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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于轼：折衷的批评者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编辑 王昉


“两会”散去，“中国梦”留了下来。新任国家主席习近平说，中国梦是人民的梦，靠人民实现，为人民造福。官方媒体对此给予热切而宏大的解读，“人民们”却有些不置可否。愤青一些的低声讥诮说，若以此为标准，中国梦就是白日梦。

在或深情或戏谑的议论中，一个声音让人颇感意外。被很多人视作“永远的批评者”的茅于轼先生，在他最近的一条微博中说：“习主席号召实现中国梦。其实过去的三十年已经实现了一个梦。我常说如果一个人三十年前睡一觉，今天醒过来，一定不认识这个国家，以为自己是做梦。这三十年的成就堪称奇迹。”

在习惯了茅于轼“反政府”言论的人们看来，这个表态简直有些谄媚。在这条微博的近500条评论中，就有不少举出种种不如意现状的质问之声。

不过惊讶者很快就能找回他们更熟悉的那个茅于轼。在这条“奇迹”微博的同一页上，更多的仍然是批评。他批评法治倒退、批评对朝立场、批评政府“蛊惑”好战分子。在一条被转发上万次的微博中，他说：“一个母亲绝不会让她的儿子为了没有价值的目标送命。但国家可不一样。它会鼓动自己的百姓为了随便一个目标送死……被洗了脑的同胞们可要小心啊。”这条微博的近8000条评论中，赞成的声音和反对的声音阵营分明，火药味十足。

在意见市场愈发多元的今天，惊人之语和争论分歧都已是公共讨论的常态，但像茅于轼这样时常不按常规出牌，且让民意如此两极分化的人物，仍不多见。

2012年岁末，在FT中文网推出年度中国报告之际，我约访了84岁的茅老先生。他在3月份获得美国智库——卡托研究所授予的弗里德曼自由奖，是去年中国思想界的一件大事。

采访那天，是北京这个霾冬里难得的敞亮天，风刮得放肆。派去接茅老的车停在办公楼前，司机跳下车，还没赶到后座，茅老已推开车门，稳稳下车，伸出手来，与面露惊讶的司机握手道谢。事后我意识到，茅老道谢，是以为司机就此告辞。这成了后来一个小插曲的伏笔。

这是我第二次采访茅于轼。上一次采访他是在2011年5月，谈的是他之前不久写的《把毛泽东还原成人》一文引发的巨大争议。一年半过去，茅老依然挺拔，手脚轻健，思维敏锐，但听力明显下降，与人交谈时需前倾侧耳。他穿一件黑色羽绒外套，显然摩挲了有年月了，羽绒有些塌，在大风天里显得单薄。

“现代唐吉诃德”

我们从弗里德曼自由奖谈起。这个奖，是为了纪念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于2002年所设，两年评选一次，旨在表彰推动个人自由的杰出人士。过去十年中，得奖的既有经济学家、国家总理，也有法学院学生和异见作家。卡托研究所在颁奖词中称，茅于轼是中国为争取个人权利和自由市场最敢言和最有影响力的人士之一，是推动中国建设公民社会的先驱人物。

消息传回国内，自由派人士一片欢呼，左派阵营冷嘲热讽。这样的“待遇”，对茅于轼来说，太过熟悉。中国经济学家中，他是最富争议的一个。他的很多话，如同芥末呛鼻，直冲神经而来。一些人听了茅塞顿开，另一些人直呼大逆不道。网上流传着多段茅于轼“雷人语录”，包括“廉租房应该只有公共厕所，这样富人才不会喜欢”，“替穷人说话的人很多，替富人说话的人太少”，等等。

我问茅于轼：您这次得奖，和以往一样，反应也是有弹有赞，而且根据意识形态站队的现象依然突出，您怎么看？

他没有直接回答，却说：“中国人缺的是一个独立的理性的思考。正因为这样，中国人拿不到诺贝尔科学奖。我们的教育是不断灌输一种东西，从广播电台到报纸到老师到教科书，让你思想就范，你一开口就是新闻联播的口气。你的思想很难摆脱这种控制，就是你方才所说的，不管有没有道理，老跟着他，或者老反对他。这个我觉得都不对。”

我说：“您的很多话，说的也许是经济学常识，但是‘政治不正确’，不能拿到台面上说。这让您困惑吗？”

“我不管这个事儿，”他毫不迟疑。“我觉得我要说真话。你反对我也好，赞同我也好，我要说真话。”

在真话成为奢侈品，犬儒和忽悠盛行的当下，还要郑重宣称自己“说真话”，难怪茅于轼要被人比作“现代唐吉诃德”。他的许多表达率直拙朴，源自他对中国近百年变迁的亲历与思索。他很少拿捏揣度，把话说到滴水不漏，或包裹于庄严玄妙的经济学理论中，还不时会坦承自己之前的某个表述不够严谨。追随他的人把他称作经济学界的鲁迅，批评他的人认为他缺乏理论功底，很难算得上经济学家，曾经出版的几本著作也只算得上“普及类，与真正的经济学无关”。刺耳话说多了，连一些原本可以成为盟友的，也忍不住出来批评他。

比方说，他为庆祝《时代商报》创刊十周年题词：“商业能够创造财富，劳动则未必”。这番话来自何处，他自己后来有过解释：“大炼钢铁，轰轰烈烈，误用劳动的场面在我脑子里挥之不去”。但话一出口，已是哗然。在“劳动光荣”口号中成长起来的人们表现出本能的抗拒，还有经济学者引经据典，要证明茅于轼这番话与他自己倡导的自由主义相悖。比如，自称“新右”的美国萨福克大学历史系副教授薛涌就给FT中文网撰稿，说，这样的雷人话，会让茅于轼和他代表的自由派失去公信力，反让人投入左派怀抱。

更多人攻击他，原因更简单，就是网上盛传他创办和任荣誉理事长的民间智库——天则经济研究所接受了美国福特基金会的资助，于是“汉奸”、“西奴”、“美国狗”的谩骂不绝于耳。

对于特别难听的人身攻击，茅于轼从不怒起反击，最多在微博和文章里说几句“批评不可讽刺挖苦”、“不要再执迷不悟了”，然后继续自顾宣讲他的观点。

“跟我意见不同的人，我从来不要消灭他。我希望他们对于我，也不要采取消灭的态度，”他说。

“消灭”并非耸人听闻。我上次采访他时，他就处在一场舆论风暴的中心。他在2011年4月发表《将毛泽东还原成人》一文，激起“左派”阵营剧烈反弹。“左派”网站“乌有之乡”成立“公诉团”，收集签名，上书人大，要求公审茅于轼，严惩他的“汉奸言论和反人民言论”。风暴最盛时，网上大字报式的申讨铺天盖地，他收到过威胁电话，外出时有学生围绕在侧，以防他被袭。

就在那样的节点上，他平静地固守阵地，不应战，也不收回对毛的评价。那年接受我采访时，他说：“作为一个学者，我有责任告诉社会我的看法。他们也有言论自由，说什么我也愿意听。当然我不赞成他们用开批斗会的办法，那是文革做法。”

在毛泽东去世40年后的今天，评价他有什么意义？我问。

“意义太大了，中国将来的发展离不开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你是走毛泽东的路线？还是改革开放的路线？这两条路线是完全不同的。”

那次采访当夜，有国安人员敲开茅于轼的家门，客气地对他说，近期就不要对媒体谈毛泽东了。茅老与我商量，我们决定把稿子压下。

“权贵代言人”

在那次采访后的一年半里，中国政坛发生了一系列大事件，中国社会追问反思之声不断。我问茅于轼，他如何看待在他所说的“道路的选择”上，中国在过去一年做出的回答？

没想到他却相当不乐观：“过去的一年，进一步说明一个问题，就是中国朝哪个方向发展，这个事情没有解决。哪条路对，还是有争论的。”

我问：重庆模式的终结难道不能说明，中国起码不会再朝极左的方向走了吗？

“哈，难说。现在如果投票的话，我都不保证拥护毛泽东的人就一定失败，因为毛泽东的道理是很有欺骗性的，”他说。

茅于轼：重庆并未终结中国道路之争（视频）



显然，他头脑里关于毛泽东的这根弦，还绷着。

茅于轼出身世家，父亲茅以新和二伯父茅以升，分别是中国著名的铁道和桥梁专家。茅于轼自己也是学机械工程出身，建国后最早从事的是铁路机车研究。他的家世在政治运动中成为沉重的负累。他1958年被打成右派，下放、挨饿，文革时噩梦重来，夫妻俩曾被双双剃光头。

78年平反后，他正式开始接触现代经济学，大量阅读西方经济学著作，并结合十多年劳动改造中的实践，在85年写出《择优分配原理———经济学和它的数理基础》一书，完成了从工程师到经济学者的转型。

90年代开始，“因为被中国改革的巨大问题所吸引”，茅于轼走出书斋，从理论研究转向经济学的普及，出版了《生活中的经济学》等著作。他对市场经济不遗余力的倡导，很大程度上正是出于他对毛时代的警觉，而这种警觉，又缘于他自身经历中曾有信念的幻灭。“我二十几岁的时候，也非常崇拜过毛泽东的，”他说。

“毛泽东的错误在什么地方呢？他有一个良好的愿望，就是说这个社会要平等，要人人享受幸福。为什么我们不平等，没有享受到幸福啊？因为有剥削者害了被剥削者。所以这个社会要好，就要打倒剥削者，这是他的理论。听起来是很对的，实施的结果是非常糟糕的，”他说。

他认为，这套“剥削理论”不仅让中国社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以贫为荣，更是今天中国人畸形的仇富心态的缘起。因此他不断呼吁保护富人。他有一句名言：“为穷人办事，为富人说话”。他以身践行前半句——发起慈善，办学扶贫，成立小额信贷——但更多人似乎只注意到了后半句。他被贴上“权贵代言人”的标签，这个标签成了他的“原罪”。

“我这个话说了以后很多人就骂我，本来赞同我的也反对我——你是混蛋，你为富人说话，”他笑呵呵地说。

“穷人一样有坏人，富人也有好人。中国大部分的富人还是靠本事致富的。认为富人就是坏人，要打倒富人，这个社会就完蛋了。”

但在今天的中国，不可否认很多财富的产生与特权息息相关？很多人仇视的，其实是财富背后的特权吧？我问。

“如果是这样，他们应该起来反特权,”他说。“但是中国社会反特权的声音是非常微弱的，而反富人的声音是特别强大的。”

对特权的讨伐，是贯穿茅于轼近年论述的一条主线。在他看来，特权已是中国社会最大的毒瘤。从经济角度看，特权不除，则市场必入歧途，因为市场前提是平等交换，而特权意味着胁迫；从社会角度看，特权几乎已成一切官民冲突的源头。“我们怎么得到人权？我们把特权取消了就有人权了。”

折衷的批评者

茅于轼的反特权，常常被理解为反政府，于是他被骂“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他的反行政干预，又常常被理解为鼓吹市场神话，放任资本和权力侵蚀穷人利益。但事实上，采访中我发现，他既不认同市场万能，也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自由主义者。他对中国政府过去三十年的执政，褒扬多过批评。他相信渐进改良，而且肯定政府——或者说统治精英——在其间的作用。如果说他是一个批评者，他也是一个折衷的，务实主义的批评者。

比方说，尽管他认为市场在财富创造上是最有效的，但他承认有许多问题市场解决不了，比如贫富差距、环境恶化、主持正义、保护财产。

他甚至认为，“政府来做市场做的事，越俎代庖，也是可以的”，比如基础设施建设。这和自由主义经济学中“市场是唯一有效配置资源途径”、“政府进入就有罪”的观点，相去甚远。

对于中国政治生活的进步，他选取的“参照物”之谬暗，导致评价之宽容，也令我吃惊。比如他说，过去三十年，中国政府成功之处，首先就是政治稳定。“中国从鸦片战争以来，一百七十年里，只有这三十年。”

“其次，跟毛泽东时候相比，我们不随便杀老百姓了，政治犯没杀过。还有就是领导人的斗争是和平的，没有说不整死不歇手了。”

归根结底，他不无宽慰地说，中国虽然仍是集权政治，“但这个集权是相信市场的，不是反市场的，这是最本质的东西”。

当然，作为市场经济的拥趸，他不愿见到政府之手伸得过长，比如他仍然坚持认为“十八亿亩红线”政策没有必要、经适房作用弊大于利，对垄断和政府“公司化”也十分警惕。但当我问到，如何才能管束这个过大的政府时，他的回答，再次让我意外。

“一个强大的政府，甚至一个独裁的政府，不一定是一个坏事，”他说。“坏人独裁，老百姓倒霉。好人独裁，比民主还好呢！”

“我们历史上有好人独裁的例子吗？”我没转过弯来。

他想也不想地说：“我们改革开始的时候就是好人独裁啊。好人独裁不等于样样都好。大方向对，确实是为了老百姓，这就算好人独裁。”

这话让我对茅于轼的一个判断越发清晰起来：在他而言，效率优先，主义第二。他的观点从掉书袋子的人看来，与经典的个人主义、自由市场理论皆有出入。但他更为关注的，不是意识形态的高低，不是一种政治体制背后的道与义，而是如何技术性地消除财富产生过程中的壁垒。他对中国社会心态和顽疾的清醒了解，又让他对中国进步的方式抱有极大的宽容和灵活性。

在已是含饴弄孙的年纪，茅于轼还在公共领域奔突，随时冒着枪林弹雨。我问：被骂的时候，您怎么想？没有一气走开的念头吗？

他说：“其实就是我对社会的一种不放心，说的好听点，叫社会责任感吧。”

“也不是现在才挨骂，从‘反右’就开始挨骂，多难听的话都听过了。骂的声音我也习惯，”他笑呵呵地说。

甚至连挨骂，他也从效益出发，总结过一句：“从经济学上讲，宽容可以产生最大的边际效益。”

采访结束时，即发生了开篇提及的“小插曲”。在茅老起身穿衣的当儿，我打电话给在楼下候着的司机，请他做好准备。茅老有些吃惊：“司机一直都在等着？”回答是。他想了想说：“如果是这样，能否请他送我去国贸地铁站？我坐地铁回家。”在场的人全都愣住。我们力劝：正是下班高峰，地铁挤得不行，您老这么大岁数。他从容回答：“正因为高峰，坐地铁比坐车快呀！”几番推让，他终于同意由我们一个正好顺路的同事护送，一同搭地铁回家。

我不禁感慨茅老的谦谦雅风，这在与他打过交道的人中有口皆碑。转念再一想，高峰时刻搭地铁，讲的依然还是效率为先。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是一个纯粹的，不折不扣的经济学家。

不要給思想流派貼“邪路”標籤
　　
賈康（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
　　
我談三點看法：第一是，十八大新一屆領導班子產生以後，習近平講的一番話普遍評價是接地氣，深刻的是“人民對幸福生活的向往就是我們的目標”。老百姓聽得明白。下接地氣還有另外一個條件：上連戰略。

　　決策程序，首先要掌握通盤戰略。在戰略層面，是我們今天討論不可迴避的課題，中國怎樣能夠避免矛盾積纍可能導致的不良前景？真正實現現代化，真正實現鄧小平原來的意圖——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然後）走向共同富裕。三步走：後來居上、現代化、2050年前後見眉目。理論上的考查大框架上是清楚的，因為我們在過去的決策層面反覆聽過，有“五化”——工業化、城鎮化、市場化、國際化和高科技化（信息化）。我認為，在這方面可以擴展一下，還要加“一化”，即現在都在討論的，中國也不可能迴避的以民主化、法治化作代表的憲政化。
　

　　賈康


　　延安的特點是現場教學，不論是在楊家嶺還是棗園現場，給人印象非常深刻的是，當時延安非常認真地推行民主化、法治化、憲政化，代表性機構是邊區憲政促進會，邊區相當於立法機構的成員是嚴格限定共產黨三分之一，其它黨派三分之一，無黨派三分之一，最低端的無文化的社會成員，也要通過特定選舉方式要民主。現在，如果講延安時期成為共產黨的壯大、穩定最後走向全國勝利的一種關鍵時期的話，怎麼在物質條件極差的情況下，把當時一大批包括很多出身富裕家庭的年輕人、熱血青年們吸引到那兒去跟共產黨一起鬧革命？這個事情值得深思。

現在說，延安那樣的基本理念作為共產黨理想，是否應該回到現實中考慮？把前面的五化加上憲政化就是六化。大的框架，從知識層面來說是清楚的，具體化比較難，首先是這種改革充滿爭議，能否按照小平同志說的“大膽的闖”一些行動，現在也意識到，很多人現在拿法治說事，人大討論形成一個完全設計好一個嚴似合同的法律再考慮改革，那豈不是等於，在轉軌過渡過程中，我們做不了什麼事，一百年這麼下去，也爭論不出一個大家都同意的一個法律。所以，我個人認為，在新的一代領導集體形成後，在配套改革方面一定要強調更大的決心和勇氣，再加上壯士斷腕的魄力，再引出帶有明顯的全面配套頂層規劃特點的可行方案。

　　第二層我做一個點評，這次十八大報告裡所說的，既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聽起來兩邊都說到了，但我觀察，封閉僵化的老路沒什麼分歧，都是過去傳統體制化下走的一套走不通的路。但什麼叫改旗易幟的邪路？我在微博上看到，有人把它說成民主社會主義。對此，我不認同，我認為，首先更開明的讓大家討論，不要給一些具體的流派貼標籤，把誰貼上一個邪路，馬上成為以前姓社姓資，要不要基本原則的問題。現在，誰能給這個邪路做一個具體化的定義？我建議，學者們之間不要做，除非最高決策層說了邪路指的是什麼。在此之前，我個人主張，任何觀點不要貼標籤，這才能在共和精神下更允許社會多樣化來討論中國的現實問題，體現現代精神。


　　第三，我個人認為，政治體制改革顯然是無法迴避的，但要在短期內拿到一個可行的方案、正面設計的全面方案，難度非常大。有沒有可能，在努力推進政改的同時抓住時機，在各個方面無法拒絕的改進管理的角度切入，以現代意義的預算，首先推進公共資源、公共理財領域的民主化、法治化，以理財的民主化、法治化拉動經濟和社會生活，包括決策、資源配置這種越來越多的公眾參與制下的民主化、法治化，逐步引向憲政化的實際結果。這具有

美國進步時代的啟示，學者做過很多探討。美國並沒有經過一個正面設計的政治體制改革的國家，而它成為進步時代的那40年，就基本解決了實質性問題，建立了依法的稅收制度、預算制度、公共意見表達機制和輿論監督機制等，我們如果從預算這樣一個現在大家都認同的（方面出發），提高透明度，公開性，反覆討論以後，經過最高權力機構審查批准，形成一個有法律效力的執行文件，然後嚴格執行，允許做調整，但要走調整程序，最後可以發展成績評估和官員問責制，這是一個重要切入點，而帶來的實際結果是憲政這套機制在中國的培育和成長。

　　我個人有一個感受，你要說，中國前景到底怎麼樣，存在不確定性。我認為，對中國和人類代價最小的一個方式是補天派。大家在凝聚共識方面做補天派，盡可能推進實質改革方面要一起用力，爭取更多的力量，爭取社會代價比較少、人民群眾受到的實際傷害比較小的歷史過程，謝謝大家！

“电改十年的回顾与思辨”

　　对于历经争论、几易其稿的中国电力体制改革而言，最后形成“共识”——业界统称的“电改5号文件”，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

　　电改5号文件的改革核心，也是改革难点包括：厂网分开、国家电力“一拆为五”、全国“一张网”还是“多张网”、成立专门监管机构电监会等。

　　因为改革难度大，推进慢，时任国家主席的江泽民亲自过问，要求“compromise”。

　　“任何一个改革都不是理想化的，它都是随着历史的变迁在不断进行调整、完善的，改革是不断深化的过程。”亲身参与电改方案设计、被誉为电改重要推动者之一的张国宝如是说。

　　电改仍在推进，关于电改的争论仍会继续。“作为过来人、亲历者，我有责任把这段历史记载下来”。应本刊之约，张国宝先生特撰写《电改十年的回顾与思辨》一文，我们将分3期刊发。

　　2002年进行的电力体制改革已经过去了10年。

　　10年间，电力工业飞速发展，装机容量从2001年的3.386亿千瓦，增加到2011年的10.5亿千瓦，2012年将突破11亿千瓦，很快就要赶上美国，成为世界上电力装机容量最大的国家；电网从六大区域电网基本互不相连到形成包括西藏和海南岛在内的全国联网。但另一方面，对电力体制改革是否成功仍争议不断。

　　1999年我开始任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下称“国家计委”）副主任，分管能源、交通、工业、高新技术等产业，责任所在，有幸在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国务院副总理吴邦国和国家计委主任曾培炎三位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参与了电力、民航、铁路、电信这四个被社会认为是垄断性行业的改革方案设计，作为过来人、亲历者，我有责任把这段历史记载下来。

　　发电企业：

　　“一拆五”并引入多种所有制形式

　　上世纪90年代末，相对民航和电信改革而言，要求对电力体制进行改革的呼声很高。

　　过去政府管理经济的架构，很大程度上受到苏联的影响，设置了很多专业性的工业部门。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进行，众多的专业部门被撤销归并成几个综合性的管理部门。改革之后，许多专业性的部门没有了，相对集中和精简了。其中有一些专业部门变成了企业，这些企业既管了一些企业性的事情，但又继承了原来部门政府管理的部分职能，电力也是这样。过去的电力部演变成了国家电力公司，仍然行使部分政府行政管理职能，也有企业管理职能。

　　回过头来看，这可能是我们改革进程中一个非常重大的步骤，也是一个阻力比较大的步骤。当时有这样一种说法：庙里有这么多的菩萨，你光把菩萨请走了还会有其他的菩萨来，所以要先拆庙后搬菩萨。你想想，那个时候涉及了几十个部委的动作，涉及到的人数我没有详细的数字，估计起码有好几万人，这么大的改革，需要很大的魄力。

　　部委撤并改革后，第二步便是对一些已经变成公司，但是又兼有行政管理职能的机构进行进一步改革，首先就是电力、民航、铁路和电信部门。

　　如果让这些部门自己改自己是很难的，所以需要一个综合部门设计改革方案。这任务落到了国家计委头上。曾培炎同志当时任国家计委主任，他当改革领导小组组长，我当副组长，因为当时这四个行业都是我分管，体改办以及被改革的几个部门的同志也参加了改革领导小组的工作。

　　当时对电力体制改革比较有共识的首先是政企分开，把政府的职能从原来的国家电力公司里面剥离出来放到政府部门里面去；第二个是改革的模式，大家比较统一的看法就是厂网分开。发电企业和电网输配业务在改革之前均属于国家电力公司，把原来属于国家电力公司的发电企业剥离出来，不再垄断，不再由一家公司办电，而是允许多家办电，多种所有制办电，引入竞争。

　　多家办电实际上是两个步骤：一个步骤是把原来国家电力公司所属的发电企业剥离出来，但不是一家发电企业，而是组成了5家发电企业。5家可以相互竞争，根据你的服务，根据你其他方面的能力来进行竞争。另一个重大的步骤是，原来国家电力公司范围以外的发电企业也允许参与竞争，就是多种所有制都允许参与到发电领域中来，包括外资以及中外合资、民营企业，也包括非电力部门的企业来办电。例如香港华润、台湾地区的台塑，煤炭行业的神华、同煤集团，民营的协鑫、珠江，地方投资主体的河北建投、江苏国信等都办了一些电厂。估计现在发电企业上百家都不止，而原属于国家电力公司的五大发电公司所占发电容量的比例连一半都不到，这标志着多种所有制都允许参与到发电领域中来，形成了多家办电的竞争格局。

　　电网成改革焦点：

　　全国“一张网”还是“多张网”？

　　电力改革过程中，遇到不少难题，难题之一便是电网怎么办？

　　有人提出电网也可以引入竞争，类似于把发电变成五大公司一样，要把电网变成几个公司。曾经有过设想，按照原有的6个电管局（即东北、西北、华北、华中、华东、南方），把这6个电力大区变成六个电网公司。

　　但是也有人提出，就算你把它变成了6个电网公司，在任何一个电网公司的管辖范围内它还是一家。例如东北电网，在东北地区内，也不可能把南方电网的电送到东北去跟它竞争，所以在它的范围内还是自然垄断，只是这个自然垄断的范围从全中国变成了某一个区域而已，所以有人认为这个改法不行，主张电网不能拆分，应当是全国“一张网”。

　　电力改革碰到了很大的阻力，电力部门和其他部门的一些同志对厂网分开，还要拆分电网觉得挺心疼，难以接受。新中国成立以来都是这样的体制，并且发展成现在这样一个有相当规模的电力工业，现在给拆了，心里不好受。但是这些同志也不好说什么，因为社会舆论都认为应该要进行政企分开和厂网分开，这已经是大势所趋。

　　不过，在此基础上再进一步把“网”分开的意见阻力就大了。最后归结起来电力体制的焦点是：到底全国是“一张网”还是“多张网”？

　　高层也有不同看法，有主张“一张网”的，也有主张“多张网”的，电力体制改革到了具体方案设计的阶段，遇到了很大的难题。国家电力公司是被改的对象，比如说厂网分开直接关系到电力公司的拆分，不仅仅是发电企业分离出去，还有电网公司拆不拆的问题，这要比现在想象的复杂得多。改革是大势所趋，但你说一点想法也没有也是不可能的，这是事实。

　　当时组织上让我去找高严（时任国家电力公司总经理）谈过一次，他没有当着我的面说不同意或者表现出对改革有抵触，但只寒暄了几句就推说身体有病，让别人和我谈。你说他心里痛快吗？他不会愿意电力被进一步拆散。有这样认识的不只是几个人。

　　为了形成改革共识，当时组织人去国外考察，借鉴其他国家的电力管理体制经验，举办了很多国内外的研讨会和座谈会。电网能不能拆开，成了当时电力体制改革方案能不能出台的一个焦点问题，社会上也很关注，大家提出了各种建议。有主张分开的，也有主张不能分开的，各抒己见。我们搞过很多大的研讨会，也请了很多国外的咨询机构和能源机构，比如高盛、美国剑桥能源研究所都来过，别的一些国家也介绍了他们电力管理的经验。

　　大多数的研讨会我都参加了，我看研讨会的模式都基本一样，张三这么说，李四那么说。现在回忆起来，我觉得全世界各国电力管理模式没有哪个是完全一样的。并不是说某个模式大家公认是最好的，每个国家都能遵循的模式是没有的。包括西方国家，英国模式和美国的一样吗？英国模式和法国模式一样吗？日本模式和英国的一样吗？都不一样。

　　当时各种意见鱼龙混杂，包括投行也纷纷来做工作，比如高盛、摩根士丹利等，他们好像很懂行，告诉你应该如何如何，实际上他们是想以后帮助这些企业上市，更主要的是在寻找商业机会和经济利益。现在回想起来，某些投行只是揣摩中国领导人的意图，如果领导人认为“一张网”好，他就往“一张网”说，如果领导说“多张网”好就往“多张网”说，其实他们并不懂。为什么他们不懂？不是他们没有这个知识，正如我前面说的，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电力管理模式是完全一样的、可以借鉴的，都是各有特色，也各有利弊。

　　江泽民总书记亲自过问并要求：“compromise”

　　由于在电网问题上争议很大，电力体制改革搞不下去，江泽民总书记也亲自过问电力体制改革：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改成？到底有什么阻力？分歧在哪里？他直接打电话给曾培炎同志，当时我就在旁边。

　　曾培炎同志如实报告了电力体制改革设计方案中的一些意见，实际上最后就集中到“一张网”还是“多张网”的问题上了。江总书记听了以后，说了一句英语“compromise”，大概的意思是要把这两种意见相互妥协，再协调一下。

为什么后来变成了国家电网和南方电网？由于当时已有从天生桥（编者注：天生桥水力发电总厂，位于贵州省兴义市）向广东送电，有了从西南部往广东送电的雏形。在电力体制改革之前，实际上已经开展了一系列西电东送工作，在此基础上，已形成了云南、贵州、广西、广东联网的雏形。所以说后来形成的国家电网、南方电网是各种意见，包括高层领导意见协调统一的结果，也是根据当时中国电网的状况作出的决定。

朱镕基总理发话：向广东送电1000万千瓦，做不到我辞职

　　曾培炎同志在《西部大开发决策回顾》一书里面回忆说，电力体制改革的主要背景是二滩（编者注：即二滩水电站，位于四川省境内）弃水，还有就是西电东送。

　　2000年夏天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会议。李长春同志当时任广东省委书记，提出由于改革开放，广东的经济发展迅速，缺电问题已成为制约广东经济发展的瓶颈，要求在新的五年规划中，为广东新增1000万千瓦电力。

　　讨论中，到底是在广东建1000万千瓦，还是从贵州、云南向广东送1000万千瓦？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同志极力主张：广东不用再建这么多电厂，要搞西电东送，由贵州、云南向广东送电1000万千瓦，也是对西部欠发达省份的支持；并且说了：如果做不到我总理辞职，还对时任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下称“国家计委”）主任曾培炎说：你这个计委主任也辞职。这个意见最后在政治局会议上达成了共识，包括江总书记也同意按照朱镕基同志这个意见办。

　　这个会我没有在现场，曾培炎同志在会场，我住在国家计委在北戴河的培训中心，曾培炎同志把会上的内容向我介绍了，说要马上做方案。按照这个意见，具体落实向广东送电1000万千瓦的方案。当天晚上我没有回北京，就和培炎同志草拟文件。

　　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李鹏同志在会上提出了一个建设性的意见，因为担心短期内向广东送电1000万千瓦有困难，即使在贵州或云南建水电站可能也来不及，李鹏同志提出，把三峡的电一路直流送往广东。三峡的输电方向是早定的，华东和华中是三峡电力的消纳地，以前没有考虑过把电送到广东，这是这次会议上定的。

　　那时候已经开始进行三峡输电（即“三常线”，三峡到常州）的招标。我们把三峡到广东这条“三广线”加进去，变成了两条正负500千伏直流输电线路，打捆拿去和ABB公司统一招标谈判。

　　这一意见很快被大家接受，这跟二滩水电站有一点关系。二滩水电站的建成正好是我国经济受亚洲金融危机影响的低谷时期，那个时候电力的需求并不是非常旺盛，二滩的电送不出去，那时每年都要开一次会，讨论怎么把二滩的电消纳掉，但是消纳不掉，没人要，到了丰水期的时候，计划外发的电一度只有2~3分钱。如何让二滩的电送出来，经研究后来修了一个“三万线”，从三峡到万县用50万伏交流联起来，让“川电出川”，想办法把四川的电送到华中、华东。

　　二滩这件事说明了我国电力需要在更大的范围进行配置。原来川渝和华中电网是不联的，川渝是一个网，华中是一个网，由于建了“三万线”，才把川渝电网和华中电网联成了一个同步电网。三峡的电当时同样有这个问题，不像现在，三峡电现在谁都觉得好，以前三峡电分给谁谁都不要。

　　我当时主持分电，具体由电力处处长王骏和郝卫平同志做方案。找重庆谈，重庆说千万不要分给我，你看我们重庆为三峡建设移民做了这么大的牺牲，你还要给我。找湖北也是同样，我湖北水电这么丰富，我不要。当时的分配是沿江都有份，包括河南、安徽、江西都是属于分电的地区，河南说我有这么多煤，我以火电为主，三峡电就不要给我了。找江西、安徽，他们说我们是农业省，经济欠发达，也不要这么多电。只有江浙沪没有说过这些话。

　　因此三峡电往广东送，在当时情况下是非常正确的选择，现在倒过来看也是正确的事，使三峡的电在更大的范围内进行消纳，如果没有这个改变的话，就只能沿着长江把它消纳掉。方案还包括了离广东很近的湖南鲤鱼江电厂，上马扩建两台30万千瓦火电站，直送广东，一共凑足了1000万千瓦，满足了广东的目标，于是就弄了一个文，通过发改委的审查，报国务院批准，这就是西电东送的南线方案。

　　这个西电东送方案发生在电力体制改革之前，从云南、贵州向广东输电的任务肯定是落到了云南、贵州、广西、广东电网的头上。当时云南、贵州、广西电网归国家电力公司管，广东是地方电网，合起来有了南方电网这个雏形。所以议论到电力体制改革的时候，就和2000年以后决定往广东送电1000万千瓦有关，这是形成南方电网的基础。提出搞两个电网，也是对主张电网不拆分的意见进行吸收，既没有以前讲的“六张网”，也不是“一张网”，确实是一个折中的意见，过去争论的两种意见都吸纳了一部分。

　　广东、海南两省领导曾想不通

　　这个方案出来以后，高层基本上认可，但不是没有阻力，花絮非常多。

　　比如说，当时海南书记汪啸风打电话给曾培炎同志，说不同意，海南电网是独立的，南方电网没电送给海南，海南也没电送给南方电网，为什么海南要进南方电网？曾培炎同志在电话里做了很多工作，汪啸风同志最后表态说如果要联起来我就同意。当时海南进南方电网有这个条件，是答应过的，就是建海底电缆和南方电网联起来，海南才同意，这算是一个小的花絮。

　　还有一个小花絮，原先广东省的电网投资主体实际上是广东省，并不是中央资产，当时南方电网中作为地方电网的广东电网资产最多，大股东应是广东省，但后来把南方电网，包括人事任免收到中央管了，广东的同志私下还颇有意见。最后形成文件以后，也请中组部一起参与意见，把南方电网定位为中央53家（编者注：即中央直接管理的53家国有重要骨干企业）当中的一家，干部任命也要到中组部来，广东省开始的时候是有点看法的，但是在大的形势下和顾大局的考虑下也同意了。

　　10年过去了，基本上按照方案进行了改组、建设，实现了向广东送电1000万千瓦，最后还超了。正好结合我国拉动内需的战略，营造了西电东送的声势，在完成西电东送任务上，南方电网做得很漂亮，让大家确实感受到了南方电网的作用。现在“两张网”的架构比较稳固了，但是后遗症也有，不是完全没有。

　　当时往广东送电还有其它的方案，有一些电力部门的老领导提出来，不是说四川消纳不了吗，能不能把四川电网和云贵电网联起来，云贵电网又和广东联起来，后来没有采纳这个意见，采用了川渝与华中相联的方案。原因和当地的地形有关系，都是高山、峡谷。第二个意见是把福建和广东联起来。从东南沿海来说，福建和广东都是经济比较开放、发达的地方，把这两个省的网联起来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但是后来由于变成了国家电网和南方电网，迄今为止福建和广东还是没有联起来。在我没有退下来的时候，我极力想完成这个任务，但已经来不及了。从电网的规划来说，应该把这两个地方联起来，这也是留下的一个后遗症。

　　电监会借鉴了英国模式

　　李鹏提议电监会为正部级

　　中国的电力体制改革方案很大程度上参考了英国模式，成立电监会也是借鉴了英国做法。

　　电网在某一个特定区域内的垄断性实际上没有改变，现在还有很多人在谈这个问题，你再怎么分，在一个区域内还是自然垄断。因此如何做到公平交易，加强对自然垄断的监管是必须考虑的。发电侧形成了竞争关系，多种所有制都可以办电，发电厂把电卖给电网，电网是不是可以公平对待所有发电的企业，这里面的游戏规则需要有人来监管，所以有了电监会。

　　当时国家计委基础产业司具体负责这项工作，宋密任司长，他和王骏带队去英国调查，他们认为英国的模式挺好，而且也是厂网分开的，也是有电监会的，所以我们的电力体制改革更多地借鉴了英国的模式。

　　电力体制改革方案当时没写电监会的级别。曾培炎同志跟我商量，他认为定级别不是我们这个层级来说的，如果高层在审议时有明确意见我们照办就可以了。上报政治局讨论的电力体制改革方案审议稿中没有写电监会的级别。到了政治局讨论时，李鹏同志的意见是这个机构非常重要，应该给一个比较高的级别，正部级，其他同志未表示异议。我们回来就修改了5号文件，写上了电监会为国务院直属的正部级事业单位。这个过程外面是不知道的。电监会，顾名思义就是要对电力行业的游戏规则进行监管。这是过去在政企不分的情况下，或者是在老电力部、老电力公司的情况下所没有的新事物。

　　电力体制改革方案确定后，执行时还是顺利的。一旦改革方案定了以后，氛围马上就变了，没有人再反对改革，电力公司内部变成了争资产的问题。原来的电力资产要分到五大公司去，哪个电站归你，哪个电站归我，好坏搭配等等，这时大家的注意力已经放到那儿去了，而不再是放到要不要分的问题上。电站哪个归你，哪个归我，花了很大的工夫，要做到公平。当时我坚持了一条，就是水电基本上按照一个流域给一个公司，不要再拆分。比如说黄河上中游，就划给了中电投，而不是把黄河上的电站你一个我一个，刘家峡划给你，龙羊峡划给他，那就麻烦了。一个流域基本上是在一家公司，没有把流域里的电站再进行拆分，留了一些调峰水电站给电网公司，这个决定现在看来也是非常正确的。

中国电网是世界上最好的电网

　　现在有些人认为电力体制改革不彻底，甚至是失败的。我不赞成这样的看法。看问题要有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全世界上没有哪两个国家的电力体制管理模式是一模一样的。

　　法国电力至今依然是国有，而且还是厂网不分的。全部核电站都归法国电力管。日本跟中国也不太一样，它的每个区域都没有能源，不像中国一些地方有能源，一些地方没有能源。因此，日本的电力基本上是每个区域自求平衡。其他发展中国家就更没法和中国比了，例如印度有五个管能源的部门，缅甸还有两个电力部。

　　我们是“墙内开花墙外红”。我们内部有这样那样的不满，觉得不够理想，但别的国家从外部看我们的改革，看到中国飞速发展的电力事业，认为中国最成功。其他国家发生了若干次大停电，但是中国没有发生，中国整个网架结构是非常清晰的，没有出现很多国家的重复、混乱甚至带有安全隐患的情况。这是因为中国有市场经济和改革的动力，也有当年计划经济比较合理的规划因素在里面，我认为中国的电网在世界上是最好的电网。

　　不干这个事的人，可以坐而论道，当批评家非常容易当，因为既不负责任也不用实际操作，但是当你实际操作的时候，碰到的复杂问题比纸上谈兵难得多。

　　电力体制改革或者其他体制改革，说“百分之百是对的”肯定不可能，改革是个渐进的过程，一开始肯定有不完善的地方，还有值得进一步改革的地方，从这个层面上看，有批评的意见有利于不断深化改革。但是，衡量一个改革是否正确的标准，应看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

　　电力体制改革十年是我国电力事业发展最快的十年，也创造了世界电力发展史上最快的发展速度。“十一五”期间，每年新增发电装机容量1亿千瓦，如果没有竞争机制，如果没有发动多家办电的积极性，可以达到这一点吗？这才是主流。如果今天不是10.5亿千瓦（编者注：2011年我国电力装机容量为10.5亿千瓦），而是8亿千瓦，那今天的经济总量就不是现在的状况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的电力体制改革是为整个国家的经济腾飞做了重大的贡献。

　　5号文为何没定电改时间表

　　有一种观点认为，电力体制改革没有达到5号文件要求的市场化目标，原因是19号文（编者注：即2007年国务院颁布的《关于“十一五”深化电力体制改革的实施意见》）和5号文都没有写出电改的时间和进度表。但我认为，之所以没有写出时间表是因为很难给出一个时间表；再者，我们改革的总体指导思想是“摸着石头过河”，先完成一步，在这个基础上，待时机成熟的时候再迈出第二步。

　　回想改革开放30多年来走过的路，如果当时不顾历史发展的阶段，一下子照搬西方国家的做法，那么改革很可能是失败的。改革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是在大家认识的过程中逐渐深化的过程。铁路改革一搁置就是十年，还是电力体制改革迈出了步子好。如果改革一开始就完全按照现在的样子，把部委都撤销，可能改都改不成。

　　如果想改革一次都到位，可能社会的负担就比较大。只做政企分开、厂网分开，虽然老电力部的人有意见，但是还不会波及到下面去。如果再把输配电也分开，把主辅企业也分开，波及到的人就更广了。当时如果这些问题都搞清楚再去改的话，我估计两三年也改不动。

　　走一步总比不走要强，所以当时就先完成一个阶段性的任务，就是政企分开、厂网分开。而可能会引发更多反弹的问题，就留到以后适当的时机再去改。我们不希望在改革中产生过多的社会矛盾。

　　现在有些人在批评电力体制改革，他们应该从当时的历史背景看这个问题，那就比较好理解了。

　　电监会很难独立推进电改

　　有观点认为，电网在分离辅业方面滞后。我认为这不能怪电网。其实电网公司是愿意分离的。施工企业参差不齐，有一些很糟糕，电网公司也怕长期捂在自己手里面。包括已经离退休的劳保问题怎么解决？按道理电力公司分家了，不应该由电网公司一家来承担。但是现实情况就是这样。电网公司找过我多次，希望尽快地把辅业剥离出去。

　　为什么电力体制改革以后若干年都没有完成这件事？5号文件下达了以后，主要的任务目标达到了，大的格局已经形成了，这时候机构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曾培炎同志也从国家计委主任升任国务院副总理。他觉得这个任务我们已经完成了，人家都说发改委的权力太大，不能什么事都揽在发改委，就把继续推进电力体制改革的任务给了电监会，电改办也从发改委划转到电监会。

　　但是电监会一家来挑起改革的任务确实很困难，它是国务院直属的事业单位，一个事业单位去做这么大的动作，去进行主辅分开，或者是其他的改革，没有政府强有力的部门支持，它确实很为难。有几个部门绕不过去，一个是发改委，一个是国资委，电监会既没有干部任命权也没有资产划拨权，你叫人家怎么改？

　　主辅分开，电网公司是愿意的，但是分开以后交给谁？就是一个麻烦了。我最初的想法是施工企业也可以下放到各个地方自己找饭吃，相当于现在建筑公司一样，这是一种市场化改革的想法，但是这个方案的阻力是最大的。现在提出的是一个简单的操作办法，干脆把所有的辅业、施工企业再成立一个公司。

　　但我认为这种再成立一个公司的方法并不好。这个剥离方法简便易行，也满足了施工企业不愿下放到地方，或者完全独立、走市场化道路的意愿，主辅终于分离了，但这个主辅分离模式并不是理想的。发电公司本来可以利用他们充分竞争，搞个电厂招标，全国都来竞争，现在所有施工企业变成了一个总公司，竞争减弱了。但这个模式满足了舆论的需要，即如果是要走市场化，就应该让它自己独立，让它自己找饭吃。

　　能源法出台难在哪里？

　　国家电网公司后来收购许继集团、平高集团，我是不同意的，我没有签字，我也做过工作，我说你何必要这样做呢？这是和原来的电力改革思路厂网分开主辅分开相违背的。如果把平高集团和许继集团收购了，将来别的企业觉得你不公平了，这是你的亲儿子，别的是干儿子，即使你做得再公平，人家也会说你有亲有疏。但是他们一看我不批，就通过其他部委的途径批了。

　　最近还有一个有争论的特高压输电问题。最早在中央文件里提出特高压这个词的，并不是国家能源局，也不是发改委，不是国家电网公司，而是科技部牵头制定，国家发布的科技中长期规划。此外，还有两个国务院发布的文件中提到了特高压。我认为，现在再去论证该不该搞特高压已经有点本末倒置了。如果对这些文件还有不同意见，那就是质疑国务院文件本身还有没有公信力的问题了。其实纠缠于这个问题，一点道理都没有。随着电网的出现，电压等级逐步提高，我不是说可以无限下去，你今天1000千伏，明天可以提到2000千伏，不是这个意思，是说技术上发生一些变化是完全可能的。

　　我觉得电力体制改革还是应该保持一种渐进的过程。比如像输配分离，既要和整个社会的进步、社会能够承受的能力相匹配，还要和其他的改革相匹配，比如说价格体系改革，价格体系不到位，输配怎么分开？而价格是归价格部门管，又不是国家能源局管。也有人问我，如果划给国家能源局行不行？我认为在目前的外部条件下也不行。每个部门都是为自己部门说话的，如果国家能源局来管这个价格，很可能偏向于能源企业，就认为应该涨价，替能源企业说话。

　　社会上还有人建议应制定能源法，使能源管理体制改革有法可依。国家能源办2007年发了一个征求意见稿，但至今一直推不下去。因为它涉及到方方面面。比如说修改电力法和煤炭法，这两个法都是在20多年前制定的，但是老电力法也有很多提法是正确的，可以继续保留下来。这一点非常重要。现在究竟难在哪里？各部门就是想把自己部门的一些权力、一些诉求放在法律里，想把三定方案当中没有解决的问题通过法律来解决。我们不能用法律解决三定方案没有解决的问题，电监会跟能源局的关系没有扯清楚，靠电力法能扯清楚？这就为修改或制定法律增加了难度。

　　竞价上网试点为何终止

　　有专家认为，我国电力体制改革启动后，并未建立竞价上网的市场机制，市场化改革仍停在路上，目前电力体制非计划、非市场，最为糟糕。

　　实现竞价上网也是电力体制改革希望最终能做到的目标。其实1999—2001年，受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用电需求下降，一度有过供大于求的情况。后来成为严重缺电省的浙江，当时也一度电力供应宽松，所以率先尝试了竞价上网。他们引进了国外的竞价上网的报价软件，结合浙江省的情况进行了修改，通过计算机自动比对，择优调度上网。我曾陪同领导同志去浙江省电力局参观过，我也向电力系统的其他单位介绍浙江的做法，试图推广。但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很快过去了，2002年起全国大部分地方又变得缺电了，浙江省尤为严重，竞价上网已难继续下去，自动消亡了。

　　电力体制改革之后，有的同志仍想推动此事，于是新成立的电监会把电力供应相对宽松的东北电网作为试点，推行竞价上网，由时任电监会副主席宋密同志主抓。但实施不久，包括电网公司和几大电力公司的同志纷纷反映问题，认为竞价上网时机还不成熟，条件还不具备，企业亏损，要求停止试点，我还接待过几家电力企业的领导来反映问题。不久这项试点也告终止。

　　总结我们尝试竞价上网的实践，这是需要一定条件的，电力供应相对宽松是先决条件，此外，还需要定价制度等的配套改革。前几年电力供应一直偏紧，通胀的威胁领导十分重视，煤电矛盾突出，尽快解决电力供应紧张成了主要矛盾，竞价上网一直难以实施。

　　现在社会上对电力体制改革的意见，有相当部分集中在价格改革上，大家把电价改革看作是电力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但在政府管理架构的三定方案中，电价归国家发改委价格部门管，不归能源局，而电改办公室又移到了电监会，在发改委内部还有一个体改司，后来涉及电力体制改革的事务交由体改司牵头负责。但社会上和媒体一直以为能源局应统一对电力体制改革和电价定价制度改革负责，实际上能源局是无能为力的，在现有体制下在上述两个问题中最多是个配角。

　　尽管如此，我仍然认为，在总的改革开放大局下，电力体制改革迈出了历史性的步伐，开创了很好的局面。任何一个改革都不是理想化的，它都是随着历史的变迁在不断地进行调整、完善的，所以你不能拿后来的东西简单来衡量改革渐进过程中的一些做法对还是不对。电力体制改革能走到今天，这个局面是非常不容易的，接着往下走下去，不能空凭设想，应该立足现实。

　　　　　铁路体制为什么没改？

　　我再讲一点改革的花絮，回到我说过的四个垄断行业：电力、民航、电信、铁路，前三个都改了，为什么只有铁路没有改？朱基总理在退休以前也曾把铁路体制改革提上了日程，那个时候是傅志寰当铁道部部长，已经在国务院汇报了一次，我也参加了这次汇报，铁道部拿出来的方案跟电力体制改革一样，叫做网运分离。实际上电力体制改革，铁路是想借鉴的。

　　当时碰到的问题和电力体制改革时一样，朱基总理是想把铁路网进一步拆分。他认为分成若干个网也是可以的，也提出过若干个设想，比如长江以北算一个，长江以南算一个，或者是按照铁路局来划分。但铁路部门强烈主张铁路网不能再拆分，要全国一个铁路网。那个时候那届政府任期将满，所以朱基总理说，不能所有的事情都在我这里做完，做不完的事留给下一届去做。就把铁路改革搁置了。拿铁路改革跟电力体制改革比，我觉得电力体制改革成就是非常大的。前不久，傅志寰来找我，问我对铁路体制改革有什么看法，我就讲，如果当年走网运分离的话，也不失为迈出了改革第一步。之所以讲这些题外话，是因为它跟电力体制改革非常相似。

　　评判电改5号文件成败的四条标准

　　一、世界上没有统一的电力体制模式，采用什么电力管理体制要根据各国的国情、发展阶段而选择，并且在发展过程中逐步调整完善。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采用的电力体制也是五花八门、各不相同。中国的电力体制究竟好不好？在世界上没有参照国。还是要根据中国国情和发展阶段走中国自己的道路。

　　二、衡量一个体制，一项改革正确与否的标准是什么？别的国家采用什么体制不是我们衡量体制和改革正确与否的标准；在电力体制改革中，一张网还是几张网也不是电力体制改革正确与否的标准。衡量一个体制、一项改革正确与否的标准是看该体制和改革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是否与该国的发展阶段相适应。而我们有些人习惯拿外国是怎么做的来批评我们的体制，尤其喜欢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体制为参照衡量我们的体制。但是美债、欧债危机的发生，美国东部大停电的事实告诉我们，资本主义制度并不是十全十美的。

　　三、电力体制改革十年来，特别是近五年来我国电力建设和技术进步空前。

　　近五年新增装机容量是前55年的总和。十年新增装机容量超过7亿千瓦，相当于一年一个英国的装机容量。水力发电五年新增装机容量是自1910年中国有水电以来95年装机容量的总和，2011年底水电装机容量总和达到2.3亿千瓦，居世界第一。新能源发电异军突起，中国的风力发电十年前在世界上还默默无闻，十年间装机容量达到6000万千瓦，崛起为世界第一风电大国。

　　十年过去了，物价上涨，但电力建设成本不升反而稳中有降。这十年中国的电力发展创造了中国电力建设史上前所未有的速度，也是世界电力建设史上前所未有的速度，电力没有拖国民经济发展的后腿，相反发展速度高于国民经济发展速度，保障了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快速发展，结束了长期困扰我国经济发展电力短缺的瓶颈制约。电力技术和电力装备也迅速赶上了世界先进水平。这十年，我国电力生产力得到了极大的解放和发展，我国的电力体制是适合我国现有发展阶段的模式，我们的体制比许多资本主义体制更具优越性。怎么能罔顾事实把我国的电力体制和改革说得一塌糊涂呢！

　　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改革的一条成功经验是“摸着石头过河”，看准了的、成熟了的就改。一时看不准、尚不成熟的缓一缓待时机成熟了再改。

　　实践证明，我国的改革方法要比前苏联解体后采取的休克疗法和激进的私有化都要成功，也为世界所公认。改革没有终点，是与时俱进不断完善，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过程。我们现阶段还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需要的是改革和发展的弄潮儿，而不是在改革发展大潮旁指手划脚、纸上谈兵的观潮派。实干兴邦，空谈误国，我们要理直气壮地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面对别的国家的体制我们不必妄自菲薄。

国务院公布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任务分工

2013年03月28日


　　新华社北京3月28日电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实施《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任务分工的通知

　　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党的十八届二中全会和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以下简称《方案》），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统一思想，精心组织，认真抓好改革实施。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事关重大，任务艰巨，需要统一部署、突出重点、分批实施、逐步推进，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用3至5年时间完成《方案》提出的各项任务，加快建设职能科学、结构优化、廉洁高效、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经国务院同意，现就实施《方案》任务分工和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一、2013年完成的任务（共29项）

　　（一）组建中国铁路总公司。（2013年3月14日已完成企业注册登记）

　　（二）制定印发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国家铁路局“三定”规定和地方改革完善食品药品监管体制的指导意见。（中央编办、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分别负责，征求财政部等有关部门意见。2013年3月底前完成）

　　（三）制定印发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国家海洋局、国家能源局“三定”规定。（中央编办负责，征求财政部等有关部门意见。2013年4月底前完成）

　　（四）整合房屋登记、林地登记、草原登记、土地登记的职责等。（中央编办负责。2013年4月底前完成）

　　（五）严格控制新设行政审批项目，防止边减边增，今后一般不新设许可，因特殊需要确需新设的，必须严格遵守行政许可法的规定，加强合法性、必要性和合理性审查论证。（法制办会同中央编办负责。2013年4月底前提出并执行严格控制新设行政许可的具体措施）

　　（六）制定印发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三定”规定。（中央编办负责，征求财政部等有关部门意见。2013年5月底前完成）

　　（七）制定印发机构改革中涉及发展改革委、公安部、民政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交通运输部、农业部、商务部、海关总署、工商总局、质检总局等部门的职责调整通知。（中央编办负责。2013年6月底前完成）

　　（八）减少和下放一批投资审批事项。列明取消审批的投资项目（含按照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原则取消的国家规划内需要审批的项目）、下放地方审批的投资项目（含下放地方的国家规划内需要审批的项目），列明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保留审批的涉及其他地区、需要全国统筹安排或需要总量控制的项目以及需要实行国家安全审查的外资项目。加强对投资活动的土地使用、能源消耗、污染排放等管理，发挥法律法规和发展规划、产业政策的约束和引导作用。对确需审批、核准、备案的项目，要简化程序、限时办结。（发展改革委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交通运输部、水利部、农业部、商务部以及国土资源部、环境保护部等有关部门负责。2013年6月底前发布新修订的政府核准投资项目目录，修改出台投资项目审批、核准、备案管理办法）

　　（九）下放一批国家采用补助、贴息等方式扶持地方的项目。国务院部门确定投资方向、原则和标准，具体由地方政府安排，相应加强对地方政府使用扶持资金的监督检查。（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工业和信息化部等有关部门负责。2013年6月底前完成）

　　（十）按照行政许可法的规定，取消和下放一批生产经营活动和产品物品的许可事项，取消一批对各类机构及其活动的认定等非许可审批事项，取消一批资质资格许可事项，相应加强监督管理。（中央编办会同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监察部、法制办等有关部门负责。2013年6月底前完成）

　　（十一）除法律、行政法规或国务院有明确规定的外，取消达标、评比、评估和相关检查活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监察部、民政部、财政部、住房城乡建设部等有关部门负责。2013年6月底前完成）

　　（十二）减少、合并一批财政专项转移支付项目，下放一批适合地方管理的专项转移支付项目。相应加强财政、审计监督。（财政部会同有关部门负责。2013年6月底前完成）

　　（十三）整合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职责等。（中央编办负责。2013年6月底前完成）

　　（十四）提出将注册资本实缴登记制改为认缴登记制等放宽工商登记条件、实行“宽进严管”的方案，提出修改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的建议。（工商总局会同有关部门负责。2013年6月底前完成）

　　（十五）取消一批不合法不合理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项目，降低收费标准。（财政部、发展改革委分别会同有关部门负责。2013年9月底前完成）

　　（十六）减少一批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的部门职责交叉和分散。（中央编办负责。2013年9月底前完成）

　　（十七）清理工商登记前置审批项目，提出拟取消的前置审批项目和改为后置审批的项目以及加强监督管理的措施，提出修改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的建议。（中央编办、工商总局会同有关部门负责。2013年9月底前完成）

　　（十八）逐步推进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强化行业自律，使行业协会商会真正成为提供服务、反映诉求、规范行为的主体。（发展改革委、民政部会同国资委等有关部门负责。2013年9月底前提出脱钩方案，确定一批行业协会商会进行试点，同时试点一业多会）

　　（十九）提出一批实施《方案》涉及的有关法律和行政法规的修订建议。（法制办负责。根据《方案》实施情况同步提出建议，2013年9月底前完成）

　　（二十）国务院各部门加强自身改革，大力推进本系统改革。（各部门分别负责。2013年9月底前按照《方案》精神和职能转变要求，提出加强自身改革和推进本系统改革的具体措施）

　　（二十一）规范非许可审批项目的设定和实施。（中央编办负责。2013年12月底前出台具体办法并组织实施）

　　（二十二）整合一批业务相同或相近的检验、检测、认证机构。（中央编办会同质检总局等有关部门负责。2013年12月底前完成）

　　（二十三）对行业协会商会类、科技类、公益慈善类、城乡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实行民政部门直接登记制度，依法加强登记审查和监督管理。健全社会组织管理制度，推动社会组织完善内部治理结构。（民政部会同法制办负责。2013年12月底前完成《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等相关行政法规修订工作，民政部门按新制度加强监督管理，促进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

　　（二十四）完善宏观调控体系，强化宏观调控措施的权威性和有效性，维护法制统一、政令畅通。（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人民银行、监察部、商务部、银监会等有关部门负责。2013年12月底前提出完善宏观调控体系的意见）

　　（二十五）消除地区封锁，打破行业垄断，维护全国市场的统一开放、公平诚信、竞争有序。（商务部、税务总局会同发展改革委、工商总局、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等有关部门负责。有关部门在职责范围内严格执行有关规定，完善政策措施。2013年12月底前商务部牵头解决一批突出问题）

　　（二十六）加强社会管理能力建设，创新社会管理方式。（发展改革委、民政部会同公安部、司法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教育部、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等有关部门负责。2013年12月底前在职责范围内提出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具体措施）

　　（二十七）公平对待社会力量提供医疗卫生、教育、文化、群众健身、社区服务等公共服务，加大政府购买服务力度。（财政部、发展改革委会同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教育部、文化部、民政部、农业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有关部门负责。2013年12月底前提出具体政策）

　　（二十八）推进国务院组织机构、职能配置、运行方式法治化。（中央编办会同法制办负责。2013年12月底前推进部门组织条例有关试点工作）

　　（二十九）加强技术标准体系建设。（质检总局会同有关部门负责。2013年12月底前提出改革完善强制性标准管理的方案，并组织修订一批急需的强制性标准）

　　二、2014年完成的任务（共28项）

　　（一）下放一批国家采用补助、贴息等方式扶持地方的项目，相应加强监督检查。出台并实施扶持地方项目及资金使用管理制度。（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工业和信息化部等有关部门负责。2014年6月底前完成）

　　（二）按照行政许可法的规定，取消和下放一批生产经营活动和产品物品的许可事项，取消一批非许可审批事项，取消一批资质资格许可事项。相应加强监督管理。（中央编办会同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监察部、法制办等有关部门负责。2014年6月底前完成）

　　（三）取消国务院部门对企业事业单位和个人进行水平评价的事项，改由有关行业协会、学会具体认定。相应加强监督管理。（中央编办会同监察部、民政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法制办等有关部门负责。2014年6月底前完成）

　　（四）减少、合并一批财政专项转移支付项目，下放一批适合地方管理的专项转移支付项目，相应加强财政、审计监督。出台并实施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意见。（财政部会同有关部门负责。2014年6月底前完成）

　　（五）基本完成清理不合法不合理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项目的工作，发布新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项目目录及收费标准并组织实施。（财政部、发展改革委分别会同有关部门负责。2014年6月底前完成）

　　（六）减少一批部门职责交叉和分散。（中央编办负责。2014年6月底前完成）

　　（七）整合建立统一规范的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有关部门在职责范围内加强监督管理。（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国土资源部、环境保护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水利部、税务总局等有关部门负责。2014年6月底前提出方案，由中央编办对方案统筹协调、提出意见）

　　（八）推动建立统一的信用信息平台，逐步纳入金融、工商登记、税收缴纳、社保缴费、交通违章等信用信息。（发展改革委、人民银行会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工商总局、税务总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公安部、财政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民政部、商务部等有关部门负责。2014年6月底前提出方案，由中央编办对方案统筹协调、提出意见）

　　（九）加强政务诚信制度建设。（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负责。2014年6月底前提出方案，由中央编办对方案统筹协调、提出意见）

　　（十）建立以公民身份号码为基础的公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制度。（公安部会同有关部门负责。2014年6月底前提出方案，由中央编办对方案统筹协调、提出意见）

　　（十一）建立以组织机构代码为基础的法人和其他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制度。（发展改革委、质检总局、税务总局会同有关部门负责。2014年6月底前提出方案，由中央编办对方案统筹协调、提出意见）

　　（十二）出台并实施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国土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会同法制办、税务总局等有关部门负责。2014年6月底前出台不动产登记条例）

　　（十三）出台并实施信息网络实名登记制度。（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会同公安部负责。2014年6月底前完成）

　　（十四）出台并实施新的现金管理制度。（人民银行会同财政部、税务总局、银监会等有关部门负责。2014年6月底前完成）

　　（十五）完善各类国有资产管理制度和体制。（财政部会同国资委、中央编办等有关部门负责。2014年6月底前提出完善的意见）

　　（十六）完善依法行政的制度，提高制度质量。（法制办负责。2014年6月底前提出落实方案并组织实施）

　　（十七）健全科学民主依法决策机制，建立决策后评估和纠错制度。（法制办、国务院办公厅会同有关部门负责。2014年6月底前提出落实方案并组织实施）

　　（十八）严格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履行职责，确保法律、行政法规有效执行。（法制办、监察部分别负责。2014年6月底前提出落实方案并组织实施）

　　（十九）深化政务公开，推进行政权力行使依据、过程、结果公开。建立健全各项监督制度，让人民监督权力。强化行政问责，严格责任追究。（国务院办公厅、法制办、监察部分别负责。2014年6月底前提出落实方案并组织实施）

　　（二十）提出一批实施《方案》涉及的有关法律和行政法规的修订建议。（法制办负责。根据《方案》实施情况同步提出建议。2014年6月底前完成）

　　（二十一）出台并实施政府非税收入管理制度。（财政部负责。2014年12月底前完成）

　　（二十二）整合一批业务相同或相近的检验、检测、认证机构。（中央编办会同质检总局等有关部门负责。2014年12月底前完成）

　　（二十三）逐步推进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探索一业多会，引入竞争机制。（发展改革委、民政部会同国资委等有关部门负责。2014年12月底前总结脱钩工作、一业多会试点经验，研究提出逐步推开的意见）

　　（二十四）通过修订或制定国务院部门“三定”规定，强化发展规划制订、经济发展趋势研判、制度机制设计、全局性事项统筹管理、体制改革统筹协调等职能。（中央编办会同有关部门负责。2014年12月底前完成）

　　（二十五）建立起维护全国市场统一开放、公平诚信、竞争有序的长效机制。（商务部、税务总局会同发展改革委、工商总局负责。2014年12月底前完成）

　　（二十六）修订《国务院行政机构设置和编制管理条例》，组织开展机构编制法制化的研究工作。（中央编办会同财政部、法制办负责。2014年12月底前完成）

　　（二十七）建立健全推荐性标准体系。（质检总局会同有关部门负责。2014年12月底前完成）

　　（二十八）完善金融账户实名登记制度。（人民银行、税务总局会同财政部、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负责。2014年12月底前完成）

　　三、2015年完成的任务（共11项）

　　（一）发布新修订的政府核准投资项目目录，并基本完成投资体制改革。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按照“谁投资、谁决策、谁收益、谁承担风险”的原则，最大限度地缩小审批、核准、备案范围，切实落实企业和个人投资自主权。（发展改革委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交通运输部、水利部、农业部、商务部等有关部门负责）

　　（二）基本完成取消和下放生产经营活动和产品物品的许可事项、取消非许可审批事项、取消资质资格许可事项工作，相应加强监督管理。（中央编办会同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监察部、法制办等有关部门负责）

　　（三）减少一批部门职责交叉和分散。（中央编办负责）

　　（四）基本完成整合业务相同或相近的检验、检测、认证机构的工作。（中央编办会同质检总局等有关部门负责）

　　（五）推进商务诚信建设。（发展改革委、税务总局会同商务部、工商总局等有关部门负责提出具体办法，有关部门在职责范围内组织实施）

　　（六）基本完成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出台实行一业多会的具体办法。（发展改革委、民政部会同国资委等有关部门负责）

　　（七）出台并实施政务诚信制度。（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负责）

　　（八）出台并实施以公民身份号码为基础的公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制度。（公安部会同有关部门负责）

　　（九）出台并实施以组织机构代码为基础的法人和其他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制度。（发展改革委、质检总局、税务总局会同有关部门负责）

　　（十）基本建成强制性与推荐性标准协调配套、符合经济社会和科技发展需要的技术标准体系。（质检总局会同有关部门负责）

　　（十一）基本完成实施《方案》涉及的有关法律和行政法规的修订工作。（法制办负责）

　　四、2017年完成的任务（共4项）

　　（一）基本建成集合金融、工商登记、税收缴纳、社保缴费、交通违章等信用信息的统一平台，实现资源共享。（发展改革委、人民银行会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工商总局、税务总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公安部、财政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民政部、商务部等有关部门负责）

　　（二）基本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民政部、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负责）

　　（三）基本形成统一登记、各司其职、协调配合、分级负责、依法监管的社会组织管理体制。（民政部、中央编办分别负责）

　　（四）基本形成权界清晰、分工合理、权责一致、运转高效、法治保障的国务院机构职能体系。（中央编办负责）

　　五、工作要求

　　（一）提高认识，切实加强领导。《方案》经全国人大通过，具有法律约束力，各部门都要高度重视《方案》落实工作，深刻认识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的重大意义，准确把握各项改革要求，将落实《方案》作为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工作，主要领导亲自负责，精心组织，周密安排，加强新闻宣传和舆论引导，以更大力度，在更广范围、更深层次上加快推进职能转变，确保改革取得实质性进展。

　　（二）明确分工，形成工作合力。各部门要立即建立落实《方案》的工作机制，按照任务分工，制定工作方案，倒排时间表，分解任务，责任到人，确保按要求完成任务。涉及多个部门的，牵头部门要负总责，其他部门要密切配合、积极支持。落实任务分工需要增加参与部门的，请牵头部门提出并商有关部门确定。

　　（三）突出重点，逐项抓好落实。要按时完成新组建部门的“三定”工作。“三定”规定要坚持精简统一效能原则，落实职能转变要求，综合设置内设机构，严格控制人员编制和领导职数。各部门都要把职能转变放在更加突出位置，做到该取消的必须取消，该下放的必须下放，该整合的必须整合，真正做到向市场、社会放权，减少对微观事务的干预，同时该加强的要切实加强，改善和加强宏观管理，严格依法监管，提高政府管理科学化水平。

　　（四）加强督查，务求取得实效。国务院办公厅负责对《方案》落实工作的统筹协调、跟踪了解、督促检查、汇总情况，提出工作意见建议。国务院办公厅将对各部门落实分工情况组织专项督促检查，确保各项改革措施逐一落实到位，以实实在在的改革成效取信于民，树立新一届国务院良好形象。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办公厅

　　2013年3月26日

中国官员数量为何成世界之最
作者：杨继绳

官员，也被称为干部。改革前干部由五部分人组成：党政干部；军队干部；社会团体和群众团体干部；事业单位干部；企业单位干部。改革以后，这支队伍逐渐发生变化。但变化速度和其他阶层相比，显得缓慢得多，在社会转型时期，各种社会矛盾的交织，群众中常有怨言。“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骂谁的娘？骂官员的娘。再加上愈演愈烈的官场腐败，群众骂官的就更多了。因为官员是国家的管理者，承担着重大的社会责任。一个人一旦走上了领导岗位，他就成了公众人物，他就要受到广泛的批评和指摘。在社会转轨时期，社会矛盾较多，人们的意见也不一致，官员受批评指摘就会更多一些。所以说，官员阶层是当今挨骂最多的阶层。

如果有人愿意排“世界之最”的话，中国官员的数量恐怕会列入“世界之最”的。有人说，在北京西单十字路口，每一瞬间就有三四个地、师级干部、十几个县、团级干部通过。这并不言过其实。

实行改革开放以后，1982年、1988年、1993年、1998年、2003年中国进行了五次机构改革。每一次都有精简机构、压缩冗员的目的，但是，事与愿违，机构越改越臃肿，冗员越压越膨胀。形成了膨胀——压缩——再膨胀的螺旋式扩张。在这螺旋式扩张的链条中，后一次扩张比前一次扩张数量更大，势头更猛；后一次压缩比前一次压缩更为困难，更为无力。

从《近30年来党政机关人数的变化情况》一表列出的党政系统干部人数变化的趋势来看，其膨胀呈加速之势：1966年到1979年13年间增长46?4%，平均每年增长2?98%；1979年到1989，10年间增长86?1%，平均每年增长6?41%；1989年到2000年11年间增长了95?3%，平均每年增长7?60%.据国家统计局数字，2008年年底，党政机关工作人员1249?7万人（其中，中国共产党机关56?4万人，国家机构1,193?3万人）。另外还有人民政协和民主党派9?3万人，群众团体23万人。

每次改革后，政府机构和人员能够很快回弹，主要是行政机关内部人控制的问题，机构设置与职能变更，行政人员有很大的权力，行政机关自己就可以确定，而不需要立法机关的约束，没有外部的约束力量。

1998年那次国家机构改革是力度最大的一次，当时宣称，中央各部委办直属局的公务员从1997年的3?4万人减少到1?7万人，国务院编制人员减少了47?5%.2003年年底，中国公务员总数为653?6万人。实际上，1998年那次改革，把中央部门的一些工作机构由行政编制改为事业编制，如各部委的信息中心、研究中心等，本来是为领导决策服务的机构，多年来一直是行政编制，从1993年以后逐渐划为事业编制。所以，在国家党政机关里，除了653.6万公务员以外，还有400多万从事党政工作的事业编制的工作人员，他们照样吃“皇粮”，是“准公务员”。1998年那次说是精简了多少人，但从财政上看，行政开支并没有随人员的减少而减少，反而比原来有较大幅度的增加。

除了与党政机关的工作相关的事业单位以外，中国还有大量的事业单位，职工人数2871万人。

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和事业单位人员共4000万人，这些人需要财政供养。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周天勇按美国联邦和地方政府的标准计算，我国“吃皇粮”的人数达7000万人，18个老百姓供养一个官员。

上述数字还不是中国干部人数的全部。财政分灶吃饭以后，地方有了经济自主权，他们就用自有资金开支干部，称为“自定编制”或“自费干部”，这些干部不在上述统计数字之内。在统计数字之外还有“借调干部”。他们是从企业借到机关工作的，由企业开工资、在机关从事干部的工作。2005年9月，我到甘肃通渭县采访得知，这个县的义岗镇，总共有人口2,100人，除了有镇干部82人，另有临时工勤人员7人和治安联防队员3名，这10人不在编制之内，但还需要镇财政掏钱开工资。现在这个镇的工作人员相当于人民公社时期的3?5倍。

值得注意的是，在干部队伍的扩张中，领导干部的增长速度，超过了一般干部的增长速度。1996年我到湖南省采访得知，94万人的安化县有地市级干部3人，县、团级干部100多人，科、局级干部1,500多人，一般干部500多人。当地一位政协委员在我主持的座谈会上说：“干部队伍像一盘军棋，除了挖地雷的几个工兵外，全是当官的。”有些单位领导人过多，常为排位子、分物资、坐车子、住房子闹矛盾。一把手为排列副职的先后顺序大伤脑筋，只好列名单时把老张排在前，开会时让老李坐在前，作报告时让老王讲在前。

上述领导干部的数字还不包括“相当于×级干部”和“享受×级干部待遇”的人数。如果包括这些人，则两倍于现职领导干部的人数。

官员太多的直接原因是机构的裂变。机构多了，官员自然就多了。而机构裂变的原因之一又是官员太多，“因神设庙”的情况是比较普遍的。官员太多和机构裂变互为因果。

多年来，中央和地方各级机关中，要求提高机构的级别成了不可阻挡的潮流。股级升为科级，科级升为副处级，处级升为副厅级……机构一升格，该机构的领导干部的工资、级别以及各种待遇也随之水涨船高。由于要求机构升格的势头很猛、编制管理部门处于“众人推门一人顶”的被动地位。1998年那次机构改革中，一批原来是副部级的机构升格为正部级。各省也将这类机构由副厅级升为正厅级。

机构重叠，职能相似，同类的工作分几个部门管，有名有利的工作都说是属自己的管辖范围，费力不讨好的工作都推给别的部门。有些县里，管农业的有农经委、农业局、农业区划办、农村能源办、多种经营办、棉花办、烟叶办多家职能交叉的机构。县农业局内设机构又和其他部门内设机构重叠。例如，农业局有多种经营股，县政府又设有多种经营办公室，这些职能相同的部门经常扯皮，因部门间的矛盾常在工作中“使绊子”“设卡子”，我干不了，也不让你干好。基层单位面对多家意见不一致的“婆婆”左右为难，叫苦不迭。

为了解决职能相似、级别相同的部门之间的扯皮问题，又不得不在这些部门之上再设一个协调机构，进一步使官员增多。

机构多、官员多，为基层增加了很多麻烦。办一件事跑几十个部门、盖几十个图章成了常规。再加上机构之间的扯皮、推诿，很多事情难以办成。高一级的首长为了办成一件事，不得不摆脱常规工作程序，亲自“拍板定案”。既然有首长“亲自拍板”这条路子，基层单位就千方百计地找关系、走后门，直接请首长“批示”。这样，就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事情越难办就越找关系；越找关系工作程序就越混乱，事情就越难办。

既然直接找首长成了办成事情的有效途径，那么，和首长有特殊关系的人就可以派上特殊的用场了。于是，一些跟班、司机、秘书、子弟、情人被推上了领导位置。官员多了，是否比过去清闲了？不见得。官员一多，他们相互之间“制造”了很多工作。在一件事由一个部门干的时候，就不必下文件、开会。现在一件事情由若干个单位干，相互之间的文件就多了起来，会议也就多了。据某市不完全统计，仅1997年1月至6月，召开的有市级领导参加的会议达400多次，出席会议的领导干部达1,000多人次。20个部委和临时机构印发的内刊、简报、信息资料总计超过100种，最多的部门达6种。某省抽样调查表明，省地县领导干部，每年有三分之一时间“泡”在会海里，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每天收到的文件资料不下10万字。一个单位的副职越多，这个单位的职能就越分散，每一个副职都不能做主。于是，上级开会要决定事情就得指名第一把手参加。但是，第一把手没有“分身法”，他只好多设副职，代他去开会。参加会议的人做不了主，回来后还要开会传达、研究，再向上级打报告。

每一种机构都应当是为了完成一种社会职能而设立的，它的人员应当为这一社会职能而工作。但是，人员太多，就需要一批人为机构本身自我服务，这批人并不是为社会职能而工作的。据估计，各机关自我服务的人员占三分之一以上。90年代以来，有些事业单位还要自己赚钱养自己，一些单位有三部分人：一是执行这个单位所承担的社会职能的人；二是后勤保障人员；三是经营人员，靠他们赚钱养活前两部分人。由于赚钱最重要，经营人员的队伍很庞大，真正承担社会职能的人不到三分之一。

机构重叠、文牍如山，基层情况经过层层筛选、加工以后，传到上层后大部分失真或过时。于是一些有事业心的领导人就深入基层、直接调查研究，检查工作。但是，省里干部下去，地市干部陪同，到了县里，县级干部也跟着陪同，到了乡镇，上头来的人已经阵容很庞大了。一个干部下去，像滚雪球一样，陪同的人越来越多，他被陪同的人包围起来了，哪里能接触群众？上面的部门多，今天来这个，明天来那个，都得陪同，都得汇报，都得盛情接待，闹得基层叫苦不迭。

廉价政府何处觅？

100多年以前，马克思在热情地讴歌巴黎公社时，兴奋地称赞公社真正地建立了“廉价政府”，减轻了人民的负担。现在，由于机构的裂变和冗员过多，政府越来越“昂贵”了。

财政供养人员过多，公务消费支出过大，购买和维修汽车、买手机等等的支出越来越庞大，国家行政管理费连年大幅度增加，维持行政运转的成本越来越高。

1993年以前，财政收入中包括债务收入。从2000年起，财政支出中包括国内外债务利息支出，如果在15886?50亿中扣除累计内外债的利息，则行政管理费的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在12?5%左右。

行政管理费用支出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比重逐年增加，行政管理费用支出占国家财政总收入的比重也逐年增加。有专家指出，中国各类管理机关自身开支占年度财政支出至少要在30%以上。

上述数字不是行政管理费的全部，仅靠这部分行政管理费是远远不够的。各级政权还得搞各种名目的“创收”。什么叫“创收”？就是利用行政权力乱收费、乱摊派、乱罚款。这“三乱”已经成为一大社会公害。国家曾三令五申，采取种种措施治理“三乱”，但越治越严重。2003年以后，国家实行了“费改税”，提高税收，取消收费。其实，“三乱”是官员太多的必然结果，治标不治本自然收不到效果。

人员增多以后，不仅仅是行政经费的增加。办公用房、汽车增加的速度也是惊人的。办公楼建设不是出自行政管理费，汽车也有一部分不是出自行政管理费。北方某大城市文革前党政机关只有一栋楼房，现在市委、市政府、人大常委、政协都分别盖起了很有气派的大楼。现在办公用房的面积比20年前增加了十多倍，但还嫌不够用，不少处室花高价在外边租房办公。

前财政部长刘仲藜曾说过，令他头疼的事情有三件：人、车、会。官太多，会太多。车，主要是轿车。中央国家机关主管公务小汽车的部门明文规定：正部级和常务副部级配专车，其余副部级干部一律实行保证用车。所谓保证用车就是不设专车，只要用车，机关公共车队必须派车。实际上，北京的局级干部、地方的科级干部都有专车。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就有一个统计数字：当时有350万辆公务用车，每年耗费3,000亿人民币，这些公车消耗远远高于国家财政对国防、科研、农业、公共卫生、教育等方面的投入，也足以再建三个三峡工程。所以，1996年就提出了公车改革的问题。1998年国家就正式推动公车改革。但是，公车改革喊了10多年，试验了近10多年，没有丝毫进展，到新世纪，公车继续大量增加，2005年我国公车轿车保有量超过了500万辆，每年为此消耗超5,000亿元。这些钱足以解决医疗、教育、低收入保障方面的问题。为什么公车改革推动不了？主要是触动了乘车官员的利益。公车改不动是因为“公权”没有改革。

据公路运输企业财务分析显示，轿车每万公里的运输成本为8,215?40元，而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轿车的运输成本为50,361元，相当于运输企业的6?13倍。而运输效率，5辆公车才相当于一辆出租轿车。为什么公车成本这么高？这是因为，公车私用已成为普遍现象。公务轿车只有1/3用于公务，1/3被官员家庭私用，1/3被司机私用。钓鱼打猎，假日郊游，接夫人送孩子、购物访友、应酬私情，都是用公车。公车变成了个人财产，司机变成了官员的家庭服务员。司机是最了解某些官员不法活动的人，虽然是家庭服务员，但不能得罪他，给官员开车得到的好处是不少的。只要不影响自己用车，司机以车谋私，官员是不管的。特别是那些有劣迹的官员，有把柄抓在司机手里，给他开了几年车以后，不得不给司机安排一个满意的肥缺。最新调查表明，官员的司机是中国当代重要的犯罪群体之一，贪官的非法活动常常有他的司机参与。

官员收入的明与暗

官员的工资是有明文规定的。不同的级别有不同的工资。每个级别有一个最低工资，随着任职年限增长而逐步提高，但有一个最高限。

官员的工资有多高？我手边正好有一张跨世纪时期中央直属事业单位不同等级官员工资表：

表中这个工资标准已经过时。进入21世纪以后，干部的工资大幅度提高。2004年北京市的月薪标准是“三五八一”，即科级3,000元，处级5,000元，局级8,000元，省部级10,000元。其他不少省也仿照北京的标准。除了工资高而且十分稳定以外，领导干部在很多方面有一般人得不到的好处，如住房、用车、医疗、公务消费等。这些好处一般人用钱也是很难买到的。

不同级别的官员住房标准不同。领导干部比一般干部住得宽敞、舒适得多。

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北京很多单位没有达到这个表中的标准。1998年以后，因要停止福利性分房，各部门加紧“最后的晚餐”，中央及中央直属单位的干部一般都达到了这个标准的上限。省、地、市远远超过了这个标准。有些地级市、县级市为市长们建起了一幢幢的小楼，被群众称为“官街”。改革以前，房子是公有的，按行政级别配给，级别越高，面积越大。轮到工人，只有破旧的小平房。那时也要收房租，但租金很低，连维修费也远远不够。房租低，是因为国家财政给了补贴。住房者以少交房租的方式得到了这一份补贴。例如，住100平方米的家庭本应付1,000元房租，实际只付50元，这就等于得到了950元的收入。行政级别越高的人，得到的房租补贴收入越多。普通工人这方面的收入就很少了。改革前，分房是一种很重要的福利，所以称为“福利性分房”。

1998年国务院发布的《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国发[1998]23号文件）规定，1998年7月30日停止福利性分房，全面实行住宅商品化。各地将公有住宅一次性地卖给住户。卖给住户的价格远远低于市场价格。1998年北京市中心区大约6,000多元1平米，卖给住户的价格是1,450元，每平米差价4,550元。如果住120平米，差价就是54?6万元，比他一辈子的工资收入还要多。在北京以外的城镇，卖房的价格更低，差价更大。1998年7月1日以后，老百姓的住房的确是商品化了，父母把终生的积蓄给子女买房；父母没有能力的，年轻人身负银行巨债，成了“房奴”。买房成了老百姓最沉重的负担。而官员呢？“计划经济的最后晚餐”永远吃不完！

2008年到2009年就在我家附近步行所及的地方，如北京西客站南、广安门外一带，一片又一片的新住宅区拔地而起。有中直机关的，有国务院机关的，这些高档新住宅市场价每平米两万元，而按“经济适用房”的价格（4,000多元）卖给公务员。一名局级干部买一套180平米的房子（本来局级干部的住房标准是120～140平米，现在也放宽了），可以得到近100万元的差价！“经济适用房”是卖给低收入家庭的，要经过严格的审核。没想到，党政官员都取得了买经济适用房的资格。这一情况我写了文章发表后，引起了很强烈的反映。其实，我所看到的，只是很小的一个局部。

在交通方面，北京有些单位的局级干部还有专车。到地方，用专车的干部就更多了。

医疗方面，局以上的官员享受保健，不仅医药费全报销，还有水平较高的医生和好的医疗条件，看病不用像老百姓那样一次又一次地排队。医疗改革后，老百姓中有49%的人有病不去医院；29%的人应该住院却不住院，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几乎得不到任何医疗保障。而高级干部的医疗条件却在不断提高。卫生部原副部长殷大奎指出：国家投入的卫生费用只为20%的人提供卫生服务，政府投入的医疗费的80%仅为850万党政干部享受，其中，50万人又享受了这些80%中的50%.也就是说，50万人享受了国家整个医疗费的40%.

此外，中国官员的“职务消费”很高。所谓“职务消费”除了公务用车等以外，主要是指他因公出差、出国或到下面检查工作时的各种待遇。如乘公务舱、住五星级宾馆、吃豪华宴席、公费旅游等。

中国官员的工资也不是他们收入的全部，甚至不是主要部分。他们抽的烟一般是“中华”、“红塔山”、“三五”，他们的工资连抽烟也不够。为公司开业剪彩，为商店题写匾牌，都有数量不小的酬金。逢年过节、婚丧嫁娶，生病住院，都会有人送礼。下面求他办事还会给“活动费”。中国官员的灰色收入是谁也说不清的。发生在哈尔滨的一宗案件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灰色收入”。

1995年12月，原哈尔滨市常务副市长朱胜文被揭露，从他家中搜出钱物共计人民币200多万元。在审查他的时候，他写了一篇《关于我的灰色收入》，声称所有的贵重物品和钱财都是开业典礼、过年过节、各种庆典给的礼金和活动费，他认为这些虽然不是工资之类的正常收入，但也不是违法的，应算灰色收入。朱胜文住过几次医院，其间，很多人看他，有送花篮的，有送水果的，绝大多数是送钱，计有30多万元，朱胜文在被揭发出来以前被认为是一名好干部，被判刑后跳楼自杀还有不少人同情。2001年，安徽省一位新到任的县委书记，因脚扭伤住院几天就收到下面送给他的几十万元现金。他不敢收，也不能退，只好交给县财政。在有些地方，逢年过节，下级要给上级送红包（现在都用卡）。科长给局长送，局长拿出一部分给县委书记送，金字塔的底下层层向上送，在金字塔上面的人，就收到一笔不小的数目。除了下级官员送以外，私营企业主还得送。

在群众心目中，官员是高收入阶层。官员的利益是明显的，在利益差别的推动下，工农群众想挤进干部队伍，一般干部想挤进官员队伍，低级官员又千方百计地向高层次进军。2005年的另一项调查显示，在被调查的7,000多名应届大学毕业生中，选择政府机关的占37?6%，排名第一。2005年11月26日，2006年国家公务员考试开考。据人事部统计，全国有36?5万人参加这次考试，人数比上一年增加了47%.这次共有10,282个岗位，平均每个岗位有35个人竞争，个别岗位竞争者超过2000人。2009年，公务员招考确认参加笔试的人数为104万人，每一岗位平均报考人数为85人，比例最高的岗位是4080比1.

由于官员收入不透明，使得一些贪官在“灰色”中得到保护，一些清廉的官员也蒙受舆论的压力。所以，实行《财产申报法》已成为各方面的呼声。所有的公职人员必须对其拥有的财产的状况，包括财产的数量、来源、增减等情况向国家监督机关定期作出书面报告。人们称这个法律为“阳光法”，这个法律已在酝酿之中。在这个法律出台之前，全国人大常委会曾在1988年做出惩治贪污贿赂的补充规定，设立了一个新罪名，“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1995年4月30日，国家颁布实施了《关于党政机关县（处）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但是，在登记时，由干部们自己任意填报，所报的收入数仅是他们真正收入的一部分，这种收入申报徒有形式。

改革开放以后废除了干部终身制。但是，级别高的领导干部，职务不终身，待遇却是终身的。国家副部级以上的干部退休了，还继续拥有退休前的汽车、司机，直到逝世。上行下效，到地县级，退下来的主要领导人，继续享受原来的待遇。本书作者2009年到北方某大省一个地级市开会，得知市委“四大班子”（党委、政府、人大、政协）的一把手退休后还有办公室、汽车。他们年纪大了很少出去，司机闲得无聊，老领导过马路理发也急忙出车。

官员选拔的正道与邪道

选官制度为古今中外所重视。古人云：“为治之道，在于用人。用人之道，在于任官。”然而，要正确地“任官”，必须有一个好的选官制度。公元581年，隋文帝杨坚停止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按门第、血统任官的“九品中正制”，开创了科举制。参加考试的人不需要地方官推荐，自愿报名，优胜劣汰，依据考试成绩高低授予相应的官职。这就使得广大庶族地主、乃至平民知识分子，只要有学问，都有入仕的机会。当然，随着专制社会的腐朽，这种制度的弊端逐渐超过了它的好处，到清末不得不废止。

自废除科举制以来，中国的官员都采用委任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还是沿袭委任制。在委任过程中，党组织起着决定性作用。下级单位的领导班子都是由上级党委任命的。在民主集中制比较健全的时候，在任命下一级领导班子时，一般都由党委集体讨论。在党委讨论前还要进行考察，听取群众的意见。所以，过去这种制度还是选拔了一批优秀干部。

但是，随着民主集中制的削弱，主要领导人的权力失去了制衡，委任制的弊端就显露出来，很多单位是根据第一把手的好恶来选择干部。谁在第一把手心目中印象好，谁就可能被提拔。于是，一些有心计的人千方百计地接近、讨好有干部任免权的领导人，对他唯命是从，吹拍逢迎。有真才实学的正派人不屑这样做。这样，有干部任免权的领导人就会被趋炎附势之徒包围，他所选出的不可能是人才，而只能是奴才。在不少单位，第一把手说一不二，权力没有制衡，将手中的干部任免权力作为谋私的手段。他拿着这种权力待价而沽，谁跑得勤，说得甜，送得多，谁对自己的现在和将来好处更大，就把权授给谁。像拿着一块肥肉招引苍蝇一样，一些想升官且心术不正的人就围着这块肥肉嗡嗡乱转。他们千方计地讨好他，迎合他，费尽心机地投其所好，托关系，走后门，送礼品，为了得到这块肥肉，他们无所不用其极，金钱和色相也成了交换“乌纱帽”的资本。近年来，卖官鬻爵已经不是个别现象。

江西省广丰县原县委书记郑元盛，在任职期间，受贿卖官，得人民币13万元。山西汾西县原县委书记郑泽生等6名县级干部，大肆卖官，还要把县检察院副检察长兼反贪局局长的“乌纱帽”卖给一个有贪污前科的买官者。这两个被揭发者只是显露出选官制度弊端的冰山一角。虽然舆论一再曝光，社会一再谴责，但卖官事件还是层出不穷、愈演愈烈。新华社记者殷学成在他的报道中提供了一个典型案例：江苏省邳州市委书记邢党婴，宿迁市副市长黄登仁，原盐城市政协副主席、市委统战部长李树春，原淮阴市教委主任陈广礼等四人在担任县委书记职务期间，大肆卖官，获取暴利。他们共为46人提升了职务，为31人调动了工作，从中收取巨额贿赂。“要想富，动干部”，成为一些卖官者的生财之道。他们在担任县委书记期间，干部调动频繁。如邢党婴在1995年4月一次就变动600名干部，陈广礼在调离涟水前不久，1995年11月和12月，两次突击任免了326名干部。

黑龙江省绥化市前任市委书记赵洪彦在任期间曾卖官，但没有揭露，反而升任省人事厅厅长。接替赵洪彦任绥化市市委书记的马德，在1995年到2002年间，买官卖官，索贿受贿，疯狂敛财折合人民币2,385万元，最后认定受贿人民币502万元、美元2.5万元。马德案涉及干部260多人，绥化市县以上干部50%以上被卷了进来，其中各单位一把手就有50多人。马德被判死缓。马德在受审期间交代曾向原省长（后调国家国土资源部部长）田凤山行贿10万元，向省委副书记、组织部长韩桂芝行贿80万元，向省人事厅厅长赵洪彦行贿15万元。事后查明，田凤山除接受马德10万元贿金以外，还大量受贿，他本人承认共收受贿金17笔，共498万元。经审查，韩桂芝从1993年到2003年间，任省委组织部副部长、部长、省委副书记等职，为多人在晋升职务方面谋取利益，先后收受贿赂700多万元，韩桂芝被判死缓。赵洪彦在任省人事厅厅长期间多次卖官，被判15年有期徒刑。如果不是马德暴露，恐怕田凤山、韩桂芝这样的高官不会落水。

通过卖官方式委任的干部的素质可想而知。殷学成在上述那篇报道中介绍，一个叫袁茂堂的人花6万元从黄登仁手中买到计生委主任一职后，迫不及待地用新得到的权力捞回本钱，他将公章和财务收款收据装进提包内，随身携带，坐收坐支。还私自盖章调入计生委系统40多人。一个叫叶志连的乡党委书记，群众对其生活作风和经济问题反映不断，黄登仁不但不查处反而向上级推荐他当县政协副主席，1993年8月又让其兼任县粮食局长。叶志连担任粮食局长后也大肆卖官，从1993年到1997年间，在调动提拔干部过程中，先后42次收受粮食系统22人贿赂的16.7万元。

那种一手交钱，一手给官，是卖官鬻爵中最笨拙、最露骨的形式。还有其他多种变相的形式。这些形式虽然变化无穷，微妙无比，但其实质是一样的：买官者通过各种手段给有任命权的人以好处，卖官者以种种正当的名义给买官者以“乌纱帽”。过去，某人升了官，人们认为他能干，对他表示钦佩。现在，有些能力不强、业绩平平的人突然被委以重任，没有人钦佩他，反而怀疑他的人格：“这家伙搞了什么名堂？是怎么捞上这个官儿的？”

在通常情况下，卖官鬻爵不容易被揭露出来，只有当某个单位领导班子集体犯罪被处理以后，他们买官鬻爵的事才会暴露于天下。

种种形式的卖官鬻爵就是这样出现的：先有权力缺乏制衡，才有权力私有化，有了权力私有化，才有卖官鬻爵。第一把手利用任命官员的机会谋私，第二、第三把手也这样做。他们之间心照不宣，互相保护。这次提拔了你的人，下次就重用我的人，权力分享，利益均沾。这样的选官机制实际是选劣机制，选上的多是以权谋私之徒。在这样的选官机制下，官员们在黑箱交易中建立起上下级关系，形成了人身依附，团团伙伙。近年来领导干部群体犯罪比较多，就是因为干部任命中已经形成了不正当的团伙关系。

王玉锁夹缝突围
2013-04-01 戴喆民 《中国企业家》


【《中国企业家》】后有追兵，前有路障，夹缝中的王玉锁必须付出比国有企业更大的代价和勇气进行技术研发，才能为新奥找到突围之路


河北廊坊，王玉锁坐在自己宽大的办公室里笑容满面。他胖了。与前几年跑马圈地的风光相比，这位新奥集团董事局主席已甚少在媒体露面。尤其是2012年联手中石化对中国燃气（00384.HK）的收购计划受挫后，王变得更加低调。

“孰轻孰重，我比你更清楚。”提及那次收购，王玉锁马上收起笑容，一字一顿地说，“没有什么教训，新奥对中国燃气股价的心理预期就是每股3.5港元。后者不接受这个报价，我们只能放弃，就这么简单。”

尽管轻描淡写，但这一收购对新奥的战略意义不言而喻。王玉锁原本希望借此扩大市场份额，并与中石化这个掌握气源的石油巨头结成更紧密的联盟关系，以缓解来自中石油和华润集团等实力派央企的挤压。

自1990年代初涉足城市燃气行业，王玉锁用20年时间将新奥发展成资产超过300亿元的中国最大的民营燃气企业，在中国大大小小600余家燃气企业中独树一帜。如今，当市场瓜分殆尽，丛林法则行将就木之时，新奥也遭遇越来越大的挑战，发展空间愈加逼仄。对中国燃气的收购行动，则被视为新奥应对变局的一次重要尝试。

尽管收购功亏一篑，王玉锁并不悲观。七八年前，王玉锁开始带领新奥从燃气分销企业向清洁能源企业转型，前后投入30多亿元研发清洁能源的各项技术，“我们进行的是一项比拼耐力的长跑。”王玉锁告诉《中国企业家》，清洁能源才是新奥面向未来的根本，现在则到了后程跑的关键时刻。

在新奥，从6年前展开的通过微藻制造生物柴油的技术研发开始，其技术团队已经将触角伸展到了包括薄膜光伏、煤炭清洁利用以及与信息技术相结合的“泛能网”在内的一系列热门能源研究领域。这种探索一度遇到了很大困难，即使到现在，新奥的众多清洁技术还没有任何一项实现产业化。处于传统能源、清洁能源夹缝中的王玉锁，面对的是未知的清洁能源利用前景，以及身后强大的国企竞争者，向前成为唯一选择。

新奥并不垄断上游资源，这注定了王玉锁必须付出比国有企业更大的代价和勇气进行新技术的研发，才能为自己找到突围之路，“如果是国企老板，这样长期的投入没法做，不成的话怎么办？要对风险负责任。但对新奥来说，你要想走出新天地，走出一片蓝海，必须这样。”王玉锁说。

然而，留给新奥的时间并不太多。对新奥来说，依靠接驳费和燃气销售获取利润的盈利模式已经在不知不觉中改变。王玉锁必须抢在这一切发生之前建立起新的竞争力，为公司的前行安装一部全新的发动机。

“中国燃气市场的青春期还有3到5年，最快在2015年就会出现天然气供过于求的情况。”中国城市燃气协会秘书长迟国敬告诉本刊记者。如果毫无作为，或是转型失败，当传统燃气业务的市场完全饱和之时，新奥将不可避免地遭遇天花板，等待它的将会是行业终极洗牌格局中的被动处境。

巨头回马枪

近几年，新奥越来越多地感受到一种威胁。这种危机感来自于四处攻城略地的国有企业，它们手握气源优势进行产业链的垂直整合，进入了过去发展环境相对宽松、民营企业崛起的城市燃气行业。

2008年，新奥曾经的主场之一石家庄，围绕当地特许经营权就发生了一场激烈的较量。曾与石家庄燃气公司成立合资公司而成为该市燃气市场经营主体的新奥，在准备大张旗鼓实施燃气置换工程时遭到了中石油的挑战。

如果将时钟拨回到10年前，新奥黄金发展阶段的开启时刻，却是不一样的状态。2002年12月，建设部下发《关于加快市政公用行业市场改革化进程的意见》，城市燃气行业在市政公用事业系统率先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大量民营资本和外资开始进军这个领域。随后三四年间，新奥每年的新增城市项目都达到了两位数，年营业额平均增速超过80%，毛利率在40%以上。

那时，新奥的主要竞争对手是香港大亨李兆基旗下的港华燃气，拥有多种股权成分的中国燃气，以及有着香港富豪李嘉诚背景的百江燃气等外资或民营企业，生存环境要单纯许多。

中石油、华润等大国企的翻滚入场始于2005年，而后逐渐强化，这让新奥的生存环境突然变得严峻起来。一系列大中城市的订单被这些国企新玩家收入囊中，新奥只能在二三线城市间徘徊，所获得的优质城市项目更少，甚至一些原有项目都无法保证。

经过跑马圈地阶段后，新奥的增长速度逐年放缓，新增城市项目从前几年的两位数回到了个位数的增长，利润率也相比刚上市时出现了较大幅度下跌。根据2012年上半年财报，新奥能源的营业收入增长21.8%，毛利率和纯利率分别为27.5%和11.3%。这些数据与早年相比，已是云泥之别。

目前，新奥能源在中国已铺设管道逾1.7万公里，运营100余个城市燃气项目，覆盖城区人口超过5800万，粗放拓展已到极限。“城市燃气行业应该说已经基本饱和，该拿到的（市县特许经营权）都已经拿到了，接下来需要精耕细作。”王玉锁说，与早年自由生长的状态相比，新奥已步入了必须主动求变的瓶颈期。

在香港上市的新奥能源（02688.HK）主要拥有两部分收入：一是俗称“接驳费”的燃气建设收入，二是为住宅和工商业用户提供燃气所获得的燃气销售收入。接驳费的毛利率平均高达60%以上，曾是新奥利润的重要来源。在各个城市燃气运营商跑马圈地的年代，这项业务贡献了收入和利润的绝大部分。以2004年为例，新奥燃气70%的营业收入来自于接驳费收入。

但是，近年来这项收入所占的比重一直在下滑。根据2012年上半年的财报，新奥能源的燃气接驳费收入已不到整体收入的20%（19.3%）。对于另一项主要业务燃气销售来说，因为处于强势的上游气源方和相对僵化的终端气价机制的夹击之中，新奥的盈利能力并不太强。“燃气销售业务主要的盈利来自于工商业用户，住宅用户很难盈利。”新奥集团相关人士表示。

原有的盈利模式步入终结之时，王玉锁发动了一次主动出击。2011年12月，新奥与中石化一起，提出对城市燃气市场的重要参与者之一中国燃气高达167亿港元的全面收购。

中国燃气的股权极其分散，并陷入了管治危机，是城市燃气市场上早就被瞄准了的并购对象。中石化借此收购可以进入到未曾深入过的下游城市燃气领域，而新奥除了能将市场占有率从6%提升到11%，还可以在最受制约的气源问题上有更宽松的选择权。

但是，这场收购遭到了来自中国燃气股东的联合阻击，最终合纵没有战胜连横。中国燃气董事总经理刘明辉被捕近一年后获释，重回公司执掌管理大权。拥有共同潜在利益的富地石油、北控集团和SK能源三方都大幅增持了中国燃气的股份，击退了来自新奥和中石化的收购，让后两者在2012年10月宣布放弃收购中国燃气。

就在接受本刊采访的前几天，王玉锁看到了一个好消息：国资委强调国企不追求产业链的整合，“国企和民企应该有明确的分工，各干各的事情。”王玉锁表示，民营企业不能因为一点事就一竿子都打翻了，有些企业从野鸡往家鸡发展过来，野鸡不偷食是不可能的，但不能让民营企业失去起码的生存空间。

转型之路

其实，王玉锁很早就意识到城市燃气业务可能面对的被动局面。





新奥能源（燃气）业务数据



“10年以后我们卖什么？20年以后我们是什么？30年以后我们干什么？不能总是卖燃气。”多年来，王玉锁一直问自己这样的问题。在能源领域打拼多年的他十分清楚，由于上游垄断天然气气源，自己所经营行业的不确定性远非一般性竞争行业可比，因此需要时刻保持危机感。

王玉锁为此筹谋了近10年时间。2003年的一天，他读到一份关于煤炭清洁利用的报告，彻夜未眠。他强烈意识到，传统能源模式无法持续，必须建立起包括天然气在内的涵盖多种清洁能源的现代能源体系，随后新奥决定以煤基清洁能源为切入点，构建自己在能源生产端的能力，将新奥由单一的燃气分销企业转型为清洁能源整体解决方案服务商。

2004年，新奥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启动低碳能源循环生产基地建设，探索将煤炭气化合成甲醇、二甲醚、甲烷等化工产品，以此实现煤炭的清洁利用。为了解决生产中的二氧化碳排放，新奥开始研发微藻生产生物柴油技术，“微藻是循环的再生环节，通过吸收煤炭利用所产生的二氧化碳，再经过生物化学过程转化成生物柴油。”新奥集团董事局副主席兼首席技术官甘中学说。

这位从美国归来的机械工程博士为新奥提出的转型思路是发展“碳经济”，即循环经济，使生产过程中每一环节的排放物成为下一环节的生产原料，以微藻吸收二氧化碳来生产生物柴油便是其中的典型。

微藻的生存场所是太阳下的玻璃暖房。这些在阳光下绿得耀眼而又稠黏的植物占据着玻璃暖房大部分空间，看上去就像是置身于科幻片《星际迷航》的场景中。

不过，新奥的转型之路并不平坦，有时许多困难超出想象。比如，仍处在示范阶段的鄂尔多斯项目，微藻吸收了甲醇工厂所产生的20万吨二氧化碳，却只产生了10吨可以供给民航的生物柴油，“还得继续做好试验，反应器，实验室的东西是不讲成本的，如何把成本降低很重要。”王玉锁说，他甚至聘请多位农业专家，对不同环境中微藻的生长进行试验，并解决病虫害问题。他希望既能增加藻类的生长量，又能降低成本。

解决这些问题后，下一步还要面对技术的产业化。新奥所设想的方式是通过公司加盟来推行技术产业化。它计划向加盟公司传授养殖、反应、收集等各个环节的技术，但将榨油的关键技术掌握在手中，以控制整个过程中的核心环节。尽管前景看上去很诱人，但王玉锁坦言，若要达到与现有能源竞争的水平，生物柴油技术的成功可能还要等到2016年以后。

转型中，王玉锁还要承担投资风险，要不断试错。比如初期新奥曾尝试买入地方的热力公司，将原来的锅炉炸掉，进行多联供改造以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做了两个，发现不行，投资太大，这种重资产模式不适合民营企业。”王玉锁说。2007年，新奥对转型战略进行调整。这项调整使得最初的一些思路发生了变化，包括煤化工等在内的高投入项目不再继续扩大，而转向以技术为核心的轻资产项目，其中最重要的是泛能网。

转型的曲折和困难对每个人的耐心都是考验。几年来，对于新奥的发展方向与路线，不仅在外部有不同声音，甚至王玉锁自己也绝望过，“2010年和2011年，是最困难的时候，诸多技术还摸不清楚，没有什么突破，真的一筹莫展，想到投了那么多钱了……”王玉锁说，自己几乎要放弃，如果自己是政府派来的，早就被炒了。

王玉锁表示，一直到2012年，超临界、催化气化、污水处理以及能源搜索引擎等各项技术才陆续取得了突破，成果一点一点出来，“搞清洁能源这么多年，我发现必须有耐心才行，跟长跑一样。你要是用跑百米方式做这个就完了。”

王玉锁给他的研发团队定下了时间表。“（研发周期）10年是忍耐的极限，除去2年缓冲期，我给他们8年时间。”在他看来，在长周期的制药行业中，通常的产品开发时间就是8年，而新奥的各项技术研发时间绝不能超过于此。

新奥启动最早的一项技术研发（生物能源）是在2007年，8年之后是2015年，恰好是城市燃气行业面临变革之时。王玉锁希望他的技术团队能赶在这一天到来之前做出真正的突破。

踩点之机

为了发展多种清洁能源，这些年新奥还涉及了热门的光伏行业。与一般的光伏企业不同，新奥没有采用晶硅技术，走的是硅基薄膜技术路线。在2012年2月举行的中美经贸合作论坛上，新奥集团与美国内华达州签订了合作意向书，计划在内华达投资50亿美元建设包括光伏发电基地和光伏组件制造基地在内的清洁能源生态中心。当然，光伏发电成本非常高，与传统能源相比，短期内还无法拥有竞争优势，尚不能承担清洁能源转型的重任。

其实，对新奥来说，核心资产只有两块，一块是城市燃气分销网络，一块是煤基、光伏、生物柴油等清洁能源生产端，如何将分销网络和生产端整合与连接起来？这成为王玉锁的新生意，也就是被王玉锁寄予厚望的“泛能网”项目。在新奥所研发的各项技术中，它被作为可能最早实现产业化的一项。

简单来说，“泛能网”是一个统筹各种技术和分布式能源的平台。通过它连接生产端和应用端，并与计算机云服务系统相接，实现能量和信息的协同，从而降低能源成本。泛能网的推出成为新奥转型的一大载体。2008年以来，新奥相继与洛阳、长沙、福建等21个省、市、工业园区签订了节能减排框架协议，帮助用户提高能效。随着新奥转型的深入，其客户群也由单一的民用、车用转向大型工业园区、综合性医院、大学、机场等多行业。

相比其它技术，“泛能网”概念的提出时间要晚得多。2009年9月初，甘中学与王玉锁在美国华盛顿去见能源部长朱棣文的路上，向后者提出了这个概念。甘中学当时说，新奥已经有燃气应用终端业务，也有光伏等生产端业务，迫切地需要一个中间桥梁将两端连接起来。这个概念和智能电网有些类似，但新奥还拥有燃气网等输送物质的网络，相对而言更全面，因此称为“泛能网”。

乍听上去，泛能网有些云山雾绕，但王玉锁、甘中学等对此信心十足。在他们看来，地方政府重视节能减排的今天，各地都重视能源，原来是分开规划，供气的有规划，供电的有规划，供热的有规划，交通有规划，却没有整体规划，“未来的经济是网络经济，谁能最先把物质网、信息网和能量网结合在一起，谁就是最终的王者。”甘中学说，“泛能网”没有失败的可能，只是面临着小成和大成的区别。所谓小成，是上百亿的收入，而大成则是千亿以上的收入。

尽管如此，这项技术到底能为新奥提供多少前行的动力仍需观察。目前，新奥已开发了二三十个“泛能站”（泛能网的一部分），一切还处于初期阶段。最大的两个项目是青岛中德生态园和廊坊生态城的建设。这是两个城市区域项目，后者的一期工程已经有了一些结果，运营中心和初期的泛能站都已经完成建设。

“我们是服务提供商，按照客户的需求，对提供的泛能网解决方案收费。”甘中学说。目前，“泛能网”业务里的一些项目已经实现了初步的收益，更大规模的赢利尚需要等到新奥在这个领域积累更高的品牌信任度之后。甘中学介绍，从2014年开始，“泛能网”业务将有一个比较快的发展，2015年将迎来井喷。但是，每笔服务数百上千万的金额，看起来还很难成为新奥的主力业务。

目前，新奥以甘中学所带领的技术团队为基础成立了智能能源集团，希望以此为主体再造一个新奥。新奥则在技术研发上投入重金，摊到每年的研发费用占比远高于同行。

这意味着王玉锁必须与时间赛跑，毕竟新奥不是不愁经费的研究院，亦不是财大气粗的国有企业，它需要获取投资回报，“我们正在筹备今年的销售会议，讨论怎样销售我们的服务。”王玉锁说，新奥要把未来的点踩好，早了是先烈，晚了跟不上。

为什么你吃猪排不会问你几分熟？

文/賴建誠

我在〈汉人与牛肉〉提出「肉谷争地」（或是「畜谷争地」）的概念，说明汉人的肉类来源以「不占耕地」为主。例如猪就圈在屋边，把厨余转为猪肉；鸡鸭鹅都不占耕地，鱼虾蟹蛇鼠鳝更是如此。现在用这个原理来说明印度、回教、日本的情形，目的是要印证汉人对牛肉的禁忌绝非特例。

战后有位美国人类学者一直不明白，他们的主要肉类来源，为什么在印度会成为圣牛。他就去做实地调研，当然没看到牛肉店，但看到许多牛皮制品，确定应该有宰杀牛只，可是牛肉到哪去了呢？印度是个缺粮的地区，怎么会抛弃高卡路里的牛肉？

印度有种姓制，社会阶层粗分为婆罗门、剎帝利、吠舍、首陀罗，有人告诉他说牛肉被贱民阶层吃掉了。他带着翻译去查访，总是得不到答案。他改变策略对当地人说，美国人如何用各种方式吃牛肉，和他们交心分享牛肉的烹调美味。贱民阶层没想到高贵的白种人竟然也吃圣牛，看他说得这么真切应该不假，就和他分享如何用咖哩烹煮牛肉最可口，他终于确定牛肉并没有浪费掉。

但他还是不明白为什么牛会被神圣化，当地人也说不出个好道理。后来他体认到一个道理：印度位于东亚季风区（范围包括北印度洋和孟加拉沿岸），夏季季风强而稳定，有大量对流活动，在固定的雨季有急骤暴雨，之后雨量锐减。如果平时就缺粮的百姓，在难忍飢饿时把牛吃了，雨季来临时如何耕田种地？如果无法得到应有的农获，日后饿死的人必然更多。

汉人禁吃牛肉是用道德诉求（牛帮我们耕田），印度禁吃牛肉的诉求更绝：把牛神圣化，吃牛肉是亵渎神明的事，从动机上禁绝了对牛肉的需求。其实目的相同：不要因为吃牛肉而降减谷物产量，这对地窄人稠的农耕社会，是养活更多人口的必要禁忌。牛只神圣化的结果，是这个严重缺粮的国家竟然有两亿多只牛。

接下来看回教社会为何禁吃猪肉。如果你是沙漠游牧民族，逐水草迁徙，请问你会养鸡鸭鹅作为基本肉类来源吗？不会，因为两脚禽类不易迁移，不容易长途跋涉，沿路四散根本管不住。在四脚畜类中，牛羊驴都容易管理，猪太聪明，合群性低，你能带300只猪迁居吗？

猪肉的另一项麻烦是必须煮熟，吃不全熟的猪肉会得病，这是世界各民族皆知的经验。牛排店会问你吃七分熟或五分熟，但从来没人问过你猪排要吃几分熟，因为答案只有一个：全熟。游牧民族最珍惜的两项资源是水和燃料，沙漠缺水少树燃料贵，全家一年吃牛羊肉所需的燃料，必然比吃猪肉少。

猪对游牧民族有三大缺点：耗燃料、容易致病、不易迁移。这些道理对古代游牧民族不易解说清楚，干脆就在宗教经典上禁止，说猪是分蹄动物但「不倒嚼」、「不洁净」，猪「的肉你们不可以吃，死的也不可以摸」。印度把牛「神圣化」来禁吃牛肉，回教把猪「污秽化」来禁止饲养与吃猪肉。

接下来看日本为何吃生鱼片。日本作家深泽七郎的《楢山节考》(1956) 拍过两次电影（1958、1983）。深泽七郎作一首〈楢山节〉曲子贯穿整个故事，因而取此书名。我看的是1983年版，叙述日本古代信州寒村山林内的「弃老传说」：老人家到了70岁，就由家人背到深山野岭等死。电影中69岁的阿玲婆为了让孙子多吃一口饭，到井边把一口雪白健康的牙齿敲掉。

日本列岛位在火山带上，地震多温泉多，山多耕地少缺燃料，怎么可能养活这么密集的人口？解决的方式很简单：这个岛国四面环海，肉类蛋白质的来源全部由大海与河流提供，和中国的鸡鸭鱼虾蟹鳝一样，完全不占耕地，避开「肉谷争地」的困扰。山多树少燃料贵，那就生食活海产，既好吃又省火。

明白中国、印度、阿拉伯、日本如何透过食物禁忌，来增加人口的存活机率，接下来问两个高度假设性的问题：如果佛教源自地广人稀物产富饶动物充足的北美洲，还会禁吃牛肉主张素食吗？如果阿拉伯民族定居在物产与燃料相对丰富的中国江南，还会禁吃猪肉吗？

两起两落孟学农
2013.03.26

在全国“两会”上，与共和国同龄的孟学农出任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主任。十年里，这颗曾经的“政治新星”两起两落，集中了公众对于因问责而去职的官员复出问题的所有争议。

特约记者_洪佳茗 报道


1949年8月生，先后在北京市长和山西省长的职位上引咎辞职。2010年1月任中央直属机关工委副书记，今年的3月13日，担任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主任。

3月13日，全国政协十二届一次会议通过了9个专门委员会的主任、副主任名单。其中，孟学农作为社会和法制委员会主任赫然在列。在过去十年里，这位在仕途上几经大起大落的正部级官员，因为身上集中了“非典”、“行政问责”、“官员复出”等关键词，一直备受关注。

2003年，孟学农任北京市长仅3个月就因“非典”危机引咎辞职，复出后在2008年又因重大的溃坝事故而辞去山西省长一职，任期仅一年。5年里两度引咎辞职，以至于有人感叹，如此“倒霉”的正部级官员，在共和国的历史上也不多见。2010年再次低调复出的时候，一度被人看好的他已经61岁，已然错过晋升的黄金时期。

如今，与共和国同龄的孟学农已是64岁，昔日的“政治新星”离正部级官员退出一线的年龄界线仅一步之遥。

任期93天的北京市长

“人心有杆称，百姓对我们是摆花架子还是办实事，感觉得最直接，也评价得最公平。我们新一届政府一定要力争为百姓们多办实事，解决他们的急需。”十年前，孟学农在当选北京市长时这么说道。

孟学农的仕途始于共青团的舞台。他曾经担任北京第二汽车制造厂团委书记，北京汽车工业总公司团委副书记、书记，从基层团委一路升至成为共青团北京市委副书记。在那次记者见面会上，就海外媒体提问，在共青团的工作经历，对他以后的从政生涯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孟学农在回答中也毫不讳言自己与时任中共总书记胡锦涛的渊源。他说，共青团生涯给其今后的从政生涯奠定了一个基础：“20年前胡锦涛同志曾经是我们共青团的主要领导，我们也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工作。胡锦涛同志公道正派，不徇私情，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也许这是他的人格魅力，也是我们青年团干部应该学习的地方。”

在此前的20年里，孟学农的仕途一路通畅，是当时中国官场里共青团出身的生力军代表。1983年，孟学农接任共青团北京市委副书记的时候，年仅34岁，官居副厅。1993年，孟开始步入中国首都政坛的核心，出任北京市副市长，5年后成为北京市委常委，在副市长中排名第二。2002年，53岁的孟学农出任北京市委副书记、副市长，并成为十六届中央委员。

由于身处京畿重地，北京市长自然比一般省级行政区域的政府领导更容易获得晋升机会。从贾庆林到刘淇，以及孟学农之后的王岐山、郭金龙，这些北京市长都先后进入了中央政治局，跻身“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行列。其中，贾庆林和王岐山还先后成为中央政治局常委。

孟学农形象随和、语言平实，与中国新领导人自十六大以来极力打造的亲民路线相吻合。他承诺，“要让更多的‘张大民’能够过上幸福的生活。”张大民是一部讲述北京普通百姓生活、收视率很高的电视剧里的主角，生活困难但是天性乐观幽默。当时在场的记者发出了会心的笑声，“平民市长”这一称呼也逐渐叫开来。

孟学农就职3天后，北京市政府办公厅就公布了2003年在直接关系群众生活方面拟办的60件重要实事，其中不少都涉及当时北京市民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医疗、卫生服务、住房、就业、社会治安以及养老问题等。

但一种被低估的冠状病毒打乱了孟学农原有的节奏，也成为影响其终身仕途的绊脚石。此时，SARS已经在中国南隅蔓延，孟学农当选市长5个星期后，北京出现了第一例输入性病例，随后疫情进一步扩散直到难以控制。

2003年4月20日，是中国应对“非典”危机的历史性转折点，但也成了孟学农仕途中的一个转折点。中央壮士断腕，免去了孟学农与时任卫生部部长张文康的党内职务—同时罢免两位正部级高官，在共和国历史上极为罕见。

孟学农亦在当天请辞北京市长一职，其时距他履新不过93天，他对北京的承诺还未来得及一一兑现。



东山再起

请辞北京市长5个月后，孟学农低调就任国务院南水北调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党组副书记，依然是正部长级别。

孟学农在南水北调办一呆就是4年。他后来告诉媒体记者，那几年他经常到下面调研，把长江、黄河、雅鲁藏布江、怒江、金沙江、大渡河、沱沱河等都跑遍了，自己开着车，“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写万字文”。

就在人们认为当时已经58岁的孟学农晋升无望的时候，他却出人意料地“东山再起”。2007年8月，十七大前，孟学农离京赴晋出任山西省委委员、常委、副书记，同年9月接任山西省副省长、代省长，并再度当选为中央委员。2008年1月，孟学农正式当选为山西省省长。

有意思的是，孟学农的前任、比他早两年担任山西省省长的于幼军，在留党察看两年的处分结束后，于2011年底低调回到孟学农呆过的位置上—南水北调办副主任。在8年时间里，“南水北调办”两次成为“问题官员”的复出之地，亦让公众对其发生了兴趣。

有媒体根据当时不少官员的复出路线总结出一些规律：因问责而去职的官员在复出时一般都是出任副职，复出的机构都是相对不太引人注意的“办事机构”，如果复出官员比较年轻未到退休年龄，安排的职位则更实在一些，以利于发挥更大作用，而复出时接近退休年龄的官员，安排上则相对会更向二线机构靠拢。

孟学农形容，自己是怀着“敬仰、急迫和压力交织的心情”来到山西的，并向山西省人民做出承诺：融入山西，当好山西人民的公仆，像一粒种子一样植根山西这块广袤的土地。

按孟学农本人的说法，初到山西的四个多月，他经过广泛调研，与从事研究的学者、专家进行讨论，走访普通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以及外来务工人员，之后发表了1万多字的长文《感知山西》，对调研成果、情感体会进行了汇总。不少人为新任省长的文人情怀所感染，并对他的省长任期充满期待。

政治观察人士当时向媒体分析，孟到山西后，“很务实，以‘复出’的心态，低调做事、背水一战。”

再度去职

几乎没有人能料到，因“非典”危机首度引咎辞职5年之后，孟学农又因特大安全事故而再次成为“问责”的典型，二度去职。

在与“事故”这个关键词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山西省，主政者似乎逃脱不了“事故—检讨—事故—检讨”的循环。在孟学农还是山西省代省长的时候，就已经因洪洞矿难向国务院做“深刻检讨”。而他的前任于幼军也曾两次代表山西省政府向国务院和全省人民做检讨。

在《感知山西》一文中，孟学农曾以中国高官中少见的感性笔触记录了自己到左云、洪洞处理矿难的感受。“痛这么多鲜活生命的消逝，痛这么多家庭的破碎……恨我们的工作没有到位，恨一些干部的贪婪、堕落和麻木……”他毫不留情地指出，据调查，山西省70%的矿难是责任事故。

巧合的是，在孟学农转战山西的2008年，被媒体和公众称呼为“行政问责年”。在当年召开的新一届政府第一次廉政工作会议上，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温家宝就指出，要加快实行以行政首长为重点的行政问责和绩效管理制度。

当时，在以“非典”为起点的“问责风暴”到后来逐渐成形的“行政问责”制中，越来越多的官员因各种事故而去职，其中包括了2005年因松花江环境污染事件引咎辞职的国家环保总局局长解振华。

有记者问孟学农“在山西做省长，是否担心矿难对自己有影响”。孟对记者坦承：“我最揪心的是矿难，而不是矿难对我的官位造成什么影响。更多的是对矿工的生命的痛惜，对他们家属的愧疚。”

一语成谶，在孟学农回答这个问题之后的第6个月，也是在他担任山西省长仅一年之后，2008年9月襄汾尾矿库溃坝，伤亡惨重。在事故发生3天后紧急召开的山西省安全生产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孟学农再次做检讨：“我作为一省之长、全省安全生产的第一责任人，向遇难人员和家属表示深切的哀悼和歉意，向党中央、国务院和全省人民做出深刻的检讨。”

2008年9月14日，孟学农再度引咎辞职，随后淡出公众视线。

“历史越久远越清晰”

2009年3月，搜狐博客主编赵牧爬野长城时偶遇徒步的孟学农。他试探着询问这位官运很差的人的近况。

孟学农的回答颇为幽默：“现在全球金融海啸，我也加入了‘失业大军’，赋闲在家呢。”但其实他内心远没有这般平静。

2009年7月，工学硕士出身的孟学农在《中国青年报》发表《心在哪里安放》，一吐心曲：“我多想多想，手拿把攥着命运的人们，事该干，福该享，冲就冲，浪就浪，舞就舞，唱就唱，五千年文明史再不让我们悲怆。”

诗歌里用了4次情感色彩鲜明的“心在哪里安放”和5次“我多想多想”，这在高官素来正襟危坐的中国官场里分外罕见。这首诗歌广为传播，为孟学农的从政生涯附上不少“悲情色彩”。

但是，外界注意到，不管是“非典”危机，还是襄汾溃坝，尽管孟学农两度被免去党内职务，但都没有被从中央委员里除名。根据《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对引咎辞职、责令辞职以及自愿辞去领导职务的干部，根据辞职原因、个人条件、工作需要等情况予以适当安排。这些为他以后的复出保留了条件。

2010年1月24日，细心的人发现，在新华社有关中央直属机关党的工作会议的报道中，轻描淡写地提了一句“中直机关工委副书记孟学农主持会议”。孟学农低调再度复出。在2012年的十八大上，他再次当选为中央委员。而此次全国“两会”上，他出任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主任，被外界视为逐渐退居二线的征兆。

“两落两起”，既使得孟学农身上集中了公众对于因问责而去职的官员复出问题的所有争议，也使得部分人为这位谦和、没有劣迹但倒霉的高官感到惋惜。

离开山西后，孟学农的妻子在短信回复媒体采访邀约时曾说，“有些东西不要再去争辩什么，表白什么，没有必要，自己做了，自己承担了，问心无愧，就可以了。”她重述了几经起落的孟学农的一句话：

“历史愈久远愈清晰”。

官员子女的收入为什么更高？

李宏彬

去年4月，湖南湘潭被爆出拟提拔一“90后”女干部为岳塘区发改局副局长，顿时引起轩然大波。人们纷纷质疑，当众多名校毕业生还在就业市场上苦苦寻觅雇主的时候，这个高中学历、工作不足一年的女孩何德何能而登此显位。事件很快被查清，当事人系湖南省发改委重大项目办公室主任之女，其被录用和提拔皆属违规。责任人随即受到了处罚，但事件影响并未因此平息。

事件主人公的官员子女身份引发了人们对“官二代”特权的新一轮声讨。虽然这只是一个极端案例，但现实中，为官的父母帮助子女找一份好工作的例子俯拾皆是。在大众对官员阶层特权颇具情绪化的讨伐声浪中，我们有必要严谨理性地分析这种现象。

在最近发表在《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的论文中，我和清华大学经管学院的三位同事（孟岭生、施新政、吴斌珍）基于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社会数据中心收集的大学生调查数据，研究了官员子女在就业市场上的表现。统计分析表明，作为官员子女的大学毕业生比他们同学的起薪高15%。我们不愿用一个笼统的“官二代”身份来解释这种显著的工资差异，真正值得关注的是这种差异背后的逻辑。人们想知道官员子女为什么可以找到更好的工作，这个问题的答案将是社会公平现状的折射，为人们讨论现实问题提供参考依据。

我们尝试给这15%的工资差异找到合理的来源。首先，官员子女的高收入水平可能是他们个人能力的体现。在之前的研究中，我们发现中国的官员们总体上有高于社会平均水平的个人能力，而这种能力很可能通过遗传或家庭教育的方式传给子女。但我们以高考成绩作为个人能力的衡量指标，统计分析表明，个人能力因素并不能显著地影响收入水平。很遗憾，15%的工资差异不能归功于官员子女的高能力。

其次，官员的社会地位和工作特点，使他们具有更高见识和更发达的关系网络，官员子女也可能因此获得独特的信息优势。在进行职业规划时，他们有可能更准确地把握市场动向，进入经济前景好的学校和专业学习。若果真如此，官员子女的高工资水平会部分缘于他们选择了更好的学校或专业。但这种假设仍然没有得到数据的支持，在考虑了学校和专业因素后，15%的工资差异并未被显著地削减。

那么，是不是因为官员子女在大学期间更加努力、更懂得把握学习和发展的机会，为自己积累了更高的人力资本呢？我们调查了两类人群在大学期间的课业成绩、英语水平、社会活动经历表现，发现官员子女与他们的同学在这些方面互有优劣。把这些指标计入对工资水平的统计分析，也没有使官员子女的收入优势发生大的变化。

这些分析基本涵盖了学术研究中常被用于解释工资水平的所有因素，但我们仍然没有找出官员子女高收入水平的合理来源。与有着相同家庭结构、个人能力和大学经历的同学相比，一个官员子女可以获得额外15%的收入。一种纯粹的“官员升水”在中国社会确确实实地存在。

诚然，这种“官员升水”的辩护者还可能指出，官员子女可能有其他难以观察的优秀特质，诸如更好的交际能力、更强的适应能力等等。但由于难以证实，这些论点常常被反对者视为替官员开脱的借口，我们也只能对此谨慎地存疑。至少我们的研究表明，在大学毕业生的求职市场上，官员子女总体上得到比他人更高的工资，且这种工资上的优势并非基于他们更优秀的个人素质、更对口的专业背景或更出色的职业技能。鉴于此，他们父辈所掌握的公共权力和拥有的社会地位似乎成为这种“官员升水”的一种可能解释。

我们无意于替社会上的仇官仇富者寻找新的说辞，但这一研究结果应该引起政策制定者的警觉和全社会的反思。如果青年人可以依靠父辈的官宦地位谋取经济利益，那么社会的流动就被严重阻滞了，公共部门的信誉也将受到挑战。这无疑与公平正义的社会目标背道而驰。我们不希望看到更多类似湘潭的“90后”副局长出现，一个和谐而有效率的社会需要一个凭真才实学打拼的公平的竞争平台。

从美国牧业看中国机会
2013年04月12日 经济观察报

阚治东

　　在国内外引起巨大喧嚣的“死猪江葬”事件在3月下旬终于有了说法，CCTV焦点访谈中一位教授的话引起我的注意，“养猪行业是一个低利润、高风险的行业”，他建议将散户养殖变成集中养殖。因为近几年投资牧场的经历和前段时间对美国奶牛行业的一次考察，让我对此深有同感。

　　我们所参观的加州图莱里五大牧场和威斯康星州格林贝附近的两大牧场，都是大牛棚集中厩养，规模小的有三四千头，大的有上万头。

　　在加州图莱里，考察过程实际上就是围绕这个小镇转了一圈。美国朋友告诉我们，这周边共有大小牧场300多家，奶牛存栏数超50万头，在美国，奶牛存栏数是指“挤奶牛”，而我们国内通常所说的存栏数是大牛加小牛一起算，因此50万头“挤奶牛”再加上小牛总数应该是近100万头。

　　东道主还带我们参观了两个规模上万头、三个规模四五千头的牧场。这里牧场的密集度远远超出我们想象；而且很多就在公路边上，牧场与牧场相邻，而中国规定牧场必须远离公路500米，相互之间必须间隔3公里。

　　同行专家介绍，这是因为两国防疫制度不同，中国是企业防疫制度，而美国是国家防疫制度，因此美国牧场主承受的防疫压力要比我们小。

　　这些牧场，历史短的有20年左右，长的有90年左右。在物权法严格的美国，要改变其产权是不容易的，这也是目前美国牧场布局密度较大的原因之一。相比之下，中国牧场刚刚起步，科学规划很有必要。

　　美国牧场的集中还造就了完善的牧场社区配套服务系统。大牧场中，除了挤奶间有五六个人在忙碌外，其余地方很少见到人。牛生病、配种、生小牛、牧场设备故障都靠社会配套服务完成，一个电话，专业人员马上就到。

　　中国自2008年三聚氰胺毒奶粉事件之后，万头大牧场概念受到追捧，有评论认为这样存在很大风险，专家也提到过浙江嘉兴的猪远远超过该地区环境承载量。从美国的经验看，牧场是否过密，关键在于周边牧草饲料的供给是否充分。美国牧场总体发展趋势是数量逐年减少，单个牧场规模在扩大。

　　因为加州年平均气温较高，不少牧场建筑简单，只有顶篷，没有墙体，相应配套设施也很简单，不少牧场支架铁锈斑斑，一些牧场的牛粪处理都是在露天的大沟里发酵，沟底下也没有铺垫防渗透膜，发酵后的牛粪通过固液分离处理，固体用于铺垫牛床，液体再通过管道喷散周边农田，异味很大。这种处理方式在国内环评肯定通不过。

　　这样看来，国内鲜奶价格比美国贵40%以上，原因很明显：我们的牛和设备是从国外进口的，牧场建设要求又高，其结果是成本必然高于国外。

　　值得一提的是，美国牧场的管理很严格。所以我的直感是：现代牧场管理不是比投资更多、设备更先进、牧场建设更漂亮，而是比内在的管理。我们参观的这几个牧场，平均每头奶牛年产奶量在12吨左右，在国内年产10吨的牧场都很少见。

　　转道威斯康星州，气温骤然变成零下10摄氏度。这里也是美国奶牛养殖大州，挤奶牛达120万头，占全美的八分之一。我们在该州格林贝附近考察的第一家是玫瑰湖牧场，该牧场拥有挤奶牛5000头，小奶牛约5000头，周边有饲料地4万亩，员工包括家人在内共100人，经营范围包括牧场和农场。

　　玫瑰湖牧场建设风格是国内常见的隧道通风牛舍，即长条型，两头开门通风，每个牛舍存牛2000多头。该牧场已有67年历史，从一间简易的牛舍发展成今天具有现代感的大牧场。整个牧场布局合理，三排牛舍，挤奶间与行政办公楼联在一起，旁边是沼气发电和牛粪固液分离设备，直观感觉这里牧场规划、建设、管理、现代感均强于加州。

　　第二个是罗森代尔牧场。这家牧业公司在康州共有几个规模不同的大牧场，罗森代尔是其中的一个。规划非常漂亮，从正面看像一个工厂。牛舍建筑风格也比较独特，被称为“横温式牧场”。“横温式牧场”与“隧道式”不同之处是横向通风，所以牛舍比一般牛舍宽。罗森代尔有两个长419米、宽128米的大牛舍，每个牛舍可存牛4400头，分别间隔为挤奶牛、待产牛、病牛房、产房等。

　　上面两个牧场中，玫瑰湖牧场有一个沼气发电厂，装有2000千瓦发电机组二台；罗森代尔牧场也有自备小电厂，但却是靠天然气发电。所发的电由国家电网[微博]全部收购，每度电收购价是8美分，牧场自用电属工业用电，每度电5.5美分。

　　参观美国牧场，我们做PE投资的最关心的是牧场投入产出问题。罗森代尔负责人笼统介绍每头牛年产效益1500美元左右，这个效益不错了，因为这里鲜奶价只是国内的55%左右。

　　美国是世界上重要的农业国家，土地资源丰富，种植业和畜牧业都很发达。奶业在美国畜牧业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在所有畜产品销售收入中奶业位居第二，仅次于肉用牛。2012年美国乳制品贸易顺差在12亿美元左右，主要出口品种是脱脂奶粉，其次是奶酪和乳糖。美国牛奶的增产幅度虽然不大，但绝对量很大，对国际乳制品市场的价格产生较大影响。

　　目前中国奶牛存栏数已超过1440万头，生鲜乳产量在3810万吨，约占全球总量的6%，居世界第三，但人均奶类占有量仅为27.3公斤/年，只有全球水平的25.5%。

　　在2008年之前的10年中，中国奶业处于高速发展时期，生鲜乳产量的年平均增长率是17.4%，而自2008年发生“婴幼儿奶粉”事件至今，中国奶业发展速度明显放缓，生鲜乳产量年均增长率骤降到2%左右。

　　中国的奶牛养殖规模化程度偏低，虽然一些大型牧场的奶牛单产水平已突破8吨，但饲养成本偏高、利润偏低、成本优势已不存在，原料奶收购价格却大大高出全球平均价格，导致近四成的乳品加工企业处于亏损状态，甚至导致部分乳品企业越来越依赖进口奶粉。

　　并且，国内自2008年三聚氰胺奶粉事件后，乳企还陷入诚信危机。一方面是“放心奶”的缺失，另一方面是成本偏高，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奶粉采购国，最近澳大利亚大部分超市和药房都限购奶粉，香港也推出了史上最严厉的“限购令”，而新西兰干旱可能导致奶粉减产，这些都已经将中国推上了大力发展自己的放心奶的唯一的自救之路。

　　此次参观美国牧业，发现一些做法值得中国借鉴：

　　一是不能一味追求高精尖。我国奶牛养殖业目前正从“奶农＋奶站”模式向大牧场方向发展，实际运作中应该从各地实际情况出发，以市场为导向，讲究投入产出，努力降低鲜奶成本，使奶制品在国际市场中具有竞争力，千万不要一味追求高精尖，花费巨大精力和财力去搞形象工程。

　　二是从企业防疫走向国家防疫。因为国家防疫措施比企业防疫更加宏观有效，具有更为严格的强制性，范围也更广泛，虽然需要支付一定的补贴，但会带动更多的投资者大胆投资牧业，从而推动国内牧业的发展。

　　三是要大力发展中国牧业的相关产业链。国内牧场今天很难享受美国牧场那种社会服务，从而投资成本增加，效率自然降低。牧场产业链太长，一个环节出了问题，都会成为公司自身难以应付的大问题。我们应该学习美国牧业大力发展牧业相关产业链，如种牛种精、兽医防疫、饲料种植加工、小牛接生和饲养等。

　　四是应发展牧场装备业。目前国内不少牧场装备依靠进口，如挤奶设备、牛粪处理设备、草场特殊农机具等，这是国内牧场投资大的原因，我们国内应该大力发展牧业相关的产业，这也是国内PE和VC行业可以瞄准的投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