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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汽车受阻何处
本文来源于《财经网》　 2010年05月25日 08:05 共有1条点评

在市场上，虽然各厂家不时传出新能源汽车研发取得突破和即将量产的消息，但以电动汽车为首的新能源车，更多还停留在“展示”阶段；对汽车企业而言，政府订单要比市场订单要现实得多

　　【《财经》记者岳淼 张旻】5月初在主题为“畅想绿色未来”的第十一届北京国际汽车展览会上，各厂家的近100款新能源车争奇斗妍，重新唤起大众对新能源车的期待。
　　政府对新能源汽车的扶持力度正不断加大：从去年国家发改委制定的《汽车产业调整振兴规划》，到工信部发布的新能源汽车目录；从13个城市正式启动电动汽车“十城千辆”项目，到财政部宣布到2012年将为推广使用新能源车投入200亿元，利好不断。
　　但在市场上，虽然各厂家不时传出新能源汽车研发取得突破和即将量产的消息，但以电动汽车为首的新能源车，更多还停留在“展示”阶段，最早声称推出量产计划的比亚迪混合动力车F3DM，至今仍难觅芳踪。
　　基础研发缺位
　　想要一窥中国电动汽车产业的真实境地，位于天津远郊的天津斯特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是个合适去处——作为全球最大的磷酸铁锂原料工厂，它生产高性能动力电池不可或缺的正极材料。
　　但它想成为行业巨擘尚待时日，仅以原料纯度为例，目前只能达到94%，距离生产出理想动力电池的原料相差甚远。“理想的原料，杂质含量要降低到百万分之一以下。”斯特兰总经理段镇忠告诉《财经》记者，其合成工艺涉及纳米技术，在合成粉碎过程中不能有金属磨损导致的污染，关键部件必须采用高技术陶瓷材料。“而目前国内的工艺方法还谈不上革命性。”
　　世界电动车协会主席、中国工程院院士陈清泉指出了造成这一现状的根源：“这类原材料的基础性研发在中国受重视程度不够，这可能将削弱中国在电动汽车领域的全球竞争优势，国产电动汽车的产业化步伐亦将大大受阻。”陈清泉说，这些研发需要数百亿元的研发投入，必须是国家工程。
　　类似研发和投入不足的情况在动力电池所需的石墨、隔膜、电解液等基础性原料上同样存在。以电解液主要原材料六氟磷酸锂为例，其占电解液生产成本的50%左右，但中国并不具备国产化能力，市场基本被关东电化学工业、森田化学等几家日本企业垄断。
　　而隔膜作为锂电材料中技术壁垒最高的一种高附加值材料，毛利率通常达到70%以上，占了锂电池成本的20%-30%。由于隔膜具有典型的“高技术、高资本”特点，而且项目周期很长，投资风险较大，国内企业的投资热情并不高。结果造成中国市场供应量严重不足，大部分依赖进口，市场主要被日本旭化成工业、东燃化学及美国Celgard公司把持。
　　日本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就开始相关研发，而中国与之相比则落后十余年。三菱汽车于去年在日本推出i-MiEV汽车，成为全球首家量产电动汽车的制造商。日产电动汽车LEAF也已经投产并进入美国市场。
　　工艺劣势抵消人工优势
　　在现有材料体系下，研发可为1吨至2吨重汽车提供稳定动力的汽车电池和驱动电机，意味着由数百块电池串联而成的电池组必须完美无瑕，电机和整车控制系统才能为其提供安全平顺的行驶保障。单就电池、电机以及控制系统三大核心领域，中国公司的技术和设计积累的优势相当有限。
　　“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发现性能令人满意的（国产）量产电池。市场上充斥着大量产业化的噪音，宣传和事实之间的差距很明显。中国和日韩的技术差距仅从外观上就可以看出来。”北方车辆研究所动力电池测试中心主任王子东告诉本刊。
　　王子东所在研究所是国家863电动车重大专项动力电池测试中心，负责国内动力电池的质量认证工作。在他看来，日韩电池领先的原因在于持久稳定的研发投入及上下游纵向战略整合，汽车厂整合了原料、工装等众多上下游资源进行研发投入，而非“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中国研制动力电池，除去上文所述原料本身的纯度外，电池制作中的工艺一致性亦是难题。比如涂覆工艺必须极度均匀，否则在电池充放电过程中会自然热胀冷缩，很容易毁坏电池。“几乎所有的因素都会对电池的一致性产生实际影响。这是高风险高投入的行业，动辄需要数十亿元的研发投入。”天津力神电池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许刚说，仅一条3000万安时的动力电池生产线，投入就高达1.5亿元，单体的工装设备均需从日韩进口，每台价值超过400万元人民币，其研发试生产样品及维护试验线的成本每年都需要1亿元以上。
　　许刚还表示，电池的成本降低完全依赖于工艺流水线的自动化技术水平，人力等其他成本因素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也就是说，在这一完全由技术主导的工艺面前，中国的人力成本优势基本上不存在。
　　“全球最好的电池生产线是丰田这类公司自己配制的，它不会卖设备给你，国内进口的组装设备最多只是二流。”清华大学汽车安全与节能国家重点实验室邱恩超博士表示。以涂覆工艺为例，浆料的涂覆均匀性和厚度均需要自动化监控设备即时调整，否则电池制成品必然会出现一致性不符的问题。邱恩超在实际工作中发现，多数中国的动力电池线最多每天人工调整一次，而非自动化即时调整，因而批量生产质量问题时有发生。
　　另外一个复杂因素则是电池配组技术。“我们还没有搞清楚电池配组一致性的核心因素，技术完善尚需五年甚至更久。”力神公司一位不愿具名的工程师称。力神在配组技术方面已跟踪四年之久，但所获寥寥。
　　日产（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中川恒彦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也表示：“解决产品一致性问题必须有足够的开发时间，这项核心技术，日产花了超过十年的时间。”
　　高成本、高风险
　　电动汽车需要解决的还有巨大的电池重量，以比亚迪纯电动汽车E6为例，其电池重量接近700公斤。“一辆车如果增加700多公斤重量，做安全碰撞是会有问题的。”天津清源电动车有限公司总经理吴志新表示。在他看来，过大的电池可能会导致载荷分配不合理、转向过度等安全隐患。时至今日，E6也没有获得任何国家汽车安全方面的相关认证。
　　而且，要实现理想的电池续航里程，车体也必须减重。一个直接的减重方案是大量使用替代材料，比如铝。“如果不考虑成本因素，我们可以帮传统汽车减重一吨以上。”美国铝业亚太区兼中国区总裁陈锦亚说。
　　但全铝结构车身比普通车身的成本至少高出40%-50%，目前只有奔驰、奥迪等高端车上才少量使用。“对于国内汽车公司来说，成本加上1万元那就很要命。”陈锦亚表示。
　　中国虽是驱动电机制造大国，但汽车级高端驱动电机量产经验不足，并不占优势。精进电动科技(北京)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余平表示，根据电动汽车产业标准，电动汽车驱动电机加工精度是传统工业用电机的10倍以上，故障率必须降低到百万分之几十以下，而成本需降低至现有价格的三分之一到五分之一。
　　而现状是，国内自动化流水线生产高性能驱动电机的厂商寥寥无几，作坊式的工厂可靠性则无从保证，电机芯片、电容这类基础元器件至今大量依赖进口。“零部件产业壁垒和价格均居高不下，可能使得国内车厂在未来产品推出速度和价格方面都面临巨大劣势。”中国电工技术学会电动汽车专委会副主任委员温旭辉表示。
　　美国能源部曾就丰田普锐斯电机控制系统做过细致分析，以普锐斯年产10万套计算，驱动电机每千瓦成本高达35美元；而如果石油价格为每加仑3美元，要想让电动汽车大行其道，驱动电机的千瓦成本必须降至10美元。“这个价格很难想象，除非行业内出现巨大的技术突破才行。”温旭辉悲观地说。她预计，驱动电机厂商将成本降低至现有价格的三分之一，需要十年时间。
　　像温旭辉这样对新能源汽车现状不持乐观态度的国内车企高管，不乏其人。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总裁王凤英认为，现在谈电动汽车产业化为时尚早，尚不具备大批量生产条件。长城现有研发重心是高性能环保发动机，尤其是高效柴油机，对于新能源汽车保持跟随策略。
　　一汽马自达销售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于洪江则表示了另一种担忧：“如果十年内混合动力车成本没降下来，电池技术没有真正实现商品化，而这十年内，传统技术的改善又持续跟上，那么高成本、低产出的新能源汽车风险就非常大。”
　　意在政府订单?
　　“中国看得见的核心优势是政府补贴可能形成的巨大产业市场、及产业链全球整合新契机。”阿尔特（中国）汽车技术有限公司总裁王跃建称。
　　过高的成本及巨大的投资风险，损耗着国内车企对新能源车的投资信心。同济同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一名高层人士表示，如果想进入国家新能源汽车产业目录，业内常规做法是寻找第三方公司提供设计方案进行购买，通常是在传统汽车上进行改装，而非专门为新能源汽车独立开发新车型。“这类为进入目录而做的改装车，价格通常是传统汽车的10倍以上，即使通过了产业目录的各项考评，也没有实际量产的意义。”
　　对这种说法，王跃建也表示认同。阿尔特为国内数十家整车厂所做样车改装测试中，几乎都整体采用日系零部件及系统思路。“整车厂对电动汽车零部件的理解很肤浅。纯电动汽车目前还处于设计公司量身定做阶段，目的是为了上国家新能源汽车的公告目录。”据他分析，众多国内厂家之所以在电动车还没有市场的情况下花大钱买方案争上目录，原因在于争取政府订单——政府为推动电动车使用，以后的采购订单可能会增加。而只有上了目录，才有可能拿到政府订单。
　　“通常项目开发完后整车厂就去上公告，上公告之后，愿意多大批量生产就多大批量生产，不愿意生产也可放在研发仓库里。”天津清源总经理吴志新表示。天津清源是目前国内生产特制改装电动车最大的企业，两年累计也只有3000台左右。“最大的客户还是‘十城千辆’带来的政府订单，面向个人的量产短期内遥不可及。对企业来说，前期的技术投资风险还是很大的。”
　　通常，整车厂宁愿花数千万元从设计公司手里购买一套改装车方案，也不愿意自主深度研发。整车零部件采购也由设计公司完成。“由于数量稀少，无法真正培育起新能源汽车零部件产业。”王跃建说。
　　“传统汽车的地位短期内不可撼动。” 日产（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中川恒彦说，电动汽车到2014年前后才会形成一定的市场带动效应。中川恒彦透露，风头颇劲的日产纯电动汽车LEAF，今年的全球销售目标也仅为6000台。■

新能源汽车20年内难成主流
本文来源于《财经网》　 2010年05月25日


以汽车市场调查服务为核心业务的J.D. Power公司全球CEO芬巴?奥尼尔在采访中表示：“乐观预计的话，新能源汽车到2015年能占到轻型车市场的3.4%，这个数字还是在需求量增加、技术突破的前提下”

　　【《财经》记者 吴阿仑 岳淼】近日，以汽车市场调查服务为核心业务的J.D. Power公司全球CEO芬巴?奥尼尔(Finbarr O'Neill)，与《财经》记者对话新能源汽车现状及未来，其基本观点：新能源汽车代表未来，但仍有一系列障碍需要克服，15年至20年内仍将是传统汽车的天下。
　　《财经》：在目前中国，电动汽车是一个热度很高的事物，在你看来，中国电动汽车产业有属于自己的优势吗？
　　芬巴?奥尼尔：电动汽车产业化需要三个关键性因素，首先是成熟的技术研发，其次是包括充电站、电网等基础设施投入，最后是刺激性的税收减免补贴政策。中国对这几个核心领域均有巨额投资，事实上，中国已经是全球清洁技术领域投资最大的国家，政府对产业有足够强大的推动力。
　　《财经》：市场化力量无法解决规模和成本问题吗？
　　芬巴?奥尼尔：不论是整车生产商还是零部件供应商都必须明白单纯依靠市场力量实现发展是不切实际的，政府必须介入。刺激消费、发放补贴、形成消费规模，电动汽车才能实现前期突破。
　　没有政府介入，电动车产业推进会非常缓慢，混合动力就是一个例子，它已经推广15年，至今在欧洲市场占有率也只有0.5%。驱动电机的成本至今仍在1万至1.5万美元之间，仅此一个部件，成本就非常惊人。
　　《财经》：电动汽车的商业化有可能首先从中国开始吗？
　　芬巴?奥尼尔：中国肯定能成为电动车靠前的市场，但需要面对的是电动车全球市场的局限性。最大的挑战是消费者需求，即消费者在多大程度上接受电动车。另外，政府支持也是中国厂商必须依赖的先决条件。如果中国能够在技术研发、基础设施、消费补贴等方面为全球树立表率，其他政府效仿，可以帮助提高新能源汽车的规模优势并降低成本。
　　对全球变暖的认识也会加快新能源汽车开发进度。但在新能源车时代到来之前，对内燃机包括柴油车进行技术优化改良还是中长期方案。
　　《财经》：电动车市场化量产的经济规模大概是多少？
　　芬巴?奥尼尔：难以回答，没有一个确切数字。全球对研发成本、基础设施投资成本并没有形成统一认识，每个政府都在执行不同的标准，在这种混乱的情况下，厂商就很难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工业化和商业化。这个行业需要形成全球性标准，只有这样才能谈规模化，进而谈降低成本。
　　乐观预计新能源汽车到2015年能占到轻型车市场的3.4%，讨论这个数字还是在需求量增加、技术突破的前提下。
　　《财经》：哪种汽车技术才是未来可能的主流选择？
　　芬巴?奥尼尔：由于媒体、公众舆论的造势，你很容易产生诸如纯电动车时代很快来临的错觉。从规模来看，电动汽车五年内全球市场规模相当有限，还没有到大规模推广的阶段；混合动力车会有一个大的扩张，成为新的主导力量，但不足以抗衡传统汽车；传统汽车在未来20年依然是市场绝对主导力量，能占三分之二的市场。
　　十年之内，如能解决技术价格以及配套的问题，纯电动车会形成一股强大动力。对气候变暖的担忧以及跨地区的产业系统协同，也可能大大提升新产品研发进程。另一个被忽略的关键性因素是电能源头通常是煤的燃烧。减排需要从源头抓起，突破现有的煤清洁技术。整体而言，新能源汽车是未来，只不过时间需放远，在煤清洁技术取得实质性突破以及新能源成本领先之前，人们无需急功近利，不要把产业形势想得过于乐观。
　　《财经》：既然电池技术还不能解决源头污染问题，氢能源汽车是否是未来的解决方案？
　　芬巴?奥尼尔：若干年以前，很多专业人士预计10年到15年可以实现氢能源规模化普及，结果是他们都错了。总体而言，这一领域的诸多纸面预测过分乐观，现实却阻力重重。我认为未来15年内依然看不到氢能源普及的可能性。■

新华网报道，在第二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框架下战略对话中，中美双方讨论了双边、地区、全球层面的重大问题。对话期间，两国主管部门还就能源安全、气候变化、联合国维和、反恐与执法及其他问题举行了对口磋商和会见。对话取得26项具体成果。中美双方：

　　一、签署了《中国国家核安全局和美国核管制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加强西屋AP1000核反应堆核安全合作备忘录》。

　　二、签署了《中国国家能源局与美国国务院中美页岩气资源工作组工作计划》。
　
　　三、签署了《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与美国国务院关于绿色合作伙伴计划框架实施的谅解备忘录》（简称“绿色合作伙伴实施方案”）；宣布成立绿色合作伙伴计划联合秘书处，并启动新一轮的绿色合作伙伴结对工作。

　　四、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与美国国土安全部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关于供应链安全与便利合作的谅解备忘录》。

　　五、续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和美利坚合众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关于新发和再发传染病合作项目的谅解备忘录》。

　　六、欢迎在落实《中美关于加强气候变化、能源和环境合作的谅解备忘录》和《中美能源和环境十年合作框架》方面取得的进展，并同意加强在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等领域的务实合作。

　　七、同意在《中美能源和环境十年合作框架》下继续致力于开展清洁水、清洁大气、清洁高效电力、清洁高效交通、保护区和湿地保护、能效六大优先领域的具体合作；宣布以中英文两种语言发布上述领域的七项行动计划；宣布启用两国各自主管部门十年合作框架官方网站（http://tyf.ndrc.gov.cn 和http://www.state.gov/oes/env/TenYearframework/index/htm）。

　　八、在第二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前召开了十年合作联合工作组第六次会议；并将在对话后举行首届中美能效论坛。

　　九、于5月25日召开了清洁能源联合研究中心工作组会议。

　　十、同意于2010年下半年举行“电动汽车论坛”、“第五次中美能源政策对话”和“第十次中美油气工业论坛”；重申了“中美油气工业论坛”对推动两国发展页岩气资源的作用。

　　十一、同意于5月26日至27日举行首届“中美可再生能源论坛”、“中美先进生物燃料论坛”，并启动“中美可再生能源伙伴关系”相关工作。

　　十二、宣布美贸易与开发署将资助中美两国企业和机构共同开展热电联产、航空生物燃料、智能电网标准的合作。
　十三、重申将加强两国在AP1000项目上的合作。中国国家核安全局和美国核管制委员会愿意在妥善解决知识产权保护问题的基础上，并按两国核能技术转让的模式，为推动高温气冷堆核安全技术合作而努力。

　　十四、发表了《中美能源安全合作联合声明》，指出中美作为世界上最大的能源生产和消费国，在保障能源安全上有着共同的利益和责任，也面临共同挑战。保证坚持互利合作、多元发展、协同保障的原则保障能源安全，认识到能源安全和清洁能源相辅相成，有意加强在稳定国际能源市场、保障能源多元供应、合理有效利用能源等领域的合作。

　　十五、同意加强在阻止、打击核及其他相关放射性材料非法运输方面的合作。

　　十六、同意于年内举行中美打击木材非法采伐及相关贸易双边论坛第三次会议。

　　十七、同意为在华盛顿国立树木园成功建设“中国园”继续努力。

　　十八、同意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继续就人权问题进行对话；积极评价5月13日至14日在美国华盛顿成功举行的双边人权对话，期待明年在中国举行下一轮人权对话。

　　十九、同意通过“中美执法合作联合联络小组反腐败专家组”、“亚太经合组织反腐败工作组”及其他多边论坛合作打击腐败，包括贿赂官员的行为；同意共同履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决定今年11月在北京举行中美执法合作联合联络小组第八次会议；重申推进打击恐怖主义和跨国犯罪领域执法合作的重要性。

　　二十、同意于今年内举行第八次反恐磋商。

　　二十一、同意在下一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前，就安全、军控与防扩散问题举行新一轮磋商。

　　二十二、同意在下一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前，就政策规划、非洲、拉美、东亚、南亚、中东、中亚事务分别举行新一轮磋商，以明确两国合作应对地区和国际挑战的机遇。

　　二十三、同意就联合国维和行动包括维和行动改革进行对话与合作。

　　二十四、宣布中国交通运输部救助打捞局将与美国海岸警卫队在中国开展海上搜救交流与培训。

　　二十五、谈及宏观发展问题，同意就此加强沟通和对话。

　　二十六、作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缔约方，重申对《哥本哈根协议》的支持；宣布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和美国环保局将履行对2009年11月《关于加强应对气候变化能力建设合作备忘录》的承诺，并拟在一个月之内举行会议启动实施；同意就短寿命温室气体启动讨论。

陈志武：我会租房住

《第一财经周刊》“10问”栏目李娜

2010年5月17日


1 您最近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陈志武：中国经济与社会的未来趋势会如何？转变经济模式的改革动力会源自何处？“国富民穷”变动的起点在哪里？什么时候？等等。在学术方面，这些年一直在研究、今后还会继续研究金融市场的发展史，包括金融是如何影响社会变迁、文化变迁，金融市场需要什么制度环境，中国证券类金融为什么历来不发达，现代资本市场如何在中国扎根，各国证券市场的内在机理，等等。



2 最近白领破产论的声音此起彼伏，您怎么看白领的生活状态？如果有刚性需求，月收入在5千至1.5万的白领现在应该买房吗？

陈志武：由于这些年的房价太离谱，泡沫不断变大，使白领收入的实际购买力缩水很多，也就是说，以钱计算，好像收入在涨，但考虑到买房的价格后，能做的消费实际越来越低，越来越穷，白领生活状态反倒越来越不好。如果是我，这个时候肯定会租房住，而不是买房，特别是在现在房租那么低的情况下。

我主张把“量入为出”中的“入”延伸到包括个人一辈子的收入。以前，我们中国人说“量入为出”时，“入”只是过去和现在的收入，就是说不能花掉手中之外的钱。但是，现在有了住房按揭贷款、汽车贷款、学生贷款等等金融产品的支持后，未来收入跟现在收入之间的距离就被缩短了，差别变小了，所以，你可以把部分未来收入“借到”今天花，今天就买房子、买车，这样，只要你借来花的总量没有超出未来收入和今天存款的总和，你就没有违背“量入为出”的原则。适当借钱花是好事，也能促长自立，不依赖、不麻烦家人和朋友。

那么，借贷的上限是多少呢？如果你今年30岁已结婚或者还没结婚但将来要结，假如你很自立有出息、不希望再靠父母供养，那么，大致上你还有30年的工作收入，考虑到今后的医疗、养子女以及供子女上学、自己的养老等等，你今天能借贷的上限最好不要超过年收入的10倍，但绝对不该超过年收入的20倍。也就是说，如果你现在的年收入是10万元，而且你的工资每年按照GDP的速度上涨，另外你妻子或丈夫的收入用于今后的生活开支等，那么，你们能做的借贷最好不超过100万，但绝对不该超过200万元。如果你要通过按揭买房，无论如何，房价不能超过你年收入的20倍，最好是低于10倍，否则，今后真的要成房奴了。

考虑到今天一线城市的房价都超出200万，而多数白领青年的年收入不到10万，房价已超出能支付的范围，所以，租房住是理性的选择。



3 您现在最担心的经济问题有哪些？有没有什么建议？

陈志武：最担心的是中国误以为过去30年成功的模式对未来30年还适合，并因此放弃深化市场改革和体制改革的努力。过去在中国需要快速工业化、城镇化的时期，由国家拥有企业、资产和土地的确能更方便地调配资源，集中力量办大事，所以，在短短的30年里，通过多方面的投资，建立了强大的工业基础、高速公路网、众多大小城市，让中国成为世界制造基地，成就很大。但是，到今天这个时期，中国的工业产能、运输容量都已经很大，尤其产能严重过剩，再继续由国家做那么多投资、拥有那么多企业和土地，并且由政府征收那么多税，这些必然意味着老百姓的收入和能够分享到的经济增长财富效应会很有限，亦即老百姓的消费就难以增长。

也就是说，既有的经济体系在过去30年的正面贡献不少，所以，就有许多人认为这个体系今后还会继续很好。他们没有看到，在这次金融危机之后，继续由政府拥有这么多企业、资源和土地，只会使中国继续偏爱投资，继续朝扩大生产投资之路走下去，使产能更严重地过剩，而与此同时，老百姓消费增长所需要的收入基础会越来越弱，消费需求越来越不足跟产能供给不断上升合在一起，必然会使经济最终碰壁。

最好的办法是，在这个时候将剩下的国有资产进行民有化改革，把“全民所有制”中的所有者具体细化、落实到13亿公民的身上，让老百姓直接变成资产所有者，并且通过公司治理的改革，改变现在国企不分红、把太多资金不断扩大投资的局面。一旦通过民有化改革让老百姓得到真正的财产性收入，民间消费的增长就有了更多的收入基础，中国经济未来增长就可以更多依赖国内民间消费、更少依赖出口和投资。


4 对持续升温的公务员现象你怎么看？在公务员，创业，外企3个工作中，你最不鼓励年轻人选哪一种，为什么？

陈志武：年轻人都很理性，一般也很现实，他们会根据各职业的总体收益进行比较判断的。如果公务员而不是创业成为年轻人的首选时，只能说明政府掌握的资源太多、权力涉及到的资源太强势。以前，人们总说中国是官本位的社会，其实，这只是官府权力太大、掌握资源太多所必然带来的结果。一旦土地和多数生产资料也都由政府拥有之后，这种情况当然会有过之而无不及。

对任何社会，太多年轻人热衷公务员职业，这不是好事情，因为政府机构和公务员位置本身不创造财富，这些都是靠纳税人养着的机构和职业。如果大家都去靠社会养着的位子任职，谁在创造财富呢？就为了这一点，政府职位的油水不能太多、太好，否则，会把社会太多的聪明才智吸引到并不创造财富的职业上去。我们的制度架构应该更多地引导年轻人去创业，而不是把他们吸引去抢着做公务员。


5 通常，你佩服的人会是你喜欢的类型吗？你更喜欢和不如自己的人做朋友，还是相反？

陈志武：我佩服的和喜欢的是同样的人。我佩服学者和创业者，比如茅于轼先生、尹明善先生，我既佩服他们，也非常喜欢他们的为人，也喜欢跟他们交往。我喜欢做朋友的既有比我成功得多的，也有不如我成功的，成功不成功不是我交朋友的标准，因为成功的标准是非常主观、非常个人化的事情。一个人赚的钱可以很多，但这并不必然意味这个人的人格比别人好、更适合交朋友；同样地，一个人在经济上不成功，并不意味他就不是一个够朋友的人。我的朋友里既有亿万富翁，也有总要借钱过日子的。


6 您曾说，如果连续很多天，没有新认识，日子是枯燥的，请谈谈你最近的“新认识”。

陈志武：人的生活就是这么有意思，当你吃不饱的时候，你就每天忙着为了能吃饱，就想：如果那天我能吃饱了、不用为温饱担忧了，那我就最幸福了。可是，一旦真的解决了温饱问题，你又会想：如果能把明天与后天、把子孙后代的温饱问题都解决好，那我就最幸福了！当然，等那一天真的到来了，你又会要追求新的目标，下一目标也许是成为千万富翁，然后再是亿万富翁，等等。

不过，到一定时候，财富也会、物质收入也好，对于你来说，会只是一些数字了，会越来越没有意义。所以，我就认识很多人、不少朋友，他们真的是财富很高了，但同时觉得生活越来越空虚，没有让他们激动的事情了。他们对我很羡慕，虽然我财富不多，可是，我还是对研究那么着迷，能够对世界的任何一个方面有新的认识，就会很激动，因新的认知而得到非物质的享受。像耶鲁大学，许多老师都是这样的，为了追求获得新知的感受，宁可放弃高收入的机会。有人说，正因为这种原因，一流大学里的教授不应该收入太高，因为他们能从研究新知中得到享受。

最近的研究中，有两个课题是我在不断探讨的。第一，人类社会“一夫多妻”制是如何终结的？我知道现代人会觉得这是不需要问的问题，好像本来就是“一夫一妻”。但，事实上，并没那么简单，因为在现代金融市场出现并发展前、在现代政府社保体系建立前，“养子防老”意义下的“子女”是保障一家人未来生老病残风险需要的工具，那么，如果只是“一夫一妻”，家里要么没有儿子、要么只有一两个儿子的概率会很高，那样的话，一家几代人未来的许多生活与生存风险会太高。也就是说，通过生小孩来保障未来的社会，必然是家庭家族越多越好，而“一夫多妻”是实现大家庭愿望的具体安排之一。在人类历史上，“一夫多妻”何时开始瓦解？为什么会瓦解？瓦解之后，靠什么替代机制弥补“一夫一妻”制下的生存安全损失呢？这一方面跟宗教团体的出现和发展有关，另一方面跟金融市场的再现和深化发展有关，这就是为什么我的研究最后告诉我：金融市场是通向个人自由、通向人格尊严之路。

只是接下来的第二个问题是，金融市场是何时发展起来？为什么原来的人类社会没有能发展金融呢？这涉及到借贷利息、高利贷的问题，因为不只是在各朝代的中国，而且特别是在西方基督教和中东伊斯兰社会，人们普遍认为：当你把钱放贷出去，你是不可以收利息的，因为金钱只是货币，是不能自身生钱的，而如果你做有息放贷、特别是高息放贷，那么，你就是在剥削、是不劳而获，你的利息收入是不道德的！对利息的这种意识形态自公元前600年左右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开始，一直困扰着人类社会，但是，如果有息放贷交易不能合法、合乎道德地做，那么，金融交易、金融市场就没法发展，因为如果没法从金融交易中合法地赚钱，谁会去做这种“不道德”的事呢？—— 这种关于利息的负面意识形态一直到16世纪中叶才结束，因加尔文的新教商业伦理才结束，才为金融市场和现代资本市场的发展开了大门。就这样，替代“养子防老”人格化保障体系的金融市场才有了自由发展的机会和空间。研究、认识这些金融市场和家庭结构、社会文化的演变历史，总能把我的求知兴趣从一种高潮推向另一种高潮。真是活到老要学到老呀！


7 能介绍一个，你最引以为傲的对子女的培养方法么？

陈志武：教子女的方式可以多种多样，但也要与时俱进。这些年关于读经的话题炒得很热，许多人认为那才是最好的育才方式和内容。我不这么看，原因很多，其一是《四书五经》的东西没有几个子女能读懂，很难理解。我一直以为，如果女儿今后只是因为我是她们的父亲才跟我联系，而不是因为她们喜欢、尊重我这个人，不是因为跟我谈话投机，那会是一种失败。因为我将来的养老不需要靠她们，即使发生病残也不需要她们的经济回报，所以，我没有指望任何经济上的“孝敬”回报。在这种情况之下，就大可不必对女儿来不来就行使做父亲的权威，对她们训话，而是想法如何跟她们沟通、接近。所以，我一直试图找女儿感兴趣的话题，找到她们的兴趣点，然后，针对她们的兴趣点去对话沟通。过去这些年，我的小女儿陈笛恰恰又对两个话题最感兴趣：一是如何赚钱成为亿万富翁，另一个就是世界历史。就这样，我们就有许多共同语言了。

实际上，不管是什么话题，商也好，文学、哲学、历史也好，只要是子女感兴趣的，都能展开传输如何做人，教育道德和伦理，而不是只能通过《四书五经》传授做人的道理。



8 您现在最羡慕哪种人？您年轻时最羡慕哪种人？

陈志武：任何自我成就的人！不管领域是什么，只要是他自己努力奋发而成，我就最尊敬他、羡慕他。在学术领域，有茅于轼、吴敬琏、贺卫方先生等等；在企业界，像微软的盖茨、重庆力帆的尹明善、新东方的俞敏洪，等等，都是普通家庭出身但自我奋斗的个人创业故事，对他们的成就我既佩服，又羡慕。

我年轻上中学的时候，由于是在文革时期的农村，除了那些教科书和样板戏中的英雄人物外，根本没法了解其他人的故事，也没法认识太多有意思的人。当然，在长沙上大学的时期，我最羡慕的是那些知识分子家庭出生、城市长大的同学，他们显得那么有知识和家庭教养，让我们这些来自农村的同学可望不可即。


9 来自家庭的身教里，哪一个细节让您最记忆深刻？

陈志武：我父亲是个不多说话的人，教育我们的方式不是用口说，而是通过他自己做，由我们去观察掌握。大概在我14岁时，一次跟他和一位邻居，去40公里外的山上扛木料，一根就是60、70公斤。那么远的路程，肩扛那么重的木柱子，全程靠脚走，走得我饥寒交迫。沿途都是我父亲，他先往前跑，把他的树干放下后，再回头来接我。他对我的关照体贴，就这样不知不觉地影响着我。


10 据说母亲决定孩子的聪明程度，父亲影响容貌和性格，您的母亲非常与众不同吗？

陈志武：我母亲跟其他母亲可能差不多，只是我们有六个兄弟，管教、家务、做饭、菜园活、农田活，这些都压在母亲身上，使她每天睡觉很少，很疲劳。正因为此，她对我们要求很严，不听话、做错事，就是体罚、用木支打。或许，因为她太忙，无法慢慢地教我，用那种很干脆的体罚反而逼着我学会为人处世，变聪明点。不过，我还是反对用体罚教育孩子，因为那影响孩子的尊严。在情感领域，我母亲通过日常生活的细节关爱，给我的影响很大。


11 您身上有湖南骡子的性格吗？

陈志武：可能谈不上。湖南人的那种蛮劲可能在我身上不多，因为我更是温和，也偏好理性。以前的湖南人蛮劲也体现在热衷革命上，但是，我不认为革命是改变社会的最好方式。所以，有时我真觉得，湖南人该多向江浙人学习。


12 假以现在的趋势，您觉得再过二十年，我们会比现在生活得更好还是持平？

陈志武：再过二十年，中国人的物质生活比现在会更好，但是，更多的进步会体现在人的尊严、权利和自由读上面。今天的社会里，物质生活水平已经越来越体面，只是在社会矛盾、权力与权利的张力等等维度上，问题越来越表现出来，这些问题和张力在未来二十年里必须通过体制改革得到缓解，这几乎是没有选择、不能绕过的改革历程。经过那些体制改革之后，中国人的生活在物质和尊严空间上都会比现在更好。



《第一财经周刊》刊登的简略版，见：http://www.cbnweek.com/Details.aspx?idid=1&nid=3264

惩罚性骚扰的国家责任

2010年05月27日 09:31时代周报

对话嘉宾

郭宇宽 清华大学博士后、长策智库高级研究员

李莹 千千律师事务所副主任、律师(原北京大学法学院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副主任)

国内性骚扰向单位索赔很困难

郭宇宽：山木教育集团总裁宋山木强奸女员工罗云一案，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关注。目前，受害者的起诉对象是宋山木，可他们玩了一个“金蝉脱壳”计，他的老婆站出来说，现在宋山木辞职了，他跟公司已经没有任何关系，她是公司新总裁。我们现在想探讨，在罗云一案中，除了宋山木先生及其个人品德以外，企业作为一个法人单位有什么责任。比如一个企业在整体文化上都有物化女性，限制员工自由的倾向，在国内的法律框架下能不能追究企业的责任？

李莹：这个企业肯定是有问题的，在它的管理方式上，而且它有一种对女性歧视的文化，在这个过程中，它把女性当做一种性的工具，而不是把她们当做是有人格尊严的人。

像这种情况，在国外有明确规定，企业有防止性骚扰的责任和义务，如果发生了性骚扰，除了要追究加害人的相关责任外，企业也要承担赔偿金，而且是很高的赔偿。为什么会很高？因为这是一个惩罚性机制。而我们国家是没有法律规定的，我们国家对性骚扰的立法很不完备。在2005年出台的《妇女权益保障法修正案》里面，并没有规定什么是性骚扰，也没有规定单位应该要建立怎样的法律机制，单位需要负什么样的连带责任或相应的赔偿责任，所以从这个情况来看，要向单位索赔还是挺难的，在国内还没有法律依据。

郭宇宽：现在我们国家已经承认了精神损害的赔偿，包括工作中产生的职业病都是可以索赔的，企业没有给我一个安全的工作环境，就应该承担责任，那么可否进行比照？比如在这种工作环境下，我受到的各种压抑、性骚扰对我的心理阴影等精神损害，以这种行为可以比照精神伤害索赔吗？

李莹：还是挺难的，除非单位侵权了，对你造成了相应的损害，这样你才可以提起诉讼，但是性骚扰不是单位的行为，而是加害人个体的行为，除非有规定说，企业应该建立一种机制而没有建立，造成了受害人被伤害。之所以难，是因为强奸不是单位造成的，而是当事人做的。

郭宇宽：如果是公司保安下班以后，把一个女工强奸了，那可能说是当事人个人问题，也许说得过去，现在，问题是实施强奸的领导是总裁，他以总裁的身份，让下属去打扫卫生，把她叫到那里，以总裁的身份威胁她，然后强奸了，这个企业和总裁可能不能完全区分开来。

李莹：这确实是不能截然分开的。宋山木利用职务来进行伤害，而且这个企业一直有这种现象，所以单位是难辞其咎的。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没有直接的法律依据，但是并不是完全无法律可循，《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都明确规定，要为员工提供安全的工作环境，让员工的人身自由得到保障，如果你没有做到，就应该要承担责任，所以可以借用一下。

我国精神损害赔偿太少

郭宇宽：在中国目前的法律环境下，如果你来为此案的当事人维权的话，你设想的推进形式是怎样的？

李莹：一方面我可以跟单位协商，通过协商的方式解决。另外，也可以向法院起诉，在没有直接的法律依据的情况下，利用法律的精神和原则来解决。法律所说的“安全问题”可以有很多种理解，切掉一个手指头是安全问题，被强奸更是安全问题，而且它还不只是让受害者的身体受到伤害，它还对其精神产生损害，所以我认为这种情况更应该归为安全问题。

郭宇宽：我的印象中，在有些国家和地区，如果一个女性士官在军队里面遭到性骚扰，她能告整个国防部门，这个道理很清楚，说明我们国家的法制滞后。

假如这一次不是因为强奸案被披露，最后公安机关介入，或者说以前的很多女孩受到骚扰，而没有像罗云一样站出来，而是认了，在这样的情况下，不是以强奸案的形式暴露，而是单位长期歧视女性，物化女性的规定，比如说规定女性在单位不能谈男朋友，上班必须得穿短裙、黑丝袜，在当时受伤害的时候，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没有反抗，事后也许觉得这是自己的一个心理阴影，觉得受到了伤害，她在辞职的过程中，要向单位进行起诉，这样是否可以？

李莹：从理论上讲，只要当事人认为自己受到伤害，就是可以起诉的，但是最后法院能否判决，认定赞同当事人的指控，这个很难讲。在国外，精神损害的赔偿额很高，但是我国的赔偿额非常低。如果是民事诉讼，受害人还有可能得到赔偿，但很低，一般只有几千块钱，而性骚扰和强奸等对女性的性侵害，与身体所受的伤害相比对受害人的精神损害更大，甚至是终身的，这么低的赔偿额不足以弥补受害人所遭受的精神损失。这样既没有补偿员工所受到的伤害，也没有起到对施害人的威慑作用。如果是刑事诉讼，我国法律有规定，刑事诉讼附带民事诉讼，只赔偿发生的实际的损失，比如被强奸了以后，你要去医院，医药费给她报，而精神损失费没有，在这个时候当事人可能会想还不如息事宁人，即使这个案子宋山木被判强奸罪，但这个女孩子的精神赔偿的问题，还是得不到解决。

我国在精神损害的赔偿问题上，并没有理解它的精神实质，没有达到赔偿当事人的精神损失和惩罚、约束加害人的作用，这跟国外不一样，国外罚你一次就可能罚得你倾家荡产，让你刻骨铭心。

性骚扰案件里的“怪圈”

郭宇宽：那除了强奸以外，对于公司中其他日常的性骚扰，不是强奸级别的，也就是除了罗云以外，还有其他几个人也反映这个情况，是否可以起诉？

李莹：如果不是强奸，但当事人认为自己遭受了性骚扰而又被法院认定为性骚扰，那可以提起民事诉讼，没有问题。但是问题是它能否被法院认定？

郭宇宽：现在我国在工作场所的性骚扰，到目前为止，还缺少一些大家认同的好的判例，你觉得是因为认定困难？

李莹：不是没有太多好的判例，我们也做过一些还不错的判例，但是没有公布，是因为当事人不同意。我们中心有过一个对性骚扰的调查，调查结果显示有43%的女性受到过性骚扰，很高的，而且发生性关系的有4%，可见职场性骚扰的现象很严重，但是性骚扰案件为什么很难暴露出来，这么多年了有影响力的案例还只有十来个？第一，因为这里有证据的问题，一般都只发生在两个人之间，没有目击者，即使有目击者，也常常不敢冒险作证。而且被骚扰的时候，没有办法拿到证据，比如录音录像，但是很难，没有证据怎么能提起诉讼呢？第二，是受害者自己的顾虑，因为很多骚扰是上级对下属的，往往是胁迫，如果你不接受，你就有可能会被降职降薪等等，但是如果你接受了，你就可能会受到一些关照。第三，我们社会对性骚扰的问题，不是很宽容，很多人认为，为什么他不骚扰别人，而要骚扰你呢？很多人不是去同情和理解，而是首先去质疑。像重庆的案子，当事人勇敢地站了出来，但是事后丈夫跟她离婚了，家人不理解，社会不理解，会用一种异样的眼光看你，这是让人难以忍受的。当事人会考虑如果站出来，社会带给她的伤害可能要比骚扰本身的伤害更大，所以她不愿意起诉。

郭宇宽：这基本就是一个循环，一方面采证困难，另一方面法院判例很少。在国外，一个起诉可以达到十亿美金，被骚扰的女性就受到鼓励，我就豁出去了。而在我国，正是因为好判例如此少，她们会觉得划不来，所以不愿意起诉，不愿意起诉又造成了判例少，这样就形成一种循环。

李莹：这是有一定道理的，首先人家一看这种案例很少，然后再一看这么多败诉的，就算胜诉，也只赔这么一点，所以就不愿意去告了，因为受害人要考虑到自己的人力成本、时间，付出的和自己所得到的赔偿是不是相符合。就像你说的，大多数人看到更多的是败诉，即使胜诉了，也只有两三千块钱，而且她还要承担那么大的风险。

职场女性要勇敢说“不”

郭宇宽：在我们中国的文化环境下，界定性骚扰的标准是怎样的？什么样的行为能被认定为性骚扰？你们所认定的标准跟法律实践是什么样的关系？

李莹：我国法律没有对性骚扰的明确界定，所谓的界定大多数都是各地区自定的，还有一种是法官对它的理解。我们还是按照一般的国外的标准，首先是不受欢迎的，是违背对方意志的，另外，就是要含有一些性的意味，包括文字、图片、信息等等行为方式，黄段子应该算是。

郭宇宽：你刚才讲到现在的性骚扰，法院维权的途径比较难，那对这些受骚扰的女性来讲，除了向法院起诉以外，其他的维权的途径，你怎么看，比如妇联这些？

李莹：因为在法律上讨公道很难获得理想的结果，所以要想办法让这种情况不要发生，我觉得最有效的方式是企业建立防止性骚扰的制度，企业应该在对员工培训的时候，在规章制度和员工手册里面应该表明自己的态度，禁止性骚扰，同时也应该对性骚扰进行一些界定。另外，还应该要有投诉的机制，员工受到骚扰，要有受理投诉的地方；再者，投诉要保密，处理性骚扰的机构要进行调查，还要有处理的机制和手段，比如，如果性骚扰行为成立，可以给予严重警告，严重的话，可以直接开除。从国外的情况来看，只要有这种机制，还是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在企业层面处理好问题。

郭宇宽：问题是，在山木公司这样的案例中，色魔就是董事长，你还能指望他来订规矩阻止性骚扰么？

李莹：从女性自身的角度来讲，要勇敢地说“不”，因为很多行为可能是在于女性的害怕，在于她的一种犹豫和不坚定。在对方第一次这样做的时候，你必须告诉他，你坚决不允许这种行为，这样也许就能有效制止了。

郭宇宽：让女性勇敢坚强，说起来都很容易，真是在遭受威胁的条件下，人难免就慌了，总不能要求，女孩都学《烈女传》誓死不从吧。我觉得关键还是要推进相关立法，特别是争取能有保护职场女性比较成功的判例出台，这方面国家还是有责任的。

李莹：确实是，这方面我们也在努力。

公安部规定精神病院无警方同意不得收治正常人
2010年05月28日
　　来源：中国警察网

http://news.sohu.com/20100528/n272398121.shtml

本报武汉5月27日电 记者秦千桥报道：5月26日至27日，公安部在湖北武汉召开全国安康医院工作会议。会议提出，有条件的安康医院可以围绕“事前干预、事中处置、事后收治、后续照管”开展工作。
　　据了解，1998年至今，全国安康医院累计收治肇事肇祸精神病人4万余人次，其中严重肇事肇祸的占30%。一些安康医院深入社区和企事业单位，配合公安机关做好社区防治、监控和收治工作，达到了“收治一个安宁一家，收治一个造福一方”的社会效果。会议提出，安康医院要在社会管控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要密切配合好治安、派出所、刑侦等部门的工作，有条件的安康医院可以围绕“事前干预、事中处置、事后收治、后续照管”开展工作。
　　据介绍，“事前干预”主要是指导社区掌握重症精神病人信息，及时了解情况，督促家属履行监护职责，防止发生肇事肇祸事件发生；“事中处置”主要是协助指导办案部门利用精神疾病专业知识，对正在肇事肇祸的精神病人进行处置和制服；“事后收治”是安康医院的主要任务，对发生肇事肇祸行为的精神病人进行收治；“后续照管”要求安康医院要对出院精神病人进行跟踪照管，指导家属和社区的监护、管控工作，切实防止精神疾病的复发和再次肇事肇祸行为的发生。
　　会议强调，安康医院内要建立监督机制，坚决防止司法鉴定中的徇私舞弊行为，在收治精神病人中要特别注意收治程序和收治对象的把关，没有公安机关办案部门的审核同意，对不是精神病患者的人员，一律不得接收。

全国高考报名人数同比减少74万 还将持续下滑

2010-05-28 09:07:00　来源: 京华时报

2010年高考的全国报名人数为946万余人，比2009年1020万的考生数减少74万人。从目前已公布报考人数的27个省份来看，除四川、甘肃、西藏三省区的考生数量较2009年有所提升外，其余省份均呈下降趋势。北京报考人数约为8万人，比去年减少2.1万人。

高考报名人数同比减少74万

今后几年考生人数预计将持续下滑

教育部考试中心主任预测高考趋势压力仍大

近日，教育部考试中心主任戴家干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今年高考的全国报名人数为946万余人，比2009年1020万的考生数减少74万人。

从目前已公布报考人数的27个省份来看，除四川、甘肃、西藏三省区的考生数量较2009年有所提升外，其余省份均呈下降趋势。北京报考人数约为8万人，比去年减少2.1万人。


戴家干表示，高考报名人数的减少，主要原因是因为我国按毛入学率计算的适龄入学人口数量在逐年下降。但同时，农村报名参加高考的学生人数还在进一步上升，因为在广大农村，上大学仍然是农家子弟跳出农门、改变命运的最重要途径。据预测，今后几年，我国适龄入学人口数量仍将不断下降，高考考生人数将持续下滑。（记者周逸梅）

近年全国小学招生人数

网易浙江宁波网友 ip：123.152.*.*： 2010-05-28 11:20:56.0 发表

1998年上小学的，今年该上大学了吧，
年份 全国小学招生（万人）

1997 2462.04
1998 2201.38
1999 2029.53
2000 1946.47
2001 1944.21
2002 1952.80
2003 1829.39
2004 1747.01
2005 1671.74
2006 1729.36
2007 1736.07
2008 1695.72
2009 1637.80

谁的城市化？
本文来源于《中国改革》 2010年第6期
刘守英


“城市派”“农村派”之争

　　近年来，围绕中国未来发展道路选择的问题，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

　　一种是“城市派”。强调城市化是国家现代化的标志，是中国未来发展的主导力量。依靠城市化，使农村劳动力非农化，实现人口从农村向城市的迁移，不仅能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增加国民财富，而且能促进农村生产要素的重组、改造传统农业，实现农民的现代化。只要完成城市化，中国的发展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另一种是“农村派”。强调中国的根本问题是农村问题，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没有国家的现代化。城市化并不一定带来农村的繁荣，相反，由于农村、农业、农民的弱势，城市在资源分配中的强势，很可能出现农村衰败、农业停滞和农民贫困。政策决策者应防止“城市偏向”，把农村发展放在重中之重。

　　应该来说，这两种思潮都从各自的角度和立场，正确地强调了中国未来要重点解决的主要问题。

　　“城市派”强调城市化作为下一轮中国发展的发动机，这毋庸置疑。中国过去30年、尤其是近10年的的高速增长，主要靠出口导向发展战略下沿海地区的工业化带动。但是，随着工业化进入中期阶段，廉价劳动力优势不再，土地成本上升，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的问题不断显现，并在全球金融危机后全面暴露。

　　这主要体现为：城市集聚效应不够，产业结构不合理，用地不集约，尤其是工业用地比重太高、城市用地比例过低，人口在城市落地困难，房价增长过快。这些问题的背后，都与城市化、工业化的不协调密切相关。因此，在下一轮增长中，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带来的投资增长，人口城市化带来的消费增长，将成为引领中国增长的主要力量。

　　但是，城市化就一定带来农村的发展和农民的现代化吗？2000年后中国城市化加速后，农村的种种现实，似乎印证了“农村派”的担忧不无道理。

　　2000年至2008年，短短的八年时间，中国城市化率从40%提升至47%，每年接近1个百分点。但是，在城市化提速的同时，农村的问题却有目共睹：大多数传统农区村庄破败，优质耕地大量流失，农业经营者老龄化、兼业化，留守儿童增加，城乡收入差距拉大，群体性事件增加，等等。

　　当前，中国城市高度繁荣下的农村衰败，绝不是危言耸听，而是一个严峻的事实。城市快速发展，农村不发展，如此畸形的城市化，并非人们所期待，事实上也难以持续。

巨型城市化难题

　　中国下一轮的城市化，不在于下多大决心、用多少年完成这一“历史使命”，也不需要用一堆数据来论证城市化有多么重要，根本的问题在于，能否真正破解人口第一大国的城市化难题。

　　第一个难题，是中国如何实现一个巨量农村人口的城市化。城市化的本质是人口的城市化。农村人口到城市从事非农经济活动，一方面，提高了要素配置的效率，增加了国民财富；另一方面，也因此而融入城市化进程，分享城市文明。

　　中国农村人口的非农化，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就开始了。包产到户改革释放出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改变了国有工业占主导的格局，农民通过在本乡本土的非农就业参与工业化进程。

　　上世纪90年代中叶以后，随着出口导向战略的实施，中国沿海地区成为“世界制造工厂”，本地农民通过土地出租、内地农民通过跨省（区）的流动，继续参与工业化进程。

　　差不多与此同步，城市大门逐渐向农民打开，农民开始自发地、顽强地进入城市。外地农民进驻城市的“城乡接合部”，被圈进城市的原住农民以剩余集体土地和宅基地盖房出租，为在城市寻梦的外地农民提供栖息之所，获得土地级差收益。

　　中国前期的高速工业化确实吸纳了数亿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就业。城市化是一个无法回避、也难以阻挡的“洪流”。今后一段时间，如何将目前或在沿海工厂或在城市谋生的2亿多农民工真正融入城市，是中国“十二五”期间的巨大挑战。

　　从各地城市政府零星的统计看，目前一些大城市的城乡接合部“栖息”着200万至600万的“流动人口”，治安问题频发、群体冲突加剧、身份差异带来的歧视、流动人口和本地人口之间的潜在冲突、社会不平等，已经对城市政府带来了巨大挑战。

　　再把时间尺度拉长，按照目前一些专家的估计，到2030年，中国的城市化率将达到70%左右。那将意味着，除了要解决上一轮发展中累积的问题，还要解决近4亿农民的城市化。

　　这个巨量的人口往哪儿走、靠什么产业来支撑、城市政府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实施人口管理、其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体系如何设计等，都没有任何经验可供借鉴，必须立足于自身来破解。

　　中国城市化的第二个难题，是能否实现“速成”的城市化。经典教科书指出，欧美城市化经历了上百年的历程，伴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跟进，最终实现现代化。在长时段内，人口与资源、农业与工业，农村和城市之间的矛盾与冲突，通过财富的积累与分配、人口的转移与产业吸纳、缓解利益冲突的机制设计、各阶层的相互妥协，逐步得以化解。

　　但是，中国政府和民众都等不及上百年来实现“城市化梦想”。于是，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推进城市化成为各地方政府的共识。要在尽可能短时间内实现城市化“速成”，必然加剧农业和工业、农村和城市在资源争夺、财富分配、发展机会上的冲突，并且冲突是集中于较短的时间区间。目前，化解这种矛盾的机制、资源和空间相当有限。

　　与“速成”相关的问题，是以美好预期形成的城市化机制。为了加快城市化进程，投入巨量资本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地方政府以财政信用为担保，以政府性公司为平台，以土地抵押融资和银行信贷为依托，形成巨量政府债务。而这套机制的运行，完全基于对未来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的预期。

　　如果没有土地财政和土地抵押，就不可能有如此快速的城市化。但是，这种做法也导致土地难以集约利用、农民权益受损、党政官员腐败以及财政和金融风险等问题。

　　成立政府性公司，以土地抵押作为融资平台，曾是中国沿海地区部分城市政府从事建设的工具。但在应对金融危机中，各地都在成立政府性融资平台，已从小心翼翼变为全面推进。

　　地方融资平台的贷款，当然主要是土地抵押。地方政府以土地出让收入作为预算外收入，形成“土地财政”，是上一轮经济发展的独特现象。目前，这一现象已经从沿海发达地区蔓延到中西部地区，从一些大城市蔓延到中小城市（甚至小城镇），这令人忧虑。

　　第三个难题，是中国能否形成与工业化相协调的城市化。从世界经验看，早期发达国家基本是先有工业化再有城市化。先靠产业的发展提供就业机会，吸引农村人口向非农产业转移，再在人口聚集的基础上，形成城市需求和服务产业，从而推动城市化的进程。也就是说，农村人口城市化是在城市的拉力下实现的。

　　但是，“二战”后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发生了重大偏差。具体表现为，由于长期实行“城市偏向”的政策，城市过度发展而农村不发展，农村凋敝形成农村人口到城市谋生的推力。而城市产业的发展赶不上农村人口的转移，大量进城人口到非正规部门就业，城市生活成本提高。这些被甩出来的农业人口，不能融入城市，给城市管理带来巨大困难。

　　从中国城市化的发展来看，表面看是城市化模式之争，实质是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关系问题，及由此带来的中国下一轮城市和工业发展的布局问题。

　　一种选择是维持已有格局。中国经过上一轮的发展，工业布局向沿海集中的局面业已形成，产业向沿海地区集中，劳动就业人口也主要流向沿海地区。中国下一轮城市化的重点，也是沿海地区在工业化基础上的城市化。这就意味着下一轮城市化中，工业布局不均衡将不得不持续。

　　但是，这种不均衡格局也面临巨大挑战。东南沿海地区上一轮的工业化中，流动人口的周期性流动，确实降低了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劳动成本和社会服务成本。但东南沿海工业化只是利用廉价劳动力的好处，没有解决流动人口的落地问题。

　　下一轮沿海地区向城市化的转型，这些“两栖人口”必须从工作人口变成工作和生活人口。这既会提高人口的集聚效应和财富效应，也会加大城市的生活成本、社会管理成本、提供公共服务的成本。如果中国继续延续这种非均衡发展格局，城市化将面临巨大的政治和人口压力。

　　另一种选择是考虑工业化的区域平衡问题，即调整现有工业格局，在城市布局上考虑沿海与内地的更加均衡。这种调整是否能顺利实现，取决于两种可能性：

　　一是下一轮发展中中西部地区的工业化能否起飞。如果能够“起飞”，中西部的城市化可以与工业化协调推进，中国区域不均衡的格局可以得到扭转。

　　二是如果中西部工业化不能顺利推进，仅仅以人为的力量提高中西部地区的城市化率，产业滞后、就业压力就会制约城市的健康发展。

关键是城乡共享发展

　　城市化的目的是为了人的现代化。中国要迈向现代化，就必须要迈过城市化这道坎。但是，城市化只是手段，决不能为了城市化而城市化。城市化的本质是农村人和城里人共享发展成果，实现城市和农村的共同发展，这是一个前提。为此，必须遵循以下原则：

　　第一，必须实现农村与城市的共同繁荣。要保证城市化的可持续性，必须要解决农村的共同发展问题。上一轮发展实际上是城市高度发展，但农村城镇凋敝；沿海地区工业高度发展，整个中西部地区工业衰败，整个农业趋于衰落。

　　应该看到，农村衰败，农业变成弱势产业，不利于中国城市化的健康发展。因为这会对人口非农化形成巨大推力，加快人口向城市的迁移。如果城市产业难以吸纳更多的农业人口，就会出现诸多问题。在新一轮城市化中，必须避免这种局面。

　　与世界城市化进程相比，中国还有特殊的难处。中国人口规模巨大。十多年后中国总人口将达到14亿以上的高峰，按城市化率达到70%计算，中国还会有4亿农村人口。农村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对全局的影响还很大。如果城市化只是造成农村的凋敝，可能中断中国现代化的进程。

　　从一定意义上看，中国未来发展中，城市化是主导力量，而农村仍然是稳定全局的力量。农村的发展不仅关乎留在农村人口的生计，也关乎中国现代化进程。从目前现状来看，如果不能纠正长期以来的“城市偏向”格局，中国农村的未来不容乐观。

　　第二，必须让农村人口分享城市化的成果。对于农民来讲，城市化带来的变化实际上就是两个：一个是人口的城市化；另一个就是土地的城市化。农村人口要分享城市化的成果，最实际的也就是两条，其一就是，在人口城市化进程中，随着身份的转变，享受和城里人同等的公共服务。

　　目前的现状是，在城市化进程中，原城市政府对其辖下的原住农民与原住城里人提供公共品和公共服务差别巨大，形成“人口同城，待遇不同”，二元格局明显。更大的问题是，目前城市化率乃是按城市常住人口统计，有1.6亿流动人口被统计为城市人口，但他们并不享受来自城市的公共品和公共服务。这种将流动人口排斥在外的做法，必须尽快解决。

　　同时，还应让农民分享土地级差收益的好处。城市化的最神奇之处就是，随着土地的非农化，会带来土地级差收益呈几何级数的增长。在中国目前，由于政府垄断土地一级市场，农民难以分享土地非农化的级差收益，这成为农民与政府冲突乃至发生群体性事件的根源。新一轮城市化中，必须尊重并确保农民的土地权益，建立农民分享土地级差收益的机制。

　　第三，以制度创新打通城乡统筹发展的通道。近年来，中央提出统筹城乡发展的战略，通过调整分配格局，靠增加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比重，靠财政转移支付、公共服务向农村覆盖，提高了农村、农业在整个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的比重。但是，在城市主导资源分配、农村处于弱势的大格局下，这种微调，难以解决农村发展的根本问题。

　　下一步要突破的是，在正视城市化作为经济发展主导力量的前提下，通过制度创新，促进城乡之间资源和要素的合理流动和市场化配置。在要素流动中，分享生产要素效率提高的好处，促进农村结构变革和农村的现代化。

　　在城市化大格局下，生产要素只会向生产率更高的部门和区域流动，这是经济规律使然，企图通过政府的力量让生产要素流向农村，恐怕难以见效。

　　可取的办法是，改革不利于保护农民权益和利益的制度安排，创新要素流动配置中农村、农业产业的参与方式和政策机制，在人口城市化的前提下，实现农村要素的重组、传统农业的改造、传统村落的再造。

　　第四，必须兼顾发展与公平。目前的城市化过度重视城市的发展，包括通过土地一级市场的开发，快速塑造城市形象，过度注重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过度注重房地产，所谓城乡共享城市化发展成果也仅限于本地居民。

　　今后对进入城市的流动人口，应实现公共服务的全覆盖，破除城乡在投资、财政分配上的二元结构。目前政府对财产权的保护严重不足，甚至漠视，行政权侵犯财产权，政府重发展、轻民生，重资源开发、轻财产权保护，不利于社会稳定与和谐，必须有根本的改变。

　　在兼顾公平与发展中，必须要高度重视土地问题。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之所以比其他经济体产生更多的社会问题，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土地产权制度的先天性缺陷，为土地增值收益的争夺留下了巨大空间。

　　中国现行土地产权安排存在重大缺陷。这包括：集体所有权模糊，带来土地利益的主体缺失；集体所有权和国有权在权利上的不平等；征地权在强调发展的名义下被滥用；行政权侵犯产权；等等。

　　土地产权模糊，为各种强势力量争夺土地收益提供了方便，也导致原土地占有者在保卫土地权益时缺乏公正的制度工具。产权制度的不明晰以及在制度基础设施上的服务缺失，在农民权益意识觉醒的现实下，必然导致群体性事件增加，增加政府与农民的冲突。

　　目前，土地问题链条在开端得罪被征地农民，末端得罪大多数城里人，中端则为批地官员和房地产商提供巨大利益空间，已造成大量群体性事件。土地问题已成为威胁社会稳定的首要因素，对政权巩固的影响不可小视，必须加快制度改革步伐。

　　刘守英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郑州一村民为阻止拆迁开车撞人致3死16伤

核心提示：6月1日上午8：30，河南郑州市管城区一村民为阻止施工人员拆迁，驾驶车辆冲向工作人员当场撞伤10余人。随后该车再次冲向围观的村民，当场撞伤数人后弃车逃跑。据统计，现场共有3人死亡16人受伤。经调查，肇事者为南刘庄村民刘大孬，警方正在对其实施抓捕。

新华网6月1日报道 6月1日上午8：30，宇通汽车产业园建设指挥部组织对十八里河镇南刘庄村已经搬离住所且自愿拆迁的房屋实施正常拆迁工作。一辆车号为豫A6Q195的厢式货车停在道路中间阻拦工作人员和施工机械正常施工，工作人员随即对驾驶员进行劝说，在劝说中，该车驾驶员突然发动车辆，加速向工作人员冲去，当场撞伤10余人，尔后，该车又从村东头绕回再次冲向围观的村民，当场撞伤数人后弃车逃窜。现场工作人员立即拨打110、120，并组织抢救。事发后，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管城区委区政府、公安机关立即组织人员赶赴现场。据统计，现场共有3人经抢救无效死亡（其中一人为肇事者堂弟），16人受伤，其他人正在全力抢救。

经公安部门调查，该肇事者为南刘庄村民刘大孬，目前，警方正在对其实施抓捕，管城区已成立若干工作组全力以赴处置善后事宜。

(新华网 )
河南郑州一村民为阻止拆迁开车撞人致3死16伤

　　 新华网河南频道６月１日电 从郑州市委宣传部获悉 6月1日上午8：30，宇通汽车产业园建设指挥部组织对十八里河镇南刘庄村已经搬离住所且自愿拆迁的房屋实施正常拆迁工作。一辆车号为豫A6Q195的厢式货车停在道路中间阻拦工作人员和施工机械正常施工，工作人员随即对驾驶员进行劝说，在劝说中，该车驾驶员突然发动车辆加速向工作人员冲去，当场撞伤10余人，尔后，该车又从村东头绕回再次冲向围观的村民，当场撞伤数人后弃车逃窜。现场工作人员立即拨打110、120，并现场组织抢救。事发后，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管城区委区政府、公安机关立即组织人员赶赴现场。据统计，现场共有3人经抢救无效死亡（其中一人为肇事者堂弟），16人受伤，其他人正在全力抢救。

　　经公安部门调查，该肇事者为南刘庄村民刘大孬，目前，警方正在对其实施抓捕，管城区已成立若干工作组全力以赴处置善后事宜。


河南村民驾货车阻止拆迁致4人死亡11人受伤
2010年06月02日05:20 人民网-《京华时报》

据《河南商报》报道1日，郑州市南刘庄村一村民驾车阻止当地拆迁，当场撞伤15人，其中4人抢救无效死亡。

　　6月1日8时30分许，郑州市宇通汽车产业园建设指挥部，组织对十八里河镇南刘庄村已经搬离住所的房屋实施正常拆迁工作。一辆车号为豫A6Q195的厢式货车停在道路中间，阻拦工作人员和施工机械正常施工，工作人员随即对驾驶员进行劝说。在劝说中，该车驾驶员突然发动车辆加速向工作人员冲去，当场撞伤10余人。

　　随后，该车又从村东头绕回再次冲向围观的村民，当场撞伤数人后弃车逃窜。现场工作人员立即拨打110、120，并组织抢救。事发后，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管城区委区政府、公安机关立即组织人员赶赴现场。事件中，4人经抢救无效死亡，另有11人受伤。

　　经公安部门调查，该肇事者为南刘庄村民刘大孬。目前，警方正在对其实施抓捕，管城区已成立工作组全力以赴处理善后事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