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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耀邦：中国改革的“总工程师”

文/周瑞金

又是清明。24年前，胡耀邦就是在清明过后的10天因心肌梗塞过世，使全党陷入巨大悲痛。如果说，邓小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那么，胡耀邦就是当之无愧的中国改革开放总工程师。为了把中国从濒临崩溃的边缘用改革的力量拉回来，他殚精竭虑、鞠躬尽瘁。哲人已萎，在中国改革又将走出新境界之际，怀想远人，别是一番滋味。

弹指三十年，换了人间，改革开放让中国迸发了前所未有的活力，堪称脱胎换骨，经济总量跃升到世界第二把交椅。不过，有一点和耀邦当年力促改革时颇为相似：改革同样面临巨大阻力，同样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所不同的是，耀邦面对的，是意识形态方面的抱残守缺，是发展之初面临的突破旧体制的种种困境；而如今我们面对的，则是特殊利益阶层的画地为牢，是发展起来以后更巨大、更多元、更深层次的矛盾堆叠和利益冲突。在中国改革到了需要狠推一步、击一猛掌的新的历史时刻，缅怀耀邦，有很强烈的现实意义。

胡耀邦冒着风险发动真理标准讨论

曾在胡耀邦领导下参与发动真理标准讨论的著名哲学家吴江，为胡耀邦故居陈列馆撰写过宋代杨万里一首诗作：“万山不许一溪奔，拦得溪声日夜喧。到得前头山脚尽，堂堂溪水出前村。”耀邦其人，正如一道清溪，无惧千山万壑之险阻，仍是日夜奔喧，堂堂涌出无私无畏的人生境界，也堂堂推开思想解放、锐意改革的新境界。今天，我们仍然需要这样敢破险关、大智大勇的“堂堂溪水”。

纵览耀邦在文革之后的行止，突出的一条，就是解放思想，破除迷信，抓住真理，所向披靡，决不惧怕任何权势的束缚和压制。“四人帮”被粉碎后，胡耀邦最先敏悟到，党不能再受“左”的危害，绝不能迷信个人，应当提倡独立思考、独立判断，党和国家政治生活应当正常化、民主化，杜绝家长制、一言堂，一个人说了算。在担任中央党校副校长期间，他勇于顶住“凡是派”位高权重的压力和阻力，大无畏地组织和推动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不怕“砍旗”、“丢刀子”、“反马列”等的无端指责，冲破对领袖个人迷信的精神枷锁，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了重要理论准备，成为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思想先导。没有胡耀邦冒着风险锐意发动真理标准讨论，并在关键时刻得到邓小平支持，就没有中国的改革开放，这个深远历史影响是怎么评价也不会过份的。

胡耀邦组织领导了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平反冤案

而耀邦最为人铭记的另一项历史功绩，就是以非凡的胆略和勇气，组织和领导了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平反冤案冤狱、落实政策的艰苦卓绝工作。1977年12月胡耀邦受命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即着手大刀阔斧平反冤假错案。迅即摘掉全部“走资派”帽子，继而为1957年错划为右派分子的数十万人平反，为在反右倾运动中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人彻底平反；为1955年“胡风反革命集团”平反；为彭德怀、陶铸、贺龙、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和“六十一人叛徒集团”等平反；为天安门事件的干部群众平反；为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最大冤案--刘少奇平反。到1982年底，花整整五年时间，基本上完成了从“三反”、“五反”到“文化大革命”历次政治运动中冤案冤狱的平反工作，为数量高达三百余万人平反昭雪，恢复名誉。这次大规模平反冤案冤狱，是为共产党人洗刷耻辱，也是为共产党本身恢复元气，准备改革开放的中坚人才，其功绩无论怎样估计也不为过。平反冤假错案固非胡耀邦一人之力，一人之功，但胡耀邦对平反出力最大，最有胆识，态度最坚决，断案最公正，这是无人能够否认的。最难能可贵的是，耀邦持有共产党人的赤子之心，毫无私心，没有山头意识，痛恨整人立威，坚持有错必纠，无愧是中国共产党人的良心。

胡耀邦冲破层层阻力，打开改革开放局面

耀邦当年，更倾注全力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冲破层层阻力，打开改革开放局面，忍辱负重为推进改革、加速现代化建设呕心沥血。他不光自己身体力行，也不遗余力地把有改革精神的先行者推向潮头。1978年，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的他，受叶剑英委托，给复出主政广东的习仲勋写信勉励：“仲勋同志去广东后，大刀阔斧，打破了死气沉沉的局面，工作是有成绩的。我们完全支持仲勋同志的工作。”80年代初，耀邦又相中另一位改革大将任仲夷，促成了他从辽宁省调往广东接替习仲勋，后来任仲夷陪同他考察深圳时，即席题词：“特事特办、新事新办、立场不变、方法全新”，遏制了当时否定特区的喧嚣声浪。而当农村包产到户等改革实践面临巨大现实阻力时，耀邦挺身而出，旗帜鲜明地支持万里等改革先锋，1982年更在他的促动下，以“一号文件”的形式，让“包产到户”姓了“社”，理直气壮地推向全国；从此，他连续主持制定了对推动农村改革有重大指导意义的五个中央“一号文件”，概括出为全党所接受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提法，最终瓦解了破坏农村生产力的人民公社体制。在农村改革取得重大进展后，他及时将改革推向全面，强调“全面，就是一切战线、一切地区、一切部门、一切单位，都有改革的任务”。他主持制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在内的一系列关于农村改革、城市改革、对外开放等重要历史文件，努力探索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改革。早在1983年1月，他就提出“三个有利于”的最初版本：“总之，要以是否有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否有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是否有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作为衡量我们的各项改革对或不对的标志”。他始终坚持政治体制改革要与经济体制改革同步，在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的思想指导下，胡耀邦是积极的推动者和冷静的引导者。他努力倡导党内民主，主持制定党的政治生活准则；他纠正了“清除精神污染”中“左”的错误，同意新闻立法，推动言论自由；他主持制定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历史性文件。总之，胡耀邦为中国加快改革开放进程和加速经济发展，倾注了全部心血和精力。人们公认，胡耀邦主持中央工作期间，成了我们党最民主、政治生活最正常、最活跃的时期之一。

胡耀邦从不自居为神

耀邦同志还有一项独特的贡献，作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他从不自居为神，也没有领袖习见的威重、神秘和永远正确，百姓们熟悉了他别具一格的率真、宽厚、活力四射，容易和他感情上亲近起来，喜欢他的无拘无束。

今天，党的十八大报告洋溢着对中国现实的忧患意识和坚定改革的顶层设计。洋洋洒洒，破题之道何在？习近平总书记在调研时对百姓说过一句话，“你们过得好我就高兴”，而十八大报告则以不容置疑的坚定语气，提出了新的“两个凡是”：“凡是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决策都要充分听取群众意见，凡是损害群众利益的做法都要坚决防止和纠正”。人民满意与否，正鲜明地成为中共执政目标，曾让执政党建立新中国的群众路线法宝，正被重新打磨，重放光华。这也正是耀邦当年身体力行、念兹在兹的执政理念，他曾经对随行调研的温家宝说过：领导干部一定要亲自下基层调查研究，体察群众疾苦，倾听群众呼声，掌握第一手材料。对担负领导工作的人来说，最大的危险就是脱离实际。

当前的中国，迫切需要党内健康力量重新凝聚改革共识，凝聚深化改革的精神力量，打造和提升年轻人职业的安全感，营造人群的温暖感和对国家的归属感，锤炼社会的向心力、凝聚力。而领袖人物的人格魅力，也是这种向心力、凝聚力的重要一环。胡耀邦说过：“要做完人、圣人，难啦！但是，做真人、好人、善人、正直的人，是可以由自己当家作主的。”在中央推出八项新规，力促改政风、文风、会风的今天，怀想远人，诚哉斯言!

我们纪念胡耀邦，就要像他那样，锐意改革，勇于创新，做一个真人、好人、善人，正直无私、坦荡胸怀、光明磊落的人!（2013年4月3日）

家族基金的投资方式
Jerry_Wang

http://jerry-wang.blog.caixin.com/archives/55363


美国家族基金起源于镀金时代的富豪家族，包括摩根，洛克菲勒，卡内基，梅隆等，为管理和传承家族资产成立的家族办公室。按照购买力计算，这些家族才是真正的富豪，现在的美国首富，比尔盖茨，巴菲特等人的资产，要远远落在他们后面。两个世纪以后，虽然这些家族已经没有超级富豪了，但是这些家族掌控的总资产还是要以百亿计。而这些家族能够几代传承超越世纪的主要原因就是他们的家族财富都是通过家族基金的方式集中管理的。

美国的第一个家族基金是洛克菲勒的家族办公室。约翰.洛克菲勒在积累了巨大的石油财富（福布斯估计在2008年的价值超过6000亿美元）之后把资产分成了几个部分：一部分捐赠给教育和科研，包括芝加哥大学和洛克菲勒大学等；一部分捐赠给了洛克菲勒基金会，永久存续地为各种社会公益事业提供帮助，目前管理着30几亿美元的资产；一部分留在洛克菲勒家族基金，就是现在的洛克菲勒金融公司，为洛克菲勒家族和其他机构管理超过300亿美元的资产。通过家族基金行的资产传承保证了洛克菲勒家族虽然再也没有出现过约翰.洛克菲勒一样的商业巨子同样在美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慈善等领域保持着巨大的影响力。

洛克菲勒家族基金采用的是目前比较通用的第三方投资，外包首席投资官（Outsourced CIO）的模式。这种模式由职业投资人为多个家族通过一个投资组合共同管理财富，也称为多家族基金。目前美国口碑和投资业绩最好的第三方投资公司（OCIO）主要是各大学基金的前首席投资官组成的基金公司。

除了多家族基金模式外，有些家族也通常会考虑成立自己的独立家族办公室（Single Family），管理自己的家族基金。这些独立家族办公室的投资，运营，管理成本比较高，通常管理资产超过5亿美元，才能够建立团队，承担运营成本。这些独立家族办公室除了提供投资，财富管理以为还为家族提供报税，购买地产，私人飞机等金融服务。

独立家族办公室的资产管理方式与家族的财富来源，所处行业，企业的周期和家族的投资经验等有密切的关系。例如，两个希腊的船王家族，其主要的家族资产都是希腊的私人造船和航运企业。两个家族的船业产业在全球经济危机过程中受到重创以后，各自拿出10亿美元在纽约成立了一个双家族办公室，主要的投资方式是自营的美国大盘股票。因为两个家族的主要资产都固定在希腊船业上，所以希望家族基金的美国股票组合能够对冲企业的行业风险，低流动性风险，和希腊的政治经济风险。相对比，中国的张欣，潘石屹家族的主要资产是中国地产企业。而他们的家族基金的投资方式是投资纽约的商业地产。这样，家族资产从中国分散到美国，降低了一点的政治经济风险。但是，虽然中国和美国地产的相关程度不高，但地产投资的特质基本是一样的，包括低流动性，高杠杆，低收益等，并没有真正实现建立家族基金，保值增值，传承资产的目的。而索罗斯家族在坚持主业的同时也按照大学基金的模式积极分散投资。索罗斯的主要资产来源于索罗斯的对冲基金的收益。索罗斯已经于几年前退休，他把基金解散，剩余资金退还给投资者，同时把自己赚到的超过200多亿美元的资产转换成自己的家族基金。索罗斯把儿子培养成家族的接班人，同时雇佣了职业的投资人为家族基金投资。家族基金在坚持全球宏观投资的同时，也投资其他资产类别，包括风险投资，私募股权等，在直接投资的同时也投资其他的基金。

这样看来家族基金的投资方式主要有三种：

1. 直接投资模式：直接进行股票，股权私募，房地产和能源的投资。优势是可以直接控制。缺点是资产配置单一，风险集中。

2. 按照大学基金模式的全球，全资产配置的间接投资，即基金投资：大多数家族基金都采用这种方式。大学基金模式经过市场检验能够取得长期稳定的回报。

3. 混合模式：同时进行直接和间接投资，一般是资产规模较大的家族基金采用，包括上面讲过的索罗斯家族，还有比尔盖茨家族，麦克戴尔家族等。优势是兼顾风险和回报。缺点是团队的成本很高。

目前中国的家族基金刚刚起步，基本还在以直投为主，但也开始了间接投资的尝试，比如马云投资对冲基金，云峰基金等。中国的经济转型是中国家族基金国际化，职业化的很好的契机，可以借鉴欧美国家家族基金的模式开始尝试。

美国金融慈善家的几重境界
Jerry_Wang

http://jerry-wang.blog.caixin.com/archives/51948



每到年底的时候都是美国富人捐赠的高潮。可能是感恩节让他们更具同情心，更可能是因为捐赠可以抵消一部分所得税。合法避税是美国经济永恒的主题。除了避税的基本需要，美国金融富豪捐赠主要有四重境界。

第一重境界是“装点门面”。在纽约最有面子的事不是跟市长布隆伯格吃了顿饭，也不是纽约时装周每场都做前排，而是参加金融富豪们组织的慈善活动，花个万八千的买个座位，可以兴奋一年。纽约这种最有名的活动就是“罗宾汉基金会”。顾问委员会的主席是SAC的老板Steve Cohen和五星上将姆林将军，董事会主席是Maverick的Lee Ainslie和Och-Ziff的Dan Och。基本是华尔街最大最赚钱的对冲基金老板的聚会。这种小打小闹当然不能满足各大富豪的虚荣心。下面还有其他各大公益机构的董事会可供选择，比如大都会博物馆，现代艺术馆（MoMA）等，基本捐个2，3千万就可以被选进董事会。如果这还是不够面子，还可以参考黑石的老板捐给纽约公共图书馆1亿多冠个名。

第二重境界是“积极奉献”。这一重的最高境界就是像巴菲特这样，除了给子女留几十亿零花钱以外全部资产都捐献给慈善事业。很少有比巴菲特更纯粹的投资人了，他连花钱的时间都没有。几十年如一日的住老房子，开旧车，他连捐赠的几百亿资金都撒手不管，交给盖茨基金会花出去。巴菲特除了自己奉献还劝说大家加入他和比尔盖茨至少捐出一半家产。他还到处游说让国会通过给富人加税的法案，属于积极奉献的劳模。

第三重境界是“亲力亲为”。就像比尔盖茨辞掉微软的职务专心做慈善，要用比他赚钱更快的速度把赚来钱都用到人类的健康，教育等事业上去一样，我非常尊重的一个金融慈善家索罗斯除了赚钱的能力无与伦比，做慈善也亲力亲为。应该跟他的出身背景有关，索罗斯非常关心东欧，俄罗斯等前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演变延续。索罗斯的开发社会基金会很早就开始在中国开展小额贷款的扶贫业务，但很快就被赶出中国。索罗斯还在前年捐给罗宾汉基金会几千万，提高了不少基金会的公信度。

最后一重境界是“无怨无悔”。比尔迪垂克（Bill Dietrich）在美国属于old money（靠传统行业发家的），是毫无名气的亿万富翁，他是我在投资界的偶像（Role Model）。比尔用了30年的时间把一个家传的小木材厂建成了全美最大的钢铁企业之一。在90年代末，卖掉家族企业以后，他亲自投资管理自己的家族基金会。他坚持认为风险投资是最好的投资方式，所以过去的10几年里，他的基金几乎全部都是创投和私募股权基金。他的基金承受了很大的风险，在经济危机的时候，由于基金不能及时退出返还投资，同时还要求投资者履行出资承诺，他需要向银行抵押贷款，才能满足出资需求（capital calls）。他长期坚持自己的投资策略，以及由于他所投资基金几乎都是最优秀的基金，他的基金投资回报非常好。我认识比尔的时候，他已经70了。我在上海出差，连续两天5点钟起床跑步的时候，他都正好从跑步机跑得一身大汗上下来。他的那个星期是从匹兹堡飞到纽约开一天会，然后到上海三天见10几家基金，再去三藩开一天，周末回到匹兹堡。虽然我们投资的模式不同，我也可以想见从一个钢铁企业家转做职业投资人的难度，但我非常尊重他工作的严谨和对投资的态度。比尔在2011年用他父母的名义捐给卡内基梅隆大学2.65亿美元，捐给匹兹堡大学1.25亿美元。他没有捐给自己的母校已经拥有一个170亿美元的大学基金的普林斯顿，因为匹兹堡的大学更需他的捐助。比尔在2011年底因癌症去世。他在病中还在写一本关于中国崛起的书。他是我最尊重的企业家，投资者和慈善家。

革命工作不分贵贱，慈善事业没有高低。自从我为纪念过世的爷爷要为国内某高校捐助学金打了几个电话没人搭理之后，我就开始奋发图强，努力赚钱，要为爷爷捐栋楼，才能打动他的母校。因为我们都很想念他。

政经笔记130301：民主党派如何参政议政？
谭翊飞 三月 2013

1，民主党派的参政渠道，正式渠道包括两途径，一是多党合作，一个是政治协商。多党合作的方式比较随意，而政治协商则是每年一次大会4次常委会，比较固定。

多党合作的参政，一般是临时通知，各党主席去统战部一个房间，每人发一份要征求意见的报告草案，现场阅读，然后回收。一般党主席带一个随员（秘书）去，主席并不认真看，反而为主席写讲话稿的随员要去。

凡是重大决策，中共中央都要召开党外民主人士座谈会，这时党主席要发言，提建议。随员写的讲话稿一般各党都要开会讨论，研究提建议的角度。一般，这个征求意见的会都会在中央新闻里出现新闻画面，但是都是在这个决策已经出台之后才播这个新闻。每年这样的参政机会大概会有十几次，一般不超过20次。

2，民主党派的政协委员的产生也是协商出来，一般由中央统战部提名，给各个省分配名额，但是各党中央可以提名一部分。当然，都是协商。统战部提的分配方案，征求意见，没有意见就通过了。有的省份多，有的省份少。比如，北京人才比较多，会分配多一些，然后该党的北京市委和北京市统战部再协商确定。各省的名额分配既不按总人口，也不按党员数比例，比较随意。

3，除上述正式渠道外，还有一些其他渠道参政议政。比如争取在政府部门的任职。如某省有个副省长空缺，这个党的党主席专门去找该省省委书记推荐本党的人员担任。当然，这也比较随意，有些党主席很积极争取，有些则完全“不给党添麻烦”。但争取还是有些用，只有进了政府部门才有实权，无论是调研，还是开展其他工作都便利多了。

4，目前（2012年下半年），民主党派只有万钢的位置最高，正部级。还有卫生部陈竺无党派。在地方，省厅级里面，民主党派担任政府部门一把手的比较多，这几年越来越多。

2012年，中共中央的名义发布了一个关于统战的文件，以前从来没有过，重点谈到对党外人士的培养和任用，尤其是任用，规定了硬指标，要占一定比例。今后党外干部的任用应该会更多。

5，除上述参政之外，民主党派还会推荐人大代表候选人。这一块也是统战部门协调，比如统战部和该党党中央推荐某某到某省担任人大代表，一般都会同意。但是，当了 人大代表不代表党派，而是代表人民。

6，2012年，统战部的工作重心就是组织大家学习HU的讲话精神，简称为“同心思想”，提了三点，一是思想上同心同德，二是目标上同心同向，三是行动上同心同行。

新能源局“三定”博弈 项目审批权存留待定
21世纪经济报道 王秀强 北京报道 2013-04-16

核心提示：根据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国家能源局、电监会的职责整合后，主要职责是：拟订并组织实施能源发展战略、规划和政策，研究提出能体制改革建议，负责能源监督管理等。


新一轮国务院大部制改革正在推进。合并电监会后新组建的国家能源局，近日已拿出初步的“三定”方案，目前正在征求财政部等有关部门的意见。

据接近这一方案讨论的内部人士透露，中编办关于新组建国家能源局“三定”方案，更多强调该局对能源市场的监管和指导职能，而其对能源投资项目的审批权，则有所弱化。

此外，围绕新能源局的机构增设、职能划分和人员安置，“三定”方案也仍存在一些争议。据悉，部分电监会高层有可能分流至各能源企业。

据上述接近方案讨论的人士称，能源局的“三定”方案最快可望在月底前落定，经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通过后，正式组建新的机构。

根据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国家能源局、电监会的职责整合后，主要职责是：拟订并组织实施能源发展战略、规划和政策，研究提出能体制改革建议，负责能源监督管理等。

增设部门存争议

按照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规定的“三定”流程，重组的新部门首先要确定部门职责，其后是确定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

一位接近国家能源局三定方案讨论的专家透露，正在征求意见中的国家能源局“三定”方案，仍存在一些分歧。例如，在内设机构上，能源局提出增加5个司局，而有关部门只同意增加两个。

目前的国家能源局内设电力司、煤炭司等10个司局，原电监会内设输电监管部、市场监管部、价格与财务监管部等9个部门。

据了解，在方案讨论中，一部分意见认为，电监会与能源局合并后，新组建的能源局应至少增加四个以上司局。“按照能源市场化发展的要求，能源安全监管、能源市场监管都不能缺失，能源价格和成本监管还需要强化，这些工作需要分别由四个部门管理。”上述接近三定方案讨论的专家分析说，“原能源局与电监会综合部门、政策研究部门可以合并。”

按照机构改革方案，新的国家能源局仍归国家发改委管理，能源局职责如何定位是能源管理的关键。

上述专家透露，目前的征求意见方案并未明确能源局是能源行业主管部门，为此能源局正在与中编办协调沟通。此外，征求意见方案强调能源局的监管职能，而对它的管理权限则有所削弱。这些权限主要指在国务院赋予权限内，审批、核准、审核国家规划内和年度计划规模内能源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的权力。

并且，在“三定”方案削减审批权力的同时，国家能源局目前还在研究下放电力、煤炭项目审批权——火电单机60万千瓦以下、煤炭新增产能120万吨/年以下项目核准权限下放地方。

此举是为贯彻国务院要求各部门减少和下放一批投资审批事项的精神。国务院已定于今年6月底前发布新修订的政府核准投资项目目录，修改出台投资项目审批、核准、备案管理办法。

但有能源领域专家担心，能源局削权后不利于能源监管工作。现阶段，我国能源市场准入、价格、投资等由发改委管理。而发达国家的能源市场准入、价格、成本、投资、服务质量和市场交易规则等监管职能都由监管机构统一负责，不可割裂。

来自原电监会人士的意见认为，国家能源局应吸取电监会的前车之鉴。电监会因没有价格、投资、项目审批等行政职能，市场监管效果很不理想。“电监会只有许可、安全监管等职能，话语权有限。发电厂、电网建成后，不可能不允许发电并网。” 一位原电监会人士向本报记者表示，“市场监管需要有行政这条腿支撑，才会得到重视。”

人事安置悬念

在“三定”方案中，除了职责和权力的划分外，人员安置分流是另一个悬念。

在新一轮机构改革前夕的2012年12月，国家能源局刚刚进行过一轮人事调整。戴晓曙从中组部干部一局副局长调任能源局纪检组组长，许永盛从电力司司长升任副局长。更早前的2012年7月，张玉清由油气司司长任能源局副局长。

在重组前，国家能源局行政编制112名，设局长1名、副局长4名，正副司长职数30名；电监会事业编制为98名，主席1名，副主席4名，局级领导职数28名。

其中，能源局副局长刘琦为副部级官员；原电监会副主席史玉波、王禹民、王野平，纪检组长江岩均为副部级。

一位电力系统人士分析，能源局作为副部级单位，若参照已经出台的国家铁路局（副部级）“三定”方案——局长1名、副局长4名，总工程师、安全总监各1名，则能源局人员安置压力甚大。“而且原电监会的三位副主席都是电力专业出身，不可能同时设立多位分管电力的副局长。”

公开简历显示，史玉波、王禹民、王野平均是电力系统专业出身，在就任电监会副主席前分别是国家经贸委电力司司长、中广核董事长、南方电网总经理。

上述电力系统人士据此分析，原国家能源局、电监会领导层可能会有部分分流至各能源企业。

从五大电力集团管理层人事现状看，也为人员安置提供了机会。2012年10月，大唐集团原董事长刘顺达调任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监事会主席后，大唐集团工作暂由总经理陈进行主持，董事长一职一直空缺。中国国电集团总经理朱永芃、中国华电集团总经理云公民均为1950年出生，接近退休年龄。

国家能源局官方信息显示， 4月11日原电监会副主席陪同能源局长吴新雄会见中广核董事长贺禹一行。除此之外，原电监会其他领导人员没有公开活动报道。自3月21日起，国家电监会官方网站信息停止更新，地方派出机构仍正常工作。

电监会派出机构去留

原中国电监会下辖华北电监局、东北电监局、西北电监局、华东电监局、华中电监局、南方电监局六个区域监管机构，以及18个省（自治区）电监办。

这些派出机构是否保留、人员如何安置也是此次机构改革的关键问题之一。2010年中编办增加电监会派出机构事业编制，人员编制在500人左右。

一位电力监管系统人士分析，电监会与能源局合并后，我国采用政监合一的能源监管模式。如果新的国家能源局以行政管理职能为主，则派出机构继续存在的可能性不大；如果政监并重，加强能源监管，则派出机构有存在必要，而且需要加强，并扩展监管职能至煤炭、油气等领域。

根据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能源局与电监会职责整合，目的是统筹推进能源发展和改革，加强能源监督管理。由此，要求能源局重组后将监管职能将扩展到更多领域的呼声甚高。

“目前‘三桶油’资源配置、普遍服务等问题，煤炭市场化等问题都没有部门监管，有必要在没有成立能源局的省份设立地方监管机构。”上述电力系统人士认为，“最重要的是，在行政管理和监管上与地方合理划分，使地方能源监管机构能独立运作。”

在过去十年的电力监管进程中，国家成立了较为系统的监管机构，但独立监管仍不可行。原因是目前国内不具备独立监管所需的市场条件、法制条件、行政管理方式。从政监分离到政监合一，电力监管派出机构夹在改革中间。

“个人认为，区域能源管理机构肯定会存在，人员编制主要取决于职责定位。政监合一是一个过渡模式，待条件成熟后，应考虑成立能源监管委员会或能源监管总局。参照国家铁路局方案，铁路局在全国设立了沈阳、上海、广州、成都、武汉、西安、兰州7个地区铁路监督管理局。”一位地方电监会官员说。

中央严管转移支付 专项资金闸口收紧
2012-10-20

导语：财政部会同国家发改委、农业部等部门连续发布一些专项转移支付资金的管理办法文件。这些办法对一些专项资金的使用、结余、预算调整等进行了规范。


经济观察报 记者 席斯 近日，财政部会同国家发改委、农业部等部门连续发布一些专项转移支付资金的管理办法文件。这些办法对一些专项资金的使用、结余、预算调整等进行了规范。

这是财政部正在进行的简化转移支付体系、清理整合归并中央对地方各种补助项目的工作。针对专项转移支付，财政部提出将严格控制新增项目，清理整合已有项目。

2012年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39912亿，比上一年增加5000亿，而今年前8个月，全国财政收入增长10.8%，中央财政收入增长7.8%，已低于年初预算目标。其中8月份中央财政收入同比下降6.7%，这一形势在9月并未出现好转。而中央财政收入的下降无疑为转移支付是否能足额划拨画上问号。

改革

专项转移支付是转移支付的两种形式之一，主要服务于中央的特定政策目标，地方政府应当按照中央政府规定的用途使用资金。这一资金与项目挂钩，种类繁多，几乎覆盖了所有预算科目。2006年专项转移支付规模就已超过200多种。

在一次全国性的财政工作会议上，一些地方财政官员反映，几乎每个职能部门都要设立几个项目，争取到一些专项资金。这些资金从中央划拨到地方，看起来很庞大，但很多都不能用于那些急需的民生支出缺口上。这种现象困扰着各地的财政官员们，他们每次来到北京都不忘反映这一问题，希望集中财力办大事。

另一个转移支付则是一般性转移支付，用于缩小地区间财力差距的，具有均衡作用的上级拨款。这部分资金主要是弥补地方财力缺口，不特定用途，且这一资金的分配有一套明确的计算公式和方法，所以属于阳光资金。

从1994年到2012年，中国政府提出提高一般转移支付比重、减少专项转移支付的努力，但专项资金的规模却只升不降。据财政部提供的数据，在近20年的时间，只有2005年—2007年出现过专项资金少于一般转移支付的局面。

2006年财政部出台《规范财政转移支付办法》，2007年时任财政部部长的金人庆向全国人大承诺，将严格控制新增专项转移支付项目设置，并做了《关于规范财政转移支付情况的报告》。该报告涉及了一系列规范整顿的思路和管理意见。如计划将中央现有专项转移支付项目分为取消类、整合类、固定数额类、保留类四种类别，并分别处理。那些到期项目、一次性项目以及不再需要设立的项目将被取消。

那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次关于转移支付的专题汇报，其背景为全国人大连续三年督促财政部说明转移支付的情况。这一规范办法当时被普遍认为能有效推进转移支付结构改革，减少“跑部钱进”、“撒胡椒面”等现象。

但2008年下半年，全球金融危机来袭不仅阻碍了这一改革的步伐，4万亿投资催生了更多的专项资金向地方下拨。当年专项资金再一次超过一般，占据总转移支付的53.2%。

上述参加财政工作会议的地方官员表示，那一年几乎每个部门都有专项资金下达，有的项目只有5万元，撒胡椒面现象更为严重。

青海财政官员表示，一方面社保等支出缺口大，地方财力不足以配套，另一方面大量的转移支付从中央下拨到地方，却不能使用。

这也催生了一些基层政府挪用专项资金的现象。审计署2011年公布的对90个县的财政资金审计中发现，部分专项资金设置交叉重复、部门多头管理和分配。由于监管未形成合力，加之资金拨付链条长，发现多头申报、套取和挪用财政资金等问题金额3.32亿元。

2008年各种专项资金增幅高达44.6%，改革又退了好几步。

上述参加财政工作会议的地方官员认为，只要一点事物，都要立成项目，套资金。2007年全国猪肉价格大涨，为了保护和提高能繁母猪的生产能力，调动农民养殖母猪的积极性，相关部门出台能繁母猪补贴政策，要求财政资金为每头能繁母猪补贴50元。在地方上，母猪是否为能繁等细节上各方出现了种种分歧，最终这一专项资金不了了之。

审计署在多次审计报告中指出，财政转移支付仍存在项目设置交叉重复，部分项目计划与实际需要脱节，部分资金未在当年拨付使用等违规问题。而且审计调查发现，这三个问题均存在于专项转移支付项目中。

在近年审计的专项转移支付中，有四分之一项存在内容交叉重复的问题，其中10万元以下的项目9415个，平均每个项目仅3.4万元。

整顿

事实上，财政部从去年开始已经从概念着手转移支付的规范，将过去财力性转移支付改为一般性转移支付，将过去一般性转移支付改为均衡性转移支付。规范了转移支付的名称、分类和界限。

财政部还将用于一般转移支付的因素法用于保障房资金等专项转移支付的分配上，让专项资金更透明。

2011年专项转移支付再一次少于一般转移支付，占到总转移支付的47.5%。2012年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39912亿，其中专项转移支付的比重进一步下降至43.6%。财政部相关官员表示，将通过提高均衡性转移支付比重的方式进一步扩大一般转移支付规模和比重。

今年对已有专项转移支付的清理整顿将更为严格。首先着手的是那些设置交叉重复的项目。在近日出台的《民航节能减排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中，明确表示，民航企业开展节能减排工作，且未享受中央财政其他相关补助资金支持的，可申请该专项资金。同样在近日公布的《循环经济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以及《工业转型升级专项资金管理办法》中都避免了重复申请资金。

财政部正在进行的改革还包括简化转移支付体系。例如对税收返还的改革，目前这一改革仍在两种方案中徘徊。是将税收返还变为一般转移支付，作为平衡财力的用途。抑或直接作为地方财力，免除现有上划下拨环节。

2012年中央公共财政支出64120亿，其中有70%通过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划拨给地方。如此大量的资金在中央和地方间上划下转增加了资金风险，也为腐败提供了机会。

2011年上半年，全国财政收入高位增长，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增幅均超过35%。财政部在7月份进行测算，调整转移支付额度，进一步追加了转移支付给地方政府。而今年的情景似乎相反。今年前8个月，全国财政收入增长10.8%　，中央财政收入增长7.8%，已低于年初预算目标，尤其在8月份，中央财政收入同比下降6.7%。而这一形势在9月并没有出现好转。

2012年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39912亿，比上一年增加5000亿，而中央财政收入的下降无疑为转移支付是否能足额划拨画上问号。

上述参加财政工作会议的地方官员认为，一般转移支付应该能保障，但如果中央财政真的出现缺口，可能会减少专项资金。这位官员以2009年为例，2009年很多地方的税收增速下降，甚至负增长，在年初测算时，发现转移支付无法保证上年支出基数，这让地方财政颇为担心。但实际下达转移支付时，中央财政通过其他预算安排进行弥补，保证了上年基数的同时还产生了小幅增量。

惨淡：广东70%毕业生工作无着落


粤高校毕业生就业会议透露，目前毕业生签约率仅30%，比去年同期降10个百分点

截至3月底，广东毕业生签约率只有30%，比去年同期下降了10个百分点！这意味着距离大学生毕业离校不到三个月，还有七成毕业生工作没着落。昨日下午，2013年广东省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会议在广州召开，第一次详尽公布了当前大学生就业“家底”。副省长陈云贤出席并讲话。

昨日的大会还传递出一个让人不太乐观的信号：2013年在我省求职的大学生预计超过65万人，然而我省企业校园招聘计划总量和招聘岗位数比去年减少了10%，2013年的就业形势甚至比国际金融危机爆发时的2008年更加严峻！

针对目前的严峻形势，省教育厅提出今年要在稳定就业率基础上，提升毕业生就业质量和就业满意度。

■成绩单

2012年我省高校毕业生人数为42.3万人，加上外省入粤求职及往年暂缓就业的毕业生，共计超过65万高校毕业生在广东求职。

“虽然在毕业生总量上面临巨大压力，但我们的工作取得了很好的成绩。”据省教育厅厅长罗伟其在会上透露，2012年我省高校毕业生初次就业率为94.65%，其中，研究生就业率为90.09%，本科生就业率为93.95%，专科生为95.65%，与上一年基本持平，位居全国前列。

企业招聘计划减10% 高质量就业压力大

■严峻形势

昨日下发的会议材料显示：截至3月底，最新统计的我省高校毕业生签约率为30%，较之去年同期下降了10个百分点，就业形势较为严峻。

“今年春节后，教育部和省政府都分别召开了就业形势分析会，充分评估了2013年的就业形势。认为2013年的就业形势并不比2008年好，甚至更加严峻。”省教育厅厅长罗伟其说，这主要来自“三大压力”。

首先，由于经济形势不佳，社会需求减少。企业招聘计划减少，我国对外经济下行压力大。据了解，今年我省企业校园招聘计划总量和招聘岗位数比去年减少了10%左右。

其次，毕业生人数持续增长，供求矛盾突出的压力很大。统计数据表明，我省高校毕业生人数从2006年的21万人增长到2013年的44.2万人，平均每年增加约11%，此外，外省入粤求职的毕业生逐年增长，2013年预计将达到20万以上，再加上往年申请暂缓就业的毕业生，预计2013年仍然有超过65万高校毕业生在广东就业。

再次，广东毕业生就业期望值与岗位需求差距的压力也很大。“如果以广东的就业市场容量，全部消化60多万人不成问题，但毕业生找工作不难，关键是要高质量就业、达到就业期望值就很难，就有压力。”

罗伟其表示，毕业生期望值与自身能力不匹配的矛盾长期存在。一方面大部分毕业生都希望留在珠三角一线大城市和大企业发展，不愿到粤东西北欠发达地区。另一方面，没有工作经验的应届毕业生又很难快速适应用人单位的需求。与此同时，大量基础性工作岗位不受毕业生青睐。

■思路对策

出台税费减免等新政

据悉，省教育厅将出台配套政策，教育部门要配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财政等部门出台人事管理、户籍管理、税费减免、贷款担保、财政补助、招考录用、社会保障、落实就业指导队伍待遇等政策。

“三大活动”优化校企沟通

省教育厅还要求各高校要优化校企沟通平台，扎实做好“百人千企进校园”、“优秀企业校园行”和“企业精英校园高峰论坛”三大活动。各高校每学年至少要邀请2名以上优秀毕业生、10家优秀企业进校园开展系列宣讲活动。

将创业教育融入专业课程

开展“创新创业示范校”活动，加强创业教育指导服务。把创业教育融入专业课和就业指导教学，逐步提高创业教育在就业指导课中的比例，完善创业教育课程和教材体系。

就业指导课至少38学时

各高校要把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课程纳入教学计划，结合本校实际，制定科学、系统和具有特色的教学大纲，2013年将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课程完全过渡到必修课，分年级设立相应学分，保证不低于38学时。

困难毕业生“一对一”帮扶

制订实施家庭经济困难、就业困难毕业生就业帮扶计划，建立“一对一”帮扶机制。省就业指导中心将联合省残联及厅助学中心专门开设就业现场招聘会，重点帮助残疾学生及家庭经济困难毕业生求职就业。

■数据

根据省教育厅高校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发布的白皮书，截至2012年9月1日，我省本专科毕业生的初次就业率为94.90%。其中，本科生的初次就业率为93.95%，专科生的初次就业率为95.65%。

去年我省本专科毕业生平均月薪2362元，比上年增长了11.05%。其中，专科生薪酬增幅高于本科生。本科生平均月薪2795元，增幅9.91%，而专科生平均月薪2043元，增幅12.81%。不过，本科生平均薪酬比专科生高36.81%。白皮书显示，本科生薪酬主要集中在2500—3000元/月，而专科生主要集中在2000—2500元/月。

农机补贴：“清水衙门”里的秘密
作者： 南方周末特约撰稿 李微敖
发自：北京、西安 2013-04-19 08:32:46 来源：南方周末


农机系统本是典型的“清水衙门”，为何却弊案丛生？

无论买还是卖，只要想获得农机补贴，就得通过农机部门。


2013年3月，56岁的原陕西省农业厅党组成员、陕西省农业机械管理局（下称陕西省农机局）局长胡玺贤，因受贿罪，被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1年。

案由是，2008年至2012年胡玺贤在任农机局局长期间，为农机生产企业、果库建设企业进入政府补贴目录、提高财政补贴额度及拨付补贴款等方面谋取利益。

整个陕西农机系统，被调查者多达四十余人，时任陕西省农机局副局长郝建荣等亦因涉案，一并被刑。

此前的2012年11月底，时任江西省农机局局长的王绍萍，也因类似案情，被纪检部门立案调查，目前已移交司法。

然而，上述弊案，在农机系统之外，鲜为人知。

弊案的背景，是近十年来中央财政对中国农机购置持续大规模的补贴——作为一种年度补贴，在2004年起始为7000万元，到2012年，已飙升至215亿元之巨。9年间，补贴资金累计达744.7亿元。

与之“相伴”，原本是典型“清水衙门”的农机系统，近年来腐败丛生。河北、广东、广西、浙江、重庆等多个省份骗取农机补贴案件连续曝光，包括上市公司吉峰农机连锁股份有限公司（300022.SZ，下称吉峰农机）在内的众多企业卷入其中。

农业部分管此项工作的副部长张桃林，毫不讳言，公开称本系统“违规违纪问题时有发生”。农业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下称农机司）司长宗锦耀，更曾以公开信的方式，自揭家丑，直斥部分省市“对农财两部的部署要求，置若罔闻，我行我素，政策执行不力、监管不力”。

补贴福与祸

农机购置补贴，始于2004年。

在此之前，中国农村普遍缺乏基本的农业机械，即使如黑龙江等地区的大型农场，也存在农机不足或者日益老化的现象。粮食安全和农业生产发展，因此受到影响。

2004年6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机械化促进法》公布，规定“中央财政、省级财政应当分别安排专项资金，对农民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购买国家支持推广的先进适用的农业机械给予补贴”。

是年，中央财政安排补贴资金7000万元。随后几年，资金呈几何级增长，从2005年-2012年，分别是：3亿元、6亿元、20亿元、40亿元、130亿元、155亿元、175亿元、215亿元，迄今九年共计744.7亿元。

2013年，中央财政此项预算安排为200亿元——不过，按照近年惯例，年初的安排往往会进行追加，比如2009年预算为100亿元，后追加至130亿元；2010年预算145亿元，后增加到155亿元；2012年预算200亿元，后追加到了215亿元。

巨额资金的投入，成效显著。2013年2月，农业部副部长张桃林在“全国农机购置补贴工作会议”上称，这九年，全国共补贴购置了各类农机具2272.6万台（套），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在2010年即已超过50%，标志着中国农业生产方式已经实现由人畜力为主向机械化作业为主的历史性跨越；与此同时，农机工业连续6年保持20%左右的增速，始终在机械行业中处于领先地位，2012年规模以上农机工业总产值达3382亿元，中国已成为全球农机制造第一大国。

另一方面，一些隐秘的变化，也随之而来。

在陕西，2004年胡玺贤就任陕西农机局局长之时，正是中央财政资金补贴农机购置之始。当年，中央资金下拨陕西为两百余万元，随后每年同步成倍增长，至2012年，已达7.9亿元。九年间，中央财政下拨陕西的资金累计超过28亿元。

农机系统待遇提高是当地看得见的事实。有陕西农机系统的员工说，“以往我们农机局、农技站是最典型的清水衙门，部门权力小，职工待遇低，甚至有的双职工家庭连孩子上大学的学费都要去借。这几年，待遇好多了。”

看不见的，则是各种暗地里的骗补与寻租。

在胡玺贤被宣判的同时，时任农机局副局长（分管农机补贴工作）郝建荣、农机局农机购置补贴办公室工作人员黄海，也因涉案被追究刑责。

“寻租”三条通道

如何可以获得农机购置的补贴资金？

2012年之前，全国普遍的做法叫做“差价购机，省级结算”：农户向县农机局或其在乡镇设立的报名点填表提出购机申请，县农机局确定拟补贴对象并进行公示，然后签订购机补贴协议。农户去买农机时，只需要交上补贴协议并且支付“差价”——即农机售价减掉补贴款额之后的差价。经销商再将这些文件和发票存根交给县农机局，由其向省农机局提出结算申请，审查合格后到省财政厅和省农机局结算。

值得注意的是，只有进入农机部门“补贴目录”的农机产品，才可以获得财政补贴，进行“差价购机”；也只有农机部门批准的经销商，才能“结算补贴资金”。同时，想要买补贴农机的农户，也需要事先取得“购机指标”。

也就是说，无论想买还是想卖，只要想获得这项补贴，就得通过农机部门。这三条，也就是设置了三个由农机部门把守的关卡。

对于农机生产企业而言，要想从巨额的财政补贴资金中分一杯羹，最关键的一步，就是产品进入“补贴目录”。

在国家层面，主要由农业部主导制定。2012年，国家目录共有180个品目。各省份亦根据自己的情况，制定本省份的“补贴目录”。

本省份目录，同样由省级农机机构主导，一般是选取部分国家目录的品目，再加部分“省级自选品目”。两者在程序上，都是由农机生产企业先行提出申请，再由农机鉴定机构予以评审鉴定。

“补贴的品目太多，监管的难度就增加，容易出问题。”在2013年的“全国农机补贴工作会议”上，农业部农机司副司长胡乐鸣曾如此说道。他还表示，一些违法案件，“基本上都与省级自选品目有关系，一般都是省内企业，从鉴定、进入省级推广目录、确定补贴额层层公关”。

胡乐鸣同时提到，江苏作为农业大省，不仅有国家的农机补贴资金，省级财政支持力度也很大，但2012年全省总计予以补贴的农机品目只有55个，而陕西省在2011年、2012年补贴品目都在140个以上。

南方周末记者进一步获知：2004年至2008年之间，陕西省予以补贴的农机品目只有三十来个，到2009年倍增至76个，随后三年分别达到121个、143个和142个。

实际上，农户对这些“省级产品”并不感冒。2012年，全国农机购置补贴资金总额是215亿元，而省级自选品目的补贴额，总计也就五亿多元，不到3%，这些产品并不受市场欢迎。

陕西窝案爆发

胡玺贤案，其实爆发于2012年8月。主要犯罪事实之一，就是收受农机生产企业的贿赂，帮助其将产品进入这些目录，或提高补贴额度。

涉案公司包括西安德润生物技术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德润生物）、旬阳县新农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下称旬阳新农机）、陕西大地农机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下称陕西大地农机）等。

知情者称，德润生物由其股东之一、时任董事长李毅出面，“公关”胡玺贤，除送去钱款，还赠与胡一辆奥迪汽车。但赠车一事，未获司法确认。

2011年，德润生物有3个型号的产品，进入“陕西省《农业机械购置补贴目录》”。这些产品每台售价7600-9800元，可获中央财政补贴1000-1500元/台。2012年，德润生物进入补贴目录的产品增加到了8个型号。

农业部农机鉴定总站负责人到陕西考察时，德润生物也被安排成为两家被考察企业之一。

旬阳新农机则由其法定代表人万德星出面，向胡玺贤输送利益。该公司每年都有十几个甚至更多型号的产品，进入补贴目录。补贴额度，低的每台只有200元；高的，如一款热风炉，售价3.8万元，可获补贴1万元。

按照国家及陕西省的补贴标准，农机补贴一般不超过价格的30%，最高补贴额不超过5万元/台。大型农机补贴额单机最高达30万元，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可达40万元。

陕西大地农机公司则为了获得成为“供货商”（经销商）的资格，而向胡玺贤等行贿。具体的行贿人，他们选择的是一名张姓股东的姐姐。

行贿胡玺贤的人，甚至包括公职人员，比如陕西杨凌示范区管委会展览局原局长孙华。

司法机关审理查明，仅在2008年春节前至2012年3月间，胡玺贤就收受了包括上述企业和个人在内的贿赂，共计人民币125.2882万元、美元1.5万元、50克金条一根（价值18950元）、购物卡5万元。

司长公开谴责

在陕西农机局窝案曝光前，河北、广东、广西、浙江、重庆等多个省份，就发生过多起骗取农机补贴的案件。多位时任中央领导，都曾对此专门批示。

在河北，保定市检察院调查发现，该市博野县农机管理部门与农机生产企业勾结，早在2007年，就伪造了50份农机购买凭据，成功骗取财政补贴资金10万元并私分。此外，该市安国、定州等县亦有多名农机主管部门负责人，有类似犯罪行为，前后被查处者共18人。

通过伪造购买凭据方式进行骗补的，还包括浙江省金华市武义县的农机部门。2012年，该地司法部门查实，武义成跃农业机械有限公司和众合农业机械有限公司，利用农户身份资料，虚假购买农机产品骗补。被“购买”和伪造的农户信息，达到数千名之多。

上市公司也卷进了农机骗补的丑闻。

2011年，创业板明星企业——吉峰农机的董事（兼子公司吉林省吉峰金桥农机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法定代表人）刘波，因涉嫌单位行贿罪，被公安机关逮捕。吉峰农机另一家子公司重庆吉峰农机有限公司董事赖寒，也因涉嫌单位行贿罪，被公安机关逮捕。

重庆市司法机关后查明，在2006年5月至2011年3月近五年期间，重庆吉峰农机有限公司及赖寒，向农机等部门官员行贿41.75万元。

重庆市检察院亦通报，仅仅在2011年1至9月，重庆全市就立案查办农机补贴领域职务犯罪案件39件61人，涉及处级以上干部11人，包括副厅级干部1人，涉案金额超过3396万元。

不过，遵循中国近年来处置行贿者的“惯例”，赖寒被判处有期徒刑两年且缓刑两年，重庆公司被判罚120万元，刘波未被检察机关起诉。

到2012年8月，胡玺贤窝案爆发后，农业部农机司司长宗锦耀终于做出了“惊人举动”。

当年8月21日，宗锦耀在农机系统发出了《致省级农机化主管部门主要负责同志的公开信》（下称《公开信》），该公开信亦被“全国农机购置补贴信息系统”官方网站及行业报纸全文转载。

信中，宗锦耀通报了胡玺贤案的基本情况，并措辞强硬地进行了批评。公开信在系统内震动一时。

不料，3个月后的2012年11月，又一位省农机局“一把手”——时任江西省农机局局长王绍萍，也因类似事由被纪检部门调查。

补贴腐败何解

为了防止腐败，保证补贴资金的安全，农业部、财政部等其实早已在行动。

农业部的统计信息显示，2011年，全国各地共查处各类农机购置补贴违法违规案件约196起。农业部等部委还通过建立行贿企业“黑名单”、“逐年加大加密监督管理措施”，“着力加大监督检查力度”等措施，予以应对。

这一年，全国共取消30家生产企业产品补贴资格，永久取消22家经销商经营补贴产品的资格。2012年共取消或暂停26家生产企业的产品补贴资格和46家经销企业补贴产品经销资格。

农业部办公厅下发的情况通报中，通报了这些企业的名称。但通报同时披露，陕西省农机局和江西省农机局，对于本省内有违法违规行为的企业，尚未在各自的网站公布查处结果，也没有将查处情况报农业部备案。

2013年4月11日，新任江西省农机局局长官少飞告诉南方周末，江西省是在2013年3月底，将查处情况上报了农业部，共涉及违法违规企业3家。

不过，江西省农机局的官方网站，并没有公布这些企业的情况。同样，陕西省农机局的官方网站，迄今也没有公布该省违法违规企业的情况。

违法违规屡禁不止，但财政资金补贴依然还将持续。

2012年12月，“全国农机化形势分析会”期间，宗锦耀曾表示，即使全国农民、农户都有了农业机械，农机补贴工作也不会停止，因为还会面临着农机报废和更新的问题。实际上，2012年下半年，山西、江苏、浙江等省份就启动了农机报废更新补贴试点，2013年将继续实施。

这些资金的安全将如何保障？农机补贴方式，正在发生改变。

2012年，农业部、财政部批复同意河北、内蒙古等17个省（区、市）开展“补贴资金结算级次下放、农民全价购机”的试点工作。其中，江苏、浙江、湖南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了“全价购机、县级结算、直补到卡”试点。

这意味着，农户在申请购机指标后，可以在目录范围内自行购买农机再申请补贴，补贴资金直接发放给农户，而非企业。

胡乐鸣认为，此举将农机部门与企业进行资金结算这个环节去掉，农机部门与企业联系也会相应减少，廉政风险将相应降低；也增强了农民购机的议价权，更直观地感受到“农机补贴”的好处。

但胡也认为，基层乡镇经办人员与农民合谋骗取补贴资金的风险仍然存在，利用假发票骗取补贴的可能性依然存在。

中国农业大学中国农机化发展研究中心联合吉峰农机公司组成的专题课题组，也持相近的观点。他们的研究表明，“农户资金压力大，配套信贷政策缺乏”、“农户办理补贴手续多，结算进度缓慢”、“农机部门补贴工作量大，缺乏专项工作经费成为了新的突出问题”。

胡乐鸣称，从总体看，“全价购机、县级结算、直补到卡”利大于弊，是方向；缺点也可以通过加强工作措施来克服。

2013年，曾发生严重弊案的江西省、陕西省，也开始在全省实施这种新方式。

不过，对于农机补贴更关键，也更容易滋生腐败的环节——“补贴目录”，却动作甚小。

南方周末获知，农业部原本计划在2013年取消各省自选农机品目的权利，在征求意见过程中，37个省份（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新疆建设兵团、黑龙江、广东农垦）农机局中，有30个同意，但仍有7个省建议继续保留省级自选品目。

最终的结果是，省级自选品目将继续保留，只须事先报农业部备案。

有研究者对南方周末表示，“即使全面取消省级自选品目，企业公关进入全国补贴目录的行为，也同样不可避免。”

在各种补贴资金日益增加的情况下，如何在现行框架下，保证公共财政补贴的安全，依然面临艰辛挑战。

职业转换，绝不是“放下冲锋枪”那么简单
——军人再社会化之困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于冬
发自：北京 广州 2013-04-19 08:32:46 来源：南方周末


标签转业军官军转干部党政机关军人
军人再社会化的过程中，47%的转业军官动用的是军内的战友关系，依靠社会上认识的朋友占30%。

军内军外仅一墙之隔，却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世界。在军中一呼百应的干部，一旦转业，就要习惯冷冷清清。

“旱涝保收”，依旧是军转干部择业的第一条守则。调查显示，有98%的转业军官要求分配到党政机关。

“尊敬的首长和亲朋好友：我已批准转业，并于前天下午交班，衷心感谢首长好友对我的关心爱护帮助，衷心祝愿各位工作顺利、身体健康、万事胜意！另请勿回电，电池没电啦。”

2013年清明节下午，收到空军某部贺处长的短信，南方周末记者心中一紧，他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就这样脱下军装了？

每年4月，是军官转业的时节。十年来，军队转业干部正以年均近6万人的速度重返社会。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一支军队要保持活力和战斗力，必然要定期吐故纳新。

转业安置，是一场社会关系的总动员

2013年春节过后，总政治部下达的《2013年干部转业的指导性意见》特别规定，“干休所团职主官尽量动员转业或者改任他职。”干休所，正是全军改革调整的重点。副团级干部王建所在的干休所一直超编。

军令如山，不走也得走。根据延续多年的政策，军人退役无非是复员、转业和退休。王建已满足转业安置的条件。

他感觉到，读小学的女儿变得沉默寡言，她在同学中引以为豪的“军官爸爸”就要脱下军装。在幼儿园工作的妻子也在托人“找路子”。

“安心复习，准备军转考试吧。”王建每天早上七点钟起床看书，凌晨两点休息。战友间的聚会送别，他也总是怀揣着两本书，《行政职业能力测验》和《申论》。

清明节，王建回山东老家为父亲扫墓，也借机联络了各路人脉资源，考察能否返回原籍工作。

在军转办的门口，倒是有名戴墨镜的中年男子主动上前搭讪，“20万元转业保证进中直机关，10万元进市直属单位。”

这些“掮客”瞄准的是，转业军人几万元到十几万元不等的安置经费。

“萝卜多，坑少。”鲁东南某市编办副主任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山东一直是兵源大省，每年要安置的军转干部占全国的十分之一。安置难度最大的当属2006年，当时解放军裁军20万的大动作接近尾声，地方经济形势又很不景气，就业岗位不足。

南方周末记者查阅山东省编办公布的数据，2006年，该省共有县处级干部34045名，如果按照正常的退休更替机制，只能腾出697个县处级位置，而待安置的团级干部至少1200名。

那一年，当地很多单位都不敢招录地方大学毕业生，要留着位置接收转业军官。市军转安置工作小组给各下属单位下了死命令。另一方面，遍访派驻在辖区内的中央或省属企事业单位，央求能否帮忙多留几把“闲椅子”。

军转安置几乎都是由国家包办，岗位竞争很激烈。同为安置，水电公司与党政机关就存在着天壤之别。武汉一所军事学院的调研发现，军人再社会化的过程中，47%的转业军官动用的是军内的战友关系，依靠社会上认识的朋友占30%，而依靠亲属关系的比例很低。

与西方橄榄式的社会结构不同，农村是中国军队的主要兵源地。即使少数军官来自社会资源较深厚的家庭，转业时，父母也早已退休。

来自东北农村的邱大雷擅长吹拉弹唱，征兵时被选入军乐团。近年来，新一轮军事变革深入到人事层面，文工团、军乐团等非战斗单位的编制越收越紧。技术副营、18年的军龄和初中文化程度，这三项注定邱大雷是团里多年动员转业的对象。

2011年春天，再也扛不住层层压力，邱大雷转业了，被安置到一所重点高中任音乐教师。然而，在安置过程中，学校要求必须考取教师资格证。对于初中文化的中年人来说，这无疑是一种很大的负担。

曾连续吹八个小时“大号”而不觉疲劳，如今，邱大雷每个星期都要去医院接受心理辅导。

团级干部，是转业安置的一道分水岭。

根据推行多年的转业安置政策，师团级干部的安置以考核选调为主，营级以下干部则以考核和双向选择为主。于是，军内出现了两种不想走的状况：一些职务较高、年龄偏大的军官不愿离开部队，尤其是一些接近20年军龄的干部，希望拖着不走，以便能够自主择业。2006年，军队大幅涨工资，也留住了一些人的脚步。

主动要求转业者反而是一些高学历的年轻军官，他们希望趁着年龄优势，返回地方后再成就一番事业。

“哎，又没转成。”当南方周末记者拨通陈睿的电话时，他刚刚找政委做完“思想汇报”归来，这已是他第三次申请转业。亲属催促他赶紧趁年轻转业，回家乡做官。

转业亦是“围城”。作为地方名牌大学的博士，陈睿是装备研究院的青年技术骨干，这样的“大鱼”自然不会轻易放走。

“放下冲锋枪，拿起手枪”？

曾有人称“军队是造干部的摇篮”。全国范围内，军队转业干部以年均近6万人的速度重返社会。十年下来，累计已有至少60多万干部进入地方，涉及近百万个家庭。

在社会转型、知识更新不断加速的时代，转业军官难以逃避重返社会的痛楚。

“我17岁就当兵，你能理解我对部队的感情？”离队的日子越来越近，原本满怀憧憬的章晓莹，悄悄哭了几次。她是北京一所部队医院的烧烫伤主治医生，在一个正团级的单位里，41岁已是副团，职位已抵近天花板。

章晓莹一直羡慕在地方卫生局工作的妹妹，上班时可以上网给孩子搜童话故事，不用隔三差五搞战备，不用一周四天通宵值夜班，不用再把孩子撇在家里没人管。

大多数转业军官已步入“不惑”之年。章晓莹却深处迷惘之中，习惯了军营生活，以后该如何与社会上的人相处？

对于转业军人而言，一般都要经历两次社会化：参军入伍，从社会人转为军人；转业退伍，再回到社会人。

退役的副师级干部张建元觉得“转型不算成功”。2008年，有工程兵背景的张建元被分配到交通厅，报到不久就被委以重任——某高速公路的筑路总指挥。

张建元也憋足了劲，想在地方上再做出一番事业。工作中，他将笑脸一律拒之门外，也得了“二锤子”的绰号。高速公路尚未建成，他就坐上了“冷板凳”——职务调整。

如今，只要有朋友聚会发来邀请，张建元都是来者不拒。他最怕孤独。

军内军外仅一墙之隔，却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世界。军队最讲究的是“命令与服从”，即使连职干部在军中也是一呼百应。然而，一旦转业地方，就要习惯冷冷清清，不仅要自己照顾自己，甚至还要服从年轻领导的管理。转业军人不得不在这两种文化的变迁中完成身份的切换。

“当兵，打仗。打仗，当兵。”2010年，朱明明从武警部队“改嫁”到河南驻马店。脱下军装背上大包的那一天，他突然觉得很无助，就像“一个孩子被扔进深山老林，要适应全新的环境”。

2012年，山东省对军转干部的一项调研证实，“掌握新的专业知识和技能，适应新的职业角色关系”，是军人重返社会的第一只拦路虎。

“军转干部大多是部队里的各级领导，专业与地方的需求不对口，年龄、文化优势又不如大学生。”鲁东南某市编办副主任说，地方急需的岗位是商贸、计算机等，而转业干部擅长的大多是导弹、雷达相关领域，军事专业几乎占据了三分之一。

朱明明当时择业的三条标准是：专业对口，利于上手；能在工作中找到成就感；工资待遇可以不高，但一定是旱涝保收的“铁饭碗”。

三条标准遴选下来，只有公安系统合适。一路过关斩将，朱明明没能留在市局，而是被分到了基层派出所。

“打架斗殴，两抢一盗，诈骗上户口。”对于朱明明来说，基层公安业务难度不大，只要掌握好立案标准，做好笔录就游刃有余。

“放下冲锋枪，拿起手枪”？军人再社会化却不是如此简单。

报到时，同样安置到公安系统的战友就反复告诉朱明明，“公安工作不比部队，复杂着呢。”这名战友上班第二天就受到了处分，他怜悯吸毒的小姑娘，把手铐由“反铐”改成“前铐”，于是，这名“白粉女”顺利地吞食了一枚纽扣。

朱明明所在的乡镇是有名的艾滋病重灾区，2011年春节前夕，派出所接到报警电话，一名艾滋病患者与镇医院发生纠纷。两天后，将会有省里的领导来医院视察慰问。朱明明和两名同事紧急赶到现场，两名保安正拿着木棒护卫着院领导和几名医生，而患者则带领家属情绪激动，哭喊声一片，局面随时可能会失控。

“万一这些患者把你抓伤了，哪怕是咬了一口，都不知道会有什么后果。”劝解非但无效，十几名家属转而围向朱明明。

“想干架，来吧！老子死了国家还给个烈士，老婆孩子国家养活！”情急之中，朱明明抽出警棍，而局面就这样被控制住了。

在军队的文化中，贪生怕死、背弃战友与投敌叛国无异，是不可饶恕的丑行。

“在部队只要不犯错误，级别三两年都能上蹿一格。”不同于在部队，朱明明明显感到了升迁的压力：派出所所长和指导员都是科班出身，分别是北京公安大学和沈阳刑警学院的毕业生，小心翼翼十几年才熬到正科。



一名转业干部在从双向选择洽谈会接收计划前经过。 （CFP/图）

“市场并不排斥军转干部”

军转安置制度一直深处变革之中。新中国成立初期，从新疆建设兵团到北大荒的石油大军，主要实行成批成建制的转业模式。此后，“全转全包、统分统配”的安置模式延续了很多年。

美国著名政治学者阿尔蒙德认为，几乎所有国家都会对军人格外优待，退役安置中的恩给制正是“恩庇侍从”模型的延续，国家以雇主的身份提供工作安置和生活待遇，用以换取军人的忠诚和奉献。

正是这种忠诚的品质，让很多中国转业军人理所当然地进入公检法系统。

2009年，在一次法官培训课上，北大法学教授贺卫方主张，“复转军人不应当成为法官，除非受过系统的法律教育。”课程结束后，培训班负责人提供的登记表显示：整个法官班学员中，近一半是复转军人。

一语惹起千层浪。至今，一名不愿具名的军方人事问题专家依旧认为，如果通过司法考试，“军转干部进法院”仍具有很大优势：“军转干部政治素质过硬，组织纪律观念强，能理解中央的方针政策，思想的纯正性可以让人放心。他们大都是军校毕业，分析能力、组织能力、指挥能力强。”

“如果通不过国家司法考试，你永远也别想进法官和检察官队伍。”正在转业安置中煎熬的王建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公检法系统不在他的考虑之列。情形正在改变，自2002年起，国家实行统一的司法考试后，军转干部要想进入法院和检察院系统门槛抬高了。

“旱涝保收”，依旧是军转干部择业的第一条守则。在军队的一项志愿抽样调查中，有98%的转业军官要求分配到党政机关。2000年以前，军转干部进入企业，身份依然是国家干部。在企业改制中，“干部”逐步变成了“员工”，甚至下岗生活没有着落。

杨伟森从副团职参谋转业到一家国有银行。一年后，银行转为股份制，他也被定岗为“进出口业务经办员”，相当于本科毕业生转正后的级别。每次战友聚会，他都会告诫说，“我二十多年的军龄白搭了，宁可要一笔钱自谋职业，也不要进企业。”

军转改革并未止步。2001年，《军队转业干部安置暂行办法》实施，打破单一的计划分配制度，鼓励自主择业，尽管曲高和寡。近年来，提供一笔资金，不再安排就业岗位，这种货币化的安置思路也日渐明晰。

“市场并不排斥军转干部。军队转移出来的人力资源进入社会领域后，同样能使民用经济获益。”让多位军方专家津津乐道的是日本的企业安置模式，它并不盲目将转业军人推入企业，而是重点送入军火企业，成为顾问或者是技术部门的主管，成为军火企业与防卫厅之间联系的桥梁。

中国很多优秀的企业家出身行伍。稍早前的一项媒体调查显示，国内500强企业中，有近一半的总裁、副总裁有军队服役的经历。更为典型的则是美国西点军校，该校二战后培养出八千多名商业精英，担任着各大主流企业财团的董事长或总裁。

实行职业化的美军，其安置模式也是中国重点考察的对象。美军绝大多数军官都有机会在部队服役20年，直到退休。对于少数退役军官则以自谋职业为主，联邦政府只提供职业培训、部分经济支持和社保领域的法律保障。

在经历了诸如艾森豪威尔时期的老兵动乱之后，五角大楼开始研究资助类似“军转教”等各类项目。不同于中国转业干部多数进入党政系统，美军退役军官主要流入教育等社会化行业。其中，“军转教计划”影响最大，它不是为军人颁发教师证书，军人若想成为教师，没有捷径可走，必须和普通人一样满足教师证书的要求。

在一次军转安置研讨会上，多位军内外专家还是期望，在军队职业化的道路上，中国的军转安置难题能从根目录上迎刃而解。2009年6月，中央提出“探索建立中国特色军官职业化制度”，军官退役安置制度就是其中关键的一环。

当前，中国各级政府部门也大都设有“转业军官培训中心”，从就业理念到职业技能，帮助转业军人重返社会。

（应受访者要求，朱明明、邱大雷为化名）

链接:中国当前军转安置政策

每年的4-5月份，国务院军队转业干部工作小组、中组部、人事部、总政治部联合召开全国军转安置工作大会，部署军转安置任务。

中国的退役军官安置主要有计划分配、自主择业、退休和复员四种安置办法。计划分配是安排工作附带待遇落实的“双落实”安置办法，有了工作岗位必然有工资福利待遇；复员是退役后取消干部身份，自谋职业，待遇安排和工作岗位弹性较大；退休主要是对待遇进行安排，不安排就业岗位 ；自主择业是以待遇安排为主、帮助就业为辅。

历史上，军转安置工作的重心是工作安排。2001年推行自主择业后，以自主择业与计划分配相结合的方式，将待遇落实与工作安排相结合，开辟了待遇落实的新路子，成为中国特色军转安置的新路径。

（摘编自中国转业军官网）

分析的力量（2）

政府信息特色“出口转内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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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政府人事动态和政府政策动态信息分析是分析员日常工作之一。也是客户特别是关注的咨询意见之一。而中国的经济专业分析人员经常会遇到政府信息“出口转内销”的问题。

所谓“出口转内销”是指有关中国政府的人事和政策动态信息首次在媒体披露出来，并非是通过国内政府背景的主流媒体或国内市场化成分比较大的标志性媒体，而是通过海外主流政经媒体流传到国内的。

“出口转内销”是政府信息运作的特色之一。它的内容涉及较多是政府“下一步”人事安排或政策方向。虽然其他国家政府运作信息大多以披露给本国主流媒体居多，但是作为中国分析员必须了解和尊重这种方式的现实存在。把注意力并不放在对“信息”披露方式的“抱怨”和“是非”讨论之中，而是当做“习以为常”的一个背景去解读去分析。

在外交领域方面（特别是亚洲）日本几个主要媒体经常披露中国政府的动态较多；国际几个知名的财经媒体轮流披露中国经济政策动向；香港少数几个媒体则是经常披露两岸关系政策动向。综合来看经常涉及“出口转内销”信息源的海外媒体在10家以内。

既然我们不能忽略“出口转内销”信息的客观存在，那么我们就要了解“出口转内销“信息特点。首先政府通过海外媒体“爆料”自己的信息的目的或益处。即信息的“非正式性”和“试探性”让政府给自己的回旋余地比较大，给外界想象也比较大。可以产生一种信息“杠杆”撬动效应。其次用“知情人”名称披露给海外媒体政府内部信息，最终既可以使某条信息内容百分之百“兑现”，也可以使某条信息部分“兑现”或完全没有“兑现”。如果通过精心对经常披露中国政府信息的海外媒体内容“兑现率”统计，一定会发现信息内容“兑现率”从来都是百分之百的。有的海外媒体的“兑现率”高些，有的海外媒体低些。有的一段时间比较高，有的一段时间比较低。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掌握“信息源”的主体主观上就不可能让其出现百分之百“兑现”可能性，信息的“非规律性”是对政府是利益最大化。三是用主流外媒可以借助它们的影响力和传播能力，用最小成本取得最大与外界“沟通”效果。这样可以继续保持信息“神秘性”，又可以使其披露“主动性”依然控制在手中。 “出口转内销”并非是政府刻意所为，而是这样运作后的“副产品”。信息主要送达群体和目标仍然是外部世界。

由于“出口转内销”的以上信息的特点，作为职业分析员面对这种情形应更多地采取分析态度是：把这些信息当做参考信息，而不是作为咨询信息使用并进一步传递给客户；不必对其信息内容进行正式的评论，以及作为分析的结论的依据，把它看做是一种动态，而非一种现象的终点；更多地重视其披露信息当时的政经背景、特定的时空对象、以及信息披露所要达到主观目的所在进行分析，而不更多“纠缠”或“关注”其内容是否完全真实、是否能够最终兑现。总之对“出口转内销”信息内容保持一种态度上的“距离感”，不被信息所左右、所迷失，才能保持和运用自己分析的内在力量，继续按照正常分析途径，得出客户和自己满意分析和预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