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策智库 ChangCe Thinktank

电子游戏的秘密：雅达利和它的 PONG
from iFanr 爱范儿 ♂专注于拇指设备的小众讨论 by 潘宁


1974 年 2 月的一天，嬉皮士摸样的史蒂夫?乔布斯（ Steve Jobs ）坐在雅达利公司 （ Atari ）大厅舒适的沙发里，盯着大厅上悬着的漂亮的大灯发呆。时不时他还更换下坐姿，脚上的凉鞋和整个严肃雅致的大厅显得非常不协调。旁边雅达利公司的前台和保安有些局促不安地看着乔布斯，不知该拿他怎么办。

有人去通知雅达利的首席工程师阿尔?奥尔康 （ Al Alcorn ），说有个吊儿郎当的人赖在公司大厅不走，还说要不雇用他他就不走了。问该怎么办？奥尔康一听来劲了，说那我就去看看吧。没想到就是这一看，改变了后来美国的电脑产业。


雅达利是诺兰?布什内尔 （ Nolan Bushnell ）与泰得?都布尼（ Ted Dabney ）各出资 250 美元于 1972 年 6 月 27 日创建的。这个起步于加州圣克拉拉工业区一座 1000 平房英尺厂房内的公司，谁也没料到在十年内就成为了一家价值 20 亿美元的娱乐巨头。也是当时美国最惹眼最热门的公司。雅达利公司的创始人之一布什内尔是个很有魅力的人。喜欢开着劳斯莱斯四处转悠，吸食毒品，在浴缸里开员工会议。“近朱者赤，近墨者黑。”雅达利公司的文化自然就带着点公司创始人的这份闲情逸致，否则也不会有像当年“享乐中赚钱”这样的广告，也就吸引不到桀骜不训乔布斯的注意了。

一个快速成长的公司往往有一个杰出的领导人和一款与众不同的产品。雅达利恰好两者都拥有。

布什内尔出生于二战期间的 1943 年，从小就特立独行，喜欢专研哲学。15 岁就独自完成了早逝父亲所遗留下的未竟的建筑工作。布什内尔后来说“当你在 15 岁就能完成那些事时，你就会相信自己能做任何事。”

1962 年，布什内尔进入犹他大学念书。一年级的时候，他就在他的一篇学期论文给自己的未来定了调：他的九一原则。即什么事只要掌握百分之九十即可，剩下那需要毕生精力才能掌握的百分之十就随风而去吧。这也暗含了布什内尔贯穿一生善变的取向。

布什内尔天性好玩。在一次扑克牌赌博中他输掉了他的学费。因此，他被迫去打工赚钱。“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他在盐湖城的一个娱乐城里找到一个管理街机游戏的工作，让他第一次接触到了影响他未来一生的娱乐产业。在那儿，他观察顾客玩游戏，以及维护游戏机，使他初步了解了游戏产业的运作方式。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犹他大学、斯坦福大学以及麻省理工是全美计算机环境最好的三所大学。这也是为什么布什内尔选择犹他大学的主要原因。虽然他的专业是工程学，就如对待哲学一般，布什内尔也喜欢新兴的计算机学科。

当时，犹他大学计算机系有着全美最好的计算机实验室。布什内尔作为一个本科生，不太有机会进入实验室。他就施展手段，和一些助教成为了朋友，终于可以成日成夜的呆在实验室里了。很快，他就学会了用 FORTRAN 和 Gotran 编程。

1961 年，麻省理工的史蒂夫?罗素（ Steve Russell） 在 PDP-1 上开发了第一个电子游戏 Spacewar ，该游戏不但风靡了麻省理工，很快也传到犹他大学风靡开来。好玩的布什内尔马上喜欢上了这个游戏，并持续不断地玩它。虽然没多久犹他大学的很多学生组成团队开发了七个不同的电脑游戏，包括布什内尔自己，但 Spacewar 依旧是布什内尔的最爱。直到布什内尔于 1968 从犹他毕业，这期间他一直都在玩 Spacewar 。布什内尔后来自己也承认，Spacewar 影响了他之后的人生。

毕业后，布什内尔在北卡罗来纳的一家工程公司 Ampex 工作了快两年，研发了一套高速数字记录系统。很快他就对这工作失去了兴趣 。也许是对 Spacewar 难以忘怀，精力旺盛、雄心勃勃的布什内尔决定在业余时间自行研发一套基于投币的 Spacewar 游戏系统。而他的工作室就在他家的起居室里。

一开始，他想用德州仪器的 minicomputer 来做，但发觉其运算能力很差，基本上渲染不出让人兴奋的游戏效果。意识到游戏对运算能力的需求和普通应用不一样，布什内尔决定做一台专注于 Spacewar 的设备而不是通用计算机。这就是后来专用游戏主机的第一个概念。身为 Ampex 的工程师，布什内尔很容易拿到他所想要的各种零件。

Ampex 有一个政策。只要零件不是很贵，可以免费提供给员工使用。每个人都称之为 “ G-jobs. ”

对于那些 Ampex 没有的零件，我从 Marshall Electronics 那里获得。每个工程师都和一些有着所有零件的销售人员有关系。只要你和他们说“你能给我这些零件吗？我正在做一个新项目，如果它不错我可以给你订单。” 你就能拿到。

－ Nolan Bushnell

罗素在麻省理工没有做到的，布什内尔做到了。和罗素那运行在价值十二万美元的 PDP-1 的 Spacewar 不一样，布什内尔的 Spacewar 运行在他便宜的 Computer Space 上。游戏电路板做成之后，布什内尔用一台黑白电视做为游戏的显示器，并把投币器和电路板都安装于一瘦铁盒内。当一切完备之后，布什内尔却遇到了一个大问题。在当时，投币电子游戏产业并不存在。他该如何去开创这样一个产业并赚钱呢？

布什内尔找到了 Nutting 。Nutting 同意生产该机器，但有一个条件，就是布什内尔需要加入 Nutting 作为首席工程师负责研发生产。布什内尔同意了。其实 Nutting 让布什内尔加入除了 Computer Space 之外，还需要布什内尔的专业技能帮他们解决另外一些项目上的问题。尽管如此，布什内尔也毫无怨言，白天他帮 Nutting 解决其他项目的问题，晚上就继续完善 Computer Space 的工作，包括机器外观和操作手册等。 关于版权及游戏产品的专利，布什内尔为了 Computer Space 能顺利推出都做出了种种让步。

Nutting 最终生产了一千五百台 Computer Space 。可惜的是，世界上第一款投币电子游戏机并没有卖出几台就草草收场。没多久， Nutting 也陷入了危机。总体说来，新的东西，无论是技术也好，还是产品也好。只要太复杂，受众一时半会还接受不了是很难流行开来的。Spacewar 对于在校的学生也许是一款很好的游戏，一旦将它和弹珠台并排放在一块时，它的操作就显得太繁复了。想想看，有那个到弹子房玩游戏的人，为了玩会游戏却需要看一大本操作手册呢？

可以说，雅达利的创建就是建立在 Computer Space 失败基础上的。因为在 Computer Space 失败后，布什内尔就暗下决心要成立自己的公司了。

雅达利的第一个正式职员的入职就体现了布什内尔与众不同的商业头脑。与很多创业公司不一样，雅达利的第一个正式员工是前台接线员兼秘书，17 岁的辛西亚?维拉努瓦埃 （ Cynthia Villanueva ）。布什内尔希望打电话进来的人感觉到雅达利是一个成熟的公司，而不是老板多于员工的新创企业。

雅达利的第二名正式员工是奥尔康，一个拥有加州伯克利工程学士学位的年轻工程师。布什内尔在雇用奥尔康后就给他分派了任务，要他基于乒乓球的概念研发一个电子游戏，即后来的 Pong 。为此，布什内尔还编造了一个故事，说公司已经和通用电气 （ GE ）签了一个协议要研发这个项目。事实上，在当时，GE 知不知道雅达利还是一回事呢。布什内尔最初的用意只是希望借助这个项目的研发让奥尔康熟悉电子游戏制作的流程。事情的发展却是“无心插柳柳成荫。”

奥尔康实际是布什内尔从 Ampex 挖来的。当时，Ampex 正处于低潮，除了一万二千美元的年薪，布什内尔还许给奥尔康雅达利的头衔和股票。尽管知道那些可能是些虚的东西，奥尔康还是接受了 offer 来到了雅达利。奥尔康在 Ampex 的时候就已经接触到了制造电子游戏电路所需要的 transistor-to-transistor （ TTL ），所以他发现布什内尔当时设计 Computer Space 的电路设计已经过时，最后，他自己重新设计了电路。

奥尔康不仅仅是从硬件上更改了设计，他还从游戏的整体设计上进行了大量的修改。游戏从系统上看更为简洁，规则上更为有效并且有趣，甚至在球反弹的速度上也不再是一成不变，而是依情况而定，这大大增加了游戏的可玩性。

某种程度上来说，人们玩游戏的本意就是一种放松。所以游戏系统必须尽量的简单，最好是一看就会。而规则则需要简单却有趣，在游戏最重要的可玩性上，则必须做到能将玩者的所有感官和能力都利用上。感官是视觉、听觉和触觉为主。能力，则可能是玩家自身倾其所能所能达到的最好控制力。奥尔康所设计的 Pong ，方方面面上都达到了很高的标准。

虽然布什内尔对奥尔康花了三个月做出来的 Pong 很感兴趣，而且也觉得该游戏很好玩。但因为之前有过 Computer Space 的失败教训，为了测试其他人对该游戏机的看法。他和奥尔康决定把 Pong 的原型机放在一个叫 Andy Capp’s Tavern 的啤酒吧里，因为该啤酒吧有一个游戏室。

在他们在 Andy Capp’s Tavern 放置了 Pong 之后的两周，奥尔康接到酒吧的一个电话说机器坏了，请他们赶紧去维修。

一到那，酒吧的老板就对我说：“ Al，这真是件奇怪的事。当我今天早上打开酒吧门之时，有两三个人等在门口。我开门之后，他们径直走向游戏室去玩 Pong ，却什么东西都不买。这是以前从来没有发生的事。”

后来我去修机器。最初不知到底发生了什么。当我打开装硬币的盒子时，盒子里的硬币哗啦啦地流到了我的手里。我终于明白是怎么回事了。是硬币塞都塞不进去了。我把硬币都装进我的袋子里。然后找到老板说，问题解决了。并将自己的名片塞给他说：“以后再发生同样的事，直接打电话找我就行了。”

－Al Alcorn

布什内尔没有料到 Pong 会那么成功，所以他将 Pong 游戏的 License 预先订给了 Bally 和 Midway 公司。当他知道了奥尔康电话这件事之后，他就后悔了。他想了个办法，将两家公司的生意都给推掉了。办法就是跟 Bally 说 Midway 不要了，说游戏不好。跟 Midway 说 Bally 不要了，也说游戏不好。

然后，布什内尔编造出一大堆意向合约，从银行借到5万美元贷款，在废弃的溜冰场建造简易生产线，以低薪雇佣了一批技术装配工人。由于当时买不到足够的监视器，只好从其它公司购回一些电视机，去掉塑料外壳和调谐器后代用。不到两年的时间，雅达利公司卖出的《PONG》游戏机达到1万台，美国几乎每间酒吧、每所娱乐场和每所大学俱乐部，都终日响着“Ping”“Pong”的声音。

雅达利也正是从 Pong 开始，拉开了它美国游戏王朝的序幕。

1975 年夏末的一天，受够了当时盛行的“球拍类游戏即将完蛋”言论的布什内尔找到了乔布斯，问他能不能设计一款单机版的 Pong ：即玩家不再跟对手竞争，而是将球击向一堵墙，每击中一次，墙上就会少一块砖。并告诉乔布斯，如果使用的芯片少于 50 个，那么每少一个，就会有一笔奖金。布什内尔心里清楚乔布斯不是个伟大的工程师，但他知道沃兹尼亚克却是个伟大的工程师。他完全能做到 50 个芯片以内。

乔布斯当然是冰雪聪明。将计就计把事情接了下来。反正做活的是那个沃兹又不是他，然后还有钱可分。何乐而不为呢？他也许没有很强的硬件设计能力，但他却有说服沃兹做某件事的能力。这就足够了。这也是布什内尔欣赏乔布斯的原因。而乔布斯在雅达利从布什内尔身上学到的最好的东西就是：做任何事，只要装得好像你掌控了一切，别人就会以为你真的掌控了一切。

所以乔布斯随后创造了苹果。

曾鸣：电商未来商业模式是C2B
imeigu.com　2012-06-06 20:51:02



曾鸣

新浪科技讯 6月6日晚间消息，阿里巴巴集团总参谋长曾鸣今日在瑞士信贷中国投资年会演讲时表示，B2C只是一个过渡性的商业模式，未来电子商务真正模式在于C2B。

曾鸣认为，B2C标准模式是传统工业经济时代的运作模式，随着未来互联网的发展，消费者的声音越来越强，未来的价值链第一推动力会来自于消费者，而不是厂家。“未来的商业模式定制会是主流。它的要求是个性化需求、多品种、小批量、快速反应、平台化协作，这个是我们能看得到的未来。”

在曾鸣看来，只是用技术的手段把零售环节做得比以前效率更高一点，很难看到电子商务的未来，因为电子商务和互联网的投资本身是巨大的，如果不能用这个投资创造足够多的新价值的话，这些投资是收不回来的，电子商务必然要求的是模式的根本变化。

在谈到物流问题时，曾鸣表示，过去两年制约电子商务最大的瓶颈是物流，由于有电子商务推动，国内的物流业已经在以每年30%-40%的速度增长，这个已经是极高的速度了，但远不足以满足电子商务100%增速的需求。

曾鸣透露，阿里巴巴下一步要做的是建立一个基于互联网的全社会物流信息共享平台，推动电子商务再往前走一步。物流之后是什么？电子商务的下一步是什么？曾鸣的答案是：供应链实时协同平台。

“只有当电子商务从网络零售走到了供应链实时协同的时候，价值链的每一个环节才在互联网上真正实现，它不再是线上线下割裂的一个个孤岛。”曾鸣表示。

在被问到到淘宝如何赚钱时，曾鸣否认了靠支付宝存量资金及与物流公司分成赚钱的猜测。

“当有这么大的理想的时候，怎么会去赚那么小的钱。淘宝要挣钱，实在太容易了，你每天有九千万人来，做个两千万笔交易，你不用问我，也知道怎么挣钱，而且那个钱肯定是很多很多的钱。”曾鸣表示。(均为)

以下为演讲全文：

曾鸣：我想先简单的讲五个观点，然后有更多讨论。首先阿里巴巴从1999年创业到今天，13年下来，我们既兴奋、又担心，兴奋在哪些？因为电子商务在中国刚刚开始，未来太让人兴奋，它有太多的成长，太多的空间。担心在哪儿，也是因为我们走了13年，这个行业才刚刚开始，有太多创新的压力，这个行业还有不断的新模式、新公司、新团队，不断的涌现出来。对阿里巴巴来说，这样持续的压力是我们实际上每天都在认真思考，非常辛苦的去应对的巨大挑战。

为什么说中国的电子商务刚刚开始？我想讲两个重要的观点。

第一，电子商务不仅仅是Online Sales，不仅仅是网络零售，现在大部分人讲的电子商务就是开一个网站卖东西，这个是极大的低谷了电子商务未来的这样一个发展空间，互联网作为一场技术革命。

它首先改变的是广告这个市场，Google在Search到Pay for Performance(p4p)这样的商业模式，根本上改变了广告的传统商业模式，广告从原来比较倾向于Branding的这样一个Value Proposition ，转向了一个可以去Measuse的精准营销平台，所以Google在过去这么多年的成长，很大得益于广告这个商业中最基础的一个环节，逐步从线下Migrate到线上，然后从线上的Banner的广告，再Migrate到Pay For Performance的这样一种精准营销的平台。

那个可以说是商务电子化的第一步，那么商务电子化的第二步其实是零售平台网络化，从最早的Ebay、亚马逊到今天的淘宝，其实我们做的是一个巨大无比的网络零售平台，淘宝从2003年创业到2008年第一次全年销售额达到1000亿，到今年，在不到五年的时间内，应该可以达到一万亿左右的交易规模，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量，我们08年达到1000亿的时候，当时国美、苏宁、百联都比我们大，他们是1040亿到1080亿左右，但是今天我们到一万亿的时候，他们的规模还是停留在千亿级的规模，这是第二步。

但是电子商务未来到底是什么，大家都知道，过去两三年制约电子商务发展最大的瓶颈其实是物流，从大家感受最深刻的就是两次，一个是前年淘宝做的双十一促销，我们叫做网络光棍节，去年我们双十一促销当天达到了53亿人民币的销售额，有1.2亿中国人当天访问了淘宝网，这大概是香港一天的零售总额。

当时出现最大的问题是整个中国物流系统全部崩溃，因为现在中国一天大概淘宝产生近800万个包裹，占了中国在路上跑的包裹量的60%，而那一次促销当天产生的是2000万个包裹，这个东西是要靠人、靠车去送的，这不是电子化的东西，不是你一想它就过去了。

过去两年制约电子商务最大的瓶颈是物流，而中国的物流行业由于有淘宝电子商务的推动，已经在以每年30%、40%的速度成长，这个已经是极高的速度在成长了，但是电子商务在以100%的速度增长，所以包括大家体会到的春运高峰，本来是传统零售最旺的一个销售季节，但是大部分淘宝店在那个时间都已经回家关门了，为什么？

是因为物流公司都停止送货了，物流公司被春运的铁路压力、公路的压力以及他们雇佣大量的民工回家，所以整个物流提前二十多天就关门歇业，所以电子商务在过去两年的春节，大家能感受得非常明显，当你最想买东西的时候，网络零售是跟不上的，这是因为快递瘫痪了。

我们下一步要做的其实是建立一个基于互联网的这种全社会的物流信息共享平台，推动电子商务再往前走一步，物流之后是什么？电子商务的下一步是什么？是供应链的实时协同平台，换句话说只有当电子商务从网络零售走到了供应链实时协同的时候，价值链的每一个环节才在互联网上真正实现，它不再是线上线下割裂的一个个孤岛。

比如说现在网络零售在线上实现了，但是物流大部分是在线下的，供应链更不用讲了，我举个具体例子，在淘宝上现在卖得好的那些领先服装淘宝大卖家，他们完全有能力一个星期就给消费者上新品，而传统线下的服装品牌，可能大部分还在做一个季度一次新品发布，能做到一个月一次新品发布，已经是非常好的企业了。

而淘宝卖家由于他们掌握了互联网营销手段，由于他们掌握消费者的真实数据，他们可以快速的上新品，但是他们不能够快速扩张的最主要原因是传统供应链不能支持他们的反应，不能支持他们的要求，中国虽然是号称制造业大国，但是这些淘宝卖家找不到好的供应商可以满足他们多品种、小批量、快速反应的生产能力，大部分的制造厂家愿意去给国外定单做一个定单十万单、五十万单，但是他不可能给一个淘宝卖家做一个定单，一款五千单甚至五百单，他们没有这样的柔性化生产能力。

同样原材料采购的任何一个环节也没有办法满足这样一个互联网新兴模式，传统供应链基本上是照28天左右的速度周转，而互联网的要求是7天甚至未来会更快，所以只有当互联网继续推动到整个价值链的各个环节，信息都能在网络、不同的Player之间实时协同分享的时候，那个时候电子商务才真正发挥出它的威力，它是一种全链条的价值再造过程，是一个价值创新的过程，而不是仅仅把销售这个环节搬到互联网，这个环节本身的价值创造是不大的。

那么这自然带来了我的第三个观点，未来的商业模到底什么，如果电子商务朝这个方向走的话？我个人觉得B2C只是一个过渡型的商业模式，未来真正的商业模式是C2B(Customer To Business)，B2C标准模式是传统工业经济时代大规模、流水线、标准化、低成本的这种运作模式，存货是它的天然模式当中绕不过去的一个致命点。

未来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特别是SNS化的网络，当中国的互联网人群快速的到五亿甚至七亿的时候，特别是大家越来越网络化，每一个消费者的声音越来越强，消费者群体的力量越来越大的时候，未来的价值链第一推动力会来自于消费者，而不是厂家，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它是Consumer Driving，而不是Manufacture Driving，这是一个根本的商业模式的变化。

那么当你真正由消费者驱动的时候，未来的商业模式，“定制”会是主流，首先会走向大规模定制，最后走向个性化定制，而定制的模式，它的要求是个性化需求、多品种、小批量、快速反应、平台化协作，这个是我们能看得到的未来。所以电子商务必然要求的是模式的根本变化，是一种全新的商业价值链再造，如果大家把电子商务看得过于传统，只是用技术的手段把零售环节做得比以前效率更高一点，那么大家很难看到电子商务的未来，因为电子商务和互联网的投资本身是巨大的，如果我们不能用这个投资创造足够多的新价值的话，这些投资是收不回来的。

最后一点想跟大家分享，电子商务在美国可能只是传统经济的一个补充，但是在中国，电子商务决定是一场革命，它的空间比美国多得多，当淘宝达到一万亿的时候，其实我们的销售总额已经超过了Ebay加上亚马逊，不仅仅是这个，大家可以想想看，美国的现代零售业其实是非常发达的，沃尔玛大概将近六十年前是从一个三万人的小镇逐步把它的服务扩张出去，最后才进入纽约的中心地带，沃尔玛这样一种覆盖模式，其实已经把美国的零售做得非常高效率。

大家可以想想看，其实八十年代沃尔玛就在用全球卫星的体系，在做它的整个物流管理、供应链管理，在这个基础之上，电子商务要再创造新的额外的价值，其实不是那么容易，因为原来的模式、效率已经足够高了。

但是在中国，现代零售其实是一块空白，虽然过去的十几二十年连锁零售，包括所谓的Category Killer，类似苏宁、国美这样的发展模式也非常快，但是毕竟也只覆盖到中国的二三线城市，主要以二线城市为主，在绝大部分的中国地区现代零售离他们还是很遥远的一件事情，大家想想干，你去一个县级城市，去百货公司，今天能买到什么，但是同样一个人，他在淘宝上能买到什么。

在中国最边远的一个农村，通过淘宝你能买到跟上海、北京、杭州完全一样的商品，完全一样的价格，传统零售到了边远农村，可能已经是五级分销体系，但在淘宝直接可以买到跟全中国任何一个地方的消费者同样的选择，他唯一可能额外的付出是快递的物流费用会高一点，等的时间不是两天，而是七天或者更长一点，但是这是有跟没有的差别。

比如说青川，大家都知道当时汶川地震的一个重灾区，阿里集团我们支持灾区重建的时候，我们没有去捐钱，我们是在当地设了淘宝服点和淘宝培训的小团队，经过这几年下来，青川在淘宝上的销售额，就是各种各样的卖家今年应该已经过千万了，从最早卖蜂蜜再到卖木耳、土鸡蛋，更重要的是淘宝在青川购买的商品已经超过了两个亿，以购买力平价来算的话，可能相当于他们的工资翻一倍都不止，同样2000块钱，现在能买到的东西，远远大于没有淘宝的情况下、没有电子商务的情况下他们能买到的价值。

在淘宝这个平台上，我们能看到三四线城市的增长是几倍于一二线城市的增长，未来两年三年左右，在淘宝上中国三四线城市的销售应该就超过了在一二线城市的销售，而且我们能看到三五年之内，在淘宝平台上承载三万多亿的成交总额，那个时候我们将超过沃尔玛的全球零售额，沃尔玛用六十年走的时间，我们大概用十二三年的时间可以走完，这不是因为我们有多了不起，而是因为中国给了我们这个机会，我们可以用最先进的技术手段，去Leap Frog中国零售发展的多个发展阶段。

所以要理解阿里巴巴的集团，要理解中国电子商务的未来，还要回到一个更大的图，我们到底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因为什么是电子商务，本质上是用互联网的技术手段去提升商业效率，而我们经过六十年的努力，真正在从工业时代走向信息时代，从四十年代人类的第一台电脑到五十年代的主机，七十年代的PC，八十年代的

Mini-Computer，九十年代的PC跟Internet，到今天的Mobile Internet，到大家最近听得都可能有点耳朵生茧的云计算，云计算本质是什么？云计算是这一轮六十年的IT技术的积累，最后把IT技术变成通用服务，变成公用事业的一次技术尝试和努力，云计算对于我们未来的价值就像1900年电网对于工业时代的价值。

大家一想到工业时代就会想到福特，想到卓别林演的那个流水线，1913年的福特流水线是全球第一条用电驱动的流水线，1893年爱迪生在曼哈顿的市中心，建了第一个电场跟电网，覆盖一平方公里左右的商业跟居民用电，到1913年，不到二十年的时间，美国用电量的50%是通过电网远程输送，而不是早期当时每一个工厂要用电的话，自己是要买设备，买煤，自己发电。

从私有发电到公用电网，Public Utility的模式，是电力时代一个根本性的飞跃，也是工业时代发展的一个基础，Clock Computy(音)从经济学的意义上，更准确的一个提法其实应该叫做Utility Computy，将来的计算能力将无处不在，随时可用，极为方便、极为低廉，我们已经看到这个趋势正在变成现实。

当云计算成为互联网时代、成为数据时代真正的基础设施的时候，无数创新的可能会进一步出现，电子商务只是这个过程中间最直接的一个体现，所以当你从这个角度去看的话，你不会受限于今天有多少B2C在烧钱，中国的电子商务到底有没有未来，中国的电子商务有太好的未来，因为那是历史大趋势，只是看我们能做得多好，我们的创新能有多大的努力。

在阿里巴巴集团，我们讲得最多的是感恩和敬畏，因为我们感恩这个时代给了我们这个机会，我们非常敬畏这样一个历史大变革的过程当中，谁能够跑到最后，不知道，我们在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谢谢大家。

嘉宾：我想请教一下，刚才你提到对于电子商务未来得发展趋势，从大规模定制走向这种所谓的C2B，小规模定制，柔性制造，据我了解，中国很多服装企业，包括很多企业，都是希望很大的定单，很少的品种，这样管理比较容易，他们还没有这样的能力，阿里巴巴来讲怎么帮助他们提升这种能力，因为这个听上去是非常线下的一个工作。

曾鸣：其实重要的是我们不做什么，因为实际上既然这场技术革命必然带来的趋势，一定会有很多企业往这个方向去努力的，阿里巴巴集团一直强调的一点，我们是推动中国电子商务发展基础设施的建设，促进一个开放、协同、繁荣的电子商务生态系统，所以我们其不会很主动的在这些你讲的能力转化当中做太多的事情。

因为那是我们平台上六百万卖家自己会去努力尝试的，我们更多的是把技术平台、把诚信平台、把交易平台做得更加低门槛，让创新更容易发生，同时也把信息交换的平台做得更加宽阔，更加的有深度，这样不同的Player可以在这上面有更低的商业运作成本，至于单个企业怎么去形成这样的大规模定制能力，原来那么多的企业如果转型转不过来怎么办，那个是他们要去面对的问题，我们更多的是建好电子商务的基础设施建设。

嘉宾：曾教授，刚才你提到建立统一物流才是电子商务或者说网上购物大发展的前提，刚才你提到工业化时代电网的建立，现在有些企业自己在建物，我们假设有一天能够有一个统一的物流建设起来，会不会像电网一样，发电的企业不赚钱，电网赚钱，以后会不会物流企业赚钱，电子商务企业不会赚钱？

曾鸣：不会，这一个生态系统，生态系统里面每一个环节只要能够提供价值的企业都能获得他相应的回报，从价值网的本身构成来说，至少在这个产业的发展中早期，其实电网价值跟发电厂价值都很大，因为两个是共生共荣的关系，没有发电厂就根本没有电网，没有电网，发电厂的价值，特别是中央大型发电厂的价值也显示不出来，这两个其实价值都很大，所以我们一直坚信在中国未来出现三、四家类似UPS、FedEx这样的现代化物流企业是完全有可能的。

但是这些企业的商业形态很可能跟现代的物流企业不一样，“统一”这个词其实有点过去的味道，我们更愿意用一个共享平台，大家不是中央集权的方式，遵守统一命令行动，而是互联网协议的精神，信息分享和协同的方法，建立社会化物流平台，这个社会化物流平台是演进的过程，是所有Player参与的过程当中，共同推动发展起来的，不是哪家企业要做就能做得起来的。

在这个过程中间，无论是平台的参与建设者还是物流的具体运营商，还是这个物流整合服务当中某一个特定环节的专业运营者，比如说做终端配送的或者说做仓储运营的，都有很大的价值，因为这是一个新的商业机会，在这个新的大饼里头，只要你在其中，都能够分享到一个价值创造的巨大机会。

嘉宾：阿里巴巴是中国电子商务市场的一个领先者，你认为在中国电子商务市场当中，阿里巴巴最可怕的竞争对手是谁？

曾鸣：我说话没有马云(微博)那么夸张，但是我们真的没有什么竞争对手，我们的确把所有人当成我们的合作伙伴，我觉得都是可以合作的。第一个，电子商务市场太大了，大家都有足够的空间。第二个，我们一直非常强调互联网时代的精神，本质上就是“开放、协同、共享”，其实是在更加专业化分工的基础之上，用更加社会化协同的方式去做，不像原来还有那么明确的竞争跟合作之间的边界，更多的是竞合的关系。

当然谁的未来市场份额大一点，这跟大家的战略、执行有关，我们希望持续保持行业领先地位，而且我们的积累也不是那么容易超越的，我最担心的是我开始讲到的，这个行业毕竟还是处于一个发展早期阶段，行业本身还有太多的创新机会，比如说从B2C怎么到C2B，我们认定了这个方向，但未必意味着我们能走过去，未必意味着我们是C2B时代一个最好的平台，套用最俗的两个回答，我们最大的竞争对手要不就是现在看不见的对手，要不就是我们自己。

嘉宾：刚才您讲了一个趋势性的问题，趋势还是容易回答，阿里巴巴从1.0时代的一个信息平台到2.0时代的淘宝，包括Tmall，从C2C到B2C，刚才你提到C2B趋势已经来临，大概需要多少时间，在整个价值链里面，有其它哪些合作伙伴对阿里巴巴是最关键的，或者对于整个产业的培育是最关键的，一个是时间，一个是Other players，谢谢。

曾鸣：我们提出推动一个开放、协同、繁荣的电子商务生态系统作为集团明确的战略是2008年9月30号，我们已经走了快五年了，我觉得可能还要再走五年，但是互联网时代的竞争，特别是平台级的竞争，最有意思的是当你看到这个平台的时候，游戏也就结束了，其实外界对阿里巴巴的认识基本上是滞后两年，我们最苦的时候应该已经过去了，过去的两年是我们很辛苦的时候。

你说大趋势，大家好像表面上可以认同，但是真正把它吃透，落实到公司执行的各个层面，那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我们从08年开始谈开放，到今天才对开放是什么、开放需要什么核心能力、开放需要什么样的合作伙伴，才有了一些积累跟体会。

你说未来最缺什么，同样回到我们讲的互联网时代跟工业时代最大的差别，工业时代本质上是机械逻辑，要讲得清楚造一辆汽车需要五个大部件，这五个大部件有了就有车，互联网本质上是一个生态逻辑，生态逻辑说不清楚，它是一个演化过程，它不是一个制造过程，这个过程本身，我们知道比如说平台级的基础设施应用和上面各种垂直性的业务之间，需要非常紧密的磨合，才能逐渐磨出一个相对良性的生态系统的循环，所以这个过程也蛮难的。

其实年初提过一个概念，叫做“网商”跟“电商”，未来的企业都没想明白到底是网商还是电商，网商的定义，你有产品、品牌，用互联网手段做一个自己的品牌或者商业业务，电商是你是一个电子商务服务商，你可能做的是价值链协同网络当中的一环，你自己本质上是为卖货的服务的，像类似于这样新的定位、新的价值点，都是会逐渐冒出来，生态系统没有哪个东西会先出来，基本上是共生、演化、基本同步的达到某一个阶段性的状态。

所以没法明确说ABC，说一定会未来两年是重要的，再过五年又会是什么，这也是我们做电子商务最难的地方，我们跟纯互联网企业最不幸的地方，互联网只要出现一个新的技术，我们就要消化吸收，把它当作工具用来支持传统商业，我们从来不把自己当作一家互联网公司，我们一直讲我们是一家商业公司，我们是一家现代化的服务公司。

所以我们最早做C2C、做门户，Market Place本质上是门户，你按可以把它叫做1.0，然后我们跟雅虎05年合作之后，花了五年，我们终于把搜索技术消化了，现在我们可以说已经是2.0了，因为搜索已经是阿里巴巴非常强的一个基础技术跟基础业务，淘宝八亿的商品，如果你没有最强的搜索技术，当你有八千多万用户上来的时候，你都不知道给他看什么，那是一个非常强的一个搜索平台。

第三步，自然当SNS成为这个互联网主流的时候，我们也要把这种机制、这种技术变成淘宝跟阿里的一个基础平台，这是比较辛苦的地方，我们总在消化吸收新的技术，而不是把这个新技术带来的某一个商业机会快速规模化。

但是我们的好处是在于这个活真的挺难的，不是说你拿着一个新东西过来就是能够随便玩得转的，这种对于商业的理解、对中小企业需求的理解，对于整个中国商业环境应该怎么推动，那个本身也需要积累。

嘉宾：你们是否觉得阿里生态系统完善了？

曾鸣：没有，刚刚开始，如果完善了，那我不站在这儿了，就退休了。

嘉宾：你好，这是我第二次亲耳听到曾先生谈阿里巴巴，每次听到都感到欢欣鼓舞。我有一个问题，我是刚刚从美国回来的，在美国度过了将近三十年的时间，所以就对美国它的整个IT发展过程也有一定的了解，我听到很多人谈过怎么样用B2B、B2C、C2C，但是我就不明白为什么美国它就没有做出一个像阿里巴巴这样的公司出来，我的问题就是咱们中国的后发优势还是美国制度或者说市场有什么障碍？

曾鸣：首先我想澄清一点，美国的企业跟美国的制度环境依然有非常大的优势，这是让我们在竞争中感觉非常大的压力，当然我们非常有信心去Raise Up To The Challenge，最核心的是两个原因。

第一个，中国市场给了我们独特的机会，像我刚才讲到的，零售在中国的确太差，这个新技术模式即使早期也很差，但是有总比没有好，这样有一个起步过程，比如Taobao.com的起来，大家老是觉得我们免费打败了Ebay China，其实完全不是，我们做了大概三个月就知道Ebay模式在中国不Work，就是C2C Aution在03年的中国，压根不存在的。

因为中国那个时候的人民生活水平还是很低的，大家家里根本没有多余的东西可以卖，最后淘宝转向了一个很简单的Online Free Market，就是义乌小商品市场搬到网上来才开始，一下子形成一种模式，然后把Ebay中国给击垮了，这是模式上的一种优势，这正是因为我们对中国本地需求的理解以及这个市场本身的优势。

第二个是Legacy Issue，美国相对来说，面临着比较多的Legacy Issue，比如说它的IT系统积累，到今天大部分的公司后台其实完全被IBM(微博)、Oracle这些体系所锁定了，它是一个Lockin的System，而在中国很多企业IT化、互联网还很差，我们有机会一开始给他们一个面向未来的解决方案，这是Leap Frog为的机制，这是你讲的后发优势。后发有优势，当然后发也有劣势，你跑到一定程度，你会发现欧美的制度优势在持续创新，比如在短期内聚集巨大的资源，比如说Google跟Facebook在这么短的时间爆炸性成长的空间，在中国是要弱得多的。

嘉宾：云计算到头来会带来实质上的好处，对人民生活有什么实质上的改变？

曾鸣：从比喻的角度来说很容易讲明白，大家想象一下没有电的时代，大家怎么过，大家再想象一下，没有手机的时代，大家怎么过，可能再过五年八年，大家没法想象没有云计算的时代大家怎么过。讲得夸张一点，至少我们能看到大部分的中小企业，比如过五年七年，他们基本上不需要买IT设备，不需要雇IT人员，就是说你觉得要做一个业务，计算不再成为一个门槛，你只需要一个电网跟一个互联网接入，你要多少存储，你要多少计算能力，我都可以供给你，事后按照这种Utility的结算方式收钱就可以，这可以很清楚的看得到未来巨大的发展，已经有很现实的应用在跑了。

嘉宾：曾先生您好，我想问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可能也是属于淘宝网自己的秘密，淘宝网到底靠什么赚钱，有没有靠存量资金去赚钱，或者有没有靠物流跟这些小型物流公司分成或者持有股份赚钱。另外一点，淘宝成本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曾鸣：当我们有这么大的理想的时候，怎么会去赚那么小的钱，因为你说的那个钱真的都不是商业模式，你说的还是支付宝，不是淘宝，我们从来不碰支付宝账上任何客户的资金，因为那个都是央行有非常明确的规定，我们全部托管在中国工商银行，我们到今天在央行政策没有出来之前，我们对资金从来没动过。物流就更不用讲了，我们都在贴物流公司的钱，怎么可能挣物流公司的钱，我们希望物流公司发展，我们投入很多平台性的工作，包括补贴现在在做创新的物流企业，我们希望这些企业能够快速跨过创新的生死坎，跨过他们的规模最低盈利平衡点，快速滚起来，我们都在持续投资的，我们并没有希望从这上面赚钱。

但是淘宝要挣钱，实在太容易了，我们都不讲创新模式，你想想看一个传统商业地产，你每天有九千万人来，做个两千万笔交易，我想你不用问我，你也知道怎么挣钱，而且那个钱肯定是很多很多的钱。

嘉宾：我问一个跟进的问题，也是比较“三流”的问题，大家知道电子商务，包括B2B、B2C解决的是“三流问题”，是资金流、信息流、物流，请问C2B的模式，“三流”的话，跟B2B、B2C的模式区别在哪里或者说解决这三流的另外一种形式的问题？

曾鸣：我刚才讲的基本观点，换一种说法，什么是电子商务真正起来的时候，就是三流打通的时候，资金流、信息流、物流真正打通的时候，我们现在初步做到了信息流的相对通畅，但是当信息数据如此海量的时候，没有云计算这样的创新的话，你已经撑不住了，刚才女士问到淘宝的成本是什么。

几年前当我们开始下决心做云计算技术突破之前，我们看到是淘宝服务器的采购量是几何级数上升，而我们交易额是百分之百的直线上升，那大家可以想得到，过五年淘宝就直接关门了，因为服务器的成本就压过我们所有的收入，所以为了做到信息流，我们要能做到海量数据的低成本、快速存储跟计算，这是云计算的生存压力，但是当我们真做到这个的时候，整个社会就能够在一个更高的平台上去运营数据，所以这是信息流。

从支付宝到阿里巴巴在金融方面的创新，希望打通资金流，物流我刚才讲到了，我们希望能够在信息共享平台上为中国的物流社会化做一些贡献，当这三个流都打通的时候，其实就是大家讲的Big Data的时代，因为数据真的可以开始流通了，真的可以被用起来了，而Big Data真正支持的相Match的商业模式是C2B，而不是B2C。

因为你要真正能够对这么多的消费者大规模定制的话，你其实需要一个产业链的重新构造，这个中间数据的深度挖掘以及匹配精度的几何级数的上升，是这个商业模式所需要的一个基础设施。所以只有在三流合一、三流畅通的基础上，才有Big Data的基础，有了Big Data，那么这样一个创新的C2B的商业模式才有一个Infrastructure去匹配，这是我们能够看到的未来。

嘉宾：您刚才说的Big Data长期愿景，如果达到那个愿景以后，你觉得为什么阿里巴巴可以在这样一个愿景下作为一个投资回报，成长性很好的企业，在美国的现代物流、现代商业做得比较好，包括也有亚马逊、Ebay这样的企业，但是从它们的回报来看的话，大家都做得很辛苦，联邦快递、UPS都做得很辛苦，还有Nitch的Player也做得也很辛苦。

曾鸣：我回答不了你的问题，正是因为我今天没有办法用一个现成的商业模式告诉你，所以我才对整个大阿里未来的商业模式充满了期望，也相信那会是一个非常Exciting的，大家没见过的全新的商业模式，我刚才讲过，中国会出两三个UPS，但是我们绝对不会去做那个事情，我也不觉得亚马逊今天达到了C2B的模式，所以我们力求的是在模式上持续创新。

阿里巴巴十三年来持续的投入，大家在问你的回报是什么，我相信再过几年，这个问题就不用问了，因为我跟你讲不清楚，到时候看答案就行了。

Elinor Ostrom, a Nobel laureate in economics, was Chief Scientific Adviser to the Planet Under Pressure conference and is Professor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Senior Co-Research Director of the Works

绿色，从草根开始


布卢明顿— 人们对联合国里约+20峰会寄予厚望。许多人将其称为“地球A计划”（Plan A for Planet Earth），希望领导人形成一份单一国际协定保护我们的生命维持系统、防止地球陷入全球性人道主义危机。

里约峰会不作为将是灾难性的，但单一国际协定也是个大错误。我们不能依赖单一的全球政策来解决我们共同资源的管理问题：海洋、大气、森林、河道以及丰富的生命多样性，这些要素结合在一起，为生命（包括70亿人类）创造了繁衍生息的适宜条件。

我们从未面临过当今全球互联社会所面临的问题。没有人敢打保票如何做才是正确的，因此，建立一个能够快速演化和适应的系统才是最重要的。

几十年来的研究证明，层层交叠的市级、省级、国家级和国际级政策要比包罗万象的单一协定更有可能成功。即使其中一项或几项政策失败，这种渐进性决策法也能提供必须的安全网。

好消息是，渐进性决策已经得到了有组织的开展。在有效国家级和国际级温室气体排放控制立法缺位的情况下，越来越多的市级领导人正在采取行动保护市民和经济。

不用对此感到惊奇——事实上，这应该获得鼓励。

大部分大都市或沿海，或跨河，或位于脆弱的三角洲，这使得它们将在未来数十年面临海平面上升和洪水泛滥的威胁。适应是不得不为的政策。但是，由于70%的全球温室气体都是由这些大都市排放的，因此减排效果更好。

对于应对气候变化的问题，美国并没有形成明确要求减排目标的联邦指令（甚至连建议都没有）。但是，到截至去年5月，美国有30个州出台了自己的气候行动计划，更有900个城市签署了美国气候保护协定。

“绿色决策”的草根多样性有其经济意义。“可持续城市”能吸引希望在无污染的现代都市环境中生活的高创造性文化人，因为那里适合他们的生活方式。未来发展的基石正在于此。这就像更新手机——当人们看到新手机的好处时，马上就会把旧手机扔进垃圾桶。

当然，真正的可持续性远不止控制污染一项。城市规划者的眼光必须超越城市边界，分析进出城市的资源流——能源、食品、水，还有人。

从全世界看，我们正在形成异质化的城市集合，城市与城市之间的互动能给整个地球生命支持系统的演化造成深远影响。城市之间彼此学习，采纳好主意，抛弃坏主意。洛杉矶用了几十年的时间才完成了污染控制的实施，而北京等其他城市看到了其中的好处，就迅速地开始了变化。在未来数十年中，我们或许会看到全球互联可持续城市系统的出现。如果能够获得成功，那么所有人都会渴望加入进来。

从根本上说，这才是在复杂互联系统中管理系统性风险和变化的正确方法，也是成功管理共同资源的正确方法——尽管它仍未阻止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节节攀升。

里约+20的召开恰逢关键时点，毫无疑问，这是一次重要会议。20年来，可持续发展一直被视为努力靠近的理想目标。但在最近的科学大会“压力下的地球”（Planet Under Pressure）上发布的首版《地球状态宣言》（State of the Planet Declaration）清楚地表明，如今可持续性已经成为所有未来发展的先决条件。地方和国家层面的可持续性必须和全球可持续性一起考虑。这一思想必须成为国家层面经济的基础，成为构成我们的社会的基本要素。

如今，我们的目标应该是将可持续性嵌入到我们的全球互联社会的DNA中。时间是最紧缺的自然资源，这就是为什么里约峰会必须成为全球强心剂的原因。我们需要的是关于在解决能源、食品安全、环境卫生、城市规划以及扶贫等问题的同时在地球限度内减少不平等性的全球性可持续发展目标。

作为处理全球性问题的一种办法，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在其他计划都失败的地方取得了成功。尽管2015年不可能实现所有千年发展目标，但我们至少可以从中获得大量经验。

制定目标可以克服惰性，但必须让所有人都参与进来：国家、州省、城市、组织、公司以及各地的人们。只有为达到目标而设的重重政策都运转起立，我们才能获得成功。

我们还有十年时间可以抢在当前可行方案变得太过昂贵之前行动。如果不作为，我们就将面临生命支持系统出现灾难性——和可能同时也是不可阻挡的——变化的风险。我们的首要目标必须是为地球担起消除这一风险的重任，而不是让我们后代身处岌岌可危的环境。

不考族的人生可能

21世纪网 木子美 2012-06-14

核心提示：若非耗费了多年青春应考和获取文凭，我兴许也是著作等身的天才作家呢。


高考前一天，我坐在房间里，听见轰鸣的电钻声。感觉一阵阵烦躁，不知道哪家在装修，断断续续有几个月了。我把耳朵贴着墙，寻找声源，然后敲开隔壁家的门。“不是我们家，是楼下，急死人了，孩子明天就高考，找物业也解决不了，要是中午还这么吵，就得报警了。”里面的中年夫妇煞有介事。我喏喏转身离开。

同理心告诉我，高考特别重要。重要到与之相关的人都近乎神经质。考场附近的车不许鸣笛，楼上不许冲马桶，小区里的蛤蟆也要歼灭。我半夜里开音乐也自觉地调到最小音量，更别说做爱。我们要默哀一样度过几天安静的日子，因为那场高考噩梦是特有的后遗症。在中国，许多人都有这样的经验，每当工作压力大时，就会梦见高考，大汗淋漓地惊醒。

以前我不是很理解，为什么有些成绩优秀的重点高中学生，还要争取保送，申请预录取，他们完全可以凭实力和其他人一样进考场竞争啊。但是现在我明白，即使再优秀的学生也不愿意多煎熬几个月。当别人颤颤巍巍地走独木桥时，他们能走快速通道，甚至坐飞机逃跑便是胜利。至少，一生中不用重复做那个高考噩梦吧。

在我那个年代，人是没有太多选择的，如果上了高中，就意味必须参加高考，而且必须成功。否则就像高三教室最后一排的复读生那样，多炼一年狱，每天眼里充满惊恐。如今听到上外附中219名应届毕业生，出国的出国，保送的保送，真正需要“裸考”的只有10几个人，感叹他们对高考制度漂亮逆袭的同时，不由同情仅剩的绝少数派——不幸得快赶上当年的复读生了。

要是人生再来一次，我还会参加高考吗？实话说，因为特殊的遭遇，我的学位证书只亮过一次相，真正派过一次用场，就躺在箱底睡大觉了。赖以生存的，是我最古老的手艺——写作。一门不需要考证，不需要资格，不需要官方许可的手艺，而且在我10几岁时就掌握了。若非耗费了多年青春应考和获取文凭，我兴许也是著作等身的天才作家呢。三千弱水只取一瓢，说的就是这种命运吧。

所以我设想，未来需要一种青少年导师，或者叫职业规划人。他们可以在你18岁以前，根据你的天分和特长，设计最适合你的人生方案，并辅助你实现。比如你是创作型人才，就凭习作和选拔进入文学领域，得到出版机构和基金的支持，无需学习数理化以及一切你认为用不上的东西，也不用参加高考，直接在这个领域展开角逐，取得成就。比如你是科技型人才，无需辗转地念到留洋博士再写大象为什么不长毛，凭着小发明或者独特创见，早早在科学界吐露新芽，哪怕自学成才也能当个学者。以及那些像乔布斯、盖茨、扎克伯格的天才，如果不走高考通道，早些得到天使投资，中国传奇也不会那么少了。

我们因为应试和统考，失去了太多本属于自己的人生。而没有一种社会力量去支持改变。比如我的哥哥，他上初二时就对航天具有浓烈的兴趣，在信息还比较闭塞的情况下，邮购相关的资料学习，制作航模和火箭，努力让它们飞起来，不断改进。和他志同道合的另一个男生，也废寝忘食地参与到这个实验。但是被老师和家长严厉制止了，因为多门功课不及格的他们面临留级的危险。

后来呢，我的哥哥被迫放弃了他的兴趣。去做大人们认为正确的事情，完成学业，从事平庸的职业。10年前，他在广州和我见面，第一件事是约我一起去航天奇观。不看介绍，他就如数家珍说出那些展出有何历史和神奇，眼里大放光彩。尽管这些游客稀少的场馆，和他失落的理想一样寂寞。他隐藏在心里很久的东西，就这样闪烁了一下，之后没有再提。如今再想起，我有些酸楚，要是在他的小小年纪，有个梦工厂可以帮助他，有人真正认知到他的潜能，而不是用偏见去反对。他便不会成为现实的牺牲品，在庸碌中泯灭。

当大学扩招规模越来越大，迷失的人却越来越多。犹如倒进大海的水没有了方向。我深感到大量资源浪费在了无用的事上。而以人为本的社会，应该是让人在最适合的时间，得到最好的支持。拆了那座独木桥，有人游在水里，有人奔驰在公路上，有人飞在天上，才是真正的解放。

被管制的一天 (2006-06-09)

被管制的一天|SUSAN E. DUDLEY
翻译：李华芳


你或许知道自己一年大概要交多少税。根据税收基金会，在联邦所得税中，2003年每一个公民平均花费超过6500美元。但是你知道你为联邦政府的强加管制付了多少吗？小企业主利益保护局的一项研究表明每户人家为这些隐藏着的管制成本，平均每年要多花8000美元。

如果你知道你每天受到多少管制，或者这些管制如何影响到你作出的选择，保准你会大吃一惊。

随着清晨起床的闹钟声一结束，被管制的一天就开始了。联邦通讯委员会不仅管制你最喜欢的电台的广播，而且也管制节目的内容。而收音机要用的电，则是被联邦能源管制委员会和政府管制机构有限管制的。

消费品安全委员会（CPSC）管制着床垫的标签，你的棉制床单的价格高于平常的价格，因为农业部对棉花生产者实行了价格补贴政策，就像对进口品实行配额和关税一样。

你的牙膏、肥皂、洗发水和其他一些产品是受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的管制。淋浴使用的水的质量是受环境保护局的管制。尽管按照环境保护局关于水质的标准每户家庭一年要花费超过300美元，但是你在帐单上却看不到有这样单独的一项。事实上，这些费用可能不会出现在水费帐单上，但是会包含在本地税收里面，承担市政饮用水系统的费用。你可能需要对低流厕所冲两次水，而这是受能源部电器功率规则限制的。当你两年内更换你的洗衣机，你至少要为低流的洗衣机付400美元以上，同样这也是受能源部管制的。

当你准备早餐的时候，你从食品标签上获得的信息是受食品及药物管理局管制的，这些必须事先经过批准才能印在标签上，包括关于食品健康的信息。两年前，食品及药物管理局威胁要没收果汁厂商Ocean Spray的货物，因为他们提供关于喝果汁能够有益健康的调查信息以及在他们的网页上有类似的链接。这种威胁是切实的，热带桔子汁因为相同的原因被取缔。坎贝尔公司同样面临这种困境，尽管汤是一种很好的食物，但是他们不能那样说。

你的咖啡、茶和适量加入的糖也是受食品及药物管理局和美国农业部管制的，就像日用品期货贸易委员会管制期货市场上的咖啡豆、糖以及其他日用品一样。直到最近，食品及药物管理局还保留了全职的品茶员来确保进口的茶叶符合纯度和卫生标准。

美国农业部农业市场服务人为使你用来调咖啡的牛奶价格通胀，通过扶持价格和行销定购，同样使奶酪、黄油和其他一些日用品的价格也提高了。美国农业部甚至管制你加在煎蛋卷上的瑞士干酪上气孔的大小。鸡蛋也有一个政府发起的市场消费合作社——鸡蛋部——他们用纳税人承担的补贴来鼓励鸡蛋消费，而且你的土司面包会更贵，因为在整个小麦业上实行了各种补贴以及种植面积管制项目。

你早上吃的水果也是受美国环保署、食品及药物管理局以及农业部的动植物卫生检查服务和农业市场服务也在你的水果上插了一手，制定等级标准并且购买水果蔬菜来修正供求不平衡（同时保持很高的价格）。

因为汽车进口限制和钢材流通受国际贸易委员会的限制，你驾驶的日本车价格更高了，否则他们会更便宜。进口限制对于保持日本车的价格和美国车一样高是很有必要的，而美国车的价格必须达到昂贵的美国劳工的费用标准。如果你有孩子，他们必须坐在后座，因为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要求的必备的旅客安全气囊曾经杀死过坐在前排的孩子和少数成年人。如果你总是系着安全带，你也不会比使用安全气囊更安全，安全气囊是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制定标准能够保护不系安全带的成人。你的下一辆车的价格会更高，因为座位上带有传感器高级的气囊要求有新标准，这种传感器能够察觉安全带是否被使用，然后据此调整安全气囊的膨胀度。而现在还不知道这个会产生什么新的风险，又会有什么样的新管制。

你的汽车还要符合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的能源经济标准和环保署的尾气排放标准。如果你不是合伙使用汽车，你可能要绕远路去上班，因为绝大多数直道在早上交通高峰期都是为高使用占有的汽车专用的。根据环保署的空气质量国家执行计划，政府必须设置供合伙汽车的道路或者没收联邦公路基金。在工作时，劳工部的管制可能会让你的工作场所更安全，但是他们同时也限制了你和你的雇主之间的协商渠道。一招打天下的雇工利益标准使你无法对最适合你的需要的利益进行协商，这样你毫不知情的就接受了一个很低的工资来换取那些你并不需要的利益。管制保证你能获得最低的岗位工资，但是不鼓励雇主雇佣低效的工人。

你在回家途中买东西。东西往往会比在通常情况下贵，因为对工资、环境等的管制。这些规制可能会阻止不安全的食品进入市场，但是同样也阻止了有价值和有潜力的救生用品在美国市场的销售。

你用烤箱烤一个冰批萨作为晚餐，你可能同时还吃一些用去脂油做的薯片代替奥拉斯特薯片。你想知道奥拉斯特是否有其他用途，包括作为家庭煮菜用的油。不幸的是，食品及药物管理局花了十年时间才批准在零食小吃上使用奥拉斯特油，尽管它有充足的证据表明对安全和健康有利，在不远的将来它的其它用途要被批准是不太可能的。你还没有想到你的胆固醇明显下降和奥拉斯特薯片消费之间的联系，厂商就不敢告诉消费者这对健康有积极作用，以免食品及药物管理局把薯片当成药物来监管。

当批萨烤好后，你欣慰地得知农业部食品安全检查服务已经检测了肉批萨的成分。由于管制，要贴上“肉批萨”标签，这个批萨必须用面包、番茄调料、干酪和包含熟肉（至少要占生肉的15％）的肉末。而另一方面，奶酪批萨的成分是由食品及药物管理局管制的。

你点燃蜡烛（把火柴盒翻过来点燃火柴，要服从消费品安全委员会的管制），打开一瓶红酒。这又需要承担食品及药物管理局要求的在标签上注明医生提醒妇女在怀孕期间不应饮酒，酒精饮料的消费会削弱一个人开车或者操纵机器的能力并且可能引起健康问题，最后还要说明酒包含亚硝酸盐。但是食品及药物管理局不允许酒的制造商在标签（或者广告）上提到适度饮酒有益健康，可能会减少心脏疾病的发生。

晚餐之后，你打个电话，而频率是受联邦通讯委员会规则的影响的，让孩子们穿上由消费品安全委员会批准的睡衣裤，让他们上床，然后关掉电灯。

如果你在睡觉之前花一点时间看看税收法典，你会记得联邦税收法典由四大卷组成，每一卷都比《圣经》还厚。大多数美国人并没有意识到，联邦管制的法律已经太多了——占据了超过25英尺的书架空间——这些管制几乎在生活中的每一个方面都强制征收了隐藏的税款。

正如税收支持的项目一样，管制带来的收益可能和成本一样高。尽管如此，管制的成本和收益，并没有经过辩论和详细审核，象对税收和政府相关的直接支出所做的那样。结果，大多数美国人浑浑噩噩，并没有意识到政府管制的范围和程度，没有意识到政府是在花他们的钱但却在限制他们作出自己选择的自由。

文章引用自：http://www.cato.org/pubs/regulation/regv27n2/mercreportcomm.pdf

评崔永元基金与湖南教育厅的争议：公益组织如何处理与政府的关系
李华芳


　　在参与中成长

最近中国红十字基金会下属的专项基金“崔永元公益基金”与湖南省教育厅的争议，引出了一个非政府组织（NGO）管理中的重要问题，即NGO如何处理与政府的关系。

事情的大致原委是崔永元公益基金向湖南教育厅发信要求配合该基金的“乡村教师培训计划”，而湖南教育厅以“不反对，不支持，不参与”作为回应。此“三不”态度激怒了崔永元，崔以“不努力，不作为，不要脸”再复湖南教育厅。教育厅表示委屈不理解，而崔永元则坚持批评教育厅。要回答NGO如何处理与政府的关系，先要理清楚纠结在此事上的谜团。这一看似孤立的事件，实际上反映了不少当下中国的NGO与政府间关系的弊病。

一般来说，NGO被认为是公民社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独立性相当重要。在民主社会中，这种假设是非常切近现实的。一旦NGO自身的地位是独立于政府的，在组织上不挂靠政府，在资金上不依赖政府，那么其对待政府的态度也就会十分不同。在传统上，NGO除了与政府部门竞争同类型的社会服务，也与政府部门合作处理社会难题，例如环保扶贫等领域。

但新近的研究越来越发现，在转型时期，NGO的独立性并不是一个其有效发挥作用必要的条件，甚至对于推进社会转型而言，这种独立性也不是必要条件。郁建兴等人对温州的商会做了详细的跟踪研究，结果发现在“参与中成长”是这些商会发展的普遍模式，而与此同时，这些商会不仅提供了社会服务，也改善了自身的内部治理，并且与政府并不处在时时对抗的位置，反而是经常性的合作，共同应对一些社会难题，例如劳资纠纷等。我个人在观察上海的民间智库时，也发现了同样的模式，超出了“政府-NGO”这种对立的二分视角，而是在参与中成长的模式。我认为这种解释可能更适合分析当下中国的NGO。

专项基金模式的问题

按照“在参与中成长”的视角，可以较好解释崔永元公益基金所采用的专项基金模式，而避免困难的“独立性”问题。因为崔永元基金显而易见并不具有一个独立的法人资质，是一个挂靠在中国红十字基金会下的专项基金。简单来说，就是崔永元基金并不是一个典型意义上的“NGO”。当然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先前对私募公益基金的“双头管理”规定，既需要业务主管单位，也需要登记主管单位，后者通常由各民政部门承担，但业务主管单位就不太容易找到，而且即便是有业务主管单位，民政部门也不一定就会给予资质予以登记成独立的NGO。在这种双重管制下，选择挂靠在一个已经成立的组织下成为一个专项基金，实际上可以说是一个不小的制度创新。

但问题也随之而来，红十字基金会并不是一个独立的NGO，其业务主管单位是中国红十字总会。我将此类组织叫做官办NGO，也就是说此类组织更像是政府的一个分支部门，而非一个独立的NGO。其中最明显的证据是其领导人所享有的对应行政级别。我在《红十字会十三点》一文中已经解释过红十字总会因为历史遗留以及安排退休的干部等，在事实上成为了一个副部级单位。这种特殊的身份也使得不少其中的工作人员的行为充满了官僚气，实际上很可能是因为其搞不清楚自己组织的确切性质所致。而红十字基金会的行政级别也相当于一个正（厅）局级的事业单位。这样下属的专项基金会出现两个方向的困境。

第一个方向是现代NGO与官办NGO在行政、人事、财务、以及项目运行等方面的格格不入。这个比较典型的案例是李连杰“壹基金”项目的出走。壹基金试图成为一个专业的现代NGO组织，但红十字基金会的做法依旧相当传统，至少在年度财务报告的披露上，两者有完全不同的取向。分道扬镳实属必然。第二个方向是专项基金运作官办化，被同化成官办NGO的行事风格，但与公益慈善市场的灵活需求相比，这种官僚化的作风很难适应市场，结果造成冲突。

目前尚不清楚崔永元基金的工作人员的人事关系是否属于合同外聘，还是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的人员承担。根据崔永元基金的一个名为董峰的志愿者向湖南教育厅发信要求配合该基金的“乡村教师培训计划”，以政府公文的口吻提出了六点要求：

1、出一个文件或者通知，把选拔教师的事情通知给相关市的十三个县区的教育局；

2、在教育厅的政务网上把这次选拔活动的通知、流程和标准公告出去；

3、督促各县教育局，作为本期活动参训教师的主管及审核单位，根据相关选拔标准，核实信息，并在教师参训申请表上盖章签字，以示监督，确保公平透明；

4、把初选和终选入选的教师名单在政务网上进行公示，并接受公众监督以求公平公正，保证公益的每一分钱都能真正用到乡村教师的身上；

5、相关标准、名单、流程等内容，在选拔教师的所在县区的教育局政务网和当地媒体上公告公示；

6、在培训之后，督促各县教育局及参训教师所代表的学校，按照选拔承诺，应组织参训教师与非参训教师、参训学校与非参训学校之间的学习交流，以期开放交流、共同提高乡村教育水平。

在这里我们搁置这种做法在道德上的对错问题，从提议罗列的建议来看，是相当官僚化的做法。而且从专项基金运作的绩效来考察，也会发现这其实是一项不一定有效的做法。这个提议本身将所有的前期挑选和审核乡村教师的工作完全交给了湖南教育厅，崔永元基金实际上仅仅负责将被政府挑选和认可的教师拉到城市进行培训、开阔眼界。从一个项目的“可问责性”角度而言，这种前期工作可能会有很大的漏洞。例如政府官员的关系户就可能借机选入，而这其实并不是亟需培训的乡村教师，但却挤占了培训名额。如何将真正需要培训的乡村教师挑选出来，让那些有志于乡村教育的热心者有机会得到培训之后继续泽被后世，这是崔永元专项基金的目的所在，而不是随便让政府教育厅找一拨人。在这里崔永元基金不仅没有将自己组织的目标强化，同时也放弃了效率和问责这两条对NGO至关重要的标准。或许可以这样说，这是官僚化戕害了专业化。

另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专项基金的目标应该是朝一个独立有效的NGO前进，而不是混杂在官办NGO之中。如果我们简单浏览下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的业务，就会发现它其实无所不包，从救死扶伤，到教育、医疗、养老、扶贫等各种领域，严格来说这显然已经违背了“红十字”救死扶伤，聚焦医疗卫生这一专业领域的初衷。

由于涉及几乎所有的社会问题领域，在内部也会增加协调的成本，各个分支会为了竞争自己领域应该多获得预算，而产生内耗。过多的目标，也使得组织很难聚焦，对专项基金而言，在这个过程中的地位可能也会非常尴尬。一方面要仰仗红十字基金会的鼻息，另一方面又要拓展自己的品牌和业务，这可能会陷入潜在的冲突中，浪费大量的资源。

这里还有一种解释认为这是工作人员借崔永元的名义来要求地方政府配合，说穿了就是“明星耍大牌”。这是很多人不愿意听到的解释，但事实上明星对地方政府耍大牌是因为明星占有极大的社会影响力，从实际的角度来讲，如果耍大牌可以影响地方政府的行为，那么耍大牌就会成为明星们的选择。从董峰的言辞来看，崔永元基金耍大牌的策略的确使得前面合作的政府吃这一套，所以这可能成为了崔永元基金“乡村教师培训计划”的一个策略选择。政府原本在教育领域就投入不足，崔永元基金的强势反倒可能促成一些改变，这未必是件坏事，尽管耍大牌听起来不好听。只是正如前面分析的，如果耍大牌是要将自己组织的专业职能通过政府来完成，那么即使成了，也不一定是件好事，而这正是崔永元基金的尴尬之处。

政府的隐疾

湖南教育厅的“三不”回应激怒了崔永元，也激怒了公众，但道德上的评价无助于理解这件事背后的逻辑。对于湖南教育厅而言，按照官僚等级制的逻辑，对应的行政级别使之根本不需要搭理来自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的请求。所以严格来说，回应崔永元基金更多是出于“明星”的压力。

但政府机构自有其考虑。有些机构会显得比较激进，例如招商办，有绩效考核的压力；另一些机构则不然，例如教育厅，尽管很难说各地的教育厅都是同一个心态，但通常此类机构都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这从湖南教育厅的“不支持，不反对，不参与”三不态度中可见一斑。

对一线的中国NGO工作人员而言，政府“三不管”实际上是天大的好消息，这意味着默许NGO可以做事，有利于自治组织的发展壮大。对于崔永元基金来说，其目标相对来说是非常简单的，就是开阔乡村教师的眼界，培训完回乡之后带一些有用的书籍回去，进而在长远上影响乡村的教育质量。这也比较容易执行。最有意思的是，这听起来非常像是各地教育厅的“份内事”，那么教育厅为什么没有做呢？

一方面当然是我们上面讲的“三不”言论下的“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心态，反正对主管官员的考核不包括开阔乡村教师的眼界，教育官员不一定有激励去做类似的事情。另一个方面是事实上的资源约束，教育厅根本就没有这一部分预算，因为整体上各地政府给教育的预算就少的可怜。在少的可怜的预算里，教育厅也在做最大化的测算，所谓通常能带来显而易见产出的高等教育反而比义务教育更获得政府财政支持的青睐，而开阔乡村教师的眼界甚至可能都没有在考虑的政策选项内。心态和事实资源都限制了教育厅，崔永元基金也恰好在弥补这个缺失的部分。

但崔永元基金对湖南教育厅的六点要求，就相当于在教育厅现有的人力资源配置情况下，不管其是不是尸位素餐者众多，从政府的角度来看就是额外增加其工作量但没有相应的增加资源，从其官僚化的思维来看，自然不会接受。即便是湖南教育厅接受了崔永元基金的提议，我也不认为这是一个好的安排。既然崔永元已经发现了教育厅“不努力、不作为、不要脸”，而且官僚机构的低效率也近乎是个常识，为什么崔会依旧对教育厅抱有期待呢？

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崔永元基金并不具备教师培训的资质，尽管红十字基金会涉及教育领域，但培训教师的资质还是掌握在教育部门手里。因此通过各地教育厅的“加持”，有助于名正言顺而化解不必要的麻烦。这可能是崔永元基金寻求政府支持的一个很强的动机。否则难以完全解释为什么非要和政府教育部门合作。这背后的实质原因当然还是在于教育部门的不作为，而官僚的三不心态和教育领域的财政预算捉襟见肘，则是政府不作为背后的隐疾所在。

专业化是出路所在

我不想批评明星的行善心，但如何从事NGO行业的工作，专业化却是必须的。从崔永元与湖南教育厅的“三不”争议来看，至少崔永元作为NGO从业者在政府沟通方面是很不专业的，我不是否认明星在政策倡导方面的影响力，但就达成一个具体的培训乡村教师的目的而言，崔永元的火力放错了地方，这种斥责教育厅“不努力、不作为、不要脸”放在政协会议上，要求“精简教育部门机构冗员、提高教育经费使用效率”或许更有效果。从这个也可以看出，不少明星公益的一个问题，就是空有心，但没有更专业的能力，而且主要是因为太忙而没有办法通过培训去获得NGO具体运行所需要的专业能力，例如处理公共关系的能力。

从目前来看，崔永元基金的工作人员，其表现出来的职业素养也堪忧。NGO处理与政府部门关系在发达国家也是一个重大的话题，一般的NGO都有负责政府关系的专业人士，通晓如何使用政府官员熟悉的语言和方式进行沟通，而不是按照自己的一厢情愿来应对政府的反应，后者通常激化矛盾而无助于解决问题。并且由于官僚制的程序化程度很高，也就是说处理事项费事耗力，要做好长期的打算，可以想见在未来，崔永元基金依旧会和政府部门不断打交道，这显然是组织应该考虑的一个问题。

明星做公益慈善是好事情，但如果能以专业化的方式来做，将会是更好的事情。对崔永元基金的乡村教育培训项目而言，短期内有几个需要考虑的事情：

首先，崔永元基金要评估现有的培训方案，寻找是否有更有效的培训乡村教师的办法。我并不认为将上百人次的乡村教育从乡村运到城市进行培训是一个特别有效的方案，因为这样有很大一块成本会花费在交通上，而不是培训上。在互联网时代，开阔眼界的方式可以通过成本更低的办法来达到，例如通过与“多背一公斤”合作，给乡村教师放映TED教育类的节目，让城里的志愿者过去与教师进行交流等。我在此仅仅是举出一个例子，我想已经有多次培训乡村教师经验的崔永元基金应该更有经验来寻找更有效的方案。

其次，评估与政府合作选拔教师的方案是不是能真的将迫切需要培训的教师挑选出来，这不仅要考虑效率问题，也要考虑问责性。目前并不明确崔永元基金是如何考核合作的教育厅是不是挑选了合适的教师，但过去出现的政府官员冒名顶替乡村教师进城培训的事情，应该成为一个警示。也许在教育系统内部，通过教育厅发通知的形式依旧是动员乡村教师的有效方式，但这显然不是唯一可靠的方式。除非有培训教师资质限制的问题，不然在崔永元基金自己的网站上进行名单公示即可，我看不出湖南教育厅的网站是一个比崔永元基金网站更容易访问的网站，甚至建立一个博客或与门户网站的公益频道合作都很容易解决这个问题。


再次，假设必须与政府合作，在前期沟通上应该更加通畅一些，即便有不同的理解，也还可以继续沟通，而不一定非要公开化。这些在NGO项目管理的相关课程中都会涉及，例如先确定意向，而后进行正式的合同签署，明晰各自权责所在。这样可以有效避免后续分歧。口水战能吸引注意力，但对于这一期的乡村教师培训的目标，有什么助益么？崔永元的目的又不是在政策倡导，即便是政策倡导，聚焦的目标也应该是教育部而不是各地的教育厅，教育厅不具备改变教育政策的能力，只能按实际情况变动一些做法。我并不完全否认耍大牌策略在应对政府时的有效性。只是对于耍大牌策略，也要谨慎使用，或者说分场合使用，而具体到这一次的乡村教育培训而言，我认为并不合适。更专业的沟通方式可能会带来更有效的结果。

而长期来看，崔永元基金应该朝组织形式上独立的“崔永元公益基金会”发展，以崔个人的影响力而言，仿效壹基金走上专业化道路，尽管会有困难，但是可为之事。这条专业化的道路，一来要在宏观层面处理与政府、与社会公众及其他组织的关系，二来要在组织内部改善管理、提高专业化程度，都不是容易的事情。也因为其不易，更需要崔和他的公益同事们认真对待。

为亚洲打造一流基础设施

本文来源于《财经》杂志　2012年06月11日

　　亚洲各国的政策制定者们均认识到，基础设施正越来越严重地阻碍着该地区的经济增长前景。基础设施投资通常被认为是避免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所在，但应当采取哪些举措以满足基础设施融资需求目前仍没有形成共识。
　　据亚洲开发银行（简称亚行）一份题为《实现无缝亚洲的基础设施建设》的研究报告称，为保持增长势头，2010年至2020年，亚洲各国国内基础设施投资约需8万亿美元，另外还需要区域性基础设施投资2900亿美元。该报告估计，这些投资可能会带来超过13万亿美元的潜在实际收入，以任何标准衡量该数字均是极高的投资回报。
　　目前，私营部门投资只占到亚洲基础设施投资的20％，公共财政资金约占70％，剩余10％资金由政府开发援助（ODA）提供。在大部分亚洲国家，进一步增加公共财政资金或政府开发援助均存在困难。需要提高私营部门份额以弥补融资需求的差距。
　　该地区大部分国家均认识到了私营部门参与基础设施开发的重要性，许多国家正努力推进公私合作伙伴关系模式（当然也存在其它多种模式）。但目前这一模式仍存在两大挑战。
　　首先，亚洲许多地区基础设施私人融资相对稀缺。部分欧洲银行因压力撤回了跨国贷款，导致信贷渠道减少。各大国际银行越来越注意规避风险，更愿意与关系稳定的大客户合作和投资于熟悉的核心领域。各银行同时也受到了巴塞尔协议Ⅲ新规的影响，该规定意味着从“资金使用”的角度而言超过7年－10年的长期融资正日益失去其吸引力。
　　在这一背景下，是否有机构准备好弥补因主要国际项目融资银行撤资所带来的基础设施融资缺口？包括来自日本、澳大利亚、中国等国家地区性银行正日益活跃。亚洲许多国家的本地金融市场在提供项目融资方面正发挥着更大的作用。但即使在这些当地银行活跃于基础设施融资的国家中，其业务仍然主要以国内为主。此外，当地银行系统的流动性与票据期限也不足以满足庞杂的、日益增长的基础设施融资需求，当银行达到行业、客户风险暴露限值时，这一局限性将显得更加突出。
　　此外，本地债券市场仍有待发展，目前仍不能弥补基础设施融资缺口。除韩国和马来西亚以外，亚洲其他国家没有新建项目的债券市场融资。虽然本地市场融资是不错的补充，但不可能在短期内解决日益增多的限制问题。
　　第二个挑战即：没有强有力的、适宜的私营部门基础设施投资环境，同时政府不知道如何打造吸引各个部门参与的投资环境。政府通常认为一旦市场开放之后，私营部门能够承担所有的责任与风险。这种观念一般都产生了错位，并且会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公私合作伙伴关系模式是亚洲地区近来经常被提及的一个词语，但通常缺乏充分的上游工作来保证这些项目的成功和被有效复制。不幸的是，部分国家甚至将公私合作伙伴关系模式视为解决财政压力的灵丹妙方，或者将其视为合理公共财政管理政策的替代方式。成功的公私合作伙伴关系为数不多。
　　考察那些成功筹集私人投资、融资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的国家就会发现，建立一个强有力的、理想的政策监管框架非常重要。政府需要改革以提高核心基础设施部门的信誉度，并加强政府的监管框架、制度及激励机制，以确保项目得以正确执行和监督。另外，政府还需要获得公共部门的应急支持，了解为不可抗力及监管变化制定风险规避措施的必要性。在因国内流动性不足而无法满足基础设施巨大资金需求的国家中，需要考虑到外汇和货币兑换的风险，项目合同中需要纳入国际仲裁内容。需要咨询专家的建议，以确定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之间正确的风险分担划分。
　　招标工作是亚行许多发展中成员体的最大软肋。政府违反招标程序、在吸引合格投标人的过程中人为制造困难的事例屡见不鲜。与优选投标人对话、就最终文件开展谈判、保持完全的透明度和公正性是必不可少的。专家的建议对于建立高效工作流程至关重要，同时，第一个项目的成功也是投资者对未来项目充满信心的关键所在。
　　从短期看，我们可能将看到更多的基础设施交易其大部分债务及（或）担保来自于多边开发银行、双边机构及出口信贷机构。中期看来，筹集长期商业项目融资的前景将主要取决于政府为基础设施私人投资引入有效平衡模式的意愿性。中央政府中应当有制定促进私人投资明确、长期计划的“支持部门”。政府需要致力于优先重点，确定备选项目，并认识到，项目融资中“更大”并不总是意味着“更好”。
　　作者为亚洲开发银行私营部门业务局局长
　　
【作者：菲利浦·阿奎舸（Philip Erquiaga）/文 】

一场静悄悄的革命
何帆

本文来源于《财经》杂志　2012年06月11日

　　质疑中国金融体系的健康已经成为国际金融界的一个时尚。记得20世纪90年代，就已经有外国专家说，中国的银行体系马上要破产。结果等啊等啊，等到日本的银行破产了，美国的银行破产了，欧洲的银行破产了，中国的银行还是没有破产。尤其是2007年以来，经历了那么大一场全球金融风暴，中国脆弱的银行体系居然挺了过来，几乎毫发未损，这真是一个奇迹。
　　到底为什么呢？是因为中国的金融体系真的没有问题吗？恰恰相反。人们可能忘了，20世纪90年代后期，出现广国投、海南发展银行事件的时候，我们离金融危机只有一步之遥。连部队都不敢掉以轻心，随时准备用军车拉钞票，防止出现银行挤兑。然而，也就在过去十多年的时间里，中国的银行业完成了一场静悄悄的革命。
　　美国金融危机之后，涌现出来一批描写华尔街内幕的杰出著作，比如《大而不倒》《常识之败》。在捧读这些引人入胜的新书之余，我时常也有遗憾：为什么很少读到介绍中国金融改革的精彩之作呢？理论家的著作常失之枯燥，而新闻记者的报道又往往太过肤浅。当我读到潘功胜先生的新作《大行蝶变》的时候，才真正体会到中国金融体制改革风云激荡、惊心动魄之处。
　　现任中国农业银行副行长的潘功胜先生，是中国金融界最引人注目的“少帅”之一。他曾经参与过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两家国有商业银行的上市，是中国国有银行体制改革的亲身经历和实践者。这本书没有写成一本按照时间顺序介绍两个国有商业银行上市的传记，而是在披露银行改革决策内幕的同时，梳理了作者长期以来对大型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思考。此书的一大特点就是，作者从不回避改革中出现的争议，详细解读了决策者如何斟酌权衡，从不同的备选方案中找出最佳方案，对这些政策的成败得失，也总是做出中肯的分析，无论是国内和国外的批评意见，作者照单全收，而且逐一做出自己的解释和判断。
　　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已经开始关注商业银行体制改革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金融部门改革相对滞后，甚至被批评为计划体制的最后一个堡垒。商业银行有着自己的难言之隐。事实上，中国在其他领域能够大刀阔斧的改革，经济能够保持强劲的增长，同时又成功的避免了在其他转型国家出现的社会动荡，在很大程度上是靠着国有商业银行的支撑。但这样做的结果是，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比例居高不下，甚至到了从技术上讲已经资不抵债的地步。
　　20世纪90年代末期，中国已经拉开商业银行改革的帷幕。1997年在我们的大门口爆发了东亚金融危机，使得政府痛下决心，通过发行2700亿元的特别国债、成立四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剥离1.4万亿元不良资产，减轻国有商业银行的历史包袱。2001年中国加入WTO，更加剧了人们对国内金融体系的担忧。正是在这种深重的忧患意识下，中央政府决定从2003年全面启动国有商业银行改革。
　　大决战的时刻到了。从战略部署来看，国有银行体系改革的基本思路，一是解决历史存量问题，这主要是靠国家注资与剥离坏账进行大规模财务重组；二是通过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健全公司治理；三是通过推动国有商业银行上市，进一步募集充实资本金，强化对银行的市场约束。此可谓商业银行改革的“三大战役”。
　　从这三大战役的战绩来看，通过财务重组解决历史存量问题是一场巧妙的运动战。
　　从当时的情况看，中国经济增长速度较快，财政状况良好，正是启动银行改革的最佳时机。但如果再用财政注资压力较大，因此必须出奇制胜，潘功胜先生介绍了为什么会选择成立汇金公司，用外汇储备注资。他也以工商银行和农业银行为例，介绍了以“共管基金”等方式创造性的处置不良贷款的做法。这一仗志在必得，胜就胜在灵活的腾挪变幻，既赢得了时间，又减少了改革的压力。
　　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则是一场得失并存的拉锯战。
　　改革的初衷是希望通过引入国际金融机构，学习先进的管理经验，改善商业银行的公司治理，同时借助国际金融机构的“品牌效应”，改变中国商业银行经营不善的市场形象。这一做法引起巨大的争议，有人讲中国的银行被贱卖，有人讲外资的进入好比把特洛伊木马拉进城。公允地讲，这一争论在很大程度上跑题了。付出的代价是否值得，不是看对方拿得多拿得少，而是要看自己的收益有没有增加。事后看来，我们高估了引进战略投资者的代价，也高估了引进战略投资者的收益。国外的金融机构并没有对中国的商业银行带来巨大的冲击，毕竟这是我们的市场，这是我们的根据地。但是，寄希望于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的方式，毕其功于一役，提升中国企业的管理水平，想法有些过于简单。中国的制造业通过引进外资，可以很快的提升自己的竞争力，因为制造业相对简单，看得见、摸得着，拆开了，重新组装，就能学会别人的窍门。金融业靠的是“隐含的知识”（tacit knowledge），只可意会、不可言传，靠的是耳濡目染、脱胎换骨。我们需要学习的东西太多了，要想学到真传，更多的要靠我们自学，而不是复制国外的模式。
　　真正的攻坚战是大型国有商业银行上市。
　　这是一场全面的比拼。要讲实力，必须如实地披露自己的财务信息，用真金白银的业绩打动投资者；要讲策略，究竟是在国内上市，还是在境外上市？发多少，怎么定价？这都要在沙盘上反复演练，缜密的考虑每一个细节。潘功胜先生在书中独家披露了工商银行和农业银行上市的酝酿、筹备、路演、公共宣传等各个环节。有意思的是，潘功胜参与的这两个国有商业银行上市，均为最艰难的挑战。在工商银行上市的时候，全球资本市场上从没有见过这么大规模的IPO。农业银行的上市，更是惊心动魄。市场上普遍存在着对农业银行的误解，英国《金融时报》公开宣称，农业银行是“中国最差银行”。由于农业银行是最后一家上市的大型国有商业银行，在时机上碰到了极其不利的市场环境。恰逢美国金融海啸来袭，全球资本市场已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全球股市跌跌不休。农业银行的管理团队一度也怀疑，到底发还是不发，抓紧时间发还是等等再发。现在，我们已经看到，如果农业银行没有迎难而上，上市计划很可能最终流产。
　　2010年，农业银行紧锣密鼓，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了全球最大规模的上市项目，此后资本市场对大型IPO项目的发行窗口基本关闭。这一成功的收官之作，已经被哈佛大学商学院选为优秀案例。
　　潘功胜先生的书中还介绍了中国的商业银行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走出去、对外投资的故事。这是一场小规模的遭遇战。工商银行入股南非标准银行，大体上波澜不惊，较为顺利。到收购澳门诚兴银行的时候，尽管存在着文化、政治上的紧密关系，但仍然在收购之后出现了关联交易、反洗钱风波等问题。潘功胜先生透露的鲜为人知的工商银行和北岩银行、贝尔斯登的谈判，更是具有警示意义。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看似中国对外投资的抄底机会已经到了，但在金融行业，兼并和收购存在着巨大的潜在风险。在这两个案例中，工商银行审时度势，明智地选择放弃，令人额手称庆。这是一种冷静而谨慎的专业风格。一个狙击手之所以优秀，不在于他会扣动扳机，而在于他能克制住扣动扳机的冲动。一个好的投资者，也不在于其能够一掷千金投资多少项目，而在于其知道该放弃的时候就要放弃哪些项目。
　　《大行蝶变》是对中国商业银行改革的一段白描式的记录。在冷静的描述、客观的分析背后，是中国金融家们的激情和梦想。这是一代金融家兢兢业业交出的一份答卷。历史就在这里了，且留待后人评说。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

荣剑：我的三个“大秘”同学

作者按：山东省副省长黄胜贪腐案已经揭晓，昨天官方公布了对他处理的初步结果，估计司法审判程序马上会展开。黄胜是我的大学同学，我们都是在曲阜师范大学读的本科，他是历史系79级的，我是中文系78级。曲师虽在孔府圣地，但地处农村，名气不大，按大学正规排序，大概只能跻身于三四流之列。可能是受惠于孔子遗风，曲师出了三个“大秘”，名震齐鲁。黄胜是原省委书记赵志浩的秘书，除他之外，中文系77级的于明，曾担任原省委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姜春云的秘书，中文系79级的邹唤德，在省长李春亭当厅长时就开始跟班，一直跟到省府，成为“首秘”。母以子贵，母校也不例外，因优秀学生而荣耀。然而，这三个“大秘”的最后结局都不尽人意。邹唤德在早几年就进了监狱，夫人病死，可谓家破人亡；于明患肝癌终告无治，不得善终；黄胜现已如此，只能听候命运审判。本文是在黄胜“出事”后写的，于去年底登在曲师中文系78级的博客上，既算是回忆，也算是反思。现稍作修改，向公众披露，此类事太过普遍，记录而已。

　　去年11月，我去广州中山大学参加一个会议，会后由校方组织去开平阳江等地观光。路上，接到同学赵延彤的一个电话，他还是那个毛病，说话吞吞吐吐，磨磨叽叽，最后才费劲告诉我，黄胜可能出事了。听到这消息，我并不愕然。这些年来，我认识的官场朋友落马的不少，大环境如此，仕途已成凶险之地。我给同学汪家明发了一个短信，确证此事。家明回信说，正在查，有人算计黄胜。谁知仅过了两小时，收到手机报，新华社公布，黄胜被双规。回京后有女同学李盈来电话，又谈起此事，分析、猜测、不解、惋惜，最后我说，当官又啥好的，死的死，坐牢的坐牢，不得善终。李盈完全同意我这个看法。

　　黄胜、于明、邹唤德，山东的三个大秘，可都是从我们曲师出来的，两个还是我们中文系的同学，一直是我们学校的骄傲，大凡校庆，他们是可以坐主席台的。三位同学分别跟随山东两个书记一个省长，没有水平是伺候不下来的。黄胜在学校时已是团的干部，主持学生会工作，一招一式已有领导的派头。于明聪明善辩，性格细腻，显示出是做秘书的人才。唤德当时看起来蔫不啦叽，老实巴交，但干活扎实，遇到贵人能起来。他们三位的仕途大致相同，先学徒一样的在首长身边打杂，历练几年便进入中枢，后来就是大管家了，事无巨细都得搭把手。首长上去了，成一方诸侯，做秘书的更是搭上顺风车，万人仰慕，万人相求，看似功成名就，祸根可能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埋下了。

　　我和于明交往多些，他在学校时好和我辩论，彼此情谊却很深。93年，我回山东办公司，他提了一兜苹果来看我，顺便聊起他的工作。那时他老板已高升中央领导，他没跟着去，显然错失机会。没有人罩着就大不一样，在省委研究室副主任位置上一呆就是好几年，说起这些，于明很不满意。他自己就说，跟准一个人有好处，是非也不少。当时给我的感觉是，在大多数从政的同学还在为一个副处或正科的位置拼搏时，已是副厅的他却满是郁郁不得志的怨气。当了多年的幕僚，他的目标是主政一个地市。这个想法其实也没错，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志在为人民做更大贡献。几年后，好像终于有了机会，于明被派到潍坊市当常务副市长，当时市长已临近退休，组织叫他去主持常务工作明摆着是要让他接班的。于明很珍惜这个机会，去了潍坊后干劲很大，上下反映也不错。他打电话给我，邀请我到潍坊投资，并指定奎文区的区委书记接待我。知道我是于市长的同学，区委书记鞍前马后地作我向导，言语间对于市长至为崇拜。就在上下左右普遍期待于明按时转正时，情况却突然发生变化，省委下命令调于明去省社科院任党委书记。当了17年的副厅终于转为正厅，但当市长主政一方的理想就此破灭。于明对这个任命非常不满，他是一个修养极好的人，在和我谈起这事时也忍不住爆出粗口。

　　社科院党委书记，省委候补委员，这个位置是多少在仕途中艰难跋涉的官员梦寐以求啊，但于明却不以为然，说穿了，他不是嫌官小，是嫌这个位置太闲太虚，做不了实事。大概不到一年，于明借口养病，居然辞了这个职务。真辞了也就罢了，你如真看透官场，就此洗手不干，干点自己喜欢干的事，那还真是一件好事，至少那个病是不会找上门来的。但于明那放得下，辞了职务，心根本没有收回来，反而更纠结，原本想和组织叫下板，谁知组织不理你，由你去。这时，于明就没着没落了，天天闲在家里，闲的发慌，甚至有意做我的副手，在山东做生意。我这么小的庙那容得下他这尊大菩萨，关键是他的心态调整不过来，还陷在官场不能自拔。就这样纠结了好几年，上级终于开恩，安排他去省煤炭办公室任副主任，正是这个位置最后要了于明的命。

　　于明在北京佑安医院住院时，我去看他，临近生命的最后关头，他终于醒悟。他对我说，他犯了两个致命的错，一是对官位看的太重，社科院是多好的地方，没有任何压力，他居然弃之若履；二是不该任最后那个职务，下去视察遇到的都是一些酒鬼，把肝给活活喝坏了。看着于明黯淡的脸色，我知道他内心一定有一个祈求，如果有来生，绝不再为官。

　　邹唤德和于明比，性格上倒是极放得开，说话口气大，胆子也大。在学校读书时，他可不是这样，一个见到我就能崇拜上我的老实农村孩子，显然没见过啥世面，看我平时张扬以为就是英雄。后来他当省长秘书，见多识广，性格变的比我张扬多了，一上来就想迫不及待地告诉你，他当着省长半个家呢。一次在南郊宾馆，不知怎么就凑在一块聊天，他说他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过作品，还是中国作协的会员，他同时特别强调，汪家明只是省作协会员。按理说，当着官还能保持着这份文学理想殊为难得，但做人不到家，总感觉这个作协会员放在他的身上有点错位。于明当官，谨小慎微，唤德当官，胆越来越大，凡当官的恶习他可都沾染上了。泡个情人从不避世人耳目，恨不得满大街都知道他那档子事，欲望膨胀不知丝毫收敛和伪饰，他不出事谁出事？一个曾经老实巴交充满理想的文学青年，被官僚体制完全毁掉，搞得家破人亡，锒铛入狱，可谓人生惨败。

　　黄胜在处事和为人上，均高于这两个同学，他们差不多从同一起跑线出发，人际资源优势也大致相同，但黄胜走的更远些更快些，这和他的个人禀赋有关。黄胜讲原则，有涵养，对同学能关照，也会给面子，懂得做人，没有于明那种迂腐和刻板，当然更没有唤德那种胆大妄为的做派。同学们私下里比较他们三个，一般都看好黄胜，认为他的个性和能力非常适合官场发展。我和黄胜接触不多，他刚去德州当市长时，夫人严茜子患腰椎间盘突出症，痛苦不堪，来北京治疗，我帮着联系过医院和大夫，黄胜为此专门给我电话表示感谢。以后好像再无联系，只是偶尔从同学的口中得知他的一些零星消息。他在德州主政13年，不是一件好事。共产党的体制是书记一人说了算，没有制约因素，他在那里干了这么长，难免不会有骄纵独断行为，利益输送和交换更是一念之间的事，防不胜防。而贪欲一旦激发出来，便不可收拾，最后会把人引向深渊。

　　中文系78级从政的同学不少，现在官至厅级高干的也有几个了，如商敬工、骆宝臻、王离京、汪家明、赵延彤、宋玉山等，县处级干部更是多了去，但至今未有谁东窗事发，均能保持大节和晚节，令人欣慰。我总结其中的原因，一是我们年级出来的干部，思想境界高，有正确的人生价值观，为人民服务的神圣职责牢记于心；二是多在清水衙门谋职，什么科协、民主党派、工商联、研究室这些虚头八脑的单位，既不掌握资源分配，也不管着人家的饭碗，门庭冷落，没人巴结送礼，想腐败也难。

　　以前在比较新旧社会的优劣时，有一句常言：“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这话现在大概要反着讲了，至少在官场上，我已经耳闻目睹了太多的由人变成鬼的故事。这样的故事还要再不断地讲下去吗？

真正的奇迹发生在80年代：《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前言和提要

黄亚生


前言

　　一九九八年，我正在上海为撰写我的上一部著作《出售中国》（Selling China)进行实地考察。期间，我问一位政府官员是否能为我介绍一些私营企业家。他满脸困惑，并且问：“你是哈佛的教授吗？”（彼时我正任教于哈佛）他 继续问：“身为哈佛的教授，为什么你会对那些在街头卖西瓜、茶叶和烂苹果的人有兴趣？”

　　他的反应多少令我吃了一惊，我心平气和地提醒他，诸如微软和惠普那样的公司也是由私营企业家创立并经营的。然后我大着胆子告诉他，上海的私营企业家只是在卖西瓜和茶叶，原因或许是，只有那些行当才是政府允许他们从事的。

　　那位上海官员的看法令我久久不能忘怀，并激发了我写作本书的最初灵感。（本书中有一章的标题就叫“上海出了什么问题？”）他的看法 与西方对中国改革的相当多的理论阐释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西方学术界特别是经济学家之间盛行的一种观点是，在中国，国家致力于缔造基于私有制的市场经济，但 这种改革受制于政治障碍。作为政治上的权宜之计，决策者采取了退而求其次的选择，以达到同样的目标：比如将国有企业部分私有化、引入境外竞争，并在保留国 有企业的同时鼓励新的创业。

　　真实情形接近于那位上海官员看法背后的精神。至迟于一九九八年，大多数中国官员对私人创业还是持有全然轻蔑的态度。倘若中国当局选 择压制私营部门这一点确凿无疑，我们将遭遇好些重大的难解之谜。其中之一是，怎样解释私营部门实际上随着时光荏苒而茁壮成长这一毫无争议的事实？我在我的 上一部著作《出售中国》中提供了一种解释，即外商直接投资（FDI）的作用不是带来了工业技术和实用诀窍，而是以向受压制的企业家提供融资的方式扮演了风 险资本或者私募股本的角色。这是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从高技术产业到低技术产业，从这个国家的富裕地区到贫穷地区——如此普遍的缘由所在。自从拙著出版 以来，数篇实证研究论文业已较为系统地确证了这一假说。

　　外商直接投资并非故事的终局。外商直接投资于上世纪九十年代涌入中国，倘若外商直接投资解释了九十年代私营部门的成长和经济增长， 人们该怎么解释八十年代的十年呢？这个关于八十年代的问题暴露了我自己对最近的中国历史的无知。我和其他一些学者一度认为，中国改革遵循一条渐进式的轨迹 ——始于从不显山露水的小步前进，然后随着时间推进，经济转型的速度加快、力度加强。有很多年，我都持有这样的看法：九十年代的改革远较八十年代激进，影 响也更为深远。

　　本书读者将发现，本书的主题恰恰相反。本书表明，中国真正的奇迹发生于八十年代，这一奇迹是由自下而上的创业努力和很多改革前沿值得关注的自由化缔造的。九十年代，改革事实上发生了实实在在的逆转。

　　我是在有机会与张炜博士探讨与争论之后，才开始怀疑我本人的看法的。张炜博士目前任剑桥大学讲师，讲授中国经济，他对中国改革的历 史有极其广博的了解。八十年代，正值风华正茂的张炜主管着天津的一个经济开发区，是中国政府部门中新成长起来的明星人物。张炜温和而坚定地告诉我说，我的 渐进主义视角显然低估了八十年代改革的速度。自从那次对谈之后，我开始注意到相当多的局内人，即任职于中国官方体制中的人士，也持有类似观点。对于改革在 九十年代的逆转，我在第三章中提到的农村官员李昌平是最为直接指出这一点的学者。

　　但对这一议题进行学术研究不能仅仅提供局内人的观点。这一看法必须由数据来证实，这是个挑战。要获得准确的中国统计数据——特别是 有关八十年代的数据——有多么艰难，极少数社会科学研究者才能体会到。文化大革命完全破坏了中国官方的统计数据搜集体系。有报道说，一九七六年，仅有四十 六人供职于国家统计局；迟至一九八六年，百分之九十的中国经济数据还是人工处理的。（一九八五年，国家统计局进行了一项经济普查。一位美国经济学家查证该 普查原始数据获取情况时所得到的回复是，保存数据的磁带掉到了水中，已经被完全毁坏。）

　　在麻省理工学院，我的一些同事通过设计精确的实验，有时是把他们的学生当作研究对象，以此来为他们的研究生成数据，他们的这种能力 令我惊讶并羡慕不已。在我的一个同事设计的一项实验中，他会为在饭厅吃饭的学生拍照。（从某种程度上讲，或许我也只能惊讶而已。）出于实验目的而生成数 据，类似那种奢侈享受我不曾拥有，并且对一些人溯及既往并不是件容易事，特别是当相关人士是前总理或政府部长（包括相当多政治上不受欢迎的人士）时。

　　我于是另辟蹊径——研究政府文件。中国不缺文件。有一种来源特别的文件——银行文件汇编，被证明对我的研究计划极有助益。为完成本 书的写作计划，我查阅了数千页的银行文件，其中好些文件早至八十年代初期。正是基于逐步积累起来的银行原始文件证据，我开始拒斥对中国改革的渐进主义解 释。

　　有怀疑精神的读者或许会质疑，基于银行文件证据而得出的结论尚不够慎密严谨。（除了文件证据，我还搜集到了数量可观的调查数据。） 在回应这一批评时，人们应被提醒的是，渐进主义的视角似乎从不曾被系统证实。支持渐进主义视角的最有说服力的一条证据是，私营部门产量所占份额在不断上 升。在第一章中，我深入解释了何以这种指标对于研究政策演进来讲是有问题的。

　　当我们试图作出表示因果关系的推论而不是要尝试确立某些事实时，研究方法的慎密严谨最为重要。这里有个研究中国经济与研究美国经济 之间的重大区别。研究美国经济时，学者们或许会就比如说“里根减税”的效果这样的问题争论不休。而在研究中国经济时，最关键的问题会是：政府真的是在减税 吗？本书大部分篇幅是对事实的记录，包括对乡镇企业作出了精确定义并就针对私营部门政策的演进提供了分析性的恰当评估。

　　鉴于两位个人在我获得关于中国改革的原始文件时提供了最为重要的帮助，我应专门提到他们。一位是熊景明女士，她当时担任香港中文大 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图书管理员。熊女士搜集的关于中国的资料令人着迷。我在她那里用到的一部书表明了她搜集资料的广度和深度：那书仅印刷了二十四本。她搜 集的资料可以上溯至七十年代后期和八十年代早期，并且分类精当。我对她不胜感激。

　　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图书馆的南希·赫斯特（Nancy Hearst）女士对我的研究贡献同样重要。她供职的图书馆毫无疑问是亚洲之外研究当代中国的最佳之地。南希还以其他方式帮助了本书的研究。她编辑并校阅 了本书的初稿并纠正了我犯的一些错误。我非常感谢她。

　　过去那些年，我身边有不少能干的研究助理，这些人包括Lu Gao、Yu Lu、Heiwai Tang、Yanbo Wang、以及Wendi Zhang。其他一些人搜集并提供了关键的数据。香港岭南大学教授张轶凡慷慨地与我分享数据，香港大学的杨治协助我进行了数据分析。剑桥大学出版社的本书 编辑Scott Parris以及我在阿普塔拉（Aptara）的项目经理Ken Karpinski在本书的出版过程中提供了最有效率的协助。我对他们深表感谢。

　　让我同样感谢那些与我讨论本书中观点的个人和同事，以及那些对本书初稿提出宝贵意见并贡献诸多想法的人士。这些人包括 William Baomul、Pranab Bardhan、Suzanne Berger、Kristin Forbes、傅军、Simon Johnson、Devesh Kapur、Tarun Khanna、Nicholas Lardy、Don Lessard、李祥林、 Rick Locke、裴敏欣、Guy Pfeffermann、Ed Steinfeld、Lester Thurow、Laura Tyson、 Ashutosh Varshney、Eleanor Westney以及Alan White.

　　没有来自我的夫人Jean Yang始终如一的支持和鼓励，本书将不可能完成。我曾多次外出，当时在一家医疗保险公司担任高级行政人员的她毫无怨言，照顾我们的两个小女儿 Kunkun 和Nanan。她是我的很多想法是否在理的最初验证者。当我的两个女儿拿走我的手提电脑并写下或以涂鸦的方式表达她们自己对我的写作的看法时，或许她们也 间接改进了我的这部著作。

　　最后，我要将本书献给三位个人，我相信他们代表了真正的中国奇迹。我在本书的不同章节提到了他们——第二章中提到了年广久，第三
章中提到了郑乐芬和孙大午。这三人均为农村企业家，他们所遭遇的是由九十年代不开明政策导致的那种常见的悲剧性命运。在这里，我以这种低调的方式提到他们的贡献。

　　黄亚生 二零零八年六月六日于印度新德里


提要

　　自一九七八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显著。这是毫无争议的。中国经济究竟通过何种机制得以增长得如此之快？这一问题有更多讨论空间。经济学家之 间接近一致，或者说最引人入胜的看法是，中国凭借独一无二的、特定于地方实际情况的制度革新，比如地方政权对乡镇企业的所有权、地方分权以及有选择性的金 融管制来实现其增长。诸如私有化、产权保护、金融自由化和政治制度改革之类传统的增长机制并非中国增长故事的核心内容。
大量关于中国经济改革的研究围绕如下问题进行：鉴于中国经济的低效是显而易见的，我们如何解释其增长？通常由齐整的数理模型支持的解答是，表面 上看起来低效的好些政策实践和制度——诸如乡镇企业的公有制和金融管制——在中国特定语境中具有潜在而高效的功能。这一思路是典型的逻辑推演式的：一望而 知是低效的体制的这些高效功能，系由中国经济的一流表现推导而出。

　　本书采取了不同的基于事实的思路。本书经由如下一组问题展开：乡镇企业果真是公有的吗？中国推动金融改革是早于还是和八十年代早期 最初的经济起飞同步？本研究基于对有关决策、行政机构和银行的档案文件以及数次对家庭和私营企业调查所得资料的详尽查考而进行。有关定性和定量数据的时间 跨度从一九七九年到二零零六年。本书所研究的事实是大量而细密的——我查阅了数千页由中国的中央银行、所有重要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等机构的负责人签 发的协议书、批示、工作手册以及人事考核规章。这些原始文献被编入一套总计二十二卷的银行文件汇编，可在哈佛和香港查阅到，但不曾被西方学者研究过。我还 有利用了农业部建立的有关乡镇企业的原始数据库。农业部负责搜集有关乡镇企业的数据，并且其数据较《中国统计年鉴》中的乡镇企业数据在所有权细分方面做得 更细致。基于如此体量的研究，以下是本书的主要发现：

　　·八十年代，明显属于私营的企业在中国农村地区的非农业部门中发展势头迅猛；

　　·还是在农村地区，八十年代的金融改革是实实在在的，并且中国银行系统在八十年代为私营部门提供的信贷层次之高令人惊讶；

　　·传统的产权保护问题重重——现在也是如此，但在经济改革伊始，对业主即财产持有者的保护却有实质性改进；

　　·八十年代早期的中国决策者强烈、直接而自觉地确立了政策的可信度和可预期性；

　　·尽管缺乏正常的制度性制约来保证善治，改革年代早期的政治体制从大方向上看是趋向自由的。

　　本书对以下观点和话题有所澄清，并提供了新的信息和解说性的数据：

　　·乡镇企业的中文定义指向企业成立和注册的所在地（如某家工厂位于农村地区），而不是其所有制；而另一方面，西方研究者依据其所有制状况来理解乡镇企业；

　　·这种认知差距是巨大的：早在一九八五年，一千两百万家被归为乡镇企业的工厂中，有一千万家很明显完全是私营的；

　　·八十年代中期到九十年代中期，乡镇企业界的几乎每一家新成立的企业都是私营乡镇企业；这样，不论是静态还是动态，乡镇企业现象本质上是私营的；

　　·在中国最为贫穷、最依赖农业的省份，私营乡镇企业最有活力（私营乡镇企业的这一特点还能解释一般墨守成规的汇报中对其规模的低报以及农村私营企业与缓解贫困之间的关联）

　　·有报道显示，集体性质的乡镇企业在八十年代早期有过私有化，贫穷省份发生过大规模的私有化；

　　·八十年代的农村金融改革——向私营部门提供信贷并在一定程度上允许私人进入金融服务业——得到了中央银行行长和主要商业银行行长的支持。

　　·中国的改革事实上具有强烈的实验性质而非依赖于既定蓝图，但这一实验的结局却是私有制和金融自由化。

　　对中国经济增长历程恰如其分的阐释应当既能解释其众所周知的成功，也能解释其同样众所周知的失败（比如银行部门的脆弱、日益上升的 收入不均、对私营部门发展的制约等等）。对我们理解中国故事而言，关键之点在于中国背弃了好些始于八十年代早期、成效卓著的农村改革试验和政策。九十年 代，中国决策者在投资和信贷分配方面更加倾向于城市，并且为给国家领导的城市繁荣提供资金支持而对农村部门课以重税。九十年代的这种政策变化并非实验性 的，毋宁说其根源在于技术官僚的工业政蓝图策及其对城市的强烈偏好。本书表明：

　　·以私营部门的固定资本投资来衡量，到目前为止政策最为自由的时代是八十年代；九十年代，有关政策遭到背弃，好些有行之有效的农村金融实验被中断；

　　·农村的行政管理在九十年代实质上是集权化了；

　　·九十年代，对包括私营乡镇企业在内的农村企业的信贷约束力度有实质性上升；

　　·九十年代，农村居民家庭收入的增长速度不及八十年代的一半，农村商业收入增长的下降在当时被特别提出。

　　·九十年代，政府的规模——以官员的人头数和政府所控制的固定资产的价值来衡量——有极大扩张；
·八十年代整体上趋向于自由化的政治改革在九十年代被中止并逆转。

　　本书以一整章篇幅来讨论上海，是出于两个原因。其一，上海代表着经典的城市偏好模式——这个城市严格限制小规模、自主创业的那种具 有典型农村特征的小生意，同时赋予外商直接投资项目和与政府有密切因缘关系的商业项目以缴税方面的种种好处。此外，八十年代末期，上海是中国城市经济体中 最少改革的地方，而其八十年代后半期的领导人在整个九十年代的十年间主掌了中国政局。本书的疑问是：上海出了什么问题？并进一步提供了如下解说：

　　·尽管位于中国最富裕的市场，上海本地的私营部门企业却位居这个国家最小的私营企业之列，其私人企业人均收入大约相当于云南这样的 省份，而云南的人均GDP大约相当于上海的百分之十到十五；（要了解以上模式是多么不同寻常，不妨设想一下这样的例子：你发现美国的私人企业人均收入大体 相当于土耳其。）
　
　·在上海，对本地私营企业政治上的、规章上的、金融上的限制是极其严厉的，本地私营企业固定资本投资在一九八五年达到顶峰的事实就是明证；

　　·在上海，包括财产收入在内的劳动收入占GDP的比重极低；

　　·相较于全国平均水平，上海的GDP增量巨大，但家庭收入水平相较于全国平均数几乎没有增长；

　　·尽管上海的工资收入高，资产收入却位居全国最少的几个省份之列；

　　·自二零零年以来，上海的经济增长速度是两位数，这期间上海人口中最为贫困的一部分人群已完全失去收入；

　　·九十年代，尽管上海渴望成为中国的高技术摇篮，但相较于私营企业更加发达的省份，如浙江和广东，上海每年批准的专利数量实际上是在下降。

　　·上海同样腐败。

　　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具有一种在两个中国——富于创业精神、由市场力量驱动的农村中国和与之相对的国家领导下的城市中国——之间进 行政治平衡的功能。八十年代，农村中国得势，但在九十年代，城市中国占了上风。尽管九十年代中国在放宽对外商直接投资的限制和国有企业改革方面取得了显著 进步，本书对农村的发展在决定中国向资本主义转型过程中的整体性格和速度方面的作用倾注了更多笔墨。不论何时何地，当农村中国得势，中国的资本主义就变得 富于创业精神、政治上独立，并且其实践活力四射、有竞争力，其效应正面良善。不论何时何地，当城市中国占上风，中国的资本主义就倾向于在政治上依赖国家， 并且变得腐败。大多数经济学家依据GDP数据判断中国经济表现。中国的GDP增长若以十年为单位来考察，其间的差异相当细小，而若以八十年代更加富于创业 精神的那个版本的资本主义与九十年代接近于国家领导的资本主义相对照，其间的经济和社会含义实际上差别巨大。社会福利方面的重要而真实的后果是这样：

　　·尽管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的GDP增长都很迅速，八十年代的家庭收入增长要快很多；

　　·劳动收入占GDP的比重在八十年代是在上升而在九十年代是在下降；

　　·一些关于全要素生产率（TFP）的研究，结论都指向一点，即自从九十年代后期以来，TFP的增长或是相较于此前放缓，或是完全萎缩；

　　·被大量宣传的减贫成果，大多数都发生在短暂的八年创业时代（一九八零——一九八八）而非漫长的十三年国家领导的资本主义时代（一九八九——二零零二）；

　　·收入差距情况在九十年代有实质性恶化，而在八十年代起初是有改善的；

　　·诸如征地和腐败之类政府治理问题在九十年代严重加剧；

　　·对农村地区课以重税导致政府基本服务的倒退和成本上升；

　　·二零零年到二零零五年间，中国成年文盲数量增加了三千万，逆转了此前数十年文盲数量减少的趋势；这一情形在西方几乎未引起注意。

　　·中国衡量成年文盲的方法暗示，九十年代的农村基础教育状况造成了文盲数量的这种增加，从时机上看，这一逆转与政府政策模式中对城市偏好的加剧是接近吻合的。

　　《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构建了对于中国经济和制度的演变历程、实践和政策的直接而基于事实的观察。齐整的模型建构和系统的实证研究是解决学术和政策争论的重要工具，但只有当手头掌握真确的事实，才能做到这一点。本书正是打算直陈事实。（感谢译者赐稿）

作者:Yasheng Huang
书名:Capit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出版社: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出版年:2008

作者：黄亚生 黎青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