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策智库 ChangCe Thinktank

教育公平不能以牺牲效率为代价

聂辉华

教育是百年大计，关乎国运民生。义务教育的公平问题又是教育的基础问题，也是社会公平的主要保障。教育部把义务教育的公平问题作为制定《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的二十个重大问题之一，可见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和严峻性。新年伊始，一些地方的教育管理部门为了实现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出台了一些规定。例如，江苏省在近日规定，实施义务教育的公立学校的校长和教师在本校任职不得超过六年，否则必须流动到其他学校。此外，北京市也将从今年开始在18个区县推行基础教育教师流动制度。据悉，这一规定在福州市已经开始实施。这些规定的目的是为了保障基础教育公平，但是很可能是“好心办了坏事”，最终既损害了效率，又失去了公平。

不妨简单地考虑一下教师强制流动的后果。假如一个大学生毕业后在北京昌平区一所普通中学当初中教师，有了名气后跳槽到著名的人大附中任教，在人大附中辛苦工作六年后再被分配到密云县一个普通的中学。不仅工作要调动，其爱人、孩子和房子都要跟着一块挪动。请问，这对他们一家人公平吗？如果勤奋工作不能流动到更好的地方，那为什么要勤奋工作？直接等六年后托关系把自己“交流”到最好的学校不是更简单吗？如果六年后都要流动，必然导致所有教师人心惶惶，这对学生、教师和学校有什么好处？如果强制人员流动可以解决资源配置不公平的问题，那么借鉴江苏、北京的上述做法，为了保障高等教育的均衡发展，应该将江苏、北京的大学教师和云南、贵州的大学教师全部对调；为了缩小东部和中西部的地区差距，再将上海、广东的全部官员和内蒙古、西藏的全部官员对调。显然，这样的逻辑一经演绎，结果非常荒唐。强制教师流动的规定不仅扭曲了教师努力上进的激励，而且破坏了学校努力培养师资的激励，实际上是以牺牲部分教师和名校的利益为代价，来维持表面的、短暂的所谓“公平”。

强制教师流动的理由之一，是教师待遇差别悬殊，导致优质教师都往优质学校流动。但待遇的差别不是教育资源分配不公的原因，而是结果。因此，教育管理部门如果要解决基础教育资源分配不均衡的问题，应该从源头上入手。首先，要允许所有的公立和私立学校进行公平竞争，打破少数公立名校的垄断局面。只有竞争才能导致垄断租金耗散，最终使学校之间的待遇差别减少，教师资源自然会实现均衡的配置。教师资源均衡配置了，学校的硬件设施也均衡配置了，学生的受教育机会自然就实现了均衡分配。其次，政府的职责不是阻碍市场经济规律发挥作用，而是通过财政再分配手段扶持后进学校。例如，政府应当增加对后进学校的财政投入，补贴到后进学校任教的优秀教师，鼓励名校对后进学校的帮扶，奖励后进学校和后进学生的进步，改善后进学区的教育环境。总之，政府的作用不应该是粗暴地“抑强”，而应该主要是“扶弱”。

从公平的角度讲，因为公立学校的经费来自纳税人，所以公立学校有义务确保教育的底线，即让所有孩子都有书读。但效率和公平都是教育发展不可或缺的目标，政府不能以牺牲效率为代价去博取短暂的公平。在一个兼顾公平与效率的教育体系下，有钱的孩子固然可以选择私立名校，没钱的孩子也应当读得起公立的普通学校，而没钱但是上进的孩子则应该有途径进入公立的名校。如果所有孩子被随机地分配到毫无差别的学校，那么孩子上进的动力在哪里？教育的最终目的如何实现？需要注意的是，“公平”不是“均等”，而是指个人通过后天努力可以减少成功对出身和社会背景的依赖。强制流动教师的做法，在“抑强”的同时却无法在长期中“扶弱”，因此是一个对谁都没有好处的规定。

教育公平问题既是社会公平的基础，反过来也受社会公平问题的影响。1966年，美国社会学家科尔曼向美国国会提交了举世闻名的“科尔曼报告”，该报告成为关于教育机会均等的最重要研究成果之一。“科尔曼报告”发人深省地指出，造成学生之间教育差别的主要因素不是学校的硬件和师资投入，而是同学的社会经济背景。通俗地说，“跟什么人在一起成长”将决定一个人将来的发展机会。从这个角度看，缩小学区和学校之间的师资分配固然重要，但是改善学区的社会环境、缩小家庭的收入差距可能更加重要。除非彻底打乱学校之间的资源配置，否则优质的学校总有办法对学生提高进入门槛，而有钱的家长总有办法绕过这些隐形的进入门槛。例如，如果某个学区的学校好，那么该学区的房价就贵，而有钱的家庭就可以通过买房的方式进入该学区。实际上，这是世界各国的普遍情况。因此，一厢情愿地禁止优质学校的发展是不切实际的，更可行的是通过财政再分配手段鼓励学校竞争，扶持后进学校，补贴弱势群体，这正是发达国家的普遍做法。

（作者系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系博士后研究员）

足球应走向有管理的市场化

顾昕 2010-01-26

在牛年之尾，中国足坛掀起的反腐风潮，撼动整个业界与所有的体育迷。所有的媒体都为中国足球界的抓赌、扫黑、反腐而兴奋异常，两条大鱼的落网，将一潭浑水搅得更浑。许多有识之士指出，仅仅抓大鱼，而不是治理水域，中国足球永无出路；换言之，人的问题固然是明显的，但体制不改，再好的鱼苗放入污染严重的浑水池，也会变坏。于是乎，有不少媒体开始为新任足协掌门人的命运操起心来。

那么，中国足球的体制之病究竟是什么，体制改革之道又在哪里呢？其实，中国体育体制之弊病，与医疗体制和教育体制的弊病，可以说是一模一样，因此新体改之路，也同新医改和新教改之路一模一样。

在众多体育领域，尤其是足球，最大的弊病可以概括为一句话，就是“行政主导型的商业化”。我曾经用这个短语，来概括中国的医疗和教育。在中国，足球已经变成了一个产业，可惜在这个产业中，根本不存在正常的市场机制，一切商业活动均在行政主导的体制下进行。

中国足球协会名义上是一个行业协会，属民间组织。但所有体育迷都知道，这不是一个真正的民间组织，而是一个官办的“民间组织”。官者，就是国家体育总局足球管理中心，而该中心主任兼任足协常务副主席。单从掌门人的制度安排来看，中国足协的官气十足就尽显无遗。

更为严重的是，足协身兼组织者、裁判员和运动员于一身。它不仅组织国字号足球队，负责整个足球行业的监管，而且还是众多足球服务的提供者，例如组织足球赛事、体能测试、教练员认证和培训等等。这些业务只要足协一插手，便都拥有垄断性，每一项业务都是涉及巨额资本的寻租大水池。

这种官办机构，典型的行为就是国家的拨款努力争取，市场的资本也竭力捞取。这种情形，无论是在医疗、教育、文化还是体育界，都不胜枚举。这种情形如果不遏制，很快就会演变成“官僚+资本”主义。

要遏制“行政主导型的商业化”，改革之道非常简单，这就是厉行管办分开，让体育服务提供者走向法人化。具体到足球界，所谓“管办分开”，就是让作为监管者的足球管理中心与服务提供者的足协彻底分开，让足协回归民间组织的本性。所谓“法人化”，就是让各种服务提供者，尤其是赛事组织者（例如中超），转变成独立的营利性公司或者非营利性组织。如此这般，监管者才不会对被监管者庇护有加，赌、黒、腐的事情才能时常摊在阳光之下。

走向有管理的市场，或有监管的市场化，这不是新发现。去年中，国家发改委体改司邀请五位学者建言社会体制改革“十二五”规划的内容。有趣的是，四位就医疗卫生、教育、文化和体育体制改革发言的学者，都将改革的对象指向了行政化的体制，而将改革的原则定为管办分开和法人化。另一位来自国家行政学院的资深行政改革专家高度评价了四位学者的建议，凝聚了大家的共识。

但是，这样的共识能否变成改革的实践呢？中国足球的灾后重建就是一个标尺。

大学教育研究数量与质量
——中国研究生教育的问题和回应
苏力

　　引论

　　尽管“文革”前——当时还没有建立学位制度——中国的少数著名高校就开始了研究生教育，但无疑，中国的研究生教育是在过去30年里，伴随着改革开放发展起来的，取得了巨大成就。仅就每年获得学位的硕士和博士毕业生数量而言，目前已是世界第一。做事就肯定会出问题；而且问题还不老少。

　　其中一种比较普遍，而且很致命的批评是，目前的中国研究生教育质量下降，原因是招生规模太大，学位授权单位和“点”太多。而对应措施，除了加大国家的教育投入、提高研究生导师自身素质外，最主要是压缩研究生教育。前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先生建议：按照大学的功能定位，重新审查和规范学位授予点的资格；纯教学型的普通大学，不允许招收研究生；教学与研究型大学，只招收硕士研究生；少部分研究型大学，才能招收一定数量的博士研究生；全国至少应砍掉二分之一大学的博士授予资格。他的看法在学界有一定代表性。

　　刘道玉先生的某些判断和建议有道理，多年来我服务的北大和北大法学院也一直在坚持，尽管有时很难。但我不完全同意刘道玉先生有关中国研究生教育质量的基本判断，特别是其解决问题的思路——一种加强行政监管的思路。我认为，无论是分析、判断中国研究生教育存在的问题，还是提出必要和可行的调整，都应当基于中国社会的语境以及中国研究生教育的未来发展趋势，而不是基于抽象的教育理念或局促于某个学科；尽管我不排除政府的作用，但我认为，调整和改革必须更多交给事实已存在的（广义的）教育市场、受教育者和教育机构，而不是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的“彻底整顿”。

　　为了分析的简单，本文主要展开理论分析；但我会不时诉诸经验，特别是，但不仅仅是，我个人高校多年教学科研的经验。此外，尽管本文集中关注中国的研究生教育，但这一分析思路和一些判断对中国的大学本科教育也大致适用。

　　一、质量有问题？

　　中国的研究生数量急剧增长了，特别是在1990年代以后；毕业生的平均质量也确实下降了。但这是否真的意味着中国研究生教育质量下降了？更重要的是，是否对中国社会很不利？质量下降和数量增加之间肯定有因果关系，但是什么样的？回答似乎一目了然；但我的分析会展示，答案并不那么确定；许多答案甚至取决于定义。

　　对研究生教育现状的分析必须更为细致。细致不仅是为了展示思想的精细，更为了批评判断的准确和犀利，以及对策的切实可行和效果良好。

　　从宏观上看，一个社会的无论哪个层面的教育，一旦开始从精英选拔向更多人扩展，无论社会和个人（教师和学生双方）做出何等努力，学生的平均教育质量都一定趋于下降。这个铁律，与社会的教育投资、教学软硬件和教学方法，以及学生的刻苦程度无关。关键是，教育质量不仅仅取决于教育者，还取决于受教育者的潜质，甚至后者更为重要。虽然理论上说人人都可以通过教育提高自己，但人的天赋不同，通过教育提高和改善自己的可能就总是有限度；即使天赋相近，由于求学者的偏好不同，对未来职业和收益的期待不同，也会影响他学习意愿和学习的自觉投入。教师和其他外部条件不决定一切。同样面对孔子的循循善诱，弟子三千中，也只有七十贤人；颜渊“欲罢不能”，而宰予却大白天睡觉，乃至令孔子感叹“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杇也”。因此，虽自诩“诲人不倦”，孔子对那些思维不灵活的学生并不坚持这一原则；强调“因材施教”的前提就是不认为人的自然禀赋或学习能力是相同的。

　　假定任何社会全部人口中，颜渊类、宰予类以及介乎其间者比例大致稳定，那么随着教育的从精英向大众扩展，学生平均质量就一定下降。如果一个学校或一位老师只招收一位学生，碰巧招到了爱因斯坦或颜回，那它或他/她的教学平均质量就是任何其他学校或老师不可企及的；而既然并非所有求学者都是潜在的爱因斯坦或颜回，教育扩大导致学生平均水平下降则是必然。事实上，所有国家的无论所有层次的教育一旦从精英开始走向大众，是渐进地还是急剧地，其毕业生的平均质量都下降了。中国当代高等教育和研究生教育正经历这个宿命，快速地；但原因之一是中国的高等教育发展比西方国家的高等教育历史发展更为迅速。

　　20年前，我听到中国教育界许多人包括我自己都在说，中国大学生平均水平比许多发达国家一点不差（隐含地是，还可能超过）：而今天，在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超过23%的中国，教育界人士就很少这么说了。这表明研究生平均质量与教育条件和导师有关，但并没有我们想象的关系那么大；内因是变化的根据，最重要的是受教育者本身的素质，即所谓“人才”。

　　数量增加，平均质量就下降。这似乎是教育的悲哀。但真是吗？也许用平均质量作为判断标准本身有问题，这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是因为教育界视野局促，对自身能力缺乏自知之明、夸大了教育功能。判断标准应是社会效用的；据此，更有意义的标准，无论对教师、学校还是国家，应当是也从来都是其“培养”的少数顶尖人才的水平。我们不是根据宰予，而是根据颜回、曾参来评判孔子的。

　　若是关注顶尖人才，尽管缺乏经验调查数据，我还是推断，30年来中国培养的研究生的质量很可能在不断提高，尽管若做得更好些，可以提高更快些。若是人才最重要，那么问题就是，现有的尽管问题多多的研究生招生体制是否把有潜力的人才排斥出去了？只要不存在或出现这个现象，那么问题就不是太大，因为这些人对于研究生教育质量和社会科技学术创新具有决定意义。而教育规模扩大有再多问题，也不至于排挤了这些有潜力并有意愿的求学者，相反，一些在先前教育规模过小的条件下无法获得研究生教育的仍然有天分者很可能因此获得了这种教育，从而很可能是整个社会选拔培养的优秀人才绝对数量增加了；这就是教育规模扩大的收益之一。这不是说没有人才遗漏；有，一定有，任何时代的任何筛选机制都不可能将天下人才尽收囊中。而教育条件总体而言更是大大改善了。

　　20年前中国的研究生尽管个体潜质很好，但实际所受教育培养比较有限；当时有一些优秀导师，但数量很少，整体而言高校科研院所经费严重不足，图书资料陈旧，实验条件缺乏，学术前沿的信息渠道不畅通，有些学科的学术自由宽松度也显然不如今天。当时的研究生毕业后是大多比较出色，但这在多大程度上是教育培养的成果，令人怀疑。我更倾向归功于这些学生自身的学术潜质和意愿，加上改革开放之初社会各方面急需人才，学科急剧地恢复性扩展，他们得以早早进入了教学科研一线，迅速成为生力军、开拓者甚至是领军者。今天尽管由于学生多了，不爱学习、学不进去乃至混文凭的人在数量上甚至比例上都可能比之前多了，老师关心学生不够，甚至有些老师不负责任，但由于改革开放，中国经济社会科技文化通讯都有了迅猛发展，研究生教育的硬件和软件条件都大大改善了，学生的外语能力更强了，互联网使关注国内外学术前沿的人有了更宽更快的了解渠道，对于好学且能学的特别是有天分的人来说，我认为，研究生的培养环境还是改善了。因为，如果学术潜质和偏好是天分，那么这些变量就不大可能因为有其他某些同学不爱学习而改变。而导师也并非决定性因素，孔子、老子和柏拉图都是谁指导的？我个人认为，完全可以期待规模扩大后的顶尖研究生的最高水平超过20年前顶尖研究生的最高水平。目前这批人还没有获得充分的机会展示其实力，部分因为中国科研学术人口的年龄结构——文革后最早进入高校科研机构的本科生和研究生如今大都在壮年时期，占据着绝大多数最重要的学术科研位置。

　　上面说的主要还是一些有学术传统的学科。

　　但一定不要忘记，在过去30年里，已经出现了许多新兴学科（尤其是自然科学、工程科学和社会科学）。当年的无线电系哪儿去了？电机系又哪儿去了？一系列新的院系专业出现了。即使一些系或专业名字没变，但知识体系也发生了重大的甚至根本性的变化。例如，计算机系；例如经济系的基础理论就不再是劳动价值论而是价格理论。

　　至于一些原来有但因为种种原因底子很薄甚至消失的学科（例如法学、管理学、社会学），哪怕“同志仍需努力”，但从无到有，或不那么“幼稚”了，总体看已为今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尽管也不无可能因路径依赖，成为进一步发展的障碍）。评价中国研究生教育，我们必须把学科发展和分工因素考虑进去。

　　说这个因素，是因为这会对顶尖人才在不同学科中的配置产生重要影响，导致某些学科中顶尖研究生数量和平均质量下降。20多年前，中国的顶尖文科学生大多进入了文史哲，理科则大多进入了数理化，这些学科产生了“一时间多少豪杰”的现象。而如今，文科高考高分学生更多选择了经济、法学、管理和金融，理科学生更多选择信息、生物、材料和各种工程。很自然，有些学科中培养的顶尖研究生数量会少一些，甚至有些学科“门庭冷落车马稀”，勉强保持招生数量导致平均质量下降了。但从社会角度来看，这表明学科不可避免的消长更替，实际上是顶尖人才在不同学科的重新配置，可能更有利于各学科的全面和协调发展，有利于新学科的创造和拓展，并因此有利于整个社会的协调和全面发展。评价研究生培养质量的变动，应当从社会总体收益上看，从各学科的边际收益比较上看，而决不能固守本学科。

　　上面的分析已表明考察研究生培养质量不能局促于本学科甚至教育圈。而坚持这一眼光更进一步，我们还会发现，由于近年来中国的社会发展，高等教育，甚至研究生教育，如今对许多人来说，几乎是一种社会福利或准福利了。我个人并不赞同把高等教育视为社会福利，人人都有一份。但问题不是你我是否同意，而是社会上有许多人已把或正在把高等教育视为一种类似福利、要求国家和社会向所有公民普遍提供的东西，因此，过去10年来社会对研究生教育有一种逐渐增长的消费需求，而不论消费者是否真的打算并适合从事科研和教学。在此我不讨论这种消费需求对不对，是否理性；甚至我愿意承认其中有不理性的、机会主义的成分。但问题是面对这种需求，教育能怎么办？若有人感觉自己因“文革”失去了高等教育以及随之而来的其他机会，因此希望并强烈敦促自己并不打算从事研究教学的孩子考研和考博；有人恪守传统的“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理念，不管自己有无能力从事科研和教学，还是希望读研，拿个文凭留在手中；还有人为了便利自己在官场或学界晋升，想有个研究生文凭。怎么办？这种需求并非少数。教育是否有某种义务满足这种需求？我说没有；按照传统教育定义和我们根深蒂固的教育信念，不应当，甚至感到讨厌。但由于信息不对称，目前的研究生筛选机制根本无法有效甄别各类考生。怎么办？换用其他机制又很容易引发社会对公正的猜疑。这种社会需求和种种相关的社会心态事实上都在塑造着中国的研究生教育。而且，这些需求真的一点合理性、一点点社会效用都没有吗？教育真的不应有而且真没有满足诸多个体这种小小的个人幸福（包括虚荣心）的社会功能吗？

　　我完全同意，教育界应当以培养更多高质量学生为追求，甚至是信仰，并以此判断一个教育体制、一个学校或一位老师的优劣。但对于社会来说，这个标准是不够的或如今不够了，更非惟一的；甚或社会主要不应采取这个标准，标准应当是教育对于整个社会的福利。对社会来说，教育的意义总体上是功能性的，工具性的。

　　二、数量的问题

　　研究生教育扩张，从社会角度来看，有收益，但也要坚持从这个角度，考察这个收益的成本或代价。不能“一好遮百丑”。

　　最明显的问题是，由于相当数量不打算也没能力从事科研教学工作的人进入了研究生群体，这使资源本来就紧缺的高校和教师无法集中资源培养真正有能力、有潜力而且有意愿从事教学科研的研究生，并因此不利于对于中国研究生教育和科教兴国具有决定性和指标意义的顶尖人才培养。这是我最担心的。还有一些高校或其中某些学科（特别是一些广义的文科）放松甚至可能是没有标准，招收了一些缺乏基本学术资质的官员、商人或其他人士读研、读博士，成了变相的买卖文凭，败坏了学风，败坏了教育。目前有关研究生教育的批评意见，大多集中在这两方面。我都同意。

　　但从社会角度来看，问题更大，更多。问题之一是社会资源浪费。研究生数量剧增，不打算或没能力从事科研教学工作的人进入了研究生群体，他们耗费数年时间学习自己不感兴趣或强迫自己感兴趣或是伪装感兴趣的知识或技能，加上他们为考研支付的时间和精力（有的连考多年），这是相当大的社会成本；不仅他们本人或家庭为此支付了时间、精力和金钱，还有社会失去的他们若就业可能创造的财富。目前还有相当数量研究生是公费的，这意味着纳税人（部分）支付着他们的学习费用；即使是全自费，从社会角度看，也同样耗费社会资源。在中国这样一个还不能算很富裕的社会，这种耗费值得痛心。

　　但人们更经常忽略的是研究生教育扩张对教育功能的另一种伤害，并因此是另一种社会资源浪费。这需要我们理解研究生特别是学位制度的一个重要社会功能 ——信息功能。如果仅仅是为学习知识，哪怕是考虑规模效益，也未必需要办大学、办研究生院，设立各种学位。大学和研究生教育制度以及相伴的学位制度有其他重要的社会功用。功用之一是节省劳动力市场的交易费用；特别是随着社会人际关系的陌生化，更需要劳动力产品标准化，而大学、研究生教育以及学位制度本可以向劳动力市场提供一些基本信息，大大节省市场上选择人才的成本。

　　用人单位可以借助学历和学位大致或初步了解求职者的基本资质，缩小自己的筛选范围；求职者同样可以根据用人单位的要求而节省费用。研究生教育数量剧增，平均水平降低，特别是研究生知识和能力严重参差不齐，研究生和相应的学位制度的信息功能就弱化甚至丧失了。这种状况如今在中国和国际上都已出现。至少在某些行当，如今用人单位不再简单看学位，还看重甚至更看重本科是哪个学校，看重研究生毕业于哪个学校、哪个学院、哪个专业甚至哪位导师；许多人曾经迷信 “海龟”，如今对“海龟”也不再那么盲目迷信了，道理都一样。当丧失或部分丧失了这种功能后，研究生教育的学位和学历对社会就意义不大了，而只是或更多是对自己有心理暗示和满足的符号。

　　这其中受伤最大的是那些有真才实学并愿意从事科研学术研究的毕业生，因为社会很难根据其学历和学位判断他或她的实力。生活中伯乐总是少的。有实力的研究生必须同实力明显不如他或她的研究生一起重新竞争本来对他/她更为合适的工作职位，他/她的就业变得更难了，而且可能失去，例如科研教学职位。

　　当众多求职者都有硕士或博士学位之际，这些学位对社会就没有什么意义了，用人单位就不得不对每个求职者的资质重新严加审查，或借助其他更有意义的但不那么正式的标识来获得相关信息，就业市场会出现一些新的标准，表现为一些隐性的但有效率的歧视。还有一个损失是，某些著名高校或专业多少年积累起来的学术无形资产因此被零打碎敲地出卖了。

　　这种状况也伤害了研究生教育的消费者。物以稀为贵。当标准降低，很多人都能达标，只要有意愿或有钱或当了官就可以上，当然还会有人考研，但人们从考上和毕业中获得满足会大大降低。

　　我说的是研究生本人作为亲历者从中获得的固有满足感，而不是从社会对研究生的赞美评价中获得那种满足感。同样考试满分，在没有伴随其他收益的前提下，一个人凭真才实学，一个人请他人代考，只有前者才能获得真正的快乐，才有骄傲和自豪，而后者也许会庆幸，却没有骄傲和自豪。人可以骗社会和他人，却骗不了自己。近年中国研究生消费意愿一定程度的降低也许部分反映了这个问题。

　　还可能有一种潜在的长远伤害，对中国的伤害。这就是中国民众可能产生了一种普遍的错觉：即所谓“土鳖”不如“海龟”。这对中国的高等教育和整个教育界都是不公平的。更进一步，这会造成某些富裕起来的中国人转向西方教育，求取满足自己或孩子的研究生教育的消费需求，国内大量财富会向国外流，进而造成中国高校教育资源进一步紧缺，需要国家，实际是纳税人，加大教育投资。

　　这种情况其实目前已经有了，还不少；在本科和研究生教育中都有。不少人花费了数十万人民币到某个西方国家的二三流甚至不入流的大学读一年研究生学位，其知识含量并不比中国的主要高校甚至一般高校的某些专业研究生教育的知识含量更高。

　　再进一步，过度扩张的研究生教育有可能导致中国教育在国际上缺乏足够的品牌效应，甚至摧毁中国高等教育已有的无形资产。这会非常不利于中国在国际上增强其科教文化的软实力。如果中国主要高校的研究生不能成为某种品牌产品和放心产品，即一听说毕业于北大或清华，各国科教机构都争着要——还不限于从事与中国有关的教学研究，如果世界各国还没有如今中国人对哈佛、普林斯顿、剑桥、牛津等西方高校研究生的那种迷信甚至迷恋（这都是有的），那么中国在这一方面的软实力就不够。中国的软实力不可能仅仅靠多办一些孔子学院来有效增加。

　　当然，我的上述分析都有可质疑之处，因为其中往往隐含了一些未明言但可质疑的假定。例如，我说，一些没有意愿和缺乏足够能力的人进入了研究生教育，耗费了自己的时间和精力，社会则失去了他们用这些时间和精力可能创造的财富。

　　这个命题理论上成立；但在现实中，只有当社会各行业真实需求他们的劳动之际才真正成立。但在当代中国，尽管社会转型已经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却未必为这些看来本不该进入研究生教育的人提供了他们愿意接受的足够的工作机会。

　　他们选择上研究生并非不理性，他们的选择对自己也许就是最好的。若这一点成立，那么，可以说，中国研究生教育的快速扩张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本科毕业生的隐性失业；当然，鉴于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也可以说，研究生教育扩张是一种必要的提前的人才储备。这一推论有一定根据。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就引发了中国高校毕业生就业难，而作为对策之一，教育部就以多种方式扩招了一些研究生，还通过对某些职业导向的研究生限制收费来降低研究生教育的个人成本，就是一些典型例证。

　　我还说了，一些没有从事科研学术的潜力和意愿的人进入了研究生教育；这个命题至少隐含了两个可质疑的未明言假定。一是有关受教育者，似乎所有人在进入研究生教育之前就可以也应当明白自己愿意干什么和能够干什么。这个假定不现实。除少数天才为自己的强烈偏好驱动外，大多数人并不确切知道自己的甚或就没有稳定的职业偏好。职业偏好在很大程度上是逐渐自我发现的，部分也是社会塑造的产物。我个人就有这样的经历。现代社会应当创造更大的空间，让更多人在社会生活（包括在学校）中不断自我发现和自我调整，允许他们在职业选择犯一些“错误”。这不就是我们渴望创造的个人自由要素之一吗？并因此也是一种社会福利？

　　其中的另一错误假定则是有关教育者，似乎教育者可以预先精确知道研究生教育的社会成本和收益，据此确定最佳的研究生教育规模，并只选择或更多选择那些将从事科教工作的人进入研究生教育；否则就是研究生教育资源的浪费。这个假定同样错误。从教育的实际状况来看，有时浪费是必须的，是效率的保证，并在这个意义上是有效率的。针对西方国家一些从无人引证、被人斥为“学术垃圾”的新学科文献，就有学者做了这样一段辨析，相信会有助于我们重新审视研究生教育的 “参差不齐”问题：

　　对这种[？？]文献，应当以其最好的而不是其最差的范例来评价。[有人]也许会回应说，重要的是这两类文献的比率；如果大多数文献都是垃圾的话，那么即使偶尔有一颗珍珠，这代价也太高了。但世界上很少有比“废物”这个概念更难捉摸或更成问题的了。一只雌性大马哈鱼会产下并为雄鱼受精6000只卵，一般说来，其中只有两只会出生，长大成熟。难道这就意味着那5998只卵是“浪费”了？只有在存在更为有效的物种延续方式时，你才能这样说。学术著作，就如同野生繁殖的大马哈鱼，是一种高风险低回报的活动。美国的大学是世界上最好的大学，但它的绝大多数学术产出都无关紧要，即生即死，无人问津，可以忘却而且也确实很快就被人忘却。即使在物理学中，所有学术杂志论文在出版后头四年里大约有40%无人引证，这大致意味着，将永远不会有人引证，因为物理学领域变化迅速。在工程学中，这一比例上升到72%，在社会科学中，上升到75%，而在艺术和人文学科中，则上升到令人震惊的98%.我们不应惊讶或感到不快，有这么多新型法律学术文献对任何人都没什么价值。这就是这一创造性文献整体的价格？？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中国研究生教育存在的所有问题，在一定意义上，也是研究生教育社会收益的整体价格的一部分。

　　三、砍点？不可行的建议

　　对中国的研究生教育，因此，真正的问题并非其平均质量下降了还是提高了，因此应予以简单肯定还是否定，不是应批评多一点还是应赞扬多一点。对这些问题，人们可以任意评说。有意义的问题是我们当初能否以更低的价格获得同样的收益，或以同样的价格获得更大的收益——我认为从理论上看本来是可能的。但现在问题已经在这里了，还为撒了的牛奶哭泣没有必要，也没收益，再严厉的批评都是无的放矢。眼下的最重要的问题则是如何改善。对于行动者来说，最有意义的问题是如何从这里前行。

　　正是在这一点上，我根本反对刘道玉先生的改善特别是博士研究生教育的思路：砍去一半高校的博士点、压缩研究生数量。我就从他的建议开刀。因为他的这一思路为学界不少人分享，甚至在研究这个问题之前，我也大致倾向这一主张；也因为这个建议大刀阔斧，痛快淋漓，不仅大快人心，而且似乎可以立竿见影，就看领导有没有决心。但我的分析结论是，刘先生的建议看似可欲，实不可欲，也行不通。

　　不可欲，因为后果很糟，甚至会出人命。这绝非夸张。不说对北大清华这样的著名高校的博士点——其实也并非都强——谁能下手；即使那些近年来刚刚获得甚至勉强获得博士点的地方院校，也很难砍掉。这里有一个棘轮效应，或行为经济学上的禀赋效应（Endowment Effect），你给了人家的东西，很难拿回来了。某校可能是经过了十多年甚至更长久的努力，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时间金钱，好不容易才获得一个博士点，或是增设了一个点，现在你要砍它，砸人家的饭碗，人家会束手待毙吗？这涉及太多的既得利益（不带贬义）了。为申报博士点引进的教师；已经或期待获得博导头衔的老师；在读的和备考的博士生；若这个点是在任领导努力获得的，就涉及在任领导的政绩；若是前任领导努力获得的，则还要加上对前任领导的评价；甚至有关一个学校的生死存亡。结果会师资流失，当地民众和舆论的议论，当地党政领导的干预，甚至不能排除校方明里反对暗地默许和支持学生上街游行抗议。而请注意，刘道玉先生建议至少砍去一半高校的博士点，而不是砍掉一半的博士点。这意味着全国至少要砍掉183所高校，假定一个城市大致有两三所高校失去全部博士点，这意味着要准备有60—90个甚至更多城市出现突发事件。谁敢动这个奶酪？教育部敢吗？

　　但我的这些设想都多余了，是我太天真和较真了，因为事情根本走不到这一步。即使要做这事，教育部也一定要借专家评审。但专家下得了手吗？即使学术标准最严格的专家，哪怕是主张大刀阔斧的刘道玉先生，一旦真到了某校，就可能就下不了手了，至少下不了那么多，那么快。所有的人在这类问题上都是，甚至应当是，“言语的巨人，行动的矮子”——想想“批评从严，处理从宽”的政策。我这不是批评专家学者言行不一，而这是孔夫子留给中国知识分子的“君子远庖厨”的原则。而且，评审是集体行动，人们大都希望自己做好人，别人当恶人；就算有个别铁面无私学术至上的专家，也不顶事。更何况我怀疑有没有这样行动而不是言辞的铁肩担道义的专家。

　　并不全是推论，我也有这种经验。我参加过法学学科的评审，见过评审专家，我也是其中之一。大约在10多年前起，当时全国只有200个法学本科专业之际，在所有相关会议上，我都听见主要高校法学院校长建议教育部组织评审砍掉一批不合格的法学本科专业。但评审的结果是——全国如今有630多个法学本科专业了。评审意见中，最严厉的要求也就是整改。博士点会有例外吗？

　　因此，这个“砍点”的事，就算教育部在社会、学界或上级压力下启动了，也行之不远。“出师未捷身先死”，就死在这些主张“出师”的专家学者手中。

　　最多砍两三个点，做做样子。而大多数点会因此继续，而且经过评审后，这些点的正当性更强了。

　　这其实不是全部的麻烦。别说真砍点，即使对博士点来一次全面的督促整改和检查，也可以预料，对许多学校也近乎灾难。相关学校和博士点会有大量动作，规定的和自选的，合法的、非法的和灰色的，耗费资金人力无数，而这些人力物力本可以也应当用在教学科研上的，高校的资金会进一步紧张。最后结果很可能是上下合谋，你好我好大家好。会是这样吗？我相信必定是这样。

　　想想前几年的全国高校教学评估中的一些情况。

　　这是整顿吗？有可能提高研究生教学质量吗？这是折腾。“彻底整顿”则是大折腾。而建国以来，我们总结的一个最严肃的教训就是“别折腾”。

　　“砍点”的建议出局了，但值得思考的问题才刚刚开始。我们应当想一想，为什么这个不可思议的建议会在一些著名高校的教师心中获得更多共鸣，会被《南方周末》当做有魄力的教育改革建议。这反映了在中国高校和媒体中，包括在许多一直强调解放思想、反对教育管理过度行政化的学者和教育家心中，包括一些标榜自己有改革意识的媒体，其实骨子里有强烈的计划经济和教育行政管理的情节。一遇到问题，他们不是从市场找出路，不是仔细分析内里的复杂因果关系，而是一拍脑袋，然后全力劝说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甚至政府来大动作。这其实是中国教育，不仅是研究生教育，中的一个大问题。研究生教育中至少有一部分问题就与教育行政管理有关。这不全是批评，我知道这是历史，也尊重历史。问题是当中国社会各方面的条件都已经发生重大变化，却还试图走老路，走回头路，这就不太对头了。而且，注意，对于任何改革者来说，所谓现状也是历史，因此如果不是值得尊重那也是值得慎重对待的；总想着“只不过是从头再来”的是革命者，而不是改革者。说实话，该建议出自一位曾经担任教育部党组成员高教司司长、在文革后教育界的拨乱反正中起过重要作用、因此赢得我个人高度尊敬的老教育家口中，其实我不感到奇怪。奇怪的是，为什么许多人，包括许多有强烈改革欲望的人，居然没有察觉这种经历和这一建议之间的关系？这其实更令人担忧。

　　这里还有另一个容易被忽视的更大的身份和地位问题。许多学者和教育家忧国忧民，有学术责任感，这很好。但还要问的是，什么环境塑造了他们以这种方式忧国忧民？会不会其地位和位置令他们有一种偏见？注意，忧国忧民和学术责任感并不自动消除偏见和盲点，有时甚至会强化某种偏见。我认为有。最重要的是，这种 “砍点”一般不会落在自己学校，自己学院，自己头上，甚至不用自己去执行——波斯纳法官说过，若是让法官亲自执行，他判死刑就会更慎重。这个建议的背后或多或少有一种“饱汉不知饿汉饥”、“站着说话不腰疼”的态度，尽管看起来超然。

　　我访问过一些边远省份的大学，那里的条件确实很弱，师资极为困难，不但难以引进，甚至留不住人；许多高校因此希望有一个博士点，在一定程度上就为了培养和吸引师资，也希望从当地或中央政府多获得一些教育资源。这些校长院长想获得博士点也许有个人的政绩追求，但这不是全部；他们也想尽可能为本校师生和当地人民谋求些利益，做些实事。一位只关心个人政绩的领导当然很坏，但一位连个人政绩完全无动于衷的校长院长有可能关心学校的发展和师生的利益吗？

　　我们这些位于北京、上海、武汉的著名高校的学者也许会认为，这些学校的水平太低了，他们根本不应把精力放在争取博士点上，应当放在教学科研上。我同意。但如果当地教学科研在重大程度上取决于有没有博士点，我们该怎么办？

　　想想30年前，中国设立硕士、博士点之际，哈佛、牛津是不是也可以居高临下指责：“你们中国居然还想设博士点？”应当有一种社会的角度，而不仅仅是从教育的角度，来理解中国的研究生教育。太坚持原则的人常常因为他没有或不愿换位思考。

　　四、来点实在且可行的

　　反对诉诸教育行政主管部门以“彻底整顿”的方式来压缩研究生教育的规模，不意味我主张维护现状，或拒绝教育行政部门的一切行政措施。

　　我只是说，中国的研究生教育已经过了宏图大志，大刀阔斧的创业时期，需要更为精细审慎的雕刻和打磨。

　　我在这里提出三项具体措施。具体并不意味着就事论事，缺乏一般性思路和方向。恰恰相反，我力求从具体中展示一种思路，反映我对中国研究生教育更重大问题的思考和我的追求方向。

　　首先是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明令禁止各高校从非科研学术机构招收在职博士生。有关的弊端已经有很多分析讨论，我只简单再说几句。这样做不大可能因此造成人才的遗漏。因为只要不在科研教学结构，在职博士生，无论在官场还是在商场，都不大可能有足够时间和精力研究真正的学术问题，招收这类在职博士生从一开始就注定没有什么从事学术科研的前景。我不否认其中某些人对学术科研有一定兴趣，但这种偏好不必须在博士学习中满足，他完全可以自我提高或通过继续教育来提高。博士教育既非业余爱好也非继续教育。此外，他既然不愿意放弃现有工作来攻读博士，也足以表明他/她的学术偏好还不够强，上或不上博士对他的满足都增减不大，也就不大可能过多损害他的幸福。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的在职博士生往往是官员，通常高校对他们都降低了招生标准。但天下没有免费午餐，学校并非慈善家，它也是要回报的，被招博的官员也可能给予回报，无论是对学校还是对导师。这既会导致招收官员读博的学校或导师获得额外的利益，更多高校会就此展开竞争，对全国高校的教学科研造成重大损害；也会导致这些官员运用手中权力不公平地分配资源，其实是以权谋私。

　　此外，博士招生名额目前是稀缺资源，在职官员占有了，在学术上可能排挤一些更有实力和能力的学术竞争者；到官场上或某些职场上，则可能排挤一些实际工作能力更强但没有博士学位的竞争者。这同时不利于中国的学术和中国的政治。

　　解决这个问题也不很难。招官员读博在理工科以及某些文科院系很少，倒贴钱让官员或商人读数学或物理学博士，他也不会读。这类院系事实上常常是博士名额招不满。只是许多学校为完成招博任务，便于向社会和主管部门交代，也防止下一年招生名额减少，便把这些空额转到一些所谓“好招生的”专业，那些学科知识不系统、不严谨、考试标准很容易放松的专业。据我所知，有的大学一个不大的学院每年博士招生名额超过150人，超过或接近该学院每年本科招生人数。

　　可以想见（或不能想见），如此招收的博士生水平会如何，而在职博士生往往进入的就是这类学院和学科。这种情况在一些高校已持续多年，也是这些学科研究生水平难以提高甚至学术声誉逐年下降的主要症结。就此采取行政措施，不会有什么不利的重大社会后果。

　　第二，除非是专门从事相关的学术研究和教学，在那些主要靠个人天赋、无法有效积累和传授知识和技能的行当，不设研究生学位，或让市场逐渐将之淘汰。

　　说得更明白一点，我反对在影视表演、戏剧表演、相声小品表演、绘画书法以及诸多体育运动项目设立研究生学位，无论是硕士还是博士；尽管可以在这些行当设立真正的“研究”生。多年来，已有不少学校设立了这些学位，甚至开设研究生班，我认为就学位制度而言，这是完全错误的。我并非轻视这些行当，恰恰相反，我非常尊重，甚至正因为尊重。因为在这些行当要想杰出需要的天分更多，而不是知识传授或学术研究；研究生教育对这类人才成长基本没什么实际助益。这也并非否认这些行当有知识和技能，我只是说，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非常不同，这些行当所需要的往往是“无言的”或“默会的”知识，既很难通过训练来提高，也无法有效积累和传递。这些特点在艺术圈内非常典型：杰出艺术家的发生几乎是横空出世或旱地拔葱；即使从时间上看，似乎有前人，其实前人与后人之间基本没有什么关系。说句刻薄但真实的话，在这些行当中，往往是最没有希望成为顶尖的人才会努力争取学位。

　　肯定有人痛恨我的这一分析，坚持认为广义的“艺术”可以拓展研究生教育。

　　反对理由可以是，第一，之前有师徒制，并且曾出现过代代相传的辉煌。看似代代相传的现象确实存在，但问题是，这是否真的是代代相传呢？艺术中师徒制的核心并非知识和技能的有效传授和累积，而是师傅借此发现有天分的人才，以及师傅的行界声誉为后辈天才提供崛起的便利，且交相辉映，师傅也会因此获益。

　　赵本山有什么师傅？拜赵本山为师的人又有谁——至少就目前而言——达到了赵本山的水平甚至当年赵本山的水平。这也不是师傅不用心或学生不用功。常香玉不可能对孙女不用心；梅兰芳也不大可能对梅葆玖不用心，但小常香玉的艺术成能同常香玉相比吗？梅葆玖先生可以同梅兰芳相比吗？广义的艺术界，子女承父母业不算少，极少有人达到父母的水平，更不说超过了。如果看透了这一点，在广义的艺术（不是艺术史或艺术学理论之类的，这些其实并不是艺术）行当中开展即使是师徒制的研究生教育也就没什么意义了。

　　另一种反对意见是，即使不能培养艺术大师，不会大大改善学生的职业表现，但些许提高也好呀——社会不仅仅需要大师，也需要一些“中师”或“小师”。这种观点仍然不理解艺术的特点，不理解艺术的社会需求特点。

　　艺术大致是“武无第二”，是“一招鲜吃遍天”。极小的差别，有时甚至完全是个人特点，就决定了巨大的社会需求差异。

　　你很难说葛优比另一位优秀演员强在何处，但到了市场上葛优的电影票房上亿，而另一位从各方面看都似乎不逊色的演员可能就几百万甚至没有票房。艺术需求的规律是很难接受替代。差一点就是差，只有最好，没有次好，就是“一将功成万骨枯”。马太效应在艺术圈内非常显著，而现代媒体的发展使这种情况更严重了 ——迈克尔。杰克逊一个人就几乎占据了全世界的同类演出的市场。在当代，以培养“中师”或“小师”为目的的研究生教育没什么实在的意义。

　　第三，应逐步放开对职业导向的研究生教育以及某些实际并非学术导向的所谓学术研究生、主要是硕士生的收费。中国近年来研究生数量激增和始终旺盛的社会需求，除了其他因素外，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教育市场缺乏有效的价格调节机制，无法协调供求。虽然一些学校的EMBA教育收费管制已经放松，但对其他一些职业导向的专业硕士学位收费还管的比较紧。2009年，为防止就业难，教育部推出了针对法学本科毕业生的法律硕士项目（有学生称其为“法骡”项目，因其混合了法学硕士和法律硕士的特点），并且全国一刀切，把价格限定很低。这其实不利于这个市场的发展，也不利于产生这类研究生的品牌，不利于优秀的毕业生。中国各高校的教育水平显然有差别，不仅在品牌上，而且教学方式、教学内容也有差别，可调动的资源也不同；并且，至少有些学校对这类项目有比较长远的打算，希望创设品牌。

　　但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出于所谓的“民生”考量的措施打乱了各高校的规划；事实上是迫使各个高校放弃自我创新发展，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的规划和追求。

　　此外，至少有些职业导向或名为学术导向的研究生毕业后会有较高的收入，而当限制价格之际，他们为教育支付的货币费用不足以购买他们实际获得的教育，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说他们至少花费了部分纳税人的钱来追求自己获利颇丰的职业。这种状况对于那些职业回报不高的但社会又不可缺少的专业的研究生是不公平的，不利于中国各个学科的全面协调发展。在理科中，学计算机专业的研究生数量多，职业导向明确，市场需求较大，绝大多数学生毕业后其实都不从事教学科研，收入颇丰；而学数学的人较少，但国家需要，预期回报偏低；对这两类学生若不根据市场和社会需要作出学费调整，对整个社会不利，对这两类学生也不公平。

　　但这不可能靠教育部来管，因为即使同一专业，各大学的研究生去向也不同。

　　研究生教育因此一定要放权给高校，放权给高校就是放权给市场。不要总是担心市场会出问题，市场不理性。

　　其实市场一定会迫使想生存下去的高校理性起来，只追逐货币收益的学校很快就会被市场淘汰。

　　五、研究生教育需求的前瞻

　　因此，我的建议并非是头痛医头的对症下药，这些建议在一定程度上都基于我不大相信行政主导，而更信任中国研究生教育长期发展和实际存在的市场。许多学者都批评教育的产业化和市场化，我理解他们批评的实际是变相的买卖文凭，大肆办班挣钱这类对于大学来说近乎饮鸩止渴或杀鸡取卵的行为。这不是市场化，而是市场化不够的表现。而且不要以为不讲市场化就没有教育市场了。教育市场一直都隐性存在的，也一直影响着人们的教育需求——即使是在计划经济条件下。

　　想一想1977年恢复高考时，为什么考分最高文科学生更多选择了中文、哲学和历史，其次是经济，却很少有人选择法律。并不是那代人对文学历史哲学特别爱好，而是因为即使在文革期间这三个学科的某些知识也似乎比其他学科的知识更有用，文革造成的收益想象实际上塑造了那一代大学生的专业选择。而到80年代中期，尽管还没有提市场经济，文学就失去轰动效应，经济、法律、管理、金融等专业就开始大行其道了，尽管这时大学生就业仍然是国家包分配。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教育的市场，需求和供给问题也没消失。

　　据此，中国的研究生教育质量的提升，数量的增减，就必须放在社会需求的大背景下综合考察。

　　上面三个建议在一定程度上就考虑了当下和未来中国研究生教育的需求，哪怕分析判断有偏颇，也并非出自我个人的好恶。在这三个方面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即使不采取积极措施，但只要不采取其他激烈措施，不按常理出牌，我估计，在这三个方面都会向我建议的方向变化。就总体和长远而言，中国人的研究生教育需求会稳定下来，甚至可能下降。

　　在目前一浪高过一浪的考研浪潮中，我的这个预言看起来很不现实。但我坚持这个预测。必须看到过去30年里，特别是过去15年来的研究生教育需求激增，是中国社会文化、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特殊环境和政策引发的。由于“文革”后必要的强调“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在政府官员的选拔上，在各个行业的职称晋升制度中，都强调了学历，由此引发了不仅是一大批政府官员考研和在职读研，事实上更大量的是高校领导和教师考研和在职读研。作为一个普遍社会现象，追求高学位，其中难买有官员以权谋私的现象和因素，但更有传统中国社会关于教育和职业的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在其影响下，几乎每个家庭只要可能都会敦促孩子追求高学历。一系列特定的时代因素也夹杂进来了，一些因文革或自认为因文革失去高等教育机会的父母对孩子有特别高的学位期待；市场经济社会引发的激烈就业竞争；不少女大学生试图用更高的学历克服就业市场上的性别歧视；高校对师资的需求；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的中国的经济和教育调整；以及其他我在此不可能也不打算一一提到的具体因素，共同创造了日益增长的研究生教育的市场需求，持续了将近30年。

　　是，将近30年；因为近年来这个需求势头实际上已经弱化。首先是市场，然后是社会和舆论都开始改变那种一味追逐高学历的社会氛围。转折点或许已经出现。最重要的标识是，尽管近年来考研的考录比列下降——这标志着考研更容易了，成本降低了，教育供给增加了，但这个本应刺激研究生消费的价格信息并没有导致随后几年考研人数的增加。事实上自2006年以来考研人数就稳定了并有所下降。如果不是因为2008年下半年的世界金融危机，以及教育部为保大学毕业生就业采取了某些应对政策，这个态势完全有可能持续下去。

　　事实上，经过十多年的的扩张，原先没有学位但希望获得学位的人，无论是在政界还是科教学术界，大都已经获得了学位。更年轻的一代的官员，特别是是年轻一代高校教师，许多在进入职业前都已获得了硕士、博士或正在攻读博士学位。在职学习这块需求已经大大减弱了。

　　社会风气也已开始了某些变化。2004年7月，中组部、人事部、教育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向党中央上报并联合印发了《关于干部学历、学位检查清理工作的报告》，提出了进一步加强和规范干部学历、学位管理工作的具体意见。在干部晋升上，学历的意义比之前降低了。国务院发改委主任张平的中专学历，苏州市委书记蒋宏坤的大专学历，已经受到媒体的关注，并且受到了甚至是过度的赞扬。受关注和赞扬表明还很罕见，但这有可能是一个风向标，意味着在各行各业，学历都不再是决定性的，人们更关注实力了。

　　其他因素也在重新塑造着研究生教育的市场需求。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各种职业的发展，就业和成就自己的渠道更多了，人们对自己的利益和偏好趋向有更多的自觉，对研究生教育的机会成本和实际意义有了新的理解。考上大学、研究生甚至博士的社会评价仍然很高，但至少已不再具有“光宗耀祖”的传统意味了。新一代父母也许仍希望但不再像前一代父母那么强求子女获得高学历了；富裕家庭的孩子也不大轻易接受父辈这类期待和要求了。简而言之，社会对研究生学位的需求日益务实了。

　　这一点在艺术研究生教育市场上最为明显。

　　尽管不少高校先后设立了艺术类研究生，但真正杰出的有市场号召力的艺术人才很少进入研究生教育（甚至根本就没进过高校，例如葛优、冯小刚），进入的对学位也大多是“有它不多，没它不少”——学历和学位并不有助于其事业或实质性收益，相反可能耗费他/她的一些成本，至少是时间和精力。也有跻身艺术界的人士试图通过研究生学历或学位来改善自己的事业，但消费者对此是不买账的。谁关心迈克尔。杰克逊或麦当娜的学历？没有学历的冯小刚在电影市场上一直压着有学历、立志深刻的陈凯歌。10年前不少人议论甚至谴责巩俐想读北大社会学系的在职硕士，巩俐放弃了，事业和成就毫无影响。未成明星的演员，即使获得了较高学历，大多是在艺术院校任教或“两栖”。研究生学位和学历对他们其实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一个例子是90年代初设立的书法博士。

　　据报道，就读者大部分为专业从事书法教学的大学教师，此外还有些日韩留学生。

　　最重要的是，这篇报道的题目是“书法博士孤独守望传统艺术”。我非常尊重这些孤独的艺术人士；但我们所有人都摆脱不了市场，而市场正减少这类研究生的需求。

　　可预期的中国劳动力数量的减少会进一步弱化就业竞争，进而弱化对研究生教育的需求。一个最大的变量是中国的人口构成，30年来一个家庭一个孩子的人口政策，已经造成全国的特别是城市地区的小学、中学生数量锐减；这个人口现象必定会影响中国的高等教育需求，然后是研究生教育的需求。

　　从供给的一面来看，全国主要高校的教师也发生了变化，他们更专业化了，不再期望有许多人对自己的专业知识有很高的兴趣。真正的哲学家或数学家什么时候关心过社会是否关注自己呢？

　　关注自己有多少学生呢？学术职业化和高校教师收入增加也促成了年轻一代教师更重视学术的传统和尊严，对研究生的潜质更为关注，在一定程度上从关注招收研究生的数量转向了关注质量。如果这一代学人形成并确立了这一传统，可以预见，这会比刀切斧砍式的行政措施更能有效压缩或稳定研究生数量，并逐步提升研究生的质量。

　　因此，我判断中国的研究生教育已经进入或即将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也可能是一个转型期，至少为转型准备了一些条件。教育市场的供求关系将主导中国的研究生教育的数量和质量。在当前这种情势下，政府主管部门采取某些稳妥的措施，不仅适时，更是可能。只要不出“昏招”，市场也会自我调整。

　　但中国的研究生教育还会有另一个重要发展机会。这就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科技的发展和社会发展，文化影响力的增加，外国来中国留学的研究生数量可能会急剧增加。这种状况在许多发达国家就出现过，至今仍在延续。美国至今吸纳着大批中国、印度等其他经济相对落后国家的留学生；在欧洲，在澳洲，加拿大，也都有这种情况。事实上，德国之所以能够在世界上保持其博士产出第二大国的地位，很大因素就在于其对外国留学生敞开了研究生教育的大门，尽管这个门太大了点。如果这一点为真，中国未来的研究生教育也许会在这方面有新的发展。

　　但所有这都只是预测。成事在天，我们只能谋事，也应当谋事。

《商务周刊》杂志停业整顿一月致读者
　　2010年5月4日，《商务周刊》杂志接到新闻出版主管部门文件，我刊因2010年3月5日总第220期刊载的有关国家电网公司的报道《国网帝国》一文，“违反宣传纪律和期刊出版管理规定，将内参内容公开化，造成负面影响”，“多处内容与事实严重不符，使相关单位合法权益受到伤害”，被责令停业整顿一个月。该处罚自2010年4月30日始。
　　这个结果，我们接受它。
　　《商务周刊》杂志全体同仁
　　2010年5月5日




国网帝国

在目前的改革现状和体制框架下，国家电网公司这样的行政性垄断公司的存在与强势扩张有其合理性与必然性。这是中国的结构性问题，对于国网等大型央企来说，垄断和附着在其身体上的公共职能，是历史留给它们的天生禀赋。

　　围绕央企垄断几乎都是批评的声音。其实，垄断本身并不可怕，在一个相对完善的市场体制下，垄断会时常受到制约，而中国目前缺少这种有效的制约；另外，国网的可怕之处也不仅在于垄断自身，更在于这个庞大的帝国拥有的超乎想象的进取心、能力以及系统性锁定的强大野心，其创造的现时巨额垄断利润和未来无限可能性，足以让肌体欲罢不能

　　记者 王强

　　三座120米高的特高压输电铁塔耸立在黄河岸边，这些学名为三基跨越塔的钢铁巨人有40多层楼高，藐视着脚下的一切。

　　这里是河南省巩义市康店镇的黄河南岸，国家电网公司建造的中国第一条百万伏级特高压输电线路晋东南-南阳-荆门特高压交流试验示范工程就从这里跨越黄河，连通对岸的河南省孟州市。电网下是滔滔的黄河水，裹挟着泥沙奔腾不息。

　　附近的村民们常常惊讶于这个庞然大物的体量，但他们不清楚，那还只是电网帝国的一个小小缩影。

　　高大威严的形象，是素有“铁腕人物”之称的国家电网公司总经理刘振亚的得意之笔，在他的推动下，特高压电网在争议声中强势上马，于2009年1月初建成运行，整个工程耗资58亿元，线路全长640公里，横贯华北、华中两大电网。

　　同样的，特高压也只是帝国各种庞大规划的一部分。对于国家电网这样的大型国有企业，外界很难窥视到它运转的全貌，即便如此，巨无霸的可怕力量也处处可窥。

　　33年前，25岁的刘振亚还只是山东省一家叫白杨河电厂的技术员，经过20年的奋斗，到1997年时，他已经是山东省电力集团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党委书记兼山东鲁能集团董事局主席，并一手打造了鲁能足球俱乐部。

　　国家电网公司是2002年中国电力体制改革的产物，其前身国家电力公司曾经垄断着共和国所有的电力产业。2002年4月，国务院发布《电力体制改革方案》（5号文件），电改大幕正式拉开，按照厂网分离的改革目标，国家电力公司被拆分为5大发电集团和国家电网、南方电网两大电网公司。

　　2000年底，刘振亚被调进京担任国家电网公司筹备组副组长，国家电网公司成立后，他开始担任国家电网公司副总经理、党组副书记。2004年10月，刘振亚升任国家电网公司的总经理兼党组书记。从这时候开始，刘振亚集党政大权于一身，正式执掌了中国这家行政性垄断企业的大权，并开始打造这个巨型的企业帝国。

　　帝国到底有多大？根据2008年底的数据，国家电网公司的总资产高达16462亿元，足可以购买很多非洲国家，旗下员工153.7万人，同样比很多国家的全国人口还要多。2005年，国家电网公司第一次入围美国《财富》500强排行榜，排名第46，随后每年国家电网公司在《财富》500强中的排名都大幅提升，到2009年，排名已至第15位。

　　8年前，当高度垄断的国家电力公司被拆分之时，改革派和监管专家们希望看到中国形成一个充满有序竞争的电力市场，但仅仅8年时间，一个更强壮的“弗兰肯斯坦”式巨人再次出现。弗兰肯斯坦是英国诗人雪莱的妻子玛丽·雪莱1818年创作的世界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科幻小说《弗兰肯斯坦》里的科学家，他用许多碎尸块拼接成一个怪兽，结果这个怪物不受控于它的造物主，为报复它的主人，怪兽制造了诸多悲剧，最后，它的主人杀死了它，但也心力交瘁而亡。

　　最近几年，国家电网公司也正在试图打造一个前所未有的庞然大物，外界为此惊恐和忧虑。

　　国网的触角

　　坐在北京市三里河路46号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重大装备办公室里，气氛很沉闷，办公室负责人胡淑清处长声音很高，情绪激动。

　　“我都不知道写了多少次报告了，现在也不知道去哪里说理去了。”她说，自从去年7月国家电网公司正式宣布收购国内二次电气设备龙头企业许继集团和一次电气设备骨干企业平高集团后，她更深刻认识到国家电网公司身上超乎想像的能量。

　　胡淑清所说的强大能量不仅仅是指国网公司强大的资金实力，而是在各方的强烈反对下，国网公司依然能顺利推进各项收购工作，有关方面对其明显违背电改“5号文件”精神的行为也一直没有明确表态。

　　时间回溯到去年7月17日，发生在这一天的两件事情震动了国内电气装备行业。国家电网公司旗下的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与平安信托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许继集团签订了《合作框架协议》，中国电科院通过增资扩股，取代平安信托成为许继集团的控股股东，持股60%，未来还将进一步增持至100%。同一天，国家电网公司另一家子公司国网国际技术装备有限公司与河南省平顶山市国资委签订协议，无偿受让后者持有的平高集团100%股权。

　　据业内专家介绍，许继集团是我国集电力系统自动化、继电保护和直流输电设备于一身的大型企业，而平高集团是国内电气开关设备三大骨干企业之一。

　　国网公司挺进上游装备行业的行为在去年4月就开始有了传闻，并引起了代表机械行业利益的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的强烈反对，他们早已经对国网公司一直以来排斥国产装备和阻挠电气设备国有化的做法不满了。当国网公司把触角伸向装备行业时，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无法保持沉默。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的担心是，国网公司构建“直属设备制造体系”，在今后的电网设备招标中很难做到“一视同仁”和公平竞争。

　　有专家告诉《商务周刊》，经过多年的发展，中国电气装备行业已处于高度竞争状态，这种竞争状态更不允许手握国内70%以上电网设备应用市场的国网公司打造自己的装备制造产业。

　　为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并制止国家电网公司对高压输变电设备龙头制造企业的不当并购，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在去年5月份就通过《中国工业报内参》，向中央政策研究室、国务院研究室、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等机构发出呼吁。这份内参强烈质疑了国网自建第二制造体系的做法。

　　内参指出，以建设和运营电网为核心业务的国家电网公司，近来积极发展自己的设备制造业，使本已产能过剩、竞争激烈的电力设备制造市场，面临大量重复建设的困扰和因新的行业垄断造成的不公平竞争。文章质疑国网全力推进第二制造体系建设，违背了国家多年来积极倡导的电力体制改革方向和目标。

　　2009年6月17日，中国电气工业协会也在北京召开会议，邀请工信部及电力设备制造行业相关科研院所和企业，就在行业内已热议半年之久的“国家电网公司自建第二制造体系”进行研讨。

　　胡淑清告诉《商务周刊》，去年7月初，在向国家发改委和国务院领导汇报机械工业上半年经济运行形势时，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再次建议制止国家电网发展直属设备制造体系的做法。

　　7月17日国网公司收购许继电和平高集团消息正式曝光后，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向央企出资人国务院国资委递交了一份更为详细的报告。但据称国资委在去年11月初向国务院递交的一份报告中明确站在国网这一边：一、国网的收购有利于促进输变电行业的发展；二、国网的收购有利于电力体制改革；三、国网的收购有利于企业做强做大。

　　国务院在接到国资委的报告后，于11月11日向国务院法制办、国家发改委和电监会转发了国资委报告，征求三方的意见。

　　根据本刊了解，发改委随后也向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征求了意见，并向国务院表达了反对态度，称国网的并购不但不利于行业竞争，更不利于电力体制改革早就确定的主辅分离原则。电监会虽然在大方向上也反对国网的并购行为，但认为许继和平高的市场份额还不到国内电网设备市场的1%，似乎无伤大雅。

　　而对于自己这种纵向一体化的企业并购行为，国网公司一直公开否认涉嫌垄断，并聘请国内著名的律师事务所对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增资许继电所涉反垄断问题和平高集团国有产权无偿划转所涉及的有关事宜出具了专项法律意见书。前一份意见书称，中国电科院认缴许继集团新增注册资本，虽然将导致中国电科院获得许继集团60%股权并控制许继集团，但该行为并不具有或者可能具有排除、限制竞争的效果。后一份也认为，该次划转系平顶山市国资委与国务院国资委下属国有企业之间依据国资委《企业国有资产无偿划转管理暂行办法》实施的无偿划拨行为，不属于市场经济行为。如国务院国资委最终批准本次划拨，则其体现的是国家意志，不同于《反垄断法》所规范的市场经济行为，因此本次收购不构成《反垄断法》关于经营者集中的相关规定，未破坏公平竞争市场环境的相关规定。

　　争议一直在继续，期间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多次在不同场合反对国网的并购，但目前国务院仍未最终表态。而显然，收购已经进入最后审批阶段，包括胡淑清在内的很多反对者对结果并没有多少信心，因为他们清楚，自己面对的是一个超强大的对手。

　　刘振亚的棋子

　　如果仅仅认为国网并购电气装备企业只是为获得所谓关联交易好处，通过不公平竞争受益，那这种看法似乎过于简单。如果从国网公司内在的发展逻辑看，这些并购行为显然是国家电网自身战略的需要。

　　“这与国网公司总经理刘振亚有着直接的关系，刘是个很有想法的人。”一位不愿意具名的业内人士告诉《商务周刊》说，“刘在某次内部场合说过，国网要打造中国的西门子。”

　　一直以来，国家电网公司对国内电气装备企业的能力其实并不信任，此前的多次设备招标中，国网表现出对国产设备的排斥情绪。在关于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增资许继集团有限公司所涉反垄断问题之专项法律意见书中，国网公司也借律师之口认为，“我国电力装备制造业虽然也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同国外技术先进的大型跨国公司如ABB、三菱电机、西门子等相比，在新产品研究开发能力、产品性能以及资金实力、质量管理上还有差距，综合竞争能力较弱，现有大型电力装备的品种还不能完全满足国内电力工业发展的需要。”

　　尤其是，在国网公司眼里，中国还没有一家类似西门子那样具有综合实力的电气设备总承包商。显然，刘振亚希望国网公司能承担起这样的角色，而且他自信国网确实也有这样的能力。所以上述法律意见书断言，（对许继电的）本次增资有利于打破境外寡头在电力装备制造业上的垄断地位。

　　不论外界形容刘振亚是有野心还是有理想，都难以左右这个强势人物实施自己既定的战略。一旦庞大的帝国想扩土开疆，就很难有人能阻挡它的步伐，这也是国网公司之所以敢于冒行业之强烈质疑和违背电力体制改革精神的原因。

　　从已经发生的事实来看，国网公司的野心显然并不仅仅在许继集团和平高集团上，二者只是帝国棋局上的两个小棋子。

　　2009年12月27日，很多大人物出现在南京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一个热闹的工程奠基现场，国网公司党组成员、总会计师李汝革，南京市委副书记、代市长季建业带领国网公司主要部门和南京市政府各大部门负责人到场，庆祝国内首个围绕智能电网自主技术研发、核心装备制造、关键产品检测为主要内容的科研产业基地“国家电网公司智能电网科研产业（南京）基地”奠基。

　　南京是国网公司直属重要科研单位电力科学研究院的大本营，也是国网电科院为促进科研成果产业化而创办的高新技术企业南瑞集团的大本营。国网电科院由国网南京自动化研究院和国网武汉高压研究院重组整合而成立，主要从事电力系统自动化、交直流高电压技术、水利水电工程测控、通信与信息工程、一次设备及其智能化、电力电子、轨道交通及工业控制技术的研究、开发和应用，而南瑞集团扮演的则是产业化和智能一次设备及其他电网设备制造商和系统集成商的角色。

　　把南京打造为南方最重要的电气装备产业基地，是国网公司早布下的一步棋。此前，电科院已在江苏省内悄悄地完成了多单并购，麾下有10多家产业公司。仅在2009年，南瑞集团就把从事电线电缆制造的江苏银龙电力电缆公司、江苏淮胜电缆有限公司以及从事断路器、非晶合金变压器等电力设备制造的江苏帕威尔电气有限公司、安徽继远电网技术有限公司和继远软件公司揽入怀里。

　　随着国网公司提出建设智能电网，国网电科院也提出了跨越式发展的目标，国网电科院认为这是“二次创业”做大做强的最佳时机。该院院长肖世杰在今年1月21日职工代表大会上宣布了他们的愿景：借助这次机遇，力争用4年左右的时间，使国网电科院成为国家电网公司的研究开发中心、设备制造中心、技术服务中心、检验测试中心，国网电科院要发展成为国际一流的电力科研机构，产业规模超过300亿元。

　　为助推该计划，去年7月20日，刘振亚亲赴南京，与江苏省委书记梁保华、省长罗志军、南京市委书记朱善璐等地方大员会谈，敲定在南京建设智能电网科研和产业基地。地方政府当然更加乐意看到这样庞大的项目落户，给予了国网公司极大的热情。

　　此次江苏之行，刘振亚还重点考察了常州的输变电产业，包括常州东芝变压器有限公司、常州特种变压器有限公司、太平洋电力设备集团、常州高新区电工电气装备产业园、溧阳上上电缆集团等。随后就有传闻称，常州市国资委或将常州东芝变压器有限公司的股份划转给国网公司，常州东芝是全国首家开发生产500kV电压等级电力变压器的合资公司，同时，地处江苏溧阳的上上电缆集团也将并入国网公司。

　　不久，传闻就变成了事实。国家电网公司旗下的国网国际技术装备公司通过无偿划转从常州市政府手中取得了常州东芝33%的股权。国网国际技术装备公司成立于2008年8月，是国网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平高集团就被划拨在其旗下，也是国网公司为实现自己装备总集成商梦想的更重要的一枚棋子。

　　有业内人士告诉本刊，常州集中了国内众多输变电企业，国网无疑想把这些企业都收至旗下。

　　而就在刘振亚此次南京之行前几天，国网公司位于北京的另一大科研集团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也正式明确增资许继集团。中国电科院是国网公司装备总集成商“三驾马车”中的最重要成员，此前已经开始对国网公司下属省网公司三产进行整合，如已经整合了江苏华电铁塔制造有限公司、重庆渝能泰山电线电缆有限公司、重庆顺泰铁塔制造有限公司等，并出资成立了多家与电网系统密切相关的产业公司，目前，除20家研究所外，中国电科院还拥有17家科技公司。

　　而根据上述《中国工业报内参》，国家电网公司对中国电科院的考核目标是到2012年发展为年产值500亿元的产业规模。为推进目标，中国电科院提出了积极培育大产业以及由提供单一装备到提高系统装备贡献率转变的企业战略。

　　在做强做大的发展激励下，国网公司及其旗下的科研集团产生并购扩张的冲动自然而生。据电气装备行业的分析，国内其他重要的关键企业比如西电集团、天威保变、思源电气、特变电工等，都曾先后被列入国家电网整合的对象。

　　采访中，国内多家电气装备企业虽然对国网公司的跨界扩张不满，也担心未来自己的产品在招标中会受到不公正待遇，但惮于国网公司这个最大买家的强势，很少有企业愿意公开站出来表达自己的看法。

　　帝国的威力

　　面对众多的批评和质疑，国网公司有内部人士很委屈。他认为，一直以来国网公司受到电气设备厂商的价格讹诈，所以国网收购许继和平高等企业，将使国网对设备的生产成本了如指掌，真正掌握产品的定价权。

　　“这简直是无稽之谈。”国内某电力设备企业的负责人称，“面对国网公司这样强大的垄断买家，我们这些企业几乎没有说话的权力，如果能在招标中拿到单子，简直就是拜国网恩赐，我知道，国内很多厂商都要经常到国网公司去公关，不然你可能几年拿不到订单。”

　　国内某电力开关企业的高管在采访中也认为，设备企业能否中标，完全取决于国网公司的态度，在国网帝国面前，生产企业只有臣服的资格，哪里还敢讨价还价。

　　“所以，我们肯定担心国网一旦拥有了自己的设备制造体系，体系外的企业很有可能被排除在竞争之外，国网的威力我们不是没有领教过。”这位企业家说，“很明显，我们这些国网外的企业肯定竞争不过国网体系内的企业。”

　　国网公司虽然极力辩解未来不会形成歧视政策，但在本刊获得的那份《中国工业报内参》里，却显示国网旗下的公司在无业绩的情况下可以屡屡中标，甚至不通过公开招标程序，把项目直接交给旗下的单位。在2009年1月三峡工程地下电站送出直流输电工程主设备招标中，国网全资子公司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联合法国阿海珐公司（AREVA）作为投标乙方，在没有资质和业绩的情况下参与投标并中标；在最近的一次大型抽水蓄能机组招标中，对于调速装置、励磁装置等关键附属设备，国网公司不通过招标就将其给了另一家全资子公司国网电力科学研究院，而该研究院在此方面也还没有业绩。

　　采访中，胡淑清告诉本刊，她对三峡工程地下电站送出直流输电工程主设备招标的情况比较熟悉，当时参与竞标的还有国内输配电行业中唯一的央企西电集团，在上述领域，西电已经拥有成熟的技术和完善的制造能力，而中国电科院并不具备相应的技术能力，更缺乏制造能力。但最终中国电科院与法国阿海珐公司联合以超乎想象的低报价中标。胡淑清认为，按照他们的报价，肯定是要赔钱的，但因为背后有国网公司的支持和操纵，明显违反市场规则的事情就能发生。

　　而为了竞标成功，中国电科院与法国阿海珐公司进行接触，希望借助法方的技术实力弥补中国电科院的不足, 据称阿海珐下属的输配电公司在直流输电技术领域有着领先的技术和多年的工程经验。中国电科院网站公开的资料显示，2007年4月，中国电科院与法国阿海珐输配电有限公司达成战略合作框架的协议，阿海珐同意把直流换流阀等技术转让给中国电科院，随后双方日益紧密，高层之间互访频繁。2008年，中国电科院还派出一批技术人员到阿海珐（AREVA）位于英国的输配电技术中心接受培训。

　　一位业内专家认为，法国阿海珐当然乐于跟这样一家有着强大背景的机构进行深度合作，借助中国电科院，阿海珐可以打开中国巨大的电网市场。

　　事实也是如此，这样的合作使得阿海珐最近两年连续获得一些此前难以拿下的项目，去年，由于阿海珐在直流阀技术方面与中国电科院的合资合作，双方在国网公司公开招标的黑河项目中一举中标。

　　“为了支持双方的合作项目，国网公司还投巨资在位于北京市清河的中国电科院建设了一个庞大的生产基地。”胡淑清说，“对于国内其他设备企业，哪里有这么大的手笔？”

　　对于国网公司的威力，最近感受最深的可能是国内三大变压器生产企业之一的天威保变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记者采访中获悉，这家变压器生产商早已进入国网公司的收编名单，但2007年9月，中国兵器装备集团却占得先机，顺利从天威集团手中以无偿划转的方式获得天威保变51.1%的股份。

　　兵装集团横刀夺爱本身已经令舍我其谁的国网公司感到不快，而去年国网收编许继和平高的消息一经确定后，据称兵装集团的领导到国资委表达了反对意见，国网公司大为震怒。最近一年多的几次大项目招标中，天威保变没有一次中标。

　　最近，胡淑清到天威保变调研，天威保变有关负责人很委屈，但也只能有苦难言，“那么厚的标书里，挑拣些毛病是很简单的事情，即使针对一些小瑕疵，国网公司就可以拔枪立毙”。

　　《中国工业报内参》还披露了一个事实，早在1970年代，我国就开始了特高压输电技术和设备研究。经过几代人的艰辛努力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在国内首条成功投运的1000千伏特高压交流示范工程中，国内制造企业发挥了关键作用，综合国产化率达到了90%以上。但国内设备制造企业在申请专利时，国网公司却要求与其共享专利权。这意味着，制造企业今后要参与其他国内外公司的项目建设就必须先征得国网的同意。借此，国网的垄断将进一步延伸。

　　一位曾经亲身经历了特高压国产化工作的机械专家也向《商务周刊》证实，在建设特高压试验示范线项目中，国网公司强迫设备企业必须同时签订知识产权和专利共享的协议，如果不签署协议就不使用该企业的产品，在强大的压力下，很多企业最后都不得不认下了这份不公平的交易。

　　艰难的主辅分离

　　2010年初，两度被搁置的电网主辅分离改革再次出现在了有关领导的办公桌上。据悉，这个一直难产的改革将于年内重启，但根据已经公开出来的消息，此次改革的重点在早已经从国网中分离出来的四大辅业集团之间的重组，这四大辅业集团是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中国水电工程顾问集团、中国水电建设集团和葛洲坝集团，目前均由国资委直接监管。

　　业内多位人士认为，虽然国网公司收购许继电和平高两大电力设备企业还存在不确定性，但其行为本身对于电力体制改革关于主辅分离既定原则的破坏已经影响深远。

　　“这种明显违背电改精神的行为却难以得到制止，我很难理解。”胡淑清认为，即使非电力专家，也清楚国网的行为已经超越了既定的边界，有关部门不应该纵容国网在错误的道路上走那么远。

　　而在电改专家眼里，电改8年来，5号文件所确定下来的原则只有“厂网分离”得到了比较顺利的推进，发电侧有了相对充分的竞争，但接下来的“主辅分离”、“主多分离”以及“输配分离”一直举步维艰，难有实质性进展。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电监会官员认为，目前来看，主辅分离改革似乎绕了一个圈子，从起点又回到了起点。他认为，就目前国网收购两大电气设备企业看，可能在最初的改革设计时就为国网越界埋下了伏笔。

　　“最初改革设计时，就不应该把中国电科院等科研实体划归国网公司管辖，退一步讲，即使这些实体归于国网旗下，也应该有严格的政策限定其只能是单纯的科研机构，不能赋予其做大做强的产业激励目标。”他说。

　　这当然是改革不彻底的隐患，但也是国网公司强势使然。

　　2008年初年初，一场历史上罕见的低温雨雪冰冻天气袭击了华中、华东两个区域电网和湖北、湖南、河南、江西、四川、重庆、浙江、安徽、福建、江苏10个省级电网，国家电网经营区域545个县（区）、2700多万用户受到影响，其中80个县（区）供电几乎全部中断，华中、华东电网几十条500千伏线路倒塔、倒杆、解列和停运，暴雪、覆冰凝雪等造成贵州500千伏电网基本瘫痪，湖南电网一度濒临崩溃。后来根据中国电力行业主管部门的披露，电力系统因此次雪灾造成直接经济损失达400亿元。

　　我国电网有史以来受严重的一次灾害引起了多位专家对国网公司垂直一体化垄断模式和一味强调建设大容量、远距离的大电网行为的批评。但国网公司却在大力宣传抗冰保电成就的同时，游说中央放弃既定的主辅分离改革。

　　有报道公开称，雪灾过后，国家电网公司即向国务院递交了一份措辞强烈的报告称，“送变电企业和设计院都不应作为辅业分离出去”。

　　国网公司强调，从这次抗冰保电可以看出，设备企业对于电网的建设和维护非常重要。考虑到电力应急和安全，设备企业不应作为辅业剥离，而是应当留在主业之内，否则无法高效率地组织抢修队伍，会影响到正常的电力建设和维护。

　　在改革派眼里，这多少有些威胁政府的意味，但国网公司确实达到了目的。据说，决策层对此文件的批复是，要“进一步论证”。从目前事实看，高层对于国网明显违背主辅分离式的扩张采取了缄默的态度。

　　天灾人祸似乎总是能够成为国网公司游说的借口。电监会那位内部人士回忆，为厘清电网运行的真实成本，2002年就明确电网“主辅分离”在“厂网分离”之后应该成为改革的重点。2004年底，国家电力改革领导小组将第一份主辅分离改革方案上报决策层，业内对此充满期待。但正式文件还未出台，“电荒”开始在全国蔓延，并持续了前后两年多时间，“主辅分离”方案最终未被通过，改革时间表被无限延期。

　　随后几年，电改办牵头制订了多个版本的改革方案，都因阻力较大，部委之间意见未能统一等问题而搁浅。电力改革“主辅分离”的时间表一延再延，国家电网公司却在只争朝夕的越长越大。

　　

　　国网的发电图谋

　　2010年1月31日，国家电网公司副总经理舒印彪出现在国网能源研究院主办的“能源经济发展”论坛上。这位国网高层针对业界反映强烈的风电等清洁能源上网难问题作出了解释，他强调了众所周知的说法：“近年来我国风电发展速度大大超出规划，而风电等可再生能源发电具有间歇性、随机性、可调度性低的特点，大规模接入后对电网运行会产生较大的影响。”

　　尽管国网把风电等清洁能源上网难的关节归因于风电发展过速，但这家电网运营商自己却就在参与风电等清洁能源发电，它希望成为中国未来最大的清洁发电生产商。

　　这多少显得有些滑稽。但这是国网公司染指发电领域的一种迂回战略。

　　2002年“厂网分离”改革后，国网公司就不被允许再涉足发电领域。电改之所以首先要把发电侧与输电侧分开，是为了在不具备自然垄断端的发电领域进行市场化竞争，打破原有发电输电高度统一的垄断局面。按照电改的预定，厂网分离改革必须在“十一五”期间彻底完成。

　　虽然2002年厂网实现了初步分离，并形成了5大发电集团竞争的局面，但国网公司显然希望继续染指发电侧，并借道新能源发电打造自己的发电版图。对此，外界也一直有批评声音，认为国网有打造中国“第六大发电集团”的野心。

　　染指地方

　　地方小水电这种分布式供电模式一直是中国农村水电的一大特色。国际小水电组织也认为，小水电对于消除贫困、减少二氧化碳排放、保护生态环境、促进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可持续发展极为重要。

　　一直以来，这些地方小水电归属于地方水利部门管辖。四川省水电产业集团公司专家顾问组组长李其道告诉《商务周刊》，在最高峰时的1990年代末，中国有800多个小水电自发自供自管县，但随着此后开始的农电体制改革和农网改造，大电网依靠强势垄断地位开始一点点蚕食地方小水电。

　　最初，国家电网公司的前身国家电力公司就要挟地方，如果不把这些小水电划拨给电网或由电网代管，当地的农网改造就不能进行。国家电力公司被拆分后，国家电网公司仍旧沿袭了前辈思路，继续收编地方小水电，把这些处于自主状态下的分布式电力资产纳入统一的大电网里。

　　“到2007年底，全国小水电自发自供自管县只剩下200个左右了。”李其道说，在水电资源丰富的四川省，原来有110多个小水电自发自供自管县，目前所剩寥寥无几。而且失去了供区市场的这些县的小水电，还从原来的“三自”（自发自供自用）变为“三限”（限时限量限价上网），受到大电网的极大制约。

　　对地方小水电的收编造成的一个直接恶果就是抬高了农民用电成本。李其道回忆，在自发自供自用时期，这种带有民主色彩的供电服务模式卖给农村用户的电价每度只有0.2元左右，有些地方甚至更便宜，但一旦并入国网，国网采取了低价购入、高价卖出的方法赚取超额利润，很多地方曾向李其道反映，当地农村用电涨到0.5元。

　　地方政府在其中也充当了国网公司的合谋者。2007年，四川省巴中市南江县曾有内部人士给李其道发来一封揭发材料，南江县位于四川北缘米仓山南麓，境内河流众多，水电理论蕴藏量丰富，发展了多家小水电企业，投资主体也很多元化，在南江电力格局中，小水电发电量占到了60%。

　　2007年10月9日，巴中市电力同网同价工作正式启动，在此过程中，国网所属的巴中市电业局逼迫地方小水电企业必须无偿交出供电区，由此造成的人员、债务、股本等问题自行解决，国网概不负责。该县一位领导在会议上也明确称，小水电阻碍了南江社会经济的发展，不管国网与小水电之间的矛盾如何，不管牛打死马、马打死牛，都必须无条件执行上级规定，要采取强有力的措施解决南江县的电力体制问题。在牺牲了地方小水电企业利益的基础上，南江县配合国网顺利实施了“改革”，事后，南江县还成为农电改制的样本被宣传。

　　2008年，李其道曾把国网这种强势的垄断行为上报到国家电监会，但电监会有关官员告诉他，电监会管不了这样的事情。

　　在四川，国网公司很早还盯上了省内5家发供一体的配电网上市公司，通过全资子公司四川省电力公司以不同途径实现了对其中4家的控股。2006年8月初，四川省电力公司以每股2.45元的价格受让了深圳市业海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及四川汉派实业有限责任公司所持乐山电力股份（600644.SH）3600余万股，并以14.56％的持股份额（股改后降至10%）成为公司第二大股东。2008年11月3日，四川省电力公司又与眉山资产经营公司签订股权转让终止协议，以4.77元/股通过上交所大宗交易系统受让了后者持有的1632.4万股乐山电力解禁股，正式成为乐山电力第一大股东。

　　此次控股也为日后四川电力高管操纵乐山电力内幕交易埋下了伏笔，2009年8月，中国证监会披露了四川省电力公司副总裁吕道斌涉嫌违规交易乐山电力股票的丑闻。

　　而早在2008年，岷江水电（600131.SH）也被四川电力所控制。该公司的2008年报显示，四川省电力公司全资拥有阿坝藏族自治州水利电网资产经营公司，后者持有岷江水电总股本的23.91%，是公司的第一大股东，四川省电力公司成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西昌电力（600505.SH）是四川凉山州唯一的发电和供电公司，负责凉山和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的供电任务，2009年3月18日，西昌电力发布第一大股东变更的提示性公告。四川省电力公司通过大宗交易的方式，获得西昌市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持有的180万股西昌电力，交易总金额为人民币826.20万元。此次交易后，四川省电力公司共持有西昌电力5527.25万股，持股比例达到15.16%，成为西昌电力第一大股东。

　　2009年11月2日，明星电力（600101.SH）也与四川省电力公司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向四川省电力公司转让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6506999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0.07%。股权转让完成后，四川省电力公司也成为明星电力的实际控制人。

　　“目前，只有广安爱众（600979.SH）还没有被国网掌控，但其未来的命运也未可知。”李其道深感忧虑，这些上市公司手中都有不小的发电资产和发电能力，被国网控制后对于长远的电改会产生不利影响。他相信，国网不仅仅在四川省进行了此类扩张。

　　未来的新能源霸主

　　2009年底，河北省发改委核准通过了国家电网公司的一个大项目，该项目名为国家风光储输示范项目一期工程。国家风光储输示范项目是国网公司力推的坚强智能电网建设的首批示范项目，一期工程位于张北县，计划建设风电10万千瓦、光伏发电5万千瓦、储能2万千瓦，总投资约33亿元。

　　根据张家口市发改委主任王世光去年9月张家口市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11次会议上透露的信息，该项目是去年4月由国家科技部、财政部、能源局和国家电网公司研究决定启动的大型新能源项目，项目估算总投资200亿元以上。项目建成后，张北小县不但会成为世界最先进的风电研究和试验中心，还会成为国网公司旗下一个巨大的风电场。业内人士也认为，这个风电场将进一步助推国网公司突破不能发电的政策限制。

　　业内也注意到，承担这个项目的具体实施公司是国网旗下的新源控股有限公司。该公司成立于2005年3月，注册资本22亿元，除了经营管理国家电网公司的抽水蓄能电站项目，另一个很关键的功能是大力开发建设风电等可再生能源项目。

　　4年前记者在采访一位电力改革专家时，他就明确指出新源公司的功能设置明显违背了厂网分离的改革目标。但具体政策却为国网留下了闪转腾挪的空间，因为电力体制改革只是明确电网公司不能投资常规火电厂，对于投资新能源发电项目并没有明确的政策规定。

　　电力改革之初，国网公司还掌握着2002年电力改革中所预留的用于以后支付改革成本的发电资产，国网内部一直希望能把这些资产保留下去，但迫于电改压力，这些资产最后都被出售剥离，这无疑也刺激了国网借道新能源发电的动力。逐渐剥离火电资产的同时，国家电网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开始抢占风电、生物质发电等新能源发电高地。在该公司的“十一五”规划中，明确提出积极发展风电，每年开工10万千瓦、投产10万千瓦的目标。

　　最早在2007月8日，新源公司控股的第一个风电项目——内蒙古杭锦旗伊和乌素风电场一期4.95万千瓦工程就开工了，这个位于狼山和阴山之间的狭长风电场，也是鄂尔多斯市第一个风电项目。该项目66台风电机组于2007年12月31日建成并网发电，一年后，该风电场二期4.95万千瓦工程也建成，另外66台风机开始并网发电。目前，该风电项目仍在续建之中，国网公司的最终目标是在这里建成总装机容量100万千瓦特大型风电场，总投资上百亿元。

　　当然，新源公司永远不会为了风电上网难而发愁，国网自己的风电项目建成即可上网。

　　到2007年底，新源公司已经在建的风电场除了内蒙古杭锦旗伊和乌素风电场，还有总投资4.4亿元的甘肃安西风电场49.5万千瓦特许权项目工程、按照股权比例投资建设的新疆天风发电公司三期4.95万千瓦风电项目和内蒙古赤峰新胜公司二期4.93万千瓦风电项目。

　　本刊还了解到，去年底，新源公司建设的甘肃瓜州干河口第三风电场20万千瓦工程已经开始各方面的招标。

　　而在更早的2005年7月，很少有人注意到，国网注册成立了一家叫国能生物发电集团有限公司的企业。该公司承担着国网公司进军生物质发电领域的重任，在最近几年里，国能生物发电集团公司在全国投资建设了多个生物质发电项目。

　　国网公司也如风电一样重视生物质发电，还专门制定了“十一五”期间公司发展生物质能发电的总体目标、发展思路和保障措施。国网自己预计到2010年，将建成约200万千瓦的生物质能发电能力，届时将占中国生物质发电能力的36％左右。

　　2006年12月1日，国能山东单县生物发电工程正式投产发电，国网宣称这是我国第一个建成投产的农林生物质发电项目。截至目前，国能公司已取得核准项目40个，遍布山东、河北、河南、江苏、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古、新疆、湖北、安徽、陕西等省和自治区，其中已投产项目12个，发电装机容量32.4万千瓦；在建项目7个，在建装机容量8.4万千瓦。

　　国网公司在新能源发电领域可谓无孔不入。一位光伏领域专家告诉本刊，“十一五”期间，国网公司也进入了太阳能发电开发领域，截止到2008年年中，国网已与青海省、内蒙古自治区等达成了太阳能发电项目的合作开发意向，并正处于快速推进之中。

　　可以想象，在不久的未来，国网公司凭借强大的实力，将会把自己打造为中国新能源发电市场中的庞然大物。届时，国网的新能源发电依托强大的输配垄断母体，还会给市场中的其他竞争者留下多少独立生存的空间呢？这将是未来很长时间一直会困扰着决策层的难题。

　　

　　遥遥无期的输配分离

　　输配分离改革在长期搁置后，再次被有关部门提上了重要的议程。从公开信息看，国家电监会今年可能会有大动作。

　　在2010年1月18日召开的国家电监会工作年会上，电监会主席王旭东表示，将在今年推进落实电网企业主辅分离改革工作并促进实施，积极参与、配合做好电价改革工作，拟订输配电体制改革方案。

　　这无疑是个积极的信号。外界也注意到，2009年12月15日国家电监会《2009年供电监管报告》发布会上，电监会新闻发言人谭荣尧也透露，电监会将出台《输配电成本监审办法》，明确输配电成本，啃下电改的“硬骨头”。他说：“输配电成本核算是电改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业内都很清楚，谭荣尧所说的电改“硬骨头”，实指输配分离改革，输配电成本核算是启动输配分离的关键一步。

　　输配分离原则是2002年“5号文件”就已经明确下来的改革方向。所谓输配分离，就是将输电和配电环节从资产、财务和人事上分拆，输电环节由电网管理，而售电环节，将把地方供电局改组为多个独立的法人实体，再辅之以购电大户与电厂签订直供合同，把配电网的建设运行下放地方。

　　国家电力公司被拆分后，输配电仍统一由电网管理，这种局面被电改专家认为模糊了电网的真实成本，影响了下一步更为关键的电价改革。只有输配分开，才能打破电网作为单一购买方的现有市场格局，形成购电方和发电方的自由选择，到那时电网才能变成一张纯粹的输送网络，公开、透明的定价机制才能形成。

　　原电监会副主席邵秉仁曾如此强调输配分离的重大改革意义：“输配分开是全面深化电力市场化改革的纲，纲举才能目张。没有这一步，厂网分开的效果就不会充分显现，也很难建立一个有效的电力市场体系。”

　　改革初期，由于集中在厂网分离和主辅分离上，所以更为复杂的输配分离在很长时间没有被碰触。尤其是，与“厂网分开”相比，“输配分开”的改革被业内专家认为是“更复杂、更艰巨”的改革任务。因为输配分开将涉及电网企业资产、调度体制的大调整，以及电价改革的真正启动。

　　“这背后显然涉及到更为复杂的利益关系，起码国网公司就始终不愿意把配电网资产和管理权下放给地方。”上述电监会官员对《商务周刊》说。

　　国网摇头了

　　随着电改的逐步深入，国家希望在“十一五”（2006年—2010年）期间启动并完成输配分离改革。

　　2005年末，中国电力改革体制领导小组召开了第8次会议，重点讨论“十一五”期间的电力体制改革思路。会议明确“5号文件”的改革方向和总体目标既定不变，“十一五”期间，要以输配分开为突破口，以区域电力市场建设为中心，积极培育市场主体，全面推进电价改革，加快政府职能转变，争取在“十一五”末初步形成有效监管下的公平竞争、开放有序的电力市场体系。

　　电力体改领导小组会议对于改革的积极态度，特别是明确启动输配分开改革，令当时改革派们精神振奋，他们认为僵持下的沉闷电改将有望打开新的局面。

　　2006年，国家启动第二次煤电联动，结果造成全国电价普遍上调。随后不久，众人对电力系统企业转嫁成本的质疑接踵而至，而垄断行业高收入的问题又在当年成为众矢之的，改革呼声高涨。

诽谤和诽谤罪在美国
from 雾谷飞鸿 by Jianan

近年来，诽谤官司在中国多了起来。中国法制体系的建立以大陆法系为基础，同时借鉴英美法系的优点。英美两国对诽谤罪的审理也有差异，主要是在美国比较不利于原告。西方的诽谤罪及其审理原则对中国不一定适用，但是可以作为参考。

1877年，旅居英国的美国画家惠斯勒（James Abbot Whistler）控告艺术评论家拉斯金（John Ruskin）诽谤，原因是拉斯金在报纸上发表评论说，惠斯勒描绘伦敦泰晤士河畔科里芒花园夜晚焰火的绘画是一个“自负而缺乏教养的艺术家以几乎有意欺诈方式”所炮制的作品，说他“见过听过各种各样荒诞的伦敦腔，但是从未听说过小丑把一盆颜料泼到人们脸上，还要付给他200金币。”

在诽谤官司中，英国司法传统对原告有利。这一次陪审团虽然也判决惠斯勒胜诉，但是只象征性地赔偿他一个法因（现在已经停止流通的硬币，价值四分之一便士）。旷日持久的诉讼和高昂的法庭和律师费用，使得惠斯勒宣告破产。直到去世前的20多年，几乎一直在以作蚀刻画和人物肖像偿还债务。

在美国，最知名的诽谤官司是1734年殖民地时期的曾格（John Peter Zenger）案。曾格是印刷厂主兼《纽约周刊》发行人，他每个周一刊登反对派的文章攻击总督科斯比（William Cosby），被科斯比以“煽动性诽谤”逮捕并起诉。经陪审团裁决曾格无罪，为美国诽谤罪审理奠定了三个至关重要的准则：必须以事实认定为基础，与刑事案件一样可以采用陪审团形式，以及陪审团的决定可以无视法律条文。今天，美国大约有90%的诽谤案件采取陪审团审判的方式进行。

案件审理时科斯比利用职权剥夺了曾格聘请的辩护人律师资格，本杰明?富兰克林说服60高龄的费城律师安德鲁?汉密尔顿（Andrew Hamilton）出山。汉密尔顿在庭辩中指出，以言论和出版来揭露和反对专制霸权，是人民与生俱有的自由权利。他的精彩辩辞使得“费城律师”成为精明而正义的律师代名词。

美国独立之后，尽管开国元勋在权利法案的第一条里就把言论和出版（表达）自由列为宪法保护的基本权利，但是最高法院将近两百年拒绝听取有关诽谤案件的上诉，使得诽谤案的审理因州而异。直到1964年，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警察局长苏利文（L. B. Sullivan）诉《纽约时报》诽谤案的上诉被最高法院听取。

1960年3月29日，“保卫马丁?路德?金和争取南方自由委员会”在《纽约时报》刊登题为“听取他们崛起的呼声（Heed Their Rising Voices）”整版广告，征集捐款支持南方的学生运动、保障黑人投票权和援助金牧师面临蒙哥马利法庭伪证罪的指控。广告指出成千的南方黑人学生正在进行大范围的非暴力示威，维护他们受到宪法和权利法案保护的、有尊严地生活的权利，但是他们面对的是前所未有的恐怖活动。广告列举了这些针对黑人维权活动的镇压和恐怖行为，其中提到蒙哥马利市的事件中一些细节并不完全符合事实。

尽管《纽约时报》的广告没有指名，但是苏利文还是以他的职务为理由提控受到诽谤。阿拉巴马州法院判决被告赔偿苏利文50万美元。《纽约时报》上诉至最高法院，1964年3月9日最高法院9比0裁决州法院的判罚无效。大法官威廉?布里南(William J. Brennan)在判决书中指出，苏利文作为政府官员，只有在被告明知所述违反事实，或者不管对错恣意而为的情况下，诽谤罪名才可以成立。

苏利文诉纽约时报一案的裁决，成为美国诽谤案件的重大转折。从此，即便公务员受到诬陷，只要不能证明被告事先知道那是谣言，或者罔顾事实恣意妄为，都无法控告对方诽谤。之后最高法院又将这个所谓“苏利文准则”推广适用于媒体曝光率很高的公众人物，例如演艺界人士、知名作家和体育明星。

尽管苏利文准则适用于全美国，但是大多数州仍然沿用自己类似的法律审理对政府官员的诽谤案件。通常这些法律要求公务员证明记者在进行错误报道时玩忽职守。至于普通老百姓受到侮辱，则只要能够证明报道不符合事实，法庭和陪审团就会采信。如果没有造成实质经济损失，通常报社刊登启事加以更正和道歉即可。否则即便更正道歉，仍然要赔偿原告的损失，严重的还要加上惩罚性赔偿。

有没有政府官员获胜的诽谤案件呢？1990年底，宾夕法尼亚州最高法院一位法官状告《宾州问询者报》，原因是1983年该报刊登的一系列文章诬陷他利用职权徇私舞弊。最后证明该报事先知道事实不准确，结果被判罚6百万美元。

德州前地区检察官菲泽尔指控达拉斯一家电视台诽谤，是美国历史上对新闻媒体罚款金额最高的诽谤案件之一。据《华尔街日报》1991年4月22日报道，前任麦克伦南郡地区检察官维克托?菲泽尔（Victor F. Feazell）1986年向韦科地方法院起诉贝罗（Belo）广播公司与其记者邓肯，因为该电视台1985年的系列报道说菲泽尔在审理酒后驾车案件时接受贿赂，而且该台一位主持人还有一个跟踪评论，结果导致他在1986年9月竞选连任之前被以受贿和敲诈罪名提起公诉。1987年6月，菲泽尔受贿案法庭裁定罪名不成立，但是菲泽尔失去了公职，名誉受到严重伤害。

1991年4月，陪审团裁决菲泽尔诉贝罗公司一案电视台败诉，判罚5千8百万美元。其中1千7百万为实际损失，包括2百万职务损失，9百万名誉损失和6百万精神损失。另外4千1百万为惩罚性赔偿，其中包括记者邓肯的1百万罚款。菲泽尔在判决后说，法庭维护了他的尊严，并且“给其他媒体送去了一个信息：（在报道前）先把事实调查清楚”。

贝罗公司上诉，但是德州地区法院不但维持原判，还加上一个条款：如果贝罗继续上诉而且败诉的话，要承担每年10%的罚款利息。结果该案很快达成了庭外和解。

还要说明的一点是，在美国联邦一级和大多数州法中，诽谤属于民事案件，如果裁决原告胜诉，主要的罚则就是罚款。只有在科罗拉多、佛罗里达等17个州和波多黎各、维京群岛两个领地的诽谤案件有刑事罚则的规定。

赵作海：被打一个月 生不如死就招了

“我是无罪释放。”赵作海好几次把释放证摆到胸口，指着证说：“你们看，你们看，最高法院，无罪释放。”

看完了，他小心翼翼地把证叠起来。有人拿去拍照，他伸着脖子，眼睛不眨，一刻都不离开那张证。

赵作海背微驼，看人时眼神总有点紧张。

他的哭总是突如其来，哭声从喉咙里咳出来。不到一天，他哭了七八次。最厉害的一次，是说起儿子到监狱看他，没有叫一声爸。

他愿意提到自己曾经挨打，说到激动处，站起来缩着身子和手，演示着怎么被铐在凳子上、怎么被打。

他不愿意提追责。他总说，“我不懂，那是公家的事情，公家说怎样就怎样。”

公家的人来慰问他，他会恭恭敬敬地站起来，手贴着裤缝，鞠一个躬，90度。

被打，生不如死

新京报：现在感觉身体怎么样？

赵作海：一入狱开始，头总是嗡嗡地叫，叫的常睡不着觉，这都是当时审讯时候落下的毛病，打的。

新京报：你当时在派出所两天，在县公安局一个多月，在哪里挨打了？

赵作海：都挨打了。在刑警队挨打最厉害。

新京报：你还记得当时怎么打你吗？

赵作海：拳打脚踢，从抓走那天就开始打。你看我头上的伤，这是用枪头打的，留下了疤。他们用擀面杖一样的小棍敲我的脑袋，一直敲一直敲，敲的头发晕。他们还在我头上放鞭炮。我被铐在板凳腿上，头晕乎乎的时候，他们就把一个一个的鞭炮放在我头上，点着了，炸我的头。

新京报：疼吗？

赵作海：直接放头上咋不疼呢。炸一下炸一下的，让你没法睡觉。他们还用开水兑上啥药给我喝，一喝就不知道了。用脚跺我，我动不了，连站都站不起来。

新京报：能睡觉吗？

赵作海：铐在板凳上，那三十多天都不让你睡觉。

新京报：受得了吗？

赵作海：受不了咋办啊？他叫你死，你就该死。当时刑警队一个人跟我说，你不招，开个小车拉你出去，站在车门我一脚把你跺下去，然后给你一枪，我就说你逃跑了。当时打的我真是，活着不如死，叫我咋说我咋说。

真是搁不住（受不了）打得狠。我就跟你们说，这么打你们，你们也要承认。你说秦香莲可是个好人，那她为啥招供，还不是打得狠。一天两天，三天，五天，搁不住时间长。再硬也招不住。

我后来说，不要打了，你让我说啥我说啥。

新京报：你的口供都是他们让你说的？

赵作海：他们教我说的。他对我说啥样啥样，我就开始重复，我一重复，他就说是我说的了。怎么打死赵振裳，都是他们教我的。说得不对就打。

新京报：在你的口供里，尸体在哪里，有两次供述，一次说是扔到河里了，一次说埋了，这也是他们教的？

赵作海：我胡乱说的，都是假的。他们问我，尸体弄哪里去了，我打得受不了，就胡乱说。

新京报：当时打你的人都是谁，几个人？

赵作海：四五个人。是谁我都忘了，12年了，其中一个主要的（当时）30来岁。

冤枉，我是有口难言

新京报：这么多年，想起这件事，你觉得自己冤枉吗？

赵作海：能不想吗？我冤枉啊。我脑子里转圈想着这个事情。我知道冤，冤有什么办法？墙倒一路都歪。你说没杀人，他们说你没杀，咋进来公安局了？所有人都不相信我，不相信还打我，说是我杀的。都说是你杀的，没人相信。

新京报：你在法庭上说过冤枉吗？

赵作海：我敢说吗？我说了他们再打我怎么办。别说那时候，就是前几天，我们监狱里的干部，因为这个事情来重新问我，我都不敢说。我害怕。后来干部非问我，他说你说实话吧，不说实话，你还想不想出去了。我才一五一十地说了，那是刑讯逼供，屈打成招。

新京报：你提出过一次申诉，后来放弃了？

赵作海：我到了监狱里面，监狱里对我很照顾，我想减减刑，我就出去了。就没申诉。我也不会写申诉。我还想，如果申诉出去了，弄不好人家再打我咋办。不敢想翻案，没啥指望了。

新京报：和亲友提到过冤枉这回事吗？

赵作海：没有。谁也没提过。我是哑巴吃黄连，有口难言。家里谁我也不敢说。

新京报：你在心里从未承认过？

赵作海：我从来没有在心里承认。那时候，法院的档案上给我写的是认定。啥叫认定？比如，我偷了菜，别人说我偷了，我没偷。别人说就是你偷的，这是认定。但我心里从来没有服过。

新京报：这些年在监狱里想的最多的是什么？

赵作海：我就想着减减刑，早点出来。这次如果我不回来，我又该减刑了。

新京报：想过赵振裳回村里吗？

赵作海：我不敢想。

新京报：如果赵振裳没有回来，你算着自己什么时候能出来？

赵作海：70岁，70岁我就能出来了。

新京报：想过那时候出来的生活吗？

赵作海：我想着，我出来要捡捡破烂，做点小生意，还要生活。

新京报：没有想到能这么快出来吧？

赵作海：我都没想过我能活，没想到能混到这一步。

新京报：你希望那些打你的人给你道歉吗？

赵作海：道歉不道歉的无所谓了，打罢了再道歉，也没有啥意思，你原来的疼也不能揭下来。



狱中，蒙着被子哭

新京报：你在监狱里的生活是什么样的？

赵作海：我在监狱里主要就是打扫卫生，在服装厂叠个衣服。我年纪大了，人家也不指望我，能干多少就干多少。后来，监狱照顾我，还让我当管理人员，管几百个人。干活累了，往那一坐，看着谁不干活，就能管管。监狱人很照顾我，其他人还没吃饭，我就能去吃饭，年龄大了。不挨打，说了还能算，我在里面也就不想啥了。

新京报：每个月有生活费吗？

赵作海：有6块钱，我也花不着，我都攒起来，我想着出去还需要钱，现在物价这么贵。

新京报：在监狱里是不是盼着出来？

赵作海：我是数着日子过，进来多少天，还有多少天能出去，一天一天算。

新京报：在监狱里最想谁？

赵作海：想儿子女儿，想家。

新京报：在监狱里会做梦想起以前的事吗？

赵作海：做梦都是梦见孩子去了。一做梦，就梦见孩子来了。我心里难受。我屈打成招，我不是冤的狠吗？

新京报：想到这些会哭吗？

赵作海：我哭，都蒙在被子里哭，不出声，被子都被我哭湿了。

新京报：孩子去看过你吗？

赵作海：二儿子去年看过一次。可是，他见到我没言语一声，一句爸都没叫。从来到走，没说一句爸。我急得，我心里特别难受。他恨我。你说我的孩子都不叫我了，我不是个孬人吗？他这么来看我，还不如不来，来了我心里更难受。

新京报：孩子怨你？

赵作海：我出了这事，妻子走了，家里没人了，孩子连学都上不成，满处要饭。我挨打，孩子受了很多苦。

新京报：在监狱里听到赵振裳回来的消息，什么感受？

赵作海：我哭了，我恨不得能一下子坐在地上。

新京报：想的最多的是什么？

赵作海：想到我被冤枉这么多年，我生气，悲伤。我也知道自己快被放出来了。



现在，我相信法律了

新京报：你知道妻子改嫁了吗？

赵作海：我知道，我也理解。我判了刑，连自己也养活不了了。我因为这个事情，是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我心里掉泪了，真是这八个字。

新京报：儿子知道你出来了吗？

赵作海：他知道了。他在外地打工，看报纸了。他跟我说要回来看我。现在，我连住的地方都没有，他回来也没用。再说，他打工回来，人家不给他工钱。

新京报：对以后有什么打算吗？

赵作海：还是想做个小生意，贩个青菜卖，我以前就干这个。房子啥的，要弄弄，给儿子们成个家。

新京报：听说家里的坟被挖了？

赵作海：公安当时让我说尸体藏在哪里，我实在被打的不行，就说在坟里。他们把我父母和兄弟的坟都挖了。我要给父母重新修个坟。

新京报：对赔偿金有什么想法？

赵作海：我觉得不能低于150万。我是按照国家的标准，我不会算，别人给我算的。盖房子，给儿子娶媳妇，我还要养老。

新京报：有没有想过追究相关负责人的责任？

赵作海：那是公家的事情。国家说他不行，他就不行，我说不行，也没用。我以前还是个劳改犯呢。

新京报：出来后觉得外面变化大吗？

赵作海：变化大，真是不敢想。土房也变成楼了，路我也找不着了。

新京报：你恨赵振裳吗？

赵作海：啥叫恨，啥叫不恨。我也不能知法犯法了，骂他打他都不行。

新京报：你现在相信法律吗？

赵作海：我是老百姓，以前不知道啥是法律。现在经过这次，我相信法律了。

新京报：以前大家说你脾气比较大，现在呢？

赵作海：我现在还有啥脾气，经过这个事，啥脾气也磨没了。

新京报：到现在，你最高兴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赵作海：最高兴的就是说让我出来，那个时候最高兴。这个事情最悲惨，也最高兴。

新京报：为什么？

赵作海：这个事情是悲惨的。但是现在人回来了，知道我是被冤枉了，这也是最高兴的时候。所以说，最悲惨，最高兴。

中国的资产泡沫依赖症

　　【财新网】（专栏作家 谢国忠）强大的利益集团已经让中国的宏观政策动弹不得，长远而言，弊端很多：地方政府把高土地价格看做命根子；国有企业希望利率不要升；出口商强烈反对货币升值。中国的宏观政策已被弱化成了心理治疗，仅靠一些口头上的表态和技术上的微调去吓唬投机者。与此同时，通货膨胀却在不断升温。除非中央政府狠下决心，做出决择，否则，在可预见的将来，中国经济将遭受一次破坏性的调整。

　　首先，随着制造业利润下降和支出需求增加，地方政府的财政已经对房地产业产生了依赖。曾经在20年的时间里，招商引资是经济发展和财政收入的主要手段。沿海省份通过培育出口导向产业而变得富足。但在过去五年，这样的经济逻辑已经变了。成本上升大肆侵蚀了制造业的利润，为了招商，大部分地方政府不得不提供补贴。房地产已经成为政府真正的收入来源。

　　其次，国有企业在贷款方面享有优势，这使国企快速扩张。中国的大部分银行债务是国企欠下的。居民家庭和地产商从银行借的贷款，通过地产商从政府手里买地的方式，实际最终流到了政府手里。维持极低的利率，因而已经成为保护国有部门（国有企业和政府）的国家政策。其他诸如通货膨胀等因素，则被忽略了。

　　第三，中国的出口商正在遭受成本上升和全球需求疲软的两面夹击。他们强烈反对人民币升值。之前，新劳动法、税率提高以及更严格的环保标准已经令出口商满腹怨言。这些出口商仍然代表着中国制造业的半壁江山，可以影响政府政策。

　　中国目前的政策是对生产部门的变相补贴。以前的补贴是低工资和低资源价格。而现在，资源价格高了，工资也在不断上涨。高地价和低利率已经成为国有部门的支柱，这同时也减轻了出口部门的负担。高地价和低利率实际是对居民家庭的变相征税。从本质上说，中国人的工资是涨了点，但购房能力和利息收益却大大受损。这种情况表明，国有部门太庞大了，其效率不足，在纯粹的市场经济中，根本无力生存。宏观上的困境实际上反映了结构性问题。

　　中国目前的政策路径是货币扩张和资产通胀，短期内，这种做法阻力最小，也最舒服。资产通胀背后的主要目的，是政府可以征税。它为人们的快速致富梦想提供了温床，只要市场在上涨，这个政策就会收到欢迎。它还可以让有影响力的“内部人”玩剥削小老百姓的把戏。过去几年，中国政府一直对资产通胀有利，这决非偶然。

　　中国的资产泡沫增长速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快。住宅存量、在建工程和土地储备的价值可能是国内生产总值的3倍，或约100万亿元。七年前，它们的价值微不足道。北京、上海的住宅价值与GDP的比例，已经与1997年的香港差不多。租金收益也与当时的香港类似。此外，大陆还有一个独特现象，就是房屋空置，我怀疑数量在1000万至2000万间左右。

　　如果中国的泡沫破裂，将会对经济造成巨大的破坏。但中国却有许多人希望有这样一个泡沫，当然最好不要变，既不扩大也不缩小。中国的政府官员真的是最优秀、最聪明的人，他们居然维持住了这样的局面，考虑到中国的规模，放在纯市场经济的国家，这是想都不敢想的。这其间也培养出了人们的广泛信心，即政府可以得到任何它想要的东西。但是，市场被扭曲的时间越长，最后的报复就会越大。

　　本轮地产紧缩政策有赖于信贷限制和压力。前者的目的是保护首次置业者、遏制重复买房人。但可惜的是，现在的价格对于首次置业的人来说还是太高。地方政府还没有把去年卖地的钱花完，可以继续花。但是，当这些钱在几个月内花光后，他们会如何保持经济持续增长？政策还会再次放宽吗？在上几轮地产政策紧缩中，这种事情发生过。

　　中国政府的资产巨大，应足以应付泡沫破裂后的烂摊子。但是，如果泡沫再持续两年，那就难对付多了。为了遏制泡沫，北京必须尽快提高利率。有人担心加息会增加对人民币升值的压力。这种担心有可能是多余的。人民币没有被低估。政府通过资产通胀获得收入，转而补贴制造业，如把这些补贴去掉，就相当于汇率升了20%。

　　当资产价格回归到正常水平后，中国应理顺自己的财政收支，以防泡沫重现。

　　首先，政府必须限制开支。地方各级政府的政绩基于其经济表现，所以它们总是千方百计地提高收入。这与城市化战略缺乏有关。对于大城市，或许可以要求政府对经济负责。但在其他地方，政府应该只承担社会职能，而非经济任务。

　　其次，应当统一、简化税收制度。地方政府不应该有权提供税收优惠，无论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地方政府间的税收竞争破坏了国家税收的基础，也造成了产能过剩。

　　最后，中国必须加强反腐败。腐败造成的经济损失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0%。如果政府可以把这些钱收上来，政府就不需要依靠高房价了。政府从资产通胀把戏和低利率得到的利益也就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10%。如果政府希望得到这块蛋糕并享用它，就必须打击腐败。■

　　作者为玫瑰石顾问公司董事，本文英文版首先发表于《南华早报》，财新记者陈璐译

政府应与利益集团绝缘
许小年

核心提示：第一，现在的制度框架不能提供一个各利益集团公平博弈的平台。第二，现在形成的众多利益集团中，政府成为最大的利益集团，这是非常不健康的。


中国的发展模式确实到了迫切需要变革的地步，但在实践中，往往需要遭遇较大危机，才能终止传统发展模式，否则，我们还会依照原有惯性继续走下去。中国强势政府的发展模式推动经济增长可以，推动创新不灵。中国经济在现有模式下的增长潜力还能有多少？还能走多长时间？说不清楚。但是，我们知道现有的体制搞创新不行，而创新是所有亚洲发展模式碰到的最大问题，日本经济缺乏创新能力，韩国经济缺乏创新能力，最后都是以危机的形式爆发出来。

创新不行，经济增长乏力就靠印钞票解决，最典型的是日本人，拼命印钞票制造资产泡沫来维持经济增长，但到1989年，泡沫破灭。中国不一定即刻发生像日本泡沫大破灭的事情。但是中国产生小的泡沫、中等泡沫是有可能的。在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模式从官方到学界已有共识。问题是怎么转化？这个题目谈了几十年，原因就在于我们现有体制成为阻力和障碍，如果不做改变，发展模式转换不了。

中国经济体制的特点是什么呢？第一，政府在资源配置方面有着非常大的影响力。第二，政府对整个经济全方位管制，而且管制有越来越严的趋势。第三，迄今还没有一个比较健康的要素市场。由于各种各样的管制，再加上政府对资源配置非常强的影响力，要素市场极度扭曲，价格信号也是扭曲的。第四，民营企业发展受到了强大的国有经济的阻碍。
那么，改变体制的难点在哪里？难在利益格局。在这些体制下形成了众多的利益集团。30年的改革开放，各种各样的利益集团都已形成。从公民社会发展看，这是一个健康正常的现象，因为公民社会的发展就是要有多元化的利益集团，而不能像过去铁板一块，全国一盘棋。那么，是什么不健康呢？

两个方面：第一，现在的制度框架不能提供一个各利益集团公平博弈的平台。过去都是全国一盘棋，对中央保持一致，但现在由于利益不同，再保持一致不可能了。利益集团形成了，众多的利益集团之间进行利益博弈，而社会又没有一个公平的博弈平台，这是不正常的。所以，博弈的结果往往由政府来裁决，而不是按照所有利益集团所同意的事先确定的规则来裁决博弈结果，这是不健康的。第二，现在形成的众多利益集团中，政府成为最大的利益集团，这是非常不健康的。谁都可以组成自己的利益集团，唯独政府不可，因为政府是游戏规则的司法者，是裁判员，现在自己下场去踢球，很不正常。

正是因为中国经过了30年的改革开放，政府已经成为市场经济中最大的利益集团，所以转变经济增长模式以及转变体制都碰到了障碍和阻力，因为转变体制就是要触动政府自己的利益。中央领导提到要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市分开等，但目前的趋势非但没有分开，而是结合得越来越紧密，政企结合越来越紧密，政资结合得越来越紧密，政府和市场结合得越来越紧密，统统都是一个利益主体。

目前这种半市场、半政府管制、半干预的模式对政府的利益集团来说是自由格局。通过对经济的管制可以造出很多“租”来：他先把“租”造出来，然后去进行买卖，再去寻租，用各种名目管制有序竞争，维护市场秩序甚至标准化等等都可以作为进行管制的理由。其实，管制说白了就是先造租，造完了以后再来寻，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我认为，政府的经济利益没有必要去回避，它是很现实的存在。不能采取鸵鸟政策，假装没看见。其实，我们应该实事求是，面对现实，应该假设政府就是要在市场经济中寻找自己的公权力。然后，我们再谈如何找到解决办法。

在现有法律框架下，我认为还是有改革空间的，比如说放松和解除政府对要素市场的管制。过去我们也做过，如放松市场管制，取消各种各样的审批制度等，只有取消不必要的审批制度，解除政府的各种要素市场管制，市场才能正常发展，而要素市场其中很重要的就是土地市场。另外，在现有法律框架下可以缩小国有经济的规模，我们曾经做过“抓大放小”，但现在的难点是既得利益集团不愿意放手。

等待危机倒逼政府进行改革，这种思路不太对。但是，假设政府应该退出经济，不应该在市场中谋利益，应该严守职责的假设也没有任何现实意义。我们现在就应该假设政府确实在经济当中有利益，并将此摆到桌面上来谈怎样解决这个问题。

我坚信，如果我们能够对传统增长模式进行调整，中国经济就不会像日本经济那样陷入衰退。我们的发展潜力尚在。但问题是半政府、半市场的结构已经阻碍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这种阻碍也许不会出现全面的大危机，但小危机会不断出现。比如，房价问题，中国已经绕不过去。近期，中国不会出现像日本那样泡沫破灭后的整个国家经济20年萧条，但一些中小危机还是会给我们的改革形成局部压力。

在这样的情况下，学术界有三个任务需要完成。

第一，要研究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到底划在什么地方？现在很多似是而非的说法都经不起推敲，很多政府不应该做的事，打着各种各样的名目都在干。比如，学术界自己造出一个公益性概念，而政府机构也都打着公益性的名号行事。但实际上，公益性在经济学中根本没有定义，翻遍全世界教科书也找不出公益性的定义是什么。学术界很糟糕，非但没有研究市场与政府边界到底划在什么地方，反而把边界搞得愈加的混乱不堪。

第二，要批判凯恩斯主义。凯恩斯主义对中国极其有害，不仅在宏观经济条件上非常有害，而且对中国经济的转型也是非常大的障碍。

第三，重塑社会价值。现在，中国人的社会观念非常混乱，市场价值的重塑也需要学术界来完成。将来我们社会核心价值观到底是什么？传统那一套已经不行了，我们上小学时所接受的教育，今天已经不信，怎么办？信谁？似乎中国目前只有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但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能够靠这两条作为民族支撑的。

“国际班” 准公共品疑问

21世纪经济报道 李芃 上海报道 2010-05-12

核心提示：上海外籍学生占用公共教育资源时，学校理应收费作为补偿，但“价高者得”的局面加剧了资源分配不公。
上海市中心城区重点中学将向郊区扩散。

向明中学、上海交大附中、华师大二附中等已经或即将在郊区办学的市重点中学，都计划在新校区开设国际班级或国际部，按市场化价格收费。

交大附中招生办的老师5月11日接受咨询时称，其嘉定分校不可能注册为民办高中，但是否为纯粹的公办高中尚未定论。他表示，分校更有可能走混合的道路。

公办高中开展市场化收费的国际教育，正如公立三甲医院搞特需医疗一样，对其是否合适以及如何规范存在争议。

“国际班”扩招风

今年3月底出台的《上海市中长期教导和发展方案纲领（2010-2020年）》（征求意见稿），在教育均衡问题上着墨颇多，提出要让所有的学生获得公平的受教育机会。上海市教委主任薛明扬在3月29日表示，正逐步推动中心城区优质高中资源向郊区、向大型居住区重点倾斜，越来越多的“名牌”高中将走进郊区办学。

薛明扬称，继2009年向明中学的浦江校区正式开学后，今年上海将再推动两所“名牌”高中在郊区办分校，即交大附中在嘉定新城办分校，市二中学在闵行区梅陇办分校。

交大附中嘉定分校将按照市实验性示范高中的标准建设，设24个高中教学班；同时将附中现有的国际部迁入嘉定分校，附设12个国际部教学班。而交大附中现在仅有40个国际学生。

“今后外籍学生无论是进入专门的国际班，还是插班到中国学生的平行班就读，统一按国际部的标准收取市场化费用”，交大附中招生办的老师5月11日透露，嘉定分校建成后，还将考虑开设针对中国学生的国际班，帮助他们准备申请就读国外大学。

向明中学也表示，将在浦江校区招收部分外籍留学生。此外，华师大二附中国际部的老师告诉记者，等闵行紫竹园区分校建成、人员分流以后，该校也计划扩招国际部的学生，并可能根据市场需求，为拟申请国外大学的中国学生开设特殊的国际班。

华师大二附中网站上信息显示，没有汉语基础的国际班学生，每学期的收费标准是初中3.5万元，高中3.8万元。而能够进入平行班和中国学生一起学习的境外班学生，收费标准稍低一些，分别是初中2.5万元，高中2.8万元。

根据上海市物价局和教委2000年的有关文件，公办高中收费标准为：一般高中每学期900元，区（县）重点高中1200元，市重点高中1500元，寄宿制高级中学2000元。

上海某区教育局副局长告诉记者，公办高中要开设正规的国际班，必须报市教委审批，同时执行物价局核定的收费标准。但是对于国际班的数量比例，并没有明文规定，一般各学校的申请都会顺利获批。

准公共品疑问

交大附中招生办的老师称，嘉定分校绝对不可能是民办的。因为按照上海市的做法，实验性示范高中的称号只会颁给公立的市重点高中，民办高中的最高级别只能是区重点。交大附中的嘉定分校如果采用民办体制，级别上就会比本部低，也不利于其招生。

但无论将来嘉定分校采用纯公办还是所谓的“混合制”，有一点已获招生办确证，即国际部与普通高中部将共享部分校舍和师资。这就不可避免带来疑问：在国内优质教育资源如此紧缺的情况下，为什么还要扩招国际学生？是否蕴含巨大的收益？

据上海市教委披露，在2006年上海高中生人均支出中，财政拨款占63.74%，也就是说，有36.26%的经费需要高中学校自筹，也就是靠学费。

上海某区教育局副局长指出，上述情况只适用于普通高中。重点高中是各个区教育的形象和品牌，基层财政都非常舍得投入，“他们的教育经费从未紧张过”，这位副局长直言不讳。

尽管上述重点高中多位人士称，国际班在师资聘用、校舍建设等方面的投入很大，开设国际班不一定赢利；而且相关的费用都由财政专户收支两条线管理，学校不能擅用。

教育界人士透露，事实上，教育财政经费拨付相当不透明，甚至教育行政部门都不一定清楚。国际学生的学费收缴上来后，财政与学校之间是否有分成、比例多少都无从获知，更谈不上公众监督。

有教育界人士指出，上海作为一个国际大都市，外籍学生的受教育需求也日益扩大。当他们占用了公共教育资源时，学校理应通过收费取得补偿。不过，如果国际学生规模失当，则会加剧资源分配的不公平和不均衡，客观上造成“价高者得”，这将有违于教育天然具有的准公共品属性，也和优质高中向郊区扩散的初衷是背道而驰。

在医疗卫生领域，对三甲医院开展特需医疗服务也存有争议，新医改方案为此划定了“10%”的上限。在教育领域，公办重点高中举办市场化收费的高端教育该如何规范，新教改尚未作出解答。

陈志武：中国应大力减税

网易财经《意见中国－－经济学家访谈录》栏目近日专访了耶鲁大学金融学院终身教授陈志武。陈志武出身中国一个普通的农家，对中国的经济转轨有切身感受。他在美国接受经济学教育，受过严格的经济学训练。他对中国有着很深的感情。他对什么都认真。认真地研究，认真地发表公共言论。他的认真为他赢得了广泛的尊重。他认为，中国的诸多问题，都和违背市场规律有关。


　　【观点】

　　市场经济是中华民族繁荣之本

　　陈志武：不要以今天金融危机给世界经济带来打击，就一下子把经历了至少几百年，或者更长时间所证明的，市场经济是更有效的一种安排，这种更长久的历史所得出的结论否定掉。



　　政府干预是高房价的根本原因

　　陈志武：不是政府干预不够，而是政府干预绝对太多，才造成过去七八年，房价不断失控。政府越干预房价涨得越高，尽管很多时候是政府想要把房价压下来，但越调控房价涨得越。

　　 政府与民间收入差距越来越大

　　陈志武：首先应该把注意力放在政府跟民间社会收入差距不断恶化这个问题上边。因为这个是中国第一位的、最重要的，对于社会负面打击、影响最大、不断恶化的收入差距局面。

　　 郎咸平的阴谋论是精神鸦片

　　陈志武：把华尔街说成是阴谋，把粮价和其他日常用品价格也看成一场阴谋，到最后并没有帮助我们真正解决问题。为什么我们不多去思考、多学习了解金融到底是么回事？

　　

　　陈志武教授在访谈中



　　【问答】


　　您对中国经济的最大的忧虑是什么？

　　陈志武：最大的忧虑肯定是国进民退越来越严重，特别是这次金融危机以后，国家在经济中起到的作用、角色不仅仅没有减少，反而进一步被推到一个全新的高度。这种趋势很显然跟1978年以后改革开放总的趋势背道而驰，所以我最担忧的是不同层面的政府、各个不同行政部门重新接管经济。


　　中国房价这么高最主要的原因在哪？

　　陈志武：任何一个市场如果做到这个份上，这说明这个问题不是在老百姓，肯定在供给问题还有需求渠道上边都出了问题。很多地方被堵死了，所以才产生这种过量的需求，然后被人为压着过低供给，才产生人为供需不平衡，使得房子价格没有别的路可走，只能越涨越高。


　　对一季度全国财政收入比去年同期增加了34%有何感想？

　　陈志武：这个趋势如果不遏制住的话，国富民穷局面会越来越恶化。中国最大的收入差距是政府跟民间社会之间的收入差距，而不是民间社会里边不同私人、不同群体的差距，更大的、更严重的、更加失控的收入差距是在政府和民间社会之间。


　　您曾建议把国有企业也分给老百姓？

　　陈志武：最好在全国31个省市都分别成立公民权益基金，然后在中央成立基金。把全国公民权益基金按照同样多的股份形式分到13亿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手里边，31个省市公民权益基金股份基本上可以按照本省的公民多分，外地公民少分这样原则，来实现这样一个民有化改革。


　　您怎么看现在流行的各种阴谋论？

　　陈志武：尽管很多人一看阴谋论的书很过瘾，因为很情绪化，让你觉得很解渴，但是很遗憾这是知识鸦片，让你感觉良好，情绪上很满足的同时，实际上让你麻醉起来，没有真正学到一些有用、帮助中国企业、帮助中国社会、经济能够更进一步健康发展这些方面的知识和技能的。


　　你最反感什么样的经济学家？

　　陈志武：我最反感就是没有自己的原则、奉行机会主义的学者。郎咸平教授以前经常跟我说一句话就是：陈志武你怎么这么认真？我认为每一个经济学家、特别是希望对公众政策、对公众舆论产生影响、对社会产生影响的学者都应该要有基本的原则。


　　访谈实录全文：http://money.163.com/10/0511/10/66D8MDNJ00254DJG.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