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瓷器的官场生意
中国经济周刊 郭芳 简文超 2013-02-27

核心提示： 春节前后这段时间，因为严厉的反腐倡廉新政影响，冯骏的生意显得有些萧条，“风口浪尖上，大家都不敢出手。”


瓷器是景德镇的名片，是这个古城乃至古老中国一个充满了文化想象力的符号。

历史上的瓷都景德镇作为历代封建王朝的瓷器供给地，出类拔萃地传承和发扬了艺术陶瓷的制作水准。青花、玲珑、粉彩、颜色釉声名远扬，始终主宰着瓷艺的审美标准。传统的手工技艺则奠定了它 “世界瓷都”的地位。

然而，上世纪90年代，景德镇陶瓷因体制弊端及经营不善而日渐式微。就在景德镇陶瓷整体跌入低谷的时候，那些老工艺人和老匠人经营的家庭作坊，以艺术陶瓷和高仿市场支撑起了日薄西山的瓷都招牌。但手工艺人的自足、小作坊的局限、品牌意识的匮乏，加上市场的急功近利，恰恰成为了制约景德镇陶瓷产业发展壮大的瓶颈。

近年来，关于瓷器的想象与官场的灰色经济紧密相连。缘起于请托、招投标等名利之事，催生出来的巨大的礼品需求，支撑了景德镇历史上空前繁荣、兴旺的艺术陶瓷市场。但在浮躁、急功近利且失范的时期，这个看似已然勃兴的市场正在被异化并走向畸形。

它孕育了一个疯狂增长的艺术陶瓷时代，滋生了大量的仿品、赝品、劣品，批量生产了鱼龙混杂、良莠不齐的大师及伪大师们。这一切正在导致千年瓷都瓷艺术文化和传统手工技艺的衰退。

瓷都人不得不面临诸多尴尬：产业的羸弱、品牌的空白、“大师经济”的畸形。最可怕的是，面临千年瓷艺术文化和传统手工技艺的衰退——而这恰恰是“千年瓷都”的核心竞争力。

春节前后这段时间，因为严厉的反腐倡廉新政影响，冯骏的生意显得有些萧条，“风口浪尖上，大家都不敢出手。”

冯骏是景德镇从事艺术陶瓷收藏的资深藏家。他的主要客户是官员和富商。往年，春节前后是他生意最好的时候，“每到 10月份以后，市场一个月比一个月热，热到过完元宵为止。”但今年的情况有些不一样了。

“十八大”之后，中央“八项规定”、“六项禁令”相继出台，公款吃喝得以遏制，以传统高档保健品和烟酒为主的礼品市场明显回落。冯骏原以为因传统高档烟酒受限而溢出的需求会转移到艺术陶瓷市场上来，现在看来，这个判断有些乐观了。

虽然整个市场受到了一定影响，但像李纯林这样真正大的藏家受到的影响还是不大。

在过去的10年，他们亲历了景德镇艺术陶瓷市场的疯狂增长。而支撑起这个兴旺市场的是转型期中国庞大的官场经济。

冯骏和李纯林们希望风头赶紧过去，他们几乎很难相信，会因为新政的影响这个市场就此萧条。

官场“雅贿”与瓷器市场

这样一个市场是真实存在的。例如，儿子要当兵，送一个瓷器给首长很顺理成章；一家企业的项目卡在某个领导的手里，这时候，老板也许就需要送个百八十万的瓶子过去。

冯骏说，工作升迁、求人办事，都有需求。“你总得送一个体现价值的礼物以示尊重。送现金领导不一定敢要，但送个100万甚至1000万的瓷器，领导收了也不容易犯错误。它只是在特定市场环境下卖到了100万或1000万，但按正常的生产成本或价格则远低于此。”

瓷器因为没有明确的定价标准，一旦东窗事发，价格的模糊也可以成为很好的搪塞理由。

曾有纪委的办案人员就某位官员受贿的瓷器专门到景德镇找作者本人核实。根据这位大师的市场行情，那位官员收受的瓷器价格已经飙升到了500万元。但那位大师回复纪委说，这瓷器也就值5000元吧。之后，只能不了了之，事实也无法求证。

“收瓷器多安全，而且大师作品的价格随着时间的推移从小‘大师’到大‘大师’，升值空间很大。”瓷器价值的不确定性在权钱交易的灰色空间中被充分利用了。

这种不确定性，打破了传统礼尚往来中的等价交换原则，也使得瓷器成为了“雅贿”媒介。它价格模糊、隐蔽安全，同时又附庸风雅，因而广受灰色礼品市场的欢迎。

景德镇的艺术陶瓷市场就这样慢慢壮大。根据景德镇的官方统计，2010年景德镇市艺术陶瓷年产值达到50.9亿元，2011年达63.75亿元。

赵树新在景德镇经营一家官窑。

一位来自西北的客户向他定制了几套茶具：9个小杯、1个茶壶。“画都没有，就是白胎，一套50万元。仍用老工、老料，整一套的工艺和用料在市场上已经很罕见，纯手工制作，已经做了一年多，才做了一半，成功率很低，成本很高。”

历代官窑本来就很贵，从生意角度没法规模化经营。赵树新说，他做官窑主要是为了交朋友，交那种“跟钱过不去”的朋友。一般有人来找他做官窑，他都会劝说，你跟钱过不去啊？“但有些人就是跟钱过不去。送领导的，买官窑的居多。”

这是中国式的消费，与其他高端艺术品类似，正常渠道根本无法消化景德镇庞大的高端艺术陶瓷产量，虽然私人收藏这些年渐渐兴起，但官场里的生意仍然是这部分市场消费的主流。不同级别的官员分别对应着一个与之官衔要害程度相匹配的送礼价位。

高端艺术陶瓷的送礼人多是这十几年富起来的商人，他们的业务往往与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例如房地产商、承包工程和争取项目的老板们。这些人来自北京、上海、浙江、广东等发达地区的居多。

当地的另一位藏家李纯林告诉《中国经济周刊》，曾有一个开发商一次性买了一个亿的瓷器。来找李纯林的买家有很多也是房地产开发商。“这些人需要银行的贷款，也需要与政府打交道，他们往往是瓷器最大的需求者。”

也有房地产商或类似的大富豪转型做瓷器收藏，当然，这多带有玩票性质。他们会以瓷器为媒介，建立一个官商密切互动的高级社交平台，转而又为主业建立更加牢固和广泛的官商关系。

冯骏将来找他的人总结分类为这么两种：手里有权的和口袋里有钱的，一个是买家，一个是付钱的人。“大部分情况下，官员带着买单的人一起来，而买单的人一般是企业老板。” 领导带着随从，若看上某个瓷器便会询问价格。“我经历了这么多，学都学会了，赶紧报个价给他，如果他说，这个不错。也不现场买，第二天，那个买单的会回来找我想办法搞定。”

外省的官员则会通过本地的官员朋友介绍给当地的大师和藏家们。

接受采访的大师和藏家们告诉《中国经济周刊》，他们常常接待数百公里以外的某干部学院的学员，这些学员正在接受教育，但一转身，其中一部分人又出现在了景德镇藏家们的藏馆里或大师们的工作室中。

冯骏说，那些从他手里买了东西的官员都很感谢他，因为那些东西后来可不只是涨了一点点而已。“8年前，广东省一位官员从我手里买了一块瓷板，当时的价格是13万，现在238万都不止。买对了人的作品，就跟中签一样，一直往上飙，涨得比房价还要快得多。”

不少官员会拿一些别人送来的瓷器，请相熟且值得信任的行家帮忙鉴定。行家们发现，不少真正的好东西在官员手中，“尤其是热门领导手中。”

而帮忙转手兑现似乎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冯骏说：“一般会以低于市场价20%的价格给我，这些东西放在他们手里也没用，还不如变现。”

但急于出手卖掉的毕竟是少数。李纯林分析：“一方面，知道卖不了预期的高价；另一方面，事情总会败露出去的，怕传出去人家说这个人全卖掉了。”

官员是大师们的上帝

经常会有官员找冯骏、李纯林这样的藏家，打听某位大师作品的价格。官员也喜欢借藏家的眼光帮他们推荐一些好东西。

李纯林告诉《中国经济周刊》，现在送给领导的东西必须遵循两个原则：第一，讲名气，大师名气越大越好；第二，讲价格，价格越高越好。“因为领导们之间也爱比较，自己拥有哪位大师的作品。”

事实上，没有一定的鉴赏水准，一般人很难判断一件瓷器的价值，因此，大师效应成为简单迅速的衡量标准，大师的名气而非作品本身的艺术价值成为了市场的定价标准。国家级大师的作品动辄几十万、上百万，职称成为了瓷器价格的放大器。这也使得景德镇的艺术家对评职称趋之若鹜。

大师们很乐意与官员们交往。他们甚至会想尽办法吸引官员到来，因为这些人会带来买单的人。

景德镇瓷器的兴旺与庞大的官场需求之间的关系紧密而微妙。“没有官场生意，怎么养得起这么多大师？某种程度上，盛世的大师们就是由整个官场里的生意滋养起来的。”一位河南籍的省级大师向《中国经济周刊》坦言。

如果说顾客是上帝，那么，官员群体便是大师们的上帝。大师们很喜欢说，哪位大领导或大领导的老婆喜欢他们的作品。

在一个区域范围内，高级别官员，尤其是处于塔尖上的那部分官员的兴趣喜好，对该区域的官场兴趣喜好风潮，有很强的导向作用，官衔从低往高，纷纷效仿跟随，以求跟上级领导产生共同的话题，甚至“情感上的亲近”。

如果哪一件作品能获得某位高级别领导的中意，那么这位大师的其他作品很快也会水涨船高。

上述河南籍大师的作品正是被景德镇的某位局长看中之后才开始走俏的。“刚开始来景德镇那几年确实很难，局长来了之后好多了。”

官员们因此往往能以低于市场价位很多的价格拿到大师的作品，半卖半送已经是常态。

稍上档次的藏家或大师的宴客厅，墙壁上悬挂满了与高级别领导或政要的合影或留影。李纯林的宴客厅也不例外，挂满了从江西省内的高级别官员到国家部委的高级别官员的留影，或与他的合影。他乐于逐一向客人介绍来访过的贵客。

李纯林手里有一个本子，详细记录了哪个领导喜欢什么样的东西，他因此很清楚领导们的喜好，领导们也喜欢找他。

“现在有一种不好的风气，一些所谓大师到了一个地方就想办法将他的瓷器送到什么地方去，送过去了以后，就说某个领导喜欢他的东西，或哪个部门放了他的东西。”李纯林承认，那确实会有很好的广告效应。

李纯林也曾经因此获利。某部委的新办公大楼落成，地方各省厅都赠送礼物以示祝贺。江西省厅从李纯林这里订了一个瓶子送去北京，摆在新大楼里。结果不到一个月，一个与该部委有项目往来的商人便找过来向他订了20件瓷器送给领导，总价100万。

景德镇的官员不只是热衷于瓷器收藏，许多官员还热衷于瓷器的创作。江西省政府的一位高级官员，他的另一个为人熟知的身份是中国陶瓷工艺大师。

2010年，时任景德镇主要领导的他被评为中国陶瓷工艺大师，这在当时引起轩然大波。

业内人士公开质疑其评选大师“程序不合法”。据知情人士透露，在江西省报送北京的35人名单中，并没有这位官员。但最后在公布的名单中，他的名字赫然在列。

据当地圈子里的人透露：该官员喜欢搞一些陶瓷艺术交流活动，“他常用自己的作品与那些著名大师的作品进行互换”。

业内大多数人对他业务能力的评价是：能画一点东西，但算不上名副其实。他虽被评上了国家级大师，藏家们却很少收藏他的作品。

不过，这并不影响当地商人对他的作品趋之若鹜。

在上海举办的一次瓷博会上，这位官员的作品成了景德镇大师里面卖得最好的，“其他人的都卖不动，就他的被一抢而空”。

事实上，景德镇对瓷器热衷的官员还有很多。

在景德镇一位国家级著名大师开办的艺术培训班上，经常能见到当地官员的身影。陈翔也是培训班的学员，每周六都会去参加培训，他的同学中，不乏政府等各级别的官员。“大多数是为退休做准备。”

李纯林说：“人们其实并不反对官员有情操、有爱好，更不是反对官员发展职务之外的才华，人们反对的只是可能发生的权钱交易，基于官员的特殊身份，很难分辨你卖的是作品还是权力。”

李纯林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当地一位在任官员画了瓷器，送到藏家的卖场去卖，标价6万。隔天，他带一个求他办事的人一起去看那件瓷器说，“这个瓷器真好”。求他办事的人不动声色地赶紧买下送给他，瓷器于是回到了他家里。再隔天，他又把那个瓶子放到卖场去卖……

说完，李纯林特别又强调了一下，“这是真事”。(应采访者要求，文中部分名字为化名)

“大部制”这五年
财经 翁仕友 2013-02-27

核心提示：大部制改革五年，部门间职能交叉、权责脱节的问题没有根本解决，大而不合的现象突出，涉及核心部门的改革举步维艰。


大部制改革五年，部门间职能交叉、权责脱节的问题没有根本解决，大而不合的现象突出，涉及核心部门的改革举步维艰。而调整部门内部治理结构，是下一步深度改革的重点

按照既定日程，即将召开的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将听取、审议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除了为加强市场监管和社会管理等目标而新设定部委外，完善2008年“大部制”改革中组建的五个部委亦是工作重点。

五年前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突破性地将政府机构改革的方向确立为“大部制”，政府机构改革不再以精简机构和人员为主要目的。当年3月，国务院组建了工业和信息化部(下称“工信部”)、交通运输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下称“人社部”)、环境保护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下称“住建部”)，通过试点，渐进推进“大部制”改革。

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下称“中编办”)及学界研究机构都曾对五个大部进行过评估，对于“大部制”改革的方向和取得的成绩给予高度赞扬，同时也指出了改革后出现的职能交叉严重，部分职责难以履行等问题。

在中国政法大学党委书记石亚军教授看来，原有5个大部的改造和完善，以及发改委职责的科学确立是十八大后政府机构改革的难点。

“怎么把这五个大部完善起来，还有许多工作要做。说实在的，这比新建几个大部更难，因为它已经建立、运行了五年。”石亚军说。

大部制得失

部门间职能交叉、权责脱节的问题没有根本解决；内设机构之间整合不到位；职能转变尚待深化

一组并不复杂的统计数据，可以简单明了地透视2008年“大部制”改革的力度与成效。

在上一轮政府机构改革中，涉及到的政府部门15个，减少了正部级机构4个，撤销议事协调机构26个，中央各部门取消、下放和转移职能70余项，加强了宏观调控、能源管理、环境保护等职能160余项。

“最大的成绩是明确了政府机构改革的方向和目标。”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副秘书长沈荣华认为，十七大提出探索“大部制”是一个历史性突破，改变了以往机构简单增减的做法，同时促进了政府职能的转变。

2009年7月至2010年3月，负责联系国务院各部门的中编办二司分两批对62个部门进行了评估，在各部门自评基础上，中编办二司组织了8个评估组对国家发改委、工信部等20个部门(重点是新组建和职责调整较大的部门)进行了实地调研评估，并分别形成评估报告。

在肯定“大部制”成绩的同时，评估组也发现了一些问题，例如有些职能调整、职能转变的要求和措施没有得到落实，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干预仍然过多；部门间协调配合还需加强，一些职责分工还需细化、明确；各部门普遍反映机关人手紧张，呼吁增加内设机构、领导职数等。

中国政法大学“中国行政管理体制现状调查与改革研究”课题组曾对全国14个省、市、自治区28个地方政府机构改革典型进行了全面摸底，同时对5个大部进行了专门的调研、评估。

该课题组首席专家、中国政法大学党委书记石亚军告诉《财经》记者，中国特色“大部制”搭起了架子，立起了牌子，迈起了步子。但是这种“大部制”改革是外延式的，是政府职能的横向转移、拼接，难以解决政府职能整合这一核心问题。

综合多家机构的评估报告及《财经》记者的调查可以看出，“大部制”通过对职能相同或相近部门进行整合、归并，减少了部门间职能交叉、相互扯皮现象，大大提高行政运行效率，但是2008年“大部制”改革暴露出机构之间、机构内部司局间整合不到位问题，个别部门职能交叉重叠现象严重。

其一，改革后，政府机构数量依然偏多，各部门间职能交叉、权责脱节的问题没有根本解决。

目前，政府组成部门28个，加上直属机构、直属事业单位、办事机构近70个。从发达国家来看，国务院组成部门以15个-18个为宜，因此，政府机构整合空间巨大。

在职责交叉、权责脱节上，仍需深化改革。以保障房建设为例，发改委拥有住房保障的项目审批、中央财政性建设资金安排权，当住建部门需要管理廉租房、农危房改造等建筑工程的质量、面积、安全时，无法获取发改部门掌握的相应资金。环境保护职能依然分散在环保、发改委、林业、水利、国土、海洋等多个部门，且多个分管部门之间的职责关系并未得到明确规定。国家发改委、铁道部、公安部、住建部等部委依然承担着部分交通管理职能。

沈荣华通过调研发现各个部门之间关系没有理顺，从横向上看，没有达到有机统一。国家发改委宏观管理，实际上也管着各个行业，并替代了行业部门的决策权和监督权，工信部、住建部、人社部等行业部门虽然在行业里管政策、标准、规划，但是很大部分权力在发改委、财政部，造成了行业部门有职责无权力，权责脱节。

其二，内部机构大多整合不到位，司局之间职能交叉严重，沟通协调成本高。“大部制”部分解决了部门之间沟通成本高、运行效率低的问题，但改革后，这些问题内部化，亟待进一步解决。部委的一些官员希望实行“大司局”、“大处室”设置。

“名义上是大部，实际上是邦联，部的内设机构保持原有系统色彩，独立运行，工信部是这样，住建部、交通部也是这样，怎么把这五个大部内设机构之间的邦联关系变成联邦，变成一个整体，这是要做的工作。”石亚军说。

其三，职能转变不到位，大部制改革促进了政府职能转变，但是上一轮改革后，在政府越位、缺位这些问题上没有根本解决，比较突出的例子是发改委、财政部，这两个宏观调控部门既管宏观又管微观，规划、审批、监管均有涉猎，限制了其他部门职能的履行。

除此之外，机构设置上下对口关系没有理顺，虽然2008年“大部制”明确不搞“一刀切”，各地可自行探索，但是由于条块部门的干预，地方政府实际上没有选择空间，只能“照葫芦画瓢”进行机构设置。

同时，在实际操作中，还存在领导职数超编、基层部门人手紧张等问题。

工信部“爬坡”

“有职责无权力”现象在大部制中并不少见，强势部门不放权是主因

工信部的成立，出乎许多官员和学者的预料。作为2008年“大部制”改革试点，工信部改革力度大、范围广，此后运行中暴露出的问题也“最为典型”。

根据《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工信部整合了国家发改委的工业行业管理职责、国防科工委核电管理以外的职责、信息产业部、国务院信息化工作办公室四个部门职责，管理两个国家局(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国家烟草专卖局)。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技术经济研究部一位专家曾向《财经》记者透露，工信部设立和中国仍处于工业化大发展阶段有关，在发达国家实际上并没有类似的大工业部。因而工信部的设立并无先进经验可供借鉴。这给部门组建带来不少挑战。

该部以原信息产业部为班底而建，但由于办公地点过于分散，造成管理困难，同时由于整合部门众多，人员的思想认识、工作习惯差距较大，组建之初难度颇大。

改革后，工信部主要职责15项，由24个内设机构负责完成，虽然明确坚持一件事情原则上由一个部门负责或牵头负责，但实际上该部内部司局之间职能交叉、重叠现象并未减轻，仅管理电子的司局就有6个，由此可见一斑。

比起内部掣肘，更大的困难来自外部，即与兄弟部门之间职能交叉、重叠的制约。

2010年3月，在中编办对各部委中期评估时，时任工信部部长的李毅中专门撰文总结工信部“大部制”得失，李毅中称该部改革处于“爬坡”阶段，体制等深层次问题突出，严重制约了大部门制效能的发挥。

李毅中在文章中称，从职能配置看，由于多种复杂原因，职责到位仍然艰难。比如，工业固定资产投资、生产要素协调保障缺失，存在责权不一致的情况。抑制产能过剩和重复建设、兼并重组、淘汰落后、节能减排、推进“三网融合”等重点工作推动难度很大。

这种职责边界不清，导致工作效率下降。以固定资产投资为例，工信部具有工业固定资产投资方面的职能，但是国家发改委也有该职能，两边就“打仗”，在申报项目、审批项目和重大工业问题研究决策上容易出现分歧。

工信部管理工业的职能曾分散在发改委、国资委等部门，“大部制”改革后，这些职责划归工信部，但是投资审批、标准、规划制定等权力和手段未相应划转，这导致工信部履行行业管理职能面临没有手段的难处。

“有职责无权力”现象在大部中并不少见。上述专家介绍说，部门利益造成一些强势部门以“这些手段对宏观调控至关重要”为理由拒绝放权。

因而，“大部制”改革以前，行政管理体制中存在的所有问题，现在依然存在。比如说，职能交叉问题，不但没有改变，在某些方面还比较严重，发改委、工信部、交通部、商务部、住建部、环保部、水利部在很多职能上都交叉。

从工信部的运行得失可以看出，“大部制”是解决机构重叠、职责交叉、政出多门的有效途径，但是并非一试即灵的“灵丹妙药”，“大部制”亦有自身的局限性，需要在实践中摸索解决之道。

求解“大而不合”

部门利益是造成机构重叠、职能交叉现象严重的根本原因，也成为“大部制”改革顺利推进的拦路虎

在新组建的5个大部中，工信部、交通运输部、人社部由于涉及多个部门的重组、整合，反映出的问题更为突出，而环保部、住建部则是在原有部委基础上扩权或职责增加，相对而言，新增的矛盾较少。

交通运输管理涉及公路(市内运输、长途运输、高速公路、农村公路)、铁路、航空、水路、管道、邮政等多个领域，涉及部门众多，部门利益复杂，整合难度极大。“大部制”改革后，交通运输部同样面临与其他部门职责交叉等问题，但是各方反映更多的是“部外局”问题。

2008年政府机构改革中，民用航空局和邮政局划归交通运输部管理，虽然方案起草时已经动议合并铁道部，但是最终因国家大规模建设铁路之需和铁道部强烈反对而未能成行，留下遗憾。

“民航、邮政合并了，但是内部怎么整合不明确，应该说是机构改革方案制定得不够缜密。”上述参与评估的专家认为，部管国家局实际上变成了“部外局”。

“中国行政管理体制现状调查与改革研究”课题组认为，部与部管国家局之间的关系并非“管理”一词所能概括，其中包含多个具体问题，例如管什么、怎么管、人员怎么融合、文化怎么融合。

根据《国务院关于部委管理的国家局与主管部委关系问题的通知》(国发【1998】12号)规定，部委管理的国家局具有相对独立的法律地位，有自己的印章和人事、财政权，部委对其没有实质的管理权，最多只是名义上的管理。

据悉，随着“大部制”改革深入推进，铁道部亦将并入交通运输部。届时，大交通部门将面临更复杂的部与部管国家局的关系。两者能否合理分工、协调配合，势必会影响综合运输体系优势的发挥。

人社部是在原来人事部和社会保障部基础上组建而成，新成立的国家公务员局由该部管理。由于新部的工作人员来自人事和社保两个完全不同的系统，因而在组建以后面临“融合性不够”问题。

从社会保障角度来看，社会保障部和民政部业务接近，二者整合更符合“大社保”构想，不过国务院最终定为现有的人社部。

人社部的成立并未消减其与职能相近部门的“磕绊”，一位不愿具名专家举例说，贵州人社厅成立后，农民工再就业教育培训职责划入该部门，但农民工再就业教育培训的经费却留在民政厅，造成培训工作开展不顺。

部门利益是造成类似现象的根本原因，也成为“大部制”改革顺利推进的拦路虎。

发改委下一步

涉及发改委的改革方案很复杂，最后如何定要看各方的博弈

“发改委是大部制或者说内涵式大部制改革的晴雨表。”石亚军建议这一轮大部制改革要科学设置发改委职能，及其与其他部委职能的实质剥离。

据悉，新一轮大部制改革将对权力过于集中的部委有所“动作”，有“小国务院之称”的国家发改委或将成为重点“关照”对象。

知情人士透露，改革的核心是让发改委从微观管理中抽身，将其项目审批权、经费审批权等具体权力剥离出来，下放到具体组成部门。“如果发改委没有这个权力以后，政府机构平行等差问题就会有很大的改变，也会给解决行政资源割据带来契机。”

位于北京市月坛南街的国家发改委，成立于1952年11月，在国务院组成部门中，它是名副其实的“超级大部”，其职责包括国民经济规划、产业和投资政策、体制改革等，职责之宽在该委处(室)设置上可见一二，各个行业部门在国家发改委均有相应的处(室)对应。

2003年3月，国家计委更名为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此次调整，将原国家经贸委的行业规划、产业政策、经济运行调节、技术改造投资管理、多种所有制企业的宏观指导、促进中小企业发展以及重要工业品、原材料进出口计划等职能，划归国家发改委，是一次名副其实的扩权。

在国家宏观调控体系中，发改委的地位越来越高，同时由于权力过于集中，不易监督而备受争议。2008年“大部制”改革前，改革国家发改委的呼声甚高，更有甚者建言一撤了之。在2008年3月份审议通过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中明确规定，国家发改委将进一步转变职能，减少微观管理事务和具体审批事项，集中精力抓好宏观调控。

但是实际上，“大部制”改革之后，发改委虽剥离了部分职能，仍然是“无所不能，包打天下”，依然掌握着各行业规划、产业政策制定、中央财政性建设资金审批权、改革试点审批权、一定规模以上投资项目审批权，甚至“就连方便面涨价、汽车厂商上什么车型都得发改委下文”。

2009年，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国家推出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掌握项目审批权的发改委被委以重任，发改委的职能和权力实际上被加强。

在业内人士看来，发改委应该主要集中于规划、统筹、协调，而非一个全能的大部，知情人士透露，“(涉及)发改委的改革方案很复杂，最后如何定要看各方的博弈了。”

2013年“大部制”改革将更加突出政府职能转变，通过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减少对微观经济活动干预，发挥市场的配置作用，同时完善宏观调控体系和制度。从这个意义上说，政府职能转变的一个重点就在于合理确立发改委的职责。

内部治理待破题

调整部门内部治理结构，是下一步深度改革的重点

“大部”职能宽、权力大，存在内部协调困难，不易监督等现实问题，因而在部门内建立合理的治理结构十分必要。十七届二中全会提出了决策、执行、监督相互分离，但是2008年“大部制”改革并未在此有所突破。

作为中编办的试点之一，深圳市较早探索实行“委-局-办”模式，其中委侧重于决策机构，局侧重于执行机构，纪检、审计为监督机构，从而实现决策、执行、监督分开。

但是由于委、局在行政级别上平级，执行局对于决策的执行有较大自由裁量权，造成执行不顺，“没有办法形成决策-执行的链条”。

据悉，工信部也曾动议按此方式设置内设机构，但是由于中央未有明确规定，最终作罢。

沈荣华介绍说，英联邦国家实行的是决策、执行、监督治理结构，政府机构中一部分是政策局，专门制定政策，协助决策部长制定政策，另一部分是执行局，大部分公务员在执行局工作。而执行局有多种形式，有的是部的下属机构，有的是社会化机构。

德国、法国模式和中国较为相似，职能司局参与制定政策，也监督执行，有的就是纯粹执行，这种局部分开的模式不同于英联邦国家的彻底分开。

沈荣华认为，从国情角度来看，不能完全照搬英国模式，中国和德国、法国、日本比较接近，职能司局主要是执行政策、监督执行，不是自己具体执行。如果有些事务属于中央管理的，需要执行，则成立专门的执行局，从而实现部分分开。

按此构想，决策宜在部层面，执行在内设司局，部的直属事业单位也是执行机构。以交通运输部为例，部成立民航决策咨询委员会(以民航人员为主，部内人员及社会专业人员为辅)作为决策机构，民航局为执行机构，纪检、审计、财务部门发挥监督作用。

但是这种治理模式的设想并未取得共识，部分人士认为决策、执行难以分开，实施分开的难度大。因而在政府机构改革方案中，往往只涉及机构的合并，对于部内司局之间的治理结构并未触及。

“决策集中化、执行专业化、监督独立化，用这种结构把机构定位下来。”沈荣华认为，调整部门内部治理结构，是下一步深度改革的重点。

王维嘉：自保、自治、自律——企业家NGO的公共诉求

　　作者王维嘉系中国企业家论坛（亚布力论坛）创始终身理事；欧美同学会2005委员会共同创始人，第三任理事长；数字中国联合会共同创始人，常务理事；阿拉善SEE协会创始会员，第一任章程委员会主席，第三任副会长。

　　在过去十年中我不经意地深度介入了四个有影响力的企业家组织。在亚布力论坛中我是除了陈东升理事长之外唯一一个连续十三年参加年会的理事。在其他的三个组织——阿拉善企业家生态协会（SEE），欧美同学会2005委员会和数字中国，我都是创始人或创始会员之一，也成了干活较多的人。

　　企业家办的NGO无非是按地域、行业、经历或者是社会议题划分。我们亚布力论坛，既不是按行业也不是按经历也不是按社会议题划分的，更多是按价值观划分。

　　分析企业家NGO的形态可以有这么两个主要维度。一个是利益诉求的方向， 从个体，到企业，到行业，到社会（注意，这里没有价值判断）。第二个维度是治理结构，一类属于比较松散或者是灵活型的，另外一类属于治理比较严密的。通常由少数个人主导的组织，它的治理结构相对来说会采取比较灵活的结构，或者说少数熟人在一起，就会用灵活的结构。因为不需要太多烦琐的章程。但是当一群生人在一起，人数又比较多的时候，只能采取比较严密的结构。


企业家NGO的利益诉求和治理结构

　　我们可以用上图把企业家NGO都标注出来。横轴是治理结构，纵轴是利益诉求。凡是有明文章程的都在纵轴的右侧，如果没有明文章程而是靠大家默契的在左侧。凡是公共利益的都在横轴之上，小于行业诉求的都在横轴之下。

　　阿拉善SEE是2004年成立的中国第一个企业家环保组织，有近200名会员。SEE的利益诉求是完全公共的，不仅和我们会员企业的利益一点关系都没有，甚至跟行业利益都没关系，纯粹为了环保。SEE的治理结构是中国企业家NGO里面最严密的，对章程的执行也最严谨的。亚布力论坛是成立于2000年的关注中国经济发展特别是民营经济的一个企业家组织，有近百名理事。它的诉求也是非常公共的，但是毕竟关心民营企业还算是一种自利的需求。因为亚布力论坛创始理事是一帮朋友，所以治理上比较灵活。

　　数字中国囊括了中国高科技行业和风险投资行业的上百名著名企业家。 它是一个行业的利益诉求 。也是因为由几个比较熟的朋友创建，因而采用比较灵活的治理结构。

　　欧美同学会2005 委员会由200名中国最有影响力的海归组成，理事们有企业家，大企业主要负责人，著名学者，律师，媒体人和艺术家。它的主要使命是联谊海归精英，汇聚全球智慧，和推动社会进步。 2005有比较明确的章程和较严谨的治理结构。

　　各地的商会更多是关心自己企业的利益， 通常商会都有明文章程，但各商会对章程的执行程度不同。目前中国还有许多私人基金会，基金会的利益诉求通常是公共的，如果捐助人是一个人或少数人，运作基本按照捐助人的意愿进行的，除了少数之外，大多没有严密的治理结构。 SEE资助很多中国的草根环保组织。我在担任SEE副会长时负责SEE基金会。发现很多小的NGO，他们是公共的诉求，但是没有严密的治理结构。

　　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圈子，如红酒俱乐部、高尔夫俱乐部。那就纯粹是个人的诉求和非严密的治理结构。

　　企业家NGO特别是公共组织的诉求可以分为三个层面：

　　第一是在生存这个层面，我们要自保。

　　第二是在获得社会的认可这个层面，我们要自治。

　　第三是在对社会负起责任这个层面，我们要自律。

　　自保就是争取最基本的生命权和财产权。生命权和财产权，以及由财产权衍生出来的创业权是欧美普通民众在18世纪已经取得的天赋权利。 我们要争取的生命权和财产权与这个社会所有其他群体，譬如白领和农民是完全相同的。

　　过去几年发生在重庆的唱红打黑给全中国的企业家带来了巨大的震撼。 重庆事件告诉我们，企业家的生命和财产是没有保障的，生命是可以用比渣滓洞更残忍的手段摧残的； 财产是可以任意没收的。去年9.18各地的在民族主义口号下的打砸烧告诉我们一个普通市民的财产是可以随时被烧掉的，头是可以被砸破的。这两件事的发生都有深刻的社会背景，绝非偶然。在任何一个法治国家，打击黑社会都是正常的。最支持打黑的其实是企业家，特别是没有特权的民营企业家，因为黑社会的特点就是暴力垄断市场，进而使守法的企业无法经营。企业家中当然有犯罪的也必须接受法律制裁。 但大量事实已经证明重庆发生的是罗织罪名，严刑逼供，假证假供，编造纪录，严重践踏法治的人身迫害。

　　虽然这只是在一个城市，一段时间内大面积出现的情况，但如果不是那件极为偶然的公安局长夜奔美领馆事件， 谁能保证重庆模式不会在中国大面积复制？值得我们警醒的是，重庆大面积迫害企业家并不是孤立的，是过去十年来大的政治气候积累的爆发，重庆的事情也不是偶然的，是有着深厚的制度背景的。看到一篇文章说，重庆打黑是有宪法背景的。为理解这句话，我特地查了2004年最新修订的宪法。以下是宪法中的相关条文：

　　我们的国家体制：

　　“第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即无产阶级专政”

　　查遍了所有词典，发现“专政”只有一个英文翻译：“dictatorship“。 而”dictatorship“ 更常用的中文翻译是 “独裁“。全世界在宪法中明确表明自己是专政国体的只有两个国家。

　　阶级斗争还要搞吗？

　　宪法里说，“在我国，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但是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

　　所有制的不同待遇：

　　“第六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社会主义公有制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 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 ”

　　财产的不同待遇：

　　“第十二条 社会主义的公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

　　第十三条 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

　　任何一部宪法中保护的财产当然是合法财产，为什么私有财产前面要特意加“合法“二字呢？为什么私有财产不可以和公有财产一样”神圣不可侵犯呢“？当法律的自由裁量权非常宽泛时，当指认财产“不合法”非常方便时，公民的私有财产就非常容易被侵犯。 这正是在重庆发生的。

　　除了宪法外， 还有大量的刑法和各类法律法规的规定，比如劳教制度等都严重地威胁着公民的生命权和财产权。著名律师陈有西在微博上说：“中国刑法八个修正案，市场秩序方面罪名已发育到112个。罗织很方便。抓起企业家，随便可弄到五个罪以上。不移民就是进去 。中国刑法分则不简化合并，这类吓走富人的现象会愈演愈烈。”

　　看看其他省市不时出现的非法迫害企业家的事情就可以知道，只要这个国家还是一个专政国家，只要宪法内的歧视性条款还在，只要可以被滥用的刑法和法规不修改，类似重庆这样大面积侵犯公民的生命权和财产权的事件将不会是最后一次，重庆也不会是最后一个地方。只要侵犯生命权财产权的理念堂而皇之地存在，侵犯到每个人自己头上就只是时间问题。 在西方18世纪就解决了保护生命权，财产权，言论自由等基本人权； 19世纪解决了取得以普遍选举权为首的政治权利； 20世纪解决了男女平等，种族平等等社会权利。 而我们的当务之急是争取保护自己的生命和财产。

　　企业家第二个层面的诉求是自治。为什么要自治？因为只有自治才能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中国是有自治传统的国家，唐朝的时候大概有三万的官员管理九千万的老百姓，官民比例是1：3000；清朝是二十万的官员，四亿的百姓，官民比例1：2000； 民国是五十万官员，五亿百姓，官民比例1：1000。今天由纳税人养活的各种公务员非公务员大约有七千万，官民比例1：19. 虽然这个数据可能有误差，但数量级是不会错的。

　　在过去中国传统社会， 这么少的官员是如何管理这么多百姓的？民国时，贵州一个县总共只有12个官员，怎么管理大概20万的老百姓呢？秘诀在于依靠几百个志愿者，这几百个志愿者就是信奉孔孟之道的乡绅，他们出钱出力出时间来修路修桥办教育办慈善，解决乡里纠纷。1949年以后，中国学习苏联把社会变成一个原子化的社会，这样的统治就需要”一竿子插到底“，由政府把所有的事，所有的人统统管起来。这种统治需要把社会的所有自然联系全部打散，因为任何一种人群中的自然联系都可能不利于这种统治。这样管理的成本必然大幅度增加。而且当这种一竿子插到底的管理模式出现危机的时候，社会一定会乱。

过去十几年中国财政收入每年是以高于GDP增长的速度在增长。但维稳费用增长比财政收入要快得多，根据清华大学的一个研究，2009年的财政收入为68447亿，增幅11.7％， 而维稳费用为5140亿人民币，占当年财政收入的7.5％，年增幅达47.5％。 如果以2009为基数，按这个速度增长下去，到2019年把全部财政收入作维稳都不够。当然维稳费用不可能每年都以47.5％速度增长，但只要显著高于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就一定不可持续。

　　社会自治的最大好处就是由民间自愿地负担了大量的社会管理成本。当志愿者（如乡绅）出于自愿在管理社会时，他们花钱花时间花得高兴，因为这种为社会的服务给他们带来了尊严和荣誉。 但传统的自治和现代的自治有什么区别呢？下图给出了比较：


传统自治和现代自治的区别

　　传统的自治主要基于熟人的自治，依赖于宗族或者是地域；自治的中间力量要是士绅阶层；他们信仰的价值观和皇权官府是一致的， 就是孔孟之道。今天由于社会的流动性，社会组织形式基本上是基于生人的，生人只能基于契约。今天社会自治的中坚力量毫无疑问是企业家。和过去乡绅类似，由于企业家在经济活动中的地位和影响力决定了他们必须要为社会作贡献。 在今天全球化时代，为了中国成为一个文明国家和世界上受尊敬和有影响力的国家，我们需要信奉人类的普世价值。

　　NGO的内部治理为什么重要？因为NGO的内部治理是我们自治的基本的资格。如果你连你自己的小组织都管不好，你凭什么说你有能力负更大的社会责任。这种内部治理同时也是一个实践。今天在中国，70岁以下的人从小都没有自治的训练和实践， 包括大部分的海归，都要从头学习。

　　阿拉善SEE一直很头疼的一件事，就是媒体对我们的环保工作的兴趣不大，一报道就是我们的治理结构，选举和章程。 成立SEE真不是为了去搞民主。阿拉善成立大会那一天，有60多个生人在一起，我当时并不认识SEE的发起人刘晓光。但我去的时候，我也交了十万块钱并且承诺每年捐十万连续捐10年。当刘晓光从兜里掏出一张纸说我建议这些人做常务理事，我就得问凭什么。当时如果是一个熟人的圈子，大家给晓光面子就过去了，或者大家没有什么承诺，不用交钱，捧一个场就过去了。因为第一有承诺，第二当时开会六十多个人，已经超出熟人圈子，所以炒成一锅粥，所以最后只能用无记名投票的方法选举常务理事。

　　媒体为什么对这些感兴趣？因为这样的学习和实践是这个社会最稀缺的。

　　有了内部治理的学习和实践，企业家才能更好地参与公共事物。企业家最重要的一个责任，就是要探索出一条透明的博弈机制。在中国今天利益多元化的情况下，建立透明博弈机制势在必行。企业家有的时候会抱怨政府不做这个不做那个。但我们自己究竟做了多少该做的？ 我花了一点时间了解了《劳动法》的立法过程。在整个过程中企业或者企业家的组织几乎没有实质性地参与，其实政府是希望企业能来参与这样重要的法律法规制订过程的。这样一个对企业有重大影响的，基本上在没有企业参与的情况下就形成了。一旦形成了以后，企业第一反应是如何规避。像跟所有的员工重签协议。这是中国企业家一个基本行为模式。制订法律的过程我不关心，我也不知道怎么参与。制订完了以后，我看看如何去躲避，或者我搞定哪个官员让这个法律对我不实行。我们必须改变这种行为模式，理性积极地跟政府沟通，参与到立法立规的过程中来。政府其实也希望订出一个合理的法律法规，因为谁也不希望定出一个法律以后，所有的舆论都骂，最后他的领导会说，你怎么这么不会办事。

　　由于有这样的一个体认， 两年前在专业环保团队支持下，阿拉善通过协会会员中的政协委员提出关于垃圾分类的提案。当提案提出后，大家发现其实和政府有很多沟通的空间，而且通过这样的一个渠道，是能够对环保起到非常大的促进作用，这就是未来中国社会应该走的路－－建立起一个理性的、透明的，有规则的博弈模式。

　　如果精英不能先自治，就不会有全民的自治。没有全民的自治，就很难建设一个成熟的法治国家。

　　企业家第三个层面的追求是自律。 自律不仅仅是遵纪守法，而是尽超出个人权利的义务。以纳税为例，权利和义务相匹配时应该是：“无代表，不纳税”。但是今天我们如果这样做的话，那整个社会就会乱。所以即使今天没有代表，我们也应该纳税。甚至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我们也应该纳税。但是这并不等于我们同意这样一个状况永远持续下去，我们先纳税，然后再去争取知情权，逐渐再争得代表权。这样的一个过程，我把它叫做“先尽义务，再争权利”。这才是真正流淌着道德的血液。

　　人类的自然情感和自然联系是保证这个社会长治久安最重要的基础。NGO正是基于这种自然情感，自然联系形成的组织，所以它一定是正能量组织。大家可以想一下，如果这个社会可以由基于各种兴趣，各种利益，各种方式组成大大小小的NGO的话，就相当于在这个社会中织了很多很多网，任何一个个人都可能被织到某个网里，这时社会的稳定性就大增。基于科学上的大数定律， 一个组织的人数越多，这个组织的观念一定越温和、理性。一个社会组织越多，利益越多元化，就越不容易走极端。所以一个社会自治程度化越高，就越稳定，并且越不依赖于外力，人的尊严程度越高。

　　企业家和学者的分工是什么？我想学者主要是研究理论启蒙思想。而企业家则是探索理性的博弈规则。

　　中国过去30年从计划经济成功地转型为市场经济并因此获得了经济的高速发展，今后30年能否顺利转型成为一个文明的法治社会？ 让我们先来看看中国市场经济成功的要素有哪些。

　　第一，政府从默许到认可到今天鼓励市场经济。过去差点把傻子瓜子抓起来。但是邓小平说我们要看一看，那时候是默许。从共产党一次次的代表大会报告都能看出对于民营经济，政府都是越来越支持。

　　第二，大家常说的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

　　第三，从改革开放之初，大批的跨国企业进入中国来，和后来大批的管理学院和成功的中国企业为中国经济发展培养了大批的管理人才。

　　第四，加入世界贸易和金融体系。

　　未来三十年转型有哪些成功要素？ 我觉得可以类比：

　　第一，政府从默许到认可到鼓励公民社会。今天我觉得已经从默许到认可，从过去NGO组织要挂靠单位到现在改成备案制。

　　第二，出现一批社会企业家和制度企业家。他们发扬企业家的精神，在不确定的情况下去探索去冒险。

　　第三， 企业也好，成熟的NGO也好，要对新创和草根NGO做培训，支持。

　　第四，要参与国际事务，与世界一流的社会组织交流合作。

　　中国企业家在过去三十年当中为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做出巨大的贡献并在这个过程中成为最具有契约意识和训练的一批人。今天的中国不缺理念， 缺的是实践；不缺对不合理制度的愤怒，缺的是对合理制度的探索；不缺对民主法治的向往，缺的是民主的训练和法治的实施。作为最具有契约意识和实践的企业家阶层有责任在社会转型的重大关口一寸一寸地铺设一条理性和规则的大路。 这是作为中国过去30年经济高速成长的主力军的企业家阶层在今后30年中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

节能环保手段面临挑战
范必

当今中国，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已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2000年，国务院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纲要》中提出了一个不算太高的要求，“遏制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十多年来，从中央到地方出台了大量政策，相关主管部门不论在经费、人员、手段上都得到了强化，各种宣传、曝光、研究、建议层出不穷，人民群众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十一五”以来，经过各方面努力，能源消费强度和主要污染物排放水平出现下降，部分地区环境质量有所改善。但是，资源环境约束加剧的矛盾仍然十分尖锐，“遏制生态环境恶化趋势”的目标还没有达到。这固然有经济发展较快，环境问题积累较多的原因，同时也要看到，现有环境治理的三大手段正面临严峻挑战。

第一个手段，指标控制。“十一五”规划中首次使用了约束性指标，其中涉及节能减排的指标是3个，分别为单位GDP能源消耗降低、化学需氧量减少、二氧化硫减少；“十二五”规划增加到7个，增加了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降低、氨氮减少、氮氧化物减少等4个指标。

在传统计划经济时期，计划体系中有指令性计划、指导性计划。随着我国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国家就明确计划指标总体上是预测性、指导性的。约束性指标与指令性计划指标有类似之处，但也不完全相同。使用约束性指标控制能源和污染排放，这是中国首创，有不少问题急待解决。

一是制定指标的理论方法有待深入研究，各种影响因素错综复杂。传统计划指标的制定方法包括系数法、定额法、动态法、因素分析法等。计划部门要与行业部门、地方政府一起，经过几上几下、综合平衡才能确定计划指标。约束性指标制定的理论和方法，目前外界还不十分清楚。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国家确定指标后，国务院有关部门每年按行政区划下达给地方执行，再检查考核完成情况。由于各地产业结构、环境容量和历史累计排放不同，如果一刀切，按同等比例要求各地指标下降，对大部分落后地区来说，经济发展对能耗和排放的增长需求较高，显得不够公平；如果实行差别排放政策，让谁多排、让谁少排、这个量如何确定，又是一场艰难的博弈。于是出现了各地竞相争取提高能耗和排放指标，而不是争取降低指标的现象，这与中央落实科学发展观的精神背道而驰。

二是总量控制不利于淘汰落后、鼓励先进。一般来说，新建重化工业项目规模较大，其生产成本、单位能耗和污染物处理能力要优于传统工业中的中小企业。只有让这些先进生产能力尽快形成产能，生产出质优价廉的产品，才能通过市场的力量淘汰落后生产能力。近年来，一些准备新上的重化工业项目，由于能源和排放总量指标控制的原因不能尽快上马，某种程度上保护了高能耗、高排放的落后产能。

三是统计考核权威性不高。我国对能耗、污染物排放一直没有建立起完善的统计体系。相关主管部门自己制定约束性指标、自己下达、自己统计、自己考核，没有第三方参与，其客观性、公正性容易让人产生疑问。

第二个手段，项目审批。为了确保完成约束性指标，除原有的环评报告审批外，有关部门又增加了节能评估报告的审批。对这两个环节一般“把关”较严，投入与耗时较长。环评和节能评估一旦审批通过，实际执行情况往往很难掌控。存在着“重前期审批、轻过程监管”的现象。对绝大部分企业来说，为了节约成本，本身就有节能的动力，是否有必要进行节能环评审批，值得进一步探讨。

第三个手段，价格补贴。世界各国为了提高企业的环境保护责任，普遍将企业经济行为的外部成本内部化，如采取“谁污染、谁治理”，或者“污染者付费”的政策。而我国使用价格补贴作为治理排放的经济手段，出现了“企业污染、消费者付费”的现象。有关部门规定，凡安装脱硫、脱硝装置的发电企业，国家上调上网电价和销售电价，补贴其增加的成本。脱硫、脱硝本来是发电企业必须承担的环保责任，现在却都转移到电费上，由工商企业和居民来负担。更有甚者，发电企业不按规定运行减排设施，脱硫、脱硝电价补贴就会变成利润留在企业。据了解，这种情况并不罕见。

上述这些挑战，反映了现有治理手段尚未达到预期的绩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类经济主体数量庞大、多元发展、高度竞争，企业不再是计划经济条件下政府的一个生产车间，分计划、下指标、搞审批、定价格已很难达到约束和激励企业的目的。因此，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既有的环境治理思路，更多地引入现代公共管理理念和竞争机制，划清政府行为与企业行为的界限，减少审批和指标控制，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对企业环境行为的全过程监管。同时，发挥市场在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中的作用，运用市场的力量形成对企业节能环保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

“60后”省委书记群体考
《 人民论坛 》（2012年第25期）
实际上，中国一代又一代的地方精英依然是一脉相承的风格更明显，变化比较少
薄智跃
在新任的省委书记和省委副书记中，60后共有14个， 3个是书记，11个是副书记。三个省委书记当中，吉林省省委书记孙政才最年轻，还有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胡春华、湖南省委书记周强。
经历更丰富
其实从年龄上来讲，现在60后干部已经不年轻了。几个60后的省委书记，周强52岁，胡春华和孙政才都是1963年出生，49岁。
三位60后省委书记中，胡春华非常有特点，他在西藏工作过二十年，有非常深厚的基层工作经验，他于2009年11月份担任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那时是46岁。孙政才专业性比较强，原来是学者，而后转到政工上来，另外他在中央部委工作过一段时间，做过农业部部长，之后去吉林担任省委书记。这种背景、经历的结合非常好。周强先是在司法部工作，后来调到团中央，接下来主要是在湖南先后担任省长、省委书记。
总体来说，现任省委书记、副书记群体经历更丰富，这是一个显著特征。胡春华有三个省的跨省从政经验，西藏、河北和内蒙古；孙政才也有两个省的从政经验，北京和吉林。当然，50后省委书记中也有一些经历更加丰富，比如说河南省委书记卢展工，最早在浙江工作，然后又调到河北，接着是福建、河南，应该说跨四省。现在中国省际之间的流动和中央与省际之间的流动日益频繁，跨省的经验会越来越丰富，这当然是好事，不过，某种程度上也容易导致在一个地方任职的时间不够长，流动性略微偏大。
教育经历较整齐
从教育背景来讲，一般来说，40后地方领导以大学毕业为主，他们在“文革”前就读大学或者“文革”前就已大学毕业，专业功底比较深厚。50后受“文革”影响较深，主要分三类：一类没有机会上大学；一类属于工农兵学员，“文革”时期被推荐上大学，以后不断充电，攻读更高的学位；第三类是恢复高考后考上大学，之后不断提升自己，甚至获得博士学位。60后省委书记、副书记群体在教育经历方面相对而言比较整齐，多数是改革开放以后正规大学本科毕业，细分则一些是拿到博士文凭后直接从政，另一些在工作期间攻读硕士、博士学位。根据初步统计，此次省委换届402人当中， 97人拿到博士学位。其中50后中拿到博士学位的大概占比20%，而60后118个人，其中有不少于37个人拿到博士学位，占比31%。
这一届省委领导选举之后出现的另一现象是第一专业是文史哲、经济学的占比较高，以中文专业为最多，据不完全统计有50人左右。根据以前的研究，一般而言，官员们的第一专业即使是理工科，到攻读硕士和博士时，也多选择经济学、管理学、政治学等社会学科作为第二专业、第三专业。这就是说，技术官僚的趋势的确在转变。但所谓技术官僚，严格意义来说有两个方面的因素，第一须是学习理工科，第二须是从事理工科专业背景相关的技术工作。实际上，我们对技术官僚往往理解得比较宽泛，只关注他们最初学习的是理工科专业，至于之后是否从事跟其专业有关的工作就不追问了。我做过一些仔细的研究，发现很多所谓理工科背景的官员并未从事过跟专业相关的工作，而是一直在做政治工作，这显然不太符合第二个标准。由此可见，人们眼中所谓的技术官僚更多是理工科背景的政工干部，而这个是否属于技术官僚仍值得商榷。
没有“海归派”
60后省委书记、副书记群体跟40后、50后同类群体的背景、所处环境多少有所不同。40后经历过“大跃进”、“文革 ”，50后至少经历过“文革 ”，尤其插队。知青这一段经历对50后影响比较深刻，这其实是一种优势，他们亲历过农村的落后，对中国落后的一面有特别而真实的感受，从而得以对中国的发展有更客观的看法，对中国的落后地区、边缘地区有感同身受的体验。
而60后省委书记、副书记群体有几个明显的特点。一是这些地方精英青年时期适逢1980年代的思想解放，思想更加活跃、更加开放、也具有更宽广的全球观、国际视野；二是他们在各个基层工作过，对中国的基层比较熟悉。但有一点比较遗憾，就是60后省委书记、副书记群体中没有“海归派”，即真正受过国外严格的训练、回国以后在实际工作中逐步地被选拔上来的人。这样的人才在各部委可能会有，但是本届省委书记、副书记层面上没有看到。
不过，此次省级领导更替尚未进行完毕，虽说十八大前的选举已完成，但人员流动还远未结束。一方面一些40后领导即将到退休年龄，另一方面十八大召开以后，有一些省级领导会调到中央去，之后还要做新的调整。在新一轮的调整中，一些60后干部会重新涌现出来。
个性化发展空间很大
实际上，中国一代又一代的地方精英依然是一脉相承的风格更明显，变化比较少。无论40后、50后还是60后，均鲜见非常有个性和特点的地方领导人。所谓有个性倒不是要张扬，而是中国作为一个大国，每个地方精英应当有其自身的特点。有人说，中国政治的特点是枪打出头鸟，一般来说官员不愿意有个性，即便他们在媒体面前愿意显得有一些个性，但更多是一致性，基本很难看到特别突出的特点。
众所周知，美国总统奥巴马也是60后，但是他的个人特点就非常明显，他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特长，根据自己的需要来设计人生道路、升迁道路——当然他所处的制度条件也不一样。而现在中国的60后领导，囿于固有的官场文化，有个性就不易赢得信任、受到重视。中国官员个性化的发展空间还是很大的。
整体来说，60后省级领导有相当大的优势，第一是年龄优势，第二是知识优势，这对于中国未来的发展非常重要。首先他们相对年轻，有更大的干劲，今后中国可以预见还将遇到很多难题，所以需要有人实实在在地做事情。其次他们有知识优势，将来中国改革遇到的很多问题，都是属于不易解决、需要思考、需要借鉴一些经验的问题，而60后地方精英这个群体更善于向其他先发国家学习，通过对各个国家、各种经验反复地了解和论证，从而得出符合中国实践的结论，这样的知识储备和知识结构优势对于未来解决中国的问题有实际的好处。第三，60后地方精英需要进一步提升自身的全球观和发展观。当下中国改革动力不足，他们最需要思考的是能否给中国下一步改革和发展提供新的或更多的动力。中国改革已步入深水区，更多问题浮出水面，比如环境污染、食品安全，希望这个群体能有足够的动力使具体的问题在制度层面上得到真正解决，因为现有的问题多是事关老百姓基本生存的重大问题。
中央应给予新一代的省级领导人更宽松的环境，让他们能够独立地思考，允许他们犯错误、说错话，但要鼓励他们真正为百姓做事、解决百姓之忧，而不是创造所谓的政绩。未来对60后省级官员的评估应引入民间评估，一个省、自治区的领导做得出色与否，上级领导的考评只是一个方面，还应该有一个民意测验，让百姓的意见也得到反馈。如此以来，建立一个新的机制、新的评判地方领导政绩的标准，把民间的评议作为一个重要的考量指标，对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将有深远的好处。
（作者为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资深研究员；人民论坛记者张潇爽采访整理）

不可复制的六郎庄读书会

1990年代，中国社会从1980年代的理想主义和紧张气氛中骤然转身，转向商品经济和大众世俗社会。这一度让中国知识分子倍感失落
作者：郑戈 最后更新：2013-02-05 21:55:15来源：法治周末


编者按
1990年代，中国社会从1980年代的理想主义和紧张气氛中骤然转身，转向商品经济和大众世俗社会。这一度让中国知识分子倍感失落，引发了知识界关于人文精神的大讨论。但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下，争论不久也销声匿迹，很多知识分子纷纷转型，有的甚至下海经商。


在贫困与清寂中，邓正来和同时代的一帮年轻学者坚守了知识和精神的家园。在1990年代，他们以《中国书评》和《中国社会科学季刊》为阵地，展开规范、严肃的学术活动，力正中国学术风气，积极改造中国学术生态。同时，以不消费学术为原则，为追求一份纯粹，组织六郎庄读书小组，在人文精神荒芜的田园，燃灯持守，一点点扩大影响，为中国学人和学术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如今，邓先生驾鹤西去，1990年代的那些追随者也分散各方。本报约请当年的亲历者、香港大学法律学院副教授郑戈撰文追忆1990年代这一群远去的知识人的背影，表达对邓正来先生和1990年代那种可贵坚守情怀的怀念。


郑戈

六郎庄位于颐和园以东，圆明园以西，古称“柳浪庄”，因遍植柳树之故。明代翰林院编修杨慎春游西山，途经柳浪庄，写下了“杨柳千条金作线，梨花百叶玉为柯。雕俎华筵分内苑，锦场绣野入平坡”这样旖旎华丽的诗句。
但我记忆中的六郎庄没有柳树，只有一条尘土飞扬的沙石小路和若干凌乱无序的两三层农家小楼。其中的一幢，是邓正来先生一家在1990年代租住的房子。那房子的二楼，全屋最大的房间，是邓正来的书房。书房旁边是摆着沙发和茶几的简陋客厅，也是邓正来与强世功、赵晓力和我每周两次读书、研讨的地方。

《中国书评》和《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0年代的两个精神高地

初识邓正来，是1990年代在梁治平教授组织的法律文化研究中心周末研讨会上。在一群儒雅、端严的知识分子中间，唯有邓正来和苏力不拘小节，言语犀利，而邓正来更“江湖”、最霸气。那时我和强世功、赵晓力三人是北大的硕士研究生。强世功曾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当时梁治平任教于人大，而邓先生亦以人大为主要“活动据点”，所以强世功是我们加入“组织”（法律文化研究中心）的介绍人。
法律文化研究中心其实并无组织，只是一群学者定期围绕一本书或一个问题展开讨论的“学习小组”。小组成员并不完全固定，聚会地点也变动不居。最常借用的场所包括北大法学院的模拟法庭、蓟门桥附近中国政法大学的某会议室以及北沙滩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的学术报告厅。这与法律文化研究中心几位“常委”的工作单位有关：北大有苏力，政法大学有方流芳，社科院法学所有夏勇、高鸿钧等。
这些老师当时都很年轻，在我们这些学生面前也没有摆谱、端架子，完全是平等相待，开诚布公地讨论。邓正来当时是固定参与法律文化研究中心活动的唯一“北漂”、体制外人士。但他每次发言均直击要害，赢得所有在场人士洗耳恭听。这种打破“体制”界限、跨越“单位”壁垒、消弭师生隔膜的学术研讨机制，是1990年代非常好的知识氛围，对后辈的学术成长助益甚大。
1995年9月17日，这天是星期天。法律文化研究中心在社科院法学所组织一次研讨会，讨论的主题是夏勇主编的《走向权利的时代》。读书会的主要发言内容由赵晓力做了记录，后来发表在邓正来创办的《中国书评》上。苏力在发言时，省去了所有的客套，他对该书“权利观念进化论”取向、照搬西方概念、研究方法的简单化等缺陷分别提出了尖锐批评。
在方流芳相对温和的评论之后，邓正来发言说，由于该书作者们未经理论反思地预设中国人的权利发展将重走西方人权利发展所走过的道路，并完全套用了西方权利理论的基本概念和解释框架，所以全书用社会学方法研究“中国人的权利意识”与“中国制度环境中的权利保障”的意图还只是停留在了“口号或主张的层面”。
主编夏勇当时在美国访学，未能亲身与会。《中国书评》后来邀请他以该书主编的身份对批评做一个回应，他很认真地撰写了一篇题为“批评本该多一些”的文章。“创作-批评-回应”本应该是学术发展和学术共同体形成的合理机制，但在我国学术界却并不常见，以至于许多学者养成了闭门造车、自说自话的习惯。
当时那场研讨会的参与者们没有想到，他们已经成为一场学术本土化和规范化大讨论的启幕者。如果没有《中国书评》和《中国社会科学季刊》这两个出版物，这次讨论的内容可能就会像其他许多“学术会议”那样，随着“散会”而“烟消云散”，顶多成为某些“小圈子”茶余饭后的消遣。这也是邓正来深恶痛绝的“学术消费”。
通过创设这两个学术讨论平台，邓正来使这次讨论的成果沉淀下来，为后续的“社会科学本土化和规范化”大讨论创造了可能性。这场大讨论以上述两份刊物为主要平台，持续了近两年时间。单是在《中国书评》上发表的相关文章就有25篇之多，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国内学术共识的形成。
如今，我们看到主流社科期刊上的文章大多问题意识明晰、注释规范、方法有交待，跟这次大讨论有很大关系。而这些现象在1990年代初并非常态。邓正来“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之功，至少我们这些整个过程的亲历者是记得的。

六郎庄读书：为浮躁的时代保留一份纯粹

邓正来对学术体制内的“占山为王”现象深恶痛绝，这一方面导致他不愿加入体制，另一方面也促使他集结力量挑战“山头”。这和他不甘居人后的“老大”气质有关。对体制不满的人很多，但多数人的选择无非两种：敬而远之，或权且忍耐，等待“媳妇熬成婆”。
邓正来是一个不苟且的人，他无法忍受当“喽啰”的时光，哪怕这是短暂的。法律文化研究中心虽然是学人的松散组织，但活动例行化和常规化之后，难免养出些“体制”的气质来。比如，梁治平先生担纲、以法律文化研究中心成员为主力译者的“宪政译丛”的启动，便牵涉到一系列的组织、协调问题。我们几个青年学生，对“服从命令听指挥”是习以为常的。但邓先生对此很敏感，于是建议在中心活动之外另搞个更“纯粹”的读书小组。“六郎庄读书小组”便这样诞生了。
从1995年秋、冬之交开始，每周有两天，我与强世功、赵晓力三人离开北大47楼宿舍，各自骑上破自行车，出小南门，一路向西，经万泉河，20分钟左右到达在六郎庄的邓府。每次为我们开门的，是被邓先生亲切地称呼为“欣欣”的邓夫人。我们也会见到被他视若珍宝的女儿——那时还是婴儿的嘟儿。邓正来那时只抽一种牌子的廉价香烟：都宝，据说也与嘟儿有关。
我们一起读的书包括若干比较法著作和社会学理论著作。读的时间最长、几乎是逐句推敲的，则是马克斯?雷因斯坦和爱德华?席尔斯翻译的《马克斯?韦伯在〈经济与社会〉中对法律的论述》(英文版)，记忆中单是译者写的导论就读了四五次，每次三至四个小时。读书方法是每次由一人朗读，读一段然后开始讨论，遇到难句或涉及关键概念的句子则读完一句就讨论。
邓先生控制着阅读的节奏。这种阅读方法正体现了他反对“印象式阅读”、强调“深读”、“慢读”的成熟读书哲学。正是通过这样的阅读，使我对韦伯思想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最终决定以此作为我博士论文的选题。
时隔多年之后，已进入体制、任吉林大学法学院教授的邓先生主编“中国法律哲学临界丛书”，又督促我把博士论文修订出版，是为《法律与现代人的命运》。六郎庄读书小组对我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邓正来：“立法者”和燃灯者

虽然是在邓正来的居所进行的读书活动，参与者又是互相熟识的朋友，但整个阅读过程却是在非常严肃的氛围中进行的，插科打诨、信马由缰被严格禁止，这也是邓正来定下的规矩。但每次读书活动结束之后，邓正来必会带我们去他家附近的农家餐馆吃晚饭，每次必点一条鱼，说是为了给我们“补脑”。
到了饭桌上，邓正来便像是换了一个人，滔滔不绝地讲学界的“八卦”。尽管如此，谈话仍不会偏离“学术”，极少谈及政治和家常。唯一的一次谈到政治，是1997年2月19日，我们刚刚抵达邓宅，开始读书之前，从电视新闻里听到邓小平去世的消息。当天我们仍然心无旁骛地完成了阅读和讨论，而晚饭时间则聊到了邓小平对中国的贡献。
邓正来感慨，中国经济改革能够循序渐进，一步一个脚印地往前走，积20年之功而有成，但我国社会科学却看不到进步，只看到循环往复。1980年代叱咤风云的那些学界人物，出版的那些学术作品，如今还被人提及、被人引用的能有多少？学术声誉与一时一地的知名度不同，要经过时间的检验和筛选。“作为一个学者，让卖冰棍儿的都知道你的名字有什么用？关键是10年以后做你这个领域研究的人还会不会引用你(的著作)。”这一席话令我心头一震，至今仍时时想起。
1990年代是中国社会非常特殊的过渡时期。1980年代的知识界领军人物大多远渡西洋，一方面脱去政治熏染的外衣，借成熟的大学体制下形成的学术独立氛围来帮助自己找到循规蹈矩、按部就班的独立学术人生。比如，三联书店的“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编委会可以说是会集了当时的青年知识精英，而主编甘阳和编委刘小枫、陈维纲、赵越胜等均已奔赴欧美。
邓正来在1980年代虽已崭露头角，但并非知识界最核心的带头人物。他在1990年代初找准了自己的位置：使中国社会科学(包括但不限于政治学、法学和社会学)从文人传统中摆脱出来，在中国知识版图中找到一席之地，而自己则在推进这一事业的过程中发挥学术组织者和奠基者(主要通过译介西方社科经典著作)的作用。
这项事业从组织翻译《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开始，到编辑《中国书评》和《中国社会科学季刊》两份刊物时达到顶峰，此后一直在高处拓展。我有幸见证了这项事业的发展和实现。在如今依然规范化的学科体制中，许多社会科学家不见得会认可邓先生的贡献与成就，但客观公允的学术史将会记载下这段历程。
到1997年下半年，邓正来开始筹划闭关，一方面系统翻译哈耶克的著作，另一方面完成自己关于自由主义传统的研究。同时，他也要离开六郎庄，搬到亚运村那儿去了。我们的读书小组就此结束，但非常规性的阅读、讨论和聚会却从未间断过。
邓正来常说，做学问首先要有气象，要有全局观，了解本学科的基本脉络和前沿动向，这样才能给自己定位。而一旦找准自己的位置，就要像千斤磐石那样扎下去，使自己成为地基的一部分，让后来者都无法绕开你。
在成熟、稳定的学术生态中，学者们比较容易集中精力出成果。但在急剧转型、象牙塔随风摇摆的社会中，能够做到自己不动摇便已很难，要想创造出一个自治、自足的学术生态，在其中奉行同道人的规矩，令其他学者可以安心做学问，则非常人所能为。邓正来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这样一个学术“立法者”。
2004年回北京，我曾骑车顺着原来很熟悉的那条路前往六郎庄，试图拾起关于往事的记忆。但原来那个六郎庄已经不复存在，新的楼盘和高尔夫球场正在兴建。留下的是六郎庄这个地名，显示在地图上，也显示在公交站牌上。今年1月30日，我去上海龙华殡仪馆参加了邓正来的遗体告别仪式，邓正来这个鲜活的生命也已不复存在，但邓正来这个名字却留存下来，在今后很长的一段时期内会被人们不断提起。更重要的是，在仍然活着的友人心海中，留着被他加过油的明灯，而我们会把这灯传下去。
(作者系香港大学法律学院副教授)

解读盖茨式慈善
来源于 财新《中国改革》 2013年第3期 出版日期 2013年03月01日

财新《中国改革》 记者 任波 昝馨 蓝方 刘虹桥

专访叶雷 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中国办公室首席代表

　　2013年2月20日，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下称盖茨基金会）正式发布了比尔·盖茨《2013年度公开信》的中文版。从2008年开始，全职投入慈善公益事业的比尔·盖茨，在每年新年伊始都会发布一封公开信，与公众分享他在过去一年对慈善事业的思考。今年，比尔·盖茨将思考的重点放在了“结果考量”上。
　　同日，盖茨基金会中国办公室首席代表叶雷公开宣布，接下来，盖茨基金会中国项目将逐步增加在农业、卫生领域的战略性投资，通过中国的能力与实力，携手帮助那些更贫困的国家去解决他们的问题。同时逐步减少直接性援助资金。
　　盖茨基金会做慈善有着自己的独特之处，他们倡导以商业方式做慈善，引入了风险投资的理念，推动高科技与慈善的联姻，并强调用结果考量的方式提升慈善公益事业的效率。这样的思路与传统慈善究竟有何区别？中国在盖茨基金会的全球慈善投资版图中又处于什么位置？
　　2月12日，财新传媒总编辑胡舒立与比尔·盖茨相约墨西哥，对谈其慈善理念（参见财新《新世纪》周刊2013年第7期封面报道“盖茨这样做慈善”）。 2月19日，叶雷又接受了财新《中国改革》记者的专访，对盖茨的慈善理念及其在中国的战略作出深度解析。
穷人的风险投资
盖茨基金会不参与盈利或分红，而是将风险收益用于降低产品或服务价格，使不同国家、社区的穷人可及
　　财新《中国改革》：盖茨基金会是目前全球资金规模最大的慈善组织，基金会做慈善有何独特之处？
　　叶雷：盖茨基金会最大的特点在于我们的运作模式，很像是商业“投资”——为穷人投资。
　　盖茨基金会是个慈善组织，但也可以看做一个投资机构。和直接将资金捐赠到受助对象手中的直接性投资模式不同，我们采用的是间接性投资的方式。我们的目标人群很大，即全世界的贫困人群。我们现在在做的，是代表这些贫困人群做投资。盖茨基金会把资金投入到有发展潜力的、有能力改善穷人生存状况、提高生活质量或延长生命期限的产业或行业上，我们投资的产出是一些具体的产品或服务，如疫苗、新药物、诊断工具等。这些产品和服务最终会到达穷人，改变他们的生活。
　　从操作上看，我们与一般的风险投资机构没有什么区别，但盖茨基金会不参与盈利或分红，而是将风险收益用于降低产品或服务价格，使不同国家、社区的穷人可及。在这个模式下，受益人可能并不知道是因盖茨基金会的投资项目而受益。
　　财新《中国改革》：疫苗研发是基金会投资份额最大的部分。为什么把钱投在疫苗上？
　　叶雷：全球健康是基金会最大的投资领域。这其中一半的钱都投在疫苗。之所以选择疫苗，是因为在南亚、非洲和中国西部最贫困的地方，婴儿的死亡率很高，而疫苗是最有效地降低死亡率的方法之一。
　　在非洲，约45%的孩子死于腹泻和肺炎。在欧美，有非常好的疫苗可以实现这两种疾病的免疫。如果这些疫苗能够在非洲普及，将有望把因这两种疾病引发的死亡率降低至少四分之一，这会是非常伟大的进步。
　　现在的问题是，这些疫苗价格太贵了。肺炎疫苗一针约100美元，一个孩子出生后要打三针，合人民币约2000元。这个价格，一般中国农村老百姓是不可承担的，非洲更甚。盖茨基金会在做的事情，是投资两三家公司，给予资金和技术支持，使之改善生产条件和研发能力，开发新的肺炎疫苗。新疫苗研发成功后，由于刨去高昂的研发费用，这些企业就可以用极低的合约价格出售疫苗。如果我们能够使肺炎疫苗价格降低到3美元，盖茨基金会就无需再出资，贫困国家政府使用联合国或各国政府的援助资金就可承受疫苗费用，进而在国内扩大免疫范围，降低死亡率。
　　财新《中国改革》：你刚才提到“风险投资”。盖茨基金会投资的风险在哪里？如何应对失败的投资？
　　叶雷：风险当然是存在的，因为我们投出去的钱不一定能转换为成功的产品或服务。我们投资的主要领域是医药和农业产品的新技术研发。这种技术性研发，本身就有很大的风险。如果我们资助的企业和研发机构尽了最大的努力，仍无法克服技术瓶颈，制造不出新产品，我们的投资就算失败了。这是一种可以接受的、合理的失败。还有一种风险是，如果我们资助的企业换了CEO，违约或毁约，不再按合约价格提供低价产品。如果真的出现这种情况，我们也得承担这样的后果。
　　这种投资精神，也是一种冒险精神。众所周知，新技术、新产品的研发周期非常长，而且可能遭遇研发失败。这样的领域，大部分慈善机构都不会涉及，他们更愿意选择如建医院这样直接、具体、成果可见的事情来做。相较而言，盖茨基金会有更大的资金规模，所以也有能力和魄力去承担一些长远的、高风险的投资项目。
　　如果项目真的失败了，我们就需要重新调整策略。每年，我们都要和盖茨夫妇坐下来一起探讨投资策略的问题，这就像商业机构要根据市场情况对商业策略进行调整一样。在近期消灭脊髓灰质炎的行动中，巴基斯坦和尼日利亚的一线医护人员遭受袭击和杀害，我们对此深感震惊和遗憾。盖茨基金会作为全球根除脊髓灰质炎社区的一员，这当然也是我们碰到的阻碍与挫折。
　　财新《中国改革》：基金会现在的投资，有没有已经成功的案例？
　　叶雷：在中国，就有成功的案例。七年前，盖茨基金会投资中国最大的疫苗企业——中国生物技术集团公司（下称中生集团），进行新疫苗研发。流行性乙型脑炎在亚洲广泛流行，儿童容易感染，致死率高达20%-30%。而疫苗接种是长期控制该流行病的惟一有效措施。三年前，中生集团成功研发出具有世界领先水平的新型乙脑疫苗。这种疫苗在印度等高流行发展中国家有非常大的需求量。目前，中生集团正在申请该疫苗在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和世界卫生组织（WHO）的质量认证。一旦获得通过，中国企业生产的疫苗将首次获得大量供给世界市场的资格。这是非常成功的投资案例。在获得盖茨基金会投资后，中生集团也大量投入匹配资金，用于改进研发环境、设备和人员能力建设。基金会在做的，是帮助中生集团在现有的研发基础上，熟悉和适应国际标准。现在，疫苗研发成功，中生集团也具有了符合世界标准的疫苗研发水平和条件，必然也将获得更多的商业机会。而质优价廉的新疫苗，不仅可以更好地服务中国，还可以造福人们。
商业手段做慈善
在公益事业领域，很少进行测量，或者仅测量投入，不测量产出。但如果有一个测量产出的有效工具，肯定比没有指标的情况效率高得多
　　财新《中国改革》：盖茨基金会堪称财力雄厚，也是目前世界上总资产最高的慈善基金会，但就盖茨基金会的目标而言，要瞄准全世界的贫困人群，显然不能只靠一家基金会的力量。如何才能够可持续地推进盖茨基金会的目标所在？
　　叶雷：我们志在建立一个多方合作的机制，不止有盖茨基金会的参与，还要拉动政府、企业以及其他组织都参与进来。
　　很多企业乐于和盖茨基金会合作，有些公司甚至表示愿意投入盖茨的公益事业，不要经济上的回报。对于他们而言，获得来自盖茨基金会的技术和资金支持，有助于在自身管理、技术研发等方面提升，其他产品的竞争力也会随之提升，这是可以预见的潜在收益。
　　例如刚才说到的乙脑疫苗，公司对疫苗研发的投入比我们的投入还要多很多，研发的产品将代表公司的技术实力。一旦产品得到世界卫生组织和美国FDA的认证，就意味着达到了国际标准。
　　另外，盖茨夫妇和巴菲特的亲身参与也是盖茨基金会的一大特点。国际上大型的慈善基金会，还少有像盖茨基金会一样，资金来源方亲自管理、策划、推动和参与。
　　财新《中国改革》：在内部运营上，盖茨基金会一直倡导市场化的运营模式，这种模式与其他慈善基金会相比，都有哪些不同之处？
　　叶雷：在慈善事业领域，大多数慈善机构，仍然是以计划经济的模式运营。不是所有的计划经济都不好，各个国家的治理都含有计划经济的成分，比如涉及军事、教育等领域，不可能完全商业化。但我们认为，在市场经济走得通的情况下，还是市场经济的方式效率更高，具有竞争性和选择性。
　　财新《中国改革》：这种市场化的运营模式具体通过什么形式表现？
　　叶雷：通过观察项目使用何种测量工具和指标，可以看出项目以何种模式运营。在公益事业领域，很少进行测量，或者仅测量投入，不测量产出。但如果有一个测量产出的有效工具，肯定比没有指标的情况效率高得多。
　　以教育项目为例。要提高人口素质、提高高中生毕业率，如果只测量接受培训的教师数量、教师薪资的涨幅，而不测量毕业率的增幅，不通过统一考试测量毕业学生能力的提升，可能达不到理想的效果。单纯测量毕业率，可能让教学很差的学校也想方设法让学生毕业，其测量的结果和实效间必然存在差距。所以，要组织统一的考试，测量学校的办学质量是否保证了学生素质的提升。如果发现目标没有实现，还要再创建其他的机制，辅助目标的实现。盖茨基金会在美国本土的教育项目就在试推这个测量指标，但受到很大阻力，学校和老师都不愿被这样测量。但我们认为，有硬的指标，才会有发展。
　　很多公益组织没有选择这种测量方式，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中之一是可能需要额外的支出，因为一般的项目执行人，未必擅长或有能力做评估。如果是商业领域，测量就相对容易，只需要计算收入、利润、市场份额等明确的数字。但公益事业考察的是社会效益，如何细化成可被考量的指标，需要策略化的过程。我们在中国的艾滋病项目就遇到了这个问题。中国国内的指标设计，是要重点关怀已经发现的艾滋病感染者，而我们的指标设计，更侧重新发现的感染者。而要找到那些尚未被发现的感染者，对小组和机构工作的要求会非常高，他们需要切实促进在目标人群中开展艾滋病检测、提供咨询和心理支持等。很多民间组织因此意见很大。但现在，这个指标的测量已经逐渐成为全国性的策略。发展到这一步，我们项目的目标就实现了，可以功成身退。
　　财新《中国改革》：盖茨基金会在过去十余年中的稳健发展，一方面有赖于基金会市场化的运作，另一方面，独立于基金会的资产信托公司也给予了强而有力的支持，保障了基金会的可持续运转。但在资产信托公司的投资方面，曾经有舆论认为，投资了一些有悖公益目标的领域，如能源企业。如何在资产保值增值和致力社会公益之间取得平衡？
　　叶雷：我们每年大概会用5%的基金做公益事业，另外95%的基金交给独立的投资队伍，让资产保值增值，投入房地产、能源等各个领域。
　　盖茨夫妇设定了特定条件，包括不能投资烟草行业等。除此之外，跟普通的信托公司没有区别。如果发现投资的企业存在有悖社会道义的行为，可以撤资，但不可能在投资每家企业前都进行周密的实地考察。
　　我们现在的基金主要是盖茨夫妇当初注入基金会的钱，一直在增值。巴菲特承诺捐赠给盖茨基金会的股份，每年也在增值。因此，盖茨基金会并没有筹资上的压力。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基金会的投资一度亏损超过20%，但我们反而在那年加大了对公益项目的投资。盖茨说，越是这种时候，穷人越需要帮助。
　　在很远的将来，巴菲特先生去世后，剩余的股份会一次性捐赠给基金会，按照他的要求，这笔资产要在10年内全部用于公益事业，到时我们将面临很大的压力，因为赚钱不易，而把钱花好有时候更难。
携手中国帮世界
我们现在大部分的工作是，怎样通过中国的能力与实力，携手去帮助那些更贫困的国家解决他们的问题
　　财新《中国改革》：中国在盖茨基金会的投资版图中究竟是什么位置？
　　叶雷：我们办公室在2007年刚进入中国的时候，主要做的是支持中国的项目。大部分的境外非营利或慈善机构，都还是关注中国的问题，这个在我们基金会还有，但是未来应该会逐渐变小。我们现在大部分的工作是，怎么样通过中国的能力与实力，携手去帮助那些更贫困的国家去解决他们的问题。
　　财新《中国改革》：盖茨基金会究竟看中了中国的什么能力？具体怎么来帮助其他国家？
　　叶雷：当时盖茨先生决定在中国建一个艾滋病项目，建一个办事处。因为他已经看重了中国可以成为为全球作贡献的一个发展平台。
　　从中国的层面来讲，中国现在有很多好的东西，我们可以对它进行投资，说不定这些产品出来的速度、质量、价格在国际上会有优势。比如说疫苗，刚才我讲的乙脑疫苗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还有就是农业产品。
　　中国在过去30多年来，农业产量基本是翻倍的。这一方面和国家政策有关，比如包产到户，另外也有技术性的因素，如肥料的使用、技术灌溉、品种改良等等。中国在这些方面发展得很快。之所以对中国的农产品和技术感兴趣，还因为非洲的农民种的地和中国的地很像，都是很小块的，像美国那样的大型农业操作技术或机器就不可能应用于非洲。
　　卫生方面，中国最近五六年来，科学和技术已经跨上了一个新的台阶。虽然,中国之前确实存在着如今也存在着投入不足、制度不良、人才流失等问题，但现在和国际水平相比差距已经大大缩小。
　　不仅对中国，我们选择在华盛顿、伦敦这样的地方设办事处，同样是希望各国政府，能够一起多做一些事情。在中国，我们希望利用现有的平台，加入中国政府或企业的投入。
　　财新《中国改革》：是否可以预期，盖茨基金会在中国的战略性投资资金还会继续增加？
　　叶雷：在现场做大项目的援助性资金绝对不会像以前那样多，我们在农业和卫生研发后的市场化运作方面的投入会增加。
　　财新《中国改革》：携手中国还面临什么样的挑战？
　　叶雷：说老实话，如果不是盖茨的推动，总部大部分的工作组不会选择在中国找伙伴做研发、做产品相关的发展。一方面，虽然我们是个国际组织，但大部分在美国本土工作的人，对中国的机会和问题并不了解；另一方面，中国自己也还是有一些缺陷的，不是都已经成熟到可以达到国际标准或跨国标准的。可是你看现在很多大的跨国公司也在中国设置研发机构、生产基地，开发药品，做临床试验，他们也希望开发中国的市场，这说明中国还是有自己的优势。
　　例如中国的疫苗，没有出口经验，所以拿不到国际认证。一方面因为国内的市场对企业而言已经很大，另外一个是文化原因，不管是药品还是很多其他东西，中国扮演的是世界工厂的角色，而不是世界的推销商。很少有中国公司，会拿着自己的产品，走到国外的市场，告诉别人自己的这个产品比他们做得好。现在，中国做世界工厂的低附加值时代已快终结，要继续发展，就不能再做供应商。中国企业要出去，去竞争，推销自己。盖茨基金会做的，一是投资，另外，还要帮中国把做出来的产品推销出去。■
叶雷简历
　　叶雷：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中国办公室首席代表
　　在加入盖茨基金会之前，叶雷供职美国疾控中心二十余年，主要负责开展母婴健康、营养、难民和灾难应对方面的项目及相关研究。期间，他曾在二十余个国家短期工作过。1998年至2003年，叶雷任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印尼与中国办事处健康与营养项目主任。2003年至2007年，叶雷担任美国疾控中心全球艾滋病项目驻华首席代表与项目主任。
　　叶雷在明尼苏达大学获得公共卫生硕士(MPH) 及医学博士学位 (MD)，并且具有儿科及小儿血液科的行医执照。他也获得了美国疾控中心授予的流行病学调查服务及预防医学的住院医师资格。他曾任教于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目前仍是塔夫茨大学(Tufts University)弗里曼营养学与政策学院的副教授。

黄靖：中共的当务之急

（2013-03-06）

中国聚焦

　　习近平执政以来，大张旗鼓反腐败，令人振奋。然而，从执政党的角度看，腐败泛滥的根本原因，是中共干部管理体制失效。是党不管党、党管不了党的现实体现。要根治腐败，保证改革成功，实现中华民族复兴伟业，必须改革中共干部管理体制，确保中共对其干部队伍的有效管理，使广大党员与中央保持一致。否则，非但腐败难以根除，中共的任何改革措施都必将失败，中共也将随之垮台。这一点，笔者在《中国改革面临的六大挑战与选择》一文中（2012年8月30日《联合早报·言论》），已有所述及。

干部管理体制失效的原因

　　首先，执政党利益多元化是对中共干部管理体制的最根本挑战。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社会迅速多元化，各种利益团体不断涌现。同时，各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经济发展差距拉大，各地区、各部门之间的利益关系日趋复杂，其政策诉求也日益多元。其结果是各地区、各部门的利益和中央的政策往往并不一致，甚至相互抵触，由此导致愈演愈烈的政策扭曲的现象：即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甚至“突破政策”。土政策愈演愈烈。政出多门、有令不行在各级政府中普遍存在；消极懈怠、阳奉阴违在干部官员中屡见不鲜。

　　执政党利益多元化的另一结果，是在同一级别的党员干部之间，由于岗位不同、分工不同、部门不同而导致经济、社会待遇的明显差别，从而引发各级干部中强烈的利益诉求。在市场经济主导的现实社会中，仅仅靠政治忠诚、道德约束、纪律强制来束缚广大干部的合理利益诉求，非但不能抹平这些原本不合理、甚至违反党纪国法的各种差别，反而使其趋于合理、合法。普遍的政策扭曲行为和同级干部待遇中各种差别的“合理”存在，为腐败提供了体制上的诱因。

　　其次，封闭的干部管理体制和开放的社会发展不相适应，使得干部升迁过程中出现了“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现象。干部越往上走，出路越窄。由于没有与社会横向流通的机制，广大干部始终面对“众多处长争一个局长，众多局长争一个部长”的升迁瓶颈。一方面是仕途提升的瓶颈越来越小，另一方面是多元社会在市场机制下快速发展，各方面的诱惑越来越大。一些干部为克服升迁“瓶颈”而寻求旁门左道，以至违法乱纪。各级干部突破升迁“瓶颈”的渴求，为腐败提供了强劲的利益驱动。

　　再次，改革开放以来中共决策机制的演变削弱了干部管理体制。在中共一党领导的政治体制下，决策过程必须高度集权，以确保政策的连续性和有效性。然而，改革开放的主要内容，是依靠市场机制推动经济快速增长。其发展过程，实际上是分权让利的过程，以便各级干部能够在瞬息万变的市场经济中及时采取相应对策，保证经济发展。显然，目前的干部管理体制不能适应这一政治上集权、经济上分权的决策机制。一方面，市场经济发展中的分权削弱了中央在干部管理中的权威；另一方面，决策上的集权使各级主管领导在干部管理中易于搞“一言堂”。其结果，是中共干部管理体制在结构上日益支离破碎，为腐败提供了制度上的温床。

　　从中国社会转型的广角来看，中共干部管理体制更是落后于形势的发展。在以工业化为基础的现代经济过程中，人们最重要的经济资源，从其脚下的土地转变为可携带的知识与技能，因而获得了在农耕社会中不可想像的个体经济独立性和社会能动性。一个经济独立并能自由迁徙的人，必然要追求以“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因此，经济现代化的过程，也是一个以“平等、公正、自由”为核心价值的“公民”，取代以“忠孝礼仪信”为核心价值的“臣民”的转变过程。

　　伴随着这一转变过程的，是人们为保障、优化自己的权益而积极要求政治参与。在这一转变过程中，中共广大党员非但不能置身其外，反而因其较高的教育水准和较好的能力素质，产生更强烈的政治参与要求，党内的民主呼声因此而起。然而，封闭的干部管理体制不能顺应这一发展趋势，反而日益成为党内民主的阻碍。对党内民主的压制，为腐败提供了权力的保障。

干部管理体制中的积弊

　　在任何政治体制下，对干部官员的管理不外乎三个系统：选拔系统，监管系统，惩罚系统。就结构而言，这三个系统在中共干部管理体制中早已确立：即任免干部的组织系统，监管干部的中纪委系统，以及最终处罚违法乱纪干部的司法系统。

　　长期以来，以这三个系统为主干，中共发展了一套纵横交错的干部管理体制。所谓“纵”，就是从中央到基层，三个系统各自对其对口单位实施垂直管理。所谓“横”，就是各级党委对同一层级的三个系统的“一元化”领导。在战争年代以及建国后的社会主义一体化计划经济时期，这套纵横交错的干部管理体制是有力并有效的。

　　然而，改革开放以来，尽管中共中央通过领导干部轮调、党校培训、干部考评、纪律检查、以至“双规”等措施来加强对各级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的管控，但随着执政党利益的多元化以及改革过程中的“分权让利”，三个系统中自上而下的纵向管理实际上越来越弱。相比之下，地方党委对干部的任命、提拔、监控、惩罚等各方面的控制和影响则越来越强。

　　危害更大的是，在各级党委的“一元化”领导下，干部管理中任免、监督、惩罚三个系统非但不能相互制衡，反而在“一言堂”的形势下发展成利益共同体。其结果，是干部选拔中任人唯亲，甚至买官卖官；监察机制流于形式甚至为虎作伥；司法系统“只拍苍蝇，不打老虎”，甚至黑狱连连。一方面官官相护，贪污腐败呈板块状发展；一方面钱权结合，特权阶层侵蚀公平正义。干部管理中形成日常弊端无人管，一出问题惊天下的畸形局面。

在制度建设上改革

　　从制度建设上改革干部管理体制，势在必行。就执政党而言，干部管理体制的改革必须有两个不可动摇的先决条件：一是政治体制的合法性，二是政府管理的有效性。要充分认识到改革干部管理体制是一个巨大的系统性工程。必须有审慎的顶层设计和严谨的实施步骤。

　　切实加强中央权威，切割干部管理体制中的横向羁绊，强化纵向管理，增强干部管理的政治有效性和社会可信度，应该是改革干部管理体制的主导方向。而其中的关键，是要在中共的集体领导下，从制度上确保干部管理体制中选拔、监管、惩罚三个系统的互相独立，形成必要的制衡机制。否则，加强纵向管理权威或将导致权力的过度集中，结果适得其反。

　　显然，在目前条件下，同时强化三个系统的纵向管理并不现实。尤其是在组织和司法两大系统，牵涉面广，急于求成，反而会引发不必要的混乱。但是，中共可以从监督管理入手，进行实质性的制度改革创新。简言之，就是在纪委体系中，加强中纪委对各级纪委的纵向领导，从人事、薪酬甚至家眷安排等各方面实行自上而下的“一条鞭”管理，切割地方党委的横向羁绊。“监管”这一重要环节从上到下独立存在，为干部的任免把关，为司法惩罚干部中违法犯纪者提供确凿证据。在此过程中，由于干部的提拔、监管和惩罚三大系统在中央集体领导下互相独立，形成有效的权力制衡机制，可以防止实行纵向管理的纪委体系权力膨胀。

　　于此同时，中共应该借鉴发达国家中官员面向社会的交流，积极探索并建立干部与社会各相关领域的交流方式和机制，以此逐步克服同级干部之间因岗位分工不同而产生的待遇“差别”。一方面保证在执政党利益多元化的情况下，各级干部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保持对中共政治忠诚，遵守党的纪律；另一方面从法律和制度上保证广大干部除了仕途升迁之外，还可以选择到社会的相关领域中发挥自己专长与才能。其最终目的，是要打破封闭的干部管理体制，使干部管理体制成为社会管理的有机组成部分，成为促进中国转型的积极力量。


作者是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教授
亚洲与全球化研究所所长

广电版署合并，互联网行业影响不大？

作者不详

上午看到了广电总局和新闻出版总署合并的消息，微微愣了下，这和铁道部拆分、卫生部消失不一样，是两个跟互联网密切相关业务部门的合并。但这个合并又显得不那么给力，因为这俩部门的业务重合好像也不多啊。算来算去，从互联网产业结果看，好像只有视频行业能从这次合并中得到一点好处，其他各行各业该咋咋地……

互联网产业管理现状

如果按照此前的传言，广电、版署和文化部合并，那就是内容和信息产业的大事了。在中国互联网管理方面，公安部门管安全，工商、卫生、教育等职能部门管理各自范围内的网站业务，工信部原来管的内容最多，但近些年其管理范围慢慢缩小到网站的物理接入层面。

只有互联网的内容管理最为庞杂，此前是分别归属于文化部、版署、广电总局、国新办等国务院部委机构。这其中，版署主要互联网出版管理，其管理范围是各类已正式出版过的作品和经过加工的文学、艺术、科学、技术作品；广电主要负责视听节目在互联网渠道上的制作与传播；文化部则管理通过互联网生产、传播和流通文化产品。三者管理的最基本和直接形式都是许可证，分别是互联网出版许可证、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许可证、广播电视节目制作许可证，以及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

可以看出来，文化部的管理范围与广电、版署两大部门的职责范围重合最多，毕竟互联网上传播的绝大多数信息都可以归结到文化产品范畴。所以此前的大部制传言中，就有文化、版署、广电三合一为大文化部的猜测。

从此前的很多实例可以看出，在新技术发展和商业管理中，冲突比较多的是版署-文化部两方和广电-信产部两方。由于都涉及内容产业，版署和文化部在主导权上曾展开激烈角逐，集中的爆发体现就是《魔兽世界》的引进与运营，整个网络游戏产业都为此头疼不已。

广电和信产部则主要在移动电视和电视网络上顶牛，你要搞IPTV，我就出台一个互联网电视管理要求；你要搞移动电视，我就出台CMMB部标。这两个部门的龃龉，甚至直接导致了三网融合迟迟无法推进。

二合一，意义削弱不少

如果机构改革着眼于促进产业发展、明确管理职责、消除冗余环节，那无论是原来传言的三合一，甚至更激进的工信、广电重组，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起到理顺流程、减少环节、消除矛盾、增强服务的作用。可是现在变成了二合一，意义就削弱了不少。彼此不重合的部门合并，基本上就是物理上的一加一等于二，原来矛盾的还在矛盾，原来不搭界的大家还是各管各的。

不过，在一些地方政府层级上，文化与广电、出版部门已经合并，有些地方甚至体育局也并了进来，提前实现了大文化部门管理。这次国务院层级选二合一而弃三合一，大概也有让地方上先行整合、摸索的意思。

视频行业受益或最多

看来看去，从互联网产业来说，这次受益比较多的应该是视频行业。因为涉及到一些音像制成品的网络传播与流通，以前视频企业需要同时向版署和广电申请互联网出版许可证和信息网络视听传播许可证。二者合并后，如果业务能顺利梳理，这部分的管理与监督可能会简化些流程。

倒是在文化传媒领域，有一些要扩展业务的广电、出版集团可能会在彼此渗透上减少一些阻力，例如同时具备新闻出版和广电传播能力的第一财经、文广、南方报业集团，不过这些暂时跟互联网离得比较远了。

附：跟互联网行业有关的牌照管理及主管部门（未必全面）

域名注册证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新闻业务批复文件 （地方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
互联网出版许可证 （新闻出版总署）
网络游戏备案 （新闻出版总署数字科技司）
新闻出版署游戏版号（新闻出版总署）
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 （文化部）
网络游戏虚拟货币发行 （文化部）
跨地区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 （工业和信息化部）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地方） （地方通信管理局）
互联网电子公告许可证 （地方通信管理局）
ICP备案/ICP许可证/ICP经营许可证/ISP （通信管理局）
全网呼叫中心许可证 （通信管理局）
短消息接入代码使用证 （通信管理局）
移动网增值业务经营许可证（SP证） （通信管理局）
互联网药品信息服务资格证书 (经营性/非经营性) （药监局）
互联网教育信息服务资格证书 （教育部）
互联网医疗卫生信息服务资格证书 （卫生部）
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 （地方广播电视局）
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许可证 （广播电视电影总局）
国际联网备案登记证书 （地方公安局公共信息网络安全监察分局）
电子支付牌照 （中国人民银行）
网上经营行为登记备案 （工商局）
网站名称注册 （工商局）
广告经营许可证（网络广告经营） （工商局）
红盾315网站备案登记（工商行政管理局）

抓住稍纵即逝的政改机会

中国的领导层正在换届，这是一个难得一遇的时刻。正在召开的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预计将批准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接替胡锦涛出任国家主席，批准李克强接替温家宝出任国务院总理。不过，尽管习李二人许下了一些诺言，中国的改革前景仍充满变数——这不仅是中国公民的看法，也是世界各国观察人士的看法。

中国新一代领导人面临的改革挑战十分严峻。经历了胡锦涛任内“失去的十年”后，中国社会的和谐程度已大大降低。遏制腐败、改善收入分配和保持经济增长，都是很紧迫的任务。但学者们普遍认为，当务之急是启动拖延已久的转型、转向宪政和民主体制（许多官员私下里也持同样看法）。否则，中国将难以保持经济增长势头和社会稳定。

悲观主义者称，只要既得利益阶层掌权，政治体制改革就不可能进行。然而，既得利益阶层推动改革取得成功的例子，在历史上不胜枚举。我们不应低估思想的力量。中共当初以工人阶级的名义发动革命，但早期的中共领导人却主要出身于“既得利益阶层”。这些人之所以选择投身革命，是因为他们信仰马列主义思想。1978年邓小平发动市场化改革，不是为了谋求私利、保持现状，而是为了实践他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新理论。

记住下面这点也很重要：对既得利益阶层而言，改革往往是避免革命的最佳手段——尽管他们采取的一些改革举措并非全然出于自愿、而是为形势所迫。英国之所以在1832年出台首个议会改革法案后不断扩大选举权范围，是因为统治阶层认识到，不这样做，体制就有可能崩溃。身为中国最高领导层成员的王岐山，建议党员阅读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的《旧制度与大革命》(The Ancien Régime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一书。该书探讨了君主制倒台的原因和推动力。这件事可能意味着，中共已经意识到，不改革就有可能爆发革命。


谈到既得利益阶层时，我们往往会错误地认为，这些人铁板一块、目标明确。但统治精英内部的利益冲突，往往比统治阶层与被统治阶层之间的利益冲突更激烈。野心勃勃的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遭整肃过程中出现的乱象，就展现出这一点。

这种党内斗争意味着，即便是特权阶层，其人权也不是受保护的。最高层官员随时可不经法律程序被投入监狱。因此，出于自身安全考虑，精英阶层或许最终会有动力建立起法治，就像英国在19世纪前的转型期发生过的事情一样。

但这是乐观主义者的观点。从更为悲观的观点来看，中国的改革仍面临许多障碍。最大的障碍是领导层的素质。

如今，中国已形成这样一种局面：领导人无一例外地从官僚中选拔产生。从职能角度讲，领导人与官僚应该是截然不同的。官僚应严格遵守各种旨在避免风险的戒律。而伟大的领导人，应以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为行动出发点。他们必须有使命感、高瞻远瞩、勇于开拓。这种人不太可能从官僚培训流程中脱颖而出。

要爬上中共中央总书记的位子、统领各级政府，就得在等级森严的晋升体制内走一遭。若想成为国家高级领导人，至少要在官僚体制内呆满四十年、往上爬二十多级。有勇气、有原则者会被淘汰，剩下的都是官僚化的领导人。这就是为什么过去十年的政权会如此孱弱。

正当中国迫切需要在伟大领导人的带领下实现向宪政和民主体制转型时，中国现行的体制却无法产生这样的领导人。发动革命建立新中国的第一代领导人有足够的权威开创这样的转型，但他们却没有那样做。即便是邓小平，也错失了自己的机会。

当然，历史往往由偶然因素决定。由于特殊的历史环境以及自己的精英家庭背景，新一代领导人不同于胡锦涛那代领导人。他们不完全是官僚培训体制的产物，似乎比上一代领导人更有才华、更富使命感和开拓精神。

因此，我们必须坚持希望。我相信，习近平领导下的未来十年将带来独一无二的机会。如果不改革政治体制，未来几代领导人恐不会像今天这代领导人那样有能力。中国决不能错过这个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