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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功焕：公共场所禁烟难在哪？
2010年05月13日 08:02　 本文来源于财新网

公共场所禁烟难，根源在于法律执行不力和烟草专卖体制，烟草业必须“政企分开”

　　【背景】5月10日，卫生部妇幼保健与社区卫生司司长杨青指出，自2011年1月起，中国将在所有室内公共场所、室内工作场所、公共交通工具和其他室外公共场所完全禁止吸烟。

　　这是中国履行《烟草控制框架公约》（下称《公约》）承诺的要求。该《公约》旨在通过限制烟草和卷烟产品的广告、营销和销售，降低全球死于与烟草相关疾病的人数。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烟草消费国。据估计，中国有3.5亿吸烟者，每年消耗1.7万亿支香烟。目前中国每年有100万人死于与吸烟相关的疾病。如果这种状况不改变，到本世纪中叶，累计将有一亿中国人死于烟草相关疾病。

　　2006年的1月8日，《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在中国正式生效。中国卫生部此后多次发布年度烟草控制报告，发起组织提高烟税的宣传活动，并促使国内烟草供应商在香烟包装上标注健康警语。

　　但是，中国烟草行业至今仍实行专卖制度，管理上政企合一。烟草业是中国增长速度最快的行业之一。据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统计，中国烟草行业拥有5000亿资产，每年上交财政的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10%。

　　在中国，控烟到底难在哪里？公共场所全面禁烟，中国能否如期实现？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杨功焕认为，中国的烟草控制，利益关系非常复杂，有效控烟路远且长。控烟要真正有效，必须在国家政策层面整体推进，实现多部门的协作。同时，要打破烟草业“政企合一”的体制，提高烟草税。

　　杨功焕认为，烟草的成瘾性，决定了烟草使用率在短期内难以下降。但是，控烟是一个双赢的选择，一方面，可减少未来的健康损害，另一方面，从长时段看，烟行业的替代和转产不会冲击整个经济。

　　在她看来，中国真正的控烟是在1996年以后。在1996年至2002年，中国的吸烟率有微弱的下降，控烟取得了些微效果。但是，从国际范围看，中国的烟草控制仍面临来自烟草业和社会层面的巨大阻力。

　　目前，中国还未出台禁止在室内公共场所和工作场所吸烟的全国性法规。关于公共场所出禁烟的地方性法规共计154个，占地市级城市的一半。但是，由于大多数禁烟法规界定的公共场所比较窄，可操作性不强。

　　杨功焕指出，很多地方并未通过社会动员，让公众和执行机构的员工知晓并理解公共场所禁止吸烟的法规，也没有有效的监督措施，对违反上述禁烟法规的行为，只是局限于简单的罚款，因此收效甚微。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烟草控制立法与《烟草控制框架公约》规定相比，也存在很大的差距。以《广告法》为例，它管理的是直接的烟草广告，并不包括间接或变相的烟草广告，比如烟草公司依然可享有各类活动的冠名权等。

　　杨功焕指出，从国际经验看，提高烟草税率，提高烟草价格，以经济手段抑制烟草的消费，是一种最有效的控烟手段。较之国际上烟草税占零售价格的65%-75%，目前中国的烟草税率提升远远不够。

　　2009年5月，中国对卷烟制品实行税赋调整，各类香烟的消费税有6%-11%不等的增长幅度，同时在卷烟的批发环节，还加征了从价税。但烟税上调并未实现与烟草零售价格的联动，其中原因复杂，但“其根源在于中国的烟草专卖体制”。

　　在中国，烟草业政企合一，国家烟草专卖局和中国烟草总公司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如果某一实体为私营公司，但同时兼有政府部门职能，它就会时刻利用经济杠杆和决策权来挫败烟草控制的努力”，因此烟草业必须尽快“政企分开”。

　　杨功焕强调，要控烟，除了提高烟草税和烟价，还要控制烟草广告，提供戒烟咨询和帮助，比如在青少年群体中减少“第一支烟”等。这就会涉及发改委、工商、质检、卫生、教育、海关、农业等多个部门。

　　控烟欲真正有效，必须在国家政策层面整体推进，实现多部门协作。杨功焕建议，应在国家层面设立人民健康委员会。同时，把烟草税作为特种税，用于改善医疗保障体系，提高贫困人群的生活状态，加大烟草控制的宣传教育力度。

　　鉴于烟草在中国已成为一种文化，弥散在社会各个领域、各个方面。杨功焕认为，必须移风易俗，“让人们真正地意识到吸烟的危害，并且能够约束自己的行为。这的确不容易，但我们会继续努力。”■

　　（财新记者 杜娟 采写）

启动电力多边交易市场 电监会求突围

21世纪经济报道 王秀强 北京报道 2010-05-13

“5号文件下发足有8年之久，除政企分开、厂网分离外，主辅分开、输配分开陷入了停滞不前的境地。电改的阻力很大，非电监会一己之力能够完成。”5月13日，在北京召开的“发电和输配电行业峰会”上，一位不愿具名的电监会官员在演讲中颇显无奈。

2002年国务院下发《电力体制改革方案》，通称国务院“5号文”，明确了我国电力体制改革的方向，即坚持政企分开、厂网分开、主辅分开、输配分开，打破垄断，引入竞争，建立社会主义电力市场经济体制。次年国家电监会挂牌成立，肩负电力市场监管、电价改革的重任。

然而7年过去，电监会倍感困顿。“解决问题的根源，在于理顺混乱的电力管理体制，重新定位电监会职责和权利。改革不能一拖再拖，时间逾长电改的难度愈大。”一位不愿具名的电监会官员如是说。

困顿的电监会

“电力改革由多个部门共同承担，电监会并非电改牵头人。改革的阻力非常大。”电监会研究室人士如此描述当前电改的形势。

电力体制改革小组囊括国家发改委、财政部、电监会等多个机构和部门，其中价格监管、投资准入、项目审批、技术质量标准归口发改委；电力企业国有资产管理划归国资委；监督企业财务制度则以财政部为主。

“缺少关键性的电力价格审批和投资准入，导致电监会监管行为约束力不足，监管权威不够。各个部门都为自身权利考虑，在电力监管过程中常常排斥电力监管机构的介入，电力监管工作处于两难境地。”在13日的“发电和输配电行业峰会”上，电监会官员说。

电力监管是电监会的主要职责。但在监管过程中，“监管机构很难找到工作的位置和工作切入点。”一位华东电监局人士告诉记者。

同为监管会，证监会、银监会、保监会等则显得游刃有余。监管对象同样以国有企业为主，但他们面对的企业是股改后的多元化企业，垄断特征并不明显。

修法以求正名

在较弱的权利和沉重的担子面前，电监会如何走接下来的路？

5月6日，历经4年探索和实践，在电监会牵头操办下，全国第一个电力多边交易市场——华北区域内蒙古电力多边交易市场正式启动运行。当日，电监会主席王旭东为之鸣锣开市。

这意味着“发电、用户和电网”三方同时参与电力购销，电力用户首次参与竞争，电网公司垄断购电的格局被打破，形成购售电双向竞争的市场雏形。

几乎是在相同时间，电监会批复华东跨省电能集中竞价交易平台规范化、制度化运行。自此，华东区域内发电机组均可直接参与交易，一改电网公司坐庄交易的模式。

这或许能够释放一些积极的信号。

“在既往的政府机构改革中，保留了电监会为国务院正部级直属事业单位，足以见得国务院希望电监会发挥作用。”电监会政策法规处不愿具名人士说。

该人士用两个“希望”表达了他内心的期许：“我们希望国务院能够重新明确电监会的职能。在短期内无法改变电力监管职能由多个部门共同承担的条件下，我们希望能够提升电监会在部门之间的协调能力，分清权利和责任，确保电力监管机构在电力监管领域的指导地位。”

另有电力行业人士分析，表面上看电监会面临的困境在于设立之初为它确定的职责和权力并没落实到实处，更深层的原因是目前没有法律支撑电监会的电力监管。

目前，电监会职责来源和监管依据主要是2005年出台的《电力监管条例》，作为行政法规《条例》必须服从于《电力法》。

“1996年颁布的《电力法》是在政企合一、垂直一体化电力管理体制下制定的，与现在的监管环境大大脱节，且与《电力监管条例》颇有冲突。《电力法》已经不能提供法律支撑，甚至成为限制电力监管作用的制约因素。可以说，电监会电力监管体系和监管活动已经处于‘无法可依’的境地。”电监会政策法规人士说。

广州城中村改造模式十年谋变

21世纪经济报道 叶石界 广州报道 2010-05-11

核心提示：广州的城中村改造陷入僵局——政府将难以承受的压力转移至村集体，然而村集体既代表村民又代表政府意志，处境两难。



在“村民的改造意见书”上，梁辉（化名）在“不同意”选项上用力地划了一个勾。

35岁的梁辉是土生土长的广州越秀区杨箕村民，他有一栋四层的楼房，上面两层自住，下面两层则租出去作商铺。

梁辉家下面的那条雄镇大街，不到2米宽，一眼望去尽是传统的小商铺。房东和租客们就在这条阴暗而逼仄的小巷中，各自找到自己的生存空间。

不过，这样的生态即将消失。

根据计划，今年亚运前必须完成清拆工作的杨箕村，将在7月底全部拆完，涉及1300多栋房屋，拆迁面积34.7万平方米。

像杨箕这样的城中村，广州共有138个，占据广州城市规划面积的22%。自2007年广州天河区猎德村改造以来，广州的旧城改造成了该市决策层的重要议题。

按照广州的规划，将争取用3-5年时间基本完成52个城中村的全面改造任务。其中亚运会前，完成猎德、冼村、小新塘、萧岗、三元里、林和、杨箕、琶洲、棠下（白云区）等9个城中村的清拆工作。

“杨箕村的改造模式是村集体直接寻找开发商，而政府则起着主导的作用。”合富辉煌集团首席市场分析师黎文江说。

作为政府的一方，杨箕所在的越秀区政府负责统筹组织改造的推进，协调、解决改造过程的问题，从政策扶持、工作指导、重大问题协调解决、监管等方面推进。

从拒绝开发商完全由政府主导，到政府主导引进开发商，再到村集体自主与开发商合作或村集体自己开发，广州的城中村改造模式一变再变。让村集体能参与并决定其命运，政府发现自己亦能省事省心。

在社会矛盾高发的拆迁问题上，十年迂回，广州是否已找到一条较可行的路径？“广州模式”是否能全国复制？

政府不能承担的改造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广州旧城、旧村改造的模式走过了一条不断变更的路径。

林树森主政广州期间，对开发商来说是一个失落的时期。1999开始，广州市决策层一直不允许开发商插手旧城改造，“主要担心房地产商在利益驱使下提高容积率，大大增加了城市建筑和人口的密度。”曾参与琶洲规划设计的广州社科院教授彭澎对记者说。

自此，旧城改造完全由政府承担。不过从结果来看，却迟迟没有动作。

“最关键还是资金问题，政府操作不来。”黎文江说，以前拆迁成本就三四千，现在动不动就上万，一个项目就上十亿，特别是需要成片改造的城中村，政府没有足够的资金，只能借助开发商来投入。

2006年底，接任广州市委书记不到半年的朱小丹，把广州的城市发展战略在“南拓、北优、东进、西联”的基础上，增加了“中调”的提法。

老城区的危房、破房改造，是“中调”绕不过去的问题。2006年，荔湾区计划对19个城中村片区进行规划改造。“但是仅靠区的资金投入，很困难。当时就考虑引进社会资金来进行改造。”荔湾区政府规划局人士对本报说。

而真正被视为重新对开发商敞开大门的标志性案例，是2007年的猎德项目。该项目也是广州计划改造138个城中村中第一个。按照方案，整个猎德村推倒重建，并转变为商业地块进行运作。

当年9月，富力地产与合景泰富联手以46亿元拿下占地超过11万平方米的猎德村城中村改造地块，成为地产商参与城中村改造的首个突破口。

这个改造项目，被称为猎德模式，即由开发商垫付资金、政府出台政策、村委会协助的模式。“这一模式是由政府主导的。”黎文江说，旧村改造的规划、设计方案，政府都在全程参与，土地拍卖也由政府出面主导。

起初，这一模式被寄予了厚望，政府希望在其它旧城改造项目中得到复制。不过，从后来广州其它的改造项目来看，大部分都没有走猎德模式这条路。分析人士说，政府想主导却发现力有不逮之处。此后的城中村项目，大都由村集体直接跟开发企业进行协商谈判或者由村集体自己进行改造。

林和村就是地产公司新鸿基跟村民集体合作，双方谈判后，分两块地：一块建设居民房提供给村民居住，另一块盖商品住宅进行销售，而政府不需投入资金便实现改造目的，由此达到三赢的结局。

而在广州“三旧改造办公室”人士看来，这并不出奇。“我们旧城改造规划之初，就确定了‘一村一策’的原则。”该人士说，每个村都有自己的具体情况，一种模式很难在所有村都适合采用。

让村集体自己来

“从之前的实践也证明了，完全由政府来承担的路子是走不通的。如此巨大规模的改造，政府的压力相当大。”黎文江说，引进社会力量是必然的选择，现在确定的基本原则，就是政府主导，村集体经济组织作为城中村改造的主体。

在以集体经济组织作为改造主体的前提下，改造模式无非两种——引进开发商和村集体自筹资金。

日前出台的《关于广州市推进“城中村”（旧村）整治改造的实施意见》显示，全面改造项目立足于市场运作，除村集体经济组织自行改造外，应当通过土地公开出让招商融资进行改造。

“选择哪种方式，要看这个村的具体情况。比如有些村没钱，但是有地可卖，那就采取出让的方式获得资金；有些村本身比较富裕，也可以自筹资金。”上述三旧改造办公室人士对记者说。

作为52个需要全面改造的城中村，海珠区红卫村选择的是自主改造。

红卫经济联社公布的初步改造方案显示，由联社成立自己的公司，直接进行融资开发建设，不引入开发商。该社下辖大塘、新村、石榴岗、台涌四村。

“自己开发的好处可以节省成本，而且建筑密度不大。”红卫经济联社工作人员对记者说，这几个村的改造资金是没问题的。按照此前计划，改造资金渠道主要有三方面：集体资金、村民集资以及银行贷款。

“只是开发经验相对不足，当然这么大的问题，我们肯定会很谨慎。”谈及自主开发的不足时，上述红卫经济联社工作人员说。

日前记者走访海珠区红卫新村时，多位村民告诉记者，改造不会在近期启动。“三五年后的事吧。”新村村民黄伯对记者说，去年听说要改造，后来又不了了之。

矛盾在村里

由于财力限制，在政府作为改造主体的模式不可行的情况下，政府应该是什么角色？

“在现在的城中村改造中，广州政府的定位应该说是合适的。”广州城市规划勘测设计研究院顾问总规划师袁奇峰对记者说，政府的角色是两部分：一方面和村集体进行谈判，对改造方案进行编制和审查；另一方面，村集体跟开发商谈判过程中，政府来做监控，并把开发资金纳入到监控账户中。

袁表示，目前在改造过程中，主要矛盾还是存在于村内部。

在杨箕村村委会二楼大厅，几排桌子两边挤满了村民和改造工作人员。梁辉和村民们一起近乎争吵地议论着，他在改造意见书中写下反对杨箕改造方案的理由：高容积率不符合理想人居要求、车位分配不合理、增值物业不明朗等等。

与杨箕相去不远的冼村，部分本地村民也在联名反对该村的改造方案。

“村集体的身份也很尴尬。”袁奇峰说，村集体一方面是村民的代表，要体现村民的利益，另一方面又是代表政府意志在村中的延伸，因此村集体往往是矛盾的焦点。

“政府要调解这些问题，有制度上的障碍。”袁奇峰说，旧村改造由村集体内部来协商，而村集体属于共有制，在存在利益博弈的情况下，政府只能起到一个帮助性的角色。

不过他相信村民能够自己解决这些问题。

关于英国大选的访谈

drunkpiano

1、2010年英国大选给你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三次电视辩论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每个候选人都展示出对自己的、对方的政策细节的深入了解，“摆事实，讲道理”，几乎没有任何人身攻击，或者假大空的口号，或者引用经典诗句来煽情，就是把彼此的每一项政策——比如，金融改革政策，移民政策，收入税政策——拆开、打散、揉碎，仔仔细细检视，我觉得这是高度政治文明的表现。我看第三场辩论之前刚好看了一个关于塞拉利昂的电影“血钻”，在那个电影里，塞拉利昂各个政治派系解决矛盾的唯一办法就是枪支，谁野蛮谁得势，平民在枪林弹雨的夹缝中求生存，你把这一幕和竞选辩论的一幕结合起来看，就会意识到人类学会用文明的方式解决冲突，是多么伟大的一个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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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这次自由民主党领袖民意支持率飙升让很多人都觉得挺激动，甚至中国国内也在关注——在英国这种经典的两党轮流制国家，似乎终于有一股新的力量要出现了。可尽管人气急升，自民党看样子并没有获得多少实质性的好处，议席恐与以往持平，这除了是受制于选区划分因素和"简单多数票当选"制度，你觉得其中还有什么更深层的原因？

自民党并不是“一股新的力量”，它从80年代以来一直是英国非常重要的第三党。如果把它的前身自由党历史算进去，它就更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了。

自民党Nick Clegg支持率一度飙升，跟他的“反体制”姿态有关，这与民众对现有两党的不满相契合，加上Clegg形象年轻英俊，比较“抢镜头”。从最后的选举结果来看，自民党的投票支持率没有多少提高（比05年大选只提高了1%左右），议席则不升反降（降了5个），所以Clegg的风光有点昙花一现。的确，“赢者通吃”的选举制度的确会造成对第三党的歧视（23%的投票支持率却导致8.8%的席位），但另一方面，Clegg热的迅速降温也说明选民的成熟：如果一次电视辩论就可以改变很多民众的政治立场，那这些民众也太轻浮善变了，这是选举还是追星？所以最后Clegg没有因为一两次电视表现而成为黑马，我觉得这是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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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说到对政治冷漠，为什么在民主制度成熟、社会福利完备、经济发达的欧洲国家，民众对于选举政治却普遍感到疲惫甚至厌倦？仅仅是因为社会太稳定、政治太稳定了，以至于很多选民觉得让谁上台都差不多吗?

发达欧洲国家里民众普遍厌倦、怀疑政治可能有三个原因：第一，这个政治体系的确出了问题，让民众愤怒。比如去年英国的议员报销案事件，虽然对于大多发展中国家来说，那点“腐败”简直不是腐败，但是对于习惯于清廉政治的英国民众来说，他们非常愤怒；第二，政治文明的发展到了一定程度，民众就“不需要”关心政治了——虽然各个政党表面上吵得热火朝天，但实际上它们的共性远远大于差异性，而且这种共性并不是什么“天下乌鸦一般黑”，它恰恰是基于各个政党对主流民意的遵从——谁也不可能去挑战“全民医疗保险”制度，谁也不可能说“银行体系不需要改革”，谁也不可能说“穆斯林通通滚出英国”——一个叫“英国民族党”的小党这样说了，结果就是它不但一个议席都拿不到，而且它走到哪就被嘘到哪。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政治冷漠可能恰恰是政治信任的一个表现，因为民众知道政治家们“胡来”的可能性很小；第三，社会的发展会促进公民的独立思考能力和批判精神，由于这种批判精神，所以往往越是发达国家，民众越“满腹牢骚”——其实即使在发展中国家，也往往是知识分子、中产阶级比真正的底层更“满腹牢骚”，道理是一样的：教育和财富培养个体的批判精神。从这个角度来说，对政治的厌倦和怀疑不一定是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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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有个政党候选人对我说，他很不满英国“政治高度媒体化、媒体高度政治化”的现状。的确，以这次选举来看，英国媒体前所未有地高度参与，特别是有影响力的纸媒，纷纷亮明自己支持的政党并公开鼓动读者支持，而且大多数站队到保守党一边，媒体的角色更多是在反映民意呢还是在引导民意？你怎么看媒体和政治之间所应该保持的合适关系？

我觉得这位候选人的批判有点奇怪。媒体不参与议政那它天天干什么？报道贝克汉姆又在哪里买了房子、温丝莱特在奥斯卡上穿了什么才是媒体的“正业”？媒体的职责就是把大选中最重大的议题从各个角度呈现出去，当然前提是媒体的多元性——比如《卫报》支持自民党，《泰晤士报》支持保守党。媒体今年支持保守党的多一些，但这是因为工党过去5年政绩不佳，以往媒体支持工党的还是很多的。媒体当然可以引导民意，只要它以有理有据的方式来表述。在我看到的英国媒体“表态”文章里，都绝不是什么“鼓动”民意，而是有详尽的论述论证来支持其“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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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你如何评价网络社交媒体对民主选举制度及政党政治的影响？

这个问题不是特别清楚。网络使政治动员变得便捷很多，似乎也仅此而已。另外，网络社交部落的主要群体是年轻人，而年轻人普遍倾向于“自由左翼”的政治立场，可能网络的普及对于“自由左翼”的政党（比如自民党）有点帮助，但这只是一个猜测。总的来说，我个人认为只有在一个信息封闭的社会里，网络的政治意义才会格外重大。在一个信息开放的社会里，互联网对政治的影响可能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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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是电视直播辩论让政治变得“肤浅化”吗？

怎么会。电视直播辩论给民众一个机会聆听不同政党的政纲，这是好事。有很多选民可能从来只看电视不读报纸、更不会去读政府报告什么的，那么电视辩论给了这些选民一个较深入了解政治议题、各党政策的机会，这怎么会让政治变得“肤浅化”呢？难道“深刻的”政治就是候选人躲在窗帘后面窃窃私语？你可以说电视直播给了候选人“忽悠”的机会，但别忘了，每个候选人的“忽悠”都会很快被旁边另外两个候选人无情揭穿，正是在不同候选人的“忽悠”与“反忽悠”交战中，民众得以了解各个政党每项政策的利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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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在英国，据说有一半的选区自1970年代至今从未改变过获胜党派，而全英国650个选区中，只有150个是属于摇摆选区，其它都被视为某个党派的“安全席位”，这种情况很有趣。你怎么看英国政治的超稳定结构？英国的议会政治和选举制度是否已经过时？在当前经济形势下，英国的议会政治和选举制度出现深刻变革的可能性如何？

这种选举的“超稳定结构”应该是大多数发达民主国家共有的现象，而不是英国特色。美国的“摇摆州”也向来就是那么几个。只要一个国家的社会结构、产业结构和人口分布没有出现翻天覆地的变化，一个地区选民的政治倾向都应该有一定的历史传承性。比如，一个工业区，只要它不变成金融区，那它的利益所在显然是给工党而不是保守党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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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你如何看简单多数票当选制与比例代表制的各自优劣？

所谓“简单多数票当选”就是“赢者通吃”，好处是容易产生一个具有绝对优势的执政党，而一个执政党具有绝对优势，有两个好处：1. 议会和内阁相对稳定，提高决策效率；2.明确责任归属——一个政策成功或失败，责任在谁显而易见，很难在不同党派间相互推诿。它的坏处也显而易见，它不利于小党存活，如果一个小党在全民中有10%的支持率，但反映到议会中，也许只有2%的席位。这也是英国自民党的处境：23%的民众投票，但只有8.8%的席位。这是因为虽然小党可能绝对支持者不少，但是如果它们均匀分布在不同选区，那么在每一个选区中它们都是少数，在“赢者通吃”选举制度中肯定吃亏。如果是在一个族群、阶级矛盾尖锐的地方，它不但不公平，甚至可能是危险的，因为它可能激化矛盾。那么比例代表制的优劣则刚好相反：更公平，但是可能效率低下，责任模糊。

英国选举制度改革的可能性变得越来越大。90年代末苏格兰设立独立议会时，就决定采用比例代表制——在一定程度上是缓解族群矛盾的一个方式。这次选举因为工党和保守党都没拿到绝对多数议席，所以都需要讨好自民党联合组阁，这正是自民党作为一个相对小党推动选举制度改革的时机：要约我共舞是吗？可以，但我的价码是“选举制度改革”。目前两大政党都在这方面松了口，但最后要实现改革，还有很多障碍和关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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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在保守党、工党和自由民主党身后的利益集团、三党的支持者群体及社会基础、政治献金来源近年来是否出现了一些有意思的变化？

各个政党的社会基础应该没有太大变动，你刚才的提问也说到了选举的“超稳定结构”：工业区（或前工业区）、依赖福利保障的人更支持工党；经济中上层、保守主义者（包括抵制移民潮的很多底层民众）更倾向于支持保守党；自由左翼和更具国际视野的人，倾向于支持自民党。

政治献金情况的变化是：传统来说，党员会费是政治最重要的收入，现在随着选举变贵，政党慢慢越来越多地依赖于捐款甚至贷款。英国和美国的竞选花费的规范不同：美国是限制每个捐款者的捐款数额（比如每个人在每次选举中给每个候选人只能最多捐2000美元），但不限制每个候选人的花费总额；英国是限制候选人的花销总额（比如政党对一个议会席位的竞选花销不得超过3万英镑），但不限制捐款人的捐款数额。各有利弊吧。但是总的来说，英国的竞选还是非常“便宜”的。比如05年竞选，各个政党总共花销不超过4200万英镑——要知道这是几十个政党、600多个议席竞选的全部花销，这和美国一个总统选举就能花上17亿美元的开支额（08年选举）不可同日而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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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007年开始，整个欧洲政坛普遍右转，偏保守政党纷纷上台，你怎么看这种趋势？

“右转”很普遍吗？法国、意大利、匈牙利有点转，但也不是特别严重吧。德国是联合政府；西班牙是社会主义党执政；希腊说要削减公共开支，你看看民众的激烈反应；英国虽然是保守党赢得最多选票，但是别忘了工党和自民党的选票如果加起来要远远超过保守党，而工党和自民党都是左翼的。更重要的是，如前面说到的，欧洲的，至少是西欧的政党，左派还是右派共性远远大于差异，真正极端的右翼是没有什么市场的。“英国民族党”（一个赤裸裸的种族主义政党）不但一个议席都得不到，而且经常受到媒体和民众的“群殴”。所以我觉得欧洲政治的温和右转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一方面是经济危机和政府高赤字导致民众对“民主社会主义”产生不满，另一方面是大量移民潮引起欧洲人在经济上和文化认同上的焦虑感。我觉得这属于正常的温和的政治摇摆。

新闻媒体在为社会把握良心
by 陈志武

媒体朋友最近比较倒霉。你们天天熬夜赶稿，工资低不说，还在采访时面对刁难。写了有意义文章时，不仅面对审查风险，还甚至被社会指责。因对杀幼童事件的报道和思考，你们又被两边夹攻。在我看，媒体是中国仅剩的有理想抱负的群体之一，许多记者编辑在为社会牺牲自己的生活。不用管杂音，继续凭良心干！



一种说法：媒体对杀幼童事件的反思是在为杀人犯辩护，在纵容杀人犯。—— 这显然是混淆视听，因为制裁那些已没人性的杀人犯是不需要说的事，是前提共识，不需费纸墨。但是，处决那几个杀人犯，就能威慑住已被不公正逼得无路可寻的人？死刑能威慑他们？死刑只治标，但不治本。不公正是民怨的催化剂。

“在商言仕”的陕西商帮
梁小民


山西和陕西一河之隔，历史上就有“秦晋之好”的传统。在明代，两地的商人互相合作，共同经商，所以，被合称为“西商”，连建在各地的会馆也多以山陕会馆为名。山西商人的强势在某种程度上淹没了陕西商人的光辉。所以，对陕西商帮的研究仍属凤毛麟角。

陕西商帮和晋商都是在明初实行开中制之后形成的。明初的 “九边”中有4个（延绥、宁夏、甘肃、固原）离陕西更近，这就为他们形成商帮提供了条件。而且，当年陕西商人的势力还大于晋商。日本学者藤井宏曾提出“在明一代，作为盐商的陕西商人，其势力曾凌驾山西商人之上，其老家是三原县、泾阳县、绥德州等地。在明代商业界里，山西商人与陕西商人为对抗新安及其他商人的必要，常用邻省之好，互相合作的场合不少”。这一段话里包含了我们理解陕西商邦的三个重要观点：第一，明代的商帮中，陕西商帮甚至盛于晋商，因此商帮研究中忽略陕西商帮是不对的。第二，明代的陕西比今天大得多，包括今天陕西、甘肃嘉峪关以东、宁夏和内蒙伊克昭盟大部，以及青海湖以东的地区。康熙五年，陕甘才分开。但陕西商帮兴盛的地区是在今天关中地区 （八百里秦川），中心是三原县、泾阳县和周边地区。第三，山西商人与陕西商人合作的目的是对抗徽商，基础是地理位置相邻和历史上传统的友谊。

历史上，陕西是广大西北地区与内地的交通枢纽，也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同时也是丝绸之路的起点，尤其是关中平原物产丰富，交通便利，早就有发达的商品交易。这些都为陕西商人在开中制之后迅速崛起准备了条件。

明初实行开中制之后，山西与陕西商人都抓住了这个时机，但进入方式并不相同。山西的晋南是产粮区，山西人又长期从事河北、河南、山东等北方产粮区的粮食贸易，因此，他们掌握了丰富的粮食，可以把这些粮食运到北部边疆。而陕西商人并没有这个优势，加之延绥、宁夏、固原、甘肃这四边路程遥远，交通不便。因此，他们就通过商囤、买粮和内运粮食至边疆的方式。明朝前期，西商（包括山西与陕西商人）势力相当强大，当时主要的产盐区两淮和两浙的盐引都被西商控制。据《明史》记载，两淮、两浙每年的大盐引（每引400个）共57.24万余引，占全国总盐引的二分之一多为西商控制。当时西商中，陕西商人还强势于山西商人。

明弘治五年（1492年），在户都尚书叶琪的主持下，盐制由开中制改为折色制，即不用把粮运到边疆换盐引，而是在内地可以纳银换盐引。这时盐商分化为在内地用银换盐引的“内商”和仍在边疆用粮换盐引的“边商”。“边商”包括山西和陕西商人在内的“西商”，“内商”主要是徽商。后“内商”兴起而“边商”衰落。西商推动了对两淮、两浙盐场的控制权，这两地盐场由新起的徽商控制。这时，西商发生了三点变化：第一部分西商移居扬州，继续从事盐业，其势力小于徽商，但仍有相当实力。第二，西商转向对北方少数民族的多文化贸易，但由于没有共同对抗徽商的需要，山西商人与陕西商人分开各自经营。第三，在盐业领域内，山西商人与陕西商人也分开。山西商人控制长芦和河东盐区，陕西商人则进入四川地区控制了井盐，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清末。

在明代，两淮是最重要的产盐区，所发盐引占全国三分之一左右。这些盐引大部分分配给甘肃、延绥、宁夏等地，陕西商人就从这里领盐引。两淮经商集中于扬州，因此，陕西商人在明初就有移居扬州者。实行折色制后更多的陕西商人移居扬州，仅在弘治后期已达数百人。从明代嘉靖至清代乾隆年间，扬州著名客籍商人共有80人，其中，徽州人60名，山陕商人各20名。这些陕西商人都是三原、泾阳的大商人，他们实力雄厚，在两淮盐业中有重要影响。这些陕西商人也与徽州等商人同样经营，其后人也成了扬州人。

陕西与四川相邻，早在明代，这里就成了陕西商人的活动之地。明弘治年间，盐法改为折色制后，一部分大盐商迁到扬州，另一些实力弱一些的迁到四川。至万历年间，四川的盐商以陕西商人为主，他们主要投资于四川的井盐。明末清初，四川、云南、贵州人口剧增，陕西商人抓住这个时机迅速发展，后几乎垄断了四川的盐业。除盐业外，陕西商人在四川还控制着金融业，从事川丝、夏布的贩运，今天著名的金兴酒也是陕西商人引入西凤酒的工艺生产的。陕西商人还从事药材、铁砂等行业的贸易。直到清末，陕西商人在四川的势力才衰落。

在明代折色制实行之后，西商在盐业中的实力总体上衰落了。不过，明隆庆五年（1571年），政府开放了对北部少数民族的贸易。西商抓住这个机会，由盐业进入多元化贸易。这时，陕西商人与山西商人各自从事不同的贸易，他们不再是同盟军。

陕西商人的经营范围十分广泛。在历史上，陕西商人是先卖布后卖盐的，布业一直是陕商的主业之一。他们的布主要销往甘肃、青海、宁夏等西北地区。这些布一部分为关中生产，但绝大多数仍由江南各地贩运而来。在与北部少数民族的交易中，陕商主要从事茶叶、毛皮和药材业。茶叶是西北少数民族不可缺少的饮料，自宋代就有茶马互市，即内地用茶换马。明清时期，陕西商人一直把持着西北地区的茶叶运销，咸丰年后衰落。陕西的毛皮业一直发达，陕西商人在与少数民族的贸易中，主要一项就是收购毛皮和各种名贵中药材，然后销往内地。此外，陕西商人还从事烟草贸易。这种多元化贸易使陕西商人也走向全国，北方的内蒙、河南、山东、北京、辽东，南方的湖广、两广，西南的四川、云南、贵州等地，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更不用说西北了。

陕西商人在经营中也有他们的独特方式。他们以长途贩运为主，其收购方式是设分号和委托当地大商号代收。销售则采用赊购的方式，即秋天把毛皮等赊给各地商号，春天运草帽等物品来，再收回皮毛的钱，草帽的钱在下一次运毛皮来再收。这种方法被称为“连环方式”，解决了销售商的资金困难，扩大了贸易。这种作法是陕西商人的独创。

陕西商人作为一个商帮也是通过设在各地的会馆实现互助共赢的。在明代时，他们的会馆多与山西商人共建，称为山陕会馆。明中期之后，他们与山西商人分开，建立自己的会馆，称为陕西会馆或西秦会馆。这些会馆的作用与其他地方的会馆相同。

陕西商帮当初与晋商不分上下，甚至还强于晋商，但为什么在明中期之后，相对地位不如晋商呢？这就在于晋商在清代以船帮、驼帮和票帮为主业，尤其是从事俄罗斯、蒙古茶叶贸易的驼帮和清中期后兴起的票帮成为支撑晋商的两大行业，而陕西商帮尽管涉及的行业很多，但都没有做大。晋商在这两大行业中依靠官商结合，借助政府的力量发展起来了，而陕商并没走这一条路。

陕商在扬州等地也赚钱不少，但并没有用于经营的扩大，而是用于非生产性消费。首先是用于奢侈生活。扬州的陕商与徽商一样生活极为奢侈，盖房、纳妾，终日花天酒地。其次是带回家乡的钱或用于购买土地，或用于买官，或用于放高利贷，或用于家族的公益事业，甚至用于窖藏，并没有用于扩大经营。更为重要的一点，是晋商“在商言商”，他们教育子女的目的在于更好地经商，以“学而优则商”为荣。但陕商是“在商言仕”，仍然以学而优则仕为荣。他们对子女的教育以“脱商入仕”为目的。

在中国的商帮中，陕西商帮也被作为一个小商帮。他们当年与晋商同时起步，同样辉煌，但明中期之后并未成大器，其中的原因的确值得我们深思。与陕西商帮类似的商帮还有好几个，这大概与中国传统文化相关，我们以后还会回到这个问题。

梁小民

清华大学EMBA特聘教授、北京工商大学教授

深度揭秘 赵作海案不能不知道的内幕
新京报

　　赵作海想给儿子们盖房，他希望能把家再圆起来。

　　赵作海，58岁。河南商丘市柘城县老王集乡赵楼村人，被称作“河南版佘祥林”。

　　1997年，赵作海与同村邻居赵振裳有矛盾，赵振裳趁夜砍了赵作海后逃走。1999年村里发现一具无头尸被认作是失踪的赵振裳，赵作海被刑拘，2002年被判死缓。今年4月30日，“死者”赵振裳回到了村里。

　　今年5月9日，赵作海被无罪释放，5月13日拿到国家赔偿款65万元。

　　“出来我一共鞠了三个躬。”

　　5月15日，商丘市柘城县老王集乡赵楼村，赵作海伸出三个手指头，抬着头，眼睛往上瞟：那都是上头的领导，大官。

　　“我看你给县长鞠躬了。”人群中有人喊。

　　赵作海摇摇头，县长?那是市委书记0你闹着玩呢你。”

　　停了半晌，他说，拿钱的时候我可没鞠躬。为啥?钱少，越想越少!

　　11年前，赵作海被认定杀了邻居赵振裳，后来被判了死缓。11年后，赵振裳回到村里。

　　5月9日，赵作海出狱了。“跟做梦一样”，他说想起来就觉得自己还在梦里。

　　怎么就进去了，怎么就出来了。

　　“一辈子就和翻篇一样。”他说。说杀人了就杀人了，说放了就放了。

　　“想得我脑子疼。”赵作海说他也想不清楚了。“公家能想清楚就中。”对他来说，最实在的是拿赔偿款，盖房子。

　　65万

　　他说，知道我为啥按手印?先摸着钱再说，他怕“不按连65万都没有”

　　谁也不知道赵作海把支票放在哪里了。

　　“我拿命换来的，我能让你知道?”5月15日，赵作海揣着65万元的支票去了银行，周末不能办理。他说周一再去，“拿着卡才踏实”。

　　拿到赔偿款的头一天晚上，他几乎一夜未睡。他跟妹夫余方新说，钱是我自个的。我要给三个儿子盖房娶媳妇。

　　他的头常年“嗡嗡叫”，他说是屈打成招落下的病根。有了钱一定治一治。

　　拿到钱，赵作海想了几天，不治了。他说，这病熬一熬也就过去了。治病要花钱，不划算。

　　他看重拿到手里的钱，“摸到一个是一个”。

　　5月11日晚上，谈赔偿的人11点多到了赵作海家。整个谈判持续了近两个小时。

　　过程中赵作海很少说话，姐姐赵作兰在旁边看得着急，“他就光会嗯嗯嗯，中中中”。他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给我多少我要多少”。

　　他也提出过觉得少。对方说，按文件就是那么点，你不能贪多。

　　凌晨两点，他撑不住了，要按手樱赵作兰急了，跑出去给叔叔赵振举打电话。

　　赵振举电话里交代，“不按，哪有深更半夜按手印的”。赵作兰跑回来，赵作海已经按了。

　　赵作兰急得拍大腿，赵作海一扭头进屋睡觉了。他有自己的打算。他说知道我为啥按?先摸着钱再说，“不按连65万都没有”。

　　出狱不到十天，赵作海“忙得连放屁的工夫都没有了”。

　　他还有个总结，他指着自己的嘴，“嘴还是这个嘴，但它分叉了”。

　　啥叫分叉?一边对政府，一边对记者。

　　政府来人看他，他会说感谢政府，感谢党。

　　“我不接见你们。”这是赵作海对记者常说的一句话。他经常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头上裹条毛巾，往床上一躺就是半天。有时，记者快到的时候，他骑着一辆车子偷偷从村子的小路跑了。

　　也有的时候，他说哎呀，我不接见了，我走了，但是屁股并不离开板凳。

　　关于赔偿款的问题，他每天的说法都在变化。有时候说，我不在乎钱。有时候说，钱太少，我要再要65万。更多的时候，他说公家给多少，我都认了。

　　“我不愿意见你们?我不愿意多要钱?”赵作海偷偷地对记者说，没办法，政府有要求，少见记者。

　　赵作海说，你们走了，我咋办。他伸出两只手使劲往地下压，“强龙还压不住地头蛇呢”。

　　他用他当初挨打做例子，当时叫你往东，你往东他还说你拐弯呢。赵作海叹了口气，邪不压正，正还不压邪呢。

　　先稳定住，再说吧。他掏出几个记者的名片，“我都留着呢”。

　　1800元

　　听到记者提他欠赵振裳1800元，赵作海摔门进屋。对于赵振裳，他恨，又有点感激，若非对方回村，他不会有今天

　　5月13日，拿到65万元赔偿的时候，有记者问了一句，你欠赵振裳的1800块，咋办?

　　赵作海“咣”地摔门进了房间。他嚷起来，我不认识他。

　　不过，1800元这个数字，赵振裳记了十几年。

　　这是他和赵作海反目的直接原因。到现在，赵振裳还说，因为这钱，他一辈子对赵作海不愧疚。

　　两个人从小玩到大，关系亲密。赵作海和他到延安打工三年，两个人一个锅里吃饭，一个床上睡觉。到最后，赵振裳没有拿到工钱。

　　他恨赵作海，他认为赵作海昧了他的钱。这钱他本来是准备买媳妇的，“那时候买个媳妇350块就够了”。那是他成家的唯一希望。他打了一辈子光棍。

　　知道赵作海拿到了65万赔偿款，赵振裳平静地打趣，“他又不给我，问我做啥”。

　　至于那1800元，赵振裳说，他愿意给就给，“不给我也不说啥”。

　　在村里人看来，两个人的仇恨并没那么深。“他俩迟早说话”，村支书李忠愿说，这么多年了，啥事都过去了。

　　两个人的关系，赵作海说，“先退化退化再说吧”。对赵振裳，他恨，又有点感激。赵振裳要不回村，没有他的今天。

　　现在的赵振裳天天坐在村边小桥上吹风。他老了。

　　侄子是他最亲的人。侄子对他说，“人家落了个财神爷，你落了个病身子”。“你是不是发孬，老天爷找你呢”。

　　赵振裳就这么听着。有时候还是不服气，他说病好了，我还出去。要饭也比在村里强。

　　他的病只能越来越坏。他说没准哪天就不能说话了，瘫痪了。能拿到低保，“我才能活着”。

　　他说，除了赵作海欠他钱，他能记得的是，甘花(化名)还欠他150块。

　　他说，我对她好。她女儿病了，我带着看病，给她出了150元，她一直没还我。

　　甘花是赵楼村的一个女人。她曾经被称为赵作海和赵振裳共同的相好。都说因为她，赵振裳砍了赵作海一刀。

　　一个女人

　　“我连赶个集都抬不起头来”。甘花说，11年里，所有人都说，赵振裳被她害死了，赵作海的家被她搅散了

　　甘花记得欠赵振裳的钱。她说，俺小孩有病打吊针，他帮忙了。

　　甘花从甘肃嫁到赵楼村。丈夫比她大二十一岁。嫁过来的时候，家里只有半桶煤，一个锅。

　　丈夫长年在外打工。种麦、收麦、过年，一年回来三次。

　　她图丈夫脾气好。有时候说着说着她会笑自己，啥脾气好，就是个窝囊包。

　　她说当年丈夫出门在外，赵振裳会帮她干活。按照村里的辈分来说，赵振裳是她的叔，赵作海则叫她嫂子。

　　她从未承认跟两人有关系。她说，当初两个人都喜欢到她家里。彼此怀疑对方和她好。

　　赵作海被抓后，她也被抓了一个月。她说自己被打了，被逼承认和赵作海的关系。

　　这11年，“我连赶个集都抬不起头来”。她说，所有人都说，赵振裳被她害死了，赵作海的家被她搅散了。

　　“落了一身的灰。”她想掸干净。

　　甘花性格泼辣，“丢人已经丢到全国去了，我还怕什么”。赵作海回来的第二天，甘花来了。一进门，她坐在赵作海旁边，一句话不说。

　　赵作海看了她一眼，继续接受采访。话明显多了起来。

　　甘花提要求，她要告赵振裳的侄子,当初是赵振裳侄子报的案。“我要我的清白”。

　　赵作海答应了，“你说咋弄就咋弄”。

　　甘花也不知道咋弄。她就知道一定要弄。她说,不弄村里人以为她亏心。“不弄，我儿子连媳妇都不好娶”。

　　她去找了赵振裳：“你说我们有没有关系?”赵振裳说没有。他的侄子在旁边哼了一声。

　　这不是一个谁都愿意去探究的真相。

　　过了几天，听说甘花要告，赵作海语气平静，她告她的，和我有什么关系。他说，我自己都难保，我管别人干什么。

　　赵作海的脸上有一道深疤，每次记者问到，他的脸都会一沉。那是赵振裳砍的。

　　三个人里面只有赵振裳肯说起1997年那个下着小雨的深夜。他说，他在甘花屋子里砍了赵作海一刀。甘花在旁边。他以为赵作海死了。他跑了。

　　两年之后，一个无头尸体被发现，被当成赵振裳。

　　赵作海还记得，发现尸体的当天，天刚黑，他一回家就被抓了。

　　那个时候，赵振裳已经在太康县拾破烂为生了。

　　6分

　　一月6分，够120分，能从死缓减成无期了，再120分，又能减刑了。能挣到分，赵作海就能睡踏实

　　出狱和入狱，对于赵作海来说，“都跟做梦一样”。

　　在监狱里，赵作海唯一的念头是，“挣分，减刑，减刑，挣分”。

　　一个月六分，他没有被扣过一次。

　　“没有人比我更听话”。他不申诉，他不喊冤，因为申诉要扣分。

　　他不敢当着人哭，“看见了又扣分”。他有时候会躲在厕所里哭，出来别人问他怎么了，他说，眼睛迷了。到后来，外面的事情他都不再想了。一天下来，能挣到分，他就能躺在床上踏实睡觉。要清白，不如要分。

　　够一百二十分，他能从死缓减成无期了。再一百二十分，他又能减了。

　　出狱前，又是他减刑的日子了。监狱里的人因为赵振裳回来的事情，提审他。你杀人没?我杀人了。真杀假杀?真杀了。

　　赵作海回忆起来，呵呵笑。人家都知道了，我还一直说杀呢，为啥，我说不杀，万一不给我减刑怎么办。

　　除了挣分，就是攒钱。

　　妹妹给他的钱，他不花。每个月有6块钱，他也尽量存着。

　　他害怕永远都出不去了。他说老了不能动了，谁肯帮?有点钱，买点烟，递个烟，别人就能搭把手递口水。

　　出狱时，他带出1200多块钱。伴随他的，还有被磨平的脾气。

　　村里人对他以前的印象是，脾气大。赵作兰说之前的弟弟，“脾气就像换风一样”，一下子就急了，一下子就好了。

　　赵作海其实本姓徐，他当年是母亲改嫁带到赵楼村的。

　　赵作海力气大当年是出了名的。曾经和别村的人摔跤，两个人扳的脸都黄了，也没分出胜负。他力气大，也就不服人。村里人说他从来不怕谁。

　　在村里，赵作海也被看做一个能人。当过兵，能做点卖青菜的小生意。

　　现在的赵作海提起自己的脾气，“经过那一场，还有啥脾气”。他说现在是别人说啥是啥，“听公家的”。

　　他说能把家圆起来最重要。其他的，都无所谓。

　　两块钱

　　赵作海当年脾气暴躁。妻子说，有一次丢了两块钱，赵作海说是她偷了，一直打她

　　家早就破了。

　　妻子赵小齐(音)在他被抓之后的第三个月，就改嫁了。

　　赵作海说，他是在出狱后才知道妻子改嫁的消息。他以为妻子不看他，是因为摸不到开封监狱去。

　　他说，等记者都走了，他要去赵小齐家里，问问她回不回来。

　　“我死都不回去。”赵小齐坐在与现任丈夫的家里，盯着脚上的鞋，语气坚定。

　　她和赵作海都不记得是哪年结得婚了，“在农村，记啥时间”。

　　他们是同村人。赵小齐和自己的弟弟要和一家人“换亲”。后来，赵小齐死活不愿嫁给那个男人。赵小齐的母亲托付赵作海把女儿送到姐姐家去。

　　半路上，赵作海带着赵小齐走了。

　　赵楼村很穷，穷到很多人都娶不上媳妇。有人买媳妇，“有人骗媳妇”。

　　后来，他们回到村里搭伙过日子。生了四个孩子，三个儿子一个女儿。

　　赵作海离开的十一年，赵小齐连赶集，都绕过赵楼。

　　她说赵作海脾气暴躁，经常打她。一个两块钱的故事，她讲了十几年。

　　她说，两个人过日子，她手里没有一分钱。有一次，两块钱丢了，赵作海说是她偷了，“一直打我”。

　　赵作海被抓后，她在路上碰到了到集市上换面粉的刘本云。她说，我想找个吃饭的活路。几个月后，她到了刘本云家，刘成了她新任丈夫。

　　刘本云说，来他家里的时候，赵小齐穿着补丁裤子。到了这个家，她才享福，“五年买了五个袄”。

　　赵小齐带走了她跟赵作海的小儿子和女儿，到刘本云家里，又生了一个儿子。

　　听到赵作海回来的消息，她病了一场。

　　当年，她也被抓到派出所，关了近一个月。挨打，挨骂。现在，她见了小轿车还害怕，当年抓她的就是辆小轿车。

　　她说，没有赵作海，她当年受不了那么多罪。

　　她不回，也不想见他。

　　赵作海被问到与赵小齐的感情，他笑了。他说都十一年了，还有啥感情。把家圆起来，都回来，就好了。

　　没感情也能过。

　　四栋房

　　赵作海一直都觉得亏欠孩子。他说要给三个儿子各盖一栋二层楼，给儿子娶媳妇。给自己也盖一栋，自己也“享享福”

　　最重要的是儿子们。

　　人这一辈子活个啥?赵作海说起这个话题就兴奋。

　　他说农民一辈子终身大事，就是给儿子娶媳妇，盖房子。办完这件事，以后喝凉水都是甜的。

　　盖楼，一定要盖楼。他用手比画着，二层的，村里最好的。

　　一个儿子一栋楼，再给自己盖一个，“我也享享福”。

　　赵作海算了一下，六十五万元，盖房子都不够，“你说我能不嫌少”。

　　他觉得亏了孩子。

　　他和赵小齐被抓走的那一个月，“孩子吓得躲到坑里去住”。村里人说，因这个事情，四个孩子都吓得不机灵了。

　　两个孩子赵小齐带走了，剩下的两个没人管。后来村里决定，谁种他家地，谁就管他家孩子。

　　甘花养起了这两个孩子。加上自己家的，她养了五个孩子。“一天能吃进一锅馍。”甘花说。

　　村里人都背地里笑话她， “你亏不亏”。

　　甘花家的房子看起来都快塌了，四十年没修了，家里没钱。两个孩子长到一定岁数，甘花的丈夫带着他们去打工了，“能照顾他们”。

　　赵作海当面对甘花说过，你照顾我两个孩子，我谢谢你。

　　甘花说没啥，我种着你的地。

　　再后来，提到这个事情，赵作海就说，她帮我养孩子，那她还种我地呢。

　　65万的赔偿下来，刘本云问记者，我帮他养俩孩子，给不给我抚养费。

　　赵作海听到，说这些钱我还不够，我能给别人?

　　他的三个儿子都在北京打工。两个是建筑工，一个在厂子里看机器。怕走了不给工钱，赵作海出狱后，有两个儿子没回老家。

　　5月13日，大儿子换了一身新衣服，坐火车回来了。

　　刚见面的生疏让两个人什么话都没说。赵作海后来说，没想到儿子长恁高了。

　　他给二儿子、三儿子都打了电话。三儿子有点犹豫，他已经改姓刘了。他说，儿子，你慢慢想，爸等你答复。

　　饭桌上，赵作海跟大儿子说以后给你盖房娶媳妇。

　　儿子“嗯”了一声，之后两个人默默把桌上的菜吃完了。

　　出狱后，赵作海落泪的次数越来越少了。不过提到儿子,说起儿子到监狱看他不叫爸爸，他每次必哭。

　　哭着哭着，他把头埋在胳膊里，轻轻跺着脚“他不叫我一声爸，他不叫我一声爸啊”。

　　这个伤痛他忘不掉。

　　他还有一个女儿，十八岁就嫁到了安徽。村里人说，说是嫁，和卖也差不多。

　　至今没有人知道，赵作海的女儿听说父亲的事情没有。

　　赵作海准备去安徽一趟，他说要让女儿知道，爸不是杀人犯了。

　　不是杀人犯了。

　　儿子就好找媳妇了。

　　出狱之后，他看着村里有人盖起小楼。

　　赵作海不服气，他说，我要不进去，我一家过得不比他们差。

　　可惜，“路走过了，你就不能往回退”。

　　他说深一脚浅一脚他也走到今天了。“我真没想到我还有今天”。

温克勒植物保护区保卫战
from 雾谷飞鸿 by Jianan

每天上班都要经过395号高速公路，路过神学院路出口时，都会朝左边的建筑工地瞄上一眼，那座方头方脑的庞然大物每天都在长大、成形。直到不久前看到各种报刊、网站的报道，才知道那是国防部的项目，而它的背后，正在进行着一场没有硝烟的植物园保卫战。

9.11事件之后，国防部为强化散布各地设施的安全，经国会批准，实施“基地调整和关闭计划”（Base Realignment and Closure, BARC）。其中一项，BARC-133，就是在上面提到的、也叫马克中心（Mark Center）的地方新建一座大楼，将分散在五角大楼附近的众多机构集中起来办公。预计2011年9月投入使用，届时将容纳大约6400人。

马克中心起名来自马克?温克勒（Mark Winkler）。温克勒家族在大华府地区曾经拥有约60处商业和住宅地产，也是著名的慈善家。温克勒植物保护区（Winkler Botanical Preserve）是该家族的一项公益事业，它将一个原来的养猪场和市政垃圾场改造成为占地44英亩（约220市亩）的植物园，园内栽培本地土生土长的70多种树木和600多种野花，有水塘瀑布和超过两公里的步道，免费对外开放。该植物园建成之后受到周围居民和亚历山德拉市学校的欢迎，给人口稠密的都市地区提供了一个休闲健身和学习的场所，特别是每年都有一万多名中小学生到这里来实地学习生物科学和环境保护等课程。

国防部马克中心BARC-133大楼紧挨着温克勒植物保护区。因为要一下子增加六千多人来这里上班，势必对本来就是全美大城市上下班交通拥堵第二糟糕的395号高速公路带来灾难。为此，交通部门认为神学院路的出口立交必须加以改造，而其中最可行的方案就是征购植物园的土地，建设新的立交桥。

2009年该方案一经公布，在当地居民和学校引起轩然大波。居民组成各种各样的压力团体，Lincolnia Hill和Heywood Glen社区网站不断更新有关信息，“拯救温克勒行动”建立了专门的脸谱网页。他们通过向州政府交通规划部门上访申诉，游说代表该地居民的联邦和州议会议员，以及亚历山德拉市政府，反对这个将会危害植物保护区生存的立交桥方案。

据《华盛顿邮报》克里斯蒂?古德曼（Christy Goodman）报道，亚历山德拉市乔治华盛顿中学七年级学生在科学课老师玛丽?布莱斯琳（Mary Breslin）带领下对保护区的生态进行详细的调研，向市政府提交一份环境评估报告，对该项工程对水质的影响，以及空气和噪声污染可能对保护区内的动植物带来的危害进行全面的分析。弗吉尼亚州交通部主管BRAC的项目经理汤姆?法尔尼（Tom Fahrney）说，在他24年的职业生涯里，还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小年纪的孩子如此深入地介入相关工程项目。
在居民们的强大压力下，去年12月亚历山德拉市议会通过决议，反对州交通部原定的方案。代表该市和临近地区的两名州议会议员，和该选区的联邦众议员吉姆?莫兰（Jim Moran）都表态支持居民的诉求。

据《亚历山德拉时报》奥斯丁?丹福斯（Austin Danforth）4月初报道，为温克勒保护区的动植物争取权益的行动已经取得了初步成果：州交通部已经采纳了居民和学生的建议，基本上放弃了原定穿越植物园的立交桥方案。

据了解，国防部也同意增加出资，为其他替代办法解决部分经费问题。但是，因为该区是高度开发地段，任何其他方案都可能引发新一轮反对声浪。温克勒植物保护区保卫战还在继续，一天不能确保达到目的，居民和学生们便一天不会放弃努力。

国税总局：地方无权出台房产税

房产税解释权也不归地方，对现有税种征收范围重新解释，是中央的权力
　　【财新网】（综合媒体报道）国家税务总局称，房产税收立法权在中央，也就是说中央来定，地方去执行，地方政府没有权力出台新税种。
　　国家税务总局新闻处处长牛新文5月17日做出上述表示。此外，该官员还表示：房产税解释权也不归地方，对现有税种征收范围的重新解释，是中央的权力。

　　国家税务总局的这一表态，明确了近来关于房产税的种种争议。

　　上海房管局13日向新华社明确表示，上海将坚决落实国务院关于坚决遏制部分城市房价过快上涨的一系列措施，在调控中“从严掌握”。对于住房持有环节的房产税如何征收、如何具有可操作性等问题，上海目前还在研究，具体方案还没有正式确定。

　　上海房管局介绍，目前上海的调控细则还在制订过程中。总体而言，对自住性购房需求将予以鼓励，确保其不受影响；而对投资投机性购房需求则会从严抑制，“肯定会有一些措施”，以遏制房价过快上涨的势头。

　　上海房管局称，上海将加快推进保障性住房和中小套型普通商品房的建设，优先保证其土地供应和开工建设。

　　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刘佐13日对媒体称，房产税的修改必须要得到财政部和税务总局的授权，现有房产税条例的规定也仅仅限制在特定范围内，地方不能自行决定税率和纳税范围。

　　据中国社科院财贸所税收室主任张斌介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房产税暂行条例》，条例由财政部负责解释，施行细则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制定。如果要把征税范围扩大到住宅，那就涉及到修改《暂行条例》，地方政府是没有权力的。

　　张斌认为，上海市只能向中央政府提出建议，最后由中央政府决定是否征收。

　　（财新记者 鲍有斌）

张晓风：报告“总统” 我可以有两片肺叶吗？(组图)
2010-05-11 台海网(厦门)　


　　台海网5月11日讯台湾著名作家张晓风日前在联合报发表文章呼吁马英九保护台湾的绿地。文章全文如下：

　　1　听说，只有一片肺叶也能活

　　报告“总统”，我有两片肺叶，最近有人想拿走一片，听说人只剩一片肺也是可以活的。不过，我还是相信人有两片肺叶会活得比较好啦──这样说，你同意吗？

　　2　空气权，才是最基本的人权

　　第一片肺，是七号公园，当年有人要拿它盖体育场，我吵了（感谢《中时》给我篇幅可吵），算是救了下来。

　　我说的第二片肺叶是“202兵工厂”留下的沼泽绿地，位在捷运昆阳站至“中研院”附近，目前的居民很单纯，分别是土地公、松鼠、白鹭鸶、台湾蓝鹊、老鹰……这些原住民都不知道他们的家园要碰到灭域之灾了。听说，到时候撒土一填，这最后的湿地便成了水泥堡。

　　从前，要台湾割地的人是“日本倭寇”，如今要割裂“国土”的人却是大有势力的研究团体、一心想跟进的企业团体和非常有钱的建商，这件事如果一路通行无碍，则我们“大有为”的政府看来可以大赚一笔横财了！不过，也不要高兴太早，这笔钱也会漏掉的。因为少了一片肺叶，台北市民健康迟早出问题，这笔钱刚好可以做市民医疗补助费。

　　以上所说，在南港“中研院”（目前取得部分地权的受惠者）听来，大概以为是“环保人士神经质的呓语”，就他们后来在4月13日《联合报》民意论坛上提出的声明，他们自认“只”取得25.31公顷多的土地，而且他们自认为一旦动土，也不会破坏周边环境。

　　所有去使用土地的团体，哪个不自认为十分环保？像台电公司，一面盖些核能发电厂，一面发行一本叫《源》的杂志，印得漂漂亮亮，表示很爱护台湾土地。“中研院”“只用”25.31公顷土地，其实这片土地已是“平坦的精华区”。他们又自认不会去填土，不会去破坏，哎，当年王永庆的企业不也是如此保证的吗？谁喜欢“立志破坏”？但破坏却造成了。

　　当然，“中研院”尚未动工，我们就不信任他们，就强烈疑惧，不会太过分吗？但因为“生技园区”凭常识就知道，和“生态园区”是“犯冲”的。实验室放在“生态区”里，无论如何都是令人恐怖的。

　　“中研院”方面又以另一个理由来“诱惑”民众，他们说以前军方管理，门禁森严，现在“换我来使用”，可以大开方便之门，欢迎大家来玩。殊不知维持沼泽地的生态，重点只在维持地球“该有的面目”，至于“人类”“能不能来玩”，全然不是问题，问题是环境变优良了，人类自自然然可受惠，“壅塞”不是造物的“原则”，留一些余裕给子孙才是真的功德。中研院对这片土地能做的最好的事就是退出，保留它是空地。

　　所以，亲爱的喜欢跑步的马先生啊，跑步虽是好事，好空气才更重要啊！否则跑得气喘吁吁，吸进一堆污浊之气，那又于你何益！唉，空气权才是最基本的人权，做“总统”的要知道这一点哦！

　　[1]

　　3　拚经济，拚到切肺叶？

　　台湾近二十年来，“总统”一职竟跟强盗成了同行，所以，什么伤天害理的事都敢做。老李当年，看著河道弯弯曲曲不顺眼，便著人把一条河“截弯取直”改成直挺挺的，他居然说河改直了，多出来的空地可以做高尔夫球场来打小白球呢！

　　唉，作为一条河，生在老李年代，也真是命苦啊！当然陪著命苦的是台北市民。

　　接著上台的“阿珍的老公”陈“代总统”（说他是“代总统”，因为照他说，他行事为人都秉承珍氏夫人之圣旨。），就更变本加厉了。在某次和李远哲的谈话中，他就把这个台北之肺切了一大块给了他的“广告代言人”李氏。

　　唉，一个完整的蛋糕如果切了一块就麻烦了，因为自然有人来要第二块，反正，最好的最平坦的那块已经有人拿去了嘛！

　　在台湾，“有本领抢地”的人不多，“有本领给地”的人也不多，当然啦，台湾的空地本来就不多。唉！事实上台湾全部土地也没多大。（环岛一周不到一千公里，如果路好车好，八小时也就跑完了。）可是就有人一言九鼎，把这块土地的精华部分给了李远哲。

　　任何聪明的餐厅老板都不会因为李远哲得过诺贝尔奖（你要叫它“军火商炸药奖”也可以啦！），就敢教他去炸鸡卷或煮蚵仔面线，更别说教他去做满汉全席了！可是就有那么猪头的阿辉教他回来做教育改革。这一切真是闹剧加悲剧。教改之可怕有如女人整型，整坏了，就连一张本来勉强可看的脸也没了。但李远哲并不道歉，他对目前这张丑脸要说的话竟然是“罪不在我”！

　　这件事情源于有个不适任的老李，找了不适任的小李，中间冒出老陈来拍胸脯送地，接著他就交办给邱义仁，此事居然也就定案了。可怜那块土地何辜，那清清的流水何辜，水畔的白鹭鸶何辜！

　　我本来以为邱义仁只擅长于“神秘的微笑”，唉，连主子、副主子都差点遭人枪杀了，他也能作诡异甜蜜的笑容（不知是其演技太好还是演技太坏），看来很适合做达文西的模特儿，不料他还居然身兼财神爷，可以送人好处。

　　当然啦，有人想，白鹭鸶又算什么？“中央研究院”才是伟大的研究机构，“生技”是会拉金蛋的驴子，又强壮又多金，拚经济才是第一啦！

　　拚经济拚到切肺叶，这种蠢事台湾政客一向做来驾轻就熟。破坏环境的事我们常卯起来干，速率之快真是天下无敌。

　　不是都说爱台湾吗？我看是爱上台湾的肥美吧？是想来痛宰台湾吧？真正爱台湾能不爱这片美丽的沼泽吗？能不努力保持一片肺叶供市民呼吸吐纳吗？

　　[2]

　　4　在台北，哪个活人不想找一片地

　　那么，“中研院”就不重要了吗？生技园就不重要了吗？研究室就不重要，前卫科技就不重要了吗？当然重要，但，想盖房子，自己找地去吧！在台北，哪个活人不想找一片地（甚至哪个死人不想有一块地？），但请不要打那片沼泽生态区的主意，好吗？

　　其实“中研院”自己就有空地，“中研院”因为是个“老机构”了，当年在五○年代，建筑物普遍长得矮，就算后来七○年代起的，也普遍不怎么高，何不学台北市民“旧屋翻造盖大楼”的方法就好，何苦去切202那块都市的肺？

　　也有一说，认为科技研究室不宜在大楼里，因为有失火或实验动物遭感染等问题（但目前化学所也有八楼的高度），如果是文哲所或法律、经济、台史、近史等所，却不妨集中在“人社中心”，反正他们的研究都很安全，不会冒出火来。其实像其中的数学所，甚至花了许多年的力气，把自己搬到台大去了──这倒是一个好主意，研究人员在哪里，哪里就是研究中心！房子硬体又算什么？英国的弗莱明发现青霉素，不正是因为实验室很阳春吗？连试杯都会生霉呢！也没妨害人家成为大科学家啊！

　　“中研院”之所以开口要这片地，当然不是因为他们没有足够的人才，以致不知道生态保护的重要性。事实上“中研院”自己内部的大院也作了几块保留地，虽曰怡情，不免也是示范吧？“中研院”懂得在自己的土地上讲究生态，怎么不替大台北的市民想想呢？

　　5　这些地，原始的用途是“保命”

　　这块地，这块大大空空的绿地，原来是属于“国防部”的。

　　这样说，其实颇有语病。因为，严格来说，土地从来不属于什么人，而人，是属于土地的。

　　“国防部”，也许有点像医院，是个“人类生活中不得不有的单位”，医院负责跟病打仗，“国防部”负责跟敌人打仗。唉，世上如果这种单位消失了是多么好呀！当然，那得让这世界先变成天堂才行，“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疾病无有……”

　　台湾的“国防部”没有消失，却不断瘦身，这件事，是军事机密，我无法插嘴。但变瘦的“国防部”会不断吐出他们的宝贝──土地──来，这些新生的老地我们要拿来做什么呢？

　　我们不妨回溯一下，像202兵工厂这种单位是生产炸药的，生产炸药干嘛？当然是为了自我保命，如今若是不生产炸药了，我们人民还是要“求保一命”的。如何保？最好的方法莫如给我们绿地，绿地是不须去买机械设备的厂房，负责为我们制造优质空气。

　　能保此命不被敌人的枪炮打死，很重要。能保此命不被脏空气毒死，更重要。

　　[3]

　　6　还我河山

　　我于是打电话给孙震校长求证，看看这位前前前前“国防部长”是否真的同意把“大好河山”奉送给可怜的老百姓作休憩之用，电话里听到他深然我言，使我很庆幸。毕竟，那句老掉牙的口号“军民一家”至今还是事实。军方吃了民脂民膏，总算仍是爱民的，他们如今不再用这片土地，第一个想法是“还土于民”。

　　军方如此善良，那么政界呢？学界呢？他们吃的可也是民脂民膏呀！当然，往好处想，李远哲会说：“我也爱民，我也爱台湾人民，我想弄生技园，也是为台湾人民著想哪！”

　　听说因为南港地区科技单位纷立，“中研院”很想成立一个科技大超市，可以容纳各路英雄豪杰共聚一码头。而此机构最好半官半私，另立“院外门户”，便于自我当家，如果一直待在原地，难免要成为“中研院”的小媳妇，绑手绑脚。

　　果真如此，我倒劝“中研院”远走高飞，离家百里，到竹科地区去求发展，土地取得比较没有争议，可以不必被环保人士指指点点，何等海阔天空。

　　7　“企业”的“业”相通于“罪孽”的“孽”

　　从佛教用语来看，“事业”的“业”和“企业”的“业”都相通于“罪孽”的“孽”，从环保观念来看也是如此。

　　在我们所知道的报导中，鸿海一度有意入驻而又在想清楚以后打了退堂鼓。啊！我真愿意为此事向郭台铭先生磕三个响头，啊！谢谢，谢谢，能放过这块地真是功德无量啊！又传言这地贵到近兆，似乎只有大陆财团才有一口气全买下的手笔。天哪！果有此劫，那真是“国也破了”“山河也不在了”。一向只有“不肖子孙”才会传出卖祖产的事，陈水扁曾经乐此不疲，问题是，马英九啊，你也要“扁规九随”吗？

　　陈“代总统”在“总统”职位上虽只是个代理人，但在贪腐大业上却一向纵横五洲，所向披靡。而他在2000年四月跟李远哲两人指腹为婚要送掉25公顷土地的这桩事情，看来是广告代言人得到的对价好处，但那毕竟是二十世纪最后一年的恶业。而现在是二十一世纪了，拜托马英九行行好，为政治生命已入土的阿扁买一张身后的赎罪券为他消业（孽）吧！吴敦义如果能帮忙让这件被邱义仁促成的“卖国（土）案”（哦，不是，是“送国案”）翻案，真是帮陈水扁积了德了。目前，这该是阿扁最需要的恩惠了。（倒不是送什么台南肉粽去看守所。）

　　8　“我们到‘肺叶公园’去散步！”

　　所以，总归一句话，马英九啊，前朝做错的，赶快赶快改回来吧！以后的，就此停住，不要再打主意卖祖产了。希望不久以后，市民走出捷运昆阳站转个弯，就能高高兴兴到“肺叶公园”去散步，拜托你了！

　　[4]

　　9　云枯梦竭

　　下面，且容我说说我自己对沼泽和绿野的感情：

　　从印度系统的思想来说，地球上有四大现象，那就是地、水、风、火。而我们的文化却不同，我们有八卦。八个卦象分别可以落实为天、地、雷、风、水、火、山、泽，其中“山”和“大地”其实是有些交集的，而“水”和“泽”也彷彿有些差不多似的。想来先圣是因为特别敬重地球上的这些重要物象的特质，所以才会给它们各自另立一个番号。山和大地被认定是不尽然相同的，大地柔和丰厚，如母亲的胸怀。而山却嵯峨高举，拿云亲日，是仙人的故乡。水是沛然莫之能御的至柔又至刚的能量，泽却是鸢飞鱼跃擎花贮月的心灵依归。

　　所以，有山有泽的地方是受祝福的特区，是正常人类渴望亲炙的大自然的慈颜。

　　但山和泽却又是极端脆弱的，山有可能遭人凿了山石，有可能被人砍了神木，有可能有人去种高冷蔬菜，有可能仅仅被雨水冲刷而蚀了土表，倒是古人去钓个鱼、挖个竹笋或捡些枯柴、摘些野蕨，并无大碍。

　　至于沼泽则更糟，一场暴雨就可以增加它的淤泥，特别是，如果周边的山上缺乏护山的草木，沼泽很快就从浊泥潭变成乾地。至于碰到像毛泽东那种愚妄的人，硬要发动民力早晚担土去填洞庭湖或填滇池，真是疯狂加邪恶，令人气结。他自以为多了耕种稻作的面积，但失去的渔获量又该怎么说呢？更何况湖泊一向都是调节江水的府库，是上天极大的恩泽！毛泽东就算得了失心疯，也该看在自己名字里面有个泽字而尊重一下沼泽吧！把沼泽用乾土封死窒死，真是获罪于天啊！

　　而在台湾，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所有湖泊河川少有不被工厂污染的，一个山不山水不水的地方，只能说是一块伤心地吧！

　　即便如此，我们还是得爱这块后土，因为这是我们清清楚楚的户籍所在地，我们的魂魄除此之外别无可去之处。

　　曾经，历史上有所谓的云梦大泽，这沼泽位在楚界，楚指的是中原文化边陲处的极浪漫极华美极神秘的领域。在那里，岸芷兰汀，一迳香入天涯，在那里，楚山楚水青碧透明如琉璃，在那里，有一双沼泽，一个名叫云一个名叫梦，云梦大泽丰饶且美丽，是浩浩渺渺说不尽的玄秘幽境。

　　另有一说是：云在江北，梦在江南。传说之所以纷纭，其实都因为后来我们根本找不到云梦大泽了。我们早已不能指认它确切的位置，换句话说，云梦干了，干成平凡的旱地。那曾经存在的幻境，我只有在司马相如的〈子虚赋〉里去揣摩臆想，去低回浩叹。

　　既使那么大那么深的千里烟波，有朝一日也会耗竭枯干。那么，如果眼前有个小水洼，自当珍惜。珍惜什么？珍惜其间一茎草，一尾鱼，珍惜鸟之一鸣，花之一展，珍惜羽翅之鹰扬，垂柳之低拂。

　　世上一切美物，美到极致，如202厂地，本当祭天，但天并不需要草坪供祂散步或树丛供祂吸纳，天意会让土地留为生民所用。

　　所以，让这块台北最后的绿野成为我们的第二片肺叶吧！“无用之用”才是大用。有钱，就种些芳芳香香的樟树人造林，没钱，就让草木杂生，也会自成佳趣，让住不起“豪宅”的小市民也有个“豪园”可以徜徉其间吧！我们需要的东西是多么少啊，只不过是一口好空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