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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减排咋就这么难？
作者:南方周末记者 袁瑛 徐楠 发自北京
2010-06-02

中国能否完成“十一五”节能减排目标不仅事关国内发展模式转型大计，更关乎国际社会中的国家信誉。但囿于现实的经济增长压力，部分地方政府依然在传统发展路径上徘徊不前

危险反弹

拿着5月份刚刚出炉的一季度统计数据，宁夏经管委主任王永耀喜忧参半：喜的是经济复苏势头很猛，连欠发达的石嘴山市惠农区，招商引资实际到位资金就已完成全年任务的1/4；与此同时，则是一季度单位GDP能耗不降反升。这是宁夏自2008年能耗下降以来第一次出现“反弹”。

王永耀将此次反弹归结为“受去年金融危机影响，很多高耗能企业在关停之后又重新开张”。目前宁夏陆续投产的重大项目，基本上都属于重化工项目。

这从惠农区招商资料上可见端倪：除新建光伏电站和风能等新能源项目之外，落户惠农区的项目主要集中在钢铁、化工等领域。

面临能耗“反弹”的不止宁夏一省。

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河南、湖北、湖南、广西、贵州、青海、新疆等11个地区的单位GDP能耗由降转升。总体来看，今年一季度的能耗同比上升了3.2％。反弹的不止能耗，在污染物排放指标中，贵州、广西、云南等省区虽已经完成“十一五”二氧化硫减排任务的90%以上，但反弹趋势明显。

显然，这已为下半年完成“十一五”节能减排目标埋下了“定时炸弹”。过去四年，全国单位GDP能耗累计下降14.38%，这离“十一五”期间设立的“20%左右”的目标相差甚远。

5月19日，面对全国各省区的节能主管官员，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解振华以一种不容置疑的语气说，“如果各地按恰好完成地区节能目标进行工作部署，可能造成全国节能目标完成不了。”

负责海南节能减排工作的海南省工信厅副巡视员周子华已感受到了紧迫性。“我必须分战役消灭敌人。”他说。目前海南节能目标完成进度刚刚过半，达到62.7%，这意味着还有三分之二的节能目标需要完成。

内忧外患

5月下旬，国家发改委、工信部等六部门组织上万人奔赴全国，要求各地停止执行高耗能企业和各种产业园区的优惠电价。5月21日，全国8省份又集中爆破拆除了一批小火电机组。

更令地方官员紧张的是，国家发改委再次重申，将把强化目标责任考核排在第一位，各省2009年和2010年目标完成情况将接受评价和考核。

与“乌纱帽”挂钩，地方政府不得不严阵以待。

以宁夏为例，由于对电石、铁合金行业进行年产量限定，全区电石年产量控制在244万吨以内，铁合金年产量控制在84万吨以内。这对于当地经济发展影响巨大。

既要应对地方政府的强力，同时要应对激烈的国际气候谈判，在节能减排这根红线之下，“拔河”之景不断上演。

中国已经成为全球二氧化碳第二大排放国，并呈现快速增长趋势，2009年年底哥本哈根会议上，就出现了要求中国也承担一定减排责任的呼声，这样的呼声既来自发达国家阵营，也有相当一部分来自发展中国家。

哥本哈根大会召开前夕，中国提出了政府2020年单位GDP碳排放（碳强度）要在2005年的基础上下降40%~45%的目标。可以说，“十一五”节能减排计划完成与否，直接关系到年底墨西哥坎昆气候谈判会议上，中国是否有足够筹码应对各方诘难。

解振华显然已意识到这点。5月中旬，他公开表示，今年年底，国际气候谈判将在墨西哥举行，如果我们不能完成“十一五”节能减排目标，就会失信于国际社会，给谈判工作带来巨大压力。

然而，对于地方政府来说，更关心的则是发展空间问题。遭遇第一季度能耗“反弹”的宁夏，在已完成“十一五”总体目标80.04%的情况下，已申请将2010年节能目标从预计的5.2%下调为4.36%。“在‘十二五’节能减排的目标上，中央和地方的谈判将更为艰难。”正在紧锣密鼓制定“十二五”节能减排目标分解工作的清华大学能源环境经济研究所所长张希良表示。



（梁伟驰 /图）

难迈过去的槛

“十一五”开局之时，中国曾经设定两个指标：2010年单位GDP能耗降低20%左右，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10%。这两个指标，在当时的背景下，更多是作为宏观调控的手段。

反观当时的背景，国内电力、钢铁、有色、建材、石油化工、化工等高耗能行业全线飘红。在中国的版图上，到处可见不断开工的项目，运煤车从山西一直堵到河北。2006年，内蒙古一座名为新丰的电厂成为了这一轮调控的牺牲品。《华尔街日报》在当年的报道中将其称为“中国失控的能源需求的纪念碑”。

为了保持经济增长，各地高耗能项目“大反转”，这种景象一直延续到今年一季度。今年一季度，电力、钢铁、有色、建材、石油化工、化工等六大高耗能行业加快增长。宁夏、青海、内蒙古、广西、河南等高耗能省份，其用电量增速再次领先。

金融危机只是一个诱因，更根本问题依然在于，在强大的经济发展压力之下，中国产业结构屡调不灵。一个突出的例证是：在节能减排的榜单上，以重工业为支柱产业的欠发达的西部和边远省市似乎被永远定格在了榜单的末尾。

南方周末此次根据国家统计局和发改委公布的2005年至2009年的公开数据，挑选出节能和减排领域的“钉子户”省份中（四川、新疆、西藏、青海四地因为灾害等特殊原因未被列入统计范畴），究其“未达标”或“未完成”的原因，无一例外是因为石化、煤电等重工业“挡道”。“结构调整已经喊了很多年，却进展不大，在技术节能的潜力逐渐被挖掘后，产业结构作为无法突破的瓶颈，将对节能减排的限制作用非常大。”全国能源基础与管理标准技术委员会副主任白荣春说。

出路在哪里

如何调结构，这在发改委能源研究所研究员姜克隽看来，短期内几乎无解。“通过产出模型我们计算了一下，‘十二五’期间要实现产业结构调整非常难。”

对于各地方诸侯来说，如何保证地方发展需求，同时又不丢掉“乌纱帽”，显然需要左右权衡。在这样的背景下，很多地方官员提出差异化节能减排目标，进一步完善节能减排实施机制的要求。

南方周末注意到，在“十一五”节能减排的目标制定中，各省目标不一，已让各省颇有微词。比如，北京是22%，大多数省份则为20%，青海、云南是17%，山西、内蒙古、吉林却从30%都调到22%，而甘肃仍然是20%。“这是不公平的，”甘肃工信委循环经济处处长白润元坦言，“我们的高耗能支撑着发达地区的经济快速增长，搞一刀切，根本没有考虑到地区经济发展的差异。”

此外，对于上下游相邻省份来说，没有适当的补偿机制也无法激励上游省份减排积极性。

以流经广西、广东两省的西江为例，西江广西段水质良好，这意味着由广西交给广东省的水水质优良。广西环境科学院副院长郭建强不由为广西鸣不平，“我们交给广东的水都是非常好的水，这就意味着我们的环境容量都给他们用了。”“可不可以由国家出面，通过转移支付等方式，对于上游减排工作做得好的省份给予一定的补偿？”郭建强建议。

南方周末记者了解到，更多市场手段和机制将会在“十二五”计划中得以运用。发改委相关人士透露，正在制定中的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的相关法律中，我国将对碳市场等市场交易机制进行探索，而与此同时，碳税在理论上的讨论已经基本成熟和完备，何时出台，“十二五”计划应该能够给出一个明确的答复。

河南村民阻拆迁撞死人续：撞人前疑遭殴打
2010年06月03日06:40 潘京

6月1日上午8时30分，郑州市管城区十八里河镇南刘庄发生一起恶性事件，村民刘大孬驾驶一辆“豫A6Q195”牌照的厢式货车，冲向执法人员，当场撞倒十余人，据管城区委称，目前已有4人死亡，11人受伤，伤者尚在全力抢救中。

目前犯罪嫌疑人刘大孬已被抓获，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当中。

村民说法

镇长说“上”他便遭执法人员殴打

南刘庄位于郑州市东三环边上，村民自建楼大都已人去楼空，墙上时不时可见“拥护政府”、“反对非法拆迁”等标语，空荡荡的村子，偶尔可见一些村民还在向收废品的商贩处理物品。

血案发生在村南边一个丁字路口上。据不愿透露姓名的村民讲，6月1日一大早，河南宇通汽车产业园建设指挥部的拆迁执法人员就来到了南刘庄。“当时执法人员来了有四五百人，里面有警方和镇上的人，但拆迁机械进不了村子，全让刘大孬拿车给挡住了。”目击者称，刘大孬的厢式货车头朝南，车周围全都是执法人员，由于刘本人不下来，当时双方僵持了很长时间，后来听见镇长说“上”，随后便有人打碎了刘的车窗玻璃，接着还有人上去用砖拍了刘的头部一下，但“没有看见血”，后来刘就恼了……

目击者刘老太（化名）的话获得在场多位村民的证实。有村民说，刘大孬不下来，也可能是怕下车被打，但没下车也被打，所以可能就急了。“他把车朝东开，撞了一些执法人员，后来到东边被挡住了，就又开回来，顺着村里的路向北，后来在北边被挡下了。”

官方说法

不听劝说他开车撞执法人员

但村民的说法与官方通报大相径庭，据管城区委宣传部出示的新闻通稿称：“当日，河南宇通汽车产业园建设指挥部组织对十八里河镇南刘庄村已经搬离住所的房屋实施正常拆迁工作。一辆货车停在道路中间阻拦工作人员和施工机械正常施工，工作人员随即对驾驶员进行劝说，在劝说中，该车驾驶员突然发动车辆，加速向工作人员冲去，当场撞伤十余人。之后，该车又从村东头绕回再次冲向围观的村民，当场撞伤数人后弃车逃窜。”

就此，记者试图求证河南宇通汽车产业园建设指挥部，但在其原址未能找到该部，随后，记者又找到十八里河镇政府，但一进门便为门卫所阻，门卫称，有关南刘庄撞人事件的问题，目前均由区委宣传部出面回答；于是记者又赶到区委宣传部，就村民所说的，刘大孬的车窗玻璃是否被打碎、是否被拍砖、镇长是否说过“上”等问题，询问负责处理此事的郑州市市委宣传部新闻处李桂玲处长，起先李称可以找人答复，但随后又拒绝了记者的请求。

村民声称 被撞身亡的都是工作人员

刘大孬的堂弟刘三孬告诉记者，对于拆迁，他有很多疑问，比如，第一次拆迁协议是5月23日签的，后来5月31日又签了一份，两份协议在第七条上有所不同，即关于未来办理房产证的事项，前一协议未有提及，而且，从协议上看同，即关于未来办理房产证的事项，前一协议未有提及，而且，从协议上看，并未有政府的公章，因此他心里有些不踏实。

此次事件中，刘大孬撞死了刘三孬的亲弟弟刘建立，刘建立是南刘庄一组的组长，与刘大孬是堂兄弟。而当时，刘建立就站在执法者的人群中。据悉，此次事件目前已有4人死亡，11人受伤。村民称，包括刘建立在内，已经身亡的人员都是当时执法的工作人员。不过，这一说法尚未得到官方证实。

为了加快案件侦破，管城区公安分局迅速成立了专案组，安排精干警力侦破案件。目前犯罪嫌疑人刘大孬已被抓获，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当中。

事件疑问

村民质疑无拆迁许可证

采访中不仅有很多村民对拆迁方有无拆迁许可证等手续提出质疑，更对前期的工作方式感到不满。“有没有拆迁证真的没看到，是宅基地的，给发证，之外的就按违章对待了，原来说按二百八补偿，后来又不补了，有的村民盖房原来跟村上有协议，现在不认了，所以有意见。”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村民说。拆迁是从4月24日开始的，经常深更半夜来撵人，但是，时至今日，大家还没拿到拆迁补偿费。

究竟拆迁方是否有手续，是否采用了半夜来撵人的方式，是否拆迁补偿费就是一种过渡款项等等问题，记者在无法找十八里河镇政府、十八里河镇宇通汽车产业园建设指挥部、河南宇通汽车产业园建设指挥部求证的情况下，电话联系上了十八里河镇宇通汽车产业园建设指挥部第一测量组工作人员卢志强，但卢志强接电话后，对拆迁是否有手续的问题没有回答，并建议记者去区委宣传部采访，随后客气地挂了电话。

不过，一些在现场围观的村民说，由于拆迁协议至今没有完全落实下来，所以，虽然大部分村民都已搬离村子，住到了其他地方，但横在村民心上的一个担忧是：万一房子真被拆光了，到那时补偿费还拿不到，该怎么办？

疑犯其人

已六十多岁据称“老实本分”

“刘大孬人不错，老实，也很本分！”6月2日下午，说起“闯祸”的刘大孬，村民们一致好评。

刘大孬今年六十多岁，家里有一个儿子，两个女儿；从年轻时起，刘大孬就靠开车运货来养家糊口，当天事发所用的厢式货车，不是刘的车，而是其雇主的车；像南刘庄的大多数村民一样，刘大孬的房实际上早已搬空，并租住到了其他地方，因此，到底6月1日那天为什么刘大孬要开辆车挡在拆迁队伍前面，让村民们很是纳闷。

据村民介绍，刘大孬平时没有不良嗜好，在村里人缘也很好，此次开车撞了那么多人，而且，还撞死了自己的堂弟刘建立，可能刘本人也没想到。针对刘撞人的根本原因，村民们更多的还是将其与拆迁补偿费用问题联系在了一起，不过，血案之所以会突然发生，可能还与刘本人在当时环境下被激怒，情绪失控有关。（来源：华商报）

房产税是个好东西
魏君贤
http://blog.caing.com/article/4943/

　　现在“房产税”这三个字相当热门，每次它成为报纸头条，都会使股市大盘出现3个百分点左右的震荡。一个有关房市的话题，把股市吓得不轻，原因是地产从来都被市场认为是一个金融行业，或者与金融水乳交融的行业；而金融业占整个市场的比重相当大。所以如果有消息说房产税要成真了，市场就溃不成军；如果又有猛士指出这个三年内不可能，市场又恢复信心。实际上市场从来都是错的，本文就是要告诉市场，房产税对股市而言是一个天大的利好消息。

　　众所周知，在“摸着石头过河”的这些年里，或者更准确地说，自打有了商品房市场的这些年来，商品房开发这门生意给中国富豪榜提供了半数以上的成员。这个令人嫉妒的事实只是表象。很少有人回头想一想，这些富豪以及他们所代表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在整个商品房市场的价值分割中只捞到一个小小的零头。房地产市场的年销售额中，绝大多数银子是被政府用土地出让金、土地增值税及各种流转税的名义直接拿走，房企的结余利润另有一小半被政府收了企业所得税。可以这么说：近些年来，政府财政收入的超常规增长中，大半都来源于土地和房产；而很多人以为是中流砥柱、它们自己也标榜为“共和国长子”的央企们，从各种官方数据来看，几乎是政府和国民的一项负担。

　　这样一个房地产市场，现在政府决心动一动，这个决心其实很不好下，相当于让它挥刀自宫——当然也有好听一点的说法：壮士断腕，都是要忍痛割去自己躯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的确是一件可以“改变发展方式”的大事，身为百姓，应当看清大局，为此举叫好，而不是以讹传讹地将此事当成一项利空，狂抛股票。

　　为什么说房产税是个好东西？聊举三点启发思路。

　　首先，房产税会使房屋失去作为投资品的属性。房产税有时又叫物业税。为便于讨论问题，这里说明一下，会使房屋失去投资品属性的房产税，就是在房产持有期间，政府不断向所有权人以持有房产为由收取的钱。只要政府拿出这样东西，使多买多占的人，在意欲博取的资本升值尚不确定的情形下，马上就面临相当确定的常年税负，这会使投资房产博取升值的意义失去大半。只要不再有人多占投资，市场立马会回到原形。这中间的过程就不论证了——浓缩到一点：大家传说中的“刚需”，其实一点儿也不刚。

　　其次，房产税会使民众对政府有更多期待。当政府的主要收入来自于土地出让金的时候，民众对此是没有感觉的。因为有人买地，土地又是国有的。大多数民众并不知道国有和政府所有其实是两回事，大家觉得拍地乃是政府自己卖自己的东西，收了银两，政府怎么花，都和自己没关系。房产税就不一样，这笔钱先以工资等各种方式流到民众的手里，又被政府以房产税的名义拿走，归入税收。这样一来，民众就会逐渐明白，原来这政府是我们养着的。这个观点转变，会对社会发展起到不可限量的伟大作用。

　　最后这一点就是有关股市了。房屋失去投资品属性之后，能容纳民众投资需求的，一定不会是普洱茶、猴票、绿豆、光头漫画、明清家具这些东西。可以容纳民众投资、承载大国梦想的惟一海量投资领域，就是股权市场。现在讨论房产税，市场天天为此头痛。一旦房产税梦想成真，住房回归居住属性，民间资本就会重新关注股权市场。与黄金、楼市以及上面提到的这一堆所谓的投资品相比，只有股权市场会给社会提供就业、创造财富。只有股权市场的改善和发展，才能使所谓的结构调整、转变发展方式、增加老百姓的财产性收入、化解社保缺口危机等方方面面的执政目标成为可能。

　　房产税的好处还有很多，但这三点就足够让官民两造感到安心。此前央企大肆拍地，笔者行文歌颂央企此举为“央企惟一回馈社会之善举”，一时批判的言论洛阳纸贵。今天此文出街，效果当不输彼文。惟愿在上位者明思，在以房产税重拳打压楼市之余，对风雨飘摇的股市稍加怜惜，用一些无伤大雅的手段，比如取消证券交易印花税、恢复当日回转交易（T+0）等举措活跃市场，使股民们能活到看见曙光的时候。至于呼吁取消上市审批这个资本市场解救终极提案，以后再说。

转基因棉花遇到新虫害
作者:南方周末记者 黄永明 实习生 甘晓
2010-06-02 20:01:57
来源:南方周末


转基因棉花的广泛种植使得主要的害虫棉铃虫销声匿迹，但是结果却导致另一种原本处于次要地位的害虫盲蝽蟓急剧增加。

棉铃虫曾经是我国棉花种植中为害最甚的害虫，在1992年让整个华北地区减产高达 50％。1997年，来自美国的转基因抗虫棉Bt棉开始在我国河北省种植，1999年本土培育的抗虫棉开始商业化种植。随后的年份里，Bt棉所到之处棉铃虫均销声匿迹。转基因技术比农药更为有效地控制了棉铃虫为害。

然而，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吴孔明等人对中国北方作物的一项为期10年的研究发现，Bt棉种植地原本处于次要地位的害虫盲蝽蟓急剧增加，取代棉铃虫成为主要害虫。这项研究结果5月13日由美国《科学》杂志在线发表。“就像任何其他的新技术，转基因Bt棉在害虫控制上发挥重要作用的同时，可能引起无法预计的后果或风险。”吴孔明研究员在2007年的一篇论文中就指出，“我们对大规模种植Bt转基因作物对生态环境带来的潜在影响缺乏经验。”

自1999年Bt棉开始商业化种植以后，两年的时间里它就被广泛种植到了包括河北、山东、河南、陕西省在内的黄河流域地区。Bt棉的种植面积在2002－2004年间在长江流域也迅速增长。到现在，我国Bt棉的种植面积已经达到380万公顷，大约占到棉花种植总面积的70％。“大尺度种植Bt棉所带来的环境风险主要是蚜虫、叶螨、盲蝽类次要害虫的种群发生变化，导致棉花虫害控制的新问题。”吴孔明在2007年的文章中表示。

吴孔明等人近年来的研究发现，与Bt棉的种植进程形成对应的是，近10年来，我国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棉区盲蝽发生数量急剧增加，危害日益加重。2008年全国棉花盲蝽发生面积390万公顷，产量损失5万吨，分别是2000年的3.9倍和6.2倍，两者均创20年来的新高。盲蝽虫害的加重直接导致了化学农药使用量的大幅度增加，2000年棉田防治盲蝽施药不足1次，而近年来上升到6－7次，严重地区达15－20次。

美国科学促进会在报道吴孔明等人的最新研究结果时称之为“Bt棉花的非计划性后果”。

奇怪的事情发生了

Bt棉是经过基因工程改造的可以表达苏云金杆菌蛋白的棉花，做这样的基因改造的目的是为了在提高棉花产量的同时减低棉铃虫害以及对农药的需求。

2008年吴孔明等人发表在《科学》杂志上的一篇文章证实了Bt棉在多种作物上的抗虫功能。他们分析了中国北方六个省1992年到2007年间中国棉铃虫的种群情况，发现随着Bt棉的种植，棉铃虫在多种作物上的地区性暴发数量有显著降低。“我们的数据显示Bt棉不仅控制计划中的转基因棉花上的棉铃虫，而且可能减少了棉铃虫在其他作物上的出现，并可能总体上减少杀虫剂的施用。”他们给出这样的结论。

研究涉及的六个省中，不单是棉花，大豆、玉米、花生、小麦也都遭受棉铃虫的严重为害。棉铃虫的活动是追随着作物开花的，所以当每年6月份棉花开花时，棉铃虫就一定在棉花上。它们要在这里为后代选择一个好的环境。当棉田里的棉花都种植为转基因棉花时，棉田就成了棉铃虫的死亡陷阱。“一年一年的，都弄一些‘死亡陷阱’。几年之后，不但棉花上面没有棉铃虫了，连其他作物上也都没有了。”吴孔明说，“也就是说六个省里的棉铃虫全被耗光了。”

这项研究结果在当时被认为是一个非常成功的转基因技术应用的例子。“大家都认为这个好处大大的，不仅解决了棉花上的棉铃虫问题，其他的也都解决了。但从生态学上来说，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好或者坏的结果。”吴孔明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他强调，这是调控种群的问题。转基因作物的影响是宏观的，对整个生态系统都构成影响。这样一来，对它的利用、安全性评估和生态学评价也都应放在一个大尺度上来考量。

早在1980年代，吴孔明在豫东农村帮助农民防治棉铃虫害的时候，就注意到了棉田里复杂的生态网络，以及棉铃虫与盲蝽之间的关系。

棉田是个很复杂的生态系统——三百多种害虫和天敌构成一个复杂的关系网。防治害虫时打药打得越早就会越麻烦。因为打农药的时候，天敌比害虫要敏感，农药把天敌毒死了，剩下便都是害虫了。“所以在害虫防治上，农药进入农田，能晚一天是一天。要把潘多拉的魔盒打开了，剩下的都是麻烦事了。”吴孔明说。



棉花花朵上的盲蝽蟓。在过去的年份里，北方部分地区的 盲蝽蟓的数量增加了12倍。

“当时重要的实验就是从打3到4次药改成打1次药或者1次不打。当时棉铃虫也不是很严重，也不至于对产量产生严重影响。”吴孔明回忆说，“接下来就发生了奇怪的事情。”

那时棉田里主要有三种害虫：棉铃虫、棉蚜虫和盲蝽蟓。它们中对棉花危害最严重的就是棉铃虫和棉蚜虫。吴孔明等人发现，如果早期不打药杀棉铃虫，那么后面就基本没有棉蚜虫出现；相反，如果早期打药越多，后面棉蚜虫就会越严重。

为什么会这样呢？其中的逻辑是这样的：在河南，小麦的种植面积非常大。小麦上面会产生蚜虫，而只要一产生蚜虫，就会产生七星瓢虫，也就是蚜虫的天敌。七星瓢虫起初在小麦地里吃麦蚜虫，在小麦收割了以后，它们就没有麦蚜虫可吃了，于是统统转移到棉花地里去。这个时候如果不打药，这批七星瓢虫就在棉花地里将就吃棉蚜虫，把棉蚜虫吃得干干净净。如果一打药，就把天敌七星瓢虫弄死了，但棉蚜虫抗药性高，打不死。前面打药越多，就相当于把天敌打死越多，棉蚜虫的问题就会越严重。

于是吴孔明就形成了一个观点——把棉铃虫放一放，不要打那么多农药杀棉铃虫，在棉铃虫和棉蚜虫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在农村的几年里，吴孔明从经验上形成了对害虫关系的基本判断。

1991到1992年，棉铃虫的问题开始严重起来。之前的几年里棉铃虫慢慢形成可抗药性，到了这个时候集中暴发，虽然农民不断增加打药的次数和剂量，但棉铃虫的抗药性也越打越高。不仅如此，棉蚜虫的数量也越打越多。“整个棉田生态系统就乱了。棉铃虫多了之后又跑到西瓜、大豆、苹果、玉米、小麦地里去，没有它不吃的。”吴孔明说。

这个时候，在整个华北地区，盲蝽蟓还不是个问题。人们的注意力全都放在棉铃虫上，很多人根本不认识盲蝽蟓。

历史有可能重演？

转基因棉花种植之后，早年间在小规模棉田里的经验让吴孔明对后面害虫的走势有了一个明确的判断：有了转基因棉花，棉铃虫的数量肯定会下降，药不需要打了，那么棉蚜虫也就不会成为大问题。但第三种害虫——盲蝽蟓——就可能成为大问题。

吴孔明的团队由此开始监测盲蝽蟓的走势，自1997年以来，他们监测了中国北方38个地方，覆盖了300万公顷棉花和2600万公顷其他农作物。他们发现，在过去的年份里，盲蝽蟓的数量增加了12倍。

在《科学》杂志的最新论文中，吴孔明等人措辞谨慎地指出，盲蝽蟓的暴发与Bt棉的广泛种植存在“相关性”。

他们在最近发表的另一篇论文中论述了其中的原因：盲蝽蟓一般于6月中下旬从早春寄主迁入棉田，此阶段恰为棉田2代棉铃虫的防治期。防治棉铃虫大量施用的化学农药，间接地杀死了刚侵入棉田的盲蝽蟓。此后，在对3、4代棉铃虫实施连续防治的情况下，盲蝽蟓一直被控制在较低水平。因此，Bt棉花种植之前，特别是在棉铃虫严重发生年份，我国盲蝽蟓种群得到了有效的兼治，危害程度轻。而自1997年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棉区大面积种植Bt棉花品种后，棉铃虫的危害得到了有效控制，棉田用于防治棉铃虫的广谱性化学农药使用量显著降低，给盲蝽蟓的种群增长提供了空间，最终导致盲蝽蟓的区域性种群剧增，并在枣、葡萄等多种作物上猖獗为害。

现在，农民为了控制盲蝽蟓，又重新开始使用农药。这让人担心防治棉铃虫时那种“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循环又将重演。“只要盲蝽蟓的数量上升到一定限度就要对它打药，又要走棉铃虫的过程。这个过程需要5年、10年乃至50年，这要看我们给它施加多大的压力。”吴孔明说。

除了使用农药这种方法，另一种防治的办法就是继续使用转基因技术，将新的对盲蝽蟓具有抗性的基因放到棉花里去了。“这样这个问题马上就得到了解决，像棉铃虫一样。”吴孔明说。

“我们的研究工作给转基因棉花的研究提出了新的课题。”吴孔明继续说，“我们需要做抗盲蝽蟓的转基因棉花，如果不做，问题就会越来越严重。”在国际上，美国孟山都公司的第三代抗虫棉已经携带有抗盲蝽蟓的基因，他们表示这个产品将在2015年进入市场。

最新的论文发表之后，有一名记者找到吴孔明，让他“说说抗虫棉的坏处”。但是在吴孔明看来，盲蝽蟓的问题只是人们在解决了棉铃虫这个主要矛盾的基础上衍生出来的一个新问题。

“我们在生态学上只说盲蝽蟓是一个物种，因为措施的改变，它的种群上升了，另外一个物种（棉铃虫）的种群下降了。我们只是从生态学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他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但是从害虫的角度来说，它是作为一个害虫的种群上升了。一般人的理解就是我们2008年那篇文章说抗虫棉好，现在这篇文章又说抗虫棉坏。其实不是这样。新的结果不是在否定抗虫棉，只是说生物技术做得还不够，需要新的基因新的技术来做植物保护。”

内蒙“陆上三峡”输电难题调查

21世纪经济报道 王晓明 呼和浩特、腾辉锡勒报道 2010-06-04

核心提示：辉腾锡乐草原聚集多家风电发电企业，但让风场负责人李智不解的是：既然全国普遍缺电，为什么要让内蒙的风机空转？

出呼和浩特向东120多公里，就到了辉腾锡勒草原。城市逐渐远离视野，路边闪现的风车变得密集起来。

当李智在十年前，作为一个技术人员被分配到这里建风场的时候，他并不理解每天拂面而过的风究竟意味着什么。

这一块位于内蒙古中部的草原，地势平坦，昼夜温差大。一道横贯的辉腾梁使它成为天然的风力通道。根据测量数据，风过辉腾锡勒时，40米高度的平均风速达到8.8 m/s，有效风时数达到7293小时，且破坏性风速极小，稳定度大，持续性好。

这些测量数据，在风电成为发展热潮的时候，让辉腾锡勒草原成为了炙手可热的风水宝地。

在短短的3年内，李智的邻居突然多了起来。华能、大唐、华电、北方、京能、中广核等7家大型国有企业纷纷快马加鞭，在这里抢得“一片风”。让这片草原成为内蒙最大的风电基地之一，其风电发电量约占全省总风电发电量的1/3。

已经成为北方联合电力辉腾锡勒风电场场长的他，每天的愿望是发尽量多的电，然后通通送出去。在打了十多年交道之后，风对他来说，早已不是那么神秘莫测。“都是有规律可循的。”

掌握了这一规律，他的风场所属的蒙西电网在4月8日创下了一个记录，当日风电上网电量占全网上网电量的比例达到了18.7%，运行平稳。而在此前业内专家的预测中，当风电上网电量超过全网上网电量的5%-10%时，电网将无法负荷，发生崩溃。

但是，近20%的上网比例并不能缓解风电场所面临的“有电难送”的尴尬。在华北华南都在忙于应对电荒的时候，常常不期而至的“限电令”仍是他最大的烦恼。由于内蒙电网的输送瓶颈，他常常被迫在夜间弃风停机。

掌握“风语”的他大为不解：“既然全国普遍缺电，为什么要让内蒙的风机空转呢？”

风场“限电令”

每天晚上的11点钟，李智都会紧张的查看他的手机。电网公司的“限电令”通常会在这个时候到达。短短的信息决定了第二天他的风场运营情况。

“有可能只限一定的比例，但是冬季供暖的时候，也出现过全限的情况。”

据李智介绍，在2006年之前，风电场从来都不曾出现过限电的情况，那时，辉腾锡勒只有不到5家大型风电场。而到了2008年，内蒙的风电场越建越多，仅辉腾锡勒就扩展到7家，限电也就随之而来。“2008年还只是在供热期有限电现象，而到了2009年，限电的范围大大扩大了。”

在李智电厂隔壁的华电辉腾锡勒风电场也面临着相同的情况。据安全生产处的梁振飞介绍，调峰限电的情况多集中于用电量降低的夜晚和从10月到来年4月供热集中的冬天。

根据华电风电场的数据记录，仅2010年至今，平均每个月发电量达到3500万千瓦时以上的华电风场，在供热高峰的1月份被限电至不足3000万千瓦时，而2月份更是探底至2000万千瓦时以下。

“每天晚上收到短信的时候就很紧张，希望明天能少限一点。”梁振飞说。

据内蒙古电力公司副总工程师、调通中心主任王小海介绍，在冬季供暖期间，由于供暖用的汽轮机在抽气供热期间一定要同时发电，因此要保障供暖，就必须保证一定比例的火电，因此只有采取调峰，牺牲风电。而调峰对于电场来说，就意味着限电。

据梁振飞的介绍，自2009年入冬至2010年元旦的这个难熬的冬天，内蒙古因弃风停机少发电9亿多度，直接损失近5亿元。

发电少并不是唯一的损失。据李智介绍，在限电的高峰，一些机组必须停转，而由于他所在的风场建成时间比较早，一些较老的机组一旦停转，就需要8小时甚至更多的时间来重新启动，有时停转一天，也许就意味着第二天机组不能启动。

于是，李智陷入了这样的无奈：要想改善这些老的机组，就需要更多的投资，而在限电的情况下，新机组的投资就更无从谈起。只能眼看着这些机组在一次次的限电停机中无奈地老去。

“只要让我发电，我肯定赢利。”李智说，但是限电的现实，和风电美好的前景，只能让各大风电场在目前的尴尬中硬起头皮，期望着明天的限电量能够少些。

20%的奇迹

在痛苦限电的同时，李智们在不经意间却创造了一个奇迹。

4月8日，晴，大风。在这一天，蒙西电网的风电上网电量占全国上网电量的比例达到了18.7%。

作为内蒙古省属独立的电网公司，蒙西电网负责自治区中西部包括腾辉锡勒所在的乌兰布察蒙等8个盟市的电网建设运营工作。

内蒙古电力公司总经理张福生在谈到这一比例的时候，仍然难掩兴奋。据他的介绍，风电并网的巨大压力，让他在4月乍暖还寒的时候，冒着天气再次转冷的危险，提前停下了200万千瓦供热机组，全力支持区内风电机组上网。

根据内蒙古电力的工作日志记录，在4月1日停供热机组的次日，风力的上网量就达到了13.2%，随后的2日，3日，也都达到了11%。再稍作休整之后，大风将风电并网的比例在4月8日一下抬到了将近20%，而当天，电网运转平稳。

“即使是18.7%，还是在一些地方限电的情况下达到的，如果完全不限电，可以达到25%。”张福生说。

据总体测算，4月份蒙西电网风电上网电量平均达到11%，而2010年1-4月风电上网电量达到34.7亿度，全年预计达到120亿度。“120亿度意味着什么？消耗标准煤就是420万吨，原煤700万吨，可以减少多少排放？可以减少多少运力？”张福生掰着手指头。

但是，这样的比例在以往的研究中，并不能实际存在。按照此前专家的测算，由于风电间歇性，不稳定的特性，当风电在总电量中的比例超过5%-10%时，将对电网的安全稳定造成威胁，很容易造成电网的崩溃。

在此前的研究中，为了平衡风电间歇、不稳定、难预测的特点，业界曾提出了利用水电、天然气等能源与风电做搭配，在风歇的时候，用其他的电力填平上网电量。

而在水能、天然气资源匮乏的内蒙古，据张福生的介绍，内蒙古电网采用的方法是“烽火相继，打捆外送”，即将风电和火电按照1：2的比例打捆，用火电补足风电。

“20%的数据就已经说明了，目前的风电技术，已经完全具备了这样的能力。”张福生说。

风电孤岛

但是，即使在4月达到了20%的上网率，李智在5月份仍然不可避免地要接到限电的短信。

其原因则在于，这个被国家能源局局长张国宝称为“陆上三峡”的地区，只有两条对外的输电通道，当这有限的对外输电通道满负时，腾辉锡勒，就成为了风电孤岛。

据了解，目前蒙西电力公司全网机组最大启动容量为2300万千瓦，最高发电负荷为1995万千瓦，最高供电负荷1600万千瓦，最低供电负荷1300万千瓦。

但是，蒙西电网现有的两条20年前建设的500千伏“网对网”东送华北的对外输电通道。目前这两条线路的输送能力虽有430万千瓦，但输送计划潮流仅有高峰390万千瓦，低谷250万千瓦。也就是在目前的送电量为白天390万千瓦，后半夜则只有250万千瓦。在后半夜受限的，则大部分是优质的风能资源。

在无数个场合中，张福生都在为他的“内蒙输电通道”奔走呼喊。

据了解，内蒙电力送出通道规划已有6年，2007年，内蒙古电力公司甚至增设了特高压部。但是，即使是在内蒙古东西两个千万级风电基地规划已经批复之后，蒙西电网第三、第四送出通道至今仍然没有等到立项、开工的消息。

在通道迟迟没有开工的情况下，张福生开始琢磨着最大化的利用现有的通道。“如果能在目前的基础上做到白天、晚上都超过400万千瓦，也好啊。”

为了缓接内蒙的输电压力，国家能源局在2009年下文，要求国家电网增加蒙西电网后半夜东送的潮流。

但是，到5月底为止，按照蒙西电网的数据显示，实际平均送出容量只增加了30万千瓦左右，后半夜蒙西电网风电出力仅为50万千瓦，弃风最高达到290万千瓦。

在这种情况下，内蒙古只得寻找其他的道路来冲破“孤岛”。他们尝试开展电力多边交易，在区内发展电解铝、PVC等高耗能企业，以期在最大的限度上在区内消耗电力。

同时，张福生透露，他们也在试图规划自建电网通道，将多余的电力输送给南方电网。

“可研报告已经有了。按照给华北电网的0.349元/度电来测算，加上到广东0.1元/度的运输成本，电价为0.449元/度，而广东目前的上网电价是0.52元/度。”

数据显示，2010年，广东的电力缺口将达到300万千瓦，并将在五年内攀升到600万千瓦，因此，这一规划马上就吸引了大唐、华润、中广核和三峡总公司等。但是，张福生的忧虑仍是：要将规划变成现实，电网仍要经过华北的很多省市。

体制之困

在提到风电并网20%的奇迹时，张福生更愿意归结为是“蒙西电网的体制优势” 所造成的。自由的体制决定了内蒙电网可以采取“大开机的方式大容量的接纳风电”。

但是在很多业内人士看来，“风电孤岛”的现实，也恰恰是由于蒙西电网的体制原因所造成的。

据业内人士介绍，目前内蒙古电网是国内唯一一家独立的省级电网。而包括内蒙古东部，以及华北的全部地区，归属国家电网华北公司。

这使得内蒙富余的电力虽然与华北近在咫尺，实则远在天涯。

而对风电的发展，电网之间也有着不同的理解。张福生认为，风电的发展和其对火电的替代，是不可逆转的趋势。而其对资源的节省也是显而易见的。

而据前述业内人士的介绍，更多的电网公司仍将风电作为“蛋糕上的裱花”，对于风电的稳定性，和其对电网安全可能带来的冲击持深深的怀疑态度。

对此，风电专家，龙源电力集团总工程师杨校生对本报记者表示，在风电发展的初期，全国上下，各级都非常积极的接纳这个新生事物。但是，目前，当风电的发展已经形成了一定规模的时候，需要考虑的，和真正制约其发展的已经不再是技术问题。而已成了行政管理的问题、经济问题，和各个集团的利益博弈问题。

而比理论上的各种问题更要急迫的，是摆在张福生面前的，即将突破700万千瓦的现有风电基地和随后两年陆续建成投产的150万千瓦新的风电基地。

“目前能做的，只有劝说现有的核准待建电场尽量晚开工，同时祈祷外送的电力通道尽快成为现实。”

别让明星员工陨落

张述冠 21世纪商业评论

核心提示：明星员工的骄人业绩并不像一般所认为的那样具有高度的“便携性”。是否能够尽快地吸纳和拥有充足的“公司专有知识”，是明星员工加入到一个新的公司之后能否继续焕发光彩的关键因素。

2010年的中国证券投资业界，基金经理的辞职成为一个引人瞩目的现象，华夏基金、东方基金、泰达荷银等基金公司那些过往业绩优良的明星基金经理纷纷离职。这些人的去向目前还没明确公布，不过坊间的传闻称，他们的离职是因其骄人的业绩而被私募基金挖角。

对于那些成立未久的私募基金来说，有了这些明星级基金经理的加盟，它们在未来的业务开展中就会增加更多的胜算。有研究表明，在一些很复杂的工作中，1%最优秀的员工的绩效会比普通员工高出127%；明星级的计算机程序员的生产力与普遍程序员相比是8：1；1%最优秀的投资人创造的投资回报是普通投资人的5-10倍。总之，在几乎每一个行业，明星员工与普通员工为公司创造的价值都很不成比例。鉴于如此巨大的价值差异，私募基金极力延揽那些声名远扬的明星基金经理，就毫不让人奇怪了。然而，过往业绩优良的基金经理是否一定会为新东家做出足以让人满意的贡献呢？事实上，很多被寄予厚望的明星员工在新的团队中未能人尽其用，创造出高水平的业绩，这其中的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

知识的“便携”与“专有”

哈佛商学院组织行为学系副教授博瑞斯. 格罗斯博格(Boris Groysberg)，曾对华尔街投资银行业的1000多名明星级股票分析师的职业生涯进行过跟踪研究。他发现，明星分析师一旦跳槽，其业绩随即就会下滑，而且是持久地下滑。格罗斯博格的研究对象中鲜有例外者，包括那些和自己的团队一起跳槽，以及加入到更好的公司的明星分析师，其遭遇莫不如此。

也就是说，绝大多数明星分析师在改换门庭之后，就迅速成为一闪而过的流星，在他们新的工作岗位失去了往日的光彩。

这似乎与人们通常对知识工作者的看法相违背。我们经常会听到这样的论调：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工作者头脑中的知识是公司最大的资产，而这些知识具有 “便携性”的特点，他们走到哪里，知识就会如影随形地“跟”到哪里。今天他帮助这家雇主获得了成功，而明天当他投身于另一家雇主时，他头脑中的知识也同样会再立新功。一般认为，像咨询顾问、投资银行家、律师、财务分析师、研究员等职业，就典型地具备这种“便携性”的特点。

既然如此，那些华尔街的明星分析师又为什么会在跳槽之后光彩不再呢？格罗斯博格的研究认为，这些明星分析师在跳槽之前的出色表现似乎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以前公司所独有的资源、组织文化、网络和同事。当他们加入到一个新的环境之中时，这些重要的依赖要素要么不再有，要么呈现出完全不同的面貌，于是就导致了全然不同的结果。

对于职业人士来说，他们头脑中与工作相关的知识可以分为三个方面：其一是一般性知识，即那些不管在哪个行业哪个公司都需要具备的知识；其二是行业专有的知识，即在某个行业工作必须具备的知识；其三是公司专有知识，即在某个公司里工作必须具备的知识。要想获得工作上的成功，这三种知识缺一不可。当一名明星员工加盟到同行业另一家公司之中时，他的前两种知识的储备是没有问题的( 这两种知识具有很好的“便携性”)，唯独第三种知识，即公司专有知识，实际上是一种极不“便携”的知识，是对明星员工的一个重大考验。每个公司都有自己的基因，包括公司的资源、信息传递方式、决策模式、组织架构、文化、网络等，这些都是公司专有知识所包含的重要内容，而这些知识的获得，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同事间长时间的合作和交流来获取的。新加入的明星员工需要同事的帮助来更快地融入新环境( 融入的过程也就是获取公司专有知识的过程)，而公司也有责任为他尽快吸收公司专有知识创造一个适宜的氛围。

也就是说，公司不能在雇佣了明星员工之后，就指望他们能在新的环境中自动焕发光彩。那么，管理者应该如何做，才能确保他们好不容易才招揽到的明星员工能够充分发挥作用呢？研究表明，那些将会与明星员工合作的同事的能力和素质是一个关键因素。

比如，一名股票分析师所拥有的高水平的同事越多，那么他所取得的业绩就会越好。而且，在这样的环境中工作的明星分析师，其流动率也更低。由此可见，要想让明星员工产生最佳成果，管理层不应让他们单打独斗，而应该为他们创造一个有利的环境，让他们的工作能够得到众多优秀同事的合作与支持。

这样做可以带来三个方面的好处：促进每个个体的工作质量、改善向客户交付服务的水平、减少顶级员工的流动率。这也是所谓的马太效应：一个企业拥有的明星员工越多，它就越容易吸引、培养和保留更多的一流员工。正是因为如此，管理层应该认识到，在招聘方面的任何一个决策都有可能给别的员工的工作产生重要影响，即使是在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部门的员工。

同事：专有知识的水池

每一位职业人士在工作中都离不开同事的合作，而且，越优秀的同事对自己的帮助越大。对于一名新加盟的明星员工来说，在他汲取公司专有知识的过程中，优秀的同事到底能为他带来什么特别的帮助呢？研究表明，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1. 信息的来源。信息的交换可以以多种方式进行，最简单来说就是一名员工将新的信息转达给另外一位同事，而更为重要的是，信息的交换要能够让分享者和接收者创造出新的知识。来自不同部门的员工，或者是说拥有不同专业技能的员工，不仅仅能够提供有价值的信息，而且还能提供不同的视角。比如说，A是一名IT工程师，当他去和做银行业务的B 交谈时，两人都会获得一些各自单独工作时不可能产生的想法。

2. 建设性的评论员。优秀的同事可以充当“回音壁”，他们往往是敏锐的评论员。每一名同事都可以根据自己在工作中掌握的实际情况来对其他同事的工作给予评价，这种反馈对于那些天资聪颖但实践经验不足的年轻人来说尤其重要。每一个人在工作中都需要得到来自同事的诚实的反馈，这种反馈的价值不容低估。要想成功，就需要获得正面和负面两方面的信息，从认识的很多人那里获取这些信息。

3. 客户界面。并非所有的从业者都会在工作中与客户直接打交道，比如说在广告和投资银行等行业，客户服务是一个专门的部门。在这样的情况下，与客户打交道的同事就在产品或服务的交付方面扮演着关键角色。在广告业，一位明星级的广告策划人可以设计出绝佳的广告方案，但这个方案的细微之处还需要公司的客户经理有能力向客户全面地转达，以便客户很好地理解方案的价值所在。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一名销售人员可以成就也可以毁掉一名明星策划人。

4. 荣誉共享。如果能在本来就是群星荟萃的地方更加光彩照人，那就能产生最大的价值。根据“晕轮效应”，某个公司内一名以出色的绩效而知名的员工，通常会被认为比他那些在稍差一些的公司工作的同行技高一筹。比如说，人们通常会认为，谷歌公司的计算机程序员比同行业其他公司的一些计算机程序员优秀。而且，缘于皮格马利翁效应( 一种个人按照别人对他的期望发展自己的现象)，这种想象中的光环经常会导致绩效实实在在地增长。晕轮效应还会使得明星员工更有可能获得组织外的资源，从而使其受益。比如说，与一些小公司的分析师相比，摩根士丹利公司的分析师会获得更多与财富500强公司的领导人一起开会的机会。

破坏工作氛围的陷阱

明星员工在一个新的公司之中要想继续焕发光彩，需要有一个适宜的工作氛围，而这个氛围的关键就是，在公司之内的不同部门都要有同样优秀的同事与其交流与合作。在费尽心力将那些能力突出的明星员工招至麾下之后，管理者要做的就是，悉心为他们创造和维护一个适宜的氛围，而不是将其置于一个“适者生存”的竞争环境之中不闻不问。在实际工作中，管理者以下几方面的行为，尤其容易破坏公司中良好的氛围。

错误一：陷入“孤星神话”

公司所犯的最大一个错误就是沉迷于“孤星神话”，即相信某个人——一位优秀的分析师、一名天才的程序员、一个有创造力的市场人员，或者甚至是一名被极力吹捧的CEO——可以只手扭转乾坤。这一错误的假设会导致错误的招聘决策。

为了防止这一点，公司在招聘面试明星级员工时可以考虑采用一种全面的测试流程，让候选者的未来同事，包括公司内不同部门的人，用更多的问题对他进行测试。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对这名未来的同事有一个全面的了解，而且还有助于他日后更加顺利地融入到公司之中。

公司还要认识到，个人的才能、专业技能和性格并不是全部，文化上的适配同样重要。在理想的情况下，人们应该被雇佣到文化相近而资源相等或稍少的公司。一些小公司往往喜欢以丰厚的薪酬从大公司招揽超级巨星类的人才，但是，如果公司不能为这位明星员工提供同等程度的资源支持，那很有可能这位明星员工日后所取得的业绩会让公司失望。

错误二：高估薪酬的重要性

公司总是倾向于为明星员工支付过多的薪水。其实这样做会带来一些风险。比如说，为一名新员工提供过于慷慨的报酬会让老员工产生受挫感，因为他们会觉得自己过去的努力和忠诚毫无价值。而且，金钱并不是鼓励员工的唯一方式。如前所述，激励和保留明星员工最有效的方法之一，是让他们的身边环绕着其他明星员工。大腕级的员工知道，与其他聪明而称职的同事一起工作，可以提高自己的绩效。这样就会产生一个良性的循环：由于想与其他能干的人一起工作，明星级员工乐于加入到公司之中，而这又会促进其他的明星员工加入进来。

对于形成了这种循环的公司来说，雇员通常会愿意接受比市场价稍低的报酬加盟。调查表明，只要能在这样的公司工作，职场人士愿意接受低20%到25%的报酬。

但这并不是说报酬不重要。报酬是表达公司对某位优秀员工的欣赏和感激( 也是一种投资) 的一种方式。但是经理人员要战略性地考虑报酬。比如说，与大量的奖金相比，股票期权或其他的资产形式，或延期报酬，可能是更有效地保留明星员工的办法。

错误三：范围过于狭窄

一些公司容易犯这样一个错误，他们所着力去聘用、培养和保留的明星员工仅仅局限于某一个部门，比如说研发部。但是，明星员工要想更好地完成工作任务，需要得到来自公司内其他优秀同事的帮助。在一个公司之内，如果只有某个部门的员工很出色，而其他部门平庸，那么，那个出色的部门或许可以取得不错的业绩，但肯定难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潜力。而且，该部门的明星员工也很有可能会被竞争对手挖走。

为了避免这样的事情发生，明智的管理者会让明星员工分布在不同的部门。

错误四：忽视内部明星培养

很多公司热衷于从竞争对手处延揽明星员工，但却忽视从内部培养。实际上，在公司内部那些目前还不是最佳但颇具潜力的员工身上投资会产生多种好处。当员工知道管理层对他们的发展很有兴趣时，将会用更努力的工作和更高的忠诚来回报公司。另外，如果公司已经有了一个优秀人才的培育管道，那么当有明星员工离开时，管理层也不会发慌。与其被动地聘用一个外来明星( 这通常意味着为他提供了过高的报酬)，还不如从内部后备队伍中提拔适当的人。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培育内部人才不仅仅是高管层或人力资源部门的事，中层管理者以及现有的明星员工也对此负有责任。

公司白领的极限点


你忙里忙外的生活中是否会出现极限点，也就是漫长的工作时间让你走到了工作和家庭出现冲突的边缘？


根据新近一项对国际商业机器公司(IBM)在75个国家的22,436名员工进行的研究，很多人有这个问题；根据员工是否可以有部分时间在家办公，各人的极限点差异很大。

研究人员得出了惊人的发现。他们发现，相比完全在办公室中工作的人，在工作和家庭出现冲突之前，实行弹性工作制的在家办公者每周可以多挤出19个小时工作。研究的主持者之一是杨百翰大学(Brigham Young University)家庭生活学院教授、工作家庭问题资深研究人士希尔(E. Jeffrey Hill)。

全部工作都在办公室中完成的人在工作了38个小时后开始抱怨工作与家庭出现冲突。不过希尔发现，那些通过在家办公延长了工作时间、而不是在办公室花更长时间的人，在开始感到压力之前可以工作57个小时（把在办公室和在家工作的时间都计算在内）。时间的计算是根据两组员工──在办公室工作和实行弹性工作制、在家办公室的人──中各有25%表示工作与家庭出现冲突的时间。研究结果将发表在本月的《家庭心理学期刊》(Journal of Family Psychology)上。

这个基本模式在我看来是真的。自多年前开始在家办公以来，我发现自己比关在编辑部里可以快乐地工作更长时间。不过，研究中显示的19个小时差距──相当于每周多两天──确实让人吃惊。

读者们，你有没有极限点？你每周最多可以工作多少个小时，然后才会感觉自己牺牲了太多的家庭时间？你到极限点的征兆是什么？实行弹性工作制、在家办公对你长时间工作、而工作和家庭不会出现冲突的能力有多大的影响？

Sue Shellenbarger

扼杀梦想之后
本文来源于《新世纪》周刊 2010年第23期 出版日期2010年06月07日


一些政府官员和商界领袖，或许对劳工挑战还没有认识清楚。维持原有模式和保护西方客户业务的冲动，蒙蔽了他们的眼睛

谢国忠

　　新一代中国农民工出生于计划生育政策实行之后，在飞速发展的经济中长大。这一代人并不仅仅满足于基本生存，他们往往有更高的追求和向往。在这一点上，他们与其他国家的同龄人并无太大差异。当今中国的管理者，包括政府官员和商界领袖，大多是在贫困环境中长大。他们视收入的边际增长为生活的主要目标，此外别无他求，对周遭环境好坏也并不太在意。两代人观念的鸿沟，就是地产泡沫和最近劳资紧张背后的压力源头。

　　如果中国的体制始终无法满足新一代的需求，那么，不久的将来，一系列社会问题很可能集中爆发。

机器与人

　　十年前，我曾参观某家电子制造承包商的工厂流水线。一排排年轻姑娘专注地将零部件组装到一起。工厂对她们的如厕和小憩时间都有严格的规定。即使是在休息时间，她们也只能坐在指定的长椅上。车间经理告诉我，这些人都只有18岁，“这活儿需要手指灵活的工人。过几年，我们再换另一批18岁左右的女孩。”

　　参观之后，我写了篇文章，陈述了这样一个观点：中国经济的奇迹就是依赖那些极端温顺听话的中国工人。从这一经济动力中获益的，不仅有提供技术、品牌和分销渠道的西方企业，还有设在中国的外包制造公司。后者尤以利用中国丰富廉价的劳动力著称。目前，代工行业发展最成功的当属中国台湾企业。

　　卓别林在影片《摩登时代》中，曾借助滑稽表演，将现代工厂体系不人道的本质表现得淋漓尽致。在当今大多数发达国家，卓别林模仿的那些场景早已了无踪迹。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工厂主只好购买自动化设备来取代人力，比如，现代化的汽车装配厂主要由机器人来操作生产。

　　可是，当跨国公司将生产环节外包到中国，在劳动力成本低廉、供应充足的环境下，资本密集型生产发生了改变。一些工厂以人力取代机器起家，包括一些电池制造商在内。这是可以预见的。但是，出人意料的是外包模式—特别是电子制造业的外包—将这一模式用到极致，利用廉价劳动力最大化体现规模经济效应。

　　规模经济通常与资本密集型的产业关联。如果企业需要一笔固定投资，那么，它需要一定的规模以取得投资回报。在中国，外包业务劳动密集型特点突出，同时也规模巨大。有些企业雇佣了数以十万计的工人（通常在同一地点）工作。它们是如何发展规模经济的？

　　我认为，有两大因素促进这类企业的壮大。其一，与苹果公司或惠普公司这样的大客户建立伙伴关系并不容易。通常看来，长达数年的沟通往来才能获得对方的信任。在同行中脱颖而出的供应商更容易获得青睐。随着时间的推移，供应商的总量不断减少。因此，坚持下来的供应商规模不断扩大，其规模经济效应源于优质的客户关系管理。

　　其二是劳动力管理。这也许比第一点更重要。一家成功的中国代工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就是最大限度地压榨劳动力。这与公司的组织制度密不可分。如果一家公司聘用了数以十万计的中国员工，那么，相应地，它需要一个庞大体系来组织招聘、安排住宿、提供培训以及管理员工。

军事化管理溯源

　　“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希望迅速实现工业化，同时面临着农业劳动力转化为工业劳动力的挑战。日本企业选择军队作为学习的范本。因为当时军队也面临着类似问题：需要将农村男孩训练为有作战能力的士兵。军队采取了压力最大化和严格的全盘管制的方法。这样一来，工厂制服、早操、忠于公司的观念教化等，成为后来日本工厂的特点。

　　这套体系也推广到了其他东亚地区。台湾受其影响尤其深远。由于台企深谙日本的管理模式，又对中国劳动力市场颇为了解，它们在中国大陆的工厂管理甚至比日本在华工厂更“出色”。

　　台湾的成功推动了美国经济的转型。这样一来，跨国公司专注于研发，以及品牌推广和分销。

　　美国的品牌公司、其分销公司和台商代工公司之间的盈利关系可持续的前提是，中国的劳动力资源仍然丰富，并且中国工人仍然愿意接受工厂的工作条件。

　　上世纪90年代初，我对中国未来的发展持乐观态度。我看到很多华工为多挣一点钱去很远的地方干活，原因有二：一是中国人“吃苦文化”的影响；二是家庭责任的要求。代工厂的女孩子们一个月能挣100美元，用来付弟弟的学费，给妈妈买药，（如果可能）为家人买处房子。她为家庭牺牲自己，换句话说，她并没有自己的人生。

　　归根结底，她们当时接受艰难的环境基于三个因素：其一，她能吃苦；其二，她们家需要这笔钱过活；其三，当时物价较低，100美元已经是很多钱了。

　　如今，这三个因素都发生了变化。首先，中国的新一代不太愿意吃苦。他们是中国经济腾飞中成长起来的第一代，不必担心挨饿受冻。尽管计划生育政策在有些村庄也许没有严格执行，但总体而言出生率已经大大下降，所以，这一代是在父母的宠爱中长大的。不是那么爱吃苦的性格特点，使中国的青少年与其他国家同龄人有了更多共性。

　　其次，农村家庭的生活也没有十年前那么差了。每户要供养的孩子更少。政府比以前更关注农村教育；有了医疗保险体系，家庭因病而陷入经济危机的情况减少；大多数农村家庭都建了自己的房子。当代农村青年肩上的家庭责任，不如以前那样沉重、那样迫切。

　　第三，通货膨胀已经严重侵蚀了收入的价值。今天的农村青年渴望生活在大城市，但城市房价增速比他们工资的增速还快2倍。他们的梦想比十年前更难实现。

时代变了

　　最近发生在富士康等企业的事件，意味着一个新面目的中国出现了：劳动力资源不如以前充足，劳工不如以前温顺听话。在以上事件中，政府和企业的应对方式暴露了它们对这一事实的无知。它们仍然以为这些只是个别事件，通过施压和收买就可以恢复“正常”局面。

　　在此需要考虑两个问题：代沟以及当地政府和企业不寻常关系。今天的青年和上一代好像来自不同的世纪。而当今的政府官员和商界领袖都属于他们的父辈。从近期的劳工危机来看，政商界似乎都是从自己的角度出发来处理劳工危机的。

　　统治者的决策往往以短期边际效应最大化出发，而不会考虑个人梦想或长期目标。

　　现在的年轻人更关心自己未来的发展。他们想在大城市定居；和其他国家的同龄人一样，他们期待从事有趣、高薪的工作。当前的工厂体系无法满足他们的梦想。那些工厂通常远离市区、比较封闭。离开农村来到工厂的年轻人发现，自己很难真正融入城市生活，在这里比在家乡更孤单。他们身处城市和农村之外，过着最与世隔绝的生活。

　　在现有薪酬制度下，他们的生活非常困难。基本工资很低，只有通过大量的加班才可能挣得接近2000元的月收入。他们没有时间来规划、提高自我，或者融入城市。几年后，他们将失去青春和工作，却仍然没有能力或财力来享受城市生活。

　　商界领袖和政府官员当然会问：为什么现在的工人不能像十年前一样接受上述情况呢？他们不明白，时代变了。上一代的工人关注的是亲人的经济利益，而不是他们自己的未来。

　　地方政府和工厂业主的特殊关系，是解决或避免劳工问题的阻力。大多数沿海工厂都从内陆招工。当地政府与工人几乎没有任何责任关系。另一方面，因为税收和其他收益的缘故，政府与工厂业主的关系非常紧密。处理劳工问题时，当地政府自然站在企业那一边。

　　为改善现状，中央政府应该严格审批远离市区的大型工厂用地。未来的工厂应靠近发展完善的城市，像其他国家那样鼓励工人租用当地房屋，而不是过宿舍生活。他们应该得到融入城市生活的机会。最好的办法是将厂址设在工人住地附近。

　　尽管有些人意识到了中国劳动力的挑战，但是，一些政府官员和商界领袖或许对此还没有清楚认识。维持原有模式和保护西方客户业务的冲动，蒙蔽了他们的眼睛。处理富士康这类危机时，他们采取的措施治标不治本。我担心更严重的类似危机还会再次发生。

　　最终，市场力量将打垮当前的制度。工人可以选择离开。他们可以参与城市服务业。虽然工资可能有点低，但生活要好得多。而且，他们有机会融入城市生活。劳动力成本的上升，最终将迫使工厂在劳动力密集的地方选址，并提供人性化的工作条件。拒绝改变的沿海当地政府将是最大的输家。为了保证收入，政府希望与工厂站在一边，但最终他们将失去工厂！

　　作者为玫瑰石顾问公司董事、经济学家

广东放开本省农民工有条件入户城镇
2010年06月08日 16:27　 本文来源于财新网

农民工各项指标积满60分，即可申请入户；落户目标地以县城、中心镇为主，适当限制大中城市落户；外省农民工不在解决问题之列

　　【财新网】（记者 张艳玲 8日发自北京）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制度一直饱受诟病。广东省计划在三年时间内，通过积分达标制，使180万名左右的本省户籍农民工及其随迁人员入户城镇。
　　2010年6月7日，广东省政府办公厅发布《关于开展农民工积分制入户城镇工作的指导意见[试行]》（下称《意见》）明确，对农民工入户城镇的条件进行指标量化，并对每项指标赋予一定分值，当指标累计积分达到规定分值时，农民工即可申请入户城镇。

　　参与积分制管理课题研究的广东省社科院人口与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郑梓桢告诉财新记者，在广东省内各个城市经济发展、社会公共服务不均衡的条件下，此举是推动广东省内劳动力转移战略的重大举措，有利于广东省劳动力的重组和自由流动。

　　虽然目前只是允许本省农民工跨市落户，但这是实现社会公平的重要一步。他认为，在解决本省农民工落户的基础上，将来可逐渐解决外省农民工落户问题。

　　60分可申请城镇落户

　　今后，具有广东省户籍的农民，只要有广东省居住证，纳入就业登记并缴纳社会保险，均可以申请积分登记。登记指标包括“学历、献血、从事慈善事业、社会获奖、是否超生、有无犯罪记录等情况”。原则上，农民工各项指标积满60分，即可申请入户。

　　根据《意见》，该积分指标由省统一指标和各市自定指标两部分构成，省统一指标全省互认、流通和接续。各市则可根据投资引进情况、人才需求情况等因素自行确定市级指标，划定具体入户分值。

　　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副厅长葛国兴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介绍，此次政策重点引导农民工落户县城、中心镇。对于大中城市的落户人数会有适当的控制。但不会搞一刀切，具体按照“常住人口分布、城镇化水平、经济发展水平以及产业双转移进度”等综合因素来确定。

　　郑梓桢认为，通过鼓励方式引导农民工落户中小城市和中心镇，符合农民工从农村到乡镇再到县城最后到大城市的“阶梯式迁移”规律，也有利于减少农民工进城的迁移成本。避免人口在珠三角等大城市聚集，有利于形成健康的城市化。

　　农民进城有限进步

　　进城农民工的承包地、宅基地如何解决，各界争论激烈，也一直是横亘在农民进城路上的一道难题。

　　据财新记者了解，农民工积分落户办法在中山市等城市试点过程中，部分农民工因不愿意放弃土地，而不愿意入户城镇。

　　《意见》规定，对达到入户城镇积分条件，愿意入户但不愿意交出所承包的土地、林地的农民工，实行“农民工城市居民居住证”制度。

　　该居住证有相应标识，有效期最长为三年。持证者子女可享受户籍居民子女同等的义务教育待遇、参加高考、参军入伍、申请廉租房和公租房等公共服务。

　　葛国兴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农民工城市居民居住证是一种介于《广东省居住证》和城市户籍中间的过渡性制度，他们可以有三年的思考时间，选择入户或者不入户。不过，与城镇户籍相比，这类人群不能享受购买城镇保障性住房的优惠政策。

　　郑梓桢指出，农民工进城后的承包地和宅基地如何解决，是推进城市化、调动农民工进城积极性的瓶颈，有关部门必须加紧研究解决。

　　目前，广东省有3000多万流动人口，其中除1000多万本省内流动农民工外，还有2000万跨省流动农民工。但跨省农民工落户是《意见》尚不能解决的问题，

　　此前，广东省层出台《关于做好优秀农民工入户城镇工作的意见》，明确外省优秀的农民工可申请落户，但因设置门槛颇高，对大部分普通农民工而言仍无异于望梅止渴。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张车伟呼吁，应该逐步建立跨省农民工落户制度。但他也坦言，在跨省流动的情况下，农民进城落户后的农村土地问题更难以把握。■

原文：德国之声 Ein Eink?ufer Nordkoreas packt aus
译文：德国之声：一位北朝鲜采购员的自白
作者：Silke Ballweg
译者：Anton
校对：贾府劣儿 @gabrielvoo


当北朝鲜的老百姓在忍饥挨饿时，他却在国外为当权者们采购监控设备或者豪华轿车。前采购员金正律描述了平壤腐败的制度。

带着一张外交官护照和整袋子的现金，金正律在1974年第一次来到了奥地利首都维也纳。金正律要为朝鲜的统治者金正日和其家族采购商品。“我购买 了所有可能买到的东西”， 今年75岁的老人说到“金属探测器、毒气探测器、指纹识别设备。这些独裁者们也建造别墅，窗子都是镀了金的，既防噪音又防弹。我负责制造这些东西，然后装到集装箱运回朝鲜”。 在《为独裁者服务》 这本书中，北朝鲜人金正律 第一次披露了这些事情，他是在两名奥地利记者的帮助下完成这本书的。

"在50年代，金正律在民主德国学习。在那里他学会了德语。因为他的语言知识，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他就一直被派往奥地利采购商品。“小老百姓在挨饿，死于饥饿，但是这些独裁者们驾驶者豪华轿车。每当我来到斯图 加特的辛德芬根，就是来采购那些梅赛德斯普尔曼600 。不止一辆，而是十几辆，都是装甲型的。”

这些生意的轴心是朝鲜大使馆，它让一些小公司独立完成这些采购并付给他们不菲的服务费。他们也订购一些向北朝鲜禁运的商品。然后把这些商品改换包装， 弄到假的运输单。为了这些精心包装的货物 ，平壤支付了颇诱人的价格。大多时候金正律都是随身带着大量的现金，因为采购的大部分商品都要求现金支付。

当1994年金日成去世时，金正律逃到了西方。“本来我想，当这个独裁者死了，不久就会发生革命，然后民主就会到来”，金正律回忆到。然而他欺骗了自己。“今天的朝鲜还是和以前一样”，他生气的骂道。

金正律把自己1994年的失踪导演成一次事故——他要避免北朝鲜的特工在欧洲寻找他。而且他也要保护留在北朝鲜的亲人。因为金正律害怕他的亲人会因为他的出逃受到惩罚并被送到劳改营。

死前最后的呼喊

自从他15年前失踪后，金正律就在瑞士隐姓埋名低调地生活。出于害怕和官方联系，他很少离开家。他拒绝邻居们的邀请。为了不去看医生，他一直注意自己的健康。

在75岁时，金正律放弃了匿名生活，随着这本书的出版他走进了公众的视线。他要向世界揭示朝鲜的黑暗。“在死之前我要做最后一次的咆哮。这咆哮就是这本书，在这本书里我展示了北朝鲜的一切。这是对我一生的一个总结。这些独裁者们逼我走上了流亡的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