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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悟空的官瘾与官本位
2012年06月28日 10:01 本文来源于 财新网 | 评论（22）
　　 孙悟空在取经路上，除掉的其实是和他当年一样反抗体制的人，还居然打着除妖的旗帜，岂不悲乎？


【名家/新秀】（财新专栏作家 梁盼）说到底，孙悟空还是个体制中人。起初，太白金星把孙悟空招安到天庭，建议玉皇大帝封他一个官，玉帝答应了。官虽小，但孙悟空当时不是体制中人，不知道弼马温的官阶大小，被蒙骗，欣然应允了。孙悟空上天是来做官的，这下如意了。
　　　很多人都认为玉帝很坏，把孙悟空给骗了。可我不这样认为。中国历代王朝都有专门管马的机构，吴承恩是明代人，明代也有管马的机构，叫太仆寺，其正职叫太仆寺卿，副职叫少卿。也就是说，孙悟空一进入体制内，就成了太仆寺卿，其品级已经不低了，都从三品了，相当于现在的副部级干部了。按说，孙悟空在体制内的起点是非常高的。
　　　如果按照86央视版电视剧《西游记》的演绎，当孙悟空放马天河的时候，碰到当时是天蓬元帅的为猪八戒。天蓬元帅的品级在天上肯定是一品大员，算是副总理级别的干部了。所以，猪八戒就取笑孙悟空是个小小的弼马温，两人打起来。正所谓，不打不相识，两人打完之后还说说笑笑起来。
　　　这至少说明，猪八戒当年作为一个副总理级别的干部、体制内的中坚力量，还是很随和的，很乐于与级别低的官员打交道的。用我们当前的话说就是，猪八戒没有官架子，善于处理和一般干部及老百姓的关系。这是猪八戒在成为一只猪之前的一个大优点。不过西游记原著中，嘲笑孙悟空为弼马温的并不是八戒，而是孙悟空的部下和同事——马政小吏，毫不知名。
　　　可是，不是所有的高级干部都与猪八戒一样，有这样的觉悟。还是按照86版电视剧的改编，八戒之后，弼马温的官衙内又来了另一个大干部，那就是武曲星君。这个人就完全是体制内的顽固份子了，他对孙悟空的态度很蛮横，大肆嘲笑孙悟空的官职品位之低，不分人品和能力好坏，只就官位品级，极其恶毒地侮辱了孙悟空。这下孙悟空恍然大悟，气愤之极，弃冕而去，离开体制内，重新回到花果山，再次沦落成为一名体制外的人物。原著中，孙悟空一听到下属“善意”的嘲笑，便怒火冲天，不向玉皇大帝写辞职信，就悻悻离去。
　　　这儿问题就出来了，孙悟空本来是兴致冲冲地跑到天庭，心怀“报天大业”理想加入体制之内，他是想为天庭的老百姓做一个合格的公仆的。可为什么，刚跟体制握手，就跟它拜拜了呢？
　　　首要原因是，孙悟空太想当官了，而且想当大官。总而言之，就是预期太高或过高。他以为玉帝封了个官，就是部级以上的干部了，后来发现弼马温品级太低（其实也不低），感到被侮辱，觉得自己的能力完全可以胜任比从三品弼马温更高级别的官职。这样，心理预期与现实的巨大差别，使其挂冠而去。
　　　其实，孙悟空这次可真是误会天庭了。你想，一个刚考上——通过不正当手段——公务员的人，怎么可能一步就当上像猪八戒和武曲星君那样的超级大干部呢？就算你是玉帝的儿子，也得慢慢熬啊。孙悟空所想象的体制内的情况与实际情况是完全不同的。也怪当时，他运气不好，碰到的都是些大干部。难道天庭里就没有一些比弼马温官职更小的科处级和乡镇级干部吗？如果有，而且恰恰让孙悟空碰到了，那孙悟空以后的人生轨迹说不定就不是后来那样——跟着唐僧在西去的路上抛头颅、洒热血了。
　　　孙悟空虽然在体制内呆的时间很短，官职品位也不是他向往的那么高，但也曾是庙堂中人，回到人间，也算是下野了。重返花果山，孙悟空至此暂时与体制决裂，他封自己为齐天大圣，这个封号的意思是说和玉皇大帝一样大的官，所谓“齐天”嘛。可说到底，这还是孙悟空的官意识在他体内发酵：他还是想当官，在体制内当不上官，那就在自己的一亩三分田之内做一方诸侯，也算圆了自己的官梦。
　　　后来太白金星重返花果山，再次招安孙悟空。这个太白金星真是深谙官场文化，是体制内的务实派。太白很灵活，来花果山之前，说服玉帝答应封孙悟空为齐天大圣。当然，这也是在武力剿荡不成功之后的无奈之举。孙悟空对玉帝的认可很高兴，这下，他从形式上又重返体制之内了。因为，就算他是齐天大圣，也是玉帝封赐的，象征着孙悟空又进入了体制。
　　　而且，关键是，孙悟空很向往和满意玉帝的这种封赐。
　　　这下好了，花果山相当于成了一个特别行政区，孙悟空就成了特别行政区的首长，即齐天大圣。玉帝虽不能直接管辖花果山，作为交换，花果山也要遵循天庭的宪法，即不可反对天庭。这样，孙悟空即便不是体制内的人，也算是半个体制内的人了。而且级别还很高，其官职在名称上甚至可以与玉帝媲美。这不仅在现代，在讲究名号的古代，其意义更实属重大。
　　　想来，玉帝还是能够从善如流的。这种解决问题的办法，还是很有和谐社会的味道的。如果不是后来再出一些始料未及的事，孙悟空是完全可以在这样一种半体制的状态中，度过余生的。可最后，几番斗争下来，孙悟空跟着唐僧到西方拜佛求经去了。
　　　最后的结局居然是孙悟空重新完全进入体制内了。你想，在漫漫取经途中，一路都有天庭遥控指挥，而且除掉的妖怪大都是天庭里破坏体制的人。这些人和当初的孙悟空又有什么两样呢？妖怪说到底还不是那些对体制不满，想独立门户闹点革命的人？孙悟空在取经路上，居然除掉的是这些和他当年一样的反抗体制的人，还居然打着除妖的旗帜。现在的妖岂不就是弼马温时代和大闹天宫时代的孙悟空自己吗？岂不悲乎？
　　　这对于孙悟空来说，真是可悲至极，反来反去，最后却成了体制的卫道士和打手。这与宋江一伙人投诚之后，帮助皇帝打农民起义军，又有何不同呢？我都怀疑，这是天庭对孙悟空的羞辱和惩罚。天庭大抵是这样想的：你孙悟空不是当初很反体制吗，现在你愿意重新做人，那就只让你做一件事，即去收拾那些和你当年一样有反骨的人。
　　　这对当年的齐天大圣，现在的孙悟空和尚来说，是多么狠毒的一招。要是孙悟空能够悟到天庭的“用心良苦”，不知会如何。我想，取经路上的他，就算明白这一点，也无济于事了。因为他已经完全被体制化和驯化了，额头上的那圈紧箍咒已经是多么的合身了呀。

跨国公司高管向大中华地区迁徙
2012年07月02日 11:34 本文来源于 财新网


　　 数年来，美国、欧洲和日本企业一直在中国内地、香港和新加坡等地设立起蓝领部门、后勤部门以及代表处。现在，顶层高管正在加入进来，他们花在这些地区的工作时间越来越多


　　【财新网】（《纽约时报》记者 Bettina Wassener）香港——上个月，花旗银行大厦34层举行了一场传统的典礼。现场锣鼓喧天、震耳欲聋，一队舞狮人使出了绝活。典礼意在为当天揭幕的办公室迎来滚滚财源。
　　这座办公室与众不同，它坐落于香港中央商务区中最负盛名的大厦之一，成为日本汽车制造商日产公司(Nissan)旗下的高端品牌英菲尼迪(Infinti)的全球总部。
　　日产公司总部在日本横滨，而英菲尼迪汽车在日本和美国生产，公司正在计划在中国和欧洲新增两座工厂，具体地点尚未对外披露。日产管理层将英菲尼迪的“头脑”，即品牌战略、产品企划和营销等业务部门，以及CEO都置于香港。汽车产业并非一定要置身香港，而且香港写字楼高昂的租金位居全球前列，日产做出这个决定是有意为之。
　　主管日产公司这个奢侈品牌的安迪?帕尔默(Andy Palmer)在解释为何要将英菲尼迪的总部设在香港时说：“香港的美妙之处在于这是通向中国的大门。”而中国是英菲尼迪最重要的增长市场。
　　他补充说：“这可不是成本控制或业务外包。”
　　事实上，日产的决定显示出了一股在亚洲风头正健的广泛趋势。
　　数年来，美国、欧洲和日本企业一直在中国内地、香港和新加坡等地设立起蓝领部门、后勤部门以及代表处。现在，顶层高管正在加入进来，他们花在这些地区的工作时间增多了。
　　美国企业巨头通用电气(General Electric)就是一个例子，该公司产品包括医疗设备、涡轮和机车。
　　去年，通用电气副董事长，同时也是该公司全球增长和运营部门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的约翰?赖斯(John Rice)携妻子迁居香港。
　　赖斯在他位于香港的办公室里接受采访时说，这一举动“有一部分实际意义，也有一部分象征意义。”他说：“置身美国之外，能让你更好地了解全球性议题，同时能让你以不同的视角观察这个世界。”
　　赖斯曾多次造访亚洲，第一次访问中国是在1989年。
　　“我来中国快100次了吧。”他说，“但是我在最近18个月里学到的关于中国的东西，远远多于之前20年。”
　　去年10月接任毕马威国际(KPMG International)全球主席职务的安茂德(Michael Andrew)也附和了这一观点。
　　选择迁居香港的安茂德说：“置身这里，就证明你不仅仅是一家英美企业，能很好地展示出你对这个地区的决心。”
　　考虑到有很多时间在出差，安茂德大概只有25%到30%的时间在香港。
　　即使如此，这也仍然意味着“你成为这里的一部分”。他说：“你可以定期接触关键的商界领袖，你可以作为他们中的一员和他们交谈，而不是一个匆匆过客。”
　　另一个例子是法国工程公司施耐德电气(Schneider Electric)，该公司最近宣布两名高管将迁居香港，该公司超过四分之一的销售额来自亚洲。这样，驻在香港、直接向CEO赵国华(Jean-Pascal Tricoire)汇报的经理人数量就增加到了四人。
　　赵国华仍在巴黎，尽管他在亚洲出差的时间如此之多，以至他的家人为了有更多时间和他在一起，已经移居香港。
　　经济学人企业网络 (Economist Corporate Network)进行的调查表明，让更多管理层人员常驻亚洲的趋势在近几年出现大幅提速。
　　2008年接受调查的非亚洲跨国公司中，只有19%表示有一名或多名董事在亚洲工作和生活。
　　但去年，这一数字已经达到近30%。此外，在2011年进行的调查中，有45.3%的受访者表示，预计到2016年时会有董事驻在亚洲。
　　经济学人企业网络香港办公室的总监罗斯?奥布莱恩(Ross O’Brien)说，不久前的趋势还是把制造业迁移到经济增长所在的地区。
　　奥布莱恩说，现在则是“实现品牌和思想的全球化。”
　　他还补充说：“当你在一个紧缩开支是主流思想的地区，做出投资的决定会很难。”因此，置身亚洲就有助公司策略专注于这个地区的潜力。
　　这股潮流中受惠的并非只有香港。
　　由于企业寻求利用新加坡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力，这个城市国家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顶层经理人和区域性总部。香港是通向中国大陆的大门，而新加坡则是通向东南亚和印度的理想跳板。
　　英国制药巨头葛兰素史克(GlaxoSmithKline)负责新兴市场部门的阿巴斯?侯赛因(Abbas Hussain)常驻在新加坡，宝洁(Procter &； Gamble)高管团队成员德布?亨雷塔(Deb Henretta)也是如此。
　　而这个月，高盛(Goldman Sachs)宣布已经重新聘请马克?施瓦茨(Mark Schwartz)出任亚太区域总裁，并兼任该银行的副董事长。施瓦茨将常驻北京。
　　在光谱的另一端，许多高管只是更频繁的去亚洲出差，而不是以亚洲为家。
　　今年3月，高盛第一次在印度新德里召开了董事会，以显示自己意识到了印度日益增强的重要性。
　　美国酒店企业喜达屋集团(Starwood)则更进一步。去年，该集团的高管团队有整整一个月时间都在上海。这座城市与喜达屋在美国康涅狄格州斯坦福德的总部有12小时的时差。
　　喜达屋高管团队的15名成员已经比较国际化了，喜来屋CEO陈盛福(Frits van Paasschen)在斯坦福德接受电话采访时说，团队中多数成员并非美国人。除此之外，还有两名成员常驻亚太地区，一名在欧洲，一名在拉美。
　　尽管如此，暂居上海的经历也让团队能沉浸在当地的文化氛围中，面对面地与本地区的员工和商业伙伴会面。这使管理层能更深入地理解中国市场与美国市场之间的差异。
　　陈盛福说：“比如，我们意识到有很多中国人到最后一分钟才会订房，而且用的还是移动设备。”
　　对于这一个月的经历，陈盛福说：“比我想像的要更费神也更有用。”
　　但很明显，受益超过疲劳，因为喜达屋正计划明年再来一次——这次是在公司的另一个重要市场迪拜。

　　原文刊载于2012年7月2日的纽约时报中文网，标题为“跨国公司高管向大中华地区迁徙”。

送礼的艺术
2012年06月29日 12:10 本文来源于 财新网


　　 在古代官场，送礼是一门艺术。既然是艺术，就不能像科学那样，用概念、公式条分缕析说清楚，其中颇多只能意会不能言传的内容

张程|文

　　送礼，是古代官场的一项重要内容。它可以拉近和官员之间的感情，可以方便政务的办理。可是摆在很多人面前的难题是：礼，怎么送？送好了，固然可以皆大欢喜，办好事情，送得不好不仅会无功而返，甚至可能恰得其反、害人害己。怎么送才能既安全，又有效呢？因此，很多人拿着礼金、礼品，就是不知道如何送到官员手上。
　　在古代官场，送礼是一门艺术。既然是艺术，就不能像科学那样，用概念、公式条分缕析说清楚，其中颇多只能意会不能言传的内容。
　　首先，直接把钱和礼物送给官员，是最直接、最简单的方式，但效果也最难预测。给官员直接送钱送东西，往严格了说，就是犯罪现场：送礼者行贿，收礼的官员受贿，而且人赃并获。因此，直接送礼的危险性太高，既不安全，效果也没有保障。对于官员来说，最现实的选择就是义正言辞地拒绝，把送礼者痛骂一通：“你把我看成什么人了？快拿走，我‘出淤泥而不染’！”幽默一点的，可以说：“请你把礼金送到公堂上去。”结果，送礼者就成了官员彰显自身清廉的污点证人，一场送礼行为变成了拒腐案例。
　　明朝有个笑话，说知县大人过生日。知县属鼠。有个小官倾尽家产，铸造了一个黄金小老鼠送给知县大人。知县欣然笑纳，然后提醒说：“拙荆下个月生日，她是属牛的。”送礼者如果遇到这样的极品官员，估计要抓狂了。所以，官场送礼不是买卖，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不能这么直接。
　　好在官员们多少有些爱好。投其所好地送礼，因为隐蔽所以安全，往往还能更好起到增进感情的作用。晚清权倾一时的庆亲王奕劻、载振父子贪墨出名。苦于反腐制度森严、舆论监督踊跃，送礼者不敢过分，而奕劻父子也不便直接敛财。于是，载振就想到了开办高级会所的想法。当时，“雀戏”（麻将）在京津一带很流行，奕劻、载振父子和许多王公大臣都是爱好者。载振就先后在天津、北京租下院子，装饰一新后，作为“会客”场所。来客后，宾主自然要娱乐一下，围坐一桌搓麻将。载振的麻将筹码很高，三千两一局。来客求官者居多，进出一次输个几千上万两很正常。奕劻父子俩根据宾客输钱的多少，决定卖官鬻爵的高低。舆论称之为“庆记公司”。到后来，生意太兴隆了，载振都没法每回都出来应酬宾客，由宾客们自玩雀戏，载振抽钱。好在宾客们醉翁之意不在酒，只要输钱就心满意足。这礼也算是送成了。
　　书画古玩是古代官员的另一项爱好。很多官员都喜欢搜集古玩字画，涌现了一批金石专家、书画鉴赏家。晚清封疆大吏端方就是一个金石专家，还出过研究金石古董的专著《匋斋吉金录》、《匋斋吉金续录》、《匋斋藏石记》、《匋斋藏砖记》、《壬寅消夏录》等等，堪称“著作等身”。他在晚清的声誉还不错，有廉洁之名。别人直接给他送礼，他都大义凛然地要求把礼金、礼品送到公堂上去，以示清廉。但是，端方喜欢研究书画古玩，遇到有人送来求他“鉴赏”的，他无不热心地与之切磋。鉴赏需要时间，这些宝贝就留在端方府上由他慢慢赏析去了。端方这样的“书画古玩控”在晚清还不少。因为收的珍宝太多了，北京的琉璃厂一条街上，有不少古玩店铺的幕后老板就是端方一类的高官显贵——台前老板不是他们的亲属，就是他们的奴才、亲信。“文雅”的高官们把家中的古玩书画摆在琉璃厂去卖。为了提高销售业绩，他们常常会不经意地向求他们办事的人“透露”，某个古玩或者某副书画如何好如何好。有时，他们就干脆高调、刻意地抬高某个作者的作品。有心者自然去市面上寻找相关书画古玩，结果发现就在该人开设的店铺中。于是乎，如果看到某件古玩周而复始地进出某位高官的府邸，也是可以理解的。
　　送书画古玩，看似成本很高，实则不然。虽然古代官员中读书人的比例很高，但真正精通文史、懂得古玩书画的人很少，附庸风雅而已。这就更不用说那些通过乱七八糟途径迈进仕途的高官显贵们了。端方其实也是附庸风雅。在他死后，人们在他的藏品中发现了许多赝品以及很多并不出众的收藏品。据说，端方对古玩字画的判断完全仰仗于手下那些同样不甚明了的幕僚，评判的标准一是靠送礼者的吹嘘，二是看书画作者的名气。不用说，端方那本金石学专著，也很可能是代笔之作。只要端方一类官员认为礼品有价值，送礼者的目的就达到了。送礼者完全可以寻些赝品或者次品去充数，因此降低了送礼的成本。
　　投其所好也好，送书画古玩也好，都有一个“送”字，不能完全消除“利益输送”的痕迹。它们都不如“劳动所得”来得合法正派。那么，如何才能和官员搭建起“劳动关系”呢？最常见的做法就是请官员题字、写文章，然后给官员一笔不菲的润笔。
　　润笔收入，是明清官员重要的收入来源。明朝中期后，社会上逐渐形成向官员购买墨宝和文章的风气。百姓向官员、下级官员向上级官员有事没事就来求字、求文。官员们“勉为其难”地应承下来，写完后再半推半就地接受不菲的润笔。后来，官员不问求文者的人品、事由，只关心润笔的多少。“受其贽者则不问其人贤否，漫尔应之。铜臭者得此，不但裒册而已，或刻石墓亭，为活套家塾。有利其贽而厌其求者，或活套诗若干首以备应付，及其印行，则彼此一律，此其最可笑者也。”到最后，官员题字、文章非出钱不可，没有免费的了。到清朝，这股风气越来越盛，润笔费用越来越高，成为官场半合法的收入，占了部分官员收入的大头。
　　据说张之洞担任湖广总督的时候，一次因为兴建近代事业缺钱，就打起了润笔的主意。有个富豪的父亲生前名声极差，为了粉饰父亲的生平，更为了“漂白”父亲的恶行，他就迫切想让张之洞出面为父亲写个墓志铭。有个最高父母官的肯定，谁还敢说父亲的坏话？张之洞还真写了。他科举高中，翰林出身，写歌功颂德的文章自然不在话下。不过，润笔的费用也不低。一字千金，张之洞按照一个字一千两的价格向富豪狠狠敲了一笔润笔费用。他此举好的一面是把这笔巨额润笔投在近代事业上，没有装入私囊；不好的一面是完全不问对象，不顾事实写文章。
　　张之洞的例子还算是好的，起码还有一个实实在在的写作事由。很多官员润笔，事由可以忽略不计，比如给送礼者题写对联、福字，给送礼者的儿子起名等，甚至压根就没有事由，对以润笔名义送来的金银照收不误。
　　到了清朝中后期，送礼突然变简单了，送礼者完全不用琢磨“怎么送”的问题。因为当时官场已经形成了一整套送礼制度和文化。进入官场，只要按照规矩来做，就能平平稳稳、和和气气地把礼给送了。比如三节两寿，下级要给上级官员送礼；比如迎来送往，官员之间相互要送礼金。送礼的名义也很好听，不沾金钱等字，透着一股雅劲。高官离境，官员要送“别敬”；同僚启程，官员要送“程仪”。这些名字听着就透着一股人情味，让人不好反驳，更不便严格按照律法来查办。而且这些名目的开支，可以列在衙门的公款名下，官员们何乐而不为？
　　晚清各种政务往来，在公文中少不了要夹张银票的。清代掌故集《十叶野文》说，晚清封疆大吏向太后、皇帝进贡物品表孝心，要在礼单中夹银票；皇上万寿，给紫禁城上折子祝贺，要在奏折里夹银票。这些银票都被宫中的经办人员拿走了。你不夹，他们就把你的贡品摆在不显眼的地方或者压根就不摆上台面。你不夹，他们就把你贺寿的折子晚几天递上去，让皇帝看不到你的孝心。礼金的具体金额，各个衙门都有一套执行标准。《官场现形记》中，就有一个新任官员，因为没有得到本衙门各种迎来送往礼金标准，得罪了上司和同僚，最后黯淡下台。
　　在送礼制度化的晚清，官场中人不用担心送礼的途径问题、安全问题。大家各得其乐。一个人如果要额外表示诚意或者忠心，只需在标准之上加钱即可。原本知府大人生日，下属知县只需送白银百两即可，如果某个知县奉上白银千两作为寿礼、外加名画一副“求鉴赏”，知府大人马上就明白这个知县对自己的“意思”了。■

古代官员都是全能王
2012年03月28日 10:04 本文来源于 财新网

　　 放眼看去，古代官员都是全能王，哪里有需要往哪跑。这是不负责任、不正常的现象，却是君主专制和官僚体制的伴生物

张程|文

　　古代官员是一个专业要求很高的职业，每天都要处理很多业务。比如教抚百姓、征收钱粮、司法刑狱等常规工作，又比如水利、漕运、剿匪、实业等非常规工作，哪一桩哪一件不需要专门去学习，不要求负责官员掌握相应的业务能力？
　　但是，我们看到古代官员似乎都是全能王，全面发展，到处开花，今天抓教育明天管财政后天负责军事，甚至把吏礼兵刑民工六个部门的职务挨个当过去，令人叹为观止。“学在于长，业在于精”的规律在古代官场失灵了。为什么官员们都是全能王？他们就真的是样样精通吗，会不会“外行管内行”，对工作造成不良的影响呢？
　　政治第一业务第二
　　古代并没有针对行政或者做官的专门教育，有的是儒家理论的教育。客观的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那一套和实际政务有很大的距离，对读书人入仕后的实际工作帮助不大。
　　而官府要录取的恰恰是没有经过专门教育的读书人，而不是那些在财税、水利、侦查、审讯方面有专长的人才。科举考试不考钱粮刑狱，却考君臣礼义。如果一定要找出和官场实践有关的录取标准，那就是唐宋之后选拔官员，要看能否写一手合格文公，往俗了说就是看候选者会不会打官腔、写官样文章。专业历史名词叫作“判”，公文判词能做到文辞通顺、没有纰漏，有说服力的候选人优先录取。
　　读书人初入官场，对于实际工作内容，完全是两眼一抹黑，一窍不通。他们所有的是满腹的四书五经之中八股文章，能做的就是用儒家道德指导办公。比如明代大清官海瑞当父母官，审案的标准就是遇到财产纠纷，宁可委屈士绅尊长，也要站在百姓卑弱的一方；但是遇到名誉礼仪的官司，宁宇委屈百姓卑弱，也要维护士绅尊长的利益。这就是从儒家道德出发的审案标准。至于朝廷繁复的律法条文和种种判例，海瑞可能并不精通，很多官员甚至都没拿起来翻阅过，自然做不到“依法办事”了。
　　说到司法，古代官员常常会“法外施恩”或者“法外用刑”。对于贫苦孤独或者情有可原者，父母官常常减轻甚至免于刑罚；而对于残暴跋扈，激起民愤者，往往刑上加刑，动不动就先来四十大板杀威棍，甚至“立毙杖下”的记载也不绝于史。如此“有法不依”，古代官员非但不会受到处罚，反而留名青史，说不定离任时还会有绅民送“万民伞”，“脱靴遗爱”，来个挥泪相别。说到底，还是儒家道德在其中起作用。司法如此，民政、教育等其他政务也如此，维护儒家道德是官员们首要的考虑，业务成效倒在其次。
　　儒家道德的核心是“忠君”，是对君王忠义，在实践中表现为对皇权的绝对尊崇，听皇上的话、执行皇帝的命令。而皇帝考虑问题的首要目的是维护自己的威严，巩固自己的统治，而不是什么国计民生、百姓疾苦。他评价官员的首要标准，是忠诚，而不是业务能力。宁可用忠心的庸才，也不用异心的人才，是专制帝王用人的不二准则。就这样，帝王用人和官员办公，就找到了一个共同点：政治第一，业务第二。
　　古代官场任何制度都使围绕着君主专制而制定的，由于立法执法中的偏差以及君主个人爱憎，所谓职官管理成为君主控制官员、维持皇权的手段。帝王的好恶决定着个人前途荣辱。于是，官员“阿旨曲从，则光宠三族；直情忤意，则参夷五宗”。（《后汉书?宦者列传序》）谁还去真正重视业务工作啊？
　　按照现代政治理论，政府职能可分为社会管理和政治统治两大类。历朝历代设官置衙，帝王都突出政治统治的衙门的分量。除了掌管具体业务、维持国家运转的六部之外，唐宋之后的历朝历代无不设置了名目繁多、规模庞大、叠床架屋般的其他衙门，比如通政司、翰林院、都察院、太仆寺、太常寺、鸿胪寺、光禄寺、国子监、詹事府、宗人府等等，更不用说校书、锦衣卫、粘杆处等等了。这些机构或许曾经掌管具体的业务，或许仍然经手些微业务，但基本上是闲职，主要是为了维护帝王的威严、保证体制的稳定和忠诚而设置的。皇帝离不开这些“冗、虚、闲”的衙门，在其中安插了数目并不亚于业务部门的官员。他用这些闲职来犒赏效忠自己的官僚，安排体制内部的冗员，监视官僚队伍的动向，或者考察、锻炼、栽培某个官员。这就告诉那些只会八股文章、不识人间疾苦、不分豆菽麦稻的官僚们，不学无术没关系，不会办事也没关系，只要效忠皇帝，仍然有大把的官位虚席以待。
　　政绩是浮云
　　如果官员都重政治轻业务，业务成绩（政绩）不好怎么办？比如钱粮征收不足额，辖区内治安不好，怎么办？这就涉及第二个问题：业务考核。
　　理想的业务考核能够优胜劣汰，奖励埋头实干有成绩的官员，淘汰那些不干实事甚至干不了事的庸官昏官，从而促使官员们都钻研业务、提升政绩。
　　可是，君主专制体制下的业务考核，是自上而下的考核，皇帝考核大官，大官考核小官。古代从来没有百姓考核官员的制度。既然皇帝用人的标准是政治第一业务第二，那么考核起来也是先讲政治，再看政绩，有时候甚至是政治压倒政绩。总之，皇帝觉得“忠心耿耿”的大臣、对维护体制稳定有用的大臣，哪怕政绩不行也能稳坐泰山乃至平步青云。“德才兼备”，“德”为先，“才”只是锦上添的花。这里的德，执行的标准就操纵在皇帝和上司的手中了。后者觉得被考核者有“德”，他没德也有德；反之，后者觉得被考核者失德，他再德才兼备也没戏。比如，唐宋官员考核标准都是“四善”，即德义、清慎（谨）、公平、恪勤，都是非常道德化、缺乏可操作性的大标准。实实在在的政绩和“四善”中的任何一项似乎都有关系，可又没有关系。
　　其次，官僚体制一旦建立，就摆脱人类控制，产生自己的逻辑，会根据自身利益和惯性运转下去。而保持体制的稳定是它的一大追求。实打实的考核产生的波动，显然不利于官僚群体的利益，也影响体制的稳定，是官僚体制不愿意发生的。因此具体到实践中，每个考核单位都要为自身的利益和稳定考虑，主持人多不愿秉公执法，破除情面。东汉王符在《潜夫论》里说：“尚书不以责三公，三公不以责州郡，州郡不以讨县邑，是以凶恶狡猾易相冤也”，考核制度的陋弊几乎是与该制度本身同步发展起来的。考核的结果，往往是你好我好大家好，极少有人会因为考核不合格而贬官罢职。如果真出现那样的“反常”情况，人们总是习惯性地认为不合格者不是得罪了上司，就是人缘太差，在官场上得罪的人太多了，或者就是政治斗争、派系倾轧的牺牲品。
　　宋代是官员的“天堂”，考核官员采用磨勘法，即规定文官三年一秩，武官五年一秩，凡到期没有过失的人都可以升官，因此在实际操作中考核就变成了论资排辈，结果造成官员“不求功实，而以日月为限，三年而迁一官，则人而无死，孰不可公卿者乎？”糊涂官只要活得足够长，就能列位公卿。如果你是宋代官员，你会去钻研政务、认真工作吗？
　　明朝户部十三个司，自孝宗弘治以来，借口公署不大，只留郎中一人治事，其余户部官员只在授官之日（也就是任命的时候）出席而已，实际上就是挂名不干活。《清稗琐缀》记载光绪、宣统年间，国事纷扰，京官们却浑浑噩噩、颓废得很，每年早晨到所在的衙门点个卯，不到中午就回来了，称之为“上衙门”，至于有多少时间在衙门、都干了些什么，自己都无所谓了，也没有人在乎。他们在乎的是上司的喜好、衙门的空缺和党同伐异的安危祸福。这些明清官员，相信其中绝大多数人年年考核合格，部分人还考核优异，该享受的待遇一样不落下，该升迁的照样升迁。在这样的环境中，还会有几个官员去扎扎实实地干业务，追求政绩呢？
　　总之，古代官场的业务考核流于形式，主要不是看政绩，而是看权力上端的好恶和体制的需要。政绩的作用，似乎如同浮云飘忽不定。
　　做官是世间最容易的事
　　既然业务考核形同虚设，让官员无心办公，那么业务上真出了什么必须解决的问题，怎么办？比如，每一年的钱粮总得征收上缴，辖区内出现了刑事案件必须去侦破，无心业务的官员们怎么应付这些问题呢？
　　古代官员的应对很简单：依样画葫芦。所谓的葫芦，第一指的是“故事”。清朝官场“非竞尚浮文，即虚应故事”，清人皮锡瑞说：“官场所务，唯在奉行故事。”这里的“故事”，就是惯例、传统和前任们的做法。晚清旧军操练最重虚文不重实用，带过兵打过仗的一代名将左宗棠就不客气地指出军队中种种行为都是“花法”，“如演戏作剧，何裨实用？”都进入热兵器时期了，将领们还沿用千百年来来祖宗传下来的兵书阵法，不定期地带着兵丁们出来溜达几圈。《官场现形记》认为“比耍猴还要好看”。
　　葫芦的第二层意思是权力上端的心思、好恶和言行。下属当上司的传声筒是最保险的做法，古代官员善于揣摩上司的心意来处理问题，用会议落实会议，用文件传达文件，用讲话贯彻讲话。遇到新情况、新问题或者上司没有明确态度或者没有前例可循的，温和的官员就套用“再商量”来敷衍，态度不好的官员就以“无例可循”加以搁置。
　　虚应故事也好，揣摩上意也好，本质都是敷衍。不求真正解决问题，不求实效，只希望把业务问题糊弄过去。晚清的李鸿章曾自嘲是朝廷的裱糊匠，所做的一切只是将政务裱糊一番，免得在自己手上崩盘。李鸿章是坦诚的，说出了许多同僚“只做不说”的秘密。
　　退一步说，如果出现亟待解决的突发问题，既没先例可循，又没有上司意见，官员怎么办？
　　真遇到什么不得不解决的问题，官员都有下属、幕僚们出谋划策。清朝地方父母官都有幕僚班子，少不了有刑名师爷和钱粮师爷处理政务，有的还有书启师爷处理文牍，此外还有数量可观的书吏、门子、随从，囊括了方方面面的政务。朝堂上丞相一级的高官，不过问具体政务，身边少了师爷和书吏，却多了门生、食客、帮闲文人等等来出谋划策。官员们依然不必有专门的业务知识，不需亲自处理政务，只需要在幕僚班子敲定的公文罕见上签名盖章（有时，官员的印章都由幕僚、书吏负责封盖）。遇到决策时刻，官员们只需要对幕僚递交的决策建议，说“准”或者“否”就行了。不清楚律法条文没关系，不知道府库里钱粮金额没关系，遇到难题和突发情况也没关系，后面有一大帮子人会帮你解决。
　　到后来，官员连负责领域的制度条文、惯例先河乃至上司的意见和命令都懒得记了，统统推卸给幕僚们，遇到难题随时“征询”“顾问”，然后说几句“此议深合本官心意”、“此事本该如此处理”，把幕僚的意见当做决策下达执行即可。
　　实际上，真正维持各个衙门运转的，不是满腹八股文章、几年一任“周游”各个职位的官员老爷们，而是几十年如一日在本衙门工作的胥吏差役们。比如明朝的户部十三司，一个郎中自然不能维持整个国家财政部的运转，只好放手胥吏。州县的官员则完全把政务推给幕僚和胥吏们，导致弊端百出。官员们对这些精通业务的地头蛇，既离不开又猜忌限制，有清朝官员就感叹：“本朝与胥吏共天下矣。”
　　反过来说，古代官员真的没有必要去认真刻苦地埋头钻研具体政务、提高业务水平，因为当官这个活实在是太简单了。不客气的说，哪怕是一个刚学会说话的黄毛小儿，也能干——当然，前提是他得当上官。难怪李鸿章说，做官是世间最容易的事，一个人如果连官都做不了，那就太没用了。
　　事实上，市场有市场的力量、社会有社会的逻辑，只要官府不横征暴敛，不妄加干涉，经济会自然发展，社会稳步进步。要相信市场和社会“自发”的力量，政府公权力并非时时处处都是不可或缺的。从这个角度来看，古代官员的庸碌无为，有时未偿不是好事。
　　在古代，权力上端任命官员，首要要求是控制某个衙门、某个领域，巩固统治，业务方面的考虑倒在其次；官员上任，首要任务是维持所在衙门、负责领域的稳定，保证现有体制的统治，业务成绩也是次要的。真正搞业务的不是作为“一把手”的官员，而是幕僚、胥吏和差役们。这就造成了官员和业务的脱节，忙于当官。放眼看去，古代官员都是全能王，哪里有需要往哪跑。这是不负责任、不正常的现象，却是君主专制和官僚体制的伴生物。■

苹果是如何合法规避巨额税收的
CHARLES DUHIGG, DAVID KOCIENIEWSKI 联合报道 2012年07月02日

http://cn.nytimes.com/article/business/2012/07/02/c02applethree/

设在内华达州雷诺市的苹果子公司。苹果通过这里管理投资和现金头寸。内华达州企业所得税率为零，而苹果总部所在的加州，该税率为8.84％


雷诺，内华达州——作为全球盈利最多的高科技公司，苹果公司并不在内华达州的雷诺市(Reno)设计iPhone，也没有把自己的售后服务中心设在这个城市。除此之外，MacBook或者iPad的生产基地也与雷诺市相距遥远。

然而，通过安排在雷诺市的一处小办公室和寥寥几个员工，苹果公司却实现了企业战略当中的一个核心目标：躲掉了加州和其他20个州课征的成百上千万美元税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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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ter DaSilva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德安萨学院院长莱恩·默菲（照片中央）。他说避税已经成为许多大型高科技公司共有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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苹果公司的总部位于加州的库比提诺(Cupertino)。通过在区区200英里之外的雷诺市设立一个负责接收并投放公司利润的分支机构，苹果公司成功地规避了一部分收益的所得税。

加州的企业所得税税率是8.84%，内华达州则是零。

每一年，苹果公司都会通过许多合法手段来减少来自世界各地的税单，避税数额达数十亿美元之巨，在雷诺市设立分支机构不过是其中之一而已。除了内华达之外，苹果公司还在爱尔兰、荷兰、卢森堡以及英属维尔京群岛(British Virgin Islands)等低税收地区设立了分支机构，其中一些不过是一个信箱或是一间匿名办公室，目的同样是减少公司在世界各地的税负。

当然，几乎所有的大公司都在尽量减少税负。苹果公司赚到了如此之高的利润，自然会觉得减少税负是一件格外诱人的事情。华尔街的分析师们预计，苹果公司在这个财政年度的利润将会达到456亿美元，创下美国企业的历史纪录。

苹果公司好比一个窗口，我们可以从中窥见，各家高科技巨头是如何来钻税收政策的空子的。现行税收政策针对的是工业时代的状况，已经跟今天的数字经济不相匹配。像苹果、谷歌(Google)、亚马逊(Amazon)、惠普(Hewlett-Packard)和微软(Microsoft)这样的公司并不完全靠有形商品盈利，部分的利润来自驱动软件专利之类的知识产权所衍生的使用费。还有些时候，产品本身就是以数字形式存在的，比如下载的歌曲。拥有使用费收益和数字产品的企业很容易就可以把利润转往低税国家，条件比百货店和汽车厂之类的企业便利得多。跟汽车不同，下载软件在哪儿卖都可以。

蓬勃发展的数字经济给监管企业税收的立法者们出了一道难题：政府及企业数据显示，尽管高科技产业已经成为美国规模最大、价值最高的产业之一，许多高科技公司却居于税负最轻的企业之列。过去两年当中，名列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的71家高科技公司——其中包括苹果、谷歌、雅虎（Yahoo）和戴尔（Dell）——报告的全球现金税负率比其他的标准普尔指数公司低三分之一。（现金税负可以包括一次性预缴的多年税费。）

即便是在高科技公司当中，苹果的现金税负率也处于下游。一名曾参与制订公司税收策略的前苹果高管表示，在重塑多种产业、刺激经济增长、满足顾客胃口的同时，苹果公司也发明了各种旨在钻税收制度空子的企业战略。

举例来说，按照一些前苹果公司管理人员的说法，苹果是高科技公司当中的开先河者之一，率先为身处高税负国家的海外销售人员创制特殊称谓，允许他们代表位于其他大洲的低税负分支机构销售产品，借此规避所得税。为了减少税负，苹果公司还通过爱尔兰和荷兰的分支机构把利润转入加勒比海地区，由此成为了所谓“爱尔兰面包片荷兰夹心三明治”(Double Irish With a Dutch Sandwich)会计手段的先驱之一。时至今日，采用此种手段的公司已经达到了数百家。据此类公司的会计师所说，其中一些公司直接抄袭了苹果公司的做法。

前美国财政部经济学家马丁·沙利文(Martin A. Sullivan)新近完成的一项研究显示，不使用上述策略的话，苹果公司去年的美国联邦税单多半会增加24亿美元。去年的实际情况则是，苹果公司为342亿美元的报告利润在全球缴纳了总计33亿美元的现金税费，税率仅为9.8%。(苹果公司没有披露在美国缴纳的税费所占比例，也没有披露补缴或预缴税费所占的比例。）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沃尔玛(Wal-Mart)去年为244亿美元的会计利润在全球缴纳了59亿美元的现金税费，税率高达24%，大致是非高科技公司的平均水平。

尤其令各位企业所得税专家侧目的是苹果公司的国内税单，原因是苹果公司总部位于美国，公司的大部分利润——至少是账面利润——却来自国外。苹果公司虽然把大部分的制造和组装业务包给了海外公司，大多数的管理人员、产品设计师、营销人员、普通员工、研发部门和零售店却在美国。税务专家们说，由此而来的合理推测便是，苹果公司的绝大部分利润也应该来自美国。美国税收制度的基础理念是，企业的收入是在创造价值的地点“赚得”的，并不是来自销出产品的地点。然而，苹果公司的财务报告显示，该公司的会计师已经找到了各种各样的合法途径，可以将大约70%的利润转移到税率通常比美国低得多的海外地区。

政府和企业都不会公布报税表格，一家公司的应税收入也往往会因公司年报披露的利润而异。公司会在逐年填写的10-K表格当中披露用于缴纳所得税的现金支出，但这些数字并不能准确反映公司上缴政府的税费总额。根据苹果公司去年的财务报告，该公司在全球范围内的税费——包括实缴现金税负、递延税款及其他税费——总额为83亿美元，实际税率几乎达到了25%。

然而，税务分析师和学者们指出，以上数字很有可能夸大了公司实缴税费的数字，因为它包含着一些永远也不会实际缴付的项目。里德学院(Reed College)的经济学家及跨国税收研究专家金伯利·克洛辛(Kimberly Clausing)说，“大多数公司填在10-K表格里的内容都是出于虚构。只不过，就高科技公司而言，这样的内容已经从虚构发展到了荒诞的地步。”

苹果公司在一则声明中说，公司“所有的业务都遵循最高的企业道德标准，符合相关法律及会计准则的要求。”声明补充说，“我们为本公司的所有贡献感到无比自豪。”

声明还说，苹果公司“一直在缴纳数额庞大的税费，为地方政府、州政府及联邦政府提供了支持。在2012财政年度上半年当中，我们的美国业务已经衍生了将近50亿美元的联邦及州所得税，包括代扣的员工股票收益所得税。这样一来，我们已经跻身于美国顶尖所得税纳税大户的行列。”

声明没有说明50亿的数字从何而来，也没有解释递延税款的问题——公司可以在未来数年当中缴付递延税款，也可以无限期地拖延下去。看样子，50亿这个数字包含了那些最终将由苹果员工承担的税负。

即便是在苹果公司的后院里，苹果以及其他高科技公司缴纳的税额也成为了争论的焦点。

德安萨学院(De Anza College)是一家离苹果的库比提诺总部只有1.5英里的社区学院，1969年至1974年间，苹果公司联合创始人史蒂夫·沃兹尼亚克(Steve Wozniak)曾在该校就读。自2008年以来，由于加州的预算危机，德安萨学院已经裁撤裁了1000多门课程和8%的教员。

今年一月，院长布莱恩·默菲(Brian Murphy)在写给教员的函件中说，由于预算缺口太过庞大，学院面临着一个“死亡漩涡”。当然，州政府的财政困难产生于多种多样的原因，并不是苹果公司的责任。然而，在默菲先生之类的官员看来，苹果公司的税收策略可以说明财政危机的起因。

默菲先生在一次采访当中说，“我真的理解不了。我敢打赌，苹果公司的所有人都跟德安萨学院有联系。他们的孩子在我们的游泳池里游泳，他们的亲戚也在我们这里上课。老天作证，他们天天都开车从我们这里经过啊。

“即便如此，他们还是不遗余力，尽可能地少交税。”

流失的州政府税收

2006年，正当苹果的银行余额和股价节节攀升之际，公司管理层在雷诺市设立了一个名为Braeburn Capital的子公司，通过它来管理和投放公司的现金。“Braeburn”是一种苹果的名字，这种苹果又甜又酸。

如今，Braeburn公司的办公室坐落在一家废弃餐馆对面的一幢平凡建筑里，排列在一条狭窄的走廊当中。办公室里张贴着彩色iPod的海报和一个硕大的苹果公司标记，此外还有几张桌子和几台电脑终端。

苹果公司管理人员说，一旦有人在美国购买了iPhone、 iPad或是其他苹果产品，一部分的销售利润通常会被存入Braeburn公司的账户，然后又会被投放到股票、债券等理财产品当中。等到此类投资产生利润的时候，一部分的利润就可以不受加州税政当局的监管，因为Braeburn是一家内华达公司。

设立Braeburn公司以来，苹果公司已经从全球的现金储蓄和投资当中获得了超过25亿美元的利息和股息收益。倘若Braeburn公司设在苹果高管上班的地点，也就是库比提诺，公司就得为一部分的国内收益缴纳加州企业所得税，税率为8.84%。

但是，内华达州并不征收企业所得税，也没有资本收益税。

除此之外，Braeburn公司还为苹果公司提供了削减他州——包括佛罗里达、新泽西和新墨西哥在内——税额的可能，因为其中的许多州都有减税政策，适用于在外地进行财务管理的公司。苹果从不披露，公司把多大比例的现金税负交到了各州政府手里，但却在报告当中宣称，公司去年欠美国各州的所得税总额是7.62亿美元。按这个数字计算，苹果公司承担的实际州税率比许多高科技公司都要高，但是，正如克洛辛女士等税务分析专家指出的那样，这样的数字通常都不是推算实缴税费的可靠参考。

包括思科(Cisco)、哈雷-戴维森(Harley-Davidson)和微软在内的数十家其他公司也在内华达设立了子公司，借此规避他州税赋。另有数百家公司也占到了类似的便宜，方法则是在特拉华州设立分支机构。

然而，苹果等加州公司将金融业务迁往无税各州的做法已经引起了一些加州人的不满。在加州立法者用税收减免政策来挽留这些公司之后，人们的不满情绪更加强烈。

举例来说，多名立法分析专家指出，加州立法机构曾在1996、1999及2000年多次提高研发投入免税额度，包括苹果在内的数百家公司由此少交了数十亿美元的州政府税。苹果公司的报告显示，自1996年以来，各种形式的研发投入免税额度已经带来了4.12亿美元的税收减免。

2009年，在以苹果、思科、甲骨文(Oracle)、英特尔(Intel)等公司为首的一轮猛烈游说攻势之后，加州立法机构推出了减税政策，受益者是在他州或他国开展业务的加州公司。多名立法分析专家表示，此一政策最终会让加州政府每年损失大约15亿美元的税收。

加州政府面临着预算危机，单是下一个财政年度的资金缺口就高达92亿美元，原因之一便是上述的税收流失。迫于形势，加州政府已经砍掉了部分医保项目，大幅度提高了州立大学的学费，减少了对残疾人的补助，并拟将幼儿园及其他层级的学校补贴削减48亿美元。

苹果公司拒绝就其内华达业务发表评论。一些管理人员私下表示，既然其他的数千家公司也在设法减少税赋账单，单拿苹果说事是不公平的。他们辩称，如果主动选择多交税的话，苹果公司就会处于竞争劣势，公司股东的利益也会受到伤害。

千真万确，苹果公司的决定带来了种种利益。上个星期，苹果公司宣布，上个季度是公司有史以来业绩最佳的季度之一。另据公司报告显示，公司在本财年上半年的收入为855亿美元，净利润为247亿美元，银行存款则超过1100亿美元。

全球税务战略

起居室里、收银台边，每时每秒都有顾客在点击iTunes界面的“购买”按钮，或是在缴付苹果产品的价款。这样的场面每天都要重演数百万次。

与此同时，一部全球性的金融机器轰然启动，眨眼工夫就实现了财富在各个大洲之间的转移。苹果公司通过雷诺子公司来规避州政府的税赋，同时又通过设立国外子公司的做法——尤其是将公司的销售及专利使用费收入转入其他国家的做法——来减少美国及他国政府的课税额。

举例来说，苹果在卢森堡有一家名为iTunes公司的子公司。按照该公司在卢森堡的备案材料以及一名现职管理人员的说法，该公司只有几十名员工。该公司存在的外部证据只有一条，那便是一个信箱，信箱上歪搭着一张写有“iTunes公司”字样的纸片。

卢森堡只有50万居民。然而，按照一些现职或离职公司管理人员的说法，一旦欧洲、非洲或者中东——兴许还包括其他的一些地方——的顾客下载了歌曲、电视节目或者应用软件，相关的销售收入就会被记在这个小国名下。一名苹果公司管理人员说，iTunes 公司2011年的销售收入超过10亿美元，大致相当于iTunes全球销售额的20%。

多名苹果公司管理人员表示，卢森堡的优势显而易见。该国承诺对苹果等高科技公司的收入实行低税政策，只要他们把相关的交易搬到卢森堡就行。这一来，本应属于英国、法国、美国以及其他数十个国家的税入就流到了卢森堡，只不过税率打了折扣。

迄2007年为止，罗伯特·哈塔(Robert Hatta)一直在协助监管苹果公司在欧洲市场的iTunes零售营销及销售业务。他说，“我们在卢森堡开公司，图的是优惠的税收政策。可供下载的产品跟拖拉机或者钢铁不同，并不是可以触摸的实物，这一来，你的电脑在法国还是英国都无所谓。只要你是从卢森堡买的，这事情就只跟卢森堡有关系。”

苹果公司的一名发言人拒绝对公司的卢森堡业务发表评论。

作为例证，可下载产品说明现行税收制度已经与以电子商务为主体的经济越来越不匹配。多名前苹果公司管理人员表示，苹果公司天赋异禀，善于寻找税收制度的法律漏洞，善于雇用那些跟iPhone设计师一样以擅长创新闻名的会计师。迈克尔·拉什金(Michael Rashkin)是苹果的第一任税务总监，曾经参与制定公司的税务战略，直至1999年离职为止。拉什金说，举例来说，远在20世纪80年代，苹果就开始用“库管”（commissionaire）而不是“零售商”这个词来称呼海外的分销商，成为了采用此种称谓的第一批大公司之一。

对于顾客来说，这个称谓并没有什么值得留意的地方。然而，从条文上说，“库管”并不是存货的主人，由此也就不需要认缴相关税赋。这样一来，通过“库管”制度，公司就可以让德国等高税收国家的销售人员代表新加坡等低税收国家的子公司销售电脑，进而按照新加坡而非德国的税率为大部分的销售利润上税。

爱尔兰面包片

直至1994年，蒂姆·詹金斯(Tim Jenkins)一直是苹果公司的一名欧洲财务经理，并且帮助公司建立了所谓的“爱尔兰面包片”税务架构。他说，20世纪80年代晚期，苹果公司成为了创制这种税务架构的先行者之一。有了这种架构，公司就可以把利润转往世界各地的避税天堂。

那个时候，苹果在爱尔兰设立了如今分别名为“苹果运营国际公司”(Apple Operations International)和“苹果销售国际公司”(Apple Sales International)的两家子公司，并在科克市（Cork）的绿野之中建起了一座玻璃幕墙环绕的工厂。据一些熟悉当时情形的前苹果管理人员所说，为了换取工作机会，爱尔兰政府答应向苹果公司提供税收减免政策。

不过，这样的安排还有一个更大的好处，也就是说，苹果公司可以把加州研发的专利带来的使用费转到爱尔兰。这样的转移发生在公司内部，不过是将资金从公司的一个部门转入一个海外子公司而已。然而，随之而来的结果却是，公司的一部分利润逃过了高达35%的美国法定税率，转而按12.5%左右的爱尔兰税率上税。按照苹果公司的报告，2004年，公司的全球收入当中有超过三分之一来自人口不到500万的爱尔兰。（苹果公司不曾公布时间更近的估计数字。）

除此之外，通过另一家爱尔兰子公司——也就是所谓的“第二片面包”，苹果公司还把其他一些利润转进了加勒比地区的一些零税负公司。英属维尔京群岛——避税天堂之一——和爱尔兰的公司备案材料显示，苹果公司把两家爱尔兰子公司的部分所有权交给了岛上的鲍德温控股无限公司（Baldwin Holdings Unlimited）。鲍德温控股公司没有登记在册的办公地点和电话号码，登记在册的惟一一名管理人员是苹果的首席财务官彼得·奥本海默(Peter Oppenheimer)，而奥本海默居住和工作的地点都是库比提诺。“鲍德温”也是一种苹果，以不易变质、适于转运闻名。

最后，由于爱尔兰与欧洲各国签有协议，苹果公司还可以在不缴纳任何税费的情况下，取道荷兰——也就是所谓的“荷兰夹心”——将部分利润转往他处。这样一来，外界观察人士和税政当局基本无法察知这些利润的存在。

曾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担任苹果财务总监的罗伯特·普洛姆(Robert Promm)称这一策略为“全欧洲最昭然若揭的秘密”。

关于苹果公司目前的海外财务运作方式，我们没有掌握准确的情况。2006年，苹果公司对它的爱尔兰分支机构进行了重组，把它们变成了几乎不需要披露任何财务信息的无限公司。

不过，税务专家们指出，诸如“爱尔兰面包片”之类的策略有助于说明苹果公司取得如下成就的原因：苹果公司报告显示，公司国外税额与国外利润的比率去年是3.2%，2010年则是2.2%，前面五年也始终保持在个位数。

苹果公司拒绝就公司的爱尔兰、荷兰及英属维尔京群岛业务发表评论。

苹果公司的上一次年报显示，总计342亿美元的公司税前利润当中有240亿——也就是70%——来自海外，来自美国的利润只占30%。然而，如今为行业出版机构“税务分析师”(Tax Analysts)撰稿的前财政部经济学家沙利文先生说，“鉴于苹果公司所有的营销策略和产品都是在美国设计的、所有的专利都是在加州研发的，这个比例多半应该在50%以上。”

他说，假设苹果公司的利润一半来自美国、一半来自海外的话，该公司去年的联邦税额就会增加大约24亿美元，原因是利润额增大之后，美国的企业所得税税率也会水涨船高。

沙利文先生说，“跟其他许多跨国公司一样，苹果公司也用上了一些完全合法的手段，以便让比例庞大的利润逃脱美国国税局(IRS)的监管。美国那些最赚钱的公司都减轻了负担，普通民众就得背上更重的包袱。”

包括前美国国会税收联席委员会(Congressional Joint Committee on Taxation)幕僚长爱德华·克莱恩巴德(Edward D. Kleinbard)在内的其他一些税务专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

如今在南加州大学(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担任税法教授的克莱恩巴德先生说，“苹果及其他一些跨国公司采用的这种避税策略不只是最大限度地减少了这些公司的美国税负，还包括它们在德国、法国、英国以及其他地方的税负。”

对于这些公司来说，此类策略也有一个不利之处：财富一旦转出美国，回国之时就必然摊上一张新的税单。

不过，这样的局面兴许会发生改变。去年，拥有740亿美元海外资产的苹果公司与包括谷歌、微软和辉瑞(Pfizer)在内的将近50家公司和其他机构结成联盟，敦促国会推出“归国减免”政策、允许美国企业在无需承担巨额税赋的条件下将财富转回美国。该联盟雇用了数十名游说专家，竭力推动这项尚未进入表决程序的措施。国会的一份报告显示，这样的税收减免一旦成为现实，联邦政府就会在下一个十年当中蒙受790亿美元的税收损失。

加州的苦果

去年六月，苹果首席执行官史蒂芬·乔布斯(Steven P. Jobs)在库比提诺市议会发表了一次演讲。这是他去世之前的最后几次公开亮相之一，目的则是说服市议会批准苹果公司兴建新总部的计划。

大多数市议会议员都对苹果公司的计划赞不绝口，华裔女议员胡宜兰(Kris Wang)却提出了质疑。

本地居民能得到什么好处呢？她如是发问。她提议苹果公司为库比提诺提供免费Wi-Fi，谷歌就为公司所在的山景城(Mountain View)办了这件好事。

会议录像显示，乔布斯先生的回答是，“你们看，我这个人的头脑非常简单。我始终认为，我们既然交了税，这样的事情就应该由市政府来办。这就是我们交税的原因。好了，如果我们可以不交税的话，我倒是很乐意提供Wi-Fi。”

他还暗示，如果市议会不满意的话，苹果公司也可以搬到别的地方去。苹果公司是库比提诺最大的纳税人，当地官员去年为该公司估定的财产税超过了800万美元。

胡女士收回了自己的提议。

那次会议之后，胡女士退出了市议会。她在一次采访当中说，库比提诺面临着严重的财政问题，“我们为苹果公司位于本地而自豪。可是，怎样才能让他们产生更多的归属感呢？”

其他一些库比提诺居民表示，作为本地最大的纳税人，苹果公司已经做得够多了，总体上说，各家高科技公司也促进了加州的经济繁荣。苹果公司的员工在本地的餐馆吃饭，参加本地的各种委员会，还为本地的公益事业捐款。硅谷的众多百万富翁都在向州政府缴纳个人所得税。苹果公司在声明当中说，公司的“全球增长带来了国内的工作机会，因为我们是在加州对大部分的业务实施管理的。”

声明还说，“时至今日，我们的绝大多数员工仍然在美国工作。全美50个州都有我们的全职员工，总数超过4万7千。”

过去两年当中，苹果公司还向附近的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捐了5000多万美元。除此之外，公司捐给一家非洲援助组织的善款也达到了5000万美元。苹果公司在声明当中说：“我们为许多慈善事业提供了资助，但却从未借此沽名钓誉。我们关注的焦点是做正确的事情，并不是借此邀功。2011年，我们针对公司员工的个人捐赠启动了一个配套捐助项目，由此大幅度地提高了受援公益机构的数目。”

尽管如此，包括德安萨学院院长默菲先生在内的一些人仍然认为，慈善活动和工作机会并不能抵消苹果等公司的避税决策所造成的恶果。谷歌、Facebook、英特尔、惠普和思科的全球总部离这座财政困难的学院都不到20分钟的车程。

默菲先生说，“一说要让所有这些公司——谷歌、苹果、Facebook，等等——缴纳数额合理的税款，他们就会不假思索地竭力反对。他们奉行着一种反纳税哲学，给本州造成了巨大的伤害。”

他补充说，“可我并不打算抱怨什么。我们得罪不起这些家伙。只要拿得到，一块钱也是好的。”

西天取经的履约机制

——《西游记》经济学之一



聂辉华



唐僧奉唐太宗之命去西天取经，这是一个绝对艰难的使命。从东土大唐到西天灵山，有十万八千里，不仅路途遥远，而且尽是妖魔鬼怪。最终，唐僧师徒四人以及白龙马耗费了14年才从如来佛处取得大乘佛法真经。若是在今天，步行十万里，没汽车没旅馆，没工资没保险，生命有危险，花十四年去完成一个任务，谁会干这事？！在西天取经的团队中，唐僧心软体弱，孙悟空刁顽暴戾，猪八戒好吃懒做，沙和尚忠厚老实，白龙马基本上只是脚力。中国有句古话，叫“行百里者半九十”。取经团队中，为什么大家一开始愿意从事这一艰苦卓绝的职业？如果有人偷懒怎么办？如果有人中途退出又怎么办？在经济学中，在上级和下级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时发生的这类难以监督的行为，被称为“道德风险”（moral hazard）问题。在吴承恩的《西游记》中，即便是神仙也经常有凡心，也会开小差，也有人性的弱点，因此要完成西天取经这一艰巨的任务，光靠个人意志或道德肯定是不够的。一定得有制度上的安排来约束人性的弱点，奖勤罚懒，相互制约，保证西天取经这一目标最终能够成功。在现实生活中，当上级给下级安排了一项艰难的任务时，意味着上下级之间达成了一种契约关系，那么就必须有巧妙设计的制度或机制来解决契约履行中的道德风险问题。这次我们就来聊聊西天取经的履约机制（implementation mechanism）。



一



我们首先对取经团队中的角色一一考察，然后讨论不同角色之间的关系。首先说唐僧，应该说他是取经团队中意志最坚决的成员，也是团队的领导。先看唐僧的背景。唐僧本名陈玄奘，在《西游记》中是金蝉子转世，又在金山寺长大，自幼研习佛法，因此天生就是佛教的人，对佛教忠贞不二，这是他的个人禀赋。接着看他的出身。外公殷开山是当朝丞相，正一品官职，相当于今天的正国级干部。父亲陈光蕊是科举状元，当时就官拜江州州主（从五品），复活后升至文渊殿大学士（从四品），在今天就是厅级干部了。总而言之，外公和父亲都是高干，唐僧是标准的“官二代”，出身绝对是根正苗红。再看他的地位。在唐太宗的水陆法会上，唐僧是主持人。唐太宗将从观音那里获得的两件礼物——价值五千两银子的锦襕袈裟、两千两银子的九环锡杖赐予唐僧，让唐僧在长安城里风光无限。这还不算，最给面子的是，当唐僧自告奋勇要求前往西天取经时，唐太宗居然与他结拜兄弟，也因此唐僧有了“御弟”的名号。拜兄弟就等于是纳了“投名状”，唐僧就得竭尽全力去完成皇兄托付的任务。在博弈论的术语来说，唐太宗此举等于让唐僧做出了一项不可更改的承诺。如果取经不成，太宗很生气，后果很严重。有多严重？唐僧自己说了：“我这一去，定要捐躯努力，直至西天；如不到西天，不得真经，即死也不敢回国，永堕沉沦地狱。”[1] 这唐僧直接就发下了毒誓！归纳一下，唐僧出身高贵，地位尊崇，说话自然要算数，这是“声誉”（reputation）的力量；他与太宗结为兄弟，又当众立下毒誓，这是做出了可置信的承诺（commitment）。因此，即便前途险恶，性命攸关，唐僧也唯有万死不辞，否则以他的身份和地位，有何颜面失败而归？

那也许有人问，万一唐僧取经失败、滞留国外呢？事实上，尽管唐僧意志坚决，但人性也有柔软的时候。看过1986年央视版《西游记》电视剧的人可能还记得，当唐僧师徒几人经过女儿国时，女儿国王执意挽留唐僧留下来与她成亲，共治江山。在女王的柔情蜜意下，唐僧似乎已经动情了，却被赶来的蝎子精搞坏了情调。原著写到这一段时，说唐僧“战兢兢立站不住，似醉如痴”（第406页）！没有蝎子精搞鬼，说不定唐僧真的愿意留在女儿国享受荣华富贵呢。可见，即便像唐僧这样意志无比坚决的人，也不能保证在环境的改变下矢志不移。这就是人性的弱点。我们不妨猜想一下，万一唐僧留在女儿国当国王了，后果究竟有多严重？首先，按照他的毒誓（神话中的毒誓应该能应验），他会堕入地狱。在讲究因果报应的佛教徒看来，没有比这更可怕的后果了。其次，他要是不回国，他老丈人和父亲肯定会受到牵连。对皇帝说话不算数，这种欺君之罪在古代是可以满门抄斩的！此外，还有其它机制制约着唐僧，下文再表。反过来，如果他坚持取经，即便失败，最大的后果无非是牺牲了个人性命，但至少可以名垂青史。因此，对于唐僧而言，面对他和唐太宗的约定，由于爽约的成本远高于履约的成本，他肯定会坚持履约。这告诉我们，在博弈论中，要看对手说话是不是算数，他的承诺是不是可信，关键不是他的态度、他的语言、他的人品，而是他说话不算数的成本是不是比收益更高。人性不足信，制度更可靠，因此要借助制度安排来影响对手或下级的成本和收益，从而让其选择自己或上级想要的行为。

取经团队的第二号人物当然是孙悟空了。和唐僧比，孙悟空取经的意志虽然不如他那样磐石不移，但也足够坚定，原因是孙悟空取经的机会成本很低，但收益却很高。孙悟空因为大闹天宫，被如来制服，在五指山下压了五百年。这次惨败让孙悟空一无所有，不仅声名扫地（以后碰到妖怪时还因此常被嘲笑），而且大本营花果山也被人侵占，猴子猴孙都受牵连。跟花果山的逍遥日子比，五行山简直就是地狱。孙悟空每天被压在山下，风吹日晒，饥渴时只能靠土地神给他喂铜汁铁丸。这日子哪里是人过的！因此，当观音菩萨经过五行山，劝说孙悟空加入佛门，做唐僧的徒弟，保护他去西天取经，事成之后“可得正果”时，孙悟空没有任何理由不答应。想想看，一个一无所有的服刑人员，有什么资格谈条件？更重要的是，去西天取经的任务一旦完成，孙悟空不仅可以恢复名声，而且还有望成仙成佛，在体制内得到一个“编制”，彻底摆脱“妖”的民间身份。这也印证了一个道理，一无所有的无产阶级是最容易参加革命的，就是因为其机会成本太低。孙悟空的取经意志不必怀疑，而且他武艺高强，这都是他的优点。但孙悟空的缺点也很明显，他喜欢自作主张，而且经常不尊重领导。唐僧是他的上级，但唐僧经常敌我不分。如果有着一双火眼金睛的孙悟空看不起唐僧，或者与唐僧顶撞了，要退出他与观音约定的契约，那该怎么办？这样的事情在《西游记》中不止一次发生过。经过女儿国之后，在杨家庄，孙悟空打死了几个草寇，导致他和唐僧之间发生了最激烈的冲突，以至于唐僧和孙悟空分道扬镳。显然，这样的冲突，光靠取经团队自身是难以解决的，需要求助外部关系或者更高层次的制度安排。

接着说猪八戒。在取经团队中，猪八戒是意志最薄弱的人，原因是他取经的机会成本最高。猪八戒本是天河里的天蓬元帅，算是高级将领，只因调戏嫦娥，被玉皇大帝打了两千锤，然后贬下凡尘，还错投了猪胎。按说一个“刑满释放人员”，又长相丑陋，不应该有什么既得利益。但猪八戒不同，他曾两度做了人家的上门女婿，小日子过得滋润快活。第一次做“倒插门”女婿，是跟了一个叫卵二姐的。卵二姐一死，猪八戒合法地继承人家的遗产，占了人家的云栈洞，每日以吃人为乐。观音在去往东土的路上，劝他归入佛门，他也答应了，按说应该好好做人，静候唐僧路过。但他基本不当回事，又跑到高老庄做了第二次“倒插门”女婿，继续过他的快活日子。像猪八戒这样的，本来就有家有业，日子逍遥快活，如何肯真心前往西天取经呢？因为对他来说，就算取经失败，他还是可以回到高老庄继续做他“倒插门”女婿。他甚至在临走时，还叮嘱老丈人：“你好生看待我浑家，只怕我们取不成经时，好来还俗，照旧与你做女婿快活。”（第141页）反正猪八戒心里早算计好了：取经成，他得正果；取经不成，他继续过原来的日子。毫不奇怪，每次取经团队遇到一点小小的挫折，猪八戒总是第一个提出“散伙”。如果团队中有这样一个极端的机会主义者，要让他死心塌地去完成团队目标肯定是很困难的。但也不是没有办法。对于机会主义者，关键是消灭他的其它机会，从而让他取经的机会成本降低。办法之一就是断了他的退路。孙悟空显然懂这个道理，因此他要求猪八戒临走时烧了他的云栈洞，而猪八戒也照做了。但孙悟空却没法拆散了人家的事实婚姻，更不能没收高太公的合法财产（这些财产的唯一合法继承人就是猪八戒），因此这招根本不够用。吊诡的是，孙悟空自己却不愿烧了他的水帘洞，可见他也有点机会主义。显然，要制约猪八戒这样的机会主义者，光靠某个人是不行的，也必须有合适的制度安排。

然后说沙和尚。沙僧原是玉皇大帝身边的卷帘大将，应该算是玉帝身边的亲信。他因为在蟠桃会上不小心打碎了玻璃盏，被玉帝打了八百下，然后贬到流沙河。这还不够，玉帝竟然派人用飞剑刺穿沙僧胸肋，七天一次，每次一百下。同样是“刑满释放人员”，但沙僧却没有猪八戒那样的运气。受着这样的罪过，如果有一个解脱的机会，我想换谁都会答应的。因此，当观音要沙僧入佛门上西天时，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了，更别提还有“功成免罪，复你本职”的奖励了。总之，在西天取经这件事上，沙僧的品性没有问题，意志也没有问题，唯一的问题可能就是武功不够高强，头脑比较简单。要完成一件艰难的任务，光有人品是不够的，能力有时也会成为短板，因此也需要特定的制度安排来弥补这个缺陷。

最后说一下白龙马。白龙马虽然基本上以“马”的形式出现，但他也算一个成员，而且实际上他也是贵胄出身。他本是西海龙王熬闰之子，只因纵火烧了殿上明珠，被其父亲告到玉帝那里，打了三百下就算了，竟然要问斩！真不知道天朝的法律是如何规定的，烧明珠的白龙要问斩，打碎灯的沙僧要被剑刺，但调戏良家妇女的猪八戒却只是贬职！看来玉帝老儿也是赏罚不公啊。（执法不公害死人啊，下回再表。）一个“死刑犯”，被观音刑场救下，当然愿意不惜一切代价报答观音的救命之恩了。因此，白龙马的取经态度那是最没有问题的，因为他的机会成本最低，或者反过来说机会收益最高。看来，有时“恶人”有恶人的用处，用得好甚至比“好人”更有用。看到这里，我想读者可能开始明白了为什么如来要让观音去收服这些个“刑满释放人员”或“死刑犯”来充当取经团队的成员了。



二



前面的分析说明，光看单个人，几乎没有谁能保证完成取经任务，因为人性都是有弱点的。因此，巧妙的制度安排就是不可或缺的。事实上，西天取经团队以及相关的人事安排，完全是一个精巧的机制设计。

我们首先从最薄弱的环节分析。猪八戒是取经团队中最不靠谱的一个，贪恋红尘，好吃懒做，经常开小差。唐僧虽然是领导，他其实是管不住猪八戒的，因为猪八戒没戴紧箍咒，并不怕唐僧。但猪八戒有怕的人，那就是孙悟空。孙悟空武功比他强，点子也比他多，脾气还不好，不听话就可以揍他。高老庄一战，猪八戒成了孙悟空的手下败将。在《西游记》中，每次猪八戒开小差，不是被孙悟空揪耳朵，就是被孙悟空捉弄。因此，有孙悟空在，猪八戒就不是问题，他至少还是一个帮手，一路上打打杀杀也可以帮点不大不小的忙。

最棘手的环节当然是孙悟空。他武功高强，偏又脾气暴躁，且目无尊长，这样的团队成员是最难领导的。但孙悟空有他的致命弱点，就是受骗戴上了如来的紧箍咒，好比中了毒的人。很不幸的是，控制毒性发作的人恰恰是他的顶头上司唐僧。因此，如果孙悟空想开溜，或者不听话，唐僧有办法摆平他。但如果唐僧受不了他，他也受不了唐僧了，这法子就没用了。此时，观音就以更高层领导的身份加以干预。在“真假美猴王”事件之后，观音明确告诫唐僧，这一路上必须有孙悟空的保护才能取得真经，否则功亏一篑，切不可赶走孙悟空。表面上看，在杨家庄经历了那次最激烈的师徒冲突之后，观音作为更高层的领导，既没有责罚孙悟空，也没有批评唐僧，但实际上却默认了孙悟空的角色是不可替代的。在这个取经故事中，如来先和观音签约，观音再和唐僧签约，唐僧又和几个徒弟签约。换句话说，如来是观音的上级，观音是唐僧的上级，唐僧是孙悟空等人的上级。下级服从上级，个人服从集体。唐僧就算不喜欢孙悟空，但要完成任务还真不能少了他，更何况他的顶头上司观音发话了，他必须服从。

至于唐僧，虽然是领导，但也不能保证总是比成员的意志和品性更可靠，因为人都有弱点。毕竟，领导也有领导的难处。像唐僧那么帅气，出身又那么高贵，因此很容易成为婚姻市场上的抢手货。有时候，唐僧可能有点心猿意马，此时作下属的就会提醒一下。例如，在女儿国那回，当女王在城外想挽留唐僧时，猪八戒大耍本相，吓退了众人；沙僧趁机将唐僧抢出人群，扶其上马；而孙悟空则准备施定身法稳住女儿国大众。如果猪八戒也是一个帅哥，估计就和唐僧一起留下了，但他偏偏不是。可见，在一个团队中，如果成员之间存在利益差异，有时也是好事，至少不容易合谋起来对付上级。

一个团队中，搞定了最薄弱的环节和最棘手的环节，剩下的问题就好办了，就是让团队成员优势互补、取长补短。沙僧和白龙马意志坚决，人品可靠，但能力不足。但这没关系，因为孙悟空和猪八戒能力不错。面对能力强、品性差的团队成员，用奇招制服他；面对能力弱、品行好的成员，让能力强的成员照应他。如此一来，团队成员之间自然相得益彰，还有什么任务是完不成的呢？不得不说，安排这个团队的观音菩萨才是高人！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



本文发表于《经济学家茶座》2012年第二辑（总第56辑）


[1] 引自吴承恩，《西游记》，古众校点，齐鲁书社，2007年，第89页。下文援引原文时，只注明页码。

Pulse帮传统媒体WSJ找到新出路？
从 36氪 作者：bugeng

Flipboard最近动作频频，主要竞争对手Pulse也不甘示弱，今天Pulse宣布了与华尔街日报(WSJ)的“创新性的”合作，为Pulse添加了重要的内容源。现在Pulse用户将可以通过”在应用内购买”的方式定制三个WSJ的频道：科技频道和政治频道每月3.99美元， 命名为”Water Coller”的精选频道价格为每月0.99美元。对于WSJ来说，自1997年起他们只采用过付费墙服务（wikipedia：paywall）作为网站收费方式，这是他们第一次突破这个模式销售他们的内容。



值得注意的是，这次合作跟昨天Flipboard与纽约时报(NYT)的合作非常不一样，Flipboard并没有采用应用内付费的模式，可以理解为：你已经向NYT买了内容，然后从Flipboard客户端阅读。 而Pulse/WSJ的模式是：在Pulse客户端直接购买订阅WSJ的内容，相当于为WSJ增加了一个订阅渠道，比前者的合作更加深入紧密。

Pulse 盈利部门负责人Dmitry Shevelenko 认为，两个合作最大的不同在于：Flipboard/NYT的合作目的是留住用户，而Pulse/WSJ的合作将会帮助WSJ用户增长，扩展订阅渠道。

此前WSJ网站订阅的价格是4.99美元每周，而增加了频道订阅这种方式后，用户将可以不需要订阅全站的内容而只需要单独订阅所关注的频道如科技频道，这样可以为读者省下一大笔钱。WSJ会和Pulse共享收入（当然苹果要拿走其中的30%分成）。

Pulse联合创始人Akshay Kothari说到，“这是个很有意义很重要的机会，可以让我们把更多的优质内容转移到移动媒体上，Pulse用户每天都会发掘那些更新鲜更有价值的内容，而且我相信，用户们一定会很喜欢来自WSJ的内容。”

Shevelenko还强调说他们将会让内容更加的快餐化，可以让用户更充分的利用他们的碎片时间来阅读这些优质的内容。目前这种应用内付费只支持iOS客户端，但一旦购买成功，就可以使用Android客户端阅读。

Pulse iOS客户端已经可以在App Store下载了，Pulse还承诺未来将会与更多内容提供商合作，增加更多的优质内容。

我们曾多次讨论过传统媒体路在何方这种问题，也曾幻想过iPad报纸应该是什么样子，各方仍然在做着不懈的努力，而这次Pulse和WSJ和合作会不会是个革命性的开始呢？现在看来，我们完全有理由期待在不久的未来看到传统媒体的涅槃。

Via TC

赛斯高汀借助 Kickstarter 出版书籍，追求自由
从 iFanr 爱范儿 作者：陈一斌


赛斯·高汀（Seth Godin）又一次进行出版实验。前年，他宣布彻底放弃传统出版渠道的畅销书作家；去年，他与亚马逊合作，发起 Domino Project，尝试利用 Kindle 和网络等新媒介来出版书籍；今天，他开始尝试利用 Kickstarter 这种“众筹（Crowd funding）”网站，为自己出版书籍筹集资金。

自前年开始，高汀就希望书籍的出版能够摆脱传统出版业的模式，不依赖编辑，不依赖书商的销售渠道，完全由作者自己控制一本书的诞生。在以前，作者若要脱离出版商，是完全没法想象的事情——因为一本书的出版、发行、销售都掌握在这些中间商手中，作者丧失了独立的地位，而这正是高汀在出版了多本畅销书之后，想要改变的。因此，在前年他宣布彻底放弃传统出版渠道。

然后，他与亚马逊合作的 Domin Project，则希望通过 Kindle 和网络新媒介来出版书籍，达到摆脱中间商的目的。不过，通过这个项目出版了 12 本畅销书之后，他依然觉得不够——虽然制作电子书这一部分颇为顺利，然而书店依然掌握着书籍到达读者的渠道。这里的书店，应该是指亚马逊。

总之，高汀仍然希望拥有完全的出版自由。

今天，他希望借助 Kickstarter，或者说借助“众筹”这种模式，来实现这种自由。相信高汀看重的是 Kickstarter 的运行机制——赞助项目的人，他们既是投资人，也可以是买家。一些赞助金额较大的人，他们可以比别的人更早拿到项目的成果，然后进行分享，不管是什么形式。

他说，若 Kickstarter 真的有效。那么，它能够帮助作家尽早将真粉丝拉入伙，让他们开始在书籍上架前讨论书的内容，然后利用线上和离线的书店做最棒的事情，致力于将书籍传播地更远更广。换句话说，作家借助这个机制，能够首先把自己的书分发给那些真正愿意为自己的作品埋单的人。

事实证明，Kickstarter 确实是一个符合高汀要求的平台。高汀在博客上公布了想通过 Kickstarter 出版书籍的消息后，不到三个小时，就达到了高汀想筹资的金额。他十分高兴地在博客上更新了这一消息，并表示筹款的截止时间延后了 4 个星期。现在，他的书已经获得 2242 个人的支持。

通过高汀这个事例，我深刻体会到在互联网时代，我们可以比以往更加容易获得自由。然而，前提是要让自己成为一个强有力的品牌。在一个去中心化，多发，众包，多形式，快速迭代，碎片化的时代，个体的价值越高，他就越受网络的欢迎，个体价值增值的速度就越快——他所拥有的自由也就越多。Kickstarter、社交媒体，会将他的声音传播出去，吸引大家的注意，获得大家的帮助。

之所以高汀这一次实验获得成功，是因为他本身是著名的畅销书作家，有自己固定的粉丝群体。而高汀博客中所提到的女音乐家 Amanda Palmer，在 Kickstarter 顺利得到启动资金，用于出版新的音乐专辑。她同样是一个拥有个人品牌的个体。在 Kickstarter 这个平台，发出声音有时候比想出一个好点子更加重要。

农业也许是下一个IT业
2012.07.03 659 南都周刊2012年度第25期

毛山，这位网易农业事业部总经理，二十年前他的工作是修飞机，如今宣称沿用航空业对品质、成本控制的理念指导养猪。虽然“网易猪”已然如民航航班般一再延误，但是否也意味着，我们可以以将生命交给飞机的心态放心吃肉？

特约记者_严晓琳 北京、杭州报道

南都周刊：你在大学学习自动化控制，毕业后的工作是修飞机，这似乎与农业、互联网都不沾边。你又为什么愿意改弦易辙来养猪？

毛山：大学毕业快20年了，我有很多段工作经历。大学里学的是飞机自动控制，毕业后去香港太古集团修飞机，那是1993年。这段经历对我来讲受益匪浅，让我第一次深入接触现代商业社会。在那个激荡人心的年代，宁波人的商业血液开始奔腾起来，我放弃了稳定的工作，回到杭州投身商海。

之后，我曾就职于上市公司，也曾与马云为邻同在湖畔花园创业，也曾挨个打电话推销自己的产品。还有，我从小在农场长大，直到考上大学才离开。农场生活留给我很多美好回忆，曾经骑在猪背上玩，也曾经为了赚钱拔过秧。说我与农业、互联网不沾边，这可不准确。

另外，许多看起来不相干的事情都是相关联的，比如对品质的追求。飞机追求甚至苛求品质，食品亦然；食品追求价格合理，飞机一样讲究经济性。我们养猪提倡的“安全第一，品质第二，效率第三”的理念就来自于航空业，因为我们发现这个理念同样适用于食品行业。

南都周刊：但三年了，网易的猪还没养出来。外界的调侃和质疑都很多，能不能在这里给解答一下，你们都忙什么呢？

毛山：我们也经常调侃自己，身边的朋友也总是抱怨我们进度太慢了，怎么还吃不到肉之类的。在这里，我要非常感谢丁磊，他能“容忍”我这样慢工出细活。答案其实很简单，我们一直在努力的就是你在猪场所看到的—养一群“安全、健康、美味”的猪。

中国不缺快公司。当年“跑出火箭速度”（牛根生时代的“蒙牛”）的人已经陨落了，为什么？你们是需要多一家火箭速度的企业，还是一家品质可靠的企业？相信大家会做出自己的选择。

南都周刊：这三年里你们碰到过什么难题？又是如何克服的？可否举几个例子。

毛山：最大的难题在于品质与成本的矛盾。我们必须在不损失品质的前提下，将成本控制在合理范围内。比如猪舍空调的选择。中效过滤系统会增加投资和运营成本，但猪只健康状况的改善又会降低死亡率。这是一对矛盾，需要我们平衡和取舍。类似的矛盾还有，液态饲料系统会增加投资，但会提高猪的福利，青饲料及其他辅助饲料的采用则可以降低成本。我们被许许多多类似的问题困扰，也正是这些考验着我们的智慧和决心。

南都周刊：关于网易对养猪的投资金额，网上有个流传很广的说法是3个亿。请问是否属实？

毛山：我们从来没有正式披露过具体的投资额。项目目前还在进行当中，我们的总体原则是按需投入，所以除非达到阶段性目标，很难统计出精确数字。我能肯定的是，一定是在千万数量级的。

南都周刊：可否描绘网易之于养猪的终极理想？

毛山：我们希望借此确立第三代养猪模式，并在五年、十年以后成为中国农业的主流模式。

南都周刊：近年投身农业的大公司不在少数，以网易的IT视野，如何看待未来农业的产业机会？

毛山：各种各样的信息我们都有了解。这是一个开放的行业，需要有见识、抱负和行动能力的人一起来参与和改变。其他人的心态我们无从得知，但如果换一种思维，农业也许是下一个IT产业？一切皆有可能。

张维迎：企业家的未来

近日，张维迎教授在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上海交通大学中国金融研究院联合主办的“SAIF·CAFR名家讲堂”演讲，题目为《市场与企业家》，系统阐述了市场的逻辑、企业家的精神与中国下一步怎么办。什么决定我们的未来？以下为演讲文字。


大发展、大分流与市场

我们从人类的大历史开始谈起。25万年至20万年前出现了智人(编注：智人是生物学分类中，全体人类的一个共有名称)，10万年前智人开始走出非洲，走到中东，6万年前到达澳大利亚，4万年前到达欧洲、东北亚，1万多年前到了美洲，至此，人类已经分布在地球上适合人类居住的所有地方。

1万年前(编注：第四纪冰川末期)发生了一件大事，就是冰川融化，使得世界被分割开了，形成了三大区域：一个是亚欧非大陆，一个澳大利亚、巴布亚新几内亚区域，还有一个是南北美洲。人有了定居生活之后才有了文明，家庭、村庄、城市、国家相继出现。我们现在讲的人类文化都是在过去1万年内形成的，也就是从新石器时代开始形成的。

这1万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人类三大区域是分割开的，相互没有来往，但是各区域内部仍然有来往。欧亚大陆“丝绸之路”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在2000多年前就开始的重要交流。然后就到了500年前，哥伦布发现美洲，由此欧洲人相继发现了澳大利亚等地，全世界就重新开始联系起来。我们称之为“全球化”。可以说，我们现在脑子里想的人类的历史，基本就是这500年的历史，甚至可以说是近200年的历史。200年以来，人类走向工业文明，出现了两个非常显著的现象。第一个现象叫大发展。根据经济学家的研究，人均GDP的变化就是发生在这非常短的200多年的历史里面。第二个现象叫大分流。各地区之间的差距在扩大。考古发现，旧石器时代欧洲、亚洲、美洲等地的技术都一样，没有大的差距。但是，过去200年发生了很大变化。

根据麦迪森教授(编注：Angus Maddison，英国著名经济学家，著有《世界经济千年史》、《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公元960-2030年》)的数据，我计算了各国的GDP数量和人口之间的相关系数，相关系数为1，意味着世界的差距是没有的，绝对平均的。一直到1820年，相关系数仍然是0.94，国与国之间的人均收入没有大的差距。但之后相关系数开始下降，到了1973年，相关系数为0.15，差距拉得很大。

为什么有些国家“发达”了，有些国家没有“发达”？(1973年之后相关系数开始回升，2003年回复到0.52，预计到2030年可以恢复到0.73。如果依照这个趋势发展下去，世界的格局就会完全不一样。如果亚洲的GDP能够回到全世界的60%的话，全世界的政治格局会跟现在完全不一样。)这两个现象都需要我们去解释，有许多历史学家、经济学家都在解释这个现象为什么发生。

是不是最近200年人类突然变得更聪明了？没有证据证明这一点。今人并不比几千年前的人更聪明。2500年前至2000年前这几百年里，世界上出现了很多伟大人物，包括孔子、老子、释迦牟尼、耶稣等等，现在人的智慧超过不了他们。资源增加了？没有。现在的资源都是几千万年前甚至数亿年前形成的，包括石油、煤炭都是很久之前形成的。人类有什么变化呢？技术进步了。这肯定是事实。统计显示，农业文明时代，大致来讲年均技术进步率不超过0.05%。这意味着每1500年左右，人均收入才翻一番。18世纪英国人过的生活和古罗马时代没有什么太大变化。

我当过农民。我们那时在农村的生活跟隋唐时期没有什么差别。我上大学(编注：1978年张维迎作为1977级学生进入西北大学，学习政治经济学专业)之后，去陕西博物馆看，发现我在农村时用的农具与一千多年前没有什么差距。可能营养还不如那个时候。但是进入工业时代，人类的技术进步达到1.5%，意味着每50年不到人均GDP翻番。中国过去每9年人均GDP就翻一番。

技术为什么变化？我要提供的一个答案就是市场。有些国家走市场化的道路，有些国家没有，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它们出现了这个差异。当然我们还有很多不同的理论。有些从文化的角度解释；有些从资源，比如发现美洲，英国的煤炭，来解释世界出现大分流的原因。这些都是次要的。中国过去30年为什么增长这么快？就是因为我们引入这个市场。还有，过去200年来，不仅技术进步快，技术传播的速度尤其变得更快。在古代，技术进步很慢，传播速度更慢。中国东汉时期蔡伦发明了造纸技术，大概在公元100年左右的时候，但这个技术到了公元751年才传到中东。怎么传到中东的呢？中国唐朝和伊斯兰军队打战[编注：公元751年，唐安西节度使高仙芝率部与大食(阿拉伯帝国)将军沙利会战于中亚重镇怛逻斯(今哈萨克斯坦的江布尔)]，我们打输了，被俘虏去的人中有人会造纸，造纸技术就传到了中东，然后再过几百年传到欧洲，然后出现了文艺复兴。造纸技术对于文明的进步是非常重要的。而现在每一个新技术刚出来很快就在中国出现了。

为什么现在当老师难？原来当老师可以垄断知识，现在学生和老师一样有渠道获得新知识。国外一本书刚出版、上市，中国翻译本就出来了。这使得人类的进步变得很快，人类吸取知识的能力变得很快。所有这些进步都是人类相互学习的结果，没有任何一个技术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独创的。我们可以想到中国青铜，但青铜是来自中东的，来自美索不达米亚(编注：从公元前4000年后期开始，美索不达米亚南部出现青铜工具和武器，人类进入了青铜时代)。他们比我们早1000多年。在“丝绸之路”之前有“青铜之路”，“丝绸之路”从东往西，“青铜之路”从西往东。

我们现在吃的小麦(2484,18.00,0.73%)最早不是我们自己培植的(编注：日本遗传学家木原均研究认为，小麦的发源地是在里海以西的阿塞拜疆及其周围地区，也即是外高加索一带)，牛羊也不是中国开始驯养的。中国土生土长的植物可能就是小米、水稻。几百年前，从明朝开始，中国人口大幅度增长。为什么？食物变化了，有了玉米(2367,8.00,0.34%)、马铃薯，这些哪里来的？都是美洲的(编注：大约公元前200年，秘鲁印加古国的印第安人最早开始种植马铃薯)。

所以我就说，人类的进步很多是在相互学习当中获得的，市场经济其实就是满足人类需求的最好方式。

幸福靠“市场的逻辑”

“市场的逻辑”是一种双赢，你要自己幸福首先得让别人幸福，所以追求幸福就创造财富。下面跟大家讲我这几年考虑的问题。在我看来，主导人类历史的就是两种逻辑，一个叫“市场的逻辑”，一个是“强盗的逻辑”。人类从古到今都在追求幸福。人类为什么走出非洲？是为了幸福。为什么走向全世界？也是为了幸福。

无论哪一个宗教都承认，人类希望有更好的生活。最近广东省委书记汪洋讲要给人民追求幸福的自由(编注：汪洋5月10日在中国共产党广东省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作报告时说，要“充分尊重人民群众追求幸福的自由和权利，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尊重人民首创，让人民群众大胆探索自己的幸福道路”)。这个是西方在启蒙运动时候说的话。

人类追求幸福，无非两种办法。第一种方法，通过使别人不幸福，让自己变得幸福，这就是“强盗的逻辑”。第二种方法，通过使别人幸福，自己才能幸福，这叫做“市场的逻辑”。“强盗的逻辑”不增加财富，一部分人的幸福建立在另一部分人的痛苦上。“市场的逻辑”是一种双赢，你要自己幸福首先得让别人幸福，所以追求幸福就创造财富。

我们不要一想到“强盗的逻辑”就以为都是偷、抢，不完全是那样。政府垄断印票子就是“强盗的逻辑”，不知不觉就抢了你，现在有好多制度安排都跟这个有关。遗憾的是，市场经济本来是“市场的逻辑”，但是货币是所有产品定价的尺度，因此我们现在的市场经济还得建立在“强盗的逻辑”基础之上。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出现这么多危机，金融危机、主权债务危机，等等。

其实宗教所探求的也是这样一个问题：如何使人更幸福。宗教领袖和经济学家惟一不一样的地方就是，经济学家强调的是怎么改变人的行为，而宗教领袖想的是怎么改变人的心，改变他的灵魂、意志。所以我说，一个是利他之心，一个是利他之行，这是他们的不一样。人类的历史大致来讲，200多年前是以“强盗的逻辑”为主导。当然“市场的逻辑”一直存在，如“丝绸之路”是“市场的逻辑”，但是主导的还是“强盗的逻辑”。从秦始皇统一中国到罗马帝国的建立，再到成吉思汗征服世界，人类历史充满了征服和被征服，都是“强盗的逻辑”。但是，250年前人类还是走向了以“市场的逻辑”为主导。当然不是没有“强盗的逻辑”了。

“二战”时期，德国、日本就是“强盗的逻辑”；但总体来说，“市场的逻辑”在主导。日本和德国在“二战”中失败了，很快又崛起了，1960年代它们都成为世界经济强国。靠什么？“市场的逻辑”。日本人、德国人生产其他国家人民喜欢的东西，其他国家人民变得幸福，他们就发达了。中国这30年也是这样。

美国人在国内用的是什么逻辑？“市场的逻辑”。在国际用的是什么逻辑？“混合逻辑”。中国人在国内用“混合逻辑”，计划经济完全是“强盗的逻辑”。改革开放30年来，“市场的逻辑”还是越来越多，但是“强盗的逻辑”仍然很多。中国在国际关系用什么逻辑？中国很弱，怎么可能用“强盗的逻辑”？但“强盗的逻辑”也可以理解为思维方式。中国现在很多思维方式还是“强盗的逻辑”思维：你赢了，肯定我输了。我们加入WTO，谈判代表说要跟美国搞一个双赢的协议，外交部高官勃然大怒，说中美之间怎么可能有双赢？这就是一种“强盗的逻辑”思维。所以说，认识这些东西非常重要。

再讲170年前的鸦片战争。如果当时中国人明白“市场的逻辑”的话，也许不会这样。英国等欧洲国家来到中国并不完全想用“强盗的逻辑”，没有想过能够征服中国，他们是想交易，在北京设一个办事处。我们说不行。(当然我们现在非常欢迎人家。)当时观念有问题，最后导致一系列矛盾，弄得本来可以走“市场的逻辑”之路，变成了“强盗的逻辑”的受害者，被人家征服了。

企业家是市场核心每一个成功的企业家一定要发现市场，发现市场就是制造新的分工，而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有创新。“市场的逻辑”基础是什么？

第一，自由竞争。自由是一种权利；不是特权，不是一部分人可以有另一部分人不可以有。　　

第二，私有产权。没有私有产权不可能有市场经济，不可能走“市场的逻辑”。

第三，企业家精神。这也是贯穿我下面要讲的东西。

先讲一个经济增长模型。我概括总结，叫它“改进的斯密经济增长模式”。我意识到科学并不都是进步的，经济学更是如此。大家一定要注意，有些历史上的理论比现在很多经济学家说的东西要正确。我总结亚当·斯密[编注：Adam Smith，英国经济学家，经济学的主要创立者，1723年6月5日(受洗)-1790年7月17日，《道德情操论》、《国富论》作者]的所思所想。他关心什么问题？财富怎么增长。他的答案是：财富的增长来自于技术进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现在叫创新。创新与技术进步靠什么？靠分工。分工靠什么？靠市场的规模。市场的交易规模越大，分工就越细，技术进步就越大，财富增长就越快，财富增加后市场进一步变大。

美国的人口是中国的四分之一，但是市场是中国的4倍。就是因为它收入比较高。很多人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中国过去和未来的潜力在哪，就在这个地方。为什么大家都爱往大城市跑？就是因为大城市竞争更激烈，提供更多的机会。前面讲到，1万年前世界分成三大部分。到了500年前，最发达的是亚欧大陆，其次是美洲大陆，再其次是澳大利亚。亚欧大陆人口最多，所以可以保持领先。人口的规模对经济的进步非常重要。但是我们现在很惭愧，中国人口占世界20%，我们聪明人应该也占到20%，意味着技术进步应该不止20%。技术有一个溢外效应，一个人创造的东西其他人都可以应用，所以我们的贡献应该是30%、40%才正常。从公元前800年到公元1950年，全世界161项重大技术发明中，公元前400年，中国有一项：算盘；从公元1年中国发明了船的尾舵开始，一直到1045年毕昇发明活字印刷，全世界6项重大技术发明，都是中国人做的；很遗憾，公元1045年之后的151项重大发明，没有一项是中国的。

中国在近代对人类(技术进步的)贡献真的是太少了。这个循环(编注：即市场规模推动分工，分工推动技术进步，技术进步推动财富增长，财富增长推动市场规模)要运转起来靠什么？靠企业家。怎么发现市场？企业家精神。企业家很重要的工作就是发现市场。上个世纪日本人最大的发明就是方便面，把方便面变成一个产业是了不起的贡献。日本人的第二项发明是什么？卡拉OK。企业家就干这个事，每一个成功的企业家一定要发现市场。发现市场就是制造新的分工，而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有创新。没有技术的创新，靠传统的擀面杖不可能有方便面这个产业。如果你要当一个企业家，当一个企业的高管，你的脑子都要动在这个方面：怎么发现市场。

再来看看比尔·盖茨。在盖茨之前，软件是硬件的一个附属而已。硬件和软件都是IBM(微博)自己做。比尔·盖茨最伟大的成就，就是发现了软件市场，创造了软件产业，由此这个市场在经济中所占的份额越来越多。苹果也创造了一个市场。谷歌(微博)也创造了一个市场。要记住，新的分工与技术进步是密不可分的。还有，经济增长的财富再变成新的市场，也是企业家的事情，这一点非常重要。中国人在近代对技术的贡献很少，从市场这个角度来看更可怜。

中国人创造了什么产业？想来想去可能只有一个是中国人创造的，这就是“腐败产业”。中国腐败都是外包的，一些所谓的“咨询公司”就是专业提供贿赂服务。中国大量的咨询公司其实是腐败产业，就是帮助人家行贿。中国很多品牌也是与腐败相联系。为什么一条烟几千元，一瓶酒几千元，都是与腐败相联系的。好的例子，创造了什么产业，我真的想不出来。

市场缩小阶层差距

爱迪生发明电，消灭了人与人之间照明的差距。现在普通人都可以躺在床上看大腕们演出的现场直播，与古代皇宫贵族躺在床上看歌女、舞女表演无异。我在几年前总结什么叫市场。市场就是好坏由别人说了算，消费者说了算，而不是自己说了算。凡是自我表扬的部门都不是市场。政府可以自己表扬自己，企业不行。企业说我的技术多好没有用，消费者认可才行。企业家就是伺候人的，怎么让人舒服，怎么让人满意。这是人类一个巨大的进步。

200多年前，传统社会都是普通人伺候达官贵人。只有近代史上，有了市场经济之后，变成相对聪明的人伺候笨的人，伺候普通人。大家可能都用iPhone。乔布斯够聪明，比我聪明得多，但他伺候我。还有消费者也是最不讲良心的，你对他服务好他才买你的账，无论你过去做得多好，如果哪一天不好了他就弃你而去。你要培养客户的忠诚度就是要不断让客户满意。市场经济不是为少数人服务的，是为大众服务的。企业伺候的人越多才越赚钱。你看哪个企业伺候的人越来越少了，离完蛋不远了。人类有市场之后所有的技术进步都是在减少上层和下层之间的差别，给大众带来更多的好处。

爱迪生发明电，消灭了人与人之间照明的差距。没有电的时候，穷人点不起蜡烛，皇宫贵族人家有很多蜡烛，所以它的照明和你相差很大，现在没有了。没有电视机、网络的时候，皇宫里面可以现场直播，歌女、舞女来表演，皇帝躺在床上看。现在普通人都可以躺在床上看大腕们演出的现场直播。技术进步了，大家更平等了。

政府和企业的差别在于，政府是靠税收拿收入，企业是靠价格获得收入。中国人很希望什么事都让政府做。政府靠强制收费，所以它提供的服务可能价值远没有它花的成本大。企业提供的服务的价值如果没有成本高的话，它就完蛋了。任何产品的价值，就是消费者的评价。今天讲劳动价值，是有问题的。价值是主观的，不是你花的劳动时间多你的价值高。一件产品能卖的价格，从来不可能高于它的价值。这个差额是什么？消费者剩余。市场竞争什么？竞争谁能为消费者创造更多的剩余价值。两个企业，第一个企业创造9个单位的价值，第二个企业8个价值，但第一个企业的成本是6，只能带给消费者3的剩余，而第二个企业的成本是4，可以带给消费者4的剩余，那么一定是第二个企业赢。

不是生产的东西好就能赢，还要看你能够给消费者多大的剩余空间，给消费者带来多大的好处。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中国产品过去二三十年行销全世界。因为中国成本低，中国人给消费者留下的剩余多。做企业的人要认识到给消费者带来的剩余。技术进步的最大受益者是消费者，今天的消费者花几百美元就可能得到几十年前花数万美元同等甚至更强功能的计算机产品。

创新，就要理解人性

以前索尼不把三星看在眼里，现在三星不把索尼看在眼里。作为一个企业要追求基业常青是可以，但是要做到很难，就是因为创新是创造性的破坏。要给消费者带来更多的剩余，靠什么？靠创新。创新是什么？无非两个方面：怎么提高总价值，怎么降低成本。

我把企业家分为三类。

第一类企业家，能够识别出消费者自己都不明白的需求，这是最伟大的，他们创造产业。比尔·盖茨、乔布斯，就是这样的企业家。

第二类企业家，能够更好地满足已有的需求。他们可以以很低的成本进行大规模制造。

第三类企业家，按订单生产，不需要太多的想像力，人家把设计都做好了，你生产就是了。中国最多成功的企业是第三类，做OEM(编注：代工生产)，其次是第二类。我们有多少人可以称为是第一类企业家？很少！其实，企业创新说到底，就是对人性的理解。乔布斯做任何一个东西，都问自己一个问题：如果这个东西我是客户我会满意吗？什么是对我最方便的？他要手机用一个手指就可以操作，工程师说技术上不可能，但乔布斯说不可能也要做到。最后做到了，这就是一种对人性的理解，对真善美的理解。这是一个成功企业家的必备条件。艺术家、科学家都要有这个因素，但是对企业家更重要。创新就是让同样的资源创造出更大的价值。

我们看到大量的户外广告，一个合同就是一年，花上比如说200万。但比如说，对卖羽绒服的而言，冬天来临之前广告才有用，夏天的时候广告没有意义。我的一个学生就想出分时传媒，按月甚至按周刊登广告，客户只需要在最有价值的时段做广告，原来这个广告200万，他分给两个人，每个人收150万，客户少支付50万，他多赚100万。商业模式、技术进步最后关键都是看你能不能给客户创造价值。

还有，创新是创造性的破坏。很多的企业认识不到这一点。索尼公司最成功的产品是什么？walkman。但当MP3、MP4出现时，索尼公司不愿意推，因为推MP3、MP4的话，walkman就完蛋了。而发明walkman的这个人在索尼公司内部地位没人敢挑战，谁都害怕得罪他。结果亏损得一塌糊涂。尤其是，现在技术进步、技术传播速度越来越快，导致什么结果？企业的寿命越来越短，以后做企业别指望长生不老。柯达破产了。5年前诺基亚(微博)红得不得了，现在也不行了。以前索尼不把三星看在眼里，现在三星不把索尼看在眼里。企业追求基业常青是可以，但是要做到很难，就是因为创新是创造性的破坏。

利润就是责任

企业家能承担多大责任也依赖整个国家法律文化道德。如果把产品的商标撕掉，有多少产品有人敢买？这是中国企业现在面临的非常大的挑战。企业要成功，还有一个承担责任的能力。亚当·斯密讲市场规模越大越有效率，但市场越大，交易者之间越陌生，怎么能让人家相信？以这瓶矿泉水为例。我不认识制造商，老板工人我都不认识，怎么信任它？

我提出一个概念，连带责任。这是从中国历史上得到的启发。皇帝怎么能够统治这么多人？这和连带责任有关。企业本质上是一个连带责任。一个国家，一个社会这么大，市场很大，怎么办？不需要认识每个人，只要记住A、B企业就可以了，企业内部承担连带责任。每一个现代组织本身都是一个连带责任，国家也是连带责任。每个人太渺小，几十万员工怎么办？为什么要有老板？让老板对所有员工承担连带责任。什么叫老板？就是找不到别人的毛病，都是你的毛病。因此，老板就要加强公司治理管理，否则肯定破产。

第二，企业一环套一环，一个大企业背后有数千数万小企业，一个品牌企业要为所有的上游企业承担连带责任。你开车在高速公路上出事了，零部件不合格，钢铁制造商生产的钢材(4086,-11.00,-0.27%)有问题，但是责任是谁的？汽车制造公司的。客户只需要找汽车制造公司。从这个意义上讲，什么叫利润？利润就是责任。如果你只能对自己负责，就只能当个个体户，或者当个雇员。如果你可以为10个人承担责任，可以搞一个小餐馆，搞一个普通软件公司。如果你可以为1万人承担责任，那就能做个大企业。中国的企业现在暴露出那么多问题，为什么？企业发展很快，但承担责任的能力没有建立起来。

看看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后出现三聚氰胺的事情，牛奶公司没有能力为奶农和奶站承担责任，就出问题了。我调查过蒙牛，自己养的奶牛生产特伦苏牛奶，奶源没有问题，就是外购的牛奶出问题了。还有很多的其他例子，比如瘦肉精的问题。企业家能承担多大责任也依赖整个国家法律文化道德。我们为什么要保护知识产权、保护品牌？为了消费者，不是为了所有者。如果把产品的商标撕掉，有多少产品有人敢买？这是中国企业现在面临的非常大的挑战。企业做不大，不完全是技术性问题，是你的管理和体制问题。

经营企业的人，必须记住这两条。第一，提高创造价值的能力，特别是创造剩余价值的能力。第二，提高你承担责任的能力。这两条是相互联系在一块的，缺少任何一个能力都做不大。为什么大企业很重要？大企业是现代社会信任的基础。没有这些大企业，我相信市场经济不会发展到现在。一个沃尔玛背后有这么多企业，他们为这么多企业承担连带责任。这一点我们一定要认识，老批评企业垄断是有问题的。总之，市场靠的就是企业家精神。任何阻碍企业家精神发挥的政策都是反市场。

计划经济最大的特点就是阻碍企业家精神发挥作用。不要以为我讲的就是西方的东西，不是中国的。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自由主义者是谁？老子。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自由市场主义者是谁？司马迁。老子没有理解市场，老子主张清心寡欲，自己过好自己的日子就可以了，老死不相往来。司马迁一开始就批评了老子。人喜欢幸福，喜欢吃好的，听悦耳的，看漂亮的。人们已经习惯很久了怎么改变呢？(编注：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说，“至若诗书所述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埶能之荣使。俗之渐民久矣，虽户说以眇论，终不能化。”)司马迁说，“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即最好的政策是自由放任。老百姓自由地去追求幸福，财富就自然来了，政府为什么要管这么多呢？

可惜，中国2000多年从来没有按照这个做，中国的政策和司马迁所说是倒过来的。首先和你争，争不过了就整你、骂你。实在管不了的，最后才顺其自然。很自豪司马迁是我们陕西人[编注：张维迎1959年生于陕西省吴堡县；司马迁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145年)，夏阳(今陕西省韩城，一说山西省河津)人]。司马迁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为企业家立传的人，他写了30多位企业家的传记，我觉得非常了不起。可是他的思想只能停留在书里面，不能变成中国(包括近代)的行动。

两个错误思潮

中国之所以能发展好，是因为政府管得越来越少，国有企业越来越小。而中国之所以还有这么多问题，就是政府还管得很多，国有企业还很大。接下来我们看中国这几十年的改革是什么？就是市场化和企业家的崛起。计划经济就是“强盗的逻辑”，就是你没有自由。

我在农村的时候，农民养的鸡下的鸡蛋要卖给供销社，供销社都要给城里人吃的，没有自由的。农民要种什么庄稼也没有自由。改革以后“市场的逻辑”是什么？就是给你自由。所以，自由和市场是同一个概念。如果你主张市场就是主张自由，如果主张自由就是主张市场。公有制和私有制的区别是什么？一般认为，私有制下权利是个人的，公有制下权利是大家的。这是不对的。集体是不会行使权利的，国家怎么行使权利？只有有血有肉、有意识的人才能行使权利。计划经济公有制下，行使权利依赖于官位的大小，消费品的分配都是按照官位区别对待的。出差坐火车，各个干部坐的车厢也是不一样的，坐飞机没有局级干部坐不了的，家里安的电话也不一样，看报纸也看你官多大。这时候，追求幸福就是争夺官位，你上去我就上不去，所以要把你弄下来，那个时候斗争很厉害。每个人都在忙着怎么毁灭别人。

引入市场之后为什么发展起来了，不一样了？每个人追求自己的幸福，就得创造财富。农民要富，就要看你卖的东西人家买不买，所以获得任何一分钱都要给人家带来价值。1984年，粮食就过剩了。市场经济之下，如司马迁所讲：“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聚万者与王者同乐。”就是说，你有千金的财富，可以过上跟诸侯差不多的生活；有万金的财富，可以跟国王一样生活。现在大老板的车都不比市长的差，这就是市场带来的变化。

中国经济的市场化过程伴随三代企业家。第一代是农民企业家。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的第一代企业家大部分都是农民，为什么？中国改革开放之前最聪明的人，一个当农民，一个当干部。为什么要当农民？因为户口进不了城市。第二代，官员下海，变成企业家。第三代，海归企业家。从制造业、房地产再到互联网，就是这些人一代一代发展起来。

中国下一步怎么办，依赖于我们如何看待改革的成就和问题。中国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就，也出现了很多问题，贫富差距、腐败、医疗教育等等。这样，出现了两种思潮。第一种思潮认为，改革失败了，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都是市场化的恶果。第二种思潮认为，中国的成功是由于“中国模式”。什么叫“中国模式”？第一，政府管得多。第二，国有企业大。特别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突然之间发现自己这么重要，“中国模式”的说法流行起来了，官员牛得不得了，开始教训美国人。

这两个思潮都错了。“改革失败论”是否定过去的市场化，“中国模式论”是否认未来的市场化。中国之所以发展好，是因为政府管得越来越少，国有企业越来越小。而中国之所以还有这么多问题，就是政府还管得很多，国有企业还很大。所以未来你只有继续推进市场化改革，继续推行国有企业改革，让民营企业有更大的舞台，中国才有希望。企业家精神的阻碍政府所有的干预都抑制了真正的企业家精神。我们从中国增长方式转变来谈这个问题。

首先，中国的市场潜力是巨大的。看个数字。2000年，广东省GDP是香港的70%；2009年，香港是广东的36%。中国很多省经济规模已经超过一些国家了，比如越南的GDP相当于中国排在23位的省，蒙古国的GDP比我们西藏还小。再看人口。200年前，英国工业化的时候全世界的人口是10亿，英国1000多万，占1%多。100年前，美国崛起的时候，全世界人口16亿，美国9000多万，占5%多。人类历史上，占世界人口20%的国家开始工业化，中国是独一无二。如果200年前英国的人口占全世界20%，估计不会打鸦片战争。

每一种产品都是个大市场，这是中国企业家的幸运。上海一年14万对夫妇结婚，每对夫妇消费10万就是140亿元的市场。我们的手机用户是7.47亿(编注：工业和信息化部统计显示，截至今年2月，全国手机用户总数达10.06亿)，法国人口才6000万，相当于13个法国。有些产品是与人口相联系的。过去20年最大的进步就是中国的交通。现在和20年前比，任何两地之间花的时间是原来的三分之一。(惟一例外的是城市内部)原来3天到的地方现在1天肯定到了，了不起的。

中国从物理上讲已连成了一个统一市场。很多人对高铁的批评很多。我说，这个有成本，但不要简单从需求的角度看。高铁使中国各地之间更好地连起来，结果是什么？国地域分工会发生巨大的变化。很多原来上海的产业可能转到其他地方，其他的产业转移到上海。郑州人早晨坐高铁到西安，1小时50分钟，玩一天晚上回来了。

要把中国的市场潜力发挥出来，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靠什么？我们现在是靠政府，靠产业政策，这是有问题的。我觉得，要靠企业家，不能靠政府。要靠私营企业，不能靠国有企业。

但现在阻碍企业家精神的因素太多。

第一，特权太多，自由太少。中国的任何事情，都要讲特权。你能不能办学校是特权，不是人权。我们出版社都是这样的，你想办一个杂志不可能，这都是垄断，都是特权。商业银行法规定10亿元资本注册可以做商业银行，但你拿出10亿元注册，不可能的事。不让企业家自由创业，谈何市场经济？

第二，国有企业这么强大，民营企业空间越来越小。因为你没有它那么深的钱袋子，它亏了无所谓，你亏了就得跳楼。

第三，私有产权得不到有效保护。很多企业家移民，因为没有安全感。怎么能够使他在这里创新？大的创新都是10年、20年才见效。如果你没有远虑就有近忧，怎么做这个？

第四，政府干预太多。看看产业政策，看看中国这几十年，从计划经济开始有哪个成功的？没有一个成功的。这个是一位退休下来的计委(编注：国家计划委员会，1998年3月，更名为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2003年3月，将原国家经贸委的部分职能和原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一同并入，改组为“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官员说的。现在的政府投资，100亿个里面只有30个亿最后做项目，另外70亿都被中间拿走了。所以修高速公路，修任何东西，都比别人成本高，为什么？腐败。

产业政策有一个假设。政府官员比企业家更能看明白未来。企业家投资，脑袋挂在裤腰带上，冒着风险。我们不相信，少男少女坐在办公室，反倒有权力说这个不能投资那个能投资。发改委官员老说产能过剩。你怎么知道过剩？1990年，中国有200多家电视机生产定点企业，新企业要进都进不去，结果有一些地方偷偷进去，现在电视机企业有哪一家是那200家定点企业？包括我们上海的金星电视，还有吗？没有了，还是市场说了算。产业政策，很糟糕的东西。产业政策现在变得是人们去寻租的一个方式，政府给钱，就去想着怎么讨好政府。一些所谓高科技企业就是靠政府补贴赚钱。所有这些政策，创造了一个腐败产业。国务院刚出台150亿元支持微型企业的贷款政策(编注：《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支持小型微型企业健康发展的意见》，2012年4月19日发布)，就有人找上门来帮你搞贷款，20%的回扣。

国家的财政增加太快，政府钱花得实在是没有效率。政府所有的干预都抑制了真正的企业家精神。尤其是，高科技这个东西更不能靠政府做。什么叫高科技？就是大部分人弄不明白，只有少数人在猜，企业家就是猜。政府坐在那里审批，找一些专家，专家能懂那个东西？可以想象一下，谷歌、Facebook、苹果，甚至30年前的微软(微博)，政府专家审批能过吗？肯定过不了。

去年去美国加州访问，我们的企业家就问“摩尔定律”(编注：英特尔(Intel)创始人之一戈登·摩尔(Gordon Moore)提出：当价格不变时，集成电路上可容纳的晶体管数目，约每隔18个月便会增加一倍，性能也将提升一倍。换言之，每1美元所能买到的电脑性能，将每隔18个月翻两倍以上。该定律揭示了信息技术进步的速度)的提出者如何看待政府对高科技的扶植政策。他不相信政府审批这些东西，政府怎么能通过评审评出来哪些东西有前途？

企业家的精神要通过市场检验，最后才是有希望的。

政改不能拖

1980年代、1990年代的中国企业家就像牢里面的，我们自由很少，但是每天充满希望。现在我们看起来自由，但是胆战心惊。当然，最大的问题，就是中国政治的不确定性。这就是我们讲到的政府改革。政府的因素导致什么问题？在一个好的制度里，合理就是合法的，合法就是合理的；一个不好的制度里，合法的基本不合理，合理的基本不合法。我们计划经济就是这样。我们改革就是增加后者，减少前者。如果一个国家里人们为社会创造财富反而是一个罪行，这个体制就有很大的问题。这个问题并没有解决。

中国企业家搞的是制度创新，美国企业家搞的是技术创新。什么叫制度创新？如期权激励能不能搞，如何转制，等等。真正的市场经济下企业家不需要太关心这些问题。中国一个企业上市要花企业家多少时间？中国企业上市，老总剥一层皮。还要审批，还要找发审委，认识人不认识人就不一样，还经常有人找我，还好我不认识人。这是中国的悲哀。

下一步，政治体制改革如果不能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空间很小。企业家现在到了什么情况？打个比方。如果一个人是在坐牢，他觉得有人营救他；而另一个人是自由人，但是有人在追捕他，你觉得哪一个人感觉更好？牢里面的人。人的幸福感取决于对未来的预期。1980年代、1990年代的中国企业家就像牢里面的，我们自由很少，但是每天充满希望。现在我们看起来自由，但是胆战心惊。政治体制改革是一个很大的题目。这个东西不可能再拖下去，无论从我们内部的挑战还是从人类进步本身来看，都不可能。先搞经济自由化，然后实现政治民主化。

但不可能停在这。中国只要停在这就会倒退，一停止改革就会倒退。国有企业越来越大，民营企业越来越难。未来之路你们相信自由，你们相信民主，没有人能够阻碍你们。但是如果你不相信，有人推动也没有用。

什么决定我们的未来？第一，理念。第二，领导力。理念是什么？我非常不赞成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但是我特别喜欢凯恩斯这段话，“从长远来看真正起作用的是观念，而不是既得利益。”凯恩斯的对立面，米塞斯也讲过类似的话[编注：奥地利经济学家路德维希·冯·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1881年9月29日-1973年10月10日)]。大卫·休谟(编注：David Hume,1711年4月26日-1776年8月25日，英国哲学家，主要著有《人性论》、《人类理解研究》、《道德原则研究》和《宗教的自然史》)曾说，尽管人的行为是由利益支配的，但是利益本身是由理念决定的。人类历史上很多重大的变革、成功的变革都是既得利益出身的人推动的。中国共产党闹革命，创始人、领导人哪个是工人阶级？没有。为什么闹革命？理念变了。再往前，美国发动解放黑奴的运动，很多人是白人，白人成立解放黑奴的协会，靠协会的主要成员来推动的。所以理念非常非常重要。相信市场，相信企业家精神，我们走的路就完全不一样。

我去年11月26日在中国经济学家年度论坛暨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2011)颁奖典礼上讲过，人类犯错误，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无知，我们不明白。一个是无耻，我们太明白。中国的很多错误例子是因为多数人的无知和少数人的无耻，比如“文化大革命”；比如“大跃进”，先是无知后来无耻；包括产业政策。为什么要市场经济？因为它可以缓解这个问题。有市场经济，不会有“文化大革命”，没人能够发动这么大的力量。人们有言论自由就有反对的声音出来，减少人类由于无知所犯的错误，也可以减少人们因为无耻而犯的错误。建立一个好的理念非常重要，对年轻人尤其重要。你们在脑子里想什么，你们相信自由，你们相信民主，没有人能够阻碍你们。但是如果你不相信，有人推动也没有用。我希望大家认识到这一点。

还有一个，领导力。世界上所有伟大人物，都是敢于承担责任，有理想的人，没有这些人，事情做不了。邓小平改革不是出于利益而是理念。理念很重要，如果理念变成这些伟大人物的理念，就更重要。我们现在这个体制有个特点：不可预测性。这种高度不可预测，和语言腐败有关。语言腐败什么意思？就是滥用语言，典型形式是冠恶行以美名，或冠善行以恶名。语言腐败是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1946年提出的，不是我发明的。大家知道，在他《1984》这本书里面，专门制造假新闻的部门叫“真理部”，专门发动战争的部叫“和平部”，专门迫害异己人士的部叫“友爱部”。好名字都被占了。

中国的语言腐败太多了，几乎每一个政治词汇都已经腐败了，和本来的含义不一样。人民代表，我们实际上背后就操作了，投票本来应是自由意志和良知的体现，我们只是动手，已经没有灵魂了，所以投票也腐败了。这个腐败引起了体制很大的问题。现在市场发展当中出现的很多现象，坑蒙拐骗，道德的问题，被很多人归咎为市场。这是错的。

语言腐败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道德堕落。一个人一旦突破了诚实这一点，满嘴假话的时候他已经没有任何道德可言了。18世纪美国独立战争时代的思想家托马斯·潘恩(编注：Thomas Paine，英裔美国思想家，1737年1月29日-1809年6月8日)说：“为了人类的幸福，一个人在思想上必须对自己保持忠诚，所谓不忠诚不在于相信或不相信，而是在于口称相信自己实在不相信的东西。

思想上的谎言在社会里所产生的道德上的损害是无法计量的。当一个人已经腐化到侮辱了他思想的纯洁，从而宣扬他自己所不相信的东西，他已经做好了犯任何其他罪行的准备。”官员每天说假话，收受贿赂还会有心理障碍吗？谎言盛行的社会，生产假冒伪劣产品的人还会有罪恶感吗？最后你看小悦悦没一个人救，能怪谁呢？［编注：2011年10月13日，2岁的小悦悦(本名王悦)在佛山南海黄岐广佛五金城相继被两车碾压，7分钟内，18名路人漠然路过，最后，拾荒者陈贤妹施以援手，引发热议]语言腐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思想的市场。

如果有了舆论自由和出版自由，我们的语言腐败就可以减少很多。一个社会只有有了思想自由，每个人追求梦想、追求幸福才能成为一个积极的行动。只有在这个情况下，我们才会不断地创造，我们就会有新的技术出来，然后人类就可以不断地进步，我们才有一个美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