪与人人网等合作伙伴以一定的合作形式来开展中国业务，其中社会化媒体的内容来自新浪微博和人人网，而不是 Facebook 和 Twitter，合作并不涉及资金层面。而包括传统媒体和网络媒体在内的内容方面，Flipboard 也在国内陆续接触。

此外，Flipboard 也邀请了一位了解中国市场的顾问，来提供意见和建议。在爱范儿与 Flipboard 的接触中，其 CEO 也多次提到他们的这位亚洲市场战略顾问——陈汉彬（Robin Chan）。

陈汉彬在美国长大，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曾是 Twitter、Foursquare 和 Square 等著名公司的早期天使投资人。他还曾创办社交游戏发行公司 XPD Media。这家公司在 2010 年 5 月被 Zynga 收购，成为 Zynga 在中国的分支机构。而陈汉彬则担任 Zynga 亚洲业务运营总经理，后于 2011 年 1 月离职。他在中国也参与投资了小米科技公司。他也联合创办了企业孵化器 Time Machine Ventures，目前担任该公司 CEO。

可以预计，了解中美两国市场，有两种文化背景并拥有创业与投资经验的陈汉彬会给 Flipboard 在中国的落地以及与版权方的合作带来有利的推进。

以上两个新进入中国案例，Evernote 与 Flipboard 这两家美国创业公司，在创业阶段即具备了国际化的视野，看好中国市场，面对陌生环境，在产品之外，他们也付出了一定的艰辛努力，想办法拓展这块特殊的、残酷的市场。也许在那些背后的身影的帮助下，他们能够先在国内扎下根，进而尝试去打破跨国互联网公司本土化屡遭失败的那个怪圈。

中国这个市场吸引着那些妄图全球化的科技公司前赴后继，大门在不断被叩响。

【土地改革（一）】为什么要研究土地制度
来源：南方周末
作者： 盛洪 最后更新：2012-06-01


土地应该是人类最熟悉的事物，当人类祖先四脚着地后尤其如此。但我们对土地还很陌生，因为人们其实还远没有完全知晓土地对人类的恩惠，也没有理解穷尽土地的性质。直到今天，我们还在犯着因错误理解土地所导致的错误。

一个必须面对的问题是，为什么在一个有数千上万年文明史的社会中，在一个至少有数千年农业史的社会中，还没有搞定土地问题。直到很晚近，这个社会还饿死了以千万计的人（关于1959到1961年非正常死亡的人口数据，曾主管中共党史二卷的编撰和修改的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张启华在接受采访时说：“国家统计局统计的是一千多万人；有些专家统计的数据是1850万；还有一位美国人口学专家统计的数字是2000万。等等。我们采取的是国家统计局的，这是最权威的部门”——编者注）；直到最近，还有人把这一悲剧归因为自然灾害和土地太少。就在当下，一方面是用低价从农民手里夺得大片土地，另一方面又是楼价高企；一方面是有人因强拆而自焚，另一方面又是巨额的土地财政。这从一个侧面说明，现有的土地制度存在问题，而问题来自我们对土地制度还缺乏深入和透彻的理解。这正是我们要继续研究土地制度的原因。

首先是，现存土地法律框架的基础理论把土地看成是一种生产资料。当后者被论证需要“公有”的时候，土地似乎也要公有。但事实证明，“生产资料公有”不仅没有带来预期的生产效率大幅度提高，反而使生产效率低下，更不公平。同样，解释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未六十年代初的大饥荒，也要追溯到土地所有权公有的问题上。然而，土地公有是不是错了，如果错了，错在什么地方，到现在还没有完整和明确的答案。甚至关于三年饥荒的原因，还有很多不同意见和争论。无论观点如何，都会或多或少涉及土地制度问题。

再往前追溯，土地公有化的序曲是土地改革（被简称为“土改”）。土改据说是为了改变中国农村土地过于集中的现象，革除几千年封建剥削的土地制度。然而，又有大量土地史的研究（如赵冈和陈仲毅的研究）表明，至少在明、清、民国时期，我国农村的土地分配相当平均；即使在土改时期，当代研究者的数据表明，土地集中度远在土改推行者的估计之下。

更令人惊奇的是，有研究者（如高王凌）指出，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佃农向地主交纳的实际地租，要明显低于合约地租，甚至在地主与佃农的冲突中，官府更多地倾向于佃农。这又使得“地主剥削农民”的判断（土地改革的依据之一）需要重新审视。从纯粹经济学的角度看，租佃关系是一种平等的契约关系，成千上万个租佃交易形成的市场地租率是有价值的价格信号，能够引导人们有效地配置土地资源。一个问题是，为什么这种市场关系在近代以来遭到抨击和否定？再一个问题是，为什么许多佃农不遵守签订租佃合约时的交租承诺？这显然需要更深入的思考。

再往后，改革开放以后的土地制度，尤其是近十年的土地制度仍然令人关注，并多有争议。有研究者（如张五常）称，中国改革的一大特点是县之间的竞争，主要体现在土地价格的竞争上，价格甚至可以降到为零为负。只要县政府从增值税的份额中能够拿到足以抵偿土地成本的利息，这样做就是合理的和有效的。这种论点道出了租与税之间的某种互替关系，而这种关系并没有在以往的经济学理论中得到很好的阐述。在另一方面，县政府的这种作法仿佛它们是土地的所有者，而我们知道，中国宪法规定，农村土地归农村集体。这种情况使人感到，在县竞争中存在的重大问题，是地方政府对农民土地产权的侵犯。

由租税互替的特点，我们可以进一步探索土地产权的性质。虽然土地的稀缺性在土地产权生成中有着重要作用，但保护土地上劳动成果，从而一般地保护所有产权、维持秩序和公正裁决的公共服务同样决定着土地产权的存废。一般而言，以暴力为后盾的公共权力，对外必须进行领土自卫，也可能进行领土扩张；但对内而言，可不可以直接介入土地产权的操作，甚至对已有土地产权进行侵夺？这就需要探讨，有关土地产权，公权力的边界应该在哪里。对内的边界，已有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将有关土地的权利分为主权（领土）和私有土地产权也许是一个好的制度结构。而对外的边界，就更为复杂，这涉及到国家间竞争甚至战争的规则。

总之，随着对历史更多的了解和研究的展开，土地制度的问题反而显得愈加复杂，有更多的疑惑需要澄清，土地制度之谜还没有最终被揭开，这正是这一题目吸引了众多有才华的学者的原因所在，也正是这个专栏所要做的事情。

程序很重要，但不是万能药


技术性的民主，民主细节的实践，远不是坐而论道的梦想和理念问题。平等的话语权利、自由意志能够得以言说和传达，以程序民主实现实质的民主需要一套完整、系统的规则，其中有效的方法之一是《罗伯特议事规则》。

　　本报采访了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院长季卫东，他亦是《罗伯特议事规则》（第10版）的序言作者之一。还采访了美国培训和宣传该规则的“国家议会法规专家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Parliamentarians，简称NAP）执行主席伦纳德·杨（LeonardM.Young）。

　　经济观察报：《罗伯特议事规则》是对社团和会议民主运行化的操作手册，但在中国，社团和会议基本上不采用民主化运营方式。《罗伯特议事规则》会不会水土不服？

　　季卫东：如果一个社会缺乏会议文化，那么民主的实施就会碰到障碍。当年孙中山就说了如何开好会是民主的第一步。尽管不同的社会有不同的文化，但当我们考虑一种公共决策的公正性和正确度时，议事规则或者程序总是不可缺少的。例如参加决策的人，他们都应该对信息有充分的了解。对于各自主张的内容及其理由，要充分沟通、互相理解，这是一个前提。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才能防止误解和对立，才能达成共识。这就意味着要通过信息公开和理性对话来改善人们的沟通方式。《罗伯特议事规则》是改善沟通方式的一种具体的制度安排。

　　在考虑会议和决策时，文化问题其实不是关键的，主要是一个制度设计的问题。我们可以看到，尽管中国人经常开会，但这些会议往往缺乏《罗伯特议事规则》所规定的那种平等对话、合理论证、民主决定的条件。比如说，人们发表意见时情绪化的色彩比较浓，在出现意见不同的时候，有时是谁的嗓门大谁就可以决定结果，有时是谁的权力大谁就能决定结果。也有人放弃思考，跟风走，随大流。这些情况都有可能导致最后的决策未必是正确的，未必真正符合大家的意愿。这些情况当然和这个社会的文化以及权力结构是有关的。但涉及公共事务的决策是应该也完全有可能理性化。决策方式理性化的结果就是议事规则的整理和制订。在这个意义上，《罗伯特议事规则》具有普遍性。

　　换句话说，在我们目前这个社会，存在着不同的利益集团，他们的诉求很不一样，因此通过沟通达到相互理解，进而形成共识，就显得特别重要。怎样才能更好地实现相互理解，采取哪种方式凝聚和维持共识，这就是《罗伯特议事规则》所要解决的问题，也是公正程序原则的理由所在。合理的议事规则确保人们能够充分表达不同的意见，然后互相理解，最后在理性对话和可行性论证的基础上达成共识。这一套议事规则，也许我们会根据中国的文化传统，社会条件做一些修改，会有不同的特色，但它的必要性毋庸置疑。只要讲理，就需要议事规则，就需要公正程序。

　　经济观察报：在《罗伯特议事规则》（第10版）的序言“决策的程序和语法”中，你用了一个词“三纲五常”来总结《罗伯特议事规则》的核心理念。在中国现实的这种状况下，如何去落实？

　　季卫东：我说的“三纲”，是指议事过程中必须考虑的三大权利，多数者的权利、少数者的权利以及缺席者的权利。要落实这三大权利，必须注意这样的事实，即多数人的意愿往往会成为社会的支配性力量，多数者的意愿也有可能会对少数者造成压制。所以实施议事规则的第一步就是如何尊重少数意见，如何保护弱者，如何使每一个人的自由意愿都能够得到必要的表达，或者使每一个人的合法权利都能够得到充分的保障。

　　第二步就是在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进行民主决策时，如何界定多数意见，如何计算同意。在有些场合，所谓多数意见其实很可能是虚假的。它不一定是多数人在充分掌握信息和充分讨论之后形成的意见，相反，很可能只是少数人通过操纵舆论而制造出来的虚幻多数意见。这个多数是真的多数，还是假的多数，是怎么计算出来的，弄清此类问题很重要。

　　那么这两个问题如何解决呢？这就涉及所谓“五常”，指的是议事必须坚持的五项基本原则，包括（1）基于保障个人权利和平等自由的理念而确立的一人一票原则；（2）以进行真正的对话性论证和充分审议为目的而确立的一时一件的原则；（3）为节约会议成本、提高决策效率而确立的一事一议的原则——已经议决的事项不再重复讨论，除非有三分之二以上的多数赞成再议；（4）多数票决定原则，即过半数可通过具有全体约束力的议案，重大事项应提高多数通过的量化标准（例如三分之二或者四分之三的绝大多数）；（5）法定人数生效原则，出席者在没有达到法定人数的情况下做出的表决没有效力。这五项原则既能保障少数人的意见表达和权利主张，又能保证多数人的意见是通过理性的对话而得出来的共识。它是解决少数人与多数人之间关系的一种比较合理的制度安排。

　　经济观察报：你说过《罗伯特议事规则》是纯粹的程序主义，怎么界定“程序主义”？

　　季卫东：所谓“纯粹的程序主义”就是说没有包括实质性的价值判断在里面。《罗伯特议事规则》没有说哪一种决定是正确的，哪一种主张是符合意识形态的。它没有预设这些前提，没有预设特定的价值判断。它是使所有的价值判断，所有的政治主张都有可能在这个规则下进行公平的竞争，然后其中的一种规则胜出。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它是纯粹的程序主义的。纯粹的程序主义主要在不同价值判断中发挥调整功能，在不预设结论的前提条件下做出公共选择。

　　作为形式和手段的程序本身当然是具有独特的价值的，它是民主政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如果没有这个基础，民主政治很容易变质为多数者专制。如果大家都各自固守一个特定价值判断的话，就无法进行理性对话，就很难妥协，更何况共识。离开程序公正来谈实质公正，是很难真正达成共识的。如果在解决调整问题的、可以理性分析的程序问题上尚且不能达成共识，怎么可能在独善性极强的实质性价值判断的问题上达成共识呢？所以，首先要强调程序共识，把程序放在结果之前作为原则问题加以强调。

　　经济观察报：在序言中，你引用了熊彼特和哈贝马斯对民主的定义。熊彼特认为民主即关于个人通过竞争选票获得决策权的制度安排。着眼点在竞争性选举。而哈贝马斯认为民主是沟通行为与法律形式相互交叠的结果，是一种通过程序进行自主性决策的实践。看得出来，你不太赞同熊彼特，倾向哈贝马斯。为什么？

　　季卫东：说民主是通过竞争选票来获得决策权，这个观点没错。但问题在于如果把民主政治简化为一个投票过程的话，可能会引起一个很重要的误解。竞争选票，也就是说按照多数人的意见来做出是非判断。但真理有时候会掌握在少数人手里，不能简单地通过多数票来决定真理问题。另外，如果我们仅仅是谈选票，而不谈信息公开、论证性对话、合理的表决程序等其他因素的话，那就很容易导致盲目的跟风、相互模仿，助长某种缺乏逻辑一贯性的舆论倾向，更容易诱发一种煽情行为。通过感性化的鼓动，来使多数人为自己的主张投票，这个过程是很容易诱发民粹主义的。

　　为了克服简单投票的非合理性问题，就需要为有投票权的人们提供充分的信息，需要为他们提供充分的对话机会，需要理性沟通，需要完备那些必要的配套条件。这一切都不是单纯的选票所能涵盖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应该更强调哈贝马斯所说的沟通行为。这种沟通要和法律形式结合在一起，才能够真正地使民主决策的制度安排合理，才能够确保发言权的平等、投票的信息的对称性等等。

　　从这样的角度来看民主，就必须把投票与商谈结合起来，要为妥善处理多数者与少数者的关系提供一系列制度条件。这种制度条件往往是通过法律形式表现出来的。尤其是民主决策的程序，就是最典型的法律形式。只有当民主与程序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民主才是一个好东西。如果民主与程序脱节了，那么这个民主有可能是好东西，也有可能会蜕变成坏东西。

　　经济观察报：是不是也要警惕“程序是万能药”的想法？

　　季卫东：对，我们绝不能认为程序是万能的。因为程序它只是确保我们在进行沟通、进行判断的时候，尽可能考虑不同的方面，尽可能使对话和决策理性化。但它不能代替我们的价值判断。在进行决策时，无法回避价值判断。程序可以减少或者避免价值武断，但却不能否定价值判断的意义。所以不能认为程序是万能的。法律程序其实就是使你的决策受到这样那样的限制，以避免任意性，防止失误。有人说，程序碍手碍脚、是束缚自己手脚的东西，所以为了效率可以牺牲程序。这种看法不对。就是因为程序有点碍手碍脚，才使得决策不太容易犯错。

　　经济观察报：有的学者说道，“只有具备了民主素养的公民群体，才能建议并发展一个民主的社会。”除了学习《罗伯特议事规则》，还有哪些途径和方法能培养具有民主素养的公民？

　　季卫东：我们知道现代社会特别强调的是公民法律意识的增强、守法精神的弘扬。法律教育就是培养具有民主素质的公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式。当然，还要陶冶自律性、参与意识、责任感等等。这类现代公民的素质如何培养呢？其实最重要的还是政府垂范。也就是说，政府要率先遵守规则。只有做到这一点，才能有效地促使公民也遵守规则。政府首先自己严格地遵守规则、执行规则，然后再要求民众也遵守规则、执行规则，才有说服力。政府是通过守法而立信的。规则对政府有约束力，民众才会觉得规则是真正有效的。只有当政府和民众都形成了一种遵守规则的习惯之后，民主政治才能真正开始。因为在不讲规则的地方，民主会引起恐惧，会导致混乱。

来源: 经济观察报 | 来源日期：2012年06月0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