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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逃贪官究竟卷了多少钱？ by 聂辉华博客_改革是与虎谋皮

最近，有关部门正式辟谣，说“4000外逃贪官卷走500亿美元”是谬论。但是这个谬论能够流传甚广，并且很多人相信它，这就不得不令有关部门反思了。

第一，我以纳税人的名义询问有关部门：究竟中国有多少贪官外逃？他们究竟卷走了多少金钱？这些贪墨国帑的蛀虫外逃境外，有司部门难辞其咎。不说将他们全部抓回来，至少必须给纳税人一个交代，告诉大家事实吧？都说“谣言止于透明”，那你倒是透明一下啊。

第二，商务部梅新育在网上批评大众有不正当心理情绪，那么请问梅同学：为什么大家宁愿相信这是真的？官方喉舌们报道的什么事情什么时候能让大家相信一次？这就叫自食其果。

第三，就算外逃贪官们没有一人卷走一个亿，难道卷走多少很难查清楚吗？全国处级以上干部的子女有多少没有在外国留学？他们的老婆有多少没有移民或者拿绿卡？这些钱的来源是什么？难道没卷走一个亿就不叫贪官吗？

“局长煤老板”案的黑金逻辑

退了股，他还是煤老板；罚巨款，财政“吃饱”了？
■一个县煤炭局局长，居然能在北京三环内拥有35套房子
■庭审结束时，他突然说县委书记向他狮子大开口
■按照一审判决，郝家的罚款抵得上当地财政一年的收入
■但他的律师团已提出上诉，特别抗议那些庭审中不时递进来送给法官的小纸条
■诸多刺激眼球的元素背后，在一个偏远县城审理的“山西煤焦领域反腐第一大案”，藏着复杂而隐秘的重重逻辑


4月15日，在山西蒲县——离太原5小时车程的一个偏远县城，山西“煤焦领域反腐第一大案”一审第二次开庭并当庭宣判。
煤老板、山西蒲县原煤炭局局长郝鹏俊被一审判处20年有期徒刑，罪名是逃税罪、非法买卖爆炸物品罪、挪用公款罪、贪污罪。其妻，原蒲县民政局副局长于香婷被判13年，罪名是逃税罪、非法买卖爆炸物品罪。
同时，夫妻二人各罚8500万元，连同他们所拥有的煤矿应缴纳的单位罚金9860万元，他们一家需掏出2.686亿，堪称“天价罚单”。
此前，他们一家在北京的35套房产和1.21亿存款已被监察部门冻结。
这次开庭，检方就“非法买卖爆炸物品罪”提出新的主要证据，但郝鹏俊一家的6名律师集体缺席，他们认为这次开庭“不合程序”，一开始就集体拒绝参加庭审。
4月28日，郝家提出上诉，除了对判决提出意见之外，还特别对审理程序提出抗议。上诉书描述说：“庭审现场全程录像，除审判庭外，另设有三个分会场可以观看庭审现状。在为期三天的庭审中，法警频繁地走上审判席向法官和检察官递送纸条。”
这桩“局长煤老板”案背后，藏着怎样的黑金逻辑？
局长兼了煤老板
在一个煤炭资源丰富的县，郝前后掌管过与煤矿有关的三个要害机关——地矿局、安监局、煤炭局官员退股后的“实际控制人”
郝鹏俊，蒲县太林乡人，今年60岁。1968年参加工作，从公社统计员、水利员到一直到乡镇局。
在一个煤炭资源丰富的县，郝前后掌管过与煤矿有关的三个要害机关。
1991年，郝任新组建的蒲县地矿局局长，2002年任安监局局长、2004年任煤炭局局长，次年因矿难频发被免去局长，2006年又复任蒲县煤炭局党总支书记。
一边当公务员一边开企业在蒲县并不是什么让人惊奇的事，郝鹏俊没能例外。
2000年，生产优质主焦煤的蒲县成南岭煤矿就是时任蒲县地矿局局长的郝鹏俊亲自选地、买地、雇施工队建设的。到停产的2008年9月，这个煤种好、生产条件好的煤矿已经建设成了一个六证齐全、核定产能为年产30万吨的中型煤矿，价值不菲。
主管局长的身份给郝的煤矿带来了不少便利。
2003年5月，时任蒲县煤炭局长的郝，借本县部分煤矿安装瓦斯监控设备之际，购置价值13万元的矿用监控电缆，电缆款由蒲县煤炭局垫付至今。
同年12月，郝通过徐州矿务局为成南岭煤矿做了采改设计，安排从蒲县煤炭局付出了10万元设计费。
不过，对一个身家数亿的煤老板来说，从公款中挪出的这点钱只不过是个小数目。郝的身份为煤矿带来的更大保护，在于火药和煤炭销售上。
比如，2008年1月，蒲县煤管局针对成南岭煤矿专项整治的申请，批供炸药2吨，雷管4400枚，但通过公安机关的主管领导们获得批条，郝实际购买炸药43吨，雷管10万枚。
销售煤炭时，成南岭煤矿常常不开或者少开增值税发票，偷逃税款。2003－2008年间，仅检方已查明的偷逃税款就有1871万元，逃得最多的2004年，占应缴纳税额的82％。
逃税在当地其实非常普遍。在此期间，成南岭煤矿曾经有四次因偷税被税务机关行政处罚，但也一直平安无事。
这样的大胆最终还是带来了大麻烦。
2008年，蒲县全县煤矿都按照命令停产，而郝鹏俊安排自己的煤矿继续生产，而且是越界开采。
这个行为先是导致煤矿存煤被扣，然后郝鹏俊一家相继受到调查。2008年10月中旬，郝鹏俊，郝鹏俊的妻子，以及他们在县公安局工作的儿子在两天时间内先后被“双规”。
官员退股后的“实际控制人”
2005年9月，郝鹏俊填写说“撤出持有股份35.7万元”，但此后几年中，煤矿的一切依然是郝家两口子说了算。他们被法院认定为“实际控制人”
2005年，官员入股煤矿有过一次轰轰烈烈的清退风暴，郝鹏俊正是这次行动中“主动退股”的官员之一。
是年9月20日，郝鹏俊在《临汾市清理纠正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国有企业负责人投资入股煤矿登记表》上填写“撤出持有股份35.7万元”。
事实上郝鹏俊并没有真正退出。据检方调查，上级要求官员退股的时候，郝鹏俊找到堂弟郝神锁，和郝神锁签了一份假的股份转让合同，内容为：成南岭煤矿原来总共投资60万元，由郝鹏俊、郝鹏俊的妻弟于小红和郝神锁各占20万元；现在，郝鹏俊从中撤出20万元的股份，煤矿归郝神锁和于小红每人一半。郝神锁问这么做有没有风险，郝鹏俊说“只是应付检查，没有风险”。过了几天后，郝鹏俊在临汾一家宾馆和郝神锁见面，郝神锁在那个合同上签了个名字，后来就再也没有问过这件事。
煤矿监事阎学浩说，成南岭煤矿从2000年建成到现在，老板一直是郝鹏俊，只要郝鹏俊和于香婷在矿上，矿务会都由他们召开。煤矿法定代表人于小红证明，煤矿的日常管理，包括用哪个采煤工程队，都是郝鹏俊两口子决定的，所有后勤人员都是他们俩雇用的，矿上是否生产都要请示他们批准，再转达实施。“矿上的原煤销售到哪里均由我姐夫和我姐说了算，什么时间拉煤，价格多少都由他们定；具体结算煤款和结算方式只有他们清楚。2007年我在太原考过一次法人资格证，也是郝鹏俊安排的。”
成南岭煤矿挣的钱，于香婷没有都以实名存入。她找了一个蒲县乔家湾农村信用社的亲戚，用别人的身份证在信用社开了两个户。至案发前，两个账户上有2000多万元。
庭审中，郝鹏俊和于香婷被一审认定为成南岭煤矿的“实际控制人”——郝鹏俊负责全面工作，于香婷负责原煤销售和财务方面的事务。
法庭上的神秘人
郝鹏俊案首次开庭，法庭上不断有法警从外面拿着纸条进来，递给法官或者公诉人
郝鹏俊一案进入庭审准备阶段后，郝鹏俊的儿子郝丽阳和他们的“律师团队”告诉记者，一直有一个临汾的律师在“支招”蒲县人民检察院的起诉工作。
据他们描述，2009年10月上旬，这位律师在蒲县检察院四层一间客房翻阅全部案卷，并对参与公诉的检察人员进行培训，持续了十多天。10月20日，参与郝鹏俊一案的检察院、法院等有关人员还在蒲县宾馆进行了一次预演，这位律师扮演郝鹏俊一方，和检方“交锋”，而后再自己提出对策。
当日，记者前往蒲县法院和检察院采访，但法院否认了这一说法。不过，检察院一位副检察长在记者追问后承认他认识这位律师，并承认“人家是提供过意见”。并且透露，这位律师姓乔。
次日，记者拨通了这位乔律师的电话，询问他是否被蒲县检察院聘请，指导起诉郝鹏俊一案。乔律师在反复查问记者身份后说：“我没有参与过这个事情。”
2009年10月27－29日，郝鹏俊案首次开庭，法庭上不断有法警从外面拿着纸条进来，递给法官或者公诉人。这个神秘的场外指导是通过法庭设在楼下的同步视屏观看庭审的，但他是谁，纸条上写了什么，对当天的庭审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人们无从得知。
当天的庭审中，在法庭调查、辩论之后，法庭让被告人做了“最后陈述”。按法定程序，之后应该是休庭合议并作出判决。不过，五个月后，2010年的4月15日，蒲县法院再次开庭，理由是有了新的证据。
这次开庭，郝家聘请的6名律师集体拒绝到庭，以示抗议。
也正是这次开庭上，检方对郝鹏俊的“非法买卖爆炸物品罪”提出了新的证据——郝家矿上的矿长承认了许多买火药的事实。检方查明的非法买卖火药的数字，已经是法定的非法买卖数量标准的1270倍，由此成为判决中对郝鹏俊判处刑罚的一个重要罪名。
蹊跷的是，在第二次庭审的最后陈词时，郝鹏俊突然说：“县委书记向我狮子大开口，乔建军 （现任蒲县县委书记——记者注）问我要5000万元！，时间是9月18日，在……”不过，这一陈述被法官以“与本案无关”为由打断。
郝鹏俊是最后的揭发，还是绝望的诬陷？人们无从得知。

“鹏俊跌倒，蒲县吃饱”
被告方的律师曾质疑蒲县法院的管辖权问题，认为应该由中级法院审理，但法院未予采纳
煤炭给郝家带来了巨大的财富，但在判决之后，这些财富将重归蒲县。
据检方查明，郝家在北京的房产有35套，基本都位于三环之内。包括宣武门外大街海格国际大厦17套（其中仅A座15楼就有8套），朝阳区朝外SOHO和南三里屯首都花园巴黎城共17套，宣武区信恒大厦1套。
当初购置这些房产的合同金额是1.67亿，到今天均已大大升值。这些房产现正进入评估拍卖阶段。
除了房产，郝家已被查明的账户均已被冻结、没收。截至2009年6月下旬，账户内的1.21亿资金已经划转到了蒲县财政设立的账户上。
4月15日，法庭判决郝鹏俊和其妻共罚金1.7亿元，其所控制的成南岭煤矿需交出9860万元，共2.68亿元。
但是，郝鹏俊现在涉及纪检和法院两套查处机构。房产和资金均由纪检专组扣押划转，并未随案移交至法院。法院判决中所确定的巨额罚金刑，究竟是从专案组扣押的财产中折抵，还是需郝家另外再掏，法院并没有给出明确说法。
而罚款金额数则在当地成为一个热门话题。
为什么郝鹏俊和其妻一共罚金1.7亿元？一种说法是因为已扣押的郝家房产的合同金额是1.67亿。而另一种说法则与当地财政有关。
根据蒲县财政局副局长张金龙介绍，蒲县2009年一般预算收入为4.6亿元，其中税收1.8亿元，其他为非税收入，包括1.7亿元的一次性资源价款收入（2005年开始，山西展开煤炭资源有偿使用改革，开采煤矿需按储量缴纳资源有偿使用费，当地称为“交价款”）。
到2010年，资源价款收入将不会再有，当地财政部门因此将今年的一般预算收入目标调低了近1.7亿元。
不过，可以确定的是，不管罚款数额确定的依据是什么，这都是一笔能为当地财政带来巨大收入的财富。
即使不算郝家已经被扣押的房产和资金，如果郝家案子的巨额罚金（郝家夫妇与成南岭煤矿的罚金，加上郝鹏俊妻弟（成南岭煤矿法定代表人）的罚款一共3.24亿元）入账，蒲县的财政收入无疑将大增一笔。
现在的蒲县街头，百姓们正在盛传：“鹏俊跌倒，蒲县吃饱”。
因此案案情复杂，涉案资金额巨大，涉及罪名众多，被告方的律师曾质疑蒲县法院的管辖权问题，认为应该由中级法院审理，但法院未予采纳。
蒲县法院拒绝对此作出解释。接待采访人员请示院长后，院长给出两句话：一、关于郝案的一切资料不能由法院流出；二、关于郝案，法院不作任何解释。
未了案
郝鹏俊夫妇建设起的成南岭煤矿，是价值远超过现金和不动产的一大笔资产，它的下落，同样引人关注
对于一审的判决，郝家并不能接受。4月28日，他们提交了上诉。
上诉状除了对认定事实、采信证据与法律适用以及量刑方面提出异议外，还提出“在审理程序上存在严重违法情形，并直接影响了实体判决”。
此案将如何进展，依旧牵动人心。
而郝鹏俊夫妇建设起的成南岭煤矿，是价值远超过现金和不动产的一大笔资产，它的下落，同样引人关注。
2009年12月，成南岭煤矿被蒲县政府下令关闭。
郝案审理期间，山西正在紧锣密鼓进行一场煤矿兼并重组改革，成南岭煤矿已确定的兼并主体是蒲县宏源有限公司——一家当地的私营煤老板经营的煤矿。
目前，成南岭煤矿已进入资产评估阶段，但郝家在煤矿中的财产权利如何处置尚不得而知。
(南方周末)

重庆农地产权改革新路线图：确权、资本化、抵押贷款

吴红缨 重庆报道 2010-04-29

2007年6月，重庆和成都成为全国统筹城乡综改区。过去三年，重庆的综改以土地改革为重点，进行了一系统的试点和探索，今年年初，重庆提出要在关键领域实现突破。

“统筹城乡要依靠制度创新。”4月27日，重庆市发改委副主任范文仲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透露，接下来，重庆将在农地资本化、户籍制度改革、农村融资模式创新等关键性领域先行先试。

范文仲系中国银监会研究局副局长。在加入银监会之前，曾经先后任职于中国财政部世界银行司、雷曼兄弟投资银行全球经济部等国内外多家政府和金融机构。

2008年10月，范赴重庆挂职，任重庆市发改委副主任。2009年11月，调任重庆发改委副主任，协管全市统筹城乡工作。所以，他对于金融介入重庆统筹城乡综改，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

“作为综改区，就意味着重庆就有先试权，失败了，也是小范围的风险，重新再来，就会有更明确的目标。” 范文仲说。

土地资本化

《21世纪》：重庆综改已历时三年了，但是农村的改变仍不明显，你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

范文仲：城乡统筹落脚点，应该是实现城乡共同富裕，尤其是带动农民共同富裕。城乡统筹的核心目标，就是运用现代市场经济的手段，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推动消费。所以，凡有利于农民富裕，促进农民消费增长的改革，都是试点的范围。

在这个目标下，可以进行分解，农民有4种途径获得收入：农业生产性收入、打工的工资性收入、政府补贴、财产性收入。而农民要实现这些增收有两种选择，一是进城，这需要我们进行户籍改革，而留在农村的，则涉及新农村建设，政府要为他们提供社保，公共服务保障。

这些就构成我们今年综改的三个重点，即两冀（渝东南、渝东北）农民万元增收计划，户籍改革，公租房改革。

《21世纪》：地方政府在操作这些改革时，都觉得很难，因为需要大量的资金。你觉得该怎么突破？

范文仲：过去30年，城市改革的经验是可以借鉴的。比如房改前，家庭的房屋价值是为零的，进行了房改，有了房地产市场，家庭房屋价值提升到几十万上百万。后来加上金融机构介入，通过贷款，城市消费能力得到很大提升。

在城市基础设施方面，重庆有的八大集团，将存量资产变成权益，通过金融机构的介入，获得建设资金来源。所以，我们要实现农民增收，尤其是财产性增收，要借鉴城市发展的思路，促进金融机构介入农村，通过改革，使原有经济释放出巨大能量。

《21世纪》：现在的现实是，金融机构不愿到农村设点，也不愿贷款给农民。

范文仲：我们要创造相关的技术条件。我认为农村的发展要分几步走，首先要将现有财产变成资产。现在全市在全面开展土地整治工作，重点就是把农村建设用地复垦为耕地。农村人均建设用地250平方米，是城市的5倍，有很大操作空间，能够整合大量建设用地。

同时，我们开展土地确权，有了产权，将集体建设用地股权化，通过市场定价，就成了资产。资本化后，金融机构就可以介入了。一家一户，通过产权抵押，可获得金融贷款，农民就有了发展的资本。

现在正在探索的“地票”是个很好的农村建设用地资本化尝试。但它的使用量是有限制的，全市每年交易量控制在1.5万亩左右。今后重庆农村土地交易市场的范围，要适当扩大。这就要相应改革现行的征地制度。凡对国家战略性、公益性的项目，才进行征地。而经营性项目用地，通过农村土地交易市场获得。这个交易不收取土地出让金，可运用财税机制，收取交易税，税收大部分投向农村。

土地产权化之后，银行介入，农民财产性收入就会大大增加。

拟成立土地信托代理机构

《21世纪》： 重庆正在推行户籍制度改革，但让农民放弃土地，他们会有很多顾虑。

范文仲：在农村土地确权的基础上，我们在考虑成立一些土地信托代理机构。农民可将耕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交给这样的信托代理机构，他们来集中招商，引进大户，开发农业项目。农民可收取租金，也有机会成为企业雇佣工人。

正在推行的户籍制度改革，就是考虑把土地的使用权的收益权和处置权分开。农民保留收益权，处置权交给信托机构。这样一来，农民工在进城三五年内，仍可保有土地的收益权，就可以稳妥地解决他们转户所担忧的问题，从而大大推进城镇化。

更进一步，这些收益权可以转让给城里人，城里人可以投资这种信托权证。如此就能为未来城乡资金的双向流动。

《21世纪》：如何防范其中的风险呢，比如金融机构介入后，出现了坏帐，它如何处理抵押物？

范文仲：我认为可设立一个农村土地处置管理公司，专门帮助银行打包处理坏账。我考虑这个公司有点类似于重庆八大集团的渝富公司。

对农村贷款形成的坏账，银行没有办法千家万户去处理。这样一个农村土地处置管理公司就可解决这个问题。它应该对抵押的农村建设用地具有经营者的各种职能，它可以化解坏账，有权进行土地的空间置换，可以参与土地交易，并有优先买卖权。甚至可以通过国有企业的力量，平抑土地市场价格。

在引入金融机构同时，我们还要建立一个信用体系，不论在哪里找工，这里不还，哪里也借不了钱。一个不还，整个村贷款，贴息，政策享用都会受影响。

《21世纪》：除了金融机构融资，还有其它渠道可为农村募集到资金吗？

范文仲：我们也在考虑建立一个长效的城乡统筹筹资机制。一方面要依靠土地的资本化改革。另一方面，可将视野放开一些，比如建立国有产权分享机制。重庆国有企业总资产现在已达到1万亿,所有者权益达到2000多亿。今后几年，重点国有企业将全部上市。那么，我觉得，将国有总股本的10%，用于城乡统筹，每年就可以有1000亿。

另外，国有资本的存量资产，也可用起来。现在重庆进行的公租房建设，财政成本接近500亿，放在那里怎么用活？我认为房屋产权，租金收益，都可以实现证券化，在市场交易。这个产权可以不要全部国有，将一部分给城乡统筹，让他来融资，可以做很多事。这样会形成一套国有资产新型的分配机制。

能源局力推风电“硬上网”

21世纪经济报道 陈颖晖 上海、浙江报道 2010-04-29

核心提示：国家要在2020年实现15%的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在此背景下，国家能源局给电网下达了硬性“风电上网指标”：2015年9000万千瓦，2020年1.5亿千瓦。
前途光明，道路曲折，这是中国风电产业发展道路的真实写照。目前，中国风电装机容量约为2000万千瓦，但风电无法“上网”并到达最终用户，一直是中国风电产业发展的最大瓶颈。

4月27日，国家能源局网站援引能源局副局长刘琦在一次风电会议上的讲话称，国家能源局计划用半年时间在全国11个省（区）开展风电开发规划、市场消纳和输电规划研究工作，加强风电开发与电网的协调发展。

在此次会议上，刘琦还提出具体的风电并网指标，并称，将有效解决2015年9000万千瓦和2020年1.5亿千瓦风电的输送和市场消纳问题。这就意味着，2020年前，仍将是中国风电的“高速发展期”。

“国家要在2020年实现15%的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在此背景下，国家能源局制订上述两个指标，并开始着手解决可再生能源的上网问题。”一位参与上述风电会议的人士向本报记者透露，国家能源局在此次会议上表示，将通过调研摸清国内风电家底，给电网制订具体的风电上网指标，从此，“电网对风电上风也将有压力”。

给电网下指标

“会议最核心的问题就是，要给电网制订具体的风电上网指标。”前述人士透露，国家能源局计划通过制订风电开发、市场消纳和输电规划，最终给电网一个具体的风电上网指标，“不达标将被处罚”。

刘琦在会议上提出，过去一年多来，随着内蒙古、东北、甘肃、河北等地风电开发规模逐渐增大，风电的接入电网和运行限电问题日益突出，风电并网运行问题已成为风电进一步规模化发展的最大制约。

“今年一季度，我们风电弃电近3亿度，而风电总共发电量也才5亿度。”北京京能新能源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明辉对记者称，由于风电上网受限，风电场遭受重大损失。

国家电网华东电力试验研究院胡立业则向记者表示，就单个风电项目而言，接入电网并没有什么困难，“一两个风电项目对电网并没有什么影响”，但关键是“风电项目大规模甚至全面接入风电，将会引起很大的问题”，因为，这需要一大批的设备配套和路线改造。

不过，在前述参与会议的人士看来，电网之所以不积极，关键是“没压力”。

2007年发布的《可再生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中提出：到2010年和2020年，对权益发电装机总容量超过500万千瓦的投资者，所拥有的非水电可再生能源发电权益装机总容量应分别达到其权益发电装机总容量的3％和8％以上。

由于达不到目标将会受到处罚，所以，国内主要电力投资者纷纷投资非水电可再生能源，风电因成本最接近传统能源，成为发展的重点。目前，其在非水电可再生能源中占比超过90%。

虽然在《可再生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亦规定：到2010年和2020年，大电网覆盖地区非水电可再生能源发电在电网总发电量中的比例分别达到1％和3％以上，但如刘琦所言，“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们还没有制定相关的考核办法”，“电网侧缺乏足够的积极性收购风电等非水电可再生能源电力”，“下一步，比重目标的责任主体，要加给电网企业”。

前述人士透露，此次会议的一个很重要的思路是“求实”。“以前，都是各省或电网上报的材料，数字要么是大得吓人，要么是小得惊人，这次，国家能源局将对国内风电进行彻底的摸底。”

风电开发、市场消纳和输电，将是摸底的三个主要内容。在风电开发上，国家能源局将调研各地的风能资源情况，然后核定风电的可开发能力；在市场消纳上，国家能源局将以省为单位进行调研，掌握当地的风电实际可消纳能力，以及可送或者接纳能力；在输电上，国家能源局将调研电网的实际可输送能力。

“说到底，还是钱的问题。”这位人士表示，电网要大规模接纳风电，关键是投资架设新路线并对现有线路进行改造，“几千亿都不一定能做好”，但“没有调研前，谁也不清楚到底要花多少钱，怕给错了钱。调研后，可以对风电进行优化，并确定具体的电网改造费用”。

减排承诺倒逼

刘琦称，风电接入电网和市场消纳研究工作，将为完成“十二五”能源发展规划和实现2020年能源发展的战略目标打好基础。

“9000万千瓦和1.5亿千瓦的目标，是倒算出来的。”前述人士透露，上述风电指标源于中国的减排承诺。

2009年9月，中国承诺，我国将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和核能，争取到202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15%左右。国家能源局局长张国宝亦曾向媒体表示，非化石能源在一次能源比重当中将提高到15%实际上是一个很高的指标，但将作出具体的工作，来实现这一目标。

而“具体工作”之一，便是制订了2015年9000万千瓦和2010年1.5亿千瓦的风电目标。前述人士透露，在把2020年非化石能源在一次能源比重当中将提高到15%的目标具体分解后，分解到风电的具体指标就是，2015年9000万千瓦和2020年1.5亿千瓦。

这位人士强调，由于中国承诺的15%是“消费比重”，因此，解决风电上网的问题尤为突出。“没法上网，哪来消费？”

事实上，风电上网遇阻，又反过来影响了许多发电企业兴建风电场的积极性，李明辉称，由于担忧近期风电无法全额并网，2010年的风电建设，将比原计划减少一半。

“风电发展的问题在于，没有全盘的发展规划。”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风能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施鹏飞向记者表示，由于缺乏对风电设备制造、风电场生产运营、风电上网等进行全盘考虑的规划，导致风电产业上下游衔接出现问题，“各搞各的，最后互相扯皮。风电上网问题，就是其中的典型”。

施鹏飞希望，国家能出台风电产业的整体规划，使得风电产业各个环节能保持同步。

在他看来，就风电上网而言，进行具体的目标分解是必要的。比如，按《可再生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大电网覆盖地区非水电可再生能源发电在电网总发电量中的比例要提高到1%，“那就可以以1%，作为大电网的具体目标，然后在分解区域电网，再到省级电网，最后到具体的风电场”，“要让风电产业的各主体都有看得见、摸得着的压力”。

不来梅人租车不买车

西瓜 夏叶 2010-04-29

核心提示：谁会不欢迎呢？它省钱、不需要寻找停车位、不会造成资源浪费，只在需要的时候才使用。“比方说你要搬家，‘汽车共享’的会员只需上系统预约一下时间，填写一下从哪儿到哪儿，在离你家最近的一站刷卡、输入密码，就可以拿到车钥匙。”陈宇用大白话解释道。


像上海、北京这样的大城市深谙堵车之苦，汽车制造商也绞尽脑汁在节能减排和混合动力上大投资金。而世界现存第二古老城市（仅此于圣马力诺）的不来梅却另辟出一条蹊径。这座11世纪曾被称为“北方罗马”的德国第二大港口，在2010年上海世博会中以“自然之城、科学之城、能源之城、交通之城、未来之城、文化之城”六大板块展示城市明日的各种样貌。其中让国人最感兴趣的，除了“北海第一个离岸风能发电场（预计2016年完工）”和“电动汽车（也还未实现）”外，不来梅推广多年的“汽车共享”更受“City Planner”们的关注。

不来梅：“汽车共享”发源地



拥有55万人口的德国不来梅市是“汽车共享”的发源地。作为德国汽车制造和使用中心，不来梅在空气污染、能源消耗、二氧化碳减排等问题上承担着巨大压力。

不来梅是一个狭长的城市，中间是一条河。如果是从西北到东南，开车需要1个半小时，从东北到西南，半小时至1小时也就够了。市内主要交通工具是有轨电车。城区不适合建造地铁，据说是因为水。“汽车共享”是早在15年前就有的一个系统，不来梅驻上海办公室的Martin Burger中文名字叫陈宇，他操着不赖的中文告诉我们，“小时候母亲就在使用了”。

什么是汽车共享？国内的人更容易把它理解为“拼车”。陈宇一个劲摇头，“我本能觉得它更接近于租车，只是用了一套非常系统、简单同时经济环保的办法对车辆进行管理。”

整个消费过程非常自主，客户可以打电话或者从网上（短信也行）预定车辆。“汽车共享系统”的停车场分布在城市各个角落，通常距离住宅区走路不超过5分钟。停车场上有各种不同类型的机动车辆供顾客选用，从“Smart”、货车到小面包车。启动程序仅仅需要一个Smart磁卡和密码，类似于银行自动柜员机。费用则以使用时间和公里数来计算。“汽车共享”公司——“cambio CarSharing”除了在不来梅设有总部，还在德国境内的其他城市以及比利时、爱尔兰设有分站，足见生意之好。



谁会不欢迎呢？它省钱、不需要寻找停车位、不会造成资源浪费，只在需要的时候才使用。“比方说你要搬家，‘汽车共享’的会员只需上系统预约一下时间，填写一下从哪儿到哪儿，在离你家最近的一站刷卡、输入密码，就可以拿到车钥匙。”陈宇用大白话解释道。

尤塔布与罗迈耶这对夫妻，加入“汽车共享”5年多。他们通常是周末上超市购物，或全家出游才会用车。因此自家车停放车库的时间每年大约有230天，标准的“高价养车”，却没有得到对等的使用价值，于是夫妻俩决定加入“汽车共享”。罗迈耶提到，使用汽车共享每年约行驶440公里，每月平均费用为134欧元，这跟他们之前1个月开销300多欧元相比，省下近一半花费。

在不来梅市，像尤塔布夫妇这样的会员已有5000名，人数还在不断增加。它几乎替代了1000辆私家车，大大降低了城市停车场的压力。如果建造同样面积大小的地下停车场，费用将高达一千万欧元。

欧洲的“共享计划”



什么样的城市才适合这套“汽车共享”系统？不来梅乐于向欧洲盟国推广自己的成功模式。目前，德国和瑞士的每一个主要城市都已开始运行。2002年，不来梅将“汽车共享”与欧洲的“Moses”项目向比利时转让。如今的比利时到处都可以看见“汽车共享”站(s.a.www.cambio.be)。即使在意大利，“Moses”也与巴勒莫，热那亚和都灵启动了合作推行案。整个欧盟有四百万“汽车共享”会员，与其相应的有五万座停车场，至少减少了50万辆汽车。

更显而易见的优势来自这样一组数据：在德国14个“汽车共享”组织提及13%的“汽车共享”客户已经放弃拥有私家车，4%的客户决定不买第二或第三辆车。1990年代后期，荷兰就有39%的“汽车共享”会员放弃了拥有私家车。

实际上，除了欧洲小国，交通拥堵问题严重的大城市更需要“共享”理念的引进。但困难往往出在相关配套设施和法规上，比如伦敦的汽车保险系统是基于人而不是汽车，这意味着如果有很多司机使用这辆车的话，出了问题就难以鉴别。即使最近几年加入欧盟的国家也繁衍出不同需求，比方说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出租车十分便宜，“汽车共享”系统在该区的使用率迄今为止很低。而建立这套系统，最好也是在私家车大量购买之前。



把视角转到中国。比方说在北京，当前需要15000辆共享汽车，1500个“汽车共享”站。这会减少对35000辆私家车的需求，这些车一一排开的话，估计得有180公里。或许继欧洲、北美、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和马来西亚之后，中国会成为重燃“共享”理念的第二把火？

文章来自《商务旅行》

20100-04-25 | 房价为何不会大跌？

几周前，写了一篇文章“房价为何还会涨？”，墨迹未干，就碰上打压房价的“10号文”，一套组合拳来势汹汹，市场上顿时惊惶四起。



楼市会就此崩盘吗？未必。



如前文所示，高房价的根本原因是供需失衡，失衡下的价格走势由预期支配，对预期影响最大的短期因素是货币供应，长期因素则是土地供应。若想抑制房价，政府应当紧缩货币供应，放松土地供应，而实际执行的政策正好相反，房价焉有不涨之理？



楼市新政全都着眼于市场价格，而不是市场预期。由于影响预期的长、短期因素基本未变，前文的结论也基本不变，新政的效果恐怕不会如制定者所愿。



新政对市场的冲击主要是心理上的，阻吓作用大于实质性作用。在房价可能走低的猜想中，人们从抢购转向毁约或者推迟购买，房价于是停止上涨。但这远非雪崩的前兆，需求方的其他预期依旧，为房价构筑了一个坚实的底部。特别是“10号文”只字未提土地供应和货币供应，只要“18亿亩”的红线不动，百姓就认定房产是稀缺资源，晚买不如早买；只要货币政策继续松宽，通胀预期就是挥之不去的幽灵，购买实物资产就是防止存款贬值的最佳选择。



决定楼市下一步走向的关键当然是开发商，预见到需求不会发生根本的转变，他们并不急于抛售，而是采取了“看看再说”的观望态度。感谢09年的银行大放水和楼市的价量齐飞，眼下开发商手中现金充裕，没有任何回笼资金的压力，只有当资金链条吃紧时，地产商才愿意考虑降价促销。助长观望情绪的，还有日渐增加的政策不确定性。



开发商的观望不仅减少了当期市场的供给，为房价提供了另一有力的支持，而且减少了当期的开发量，为将来的供应短缺从而将来的高房价埋下伏笔。



　　地产商难道不担心更为严厉的后续政策吗？担心是免不了的，但可能性究竟有多大？



如今决定政策的，不仅仅是中央政府维护民生的意愿，还有地方政府强烈的政绩冲动。人们已经注意到，在每次打压楼市的风暴中，地方政府都“集体失语”。与此形成鲜明对照，每逢楼市下跌，地方长官总是竭其所能，力挺力托。人们也知道，这是因为房价和地价连着地方财政，并且也越来越多地连着官员个人的荷包。



楼市如果垮了，地方财政赤字，中央给补吗？不是说要拉动内需吗？没钱怎么拉动？房地产有很高的产业关联度，真下重手把它砸趴下了，一损俱损，钢铁、水泥、玻璃、建材、工程机械、家电就不知卖给谁了。如此一来，GDP保八怎么实现？这可是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最在意的指标。



即使在政策制定上地方和中央保持一致，政策的执行可主要靠地方政府，上下拧着劲儿，政策怎能贯彻到位？中央总不能向所有30多个省、市、自治区派工作组吧，再说还有几百个省辖和地辖市、2000多个县呢！



投鼠忌器，更重的拳头只是理论上的，即便出台，估计也是高高地举起，轻轻地落下。



说到底，楼市是一个预期的博弈，预期的形成产生于利益的计算，非党报央视所能引导，非社论文件所能左右。凡涉及真金白银的事儿，不是红口白牙或者白纸黑字就可以解决的。以真金白银为基础的叫做理性预期，纯靠忽悠的是非理性预期。理性预期决定人们的长期行为，并最终在现实中得到验证；非理性预期除了制造市场短期波动，便只留给后人笑柄。



欲降房价，必先扭转市场预期；欲扭转预期，必先调整利益；欲调整利益，必先推动体制改革。改革就是重构利益格局，理顺利益关系，在社会总财富增加的前提下，实现多方共赢。



首先要改革土地制度，增加土地供应，打破政府垄断，利用市场机制平抑地价，彻底消除“房产永远是稀缺资源”的预期。要想改革土地制度，就必须平衡地方财政预算，舍此便不能切断地方财政和土地的联系。



改革财政税收体制要双管齐下，开源节流。开源意味着增加地方的税收自主权，同时强化民众对政府的监督，否则苛捐杂税日多，社会安定不保。节流则要求大幅削减地方政府开支，特别是无止境的投资，以及同样无止境的机构膨胀和冗员。



放弃改革，迷信行政力量，单纯靠政策调控价格，如同发高烧洗冷水澡，打摆子就给蒸桑拿，治标不治本，房价短期内可能少许下挫，当人们意识到基本面并未改变时，价格重拾升势，说不定会创出又一轮新高。那时怎么办？



有两个可能的对策。一是任其发展，直到泡沫破灭，如日本的1989年和美国的2007年。二是“斗地主”，“打土豪，分田地”，房地产业国有化，政府出面重新分配住房。无论哪一个，成本好像都太高了。



还是赶快紧缩银根，赶快推进改革吧。

创造者的日程 ，经理人的日程
文：Paul Graham；原文链接；译：王凯；校：张亮

程序员极度讨厌会议的原因之一，是他们的日程安排跟别人不一样。开会对他们的消耗比对普通人更多。

日程安排有两种，我把它们叫做经理人日程和创造者的日程。经理人日程属于老板。具体体现在传统的记事簿里，每天都以小时为单位。如果需要，你可以一连几个小时来完成某项工作，但默认的情况是，每个钟头都有不同的事情等着你。

如果时间被如此安排，要跟某人碰头就不是个问题。你只需在日程安排中找个空档儿，预订好，搞定。

多数大人物采用经理人的日程。这是指挥官的时间表。但程序员，作家这类创造事物的人，普遍采用的是另一种日程安排。他们更倾向于以至少半天时间为单位。一小时你写不出什么好文章或是代码。刚够起个头的。

当你身在创造者的日程中，会议就像一场灾难。一个会就毁了整个下午：分成两段儿的时间都琐碎到不能推进任何需要状态的事情。再说你脑力里还得想着去赴约。对那些按照经理人日程安排的人来说，这就算不上什么问题了。反正下一个小时总要做点别的什么事；唯一的问题是做什么。但如果按创造者的日程安排的人有会时，他们就得惦记着。

对于按照创造者的日程做事的人来说，会议就像引发异常机制（throw
an exception），它不只让你进行任务间的切换，还改变了你的工作模式。

我发觉会议有时能影响一整天。会议一般至少消耗半天——要么上午、要么下午，总有一个被腰斩。此外，还常常有连锁反应。如果知道下午的时间要泡汤了，那么早上我就不太可能满怀抱负地开始干点什么。这听上去可能显得矫情，但如果你也是一名创造者，不妨想想是否如此。当你想到这一整天的时间可以用来工作，没人打扰你，你不会情绪高涨么？恩，那就意味着相反的情况会让你的情绪同样地受到负面影响。雄心万丈的项目通常也达到了你能力的极限，士气上的折损已经足够让它完蛋。

两种日程各行其是。当彼此相遇的时候问题就来了。由于许多大人物都是按经理人日程安排的，如果需要，所有人都得按照他们的频率共鸣。但更聪明的人会克制自己，假如他们知道为自己卖命的这些人需要大块的时间来投入工作。

我们的情况比较特殊。几乎所有投资人，包括所有我认识的VC，都是经理人的日程安排。但是Y
combinator按照创造者的日程工作。Rtm和Trevor和我全是这样，因为我们一直都是创造者，Jessica也不例外，大部分是因为她要跟我们保持一致。

如果有更多像我们这样的公司出现那我一点儿也不会奇怪。就像几十年前他们能够拒绝将牛仔裤换成西装，我怀疑创始人们也许逐渐能够抵制，或至少推迟，向经理人的方向转变。

我们是如何建议众多新公司采用创造者的日程的呢？以办公时间这一经典概念在创造者的框架内冒充经理人的日程。每周我会留出几大块时间来接待我们的被投资人。这部分时间是在我工作日的末尾，我写了一个程序来确保一个时间范围内的会议可以被安排到一起。因为创业者们在工作结束时来访，所以不会打断我什么（除非他们的下班时间也跟我一样，我们的见面可能会妨碍他们的工作，但他们总会有求而来）。在繁忙的时段里，办公时间往往长得把一整天都占满了，但从没有人半路打扰。

1990年代，当我们创业时，我试出了另一种划分时间的窍门。我基本每天从晚饭开始编程直到凌晨三点，因为没人能在晚上打扰我。然后我睡到中午11点，然后上班去做被我称为「生意上的事」，直到晚餐。我从没想过，但实际上我每天都有两个工作日：一个是经理人的，另一个是创造者的。

身在经理人日程上你可以做创造者的日程中所不想做的事：你可以没有目的地跟某人见面。可以跟别人小聚只为增进彼此的了解。如果日程里有空档儿，为什么不呢？这也许会变成你帮助别人的机会。

硅谷的商务人士（在这件事上，其实全世界都一样）总是有缺乏目的性的会面。如果你有经理人的日程安排，那他们就有相当多的空闲。这在他们中间很普遍，所以有独特的语言来建议他们：比如说你想去「喝杯咖啡。」

但如果你按照创造者的日程，这种会面方式的代价就太可怕了。好像要把我们捆起来。每个人都假设，像其他投资者，我们在用着经理人的日程安排。所以他们介绍我们认识一些他们觉得我们应该见一面的人，或者给我们发封邮件提议喝杯咖啡。这时我们有两个选择，但没有一个是上选：我们去见面，放弃半天的工作时间；或者我们尝试拒绝见面，很可能会冒犯到对方。

直到最近我们心里还不清楚问题的来源。我们就想当然地认为我们如果不放弃原有的安排就得去冒犯别人。但我现在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也许还有第三种选择：写点东西来解释一下两种不同的日程。如果两者的冲突开始受到广泛理解，最终问题可能稍稍得以解决。

我们这些创造者的日程上的人愿意妥协。我们知道总得开几次会议。我们只要求让经理人日程中的他们明白我们为此付出的代价。

《纽约时报》保罗·克鲁格曼：打造绿色经济
翻译：译言财经

作者：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


如果我们听从气候学家的说法——尽管我们对他们的看法有诸多质疑，但还是应该倾听——那么我们早就应该采取措施来减少CO2和其他温室气体的排放了。气候学家认为，如果我们继续对现状无动于衷，那么我们就会面临全球变暖，最终会遭遇灭顶之灾。为了避免世界末日的发生，我们必须切断对化石燃料，尤其是煤炭的依赖。

但是，大规模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却又不伤及经济，这可能吗？


和针对气候变化本身的争议一样，经济学家之间对气候经济学的争论和大众媒体上的争议是有很大区别的。读者也许会有印象，是否可以在不严重破坏经济的前提下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这一问题上有很多怀疑。事实上，一旦过滤掉特殊利益集团发出的干扰声音，我们就会发现环境经济学家之间有大范围的共识，也就是用市场手段来应对气候变化的威胁。具体说来则是对CO2的排放进行定价，这是事半功倍的手段。但是到底是应该立即展开对话，还是在接下来几十年来逐步推进，大家还没有形成共识。

接下来，我会给出一个气候变化经济学的简短调查，更准确地说，是减少气候变化的经济学。我会试着展示具有相当共识的领域，也会列出有极大争议的地方。但是，首先要介绍一下环境保护经济学的基础知识。

环境经济学101

如果说经济学有一个中心思想的各方面，那么它就是成年人之间彼此达成一致，而且交易双方都得到了好处。如果小饰品的价格是10 美元，同时我把它买了下来，那么原因肯定是它对我的价值超过了10美元。如果你以10美元的价格销售，那么肯定是因为它的成本低于10美元。因此买卖对于双方都是有利的。除此之外，一些详细的分析表明，如果饰品市场上的竞争是有效的，那么最终价格会和销量和生产量的比值一致，最终结果是最大化买卖双方的总收益。自由市场是“有效率的”，它在经济学中含义正好和字面意思相反，意味着没人能够在不使他人变贫困的情况下致富。

现在，效率并不是一切。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没有任何理由假设自由市场最后会产生公平或正义。因此市场效率不会对我们是否应该拥有一些有保障的医疗保险，或者是否应该救助穷人等问题起到任何作用。但是基础经济学的逻辑是通过“市场之后”的干预来实现社会目标。也就是说，应该让市场发挥作用，使其有效地利用国家的资源，然后利用税收和转移来帮助市场所忽略的人。

但是如果两个人之间的交易给交易过程之外的人带来了代价怎么办？比如你生产了饰品，我买下它，我们之间确实互惠互利，但是在生产饰品的过程中向其他人的饮用水中排放了有毒物质，这又该怎么办？当存在“负面外部性”——经济活动的双方给交易之外的人带来了代价 ——的时候，任何假设市场经济自身会做出正确行为的理论都是胡扯。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办？环境经济学就是为了回答这些问题而应运而生的。

一种解决“负面外部性”的方式就是制定法规禁止，至少是限制给其他人带来高昂代价的行为。这也是我们在上世纪70年代首批环境法案出台时采取的方式：汽车要达到尾气排放标准；工厂要限制污染物排放等等。这种方式起到了效果，美国的空气和水源随后的几十年里干净了很多。

直接的法规对某些情况有效，但对另外的情况则完全无效，原因是它不具备灵活性和创新性。上世纪80年代最大的环境问题——酸雨 ——就是典型例子。发电厂排放的硫化物和雨水混合在一起就形成了对生物有害的酸雨。1977年，美国首次试图解决这个问题，而方法是所有新发电厂都要把硫化物从排放的气体中去掉。强制所有电厂执行该标准是不可能的，因为改造一些老电厂的代价极其高昂。然而，通过让新电厂执行法规，政府就有机会比较容易地实现污染控制的目标。但是，政府实际上对电力工业缺乏掌控，同时又要对每个企业进行特定的指导，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呢？

让我们看看前人怎么解决的。20世纪早期的英国教授阿瑟·塞西尔·庇古（Arthur Cecil Pigou）在1920年写的《福利经济学》通常被看作环境经济学的开山之作。

庇古现在已经被人们当成繁复的环境经济学的开山鼻祖，但是有点让人吃惊的是，他实际上并没有强调污染问题。他用于开始讨论的例子不是伦敦著名的大雾（实际上是大量的煤炭燃烧后产生的酸雾），而是一个在当时看起来很矫情的例子：“土地所有人的禁猎活动，其中包括窜到别人土地上的兔子”。但是不用介意这个，他想表达的是一种原则：向别人施加了无回报的代价的经济活动并不总是应该被禁止，而是不应被鼓励。在大部分情况下，约束这种活动的正确方式是对其进行定价。因此庇古建议，造成负面外部性的人应该交费，体现自己给别人施加的代价，这后来变成了庇古税。庇古税的最简单形式就是排污费：任何向河流排放了污水，或者向天空排放了废气的个人都必须根据自己排放量按比例缴纳一定的费用。

庇古的学说在长达半个世纪内无人问津，因为经济学家正在解决更为紧要的问题，比如说大萧条。但是随着环境法规的出现，经济学家重新打开了尘封的庇学说，并开始发展“基于市场的”的解决方法，以此刺激私人企业。用价格来限制污染和用法律进行“命令和控制”是完全相反的两种办法。

许多环保主义者对这种想法的第一反应是反对，这大多是出于道德层面的考虑。他们觉得污染是一种犯罪，而不是一种交了足够的钱就可以进行的商业活动。除了道德方面的顾虑之外，对市场手段是否可以减少污染也有很多质疑。即使在今天，庇古税的例子也很少。我能找到的最成功的例子是荷兰对排放含有机物的废水进行收税。

相反地，大多数经济学家认同的是一种多少有些类似的变体：一个可交易的排放许可系统，也就是排放限制和配额交易。在这种模型中，对特定污染物，比如硫化物的排放许可是有限的。如果某家公司想排放超量的污染物，就要到市场上去购买许可。同样，如果一家公司拥有的许可超过了自己的排放量，就可以到市场上去出售多余的许可。这会促使每家公司都减少污染，因为如果公司能减少排放，那么就不用购买大量许可；如果卖家能减少污染，就可以卖掉更多的许可。事实上，排放限制与配额交易系统能起到庇古税同样的作用，其许可证价格就相当于对污染征税。

在实际操作上，排污权交易与污染税之间有两处重大不同。一是两种体系产生的不确定类型不同。如果政府强行征收污染税，污染者知道自己必须付出的代价是多少，而政府不知道他们制造的污染有多大。如果政府强行规定上限，那么政府知道污染的数量，而污染者不知道排放污染物要付出的代价。另一重大不同是与国家税收有关。排污税是一种向为政府纳税的单一生产者征收的成本税。排污权交易有一点复杂。如果政府仅仅拍卖许可权和收税，那么，排污权交易很像是一种税。然而，排污权交易往往将许可权交给现有的游戏参与者，潜在的税收将流向企业而不是政府。

从政治角度来看，把许可权交给企业绝对不是一件坏事，因为它可以提供一种部分补偿某些企业的途径。如果一项严格的气候变迁的政策出台的话，这些企业的利益就会受到影响。这会使立法变得更切实可行。

这些政治上的考虑可以说明为什么对于酸雨难题的解决要采取排污权交易的形式以及为什么要把污染许可权自由地分配给能源公司。去年年底，美国众议院通过的众议院立法草案毫无价值。一个为减少温室气体而建立的排污权交易机构开始向企业分发许多许可权，但是后来拍卖的数字直线上升。很难想象一种涉及面广的排污税能维持多年不变。

这并不是说实施排污税是完全不可行的。最近，有一些参议员提出了一套混合解决方案的建议。一部分经济实体采用排污权交易方式，另一部分则采用征收碳排放税方式——主要针对石油和天然气。政治家的思维似乎可以这样解释：石油企业认为如果消费者知道石油的高价格里直接包含排污税的话，他们是不会抱怨的。


http://article.yeeyan.org/view/147929/102650


不管怎样，有经验表明，通过市场手段来治理污染物排放会束缚生产。前几年的酸雨现象足够证明这一点。1990年颁布的《清洁空气法》提出了排污权交易机制。在这个机制下，能源厂家可以买卖排放二氧化硫的权利，让单个企业在新的限度内经营自己的业务。毫无疑问，经过一段时间，能源企业排放的二氧化硫几乎减少了一半，所花费的成本比最乐观的估计还要低很多。电价不升反降。酸雨现象不再是大的问题，但是从长远意义上来讲，这个问题并没有减轻。最终的结果似乎表明：只要我们决心去做，环境问题是可以找到解决办法的。

所以我们可以下结论了，对吗？二氧化碳和其他温室气体的排放是一个经典的负面外在形式——用尼古拉斯·斯特恩的话来说是“全球最大的营销失败”。他就这一课题向英国政府递交了一份报告。教科书经济理论和实际经验告诉我们：应该利用政策来阻止导致负面外在形式的种种活动；从宏观上看，依靠市场手段是最佳的选择。

对气候的忧虑

这篇文章要谈的是气候经济学，而不是气候科学。但是在我们涉及经济学之前，有必要就科学争论的现状明确三个要点。

第一点是地球的确在变暖。天气在波动变化。在过去的近几年里，人们很容易找出气候异常变暖的年份；注意到现在比往常更冷，又有人说：“看，地球变得越来越冷，而不是越来越热！”但是如果你马上留心一下客观数据 ——通过足够消除波动差异的一段时期的平均值来看，就会知道气温上升的趋势是明白无误的。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每隔十年，气温要比上一个十年的要高。

第二点是气候模板预测气候变暖很早很准，甚至温度上升的大致数据也是准确的。相对来讲，为满足已知数据进行的研究比较容易，而创建一个模板精确预测未来就要难得多。所以说，二十多年前科学家们通过创立气候模板成功地预测到全球变暖的事实使得他们的研究成果可信度极高。

不过，这不是你可以从众多新闻报道中就可以得出的结论。这些报道所关注的是邮件被黑以及气候专家用一系列数据故弄玄虚地谈论气温反常下降或他们表达的要看看科学研究视野之外的那些气候怀疑者所写的文章的愿望等诸如此类的内容。但是，事实是那些所谓的传闻一经更为细致的验证，就会烟消云散，并显示出气候专家也是凡人。没错，科学家也想他们的研究成果能够站得住脚，但是，任何数据的使用是不能禁止的。是的，科学家在工作中不喜欢故意混淆已发表的成果。还有什么新东西？没有迹象表明，对于气候研究的有力支持不应该继续进行下去。

这就到了我谈到的第三点，依据这种研究而成的模板表明，如果我们继续像现在这样将温室气体排入大气层，我们最终将面临气候的灾难性变化。让我们说的更清楚些，我们这里谈论的不是夏天多了几天的炎热，冬天少了几场雪；我们正在郑重讨论的是天崩地裂的大事件，就像美国西南各州在今后的几十年里可能变成一只永远漂浮着灰尘的巨碗。

现在，尽管气候模板创立者的可信度很高，但在他们长期的气候预报工作中，还有许多的不确定性。不过我们很快也看到，不确定性使行动的个案更强劲，而不是更虚弱。所以气候变化需要采取行动。是否排污权交易项目和用来减少二氧化硫排放的模板相结合是一条正确的途径呢？

坚决反对排污权交易的一般分为两种形式： 一种观点认为，行动越直接——尤其是对火力发电企业的禁止令——就会越有效；另一种观点认为，排污税征收要比排污权交易好。（让我们暂不理会那些反对使用任何市场经济补救措施的人和那些脱离气候科学反对温室气体排放的任何限制的人）上述观点都有各自的道理，虽然没有双方各自认为的那么多。

谈到直接行动， 你可以提出有力的论点使人信服：经济学家热爱的是良好的市场而不是精明的市场。他们早有准备，而不用假定人们不断变化的金融动机会解决每一个问题。尤其是当你不能准确测定一件东西的价值时，你不会将价格标签贴在上面。这样做既有难度又增加成本。所以有时更好的办法是制定出一些基本规则：那些可以做，哪些不能做。

举例来说，考虑到机动车排放。我们是否能够或者应该根据他或她的汽车尾气排放的比例向车主征收一定的费用。当然行不通。你需要在每台车上安装昂贵的监测设备，你需要对弄虚作假手段采取防范措施。无疑更好的办法是我们已经采取的做法：对所有车辆限制排放标准。

有没有一个比较好的观点来解决温室气体排放这一问题？ 我的第一反应是目前形势的规模和复杂性需要一个基于市场的解决办法，无论是排污权交易方案还是征收排污税的方法。我想大多数经济学家也会赞同这一观点。毕竟，温室气体是现代经济活动中几乎涵盖一切产品生产的直接或间接的附属产品，从我们住的房子到我们驾驶的汽车，概莫能外。减少这些气体的排放就需要人们通过多种多样的途径改变他们的行为方式。有些气体的识别还需要我们掌握更先进的环保技术。所以我们可以通过明确地告诉人们那些是允许的哪些是不被允许的来真正取得意味深长的进步吗？经济学101 告诉我们，——也许是正确的——唯一能够让人们适当改变行为方式的办法是给污染物排放贴上价格标签，因此所付出的成本反过来与其他所有事情合为一个整体，最终对环境保护产生影响力。

比如，人们去百货商店购物时，会发现外地的水果和蔬菜的价格要远远高于本地产品，这其中反映了排放许可费或产品运输费。企业在决定自己在隔热上的支出时，他们会计算加热和制冷的费用，其中包括排放许可费或发电税费。在为电器选择能源种类时，就必须计算更高昂的许可费或矿石原料消耗的相关税费。市场经济体制会随机地激励人们做正确的事情，这也正是它存在的理由。

有人呼吁，需要建立特定规则（来制约人们的行为）。著名的气候学家詹姆斯?汉森（James Hansen）曾为全球变暖问题得以获得首要关注做出了不可或缺的贡献。他强烈提出，导致气候改变的罪魁祸首归根结底只有一个，那就是煤炭燃烧，无论如何，我们都必须在日后几十年内减少煤炭燃烧量。从经济学角度，我的第一反应是，一项严格的许可费会有效控制煤炭使用量。然而，市场经济体制可能会出现漏洞，而这些漏洞所导致的后果将不堪设想。因此，我认为，应当对煤炭燃烧采取直接控制措施，进而弥补市场机制的抑制因素。

为何要采用排放税，而不是配额交易呢？毫无疑问，直接征税要比立法相比优势甚多，而“瓦克斯曼-马凯气候变化法案” （Waxman-Markey act）就有诸多例外和特殊情况。当然，与配额交易相比，一项理想的排放税措施会更有优势，尽管前者是排除万难而经议会认可的。然而，这个对比却并非很有实际意义。问题在于，排放税真要实施起来，是否会比配额交易效果更佳。我们没有理由相信这个答案是肯定的——其实是没有理由相信一项广泛征收的排放税会在议会上通过。

公平地讲，汉森曾以诙谐幽默的口吻对配额交易进行道德抨击，而这一抨击与旧观点 ——让污染者掏钱购买污染的权利是不对的——相比，更加精辟老练。汉森关注的是，在配额交易之中，个人道德行为不构成社会目标。如果你决定驾驶氢能汽车或购买一幢低碳房屋，你只是在将排放许可权拱手相让于他人，这意味着你并没有帮助缓解气候变化的危机。他说的对。但是，利他主义却不能有效解决气候变化问题。严密的方案必须依赖一个有效的机制，让每个人相信减少排放对他们是有益的。虽然这有点遗憾，不过利他主义必须让位于这样一个机制。

虽然气候变化问题远比酸雨灾害严重，但至少要达到治理酸雨的应对水平，这是底线了。我们急需能够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市场激励 ——同时直接控制煤炭使用量——而且，配额交易是一项能够创造市场激励的合理途径。

然而，这样做我们是否可以承担得起？同样重要的是，不这样做我们又何以承担？

行动的代价

气候学家们对如果我们不采取任何行动去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情况下温度变化的曲线有着不约而同的共识。同理，经济学家们对行动的代价也有不言而喻的看法。论点大概是这样的：制约排放会使经济增长放缓，但幅度不大。依据模型研究，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推断，自2010年至2050年“瓦克斯曼-马凯气候变化法案”的实施将使GDP的预计平均年增长率降低0.03至0.09个百分点。也就是说，最坏的情况是，它将使GDP年增长率从2.4%降至2.31%。国会预算办公室还推断，大体上，强力度的气候变化政策至少会使美国经济在2050年降低1.1至3.4个百分点。

世界经济状况又将会如何呢？总体上，规划者们逐渐发现，气候变化政策对全球产出的影响比美国要小一些。主要原因是，一些新兴经济体（如中国）由于矿石燃料价格低廉，目前仍在低效率地使用能源，因此使得大量节约能源对于中国经济来说影响甚微。最近一个根据现有估计的报告显示，一项强力度的气候变化政策（力度大大超过任何法律提案中进行商讨的同类政策）的代价将是降低世界生产总值（GWP）1至3个百分点。

这些数据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它们都是来源于一种涵盖各种工程估算和市场估算的经济模式。例如，有工程师根据一定的能源价格对各种发电形式的成本计算，包括燃煤发电、燃气发电、核能与太阳能发电。然后，根据以往的经验，估算得出如果电费上涨消费者的耗电量会降低多少。像汽车燃油费等其他能源的估算也是如此估算的。这个经济模式还认为，如果有一个适当的经济环境，每个人都会做出最佳的选择——能源生产者会选择最经济的发电方式，而消费者就会竭力减少用电量，结果去寻找替代消费品或损失便捷条件，直到节省下来的钱超过少用电所付出的代价。从这种种分析来看，我们有理由预见，能源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对付费排放的政策有何反应，以及他们的反应最终将会对整体经济带来怎么样的代价。

诚然，很多经济模式可能是错误的。很多基本数据的估算都必然存在一定的投机性，比如，一旦太阳能大规模应用于日常发电，它的成本究竟会是多少，这无人知晓。同时，我们也有理由去怀疑人们是否真的会做出正确的选择：多项研究发现，消费者往往不会采取节省能源的措施，比如改善隔热，即使这样做的确可以省钱。

但是，要让这些经济模式方方面面都做到完美，也是不现实的；因此，他们很有可能是高估而不是低估了气候变化政策的经济成本。从酸雨灾害下实施的配额交易得出的经验是，实际代价总不愈起初的预计。而且一般来说，经济模式不会亦不能计算的是创新性价值；可以肯定的是，当私营企业面临一个对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有丰厚回报的经济环境时，他们会想出许多在任何经济模式中都未曾存在的限制排放的方法。

然而，气候变化政策的保守派反对者却认为，限制排放将会导致严重的经济损失。其中，美国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基金会用一张海报回应了国会预算办公室对于“瓦克斯曼-马凯气候变化法案”的估算，海报的标题为“国会预算办公室大大低估了配额交易的影响”。该基金会指出，真正的影响对家庭和就业来说将是破坏性的。

对于经济是否可能够与配额交易共存，这种反应时极其悲观的，这与保守派一贯的思想作风背道而驰。毕竟，现代的保守派对市场激励的效益表现出一种深信不疑、甚至近乎信奉膜拜的态度——总统罗纳德?里根就曾喜欢把“市场的魔力”挂在嘴边。他们相信，资本主义制度能够应对各种困境，比如，科技能够克服石油等自然资源短缺对经济增长的制约。而且，现在他们仍然认为，私营企业完全不具备应对总体排放限制的能力，即使从私营企业的角度看，这种总量管制的操作模式与土地资源的供应限制非常相似。他们为什么不相信资本主义的活力会促使经济找到一个在降低碳排放还算可行的办法？他们又为什么认为市场激励倾向于资源保护，市场便会失去魔力？

显然，保守派完全放弃了对市场应对气候变化政策的信心，因为他们不希望政府介入。他们对气候变化政策表现出来的悲观态度是出于政治策略，并非是一个合理的经济判断。其漏洞在于，在配额交易的保守派反对者的强烈反对呼声中，带有不怀好意之嫌。虽然国家传统基金会指责国会预算办公室犯下一个基本的逻辑错误，但如果你看过国会预算办公室的报告，就会得知，国家传统基金会很明显是故意曲解报告内容。保守的政客甚至干过更可耻的行径。例如，美国共和党国会议会多次召开新闻发布会，专门引用了来自麻省理工的一项研究进而声明，配额交易将给每户带来3100美元的费用，尽管研究报告的撰写者努力想告诉大家实际数字只是它的四分之一。

事实上，没有一份可靠的研究报告显示，强力应对气候变化会超出经济的承受能力。即使你不完全相信经济模式——你也不应相信——历史和逻辑均指出，经济模式是高估而不是低估了采取气候措施的代价。我们可以为气候变化做点事情。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这么做。采取措施会有代价，而这些代价必须要与不采取措施的代价相比较。在那之前，我先提一个将会在真正实行气候变化政策时变成核心的问题：如何让其他国家来与我们共同携手？

中国综合症

美国现在依然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也是世界最大的温室气体来源之一。但是，美国并不是头名。三年前，中国每1美元GDP的煤炭燃烧量就远远超过了美国，跃居世界第一。总体上，发达国家——欧洲、北美及日本这些富人区——只占温室气体排放量的一半，量少的可怜。总之，只有其他国家，尤其是新兴经济体要成为主力军，气候变化才能得以切实解决。

不可避免的是，那些反对阻止气候变化的人会把碳排放的全球性当为无所作为的理由。他们争辩称，如果中国和其它国家不配合我们的努力，单单在美国限制排放不会取得多少成效。他们强调中国在哥本哈根谈判中的强硬态度，作为其它国家不会采取合作的证据。的确，发展中的经济体觉得他们有权在排放上为所欲为而不需要考虑后果——两个世纪以来今天的富裕国家就是这么做的。在气候变化上进行全球性合作是不可能的，总是陷入争论，这就意味着什么也做不成。

对于那些认为采取行动是根本之道的人来说，关键是如何说服中国和其它发展中国家参与排放限制。胡萝卜，或者说积极的鼓励是一种答案。想象一下在中国和美国建立排放配额制度——但是允许国际性的排放许可交易，这样中国和美国公司就能够交易排放权了。通过设定总体限额，确保中国卖给美国相当数量的排放许可，我们可以在实质上付钱给中国来让它削减排放。既然有证据表明在中国削减排放的成本低于美国，那么这对双方都是笔合算的交易。

但是如果中国（或者印度或者巴西等等）不愿意参与到这个制度中来怎么办？那就需要用胡萝卜加大棒。特别是要采用碳排放税。

炭排放税就是对进口物品根据制造该物品所产生的碳排放量进行征税。比如说中国拒绝减少排放，那么美国就采取政策对碳排放设置每吨100美元的价格。如果美国实施了这一碳税，那么任何中国产品进入美国，每产生一吨碳排放都要被额外征收100美元的税。如果主要国家——或许是美国或欧洲都征收这个税种，就会刺激那些不合作国家重新考虑他们的立场。

对于认为这种政策是一种贸易保护主义，是对自由贸易原则的践踏的反对声，回答是，那又怎么着？全球市场开放固然重要，但避免全球性灾难更重要。再说，你也可以把碳排放税当作正常贸易关系的一部份。对进口商品征收碳排放税可以和国内的碳排放许可的费用相提并论，其实际效果就是对自己的消费者对就他们购买的产品所产生的碳排放征收费用，不管它是在哪里生产的。这在国际贸易法则中是合法的。实际上，就连负责监督贸易政策的世界贸易组织，也发布了一分研究报告，认为征收碳税是可行的。

不用说，真正进行合作和世界范围内的应对气候变化行动比起我们所讨论的建议要错综复杂得多。不过这一问题不象你所听到的那么棘手。如果美国和欧洲决定实行有关气候的政策，他们几乎肯定可以诱使世界其它国家共同努力。我们可以做到。

无所作为的代价

在公众的讨论中，尽管最近迹象显示2010年很有可能会是有史以来最热的一年，但气候变化的怀疑者们无疑在过去两年获得了一些有利的论据。但气候模式本身确实变得越发令人悲观。过去最糟的情形却变成现在的预测起点，不少机构预测21世纪的温度上升会翻番。在这一新的悲观情况的背后是对于反馈效应日益增长的担忧——比如当我们地球变暖的时候，甲烷，一种主要的温室气体，就会从海床和冻原中逸出。

现在，对于气候变化的预测，如果我们依然故我的话，那么到2100年预计平均气温将比2000年高9华氏度。这相当可观——等于纽约和密西西比中部平均气温的差别。这么大的改变将会是极具破坏性的。而麻烦却不会停止：气温还会继续升高。

而且，还不只是平均气温变化这么简单。降水模式也会改变，有些地区变得更潮湿，而其它地区则变得更干。很多气象模型研究者也预言了会有更强烈的风暴出现。海平面会上升，而这些风暴会强化其效应：海水泛滥本来就是一种主要的自然灾害，将会变得更加频繁而剧烈。随着洋流的变动，一些地区的气候将会产生急剧的变化。我们应该牢记，伦敦的纬度和拉布拉多一样；如果没有湾流的话，西欧只能勉强供人居住。

虽然气候变暖也会有些好处，但是如此大幅的变化几乎肯定会使美国和整个世界变得更回穷。穷多少？如果我们是处于前工业化的初级农业社会，极端的气候变化将会是灾难性的。但我们有发达的经济，历史表明它有很强的能力去适应环境变化。如果这听起来和我关于限制排放的代价可以接受的观点相类似，那应该这样表述：那种使我们能够承受更高的碳排放价格的适应能力，同样能够使我们应对更高的平均气温。

但是至少有两个原因使我们对乐观看待气候变化的后果持保留态度。其一，就象我刚才指出的，这不仅仅是天气变暖这回事——气候变化的代价很可能表现为干旱、洪水和强烈的风暴。其二，现代经济也许具有很强的适应性，但生态系统却不然。地球上曾经出现与我们现在所预期的快速变暖相位的时期是始新世极热时期，距今大约 5500万年前，那时经过2万年，气温上升了11华氏度（比现在的变暖速度慢得多）。这种上升导致了大量物种灭绝，客气点说，就是不利于我们生活。

那们我们如何计算全球变暖的影响呢？最常被引用的估算，象耶鲁大学的威廉·诺德豪斯和他的同事利用气候和经济动态集成模型（DICE）所做的，依靠科学测算，在一系列关键地区，特别是农业和海岸保护地区，对全球变暖的负面作用进行评估，然后针对其它可能的结果作一些调整。诺德豪斯认为全球温度上升4.5华氏度——过去公认的对2100年的预测——将会使全球生产总值下降近 2％。但是越来越多的模型预测，实际的温度上升是两倍之多，那将会怎么样？没有人真正知道如何推算。为保险起见，诺德豪斯的模型假定温度上升9华氏度，在这种情况下全球生产总值下降5％。然而，许多评论家认为，实际代价要高得多。

尽管有诸多不确定性，人们却不禁想要在预期的损失和补救措施的代价之间进行直接的比较：气候变化将会降低全球生产总值5％，阻它要付出2％，所以我们就继续努力吧。不幸的是计算方法并非如此简单，至少有以下四个原因。

首先，作为以往排放的结果，实质性的全球变暖早已产生，即使采取强有力的应对气候变化政策，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含量很可能还会持续上升多年。所以，即使世界各国采取措施应对气候变化，我们还是要为早前的无所作为付出代价。因此，诺德豪斯的损失评估恐怕是夸大了采取行动的收益。

第二，一旦限制排放政策实施，其经济代价马上就会显现出来，而且在大多数的方案下，在20年内会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同时，如果你不采取行动，大的代价可能会在本世纪后期表现出来（虽然有些方面，比如美国西南部变成尘暴区将会来的早得多）。所以你如何衡量这些代价，取决于你如何看待将来的代价和眼前利益之间的关系。

第三，换一个思路，如果我们不采取行动，全球变暖不会在2100年停下来：温度、损失都会继续上升。所以如果你看重相当、相当遥远的未来的话，那么采取行动的理由甚至比应对2100年所需更充分。

最后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不确定性。我们不能确定（难以避免的）气候变化的程度，因为我们讨论的是数百万年来仅见的大气二氧化碳含量。最近许多气候模型研究者对2100年的预测翻番就是这种不确定性的一种表现；谁知道在将来又来有什么调整呢。此外，没有人确切知道我们现在所预期的气温上升到底会带来多大的危害。

你可能会认为这种不确定性削弱了采取行动的措施，然而，这实际上却是强化了它。就象哈佛大学的马丁·魏茨曼在他的几篇影响深远的论文中所主张的那样，如果有可能产生一种重大大灾难，这种可能性——即使不是最大的可能，就应该主导成本- 收益分析。而大灾难确实是一种现实可能性，即使它不是最可能的结果。

魏茨曼的观点是，灾难的风险，更甚于成本-收益分析的细节，构成了采取有强力的气候政策的充分理由。我对此深以为然。预测全球变暖却不采取行动，我们就会离《民数记》中世界末日的情景越来越近。如果我们不悬崖勒马的话，那不仅是不负责任，而且是犯罪。

对于行动的步伐仍然有很大争议。

渐进还是激进

分析气候政策的经济学家们对一些关键问题达成一致。他们形成了一个广泛的共识：我们需要对碳排放进行定价，而且这个价格最终必须很高，但这一政策对经济的负面影响将是可控的。换句话说，我们能够而且应该采取行动控制气候变化。但是在博学的分析家当中，对于时机、对于多快时间内将碳价格提到一个可观的水平，存在着激烈的争议。

一方面是那些在所谓“综合评估模型”方面进行多年研究的经济学家。这种模型结合了气候变化模型和全球变暖危害与削减排放成本模型。这些经济学家所主张的气候政策版本大多是象圣奥古斯丁的著名祈祷那样的：“赐予我纯洁与自制吧，但不是现在”。诺德豪斯的DICE模型主张碳排放的价格最终应该达到200美元一吨，相当于煤炭价格的四倍多，但大部分的加价应在本世纪晚期实施，一开始的费用低廉得多，是30美元一吨。诺德豪斯将这一长期逐步实施的建议称为“渐进式气候政策”。

另一方面是一些新近加入这一领域的学者。他们用类似的模型进行研究，却得出不同的结论。其中最著名的是尼古拉斯·斯特恩，一名来自伦敦经济学院的经济学家，他在2006年主张采取快速、大胆的行动来限制排放，可能意味着更高得多的碳价格。这一不同主张还没有一个正式的名称，我姑且称之为“激进式气候政策”。

我发现最容易理解这种争论的方法是把减少碳排放的政策理解成一种公共投资：你现在付出代价，将来受益于一个更少受损的地球。而且在将来，我是说很远的将来，今天的排放将会影响大气中的碳含量几十年，甚至可能几个世纪。所以如果你要评估一项旨在减少排放的投资是否值得，你就要评估每增加一吨碳在大气中所产生的危害，不仅仅是在现在，而是一个世纪或更长；你还要确定如何衡量那些在很长时间才能显现出来的危害。

渐进式政策的支持者宣称，大气中每增加一吨碳所产生的危害在目前的浓度下是相当低的；在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大量聚集之前危害性不是很高，而这在本世纪晚期之前不会发生。他们说遥远未来的代价不应该对现在的政策产生太大的影响。他们引用市场回报率概念，认为投资者不怎么重视对遥远未来的得失，而公共政策，包括气候政策，也该如此。

激进式政策的支持者的观点是，政府应该比私人投资者具备更长远的眼光。特别是斯特恩，他争辩说，政策制订者应该将未来世代的福利和当代人的福利置于同样的地位。而且，快速行动的支持者认为碳排放的危害可能比渐进政策的分析所认为的要大得多，因为全球气温对于温室气体排放比先前假想的要敏感得多，还因为气温大幅上升带来的经济损失比气候渐变模型所做的假设要大得多。

作为一名专业经济学家，我觉得这种争论令人头痛，两边都是些聪明而心怀好意的人——其中有些人还碰巧是我的老朋友和导师——双方在一些要点上都有根据。不幸的是，我们不能宣布这是一个皆大欢喜的平局，因为我们必须做出决定。

从个人角度来说，我倾向于激进式观点。斯坦的象爱自己一样去爱我们的后代的道德呼唤可能有些过于强烈，但是我们有令人信服的理由相信公共政策应该远比私营市场目光长远。更为重要的是，渐进式政策开出的药方看起来太象是在对整个地球进行一种冒险的实验。比如诺德豪斯所倾向的政策，将大气中的二氧化碳的浓度设定为前工业化时期平均值的两倍。在他的模型中，这只会对全球的福利产生些许影响；但我们对之能够相信多少？我们有多大把握这种环境变化不会引起灾难？我想要说，不能够确定，特别是上面提到，很多气候模型研究者仅仅在几年里就大幅提高了他们对于气候变暖的估计。

所以我和马丁·魏茨曼所见略同：不可忽视的大灾难的可能性应该支配我们的政策分析。主张采取大胆的行动来遏制排放。

对气候的政治争辩

正如我之前所提到的，众议院已经通过了《维克斯曼-马基法案》，这一个旨在降低温室气体排放的相当强有力的法案。它不象激进式政策支持者的提议那么强势，但它的步伐显得比渐进的提议要快。但是去年6月份针对《维克斯曼-马基法案》的投票却表明在国会中存在截然不同的立场。只有8名共和党员投赞成票，同时有 44名民主党人投反对票。如果现在进行投票，它很可能无法获得通过。

在参议院的前景则更糟，因为大多数的法案需要得到60票才能通过。不少代表能源生产和农业州的参议员反对排放配额制度（现代美国农业是高度能源密集型的）。在过去，有些共和党参议员支持排放配额制度，但是随着派系性加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改变了立场。最令人震惊的大转变来自于约翰·麦凯恩。在2003 年，他曾经在推行排放配额制度中扮演主要角色，提出了一项和维克斯曼和马基法案大同小异的法案。如今麦凯恩却将这套主张痛斥为“排放限制和收税制度”，让以前助手们大吃一惊。

哦，美国东岸的大雪寒冬让那些怀疑气候变暖的人象过年一样高兴，尽管从全球来说这是有记录以来最暖和的冬季之一。

所以立即采取行动的前景并不乐观，尽管有约翰·克里、约瑟夫·利伯曼和林塞·格拉汉这三位参议员不断努力促成一项妥协方案。（他们计划在这个月晚些时候提出法案）。但这个议题并没有消失。今年以来在华盛顿以外的世界所观察到的创记录的气温很有可能持续下去，这就会让气候变化怀疑者们失去一个主要论据。从总体上来说，鉴于美国政治近年来的反复——自2005年以来，天知道为什么，传统智慧从共和党这边转到了民主党这边——对气候变化的政治支持很有可能起死回生。

果真如此，那么经济分析信手可得。我们知道如何限制温室气体排放。我们有良好的成本意识——它们是可控的。我们需要的只是政治意愿。

（翻译/Becool、以实玛利、魏公村村姑、异雪）

能够同时用于制造和驱动电动汽车的多功能材料

2010年4月26日/《经济学人》在线版

与其他电动铁马相比，特斯拉跑车堪称赤兔（a hot rod）。这辆双座跑车每次充电足可行驶令人印象深刻的380公里（236英里），从0加速到每小时96公里更只需3.9秒。当然良品从来需代价，其 1200千克（2645英磅）的车体中有整整450千克的重量被电池占据。

尽管电池科技日新月异，但其重量和大小仍然给电动和混合动力车拖了后腿，迫使制造商想出各种别出心裁的方法来分散重量和释放空间。研究者正在探索的其中一种解决办法是利用复合材料制造车体：一种可以同时储存电能的复合碳。这样，汽车设计师就可以把车体构架和电功能结合在一起。

复合碳材料质轻而坚韧，已经在从网球拍到飞机机翼的广大范围内得到应用。一些超级跑车在制造时加入了这类材料，但是总的来说，复合碳还是过于昂贵而不适合量产车。然而，由于可以用于储能这项额外的能力，复合碳材料在汽车制造业者眼中魅惑倍增，伦敦帝国理工学院的埃米尔·格林浩尔如此说道，由格林浩尔领导的这项研究是欧盟的一项被称为STORAGE的大型计划的一部分，旨在把各种不同的电池材料融入汽车车体中。这项工作在学界和产业中的合作者包括希望借此扩大无人机作战半径的英国国防部以及沃尔沃公司。

与传统复合材料类似，格林浩尔博士研发的材料也由经凝固树脂硬化的碳纤维密织而成。为了让这种材料具有储电功能，两层纤维中添加了一层薄薄的绝缘玻璃材料，做成夹层结构。碳纤维层中添加的树脂混以锂离子，这样一来每层材料都成为一个电极，能使活泼易变的锂离子在加上电压时保持在同一层材料中，也令夹层结构在形成回路时能让电流顺利通过。所有这些材料都被层层封裹，以保证材料表面绝缘。

严格来说这种复合材料与电池并不相似，而更像是一个电容器，或者说是个超级电容器，格林浩尔博士说道。电池能够很好地储存大量电能，但传导很慢；电容器却正好相反。超级电容器有较大的内部表层区域以令大量的电能迅速地传导，在一些电动汽车上用于为瞬间加速提供短时爆发性的力量，在混合动力车方面用于在制动时回复能量。

为了在复合碳材料上获取与电容器相似的性质，这种碳纤维首先经过碱化学处理以令其表面生成许多细微的凹点。这样可以极大地扩张其表面积，增加电荷负载，又不会降低材料的机械强度。

另一个挑战在于解决对树脂材料的两种截然相反的要求。“材料要坚韧稳定，但从通电的角度看也需要让电离子顺利通过，”格林浩尔博士说。传统的树脂材料通常只能满足其中一方面的要求。格林浩尔的解决办法是使用一种凝胶状的树脂聚合物，这种树脂结合了两种相互交错的网状结构，其中之一将材料紧固在一起，另一种具有可以让带电粒子顺利通过的导管。

这样做的成果就是一种能量密度达到每千克0.005瓦时的材料。这和许多电动汽车使用的锂电池的每千克128瓦时相比显然算不了什么。但这只是千里征程第一步，格林浩尔博士说。增加运行电压将能显著提高这种复合材料的能量密度。如果在纤维上覆以碳纳米管，预计在明年末这种材料的能量密度至少能达到每千克 20瓦时。

使用一物两用的材料对汽车制造业来说前景无限，哥德堡沃尔沃材料研发实验室的高级工程师 Per-Ivar Sellergren说道。他说，如果复合材料的储电能力能够提升至目前锂电池的水平，只需要用其制造车顶、发动机罩和行李箱盖就可以驱动一辆电动汽车行驶130公里。

格林浩尔说，多功能复合材料也能降低汽车的总配线数，举例来说，可以用制造尾箱的材料来给汽车尾灯提供能源。某些设备，比如卫星导航系统，也可以用其放置于内的置物箱材料中的电能来驱动。而且，和大部分可充电式电池相比，超级电容器有更长的工作寿命，长期来看更显优势。大多数电动汽车的车主可不愿意在购车后不久就花上几千美元来替换废旧的电池组。

[大西洋月刊] 气候变化报告：愤怒的葡萄
翻译：luyue | 2010-04-27

约翰·威廉姆斯在加利福尼亚纳帕谷生产了三十年葡萄酒。他非常重视生态耕种，以致他的伙伴称他为绿色先生。可是，如果你问他气候变化将如何影响世界著名的纳帕葡萄酒，他会非常生气，几乎会变得无礼。“你知道，最近，我一直努力更多地了解这个问题。我认为，我们需要正确看待这个问题。”他告诉我，“听到有关全球变暖的新闻时，我听说气候变暖将融化北极；淹没沿海城市；使千千万万人民流离失所；传播热带疾病；并带来许多其它可怕的后果。后来，我听到来自葡萄酒作家的呼吁，他们只想知道，‘在全球变暖的情况下，赤霞珠红葡萄酒的品质会如何变化？’我也担心全球变暖，但是我担心的是人类，而不是葡萄园。”

威廉姆斯是“蛙跳”酒厂的创始人。这是纳帕，也是世界最具生态意识的葡萄酒厂。它的生产用电来自沿着梅洛葡萄树耸立的1000个太阳能电池板；加热和冷却由接入地热的地热系统提供。葡萄园百分之百有机，而且——最根本的是，考虑到纳帕干燥的夏季——这里没有灌溉系统。

然而，尽管威廉姆斯怀有浓厚的环保热情，但是他驳回了自己创办蛙跳酒厂是为应对气候变化影响做准备的质疑。“我们不知道全球变暖会对影响纳帕谷葡萄酒生产的环境造成什么影响，因此在我来看，为那些变化做准备无异于故作镇定。”他的语气中流露出愤怒，“我只知道，我能做些事情去阻止，或至少减缓全球变暖，那是我应该做的事情。”

威廉姆斯正确看待事物的观点有道理。在气候变化已经使孟加拉国人民很难找到足够饮用水的时候，为优质葡萄酒可能出现的问题发愁似乎太冷酷无情了。不过，有关葡萄酒和气候变化的质疑不仅仅是黑比诺的品质。因为酿酒葡萄对气温特别敏感，该行业就相当于一个早期预警系统，能预告随着全球变暖加剧，所有食品作物，乃至所有行业都将面对的问题。罗马人说：In vino veritas（酒后吐真言）。如今，这个真言就是，地球的气候比葡萄酒行业的变化快得多，事实上地球上所有其它行业都在为此做准备。

所有作物都需要有利的气候条件，但是像酿酒葡萄一样对气温和其它极端气候那么敏感的作物很少。“在纳帕谷生长的赤霞珠葡萄和在加利福尼亚炎热的中央谷弗雷斯诺生长的赤霞珠葡萄，价格相差15倍。”纳帕谷葡萄酒商协会顾问金姆·卡希尔金说，“纳帕生长的赤霞珠葡萄（2006年）售价，每吨4100美元；弗雷斯诺生长的赤霞珠葡萄售价，每吨260美元。纳帕和弗雷斯诺的平均气温差是华氏5度。”

这样的数字有助于说明为什么气候变化做好了痛击全球葡萄酒业的准备——这个数十亿美元行业的衰退也将摧毁更大的食品业、餐饮业和旅游业。地球上的每个行业都将感受到全球变暖的影响，但是唯有滑雪业——其悲惨的命运目前似乎已经注定——未来五十年将形成的炎热而不稳定的天气明显锁定了它。在法国，气温上升可能使香槟酒生产区太热，生产不出优质香槟酒。传奇的教皇新堡红葡萄酒也面对同样的事实，那里多石的白色土壤能够保留热量，曾经被视为其优点，现在却成了祸根。世界上其它主要葡萄产区——加利福尼亚、意大利、西班牙、澳大利亚——也濒临危险。

在2006年《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上发表的研究报告中，一组科学家写道，如果目前的趋势继续下去，“优质酿酒葡萄产区（美国）……到21世纪末可能减少达81%。”其罪魁祸首与其说是平均气温的上升，不如说是出现极热天的频率增加（极热天的定义为超过35摄氏度（95华氏度））。如果不采取适当的措施，这些日益增加的热峰值“将在美国许多地区淘汰酿酒葡萄的生产。”科学家们写道。

从理论上来说，只要酿酒商把生产转移到更适宜的地区，就能化解这种威胁。事实上，英国已经种植了香槟葡萄，有些优质葡萄还获得了丰收。但是，这种策略有其局限性。毕竟，气温不是葡萄酒口味的唯一决定性因素。法国人称为“terroir” ——指特定地区土壤的一种说法，其中也包括种植和加工葡萄者的文化知识——的风土条件是关键。“葡萄酒与产地的联系比其它任何一种农作物都要紧密，因此，酒瓶上都有产地的名字。”纳帕谷圣茨伯里葡萄酒公司的合作创始人戴维·格雷夫斯说，“如果东部科罗拉多的传统甜菜产区必须向北移，没有人会在意。但是如果纳帕再也不能种植酿酒葡萄——这是一种极端的声明，但是为了说清道理，就让我们这么说吧——突然之间，你就有了能与北极熊相比的全球变暖典型。

少数理解气候变化的酿酒商，如格雷夫斯，正努力号召他们的同事趁早采取行动，但是没起作用。甚至，有些酿酒商实际上还为近年来较高的气温感到庆幸呢。“西班牙一些最昂贵的葡萄酒出自上里奥哈和里奥哈·阿拉韦萨地区。”西班牙葡萄酒学院创始人院长潘乔·坎波说，“现在，坦普拉尼罗每年都能成熟得近乎完美。这使酿酒商说，‘谁关心气候变化？我们得到了完美的葡萄酒。’波尔多产区也发生了同样的事情。你很难对某人说，‘这只是未来几年后要发生的事。’”

具讽刺意味的是，葡萄酒行业比大多数行业都更需要适应全球变暖。许多行业人士追随父辈的足迹，并希望将来有一天把生意转交给子孙。这本应该引导他们比普通公司想的长远一点，不要迷恋本季度的财务业绩。可是，我没有发现这种情况发生的迹象。

例外：阿洛伊斯·拉格德。自1855年以来，他家就在意大利最北的上阿迪杰省制造葡萄酒。阿尔卑斯山脚的环境雄伟壮丽。葡萄藤上隐约露出巨大的黑色和灰色花冈岩，周围是点缀着鲜花的草地和难免令人想到“音乐之声”的树木繁茂的小山。当地人钦佩拉格德，是他领导了上阿迪杰的革命——由生产大瓶出售的葡萄酒转变为生产让人引以自豪的意大利最好白葡萄酒。2005年10月，拉格德主持了第一次世界大会，讨论气候变化情况下的葡萄酒未来。“我们必须认识到，气候变化不是未来的问题。”科格德对同事们说，“就是今天的事情，我们现在就必须适应。”

碰巧的是，上阿迪杰是现代全球变暖表现最戏剧性地区之一：这里发现了所谓的“冰人”——5300年前生活在这里的牧民冻僵的遗体。1991年，人们在一个山沟里发现了这具几乎保藏完好的尸体——甚至皮肤都是完整的 ——因为他死后不久就一直埋在雪和冰堆之下（后来法医调查人员从卡在他左肩内的箭头轨迹上作出结论，这是谋杀案。）上阿迪杰生态研究所所长汉斯·格劳伯说，如果不是全球变暖，就不会发现他。他强调指出：“阿尔卑斯山的气温上升速度比世界其它地区快约两倍。”

拉格德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听说了全球变暖的消息，认为必须采取行动。这很难——他说，“因为希望获得良好的绝缘效果，我和我的建筑师吵得不可开交。”——可是，到1996年，他已经安装上意大利第一个完全自费的太阳能系统，还增加了一个地热能系统。这些尖端技术被小心地纳入现有的场所；在一次参观中，我从拥有自己的风力涡轮机黑暗的发酵地窖里出来，进入可追溯到15世纪的明亮阳光下的美丽庭院。走向绿色确实使装修成本增加了30%，拉格德说，“但是，那只意味着摊还期略微延长。事实上，通过增收，我弥补了成本差异，因为当人们听说我们所做的事情后，会过来看看，结果买走我们的葡萄酒。”

2003年袭击意大利和欧洲各地创纪录的夏季高温导致数万人死亡，这使拉格德更加震惊。“在我小时候，采摘葡萄总是在11月1日以后，那是基本日期。”他对我说，“如今，我们在9月5 日至10日开始采摘，10月结束采摘。”温度过热提高了葡萄的含糖量，可能达到灾难性的浓度。含糖量过高可能导致葡萄酒内的不平衡，产生太多酒精——这种葡萄酒被称为“煮熟的”或“粘了果酱的”葡萄酒。较高的气温也会增加生害虫和寄生虫的危险，因为冬季虫子死的更少。随着全球变暖加剧，更不耐热的白葡萄面临特殊的困难。“2003年，我们酿出的葡萄酒酒精含量在14%至16%之间。”拉格德回忆说，“而通常情况下，酒精含量在12%至14%之间。我们的葡萄酒品质正在发生变化。”

酒精浓度增长2%听起来差别不大，但是，它对葡萄酒品质和效力的影响相当大。“在加利福尼亚，葡萄酒更浓烈，酒精浓度在14%、15%、甚至16%。”拉格德继续说，“我很喜欢那些酒。但是，酒精度这么高的话，你喝一杯之后”——他用手在喉咙处比划了一下——“就够了；再喝就要醉了。在欧洲，我们喜欢喝一晚上葡萄酒，因此我们更喜欢酒精度低的葡萄酒。非常炎热的天气使这个目标更难实现了。”

葡萄种植者和酿酒师可以采用一些技巧降低酒精浓度。你可以让葡萄周围的叶子长得更浓密，以便提供更多的荫凉；可以用不同的复制品或根茎替换葡萄藤；还可以选择在高海拔地区种植葡萄，因为那里的空气较凉爽；改变种植的葡萄品种也是一种选择。

然而，目前的法律和文化传统妨碍了这种适应性变化。所谓的法定产区法（Appellation d'Origine C?ntrollée）控制了全法国和意大利及西班牙部分地区的酿酒葡萄生产。随着气温进一步上升，这些法定产地法及类似规则肯定会面临更大挑战。“我刚去过勃艮第，”2008 年3月，潘乔·坎波告诉我，“那里的生产者很担心，因为他们知道夏敦埃和黑皮诺是冷天气葡萄酒，而气候变化正在带来完全相反的结果。有些生产者甚至在考虑开始研究席拉和其它品种。目前，还不允许他们种植其它品种葡萄，而这些都是人们质疑的问题。”

尽管如此，最大的阻力可能来自行业本身。“我的一些同事也许会称赞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但是付诸行动的很少。”拉格德说，“人们试图把问题推开，说，‘让我们做今天的工作吧，等到将来再看气候变化是否真成问题。’可是，到那时，就来不及救自己了。”

如果葡萄酒行业不去适应气候变化，生活会继续——也许少了些欢乐和愉悦，但生活会继续。优质葡萄酒依然会有人生产，很可能是由拉格德这样的早期适应者生产，但是产量会更少。按照供需规律，未来最好葡萄酒的成本将比今天达到可笑数额售价的葡萄酒还要高。白葡萄酒很可能在某些地区消失。黑皮诺之类的气候敏感型红葡萄酒也会陷入困境。酿酒商通过适应来拯救自己还不太晚。可是，看到一个拥有如此多采取行动动机的行业还在如此拖延，实在令人不安。如果酿酒商不主动适应气候变化，还做什么生意？

答案似乎非常少。甚至在政府大力倡导适应的英国，私营部门对适应的必要性认识也很落后，更不用说采取行动了。 “我敢打赌，如果我给英国一百家小企业打电话，提到适应性，其中有九十家会不知道我在说什么。”加雷思·威廉姆斯说。他与社区商业组织一起工作，帮助英格兰东北部的公司为应对科学家预报的该地区将发生的风暴和其它极端天气事件做准备。“开始这项工作时，我给企业负责人做了介绍。”威廉姆斯说。他的职业生涯大都花在私营部门。“我提出适应的实例，在问答阶段，一位经理说，‘我们在适应方面做过很多工作了。’我说，‘哦，做什么了？’他说，‘我们在回收，我们在着手提高能源效率。’我暗想，‘噢，我的天，他根本没理解这件事。这将是一场斗争。”

“在遭受打击之前，我们大多数人都不太善于认识我们面临的风险。”英国政府气候影响计划主任克里斯·韦斯特解释说，“经营公司的人们也毫不例外。”在1999年加入英国气候影响计划之前，韦斯特的大部分工作致力于保护濒危物种。现在，他在努力拯救的物种是他自己，动物学家的见解变得非常有用了。毕竟，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是进化的实质——也是在现代经济市场上成功的实质。韦斯特喜欢引用达尔文的话：“生存下来的不是最强的物种……也不是最聪明的物种，而是最能适应改变的物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