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策智库 ChangCe Thinktank

我是一名即将毕业的医学生，每天的生活都是忙碌于医院的工作和考研的紧张准备中，应该说最近淫媒还有广大中国特民的无良抨击，已经动摇了我成为一名医生的决心，从实习初爆出的广东医生被患者打烂生殖器，到患者乱刀捅死正在加班的医生，再到前段时间让人哭笑不得的“八毛门”，真的很困惑，作为医生，我们到底哪里得罪你们了？

大学时，当你们风花雪月缠绵你我的时候，我们挑灯夜读；工作后你们花红柳绿还无病呻吟青春不再的时候，我们正日夜不分驻守医院，为的是多学会实际诊疗，无奈的是堆积如山的病例材料；结婚了你们也许可以和爱侣来个浪漫的蜜月旅行，我们却早早的回归岗位，不要说什么你们也可以，是，我们也希望可以，可是病人的病不允许；大年三十，新春佳节，当你们忙着全家团聚，走门串户的时候，我很正吃着冰冷的盒饭，守着那些也许你们自己都遗忘的“家人”在医院中迎接新年的到来。

我不想说医生多伟大，医生多无私，因为以上的种种都是医生的义务，既然选择了这一行，就必须面对这些现实!可是，现在的社会，现在的中国让我感到愤怒，我甚至感觉，我们的努力无非是在面对“白眼狼”。谩骂，谩骂，还是谩骂，今天天朝的“卫生衙门”终于出声了，说的竟是些冠冕堂皇的官府话，还杜绝再次发生，这是第一次吗？可笑可悲的天朝政府。可是，随即点开得网友评论，似乎，舆论一边倒向了支持砍人者，这仿佛让我又回到了鲁迅那个年代，几个日本人砍头的中国了，一群围观嘻嘻的中国人。。。。。。。。

鲁迅说的没错，中国人有这自古以来的劣根性，也许时代在变，但是这点确实没变。回顾“同仁医院”被砍医生，患者所患的是喉癌，5年前的手术，日后一直纠结医生，注意是“喉癌”哦，这位书法家大叔，您真是枉费了文化人的美名，所谓纠缠的原因，不得而知，但斗胆以我半桶水的医学知识，这位应该是术后喉返神经受顺引起的声嘶吧，您老的癌灶被清除了，您老还安稳的活了5年，而且您老还有惊人的体力跟踪加乱刀捅人，真不知道您老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就是这样的学生心中的好老师，科室医生眼里的好主任，病人口里的好医生，就因为您一“喉癌”术后的不满意，而拥有失去了触摸手术刀的能力，而对于这样一个人你们那该死的同情心呢？在哪里！在哪里！看看现在的中国，世风日下，被抢被偷的不敢吭声，旁观者快速闪人，主媒到处可见各种小三、肉搏、包养、未婚先孕等等等等的低劣新闻，电视里无时不上演着什么给“农民工二代送温暖”的煽情计量，记者天天围着那些乳臭未干的P孩妈妈乱转。。。。。

中国特色的网名队伍开口一个动词闭口一个生殖器，搞得自己带个把就全世界无敌一样。。。。。现在的中国，仇富，仇医，仇官，仇教育。。。。到处都是祥林嫂，到处都是孔乙己，冷漠又无能，面对社会底层人员，要有爱心，但不是触犯良知道德的爱心，对于那些不务正业，就知玩乐配种的人，你们同情，你们报道，这本来就是应该被社会伦理谴责的行为，你们却用你们伟大的爱心一一包容，殊不知，你们的“纵容”就是社会道德严重下滑的根源，社会乱了，你们只会抱怨，而面对在你面前行凶的小偷、抢匪，你们只会冷漠的转头，再然后一句“不关我事”就拍裤子走人了。。。。。。。

这样“高尚”的你们有什么权利去指责，就是恶果自食。对于医疗也一样，你们大骂医生无能医生黑，一个小感冒都要检查一大堆，OK选择权在你手上，有社区医疗室，有小型门诊，有卫生所，你们为什么不去，普通疾病本来就不属于“三甲”医院的接诊范围，（如果有想骂的请你轻敲键盘看看你们口中的“小日本”人家的国民是怎么做的）你们口中所谓的“不过就是感冒，不过就是肚子痛”在医生眼里是最可怕的症状，基本上你能问到的许都病都伴随着这两症状，而你来了这里，医生就必须一一排除，而排除的很多手段就是仪器检查，不要问我为什么是仪器诊断，你们这些医生干什么吃的只会用机器，你可以去新华书店，去翻翻里面对于大多数疾病的确诊与鉴别方法，赫然写着的就是“辅助检查”，那所谓的“辅助检查”就是你们口里无能医生开的那些检查了。

想起一些网友的评论“以前没有这么多仪器医生也看病看好好的”“我家那里的某某赤脚医生随便几十块就治好了我在医院多少多少钱都看不好的病”“人家国外的医疗怎么怎么的好，你们就是差”。。。。。对于从前的医生看病仪器少，那是科学技术不发达，那时候你家有个自行车您都当什么样了一样，现在您有一小本田，你干嘛不说自行车都好好的干嘛要用车啊？事物的存在必然有他的道理，仪器的产生就是为了更好的诊断，就是为了更好的治疗，从前的原始诊断条件面临了多少“不治之症”多少“不明诊断”，现在好了，医生有条件给你们治疗了，有条件给你们确诊了，你们却说是医生黑你们，哎呦喂，窦娥啊，你哪哭长城哭早了，你要来现代当医生，估计喜马拉雅山都得给哭沉了。

在讲讲“江湖郎中”的便宜药方，我说您是被宰还叫好哦，他那几十的要，您来咱这，咱也可以帮你写了你外边药店去买，不贵十几块就好，医院这里咱想给你开也没，谁叫他不进药啊，要问为什么不进，为卫生局去，咱也就一普通小老百姓不知道啊，不过知道为什么不给你开么，很多时候，这些药物用了，你的症状是消失了，可是治标不治本啊，而且掩盖病情，苦的还是你，咱在“肾内科”的时候，那些什得了“肾病综合征”“肾炎”“肾衰”的，老多看“江湖郎中”去的了，运气好的混个几年，运气不好的混个几天，然后还是得进来躺着，他们的道理都是“医院医生治疗没效果，药乱开，吃太多”，我们耐心解释的，你们当放 P,我们说这病及不得，您比生儿子还急，中国人那，就是急，买东西急，买房子急，看病你也急，好啊，本来老实按医生说的治疗个半年，日后认真随访，可能还保你能生个儿子，现在啊，您尿都撒不出，肾都变形了，看你还能天天在网络上叫嚣：老子带把的，几天操这个明天操这那儿的？

最后说说国外医疗体制，您还真是一普通百姓，敢情您周边没在国外的么？那网络您只是拿来“泄欲”的吧，您轻敲键盘就可以知道你们有多幸福了，别的不说，咱就说个跟咱联系大的美帝，咱接过一个美帝归来的，美帝籍华人，回来干嘛，治病呗，治尿毒症的，据他口述，在美帝，有医保可以享受公费医疗免费没错，不过你得等，这个等不是你们口里抱怨的今天排队明天做，是数周的等待期，无论急诊或是常规就医都得等，就有人两周前牙痛，预约牙医排到两周后的，等到他了，牙也不疼了，还有在急诊室了等着急诊等排到她死掉掉的都有。

这位老兄就是出国的时候有肾衰，那时候他多高兴啊，终于可以摆脱中国的“白衣恶魔”去美帝享受优质服务了，可惜哦，算盘没打好，他用他引以为傲的美帝医保去排队，然后等待的时间足以让他从肾衰变尿毒症的，所以啊， 他心一横，看私人医生去，在美帝，私人诊所是不在医保范围的，你必须自己买单，那天给他接诊的是位面目和蔼的女医生，一进去就和进行情切的交谈，连他患病期的心理指导都给做了，可惜啊，到整体说病了，人家说了，我清楚你的病，你先抽个血，然后下次再来看看吧，这病人捣鼓啊，在国内，这时候医生要都开了，注意事项都说了，你咋就说不知道什么病呢？这些算了，付费的时候他都想哭了，白花花的2000刀啊，其中500刀是医生的挂号费，1500刀是检查还有护理费用。。。。。。

这里就不明白了，我们这主任医师才收你8元差不多1刀多挂号费您都觉得贵，那美帝的你咋就说好呢？折腾来折腾去，这位出去不久的病人光荣的由肾衰转尿毒了，最后为了保命，他又一次回归中国，回归曾经治疗他的意愿，不同的是，这次他对我们说的是你们才是真正的“白衣天使”。。。。差距就是这么大，人啊，不是你经历的就不要乱加评论。写好久了，内容有点乱，有心看的就看吧，骂的人就乘早走人吧，最后跟句，美帝为何强大，那是精英主义的产物，他们尊重知识，尊重科学，而中国为什么连国人都天天骂自己的国家，归根接地，草根文化主流的后果，你在中国可以耍无赖，可以爆粗口，可以打人，就是别讲道理，那样你会无法生存，就像曾经一位貌似农民工的兄弟发的评论中说的“狗医生，你们读个书就了不起，凭什么你们读了十几年书就说自己工资低和付出不成比，我们每天辛辛苦苦干活也就赚那么点”多可笑的回复，受多少教育，有多少社会价值本来就决定这你的收入。

中国的医生干着1000倍于美帝医生的活，拿着不足美帝医生1/500的工资，不是很可笑么？现在的畸形啊，医生已经可以等同体力劳动者了，不是咱想比，人家都比上门了你有办法么。呵呵可笑啊

我亲爱的 医生老婆大人：

医生江湖漂，怎能不挨刀？！

北京同仁医院的医生被砍了；北京人民医院的医生被打了；东莞某医院的医生被杀了。

看着这些报道，作为一名老资格的医生家属，我真的要把心里话对你说。

医生三宗傻！

1、不会选择

选择比努利更重要。

遥想当年，您高考成绩全校第一，进了号称中国最NB的医学院读8年制医学博士，毕业在号称中国最NB的三甲综合医院工作多年。

转眼十多年过去了，当年北大没学医的生化系同学，都已工作十年，在各行各业混得小有成就。

央企工作的当个副处，公司配车；药企工作的当个经理，出门打的；投行工作的当个VP，天天飞机。

你呢，这个NB医院的小主治医生？ 公交车+地铁+“11路”

本打算开车上班，医院停车场是给领导和患者准备的，医生停车场走到医院15分钟。

别开车了，还是坐公交吧，你是高级知识分子，得环保。

俗话说：“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选择不对，努力白废!”

不幸中的万幸，你没选错郎。

2、不懂放弃

做医生，好比买股票，永远都在跌，从来不翻红。

还骗自己“价值投资，长期持有”，其实就是深度套牢。

从上学开始，别的university=由着你玩四年；

医学院八年，读书、考试、实验、论文、实习，夜班，好不容易节假日，还统统加班。

人家交四年学费玩四年，你们交八年学费当卖身工！

幻想着上班就好了，谁想到毕业了才是噩梦刚刚开始。

最NB医学院的博士，找工作像民工，被挑来拣去，挤破头才能混个白大褂穿。

第一年工资拿到手，突破四位数大关，真的是农民工工资。这可是中国最NB的三甲医院阿。

过几年工资收入稍好，每月全加在一起几K。

这可是没有节假日，每周6天工作，每日朝7晚6，1个24小时班换来的！

除了工作，还得伺候领导，应付考试，提防医闹。

在中国当医生，操着卖白粉的心，挣着卖白菜的钱；

中国当医生，高投入，低产出；

中国当医生，是最亏本的买卖；

却不得不日复一日的继续，麻木但依然幻想着有上岸的那一天，只是一觉醒来一切照旧......

3、很傻很天真

医生都很崇高，自认为救死扶伤，是白衣天使，应受人尊重，应体面生活。

这其实是傻，也是天真。

你老公我，从来不敢跟人家提你是XX医院的医生。为啥？

招骂，惹事儿！

别人听说我老婆是ＸＸ医院医生。如果被100个人知道了，100个人第一句话都告诉我，你们家真有钱，你老婆一个月怎么也得３－４万吧。

第一次我跟人家急，苦口婆心讲解医生的凄惨生活。人家半信半疑，最后认定我们是拿了红包怕被抓，怕露富。

１００次后我再也不解释了，解释累了。

媒体天天骂医生，医生一个被妖魔化的职业，岂是我一张嘴能改变的？

百姓对医生的感觉：羡慕、季妒、恨！

说你是医生，就是招骂。

惹事儿

人家听说我老婆是ＸＸ医院医生，那就完蛋了。他们家七大姑、八大姨儿，上级领导，下属员工无论大小病，都一个电话，“你帮帮忙，给挂个号吧”。

这算好的，还经常会指定ＸＸ医院，ＸＸ教授，ＸＸ日ＸＸ时间去看病。

娘啊，当全北京的医院是我们家开的呢！

您就一个小屁医生，为了脱不开的人情，到处装孙子求人办事儿，我看在眼里痛在心里。

为了不给你找麻烦，我也就不提你是医生了。

我曾经劝过你别干了，转行吧。

你说你喜欢做医生，眼中噙着泪花。

我心痛，我理解你真的喜欢做医生，喜欢为病人治病，所以现在我也就不再劝你了。

我只是时常提醒你，在医院对病人要尽量做好沟通，时刻提防。

现在的患者对医生不是敬重而是仇恨，可是你不信。

这就是你的傻，你的天真。

最近的恶性事件，让我不得不对你说。

老婆：

医院本是个纯洁的地方，现在那里变成了江湖。

医生本是个高尚的职业，现在是人人喊打的老鼠。

你救死扶伤，实现自我价值，我理解你支持你。

我唯一的请求：

亲爱的，保护好你自己，不要让我每日提心吊胆为你担心。

咏春拳、跆拳道、防身术，我都给你报名了。

钢盔、防刺背心、防狼喷剂，强光手电，我都给你买好了。

还有一份意外保险，保险受益人是我们的孩子。

为了咱们的家，为了我们的未来，保护好自己。

孩子和我不能没有你，我们的领导大人！
女医生的资深男家属
2011年9月20日

我志愿加入中国医生行业，拥护党的挑拨医患关系政策，遵守病人不能死的章程，履行高投入低回报的义务，执行医生培训三年又三年的决定，严守披着白大褂打死不还手的纪律，保守低回扣的秘密，对科室派系老大忠诚，玩命工作，为中国特色的医疗行业奋斗终身，随时准备为医闹和八毛党牺牲一切，永不转行。

看到一起起的伤害医护的事件，我们在声讨罪犯的同时，也要学会反思，为什么会一而再，再而三出现这些极端的事情？

这些事件中，我们如果去看患方的陈诉，无一例外的都有，诸如医方说手术很简单，手术效果很好，这个病治疗效果很好，等等。

那么病人满怀希望的来，如果发生不如意的结果，冲突甚至恶性冲突不可避免。

我看了那个伤害北京同仁医院的什么书法家的博客，（太长了，没看完，）也有“治疗这种病（喉癌），她很有经验，经常做，只是小手术 手术彻底 　出血少，见效快，能彻底根治愈后效果好”这种说法。

不管这些说法的真假，但这个人可能是熟人关系，在手术前肯定是被医方的说法弄的满腔希望。

所以我以后在诊治任何一个疾患的时候，都不会说治疗效果很好，说法一定要圆滑，不能说死，遇到那些喜欢刨根问底或者较真的人，直接告诉他们效果不好，治疗希望不大。

因为医学本来就是事实如此，任何一个简单的疾病谁也无法预料其后果。一个感冒都可以害死的人，这样的事常有。

就如我们主任在早会上说的“要告诉所有的病人到我们这来看病，最后的结果都可能会死”。

我现在在门诊，所有被我收住院的病人，基本上对那些有些知识，喜欢小聪明的人，或者犹犹豫豫，优柔寡断的人，喜欢在一些小枝节上纠缠的人，太罗嗦的人，我都告诉他治疗效果不是很好，有很多并发症，而且很容易复发，还有误诊的可能性，而且这个病目前没法治好，只能缓解一下等等。在住院的初始阶段，我就让一些病人的期望降到最低。

对那些老实巴交的人（在门诊呆久了，能识别的出来，比如检查治疗依从性好，不会反反复复的纠缠着问你），我会如实的告诉病情，从专业角度建议他的治疗，但也不会把病情说死，不会让人家满怀希望而来，最后失望而归。

还有就是熟人问题，我觉得我们科做的很好，除了本科室人及直系亲属外，其他的什么就算七大姑八大姨都参照其他病人的就诊和处理流程，除了费用可以稍微照顾一下外，其他一律免谈。

浙江省卫生系统治理医药商业贿赂的急风骤雨，掀起冰山一角。据官方通报的数据，“医药回扣专项治理年活动”，开展半年以来，1200多家医疗机构的17万余名医务人员共上交回扣款、礼卡、礼券、礼品等约1800余万元。“这个数字少得可怜”，杭州市某三甲医院的主治医师杨建（化名）表示，2010年夏因受贿被抓的杭州市第二人民医院院长吴正虎，涉案金额即折合人民币1500万元左右。相比之下，目前交上来的这点钱，显然是九牛一毛。或许，这也正是浙江省反贿行动在年中骤然加大力度的原因之一。（8月24日《21世纪经济报道》）

针对此，新闻里有这样一个判断，医药商业贿赂的治理，“头痛医头”的办法无济于事。无论是医院、医生、还是医药代表，全都已被制度绑架。同日的另一条新闻俨然验证了这种判断。广西壮族自治区荔浦县人民检察院近日的一次执法行动，牵出了县医院领导和超过半数临床医生涉嫌收受药品回扣的事实。当然，这样一窝倒的类似新闻之前也有过。前几年，在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人民医院，医生只有约200名，却有140多名陷入了“回扣陷阱”。

为什么出现这种怪现状？北京协和医院尹佳医生曾直言不讳，中国大多数医生在超负荷工作，由于挂号费和手术费低廉，而且多年不调整，医生不能从自己的超负荷劳动中获得应得的、能够维持其有尊严生活的合理合法收入，使部分医生去追求药品和器械回扣等不正当的收入，影响和损坏了中国医生的声誉。中国社科院经济所朱恒鹏则认为，医药商业贿赂的“主谋”是现行的医药体制，培养一个医生的高投入和医生较低的合法收入是产生医生“吃回扣”现象的主要原因。倘若政府动真格严查，可能将涉及中国60%以上的医生。

前不久的一项调查显示，95.66%的被调查医师认为自己的付出与收入不相符，这与2009年进行的上一次调查相比，又提高了近四个百分点。有民间学者曾调研得出结论，中国医生收入是世界上最差的。发达国家医生的收入是中国同行的40倍左右。即使是与印度、巴西、巴基斯坦等不发达国家相比，我们依然远远落后。再看看离我们最近的周边，香港的医生收入是内地的22倍，台湾是大陆的14倍。

但当下，这样的判断却很难得到公众认可。原因很简单，因为商业贿赂的泛滥，医生吃药品回扣成为一种社会现象。一次次类似的丑闻被揭露，不但伤及医者公信力，动摇了人们的信任，更让医生群体的真实收入成为一个谜，很多人都不相信医生们的报酬待遇很糟糕。在这种环境氛围下，即使有人站出来一次次呼吁提高医生收入，也很难得到民意的认可和支持，收入分配的改革自然就能拖就拖，一次次“雷声大，雨点小”起来。

医生们要想获得体面的收入，一件事情很重要也很难绕过去，那就是必须彻底放弃药品和器械回扣等不当收入所得，并倒逼政府提高诊疗费、挂号费、手术费。

从这个角度而言，笔者认为，既然大部分医生也是属于政府雇员，“财产公示制”就不妨先从医生开始实施。通过这样的倒逼，一来可以实现医生收入的透明化及廉洁化。二来可以大范围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倒逼效应。如果大多数医生的真实合法收入是处于低水平，政府就必须得面对问题，想办法解决薪酬过低等一系列长期积压未解决的问题，否则将会面临人员流失的严峻局面。

在触目惊心的医疗贿赂案件中，真正受益者只是少数内部管理者，多数普通医生扮演的只是协同者及替罪羊角色，他们往往敢怒而不敢言，很多人想脱离这种耻辱与尴尬但又无能为力。而让医生收入彻底阳光起来，或许就是一根摆脱这种命运的救命稻草。

近哥又不淡定了，频繁的和病人吵，甚至想挽起袖子想对干两场。

医生这是何等折磨人的职业。

这个职业，不需要爱心，不需要同情心，不需要谦让，需要的是按规矩办事的理智

结合事例说明有了同情心，爱心得到的下场。

小孩子，年轻未婚妇女，我一般能扫X片的，绝不扫CT，可是他们常问我为什么不来个全身CT，为啥如此不负责任，我有的是钱，你不知道？

一张CT对你的小孩有多大伤害？你不知道你还没有怀过小孩，对你有多大影响？

1类手术，术后基本上不用抗生素，外伤也不怎么用，你又来质问我，我没钱吗? 为啥不输液，我切口感染了哪个负责？人家都是输到拆线的时候，你太不负责了。

难道你不知道抗生素对你的身体会有很大副作用吗？

欠费了，每天早上查房都在说要停药，到现在我却没有真正停过谁的药，前面信誓旦旦的：医生不得差你一分，结果某天就悄悄全家消失，让我承受你医药费的20%。

濒死病人，用心治疗把你命保住了，你却说我是好人来医院的，花这么多钱，治这么久还起不了床。

你好人来医院真TM有病啊。

给你做了脾切除，肝叶切除，肠修补，结果却说我给你缝合的切口疤痕太大，说我是庸医，要我赔偿，你不知道你来的时候，我只需要洗手的时候多洗两遍或者吃个晚饭，你的坟头现在都长草了。

腹部包块作探查手术，术中发现是恶性肿瘤。无法根治，你找我扯，说没有搞清楚就剖，我搞清楚了，我做什么探查术，还说我强迫你签字的，我拿刀架你脖子上的？

反复气胸，做了闭式引流，持续漏气，你怪我手术把肺给你捅穿了。早知道是不是不应该做，让你窒息而死呢。

给你多交待点病情，你说我在夸大病情。少说点说我对你不闻不问，你们的特长是翻脸不认人，为了利益可以乱叫，今天还是尊敬的医生，明天就是搞死你亲人的凶手。

你对医生不满，可以打医生，可以骂医生，可以告医生，我对你不满意还得给你开药，换药，甚至帮你付钱。

我不知道我们医院有多少医生被打过，但从来还没有医生因为被打给医院补偿过，从来没有领导帮医生说过一句，我常常告诉自己，如果某一天谁对我动手，我会毫不犹豫的逮住往死里打。

可能会有人说，医生多黑啊，有回扣，收红包。今年我已经当了八年医生了，收到了病人送的水果、花生、瓜子若干袋，烟盒装人民币500元（当场还了），子弹一颗（军工厂的病人送的）。据我所知，我周围至今没有一个人收过红包，病人请吃饭除非是朋友，基本不参加。回扣？从来都是领导们的事。

有病人会说，那你是SB啊还当医生？很多人可能和我一样，一份勉强糊口的工作，多年的专业学习，隐约的成就感，自以为是的职业使命感，让很多人不舍得放弃这份鸡肋吧。

回顾我的实习日记，开始我很同情病人，同情他们的遭遇，愿意分担他们的痛苦，常常觉得我应该为他们解除痛苦，自以为要拯救谁拯救谁，但是无尽医疗纠纷，让我明白了。大处方，大检查是被逼出来的，不大处方就是治疗太简单，不大检查就是漏诊，如果一个医生一生遇上一次，他就会死心。他只是普通人，房东不会因为你是医生不收你房租，自来水公司不会因为你是医生欠费不停你的水，公交不会因为你是医生不收你的车费，我要生活，我没有能力不要酬劳生存，没有能力让你欠费我给你支付。

很多同行都对我说，忍一下吧，会有黎明的，但是估计天使们的心在黎明前都会死掉了。

病人或会说话，我们终于斗胜了你们这些白眼狼。

但是，仔细想想，

没有病人，医生可以改行谋生，没有医生，病人会怎么样？

为了保护自己，大检查会更加泛滥。

为了保护自己，看病会更难，一级一级向上级医院推病人。

为了保护自己，不会医生给你做有风险的手术，治疗。

为了保护自己，医生不会为你节约医药费用。

为了保护自己，医生会更加冷漠，言多必失。

我愤，因为或许我还不够淡定，或者我内心还有希望，还没有变成成熟的医生。

某天我不再博客更新我工作有关的事情，不谈论这行的时候，那就真正的职业化了，我期待。

不知道你留意没有，对任何医疗问题，中国人个个都像个政客一样张嘴必先言“医德”，红包回扣是“医德”、医疗纠纷怪“医德”、医疗差错也是“医德”.....广东省卫生厅副厅长廖新波也说“医疗是最好的政治沟通桥梁，把喀什地区人民医院建设成为区域性的国际医疗中心的意义远远不在医疗，可以说医疗搞好了，不但可以缓解区域里的社会矛盾，还可以通过医疗的国际性服务，增强中国与国际间的交往，影响他们的政治倾向，所以，我认为，医疗是最好的政治沟通，不可忽视！”对其他行业问题，如贪污腐败、官员渎职，人们能理智的呼喊要完善规章制度、法律法规的建设。

（一）中国医疗被毁于“政治化”

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的医疗问题，都没象中国这样复杂，医患关系，都未象中国这样紧张，大家对医疗问题看法莫衷一是，越治理问题越多，原因到底出在哪？

本文今天一针见血地指出原因在于：“医疗问题已被政治化”了，而政治的焦点是“医德”。

如不是被政治化了，一次涉及13亿人利益的医改，政府要把百姓“免费看病”待遇，变成“自己掏腰包看病”的商品化，必定会受到来自民间的阻力。然而医改却顺利完成了，老百姓非但没人问责政府，几乎一边倒的跟着记者大骂医生侵吞了他们的医疗利益，原因是“医德沦丧”。世界哪个国家能做得这么漂亮？

政治也是一种思想和利益上的对立，一旦引入“政治”，对问题的看法也将偏离客观公允，医患双方必然变得对立敌我，难以调和。

于是国家在医患喋喋不休的争吵中，每年都能节省了占GDP4-6%医疗费用，成为医改最大受益者，结果能不“看病贵”？多年没投资医疗建设，能不“看病难”？

政治思维影响了百姓对客观问题的判断力，才使人坚信医疗问题都是医生思想（医德）变质的结果，于是因投入不足造成的矛盾得以转移。也得益于政府的喉舌——媒体记者十几年来拼命灌输的政治焦点选择的极其令人信服——是医生的“医德”，于是医患迅速对立。

政治化的思维使人容易偏激，就像文革时期相信“右派”思想都是要预谋反革命似的，百姓对一件普通医患态度问题，都容易上升到“医德问题”。一件普通的医疗事件，极易上纲上线到敌我关系。

而对他行业出现的重大问题或事故，都能被心平气和地理解为“偶然”，对屡禁不止的贪污腐败能被理解为“个别”和前途光明；而对少数医生的医疗差错则认定为医生这个群体的“医德的集体沦丧”，医生的红包回扣数额虽小，却更令人痛恨。

此时尽管医管部门已经公开向社会宣布医改失败的原因：是“体制问题”，是“投入不足”、“资源配置不合理”……本该逐条去解决。可网络中至今有人仍固执的认为不先改变医生的医德，国家增加几万亿投入、建立多少医院都将是“喂了白狼”。而医管部门作为一级政府却也糊涂地始终专攻“医德教育”，更坚定了百姓的信心。

何以至此？只有这样医疗矛盾能得以转移，相关的卫生部门能免于被问责，同时赢得了改正的时间，不必对因处理，只要专攻医德教育就能赢得满堂喝彩！

但代价也是巨大的，医患关系紧张，医闹频发；不得不为缓解一个旧矛盾替而制造几个新矛盾，问题积重难返；新医改也因此耽搁了，且改革不得不避开被“政治思维”残绕的象粽子一样的旧医疗体制，在外围和防未病想办法。

过去的教育事业和今天的医疗行业一样，有着惊人的相似，也被记者引向政治化过，教师处境就象今天的医生一样：社会关注，媒体天天爆料，教师总是挨骂，所有教育问题的根源也都直指教师的“师德”。实实在在的客观矛盾不被重视，越搞“师德教育”问题越多……

直到有一天，媒体记者松开了紧咬教育的口，转向医疗行业。于是教育行业才得以重归理性，认认真真地、逐一处理多年来积攒的具体矛盾和问题，教育行业才得以好转！

（二）中国医疗是如何被“政治化”的？

中国医疗问题之所以能被政治化，卫生系统自身肯定有责任，且我国也有在“政治运动中发展”的深厚底蕴。但中国媒体记者——煽风点火、指鹿为马的功劳更不可磨灭！

这话中国的记者肯定不承认，更不服气：“这是栽赃，我们有报道新闻的自由啊！公民也有知道医疗真相的权利！”

这话好像美国的CNN也这么辩解过。可他们在报道中国新闻时，总是以偏概全，造谣生事。凡事他们都会往“人权”上扯，使中国普通的社会问题被“政治化”，让不太了解中国历史的国际社会唾骂“没有人权”，中国为此在国际社会上苦不堪言。

而中国的记者十几年来在报道医疗事件时，其实并不都清楚原因，凡事都要往“医德”上扯，使得普通的医疗问题也被“政治化”，让不太了解医疗行业的百姓中唾骂“医德沦丧”，医生为此也有口难辩。

比如CNN节目能从中国“奥运火炬传递”受干扰一事，得出中国人是“呆子和暴徒”；而中国记者能拿“茶水”冒充“尿样”，送到医院检查，几家医院的尿液分析仪报出结果：发炎！他们能从中得知——中国医生“医德发炎”了。十几年来，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这是“记德发炎”还是“医德发炎”？记者要说，这是国家批准使用，专门检查尿液的仪器，就象验钞机一样，你即使拿记者的脑袋试验，它也说“这是假币”。即使放到美国医院检查尿液的仪器上，也会被当尿液来检测的，绝对检查不出是茶水。

中国医改虽是“摸着石头过河”，但目的却很清晰——省钱和甩包袱。当把“百姓免费看病”，变成“自己掏腰包”的商品化时，简单的经济学原理，老百姓的负担必然会加重。特别是那时医疗卫生部门管理混乱，出现了“三乱”和“事故频发”时，百姓必然会问责。

恰逢此时，无数媒体记者蜂拥而上，利用强大的舆论工具，把所有医疗问题根源都指向医生，而焦点选为“医德”更具有震撼性的信服性，随即竟引发社会共鸣，于是医生成为医改失败和卫生部们的“替罪羊”。

面对百姓愤怒的问责，医生心里明白却解释没人听；有关政府部门选择了缄默不语；而卫生主管部门尽管知道根源在于“体制”和“投入不足”，竟把治理方向定为“医德教育”，转移了公众的视线，似乎在证实记者观点的正确性。

于是社会借助媒体力量，把医疗问题和矛盾转嫁给了医生，自然形成了一种人为的、带有转嫁责任性的“医疗政治”，政治的焦点是“医德问题”。

但事实上，中国的医疗问题和矛盾的根源在于：因政府投入不足，医疗管理部门治理不当，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的累积和爆发。

中国百业正兴，为啥医疗卫生会独扯后腿？这并不奇怪，因为其他行业始终在努力务实地工作；医疗行业明明知道医改失败的原因所在，却把治理工作定为“医德教育”。明明知道记者在造谣生事，却要“欢迎记者监督医德”。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最近仍有领导提议——要深入引进“医德考评制度”，大有将“革命运动进行到底”的英雄气概。

过去的教育行业曾经犯过同样的错误，曾在记者的鼓噪下把教育问题“政治化”过，同样也怪在“师德”上，结果越是“师德教育”行业越混乱，越遭骂。当他们放弃“师德教育”，开始客观分析加实干时，教育行业迅速好转。

如今的医疗问题已被政治问题捆绑得象个粽子，尽管医管高层急得要命，怎奈中下层已经习惯了“太极推手”，治理更是“声东击西”，内有医患矛盾，外有流言蜚语......医疗问题若没割腐剜肉的勇气将难以解决！可我连那种起码的客观态度、公正视角和踏实肯干的决心都没看到。

漫谈气候变暖与裁军
天则经济研究所 茅于轼 为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撰稿


气候变暖问题与裁军问题，是当前两个重大的全球性课题。我想谈谈最近对这两个问题的一些思考，供读者参考。

先谈气候变暖的问题。我总觉得，现在人们一般的认识有点受炒作的影响，把问题看的过于严重了。比如我曾经说过的，假如海平面上升，修一条堤坝花不了多少钱。对中国而言，海岸线是18000公里。如果筑1米高的堤坝，每米1000元，总共只要180亿元，相当于苏州市半年的税收。而这件事（海平面上升1米）至少要50年才会发生。又如，大气中二氧化碳含量的增加有助于植物的生长，仅这一条就可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全世界的农作物都能增产，森林能加速生长。但是讨论这个问题的文章很少。而说气温对作物生长不利的文章有一大把。炒作的原因和专业人士的职业利益有关。有些人就是靠这个吃饭的。炒得越高，收益越大。没了这个题目，连饭碗都没了。我不是说气候变暖不存在，而是说有点讲过头了。

从更根本的角度看，我们无法证明现在的气候对人类是最佳的。只不过是几百万年人类适应的结果。人类和生物界都有适应能力。不过需要时间。如果把当前的气候问题看成是适应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对策就不是减排。当前有一派的理论就是“适应”（adaptation）。减排是“对着干”，特别费劲。不如顺着干，加速适应

现在用减排的方法对付气候变暖，其成本高得出奇。如果有替代办法，成本肯定要低得多。我相信迟早会出现替代办法。几乎可以说，随便一个替代办法，其成本都会比减排低得多。气候问题的最终解决肯定不是减排。事实上减排的路线不成功。每年的排碳量还在增加。当然，由于化石能源最终要枯竭，再生能源将替代化石能源。但这件事将发生在更遥远的将来。


对付气候变暖最有希望的是“地质工程”（geo-engineering）。用海水人工造云是一个十分有前途的方案。没有后遗症，成本极小，随时可以停止或重新启动。据说日本已经试验过。“地质工程”的另一个好处是成本分摊容易监督，不像减排无法监督。这就解决了“搭便车”的根本性大问题，使政策可以有可行性。当然，每一个对策都会有副作用。这需要研究。人造云会不会改变气候模式，是朝有利的方向变，还是相反，都需要研究。

再谈裁军问题。我越来越感到，政治对裁军的影响，才是问题的根子。独裁政治是和战争联系的。因为民主政治的战争决策由百姓决定。百姓都不愿意打仗。仗就不容易打起来。当今世界的战争根源主要是独裁引起的。国内的人权问题也是独裁造成的。所以消灭战争的根本办法是民主化。独裁问题不解决，和平就不可能有保障。独裁者不是战争的受害者，百姓才是战争的受害者。反对战争的是百姓。在独裁政治中，百姓没有发言权，如果独裁者判断战争对自己（本人）有利就会发动战争。独裁和战争的关系还和国家的大小有关。小国独裁未必跟着有战争。大国则不同。因为大国的力量大，发动战争得利的就会多。

独裁国家通常不愿意裁军，一个重要因素和保持政权有关。在许多非民主国家里，政权是靠枪杆子打出来的，所以有“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之说。在这些国家里裁军几乎不可能。因为军备不仅仅用于对外打仗，更是对付内部政敌所必须。所以裁军会危及一个独裁政权，裁军这件事在独裁政治中就变得几乎不可能。

美国总统奥巴马近些年提出新的中东政策，和过去的方针有很大的不同。他认识到民主才是根本性的问题，其他考虑都要让位于民主和人权。过去美国更多考虑的是石油安全、以色列的安全，而忽视了民主和人权。现在看起来这种政策是舍本求末。埃及等国家的变化说明民主和人权是地区和国家安定的基本保障。也是和平的基本保障。

从一般百姓对裁军的看法来看，裁军似乎也是困难重重。本来对百姓最有利的裁军政策，未必得到百姓的支持，还有许多百姓反对。（我写过一篇文章，呼吁不要拿我交的税款造航空母舰，遭到许多人反对。）

这里的原因很复杂。首先是“搭便车”思想。即使会打仗，也未必是自己上前线，死的是军人。自己在后方高喊打仗安全得很。大陆上有些人要解放台湾，不惜动武。其实如果真的要这些人拿起枪上前线，未必真那么勇敢。

其次是受独裁者的宣传欺骗，认为为国捐躯最光荣。这种宣传已经几千年，根深蒂固。日本的军国主义、恐怖分子的自杀炸弹，都是这种宣传结下的果实。中国也不断在做这种宣传。比如“狼牙山五壮士”、董存瑞，乃至于文天祥，都是为国家（不是为人民），宁可战死，也不投降。历史上的扬州屠城十日就是这样发生的。从百姓的立场看，绝不愿意被屠城，而愿意投降。但是投降是最不为独裁者所允许的事。虽然日内瓦红十字公约有优待战俘的条款，但是在独裁国家，以国为本，人的性命不在考虑之内，国家才是最重要的。所以禁止战士投降。既然连投降都不允许，放下武器或裁军也就是绝对不可以的。中国在朝鲜战争中被俘虏的战士就受到这种极不合理的待遇，一直被当成叛国者对待。在美国就完全不同。当过俘虏的人照样可以竞选总统，而且是一段光荣的历史。

伟大的人和伟大的制度
——傅高义《邓小平时代》译后感言

冯克利


一

在座的各位中间，有些人可能已经知道，哈佛大学出版社在去年10月出了一本写邓小平的书，作者是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已经荣休的著名东亚研究专家傅高义先生。此书出版后不久，各位所在的北京大学的出版社，据说是有杜维明教授的大力推荐，也很想出这本书的中译本。有一位编辑，也是我的山东老乡岳秀坤先生，知道我在翻译这本书，曾奉他的领导之命与我联系。其实，不止是北大出版社，据我所知，这半年多来国内有20多家出版社都表示有意出版此书，因为傅教授这本书应当算是世界上第一本全面研究和记述邓小平政治生涯的著作。当前中国国力的增强和在世界上影响力的不断扩大，与邓小平显然有着绝大的关系，这使更多人对他有了解的愿望，所以此书上市后在欧美市场上一直很走红，前些日子曾与《乔布斯传》一起多日名列《纽约时报书评》的畅销榜前列。

但是，尽管此书很热卖，尽管傅高义对邓小平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国内也有很多家出版社愿意出版此书，至少就我目前所了解的情况看，它能否在中国大陆出版，或出版之后会变成一个什么样子，至今仍没有定论。它在中国出版如此困难，并非因为书中对中国有多少诋毁污蔑之辞，主要原因大概是其中包含着大量与1989年那场所谓的“六四风波”有关的内容。我以为傅高义先生对这事说得很客观，很平实，大体上也符合我的看法，甚至我揣摩着它应当可以被当局所接受。但至少就目前的情况来说，谈论1989年发生的这件大事，不必说对它给予赞扬，就是搞严肃的学术研究，甚至对它进行深入分析和批评，在中国仍是官方的大忌，这与我们一向不太敢面对自己不太光彩的历史记录有关，结果很多事情到了后来都是一笔糊涂账。

所以，今天晚上我就借此机会，给各位谈谈与傅高义先生这本书有关的话题，我将集中在四个话题上。一是简单说明一下我翻译傅高义这本书的动机和过程，二是对这本书的内容做一个扼要介绍，三是结合我从这本书中对邓小平得到的了解，谈一谈有关他的执政风格的一点感想。最后一个话题是，我们应当如何对邓小平这样一个重要人物进行评价。
对于邓小平其人，搞经济的，搞政治的或搞历史的，当然还可以分出党内的党外的、国内的国外的，必然会有很不同的解释与评价。更为重要的一点是，从时间上说邓小平离我们还是太近了，与他有关的很多事情，他在历史上到底发挥了什么作用，今后还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其功过是非也许只能等到时间再久一点才会逐渐变得更加清晰。我们作为同代的人，有着太多的个人利益和恩怨，太多与个人切身经历相关的情感，大概谁的评价都不敢说多么公允，更何况任何一个时代或一个人的作为，都是各种复杂因素形成的一个复合体，想找出某些简单的因素来解释一切，几乎是不可能的。我这里只是提供自己的一点想法，给大家增加一些看问题的视角。如果傅高义先生这本书以后能在内地出版，这可以为大家提供一些阅读和进一步思考的线索；如果不能出版，也使各位对它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二

先来说第一件事。一年多以前的2010年秋天，傅高义先生这本书还没有最后定稿时，我就开始着手翻译他的初稿。当时接手这份差事，自己有这么几点考虑。一是有香港中文大学的朋友盛情相托，开出的报酬还算诱人，我一向不申请各种科研项目经费，干这个活也可以自食其力挣点儿钱，这总比拿一些假大空的项目去骗科研经费强吧。当然了，假如只有钱上的考虑，没有一点儿兴致去做，那也是极其无聊的事，所以我还有另外几个考虑。

傅高义先生是哈佛大学的名教授，在上世纪80年代曾写过一本誉满全球的《日本第一》，当时正是“日本要卖下美国”的时代，日本的经济腾飞一度让美国人一片惊恐，因此他这本书对美国的政界和商业商界重新认识日本发挥过重要影响。我又见到傅教授在事先发来的前言中说，他早在2000年在韩国济州岛休假时，就动了写一写邓小平的念头，从动笔到大体完成，总共耗费了他十年光阴。一个年届耄耋的老人，能够不辞辛苦，用自己晚年的宝贵时光去研究邓小平，读来不能不为之动容，这也是我愿意翻译它的理由之一。

但是，光有这些理由，也不足以让我接下这个50多万字的差事。除了以上考虑之外，我还有个最重要的一个想法：我这个年龄的人，前半辈子在毛泽东的红旗下长大，后半辈子则从邓小平时代走来。过去自己的兴趣爱好并不在中国当代政治上，但这个时代却给我们这一代人留下了深深的烙印。自己作为一个过来人，确有必要仔细了解我亲身经历过的这个时代和邓小平这个政治家，具体看一看在我们现实的政治生态中，一些重要的理论问题如何发生，表现为什么形式。我深知一般搞理论研究的人，假如常年埋首于所谓的学术著作之中，久而久之往往会失去现实感，言论流于纸上谈兵。当年埃德蒙·柏克称这种人有不会解决问题、只会“吹毛求疵”的毛病；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第三卷也曾对不谙世事的文人的习气大力嘲讽，按他的说法，如果你从来不参与现实政治，却热衷于讨论政治观念，这对社会有可能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后来韦伯更加刻薄，把它叫做“贫瘠的（或无生育能力的）亢奋”（sterile Aufgeregtheit）。患上这种病的人，谈起政治来感到很自信，但往往让政治的实践者莫名其妙，甚至觉得十分可笑。

从另一方面说，我们看一些今天被奉为经典的著作，当年作者写它的时候，其实都与现实有着很贴近的关系，甚至有着时论的性质。比如有一些政治学名著，像汉密尔顿和麦迪逊等人的《联邦党人文集》、刚才我提到的柏克的《论法国革命》或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等等，都是针对作者当时一些很现实的政治问题而发。甚至我觉得，像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这样的神学著作，其中很多内容也是对公元4世纪罗马社会的政治和文化生活的尖锐批判；柏拉图讲修辞学的《高尔吉亚篇》中的不少内容，则可看作对他身处其中的希腊城邦政治生活中那些巧言令色之徒的针砭，就像今天我们这里一些知识分子干的事情一样。这些著作现在被人奉为经典，不但是因为其中包含着深刻的理论问题，也因为它们是作者对身边的事情做出的强有力回应，与当时发生的政治生活有着密切的关系。作者可能并没有把它们作为经典理论来写，当时的读者大概也没有把它们当作经典看待。所以我在读这一类经典时时常有一个想法，不了解眼前政治的人，政治理论怕是也做不好，因此便有一句话愿意与大家分享：政治学经典未必一定是从思考现实政治中产生，但现实政治绝无可能仅用经典著作去设计。政治学确实需要处理一些重大的观念和理论问题及其相互关系，但用一个恰当的比喻说，这些观念或价值就像一张张空白支票，你只有根据自己当前的现实需要，在上面填上一定的数额，签上自己的名字，它才能真正生效，你一旦不慎填错了，它也会报废。我们思考政治问题的人，弄明白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很重要的。

那么，我们现所面对的政治现实是什么呢？邓小平虽然已经去世十五年了，但是我想在座的大多数人都会同意，其实从很大程度上说，我们仍然生活在邓小平时代。不但他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国策没有多大变化，甚至他的权力的直接影响也仍在继续。上一任中共总书记江泽民是邓小平亲自选定的接班人，现任胡锦铸总书记也是当年他和一批老干部选定并着意培养出来的领导人。仅以这种治国路线和人事上的延续性而论，如想认识这个我们生活于其中的时代，也不能不去了解邓小平。

有了以上这些考虑，我才把这份翻译的差事接了下来，而且也确实如自己所愿，从这本书中，我对整个邓小平以及在他领导下发生的大事有了一个比较完整的了解。过去自己对邓小平素无研究，但不管是喜欢他还是不喜欢他的人，对于他在现代中国历史上的重要作用，大概无人可以否认。邓小平在他的执政过程中，深刻改变了中国社会，他给我们这个国家带来的最显著的变化，就是这三十多年来经济的高速增长，使中国从一个大多数人不得温饱的社会，迅速变成了一个大多数人衣食无虞的社会。这个变化是无论如何不能低估的。傅高义先生为此甚至对邓小平给予了更高的评价，认为他领导中国走过的改革路程，从世界范围内来看也是20世纪人类社会最了不起的成就，这是他要写一写邓小平时代的基本动机。


三

下面我先介绍一下傅高义这本书的大致内容。我看到有不少媒体报道说，他写了一本邓小平传，这个说法是不太准确的。他这本书的正式名称是《邓小平与中国的转型》（Deng Xiaoping and China’s Transformation），全书虽然是从邓小平1904年出身于四川广安说起，但从邓小平的童年到他在文革期间下放这六十多年的时间，只用了短短3万多字，在洋洋50余万言的全书中仅占整个篇幅的二十分之一。他首先对邓小平前期的经历做了一个概括的描述，总结出邓小平在这个时期养成的一些性格特点，如坚毅果敢、讲求实际，出色的判断力和全局性视野，战略眼光以及1949年以后在毛泽东手下领导国家所积累的治国经验。当然，对邓小平影响很大的另外两件事，一是“文革”这场巨大的浩劫，二是邓小平在下放江西的三年期间对中国未来的思考，这对于他在1977年重新复出后的政治表现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傅教授通过讲述邓小平过去60多年的这些经历，为我们理解后来邓小平推动改革开放的决心和执政风格做了一个很好的铺垫。从第三章开始，全书就进入了从邓小平1974年恢复工作到1992年南巡这近二十年的时间。可见他这本书的叙述重点是放在改革开放时期，严格地讲不是一本“邓小平传”，香港的中文版将它改为《邓小平时代》，是很恰当的。

另外，傅教授为了写这本书，在近十年的时间里采访了很多人，包括多次来到中国采访了一些重要当事人，其中也有邓小平的一些亲属和曾与邓小平共过事的人，这些时间累计起来总共有一年多。傅高义先生的中国话说得很好，所以每次采访他都亲自提问和记录，留下大量的录音和笔记。也许你们会想，有这个广泛的采访过程，傅教授在书中一定透露了不少鲜为外人所知的内幕。在我们这种高层内幕总是密不透风的政治环境里，有这样的想法也很正常。但我的感觉是，这本书并没有透露多少内幕，也许是因为顾忌到给当事人带来麻烦，或是这些当事人与傅高义教授之间有一些约定，即使他们在采访中有所透露，傅教授也不方便写在书里，或者是我对这种事情不够敏感。总之我的感觉是，傅教授在他书中并不想刻意透露多少重大的内幕消息，他不是个喜欢猎奇的政治八卦作家，而是一位严肃的学者。

那么，傅高义这本书中有关邓小平说了哪些最有价值的东西呢？我以为他这本书中写的最精彩的部分，应当是和邓小平的外事活动有关的内容，尤其是邓小平在上世纪70年代为数不多的几次重要出访——日本、美国和东南亚四国之行，这大概与材料的丰富性有关。傅高义利用西方媒体的大量报道、个人访谈、研究著作和政府档案，生动讲述了邓小平为中国争取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做出的种种努力。但是，邓小平毕竟不是外交家，他首先是一名政治家，他的所有外交活动也都是服务于他的国内目标，对这部分内容相对而言我们不像对国内政治那样关切，由于今天时间很有限，我姑且略过不提。

在中国的内政方面，由于受到材料来源的限制，使傅高义难以将故事讲得像外交活动那样细致生动，但他还是尽量利用了一些官方文献和有限的研究资料，着力把握邓小平执政风格的一些重要特点。例如我认为很可圈点之处，是他对中国共产党高层领导集团内部的运作方式，以及邓小平在其中的处事风格，有一个很切实、很准确把握。他反复向我们解释了什么是党内高层的“气氛”，邓小平在做出重要决策的关头，必须对这种气氛加以判断，才能决定下一步的政策。每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就能体会到政治现实的微妙之处，不是任何理论所能解释的，理论也许能为我们提供某种方向感，但具体到如何向前迈步，什么时候迈步，什么时候需要停下，判断的依据就是这种“气氛”，对此理论不能为我们提供任何有效的指导。

其次，傅高义先生十分深入地讲述了邓小平在党内政治中逐渐取得成功的过程，以及他在这个过程表现出一些十分可贵的品质，例如他一向不计较个人恩怨和亲疏（除了军队以外），与人交往只以工作为重，在用人上首先考虑的是党和国家的利益。其次是邓小平的大局观，他善于抓大放小，不像周恩来那样事必恭亲。大方向确定之后，具体事情他会让手下人放手去做。就是邓小平的意志力，一旦拿定主意，他会坚持不懈地做下去。傅高义先生多次提到毛泽东对邓小平有两个形容，一是“钢铁公司”，一是“棉里藏针”，这两个观察都是很到位的。邓小平做事一贯坚忍不拔，今天我们把这种品质叫做执行力，但他并不是一个处处锋芒外露的人，用他女儿的话形容，他是个“不爱说话”的人，他一向沉着冷静，很讲究做事的分寸。从傅高义的叙述中，我们可以不时感到邓小平这种既顽固又收敛、既执着又狡猾的性格。知道如何在正确的时候，用正确的方式做正确的事情。大概是一个政治家最可贵的品质了。这也是你从书本里绝对学不到这样的本领，它只能与个人的性格和经历联系在一起，是一种高度人格化的经验智慧与眼光。

邓小平今天被人誉为伟大的改革家，但我从阅读傅高义的书中得出一个感觉，邓小平的第一考虑并不是改革。那么他首先考虑的是什么呢？他的第一考虑，是在毛泽东给他留下的烂摊子上，为中国社会做一点实事。也就是说，他不是一个为改革而改革的人；不是改革的愿望为他提供了行动的动力，而是行动的愿望为他提供了改革的动力。在这一点上他与苏联的戈尔巴乔夫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当年戈氏搞改革打出的旗号是“公开性”，基本内容是开放言论自由和苏共党内斗争的透明化，结果使苏共对整个社会失去了控制，先不讲我们是否喜欢这种事，它是导致苏联体制垮台的直接原因，是没有人怀疑的。用黄仁宇先生的一句话说，这叫“理想高远，技术低劣”。邓小平显然与此相反，他的理想很低，但技术高超。对于他这种不为改革而改革的作风有一个基本的判断，我以为是很有必要的。傅高义先生像很多人一样，在书中经常把邓小平称为“实用主义者”或“实干家”（pragmatic），只有这样来认识邓小平，你才能理解邓小平时代的许多特点。这种务实精神，这种不为改革而改革的立场，我以为既是邓小平在经济上取得成功的关键，也是现在中国存在的许多制度性问题的原因。

邓小平既然有这种不为改革而改革，而是要干一番实事的愿望，因此他必须利用中国共产党这个高度制度化和组织化的资源。邓小平反复强调，中国共产党是领导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关键，因此这个东西千万丢不得。傅高义对邓小平的这种想法也看得异常清楚，所以他嘲笑当年的很多西方人，他们以为邓小平的务实的精神会使他把中国带上西方式的道路，其实邓小平对西方式的民主制度有着非常固执的排斥态度，所以他们在这一点上是大错而特错了。由此我也觉得，傅高义用来形容邓小平“pragmatic”这个词，也可以理解为有着双关的意味，它的另外一层不太常用的含义是“刚愎自用”或“独断专行”（dogmatic，dictatorial）。“pragmatics”的这两层含义，再好不过地反映着邓小平的双重性：他不需要教条主义的意识形态，但他要坚定维护中共的领导地位；他要维护这个组织，并不是因为它思想上多么正确，而是因为邓小平有一个基本的判断——不借助于这个组织体制，他什么事也干不成。


四

傅高义先生说，邓小平坚信“共产党必须从根本上转变它的目标和工作方式。”这也就是说，虽然邓小平不想改革中共的基本体制，但他的目标与建立这种体制的毛泽东大不相同。在毛泽东时代，政治和经济两者之间充满了意识形态的对抗，非白即黑，甚至你死我活。但在邓小平时代，虽然政治迫害不能说没有，但数量和残酷程度上已完全不能跟毛泽时代相比。毛泽东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政治路线定下来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邓小平不接受毛的治国路线，但他并没有背离毛泽东这种组织思想，从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邓小平与毛泽东时代的继承关系。他为了实现自己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治国路线，不是给这个体制动大手术，而是要让它换一换脑筋。所以我以为，他所带来的最大变化，也可以说是他取得的最大成就，就是通过改变任免干部和考核干部业绩的标准，使整个中共干部队伍的观念和行为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这当然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其中也有不少曲折和反复；他不断强调不能再闭关自守，坚持扩大对外开放，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让干部有更多机会了解外部世界，开阔他们的视野，这对于改变其思想观念发挥了不容忽视的作用。他对各级领导干部的素质多么重视，我们翻一翻《邓小平文选》便可知道。他讲干部问题、讲组织工作或接班人的言论很多，大多都是在要求党的各级领导要改变思想观念，甚至一些提到政治改革的地方，讲的其实仍是干部素质问题而不是体制问题。

经过这些人事上和政策上的不断努力，自邓小平执政以来，我们的官员逐渐从一个严重受到意识形态禁锢的队伍，变成了一支更加开明务实、以追求经济发展作为首要目标的组织。对整个领导阶层在组织上的这种有效控制和推动其观念变化所做的努力，使治理的目标和方式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不断为经济发展提供着强大的动力。所以张五常先生在前两年曾说，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中国现在实行的是世界上最成功的制度。我们国内经济学界的一些有联邦主义倾向的经济学家，也在讨论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对他们的这种判断不管有何争议，它是建立在一个事实之上：今天的中共的各级领导干部都知道，无论自己的工作在其他方面有何表现，无论你是贪污腐败也好，还是廉洁为官也罢，你治理的那一方水土如果经济上不去，你的仕途也肯定没有多大戏。这是邓小平在维持中共这个统治集团的同时，给它带来的意义最为深远的变化。

邓小平知道维护中共这种组织体系的重要性，而这个体制能够有效运行，关键又在于它的领导人是否有权威。有这样一种考虑，使他的领导风格中有了另外一个鲜明特点，即他几乎从来不在基本政策上主动率先搞改革。有朋友曾对我说，邓小平并不像官方宣传的那样，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他不过是改革的“总批准师”，我觉得这个话是很有道理的。确实，我们回顾改革开放前十年一些重大事件，例如，始于1978年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后来的农村包产到户政策，乡镇企业，再后来的价格双轨制的实行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一重大政策的转向，这些事情在中国摆脱意识形态和计划经济的束缚，向市场经济转型中都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我们会惊奇地发现，它们几乎全都不是邓小平本人提出和发动的。甚至建立经济特区这一突破计划经济最重要的创举，按傅高义先生的分析，也是最先由华国锋和谷牧等人提出，邓小平的功劳只是给它起了一个“特区”的名字，因为他记得过去自己领导过晋冀鲁豫就叫“特区”。邓小平不但不是所有这些事情的首倡者，有些事情他最初甚至没有注意到它们的发生（如有关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和乡镇企业）；在有些情况下，如果成效尚不明朗（如包产到户和个体经济），或是政策的落实出现了一些问题（如经济特区早期出现的严重腐败和走私问题），邓小平也迟迟不愿公开表态给予支持。对于这些事情，傅高义先生在书中都有很详细的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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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你们不要以为我这是在贬低邓小平。恰恰相反，我觉得这反映着邓小平最高明的一面。有不少自由派人士说，从包产到户和个体户，再到乡镇企业和城市市场化改革的逐渐铺开，这些在改革开放早期对中国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的变化，都不是邓小平的功劳，他不过是个被动的接受者而已。这样说是不客观的。傅高义先生在书中一再强调，在邓小平搞改革之前，世界上所有的共产党国家在经济改革上都没有取得真正的成功，因此邓小平缺少成功的经验可以借鉴，他在改革的政策上不亲自出击，这非但不能证明他的无能，反而证明了他的智慧。如果说“无为而治”不是指无所作为，而是不过于积极主动地去设计社会，只以顺势而为的方式进行治理，从这个意义上说，邓小平可以算作一个“无为而治”的典范。

此外，为了理解邓小平这种执政风格的价值，我们也必须明白这种制度的一个特点，它承受不了最高领导人犯下大错误的代价，而这种制度对权力的约束力不足，又易于让当权者犯下大错误。在这种体制下，如果一号人物出了大错，是会让整个国家和社会伤筋动骨的。假如掌握最高权力的人如同毛泽东那样总是积极有为，铸成大跃进和文革这样的大错，而他自己又不甘心从此失势，便只好置党内游戏规则于不顾，到体制外边去寻找巩固自己权力的力量。于是毛泽东便动员年幼无知的红卫兵替他打击自己的政治对手，结果把整个国家搞得一团糟。

有些人认为，邓小平的谨慎态度可能与他本人有三起三落的经历这一背景有关，此外他在一定程度上仍受制于陈云等一些比较保守的党内元老，并不能放开手脚为所欲为。傅高义特别强调的另一件事是，虽然邓小平领导现代世界最为意义深远的变革，可是他却从未正式担任过中国的最高领导人，这在人类历史上是一件很奇特的事情。按他的分析，这主要是因为邓小平在三中全会时还没有配备好自己的班子，实力有所不足，他不想为了争夺权力破坏党内团结，损害国家建设的大局。我认为，这些说法虽然有一定道理，却不足以深入解释邓小平在领导改革中那种收敛的风格。即使80年代他在党内党外声誉最高的时候，他也仍然强调对一些缺乏经验的重大改革措施一定要保持谨慎的态度。他一方面深知毛泽东利用中共体制给国家造成的危害，另一方面也很清楚，在这种体制中，必须让人们对最高领导人保持一定的敬畏，用傅高义先生的话来说，要让人们“对胆敢蔑视权威可能给个人和家庭带来的后果要有所惧怕。”（傅高义语）在中共领导集团内部，为了保证纪律得到遵守，仍然严重依靠个人权威，因此维护这种权威就成了至关重要的事情。

所以，对于邓小平这种一直甘心于不要正式名分的做法，我们不妨做另一种理解。他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威地位，保证自己不犯大的错误，必须与一些容易惹上麻烦的事情、容易引起争议甚至党内分裂的事情，保持一定的距离。由此来看，邓小平这种不要正式名分的做法，使他能够在当老大和老二这两种角色之间游刃有余：他既可以在引领发展的大方向上当老大，使国家不至偏离改革开放的路线，又可以在承担直接责任上只当老二，使自己避开亲自参与政策的制定和落实所包含的风险，从而维持自己的权威地位。处在这种地位上，即使政策出现了大问题，他也可以丢卒保帅，让手下的领导人为决策失误导致的问题承担罪责，由他们去充当自己的替罪羊。于是便有了胡耀邦和赵紫阳的下场。

但是，正像我前面说过的，邓小平作为一实干家，并不是一个毫无原则，见风使舵的机会主义者。就像“pragmatic”这个双关词所表明的，他也有其顽固的一面。他深知中国的出路只能在于打破一些旧框框，所以愿意让手下人在政策上大胆进行尝试。只要他看准的事情，不管采取什么方式，他都会意志坚定地做下去。这方面一个最为人们所熟知的例子，也是傅高义在书中反复提及的事情，就是邓小平在七十年代末提出让国民经济翻两番的目标。这个在八九十年代不断被宣传机器重复的目标，是因为邓小平当年访问日本时听到，日本首相池田勇人曾在60年代制定出在10年内让国民“收入倍增”的计划，从而大大刺激了日本经济在70年代的高速增长。邓小平访日时这个目标已经成为现实，这让他对日本的经济振兴计划印象深刻，念念不忘。他在征求了中国和世界银行专家的意见后，确信中国在20年内，即从1980年到2000年，经济翻两番是一个现实可行的目标。于是他开始坚持不懈地鼓吹“到本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的口号。在此后十几年里，不管遇到什么麻烦，他从未放弃这个想法，这也是他在1992年看到经济有可能大滑坡，通过南巡再次发动新一轮改革浪潮的原动力之一。这当然也是因为他很清楚，在彻底抛弃了毛泽东那套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意识形态之后，他只能用“发展就是硬道理”这样的口号来维护中共统治的正当性。他这种顽固性人所共知的另一种表现是，对于他为之奋斗了一生的中共这个组织，他一向不能容忍其受到威胁，他在早年就处理过白桦创作的电影《苦恋》、在“民主墙”上贴大字报的魏京生，后来又将王若水、刘宾雁、方励之等一些著名知识分子开除出党，其理由都是因为这些人对中共统治的正当性发起了挑战。在处理1989年学生示威的方式上，他这种绝不让步的性格更是表现得淋漓尽致。

正是由于邓小平的这种坚持，今天我们回头来看，他所发动的改革开放虽然经历了一些波折，至少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总体上是非常成功的，如果用翻两番这个目标来衡量，甚至大大超额完成了任务。他在这个变化过程中的功绩，有各种各样的评价和赞扬。以我这个不可救药的主观主义者来看，邓小平最大的功绩，正如前面所说，就是他通过引领改革开放不断取得进展的过程，诱导中共干部改变了对世界的看法。他保留了毛泽东为他留下的中共这个组织系统，但他也最大限度地利用了它所提供的制度平台，十分出色地完成了他的“发展就是硬道理”这一观念革新的自选动作。

这种观念的变化到底有多大，我不妨举一个前不久刚发生的现成例子。常有人说中国不接受普世价值，我以为这话只是部分正确，如果“自由贸易”也算是一条普世原则，那么它确实被中共接受了。在前不久刚结束的人大会议记者招待会上，商务部长陈德铭针对美国国会通过了对中国货物的反补贴法案，批评美国破坏自由贸易的规则。这样的话我们今天听来很正常，但是如果放到30年以前，你听到一个共产党干部教训美国人不遵守自由贸易原则，那会成为天下最大的奇闻。邓小平并没有大力推动中共的干部队伍接受现代社会的法治、公民权利和自由观念，但他确实使他们完全认同了市场、效率和致富的观念。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至少在这一点上，今天的中国官员与30年前的干部在经济观念上的差别，要远远大于今天的奥巴马和30年前的里根总统。

基于这样一个背景，我们也许可以重新理解人们时常提到的邓小平的一句话：“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邓小平在这里所说的“左”和“右”主要是指行政意义上的政策取向，并没有制度层面的意义。假如它涉及到基本的制度变革，我想邓小平是不会说这种话的，因为转换到制度的层面，“右”将意味着改变中共统治地位，这是邓小平完全无法接受的，甚至他会反过来说“要警惕左，但主要是防右”了，因为“左”的倾向只会干扰政策方向，对这种体制本身并不构成直接威胁。对于邓小平来说，只要坚持中共领导地位这个前提，甚至鼓吹“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或“自由贸易”这种经济上很右的政策，也都是可以接受的。我在多年前曾把这种政策上的“右”称为“行政自由主义”，现在不少人则把它称为中国式的“权贵资本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前不久我看到香港前总督彭定康在为傅高义这本书所写的书评中，甚至把它称为“列宁主义的市场主义”，虽然称呼不同，但说的大概都是同一个意思。


六

傅高义先生回顾中国历史，认为近代以来中国的所有政治领袖，从同治年间的洋务派到清末的变法派，从中华民国的开创者孙中山到后来的蒋介石，再到领导中共夺取政权的毛泽东，都有一个想让中国富强的心愿，但只有在邓小平的领导下，这个追求富强的百年大梦才真正变成了现实。很多人看今天的中国，觉得是一个很奇怪的国家，一个共产党政权居然能够成功引领一场规模浩大的“经济奇迹”，这也是近年来不断有人谈到“中国模式”或“北京共识”的原因。由于邓小平推动的改革开放，中国现在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不但深刻改变了中国，也大大改变了世界的格局，傅高义先生甚至认为，中国成为“世界唯一大国”的前景也已经依稀可见。他在后来专门为香港的中文版所写的前言中说，面对这样一个崛起的超级强国，西方人必须加深对中国的理解，不然对双方都不利。更深入地认识邓小平这位缔造了这一奇迹的伟人，则是取得这种理解的关键。傅高义先生并没有表示他认同“中国模式”或“北京共识”之类的说法，他仅仅希望他的读者能够通过对邓小平的了解，去认识中国在经济上取得成功的内在机制。从这个角度看，傅高义给予邓小平极高的评价，我认为是没问题的。

但是我觉得，现在就给邓小平的历史地位盖棺定论，似乎还为时尚早。这不仅是因为我前面所说，邓小平在时间上离我们太近，对他还不易得出一个客观公允的判断，而且即使仅以他所取得的经济成果而论，其中并非只有正面的东西，同样也包含着各种问题，现在常有人说中国面临着陷入“拉美陷阱”的危险，反映的就是这些问题引起的担忧。傅高义在全书的最后一章，简单罗列出了邓小平留给中国政府的种种问题。也许是为了突出邓小平的成就，但他对此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了几句。我相信，很多读者对于他这样一位历史学家能够对此做出更加深入细致的分析是有所期盼的，但我觉得这却是全书中写得最草率的一部分。傅高义似乎没有认识到，邓小平取得的经济成就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将会继续发生何种影响，与他的成功相伴随的各种问题将会造成什么后果，对于我们今天的中国人来说，也许比邓小平取得的成就更重要。

应当如何看待邓小平呢？我这里提供一点自己的视角，未必正确，只供大家参考。邓小平是中国现代历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人物，这一点大概没有太大疑问。但不加限制地把他称为一个伟人，未免过于笼统。历史上的伟人有很多，但他们伟大的原因却各有不同，如果我们对这些伟人进行分类，邓小平属于哪一类伟人呢？

正如傅高义先生所言，以经济上取得的成就而论，中国近代以来的统治者确实都不能与邓小平相比。如果看看中国的历代君主，可以分为开国者，守成者和丧国者。邓小平似乎这三种人都不是，如果非要拿他们来比，邓小平或许算是一个“中兴之君”，就像汉代的文景皇帝、唐太宗、宋太宗或康熙和乾隆等等，这些人都不是开国之君，但都在前人开创的基业上大有所成。但是这样来评价邓小平，未必是一个很高的褒奖，这不但是因为那些中兴之君面对的问题与邓小平的现代化任务有着完全不同的性质，而且这种比较可能意味着我们仍未摆脱中国历史上治乱兴衰的循环，这大概是大家都不乐意接受的。

在现代世界，经济现代化搞得比较成功的强权人物，我们也可以举出一大堆。最早的人当属德国的宰相俾斯麦，他也是在短短的不到三十年的时间里，不但统一了德国，而且使其成为经济实力排名第二的世界强国。现代亚洲和拉美也有一些带有威权主义色彩的统治者，如韩国的朴正熙、新加坡的李光耀、台湾的蒋家父子和智利的皮诺切特等人，他们在促进国内经济发展上都有出色的表现；甚至名声不太好的西班牙前独裁者佛朗哥，也创造过西班牙人所公认的“经济奇迹”（西班牙语中叫“西班牙奇迹”：el milagro espantil）。印尼前总统苏哈托和菲律宾的马科斯，如果单以发展经济而论，应该说也都干得不错。邓小平与他们的最大区别是，中国的经济和人口规模要大得多，所以他在经济上取得的成功对世界的影响自然也要大得多，但是仅以成功的性质而论，邓小平和他们并无太大差别。从这个意义上说，邓小平可以称为他们中间最了不起的一位。但是对于这些著名的威权主义政治家，我想尤其需要注意的一点是，他们的经济成就给各自国家造成的影响也大为不同。其中有一些地方，在他们所取得的经济成就基础上，比较顺利地完成了政治制度的转型，例如西班牙、韩国和台湾地区；还有一些国家，这种政治转型则经历了十分痛苦的社会动乱，例如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不言而喻，这种转型方式的不同，肯定会影响到后人对这些政治人物历史地位的评价。这是我们在评价邓小平的历史作用时应当给予考虑的。

另外，在西方历史上，伟人的先贤祠里还有一类伟人，是我们中国不太多见的，即所谓的“立法者”（lawmakers）。以古典世界而论，有斯巴达的吕库古，雅典的梭伦或罗马的罗穆路，还有为犹太人立法的先知摩西和后来编订法典的查士丁尼；近代社会则有逼英王约翰签下《大宪章》的贵族、“光荣革命”的参与者和美国的宪法之父。他们之所以能够青史留名，对后世产生深远的影响，并不是因为在经济上取得了多大成就，而是因为他们制定的规则形成了一种悠久的制度传统，使权力的运作逐渐变得有章可循，为后人提供了一个比较稳定的制度框架，为政治的良性演进和社会繁荣奠定了基础。

邓小平是不是这个意义上的“立法者”呢？从一定意义上说，邓小平也可以称为这样一个立法者。我们不妨拿一件事为例来说明他方面的贡献。虽然他没有改变中共的统治体制，但是他在1997年去世时，无论国内国外，整个世界风平浪静，对他只有缅怀和纪念，当然也有一些批评和检讨，但基本上没有任何政治上的担忧。各位千万不能小看这件事情，在所有的共产党国家，最高领导的病重或去世，是会让整个世界神经紧绷的，唯独邓小平这样平静地离开了我们。他以此事证明了自己确实以身作则废除了中共的终身制。他使中国权力层的游戏规则相对而言变得比较稳定，有了更多的可预见性，此后中共的权力交接虽然依旧内幕重重，流言不断，但毕竟不再有残酷无情的权力斗争，一人独大的局面也变成了现在这种类似寡头制的格局。如果我们舍弃一些外在的标准，只从这个体制本身来考虑，能有这样的表现，已经是十分出色了。

但同样真实的是，今天中国社会存在的各种问题，如财富分配不公，两极分化，特权当道，官场腐败，以及公民各项自由权利的保护与社会控制之间持续存在的紧张关系，你若是寻找它们的根源，跟邓小平生前引起民愤的原因并没有太大差别。今天人们希望能够维护邓小平改革开放的成果，同时消除改革带来的弊端，在这一点上似乎比较容易取得共识。但是如果分析今天存在的各种问题，又会发现它们与邓小平的改革成果有着密切的内在关系，因此一具体到如何进行改革，人们的分歧仍然很大。这些问题在邓小平生前就存在，由于经济发展的，使它们看上去还不那么急迫，但是今天在很多人看来，它们已经变得难以容忍了。
应当说，邓小平所推动的改革开放取得的经济成果，至少为后人提供了一个有利的平台，使顺利的制度转型具有潜在的可能，但它将如何发生，仍存在着巨大的不确定性。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考虑，我认为现在为邓小平盖棺定论仍然为时尚早。他的后人如何解决他留下的问题，同样关系到对他的历史评价。如果因为体制问题而引起大乱子，邓小平取得经济成就而在历史上享有的美名就会大打折扣，人们对他的看法也会与今天不同。当年在经济上取得巨大成功的俾斯麦就一例，他把德国带入超强经济国家的行列，但是由于政治转型没有跟上，德国后来却陷入了军国主义泥潭，这使今天的人们对他的评价大为降低。相反，如果能够在邓小平的经济成果基础上，比较顺利地完成制度转型，邓小平的历史地位肯定会更上一层楼。

今天我这一讲的题目中有个“伟大的制度”的说法。我们中国历史上不缺伟人，但在现代中国，真正能够称得上“伟大的制度”建设者的人，即刚才我所说的那种“立法者”，却是极为罕见的。我们有出伟人传统，却没有建设伟大制度的传统，但是正如布莱希特所言，一个需要英雄的国家是不幸的。邓小平本人确曾意识到制度建设的重要性，他早在1980年就说过，“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这句话一向被人津津乐道，但邓小平除了有限恢复“党内民主集中制”这个中共的老传统外，他对于如何进一步落实这种想法，并没有提供多少具体的经验。就像邓小平有关政治改革的另一些言论一样，他这句话从未真正形成制度上的约束力，不同背景的人，出于不同的动机，完全可以对其含义进行大不相同的解读，有人甚至可以不拿它当回事。

那么，他留给我们的经济发展成果，能否帮助我们去建立一种不再那么需要伟人的“伟大的制度”？这个话题不但敏感，而且过于复杂，我不好在这里过多地展开，而且即使能够展开说，恐怕我也说不清楚，预测历史毕竟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当今中国，对于下一步的制度演变应该采取什么方向，议论者甚众，从左到右，光谱复杂。不久前我看到“博源文库”出版了马立诚先生的《当代中国的八种思潮》一书，列举出中国近年来有关政治和社会问题的各种主张和辩论，并且认为现在中国的思想界已经进入了“春秋时代”。这些议论不管有什么分歧，都包含着为“中国向何处去”这个病症开出的药方。药方各不相同，主要不是因为他们对中国有没有制度问题存在分歧，他们都认为中国在这方面存在着一些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他们的区别仅仅在于他们看到的问题不同，或者对不同问题的严重程度给予了不同的权重。他们之间的争论，反映着人们对中国的制度前景仍存有很大疑问，而这无疑也是邓小平留给我们的遗产的一部分。

现在大概无人敢于大言不惭地为中国政治的下一步走向下一个定论。不过，我在前面特别强调邓小平在转变中共领导干部思想观念上的功绩，是因为我相信我们如何认识这个世界，决定着我们如何用行动去塑造这个世界，在政策和路线调整上是这样，在制度建设上同样如此。如何让未来的政治发展从不确定变得比较确定，让更多的人对自己生活于其中的制度环境及其前景抱有信心，就像邓小平通过不懈的努力让我们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前景产生了信心一样，这取决于我们对制度所持的想法。现在政府不断强调要维护社会稳定，但是单纯依靠增加“维稳”经费和技术手段，显然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伟大的人不管因为取得什么成就而成为伟人，他一定是个一向令人信服的人。同样，伟大的制度也应当是一种能够长久令人信服的制度。这就我所说的“伟大的制度”一词的基本含义，我相信大家是能够理解的。
谢谢各位。

建构药品安全监管的合作治理网络

　　宋华琳

　　最近药品安全问题引人关注。而去年底，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通过《国家药品安全规划（2011-2015年）》，会议明确指出：目前我国医药企业诚信体系不健全，药品安全仍处于风险高发期；在未来，应通过企业、协会、新闻媒体、政府监管部门的协力，建构药品安全监管的合作治理网络，通过多种监管工具的综合运用，才有可能降低药品安全风险，减少药品安全事件发生。

　　倡导药品企业自律性监管

　　近年来发生的一系列药害事件中，企业往往并非不知药品的风险或无法控制，而是为追逐更高的利润，有意对药品风险视而不见。为降低成本，产品制造过程中，在原材料、配件、工艺、程序等方面不按法律和技术规范要求生产，使最终生产药品具有不合理的制造危险；甚至对已发觉的药品缺陷也刻意隐瞒，不在标签和说明书上披露相应信息，从而构成了药品的警示缺陷。

　　药品是直接关系公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的特殊商品，药品生产经营企业应成为药品安全的第一责任人。2007年下发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药品安全监管工作的通知》中指出：“进一步强化企业作为药品安全第一责任人的责任。要规范企业生产经营行为，教育和引导企业守法经营，强化自律意识，完善内部管理制度。”

　　《药品管理法》第8条、第15条分别规定了开办药品生产企业、药品经营企业的条件；《药品管理法》第9条、第16条分别规定，药品生产企业必须符合《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药品经营企业必须符合《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此外，《药品管理法》还要求药品生产必须符合药品标准，为药品原辅料、药品委托生产、药品经营企业药品购销等设定了最基本的要求。

　　《药品管理法》及相关法律法规通过介入药品生产经营者的微观管理，为其自律性监管设定外在制度约束、最低要求和绩效目标，而又保留相当程度的灵活性，令其在遵守法律的前提下，有可能以最符合成本有效性要求的方式，通过创新企业战略、改革内部质量管理、设定高于法定标准的企业标准，更好地保障药品安全。

　　发挥协会、学会的作用

　　在中国，行业协会是由同一行业的经营者所组成的、以保护和增进全体会员的共同利益为目的、根据章程开展活动的非营利性的社会团体。我国针对药品生命周期的不同环节，药品企业的不同类型，共约有28家医药行业协会。

　　未来应将学会、协会等组织逐步培育成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约束的实体，弱化官办色彩，进一步规范工作方式、手段、范围，使之真正成为沟通联结药监部门和相对人（这里指药品生产、经营、使用单位）的“中间协调层”，切实发挥桥梁和纽带作用。药品领域的学会、协会等组织应加强行业自律，引导相对人依法生产、经营和使用药品，推动行业诚信建设，宣传、普及药品安全知识，提供科学准确的信息和咨询服务。

　　充分发挥传媒的作用

　　药品产业正处于快速发展和变化中，药品安全事件又可能关涉不特定的大多数人的健康与安全。近年来，药品安全事件越来越多进入了传媒设定的议程，从而影响了公众的议程设定，开启了公共政策议程设定的“政策之窗”，乃至影响药品安全监管政策走向及个案决定的结果。

　　新闻媒体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应开展药品安全法律、法规以及药品安全标准和知识的公益宣传，并对违法行为进行舆论监督。传媒对药品安全监管议题的密集报道，影响着公众乃至监管部门对药品风险的认知。但记者往往是通才而非专才，因此更需重视科学传播工作，建立大众传媒与药监部门、科研机构、科学家和产业界的沟通机制。传媒应秉承科学精神，尽量理性客观地展开相关报道，尽量避免在真相查明之前即进行事实上的“媒体审判”。

　　强化地方政府的作用

　　根据对《宪法》第107条的解读，地方人民政府依法管理包括药品监管事务在内的各项行政工作。药品安全监管牵涉领域多、部门多、内容多，涉及法律关系复杂，与公众健康权益、产业经济利益都有密切关联，只有地方政府才可有效提供制度、体制、政策、组织、资金、人员等保障, 完成监管目标。

　　因此《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药品安全监管工作的通知》指出，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要对本地区药品安全工作负总责，要切实担负起保障本地区药品安全的责任。2007年颁布的《国务院关于加强食品等产品安全监督管理的特别规定》也指出，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将产品安全监督管理纳入政府工作考核目标，对本行政区域内的产品安全监督管理负总责。据此，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统一领导、组织、协调本行政区域内的药品监督管理工作。

　　然而，目前的政绩考核体系下，相对于药品安全监管等较抽象的指标，地方政府会更青睐于实在的经济发展数字。在地方政府眼中，药品安全监管或许是“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应通过政策导向和政绩考核指标的调整，使地方政府在药品安全监管中能真正负起总领之责。

　　推进监管工具制度创新

　　政府监管应使用“组合拳”，需要综合运用事前监管工具和事后监管工具，综合运用命令-控制型监管工具和激励型监管工具，实现药品安全监管的目标。

　　《药品管理法》中，规定了药品生产许可、药品经营许可、医疗机构制剂许可、新药证书和药品批准文号制度，规定了药品标准的法律效力，为药品的标签和说明书设定了强制性要求。此外，授权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对药品进行抽查检验，采取查封、扣押的行政强制措施，并设定了相应行政处罚。此外，《刑法》第141条、第142条分别设定了生产销售假药罪和生产销售劣药罪，还可依据《侵权责任法》第41条、第42条的规定，令药品生产者、销售者依法承担侵权责任。

　　未来应该更重视新型监管工具在药品安全监管中的作用。如：通过公布药品质量抽查检验结果、发布违法药品广告公告，给违法者以更大心理压力；依据对药品安全风险的评估结果，发布药品安全风险警示信息，并对高风险的食品生产经营活动增大检查与抽验频次；对严重违规、失信者实行行业禁入，一定期限内不得从事药品生产、经营活动，不得申请药品批准证明文件，并建立对禁入者的公告制度；并通过开展医药企业信用等级评价、建立企业诚信档案，促使其遵守法令要求。（作者系天津南开大学法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