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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权统治转型的发生学

刘军宁

自20世纪后期以来，全世界最壮观、最持久、波及面最广的政治浪潮莫过于从威权专制政权向自由民主政体转型的民主化浪潮。当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生活在自由民主世界中的人们对民主政治疑窦丛生、信心殆尽的时候，以西班牙的康乃馨革命为标志，拉丁美洲与南欧的威权国家纷纷垮台，民主化大潮瞬时袭来。

这场摆脱威权专制的民主化转型浪潮，用《威权统治的转型?关于不确定民主的试探性结论》作者的话来说，是“神圣的惊喜”。人类文明的历史进程也因此被进一步改变，自由民主进一步取代威权专制成为人类文明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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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威权统治的转型如何可能？
对于如此难逢而又巨大的浪潮，世界各地的学者们当然不会置身于外。《威权统治的转型》一书就是早期民主化研究的一本重量级著作，该书是一套四卷本丛书的最后一卷。该丛书是一群欧美知名学者研究南欧与拉美民主化进程的成果。如果说亨廷顿的《第三波》是写给民主派的实战手册，那么《威权统治的转型》一书则是对威权如何垮台、民主如何兴起以及体制内外各派力量在转型中的作用与作为的实况分析。它探讨的是威权垮台与民主转型的发生学。

随着民主化浪潮的推进，“转型”已经成为这个时代的重大关键词。何为转型？根据该书，所谓转型是指由一种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向另一种社会政治经济体制的过渡。转型还意味着由坏的制度向好的制度的过渡，由好制度向坏制度的过渡不叫转型。在经济领域，转型是指由计划经济公有制向市场经济私有制过渡；在政治领域，转型是指由威权专制政体向自由民主政体的过渡。政体转型启动于威权政权开始衰微、崩溃、解体，这个过程的长短因国家不同而异。

说到转型，不能不提及自由化。在关于转型的民主化研究中，自由化有其特定的含义。根据该书，所谓自由化是指在威权政权走向衰落的大背景下，公民的自由与权利开始扩张的过程，其中也伴随着自由主义基本理念的传播。在自由化过程中，必然伴随着乘数效应。“一旦少数参与者敢于公开行使这些权利，却没有像在威权统治最强盛时期那样被严加惩罚，那么就会有更多的人参与进来，也公开行使自己的权利”。在大多数情况下，自由化常常是民主化的先声。

关于民主化的大多数研究，通常都把焦点放在转型的社会条件和转型后的民主巩固上。该书则不同，它把焦点放在考察威权体制内的裂变并触发转型的动态过程上，其对威权体制内强硬派与温和派之间互动的分析很有见地。由威权统治向民主政体的转型之所以能够发生，与一个普遍而重要的现象相关，即在威权统治集团内部存在着强硬派（hard-liners）与温和派（soft-liners）的分野。他们之间的良性与非良性的互动，都加速了威权的解体，同时为民主力量的出现提供了契机。威权体制裂变的过程正是强硬路线衰落与温和路线兴起的过程。

强硬派通常主张用暴力手段坚决维护威权统治，不对民主化的要求作丝毫的妥协。强硬派中的成分并不单一，其中有许多是机会主义者，他们并没有坚定的政治信仰，不关心长期的政治目标。这些人有奶便是娘，谁提拔重用他们，他们就坚决追随谁。他们关心的是如何在体制内继续升官发财，关心旧体制给他们带来的从医疗到用车到住房的种种特权待遇。尤其是那些在威权体制内获得很多特权并且即将退休的人，他们因不愿意看到他们的待遇随着威权的垮台付诸东流而成为坚决的强硬派。

强硬派的核心是那些发自内心痛恨自由民主，并深知自己与自由民主不共戴天不能并存的人，他们也是坚决的镇压派。他们笃信民主的潮流是可以抗拒的，只要压制得力，稳定是可以维持的。强硬派并不甘心丧失权力，他们仍然寄希望于通过强力镇压来延缓寿命。像台湾发生的那样，强硬派会准备一份最后镇压名单，但是蒋经国告诉他们，这个名单已经用不上了。甚至在民主政治初创之后，这些人还常常梦想“变天”。如果威权政权内只有强硬派，民主转型将变得艰难得多。然而，温和派终将出现。

就温和派而言，在威权统治坚如磐石如日中天的时候，他们与强硬派并没有什么区别，他们不仅不反对甚至附和强硬派的镇压主张。然后，当威权统治出现危机的时候，他们开始意识到，现在自己所享有的特权位置与既得利益可能不保，他们的立场便出现松动。其中的一些温和派甚至也承认民主的潮流不可能抗拒。这是他们与强硬派的一个重要区别。这些温和派与主张民主的反对派也不同，他们对民主政治到来的时点上有不同的看法，前者更审慎，后者更乐观。温和派对民间的民主化要求抱有一定的同情和理解，在强硬派对民主要求粗暴压制时，他们常常也无能为力，因为他们在威权政权内部往往是少数派。其中的一些明智的有远见的温和派，在未来的某个时间，一旦机会成熟，很可能会加入到民主派的行列，甚至成为其中的领袖。这时，人们很难判断他们是顺应潮流，而是投机应变。

书中还提到一群独特的人及他们的命运。这些人就是处于威权政权崩溃时期的关键人物。“他们就像古希腊悲剧里的角色一样，虽然已经预见到他们的命运，但却仍然走向苦涩的尽头，无力改变他们的忠诚度、同盟者和行事风格，也无法控制导致政体崩溃的国际、宏观经济与社会因素以及制度因素”。

作者注意到，民主转型的开始，往往不是因为民主派多强大，而是因为威权统治集团内部强硬派和温和派之间的分裂和最终的决裂。巴西与西班牙就是这种情况。其实，只要有温和派与强硬派的分立，分裂是必然的结局。而温和派与强硬派之间缝隙的存在，也为民间的民主派和反对派向体制施加压力提供了机会。

当威权政体病入膏肓、住进重症监护室并进入弥留之际，不止是反对派，甚至连体制内人士都认为威权统治即使按照其自身的标准也是糟糕的、失败的。统治集团、包括军方也越来越没有信心，同时又因互相推卸责任而分裂。这时，掌权派急于寻找政治出路。温和派发现自己的机会正在到来，摆脱威权统治集团的风险越来越小，他们与其与旧体制一损俱损，不如背叛威权政权来与民主新政体一荣俱荣。这时，他们会与民间主张民主的反对派做出“历史性的妥协”。

书中还有一些很有意义的发现，比如，民主政治不仅需要业余的公民，而且需要专业的政客，在转型完成的初期，后者比前者更稀缺。这个观察是很有启发性的。对转型国家来说，转型前缺的是公民，转型后往往缺的是政治家。

在威权体制裂变前，大家总觉得要启动转型实在不易；等转型发生后，如作者发现，实现民主转型并不如想象的那么难。其实，没有永远不衰落的强权，因而也没有永远不可替代的强权。

《威权统治的转型》一书距首次出版已有四分之一世纪了。然而，对那些尚未转型的国家而言，该书完全没有过时，甚至恰逢其时。

方汉明比较中美社会保障
柯白玮 发表于2012-07-17 00:52

远离媒体，潜心研究，方汉明正当不惑之年，在经济学界成就斐然。

　　戴眼镜，方脸，穿着不太熨帖的衬衫，当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方汉明站在记者面前时，一股清新的学院派气息扑面而来，只是他的脸上挂有几丝疲倦。

　　地点是与复旦大学正门隔街相望的皇冠假日酒店，时间是7月6日下午3点。

　　方汉明这次回国的行程很满，主要是应复旦大学“蒋学模经济学讲座”的邀请，给复旦的经济学研究生授课。从6月中旬回国开始的将近一个月的时间里，除了讲课之外，他还要会老友，见父母。就在这个采访结束后的接下来三天，他还要参加复旦大学的一个研讨会，之后，回美国。

　　近几年，方汉明除了在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加州伯克利分校、杜克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知名学府多次讲学，在国内的讲学和其他学术活动也比较多，一年大概回国两次。今年12月，他还将再回复旦大学，受邀参加一个关于“社会保障”的学术会议。

　　到了19楼的餐厅，我们在靠窗的两个位子上坐了下来，要了两杯咖啡。转头就可以看到餐厅墙面电视上播着的Bloomberg News。方汉明一直在学术圈中活动，似乎对于新闻媒体还比较陌生。他喝下第一口咖啡就问我，“你们为什么会来采访我？” 　

　　“我们对你研究的公共经济学很感兴趣。”我答道。他不由自主地笑了一下，“我们这种做研究的，其实很少关注热点话题。给你讲个故事，去年西姆斯和萨金特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时，美国一些电视台如 CNN去采访他们。当被问到对金融危机的看法时，这两位平时专心做学问的大经济学家竟一时不知如何回答。好在很快，他们发现必须说点什么。否则这些美国电 视台会嘲笑他们说，‘我们的诺贝尔奖经济学家居然不能解释这个问题！’”

　　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方汉明很少给媒体写稿子了。据他所说，过去十多年来，大概只写过一两篇，只是有时候大学的公关部门会把他们的学术论文转述成普通读者乐于接受的文字，给《华尔街日报》、《金融时报》等媒体作为稿源。



潜心研究12年

　　远离媒体，潜心研究，方汉明正当不惑之年，在经济学界成就斐然。

　　除了教职，他还担任《国际经济评论（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的联席主编（2010-），《公共经济学杂志(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联席主编（2009-）、《美国经济评论(American Economic Review)》编委（2008-2013）、《理论经济学(Theoretical Economics)》副主编（2009-2012）、《商业和经济统计杂志（Journal of Business & Economic Statistics)》副主编（2009-2012）。

　　方汉明生于1972年10月，浙江定海人；1994年，从复旦毕业后，即获得全额奖学金赴美留学。1995年，方汉明获得弗吉尼亚大学经济学硕 士学位。之后师从宾夕法尼亚大学经济系的Andrew Postlewaite 和 Kenneth Wolpin 教授，并于2000年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同年受聘于美国耶鲁大学经济系，任助理教授，从此走上了勤勉的经济学研究之路。　

　　2001年9月，方汉明在《美国经济评论》发表《社会文化与经济表现（Social Cultur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一文。他用简明的模型证明了阿罗1971年提出的观点：社会规则与社会文化是社会应对经济失败的反应。

　　方汉明还发表了两篇关于拍卖理论的论文，分别载于2005年2月的《经济理论期刊》和2008年10月的《经济学期刊》（与David J. Cooper合作）。2003年，他与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经济系的Peter Norman合作发表了《政府强制的歧视政策（Government-mandated discriminatory policies）》一文。9月，他们还合作发表了《捆绑还是不捆绑？（To Bundle or Not To Bundle）》。

　　2004年7月，方汉明与密歇根大学的Dan Silverman共同发表《论限时福利制度中的怜悯性（On the compassion of time-limited welfare programs）》。

　　同年，与Michael Keane撰写了《福利改革对单亲母亲影响的评估（Assessing the Impact of Welfare Reform on Single Mothers）》，对美国社会救助体系的核心与基础——贫困家庭临时救助(Temporary Assistance For Needy Families)——进行了检讨。他们发现，单亲母亲的福利参与度已经从1996年的25%陡降到当年的9%。

　　2005年，方汉明被耶鲁授予Henry Kohn副教授头衔。当年他与Giuseppe Moscarini在《货币经济学杂志》发表了《士气风险（Morale hazard）》，探讨薪酬设定问题。他还与波士顿大学的Glenn C. Loury一道研究身份与经济表现之间的联系。

　　2005年5月18日，方汉明与Dan Silverman从福利的角度，来研究如何理清经济学研究里的认知偏见。

　　2006年11月，Shamena Anwar与方汉明在《美国经济评论》发表《汽车搜查种族歧视的另一种测试：理论与实证（An Alternative Test of Racial Prejudice in Motor Vehicle Searches: Theory and Evidence）》。

　　2007年，他转而在杜克大学任经济系副教授，两年后即成为正教授，当年，又被宾夕法尼亚大学经济系挖去。

　　这一年，他与Michael Keane、现在耶鲁大学的Ahmed Khwaja、现在荷兰Tilburg 大学的Martin Salm以及Dan Silverman研究“Micky Mantle Effect”。

　　2008年4月，方汉明与Michael P. Keane、Dan Silverman在《政治经济评论》发表《有利选择的来源：来自附加医疗保险的证据（Sources of Advantageous Selection: Evidence from the Medigap Insurance Market）》。

　　2009年6月，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应用经济系教授蔡洪滨、陈玉宇与方汉明在《美国经济评论》发表《观察中的学习：来自随机实地实验的证据 （Observational Learning: Evidence from a Randomized Natural Field Experiment）》。“该论文的贡献在于第一次清晰地区分出信息在观察中的社会学习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该项目由耶鲁大学经济系和社会政策研究所资 助。吴敬琏1980年代曾在该所从事研究工作。

　　2009年9月，方汉明与Dan Silverman在《国际经济评论》发表《时间不一致性与福利参与：来自美国全国青年纵向研究的证据（Time Inconsistency and Welfare Program Participation: Evidence From the NLSY）》。

　　2010年，与Andrea Moro合作《社会经济学手册》第五章。11月，与Peter Norman在《美国经济评论（微观卷）》发表《多种排他性公共物品的最优提供（Optimal Provision of Multiple Excludable Public Goods）》，将捆绑销售的研究用于福利提供。

　　2011年2月，方汉明再次与蔡洪滨合作，与世界银行高级经济学家徐立新共同在《法律与经济学期刊》发表《吃、喝、公司、政府：从中国公司的娱乐 与旅游成本检视腐败（Eat, Drink, Firms, Government: An Investigation of Corruption from the Entertainment and Travel Costs of Chinese Firms）》。方汉明还研究了杜克大学的招生问题。

　　2011年12月，方汉明发表了《就业为基础的健康保险体系的动态效率：理论与实证（Dynamic Inefficiencies in an Employment-Based Health Insurance System: Theory and Evidence）》。

2006年-2009年，方汉明作为上海财经大学特聘教授回国讲学。2009年至今，他是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今年起， 他受聘为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特聘教授， 并成为中组部千人计划（短期）创新人才一员。



对现实的思考

　　作为学院派的学者，方汉明很少给媒体写稿子是事实，很少接受采访也是事实，不过，这位低调的经济学家并非自己所说的不关心时事。另一个故事，就显露了他对当下经济问题的关注。

　　他讲到，欧债危机中西班牙情况很糟，于是他的一些同事，在美国的西班牙裔经济学家，联合开了一个博客，写西班牙经济问题，目的是给西班牙民众看，这个博客的影响力非常大，西班牙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每天早上，第一件事情是看这个博客。他准备效仿美国西班牙裔经济学家的做法，邀请几位经济学家朋友，一同开设博客，轮流更新内容，写国内的经济问题。

　　可见，尽管热爱学术，将做学问、带学生作为人生成功的定义，方汉明还是乐于自己的研究能够对现实经济问题有所裨益。而其主要学术研究内容：歧视行为、保险市场，对于解析中国当下热点的社会保障问题，正好合适。

　　2006年-2009年，方汉明作为上海财经大学特聘教授回国讲学。2009年-2012年，他是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

　　讲到这，我们的话题也回到采访话题“公共产品和社会保障”上。



立法化

以保护公共产品环境

　　上海经济评论：能否简单讲下,经济学上怎么定义公共产品？

　　方汉明：经济学上对纯公共产品定义一般要求满足两个要求：第一，非竞争性；第二，非排他性。

　　非竞争性是指一个消费者消费该产品不影响另外的消费者同时消费该产品。比如，面包这个产品不满足非竞争性，因为我吃了这片面包你就不能吃了；相反，干净的空气满足非竞争性， 我呼吸干净的空气的同时任何其他人都可以呼吸。

　　非排他性是指，一旦这个产品提供了，排斥别人消费就不可能，很难，或者非常昂贵。安静的环境、国防等等满足非排他性。同时满足这两个要求的产品称为纯公共产品，比如国防和环境。

　　有些产品，比如软件，满足非竞争性,但是不一定满足非排他性。软件一旦编出来了，一个消费者用它不影响别人同时使用，所以满足非竞争性；但是如果知识产权保护健全的话，软件不满足非排他性，因为技术上现在基本可以做到不让不付钱的人使用该软件。

　　上海经济评论：环境问题日益成为民众关注的焦点，最近也出现了一些环保维权事件。应该用怎样的机制来处理经济发展和环保的关系？

　　方汉明：美国有很多Zoning Law（分区法），确定了居民区土地或房产被用于商业用途必须经过的法律途径。分区法的起源是意识到居民房产的价值受到附近土地用途的外部性影响。这些外部性有的是正的，如马路改善，或者建高档购物中心；有的外部性是负的，如建立监狱或垃圾处理场会有负面影响。

　　在美国，一个项目除了要考虑经济可行之外，还要有一个Environmental Impact Report（环境影响报告），即报告项目进来后，会对环境有何影响。如果要在居民区建项目，要提交报告到当地政府批准，是否批准不是当地官员说了算，而是由当地选民选举出的分区委员会的代表们投票决定的；并且当地居民可以在项目听证会上公开表达各种意见。如果分区委员会的代表的投票不反映民意，下次选民当然不会投票给这个代表。所以这个法律机制有效地保证了最后能进入居民区的项目都是对当地居民相对有利的。

　　在国内，环境问题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没有立法化，没有考虑到任何一个项目都是有外部性的。像污水厂或者金属处理厂，对于房产（许多当地人最大的财产）的价值，产生重大影响。怎样让普通民众表达民意？现在，国内没有其他的途径，只有通过游行、示威或者说暴力行为；如果像美国一样，有合法的渠道，民众就会用更文明的方式表达支持或者反对。

　　中国经济改革这么多年是低成本发展。成本低的众所周知的原因之一是劳动力成本低; 但是值得提一下另外一些低成本的原因则是没有把环境成本、健康成本算进去。比如民工为了微薄的工资拼命打工，身体严重受损。比如最近报道的生产苹果产品的富士康公司的很多工人可能因为接触重金属中毒；这种伤害短时间内不会表现出明显的征兆，但是将来，谁来为他们的健康买单？如果他们有公费医疗就是政府买单，等于说是纳税人买单；如果没有公费医疗，他们就得自己买单。所以像富士康这样的公司等于是在搭便车，要么是搭政策便车，要么就是没有完全按照工人付出的代价来做补偿。同样，环境成本往往也没有被合理地计算成为生产成本的一部分。比如， 当一个化工厂把含有大量有毒的化学成分的尾气排入环境时会对当地居民的身体和当地的生态环境产生很大的负外部性。 这些环境成本在很多西方国家必须纳入生产成本， 在中国现在还有很多企业不需这么做。中国对环境成本的忽略是很多外商把生产线搬到中国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上海经济评论：在现有体制之下，可以通过怎样的方式来保护当地居民的利益？

　　方汉明：环保维权也显示了社会进步，民众的环保意识逐渐提升。中国政府对这些民间环保维权运动的处理也显示了进步。

　　现在北京等地空气污染严重，40年前美国的洛杉矶就是这样子，在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之前，洛杉矶是世界有名的污染严重的地方，飞机降落的时候，整个洛杉矶的上空是灰蒙蒙的。之后，美国做了经济政策调整，制造业迁出洛杉矶，转移到发展中国家。

　　现在面对中国改革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发展是为了什么？对很多中国人来说，现在的物质生活也许比以前好很多，但是中国人过得很辛苦，生活质量很低。对环境、就业、食品安全、子女教育、养老收入来源、房屋产权等的担忧，都让中国人生活在很多种不确定中；真正可以追求理想生活的只有少数经济上达到宽裕水准的人。当然，物质发展是前提；而现在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们应该深思下一步改革的目标。当前的一个问题是，政府收的税和给纳税人提供的服务不成比例，纳税人得到的很少。我觉得，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让人活得衣食无忧，能够追求自己的理想。

　　怎样来保护受影响的当地居民的利益？政府层面需要考虑将环保制度化。政府在立项目的时候，应将受影响的当地居民作为决策的一部分。如果一家迁入企业能带来就业，很有效率，同时，也有轻度污染，当地居民会考虑Trade-Off（权衡）。在目前项目立案和政绩考核体制下，当地政府可能只会考虑到经济发展和政绩。所以，应该把环保也纳入政绩考核的范围之内。

　　任何一个社会都会有不同人群的利益冲突和由之而起的矛盾；建立和谐社会就需要寻求解决这些利益冲突的社会机制。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经济改革的深化， 各种社会矛盾会更加表面化，这些都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现象。如何建立一个能够合理和谐地解决这些社会矛盾的社会制度， 是当前面对中国的一个大课题，需要很多探索。 我个人认为，目前一个完全可行的方案是在中国现行的以人大代表为中介的制度下寻求改革，关键是必须给这些矛盾和冲突提供一个释放机制。在现有的体制下进行改革需要改变官员只向上负责的情况；地方官员也必须对下负责（具体表现为对选民选举的人大代表大会负责），而且应该达到一个对上对下负责的平衡。我认为可以让人大代表们在官员提升过程中起到更大的作用；具体的，在地方官员提升时，同级人大代表们要投票并有否决权。也就是说， 我觉得我们必须让人大代表起更大的作用。

　　因而必须要进行改革。扩大人大代表在官员提升中的影响力能够让民众的利益在影响官员的行为中占更大的权重，这样才能从根本上使得项目立项的决策更科学，更能让经济发展服务于建立和谐社会的根本目标。



教育、医疗等短缺原因

　　上海经济评论：教育、医疗等，按经济学定义，都不属于公共产品，而是需要一些公共提供的私人物品？

　　方汉明：公共产品和公共提供的产品（Publicly Provided Good）不同。以公共卫生为例，它是公共提供的产品，但不是公共产品，因为公共卫生既不满足非竞争性,也不满足非排他性。所以很多常见的政府提供的产品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公共产品，而是公共提供的私人产品（Publicly Provided Private Good）。

　　教育、医疗这些产品事实上都是私人产品。既然教育、医疗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公共产品，那为什么由政府来提供呢？因为这些产品都有很强的外部性(Externality)，因而市场提供的话达不到最优量，所以政府必须承担一定的供给责任。另外，从社会平等的角度来说，市场提供不能保护弱者的基本利益，所以政府也有从平等的角度提供部分产品的义务。

　　上海经济评论：当下，教育、医疗等私人产品的公共提供十分紧缺，您觉得原因有哪些？

　　方汉明：你说到的这些产品供给短缺有很多原因。

　　首先，必须明确短缺是相对什么而言。政府提供的产品如果是免费的话，那么不管你提供多少，一定供不应求；因为价格是零的情况下，需求是无限的。没有任何理论说，凡是政府提供的产品就一定非免费不可。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所以我本人觉得，资源稀缺的情况下，收费不仅是正常的，而且是必需的。美国的公立大学，也都是要收学费的，穷的家庭少收点，富的家庭多交点。

　　第二，这些产品短缺也与现阶段各级政府的激励机制有关。长期以来，中国各级地方政府都是以GDP增长为主要考核标准，容易导致政府官员注重短期经济增长率，忽视教育和医疗等长期才能见效的投资。

　　第三，中国的非营利组织在提供这些产品中起的作用还是非常有限。

　　还有一个原因是，基本上完全没有利用市场机制。这些有外部性的产品，最好是由市场提供为主，政策支持私人提供，政府提供为辅。比如说，现在中国在教育、医疗方面市场发展刚刚起步，政策方面支持强度力度不够；基本上完全依靠政府。所以我觉得在这些产品提供的大框架上需要做一个大的改变。

　　上海经济评论：除了你刚提到的原因之外，公共产品短缺还有其他原因吗？

　　方汉明：另外，我觉得消费者方面的道德风险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尤其是医疗和社会保障方面，有很多人觉得一旦有了医保，就非得把保费用掉，不然就亏了。很多人不明白保险实际上一定需要有些人保费多于支出，这样才能支付那些支出多于保费的人。整个社保体系需要加强在操作过程中的监督，防止这种道德风险导致的劣行引起的短缺。

　　上海经济评论：是否与现在的财税体制有关？中国高度集中的财税体制，基层财政由于长期得不到重视而陷于困境，是否也导致这些产品的公共提供不足？

　　方汉明：中国暂时还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特别税收（Earmark Tax）体系，比如在美国，教育方面的资金来源主要来自于房产税（Property Tax），政府官员不能把这种特别税挪作他用。比如在我所居住的费城郊区，我所支付的大约每年一万美元房产税中，有2000美元是支持当地政府，即Township（镇区），镇里的官员会负责垃圾、救火、警察等。另外，8000美元就是学校税（School Tax）。因为民众知道房产税的绝大部分都是用于当地的教育，都比较乐意。

　　还有一种Federal Income Tax (联邦收入所得税)，这个税收很高，民众会有些意见。联邦收入所得税用于哪些方面呢？我教公共财政的课程，对这点还比较了解。联邦收入所得税用于最多的一项是社会保险，包括老年人医疗保险（Medicare），和穷人免费医疗保险（Medicaid ）。老年人医疗保险受益对象是65岁以上所有人；只要他们在退休之前工作10年以上，都可以享受。美国的老年人医疗保险现在大致分为三个部分：A部分是保去医院费用（这个是免费的）；B部分是保看医生费用（美国医生和医院是分开的）;C部分是临终前照顾费用；D部分是支付配药费用（处方药）。穷人免费医疗保险受益对象是收入和资产都很低的穷人。此外还有养老金（Social Security）、失业保险 （Unemployment Insurance）和残疾人保险 (Disability Insurance)，这些也是社会保障一大块。第二部分是用于国防。还有一部分是给州政府转移支付。

　　上海经济评论：美国非营利组织如何运作？

　　方汉明：拿环保来说，美国有很多非营利组织专门负责环保，叫做环保主义者。如美国本土有很多石油，但是开发有阻力，而阻力的很大一部分来自环保主义者。在美国非常有影响力的组织有绿色和平组织，还有一个叫做塞拉俱乐部。在选举年，这些非营利组织会派人到选民家庭，一是宣传环保的重要性，另外，是向选民募捐。非营利组织拿着募捐所得去国会游说，国会可以立法，通过立法来保护环境。



如何改变

教育、医疗资源的短缺

　　上海经济评论：教育资源不均衡比较受公众关注，如优质教育资源短缺带来的高额择校费问题，已经成为不少家庭的沉重负担。您觉得，应该如何改变教育资源短缺的现状呢？

　　方汉明：我觉得问题需要从好几个方面来看。第一，优质教育资源一定是供不应求的。谁都要进最好的高校，但是，如果一所高校谁都能进的话，还能是好高校吗？哈佛大学每年录取率少于8%，这不是问题。第二，供不应求的高校用什么标准来选择学生，这是一个大问题。如果高额择校费导致了穷人家的好学生因为没有钱上不起，这就是一个大问题。这个问题必须通过改善奖学金和助学金制度，完善银行教育贷款制度等等来解决。优质教育资源必须优先给予那些最优秀的学生。

　　一个社会能不能长期保持活力和创新精神，很重要的一点是社会的流动性， 以及能不能给优秀的人才提供机会。中国的教育和就业体制必须给优秀的学生， 不管他的家境如何， 提供教育和就业的机会。如果一个社会失去了流动性而成了世袭制，那么这个社会必然僵化。

　　上海经济评论：此外，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也存在短缺，医疗暴力事件频发，也反映了医疗改革不到位、基本医疗供给短缺的突出矛盾。您认为应该如何解决基本医疗供给短缺这一问题?

　　方汉明：这个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的短缺在现阶段中国经济发展水平下是不应该发生的。如果发生就是因为政府没有把工作重点放到保障民生上。改变这种情况，第一是要把保障民生在地方政府官员的考核体系中的地位提高，以便改变地方官员的激励机制。第二，要发展和开放医疗市场，允许民营医疗企业参与提供基本医疗服务。过去三十多年中国经济发展来源于不断深化市场和提高竞争。在医疗方面也必须朝着市场和竞争的方向发展。

　　上海经济评论：近年来房价上涨过快，很多家庭买不起房，有些人提出住房是“准公共产品”，应政府主导提供住房服务。对此，你怎么看?

　　方汉明：如果房价高得没有人买得起房了，那市场价格就一定会跌下来。中国房价上涨，有些是泡沫，有些是市场规律正常发挥作用。是泡沫迟早是会破的。我觉得必须大力发展可租房市场；鼓励租房，提高持房成本，这样可以压抑炒房。

　　另外，政府可以给低收入家庭短期提供保障廉租房，但这个应该看作是社会保障体系的一部分。我个人觉得，低收入家庭保障房必须是限期的出租房，租金需要和收入挂钩；政府可以对购房者增开一项特别税来支付廉租房的费用。

　　但是，政府千万不能主导提供住房服务。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危险的想法。政府应该把所有市场能完成的功能留给市场；政府应该只做市场做得不好的事情，比如保障穷人的基本生活，包括教育、基本医疗保险和廉租房等等。如果你幻想政府万能的话，记住米尔顿·弗里德曼说过的一句名言：如果你让联邦政府来管理撒哈拉大沙漠的话，那五年之内就会出现沙子短缺(If you put the federal government in charge of the Sahara Desert, in five years there'd be a shortage of sand)。



建立天灾保险体系

应对社保透支

　　上海经济评论：中国人口老龄化趋势日益明显，为了应对养老金缺口，现在延迟了退休年龄，您怎么看？

　　方汉明：美国现在也要延迟退休年龄。1933年，美国通过社会保障法案，建立社会保障体系时，是用现收现付制，即对正在工作的人收税，当年所收的税是给到当年退休的人，就是说当年收上来的钱，就用掉了。

　　“二战”之后，1946年到1964年，美国人口出生率很高，有一个“婴儿潮”，当时，工作的人多，财政状况很好，在“婴儿潮”之后，人口出生率降低，出现“生育低潮一代”。现在这些“婴儿潮”一代到了退休年龄，按照现收现付制的方式，等于“生育低潮”一代要养“婴儿潮”一代。现收现付制的社会保障体系就无法维系，要么养老金不够，要么只有让可以退休的人延迟退休。

　　是否应该延迟退休年龄呢？我认为是应当的，从一个角度讲，美国刚刚引进社会保障体系的时候，男女退休年龄是65岁，退休的人平均拿8年的退休金。现在，人的寿命延长，人均寿命预期是78岁，虽然晚点退休，但是跟父辈们相比，可以拿到多于8年的养老金。

　　经济学上，中国的确应当延迟退休年龄，我认为有几个原因。一个是中国人口出生率下降，对于年轻人来说，负担很重。另外，现在人们的寿命有延长，当时规定的退休年龄已经不适用于现在的情况，如当时规定女性退休年龄为50岁，完全是因为当时就业机会不够多，为了分享就业机会给年轻人。现在，女性到50岁还很年轻，她们还可以工作，没有理由让50岁的人提前退休，浪费人口劳动力。

　　当然我们可以理解现在即将退休的人群会反对退休年龄的提高，因为他们的反对完全反映了他们的利益。在美国， 提高退休年龄不是一步到位的， 而是持续提高的；从2000年开始，美国社会保障养老金的退休年龄从65岁提高到67岁，但是这个提高是计划在23年时间里完成的（也就是说1937年及以前出生的可以在65岁退休拿全额养老金， 但是1960年及以后出生的就必须在67岁才能拿全额养老金）。我觉得中国也需要引入相似的机制， 而且我们也必须给已达退休年龄但是愿意继续工作的人提供激励， 比如允许他们在工作期间获得部分养老金。

　　现在中国社会保险制度刚起步，中国还没有对社会保险体制进行大变革，因而，做出变革时，民众开始会不太适应，但会逐渐习惯社保制度的改善。

　　在美国，在要对社会保险进行改革时，总统会组织Social Security Commission（社会安全委员会），研究社会保障体制的可持续能力。美国通过一个独立的机构，来调查人们对社会保险的看法，因为比较权威，容易被大众接受。

　　在国内，对延长退休年龄有抱怨，可能还在于民众对政府把社保基金的钱浪费掉了表示不满。

　　上海经济评论：美国最高法院通过了奥巴马医保案，等于美国现在是全民医保，奥巴马医疗改革方案具体包括哪些内容？另外，美国的社会保险体制现在也严重透支，你觉得怎样的医保制度可持续？

　　方汉明：美国医疗保险体制由公私结合。公的方面就是Medicare 和Medicaid，所有美国65岁以上的老年人都有Medicare，Medicaid是给穷人。

　　年轻人和收入不符合Medicaid标准的人，保险来自于雇主，叫做私人保险。这导致美国有17%的人口没有保险，也就是说大概六分之一的人没有保险，老年人和穷人有保险，中间绝大多数工作的人当中，大概有50%多的雇主会提供保险，剩下一半左右的雇主不会对雇员提供保险；这些人中有些人会自己购买保险，但是因为私人保险很贵，这部分中的绝大部分人没有保险。

　　美国的医疗费用占国民经济比重很大，导致制造业没有竞争力。美国GDP的六分之一用于医疗有关项目，这是非常大的一笔成本。医疗支出占据国民生产比例第二高的国家是加拿大，加拿大的比例稍稍高于8%，也就是说美国的比例将近比加拿大高一倍。

　　美国人的健康水平比其他国家差，表现在婴儿死亡率，少数民族族裔的各种健康指标，都比不过法国、加拿大等。所以，美国需要医疗改革。

　　奥巴马的医改方案有四个支柱，第一个支柱是Individual Mandate,意思是个人必须购买医疗保险，不然就得付罚款（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今年6月28日裁定此项法律不违宪）。强制所有人都买保险的目的是为了解决现在的私人保险市场中存在的逆向选择，从而可以降低保险公司的保费以便让个人更买得起保险。第二个支柱是Employer Mandate （雇主强制）。第三个是建立私人保险购买市场（Health Insurance Exchange），每个州建立医疗保险大市场，定价按照年龄，降低保金。第四个是对付不起保金的穷人，政府资助。

　　我觉得美国现在这样的医疗体系也是不可持续的。最好的医疗体系，应该去掉最大风险，但是应当让人们承担一定风险，建立一个Catastrophe Insurance(天灾保险)，就是医疗费用超过某个程度，你就不用承担，大家一起来承担这个风险。天灾保险能保证每个人或每个家庭不会因为医疗支出而破产，但是也给人提供足够的激励而减少医疗资源的浪费。

　　上海经济评论：对于改善国内的社会保障体系，你有什么建议？

　　方汉明：中国的社保刚刚起步，有很多选择。前面讲到过，社保不是公共产品，而是有政府操作的保险。社会保障只是为了维持老年人的最低生活水平，而不能保证生活充足的。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能做到各取所需。要想在老年时继续保持高标准的生活水平，还是必须在年轻时储蓄和投资。对一个社会来说，提高生产力是提高生活水平的唯一方法。

　　另外，我觉得国内应该也建立一个天灾保险，这样可以缓解社保资源短缺的问题，保持社保体系的可持续性。

　　我还注意到一个问题，中国的医疗保险，各个省不一样，是按行政区域划分，这样有一个坏处，就是限制了人口流动。我觉得要做的是打破这种区域划分。像美国的Security System是在联邦政府那一块，我已经换了好几个州，我在康州、宾州等地工作过，我现在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工作，我的保险公司是一个全国性的保险公司，假如我换了工作，可能我要换一家保险公司，但是这家保险公司也是全国性网络。

　　考虑到长期来说，一个社会保险体系能不能正常持续运行取决于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中期内，必须注重中国的人口变迁，包括出生率下降和人口老龄化，对社保系统带来的压力等。■



（作者系《东方早报·上海经济评论》记者）

石油玻璃门

本文来源于《财经》杂志　2012年07月15日

石油垄断坚冰难破，国企有责任，政府更有责任。长期以来，政府打破垄断的一手软,维护垄断的一手硬，民企在有形无形的垄断之门面前无能为力、无可奈何


　　“玻璃门？简直就是玻璃墙！”谈到石油行业的垄断，一位国务院相关部委的官员由衷感慨。多年来，这位官员矢志不渝地推动行业开放，同时备感改革步履维艰。
　　石油是中国垄断程度最高的行业之一。从上游的勘探开采，到中游的汽柴油等成品油炼制，到下游的批发零售，再到进出口贸易、产品定价，无不在政府部门的牢牢管制之下。而事实上的管制主体，很大程度上就是中石油、中石化两大集团及其间接推动下的部委决策。
　　改革开放之后，尤其是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之后，石油行业曾向民营企业开过一道口子。在进入门槛最低的零售环节，民企一度成了主渠道。1999年，民营加油站数量占比接近九成，加油量占到六成。那六七年也被民营油企称为“黄金年代”。
　　但1999年5月、2001年9月，以应对加入WTO冲击的名义，国务院办公厅两度发文，先后赋予中石油、中石化两大集团成品油批发（38号文）零售（72号文）业务的垄断经营权，导致民营油企的市场份额急剧萎缩，已经打开的大门又重重地关上。
　　此后，大门重开的希望出现过几次。一次是2002年。按照中国的入世承诺，当年将有400万吨成品油、720万吨原油的非国营贸易进口配额，并且这两个数字必须每年递增15％，持续十年。
　　但是，原国家经贸委在2002年4月发布公告：原油非国营贸易配额只能用于中石油和中石化的炼厂加工。这个公告的依据，正是三年前的38号文。这意味着，如果不能被列入两大集团的生产计划（排产），即使拿到了非国营贸易配额，油也进不来。事实上，十年下来，入世协议中承诺的非国营贸易形同虚设。
　　新的希望同样来自WTO。中国入世文件中规定，2004年12月11日要开放成品油的零售市场，2006年12月11日要开放批发市场。当时，一位发改委官员曾反问编者：到时候对外都开放了，对内还能不开放？
　　但直至2006年12月6日，商务部才发布原油成品油两个管理办法，业界发现，除了准入门槛出人意料地高，进口权丝毫没有放松，排产要求也依然如故，这导致拿到了经营资质的民企只能从两大集团进货，等于寄生在远比自己强大的竞争对手篱下。
　　再一次希望来自2005年5月国务院下发的“非公经济36条”。但此后五年，始终是“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及至2010年5月国务院再发“新36条”，民企们已经不抱多大希望了。
　　今年2月，温家宝总理公开要求各部门必须在6月底前出台“新36条”实施细则。为何强调细则？因为新老36条都是原则性要求，需要具体的操作办法才能落实。
　　此后几个月，各领域的“细则”密集出台。但细观之后，业界发现这些“细则”主要还是原则性宣示，等于是用原则来落实原则。两相对照，同样是文件，保护垄断的文件何其之硬，打破垄断的文件何其之软！
　　有关方面千方百计维护垄断的理由到底何在？
　　理由之一是保护资源保护环境。问题在于，资源环境是否保护得力，与企业所有制无关，与政府监管能力有关。真正的强政府，应该强在监管能力上，强在立法与执法能力上。
　　理由之二是控制油价上涨、保障石油供应。 这个理由就更加南辕北辙。竞争降低价格、垄断抬高价格，这是常识。中国一大半的石油靠进口，进口商越多，油源才越有保证， 低价才越有可能。实践中，不少民营油商都找到了比两大集团进口价低得多的油源，但囿于进口管制，低价油无法入境。
　　一些人认为，买家多了，会把油价买上去，铁矿石就是典型。这实在是以讹传讹。铁矿石是多对单的市场，三大矿商控制了70％的可贸易矿石，在需求旺盛之时，定价权自然在他们手里。石油是多对多的市场，多数时候都是供过于求，新油田不断发现、供应商数以千计，试图限产保价的欧佩克控制的产量越来越少，这个价格卡特尔已难以为继。
　　事实上，上世纪70年代两次石油危机之后，美欧已成功地把大部分石油定价权从生产方转移到金融市场，具体说就是几大期货交易所。对同为石油进口大国的中国，这段历史极具参考价值。而阻碍中国建立自己的石油金融市场的，正是国内的垄断体制。
　　更重要的理由，其实是意识形态上的担心。一些传统观念较强的人士认为，国有企业是执政的经济基础，只有通过大国企控制住经济命脉，执政才有保证。因此，不仅石油行业，在电力、电信、民航、铁路、金融、教育等行业，玻璃门同样广泛存在。
　　针对这一认识，一个多月前，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名誉会长高尚全撰文，指出执政基础不在于国有经济比重的高低，而在于民生和民意。他说，如果将国有经济定位为执政基础，国有经济就只能进不能退，行政垄断就无法打破，继续深化改革就没有可能。
　　诚哉斯言！
　　——编者
　　上游：出得去、进不来
　　广汇能源在哈萨克斯坦拥有两个油气区块，但要想把所产原油运回国内，唯一的办法是花钱请中石油帮忙进口，再按中石油的定价卖给中石油
　　尚继强的希望再次落空。
　　6月18日，应温总理“新36条实施细则必须在上半年出台”要求而制定的《国家能源局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一步扩大能源领域投资的实施意见》发布。
　　这份文件对民营企业最为关心的开放原油进口权一事只字未提。这让新疆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600256.SH）董事长尚继强 “2012年完成原油进口4万吨”的目标变数陡增。对尚继强而言，如无法取得原油进口资质，就意味着广汇能源的利润收窄，千辛万苦得来的海外原油区块投产后也将受制于人。
　　2011年赢利约9.8亿元人民币的广汇能源无疑是中国民营油企中的成功者。长期以来，“绕不开的中石油”是中国民营油企的共同宿命，广汇能源却能够绕开中石油，在哈萨克斯坦拿下两个油气区块，并建设了跨国天然气通道。
　　但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广汇能源要想把这两个项目所产原油运回国，唯一的办法是花钱请中石油旗下的中国联合石油有限责任公司帮忙进口，再按后者定价卖给中石油炼厂。
　　即使这样，广汇能源仍然是幸运的。民营企业在国外拿到油气资源，运回国内加工，广汇能源是第一家，迄今也是唯一一家。除了自治区政府的鼎力支持，中央各部委也罕见地一路绿灯。
　　在石油产业链中，勘探开采是利润最丰厚的一环，也是风险最大、投资最多、回收期最长的一环。在中国，法律法规明确规定，该环节只允许几家国有石油公司进入。少数挤进这个领域的民企，大都是“关系密集型”企业。
　　1997年，这一环节的准入限制曾短暂松动。彼时，中石油集团为降低勘探和开采成本，将旗下11个“低品位油田”区块对外招标，寻求合作开发。
　　此举的依据是1986年通过的《矿产资源法》，该法允许持有石油、天然气许可证的企业划一部分采区承包给其他单位，实行产品分成、合作开发。
　　注册地在香港的中汇石油公司（后改名为中亚石油公司）抓住了机会。根据中汇石油与中石油吉林油田的协议，合同期内，由中汇石油负责投资开采吉林油田的两个对外合作区块，由吉林油田负责布井和设计开发方案，所产原油由中石油按市场价统一收购，收入分配上，吉林油田拿两成，中汇石油拿八成。
　　勘探开发新油田的风险由合作公司独自承担，土地许可证和原油出口权等也取决于合作公司与中石油的关系，合作区块上的所有设施均归中石油所有。
　　就风险极大的采油而言，这一条件较为苛刻。中石油资源管理局原局长查全衡告诉《财经》记者，当时中石油给出的条件均与此类似，“一般是打井阶段收入二八分成，油田占两成，民企占八成。待所采原油足以收回成本时，采取四六分成甚至五五分成。”
　　即便如此，巨大的利润依然让民营企业蜂拥而至。据不完全统计，中石油在上世纪90年代拿出来合作开发的区块在30个以上，吉林油田2005年的一份材料显示，当时聚集在吉林油田周围的民营石油公司有41家。原油开采量达到100万吨，占到吉林油田总产量的20％。
　　政策时机稍纵即逝。2000年，《矿产资源法》重新修订，删去了油田可以外包开采、合作开发的内容。自此，民企在勘探开采领域无法再获得增量的区块，老本吃完后，就只能寄希望于别人退出时接盘了。
　　进入上游的民企普遍面临合同到期后区块被收回的隐忧。据悉，中石油与中亚石油的合作期限为30年，与MI能源的合作期限只有20年。对两大国有石油公司的高度依赖，使涉足上游的民营油企尽管眼下能够闷声发财，但长远而言却前途难测。
　　原油产业链的另一头，民营油贸商的日子也不好过：在国际市场上找到合适的油源并非难事，但无法进入中国市场，找到油源也是白忙活。
　　黑龙江人赵友山已用完了六本护照，俄罗斯、中亚、西亚诸国是这位油贸商这几年频繁前往的地方，他最近两个月去的地方是阿塞拜疆。他到这些产油国只做一件事：寻找油源。
　　“其实国际上的油源不难找，产油国挺希望出口油源到中国的，我到阿塞拜疆是他们石油部部长接待，他们愿意以800美元/吨的价格通过船运向中国出口1500万吨原油，这个价格含税费、保险和运费。”赵友山告诉《财经》记者。
　　这是非常合适的价格。赵友山表示，800美元/吨的价格是按照长协价谈的，不会因为国际原油期货价格的变化出现波动。记者了解到，今年6月份的国内原油价格约为5800元/吨（不含运费，约合920美元）。
　　像赵友山这样经常在海外考察油源的民营油企人士不在少数，他们中很多人也都曾在海外找到价格合适并能稳定供应的油源，一些民营油企在海外甚至拥有自己的原油区块。但迄今为止，无人能将一滴油运回国内。
　　中游：有产能、没原料
　　产能建设和原料供应脱节，导致即便是最好的时候，山东地方炼油企业的开工率也不过70％
　　原油进口权被卡死，牵累的不仅是贸易商，还有炼油厂。对后者而言，这意味着生产原料只能依赖两大集团。相对于生产能力，民营炼厂能从两大集团中得到的原油供应量仅是杯水车薪，这些年来，增加原油供应的呼声不断高涨。
　　由于背靠中原油田和胜利油田，山东省的炼油工业一直很发达。根据山东省炼化行业协会（下称炼化协会）提供的数据显示，截至2011年底，山东省21家大型地方炼化企业年综合炼油能力为6500万吨，2011年完成产量3150万吨，近半产能闲置，其中原油加工量仅为700万吨左右。
　　产能闲置原因有二。一是原料供应不足，根据1998年制定的原油分配计划，山东21家大型民营炼化企业原油计划供应量总计179.3万吨，这一数据至今没有变化；二是在中央政府“上大压小”政策的倒逼之下，地方炼厂为争取生存权，拼命上马大型设备，导致产能膨胀。
　　这种产能建设和原料供应的脱节，直接导致的后果是，即便是最好的时候，山东地方炼油企业的开工率也不过70％。随着国内经济发展放缓，多位炼厂的负责人向《财经》记者透露，他们今年的开工率已不足40％。
　　《财经》记者实地调查发现，目前山东地炼主获取原油的正规途径主要有以下三种：
　　第一，每年可以从中原油田和胜利油田领取上文提及的179.3万吨计划原油供应量，但这一来源不仅十余年未有增长，近年来还一直在缩水，山东省炼化协会会长刘爱英向记者透露，去年地炼企业得到的原油只有160万吨左右。
　　第二，向中石化下属的燃料油公司购买燃料油，中石化规定，每买3吨燃料油，可搭配买1吨原油。
　　第三，通过与中海油及中石油合作参股的方式获得额外的原油供应。
　　三种途径加总，山东地炼获得的原油不过700万吨左右，而总产能则是7000万吨。这些年来，山东省政府、山东省炼化协会和地炼企业的代表多次向国家发改委和中央有关领导提意见、打报告，要求增加原油供应，但未获回应。地炼企业只能各显神通，夹缝求生。
　　向央企靠拢是求生手段之一。目前，中国化工集团在山东省已整体收购、重组或控股济南石化集团、济南长城炼油厂、正和集团、华星石化、昌邑石化、青岛安邦石化等六家地炼企业。效益下降的地炼向央企靠拢，除了想借助央企的资金实力盘活企业，还希望借助央企的身份争取更多的原油供应。但至今，第二个愿望并未实现。
　　2011年下半年，中石油与山东省政府签订了框架协议，在政府的牵头下，包括金诚石化和东明石化在内的几家大型炼厂将与中石油开展原油加工方面的合作。对此，接受《财经》记者采访的多位地炼企业负责人表达了极大的期待。但山东省炼化协会会长刘爱英表示，目前签署的还是框架协议，如何进一步推进还未有任何具体办法。
　　抱团取暖是另一种求生手段。2009年，山东省21家地炼企业集体出资，组建联合体山东省石油化工有限公司。今年4月，该公司增资至1.3亿元，达到了商务部《原油市场管理办法》 “申请原油销售的企业注册资本不得低于1亿元”的门槛。但考虑到其它的政策限制，能否争取到更多的原油供应量，即便是联合体内部也普遍持怀疑态度。
　　“两桶油也好，贸易商也好，我们自己去国际市场买油也好。无论哪种办法，只要能够争取到更多的原油供应，我们都可以接受。”刘爱英说。
　　下游：明文垄断、主客易位
　　两大集团之外，独立的成品油批发企业事实上难以存在
　　下游的民营加油站形势同样不容乐观。自1998年两大石油集团公司成立和1999年《关于清理整顿小炼油厂和规范原油成品油流通秩序的意见》（国办发[1999]38号，下称38号文）出台之后，民营加油站步入最坏的年代。
　　“原来芜湖市有21家民营石油公司，经过清理整顿，目前仅剩下二环石油一家。”芜湖市二环石油有限公司（下称“二环石油”）董事长刘青山感叹道。
　　现年65岁的刘青山经历过中国民营石油企业的辉煌与衰落。20世纪90年代初，两大石油集团尚未组建，各地加油站多为社会资金投入建设。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这一年，时为芜湖市政法系统官员的刘青山四处筹资，“下海”开办该市第一个民营加油站——二环路加油站。用刘青山的话说，自己打破了初级阶段的垄断，过去国有加油站节假日、周末或晚间不加油，民营加油站出现以后他们才有改观。
　　现在看来，这应当是民营石油企业发展最好的年代。
　　1992年后的六年时间，后来被称为“黄金年代”，期间各地民营加油站、批发企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到1999年，民营加油站接近8万座，占全国加油站总数的近九成，加油量则占六成。在芜湖，鼎盛时期，共有21家民营石油企业。
　　正是在这黄金六年，刘青山的公司开始有了起色。在1993年收购了一座水上加油站之后，刘青山分别于1995年和1998年投资兴建了另外两个加油站，同时购买了两艘长江一级油轮。
　　这一切，在1999年戛然而止。
　　1998年之前，中国石油业为分业经营，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负责陆地原油的勘探与生产，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负责海上原油的勘探与生产，中国石油化工总公司负责原油的炼制与化工，中国化工进出口总公司独家垄断石油进出口贸易。下游的批发零售环节，主要由非国有企业掌控。
　　1998年3月，国务院宣布重组石油工业，变分业经营为混业经营，组建两大全产业链的石油巨头——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和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重组后，中石油、中石化分别获得北方12省、南方19省的油气资源勘探开采业务，同时获得了各自所在省份的炼油、批发、零售等中下游业务和进出口经营权，全产业链垄断自此形成。
　　1999年5月，38号文下发，成为两大集团垄断下游的政策依据。该文件规定，国内各炼油厂生产的成品油要全部交由两大石油集团的批发企业经营，其他企业、单位不得批发经营，各炼油厂一律不得自销。文件同时要求清理整顿，取消不具备条件的批发企业的经营资格。清理整顿合格的成品油批发企业，可由两大石油集团采取划转、联营、参股、收购等方式进行重组。
　　就是说，两大集团之外，独立的成品油批发企业事实上难以真正存在。
　　2001年9月， 《关于进一步整顿和规范成品油市场秩序的意见》下发（国办发[2001]72号，下称72号文），进一步强化了两大集团的垄断权。
　　72号文重申了两大石油集团的批发专营权——成品油由中石油、中石化集中批发，并进一步赋予两大集团以零售专营权——各地区新建的加油站，统一由中石油、中石化全资或控股建设。
　　为何要出台这样的政策？见诸正式文件的理由是为了建立规范的市场流通秩序。38号文说，技术落后、产品质量差、资源浪费严重的小炼油厂过多过滥，与国有大中型企业争原油、争市场，干扰和破坏了正常的原油成品油生产流通秩序。与此同时，成品油批发零售企业数量过多、加油站重复建设严重，管理混乱，导致成品油流通渠道和市场秩序失控的问题十分突出。72号文则重申了上述理由。
　　文件没有明说的理由则是，由于中国加入WTO已成定局，石油市场几年后就要对外开放，而长期处于国家政策保护下的国内成品油生产销售企业在质量、价格及服务各环节都难以和跨国公司竞争。因此，有关人士认为，在开放之前赋予两大集团垄断经营权，可以迅速壮大它们的实力，同时竖起一道抵御外资的屏障。
　　这两份文件，加上原国家经贸委的两份配套实施文件，彻底改变了中国石油成品油批发零售市场的生态。一个原本由民企唱主角的市场，迅速变成了一个由两大国有集团主控的市场。民营批发企业可谓九死一生，零售企业也主客易位。到2003年中，两大集团之外的加油站占全社会加油站的数量降至50％，市场份额则降至40％。
　　2006年12月6日，商务部发布《成品油市场管理办法》，民营企业不得从事批发业务的禁令解除，但准入门槛却高得出人意料——注册资本不低于3000万元，油库容量不低于1万立方米，同时拥有接卸成品油的输送管道或铁路专用线或公路运输车辆或1万吨以上的成品油水运码头等设施。
　　“连中石油的一些批发企业都达不到要求，你让民营企业怎么达到？”一位安徽省的民营石油企业总经理向《财经》记者回忆说，安徽省曾有60多家民营成品油批发企业，如今仅剩三家。
　　而那些取得了成品油批发资质的民企，也因为油源被两大集团垄断而无利可图，公司运转大多依靠仓储（油库租赁）和零售业务。
　　在加油站环节，民企同样要仰人鼻息。因为《成品油市场管理办法》规定，取得经营资质的前提条件是“与具有长期、稳定的成品油供应渠道的批发企业签订三年以上的供油协议”，而这样的批发企业，几乎都在两大国有集团旗下。
　　外贸：看得见、摸不着
　　“不光我们，基本上所有的民营油贸商在这十年都没有进口到原油，原油非国营贸易进口配额形同虚设。”
　　在石油行业，由于上游门槛太高，民资多集中在中游的炼油领域和下游的流通领域，如果上游的油气资源能够在市场上自由交易，这本是个合理的布局。
　　可惜，实际情况恰恰相反。中下游的民企们就像拎着桶打水去卖的孩子，水龙头却掌握在同样也要卖水的大人手中。视野所及，并不是没有别的水龙头，但贸易环节的玻璃门，却让这些水龙头可望而不可即。
　　外贸方面，我国原油成品油进口分为国营贸易和非国营贸易。
　　国营贸易进口权集中在中石化、中石油、中海油、中化集团、珠海振戎五家央企手中。从2003年开始，国营贸易原油进口取消了配额限制，可根据市场需求组织进口，没有数量限制。
　　按照中国的入世承诺，2002年将有400万吨成品油、720万吨原油的非国营贸易进口配额，并且这两个数字必须每年递增15％，持续十年。也就是说，到2012年，原油和成品油的非国营贸易配额应达到2916万吨和1620万吨。
　　但是，原国家经贸委在2002年4月规定：原油非国营贸易配额只能用于中石油和中石化的炼厂加工。这意味着，如果不能被列入两大集团的生产计划（排产），即使拿到了配额，油也进不来。可两大集团拥有充足的原油来源，并无动力接受民营油贸商进口的原油。
　　“不光我们，基本上所有的民营油贸商在这十年都没有进口到原油，原油非国营贸易进口配额形同虚设。”湖北天发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天发）一位人士向《财经》记者介绍说。该公司曾经拥有原油非国营贸易进口资质，但过去十年连1吨原油都没运进来过。据介绍，由于无法列入两大集团的排产计划，部分拿到非国营贸易进口配额的油贸商不得不选择将配额以低价（5元-6元/吨）卖给两大集团，或者干脆放弃申请非国营贸易进口配额。
　　目前，具有非国营贸易原油进口的企业共23家，但其中大部分以非国营贸易的名义进口石油的是国有企业，其中包括中石油、中石化的一些子公司。
　　成品油的进口限制同样严格。考虑到国内炼油产能过剩，中国政府规定成品油非国营贸易进口只限于燃料油，汽油、柴油、煤油等不在此列。但这仍然给了无米下锅的地方炼油企业一线生机，因为它们可以用燃料油来炼汽柴油。
　　《财经》记者从全国工商联石油业商会获悉，截至2011年，119家企业获得非国营贸易成品油进口资质，民营企业占比达70％，其中有18家民营地方炼厂。
　　与原油相比，燃料油油品质量差，加工难度大，对设备有高强度腐蚀性，作为生产原料实属不得已而为之。更让地炼难受的是，近些年国际燃料油价格也在不断地上涨，加上各项税费的不断增加，到厂价格已与原油相差无几。
　　一位山东地炼企业的总会计师给《财经》记者算了一笔账，因为燃料油在进口时是作为成品油的一种在海关报关，从2009年1月份起，燃料油的消费税从101.5元/吨猛涨至812元/吨，大大加重了以燃料油为主要原料的地炼企业的成本。
　　加上关税、增值税以及一些物流费用，品质较高的燃料油到岸价格约为6000元/吨，6月份轻质原油的价格约为5800元/吨。
　　由于品质差异，原油与燃料油的经济效益，每吨相差约为800元。以轻质原油和新加坡高硫380CST（燃料油的一种）为例，前者的加工成本约为200元/吨，后者则为280元/吨。1吨380燃料油可以生产出约43％的汽柴油，1吨轻质原油则能生产出65％的汽柴油。
　　垄断联盟
　　如果说油源垄断是那扇阻挡民企进入的玻璃门，定价机制就是那扇“弹簧门”，让部分已经进入石油领域的企业又被弹了出来
　　石油垄断的坚冰难破，责任不仅在国有石油公司，事实上，垄断巨网的编织，离不开价格主管部门、贸易主管部门和部分地方政府的协助。
　　“现在省内的三家民营批发企业只能批发柴油，（乙醇）汽油中石化独家供应。”安徽省工商联石油化工商会一位负责人告诉《财经》记者。
　　2005年3月17日，安徽省出台《安徽省推广使用车用乙醇汽油管理暂行办法》，这份“省政府令”规定：安徽全境全部销售乙醇汽油，并由中石化安徽分公司独家调配、供应。
　　乙醇汽油是按照90％无铅汽油和10％乙醇调配而成，美国、巴西等国最早广泛应用。原本是建议性的推广使用，最后变成了强制使用，地方政府的行政命令让这个本已高度垄断的市场收紧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即使是另一个垄断巨头中石油，也直到2010年才被允许调配乙醇汽油自用，但不可以销售给其他企业或加油站。
　　民营加油站对此强烈反对。一位不愿具名的加油站负责人介绍说，乙醇汽油价高、油品差、易分层，对汽车配件具有腐蚀性且增加油耗，招致司机抵制。由于进货渠道被独家垄断，紧张时会无油可供，正常时因为进货价比普通无铅汽油每吨高出500元至600元，导致销售利润微薄。为维持生存，部分民营加油站选择了违规私售普通无铅汽油。
　　这将遭到行政处罚，甚至会被追究刑事责任。上述加油站负责人透露，中石化会定期查看各加油站乙醇汽油销售情况，如销售量太低，便会向乙醇办（省推广使用车用乙醇汽油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举报，工商、质检部门就会去查处。
　　地方政府投桃、石油巨头报李。通常，地方政府会与石油巨头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后者承诺投资项目和规模，前者会给出一系列政策支持。
　　安徽一位业内资深人士透露，现在所有的民营加油站都是以前的，新建加油站几乎没有民营的份。“由于中石化和省政府有战略协议，市区那些加油站必须给中石化，中石油都拿不到，民营企业就更不用想了。”
　　情况还不止于此。如果说油源垄断是那扇阻挡民企进入的玻璃门，那么定价机制就是那扇“弹簧门”，让部分已经进入石油领域的企业又被弹了出来。
　　每当国际油价上涨猛烈之时，两大国有公司下游批零环节的利润就会随之收窄。因此，在国内成品油调价预期出现时，两大公司也往往会抓住时机上调批发价格并开始惜售、限供。这样一来，两大公司旗下加油站售油量减少，而依靠它们进油的民营加油站也因批发价格高企而进不起油，甚至进不到油。
　　长沙市某民营加油站的负责人告诉《财经》记者，一旦油荒来临，两大公司往往会减少甚至停止对民营加油站的供应。“我们只能从‘油贩子’手里拿高价油来供应市场。”
　　2008年以来，国内汽油与柴油的价差逐步拉开，柴油的批零倒挂更加严重，人为因素导致的油荒也近乎一年一度，迫使发改委提高成品油的终端价格。
　　自1998年6月原国家计委发布《原油、成品油价格改革方案》后，中国的原油和成品油价格开始由政府随新加坡交易所汽、柴油价格波动而调整。
　　2001年10月，原国家计委再次调整成品油定价机制，从紧盯新加坡一地成品油改为紧盯新加坡、鹿特丹和纽约三地成品油价格。
　　2009年5月，原国家发改委一改之前紧盯国际成品油价格变动的模式，规定实行盯住北海布伦特、中东迪拜、印尼辛塔三地原油的政府指导价格，并以22个工作日移动平均价格变化幅度作为调整参照指标。
　　但无论成品油定价机制如何调整，政府定价的模式始终未变，民营油企始终处于两大集团的价格揉搓之下。
　　对此，全国工商联石油业商会人士指出，唯有打破现行石油垄断体制，放宽成品油进口，才可能真正建立自由流转的成品油市场，市场化的定价机制才有可能形成。
　　中石油资源局原局长查全衡持同样观点：“如果成品油可以自由进口与流转，民营油企就可彻底摆脱两大公司在油源与批发价格上的钳制、摆脱批零倒挂，获得真正的独立。”
　　一位相关部委的官员更是认为，政府定价与行业垄断互为因果、互相强化。“为何要政府定价，因为石油行业是垄断的，为何打破垄断难，因为政府把价格管死了，新的市场主体就培育不出来，没有多元化的市场主体，市场就无法形成。这是一个死结。实际上政府定价强化了垄断，垄断企业欢迎政府定价权。”
　　希望犹存
　　一旦原油进口权环节被打通，之后的炼油、批发零售、运输环节将全盘皆活
　　持续30年的高速发展之后，2010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均GDP也首次突破4000美元，步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与此同时，曾经困扰拉美诸国的“中等收入陷阱”是否会再陷中国，也越来越令人担忧。
　　“中等收入陷阱”的一个明显特征，就是居民收入差距大。许多分析人士指出，中国的收入差距已属世界最高水平之列，造成收入差距日益扩大的重要原因之一，正是垄断。在中国，首当其冲的垄断就是政府授予国企的行政垄断。
　　正因为如此，打破垄断，扩大民间资本的市场准入，被本届中国政府视为任期内的一项重要任务。国务院2005年发布了鼓励非公经济的36条意见，2010年5月又下发了同主题的“新36条”。今年2月，温家宝总理公开要求，各部门的“新36条”实施细则必须在6月底前制定出来。
　　但体制惯性是巨大的。从6月18日国家能源局发布的《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一步扩大能源领域投资的实施意见》（下简称《意见》）来看，“实施细则”基本上仍停留在“原则性规定”层面。
　　一位接近决策层的人士表示，《意见》并无政策增量，民企最关心的进口权放开和定价机制放开均未提及。“既写清楚准入条件，也写清楚监管要求，这才是真正的开放。眼前这份《意见》更像是原则宣示，而非实施细则。”
　　但他也肯定了《意见》的进步之处。“这个文比原先更明确了。原先是不禁止，现在明确说可以做。因此，这个文就是一面大旗，提供了对抗垄断势力的依据，所有想推动市场化进程的人都可以援引这个文来说事。”
　　相较于“新36条”实施细则，实践层面倒已经出现了一些松动。
　　5月底，西气东输三线一改此前项目投资全部由中石油自有资金出资的模式，引入全国社保基金、城市基础设施产业投资基金（下称产业基金）和宝钢集团有限公司等股东。此次合作使西三线成为向社会资本开放的最大项目，也是中国首次将全民资本和民间资本按照同等条件、同等待遇、同时引入国家重点工程项目。此外，还吸引了中国工商银行募集的私人理财资金进入。
　　其中产业基金是国内比较重要的产融平台，出资人中有中石油等大型国有资本，但主体部分是城市基础设施商会成员和全国工商联系统的企业。
　　产业基金西三线项目的一位负责人向《财经》记者透露，民间资本非常踊跃，“主要是项目不错，中石油把有长期稳定现金流回报的管道建设项目分了一部分给民资。连社保基金这样谨慎型基金都加入了，这个项目民资更没有不进入的理由。”
　　页岩气勘探开发的投资主体多元化也是近年来的一个亮点。
　　2011年6月27日，国土资源部拿出六个页岩气区块举办了中国首轮油气探矿权公开招标。但其时准入条件尚未放开，“参赛选手”仅限国企，只有中石油、中石化、延长石油、中联煤层气以及河南煤层气公司受邀投标。
　　接近决策层的人士透露，由于中央高层对第一轮招标不满意，因此第二轮招标得以更大范围地放开。
　　2012年5月25日，国土资源部完成了面向全国的页岩气探矿权投标意向调查。填写意向书的企业涵盖了国企、外企以及民企。
　　国土资源部油气资源战略研究中心主任张大伟告诉《财经》记者，页岩气探矿权的第二轮招标将在不久后举行，此轮招标市场将完全放开，凡符合条件的企业都有进入这一领域的可能。此外，招标区块将增至20个左右，参与企业数量大约为数十家。据了解，第二轮招标要求竞标的企业注册资金不少于3亿元人民币，具有石油天然气或气体矿产勘查资质，或已与具有勘查资质的企事业单位建立合作关系。
　　由此，有意向开采页岩气的民企或外企，至少可通过与具备开采资质的国企合作的方式进入该领域。
　　凡此种种，均可看出高层有意向推动民资进入油气行业，并在一定程度上下决心落实既有政策。业内人士普遍认为，改革轻重缓急仍需明确，推动市场主体多元化、价格形成机制市场化和建立有效监管体系，是最重要的三项任务。
　　形成市场供方主体多元化是首要步骤，放开原油进口权则是其中核心环节，一旦此环节被打通，之后的炼油、批发零售、运输环节将全盘皆活。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秘书长陈永杰表示，最可行的路径是允许民营油企直接进口石油，取消不合理的“排产”规定。行动次序是：第一，落实入世协议中已经承诺的石油进口权；第二，逐步放开一般民营石油企业的石油进口权；第三，允许民营石油企业采取组建联合体的形式到国际市场上采购原油和成品油，扩大中国在国际市场上的找油渠道。
　　由此，两大集团垄断市场供给的局面才能打破，才可以谈论改革的第二个步骤：价格形成机制。
　　零售环节的价格放开可以通过建立石油期货市场来代替政府定价。建立期货市场的目的是使市场参与主体多元化，境外拥有油源的国际石油公司和石油贸易商也可参与，这样就形成供需双方多对多的局面，最终由期货市场来发现成品油的价格。
　　由于石油是环境影响较强的行业，加强监管更是政府的题中之义。中国以强政府著称于世，但强在参与经济发展，真正需要强的地方——市场监管，中国政府的能力却很弱。未来，中国政府必须弱化运动员能力，强化裁判员能力，否则，规范有序的市场经济就永远不可能建立起来。
　　本刊实习生何加晋对此文亦有贡献
　　
【作者：《财经》记者 施智梁 翁仕友 李毅 朱玥 】

洪晃：大亨与大使
2012.07.20 南都周刊


我参加的大部分活动都是奢华而无聊的商业活动，到场以后和所有认识、不认识的人行欧美式见面礼：美国人用右脸蛋互相贴一下，法国人先贴右后贴左，意大利人先贴左后贴右。然后就正式开始无半点营养和真诚的寒暄。

只是偶尔，你还能无意听到一些对话，其精辟是可以概括整个世界的。上周，我就听到了这样一段绝版精辟的对话，让我对东西方文化差异有了顿悟。

这是一顿中饭，在西班牙大使馆官邸。西班牙大使宴请中国金融大亨，西班牙文化中心的Ima 叫我作陪。大使和大亨应该都是可以自说自话的人，本来不用我们陪，最多搞个漂亮翻译就好了。但是我还是去了，当然有不可见人的目的：一是搞搞关系，以后弄申根签证比较方便；二是吃点免费西班牙火腿，如果是Bellota，我就大赚了。

我们早到了，官邸里的服务人员还是很靠谱的，立刻把西班牙各种小吃包括我期望的火腿都端出来。之后使馆的官员、旅游参赞、商务参赞都纷纷赶到。很不好意思，我去参加午宴的目的，在大使到来前就已经彻底完成了。我要是一个没教养的就可以撤了。但我决定留下来听听大使和大亨的谈话，虽然我知道我很可能什么都听不明白。

中国大亨很有素质地介绍了自己的金融业务，并非常清晰地表示有意愿让大使介绍一些可以合作的西班牙金融项目。同时，也非常婉转、一点不让大使觉得难堪地点了一下西班牙现在面临的金融危机。

大使完全明戏，说这正是他请吃饭的原因，国内有各种经济危机，也许是投资的机会。

这时候已经一点半了，在座的中国人都饿得不行，终于上了第一道菜——西班牙蔬菜汤。大亨的随从马上举勺喝了一口，之后略有惊讶地小声说了一句：“哟，凉的。”我看大亨快要举到嘴边的勺子又放回了汤盘。旅游参赞介绍道：“这汤叫Gazpacho，是把很多新鲜蔬菜搅拌成汁，夏天吃尤其凉爽。”我心说，怎么解释也没用，中国人不会喝凉汤的，就是夏天也最多喝点凉茶。

汤盘撤掉后，大亨接着询问西班牙的投资机会。大使说：“你知道西班牙的好东西太多了，是的，现在他们的价钱也特别好，值得投资。但是，你知道我们西班牙最最最好的东西是什么吗？”大亨立刻全神贯注，洗耳恭听。“那就是我们西班牙的太阳！”大使说。

我看到大亨的失望和惊奇已经小有挂脸。可是大使毫无察觉，接着非常兴奋地推销西班牙的太阳：“你知道，欧洲北部的人都会到西班牙来享受我们的太阳。而我的一个西班牙同事，被派到布鲁塞尔的欧共体工作，那里总是阴雨连绵，不到两年我的同事就抑郁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缺乏西班牙的太阳。”

在大使推销太阳的时候，大亨勉强把自己面前的一盘凉的大虾沙拉吃了一半。其他官员这时候也都帮腔一起卖西班牙的太阳。有的在引用西班牙的诗歌，有的引用文学，当然还有很多因为没有西班牙太阳而郁闷的亲身经历。

就在一派西班牙太阳的赞扬声中，热菜终于来了，烤羊腿。在座的中国人喘口粗气，有口热饭吃了。大亨在几口热饭之后，还是很努力地跟大使沟通西班牙的投资机会。他非常专业地告诉大使，现在有很多中国公司在海外上市，需要海外的注册地址以及一名有海外身份的股东，这叫V。大亨说，有些国家已经为中国上市工作的需求划出一些区域，并提供一些便利条件。“你知道，如果中国公司的注册地点在你们国家，”大亨非常有劲地解释道：“那么这个公司的所有业务就是注册国的，是注册国的GDP了。”

听到GDP，大使终于抬头了。“西班牙和中国很不同， 我们官员的政绩和GDP不挂钩，都是选出来的。”大亨认真地说：“所以啊，你们太需要体制改革了。你们的福利太高，政府压力大，但是官员又不积极创造收入。需要改革。”大使的头又低下，微微点头。

这时候甜点上来了。已经下午三点半了。大亨非常有礼貌地告辞。虽然官员们说甜点是西班牙特有的，用蜂蜜做的蛋糕。大亨和随同还是回公司开会去了。

这段对话精辟的对话告诉我，中国和外国的区别不是什么开放和封闭，什么人权和仁道，其实就是喝不喝凉汤，吃不吃甜点。

回归基于人性和常识的制度建设

管清友

这是个人心思变的时代，社会各阶层达成了少有的共识：中国迫切需要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变到以制度建设为中心。但是，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制度建设？



回到历史中，中国崛起并非特例

从历史的维度来看，过去三十多年，中国只是回归她在世界经济中的应有地位。如果以古代世界中心城市的变迁来观察，古中国的中心城市领先全球的记录保持了2800多年，中国经济也几乎在世界经济舞台上的辉煌了近3000年。在19世纪以前，中国经济的总量和规模始终高于西欧。从人均GDP的角度看，中国的经济呈现一条缓慢上升的曲线。在公元4世纪—13世纪近1000年时间里，中国的发展水平始终高于西欧。从14世纪时起，特别是晚明以来一直到19世纪，中国经济停滞不前。中西方经济发展水平从这一刻开始泾渭分明，差距慢慢拉大。西方世界兴起，东方世界衰落，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美国相继崛起成为世界霸权国家，世界经济的中心转向西方。

二战之后，当中国人还沉浸在“赶英超美”的历史狂热中时，德国、日本从战争废墟上崛起。计划经济三十年，虽然给中国经济打下了重化工业的基础，但中国为此付出的代价是极其高昂的，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在改革开放之前总体呈现下降趋势。当中国大陆处于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内乱时，亚洲四小龙（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地区、香港地区）崛起。当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坚定的选择了市场经济道路时，亚洲四小虎（泰国、马来西亚、印尼和菲律宾）也进入了经济高速发展的历史轨道。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对东南亚国家经济造成重创，中国则幸运地实现了软着陆，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印度在历史上的衰落与中国几乎同步。印度经济的崛起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引起世界广泛关注。中国和印度这两个人口大国都面临巨大的资源和能源约束，中印崛起正在日益改变世界经济格局。中国的崛起并非特例，也不是一个单独的现象，而是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发生的。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出现了持续的上升。中国在发展，我们的邻居也在发展，而且他们崛起的速度毫不逊色于中国。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是世界经济史上最贫穷经济大国

中国的人均GDP与世界富国相去甚远。即使中国的经济保持强劲增长并在经济规模上超过美国，但人均GDP水平也只能达到世界平均水平。尽管经济规模也已经占世界总量的10%。但这与中国在历史上的世界经济地位仍然相距甚远。晚清时期中国的经济总量占世界总量的仍然接近三分之一。即便中国的经济规模恢复到占世界三分之一的位置，中国的人均GDP水平也仍将与发达国家有极大差距。即便中国如很多预测所言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中国的人均GDP水平仍然不高。经济总量的大并不意味着经济质量高，大而不强是中国经济的软肋。从长周期的眼光来看，中国还缺少与世界知名企业匹敌的大型民营企业和品牌，缺少引领世界科技进步和新兴产业发展的机制和实力，缺少在世界经济和政治领域中的话语权，缺少对于国际政治事务，特别是地区事务的影响力。二十一世纪初期，仍然是中国面临的重要发展机遇期，但我们也不得不承认，这一时期也是一个社会矛盾高发期，经济风险高发期。历史上，因为发展战略失误、社会问题以及外部冲击而导致经济长期停滞低迷的国家数不胜数。

回顾19世纪以来大国崛起的经济增长轨迹，正如著名的经济史学家金德尔伯格所言，似乎一个国家的发展也是有生命周期的，从经济起飞到经济发展阶段，再到经济的成熟，停滞甚至走向衰退。一般来说，大国的崛起都有其经济霸权尤其是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的支撑，而每次经济的飞跃都有时间期限，最多持续二三十年高速增长。美国经历了两次高速增长期，一次是工业革命完成后1880年代到20世纪初期，第二次是二战后到60年代的所谓资本主义黄金时期，这两次持续高速增长均不过二三十年。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创造的“东亚奇迹”大约是30年左右，1990年左右日本资产价格暴跌，这个曾经是世界上最具活力的经济体进入了“失去的二十年”（当然，这个问题争议颇大）。同样，中国的经济发展也不可能一直行驶在高速公路上，对外开放的“西风”已经转变风向，而对内改革的“春风”逐渐减弱，未来中国经济能否实现新的“惊险的一跃”，还需要更加坚苦卓绝的探索。

一百年前，辛亥革命开启了中国人追求民主自由的大门，也启动了中国重新寻找在世界中位置的奋斗历程，这一历程是由一系列的政治经济社会实验组成的。从苏联模式到中国模式；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从小政府大社会到大政府小社会。尽管辛亥革命已经过去整整一百年了，但中国人对于制度的探索仍然没有完成，中国的经济和社会仍处于剧烈的变动之中。如今，中国经济的结构问题依然突出，受外部环境影响的脆弱性越来越明显，经济高速发展过程中所积累的体制欠账、经济风险和社会矛盾越来越多，解决问题的紧迫性越来越强，国富民穷、贫富分化的现象越来越突出，进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危险性越来越大。中国社会处于历史的惯性和现实的压力之下，解决这些问题，中国仍然需要继续探索经济转型和制度变革的道路。

与历史上的强盛时代相比，今日中国的变化并不特殊，中国仍然纠结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当中。被历史教科书歌颂的“变法”，大多与加强政府权力有关。西汉时期尊老子还是尊孔子的执政理念之争，北宋时期王安石与司马光的改革理念之争，改革开放初期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的体制之争，无不与此有关。只不过，今日中国的变化速度和规模，已经远迈汉唐，超越有宋一代。中国历史的变迁，其实没有跳出轮回的宿命。



制度建设要回归常识

从经济变迁的角度来看，今日中国之变迁，是用几十年的时间逾越了中国古代王朝几百年的盛衰周期，同时是在追随欧美国家二三百年的工业化和现代化道路。中国迟早要从一个“追随者”、“追赶者”的角色演变为一个“领导者”的角色。如果不能没有类似工业革命的技术革新或者是重大的制度变革，中国的经济奇迹将难以为继。中国的改革之路已经到了需要从增量改革为主，存量改革为辅的阶段过渡到存量改革为主，增量改革为辅的阶段。所谓中国模式，是一个历史现象，并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现象。中国模式的核心是回归常规、常识，弱化特色、特例，以人为本，务实地看待人性，认真地、谦虚地学习人类社会一切优秀文化、经济和制度建设成果。惟其如此，中国模式的内涵才可能更加丰富。中国未来的发展源泉，在于继续推进经济的市场化，推动社会政策的广泛覆盖和公平正义，推动国家制度建设。

从历史的长周期来看，中国目前的经济规模只是恢复到了1913年时在世界的经济地位，2010年中国GDP占世界的9.32%，麦迪森测算的1913年这个值为8.83%。但麦迪森同样的测算方法在1820年，中国GDP占世界的比重达到了32.9%。即使如IMF所预测的，按购买力平价方法测算，2016年超过美国成为第一大经济体，届时中国经济占世界的比重能达到18%，与1820年经济规模占据世界三分之一的成绩相距甚远，中国的复兴之路仍将是“路漫漫其修远兮”。

今后数年，是中国变革图强的重要时间窗口期，不同的改革取向将决定未来相当长时间内中国经济乃至政治和社会领域的发展方向。如果没有重大的体制变革和深化经济改革的魄力，那么中国极有可能遭遇全球化“逆转”和体制“逆转”双重“逆转”的叠加，中国经济的前景远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乐观。从历史角度看，改革，不仅是中国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也是一种沉甸甸的历史责任。改革，不仅是为当下的经济发展负责，也是为中国历史负责，为子孙后代负责。

争夺下一代|k街观察30

李华芳



美国最高法院最近就奥巴马医保法案（Obamacare）是否违宪作出判决，认定“个人必须购买医保，如果不买，就要缴纳罚款”的法案并不违宪。首席大法官罗伯茨不同意用监管州际贸易的理由来支持奥巴马医保法案，因为这将会扩大国会的权力。但罗伯茨却将“不购买医保则需缴纳罚款”作为国会的“征税权”来处理，也就是说这不买医保的罚款相当于“医保税”。



这样一来，也就不会扩大国会“监管州际贸易”的权力，而只是维持国会已经有的“征税权”。对这一届国会而言，共和党完全有可能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给奥巴马医保法案增加难度。所以，在民主党表面胜利的背后，共和党其实未必吃了大亏。而且兰迪·巴内特（Randy Barnett）教授也将罗伯茨的意见当作对宪法的捍卫。说起这位巴内特教授，诸位可能陌生。但如果对奥巴马医保法案是否违宪这个官司的来龙去脉有所了解的话，就会知道正是这位巴内特教授将这个医保法案的官司打到了最高法院。作为乔治城大学的一名法学教授，巴内特在宪法领域早就是名震四海了。



但这里要说的是隐藏在巴内特教授和医保法案最高院案子背后的故事。这个故事要从赫赫有名的柯克兄弟说起。柯克工业是全美第二大的私人企业，柯克兄弟借此赚了很多钱。有钱到什么程度呢？按照热火美剧《新闻编辑室》里的说法，就是足够把中国人熟悉的金融大鳄索罗斯买来买去的。



柯克兄弟是自由主义理念的坚定支持者，在党派中属于共和党中再偏右一点的，整个茶党（Tea Party）运动和柯克兄弟的资金支持密不可分。而且柯克兄弟有一套明确的基于党派立场的政治议程，这也是他们和加图研究所（CATO Institute）打官司的原因，因为柯克想借助加图研究所来更好推进自己的政治理念，尽管几乎所有的支持自由主义理念的K街智库，几乎都或多或少的和柯克兄弟自己旗下的柯克基金会和柯克研究所有关系。



说白一点，就是柯克兄弟掏钱资助了很多自由主义智库，尽管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完全控制了这些智库。这不仅从加图研究所的例子可以看出，我以前也谈过金钱资助与智库的关系，因为现下强调独立性的智库，一般资金来源都相当多元化，而且注意不让一个捐赠人一家独大，以避免独立性受到影响。但通过这种广撒网的方式，的确也可以产生长久的影响，并且这种影响可能是长期潜移默化中形成，虽然很难度量，却会通过个案慢慢浮现出来。例如加图研究所对自由至上主义的推广，例如繁荣美国组织（Americans for Prosperity）对茶党运动的支持，例如这位巴内特教授对奥巴马医保法案在最高院的“狙击”。



早在1970年代中期，当巴内特还是哈佛法学院的学生时，柯克基金会就通过暑期奖学金（Koch Summer Fellow Program）资助巴内特在华盛顿的右派智库实习。这个柯克暑期奖学金项目通过设在乔治·梅森大学的人道研习所（Institute for Humane Study）进行。我最近有机会得以近距离观察这个项目，大致的运行模式是在全美遴选数十名来自各个高校的学生，从本科生到博士生均包括在内，先是请秉持自由主义的教授们给这些学生统一授课，提供住宿餐饮，晚上还提供啤酒红酒小食让学生和教授以及学生与学生之间不断讨论，议题从自由主义基本理念到具体的公共政策，无所不包。总而言之，就是让你吃好喝好休息好，然后从高强度的授课和课后的激烈辩论中扩散自由主义思想。



加入这个项目的学生并不全是自由主义者，甚至即便是自由主义者，也分自由至上主义者和温和的自由主义者等，而且项目结束后也依旧有学生对自由主义充满了怀疑，尤其是在具体的政策议题上不见得人人赞同某一项具体议案，但我不得不承认这种花钱的手段的确是极其有效传播了自由主义理念。与此同时，因为这些学生还需要在自由主义智库实习近两个月的时间，会接触到更多如何传播自由主义的智库的具体操作，从理念到实践，是一次全方位的影响。



巴内特先是从这个暑期项目中受益，逐渐又成为加图研究所的研究员，一路走来，都有柯克兄弟影响的项目或机构相随。都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在2012年的柯克暑期奖学金项目上，巴内特被学员们当成英雄人物，不少来自法学院的学生更是立志要成为巴内特这样的人。这个暑期项目一晃已经40多年了，还培养很多像巴内特这样支持自由主义理念的人。



智库组织在观念之争中举足轻重，所以出现了为对抗强大的美国企业研究所和传统基金会而设立的美国进步中心（CAP: 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而为了对抗美国进步中心又出现的繁荣美国组织。而在组织层面进行竞争之外，对年轻人的长期争取则又是不同理念智库打擂台的又一个极端重要的领域，毕竟观念战胜观念的另一种说法是“一代新人胜旧人”。这也意味着何种智库理念赢得更多年轻人，它们也将赢得未来。

一张唱片，是如何送审的？

南都独家专访唱片公司高层解密送审过程，探秘内地唱片审查制度

多年来，港台唱片引进内地后被迫改名、改歌词、甚至删除部分歌曲的案例比比皆是，如何能让自己出版的唱片顺利通过内地审查，至今仍是不少港台唱片公司纠结和困惑的一件事。

本月初，林宥嘉的最新专辑《大小说家》在内地发行，竟有三首歌没过审，分别是《越反越爱》、《周末夜惊魂》和《4号病房》。最终，林宥嘉所属的华研唱片只好把相应的歌词删去，所以内地版的《大小说家》，这三首歌是纯音乐版本。

“连林宥嘉的歌也会被禁？这内地的审查制度也太苛刻了吧！”这件事后，关于内地唱片审查的话题再次被网友热议。其实近年来，关于内地的电影审查制度已经被讨论了很多，争议也很多，但相比之下，唱片的审查制度却让外界更觉模糊和神秘，在此之前，网上几乎找不到任何关于内地唱片审查的文章。

由于话题敏感，极少有业内人士愿意出面谈及唱片审查方面的事情，终于，在林宥嘉新专辑内地版发行后，南都记者找到几位相关唱片公司高层，让他们给我们详细讲讲一张唱片的送审过程，更以客观角度道出唱片审查的一些现状。(来源:南方都市报 南都网)

过程解密

专家们每月开一次审查会，只要一个人有异议，都过不了

以发行起家的星外星唱片，是如今内地最为强大的一家唱片发行公司，现在市面上售卖的正版内地唱片、港台以及国外的引进版唱片，有70%以上是星外星制作发行或者代理发行，包括林宥嘉这张《大小说家》的内地版。因此，这张唱片的送审，自然也由星外星去处理。

星外星的老板周小川也是一位在唱片业内浸泡多年的资深唱片人，谈及林宥嘉这张专辑中的三首遭禁歌曲，周小川显得相当无奈，”其实我们做唱片那么多年了，基本上哪些歌能过，哪些不能过都大概有个底，但这三首歌没有过，确实是我意料之外的，我真的看不出来有什么问题。”

之后，周小川给我们详细讲述了一张唱片的送审过程。他说，这几年唱片审查的制度有改动，其实是比早些年更为严谨了，也更容易出现被卡住的可能性。”在早几年前，唱片审查的工作一直是由文化部来执行，文化部大概有四五十个专家，每人分别审查一批唱片，譬如我这张唱片是交由这位专家审的，只要他听过后觉得没问题就O K了。也就是说，那时候我们只需要通过一个人就可以。”

但自从2008年奥运之后，审查制度就跟之前不一样了。周小川说，那一年里，文化部把所有审批出版功能，包括市场管理功能，全部移交给新闻出版署，所以唱片审查的工作也交由新闻出版署来负责。”从那以后，审查的过程就多了一个步骤，就是当某一个专家审完我这张唱片后，觉得没问题后还不行，他们还要每个月开一次会，全部专家都坐到一起，再把当月的所有唱片审一遍，在这个会议过程中，只要有任何一个专家对我这张唱片提出有异议，觉得有问题，这张唱片就肯定过不了。”

如今，周小川已经积累了不少送审的经验，除了在送审之前要把所有作品都先自我审查过，认为基本没问题外，还要把握好送审的时间。”通常我们把唱片送过去，一个半月左右就能审查完毕，但如果运气不好，常常会拖上几个月都还没审下来。”

周小川解释，因为原则上来说，新闻出版署是一个月开一次终审会，但倘若某个领导出差了来不了，那这个会就必须往后推，”要遇到一些特殊的状况，譬如亚运，或者比较重要的国家会议，那就麻烦了，他们这时候都忙疯了，那就对不起，什么片都批不下来。”

所以，抓准送审的时间，对于引进版的唱片尤其重要，不然台湾的唱片已经发了几个月，内地版才姗姗来迟的话，唱片销量必将受到严重影响。

关系解密

要兼顾实体售卖和网络传播

去年开始，除了送审还得备案

去年，文化部以清理违规网络音乐为名，公布了数百首禁止在网络上传播的歌曲，其中包括王菲、陈奕迅的《因为爱情》，当时很多人不解，这些遭禁的歌曲当中，大部分都是无论内容还是意识都毫无问题的，究竟为何被禁？此后有唱片公司解释，这些歌只是还没完成网络传播方面的备案，其实跟内容并没有直接关系。

关于这个网络审查，跟周小川上面提到的传统唱片送审又是两码事，刚开始不少唱片公司都以为，这是因为现今互联网传播力度太大，所以审查单位在对传统唱片进行审查时，也新增设了一个网络审查的环节，以此更好控制网络音乐的内容。但周小川说，实际上并不是这么一回事，文化部公布这些禁播歌曲，其实另有用意。”从08年开始，音像市场的管理权和出版的管理权都移交给新闻出版署，但文化部还保留着对于网络市场的管理权。所以任何音乐要在网上传播，其实还是归文化部管，但很多唱片公司不了解这情况，因为以前都是送去一个部门审查，过了就没问题的。”

“从去年开始，文化部开始出来说话了，告诉大家网络音乐这块是我管的，你们没有来我这边备案，那我就必须点点名，你们以后就要按规定来备案。”

因此，从去年开始，唱片公司除了要把实体唱片送去审查外，还要拿这些作品去文化部备案，才能打通实体售卖和网络传播这两个渠道。但周小川也补充说，现在网络审查这块其实漏洞挺多，还没完善，譬如林宥嘉这张新专辑，实体唱片有三首歌被禁，但在移动的平台上，这三首歌照样可以下载。

标准解密

唱片为什么没过审？

从来没人告诉你原因，唱片公司只能自己猜，猜到对为止……

谈到唱片审查的标准，周小川表示，”我报了那么多年，至今还没弄懂这个标准，只能碰运气，专家们心情好了那就容易过，要碰上他们心情不好，也没办法了。”

对此同样深有体会的，还有华纳唱片的中国区总经理张枏，身为台湾人的她，比周小川更不懂内地审查制度的标准。”我们送一张唱片过去，最终没过审的话，审查单位那边的人也从来都不会跟我们说是因为什么原因不过，就直接打回来，我们就翻来覆去地看，去猜究竟哪里出了问题，真的很无奈。”之后，唱片公司会把他们认为有问题的部分改过来，再拿新的版本去送审，倘若他们没找对真正的问题，就又会被打回来，这个过程相当磨人。

张枏坦言，她之前也曾请内地负责审批的相关单位领导出来吃饭，虚心请教他关于送审的技巧，究竟要怎样的作品才能过，但还是未能得到明确的标准。

其实，因为两地文化差异，身处台湾的张枏对内地审查单位的判断标准，还是无法准确把握。她说，最近环球准备要把台湾一支叫MA T ZK A （玛斯卡）的雷鬼乐团推到内地来，但他们的歌就怎么也过不了，”譬如他们有一首歌的歌词，是’小姐小姐你好水，水的让我流口水……’我就有点不明白歌词的问题在哪里了。”

一直以来，台湾唱片公司对内地审查标准都甚为纠结，他们认为完全没问题的一些字眼，到了内地就过不了，譬如蔡依林2007年推出的专辑《特务J》，”特务”两个字就过不了，最终这张专辑只好改名为《爱情任务》，而同名主打歌歌词中出现的”间谍”，也改为”茧蝶”、”特务J”则改为”舞J”，为了迎合内地专家们的口味，台湾唱片公司可谓是挖空心思去抠字眼。

相比而言，周小川则更显露出地头蛇的作用。他坦言，为唱片送审批那么多年，其实跟里面的人也挺熟的了，倘若有哪首歌是专家们真觉得有问题，还是会直接跟他说，”但他们永远都只有一个建议，就是把这首歌删了。”

但在点出问题之余，周小川和张枏也都表示可以理解，虽然现在的审查制度比较模糊，但其实也不会特别难搞，”新闻出版署的人就是做这个事情的，他们要对过审的唱片负责，所以肯定会小心翼翼一些的，这个我们都能理解，因为万一真出了问题，他们也担当不起。”

此外，周小川也强调，不过审的作品因为特别容易引起大家关注，所以在网络上看到这方面的新闻，就觉得好像频率很高，但其实就他们发行的唱片而言，真的过不了的估计不到5%，其他绝大部分都是没问题的，”这个很容易理解，如果我们老是送一些有问题的唱片过去，领导们也会觉得我们有问题，以后处理事情就更难办了。所以每一张唱片我们都会先作很全面的自我审查，觉得基本是不会出问题了才送上去，但专家们的想法谁也猜不准，我们看得再细，也难保最后就一定过审。”

热辣案例

比伯的新专辑，因一个单词内地无缘发行

早前，星外星原本计划要引进贾斯汀·比伯的最新专辑《B elieve》，也跟环球唱片谈好了代理权，但后来把所有资料准备好拿去送审，结果却因当中有一首歌里出现了”bitch”（婊子）这个单词而没过。周小川说：”如果这是一张中文唱片，作品里出现粗话是最容易处理的，只需要跟制作方沟通好，把这个词删掉就是了，粗话过不了我们也很理解和接受。但问题是，这是一张英文唱片。”

周小川无奈表示，外国人是完全不能理解中国的审查制度，”所以这个事情就变得很麻烦，环球要去跟老外那边沟通，说要删掉这个单词，但老外是绝对不愿意这么干的。”最终，星外星只能放弃引进这张唱片，这张全球热卖专辑因为一个单词而无缘在内地发行。

小道消息

传业内有送审中介，包过审？

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唱片审查的标准如此模糊，是否可以有一些漏洞可钻？早前，记者也从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业内资深人士口中获悉，其实内地很早就出现过专门帮港台唱片弄报批送审的中介公司，他们会跟港台公司承诺，只要不是有政治问题，或者歌词中带有明显的黄色信息，他们都能在很短时间内完成报批过审，原因是”上面有人”，可以去沟通。

但对于这种说法，周小川认为可能性不大，他认为在时间上走走关系，跟相熟领导打个招呼要个加急办理，还是可以的，”但如果是内容方面的问题，基本上就没得沟通，只要是领导说不过，就怎么也无法改变，因为没有领导敢负这个责任。”

禁歌大户

我有那么不能见光吗？

（设计对白）

陶喆

专辑《D avidTap》中的《王八蛋》，歌词内容被认为不雅、不健康，整首歌被删。

专辑《黑色柳丁》中的《今天晚间新闻》，歌词中出现了太多负面新闻，被认为不健康，整首歌被删。

专辑《乐之路1997-2003》中的《今天没回家》，歌词被认为牵扯到上海包二奶的社会状况，整首歌被删。

专辑《太平盛世》中的《鬼》，被认为宣扬封建迷信，整首歌被删。

专辑《太美丽》中的《祝你幸福》出现保险套和二奶，整首歌被删。

专辑《黑色柳丁》中的《讨厌红楼梦》，最终要改为《1234红楼梦》才能推出，并将歌词中重要的一段RA P含糊掩盖，原歌词应为”我不会搞得你”痛”（蹦），只会搞得你”叫”（跳），大不了明天早上起床你会有一点累（一女子的性感喘息声）”。

黄立行

专辑《最后只好躺下来》中的《侵略地球》，整首歌被删。

专辑《无神论》，专辑名没过审，改名为《2007全新创作专辑》。

专辑《无神论》中的《老师说》、《要》两首歌，因歌词涉及敏感话题，整首歌被删。

专辑《无神论》的主打歌《无神论》，也因为M V过于暴露而遭禁。

专辑《STA N U P》中主打歌《我的梦中情人》被要求修改歌词。

专辑《STA N U P》中《流浪狗》被删。原因是歌名梦幻，内容大胆且充满想像空间，听后令人脸红心跳。

专辑《黑的意念》，专辑名没过审，内地版改名为《忙与盲》。

专辑《黑的意念》中《我是你的谁》，内地版歌词有改动，因为原版歌词有成人成分。

专辑《黑的意念》中最后一首歌《缘投与阿丑2004》，被删。

陈奕迅

专辑《幸福》中最后一首《屎捞人》被删，因出现了”屎”字，不雅。

专辑《打得火热》中的《低等动物》被删，有性暗示和性挑逗。

专辑《The Line U p》删了《两个男子街头相遇》，歌词过于暴力。还删了《心里有鬼》，因歌词里提到罪犯，歌名中出现”鬼”字。

专辑《W hat’s G oing O n？》里的《裙下之臣》被删，因歌词有性挑逗。还有《解药》被删。

黄耀明

专辑《我的二十一世纪》中《黑房》被删，因为歌词”我要你舌尖舔着我要害”。

现场专辑《满天神佛扌罗命舞会2003》，共删六首歌《淫红尘》、《春光乍泻》、《天生一对》、两个版本的《扌罗命舞》、《黑房》。

专辑《K ing O f The Road》内地版删一首《贪生怕死》。

专辑《拂了一身还满》中的《下流》，歌名改为《逆流》。

采写：南都记者黄锐海 实习生梁钧君 黄灵

从卡托研究所控制权之争看独立性对美国智库的重要性

卡托研究所（The Cato Institute）是一家位于美国华府（Washington DC）的“自由主义”智库，该机构追求的目标是要“扩展公共政策辩论的角度”，并以“恢复小政府、个人自由、自由市场、以及和平的美国传统”为己任。卡托研究所是由穆瑞.罗斯巴德（Murray Rothbard）、爱德华.克里恩（Edward Crane）以及查尔斯.科赫（Charles Koch）在查尔斯.科赫基金会（Charles Koch Foundation）的资助下于1974年成立的。2012年5月，国内知名经济学家茅于轼获得该研究所颁发的2012年米尔顿?弗里德曼自由奖（Milton Friedman Liberty Prize），这使得卡托研究所在中国一时名声大噪。

虽然卡托的大金主、美国亿万富翁科克兄弟（Koch Brothers = 哥哥：查尔斯.科赫 + 弟弟：大卫·科赫 David Koch ）是坚定的自由放任主义共和党人，并以对茶党等右翼政治运动的资助而闻名，卡托成立至今都一直能够保持着高度的独立性。共和党小布什当政期间，卡托研究所的学者就经常批评布什政府在各种议题上的政策，包括伊拉克战争、公民自由以及过度的政府支出。在美国2008年总统大选期间，卡托研究所的学者对共和党的候选人麦凯恩及民主党的候选人奥巴马都提出过尖锐的批评。

思想的高度独立加上充足的资金支持使得卡托研究所得以成为美国有重大社会影响力的智库之一。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和公民社会研究项目自2007年以来，每年发布一份全球智库排名报告。目前该报告已成为衡量各国智库水平的一个重要参考指标。根据该研究项目最新发布的《2011年全球智库报告》（The Global Go To Think Tanks Report 2011），卡托研究所在美国1815家智库的竞争中脱颖而出，排名高达第六。即使在全球6545家智库中，卡托也能排名第十四位。

卡托研究所在创立之初，采用了一种非常特殊的股权治理结构，所有创始人都拥有一定股权。而科赫兄弟作为大金主，拥有卡托一半的股权。当拥有卡托25%股权的威廉·尼斯坎南（William Niskanen）在2011年底过世之后，科赫兄弟试图收购这批股份从而达到完全控制卡托的目的。好在卡托所的管理层尤其是现任主席、同样拥有卡托25%权益的爱德华.克里恩看到了科赫兄弟绝对控股对卡托独立性的潜在危害，不惜与科赫兄弟在这个问题上彻底撕破脸，而科赫兄弟则选择以对薄公堂的方式试图逼卡托研究所就范

这场股权之争一开始就吸引了美国智库和媒体的眼球。因为这触及到美国影响巨大的智库界最敏感的一个议题：出资人和智库之间到底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理想状态下，智库通过自身或激进、或保守、或居中的政治立场、以及高水平的研究来吸引有着相同理念的出资人。这样，智库的学者一方面可以为出资人所信奉的理念而刻苦工作，出资人又不可以直接控制智库的日常运作。这种安排最大的好处是可以保证智库非常宝贵的独立性原则，也可以实现出资人和智库之间的双赢。

不可否认的是，在美国的近两千家智库中，也存在不少被出资人直接控制的机构。但是，这种按国内说法属于“XX指挥大脑”型的机构在美国社会是没有任何公信力的。由于通不过主流社会的审视，这类机构自然失去了成长为顶级智库的可能性，因此也就没有太大的政策影响力。毫不夸张地说，美国顶尖智库在和出资人保持防火墙这个大是大非的问题上，都是非常有一套的。

根据华盛顿智库圈的的主流说法，科赫兄弟对卡托研究所的不满主要是认为卡托“在阻击奥巴马连任问题上态度不够积极，和科赫兄弟资助的其它机构的配合度不够。”因此这两兄弟找到契机后就想先直接接管卡托，接着再寻求将卡托转变为2012年美国总统大选攻击奥巴马的思想军火库的机会。由于卡托研究所是美国有重大影响力的智库之一，科赫兄弟的所做所为毫无疑问犯了众怒。华府智库圈不少人都在冷眼旁观这件事情。如果科赫兄弟最终取得卡托的控制权，那么独立性大打折扣的卡托研究所必然社会公信力会受到极大的影响，这对卡托的未来发展绝对会是灾难性的。

经过卡托研究所及其支持者和科赫兄弟的艰苦幕后协商，2012年6月25号，科赫兄弟和卡托研究所宣布双方基本达成妥协，当天对媒体公布的主要协议如下：
自1977年就担任卡托主席的爱德华.克里恩由于得罪科赫兄弟太厉害，不得不做出重大牺牲，承诺将在半年内辞职。
卡托研究所日后将完全由董事会管理，取消股份制，这是科赫兄弟不得不吞下的苦果。
卡托未来的董事会将由12名董事组成，包括大卫·科赫。不过，科赫兄弟虽然还能另外指定三个董事，但查尔斯.科赫将不能再留在董事会里。
约翰.艾里森（ John Allison），卡托未来的新主席，有权指定一到两名新董事。不过现任主席爱德华.克里恩将不能再留在董事会内。

这个妥协方案的达成表明科赫兄弟想将卡托研究所转变为美国总统大选期间共和党保守派选举打手的可能性基本是破产了。但是，卡托研究所未来是否能够继续保持高度的思想独立性，也是一件有待社会各界观察的事情。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涂建军
2012年6月28日于华府

图书出版的尴尬与奥妙
i_piglet
于2012-07-05 10:30:44翻译

http://article.yeeyan.org/view/339759/299612

不久前，贝瑞特-科勒出版社的出版商史蒂夫·比尔桑迪给了我一个目录，一看之下，惊得我目瞪口呆。因为在我的印象中，比尔桑迪一直都是个积极、上进且乐观的人，所以，这份全然悲观的信息出自他的手，真让我觉得难以置信。在这篇名为“图书出版的十个尴尬之处”中，他如此写道：

1. 每年出版的图书数量激增。据书刊资讯服务商鲍克公司公布的资料显示，2010年，美国本土出版的图书已超过三百万本，新书的数量亦由2002年的215,777本上升到316,480本。这一年，经由“非传统”渠道出版的书籍大约有270多万本，包括作者自行出版的书，公有领域作品的再版，以及其他按需出版的作品。此外，还有成千上万的英文书籍在美国本土以外的地方获得发行。

2. 在出版激增的同时，图书行业的销量却在下滑。根据图书调查机构（出版商周刊，2012年1月2日）的统计，成人非虚构类文学印张销量在2007年达到顶峰之后，每年都有所下降。同样地，据美国人口普查局（出版商周刊，2012年2月14日）的数据显示，书店的销售量也在2007年达到顶峰后逐年下滑。

3. 突飞猛进的电子书销量亦不足以掩盖图书出版整体上的萎缩态势。出版商周刊2011年9月19日的头条标题就是“印刷业的下滑速度远超数字出版的收益”。据美国出版商协会（出版商周刊2012年3月5日）调查显示，2011年全年，印刷出版物的销售下跌了17.1%，即便同期电子书销售增长了117.3%，整个图书销售还是下降了5.8%。据BISG2011年8月9日的数据显示，涵盖了印刷和电子书的普通版成人书籍，其销售量在2010年锐减了1,400万册。图书出版这块“蛋糕”在整体上并未增加，却被更多的数字和印刷品所瓜分。

4. 书籍的平均销量不但小得惊人，还在继续下滑。一边是激增的书籍出版，一边是整体销售的下降，意味着每出版一本新书其销量都呈萎缩趋势。根据图书调查机构的跟踪调查——大部分书店、互联网和其他零售图书（包括亚马逊公司），美国在2011年只卖出2.63亿本成人非虚构类图书（出版商周刊2012年1月2日）。平均每本书一年也卖不到250本，“终其一生”也不会超过3,000本，只有极少数会成为畅销书。据“书团”（纽约时报，2010年3月31日）的一项分析显示，2009年出版的商业书籍里，每一千本当中只有62本的销量可以超过5,000本。

5. 一本书只有不到1%的机会被陈列在一个普通书店的书架上。大约有100-1,000本（甚至更多）书籍在竞相摆放到书店中每一个可用书架上。例如，商业书籍的存放量从100本（小书店）到大约1,500本（超大书店），而正在印制的却超过了250,000本。

6. 卖书变得越来越难。无论什么主题，在众多类别的图书中都已呈饱和状态。而想制作一本出色的图书更是日益困难：1：10,000,000，这个数据就是每一本书所面临的竞争“对手”。同时，其他媒体也在不断地占据着人们的时间。结果就是，今天，同样的营销投入其所得要远远小于几年前。

7. 如今，大多数书籍的购买者都来自作者和出版商的周边群体。一本书的潜在读者同时也对其它数百种有趣和有用的书籍感兴趣，只是没有足够的时间去阅读它们。因此，他们只好去读周围圈子里推荐甚至规定去阅读的书籍。对大部分非虚构类书籍来说，毫无普通受众可言，而对此的一味追求，除了是妄念外，其效率也远远低于圈内的互通有无。

8. 今天，大多数的图书营销靠的是作者，而非出版商。在这个不断恶化的市场中，出版商的生存之道就是将越来越多的营销责任转嫁给作者，以便削减成本来维持销售额。认识到这一现实后，大多数经验老到的作家都会在其营销平台上公布将要出版的图书提案及内容节选。当然，出版商在书籍装帧和销售渠道上的作用仍不可小觑，但最终能否成功主要还是取决于作者。

9. 没有任何一个行业能在同一时间推出如此多的新产品。每一本新书都是一个新产品，都需要经过收购、完善、改写、设计、制作、命名、加工、包装、定价、介绍、营销、上架、出售等环节。但是，普通的新书只能卖出$100,000-200,000美元，其中包括上述所有费用，只有少量盈余可以用以支付其他费用。光这一点就足以让出版商削减在新书上的投入，以及营销活动。

10. 图书出版正处于一个无限循环的动荡状态。利润微薄的行业、高度复杂的业务、激烈的竞争和飞速成长的其它媒介都是导致图书销售和出版动荡不堪的原因（例如博德斯书店及许多其他书店的破产）。换句话说：预料在未来的几个月甚至几年中会有更多的变化和挑战。

没人会对如此悲观的消息视而不见，因此，我拜访了一些作者和宣传人员，并据此回复了比尔桑迪。我称其为“图书出版的十个奥妙所在”。

1. 有钱可赚的图书生意。2011年，图书出版业的营业收入为$17,353亿，尽管比2010年的$17,799亿下降了2.5%，但仍然有数十亿的收入。“而流入某些口袋的那块‘蛋糕’，或许也流入了你的口袋。”（出自作家戴夫·柴伯斯基）

2. 可以和最有趣、最有气场、最具特点的人一起工作。（宣传公关：莱斯利·罗兹曼）

3. “一个成功的出版物，书本身只占5%，剩下的95%则依赖营销。”如果你愿意为此拼命——吃喝拉撒睡都与书为伍——那么，这会是一个充满了乐趣的谋生方式。没错！你可以以此为生！（出自《心灵鸡汤系列》作者杰克·坎菲尔德和马克·维克多·汉森）

4. 桌面出版和书籍应用使图书出版变得更为大众化。任何人，只要拥有一台电脑，就可以自己撰写并出版书。通往图书市场的钥匙不再单单掌握在大出版社的手中。面对这么好的消息，难道你不想和别人一起分享吗？图书出版这一勇敢新世界的准则就是：想做就做！

5. 书是一种实体存在。书的形式将是多种多样的：数字、音频、交互式或其他形式等。尽管这些或许会令纸质书面临时日无多的境况，但是，人类喜欢讲故事的天性，万分渴望与他人分享故事的天性，会继续影响我们的后代。因此，无论书以什么形式存在，在传递信息、数据、故事、想法，以及代代相传的价值观、文化和时代等方面，它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6. 图书出版就像掷骰子，是一个有趣又充满刺激的机会。尽管总是潜藏着某些运气成份——但生活亦是如此。每掷一次骰子就意味着又多了一次可能获胜的机会，反之，非赢即输。如果你是一个喜欢刺激和挑战的人，那么，图书出版完全能够满足你的所需。“但是，怕输的人，最好远离这个竞技台。”（出自作家凯西·康海姆）

7. 如果你想成为一个富有创造力，足智多谋，能摆脱常规思维定势的人，图书出版会助你一臂之力。从那些竞争少的地方入手——书店可能不是卖书的最佳之地，亚马逊？ 也不是。《心灵鸡汤》之所以成为畅销书，是因为它的作者将卖书场地放在了餐馆、宠物商店、女性用品商店、牙医诊所、礼品商店、超市及其他一些地方，而不是书店！作家凯西·康海姆两年卖了35,000本关于一只三只脚的猫的书——一本都不是从书店卖出去的！

8. 如果你有创新性，又想自己创业，可以构建一个围绕书籍及其衍生品的家庭作坊，诸如影像资料、故事片或电视节目、咖啡杯、T恤衫、书签和日历，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商品。有时候，衍生产品的收益甚至会超过你卖书所得！

9. 书可以成为做生意的杠杆，利用它，可以在客户中建立信誉，营造知名度。创作并出版一本书会让你成为一个“专家”，而无须什么博士头衔或与什么大学产生关联。就算在书上毫无收益甚至赔钱，那些增加的费用，构建客户群体，销售更多其他产品，都会为你在行业中赢得名声。

10. 可以融入他人的生活并与他人打成一片，由此营造一个不同的世界。收到粉丝的电话、电邮、信件会让你有一种难以言说的触动，尤其那些因读了你的书而生活发生改变的人，正是他们让发行一本书成为一个终极奖赏！

所以，哪个“十条”是真？是真“尴尬”还是真“奥妙”？——我认为，两者同在！

再探“李约瑟之迷”
作者：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经济学教授 张维迎


【编者按】受英国首相卡梅伦邀请，以联想控股董事长柳传志为团长，中国企业家俱乐部30人代表团于伦敦奥运之际出访英国，探访当地企业和政要，对话全球商业和学界领袖，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经济学教授张维迎作为俱乐部顾问随行。在途中，代表团成员陆续发回旅途手记。经中国企业家俱乐部授权，我们在FT中文网上发布这些手记，以飨读者。点击查看“中国企业家访英之旅专题”。

2012年7月24日上午，中国企业家俱乐部代表团访问了李约瑟研究所。这是本次英国之行目前为止最具学术亮点的一次访问。

李约瑟研究所是李约瑟(Joseph Needham)生前创办的一个研究机构，继续着李约瑟开创的事业，所以被称为是“《中国科学与文明》之家”。研究所的主体其实是它的图书馆，收藏着有关中国和东亚科技和文明史方面丰富的图书资料，是同领域其他研究机构难以企及的。研究所工作的学者通常是《中国科学和文明》项目的合作者，也有一些短期访问学者和博士后研究员。我们访问时遇到了撰写中国有色冶金史的作者梅建军教授，他是来自北京科技大学的访问学者。研究所还经常接待来访的众多学术界和其他人士。

李约瑟研究所位于剑桥，但并不是剑桥大学的一部分，而是一个独立的研究机构，其经费全部来自独立的基金资助，没拿政府的一分钱，故能保证在研究方面完全的自主权。研究所所长故克礼教授在给我们介绍时，特别强调了这一点，我感到他非常引以自豪。据说当年已80多岁高龄的李约瑟为了筹集这个基金来到香港，拄着拐杖颤颤抖抖上台演讲时，听众中的一位老太太对旁边的人说：这个老头太可怜了，赶快把钱给他吧。


对李约瑟这个名字，想来中国人并不陌生。他本是剑桥大学一名已有名气的生物化学家，转向中国科技与文明的研究或许纯属偶然。1937年，三名中国留学生来到他的实验室工作，其中一位是来自南京金陵女子大学的鲁桂珍，两人很快发生了恋情，鲁桂珍讲的中国故事令他着迷，李约瑟由此对汉字和中国的历史发生了兴趣。据说他学的第一个汉字是“烟”，因为他与鲁桂珍谈情说爱时抽着烟斗。当时李约瑟已经结婚，但他太太不仅认可了他的婚外情，而且三人相处甚好，友谊维持一生，一直到他太太去世两年后，李约瑟正式娶鲁桂珍为妻，当时李约瑟已经89岁，鲁桂珍85岁。婚后仅两年，鲁桂珍与世长辞。真是一个美丽的爱情故事！

与鲁桂珍的恋情很快使李约瑟成为剑桥的“中国通”。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军摧毁中国学术和文化的野蛮行径引起了英国学术界的同情，英国皇家学会决定派人帮助受封锁的中国学术界，李约瑟成为最合适的人选。1942年，他独自一人来到经常遭受日军空袭的重庆，担任科技参赞和中英科学合作馆馆长，直到1946年。这期间他结识了众多的中国著名学者和普通民众。他一方面帮助中国科学家从国外购买研究设备和图书资料，使得中国的学术香火不灭，另一方面长途跋涉游历还没有被日本人占领的中国土地（包括敦煌、云南等地），收集到大量中国科学技术史方面的文献。他托运回剑桥的图书资料有70多箱，奠定了后来的“东亚科学史图书馆”也即今天李约瑟研究所图书馆的基础。

结束中国的工作后，李约瑟就开始撰写《中国科学与文明》的宏篇巨著，他所在的网维尔-凯斯学院为此减免了他所有的教学任务。1952年，他又受命到中国，调查中国政府有关美国在朝鲜使用细菌战的指控。对社会主义的同情使他轻信了中国有关方面编造的“证据”，这使得他在学术界的声誉受损，在剑桥成了孤家寡人。但这并没有影响他的写作计划。1954年，他的《中国科学与文明》第一卷出版，很快使他名声大振，学术界也改变了对他的偏见。1967年，他出任网维尔-凯斯学院院长一职（直到1976退休）。

鲁桂珍改变了李约瑟的命运，李约瑟改变了世界看待中国的方式，也改变了中国人自己看待自己的方式。在李约瑟的《中国的科学与文明》出版之前，“欧洲中心论”已统治学术界近200年，中国的落后被认为自古如此。李约瑟以详实资料证明，在近代之前，中国的科学技术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中国人创造了许多“世界第一”。尽管他的结论也受到许多批评，但自此之后，人们看待世界历史的角度有了很大转变。其实，正如我们访问期间梅建军教授讲的，李约瑟真正告诉我们的并不是科学技术上的谁先谁后，而是：人类的文明进步是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相互学习的结果。过去如此，未来更如此。

在李约瑟研究所，主人与企业家代表团成员就“李约瑟问题”进行了一个多小时的专题研讨。所谓“李约瑟问题”（有时译为“李约瑟之谜”）是指：中国的科学和技术在近代之前一直处于领先地位，但为什么工业革命没有在中国率先发生？为什么近代以来中国在科技方面落后了？研究所所长古克礼教授首先向我们简要介绍了学术界对这个问题的不同解释和李约瑟本人的解释，然后，他提出一个“新的李约瑟问题”：现在中国正在变得富有和强盛，但中国的社会组织是否有利于迅猛的科学和技术创新呢？他认为这个问题对中国的未来至关重要，并从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两个方面谈了自己的看法。

这个问题引起了来访的中国企业家的共鸣。古克礼教授讲完后，柳传志先生抢着第一个发言。他从科技投入和科研体制两个方面谈了自己的看法。他特别关心的问题是科研成果如何转化为市场上的商品，他认为现在的科研成果主要用于申报奖励而不能变成生产力，是当今中国的大问题（其实也是中国历史上的大问题）。接下是抢着发言的是马蔚华行长，他说从最近全国科学技术大会的精神自己看到了一些信心。


我有幸成为继柳传志和马蔚华之后第三个、其实也是最后一个发言者。李约瑟问题也是我自己长期思考的问题。我的答案更接近李约瑟本人的答案。简单地说，在我看来，工业革命之所以没有发生在中国，是因为中国的专制体制和文化压制了企业家精神。

应该说，自古以来中国人就不缺乏企业家精神。司马迁是世界上第一个为企业家列传的人，他在《货殖列传》中写了30多位企业家，他们是2000多年前的中国企业家，说明当时企业家是很有地位的，用司马迁的话说, “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聚万者与王者同乐“。但自汉武帝之后，政府对经济的主导越来越强，货币、盐、铁等都国有化了，“重农抑商”成为基本国策，企业家的生存空间非常有限。到王莽变法时，几乎变成了计划经济。另一方面，自隋唐之后的科举制，把优秀人才都诱惑到了政府部门当官，好处是把国家做大了，坏处是中国人的企业家精神没有变成创造财富的力量。过去30年中国之所以发展快，就是因为改革和开放释放出了中国人的企业家精神。中国的未来仍然依赖于企业家精神的进一步解放。

在我看来，无论经济发展还是科学技术的进步，最关键的是自由，言论和行动的自由。只有自由，才能焕发出人类的创造力。中国历史上，凡是政府管制不严、自由比较多的时候，就出现学术繁荣和科技进步的高峰，春秋战国如此，南北朝如此，宋朝如此，近代史上所谓军阀混战时期也如此。

现在国家对教育和科研的投入越来越大，给许多人一种幻觉，似乎中国出现世界一流大学和成为创新之国已是指日可待。但是，在我看来，如果资金的分配权继续掌握在政府官员手中，如果没有真正的学术自由，没有民间办大学和研究机构的自由，没有出版和言论自由，再多的钱也不可能办出一流大学。政府把科技投入经费都分给民营企业也不可能把我们国家变成创新之国。或许只是使寻租和腐败更严重而已。

企业家也只有拥有一颗自由之心，才有真正的创新！

我们对李约瑟研究所的访问很短暂，但对“李约瑟问题”的思考应该是长期的。类似这样由私人基金资助的独立研究机构在英美等西方国家是很普遍的，但在我们国家，学术研究机构仍然是由政府垄断的，独立的民间研究机构很难生存。中国企业家现在为慈善捐款的很多，但很少有人愿意资助独立的研究机构，因为他们害怕政治上染上麻烦。他们有小爱，但不敢有大爱！所以，像天则经济研究所这样的民间研究机构，不得不靠做商业咨询维持生计。仅次一点，就足以回答所谓的“钱学森之问”了！在访问期间与同行的几位企业家讨论到这个问题，同感悲哀！


柳传志先生深有感触地说，应该让中国政府领导人多来李约瑟研究所访问。其实，早在1999年，时任国家主席的江泽民就访问过这个研究所。2003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钱其琛也访问过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