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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书福拟收购英汽车公司锰铜 或仅需0.24亿元
2012-12-16 09:52 来源：中国经营报

“圣诞节后，或许会有消息！”12月3日，吉利汽车（00175.HK）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高管对《中国经营报》记者表示：“在英国锰铜（MNGS.L）进入破产清算之后，吉利汽车已经做出全资收购英国锰铜的计划方案。”
2012年10月12日，以生产伦敦出租车闻名的英国锰铜宣布TX4出租车因为转向故障进行召回。面临巨额的召回费用，已经连续多年亏损的英国锰铜在寻求第二大股东吉利汽车的帮助遭拒之下，只能够选择进入破产保护程序。然而，就在英国锰铜进入破产保护程序后，当时拒绝救援的吉利汽车如今却准备出手了。
那么，吉利这招“欲擒故纵”到底意味着什么？
全盘拿下
吉利汽车即使要拿下英国锰铜百分之百的控股权，收购除吉利19.97%以外的全部股权也仅需240余万英镑（约合2400万元人民币），花费将远远少于2010年的1.5亿元。
“通过近期我们内部讨论后，吉利已经准备出手全资收购英国锰铜。”据吉利汽车高层透露，现在收购英国锰铜的价位不高，是笔比较划算的买卖。然而在一个多月前，吉利汽车高层还曾表示不会接手英国锰铜，为何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吉利汽车会发生如此大的变化呢？
据悉，10月30日，英国锰铜进入破产保护程序后，任命了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为破产管理人，取代董事会董事功能，全权处置召回问题以及资产出售或融资问题。
12月3日，英国锰铜发布了一则公告，公告中称，自从在10月30日任命联合管理人之后，英国锰铜集中资源解决TX4转向故障的问题，并与伦敦交通局（TFL）、出租车司机协会（LTDA）等部门进行了紧密协作，目前已经寻找到解决转向故障的工程方案。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锰铜的车辆转向故障问题得以解决，而与此同时，英国锰铜的联合管理人也在密切与吉利汽车进行对接，试图让吉利汽车成为锰铜的“接盘者”。
记者了解到，此次英国锰铜任命的破产管理人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几年前曾与吉利汽车进行过“亲密”接触：2009年，澳大利亚变速器公司DSI进入破产程序之后，普华永道就是其破产管理人。正是接受了普华永道的邀请后，吉利汽车最终才以不到4亿元的价格收购了澳大利亚DSI公司。一回生二回熟，如今这两个老熟人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收购谈判。
由于英国锰铜持续多年亏损，近年来又发生了多起召回事件，其市值已经大大缩水。
10月12日，英国锰铜在伦敦交易所停盘之时，其股价仅为10便士，其总市值也仅为304万英镑（约合3059万元人民币）。而在2年前的2010年3月，英国锰铜曾经考虑让吉利汽车出资1400万英镑（按当时的汇率，约合人民币1.5亿元）增持其2000万股，从而持有英国锰铜51%的股权。当时，英国锰铜股价约为80便士。两年时间过去，英国锰铜的股价远非昔日可比。按照10便士的停盘价来计算，吉利汽车即使要拿下英国锰铜百分之百的控股权，收购除吉利19.97%以外的全部股权也仅需240余万英镑（约合2400万元人民币），花费将远远少于2010年的1.5亿元。2012年半年报显示，吉利汽车净利润10.2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8.7%，同时吉利汽车经营业务所得之现金流入净额也略好于去年同期。
中国社科院工经所研究员罗仲伟表示：“现在欧洲经济不景气，但是明后年或许市场就会复苏，因此现在进行收购是不错的时机，可以通过较低的成本获得一些品牌企业，从而拥有相对成熟的技术和市场。”
吉利图谋
吉利汽车现在接盘英国锰铜也是在展开拯救英伦帝华的自救行动。
不过，从实际层面考虑，接盘英国锰铜对吉利汽车是一笔划算的买卖吗？
其实，转向问题导致的召回之事只是压垮英国锰铜的最后一根稻草而已。从2008年开始，英国锰铜就已经陷入了持续多年的巨亏状态。
据英国锰铜近年来的财报显示，其从2008年开始就再未实现赢利。在该公司2011年年报中，其净资产从上一年的2020万英镑(约合2.03亿元人民币)减少到1600万英镑(约合1.6亿元人民币)，税前净亏损额高达260万英镑(约合2610万元人民币)。而该公司2012年半年财报也显示，其税后净亏损已达到了359.9万英镑(约合3600万元人民币)。
此外，自从吉利汽车在2007年成为英国锰铜第二大股东后，仅仅截止到2010年底的统计，其投资锰铜遭遇的损失就高达3.24亿港元（约合人民币2.5亿元），截至锰铜破产保护之前，吉利在锰铜的“亏损黑洞”还在不断扩大。
但在此情况下，为什么吉利汽车还是会考虑接盘英国锰铜呢？

吉利汽车新闻发言人杨学良曾表示，收购英国锰铜对于吉利而言在于学习更多技术工艺以及国际化管理上的经验 。而日前，吉利汽车副总裁赵福全也坦言，吉利汽车向很多标杆车企学习，从基础上吸收他们的成本、技术含量、工艺等一些优势，而在伦敦出租车上，吉利则通过在中国设立合资公司英伦帝华，实现了伦敦出租车在国内生产的目标。通过这样一系列的操作，吉利汽车也在一定程度上掌握了拥有数十年造车历史的英国锰铜的技术工艺，进而推动了吉利汽车整体的技术实力。有汽车分析人士判断，未来接盘英国锰铜之后，吉利汽车可以在更大程度上吸收英国锰铜的技术。英国锰铜公司曾经长年代工劳斯莱斯的车身及其他零部件，这些积淀无疑对于吉利未来提升产品品质能够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与此同时，吉利汽车现在接盘英国锰铜也是在展开拯救英伦帝华的自救行动。2007年，注册资本金为5340万美元（按当年利率折算为4.2亿元人民币）的上海英伦帝华公司成立，吉利汽车持有51%的股份，华普汽车持有1%，英国锰铜持有48%。据悉，英伦帝华近年来针对亚洲市场展开了攻势，并在阿塞拜疆等亚洲市场实现了突破。而且此前，吉利汽车还与英国锰铜达成了协议，期望借助英国锰铜的销售网络推动吉利汽车自主品牌在英国市场的销售。显然，吉利汽车选择接盘英国锰铜之后，在一定程度上保证英伦帝华能继续为英国锰铜生产出租车的同时，也可以在未来更为灵活的制定策略。
未来压力
沃尔沃在中国市场的增长明显乏力，在此情况下，如果沃尔沃和锰铜都出现持续亏损，吉利汽车今后的发展就会显得更步履蹒跚。
对于吉利汽车而言，尽管接盘英国锰铜从多方面考虑益处更多，但吉利接手后的未来运营压力却也很明显。
据英国锰铜2012年半年报显示，其在英国的销售受到经济疲软和竞争对手的冲击后，年销量同比从748辆减少到577辆，海外市场也未能幸免。今年上半年，其在英国和海外市场的总销量仅为1081辆，同比减少141辆。
仅千位数的销售规模，对于即将接手该公司的吉利汽车而言，无疑是个艰难的考验。而造成这一情况的实际原因，就在于英国锰铜当前直面的竞争对手越来越多。
近年来，英国环境汽车公司销售的奔驰威霆出租车，正一步步蚕食曾经垄断英国锰铜的伦敦出租车市场，其市场份额目前已经达到30%以上。而近几年，新能源车型在伦敦出租车市场也成为新宠，丰田、比亚迪等车企都相继进入这块领域。近日，比亚迪还与英国第二大出租车公司Green Tomato Cars签约，该出租车公司将引进50辆比亚迪E6电动出租车，组建伦敦第一个纯电动出租车队。
据锰铜2012年半年报显示，英国市场占其50%以上的份额，随着锰铜在英国市场迎来更多强劲的对手，即便吉利汽车接盘英国锰铜，其赢利前景仍显得迷茫。
除此之外，吉利汽车近年来持续不断的海外收购花费甚大，几处重压之下，吉利汽车的资金链也将面临考验。就在英国锰铜给吉利汽车带来数亿元亏损之际，2010年，吉利汽车完成了对沃尔沃汽车的收购，在经过2011年昙花一现的赢利后，沃尔沃却在2012年陷入了亏损。今年9月，沃尔沃发布财报称，上半年该公司净利润约为负2.39亿元人民币。据悉，在吉利汽车的海外并购项目中，只有澳大利亚DSI公司还表现出向好的情况。而在未来，吉利汽车接盘英国锰铜之后，不但需要付出真金白银收购，同时还需要承担运营资金的压力。
对此，汽车行业分析师田永秋也认为，当前沃尔沃由于投资新平台而导致品牌费用增加，再加上沃尔沃国产之事又迟迟未能获批，沃尔沃在中国市场的增长明显乏力，在此情况下，如果沃尔沃和锰铜都出现持续亏损，吉利汽车今后的发展就会显得更加步履蹒跚。
吉利海外并购大事记
2006年
吉利正式控股英国锰铜控股公司
2009年
吉利收购了全球第二大汽车自动变速器公司DSI
2010年
吉利收购瑞典沃尔沃轿车的全部股权

黄怒波：房地产业首要问题是解决土地制度垄断

2013网易经济学家年会今日在北京举行，中坤集团董事长黄怒波在“房地产调控功过反思”分论坛上表示，房地长行业上游是垄断的，土地制度是垄断的，政府把农民的地用最低价格买过来然后赚了一大笔，开发商再赚以后，最后都转嫁到消费者身上，消费者有绝大部分人是自住的刚需的，真正投机、投资的、贪腐的不是很多，不是占大多数，所以这是上游的问题。
他调侃道，土地制度顶层设计不解决掉，我们明年坐在这还是在胡扯。
以下是相关文字实录：
颜强：提到的一个关键词就是在大的背景中，2012年确实是中国经济下滑，体现出颓势的一年。在这个背景下，在第一波黄总也提到了一些相关的行业，您提到在河北做钢铁的行业，这些上下游的行业可能受到的影响非常大，我听到很多说法，在现在的时代当中，在大的商业模式中真正的生产者未必是高盈利的单元。比如说做手机的，在移动通讯领域当中，就是以苹果为例，可能苹果手机未必是最赚钱得以块，但是给他做配套、做服务的，在他上下游蔓延出去的其他的行业，这个可能是高盈利的。在房地产行业当中肯定也出现过这样的状况，可能造房子的未必是最赚钱，但是提供配套的人的盈利会比较高。但是，在这样的矛盾之下，在各种各样的限制之下，上下游体现出来的颓势在这一年也表现的比较明显，您刚才也有所涉及，您还能再更加深入的分析一下吗？
黄怒波：其实房地产业涉及到多少行业？这个有好多数据，上网都可以查到，它应该说曾经作为或者是还作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就代表了一个国家的经济方向或者经济关联度，这个细节我就不讲了。我想另外一种上下游关系，其实刚才提到一个，应该现在看到在中国这样特殊的历史情况下，房地产业已经是一个谁都无法回避的重要的民生产业，它跟别的不一样，别的是消费，这是民生。上游有我们的改革顶层设计，能不能把土地制度改革掉，这个不解决掉，我们谈了很多年永远是瞎掰。所以土地市场，在美国为什么没有万科这种大企业？也没有任总这样的大老呢？因为土地市场是自由的，我同样看上一块地，我想买，我突然发现两个退休的人在银行集资也可以买，也可以做这个项目。没有说像中国这样这个地必须是政府拿出来拍。这个市场在土地供应上是平衡的，这个行业就不存在垄断，这个行业的来源就是上游是垄断的，土地制度是垄断的，把农民的地用最低价格买过来，然后政府赚了一大笔，70-80%，开发商再赚以后，最后都转嫁到消费者身上，消费者有绝大部分人是自住的刚需的，真正投机、投资的、贪腐的不是很多，不是占大多数，所以这是上游的问题，土地制度顶层设计不解决掉，我们明年坐在这还是在胡扯。
下游的问题，这个应该考虑到民生的问题，保障房要探讨一下最大的问题在哪？在利益集团已经格局化了。我现在知道，外地很多人都集资建房了，什么叫集资建房？有权优势的但是都自己弄一块廉价的地盖房子，盖一万块钱的房子，卖自己职工2000块钱，社会很都不平等就是这样来的。这些开发商好不容易虎口夺食，夺地王过来大家关注，而真正的问题大家都忽视了。
所以，上游和下游大家都忽视了。所以，必须解决上下游的问题，上游必须解决土地垄断的问题，下游必须解决垄断利益集团带来的分配不公的问题。就是说政府必须回到你的保障房、廉租房的轨道上，把更多的土地倾斜给保障房，把更多的税金倾斜到低收入家庭补贴上，当然这是“理想国”了，我希望用十年解决它。
我再多讲一句，我们讲这些是老生常谈，年年讲，自己讲的都烦，一来地产论坛，网易越办越好，不来也不好，当然人也不错，请我来，我不忍心不来，但是来了讲这些话，你翻出来上网看看，四年前就是这些话，为什么？因为没有解决这些问题。所以，希望下届政府应该回到市场轨道、回到法制轨道，从顶层研究上游，然后放眼的着重点放到下游，中游交给地产商，市场是价高者得，高的税收再补贴到下游去。

《财经》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再延期

近日，《财经》记者从有关部门获悉，原计划在12月底出台的《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总体方案》（下称《方案》）将再度延期。
　　由国家发改委牵头负责的《方案》起草工作，自2004年启动以来，已历时八年之久。期间官方曾多次给出出台的期限，但却屡次延期。
　　按照国务院的工作计划，《方案》原定于6月底出台，但由于有关部门间的分歧较大、内容还不成熟，将出台时间推迟到了10月底。后又因为诸多因素，《方案》拟推迟到12月底出台。
　　一位参与《方案》制定的官员表示，尽管国家发改委已经再次拿出了新一版的《方案》，但各方仍存有分歧，国务院常务会议也没有对《方案》进行审议。在此之前，国务院曾经两度退回国家发改委起草的《方案》。
　　利益博弈导致延期
　　收入差距扩大一直刺痛着公众的敏感神经。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2010年所做的调研报告给出的结论是，中国收入最高的10％家庭与收入最低的10％家庭的人均收入相差65倍。
　　12月9日，由西南财经大学与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共同成立的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公布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2010年中国基尼系数达到0.61，远高于全球0.44的平均水平，属于联合国定义的收入差距悬殊的社会。
　　北京师范大学10月底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中也指出，中国基尼系数居高不下，并呈上升态势。城乡分化达到历史高峰期，城市内部和农村内部居民收入分化严重，不同区域居民收入分化严重，最高收入行业与一般收入行业差距明显。
　　可见，收入分配改革已经刻不容缓，而公众对于《方案》的出台更是望眼欲穿。然而，《方案》出台却一再延期？
　　上述官员透露，这主要是因为现在《方案》制定的进程中碰到了“硬骨头”，真正集中到利益集团博弈的焦点。
　　国家发改委分管副主任徐宪平在向全国人大汇报《方案》进展情况时表示，博弈的关键点主要包括，如何规范国企高管收入水平和国资红利上缴的比例和用途。
　　分管工资政策的人社部有关官员表示，人社部在向央企征求规范央企高管薪酬待遇政策的意见时，曾遭到了一些央企高管的强烈反对。
　　因此，某些既得利益群体对涉及自身利益调整持反对态度，或各种利益群体因为在现行利益格局中所处位置不同，因而对某些利益关系的调整措施甚至形成对立的认识，导致《方案》左右掣肘。一些学者概括：“这是一场诉求有余而动力不足的改革。”
　　对于大部分部委都赞同的，大幅提高国企红利上缴比例，并将其用于补充社会保障等民生开支资金缺口的政策，央企和国资委一时也难以接受。
　　《2011年中央决算报告》数据显示：2011年，央企实现营业收入202409.3亿元，实现净利润9173.3亿元，上缴中央的红利只有800.6亿元，其中用于社会保障等支出的仅有40亿元。
　　对一些主要问题的争议相持不下，不但是《方案》一再延期的主要原因，而且还阻碍了另一项关键改革的进程——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国资红利上缴等方面的改革，这些改革也是预算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全国人大常委会只好将审议通过《预算法修正案》的时间推迟到明年“两会”以后。
　　参与《方案》征求意见工作的一些学者表示，《方案》的另一个阻力来自财税系统，“财税系统对于《方案》中几项减税的建议兴趣不高”。
　　国家发改委一位不愿具名的官员也颇感无奈，方案内容涉及各部委的“自留地”，需要在各部门之间进行协调，而发改委并没有部际协调的能力，因此，只好搁置有争议的改革政策。改革难以取得实质性的突破，其实，发改委对现有《方案》也不满意。
　　与此同时，十八大报告中首次明确提出“到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居民收入倍增目标。这将成为《方案》的一个重要内容，国家发改委正在据此对《方案》做出调整，并增加一些具体落实的政策。“这也是《方案》推迟出台的另一个原因。”有关部门官员表示。
　　另外，现阶段正值中央和各党政机关领导换届，国务院和政府各部门的有关负责人的人选和分工面临调整。
　　有鉴于此，当前《方案》的修改和审议工作实际已经减速。上述官员预计，至少要等到明年3月“两会”闭幕，新一届中央政府领导班子正式就位后，《方案》的各项工作才能加速推进。因此，《方案》在明年“两会”后公布实施的可能性更大。
　　参与《方案》制定的官员表示，如果新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要求国务院在《方案》出台前，对其进行专题质询，那么《方案》最早要等到明年4月底全国人大会议闭幕后才能够公布实施。
　　改革路径仍待完善
　　那么，十八大报告中提出的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十年倍增计划将如何实现？《方案》中可能开出哪些药方？
　　目前，中央的收入倍增计划尚未完成起草，但从一些地方政府已公布的地方城乡居民收入倍增计划中，可大致了解实现居民收入倍增的主要政策路径。
　　江苏省和贵州省分处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两省先后公布了城乡居民五年收入倍增计划，其实现倍增的途径大致相同。
　　主要措施包括：创造就业岗位，促进充分就业；提高城乡居民工资性收入；鼓励并扶持自主创业；发展私营个体经济，对小微企业加大信贷支持和税费减免力度；发展现代农业，增加政策性补贴，提高农民收入；鼓励居民增加财产性收入；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完善救济救助体系等。
　　为了实现这些措施，上述地方政府的收入倍增计划还规定了众多的量化指标和具体细化的政策。以江苏省扬州市为例，为了实现提高企业职工工资性收入，规定了企业最低工资标准年均增长12％以上，企业职工工资年均基准线原则上不低于14％。
　　现有几个地方政府发布的本地收入倍增计划，达成期限均为五年。十八大报告提出的十年居民收入倍增难易几何？
　　“经过测算与对比日韩经验，中国GDP增长5.5％的前提下完全可以实现人均收入翻一番。”美国世界大型企业研究会中国经济与企业研究中心经济研究部主任伍晓鹰在11月29日的《财经》年会上表示。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0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9109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5919元。
　　相较于地方比较详尽的收入倍增实现路径和任务指标，现有《方案》还有改进余地。
　　为了改变现有《方案》内容过于原则和空泛的现状，让收入分配改革能够落到实处，增加可执行性，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兼薪酬专业委员会会长、人社部劳动工资研究所原所长苏海南等学者曾多次呼吁，《方案》中应规定一些可量化、可考核的数量指标。
　　苏海南曾在国家发改委召开的《方案》征求意见会议上，向发改委主任张平建议，应对提高扶贫标准、大幅度提高农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分配比例、合理提高社会保障标准等举措加以量化，并将国有资产收益上缴的比例，由现在的15％、10％、5％，逐步提高到50％以上的档次。
　　11月24日，国家发改委就业和收入分配司副司长刘浩在中国改革论坛上表示，收入分配关系或结构的调整，实质就是数量和比例关系的变化。因此，在改革设计中，最好将国家、企业、居民三者间的分配关系、劳动报酬总量与GDP增长间的协调关系等重要改革，给出定量的调节目标，以便于进行量化分解，用措施与责任保证定量目标的实现。
　　有关学者认为，一向对《方案》“惜字如金”的发改委官员的这次公开表态，反映出发改委也倾向于将《方案》内容细化，提高可操作性。
　　苏海南分析，在十八大报告、“十二五”规划和中央相关配套文件中已经做出的一些量化目标，很有可能被写入《方案》。
　　例如，“十二五”规划和十八大报告中都规定“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在国务院转发的《促进就业规划（2011-2015年）》中则规定，“十二五”期间，最低工资标准年均增长13％以上，到2015年末，绝大多数地区最低工资标准应达到当地城镇从业人员平均工资的40％以上等。
　　有关部门官员表示，居民收入倍增仅是收入分配改革的一项重要的目标，真正的收入分配改革不仅是涨工资和提高社保这么简单，而是一整套综合系统化的改革。其中的关键是要调整政府、企业和居民之间的分配关系。
　　从1995年开始，中国的总体劳动收入占比一直不断下降，导致劳动报酬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越来越低。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测算，从上世纪90年代初到2008年，我国劳动报酬占GDP比重下降6.7个百分点，而政府所得在GDP中的比重略升1.6个百分点，同期企业营业盈余年均增长18.02％。
　　参与《方案》起草工作的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根据政府、企业、居民三者的资金流动情况，对收入分配改革核心的主导机制进行了阐释：政府财政资金来源于企业、居民的纳税，改革的核心在于财政税收体制，因此政府财政资金支出应主要用于民生，而民生的核心在于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网的建设。企业和居民间的资金流动主要表现为工资支付，改革的核心是劳动工资协商的定价机制。
　　王小鲁表示，中国政府用于民生的支出还不及发达国家的四分之一，也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中国大部分的社会收入都用于政府投资和政府自身消费，应降低这两个部分的支出。
　　然而，采访的一些学者担心，让政府主动缩小其收入，改革的难度可想而知。

李春城的‘圈内人’ 成都‘哈尔滨帮’
财新《新世纪》记者王晨、贺信、朱以师 报道 2012年12月17日

两千年前的秦朝蜀官李冰治水有功，原成都市委书记李春城视之为从政为官的楷模。2011年11月，离任成都市委书记就任四川省委副书记后不久，李春城对同事和下属说，陕西地下埋了70多个皇帝，一般人能记得名字的很少，四川都江堰工程和它的建造者李冰父子，所有人都知道。所以当官不在大小，为人民做事才能被人记住。

然而，在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大上刚当选中央候补委员的李春城，在十八大结束后不久，即被中央纪委正式立案调查。12月2日，李春城被带离四川，成为十八大后第一个“落马”的副省级官员。12月13日，新华社发布消息称，中组部有关负责人证实，四川省委副书记李春城涉嫌严重违纪，中央已经决定免去其领导职务。

李春城案发后，当地多名在李春城时代被认为“工作得力”的干部，和数位地产界的“红顶商人”受到约谈。四川的高官富商群体都在观望着案件牵涉的广度和调查走向。

财新记者采访调查得知，李春城案发，源自系统内党政干部向北京提供的线索。若干个举报环环相扣，最终指向成都市远郊一处房地产项目，而李春城的“圈内人”涉足此处地产开发。

事涉万科项目

四川省成都市是西南重镇。伴随着行政区划调整，城市骨架在李春城执政时期不断向外扩展。北郊的新都在2001年撤县设区，时年45岁的李春城在这一年“扶正”，由代市长当选为成都市市长。

李春城生于1956年，辽宁省海城人。入川前，他在黑龙省哈尔滨市学习、工作多年。1978年从哈尔滨工业大学毕业后，他留校工作至1987年7月。之后李春城先后任共青团哈尔滨市委书记、哈尔滨市太平区区长、区委书记，官至哈尔滨市副市长。

1998年12月，他远赴四川担任成都市副市长，随后任职泸州市委书记，不到半年即调回成都再任副市长。这意味着其能力受到四川省委主要领导的高度肯定。之后担任成都市长、市委书记等职，2011年9月开始担任四川省委副书记。

近年来，成都市提出北部城区（下称“北改”）改造。这里曾经是计划经济时期成都的核心区域，三线建设时期开办的军工企业云集此处。“北改”启动后，企业纷纷由内外迁，腾出的地块先后挂牌出让，房地产项目在北部城区如雨后春笋。

万科的五龙山项目位于成都绕城高速公路外侧、新都区境内，建在环城生态带上。环城生态带由成都市三环路和三环路以外、绕城高速之间的环状区域围闭而成，包括绕城高速外侧500米范围，面积约为198平方公里。售楼小姐用激光笔指着沙盘比划说：五龙山项目占地6100亩，其中2000多亩用于开发高层电梯房、洋房和别墅，剩下的属于山顶、湿地等市政公园。

在项目推介过程中，198平方公里的生态带被简化为“198”出现在各种宣传资料中，意指居住环境美景天成。

据当地地产商介绍，根据规划，环城生态带上可以建设商业住宅和地产项目，但必须镶嵌在公益旅游项目之内，后者建设亦由开发商负责。不过现实操作中，商人们通常是优先开发商业项目，公益项目则留待资金充裕时再行建设。

根据成都当地媒体2010年的报道，五龙山项目两个地块总共518亩，5月6日拍卖，起价均为每亩105万。当时拍卖规定，每次举牌加价幅度为2万元，而现场只有一个竞拍主体举牌——由名叫成都同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下称成都同泰）牵头的联合体，用时不到6分钟就将两块地以底价收入囊中。

成都地产界资深人士告诉财新记者，李春城案发即与此次土地出让有关。

地产公司涉案

万科新都置业有限公司（下称新都万科）是万科五龙山的项目公司。工商资料显示：成都同泰是新都万科的法人股东之一；另一家股东为万科置业（香港）有限公司在境外注册的子公司，名叫Dylan Company Limited。

成都同泰成立于2008年9月。经营范围包括房地产开发经营，装饰装修设计，经济信息咨询，市政设施建设，房地产信息咨询，房屋拆迁土地整理，销售，建材，机械设备等。彼时由李春城主持的成都城乡统筹试点工作早已启动，新都区则还在继续着手于2007年6月启动的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工作，全面清理全区土地利用状况。

根据工商资料，成都同泰成立时，公司的注册资本为1000万元人民币，到位资金仅为200万。其中成都人马驰持股20%，实缴出资额40万元；另一个名叫王亮的股东，来自黑龙江绥化市，持股80%，实缴出资额160万。

马驰拒绝了财新记者的采访要求，王亮的登记电话号码则已经关机。

成都同泰公司的股权后来发生过四次变更。第一次发生在2008年11月，股东中加入了来自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的于宗靖。股权结构调整为：马驰占20%，王亮占55%，于宗靖占25%。第二次发生在2009年8月，马驰、于宗靖、王亮将名下所持股权转到洋浦同泰投资有限公司（下称洋浦同泰）。转让完成后，洋浦同泰持有99%的股权成为控股股东，王亮仅保留下1%的股份。洋浦同泰的法人代表叫林江，亦为哈尔滨人。

第三次变更，亦即最重要的一次变更，发生在2009年8月底。王亮和洋浦同泰继续释放股权，二者分别转让0.8%和79.2%的股权，受让者为成都万科房地产有限公司（下称“成都万科”）。至此，成都万科成功入主成都同泰，又在次年的年中通过成都同泰拿下新都区五龙山地块。

第四次变更发生在2009年9月，王亮剩下的0.2%股权，转让给洋浦同泰，王亮退出股东会。成都同泰的法人代表由王亮更换为成都万科的法人代表刘军。

成都“哈尔滨帮”

知情人士介绍说，在成都同泰，1981年出生的王亮是关键人物。在王亮背后，是他的舅舅、一个叫史振华的黑龙江绥化人。

“史振华是李春城的铁哥们儿。”一位房地产商人透露说。

成都地产界人士向财新记者透露，史振华年近50岁。2001年李春城由泸州市委书记调回成都担任市委副书记、代市长后，史振华从东北来到成都。他和李春城即是东北老乡，又是哈尔滨工业大学的校友。

不少成都地产界人士都见过史振华。“我们对他印象不错，他为人低调，做事比较讲商业规则，并不会因为有关系就飞扬跋扈、不可一世”，一位房地产人士介绍说。在这个圈子，史振华被称为“老史”。据称，“老史”做建材起家，房地产业务做得并不多，仅在成都市清白江区有几处土地，此外，地产圈没有听说过他做过什么大项目。

平常抛头露面的人是他的外甥王亮。圈内人对王亮也颇有好印象。“他虽然年纪小，但老成持重，非常有能力，是老史的得力助手。”这位地产界人士介绍说，老史的一些地产业务就交与王亮打理。

在成都站稳脚跟后，史振华开始积极参与一些团体活动。2002年度成都市青年联合会第十届委员会新增委员名单上，史振华是其中一员。当时的资料介绍称，他是亿阳集团成都智能交通有限公司总经理兼总裁。2003年9月20日下午，哈工大四川校友会第三届理事会在成都召开，史也参与其中。

知情人士告诉财新记者，成都同泰曾经股东中的于宗靖，是史振华好友之一，之前曾在北京从事房地产开发。

这批来自东北黑龙江、跟随李春城的生意人，很快在成都被称为“哈尔滨帮”。当地地产界人士认为：在五龙山地块上，“哈尔滨帮”显示了实力。可兹为证的是每亩105万元的低价。公开资料显示，也是在五龙山地块附近，央企保利地产同期的拿地价格为每亩125万元。

隐秘的交易

但万科集团与成都“哈尔滨帮”扯上关系，多少让人有些意外。2009年以前，万科拿地的方式较为单一，主要依靠土地招拍挂。这种坚持一方面保证万科了拿到熟地就开发的模式，但也面临土地成本高、获取土地的难题。

郁亮担任万科总裁之后，风格有所转变，财务出身的郁亮看重财务指标，对下增加业绩压力，万科各分部也有了较多自主权，拿地方式开始尝试多元化路线，其中就包括合作拿地、土地整理、新城镇开发、旧城改造等方式。四川房地产圈的人感叹说：“连万科都考虑（拿地）出路，这是逼良为娼的过程。”

2010年，与“地主”合作，成为万科拿地的一种常见方式。但万科为何选择成都同泰这样的“非专业公司”，且通过控股的方式合作？

一位当地房地产界人士分析说，一些特殊地块需要与有政府关系的公司合作，才可以顺利拿到。同时，这还有助于降低拿地成本。而用股权收购方式，不易被察觉。

他推测，有当地高官人脉的成都同泰，在万科入股之前，应该已就五龙山项目的6100亩土地打包与新都区政府签订了土地一级开发协议。

所谓土地一级开发，是指土地出让前的运作方式，将“生地”变为“熟地”，达到可以出让的“五通一平”或“七通一平”的标准。在大多数城市，主要是由政府来操作，也有政府委托企业运作，政府负责管理和监督，或者由国有企业或事业单位性质的土地储备机构来做。

土地一级开发环节，企业需要一级土地开发的资质，开发的成本包括征地补偿、土地平整、道路、自来水、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投入等。通常，负责土地一级开发的企业愿意拿地，进行“土地一二级联动开发”，在获得一级开发的收益之后，继续获取二级开发的巨大收益。这需要良好的政府关系。

成都同泰号称注册资本1000万元，实际到位资本只有200万元，远远不足以操盘一个如此土地体量的大盘项目。它需要找一个有资金实力和开发能力的合作伙伴。万科看好五龙山项目，却无政府资源及拿地渠道。双方的合作也算顺理成章。如此，成都同泰就成为“倒手土地”的“中介公司”，成都万科是真正的土地买家。

但是，作为上市公司的万科，不方便直接拿钱来买这个“拿地能力”，控股成都同泰就是个好的选择。

成都同泰的实际控制人为不露痕迹地获得好处，对项目及公司的安排也是破费周章。洋浦同泰和王亮将80%的股权转让给成都万科时，五龙山项目的土地资产并不在同泰公司内。2010年5月6日，五龙山项目两幅地块拍卖时，是被成都同泰公司与Dylan公司的联合体以底价拍下的。

在项目进入实际开发之后，作为项目股东的成都同泰及Dylan公司即实际拥有五龙山项目的资产及收益。这时，如果成都万科再对成都同泰其余的20%股权(由洋浦同泰所持)进行收购，原始股东将获得极为丰厚的回报。据当地业内人士流传，这笔“中介费”达数亿元之巨。

也就是说，这一过程中，成都同泰主要是凭借政府关系，就拿到巨额收益。

需要一提的是，成都同泰目前的第二股东洋浦同泰，注册于海南洋浦经济开发区。业内人士认为，成立这个公司的主要的目是利用其诸多税收优惠政策避税。

李春城案发

2012年8月，时任成都工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下称成都工投）党委书记、董事长的戴晓明，被当地纪检监察机关带走调查。成都工投官方网站显示：该公司于2001年8月注册成立，注册资本50亿元，是成都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管理的国有独资公司。经营范围包括：投资、非融资担保、资产经营、管理和资本运营、工业地产、招商、咨询服务和物业管理。

最近几年来，成都市相继成立多个平台公司，成都工投是其中之一。2007年底，受中共成都市委委派，戴晓明出任成都工投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兼法定代表人。目前就戴晓明的涉案情况，官方仍未发布正式消息。

当地投资圈人士告诉财新记者，戴案与李春城案并无明显交集，戴本人与李春城亦无特别紧密关系。戴的“落马”与成都工投位于新都区的一处工业园区有关，该园区的一起拆迁纠纷引爆土地案线索，致其案发。戴晓明进去后，既有对抗，亦有检举，其中即包括与新都土地有关的其他线索。9月底，成都市新都区国土资源局局长毛一新被市纪委带走调查。

2012年11月，中国共产党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李春城以四川省委副书记身份当选中央候补委员。李春城早在中共十六大时就当选中央候补委员，在十七大上落选，此番再度当选中央候补委员，外界普遍预测其仕途还将上行。

李春城在成都工作12年，担任党政主要领导干部11年。成都GDP高速增长，城市面貌急剧变化，并在全国率先试行统筹城乡综合改革，他的政绩有目共睹。其在十八大上当选中央候补委员也算顺理成章。

然而，十八大结束后不久，成都地产界即传出史振华被调查的消息。知情人士告诉财新记者，史振华被查没过几天，李春城的秘书陈斌也被带走接受调查。

12月3日，四川省委常委会内部通报了李春城接受调查的消息。而李春城已于前一天被带离成都。三天后，中央纪委向新华社记者证实：四川省委副书记李春城涉嫌严重违纪，正在接受组织调查。

财新记者采访获悉，李春城的案发，源自成都党政系统内官员向北京提供的举报线索。

这些举报碰到了好时机。十八大之后，一方面地方上的人事调整继续，另一方面，也出现了包括“网络反腐”在内的新气象，民间对高层反腐寄予厚望。

一年前，李春城由成都市委书记升任四川省委副书记时，他在全市干部大会上发表了告别讲话，颇为动情。案件发生后，不少当地公务员在对他的命运跌宕颇为感慨。

多位李春城的副手及和李有交集的房地产商，曾被约去谈话，然后又陆续放出。但成都的氛围已不复以往。“现在形势不明朗，感觉政府的人没人干活了，我几百亩地的项目因此搁浅在那里。”一位房地产商感叹。

一位熟悉四川政坛的人士感慨说，“不知道春城有没有留意过一副对联”，这幅对联悬挂于成都著名景点武侯祠，上联是“能攻心则反侧自消自古知兵非好战”，下联是“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

财新记者王端对本文有报道贡献。原文刊载于财新网，出版日期2012年12月17日，标题为“李春城的‘圈内人’”。

哈耶克的启示 | k街观察35
@李华芳

上海市政府下属的信息办和发改委研究部门最近访问了一系列华府智库，试图借他山之石以攻玉。我应邀对他们做了一次报告，提供了我对k街智库的观察。我已经强烈感受到来自中国政府的对“让智库运转起来”的强劲需求。且不说2009年成立的由前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领衔的“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成为高级别智库，更有世界银行给中国的改革建议中提议设立高级别智库，类似当年的“体改委”，以在下一步改革中发挥重要作用。

不过尽管需求巨大，对设立高级别智库的这类建议也层出不穷，但如何让智库真正起作用，却没有人提供具体而细致的答案。这也和中国目前大量的智库徒具形式、研究大而无当的问题、缺乏对政策细节的关注有关。这些设立高级别智库的建议似乎看不到已经有很多高级别的智库存在，也缺乏对这些高级别智库运行效率到底如何的衡量。

事实上，认为设立一个高级别智库就能解决一系列政策问题的想法，实在是缺乏对智库真正起作用的土壤的了解。智库起作用不仅需要一个高效运转的“思想市场”，还要有一个复杂的思想产品和政策建议的生产过程。“思想市场”容易理解，无非是说要放宽办智库的条件，减少对智库发展的各种限制，增加智库数量，允许不同意见的智库相互竞争，这样对决策者来说反而有更多可选的政策空间。而且由于政策经过充分辩论后，走偏的可能性也会降低。

但对于思想产品和政策建议的生产过程，则需要更多的讨论。例如对K街右翼智库影响巨大的“柯克模式”到底是怎么产生的呢？或者说“大学-智库-政策倡导组织”这一模式的思想源自何处呢？解答这个问题，或许有助于国内热心智库发展的人们了解下智库成长。

“柯克模式”的提出者、柯克基金会的总裁里奇·芬克（Rich Fink）在其1996年的文章《从思想到行动：大学、智库和行动团体的角色》中解释了这个思想产品的生产过程。值得说明的是，里奇的想法其实来自哈耶克，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证实了哈耶克对右翼智库的巨大影响力。按照里奇的看法，大学、智库和行动团体在各个阶段各有千秋，并且由于这三者构成从思想到行动的连续谱，形成了一个相互影响的“思想”生态环境，因此对于资助方来说，需要将这三者结合起来资助。

里奇借用了哈耶克在《价格与生产》中关于“生产结构”的刻画，即著名的“储蓄-中间产品-最终消费品”。简单来说，当人们更偏好未来消费时，在当期人们就会将钱存起来，储蓄就增加了。这增加的储蓄借给企业家去生产产品，如果利率较低，那么生产过程就可能拉长，随着生产迂回程度加深，生产过程越来越复杂，最终能产出的最终消费品也会极大丰富。这就意味着对最终产品而言，生产结构的复杂程度或者说生产的迂回程度非常要紧。

对思想产品来说，也是如此。如果不能将“大学-智库-行动团体”整合在一起，投资这种复杂的生产结构中蕴含的中间思想产品，那么其最终得到的公共政策恐怕数量和质量都堪忧，也很难促成制度变革增进社会福祉。

在里奇看来，从思想到行动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生产思想的原材料，这部分研究大体上由大学来完成，也就是通常说的基础研究；第二个阶段是思想的中间产品，这一部分是在思想原材料的基础上与现实政策相结合产生的政策分析报告；第三个阶段是将第二阶段的产品通过打包、转换，分发给最终消费者。这个模式的应用即是“大学-智库-行动团体”，而智库作为连接起思想原材料和最终产品的“中间产品”生产者，其生产的迂回程度提升，对最终产品的数量和质量都会大有帮助。

但这个思想产品的生产结构不仅依赖智库的独立性，更要依赖大学的独立性以及公民行动团体的独立性。简而言之，没有私立大学和独立非政府组织的长足发展，单靠发展智库就能提升政策效率和质量的想法，恐怕也只是梦一场了。希望那些指望“高级别智库”救国的人，能早点清醒意识到这一点。

本文来自商业周刊中文版

褚橙引爆流行，不仅有褚时健的励志故事，还有王石、徐小平等名人的背书
引爆故事只是手段，对于这帮苦逼创业的媒体人，重要的是如何玩转电商生存游戏

月黑风高，杨学涛打了一辆黑车，匆忙从顺义郊区的库房赶回北三环附近的办公室。车流拥堵，他幽幽地说，“我们现在就是一帮农民做电商，还处在小米加步枪的阶段；但按照装备采购理论，小米加步枪是很牛的一件事，因为小米有营养，易消化……”

这位曾经的媒体人，现在的“本来生活”网总裁助理，言必称自己做的食品电商。这样来回奔波的日子，一年半来他已经习惯到麻木了。但2012年11月他异常兴奋，往库房跑得更勤了——本来生活上线5个月，突然因为制造了“褚橙进京”、“励志橙”的营销事件而引人注目。

走进还有些空旷的库房，杨学涛和同事们就像一群战士走进战壕。为了应对汹涌的褚橙订单，他们不得不自己上阵，在冷风中连夜分装橙子。本来生活员工接近130人，每人都数次去过库房给客服部搭手。这些冰糖橙来自云南哀牢山，一路颠簸，一车有20吨，一个个橙子捡好装箱，共装4000箱，每箱装二三十个，上贴橙叶形状的Logo：“传橙·传承：人生总有起落，精神终可传承”。截至12月6日，本来生活共进货200吨。

一个普通的橙子，却意外引爆流行，在11月的电商大战中激发情绪波澜，既令人惊讶，却也并非偶然。美国专栏作家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在《引爆点》(Tipping Point)中提炼了三个条件：“个别人物法则、附着力因素和环境威力法则”，即某些意见领袖或社交天才参与传播有感染力的信息，而这则信息正好符合了当时的社会需要，流行就会形成。

“励志橙”是一宗典型的引爆点事件，其“附着力因素”是昔日烟草大王褚时健75岁再创业，十年后褚橙首次进京；“个别人物法则”是媒体报道后王石、徐小平等名人微博转发，引发热议；“环境威力法则”则是年底的政经氛围和消费狂欢，需要某种精神宣泄……

此番热闹成就了名不见经传的小电商。但深入内部才发现，本来生活为今天的引爆已苦熬了很长时间。南方报系背景+门户网站经历+电商快递锤炼+上亿资金投入+实干团队+暴君式管理……他们杀入淘宝、京东、我买网、沱沱工社、顺丰优选的食品垂直电商战场，声称要做中国网上的全食超市（Whole Foods，美国最大的天然食品零售商），用电商实现“舌尖上的中国”。

一进办公室，就看见好几个员工在搬运水果、蔬菜。会议室门上贴着关于褚橙进京的剪报。再往里走，客服、市场、技术部门各占一个区域，大多数人的办公桌堆满了商品，不时有人穿来穿去。一块白板上写着大字：“1000单是我们干的”，周围布满员工的签名。

单日订单量过1000单的纪录发生在11月12日，电商“双十一大战”第二天，本来生活销售褚橙刚一个星期。这时卖点已变成“励志橙”，本来生活运营总监、杨学涛以前在南方报系和网易的同事胡海卿说，“当时微博上大家都在回忆褚老的故事，觉得吃橙子很励志。”其实，眼前的效应都是这帮媒体人精心运作的。自从10月23日带了几个记者到哀牢山拜访褚时健，目睹本来生活与褚橙的签约后，胡海卿就等着一场“风暴”的到来，虽然他并不知道威力几何。

10月27日第一篇报道出炉：《褚橙进京》，写了85岁褚时健汗衫上的泥点、嫁接电商、新农业模式……该媒体官方微博发了文章后被转发7000多次。转发的人包括王石：“衡量一个人的成功标志，不是看他登到顶峰的高度，而是看他跌到低谷的反弹力”，他用巴顿将军的语录诠释，再次引起近4000次转发。

这是由衷的致敬。十年前，王石开8个小时的车上哀牢山，看到褚时健穿着汗衫，和农民为修水渠80元的价格讨价还价，兴致勃勃地谈论橙子挂果，感慨万千。“如果我遇到他那样的挫折、到了他那个年纪……我一定不会像他那样勇敢。”后来王石多次公开说，他最崇拜的企业家是褚时健。如今，2400亩的果园已经变成固定资产8000万元、年利润3000万元的橙子王国。

事情被放大了，11月5日凌晨本来生活正式发售褚橙（此前十天是褚时健定的每年开摘日），订单纷至沓来。前5分钟800箱被抢购，当天共卖1500箱。本来生活的其它商品，水果、柴鸡蛋、有机牛奶、新鲜猪肉等的销售也被带动，网站订单量达到以往的三四倍。但这波热潮能持续多久，本来生活的人心里都没底。第一车20吨褚橙原本打算卖两周，第一天销售近半后，有人提出该进货了，但他们意见不一，直到7日晚才订了第二车。中间断货5天，接着就上演了11月12日的故事。

当天早上，网民还沉浸在淘宝191亿元的疯狂中，也在浏览着“十八大”的信息，QQ弹窗忽然弹出了“励志橙”的消息。本来生活的网站流量瞬时激增，技术部门临时增加了20兆带宽。胡海卿一到公司，就被质问：“老胡你又干啥了？”客服也难以招架，每个客服接听了300多通电话。晚上七八点，他们开会商量准备进第三车褚橙，订单又猛增200多。

褚橙热持续发酵。“这哪是吃橙，是品人生”，“品褚橙，任平生”……不光在微博上，在一些公司活动、媒体年会、企业家俱乐部，都能看到褚橙的身影。很多企业家都发表吃橙感言。“我吃这个橙子时，立刻想到的是我应该给褚时健写封信表示感谢，”柳传志对《商业周刊/中文版》说，他曾跟褚时健同台领过奖。“虽然他有错误，但制度和大环境也应该总结教训，企业办得好不好，一把手至关重要，不要杀了能下金蛋的母鸡。”

至此，褚橙效应到了胡海卿所说的第三阶段卖点“褚时健倾橙北京”，“倾橙有两层意思，一是橙子销量一直在突破，二是越来越多社会精英都在为褚老的精神所折服”。

引爆故事只是手段，重要的结果是玩转电商的残酷生存游戏。

“我们是媒体化电商。”胡海卿说，这是本来生活内部一致认定的事情。他们像媒体编辑部一样开展业务，称负责采购的区域买手为“记者”，买手搜集各地的独特产品上报给运营，后者为“编辑”。每周的产品会叫“选题会”，马拉松式的漫长又充斥着争吵，每个产品都需要讲出卖点，每人都想做“封面”或“特写”。

但与媒体不同，他们不光讨论“选题”，还要试吃“记者”们带来的各种食品。有一次，为了在4种大米中选出最好的一种，他们用4个电饭锅分别煮熟了然后挨个试吃，还不能有下饭菜，必须干吃，这样才能品尝出真实味道。
在多重考验中，褚橙却成为罕见的一次性通过的“选题”。本来生活西南片区“记者”推荐了褚橙，在场的人眼睛都亮了。杨学涛老家是云南，知道褚橙在当地已闻名数年，但还没打过全国市场。胡海卿以前做过多年人物报道，“褚时健是我们最想采访但采访不到的人物之一。”

当时是7月，本来生活还没上线，他们就部署这个“长线选题”了。巧合的是，一位有20多年农业经验的高层认识褚时健的外孙女婿李亚鑫（他在帮老人打理生意），很快就联系上了。正好褚老也在找云南外的市场，今年丽江给了他1500亩地，五六年后橙子成熟产能会翻番，他担心云南市场容量，双方一拍即合。

褚橙选品会上，那位“记者”说进20吨，大家鸦雀无声，被这个数字吓住了。之前他们进农产品以“盒”为单位，“进8盒还有4盒卖不掉，去找经销商退货”。但真跟褚老谈合作时，他们一咬牙，“我们先预订100吨。”（褚橙在云南的经销商多是以千吨订。）

现在后悔了。褚橙热卖后，他们催促哀牢山多提供点货。但褚老也没了，最后从别的经销商处匀了100吨。12月6日第十车，也是最后一车20吨，到12月底卖完后，这次褚橙电商狂欢就结束了。“要是当初订1000吨，我们就能供应到春节了。”胡海卿说。

下个引爆点是什么？“不能总做特刊，对吧？What’s the next？”五常稻花香米？广东德庆皇帝贡柑？建莲有机莲子？杨学涛说，也许是孕妇食品，真正在吃上面舍得花钱的是给孕妇和儿童。

但无论是什么，电商营销噱头背后的一个核心竞争力是库房。本来生活的库房占地4000平米，但仅用了四分之一，十几个货架按先进先出原则摆放着很多包装食品，再往里是冷藏区、生鲜区。“熟肉食品不能直接接触地面，要离地十厘米，”说起这些细节，一个粗犷的男人立马变得细致起来，“像橙子怕低温，晚上都要用棉被盖起来。”光是配送鸡蛋怎么不碰碎，都有很多学问。在推出“每日鲜”项目后，“我们真的是去京郊的鸡窝里面拿。”

看着媒体同行一个个变成仓储专家、物流专家、营销专家，让人感叹“忍看朋辈成新鬼”。杨学涛去看过国内几乎所有电商的库房，“有段时间我真的是飘着走路，强度太大。”

他不能不紧张。去年创业筹备时，他们还认为生鲜食品是蓝海，今年各大电商都来分食市场。除了1号店、中粮我买网、沱沱工社，今年6月和7月，亚马逊中国的食品分类中多了海鲜，淘宝上线生态农业，刘强东也借“京东爱情故事”推出生鲜食品。最大的民营快递公司顺丰速运也做电商屡败屡战，内部创业顺丰优选抢占进口食品市场。

除了学习、试错的成本，本来生活在快递方面成本也很高。它原本承诺在今年内都免运费（快递公司“微特派”是其兄弟公司），但这么多褚橙光微特派送不过来，它也跟顺丰等合作。

左手做快递，右手做电商，这是这个创业团队的特殊之处。他们有类似的职业轨迹：从南方报系到网易然后创业。某种程度上，也是丁磊将他们推向创业之路。网易系创业都很成功，李学凌创办YY，关国光创办快钱，唐岩创办陌陌……喻华峰，人称“老喻”，原《南方都市报》、《新京报》总经理，后任网易销售副总裁，2011年获上亿元投资，先后创办微特派和本来生活。

“老喻做过发行，对吃苦不抵触，”对自己的老板，杨学涛说，“这群人有底层情怀、道德上的优越感。”做快递他们想让快递员比顺丰的还有尊严，做电商他们说要解决中国人最担心的食品安全问题——以南方报系曾经的媒体精神为用户信任背书，当然，他们设立了专门的农产品独立检测实验室。

但媒体人转型做电商，要付出很多痛苦的煎熬。“垂直电商选择一个小众群体切入一定有市场，一定要做出特色，做有机就要做真正的有机产品，”原当当网COO、淘宝商城创始总经理黄若说，大多数电商犯下的最大错误就是不愿意往纵深发展，只愿意做横向平台，“纵深太苦，不是每个人都愿意做。”

老喻选择电商类型时拜访了国内100多家互联网公司。他推崇乔布斯，希望产品简单实用，“老头老太太，不会用互联网的人也能在网上买菜。”他习惯作战式管理，最爱说的话是：“我要不停地用鞭子抽你们！”在他看来，团队虽然做得很苦逼了，但仍然缺乏创业精神。他经常讲当年《南方都市报》创业史，“大家一起睡地板，5点钟就敲别人的门，不是屁股决定脑袋，而是脑袋决定屁股……”

但问题是，创业者再不疯魔不成活，世界上也并没有那么多“励志橙”等着你引爆。本来生活创业半年，有VC找上门来了。它自身对流量、订单、客单价（目前日均300元）、SKU的要求将越来越高。当一家创业公司成功后把天真无邪丢在一边，转而拥抱更加复杂的成人身份的时候，它都会有一种失落天堂的时刻。编辑/丁伟 刘坤 记者/李潮文 插画/张云开

怎样为领导写讲话稿
“用讲话争取老百姓支持”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刘斌 实习生 宋凌燕 夏以华
发自：北京 2012-12-21 08:28:51


平时，沈国庆靠阅读《人民日报》、《求是》和《新华文摘》熟悉上层精神，“要反复读，读多了机关的文风就来了”。

“一个好的讲话稿至少要有新内容，如果没新内容要有新提法，要是什么都没有至少你起的题目要有新意”。

做领导少不了要讲话，但怎么讲？

“在严肃的场合，比如做政府工作报告时，领导会照着稿子一字不差地读，半点发挥都没有。”华东一位地级市委书记的秘书对此颇有研究，“但如果是一个离职的告别会，领导很有可能会‘演讲’一下，把自己的思想和感情说出来。”

现实生活中，满嘴官话、套话的领导也有，不管开什么会，他们都“不加思考”地念稿子，既不用担责任，也不会出问题。

这一作风，正成为中央改进的目标。2012年12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议一致同意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其中专门提到“要精简会议活动，切实改进会风”。

事实上，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已率先垂范。11月15日，习近平在媒体见面会上做了一番简练、亲民、务实的发言。此后，李克强在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工作座谈会上，打断官员发言，要求不要念稿，并频繁即兴提问。王岐山则在反腐座谈会上，要求少说客套话，少用讲话稿。

“讲话稿”很少由领导本人一字一句写成，往往领导提供理念、思路、要求，再由别人代劳。对于相当一部分领导来说，“讲话稿”在可有可无之间：不念讲话稿是对秘书班子的不尊重，而照念讲话稿又是对台下群众的不尊重。领导讲话的艺术，恰恰就体现在“讲话稿”的产生和运用过程里。

谁给领导写讲话稿？

依照一般人的想象，写讲话稿肯定是秘书干的活儿，但事实并非一定如此。

在国务院部委层面，领导的讲话稿主要由研究室承担。一位中央部委官员说，他所在部委办公厅的主要职责是“办文、办会、办事”，不负责起草讲话稿。

省市的情况则不同。“市级领导的讲话稿，都是办公室负责起草，专业性的会议如果要请领导讲话，都是底下的部门先写，我们负责把关和修改。”在山东省中部某市长办公室工作的陈新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如果涉及综合性会议，比如经济工作会议、季度分析会等，则是各部门提供素材，办公室直接起草。”

从各地级市的机构设置看，市长往往单独配备一个写作班子，里面包括一位副秘书长（或者办公室副主任）、一个秘书，以及专门的“写稿团队”。副市长也有自己的写稿班子，“但人数要比市长少得多”。

陈新所在的市长班子，有五六个成员。市政府办公室下设服务不同领导的科室，从市长往下排号为一科、二科、三科等，“省里的配置类似，只是人数多一些，而县里人数则少一些”。

对于更基层的乡镇领导来说，讲话稿基本上要靠自己。不过，山西省中部某县的一个镇政府却是个特例。在县里写稿35年的老许已经七十多岁，因为镇上没人能写稿，特意返聘他过去帮忙。“镇长和书记的讲话稿都是我写的。”老许说，“至于村主任一级，他们基本上是口头汇报工作，如果需要上报材料，还是我写。”

高级领导有时也会自己写讲话稿。科技部一位刚刚卸任的司长，曾在上世纪90年代给前科技部副部长谢绍明当过秘书，“谢绍明可是在莫斯科大学留过学的，他自己写稿跟玩儿似的。”他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一位商务部人士介绍，商务部长陈德铭有时也自己动笔。比如据他所知，2012年3月18日，陈德铭出席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2”年会时，没有用起草好的稿件，夜里根据自己的思考，写了几页纸，带到会上做演讲。“领导亲自动笔写稿的情况虽然不多，但一些重大场合或自己有明确想法需要表达时，可能就会自己动手。”这位商务部人士说。

“领导是在教你一个思想方法”

从讲话的场合、对象和用途来区分，领导的讲话稿主要分为会议类、宣传类以及礼仪类三种讲话稿。不同领导的行事风格不同，讲话稿的写法也千差万别。

对于政府一把手来说，最重要的讲话稿就是政府工作报告。在北京市某区政府工作的王晓宇介绍：政府会成立一个四五个人组成的写作班子，“由研究室副主任主笔”。

从今年“十一”后，该区就把写作班子设在宾馆里，用两周时间集中写出政府工作报告的初稿，然后开始征求各单位意见。该区有七十多个政府部门，每个部门交上来的报告都一二十页，“为了把整个报告控制在1万字左右，一个单位干一年的活儿体现在政府工作报告里就那么几个字。”王晓宇说。

跟领导如何沟通政府工作报告，山东省中部某市的陈新前后已经历过四任市长。“第一任市长会亲自跟起草组一起研究初稿，然后给每个人分工，你写这段他写那一段。”第二任市长的风格就变了，“他在写稿前什么也不说，等写稿组运行后，他会要求写稿组写一个综合版，把所有部门的材料都弄在一起；再写一个精简版，让写稿组对材料做一个取舍。通过两个版本的比较，他提出修改意见”。

曾在无锡市委工作过的沈国庆，过去曾给几任无锡市领导写过讲话稿。他对南方周末记者说，“领导只告诉你要讲什么，至于怎么讲，都是你思考的过程。”

有一回，时任无锡市委书记要沈国庆写一个关于土地改革的稿子。“他说你看看美国怎么改革的，以色列又是怎么搞的。”沈国庆完全没概念，“从书记那出来后浑身都是汗，后背冰凉冰凉的”。他马上到图书馆借书看，文章全翻了一遍。后来他写成的讲话稿里没有一句提到美国。“其实领导就是在教你一个思想方法，让你打开视野，你就知道怎么写了。”他说。

“要比领导更了解领导，就像‘元芳’一样”

在领导身边“打工”，压力自然小不了。平时，沈国庆靠阅读《人民日报》、《求是》和《新华文摘》熟悉上层精神，“要反复读，读多了机关的文风就来了”。他还会仔细研究中央每次全会的讲话，真正做到“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因为经常一人身兼多职，县级政府的秘书往往什么都要懂。河南一位县委秘书告诉南方周末记者：“领导也在不断学习和成长，我身边的很多秘书都读了MBA以扩大知识面。”

一个普遍的共识是，在一个部门里，能写稿的人是稀缺人才。在一位中央部委官员眼里，“有思考，逻辑清晰，爱琢磨，是对写稿者的高要求。低要求是语句通顺，遣词造句没问题。”

为了达到领导的要求，写稿人必须要经常观察领导作风。曾在国资委写过两年稿的高辉说，“办公室主任要比领导更了解领导，就像‘元芳’一样。”

“必须达到一种‘有我无我’的境界”。依照沈国庆的理解，“有我”是说必须有强烈的责任心，想从哪里随便抄几句话那不行；“无我”是别把自己带进去，要假设自己是个领导，又要站在更高角度看问题。

写稿者贸然替领导“做主”是大忌。上述那位科技部司长在年轻的时候，刚开始给领导写东西，觉得自己还有点创新，写了不少想法，“领导上来就说了一通，哪是你写的，全给我拿掉。以后写东西必须有出处。”

必须学会时刻“对表”

事实上，许多重要会议的讲话稿看上去平淡无奇，其实句句都有针对性。

比如十八大定下的基调“稳中求进”，沈国庆就觉得有深意。“稳”不代表不发展，它是一种方法，根本目的是“进”。在他看来，中国一百多年屈辱的历史给整个民族带来一种落后要追赶的急躁想法。他认为，“中央提出‘稳中求进’说明国家总的精神不会出现大变动，把这个读出来，你的政治水平就上去了。”

政府工作报告里的话也并非空泛，“其实是高度提炼的话，可以展开很多。”北京市某区政府的王晓宇举例说，比如今年区里的工作报告要提出明年计划“大力提高师资力量”，“等到明年开政府工作会时，就要分解这8个字，怎么提高，什么时候开始，要明确下来。”

因为政府必须完成落在纸面上的任务。报告中要是写“明年实现GDP增长10%”，“如果他第二年没有完成，那么上级就可以质问政府领导”。王晓宇说，“要是不确定，话就不能说太满。可以改成力争增长10%，那样没有完成也没有关系。”

一位在中央部委担任部长秘书的官员认为，给领导写讲话稿必须学会时刻“对表”——对世界形势的判断、对国内经济情况的分析，不能脱离中央的基本立场。从实际情况来看，写稿的人“有跟不上趟的，但不会有反着来的”。

在起草讲话稿时，沈国庆特别注意用词的准确性，比如这件事做得很不错，就是“很不错”，比较好就是“比较好”，可以就是“可以”，“在某个场合必须出现这样的语言，你稿子里出现了就到位了”。

“一个好的讲话稿至少要有新内容，如果没新内容要有新提法，要是什么都没有至少你起的题目要有新意。”一位中央部委官员发现：“现在，各级政府和领导都特别注意在稿子里引用数据。”

“哪怕磕磕绊绊，但是说明你思考了”

领导到底怎么使用讲话稿，往往因场合不同而定。原广州市常务副市长苏泽群开会很少念稿子。“除非是一些党务系统的会，不能随便发挥，政治性要求比较高。”他曾经的一位秘书说，“给他写稿的人常有挫败感，基本上稿子只用最后四个字‘谢谢大家’。”

关于中央领导提倡讲话不念稿的原因，陈新认为，就是让你独立地思考、深刻地思考。“哪怕磕磕绊绊，但是说明你思考了，你在动脑子想。”

一位中央部委官员发现，许多领导的讲话内容是文件体，语句非常严谨，但大家不爱听；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看毛选、邓选，因为他们是在“说话”。“讲话其实不怕重复，要生动形象，有包袱，充满幽默感。”

这位官员曾经整理过朱镕基的现场讲话，他发现“朱镕基说得妙趣横生，过后整理成文字时也一环扣一环，相当有逻辑性”。

网络上流传甚广的“点燃正能量，引爆小宇宙”，也传递到官方的耳朵里。12月13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会见到访的美国前总统卡特时，就运用了网络词汇——中美双方要不畏艰难，勇于创新，“积累正能量”。

随着网络的传播效力日益增强，许多官员意识到，“要用讲话争取老百姓的支持，在琢磨讲话稿时，甚至要考虑到里面有什么话能当做新闻标题”。

（应对方要求，文中受访者均为化名。苏永通对此文亦有贡献。）

捐赠“紧缩” 美英慈善组织日子难过
英国《金融时报》 罗宾?威格尔斯沃思 伦敦报道


全球慈善业的困境趋于严重。如今小笔个人捐赠和大笔慈善捐赠仍在继续减少，而对非盈利组织服务的需求在不断增加。

慈善组织官员和专家不指望2013年出现真正复苏。作为大多数慈善机构的最大收入来源，个人捐赠在很多西方国家大幅缩水。由于资产在金融危机中遭受损失，慈善家和捐赠基金的大笔捐赠也出现了下滑。

美国的百万美元榜单(Million Dollar List)收集100万美元以上捐赠的信息。该榜单显示，美国的大笔慈善捐赠额已从2007年的430亿美元降至今年的110亿美元。

“很多非盈利机构的处境仍然极为艰难，”洛克菲勒慈善捐赠顾问(Rockefeller Philanthropy Advisors)总裁梅丽萨?伯曼(Melissa Berman)表示，“基层慈善机构接近那些受到重创的社会阶层，它们的处境尤其严峻。”


肯特大学(University of Kent)代表顾资(Coutts)银行编纂的《英国百万英镑捐赠者报告》(UK’s Million Pound Donors Report)估计，100万英镑或以上的慈善捐赠的总价值在2010-11年度连续第二年下滑，达12.4亿英镑。该数字至少是2006-07年度以来的最低值。

按实际价格算，英国的总捐赠额在2011-12年度降至93亿英镑，15%的跌幅为8年来最大。

政府紧缩也在影响大型跨国机构。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称，其2012年收入为34亿美元，下降7%。亚洲和拉美国家的强劲增长将总捐赠额维持在高位，但也有很多国家不得不削减捐赠。

在一些国家，尤其是英国，依赖公共领域外包合同的慈善机构也受到了打击。一旦紧缩计划实施，这些合同会首先遭到削减或取消。

译者/徐天辰

商学院学生为何学习竞选管理？
伊恩?怀利 报道


美国大选令人们对史蒂夫?亚丁(Steve Jarding)在美国哈佛大学(Harvard)肯尼迪政府学院(Kennedy School of Government)开设的“竞选与竞选活动管理”课程兴趣大增。这门课是哈佛商学院(Harvard Business School)为其MBA/公共政策硕士双学位学生开设的。

过去4年里，亚丁曾在马德里IESE商学院为那里的MBA学生教授类似的选修课。他管理并参与过鲍勃?克里(Bob Kerry)、马克?沃纳(Mark Warner)、约翰?爱德华兹(John Edwards)和吉姆?韦布(Jim Webb)等民主党参议员和总统候选人的竞选活动，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称他为“智慧、善于主动出击的战术家”，能够在局势不利的情况下取得胜利。

我问亚丁，商学院学生为何想要学习竞选活动管理？

亚丁回答说，因为竞选活动管理很重要。公共服务很重要，另外，政治有多疯狂，公共服务就有多疯狂，而竞选管理正是实现执政理想的途径。


亚丁说，竞选管理堪称管理领域中的蛮荒地带，也是一份可怕的职业：每天工作18小时，周末无休。但这正是取胜的根本。在那场令吉姆?韦布2006年赢得参议员席位、令民主党夺取参议院控制权的选战中，他认为自己功不可没。亚丁说，这样说似乎有些自负——但相信自己可以取胜是必须的。

亚丁还说，有的人或许不喜欢这套政治体系，但落选的候选人是无权执政的。他对学生说，这就好比有两座岛屿，一座岛屿属于“落选者”，另一座属于“胜出者”。糟糕的是，两座岛屿之间的水域水质肮脏，如果你想获得执政权，就必须淌过那滩脏水。不过，他说，自己也向学生们强调了价值观的重要性（希望他们听进去了），这样当他们从脏水中爬上岸时，还能记得自己是谁。亚丁说，他的职责是告诉学生如何取得胜利，其他因素则由学生自己决定。

我接着问，学生们真想参加竞选吗？

亚丁说，是的，即便是MBA学员也想。他说，一些学生认为自己不够有钱、或不够有办法，自己放弃了参选的权利。因此，他的这门课尝试揭开竞选神秘的面纱。比如，事实上，什么都懂一点儿就行了；如果不善于发表演讲，课程可以教你与听众交流的技巧；如果做过一些见不得人的事情，课程可以教你如何处理。

那么，这门课程是如何设计的？

亚丁说，课程首先要问学生的一个问题是，公共服务对你意味着什么？你参选的目的是什么？然后课程会带领学生们研究如何深入到统计数字背后、真正了解你所在选区的选民。你需要了解他们的担忧和不安，了解他们一家人一起吃饭时谈些什么。如果能深入到这个层面，你就更有可能让选民们支持你的“产品”，也就是你的候选人。

接下来，课程开始带领学生们研究如何制定竞选计划——如何募集竞选资金，如何做竞争对手分析，如何挑选竞选顾问，如何选择政策立场，如何组建政策团队。然后，课程还会带领学生们研究拉票技巧。

我接着问，你的学生中有没有竞选成功的？

亚丁说，他有一个学生曾当选为美国特拉华州议员，有两个学生刚刚当选为瑞士议会议员，还有一个学生参与了西班牙现任首相马里亚诺?拉霍伊(Mariano Rajoy)的竞选方案制定。他说，自己在亚洲还有一个学生，正打算竞选总理。亚丁说，他相信那个学生能赢，因为他学得很好。

亚丁说，在走进课堂教这样一门课之前，他原本对政治抱以极端怀疑的态度。但后来他意识到，一切都会好的。如果这门课程可以帮助美国和全世界产生更好的领导人，世界也会更加美好。

我最后问，为什么其他商学院不提供竞选课程？

亚丁说，他觉得一些商学院的想法是，自己的学生只想毕业以后出去赚钱。不过，没有必要把政治当终身事业。可以投身政坛十年，再回到商界。亚丁说，他对商学院学生的印象是，他们尽管想赚钱，但也理解自己在世上扮演的角色，明白企业和政府是互相依存的。他说，如果商学院能够揭开政治神秘的面纱，那么商学院也乐于见到自己最优秀的学生考虑从政。

译者/刘鑫

国税总局调降明年中央税收增幅至8%
2012年12月26日 16:19 来源于 财新网

比今年计划增幅低1.2个百分点；中央调低2013年税收增长计划目标，可为结构性减税留出空间，也可遏制追求经济粗放增长的体制惯性


　　【财新网】（记者 王长勇）财新记者获悉，12月25召开的全国税务工作会议提出，2013年中央税收收入计划增幅为8%，比今年的计划增幅低1.2个百分点。
　　2012年，中央公共财政收入预算中，税收收入预算数为5.3万亿元，比上年执行数增长9.2%。
　　12月16日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判断，明年经济增长下行压力和产能相对过剩的矛盾有所加剧，要求继续以稳中求进为工作总基调，同时提出“以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为中心”。显然，中央调低2013年税收增长计划目标，为结构性减税留出空间，也可遏制追求经济粗放增长的体制惯性。
　　上周召开的全国财政工作会议提出，2013年要结合税制改革完善结构性减税政策。这也是对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提要求的落实。财政部提出的减税改革和措施有：加快推进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工作，落实好支持小微型企业发展的各项财税政策，完善稳定出口政策，落实好其他各项税费减免政策。
　　目前，地方各级政府的收入计划，由地方政府各自制定，全国财政、税收收入预算指标中，地方政府本级收入预算数及增幅由财政部代编。
　　据财政部2012年预算草案，2012年公共财政预算中，中央财政收入约5.6万亿元，同比增长9%；由中央财政代编的地方本级收入约5.8万亿元，同比增长10%。汇总中央和地方预算安排，全国财政收入约11.4万亿元，同比增长9.5%。
　　虽然今年许多地方税收增幅低于预算目标，但从全国来看，税收收入仍可超额完成全年目标。税收增幅下降较大，部分由非税收入高增长得以弥补。
　　近几年，因减税改革和政策的执行，税收占财政收入的比重下降，非税收入占比相应提高。全国税收收入占公共财政收入的比重，约在85%-90%之间波动。
　　财政部月度财政收支数据显示，1-11月累计，全国财政收入约10.9万亿元，同比增长11.9%，高出全年预算增幅2.4个百分点。1-11月累计，全国税收收入约9.4万亿元，同比增长9.8%，高出全年预算增幅0.6个百分点。全国税收收入占财政收入的比重为86%。
　　2012年，全国GDP增长预期目标为7.5%。前三季度GDP增长7.7%。较多政府官员和经济学家预计，今年全国GDP增长将达7.8%。
　　以目前市场机构及学者预测，2013年中国GDP增长将超过8%，超过今年的增幅。这意味着，若财税制度和政策保持不变，全国财政、税收收入实际增幅将高于今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