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策智库 ChangCe Thinktank

全社会必须恢复讲理的风气
茅于轼

中国据说是已经崛起。这并不是空穴来风，中国过去30年的经济成就在全世界可说是首屈一指的。中国彻底改变了自己的面貌，不再是穷困和饥饿，不再是受人欺侮，也不再是东亚病夫。世界历史上很少有这样的大国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变化得这样快的。特别是中国从以前的闭关锁国变成了全面开放、人民享有很大自由的国家，在生活的提高、政治的进步、国际地位的上升方面，许多国家比不上我们。当然，并不能说我们已经很好了，已经是发达国家了，我是说，我们进步的速度确实叫人瞠目结舌。30年前任何人做梦也想不到有今天这样的局面。

可同样令人困惑的是，社会的怨气特别大，矛盾也特别多。百姓在互相交谈中，在网上的评论中，很少有人感到满意，牢骚特别多，似乎社会很快就要崩溃似的。马路上吵架的人也多，火气大，动不动就想打架。政府大概也有同样的感觉，很怕社会不稳。每逢国家有庆典，比如十一阅兵，奥运开幕，人大开会，北京就三步一岗，五步一哨，连老太太都动员出来巡逻，商店里连买把菜刀都要身份证。这在全世界恐怕也算少有。一方面大家生活都改善了，另一方面怨气又这么大，到底是什么原因？我们自己也说不大清。

比较普遍的说法是贫富差距造成民怨。这不能说没有根据。贫富差距到处可见，而且给人的眼球和神经很大刺激。民怨加剧是与经济成长同时发生的，它是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结果。收入的不公平感随着经济增长而加剧，因此不公平造成的不满也同样在加强。当前全国上下都注意如何缓解贫富差距，把克服不公平看成缓解民怨的一个最主要方面。

可是这个结论经不起检验。收入分配的不公固然可能引发怨气，但也未必，这同时取决于一系列其他因素。最可比的是香港。香港人同样是中国人，文化传统是一样的，相距不到100公里，每天都有几万人出出进进。香港的基尼系数比内地还高，2002年是0.45，现在上升到了0.5。中国内地的基尼系数是0.45，分配比香港可能还更公平一些。大陆相对较高的基尼系数主要是城乡差别造成的，仅仅看城市或仅仅看农村，各自的基尼系数都不到0.4，但把二者合起来，不平等就特别大了。香港没有农村，不存在城乡差别，可收入差距比有城乡差别的内地还要大。香港的面积又非常小，没有地区差别。不像在内地，东西之间自然条件非常不同。这说明香港的收入不公完全是人为的。而内地的分配不公部分地是自然造成的，基尼系数大在这个意义上是可以理解的。在 香港，距离很近的人之间收入差别这样大，比起远隔千里之外的人同样的差距，引起的感受是极不相同的，可是并没有引起社会的不稳或很大民怨。

民怨大的另一个说法是贪污腐化。政府官员化公为私，钱权交易，引起大众的怨恨。可从国际比较看，中国远不是最腐败的国家。政府腐败是发展中国家的通病。全世界最腐败的国家集中在非洲，其次是南美洲。比较起来东南亚算好一点的。就拿我们的近邻看，印度、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尼泊尔、泰国、柬埔寨、越南、俄罗斯等，在"透明国际"的廉洁排行榜中除了马来西亚，其余的都不如中国（2009年的数据）。这些国家有没有民怨，我不知道，也很难调查。但是从国际上大部分学者对中国社会的观察可知，中国的确是问题最多的国家之一。经济虽然很好，但前景很不确定。问题不在经济上，而在社会中。

民怨来自何处？我的直感是社会正义的缺失。简单讲，就是不讲理。古语说有理走遍天下，可在中国，有些人不跟你讲理，所以有理没用，有时武力倒是有用的。

一个社会是需要有正义的，大家都要讲理，不要动武。讲理能讲得通，大家都服理，而不是服从武力，这才是一个正常的社会。如果讲理讲不通，必须动武，这个社会就非常危险。正义从哪儿来？政府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政府有许多功能，但最重要的功能是提供正义的服务。政府自己要讲理，带头讲理；还要主持正义，帮助别人讲理。共产党能够打败国民党，主要因为大家相信共产党是讲理的。国民党几百万大军溃败了，原因是道理讲不过共产党。得人心者得天下，这是千真万确的。可是现在某些公权在握的官员不大讲理了，社会陷入了危险。

一系列的事情说明地方政府有时不能主持正义。中国每年有成千上万件民告官的诉讼，但胜诉的不到10%。在某种情况下，法院明显偏袒政府，司法的公正缺乏保障。法院和检察部门还有权不受理百姓的诉讼或检举。更有甚者，一些官员还抓上访求诉正义的人，关他们、打他们，还打压帮助百姓维权的律师。百姓诉诸正义的道路非常艰难，成功的机会非常微小，于是民怨迭起，百姓也不再信任政府。每当官民发生矛盾时，民众不分是非，一概认为政府是错的，于是形成官民的对立。假作真时真亦假，即使政府说真话，百姓也不信，搞得政府百口莫辩。社会没有了是非的区分。更由于政府讲理讲不过百姓，只好管制舆论，反过来又使得民怨进一步上升。事情搞到这个地步，最早是由于个别官员因私利而牺牲正义，上级政府监管不力，甚至同流合污，事 态越来越滑向无序，终于造成民怨泛滥、治理困难的局面。百姓没有武力，希望政府能够讲理，甚至用自焚来要求，但政府不予理睬。百姓只好在一些群体事件中翻警车，烧警车，甚至烧公安局，烧县政府，例如贵州瓮安事件。越来越倾向于暴力，这不是百姓的本性。百姓没有武力，他们希望讲理。现在，两方面都已经养成了不讲理，比武力的规则。这个国家越来越难治理了，根源就是有些官员自以为有武力，不讲理。这样一个社会恐怕很难长治久安，必须赶紧找出办法，改变现状。

当前大部分学者和官员认为收入差距是问题的根源，也有认为贪污腐化是社会矛盾的根源，我并不认同。把根源看错了治理就不能见效。我认为问题的根子在不讲理。全社会必须恢复讲理的风气，尤其是政府必须带头讲理。可是，最近发生的一系列事情却恰好背道而驰，部分官员在进一步限制百姓讲理的渠道，堵塞正义的发挥，用强力控制社会的方向和步伐。即使强力能够见效于一时，事物终究要回归到正义上来。因为百姓相信正义，不愿臣服于强力。

中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所谓共和（republic），从字面上看就是共同的和平，是大家都讲和平，放弃武力。用共和来翻译republic非常恰当。大家都讲理，矛盾通过说理来解决，这是一个先进社会的基本标志。反之，一个落后的社会就是一个不讲理的社会，凭武力解决问题。比较各国的发达程度，只要看武力在国家活动中的作用，就能判断得差不多。最发达的国家，武装力量只用于警察和国防，绝不参与国内的政治。管理国家的武力是一门很专业的学问，是由专业人士来做的。很少有哪个领导人是行伍出身的，因为他们需要的知识不同。越是欠发达国家，领导人越是依靠武装力量，即使是文官出身，也得时刻防备武装政变。

要想建立一个讲理的社会，需要一些最基本的条件。首先是最有力量的一方认识到讲理的必要性，愿意不诉诸武力。这是从讲"力"转变到讲理的第一步，也是最困难的一步；其次要建立一套规矩，使得通过讲理一定能解决问题。这需要双方都有彼此尊重的习惯，有让步的思想准备，有遵守法律的意识。这时候民众是不是讲理，愿意妥协让步，达成协议，成为关键。其实百姓同样存在不讲理的可能。一些民主国家虽然有全民投票的规则，可是失败的一方不承认自己的失败，继续上街闹事，最后不得不靠动武解决问题，"共和"又走远了，社会回到了起点。

的确，两派谈判未见得总能达成协议，所以必须有最后的不动武的解决办法，那就是通过全民投票解决问题。比如决定国家领导人，往往两派相持不下，那就由投票解决。有了这样一套规矩，社会就能讲理，就一定能稳定，民怨也就没有了。
（作者系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0年第5期

愤青们不了解科研经费渠道，就开始乱骂“地震预报投入经费不足”

　　作者：Amsel

　　科学网的曾纪晴写了篇《国家地震局：一张令人恐怖和震惊的索命清单！》，根据中国中央政府的拨款数目，得出结论“国家地震局用于地震预报的经费仅270万，不到地震局经费预算的千分之一”。这显然是对地震预报经费来源非常不了解。

　　“地震预报”现在作为中国特色的科研内容，相当一部分经费是来自国家科技部。现成的例子是，地震局许绍燮院士要靠“太阳黑子”、“天外来客”报地震的项目——“基于空间对地观测的地震监测技术、预测方法与应用示范”，是国家“十一五”科技计划内容，在2009年2月23日获科技部批复，总经费为1885万元，国家全额拨款。按5年平均，每年也有370万元。

　　此外，中国地震局还办了一个举世罕见的“地震预测研究所”，养着上百号研究员、高级工程师，不算工资每年也要几百万运转费吧？按该所的自我介绍（资料老了点），“2004年取得科研经费超过1500万元”。

　　至于几十亿元的硬件投入，这里就不必详谈了，具体情况参见《科学新闻》2009年5月11日的《地震科研“消费”》一文。官办的地震预报总不能不用这些硬件提供的数据吧？

　　更何况，即使是体制外的预报爱好者，只要你牛皮吹得够响、能够上达天听，上面也会想办法给你拨经费。孙威的“沙层应力仪”不但由地震局支持在各地安装，还差点从科学院拿到几千万元
（http://xys.org/xys/ebooks/others/science/misc/wenchuan553.txt）。钱
复业那个4000公里报地震的把戏（“HRT”法），中国国家发改委“明确支持”，要地震局打报告、科技部拨款（见《瞭望》周刊2010年第12期；这个报告一直难产，看来把伪科学包装起来确实要克服科研良心的障碍）。

　　所以呢，你可以指责中国政府官员这样那样不对，但是要说他们舍不得投钱搞地震预报，那可太冤枉了。有这么多的地震预报投入，难怪地震局平时总要说“中国地震预报水平领先世界”，或者说“地震预报是尚未攻克的世界难题”，却不提国际地震学界早已不把地震预报作为可行的研究对象。

　　（附记：“中国地震局地震预测研究所”的英文招牌上面就没有翻译“预测”这个词，看来他们很明白地震预报的中国特色，不好意思让外人知道。感谢网友陈珂发现这个细节。）

(XYS20100426)

你的办公室灵活吗？

丁家乐

改变一下办公室的格局也能激发员工创新的激情和灵感？这听上去或许有些不切实际，但英国文化协会广州办公室就是这么做的。

作为一家国际性的非营利组织，英国文化协会主要致力于促进英国与其它国家在文化教育领域的交流和发展，其在中国的办事机构是英国驻华大使馆或领事馆的文化教育处。

由于工作内容比一般的外事工作更加需要创造力和激情，在意识到传统的办公方式不仅不利于不同部门或项目之间员工的相互交流，也容易给前来咨询的学生和合作伙伴留下刻板沉闷的印象之后，2007年初，英国文化协会广州办公室向英国总部提出了改变办公室格局的申请，而得到的答复却是——“更小的办公场所和更低的开支支持”。2008年1月，英国文化协会广州办公室迁到了位于广州市中心的粤海天河城大厦。尽管办公面积和资金支持都“缩了水”，但是他们却设计出了一种更为灵活智能的办公方式。

首先，工作人员通过统计平均每天在办公室工作的员工数量发现，由于总有部分员工在出差或者休假，在大多数情况下只需配备相当于员工数目2/3左右的办公座位。因此他们减少了1/3的办公座位，并在主办公区域的入口处设置了一张座位分布的平面图。员工每天到达办公室后，可以将贴有自己名字的磁吸放到平面图中自己想坐的位置上，后来的人就可以知道还有哪些座位是空的。即使遇到办公座位不够用的情况，员工也可以在办公区域周边的一些非正式会议小桌上工作或直接在家办公。

跟座位的灵活排列相适应，文教处的会议室可以通过拉动隔音屏风而组合出需要的面积，它可以是一个小型的讨论室或视频会议室，也可以成为一个能容纳三四十人的小型宴会厅。

由于每天都可能变换具体的办公座位，随之而来的问题便是员工们该如何安置个人物品以及电脑与电话的使用。英国文化协会为每一位员工配备了一个收纳文具与文档的小箱子，集中放置在一个房间里，方便每天上班时取用。同时，电脑和电话也配备了智能IP识别系统，只要输入员工自己的IP，手边的电话就会直接与每一位员工的直线号码相连，电脑也会直接连接到相应的系统之中。

开放式的大办公室环境固然有利于不同部门或员工之间的相互交流，但它也有一个明显的弊端，那就是由于没有隔挡，整个办公环境可能会过于嘈杂，让员工难以集中注意力。英国文化协会同样考虑到了这一点，他们开辟了两个“静秘工作间”，如果有员工今天的电话比较多或者要参加电话会议，抑或是从事一些相对保密的工作，就可以提前预订这两个“静秘工作间”。

与这种灵活的办公室设置相配套的是，对传统办公室制度的改变。英国文化协会广州办公室不仅和其它地区的办公室一样，有“驻家办公”的制度，即员工每周可以申请1-2次在家工作，只需在工作时间内将办公电话与自己的手机绑定，并用自己的电脑进入组织共用的系统即可。

此外，员工还可以在一定范围内自由选择上下班的时间，如果你自觉上午工作效率更高，可以在8、9点时到达办公室开始工作，并在下午4、5点时下班；而如果你是下午工作效率更高，则可以在9、10点时到达，下午5、6点回家。但是每天会有4小时的“核心工作时间”，即上午10-12点和下午2-4点，在这段时间内，员工必须在办公室里以方便安排会议或集体讨论。

经过一年多的试行，英国文化协会广州办公室主任胡达伟发现，这种灵活的办公方式不仅确实能够做到“更小的办公面积和更低的开支”，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员工的工作状态和情绪。通过将自己的个人物品收纳到收纳箱，员工们逐渐适应了摆脱文件和办公设备的束缚，而更专注于与客户的交流；而相对自由却不失约束的工作环境和工作时间也有助于员工们协调自己的工作与生活之间的平衡，不同部门间员工在一起工作时也能迸发出更多的新鲜创意。

现在，英国文化协会各地区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们亲切地将这种灵活的办公方式称为是“去广州”，日本、墨西哥、伊斯坦布尔等地区办公室的同事纷纷前来讨教经验。同时，它也吸引了不少企业管理者前去参观学习，让办公室格局的改变也成为激发员工创新的利器。

（文章来源：《21世纪商业评论》）

中国的软实力如何改变世界

2010-04-19


　　（一）

　　这几天断断续续看完了美国记者兼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特约研究员约书亚·科兰兹克（Joshua Kurlantzick）的著作《中国的魅力攻势：中国的软实力如何改变世界》（charm offensive: how China's soft power is transforming the world,Yale University Press，2007）。早在很久以前，我就已经打印了这本英语著作，只是由于忙于考博与其它乱七八糟的杂事，焦劳暋乱之中便将它遗忘在某个角落。上次去北京，闲聊之中跟朋友谈我的硕士毕业论文《中国软实力研究批判（1990-2009）》，朋友问我：“你看过《中国的魅力攻势》这本书么？”顷刻之间，我才明白这本书也许很重要，对我的论文写作更是不可或缺。最近，我才重新将它从密密麻麻的书堆中找出来，一睹为快，看看传说中的“魅力攻势”到底有何与众不同。

　　（二）

　　Robert Sutter曾如此评价此书：“科兰兹克运用数据、分析以及他穿梭在东南亚以及世界其他角落的记者生涯中所接触到的广泛轶事而得出如下结论：即他所宣称的中国魅力攻势已经深刻的改变了东南亚的区域秩序乃至世界秩序，而这个攻势已经损害了美国的利益。在此书中，篇章的组织框架一目了然，文字生动有趣，另读者爱不释手。通过运用栩栩如生的例子，中国的精干以及影响，美国的无能以及衰落，都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参见Robert Sutter，Book Reviews:charm offensive：how China's soft power is transforming the world,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Singapore：Dec 2007. Vol. 29, Iss. 3,p527）。而哈佛大学教授Dwight H. Perkins 也认为：“这仍旧是第一本在某种程度上深入描述中国通过全方位努力争取朋友以及施展其全球影响力的著作，它深入浅出的描述以及分析已经获得那些对外交政策感兴趣的外行读者的青睐，而专家学者也能够有所斩获。”（参见网址：http://www.entrepreneur.com /tradejournals/article/172835096.html）的确，看完此书之后，我的第一感觉便是此书的篇章架构一目了然，文字通俗易懂，适合普罗大众阅读。

　　（三）

　　此书的架构分为十一章，前言部分主要阐述了作者写作的初衷，作者言简意赅的描述了90年代后期至今，中国在东南亚、非洲以及拉丁美洲地区贯彻落实或者展示其软实力这个重要的现象。然而许多观察家却对这个现象熟视无睹，因此作者萌生写作此书的念头，通过自己亲身经验，以记者的身份走南闯北，耐心的记录中国魅力攻势的点点滴滴，实属不易。

　　第一章《courting the world》相当于“导论”，从2003年布什以及胡·锦·涛相继访问澳大利亚时所遭受的不同待遇为引子，由点带线，从澳大利亚到东南亚以及整个世界，凸显了中国的魅力攻势已经水到渠成。当澳大利亚在上个世纪80年代将中国看成一个“国际贱民”（pariah）而如今却将中国看成一个不可忽视的朋友时，见微知著，中国国际形象的转变（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s image）已经取得了成效。如同作者所言：“随着北京逐渐将眼光投向世界时，中国已经在全球范围内转变了自己的形象——从他人眼中的‘威胁’转变为‘机遇’，从“坏人”转变为“恩人”——这样一个转变已经表明中国能够成为一个世界大国。虽然在澳大利亚以及韩国等发达国家身上，中国形象的转变才初露端倪，但在国民生活水准低于美国、欧洲、日本以及加拿大以及其它发达国家的发展中国家身上，中国形象的剧变已经显而易见。”（参见Joshua Kurlantzick，charm offensive: how China's soft power is transforming the world,Yale University Press，2007，p5）。而这种一种转变，归根结底在于中国的“软实力”战略（soft power strategy）。

　　此后，作者便粗略阐述“软实力”理念的来源，通过回顾软实力概念的首创者约瑟夫·奈对软实力内涵的相关界定与说明，随后简单说明中国眼中的“软实力”到底为何物。诚如作者所言：“当奈杜撰软实力这个概念时，他将投资、贸易与正式官方外交与援助排除在软实力的内涵之外，在他看来，这些手段无非是传统的大棒与胡萝卜而已......对于中国来说，软实力却意味着军事以及安全领域之外的任何方面，不仅包括大众文化以及公共外交，也包括更具有强制性的经济以及外交杠杆，诸如对外援助以及投资乃至参与多边组织。”（同上，p6）事实上，作者便是按照中国眼中的软实力来描绘中国的魅力攻势，这便是书中第三章《a charm strategy》，第四章《the tools of culture》，第五章《the tools of business 》以及第六章《Mr.popular》的主题。只是，正因为作者未曾深入思考中国眼中的软实力为何与奈的软实力有着显而易见的差别，或者更进一步说，由于作者未曾怀疑这样一个概念是否能够适用于中国这个有着特殊国情的国度，这不可避免导致他的著作只有广度而缺乏深度。Sheng Ding曾在《巨龙的隐形翅膀：中国如何利用软实力崛起》（the dragon's hidden wings：how China rise with its soft power）一书中曾开门见山指出：“软实力到底是一个普遍适用的概念么？奈对软实力的定义以及美国软实力的论证说明是否能够运用到中国这个在许多层面与美国截然不同的个案呢？但令人遗憾的是，现存的文献并不重视这些问题，许多学者直接运用奈的软实力概念研究东亚国家。”（参见Shen Ding，the dragon's hidden wings：how China rise with its soft power，Lexington Books，2008，p2）与许多研究软实力的海外内学者类似，作为记者的科兰兹克强于采访记录而弱于理论剖析，因此未能逃出此种研究窠臼似乎也在情理之中。

　　如同所有著作的导论一样，本章的最后一部分便是阐明此书所要研究的问题。言简意赅，其主要分为四个部分。第一：研究对象，即中国运用软实力吸引发展中国家（主要是东南亚、非洲、拉丁美洲国家）以及澳大利亚、韩国和俄罗斯的事实或者现象。第二：研究背景，中国融入世界的原因、目的与期待；第三：研究目的：探究中国如何达到其战略目的，考察中国的软实力战略及其影响渠道或途径；第四：研究结果，考察中国魅力攻势的成败得失以及美国的应对策略。纵观全书，作者也正是按照这个思路谋篇布局。

　　（四）

　　第二章《changes on the home front》主要讲述了中国外交战略转变的历程，为下一章《a charm strategy》做铺垫。从毛·泽·东的“输出革命”到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与“实用主义外交”再到江·泽·民的“大国战略”，作者粗略的勾勒出了过去50年来中国的外交战略路径。从某种意义来说，正是这种内在的转变才导致了中国国际形象的转变。与此同时，冷战后美国的鹤立鸡群以及新孤立主义思潮的蔚然成风导致美国正面积极的国际形象逐渐让位于负面消极的国际形象。如同作者所言：“冷战以后，美国从世界收缩，享受着自身的经济繁荣、因特网以及专注于美国的文化战争。来自各行各业的许多美国人反对美国的海外干预并要求华盛顿削减对外援助，华盛顿俯顺舆情，言听计从。随后，华盛顿果真削减了对外援助以及公共外交，长期以来，它们是美国获得他国人民好感的‘杀手锏’；与此同时，华盛顿将美国新闻署（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Agency）并入国务院。再者，克林顿政府忽视了战后美国组织筹建的许多多边机构，这俨然给人一种印象，即美国是一个单边主义者......”（参见 Joshua Kurlantzick，charm offensive,p33）。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便是一个显而易见的转捩点，美国在亚洲金融危机中的消极懈怠让许多东南亚国家一扫过去对美国的好感，而中国及时宣布人民币不贬值以及随后对泰国施与援手使中国能够在东南亚国家扭转原先负面消极的国际形象，中国开始踏上魅力攻势的漫漫征途。

　　承先启后，第三章《a charm strategy》描述了第四代中国领导集体如何开展软实力战略。在作者看来，新的领导集体采取软实力战略的原因主要在于扭转中国的负面国际形象，树立中国作为一个友好的、和平的以及具有建设性的国际行为体。诚如作者所言：“改变中国的形象以及抵消中国威胁论对北京来说至关重要，对其外交政策的未来走向非常关键。”（同上，p40）从构建双赢合作关系、不干涉、参与多边组织到不忌讳谈论以及宣传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模式的优势，中国的软实力战略开始显山露水。

　　第四章《the tools of culture》，第五章《the tools of business 》以及第六章《Mr.popular》便是对中国软实力战略的实施手段进行详细的描述。如同先前所言，中国眼中的软实力与奈眼中的软实力虽有一脉相承的联系，但两者之间也存在着显而易见的差异。在中国看来，奈的软实力内涵过于狭隘。奈认为软实力的来源无非是“文化（在能对他国产生吸引力的地方起作用），政治价值观（当它能在海内外都能真正实践这些价值时）以及对外政策（当政策被视为具有合法性及道德威信时）”（参见【美】约瑟夫·奈：《软力量：世界政坛成功之道》（吴晓辉等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5年5月版，第11页）。而中国眼中的软实力相较于奈的软实力概念来说有更加广泛的内涵，除了军事与安全领域以外，其它方面几乎都可以纳入软实力的范畴。因此，无论是文化手段还是商业手段都是中国软实力战略的重要部分，也是中国今日成为“万人迷” （Mr.popular）的重要原因。至于这些手段运用的详细案例，在此无须赘言，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阅本书。

　　总之，通过运用实用外交、增加援助以及吸引精英和大众的方式，发展中国家看到了中国的崛起同时决定利用中国崛起的良机为其所用。但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是：“中国的魅力攻势是否在全球其它地方收效？北京真的变得更受欢迎，更让人心悦诚服、更具有吸引力以及成为别人心中的榜样？其它国家是否已经做好了充分利用中国崛起的良机？”（参见Joshua Kurlantzick，charm offensive,p113））在作者看来，从民意调查、个人访谈甚至道听途说的轶事，从海外兴起的中国文化热与中国语言热、发展中国家的纸质媒体以及广播对中国有更加正面的评价到发展中国家精英认同中国日益增强的软实力等证据都可以看出中国的软实力战略已经取得了成效。

　　第七章《goal oriented》是对上述三章的总结以及对第三章的补充说明。在这一章中，作者开篇就论述到：“这些只是中国魅力攻势的早期阶段，因此目前难以做出定论。但我们还有其他方式来衡量北京魅力攻势的成败与得失，除了上述一章所提到的显性证据之外，诸如民意调查的结果、对中国文化与语言的兴趣、对中国官员的礼待以及其他相对明显的迹象；我们同样能够探究中国魅力攻势取得成效的隐性迹象，即通过回顾中国的外交战略目标，然后检验它是否完成这些目标来证明......毫无疑问，因为中国的软实力同样包含强制的成分，为此我们也难以准确判断其作用于他国的拉力与推力各是多少。诚然，北京不能持续动用其权力迫使其他国家采取不符合自身国家利益的行动，其他国家也可能利用北京的某些软实力为其服务。但尽管如此，通过检验中国的外交目标，我们能够推测出中国已经在软实力的运用上取得某些成功。”（同上，pp129-130）。

　　在作者看来，中国的外交战略目标主要如下：“维持边境的和平与稳定、将自己装扮成一个谦恭虚心以及具有建设性的国际行为体（字小以仁）、成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效仿的楷模、汲取资源为中国经济发展出力、孤立台湾以及假以时日成为甚至能与美国并驾齐驱的强国。”（同上，p130）。随后，作者便逐步对各项目标进行检验，阐明中国已经在软实力的运用上取得某些成功。

　　（五）

　　然而，成功与失败往往如影相随。从短期看，中国的软实力战略初步取得了成功，但我们不能以一时论长久，对于软实力战略背后潜藏着的危险不闻不问。在第八章《wielding the charm》中，作者便着重阐述了中国软实力战略对全球而言到底意味着什么。在作者看来，在运用软实力的过程中，北京已经释放出了某些积极的信号，诸如拥护多边机制，充当调解国家间冲突与纠纷的斡旋者。然而其带来的危险也是不言而喻的，如同作者所言：“在中国成为国际舞台上的主要角色之前，它的内政对于深圳、广州以及沈阳而言很可能是一个潜在的噩梦；如今，中国的外交政策可能假以时日将成为圣保罗、危地马拉城以及泗水人民的梦靥。”（同上，p154）尽管危言耸听，但在作者看来，随着中国逐渐融入国际社会，随着各个国家对中国的了解越来越深，中国的软实力战略将面临着一系列挑战：诸如发展中国家与中国的贸易纠纷，中国对自身环境破坏的熟视无睹将伴随着其影响力的扩大而扩展到其他国家，延缓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法治建设，中国发展模式的输出对亚非拉许多国家而言将是一场灾难，中国输出的低劳工标准、环境污染与破坏以及漏洞百出的企业管理将面临其它接收国的反击——这些也是第十章《what is next？》关注的主题。中国的软实力战略何去何从以及成败如何必将成为专家学者和决策者必须关注的焦点，因此在我们满足于今日中国的荣光之时也要居安思危，思考下一步的风险与对策。

　　第九章《America's soft power goes soft》将目光从中国转移到美国，探讨美国软实力在过去的二十年中为何江河日下的原因及其影响。作者认为：“虽然中国软实力的崛起并不是建立在美国软实力衰弱的基础之上，但江河日下的美国吸引力的确导致了中国吸引力的提升。”（同上，见p175）至于美国软实力光芒不再的原因，作者在第二章略有提及，在此也不赘述，除了参看本书相关章节，有兴趣的读者也可以参看约瑟夫·奈的相关著作《美国霸权的困惑：为什么美国不能独断专行》、《软实力：世界政坛成功之道》或者门洪华编译的《硬权力与软权力》（以上三本书的中文翻译差强人意，最后一本更是漏洞百出，佶屈聱牙，读者需小心）。最后，作者总结到：“90年代美国的孤立为日后软实力的衰落埋下了伏笔，其切断了美国与世界的联系纽带。当美国于2000年重新融入世界时，这种新的接触方式——单边行动、好战的言论以及华而不实的公共外交——只会让其他国家对美国避而远之。”（同上，p194）。不可否认，美国“为渊驱鱼为丛驱雀”的外交政策让中国有机可乘，而“直到美国能够运用这些内在的优势卷土重来前，中国将运用其软实力战略披荆斩棘，力克美国的强权以及潜在地威胁美国的国家利益。”（同上，p196）。

　　最后一章《responding to the charm offensive》，作者借箸代筹，针对中国软实力战略的成败而为美国政府提出几点应对之策。作者认为：“......在世界许多地方，中国已经彻底的将昔日的‘威胁者’形象转变为‘仁慈者’的形象。在亚洲部分地区，中国犹如鹤立鸡群；而且它能够在全球部分地区发展以中国为中心的影响区域，诸如中亚以及非洲。甚至美国的长期盟友澳大利亚也开始向中国靠拢。”，“但是这些变化并不意味着中国的软实力已经能与美国的软实力并驾齐驱或者说美国将不能保持其在世界事务中的核心影响力。”（同上，p229）。在作者看来，美国依旧拥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诸如美国首屈一指的军事实力、出类拔萃的经济实力以及更重要的是，美国依旧是世界上发展中国家普罗大众眼中的政治、社会乃至价值观的榜样。“中国的价值观——尊重国家主权的不干涉理念以及与国家为主导的渐进经济发展模式依旧具有吸引力，不过其价值观的吸引力仅限于某些特定的群体，诸如独裁国家的精英、像委内瑞拉以及伊朗那样将美国的模式等同于失败的华盛顿模式以及美国干预主义的普罗大众以及那些愿意通过牺牲某种程度的政治自由来换取中国式的经济发展速度的群体。但是，中国不能给平民百姓提供一个全面的以及鼓舞人心的前景——即如何建立一个以权利为导向的政治经济体系——它依旧在世界的许多地方具有吸引力。”（同上，p229）

　　Saul Gomez 曾经如此评价科兰兹克：“科兰兹克避免对中国软实力当中有争议的内容特别是中国与独裁以及践踏人权的国家（诸如苏丹）之间的外交与商业关系进行道德评判；对于中国模式的推广对于全球民主化运动的潜在影响，作者也不置一词。”（参见网址：http://www.cceia.org/resources /ethics_online/0014.html）。在我看来，Saul Gome的评论似乎无的放矢，因为如上所述，科兰兹克毫不隐晦的评论中国软实力战略的影响。这种评价，归根结底也是将其放入民主自由以及威权专政的二分法评价体系中。Saul Gomez认为“中国这样一种替代模式（注：中国模式）却挑战了现存的国际秩序同时引发重要的伦理问题。”这种伦理问题，孰对孰错，在本质上其实是一种权力问题。

　　Kerry Brown也曾在该书的书评上说道：“......但是在我们被电视上的新中国形象轻易俘虏之前，我们必须记住：任何一个公关活动的核心在于有一个合情合理的事实内核。美国——在退休的驻中国记者Jonathan Mirsky看来——依旧能够将自己的形象建立在一个简单的事实之上：即美国是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发明与创新的记录历历在目，一个多元以及开放的体系，其承载着过去大约一个世纪以来的主流意识形态趋势，而正是这个事实激励了美国以及其他国家的人民。而相形之下，中国当前的公关活动依赖哪些积极要素呢？总而言之，中国依旧是一个一党专政的国家，有着糟糕的新闻自由记录，严重的腐败问题，众所周知的违反人权的记录以及任重道远的法治建设.......”（参见Kerry Brown，Book Reviews:Charm Offensive : How China's Soft Power Is Transforming the World,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Jul/Aug2007，p63)。

　　事实上，无论是科兰兹克还是Saul Gomez 抑或Kerry Brown，对于中国“软实力”战略对全球的影响，这些西方学者或者分析家始终无法逃脱那套民主与威权两分法窠臼，而这也是约瑟夫·奈的“软实力”概念中国化的尴尬所在。一方面，如同我在《中国发展软实力困境初探》一文所述，“......对于奈而言，无论是文化、政治价值观、意识形态等都与西方的一套自由民主论述框架息息相关。在这个叙述框架内，社会的多元与宽容、言论的自由、市场经济、体制的开放、文化的多元并存、非政府组织的独立与重要作用都与美国的软实力息息相关.......然而这样的一个叙述框架对于大洋彼岸的中国学者而言却是不适宜的，中国自身国情的特殊性使得中国学者在论述软实力的来源时往往独辟蹊径。他们从中国传统文化（与奈的所指的美国流行文化以及高雅文化不同）、中国模式或北京共识、政治凝聚力以及强烈的国家认同和意识形态的净化（与奈强调的自由民主政治制度不同）、中国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乃至和平崛起、和谐世界的外交政策（与奈强调国际机制的塑造与维护、公共外交以及减少对单边主义的青睐与迷信不同）等角度论述软实力。”（参见http://www.stnn.cc/ed_china/200911 /t20091104_1172697.html）而软实力概念的中国化也的确给中国的外交政策带来巨大的收益，科兰兹克的著作便是明证。然而另一方面，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是，软实力概念的中国化始终脱离不了中国特色，而外国观察家对原版软实力的念兹在兹导致他们对中国的软实力战略评价时始终有一种先入为主的偏见，而这恰恰是中国软实力战略长期运作必将面临的挑战。假以时日，中国“软（实力）威胁论”也将浮出水面；威胁，归根结底与硬（实力）还是软（实力）无关。

　　（六）

　　Robert Sutter曾评价到：“专家或者学者可能会因为此书分析缺乏精确性而视之如敝屐。的确，此书在软实力的概念界定以及衡量中国软实力的不同部分或者要素上显得薄弱。书中的论证部分由于随后频繁使用奇闻轶事而使其说服力大打折扣，而有时使用的数据则让人怀疑其可靠性。显然，作者似乎夸大中国作为国际援助者的角色。”Robert Sutter的评价一语中的，但尽管如此，科兰兹克的著作还是让我受益匪浅。没有洋洋洒洒的论述、没有令人眩晕的注释、没有坐而论道的玄谈，却有一种脚踏实地的强烈感觉。是的，学术理论不可或缺，站得高，方能望得远；但沉迷于其中却往往让人有一种望而生畏的感觉。有时觉得，那些理论犹如远在高空的星辰，虽熠熠灼灼但遥不可及。视线从理论的星空中转移，低头注视自己的脚下，也许我们能够发现另外一些奇珍异宝。感谢科兰兹克的著作，他让我明白国际政治绝非一系列高谈阔论，而是一种活生生的体验，不管是肉体上的还是精神上的。

　　朋友曾经在他的日志说道：“检讨自己写过的一点所谓文字，做过一点所谓思考，难道不是借着从数据库找到的几个西方学界数十年前流行的词汇，横来竖去摆弄一番，借着一点实证材料，摆着先贤的姿态找出几个所谓的问题，再摆出救世主的姿态提出几条所谓的对策。真的羡慕那些人，可以写出那样决不娇柔造作，并且跳动着生命的文字！我曾是他们中的一员，我要回到他们中去，趁我还未忘却泥土的芳香！”

　　“跳动着生命的文字”，多么令人向往的境界，愿大家共勉！

　　许少民 中山大学亚太研究院

谁会雇用杰克·鲍尔？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 谁谁谁


美剧《24小时》中的反恐英难杰克·鲍尔绝对是特工中的精英。判断力、执行力以及效率都超一流，但如此优秀的员工，即使在诞生了众多不拘一格的天才怪才的美国，最终还是被政府遗弃，成了一个没有身份的非法居民，并以这个黑身份继续为美国政府工作，工作性质属于自由职业者身份。事实上，对杰克·鲍尔之类的人才，用这种项目合作而不是长期雇用的模式，也许是对双方最有利的。

职场上很多人都或多或少有杰克·鲍尔的影子。他们天资聪颖、悟性好、有头脑有能力有效率，让他们去办事，你可以很放心，因为他们一定能够把你交待的事情办好；但同时你也会很担心，因为这样的人才通常有以下三种毛病：一，尊重的是真理和事实，而不是上级和权威。这意味着一旦你的指令不够英明或者你有一些上不了桌面的小算盘时，将被他们无情地羞辱。二，不遵守规章和程序。不要指望他们因调用某些资料而写书面报告申请，更不要指望他们在未获批准时按兵不动。三，为达目的不计成本。预算？用预算来限制一个天才的灵感和行动，疯了吧。电影制作中常出现这样的例子。天才导演为了追求尽善尽美的效果，把控制预算的监视冷落在一边，不予理睬。比如《埃及艳后》，在导演的极权统治下，这部当年的票房毒药创下了1800万美元的巨额亏空，对于当时的美国经济而言简直是天文数字，投资方20世纪福克斯公司险些因此破产倒闭。同样强势的《泰坦尼克号》导演詹姆斯·卡梅隆，也因为逼得监制完全无法驾驭影片资金的流向，而在获奖后相当长的时间内无戏可拍。就像人人都知道杰克·鲍尔能干，却没人敢当他的老板一样。

希望员工有想法，同时也希望员工守规矩，对于个人能力来说，这其实是两个互相矛盾的要求，前者要求的是摆脱束缚，自由思考，后者的要求却是刻守束缚，听从指挥，就像广告公司的创意人员形容自己是戴着脚镣跳舞一样，一方面要贡献无限创意，一方面又要严守客户的条条框框。可惜的是，职场上的事情甚至人生的许多事情大多如此，完成任务时往往有各种各样投鼠忌器的顾虑。就连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终极任务的CEO们，也要考虑到股东的个人喜好和公司管理层的相左意见，就算自己的决策将被历史证明是最正确的，也需要时进时退时而迂回，在争取到尽可能多的理解后才能行动，不然很可能来不及行动就被董事会解聘了。

这是杰克·鲍尔们所难以理解的。通常这些有个人英雄主义气质的聪明人不太愿意花时间去说服那些蠢人，因为这对于追求尽善尽美的天才来说，纯属浪费生命。他们更擅于和事情本身而不是和人打交道，他们更像个项目经理，对于治理和解决疑难项目往往有奇招，尽管他们很可能会提出各种稀奇古怪的要求。如果你聘请的大名鼎鼎的摄影师要求你提供24小时供他差遣的助理和用来维持体力的注射用的血球蛋白，你千万不要惊讶，天才有天才独特的工作方式。就算你实在受不了他们，也总会有人愿意试着再次和他们合作，即使他们已经“臭名昭著”。詹姆斯·卡梅隆在事隔12年之后，终于又推出了他的又一部大片《阿凡达》。他的合作方福克斯公司在权衡了和他合作可能产生的麻烦后依然这样决定是因为这个世界需要奇迹，而奇迹只能由天才来创造。这就是杰克·鲍尔们的市场需求，也是《24小时》的观众和任何一个有浪漫情怀的普罗大众所希望看到的。

中国留美博士生滞留率全球最高

目前，中国在全球人才争夺战中仍然是最大输家。继中国成为美国最大的博士生来源过后（据美国《科学》杂志报道，清华成为排名第一的博士生输送学校，北大成为第二），中国又成为博士毕业生留在美国最多的国家。中国虽然在国际贸易上有很大的货物贸易顺差，但中国在人才交易中有巨大的逆差。据美国《纽约时报》引述权威数据揭示：2002年在美国拿到科学和工程博士学位的外国留学生，到2009年仍然滞留在美国的比例，所有国家在美的博士留学生中中国最高：

名次 国家 留美比例

1 中国 92%
2 印度 81%
3 加拿大 55%
4 德国 52%
5 台湾地区 43%
6 土耳其 42%
7 韩国 41%
8 日本 33%
9 墨西哥 32%
10 巴西 31%
11 泰国 7%

人才竞争的激烈可见一斑....

地方融资平台远虑与近忧
本文来源于《中国改革》 2010年第5期 出版日期2010年05月01日

地方融资平台何去何从，是中国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之间的又一次大抉择。但由于明显的路径依赖，地方融资平台难以与刺激政策一道快速退出

沈明高 彭程

　　地方融资平台的空前繁荣，成功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复苏，但也产生了亟待解决的新问题。

　　早在十多年前，地方融资平台就已经开始搭建，在这一轮应对金融危机的过程中，其融通资金和投资的能力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成为经济复苏的主力军。所谓地方融资平台，是指地方政府发起设立的融资工具，以国有资源和资产作为抵押，以地方政府隐性担保的方式，向银行借贷实现融资目的。地方融资平台的正式名称是地方城投公司，但其投资方向并不仅限于城市发展相关的项目。这些融资平台在成功地将银行贷款变成项目投资的同时，其代价却很可能是投资效率的损失。

　　问题在于，并非所有刺激政策都可以迅速退出，地方融资平台就是一例。地方融资平台的快速崛起是中国刺激政策的重要部分，因为如果没有这样的制度创新，中国就不可能如此迅速、如此大规模地将银行资金引入到项目建设。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即使在经济危机过后，银行依然限制对中小型私营企业的贷款。刺激政策的快速退出即意味着，地方融资平台将出现资金“断流”，继而波及在建工程的后续投资。自2008年下半年起，大量新项目已经启动，如果现在撤出对地方融资平台的支持，将产生一批“烂尾工程”，并引发不良贷款的激增。

　　地方融资平台到底何去何从，实际上是中国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之间的又一次大抉择。但是，由于数量型增长存在着明显的路径依赖，地方融资平台难以与刺激政策一道快速退出。如果说很多国家刺激政策的代价是狂飙的主权债务问题，在中国，则表现为地方融资平台的债台高筑，形式不同但结果大同小异。

初步估算债务规模

　　地方融资平台的债务状况不透明是引发市场担忧的原因之一。对于地方政府负债余额和融资平台的债务规模，目前尚无权威的官方统计数据。现行法律规定地方政府不得举债，但是为了弥补支出压力，地方政府运用一些规避法律的、非规范的融资方式举债，搭建地方融资平台就是方法之一。

　　目前，地方政府及地方融资平台负债的“官方”数据如下：

　　—地方政府债务规模：根据财政部的调查，2007年地方债务总额4万亿元，相当于当时地方财政收入的160.7%，其中地方融资平台负债约1万亿元。

　　—地方融资平台债务规模：根据央行的数据，截至2009年5月底，全国共有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3800家左右，总资产规模约9万亿元，总负债规模5.26万亿元。据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估计，2009年全年地方融资平台负债超过6万亿元。

　　我们从几个不同的角度对地方融资平台的债务规模进行估计。

　　首先是银行中长期贷款与城镇固定资产投资中贷款资金规模之差。商业银行中长期贷款规模由中国人民银行统计，城镇固定资产投资中来自银行贷款的资金由国家统计局发布，在大多数情况下，两者规模大致相同（图1）。然而，2009年，两者之差突然放大，新发放的中长期贷款比用于城镇固定资产投资的贷款资金规模高出了近3万亿元（图2）。

　　中长期贷款超过城镇固定资产投资中的贷款资金，通常有三种可能的解释：

　　其一，中长期贷款流向了房地产、股市和农村等部门，但这与事实不完全相符。2009年中国经济实际上是靠投资驱动的，尤其是基础建设等工程方面的投资。投资对GDP增长的贡献从2008年的4.1个百分点升至2009年的8个百分点。与此同时，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占比不但没有上升反而略有下降。

　　其二，去年部分贷款闲置，但这只能解释一部分。中长期贷款超过固定资产投资中的贷款资金，主要出现在去年前五个月：1月至5月约1.6万亿元，6月至12月约1.4万亿元。但是对借款企业而言，以5.31%的一年期基准贷款利率借入，再以2.25%的一年期基准存款利率存回银行，并不是合算的交易。

　　其三，在统计固定资产投资的资金来源的时候，流入地方融资平台的贷款很可能并没有统计为银行贷款，而是摇身一变成为自筹基金。地方融资平台隐瞒资金的真实来源，以贷款资金做抵押，得以向其他银行申请更多贷款。近年来自筹资金占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逐渐上升。与此同时，自筹资金中自有资金的比重却大幅度下降，自筹资金与自有资金之差扩大，很可能反映了地方融资平台的隐性债务。如果假设2009年自有资金占自筹资金的比重同为2007年之前的65%，与现有实际比例之间就有高达3万亿元的缺口，由此也就解释了，2009年中长期贷款与固定资产投资中银行贷款之间不能完全重合的原因。

　　上述估计结果亦与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新增贷款统计分析一致（图3）。2009年，约26.1%的贷款投入到基础设施领域，另有22.2%的贷款对象并未公布，这一部分也可能流向了地方融资平台。这两部分新增贷款之和共计4.6万亿元，即使其中部分贷款投入了国家建设项目（如投资修建铁路和筹备上海世博会等），那么2009年仍可能有3万亿至4万亿元人民币—或者说新增贷款的大约三分之一—流向了地方融资平台。

　　由此，自2009年5月起，地方融资平台可增加的债务如下：

　　—1.4万亿元，这是自去年5月起，中长期贷款与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贷款资金间的缺口。1.4万亿元仅为保守估计，因为固定资产投资中的贷款资金也包括了部分地方融资平台的贷款，地方融资平台来自商业银行的短期贷款也未计入。

　　—2000亿元，此为2009年地方融资平台发行的债券。

　　—2000亿元，此为2009年财政部代理地方发行的债券，部分以自筹基金的形式分配至地方融资平台。

　　—7万亿元，此为上述三项数据（1.8万亿元）加上央行截至去年5月的估计数5.26万亿元之和，这是我们对2009年底地方融资平台债务的估计数。如果属实，那么地方融资平台的负债总额相当于2009年GDP的21%和当年地方财政收入的210%。

　　—10万亿元，此为我们对地方政府债务的估计。根据贾康的估计，2007年4万亿元地方政府债务中，地方融资平台债务约为1万亿元，即存在3万亿元左右其他地方政府债务，这3万亿元与地方融资平台的7万亿元之和为10万亿元，相当于2009年地方财政收入的300%，名义GDP的30%。

　　今明两年，地方融资平台的债务会否持续增加？鉴于地方融资平台去年的过度借贷和大举投资，我们认为答案当然是肯定的。

　　为维持去年已启动项目的资金链，地方融资平台将被迫继续借贷。根据去年新增贷款的结构推测，即约有三分之一的新增贷款流向地方融资平台，给定全年7.5万亿元新增贷款计划，2010年地方融资平台将增加约2.5万亿元贷款。如果预计2011年贷款增长将回落至15%至17%的正常区间，届时，新增贷款或再达7.5万亿元，地方融资平台负债或将再添2.5万亿元。

　　据此，我们估计，到2011年末地方融资平台负债将会高达12万亿元，地方政府债务总额将至15万亿元。此为保守估计，并未将地方融资平台再次发行债券或中央再次代地方发行债券的可能性考虑在内。

资产与现金流

　　地方融资平台会否遭遇违约风险，取决于它们的偿还能力和政府政策退出的时间和力度。地方融资平台的致命缺点，在于放贷决策与项目质量并不直接挂钩。中国商业银行自2003年后纷纷重组上市，风险管理意识明显有所改善。在危机时期，政府鼓励银行放贷刺激经济，得到政府隐性担保或者以国有资产做抵押的地方融资平台，自然成为银行青睐的贷款对象。所以，为这些贷款提供担保的其实是当地政府的偿付能力，而不是项目本身。据此，在评估地方政府的偿债能力的时候，我们应该将这些地方债务与一般主权债务区分开来。我们不仅需要评估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还要考虑他们拥有或控制的资产和其他收入。

　　—地方国有资产。财政部数据显示，至2007年中国有90375家地方国有企业（金融机构除外），总资产价值为4.6万亿元（图4）。即使将2008年至2009年间的年增长率高估为20%（远高于2000年至2007年间8.1%的平均增长率），2009年地方国企总资产价值约为7万亿元，低于去年5月央行对地方融资平台9万亿元资产的估计。然而，考虑到约7万亿元的预计债务，我们或许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在2009年底之前，地方融资平台的负债与资产基本相当。

　　—地方财政收入。自2000年以来，地方财政收入以每年20%的速度增长。如果地方融资平台7万亿元负债的资金成本为5.31%，那么年利息将达3700亿元，相当于2009年地方财政收入的11.4%，这似乎不是什么天文数字，但考虑到很多地方财政实际为“吃饭财政”，仅靠财政收入仍然难以支付其高额负债所产生的利息。

　　—出售土地收入。地方政府向来以土地为借债的主要抵押品，并依靠卖地的收入获得还贷所需的现金流。2009年，售地收入总额达1.6万亿元，创历史新高，相当于同期地方财政收入的近50%（图5）。如果房地产业继续蓬勃发展，大多数地方政府或有能力偿还利息和贷款。然而，一旦房地产泡沫破裂，地方财政状况将迅速恶化，导致地方融资平台的付息能力大幅下降。

会产生多少不良贷款？

　　不良贷款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流动性。2010年和2011年，如果能够保持每年7.5万亿元的新增贷款，商业银行就有足够的流动性为地方融资平台的负债展期，快速的经济增长也会继续缓解人们对坏账的担忧，未来两年内出现大规模不良贷款的可能性不大。通货膨胀风险则是上述判断的最大不确定性。高通胀—比如说CPI达到6%-8%以上—则会催生更加迅速果断的政策紧缩，这包括降低新增贷款的增长目标，从目前的7.5万亿元降至一个较低的水平，导致不良贷款的急剧积累。尽管我们依然相信，今年出现高通胀的可能性不大，但是下面的分析即是基于高通胀的假设进行，即所谓的“最坏情形”。

　　未来两三年之内，大量地方融资平台的贷款到期，债务偿还问题就会爆发。为了评估地方融资平台潜在的不良贷款规模，我们需要了解这些债务的区域结构。根据以往经验，由于基本经济要素和地方政府行为的差异，不同地区的贷款违约率显著不同。

　　我们用城镇固定资产投资结构作为估计地方融资平台债务地区分布的一个参考指标。最近以来，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结构逐渐由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图6）。沿海地区的城镇固定资产投资份额，从2004年的56.4%跌至2009年的47.4%；中部地区的份额增长了6.6个百分点，达到29%；西部地区增长2.3个百分点，达到23.5%。我们假设地方融资平台的债务结构基本同此。

　　“最坏情形”之下，不良贷款规模会有多少呢？我们只能根据以往经验做一些推断。以2001年农村信用社的不良贷款比率为例，作为地方金融机构，其绩效存在着明显的地区差异（图7）。农村信用社的绩效在同期所有金融机构中殿后，而且在大批银行上市之后政府很难再容忍同样的情形重现，因此，我们假设地方融资平台的不良贷款比率仅是2001年农村信用社的一半，其中，沿海地区为15%，中部地区为30%，西部地区为25%。若以2009年的城镇固定资产投资的地区结构作为这些不良贷款比率的权重，那么，地方融资平台的不良贷款比率将有可能达到20%左右。在最坏的情况下，这意味着不良贷款或高达2.4万亿元人民币。假设2011年银行贷款余额为55万亿元人民币，到2011年底不良贷款占比或为4.4%。

寻求解决之策

　　中国政府已经对激增的地方融资平台债务表示关注，但是尚未出台快速的解决方案。今年1月中旬，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将“规范地方投资融资平台，防止地方财政风险”列入宏观政策调整的重要议事日程。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期间，代表们提出议案，要求禁止地方政府为地方融资平台贷款提供担保。

　　我们的看法是，中国政府希望约束地方政府通过地方融资平台借贷的规模，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央会对已开工的项目紧急叫停，已经启动的项目会继续得到资金支持，新规定只适用于新项目。地方政府明确担保的贷款规模尚未公开，不过应该较小。现有政策并不允许地方政府为贷款提供担保，但金融危机期间，为推动投资和经济增长，这些政策没有严格执行。

　　地方融资平台的存在和发展与经济复苏是相辅相成的。经济复苏越稳固，收紧地方融资平台借贷规模的可能性就越大，反之就越小。考虑到今年经济增长速度或达10%左右，中国政府将首先考虑抑制地方融资平台无休止贷款需求，包括削减新开工项目。这可能会对今年的投资增长造成一定压力，但是我们相信，这不会危及今年8%的经济增长目标。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在金融危机期间快于沿海地区，如果地方融资平台政策收紧，这些地区投资增长或将受较大的影响。

　　过度限制地方融资平台的借贷还会迫使银行和地方政府通过其他方式融通资金。中国商业银行普遍注重抵押，土地或者隶属地方的其他资产是最有价值的抵押品。切断地方政府与融资平台之间的关系或迫使一个地方融资平台为另一个地方融资平台提供担保，这种“连环担保”会减少透明度，增加系统性风险。在没有其他选择时，这种方式会被广泛采用。

　　如果信用危机爆发，地方政府还有若干其他的选择：

　　—为了减轻债务负担，地方融资平台可能通过证券化或私有化的方式转让部分资产。

　　—地方政府可能出售更多土地和其他资源，从而缓解流动性限制。

　　—地方政府还可能通过发放市政债券或是地方融资平台债券的方式融资。

　　—中央政府可能不得不出资救援部分没有偿还能力的地方融资平台。

政策取向和市场影响

　　一些地方融资平台和地方政府可能面临的财务困境或流动性危机，其实是去年信贷刺激过度的代价之一。发达国家付出的代价是财政赤字和主权债务激增，而中国的代价是地方政府或有负债和银行不良贷款的增加。我们估计的大约2.4万亿元地方融资平台不良贷款，可被视为延迟了的财政开支，最终仍须由中央政府埋单。如果其他经济领域运行良好，中央政府有足够的能力化解地方融资平台的危机，但在危机最终解决之前，银行不良贷款率或由降转升，打击市场对银行业的信心。

　　为避免流动性危机，中国政府可能不得不推迟刺激政策的退出，希望时间终会治愈伤痛。如果因恶性通货膨胀导致政府紧缩过度，地方融资平台资金链断裂，经济将面临硬着陆的风险。同理，为减轻地方财政压力，加息的步伐可能被推迟，宽松的货币政策有望延续更长的时间。因此，资金成本将保持低水平，过剩产能可能继续累积，资产价格或继续上升。目前仍不明朗的是，产能过剩能否抵消充裕流动性引起的通货膨胀压力。

　　银行不良贷款拨备或将增加，但银行仍有可能从政府救助或其他渠道获得补偿。政府可以通过税收优惠、产品创新（例如，发展二级贷款市场，推动资产证券化等）、甚至扩大利差等方式补偿银行的损失。当然，那些向地方融资平台贷款过多的地方银行可能会遭受更大的损失。

　　地方财政负担上升的后续效应还会对经济结构改革造成负面影响。经济结构调整意味着政府需要通过减少税收和提高工资等，实现收入在国家与居民之间的再分配，从而提高个人收入水平，增加消费。但政府财政负担上升大大压缩了收入再分配的空间，甚至不利于增加政府在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支出。

　　（龚橙翻译）

　　沈明高为花旗集团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彭程为花旗银行中国经济学家

关于物业税的种种误解
刘尚希


　　2003年，“物业税”这个新名词出笼，至今热议不止。在房地产市场不断膨胀的背景下，物业税一次又一次地成为了社会议论的热点问题。小税种，大讨论，这本来是一件好事。社会大众对税收问题越来越关注，是社会进步的一个标志。但在一波又一波的热议中，夹杂着对物业税的种种误解。这使得这种公共讨论不但没有使问题变得更清晰，反而变得复杂化，误解、希望、忧虑、期待、情绪等等元素混杂在一起，一个简单的问题变成了一桶乱麻。

　　

　　 误解一：物业税是我国要开征的一个新税种。　　

　　

　　这个误解是由“物业税”这个新叫法引起的，其实就是房地产税，或房产税的另一种说法。不少国家都开征了这个税，我国也不例外，其实早就有这个税，并有两个税种。一是城市房地产税，另一个是房产税。前者以《城市房地产税暂行条例》形式1951年原政务院颁布实施，后者以《房产税暂行条例》形式1986年国务院颁布实施。1986年房产税开征之后，对内资企业和个人统一征收房产税，城市房地产税仅对外资企业和外籍个人征收。2009年，取消城市房地产税，对外资企业和外籍个人统一征收房产税，我国房产税制度实现了内外统一，也彻底结束了我国对内外资分设税种的历史。房产税暂行条例规定的征税范围是城市、县城、建制镇和工矿区。房产税以房产的计税余值或租金收入为计税依据，采用比例税率，按房产余值计征的，税率为1.2%；按租金收入计征的，税率为12%。同时，现行政策规定对个人出租住房和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以及其他组织按市场价格向个人出租用于居住的住房，减按4％的税率征收房产税。现行房产税暂行条例对一些房产规定免税，包括对个人所有非营业用房产免税。对纳税确有困难的纳税人，条例还授权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确定定期减征或免征房产税。

　　与国外相比，不同之处有两点：一是征税范围不同。我国是针对经营性房产，而且不含农村地区的房产，而国外一般是全覆盖，包括经营性的和非经营性的自己居住房产。二是计税依据不同。国外一般按照评估值计税，我国是按照原值计税，1986年颁布的暂行条例规定，依照房产原值一次减除10%至30%后的余值计算缴纳.具体减除幅度,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定。没有房产原值作为依据的,由房产所在地税务机关参考同类房产核定。房产出租的,以房产租金收入为房产税的计税依据。产权属国家所有的，由经营管理单位纳税；产权属集体和个人所有的，由集体单位和个人纳税。

　　由此可见，我国并非没有物业税，只是由于对个人非经营性房产免于征收，使大多数人感觉不到这个税的存在而已。如果对个人非经营性房产不再免征，并按照评估价值计税，那么，现行的房产税就是社会热议预想的物业税。因此，在我国不存在开征一个新的“物业税”的问题。

　　

　　误解二：物业税或房产税可以抑制房价。　　

　　

　　有一种观点认为物业税能打击投机性购房，是有效地抑制房价过快上涨的一柄利器。房价的过快上涨，是多种因素促成的，有资金因素，还有预期因素；有国内因素，也还有国际因素；有经济因素，也有习惯与传统因需；有金融因素，也有分配差距拉大的因素，诸如此类，各种因素复合而成。从经济学来分析，任何物品价格的快速上涨，要么是需求过旺，要么是供给不足，或二者兼而有之。住房是一种特殊商品，供给不可能是无限的，尤其受到土地的约束。而从需求来看，作为安家立业的基本条件，具有很强的刚性需求。但同时又可以是投资品，作为投资工具，可以有无限的需求。征税，无论保有环节的税收，还是交易环节的税收，其作用是增大交易成本，包括持有成本和销售成本，但成本不决定价格。在需求旺盛的情况下，尤其在预期房价不断上涨的情况下，所有的成本都是可以转嫁出去的，税收也不例外。能炒房的人，不会在乎持有房子期间交一点税，到时候都能从房价中收回来。现在的房产交易流行“净价”方式，所有税费由购房者负担，包括所得税在内。物业税调节房价的前提是税负不能转嫁，通过税收拿走炒房者的一块收益，得利少了，炒房的人才会减少，住房的投机性需求才会减弱。否则，税收所起到的作用是相反的，不是抑制房价，而是推高房价。尤其是在住房刚性需求旺盛的条件下，更是为炒房者提供了机会。还有一说，征税会扩大住房持有成本，迫使那些持有几套住房的人“吐出”一部分房子，这样可扩大住房供应，从而抑制房价上涨。如果为了居住需要作为消费品而购买几套房子，那就属于刚性需求，能买得起的人自然也会负担得起这些税收，除非是家庭陷入破产境地，不会轻易卖掉房子，从而也不会扩大住房供应。对住房消费者而言，保有环节征税，会增大养房的成本，对部分潜在的住房消费者的选择会产生一定影响，例如原本希望购买面积大一点的住房，考虑到持有环节的税收，可能会选择购买小一点的住房。税负越重，这种影响当然也就越大。但这种影响主要是住房需求结构，或者说住房消费结构，对住房需求总量的影响微乎其微，因为每一个家庭总是需要住房，或需要改善住房，不会在“要”与“不要”之间做出选择。如果是为了投资或投机需要而购买几套房子，那这些房子只会以更高的价格卖出去，税收只会推高房价。

　　在房价平稳或房价下行的时候，保有环节的税收难以转嫁，甚至完全不能转嫁，这时会使炒房者的收益减少，从而抑制炒房。但在这样的情况下，还需要用税收手段去抑制炒房者抑制房价吗？

　　不难看出，用税收手段去抑制房价，其作用是不确定的，一般情况下是无效的。除非是征收重税，一下子把房价推高到无人接手的地步，或使炒房者在等待房价上涨过程中无法承受重税，这样想炒房的人就会退避三舍。但这是一种休克疗法，可能导致房地产市场崩盘。以这样的方式来抑制房价，与通过强制取消房地产市场来抑制房价无异，显然不可取。　　

　　误解三：物业税或房产税可以成为地方政府的主体税种，减弱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进而避免地价过高推高房价。

　　　　这是一种良好的愿望，很难成为现实。这其中存在三个问题：一是能否成为地方主体税种？从西方国家来看是这样，但在我国则未必。因为我国基层政府的职能远远大于西方国家的基层政府，经济发展、公共服务、社会稳定等等都是地方政府的职能，中央的大政方针政策也需要基层政府来贯彻落实，“上面千根线，下面一根针”，在这种格局下，靠物业税成为地方主体税种是不现实的。而且交税需要家庭的现金收入，越是收入水平低的地方，征收的税就越少，更难满足基层政府的需要。二是即使真的成为地方政府的主体税种，是否就能抑制房价？这是只想到了减弱地方政府卖地的冲动，以避免地价更高，而没有想到，地方政府要想收到更多物业税或房产税，也会希望房价上涨。无论是按照购房原值征收，还是按照评估价征收，只有房价越高的情况下，才会收到更多的税收。税收动机与房价上涨是一致的。三是假如物业税成为了地方主体税种，地价也真的降下来了，房价是否会随之下降或减缓上涨呢？答案是不确定的。房价决定于需求状况，降低地价只是增大了房地产开发商的利润空间，假如在市场上能卖2万一平方米，开发商决不会因为地低降了5千元而把房价也下降5千元，按照1.5万一平方米来出售房子。城镇土地是公共所有，进入市场即意味着资本化，能带来多少收益应由市场来决定，不应人为压低地价，除非是用于政府保障性住房建设。通过人为地压低地价来实现普遍的低房价，那是不公平的做法。房价应当是分类分层来调控，对于高端房，可以完全交给市场；对于中低收入者所需要的一般住房，应主要通过廉租房等保障性住房来提供。　　

　　可见，寄希望于把物业税变成地方政府主体税种来“曲线救国”抑制房价是不现实的想法。

　　

　　误解四：物业税是政府政策工具箱里的一个工具，就像钳子、扳手之类的东西，可以想怎么用就可以怎么用。

　　　　从社会对物业税的热议中不难看出，对税收完全当成了政府工具箱中的一个随取随用的工具，或仅仅当成一个政策工具来看待的。调整旧税，或开征新税，涉及到千家万户的利益，是以法律的手段来合法剥夺私人财产，不应当是随意的，应当有严格的法律程序。我们已经吃了“乱收费”的许多苦头，不能再次重演“乱收税”的景象。应坚持税收法定主义原则，不可为了某一阶段的某一个目标，随意地加税或开征新税。把税收完全工具化，受害的到头来还是老百姓。

五种力量决定中国房价居高不下
http://blog.caing.com/expert_article-5598-3932.shtml

Barrons的博客--贝乐斯

　　迈克尔·波特(Michael E. Porter)是哈佛大学商学院著名教授，当今世界上最有影响的管理学家之一。迈克尔·波特32岁获哈佛大学商学院终身教授，是当今世界上竞争战略和竞争力方面的权威。他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并获得哈佛大学商学院企业经济学博士学位。


　　迈克尔·波特博士的主要成就在于他所提出的“五种竞争力量”和“三种竞争战略”的理论观点。五力分析模型是迈克尔·波特于80年代初提出，对企业战略制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用于竞争战略的分析框架，可以有效的分析客户的竞争环境。五力分别是：供应商的讨价还价能力、购买者的讨价还价能力、潜在竞争者进入的能力、替代品的替代能力、行业内竞争者现在的竞争能力。五种力量的不同组合变化最终影响行业利润潜力变化。

　　



　　1. 供应商的议价能力

　　2. 购买者的议价能力

　　3. 新进入者的威胁

　　4. 替代品的威胁

　　5. 同业竞争者的竞争程度


　　房地产行业，就是开发商从政府买地建房，然后再卖给购房者的过程。在这一行业，政府是土地的唯一供应商。购房者是购买者。新进入者是新的房地产企业。替代品是出租房和二手房。同业竞争是房地产企业之间的竞争。下面看看各个方面在竞争中所处的地位：


　　1. 政府：是开发商的唯一土地供应商，处于垄断地位，议价能力极强。

　　2. 购房者：是开发商的最终客户，分散而弱小，议价能力几乎没有。

　　3. 新进入者的威胁：房地产业进入门槛非常高，必须有实力，有关系。很难进入，新进入者威胁不大。

　　4. 替代品：租房和二手房，也不便宜。而且租房并不拥有产权。

　　5. 开发商相互之间的竞争：并不激烈，有时甚至合谋涨价。


　　所以，政府在竞争中处于绝对优势地位，造成房价居高不下。而购房者处于食物链的最下层，自然只能成为房奴。开发商在其中赚取利润。


　　有人认为炒房者才是真正推动了房价上涨。那我们再用同样的方法分析一下炒房市场：


　　1. 开发商：是炒房者的房屋供应商，处于强势地位，议价能力极强。除非买几百套，否则价格很难降。

　　2. 购房者：是炒房者的最终客户，议价能力有一些。

　　3. 新进入者的威胁：炒房业进入门槛不高，只要有资金就行，不难进入，新进入者威胁较大。

　　4. 替代品：租房和开发商直接卖的房。完全可以替代炒房者手里面的房源。

　　5. 炒房者相互之间的竞争：激烈。


　　所以，炒房者在炒房市场中受制于各方面的力量，并不处于明显的竞争优势地位，根本无力推动房价的上涨。


　　而目前所有的房地产政策完全是针对在竞争中处于最底层的购房者的，针对的都是最终需求。目前没有任何政策针对的是出于绝对主导地位的土地供应商，也就是政府本身。就连处于中间的开发商都没有触及。

从能源经济角度看智能电网

2010年03月29日 09:39:32
管清友
　　

切合新能源产业发展

“智能电网”不是新词，在国外、国内都不是。奥巴马只是把以前的东西搬出来，他的团队当中既有技术专家，也有政治学者。其中，政治学者对推动美国新能源发展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奥巴马在竞选时期就大打“变革”牌，把自己塑造成为迥然不同于布什政府的“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所以美国的新能源战略带有政治含义。

实际上，在电网发展方面我国总体是不落后的，而且中国从一开始就参与规则的制定，甚至在某些领域处于领先地位。中国现在开展的各种计划，包括新能源计划、智能电网计划，应该体现自己的优势和特色，并且韬光养晦，防止出现不必要的国际争端，但该做的事情还是要坚定信心做好。其实，低碳经济的发展特别契合东方国家的政府主导型经济模式。低碳经济是以市场为基础的政府规制经济，在很多领域是通过政府设定指标，规划，约束条件来创造市场和产业。中日韩这样的国家，都有非常鲜明的东方国家色彩，有明确的产业政策，有制定政策的经验。在发展低碳经济的问题上，中国不见得一定处于劣势。

美国很多精英份子非常担心他们在这轮产业竞争当中落后。《纽约时报》2009年9月27日一篇题为《新的人造卫星》的文章说“过去18 个月里发生的最重大事件是中国决定成为环保国家”。这篇文章指出，“中国领导人大多是工程师出生，他们很少将时间浪费在辩论全球变暖这一问题上。他们明白，西藏地区的冰川正在融化。他们也清楚，即使气候变化问题是个骗局，鉴于世界人口预计到 2050 年将增加 25 亿人，对清洁、可再生能源的需求量也将飙升。届时能源技术将与信息技术同等重要，而中国打算成为能源技术大国”。这篇文章还提醒美国和西方国家，“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即中国已悄悄踏上利用清洁能源发电的创新之路，而其现实意义不亚于苏联当时发射首颗人造卫星。危险的是，我们至今对此置若罔闻”。

的确，美国人看到了中美两国的重要差异，中国领导人大多是工程师出身，他们很低调、不张扬，不争论，只是闷头苦干，而美国由于各种利益集团争论、包括政治体制决策上的缓慢，可能会延误很多时机。由此可以看出，以新能源为代表的产业发展方向，是切合全世界、全球性的应对能源危机、应对气候变化大趋势的。

从全球新能源的发展趋势看，二次能源是新能源发展的主流，其中可再生能源发电是新能源发展的核心。根据REN21（21世纪可再生能源政策网络，Renewable Energy Policy Network for the 21st Century）的数据，2008年，全球可再生能源能力投资增长至1200亿美元，相对于2006（63亿）和2007年（104亿美元）实现大幅增长。从2004年末到2008年末，太阳能光伏能力增长6倍，达到1600万千瓦，风电增长250%，达到1.21亿千瓦，总发电量（包括小水电、地热和生物发电）增长75%，达到2.8亿千瓦。
效益明显功能强大

与美国的可再生能源投资作为比较，中国的“智能电网”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主要表现为四个效益。

第一，投资拉动效应。这么大规模的投资，会创造就业，对经济有拉动作用。根据公开的数据，2009年到2010年坚强“智能电网”可以带动投资一万亿，2010年到2015年达到1.5万亿。这一万亿投资相当于2009年中央项目投资的投资76%，相当于城镇固定资产投资的6.7%，相当于当年GDP4.5% 。这些投资相对于一个产业而言，是一个很大数目，，如果从整个投资对经济拉动来说，不算大。但是，这么大的投资下去，会带动上中下游相关产业，其对经济的影响不可小视。

第二，替代效应。经济学讲替代效应，讲的是相对价格和机会成本。比如，允许可再生能源的接入的问题，就直接关系到煤电还是水电上网的问题。因为同样是用电，来自煤电、小水电、太阳能和风电其对于环境的影响是很不一样的。小水电可能有很多问题，但是如果没有小水电，中国就要挖更多的煤。煤矿事故率这么高，对环境破坏大，造成地面沉降等等问题，所以有能源替代的问题。例如，农村用电确实有必要利用小水电、太阳能而不是用煤。而新能源并入电网所带来的产品之间替代效应，必将产生一系列影响。另外，有专家认为，新能源发电上网占总容量的20%左右将会对电网运行产生较大影响，并且必须为新能源发电留有足够的备用。这在技术上能否解决？

第三，市场规模效应。智能电网的投资有非常大的市场，可能会创造很多就业岗位，摩根史丹利(Morgan Stanley)报告预计，2030年全球“智能电网”市场规模2010年会达到200亿美元，到2030年将达到1000亿美元。（1000亿美元的数据无法找到）可以大概计算一下，一千亿仅相当于中国2009年GDP9.2%，规模也不大，所以不应过高估计智能电网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但是，这等于是又创造了一个市场，这个产业所形成的市场必然会对其他产业，其他市场产生重要影响，吸引大量的人财物流入，推动技术进步，推动节能减排。

第四，技术进步效应。智能电网将会推动电动汽车、智能电表发展，这些产品的不断研制可能推动新技术发展和应用。


我国发展“智能电网”也得具有三大功能。

根据“智能电网”提出的历史背景和经济背景，我认为中国发展智能电网也需要具备三大功能：

第一应对能源危机。智能电网应推动发展替代能源，并解决可再生能源入网、调峰的问题。可再生能源发电规模很小的时候，电网可以不考虑其接入、调峰等问题。但是，现在的规模和未来的趋势，可再生能源发电都要占有很大比重，因此电网必须做出技术调整和适应。形势催人，对此电网要有思想准备。

未来的智能电网要成为能源传输密集的网络以提高电力供应水平。可以用天然气供应做一个例子：实际上最终用户使用电力的时候，不必知道这是华电发的电、还是国电发的电，就跟天然气一样，不需要了解是中石油开采的还是中石化开采的，用户只要方便的用电就可以了。这就需要一个密集的网络，从这个层面上来讲，我们真的需要多网并行，骨干电网，区域电网，微网并存，不可能只使用国家电网一家网络。

第二发展清洁能源。采用分布式供电系统可以从消费终端减少排放，并且鼓励天然气、沼气联供。还要鼓微网用户自由接入，这个可能不会马上做到，但是智能电网应该具备这样的作用。智能电网的投资和规划一旦下去，可能就是几十年不动，不能因为当初考虑不周全造成“锁定”效应，阻碍某些产业的发展。电网要成为鼓励新能源发展，鼓励技术创新的公共产品。

第三应对金融危机。要想提高中国经济增长效率和质量，必须进行关键技术的攻关，最好的前景当然是储能技术的创新。但是解决这个问题可能面临一些困难。如果现在储能技术无法取得突破，替代方案是什么？例如，车用充电电池，是充电还是换电池？发展还是不发展？

从经济角度讲，电网投资和规划必须考虑经济周期的问题，智能电网提出有投资拉动经济的考虑，但以后经济进入繁荣期，应该抑制投资的时候，电网投资怎么办？这个确实需要考虑，因为“智能电网”投资肯定是长期的。


探索高效的发展模式

现在智能电网是热门的概念，关于“智能电网”有很多定义。各个国家表述不太一样。美国智能电网是统一智能电网（unified smart grid），强调“全国统一、可靠、降损、高效、投资拉动、可再生能源接入”；欧洲是超能智能电网（super smart grid），强调“供电安全、跨区电力交易和输送、可再生能源接入、分布式能源、环境保护”。我国的智能电网概念是国家电网公司提出来的坚强的智能电网。之前，好象前面还有一个统一，最后改成了坚强智能电网（strong smart grid），强调“特高压为骨干、四化”。
首先应该明确中国特色智能电网的概念，必须说清楚它有哪些特征，中国“智能电网”跟欧洲、美国、跟韩国有什么不一样？中国人认为“智能电网”到底是什么东西？这直接决定了其投资方向、技术路线、还有商业模式。首先这个要定义好。

关于“智能电网”的规划，从经济学角度来看是生产者主权。在规划中，生产者往往把消费者放在被动位置，接受厂商的供应和价格。但是“智能电网”与用户之间具有互动性。而要想形成互动，消费者必然拥有充分的选择。智能电网的规划从企业来说是非常成功的，但是想要盈利必须有一个很好的以消费者为主导的模式。未来的商业模式是供给创造需求，还是需求创造供给？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可能最初是供给创造需求，引导需求，但从互联网的发展看，最终必然过度到消费者主权的模式，需求创造供给，引导供给。商业模式涉及行业未来的发展方式，因此必须充分考虑消费者的选择。

根据智能电网的性质，未来信息技术与电力技术融合，那很可能出现什么情况？N网合一，电网、通信网、互联网等多网合一。这势必会带来更强的垄断问题。再者，国外提倡“智能电网”往往强调私人拥有、经济运营，美国专家提出80%“智能电网”是由私人拥有的，Google也提到建设“智能电网”应采取非垄断性标准，我们应分考虑国外的经验和他们尽量避免的一些路子。对于政府主管部门而言，要研究会不会出现更强的垄断的情况，如果出现该怎么办。

“智能电网”对整个电力产业有很大的需求和引导作用，对国家整个宏观经济有一定的影响。我国的新能源战略，包括“智能电网”规划对科学发展起了非常大的推动作用，是我们实现可持续发展重要一个方面。但是对“智能电网”和经济增长关系不宜估计过高。

“智能电网”是能源建设的一部分，涉及到气候、环保、能源等重大战略，它是很多国家战略一个焦点，所以非常重要。这种大规模的规划，涉及到多个行业并且带有公共性质，不是一家公司的事情。我们还要探讨投资资金来源问题。当然国家电网可能要承担最大的责任，可能还涉及到其他能源部门、交通部门、主管部门等等。钱从哪里来？人往哪里去？这都是需要考虑的。


三个提要观点

我们必须考虑经济周期的问题。智能电网提出有投资拉动经济的考虑，以后当中国进入繁荣期，应该抑制投资的时候，智能电网投资怎么办？这个需要考虑，因为“智能电网”投资肯定是长期的。

智能电网的规划，从经济学讲都是生产者主权，把消费者放在被动地位，接受厂商的供应和价格。但是一种盈利的商业模式消费者必须有充分的选择。因此考虑消费者选择非常重要。

智能电网战略是国家能源战略和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电网公司是这一战略的具体实施者和主要实施者。国家电网的标准极有可能成为行业标准、国家标准乃至国际标准。但智能电网的投资涉及多个行业并带有公共性，不可能由一家公司来做，这种性质的投资需要政府主管部门协调相关部门进行细致的投资规划、技术规划和融资规划，不能操之过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