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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萨店里的IT客
2012-10-19 09:02:37 来源：环球企业家 作者：潘奋图

内容导读：用IT理念怎么做比萨？一个不足10平米的比萨店又如何挑战必胜客？比萨陈告诉你答案

“对不起，我们只做比萨。”“比萨陈”在自己的乐凯萨比萨店门口挂出了这样的一个牌子，以对抗必胜客。“必胜客提出了‘Pizza & more’，甚至连鱼丸米线都能出现在菜牌中。你本来是个铅球，刀枪不入，现在被吹成了篮球、气球，而我是根针，我越做越尖，最终把你戳破。”
比萨陈原名陈宁，曾是IT人士，如今做比萨做得越来越有感觉。今年，原本在深圳有13家分店的棒约翰，与必胜客恶斗了两年后，连续关闭了9家分店，而乐凯萨却从2家开到6家，上月，这家比萨店在深圳最旺的商圈，金光华-国贸的广场上开了首家旗舰店，而这一切都没有任何的风投或PE介入。
比萨陈来自大西北的大山，在电子科技大学学了4年计算机科学之后，顺理成章地进入IT行业。工作3年后，他对土豆产生了兴趣，开始了以“倒卖”土豆为生的第一次创业，遗憾的是此次创业失败了。此后，风投将他“储备”起来，并将其“空投”到一家全国知名的餐饮连锁，任高管负责改制工作。那时他才26岁。
2009年，年仅28岁的比萨陈再次创业。那年，恰好必胜客与棒约翰两大比萨品牌在深圳跑马圈地，后者接连开出13家分店，接着便是价格战。他看到了机会，“在汉堡被普及之后，下一个肯定是比萨。”业内有种说法，人均GDP 1000美元是属于汉堡的时代，达到4000美元后，则进入了披萨的世纪。
陈宁想到了土豆，想到了IT，他将过去的经验统统整合进一张小小的比萨里，做出了一个与众不同的比萨品牌—乐凯萨。他的比萨有IT味道。
IT味道
经济学家马光远、金蝶副总裁郝东胜都是乐凯萨的常客。有一次，金蝶董事长徐少春甚至带了整个董事会去吃。IT出身的比萨陈，难道做出来的比萨也有IT味道？
比萨陈确实喜欢用IT知识对比比萨行业。他说，手机发展了十几年，才有乔布斯打破键盘的魔咒。但比萨不用，餐饮更多的是一个微创新的过程，厨师不需要发明一道菜，不需要创造一类食品，只需要调整食材的搭配，就能够创造出新的菜品、新的食材加工方式，食客也许还不知道有这样的吃法。
比萨原产自意大利那不勒斯，到美国后，人们在里面加了菠萝，酸酸甜甜打开了味蕾的感觉、让人食欲大增，夏威夷披萨就成了经典。后来，快乐蜂的招牌汉堡也用了这样的思路，一块完整的菠萝下面垫着一块牛肉，口感很好，成了当地最受欢迎的汉堡。
理解了比萨的微创新方法论之后，比萨陈开始搜罗大量的资料，做了无数次试验，甚至专门请教了国外的大厨，做出了正宗的意大利比萨，但始终吸引不到客人进来。最终，他想起了他“倒卖”过的土豆，将那种独特的“厚感”融入到比萨浓烈的奶酪里。凭借这款土豆比萨，他的销路一下子就打开了。接着，他又推出了榴莲比萨，并令其名声大噪。
然而，比萨终究不是高技术的产品，没有门槛，制作方式都差不多，所谓的特色，也不过添加了一些新奇的材料：土豆、榴莲……这些材料谁不会复制呢？比萨陈的榴莲披萨大卖后，深圳乃至全国各地的同行都纷纷模仿他推出了同类的产品。这比IT界的山寨速度更快。
产品被复制，比萨陈觉得没有什么可怕，他甚至在微博上公开原材料、配方等“机密”。因为他已经储备了大量新品，如粗粮饼底、荞麦饼底、芒果比萨，还有很多让人意想不到的原料，“大家抄这一款，我下一款已经出来了。”
在增加新品推出速度和数量之外，比萨陈还从价格策略和产业链控制上做起了文章。他先将低端榴莲比萨大幅降价，直接把行业的利润空间封死。接着，他一口气推出了数款高端的榴莲比萨，并把原材货源都买断。
比萨陈透露了封锁对手的秘密。因为他的原材料马来西亚“猫山王榴莲”价格很高，货源很少，全国只有两个代理商，一个在上海、一个在广州。同时，这款榴莲能买到的时间很短，因为当季出口碰上穆斯林的斋月与马来西亚的国庆节，当地会停止全部出口活动，“我在有限的时间把全部能买的货买断了。这样，一方面可以拿到低价，另一方面对手就没有货源了。” 此前，大部分人都没有听说过“猫山王榴莲”，供应商的货直接在仓库烂掉，现在这种售388元的猫山王榴莲比萨成了深圳不少“吃货”的追捧对象。
比萨陈将一个简单的榴莲比萨，划分了几个档次，以高端的产品补贴低端的利润，并满足了不同层次的用户需求。这种营销策略其实就是IT界惯用的伎俩。比萨陈说：“即使iPhone这样革命性的产品也需要强大的营销手段配合，何况是一个比萨？”言辞中依然少不了IT味道。
挑战必胜客
用IT营销策略做一个小而美的比萨店，自然不在话下。但若拿它挑战必胜客和棒约翰，是否就自不量力了？
比萨陈讲了一个IT道理：被腾讯复制是IT创业者常有顾虑，任何一个领域小公司在巨头面前，都有这种恐惧，但大公司亦有大公司的弱点，并受到诸多制约。利用大公司体制上的短板，展开竞争是比萨陈在狭缝中创业的突破口。
谷歌研究院院长彼得·诺威格有个著名的定律：当一个公司的市场占有率超过50%以后，就不要再指望在市场占有率上翻番了。诺威格定律决定了在一个市场占有主导地位的公司必须不断开拓新的财源，才能长盛不衰。到目前为止，开拓新的财源的有效途径只有两条，扩展或转型。
一家独大的必胜客就选择了前者，大力扩张并实施多元化产品的策略，试图通过引入米饭、粉面等品类，蚕食中式快餐市场。在这样的战略规划下，今年必胜客也高调表示，投资7亿元再开150家分店。
然而，行业老大这种动作，在比萨陈眼里，只会让其失去比萨专家的品牌和地位，留给他们这样的一些创业者机会。“你愿意相信一个比萨专家，还是中餐化的西餐品牌？你愿意吃公司食堂的拉面，还是拉面馆的拉面？道理就这么简单。”这是比萨陈的逻辑。
巨头并不可怕，因为在餐饮业没有哪一家大公司可以做到全覆盖，形成垄断地位。目前乐凯萨在深圳已经有6家店，明年准备开到12家。比萨陈希望，在某些区域的竞争力不弱于必胜客。
比萨陈时刻警惕着跟必胜客保持距离，力求做出自己的风格。在店铺装修的色调、印刷品的设计等方方面面都刻意避开必胜客的影响，“即使你的产品是极具创新性的，但如果你跟它们有一点相像的地方，顾客就会觉得你在抄袭。”
此外，比萨陈开店的策略一般都是选择“偏僻”的角落，而且店面就巴掌那么大。与必胜客和棒约翰的大店又形成了明显的差异化。“小店不仅风险小，而且保证了很高的满座率，时刻都能坐满，而到午晚餐时就让顾客排队。我不希望为了两个小时内大家都有位置坐，而让店铺在大部分时间都空着。”对创业者来说—将有限资金化整为零，每个小店都作为一个独立的利润中心，才能在缝隙中不断生长。
比萨陈在海岸城那个不到10平米的小店，密密麻麻摆了一张大台，2张小桌子，最多只能坐16人。但这小店一天翻台最多可达21次。按照人均消费45元，平均每月营业额接近20万元。“我比那些餐饮巨头灵活，开小店容易守住阵地，抓住所在片区的市场，五六年后，优势就会凸显出来。”比萨陈称。
今年初，必胜客宣布计划在全国范围内新开150家分店，而比萨陈也盘算着在其他城市扩张，现在他已经在南京开了2家分店。比萨陈的信心还来自于行业本身的增长空间。来自英敏特的数据，从2006年至2011年，中国西式快餐的复合年增长率高达19%，市场规模达到751亿，预计2017年的市场规模将增至1710亿，直营、连锁、自营等店面数量到将达7万家以上，比2012年增长4成。
“汉堡之后是比萨时代”，比萨陈认为：只要等进口奶酪的价格降下来，受众规模就会迅速扩大。

吴思：转型交易的道理——再谈“特赦贪官促政改”


2012年5月，我对记者谈了一种设想：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如果以特赦作为激励机制，有可能调动贪官污吏的积极性，至少让他们保持中立。

具体做法是：在某个特区设定一套政改的指标，例如乡镇县市等级别的直选，差额选举，政治人物公开竞争，人大代表专职化，司法独立，媒体开放等等。一旦验收达标，该地区就实行特赦。官民的政治经济罪过，无论已发觉未发觉，皆在赦免之列。我认为，某些政改的反对者有钱有权，但缺乏安全感，以特赦为悬赏，将使他们转变立场。

澳大利亚的《大洋日报》（7月4日）和美国的《侨报》网站发表了这篇访谈，国内的一些网站上也有转载，标题是：《以有条件特赦贪官污吏推动政改》。

这笔设想中的政治交易，得到了一些赞扬，诸如现实理性，化腐朽为神奇等，但更多的是批评置疑。8月下旬出版的《凤凰周刊》（第24期）卷首语的标题就是：“‘赦免贪官’无法凝聚改革共识”。“卷首语”的批评置疑集中在五个问题上：

1、置公平正义与何地？2、置法律于何地？3、民众将如何反应？4、官员将如何反应？5、政治体制改革的正确途径是什么？

我看到的批评置疑大体不出这五个方面。批评置疑可以激发讨论，深化认识，比赞扬更可贵。那么，我就以《凤凰周刊》为可贵的对手的代表，依次讨论上述问题。

一，公平正义问题

“卷首语”在一连串置疑后的压轴之问是：赦免贪官，置公平正义于何地？

确实，按照“得其所应得，付其所应付”的正义标准，贪官应该得到惩罚，赦免是不正义的。

但是，第一，我们讨论的不是赦免贪官，而是一项政治交易。交易正义与否可以计算出来。第二，正义总是处于特定情境之中，除了正义，还有生命、财产、制度改良、社会稳定等诸多价值，需要综合考量。

我先介绍两个历史案例，第一个赦，第二个不赦。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香港警察贪污成风，仅收取“黄赌毒”的贿赂，每年就达十亿港元。1974年，香港廉政公署成立，直接对总督负责，与政府和警察部门脱钩，独立行使职权。廉政公署成立10个月，接到有关贪污的投诉5958宗，涉及大量警员。1977年9月，廉署对尖沙咀警署重手出击，不到一个月就逮捕了260余人，其中高级警务人员22人，几乎将该警署一锅端。逮捕行动从尖沙咀开始，向周边警署扩散。众多警察意识到，廉政公署不仅断他们的财路，还威胁他们的人身安全。

1977年10月28日，数千警察到湾仔警察总部请愿。游行至廉署执行处总部，近百名警察闯入闹事，拆下廉署招牌，砸毁廉署大门，围殴五名外籍廉署官员。一些警察要求撤消廉政公署。香港警察同声相应，闹事可能进一步扩大。

港督不能答应这些要求，但警察闹事将使香港社会陷入混乱。两难之中，港督麦理浩决定让步。1977年11月5日，麦理浩发布“局部特赦令”：除了已被审问、正被通缉和身在海外的人士，任何人在1977年1月1日前所犯的贪污罪行，一律不予追究。

特赦令一出，多数警察安全了。有些警察得寸进尺，要求将反贪部门并入警务系统，市民和舆论则对港督的让步不满。麦理浩召开立法局会议，通过了《警察条例》修正案：任何警员，如果拒绝执行命令，将被立即开除，不得上诉。对警察们来说，再闹下去收益已减，风险大增，于是偃旗息鼓。

赦免个人罪行，换来了社会稳定，保住了制度改良。在后来的岁月里，廉政公署发挥了重大作用，香港成为全世界最廉洁的地区之一。

第二个是不赦的案例。

公元192年，东汉司徒（近似宰相）王允与吕布合谋，刺杀了把持朝政的大军阀董卓。董卓死了，部下便有树倒猢狲散之势。这支军队罪恶累累，曾经在京都大肆抢劫，奸淫妇女，发掘帝王公卿的陵墓，杀良冒功，四出掳掠“所过无复遗类”。民间传言，朝廷要杀尽他们。吕布果然派兵征讨，但出师不利。

这时，董卓旧部由李傕、郭汜等几位军级干部出面，派人去长安乞求赦免。王允拒绝了。王允为人刚正，灭了董卓，大权在握，难免有些骄傲，不肯妥协变通。

李傕等商量道：京师不赦我，我们只能拼命。如果攻克长安，就得天下了。如果攻不克，我们在京郊抄掠妇女财物，然后西归乡里，总能多活几天。众人赞同，结盟进攻长安。

李傕等一路收拾散兵，到长安时，已成十万大军，与董卓旧部樊稠等合围长安城。八天后，城破，李傕等放兵掳掠，杀人过万，王允拥着汉献帝躲到城楼上，大赦天下，拜李傕、郭汜、樊稠等人为将军。

结局是，李傕杀了王允全家，这几个军阀把持朝政，相互攻杀，城中人相食。长安内外本来还有数十万户，两三年后，“关中无复人迹”。

那么，当初李傕等人求赦，王允拒绝对不对？《后汉书》的作者范晔认为王允这件事办得“拙”。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批评王允骄傲。柏杨在《读通鉴·论历史》中批评得最狠：王允创造了东汉复兴的契机，不仅不能把握，反而把东汉王朝拖向谷底，使人民受到更长期的痛苦。在影响上，王允跟董卓相等，都罪大恶极。柏杨曰：一个没有政治头脑的人，却坐在必须有政治头脑才能坐的板凳上，实在是一种灾难。

事关天下兴亡和千百万人的生命财产，一贯讲究仁义道德的中国史家，并没有只盯着正义。在中国传统中，这叫识大体、顾大局。

如果一定要在正义的范畴之内讨论，也能算出同样的结论。

我们讨论的不是单方面赦免，而是有得有失的政治交易。赦免罪恶固然不公正，却可以避免更大的不公正——恶人更加得势，良民更加受害。两害相权取其轻，选择-2，可以避免-8。香港警察闹事平息得早，后果不好评估。李傕叛乱的后果是毁灭性的，若以-10代表最糟，可评为-8。从数学上看，-2-(-8)=6，避免-8而选择-2的公正值是+6。马克思主义者普列汉诺夫说，道德里总是包含算术的。

从这两个案例可以看出，正义具有多层次和多侧面。从时间角度看，惩罚贪官是面向过去的正义，制度改良则是面向未来的正义。从空间角度来看，惩罚贪官是局部性表层正义，制度改良则是整体性深层正义。从后果角度看，有利害相权的正义，也有两害相权的正义。根据不同的主体，还可以区分惩罚贪官的惩罚性正义，补偿受害者的补偿性正义。上述正义往往不可兼得，社会价值也有高有低。放弃某个单项，并不意味着全部放弃正义。

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在《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中描述了各国威权政府向民主宪政转型的历史，他发现一种矛盾：追求正义和真相，有时可能威胁民主。因此，他建议民主派遵循这条准则：如果官方主导的转型过程启动，不要试图因为其侵犯人权罪而惩治威权政府的官员。这种努力的政治代价将会超过道德上的收获（第五章第二节）。

转型成功后，正义也不能脱离全局考虑。南非转型后，图图大主教主持真相委员会，以真相基础上的和解，代替了惩罚性正义。他说：“我们不得不在正义、责任、稳定、和平、和解等需求方面进行平衡。我们完全能够实现处罚性的正义，但南非将躺在废墟之中。”（图图：《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

最后，我还要强调一句：我主张的是一揽子交易，特赦与政改的交易。单讲特赦而不提政改是误解。讲特赦时单提官场而不提民间也是误解。古代皇帝大赦天下，其正面意义之一，就是纠正民间的冤假错案。当代冤假错案，尤其在政治方面，未必少于古代。这方面的正义也不能忽略不计。

二，法律问题

“卷首语”置疑的原话是：赦免贪官，置法律于何地？此例一开，这种为了某个政治目标说放弃就可以放弃的法律，还拥有尊严吗？一种无视法治尊严、建立在践踏法律基础上的“改革”，将把中国带往何处？

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六十七条第十七款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特赦职权。”只要遵循法定程序，特赦就是合法的。

其次，现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正是践踏着文革时代的法规走过来的。那时候，私人经商属于投机倒把，大包干等于破坏集体经济。

再次，法律尊严早已大成问题了。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正是要把人治社会建成法治社会，确立法律的尊严。在转向民主宪政的广阔进程中，既有守法，也有变法，人治社会常见的“法律服从政治”只能逐步减少。

最后，我再介绍一个关于法律的案例。

1991年，前南斯拉夫在转型中发生了种族战争，四年间死亡25万人，其中90%是平民。二百万人流离失所，三四万妇女被强奸。1993年2月，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成立前南斯拉夫国际法庭，负责审判1991年以来严重侵犯人权者。1995年10月，经过国际斡旋，交战各方达成停火协议。

问题在于，实现停火，维护和平，需要一些政治家和指挥官的参与，而这些人正是谋杀、强奸、虐待和种族清洗的直接行动者或怂恿者。有人指出，许诺大赦也许更为妥当，它将对军事和政治领袖产生强烈刺激，促使不同派别达成和平协议，挽救更多的生命。面对两难处境，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办法是：拖延14个月，才任命了特别法庭的总审判官。第一年的特别法庭工作计划成为一纸空文。而且，特别法庭无权查找和逮捕那些被起诉的人犯，国际部队也不执行捉拿通缉犯的任务。（见安德鲁·瑞格比：《暴力之后的正义与和解》，第184、189页）

在这个案例中，法律落空了，但和平实现了。

三，民众态度问题

“卷首语”认为，中国民众将反对特赦交易：“从中国现实的国情来看，除知识分子和部分工商业者将政治改革视为迫切目标外，其他大多数民众更关心的，是柴米油盐；更在意的，是反腐、公平、正义。显然，以‘赦免贪官’为前提的改革方案与民众这种普遍心态更不咬弦。它要求民众放弃自己最在意的，获取自己不迫切的。从民众对贪腐官员的激烈反应，从反腐已成当下民意的最大公约数看，所谓说服民众，只是某些脱离社会现实生活太久的知识分子的一相情愿。”

判断民意，要有严谨的民意调查，更可靠的是投票。如果凭印象谈感觉，我倒认为中国民众对腐败的容忍度颇高。某个能干的贪官倒台了，常常听到惋惜之论：贪点就贪点，给我们办实事就行。这个说法显示了一种交易心态。倘若交易换来的不仅是几件实事，而是更加尊重公民权利的制度，民众是拥护还是反对？倘若争取正义需要砸烂油坛米罐，甚至流血牺牲，民众更在意什么？

从频频发生的群体事件看，无论是上街还是上访，民众的主要诉求不是反腐，而是维护自身的公民权利，寻求司法公正，参与环保决策，罢免和选举村官。同时还要求媒体的公正报道。这些正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把政治体制改革与柴米油盐及反腐公平正义对立起来，在事实上不对，在逻辑上有误。

更根本的是：这种政治交易，不必说服民众。民主社会才必须说服民众。我在访谈中的用语是“对老百姓如何交代”。交代不过是给个说法。在官强民弱的转型案例中，例如西班牙，转型完全由官方主导，民众参与极弱。

英国考文垂大学宽恕与和解研究中心主任安德鲁·瑞格比写道：“佛朗哥去世之后的西班牙，政治、经济和军队领域内的精英们达成了共识，他们一致主张既往不咎，不再追查独裁时期违反人权的责任者。他们之所以这样做的主要原因，是希望西班牙在没有障碍和威胁的情况下，转变成欧洲共同市场内的多元民主的国家。我们还发现，在这个变化的过程中，由于当时的西班牙还处在一个欠发达的市民社会，因而没有自治社团和自愿组织反对政府的大赦和遗忘政策。”

在佛朗哥时代，1936年至1944年的大量处决行动中，民族主义者杀掉了15万至20万同胞。1975年佛朗哥去世，官方主导的转型开始，在安德鲁笔下，“西班牙人普遍地认同了集体忘却。”他把这种现象称为“忘却公约”。“在西班牙转变的过程中，体现出来的是一种妥协与和解的现实主义精神。所有党派和集团共同制定了忘却公约，决定实行一种公共大赦的集体性实践。……他们形成了一种共识，忘记大部分过去的伤痛，采取一种选择性的记忆缺失的立场，打开西班牙历史的新的一页。（第58页）”

我并不否认民意的重要性，只是试图区分：在不同类型的转型中，在转型前和转型后，民意的分量大不一样。

亨廷顿将转型分为三类：改革，替代和改替。为了便于量化分析，我们不妨假设转型需要的力量为十分，这十分有多种组合。官七民三，大体是官方主导的转型，名曰改革。例如西班牙和台湾。民七官三，大体是民间主导的转型，名曰替代，即所谓革命。例如东德和阿根廷。民五官五，属于双方协商的转型，名曰改替。例如南非和波兰。中国的民间力量未必比得上西班牙，更别提波兰的团结工会和南非的非国大了。

在民间主导和官民协商式转型中，民意是决定性的。在官方主导的转型中，民意只构成背景压力，官意是决定性的。与这三组力量对比相应，官方主导的改革没有清算。官民协商的改替，则会围绕着赦免反复谈判，通常以真相代替清算。只有民间主导的转型，才有比较认真的清算。

更深入地说，在各国的转型历史上，赦免程度，甚至揭露真相的程度，都是由官民之间的力量对比决定的。赦免和清算背后的历史规律是：赦免和清算的力度，由决策者的利害计算决定，利与害又由拥护者和反对者实际力量的对比决定。中国的转型，恐怕也跳不出这个规律。

转型完成后，民意得到了更多的尊重，公民社会也逐渐壮大，以前的赦免往往遭到置疑。那时，如果公民组织坚持不懈地追讨正义，他们会在精神和物质方面得到补偿性正义。如果他们坚持追讨真相，就能找到部分真相。至于惩罚性正义，在政府主导的转型社会中，目前尚无追讨成功的先例。

即使在官民协商的改替式转型中，追讨正义如果危及和平，也会一再受挫。

1985年，乌拉圭军人政权向民主政权转型成功，民选总统桑格内蒂提出了一揽子对军方的大赦计划。在大赦法的辩论阶段，民意调查表明，72%的公众反对大赦，但立法机关仍然通过了大赦法。反对派发起签名运动，要求把大赦法提交全民公决，四分之一选民签名。军方则威胁说，不会默认废除大赦法。1989年4月16日公决，53%的乌拉圭民众赞成赦免，追讨惩罚性正义的人们再次失利。（《第三波》第五章第二节）

各国的常见现象是：时过境迁，过去的恩怨越来越远，民众对此越来越淡漠，清算和宽恕之类的话题在不知不觉中消失了。

四，官员态度问题

“卷首语”置疑说，官员群体除了贪官，还有清官和众多循规蹈矩的普通官员。此方案一出，原来支持或不反对改革的清官，在不平衡心态下，很可能反过来反对改革。如此，改革就在把一种阻力变成动力的同时，把另一种动力变为了阻力。

清官这个概念涉及操守，支持政改涉及走什么路，两者并不是一回事。当然，赦免贪官确实可能让支持政改的清官和循规蹈矩的官员心理不平衡。寻求平衡，至少有两种方式：一是反对特赦交易，二是自己也贪。第一种方式，特赦交易是否应该反，前边已讨论过。第二种方式，预测有赦免，于是赶在赦免之前犯罪获利，在中国历史上相当常见。皇帝的对策是，在大赦时宣布此类犯罪不在赦免之列。

不用皇帝的老办法，清官也未必变贪。清官更有良心，更珍惜自己的名誉，法律不追究，不等于良心不追究，不等于名誉不受损。普通官员同样要考虑名誉风险。转型后，如果媒体或公民组织坚持追究真相，声名狼藉的人，还能循规蹈矩继续当官吗？

在官员态度问题上，我还看到一种更有力的置疑：贪官会相信赦免承诺吗？依据中国经验，很容易想到“坦白从严”和引蛇出洞。依据世界经验，很容易想到阿拉伯之春中某些高官的下场。

“坦白从严”确实很常见。但特赦交易并不要求坦白，只是承诺：转型成功之后赦免转型前的罪恶，无论这些罪恶“已发觉未发觉”。换句话说，已发觉的，予以赦免；未发觉的，不予追究。

从中国历代大赦惯例看来，对未发觉者通常更加宽大。未发觉者仍然在位，有能力阻止政改，于是不得不拿特赦做交易。至于已经服刑的贪官，无力阻止政改，不妨调整赦免力度。不过，如果在改革成功的地区实行大赦，重点追究制度而不是个人，单把贪官排除在外似乎说不顺。这涉及到特赦条款的具体设计，可以进一步讨论权衡。

阿拉伯之春，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的，大概是民众主导的转型。如前所述，这种转型会有清算。在亨廷顿笔下，世界史上的三类转型与清算的关系非常清晰：官方主导的转型不会有清算；民间主导的转型会有清算；官民协商的转型比较折腾，通常以揭露真相代替清算。这种现象由实力对比及成本收益决定，沉重而坚硬，不以人的好恶为转移，可称为“转型清算律”。承认这条规律，就没有理由怀疑特赦承诺。

承认这条规律，还能回答为什么贪官会支持转型的问题：官方主导的转型成功了，民间主导的转型中的清算风险就永远解除了，连移民或逃亡后的引渡风险都不必承担。

五，政治体制改革的路径问题

“卷首语”最后提出了自己的政改设想：与赦免贪官的方向相反，恰恰应该将突破口放在缩减政府及政府官员的权力上，从减少审批权入手，让政府从现在的“全管部门”转变为法治意义上的监管部门，把全管和主管者权力该给市场的还给市场，该给社会的还给社会。……只有这样，才能搭建起适合现代社会需要的政府、市场和社会关系的框架。

我同意“卷首语”的判断：只有缩减政府及官员的权力，从人治变为法治，还权于市场和社会，才能搭建起现代政府的框架。然而，在“只有”名下开列的这些突破口，都属于政改目标。我曾经与同事罗列这类政改突破口，几分钟就凑出了十六种主张。难题在于如何实现，最后怎样解开“与虎谋皮”的死结。

卷首语说广东省政府取消了179项审批权。我们知道这很不容易，这也说明，事在人为，许多局部突破和渐进改良都是可能的，到处都有改革空间。但是，对审批权本身的审批权在谁手里？控制了这个权力，既可以压缩审批，也可以恢复审批，还可以新建审批。无论从哪里入手，政治体制改革最后都要涉及这个层面。这不是拔几根虎毛，而是与虎谋皮，不能不做政治交易。用“只有……才……”的句式表达：“只有付出特赦的代价，才能获得和平的转型”。这是必要条件。世界各国的历史经验表明，不管是明是暗，是早是晚，在和平转型中，赦免这一关是绕不过去的。具备这个条件，不一定有和平转型；不具备这个条件，肯定没有和平转型。用我们熟悉的生活经验比喻：掏钱，不一定买到东西；不掏钱，肯定买不到东西。为了掏钱肯定能买到东西，我们可以把特赦当作悬赏，将掏钱放在交货验收之后。

把赦免看作和平转型的必要条件，不仅依据其他国家的历史，也依据中国现实的利害关系。

胡星斗教授根据中等腐败国家的腐败金额通常占GDP的3%推算，2009年中国的腐败金额约为1万亿。胡教授又据此推算腐败受到惩罚的概率只有1%，再根据2010年最高检工作报告，推算出2009年县处级官员的腐败比例为48%，厅局级40%，省部级33%。

推算未必属实，却可以勾勒大体轮廓。一年如此，十年是什么情景？腐败的比例不好累计，以金额累计，10年就有10万亿元左右。倘若严格执法，100万就够死刑了，10万亿包含了1000万个死刑。如此规模的财产和人命，将引发怎样的对抗？

特赦交易，可以化对抗为合作。拒绝交易，除了闹革命之外，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可行之路。

最后再谈谈其他方面的批评置疑。

有人置疑说，历史上有赦贪官污吏的吗？当然。香港的局部特赦令就是。中国历史上的大赦，偶然有不赦贪官的，偶然也有特地强调赦免贪官的，一般只说“十恶不赦”。贪污不在“十恶”之内。另外，赦免的功能是消除转型阻力，什么阻力大就要强调什么。如果连人命都不追讨，赃款当然不能排在人命之前。

一位企业家批评说，特赦的说法包含了道德优势。有些灰色收入，不见得不道德。他说，大家都说新加坡清廉，新加坡总理李显龙的工资是怎么定的？他的工资是新加坡收入最高的前十位CEO的平均数，再加上30%。我们国家主席的工资是多少？省长县长的工资是多少？县长每个月5000块钱，养活一家人，这个收入和他的贡献相称吗？我们的工资制度人为压低了人力资本的价值。有些灰色收入是对这种不合理现象的部分纠正。

我的看法是，官员的真实合法收入远超过工资单上的数字。例如各种福利，尤其是福利分房。加上这部分收入，人力资本的价值未必低估。中国官员和政府的消耗远超世界平均水平。

有人批评说，赦免贪官是一贴老膏药。以前用过，不灵。还有人批评说，这种办法，历史上找不到先例，不灵。

从原理的角度看，交易行为有多老，这副药就有多老。经济学家把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看作帕累托改进，即无人受损的多赢格局。特赦交易就是帕累托改进，药效应该不错。从用法的角度看，各国的赦免都发生在转型的最后几步，作为妥协而不是激励。悬赏属于新用法。我的直觉是，这种用法的设计感太强，过于主动超前，没有主动性极强的人物主持，基本不会实现。最后一拖再拖，恐怕还是在危机中达成交易，浪费这笔巨额激励资源。

不过，这种设计已经表明，如果想推政改的话，民间有动力，官场有动力，甚至在贪官污吏那里也能挖出动力。

2012年9月16日

华尔街日报

天空没有被烟雾所遮蔽，中国最知名的经济学家之一张维迎心情乐观。心存忧虑的投资者希望看到北京依然致力于“保增长”的迹象，而他们最乐于见到的迹象是一场凯恩斯主义的大规模经济刺激。

张维迎认为，根本不必惊慌。他边喝茶边平静地说，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实际上是好消息，这会让政府认识到中国需要改变，即放弃靠政府注资来促进经济发展的老路，走上改革之路。他坚称，中国人并不都是凯恩斯主义者。

三年前，凯恩斯理论是中国的官方政策。2008年那场金融危机曾让中国幸灾乐祸于信奉自由市场的“华盛顿共识”遭遇失败，并使得中国得以对外吹嘘其以政府干预为特色的“中国模式”。凯恩斯理论颇对计划经济追捧者的胃口，而中国当时正好遭遇了出口大幅滑坡，所以政府将折合3.5万亿美元(大约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50%)的银行贷款和政府直接支出投入了经济体系。

张维迎在学术界的同行们当时都对“中国模式”赞誉有加，但他却在2009年发表了题为《彻底埋葬凯恩斯主义》的演讲。张维迎当时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院长，他目前仍然在这所学院教授经济学。张维迎在演讲中称，由于2008年这场金融危机是由低成本资金引发的，所以不可能用可以廉价得到的资金来解决。他说，现在的经济就像一个吸毒病人，医生却给吸毒病人开的药方是吗啡，最后的结果可能会使问题更严重。他引用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耶克(Friedrich Hayek)和奥地利学派的观点提出，如果不允许中国经济按其自身规律进行调整，那么中国经济中小的泡沫破裂之后就会发生大泡沫的破裂。他还建议废除各种导致经济发生扭曲的现行做法，比如国有企业在许多产业中享有的垄断地位。



张维迎发表上述演讲的那段时间也正是中国迅速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日子(2010年的某个季度中国经济较上年同期增长了11%)，所以中国的主政者没有兴趣去听他这些话。张维迎说，当我批评中央政府的刺激政策时，许多高级官员感到不高兴。张维迎去年在于中国召开的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年会上还说，中国权力巨大的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是“一群聪明人在做一件非常愚蠢的事”。这或许更令中国官员不满。

最终，北京的经济刺激措施对一场人为的投资热潮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股投资热使资产泡沫更加严重，此后由于政府收紧经济政策，吗啡产生的刺激作用逐渐消失。官员们称，中国经济今年第二季度较上年同期增长了7.6%。但对这一数字持怀疑态度的人认为，实际的经济增长率更接近4%。(伦敦一家研究机构认为经济增幅是1%。)与此同时，钢铁和太阳能发电等国家主导或鼓励发展的产业则因产能过剩而举步维艰。有报道说，有数不清的铜板被堆放在库房里，这些多得把仓库大门都堵上了的库存产品生动体现了哈耶克所说“不正当投资”造成的恶果。

换句话说，中国的经济刺激措施反证了张维迎所推崇的奥地利学派的正确。这些措施的巨大失败忽然之间引发了世人对奥地利学派理论的关注。张维迎说，凯恩斯式的政策并没有产生它所许诺的结果，因此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当政府向那些无用的项目投入资金时，经济衰退就会到来。

如今，中国官员已不再像对待被放逐者一样对待张维迎。他说农业部官员告诉他，他们喜欢看他写的文章。其他部委以及包括河南和辽宁省在内的地方政府则邀请他发表演讲。他说最近写了一篇赞扬已故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罗斯巴德(Murray Rothbard)的文章后，上海市委书记告诉他自己喜欢这篇文章。

对奥地利学派的同情是否能感染中国政府高层官员？上个月，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称刺激措施是对经济危机的合理反应，并试图驳斥中国为此付出过高代价的指控。温家宝的话听来像是面对那些读过哈耶克或张维迎著作的内部挑战人士时不得不进行的辩护。

张维迎直到2008年才开始认同奥地利学派的主张。当年他在芝加哥的一场经济学会议上发表了一篇论文，有人对他说他的观点听来就像是哈耶克的信徒。张维迎说他的观点一直如此。

52岁的张维迎出生在中国陕西省的农村。在一个中共官员和“虎妈”争相给年轻人“洗脑”的国家，张维迎有幸躲过了这样的双重打击。

张维迎说，农村地区在很大程度上没有受到中共意识形态的“污染”。他说我的父母没有文化，我开始上学后他们并不理解我从学校带回家的那些“理念”，也就是说他们从来没有干预过我的想法。

从他在陕西念经济学研究生开始，张维迎就在规划自己的人生。1983年他在报纸上写了一篇文章，为赚钱正名。因为这项“罪名”，当时力量仍然非常强大的反资本主义阵营的批评人士对他进行了严厉抨击。那时他甚至存在毕业后无法拿到学位的危险。但“幸运的是，中国的政治气候在很短的时间内发生了转变”。

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中共领导人邓小平的领导下，中国官员开始开放经济。但有时他们也会毫无头绪。张维迎说，经过几十年的计划经济，所有商品的价格都被扭曲。政府的解决办法是建立一个有大型计算机的价格研究中心，根据计算机的运算结果调整价格。当然，他们不会得到任何结果。

这给了张维迎首个脱颍而出的机会。在他的硕士论文中，张维迎提出了这样一种假设，即是否可能在政府管控的一套价格体系之外保留另一套由市场机制发挥调控作用的价格体系，这样各行业能逐渐从第一套价格体系过渡到第二套。在1984年的一次会议上，张维迎以这一“双轨制”理论给当时的决策者留下深刻印象。他们采纳了这一建议并让张维迎到当时的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去工作。但正是这份工作令他失去了对制定政策的兴趣。张维迎说，政府官员不爱“惹事”，决策是一个政治过程，是一种妥协。

为了找到一个不需妥协的世界，他去牛津大学(Oxford University)留学，并在那里获得了经济学博士学位。1994年回国之际，他与人合作创办了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hina Center for Economic Research)。北京大学是中国资历最老的现代高等学府之一。

张维迎说，相比政策研究，他更喜欢学术性的观点的自由市场。但即使是在学术界，张维迎也显得卓尔不群。和中国那些改革派经济学家不同（这些人将自己视作削弱中央集权的技术官僚），张维迎的思想有着鲜明的道德烙印。在今年的一次讲话中，他援引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和阿奎那(Thomas Aquinas)的话指出，世间存在一种叫“自然法”的东西，且产权的重要性在主权之前。

这种追求成功的自由带来的另一面是要能够忍受失败，而这正是张维迎和哈耶克存在交集的地方。即使是中央银行试图操纵需求的做法也会引起奥地利学派的反感，因为就像张维迎所说的那样，当你犯错时，你必须承担责任。

张维迎说，如果你今天经受痛苦，那么这还只是小痛苦，但如果你今天不经受这种痛苦，将来你会有更大的痛苦；让公众知道这个真理是经济学家或学者应该做的事情。

中国领导人也应该做这件事。张维迎兴奋地谈起了上世纪90年代末发生的亚洲金融危机。这场危机促使中共开始了国有企业的私有化进程，虽然这导致2,000万国企员工下岗。张维迎说，这场危机击垮了印尼和其它一些国家，而中国领导人则在当时吸取了危机带来的教训，这就是必须抛弃裙带资本主义和臃肿的政府机构。

在当时，张维迎代表了知识界的潮流。张维迎是国有媒体中央电视台(CCTV)评选的2002年度经济人物，他记得当时在北京大学，整个校园的文化都是以改革为导向的。那一年他被任命为北京大学的校长助理，后来被任命为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在学院任职期间，他极力推动改革。

这些改革是成功的，但是改革者却受到了迫害。教师中的保守派提出抗议，网上到处都是质疑张维迎的忠诚、怀疑其学历的声音。2010年，他在光华管理学院被免职。

大多数的麻烦源于学校内的政治，但张维迎同时表示，当时的大环境变了。中国的大学是计划经济的产物，所以，“如果全国都在改革的良好进程中，像我这样的人不会受到这样的待遇。”

发生了什么？2002年上台的胡锦涛和温家宝领导团队逆转了改革进程。日益严重的的社会不公成为了公营部门受到偏爱的最初借口，有人认为，是高增长率让决策者很快决定继续走这条道路。北京新的流行说法是“国进民退”，国有经济向前发展，私营领域向后退却。

当金融危机来袭时，中国政府抓住这一机会将国有经济进一步做大。这一做法导致的糟糕经济后果现在已清清楚楚摆在那里，但是张维迎说，过去的10年也发生了引人注目的社会问题，这些问题促成了舆论环境的改变。中国人看到官员们把资源分配给国有企业和自己的朋友，公众对腐败和不公平的认知开始增长，他说，中国政府面对的绝不是市场危机，而是国家危机。

这就是张维迎希望推进改革的原因。他主张重启私有化进程，他说，现在实施私有化会更容易，因为一些公司已经在交易所上市。下一步是对金融系统进行全面改革，因为国有企业正在把银行当做自动取款机，让企业家们失去了从正规渠道获得融资的机会。

我们能否期待11月中旬中国新一届领导班子上台后，这样的自由化进程会立即发生？张维迎说，最高决策机构席位的竞争者之一、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是一个“真正的改革者”。但是在其他方面，他承认中国的政治完全是难以捉摸的。

北京有可能再次求助于刺激计划来提振GDP吗？张维迎说，毫无疑问情况有可能变得更糟，但也有可能出现良好机会。他可以确信的是，人们的思维方式已经改变。只是在中国的非民主体制下，“这种影响是含蓄而不是明确表现出来的。”

张维迎感到乐观，因为他认为30年的改革开放已经改变了人们的预期。他说，我们现在对市场充满信任，这就是为什么过去10年的反市场动向激怒了人们。清华大学(Tsinghua University)整理编纂的政府数据显示，反对政府征地和其他以强权侵害百姓利益行为的群体性事件每年有18万起。这些群体事件让中共难以回避，也为自由市场提供了道义上的依据。

张维迎说，人类永远在寻找幸福。现在有两种方式。你牺牲他人幸福来换取自己的幸福，我把这叫做强盗逻辑。另一种方式是，你通过使他人幸福来让自己得到幸福，这是市场逻辑。你更喜欢哪一种？

民间资本：镣铐舞者的哭泣

(赵晓 李慧忠)

不久之前，高和资本联手住建部政策研究中心共同发布了《2012年中国民间资本调研报告》，数百家媒体的集中报道再度让民间资本成为社会的关注点。笔者有幸全程参与此次调研活动，如果用一句话概括当前的民间资本现状，便是“镣铐舞者”。
中国民间资本聚集区，最典型的有四个区域：鄂尔多斯、温州、山西和陕北。四个地区由于不同的民间资本特性，经历了这场危机的洗礼后，各自呈现了不同的境况。鄂尔多斯和温州属于民间资本积累性地区，尤其是鄂尔多斯，属于典型的资金内循环模式，民间借贷的资金链断裂后难以支撑虚高的房价，房价基本被拦腰斩断；山西和陕北属于民间资本外流型地区，本地的房地产投资需求相对较少，所以受到的市场冲击也相对有限。
2011年4月，笔者去鄂尔多斯调研时，恰逢鄂尔多斯的植树节，稀缺的降水使得树苗的成活率不到一半，但经济并没有大的问题，仍呈现热火朝天的造城场景；今年7月份再去鄂尔多斯，由于雨水充沛，当地广袤的草原是近十年来最繁茂的，但经济却是近十年最低迷的。同一座城市，去年热火朝天、随处可见的造城热潮，今年再次漫步在鄂尔多斯的大街，却发现70%的房地产项目都处于停工状态。同一条大街，去年随处可见的路虎等高档越野，今年依然可见，只不过车的主人已几经易手，几百万的车只能抵账几十万。同一家酒店，去年的入住率高达120%，需要提前几天预订。今年再去，与酒店前台人员攀谈得知，酒店的入住率只有20%左右。去年笔者曾针对鄂尔多斯撰文说煤炭业是财富的发动机，房地产是存钱罐，而中间的链条便是民间高利贷，现在这个系统基本处于瘫痪的状态。由于今年煤炭市场的恶化，发动机熄火了，而房地产呢？当前的鄂尔多斯楼市除了房屋“抵债式”销售，基本无市场成交。政府的钱、企业的钱、银行的钱、老百姓的钱，绝大多数的钱都被固化到永远不开灯的房子上了。当地的民间借贷也基本处于停滞状态，民间资本纷纷回流银行体系。今年1-5月鄂尔多斯城乡储蓄存款余额为546.7亿元，比去年同期同比增长了34.8%。这也代表了当前中国民间资本的两种心态：第一、“颠儿了”，移民海外；第二、“熊了”，回流银行存款。
温州民间资本的日子也不好过。最受伤的不仅是实体经济，更是民间信用体系。在对温州企业主访谈过程中，对于经济恢复期的预判多数企业主惊人地一致：温州实体经济恢复至少需要5年，民间信用关系恢复至少需要10年。紧随民间信用崩盘的势必是民间借贷案件的陡增。2011年温州法院民间借贷类案件收案12044件，标的近54亿元。而2012年1至4月份，温州法院已收民间借贷类案件6510件，标的38.5亿元，民间借贷案同比上升近89%。民间借贷的利率也明显回落了，去年8月温州民间借贷综合利率高达25.4%，今年4月份已回落至21.58%。各地的民间借贷往往与房地产市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温州也不例外。温州的房地产市场也遭遇到重创，以温州公认的豪宅项目鹿城广场为例，2011年二手房价格最高峰达8万/㎡，而现在拦腰斩断下跌至2010年的开盘价4万/㎡也不宜出手，甚至有喊出3.8万/㎡的案例。再如温州下辖的瑞安县，2011年的房价曾“破4（万）冲5（万）”，号称全国房价最高的县，如今房价普遍下跌了1万/㎡以上。
山西民间资本的日子相对好一些，但也是如履薄冰，更多的是在行业洗牌和政策洗牌的夹缝中生存。山西是最早的煤炭整合省份，煤炭企业主也相对更成熟一些。截至2011年，煤炭企业已经整合至130家。整合完成后，70%的煤炭资源将集中于中央以及地方大型国有煤炭企业，30%的煤炭资源属于大型私营煤企。由于煤炭企业被整合，部分套现的煤炭企业主有喜有悲，喜的是躲过了2012年煤炭业的低迷期，悲的是再也没有源源不断的煤炭收入，攥在手里的钱有限了，使其变得格外谨慎。根据人民银行太原中心支行2012年3月对山西省民间融资状况的专项调查，截至2012年3月，山西省企业参与民间融资余额约为180.39亿元，较2011年9月下降了约60亿元。这些民间资金主要活跃于吕梁、忻州和临汾，约占民间融资总量的60%。民间融资的避险意识也明显提高，借贷方式更趋规范：一是采用正式合同和借据的占比达到86.96%；二是采用财产担保和第三方保证的占比接近50%；三是民间借贷双方对借款期限、金额、利率、还款方式和违约责任等均做出明确的约定。受全国房地产调控的影响，山西太原房价出现明显的分化，刚需支持的普通住宅市场相对稳定。根据太原市房管局数据，2011年太原商品住房均价6000元/平方米左右，剔除价格跌幅较大的高端项目星河湾后，价格下降3.4%。而高端豪宅大幅萎缩，太原星河湾项目人气惨淡。
陕北民间资本受到的冲击相对较小，这与其房地产市场的平稳有紧密关系。而房地产市场没有出大的问题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当地政府较为谨慎，与鄂尔多斯相比，城市建设方面并没有进行大尺度的“造城”计划。此外，陕北的土地资源有限，用地指标的稀缺使其不具备大规模建设的条件；第二、陕北个别煤炭资源聚集的地区并没有严格执行房地产预售制度。许多开发商在没有取得预售证的情况下，纷纷采取所谓的“订购”方式，绕开预售制。在开发之初就把房子卖出去了。但陕北也并非完全的安然无恙，民间资金本身就具有流动性和逐利性。在调研中，据当地人介绍，大量的陕北民间借贷资金流入了鄂尔多斯市场。
如果把鄂尔多斯、温州这场民间资本危机潮与4万亿相联系，或许有人觉得不相搭，其实这背后的逻辑却是出奇地相似。货币政策的一松一紧往往使民间资本不知所措，因为民间资金很大程度上是对银行资金的一种补充。房价的涨跌只是表象，根源却在于金融市场是否实现了真正的市场化。


（赵晓系北京科技大学教授；李慧忠系高和资本金融分析师）

孔雀杨丽萍上演资本大戏：从镁光灯到资本运作
中国经济周刊 赵明月 2012-11-12

核心提示：深创投以3000万出资获得了杨丽萍文化传播公司30%的股权，公司另外70%的股权则主要由杨丽萍本人持有，同时也为未来激励骨干团队预留了部分股份。


作为一名怀揣艺术梦想的舞者，杨丽萍正在实现从舞蹈演员到民营文化企业家的转变，她用商业的力量延续着舞蹈的生命。

就在很多人质疑已过天命之年的杨丽萍还能够舞多久的时候，她主动离开了这个舞台。

10月24日晚，国家大剧院座无虚席，舞剧《孔雀》作为舞蹈家杨丽萍的收官之作在北京首次公演。

这部汇集了她毕生光亮年华的舞台剧，将成为杨丽萍40年舞蹈生涯的句号，在完成全国巡演后，她将退出舞台。

“你瞧，观众都在挽留你，为什么一定要离开呢？”

“有很多地方可以跳舞，镁光灯下这个舞台空间太小，我准备放弃。”杨丽萍告诉《中国经济周刊》。

同一天，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宣布(下称“深创投”)向云南杨丽萍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下称“杨丽萍文化传播公司”)投资3000万元，杨丽萍的“第二舞台”浮出水面。深创投作为杨丽萍文化传播公司的第二大股东，成为了杨丽萍的新舞伴。

这只曾在舞台上光芒万丈的孔雀，如何成为市场大潮中披荆斩棘的首领，“女神”杨丽萍的新角色让人充满期待。

“想跳孔雀舞，先要买下孔雀服”

杨丽萍的艺术与商业相结合，从2000年，她离开中央民族歌舞团后就已经开始了。没有了国家津贴，她必须自己养活自己。

2002年，杨丽萍开始创作大型原生态歌舞集《云南映象》。投资方原本想要一台取悦游客的晚会，而杨丽萍却从田间地头招来一批农民上台表演，自感看不到利润的投资方突然临时撤资。

杨丽萍并未因为投资人的离开而放弃，她带着亲自挑选的演员，一直坚持编排了两年。那两年，大概是杨丽萍一生中最艰苦的日子，她拿出自己的积蓄，卖掉了大理房子，甚至要依靠接拍广告和各处走穴才能凑够全团的经费。

“那时候拿起孔雀裙就出门，上午飞去晚上飞回，10万块到手，就能解决当时全团两个多月的伙食费。”

此番坎坷，让杨丽萍清楚了一个游戏规则，“比如跳舞，你必须吃饱了才能跳。”杨丽萍说。

守得云开见月明，2003年8月，《云南映象》在昆明会堂首次公演，此后，历经困难的《云南映象》全国各大城市及海外50多个国家和地区巡演；作为昆明会堂每晚的固定演出节目，《云南映象》自公演至今的9年来始终保持着超高的上座率。

在不断的磕碰之中，杨丽萍逐渐摸索出了一套属于她的商业模式：让每个作品都有自己的商业化运作，并实行驻场演出和巡演“两条腿走路”。《云南映象》商演一年后成立了云南映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杨丽萍任董事长。经过一系列资产重组，公司改名为杨丽萍文化传播公司。在公司运作之初，杨丽萍并没有太多经济头脑。“《云南映象》的灯光和音响一直是租的，几年演下来，光租金就付了一两千万。”

于是杨丽萍开始操心一些以前从没想过的事：“我要计算成本。灯光和音响用分期付款的方式买下来，巡演到第二轮时就都归我了。”

从开始跳孔雀舞的那天起，她就非常清楚，如果想买一件孔雀服，必须先挣到买服装的钱，才可以去搞艺术。

“其实，艺术和商业本不是对立的，就像种庄稼一样：种的过程就是挖地、播种、收割，然后需要卖出去，而只要用心耕种就能吃饱，这是一个自然的过程。”杨丽萍告诉《中国经济周刊》。

“做失败了也没有关系”

王焱武是杨丽萍文化传播公司中一个不得不提的人物。

2006年，王焱武到云南旅游，看了《云南映象》的演出并跟杨丽萍见面后，他决定义务帮她处理一些公司日常事务，彼时他正在瑞士银行任特高资产管理部执行董事。

这位“职业经理人”一开始只是周末兼职，随着公司的发展，从2012年开始，王焱武开始全职管理公司。

现在王焱武的职务是杨丽萍文化传播公司总经理，在公司里，杨丽萍作为公司董事长负责作品，王焱武则负责商业。对于并没有接受过系统商业学习的杨丽萍来说，合作伙伴王焱武的加入很好地弥补了这一缺憾。

杨丽萍与深创投结缘也是由王焱武一手促成。2011年12月，云南省举办滇池泛亚股权投资高峰会，王焱武代表瑞士银行在就国际投资策略进行演讲时，提到了杨丽萍的公司，这引起了深创投西南大区负责人许翔的注意。

有了王焱武的牵线搭桥，深创投加入杨丽萍文化传播公司的过程十分顺利。深创投2012年上半年工作会议在昆明召开，董事长靳海涛看完《云南映象》并与杨丽萍接触之后，立刻决定投资。

深创投数据显示，此次公司对杨丽萍文化传播公司投资的3000万元中，1000万元由深创投与昆明当地创投引导基金合作的云南红土创投出资，1500万由深创投集团总部出资，另外深创投的一位合伙人也跟投了500万元。

据许翔介绍，深创投以3000万出资获得了杨丽萍文化传播公司30%的股权，公司另外70%的股权则主要由杨丽萍本人持有，同时也为未来激励骨干团队预留了部分股份。

“民营演艺团体想要活下去，只有寻找融资，自己养活自己。”谈及此次私募融资的动机，王焱武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而从事商业演出，票价又不能涨得太高，在这种情况下，向资本市场寻求外部融资是民营演艺公司的自救方式，也是一种新尝试。”

据了解，这是深创投第一单演艺公司投资项目。作为国内知名的创投公司，深创投公开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投资项目数量中最多的是先进制造，其次是消费品、物流、连锁服务。然而在研究过拉斯维加斯、百老汇、红磨坊这类国外演出产业后，再看迪士尼、米高梅这些百年大公司，深创投看到了演出市场的更大潜力，尤其是将艺术与旅游结合后的超强爆发点。

“尽管公司还有很多不成熟的地方，但是因为市场需要这样的高端演出，公司已经在现有市场中跑了起来。我们判断高端演出、高端演艺团体属于稀缺资源。”许翔告诉《中国经济周刊》。

此前不乏投资圈人士质疑：公司本身对杨丽萍个人的依赖严重，如果以后不亲自出场演出，如何保证团队的票房和持续盈利？杨丽萍能否将她的票房号召力转移到她的团队身上？

许翔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采访时解释，深创投对杨丽萍公司的商业模式和核心竞争力都有充足的评估。“一方面，杨丽萍文化传播公司已经在培养新的传承者，另一方面，投资方也愿意承受这一投资背后的风险。”

在公司里，杨、王、许三人组成董事局，商业上的事情通常先由许翔和王焱武商量好，王焱武再把问题简化成一二三，摆明优劣地分别讲给杨丽萍听，由她决策。就这样，公司的商业模式和三到五年的运营计划很快明晰起来。

资本的几番推动，上市也是不可避免的话题。尽管公司提出了3~5年内登陆A股市场的规划，但对于上市，杨丽萍并不坚持：“本来我是觉得麻烦，所以不去想上市，但是经过他们的解释，我了解到这是一种生物链方式。即使做失败了也没关系，该灭就灭，该生就生。”

“完美不是凭空来的”

《孔雀》巡演结束后，杨丽萍将退出一线演出，转而从事幕后编导工作。

公司将成立杨丽萍艺术创作工作室，聘请一些优秀编导，为其他剧场、节庆演出做节目编导。目前，杨丽萍创作团队已经开始了和中国杂技团的合作。

无论是当年做舞蹈演员，还是现在带着演员闯市场，杨丽萍追求完美的工作态度始终没有改变。有一次《云南映象》去外地演出，她对其中一套服装不满意，于是要求设计师不停修改，一直改到上飞机前。

“她不能忍受作品中哪怕有一丝一毫的不完美，而这种苛刻表现在舞台上却没有矫情，只有震撼与享受。”王焱武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观众的掌声其实是献给了他们渴望却又做不到的生命状态，而这也是杨丽萍的价值所在”。

对于杨丽萍而言，如何保证自己离开舞台之后，这个团队和相应的作品能够传承下去，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有了资本的助力，杨丽萍将按照自己的意愿赞助一些国内的舞蹈大赛。 “这样做，不仅能给新星提供演出平台，也会给公司注入新的优秀演员和艺术创意。”杨丽萍告诉《中国经济周刊》。

舞剧《孔雀》巡演结束后将在上海和西双版纳呈现两个版本的定点演出，拉萨也在向杨丽萍发出邀请。未来他们还有到东南亚演出的计划。

除了定点演出之外，公司今明两年的巡演计划已经确定，杨丽萍决定把《云南映象》重新做舞美和设计，再开始新一轮全国巡演。

除演出计划，公司的商业代言和衍生产品也正在规划之中。《孔雀》巡演结束后，纪念红酒就会面向市场发行。

以商业运作的方式将一位艺术家的创造力和艺术价值长久地留存、传承，是杨丽萍和她的公司正在进行的探索，在很多大佬眼中，杨丽萍团队将会成为中国文化产业新的标杆。

一个从云南大山走出来的精灵，倾尽一生跳了一支惊艳绝伦的舞蹈。而如今她选择放弃这琼楼玉宇，行走进风云莫测的商业江湖。她常说，“完美不是凭空来的”，无论她走去哪里，都将会成为那片土壤上盛开的最美花朵。

卖土猪，卖出大名堂

口述/天地食品集团董事长 陈生 整理/本刊记者 徐利君
（刊登在《创业家》第十一期）

无往不胜
1984年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广州市委办公厅上班。推动我下海的主要原因还是收入。记得第一年我的月工资是86块钱，比不过企业工人(300块)，更别提个体户了。当时我哥在广州火车站的农贸市场卖鸡，一天都能赚30到50块钱，月收入是我的十倍之多。虽说那时候物价低，可每月86块钱，我去哪里找尊严。
在市委待了两年后我准备回湛江市经委工作，谋求一点改变。虽说我打定主意下海，但我依然选择继续留在体制内。我是一个思想比较激进，行为超级保守的人，想的多而做的少。毕竟当时跟现在不同，公务员下海赚钱被看成是一种见不得人的事情。另外，我隐约觉得我还缺乏一些关键性资源，当时就算去当个体户，也未必能做好。
现在回想，几年的体制内工作经历对我创业有很大帮助。我在市委时就职于综合部，主要负责给领导提供信息和调研。我可以到处调研，了解社会百态、经济民生，对我的早年积累帮助很大。我在机关和国企待了五六年，一直没有入党，领导也没少劝我，我就赖着、拖着。当时有明文规定不允许党员下海经商，我这么做也有出于创业方面的考虑。
真正促使我义无反顾下海的是，有一次，我写了一篇文章，题为《中国经济改革将走向何方》，提到“市场经济”这个敏感词。我不过是自我欣赏，但领导看见后大发雷霆，把我臭骂一顿。放在今天，那算个什么事儿呀。
得知我要下海，科长还比较支持，上一级领导就急了，大会小会批评我，说我人心不足云云。给我更大压力的是我母亲，她跑去单位又哭又闹，因为她曾是一位下海失败者，不愿看我走她的老路。所以我办了停薪留职，保留公务员身份。
最初我没有选择当时最流行的个体户，而是先做外贸，也不管什么品类，只要赚钱就好，坚持了半年。后来又去种菜，也没做长久，不过有了原始资金，到1990年，我攒了大概100万元。当时正是房地产起步阶段，市场挺红火的，不过我这点钱肯定不够，于是又去一家国企房地产公司，继续打工。两年后公司利润就达到2000万元，突然觉得房地产没有我想象中那么难做。那个年代跟现在完全不一样，根本不需要什么房产证，就是在那炒地皮，炒房子。后来我就跟老板讲，这是国企，利润再高，我薪水一年也就一万，十年才十万，钱都是国家的。我就跟他讲，干脆让我出去创业算了。
1993年，我成立湛江市新光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找了个朋友，他出钱，我出力，赚了对半分。三个月后我的钱还没派上用场，就连本带利赚回来了。到1996年，我们公司已经稳居湛江房地产市场前三强。麻烦也随之而来。虽然在房地产生意上投一块钱可以挣好几块回来，直至今日甚至还是这样，但这个生意跟机关工作很像，要面临复杂的人际关系，需要应酬、送礼啊等等，这不又绕回去了嘛!以前我穷，也许我什么都能做，到了这个时候，我应该选择我自己喜欢的事情做。我都有几千万了，我需要去求人吗?所以我选择逃离。
1996年之后我在房地产业就放下了，寻求其他的创业方向。说老实话，创业是一步步摸索出来的，也需要一点机遇。
先是做酒。酒这个行业其实不太适合创业，因为高端的酒我们做不了，需要品牌和历史沉淀，低端的酒又做得太辛苦。之所以说做酒是我创业的阶梯，是因为后来在做酒的过程中发现了做醋饮料的机会。记得1997年的5月15日，我听说有位国家领导人来到广东，拿醋与饮料兑着喝，一下子整个广东开始风靡起来。我很快想到，既然大家有这样的需求，与其大家自己兑，不如我兑好卖给你。这就是机会啊。当时我正好进了一些设备，准备生产汽酒，加上原有酒厂的设备，19天后(也就是6月4日)产品就出来了，到产品成熟也就45天时间。虽然质量还是存在一点问题，口感说实话很差，产能也很有限，每小时就500瓶(现在天地壹号每分钟2000瓶)，但不影响它卖得好，三个月就实现赢利，当年销售额2000万元左右。今年恐怕要超过10个亿。
但我并不满足。2004年，我开始养鸡。养鸡期间，我看到陆步轩卖猪肉的新闻，北大校长许智宏接受采访时还说，北大学生既能做国家领导人也能卖猪肉，但我那时候还没想到做这个。直到2006年，发现养鸡这个行当很辛苦，虽然养殖没有问题，但是在流通上出现大问题，产品没有进入农贸市场，缺少自己的销售终端，没有面对消费者的窗口，做了几年没赚到钱，等于失败了。后来我去市场转，发现一个市场里面猪的销售额至少是鸡的十倍，而且市面没有任何品牌。做猪肉品牌的念头逐渐在我脑海中浮现。我马上花了三个月时间去调研，但是准备期很长，有一年多，在行动上我再一次选择保守。
在养猪上，我吸取了养鸡的教训，不但自建农场，同时也在终端布局，弥补之前没有销售窗口的不足。而且，为了加强质量把控，档口采取自营。还成立了“屠夫学校”，聘请陆步轩做名誉校长，他亲自为屠夫学校撰写20多万字的屠夫教材。他一个档口日常就能销售八九头猪，绝对称得上是一门技术。
2007年年初壹号土猪上市后，很快打开市场，企业也顺利步入正轨，每年都能保证200%的增长速度。目前在整个珠三角地区有400多家档口，年销量22万头猪，是行业第二名的7倍，今年营收应该在6亿元左右，跟天地壹号的业绩也就差一年，爆发性很强。
看上去我的创业一帆风顺，却也不尽如此。这些都是努力付出所得。员工都知道我是工作狂，平时工作到凌晨，经常半夜召集大家开会。有一次，公司有个会议是安排在晚上8点，结果由于飞机晚点，我半夜12点才到，员工都在会议室等着我开会。这几年，我一直保持着危机感，每个月我都要写一封邮件给公司的管理层和股东，汇报公司业绩，也指出公司存在的问题，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
　　创业在于思维模式
很多人问北大教给了我什么，我说是思维的方式。北大的气氛相对来说是全国高校最自由的，除了某些特定课程，其他的可以一概不上。读书的时候，我花了好几个月时间把《人民日报》和《新华日报》从1949年到1982年的合集全看完，一页一页地翻。然后是看“歪书”，像《圣经》，苏联东欧的作品，像《布拉格之春》，还有索尔仁尼琴的作品。这些当时都是被批判的，我却看得多。因此每次我的学科成绩只是及格。当时我并不知道这些能教给我什么，但至少它让我懂得多角度、全方位看问题。
有时候思维的东西很难讲有用或者没用，倘若经管学院的东西拿来创业有用，那教授创业岂不成功率很高?事实上创业成功率最低的就是教授。但并不能说教科书没用，只是占很小一部分，更多是对社会、人性、宗教、文化等的理解，是一个综合。举个例子，我到广西去考察土猪，看到农民拿一种植物养猪，据说可以省20%的饲料。后来我咨询专家这个东西是否有用。专家很坚决告诉我：没用，没营养。我不信，按结果导向，农民用这种植物，肯定有他们的道理。我又让公司的人去调查，回来告诉我真没用。我依然不信，亲自去，发现其实这是种菌类，可以帮助消化，提高营养吸收。所以说固定思维害死人哪。
创业其实是种思维模式，跟学历并没有太多关系。
对比现在和以前的创业环境，差别真是太大了。当时中国的创业靠胆子，再加上一点点智慧就够了。市场也不一样，当时是有黄金没几个人找，现在是遍地黄金遍地人。
一直以来，我乐于做一些跟市场发生关系的事情，而不是跟人。为什么我跳出机关，走出房地产而最终选择在快消品市场扎根，因为这些不需要跟政府部门或者其他人有太多牵扯。
创业需要很好的策划。策划研究应该是我的特长。从我的几次创业经历来看，基本没有花过自己的钱，如房地产、酒。如果能拿更少的钱做更多的事，何必花不该花的钱呢?比如当年的天地壹号，我花300多万元买了套设备，每瓶生产成本是7毛多，但是后来我把工厂搬到江门，为什么?因为我找别人代加工，成本才6毛4，太爽了，我花的那300多万就是冤枉钱。有时我觉得人的脑袋是可以想一些钱出来的，不一定非要贷款啊、拉投资啊等。有人说钱对创业很重要，我不觉得。这么多年，我从来没有感觉到钱的困扰。我始终觉得有多少钱就干多大事，做一个项目，可以投资一个亿，也可以投一两百万，钱多钱少各有各的玩法，无非就是初始规模大小而已。如果给我两三万块钱，我依然可能复制现在的成就。
说到策划，记得前几天我把负责酒类品牌的副总叫过来(陈生几年前就把他的酒业交给这位副总运营)，原因是这几年他一直原地踏步，广告策略无非就是户外贴点广告，我说能不能做点创新，他说想不出来。那我就陪他想，后来我告诉他，既然这个品牌定位是中低端，面对的是农村市场，300万广告预算，每个月给一个村送两瓶酒。你跟村委会合计下，找一个由头给一户人家送两瓶酒，比如谁家有结婚、生子、升学等喜事，一个月你总能找到一两件事吧，然后敲锣打鼓送过去，贴张红榜。农村人本来就没什么事，谁家狗死了都能迅速传遍全村，何况你这么一折腾。每个月去一趟，一年二十四瓶，一千个村一年也就一百多万元的费用，那可是几百万上千万人的品牌曝光，不比贴广告好?
创业还是需要时间成本，过于着急反倒不好。我认识湛江一个做KTV的老板，他最初的门店就五六间房、后来到十几间，慢慢的几十间、上百间，到现在成为当地最大的连锁。这种模式在传统行业更具有生命力。有人说我五年内养猪做得这么成功，那是因为他没看到我在市场上摸索了二十年。天地壹号做到第十二个年头才做到五个亿，这几年却能很快增长，其实是长时间积累换来的爆发。
对于竞争我一直以为，不同的时代和环境要选择不同的策略。比如天地壹号刚生产出来时，实话实说，口味很差，但销量很好，因为不管怎样，它都比消费者自己兑得好。那个时候我们的竞争对手主要就是消费者本人，关键看谁先迅速推出产品，否则错过了这股风，产品再好也无力回天。再者，当时也就几百万元设备的投入，又不是几千万上亿元，不需要谨慎行事，有句话说得好，先开枪再瞄准，我觉得太符合当时的情况了。但是现在我们就不能这么干了，对手是大型的跨国企业。
另外，在市场竞争中，只要比主要竞争对手做得好一点点，其实就意味着机会。比如一直以来卖猪肉的都是光着膀子，我的员工要是穿上带有品牌logo的衣服，那不是就更有竞争力了么?事情其实就是这么简单。在广州卖猪肉的还有个比我学历更高的河南人士，曾赴美留学，获得金融博士学位，他的竞争策略就是低价，别人卖一块，他卖9毛，结果亏了一千多万。为什么?在中国，比便宜谁也比不过农民。
外贸、种菜、房地产、酒水饮料、养鸡养猪。回想起来，我做的行当还真不少，就跟我常和年轻人说的那样：趁着年轻，多谈几个男(女)朋友，找一个结婚就行。但我现在确实没有太多的想法去做其他的事情，这几年我一直在做减法，把房地产啊、酒啊等业务都扔了，就想着把天地壹号和壹号土猪做好做强。现在谁告诉我什么项目好，我就恨谁。到这个年纪了，谁还谈恋爱啊。
　企业的竞争力来自何方
—陈生2012年10月致股东的信节选
　　做企业如开车。该左拐得左拐，该右转得右转，上坡要加油。就几条车道，你可以超车，可以转车道，但绝对不能偏离这几条车道，否则会车毁人亡。开慢车、开快车也有风险。开慢车者，如柯达;开快车者，如太子奶李途纯;不看左邻右舍撞车者,如顾雏军。
　　今年宏观经济被坐在电脑旁做决策的一些哥们搞得鸡毛鸭血，但是同样环境下仍然有很多企业表现卓越。王老吉改名加多宝后不但没有两败俱伤，相反双方增长是全国同行最高。红牛抓住全民疲倦的机遇，九月就完成全年任务。最平淡的怡宝，增长也超过60%。天地壹号的辛苦，与其说是今年宏观经济的问题，不如说是去年积累问题的总爆发。营销中心去年年底为节省几千万费用沾沾自喜的代价是，今年双倍的投入双倍的汗水却换不回该来的回报。
　　我们专心做醋饮做佐餐饮料做了15年，今天令行业瞩目。天地壹号的成功，到底是抓住了机遇，还是在佐餐这个没有人看得起的细分市场里的定位成功，还是人的能力的成功，谁也说不清楚了。我在上个月的信里说，冲锋壹号如果成功，是否说明一些其他东西?国际品牌、龙头企业，没有想象那么可怕。苹果出iPhone时，诺基亚已经有几千亿的手机营业额。近日想了一条广告，正在完善创意。今年的广告未出都给大家看了。今年的三条广告都由我写创意稿，不知是我的悲哀还是广告公司的悲哀，也不知是公司的喜还是忧。是非功罪由董事们评说，时间评说。
　　上市是瓜熟蒂落的事情。没有必要为上市而上市，天地壹号上市的目的与其他企业不完全一样，也不会像其他企业一样不上就死。股东们，你们的钱只会越来越多，当然前提是现有团队没有重大改变。所以忍一忍吧，我会用冲锋壹号证明给你们看。天地壹号没有天花板，但你们得祈祷我们几个核心团队成员长命百岁，特别是陈生不能早死。

中国领导人必须拥抱民主
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政治学教授 裴敏欣 为英国《金融时报》撰稿

随着中共新一届领导层的亮相，许多中国和西方观察家头脑中的问题是：中共是否将允许民主化改革？

跟以往的类似场合一样，这一次党给出的回答仍是明确的：中共无意放弃权力。在十八大开幕式上，即将离任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驱散了外界对于中共是否决心延续政治垄断地位的疑问。他提出，中国领导人“绝不会走改旗易帜的邪路”，换句话说，不会放弃一党制。

尽管胡锦涛的表态必须得到认真对待，但也有必要记住，中共对中国的未来并不享有唯一的决定权。事实上，虽然其仍在信誓旦旦，但党目前承受着来自各个方向的前所未有的压力，要求它通过民主化改革交出权力。

一党制变得更加不稳固的最重要迹象是，民主化辩论又回来了。知识界意识到现状不可维系，从来都是改变现状的第一步，也是至关重要的一步。就中国而言，知识界的这种觉醒受到中国经济和社会一些强大趋势的推动。


以支撑中共统治的中国经济表现为例。面对近来增长放缓，许多人绞尽脑汁思索个中缘由。获得最大认同的一个观点是，中央集权式裙带资本主义的“恶性肿瘤”已经四下扩散，正在扼杀中国的经济。

中央集权式裙带资本主义是中国各类经济弊病（宏观经济失衡、歧视私营部门、监管过度、金融抑制以及创新乏力）的根源。中央集权式裙带资本主义肇始于上世纪90年代，当时中共背弃了市场化改革方向，转而把政府主导的投资行动作为增长引擎。在一段时间里，一系列一次性的有利因素，如人口结构红利（导致劳动人口相对于非劳动人口的比例较高）、全球化和信贷繁荣，带来了令世人瞩目的高增长，也掩盖了这一掠夺性制度所造成的代价。

眼下的经济增长放缓，暴露了中央集权式裙带资本主义的阴暗面。中国各界正快速形成一种共识：今天的经济改革需要政治改革，首先是民主化改革。若不授权于民，既得利益集团（地方政府、国有企业、中央部委以及执政精英的家族）不会心甘情愿地放弃自己的种种特权。

如果为了继续执政而重振经济增长的动机，尚不足以促使中国新领导层冒险启动政治改革，那么中国日益升级的各种社会紧张将迫使他们顺应形势。对社会不公、贪污腐化和环境退化感到不满的中国民众，如今比以往城市化程度更高、通过现代信息技术的联系更紧密，他们已开始在非常广泛的公共政策问题上对党发起挑战。最近因环保问题引发的多起大规模抗议活动——导致大型工业项目被取消——只不过是未来局面的先兆。天天发生500人以上的抗议活动，是显示中国社会动荡不安的又一个迹象。

从国际经验看，中共很可能将要进入最终下台前的危机时期。自从葡萄牙1974年开始民主转型以来，全球已有大约80个国家完成了由威权体制向不同形式民主政体的转型。当然，这些转型并非都产生了高质量的民主政体。但当今一个引人瞩目的事实是，世界上只有四分之一的国家（195个国家中的48个）仍在实行威权体制。多种因素共同推动了这一政治民主化进程。就中国而言，最相关的两大因素是一党制的失败和经济发展带来的政治后果。

一党制政权也许是威权体制中最先进的形式。但即便这类政权也无法避免灭亡。由于“逆向选择”法则（威权体制吸引机会主义者，并且由于过度官僚化和厌恶风险而产生一代比一代弱的领导人），一党制政权会通过组织结构上的腐朽而坍塌。民主政体可通过政治上的“创造性毁灭”(creative destruction)实现新陈代谢，但一党制政权做不到这一点。正因如此，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民主政体可以追溯到200多年以前，而最长的一党制政权（苏联）持续了74年。中共已执政了63年，很快就要逼近这个记录。

现代化的政治规律也对中共不利。随着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超过某一给定水平（以购买力平价(PPP)衡量为约4000至6000美元），在一个不以石油业为主的经济体几乎不可能维持威权统治。按购买力平价衡量人均GDP接近8400美元的中国，已经是一个异常现象。人均GDP高于中国的威权或半威权国家，几乎都是以石油业为主的经济体。迄今中共也许逃脱了这个政治规律，但不可能无限期地这么做。

我们在1974年以来的民主转型历史中发现一个规律：在丧失全部可信度之前主动发起变革的政权，其命运远远好于将威权进行到底的政权。对中国新一届领导人来说，这一不言而喻的教训应该是足够清楚的。

作者为美国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Claremont McKenna College)政府学教授


译者/何黎

1988年的能源部实践为什么失败（专论）
林卫斌 《 中国能源报 》（ 2012年11月19日 第 01 版）
　　编者按
　　近年来，重建国家能源管理机构的呼声再起，但究竟采取怎样的能源管理体制，成立一个什么样的部门，却一直还处于争议之中。1988年，国家成立了能源部，但五年之后，能源部却被撤销，能源部被撤销的原因是什么？这对我国当今的能源管理机构改革又有何启示？本期中国能源研究会专家的观点，或许值得我们参考。
　　
　　1988年国家撤消了煤炭工业部、石油工业部、水利电力部和核工业部，组建能源部作为统管全国能源工业的综合部门。当时在实践中能源部并没有起到预期的作用，1993年能源部被撤销，重新组建煤炭工业部和电力工业部。近年来，重组能源部的呼声日高，但也有不少人担心，成立能源部是否会重蹈1988年的覆辙，难以有效发挥作用。因此，探讨我国能源管理机构改革，首先需要回答的问题是为什么1988年能源部实践会失败，以及它对我国当前能源管理机构改革具有什么样的启发。
　　1988年失败的核心原因是能源市场化改革尚未切实推进，能源部行业管理缺乏明确的职能与手段
　　1988年我国能源市场化改革尚属探索阶段，政企分开还没有切实推进，煤炭领域成立的统配煤矿总公司、东北内蒙古煤炭工业联合公司、地方煤矿联合经营开发公司，油气领域成立的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中国石油化工总公司、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电力领域成立的联合电力公司、省电力公司与核工业总公司等仍然没有脱离行政序列，仍是政企合一的主体，其中的总公司甚至仍然是正部级的政府部门，既承担生产经营职能，又承担政策职能。针对政企合一的经营主体，主要的管理手段是内部协调与控制，而作为核心管理内容的价格与投资的管理权限由国家计委行使。在这样的体制背景下，能源部作为行业主管部门既不拥有政策职能，又不拥有价格、投资管理职能，缺乏具体的行业管理职能与手段，陷入“无事可管”的困局，自然难以有效发挥作用。
　　1988—1993年能源部实践给我们留下的主要教训是管理机构的设置要与体制改革相协调，要与政府职能转变相适应，要有明晰的职能定位。在能源市场化没有实质性推进、管理方式没有发生转变、主要管理手段仍采取计划管理的情况下，成立能源部的确难以有效发挥作用。
　　当前能源市场格局已发生深刻变化，能源行业管理职能已经具有明确且丰富的内容，成立能源部条件成熟
　　1992年党的十四大明确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1993年以来，能源市场化改革切实推进，能源体制发生了深刻变化。在市场主体上已经初步形成“政企分开、主体多元、国企主导”的能源产业组织格局。与市场经营主体（管理对象）变化相适应的是，能源管理方式和职能也发生了显著变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要求政府加强能源管理以弥补、矫正市场失灵，主要方式包括三种：一是公共服务，即由政府做那些企业所不愿意或无法做到的事务，弥补市场失灵，主要包括：信息统计与分析、基础科技研发、战略性储备、核事故的应急处理、国际合作等。二是政策引导，主要通过制定并组织实施税收和补贴政策，引导企业行为，矫正市场失灵，如通过税收促进节能环保、通过补贴促进新能源可再生能源发展等；三是监管约束，主要通过制定规则并监督企业执行的方式约束企业行为、规范市场秩序，矫正市场失灵。
　　随着能源市场化改革的逐步推进，公共服务、政策引导和监管等政府管理职能的要求就会日趋强烈，这也是为什么近年来成立能源部，统一加强能源行业管理呼声越来越高的根本原因。如果说1988年成立能源部是机构改革超前于体制机制改革，那么，在能源市场化改革切实推进20多年后的今天，成立能源行业主管部门则是恰逢其时。
　　能源管理机构改革的关键不在于是否重组能源部，而在于成立什么样的能源部，如果仅将发改委的职能原封不动地转交，则成立能源部没有实质性意义。
　　当前我国正处于能源市场化转型时期，能源管理职能主要包括公共服务、政策引导、监管约束和行政干预等四大类。一方面，针对自主经营的市场主体（管理对象），要求政府提供公共服务、进行政策引导和监管约束；另一方面，能源市场化尚未完全实现，有些行政手段（如价格、投资审批等）仍将发挥一定作用。
　　能源管理机构改革本质上就是管理职能的优化配置。那么，如何理顺转型时期能源管理职能，并进行合理高效的机构设置呢？
　　有人从1988年能源部教训中得出观点“如果发改委不转交价格、投资审批权，则成立能源部没有意义”，但1988年能源部实践失败的核心原因是能源市场化改革尚未实质性推进，能源行业管理职能缺乏明确的内容。试想，即使当年把价格、投资审批权从具有长期价格、投资管理经验的国家计委转交给能源部，管理效果会更好吗？实际上，在成熟市场经济国家，能源部的核心职能是公共服务与政策引导，并不具有价格与投资的行政审批职能。
　　相反地，如果把发改委的职能完整地转交，行政干预手段与市场经济管理方式就会交织在一起。既容易导致管理方式的错位运用，用行政和计划的办法管理市场经济（比如对竞争性领域的价格、项目审批），用市场的办法管理计划经济（比如对垄断性企业的成本监管不到位），也容易导致管理部门过度依赖行政审批权力，从而忽视公共服务与政策引导，忽视推进能源市场化改革、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近十年来我国能源领域市场化改革进展缓慢已经很能说明问题。况且，从行政协调角度看，发改委的协调力度和手段都强于独立的能源部，其管理效果估计也难以超越现状。
　　因此，如果只是把发改委职能原封不动地转交，不改变管理方式，成立能源部是没有实质性意义的。建议将能源部定位在负责与市场经济管理方式相适应的管理职能上，而行政审批仍保留在发改委统一协调。具体来说：
　　第一，国家能源委作为统筹能源政策与外交、科技、国土、环境等政策的机构，其办公室保留在发改委。价格、投资审批权保留在发改委，根据市场化改革进程及监管制度建设进程，逐步变行政审批为现代监管的方式。
　　第二，发改委、能源局、水利部、工信部、财政部、科技部、商务部等部门的能源政策和公共服务职能并入新成立的能源部。电监会、能源局、商务部和水利部等机构的监管职能并入能源部，内设能源监管局。
　　第三，赋予能源部推进能源体制改革的职能。为避免价格、投资主管部门为掌握审批权而不积极推进能源体制改革，建议明确把推进能源体制改革的职能赋予能源部。能源部统一设计能源市场化改革的总体方向与框架，并逐步推进能源市场化改革。如英国能源与气候变化部下设的能源市场与网络办公室专门负责能源市场设计总体方向和未来网络发展与管理机制的设计。当前我国能源市场化改革应首先逐步取消竞争性领域价格与投资审批。对于自然垄断性企业，建议将其改组成真正意义上的商业性企业，把价格与投资纳入现代能源监管体系。届时如有必要，再把能源监管机构独立出来，过渡到政监分离的模式。
　　（作者系中国能源研究会能源政策研究中心执行副主任）

男子自述为官员拆窃听器经历：曾一周拆出四十多个
发布时间： 2012-12-06 12:50 来源： 南方人物周刊 作者： 林珊珊 麦静文

　　原标题：齐红 为朋友拆窃听器

　　记者林珊珊 在其他场合，有人冲他惊呼，老子没有贪污！有人还得表演出冷静。但齐红并不是愚蠢的观众，他当时就想，为什么你的反应变得迟钝而神情忽然恍惚了呢？

　　北京地铁拥挤的人群里，齐红抓住扶手，露出了一条条深深的刀疤。人们瞅着他，立即躲向一边。伤痕是23年前留下的，尽管这样的目光多年来已司空见惯，可还是激起了无可奈何的伤感。他没法和别人解释，就像一生所经历过的无数事情，总是始于理想，终于荒诞。

　　齐红，1米85左右的块头，不说话的时候，是一副严肃而戒备的神情，而当他开口说话，你能感受到他密集的思索。我是通过一则登在《南方周末》头版的报道知道他的，在那则报道中，他揭露了道成公司（声称开创了“医患关系第三方管理”）打击患者、欺世盗名、涉嫌违法犯罪的行为。

　　“不是揭露，而是揭示真相，”齐红纠正我。在山东一座城市里，我和齐红聊了几天，其中很多内容没法在这时告诉你们。这次仅仅要说的是，他从上百名官员的汽车、办公室或是卧房拆出三百多个窃听偷拍器材的事情。这发生在2011年。

　　窃听成风

　　双腿一软，瘫坐地上，久久不能说话——齐红清晰地记得，他第一次为官员拆出窃听器时，对方面对结果的反应。那是他始料不及的，更没想到的是，自己在官场上传开了名声。

　　熟人才是通行证。官员们纷纷通过熟识的朋友来找他检测，拆除窃听偷拍设备。出于保险起见或是觉察到某种异常——比方说，妻子得知某个秘密行踪，领导讲话“话中带话”，他们都会找到齐红。最忙碌的一周，他拆出了四十多个。

　　这段神奇的经历起源于一次饭局。一名来自山西的官员带来了“官场窃听成风”的信息——官员们广泛使用间谍设备，彼此刺探，抓对手把柄，由此副职立刻升为正职……

　　“现在我们见面都要拥抱，趁机摸摸对方身上是否带设备，重要谈话得去洗浴中心，”他说。这让在座的人震惊，在山东一带，这样的现象前所未闻，他们纷纷感慨——人心是不可靠的。

　　齐红思虑得更多，“公务员队伍相互收集黑材料，将会带来什么后果？”他还对朋友们说：“我要对你们的安全做个检测，我想想办法，你们等着吧……” 没过几天，他就找到一套检测仪器。

　　检测工作先在朋友圈中进行。“焦点”人物会成为优先考虑对象，就像这一位，手握审批权力而又锋芒外露的处级干部。

　　“万一我私生活被发现，老婆不让我回家了怎么办？”听到齐红提出主动排查，这位“处级”还一脸轻松开玩笑。但很快，他就尝到了沉重的滋味——两个窃听器、一个针孔摄像头，藏在了办公室的空调里。

　　“脸顿时煞白了，直勾勾望着天花板”，他的两三个小时后才缓过神来对齐红说，不可能是家人装的，情人“藏得很深啊”。

　　冷静之后是应对。接下来一周，他频繁拜访上级，给他们送礼，终于得到“点拨”——某副手能力超群，应该调去更富挑战性的岗位。他豁然开朗，将副手调离。

　　忧心忡忡

　　间谍设备来自他们的妻子、情人、同僚及竞争对手。在查出前二三十个窃听偷拍器时，齐红忍不住想：朋友们待一块时，各抒己见，指点江山，谈起腐败还同仇敌忾。回归官场后，他们是怎样的形象？又是如何成为“腐败一员”的？

　　起初，他还带着了解中国官场、窥探人性另一面的好奇心。可当渐渐深入他们的隐私，他遭遇了意想不到的尴尬。

　　他谈到一位朋友，一个总是风度翩翩、侃侃而谈并且见解深刻的厅级官员，他打了个比喻——“像国家领导人”。一次闲聊中，对方调侃着说：“怎么不帮我检查检查，看看我是不是好干部？”

　　接下来，又是一串转折。齐红果真在车上查出了插卡式窃听器，还看到了一张前所未有的扭曲的脸，“突然间给你的感觉是皮肤都皱起来了，就好像突然核武器爆炸，被辐射到了。”二十多天后，他找到齐红，严肃地说：“我承认，我有两个情人。我马上终止交往！”

　　可是，他为什么要特意向齐红交代呢？我想齐红也会有这个窘迫的疑问。在其他场合，有人冲他惊呼，老子没有贪污！有人还得表演出冷静。但齐红并不是愚蠢的观众，他当时就想，为什么你的反应变得迟钝而神情忽然恍惚了呢？

　　至于那位风度翩翩的朋友，他记得自己只是难为情地回答，“这是你的私生活问题，如果她们让你感觉很美好，或是充满了激情，你仍然可以继续……甚至你都可以忘掉有过我这个朋友……”齐红叹了一口气，补充说，“那是他的自由。”又继续讲起了一名局长的故事。

　　与“厅级”不同，这名局长迅速接受了结果，并断定：情人装了窃听器。随后他和情人果断分手。

　　“太厌恶了，”再提起此事时，局长仍咬牙切齿。听多了石榴裙下栽跟头的故事，他甚至怀疑起情人的背景，“是不是被谁安插在身边的？是不是被利用了？”压抑和不安之感，长久笼罩着他。

　　此后，齐红看到了更多。当场大骂某人是狗背后捅刀子的，心脏病发作而惶惶不可终日的……齐红赶到医院，看对方可怜巴巴的样子，却不能主动发问，也不能劝导，谁也不愿把问题戳破。

　　那些没检测出问题的幸存官员呢，能松一口气吧？可不！他们忧心忡忡，成天怀疑，是不是检测设备不够先进啊？

　　“要不要告诉他呢”。慢慢地，当齐红检测到窃听偷拍器，他都在心里犹豫一番—— 不说，不知他们会走上哪条路？我不愿看到凄惨的事发生。说了，看到这么多的表情，得病的，沉默的，我还得去安慰他们。但安慰的话也没法说，总不能问你做了什么你交代吧你捐了吧？”

　　还有隐约的怀疑眼神——你这样给我们检测，是不是有什么不良目的？啊？

　　身不由己

　　不可避免，“凄惨的事情”发生了。查出窃听器一周后，他的一名朋友（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的主任），因涉嫌受贿，被双规了。

　　在齐红的描述中，这位主任讲原则，待人和气，厌恶亏欠他人，是吃顿饭都要抢着买单那种人。他提出帮他检查检查。因为，“他在工作中不容易跟坏势力同流合污，又处在一个重要的位置上，很多势力包括他的上级很难通过他来获得更多利益”。

　　当时，齐红就对他说，你很容易被看作危险的异己分子，一块利益集团的绊脚石。对于这一警告，“主任”只是再次强调“原则”的重要性。

　　然而，与这反应不相匹配的是，当看到齐红从办公室的台灯揪出窃听器后，他陷入了沉默。

　　“不是愤怒而是沉默，”齐红用尽管看透世事依然失落但其实也没什么的口吻。他曾反复琢磨其中意味，直到再次见到了他。

　　那时“主任”已经在监狱了。“只收过一次钱，就出事了！”他愤怒又哀怨地断定，窃听是一个预谋，行贿是一个陷阱，为的就是除掉他！

　　一切都已不可挽回。齐红说，那次见面，他得知，仅在拆出窃听器一周后“主任”就出事了。他还说主任之所以受贿，是因顶不住压力，是因他意识到一直都没与局长一致，而惟有一致，才能让上面和下面的人顺畅地“办事”。因而“主任”后悔了。并不是后悔受贿，而是“与其这样，还不如早早堕落，和他们一块。这样能不能查出我还很难说，因为大家都会互相掩盖”，他说。

　　齐红曾为此感慨良久，随后他发现，“主任”并不是孤岛，他眼中的正直人——一名大学校长，也被安上窃听器了。在他那些愁苦的案例中，校长是惟一保持冷静的人（但齐红又怀疑也许是演技太好）。校长只笑笑说，谁能对我这样呢？是党在考验我吗？还是单位其他的同事在观察我呢？

　　“谁对他使用这些东西？意图是什么？如果这样的一个人被搞掉了，另一帮人上来了，这个单位会是什么样？在我们官场互相斗争当中，这样的手段扩大化以后，会普遍引起官员们一种怎样的心态？是能约束住他们做事，还是使他们更加狡猾？如果它们来自官场的恶势力，那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

　　齐红的思考还未找到答案，他又发现，窃听或是偷拍并不一定来自对手或是“恶势力”。即便踏在同一条船上，他们也要接受来自同伴的考验，以确保共同利益的安全与稳固。

　　“被查出设备后，他们要第一时间排查是不是纪委所为，并通知同伴以寻求共同的安全和保护”，齐红说。他将提到的这名官员，也像大部分人的反应那样，在查出窃听器后，尽可能冷静地分析自己的利益链条，往各种渠道确定威胁的来源。

　　“就像做错事害怕受罚的小孩需要去讨好。他当即变得谦虚起来。”经过一番讨论和缜密调查，这名当事人确定窃听器来自“防患于未然”的同僚们，最终加强了“忠诚意识”，巩固了联盟。

　　“没事，自己人，”再次和齐红见面时，这名官员已恢复正常，大家又嘻嘻哈哈地吃饭。

　　无论如何，总得为自己辩护一番。他们大多诉诸身不由己的浮沉感。齐红举例说，言辞大致是这样的——

　　“像我这样的人，在工作中绝对没有重大问题，但是你说，小小的问题怎么可能没有？“现在的工作哪能那么严格呢？人家送了点礼，过生日送了点钱，你说这种情况下，怎么能像焦裕禄同志一样拒绝呢？这是不行的。要是这样做的话很有可能影响你的工作。只能说，这是一种必要的交往、一种交流，现在的情形下，要是不这样就没法工作了吧？”

　　应对之道

　　大多数时候，他们会积极寻求应对的方案。齐红由此见识人性的丰富多彩——有人终止了地下生活，更加认真工作；有人小心翼翼，加强信息保护；有人要求给对手反装窃听监视器；有人意识到结成联盟寻求庇护的重要性；有人想到“分权”以壮大自己人马；有人则想到，不如为自己找一个“代理人”……

　　饭桌上，齐红听到一名局长说：“现在嫉妒心这么重，又安窃听器，又装偷拍机，说不定我上下班就有人跟踪；我躺在床上，说不定就有一个人的眼睛在我头上看来看去。干脆这样，我也不掌权了。但是你说，我当局长，辞职也不实际，还涉及到整体利益，还有上级安排的问题呢，不是那么简单的。那怎么办呢？为了减少嫉妒、减少别人的攻击，我把权分了，就没人恨我了。”

　　“这不过是自我掩饰”，齐红说，饭桌上的人都听出了怨言，“没有权力，还怎么腐败？”

　　随着检测的深入，他开始对这一切习以为常。重新建立是非标准，用以区分人群。

　　他说，对于“明显的坏蛋”，他会坚决拒绝帮其检测的要求，虽然也有看走眼的时候。

　　有一次，他帮一个官员在车里查出窃听器后，对方不愿接受事实，当场争辩说：我是优秀共产党员，不可能安装在我这的，因为我从来不说任何违反党的要求的话。

　　“你能做到吗？你别狂，我会让你不再这样说话。”齐红和他争执起来。

　　“你要使用窃听器吗？”他反问。

　　“我不用这么初级的办法。哪天我把你在某种场合私密环境下说的话拿出来给你听。但是你绝对不允许告我，咱俩签一个协议，敢不敢试一试？”

　　齐红看他转着眼珠沉默了，便接着说：“你不知道的事太多了，在这方面我比你知道得更多，就像党内的事我不如你，其它的事你不如我。”听罢，这名“优秀”官员哈哈笑起来，称自己在开玩笑。

　　另一名局长则在看到拆出来的窃听器后，轻松地指出——那是我妻子装的。“他觉得自己在单位太受欢迎，不会有人监督他的，因为全单位都被他带动起来搞腐败，每个员工都得到很多好处”。

　　齐红提醒他，国家还是有法律的。

　　“我在我们单位，就我说了算！我说的就是规章制度！”

　　这些时候，齐红总会感到一种厌恶感在迅速蔓延。慢慢地，他发现自己对这件事完全丧失了兴趣。他曾对朋友们努力分析窃听偷拍现象背后的原因，也曾希望通过检测窃听器，起到提醒并让其悬崖勒马的作用。但他等不及看到效果了。当有人劝他将此发展为职业，他选择了远离，将器材都送给了别人。

　　“这是一桩很可笑的事情。可笑的工作我不愿再做了。但我很高兴曾看到这些官员各种痛苦惊恐的反应。无需深究，那些表情已经说明了一切，” 齐红说。

任志强：公益思想革命

“我个人认为我们的共产党认为中国政府就是爱，所以它想用计划经济的方法把所有的都包掉，可公益和慈善恰恰做的是政府不能包掉的东西，你不可能无所不能。但是，我们的政府希望只有我是值得你爱，所以我付出爱，你必须爱我。当社会组织用其他方式换取了更多爱的时候，他心里很不满意。”
“用减税的方法换来更多的钱做了这些公益，明明是个好事儿为什么不减税呢？就是因为过去的政府认为爱只能由我付出，你不能剥夺了别人对我爱的权利，最后变成别人都爱你不爱我了。这恰恰是我们在思想上的一个革命。”2012年11月30日，华远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任志强如此表示。


首先，慈善和公益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微博上很多人把公益当成慈善，确实慈善是公益的一部分，但不是全部。授人以鱼就是送你一条鱼这叫慈善，但是授人以渔，教你如何打鱼是公益，公益不是仅仅是扶贫救济穷人，后面的公益可能比前面的更为重要，前面是救助了少数人，后面可能是提倡机会公平，解决的是多数人的问题。

我如何理解公益？我们经常讨论这个事儿，有企业家发起和组织公益活动非常多，比如我们的茅于轼、吴敬琏老师，全都是企业家组建的，比如阿拉善，也全都是企业家参与，几百个企业家共同参与环保，比如樊纲的中国改革基金会也都是企业家在赞助的。我们认为公益就是付出一种爱，当你付出爱的时候你就能换回爱，如果都付出爱的话，这个世界就充满了爱。所以，公益不仅仅是改变一个人的行为。中国的传统讲一个轮回，佛教说你先从善才能进入天堂，宗教也同样。所有人如果都做，特别是企业组织做绝不是为了一个人，而是改变世界的一种行为。

对中国的慈善怎么看？我觉得中国的慈善和国际上的慈善完全处于两个不同的地位，这两年在大量的呼吁下略有改变。

我个人认为我们共产党认为中国政府就是爱，所以它想用计划经济的方法把所有的都包掉，可公益和慈善恰恰做的是政府不能包掉的东西，你不可能无所不能，但是我们的政府希望只有我是你值得爱的，所以，我付出爱，你必须爱我。当社会组织用其他方式换取了更多爱的时候，他心里很不满意。
所以，最早的慈善机构，比如我们的佛教，比如我们的教堂，中国要把所有的教堂打掉，其实教堂除了信仰之外，是因为它付出了爱，用爱换回了很多人的信仰。

在我们解放初期的时候把这些都杀掉了，所以，不能有社会民间组织换取民众的爱，这是一个很重大的矛盾，当更多的慈善机构把民间的爱夺走以后，就怕他们不爱我们的党，不爱我们的政府了。因此，早期一直处于一追对立的状态。说慈善可以，你把钱给我，所以，我们当时有六大机构可以实行免税的慈善机构，只能代表国家和政府出面做慈善活动，而他们官方做的这些慈善活动是任务。比如任命某某某当某某慈善协会的会长，他是工作，而民间做的所有慈善工作是主动的一个爱好。

所以，当你工作的时候，你得说慈善机构你得给我报销车费，你得给我报销餐费，我干活你得给我工资。而社会公益恰恰相反，我只有付出没有索取，因为我不是工作，我是要努力付出，不但要掏钱做这个事儿，花钱做这个事儿，付出精力做这个事儿，绝不会在中间报销什么钱。比如我们的阿拉善，乐平基金等等，我们绝不会说理事会报销路费、报销车费，但国家的会。这就是差别。所以，用民间组织逐渐发展起来的公益组织替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

刚才说我们的政府应该对公益组织减税，为什么？比如美国，它大量的对公益组织减税是因为公益组织捐钱做的事情恰恰是政府应该做而没有做好的事情。

所以，政府理所当然的，本来应该用税收做的事儿我没做，我用减税的方法换来更多的钱做了这些公益，明明是个好事儿为什么不减税呢？就是因为过去的政府认为爱只能由我付出，你不能剥夺了别人对我爱的权利，最后变成别人都爱你不爱我了。这恰恰是我们在思想上的一个革命。

中国的慈善机构如果和美国相比差的很远很远，很多人说政府的慈善机构是公正的，而我们民间的慈善机构是不公正的，或者由于前几位所说的我们认识上的水平问题，你们都是赚了钱的人，你们都是富人，你们该，你们是为了赎罪，这恰恰是我们一种特定环境下产生的一种错误认识。在美国做慈善做公益不仅有富人，也有穷人，他们一视同仁的用减税或政府支持的办法鼓励和支持他们，就是因为他们做的事情不管从哪个角度说替代了政府无法做到的事情，比如环境保护问题，比如农村孩子解决贫困问题，比如乐平基金办的农村式的幼儿园，管吃管住一个月才收三百多块钱，我们要把它复制成一个可以在全国普及的幼儿园的教育模式。比如小额信贷，最早出现在农村的小额信贷就是要帮助穷人。

比如打工子弟学校和保姆学校，等等。很多网络上都说茅于轼就是个替富人说话的人，其实茅老师把一生大部分时间都用于做了民间的公益活动。这种认识的差别最后导致政府行政机构的决策差别，而恰恰也是民间的各种公益组织的推动，包括我们的媒体和网络逐渐的开放，特别是个人媒体网络的不断开放，使中国政府不得不开始重新考虑和认识这样一个问题。

我们一个基金成立后很多年都注册不下来，但是壹基金准备脱离红十字会的时候遇到了深圳政府的改革，提出不需要上级部门而是我们批准你注册。自从那次以后才逐渐越来越多的开放了多民间机构的公益组织的注册问题。
王振耀在多少年以前就开始呼吁放开，但实际上一直在坚持没有放开。如果不放开的话，这种公益组织就变成了又是非法集资，又是不法团体等等，扣了一堆的罪名，公益在中国反而不是一件好事儿。所以，我非常赞成我们应该多举办这种中国公益的论坛，让公益的原貌通过媒体的声音，让所有人都知道，只有通过这样一个公益的宣传，让更多人从事这样的公益活动，这个世界才能充满爱。谢谢。

本文系11月30日任志强在《中国公益论坛2012》发言实录，未经发言人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