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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oBAY：一个生物医药园的成长样本
作者：刘毓文

【i黑马导读】我经常被问到一个问题：苏州工业园怎么和张江竞争?这个问题不难回答，如果把上海、苏州、南京等地的产业资源画一张图，形态是不是和旧金山湾区有点相像?





今年，苏州，酷夏。从还在试运营的BioCAFE里望出去，窗外郁郁葱葱，绿植生长得已如当年的图纸设计。室内天花板上隐隐约约闪着一片满天星，空气中漂浮着12元一杯美式咖啡的浓香。

BioCAFE是BioBAY(苏州生物纳米园)最新启用的一个子品牌。不出差的日子里，我几乎每天中午都去BioCAFE吃简餐或喝咖啡。那里经常有人问我，BioBAY还想做些什么?BioBAY在五年、十年后到底想做成什么样子?一个生物园区应该是什么样的?这些问题让我回想起创建BioBAY的那些日子。

画好“蜘蛛图”

BioBAY于2006年3月开始动工，当打桩机“嗵、嗵”地嵌入地下时，很多连接远处村落的电线还从地块上纵横穿越。2007年9万平方米的A2、A3两栋生物孵化楼首先投入使用，15家创业公司签约进场，其中包括吉玛基因，新海生物，西山生物等。

那些来自欧美的海归们，只看了我们的规划图就决定入驻。那时，配套服务很差,外卖盒饭送到公司时往往已经过了下午1点，几乎所有企业都配了微波炉。2008年1月，某个照常加班的日子，我开车驶出地下停车场时突然有了一种异样的感觉，原来是路灯亮了!我立刻激动地群发短信告诉了大家。在这以后，园区慢慢地开始有了班车以及后来的各路公交;有了食堂，又引入了各色餐厅;有了化学分析平台和抗体平台，又建了创新生物医药中心(科贝)。就这样，BioBAY一步一步地树立起来，铺展开来。2007年我们签约了30家企业。从2008年开始，几乎每年约有五六十家企业签约进驻，形成了今天的BioBAY科学生态园区。

我们刚开始招商路演时，第一页是一张规划图，最后一页是客户企业的LOGO拼图。当时虽然没有一个知名的LOGO，但是我们一直很豪迈地说，“十年，给我们十年，这张图上一定会有大家都熟悉的LOGO的。”我们的信心来自那些忽略了艰苦的生活条件而投身于创新创业的企业家们，而他们为什么愿意来到这里呢?

礼来的张彦涛博士在担任百华协会主席时曾介绍了一张著名的Michael Porter(迈克尔·波特，哈佛商学院教授)的创新能力示意图，给了我们非常大的启发。这张图提出：Company Orientation Innovation(企业方向性创新)、Common Innovation Infrastructure(通用创新结构)、Cluster-specific Conditions(集聚特异条件)是三个最重要的创新元素，而形成“创新集聚区”的关键是这三个要素之间的Quality of Linkages(链接质量)。

在企业进驻园区的头两年内，我们做园区的思路也越来越清晰。那时候，我们开始用一张“蜘蛛图”来描述我们的服务思路。“蜘蛛图”中间的圆圈是BioBAY，“腿”便是功能服务平台。这些“腿”分别是园区投资了上亿元的生物医药和纳米技术平台;入驻服务和人力资源服务，包括企业注册、实验室装修、资质申报、保安保洁、生活配套、会议室报告厅等入驻服务，以及人才安家、技术法规运营培训、实习基地和博士后流动站、人力资源服务外包和招聘等;还有产业促进和政策申报，包括产业联盟和投融资对接、知识产权和市场开发支持、国家省市区政策和法规的辅导等。企业是创新的主体，我们需要做的就是给企业提供一个宽松、舒适的生存环境，以及企业发展所需的各类要素，把Linkage的质量做好。

这些理论很容易理解，但园区服务者得有和创业者一样的“在路上”的心态和坚持的态度，通过在细节上的日积月累，才能最终画好这张图。

把冷泉港搬到苏州

苏州曾经是教育名城，但本地的学术力量还无法承担起创新集群的人才培养和学术科研资源溢出的急迫需求。正在此时，我们因缘际会，通过华大基因的杨焕明和汪建老师认识了祖籍苏州、在冷泉港实验室(美国著名的分子生物学研究中心，曾诞生了7位诺贝尔奖得主)工作的季茂业博士，并通过季博士结识了James Watson(沃森，冷泉港实验室负责人)老先生。沃森老先生亲自带队到苏州考察，亲身体会到了姑苏历史文化和水乡小城的传统美与整洁大气的苏州工业园区的现代美，感受到了当地政府十多年来建设中国最国际化的工业园区的视野和执行力，从而坚信苏州是最适合做冷泉港亚洲会议中心的所在地。

2008年，冷泉港实验室决定把亚洲会议中心落户在BioBAY园区，这是我们在实施“创新集群要素”上的一个重大举措。2010年4月，第一届冷泉港亚洲会议开幕时，正值沃森老先生82岁生日，一时间生物界国际知名教授云集苏州，来往皆名士，谈笑尽鸿儒。如今，冷泉港亚洲会议中心每年举办近二十场学术会议，BioBAY本地的创业企业和苏州本地的教授、学生都受益匪浅。吉玛基因是一家给大学院所和药企提供科研用试剂和技术服务的公司，总经理张佩琢开玩笑说，他都不用查冷泉港会议的日程就知道什么时候又开会了，因为参会的客户都会同时来上门进行交流。

2010年时，BioBAY已经聚集51家药物研发、42家诊断和器械，以及20家CRO公司，其中五个团队参与承担了九项国家重大新药创制项目。那年5月初，我到波士顿参加哈佛中国论坛，有幸和施一公、鲁白等大家同台。当时在辉瑞负责亚太区研发的杨青博士也在论坛上演讲，他说我是唯一一个会被当成中国政府发言人的听众代表。在杨博士的启发下，我在发言的开场白中这样说，“我们都知道中国的创新创业环境有很多方面不尽如人意，我们的生命和头脑有限，不要把精力用在批评上，而去多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让不完美的世界向完美稍稍进步一点点吧”。在分享了我们建设BioBAY的规划和进度后，现场观众反响很热烈。这场活动还让我们交了几个朋友，这些朋友后来在我们的招商活动中帮了很多忙。



孵化器+加速器

BioBAY里的企业在飞速发展，而除了创业企业永恒不变的缺人、缺钱的特点之外，战略和合作也非常关键。为此，我们搭建了几个交流平台，除了每两年协办一次ChinaBio Partnering Forum这个医药界的合作平台外，为医疗器械创新提供投资和法规服务的交流平台Device China也应运而生，今年9月即将举办第三届会议。

刚刚运行的BioCAFE从8月起开始举办每月一次的园内企业沙龙，这次的主题是IVD。我们请来了华大基因年轻的COO交流个性化医疗和大数据，科技局长解读新出台的生物医药产业政策，元禾控股常务副总裁费建江交流债券和股权融资的组合运用及操作实务，《华尔街日报》中文版专栏作家董洁林教授交流从历史看中国的创新能力等。各种主题和思路在这里碰撞，而创业者们也从不认识到认识，从认识到合作。

随着企业客户需求的变化，BioBAY的服务内容也在不断地调整。在保障基本入驻服务的基础上，我们把越来越多的资源放在人力资源、产业促进和商业发展上，其中包括与QIAGEN合资成立转化医学中心，聘请退休的跨国药企高管做独立董事，为大药企和创业企业开发生物标记物和未来合作开发伴随诊断解决方案等。BioBAY的公共技术平台BioTOP也逐渐从租赁仪器提升到委托测试，再提升到项目开发。做三产招商的服务人员在装修餐厅时，考虑到BioCAFE同时作为举办企业家沙龙和产品发布会等活动的功能，设计了既可以晚上看球赛又可以白天做发布的电视屏。

BioBAY服务团队的思路和能力也在这些层出不穷的新任务的挑战中成长，逐渐向“孵化器+加速器”的理念靠近。作为苏州工业园区的一个科技载体，园区政府正在同步打造最适合创新的综合环境。离BioBAY车程20分钟的范围内，公立学校和国际学校各取所需，文化艺术中心时代广场的山姆会员店和李公堤的星月坊能满足所有高品质的生活需求。

从2006年做招商路演开始，我就经常会被问到一个问题：苏州工业园区怎么和张江竞争?其实，这个问题不难回答，如果把上海、苏州、南京等区域的产业资源画一张图，形态是不是和旧金山湾区有点相像?整个地区由南到北两个半小时的行程，目前医药从业人员数量已经超过硅谷和新泽西，而我们所缺的就是张彦涛博士强调的Quality of Linkages。那么，一个小小的BioBAY，江南生物产业群里一个独特的小园，只要认准定位，画好一张“蜘蛛图”，把这些要素的连接做精、做细、做实，就能跟着一群轰轰烈烈、热热闹闹地创着业、拼着命的企业家一起，爆发出一批社会需要的健康产品，呈现出一群让人记得住的LOGO。

作者简介：

本文作者刘毓文@LiuYuwen 是苏州生物纳米园(BioBAY)首席执行官，曾担任苏州生物纳米园副总裁、总经理及苏州创投副总裁。百华协会会员。

编者后言

为满足读者对医疗健康产业的关注，i黑马与百华协会携手推出“百华焦点”专栏。

百华协会(The BayHelix Group) 成立于2001年，是一个生物医药和健康产业界高层管理者的协会，目前在世界各地有五百多名会员，多为企业高管和行业领军人物。

周其仁：“一场不可逆转、无法阻挡的改革” —— 土地改革的诱饵与根子

几亿农民流动起来的土地制度，会不同于城乡隔绝时代的土地制度。

　　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村庄农民，是这场改革曲线进程中缺一不可的力量。但发动过程是不均衡的，没法设计，不能规定哪个先走哪个后来。改革的平衡点，会在其中不断调整。合起来，才能逼土地改革往正道上走。

　　改革的动力来自流转。流转带来可利用的土地总量上升，土地收益上涨，会形成新的既得利益，这是推动改革的力量。

　　拿流转的好处诱惑人，拿确权约束人，这件事情就做成了，也能防止地方上“侵权式流转”的邪火。

　　确权不是形式，而是一种关系的终结，它正在倒逼集体所有制那种不断以人分地关系的终结。

　　不彻底改变现有集体制，流转就不能发展起来。工业化、城市化下的土地需要包含流转权的新型合作制，而不是基于地缘和人口不流动的村社制。

　　从小产权房到成都试点，到底哪一个会成为出口，谁也不能肯定，但这些可能的出口点背后的经济力量和制度动因是一样的——农村土地的相对价格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资源最终会流向出价较高的主体，这是不可阻挡的经济规律。农村土地改革已经一江春水向东流，谁也阻挡不住了。

　　对土地改革的期待，最近一再升温，甚至资本市场上只要沾上“土改概念”的公司，股价就一波波演绎上涨行情。

　　在本轮土地改革中，最具想象空间的便是农村土地改革。

　　1962年的《人民公社条例》和1982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消灭了城乡之间一切的私有土地。前者把农村宅基地和自留地收归集体所有，后者把城市私宅之下的土地收归国有。两种土地，权利不同，价格不同。城镇的国有土地可经招拍挂程序自由流转，也可抵押；集体土地若想流转为非农用地，却只有国有化一途（近年来有一些地方进行了各种集体土地流转试点，但一来规模总体来说较小，二来还是受到种种限制，比如宅基地始终严禁转让给城镇户口）。不过这个唯一的途径，成为引发不稳定因素的火药线——据国家信访局统计，现在征地引发的纠纷每年约400万件，一半以上群体性事件由征地拆迁引发。

　　这个日显僵化的土地制度，在改革开放以来受到经济发展与城市化进程越来越强烈的冲击。在城市国有土地越来越难以满足经济发展需要的现实下，一方面，各种“地下”流转在强大利益驱动下层出不穷，诸如被默认的“农村厂房”、屡禁不止的“小产权房”；另一方面，中央和地方政府也在现行制度框架内进行着包括“增减挂钩”在内的各种试点，以期寻找改革的突破口。

　　2013年，中央层面，将农地“确权”写入了“一号文件”；地方层面，广东已出台文件，打算将农民房及其宅基地的买卖从村扩大到镇，而温州正试图将其从村镇扩大到县域范围。不过，最新的消息是，因为此项改革牵扯重大，存在激烈争议，很有可能步伐会比原来市场期待的更慢一些。

　　中国城市和农村两种不同的土地制度是如何形成的？新中国成立初期属于农民的土地如何变成属于集体？当前改革的关键点和动力机制何在？下一步的改革将会不可逆转地走向“同地同价同权”，还是会因改革的某些变形而停滞？南方周末记者就以上问题专访关注土改多年的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周其仁教授。

　　从无法律禁止城里人买农民房

　　为什么农民种的白菜能卖给城里人，农民的房子和土地不能卖？它们一样都是农民的财产。既然是集体制，就应由集体来决定，改革第一步要抽掉国家对集体土地的控制。

　　南方周末：在土地改革方面，农地很可能会比城镇用地有更大的改革空间。在现实中，农地也是许多地方试点的重心，尤其是在2013年。8月，广东宅基地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允许本镇内非城镇户口之间的农房和宅基地使用权流转；9月，温州试图将农民房的买卖从村镇扩大到县域范围，因为引发舆论过度关注才暂时搁置细则的制定。这算是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一小点突破吗？不过，一直以来，城里人的房子可以自由买卖，本村之外的人购买农民的房子却不受法律保护，这些试点也没有突破这一点。

　　周其仁：首先要问的是，城里人凭什么不能买农村的房子？物权法里说按照现有法律办，可是现有法律里并没有明确的规定。2007年发布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严格执行有关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法律和政策的通知》中倒是明确了，城镇居民不得到农村购买宅基地、农民住宅或“小产权房”。

　　在我看来，作为公民基本权利的财产权，应该由法律来规定，而不是任何一级政府部门的政策通知。担心转让会导致农民的权益受损吗？这是不是也太父爱主义了？

　　事实上，在1962年颁发的“人民公社60条”中，承认农民的房子是农民的私人财产，是可以买卖和以各种方式转让的，当时并没有规定说受让方要受户口和地域的限制。

　　现实中的跨村农房买卖早就存在，这反映了当任何一个资源的相对价格发生变化的时候，资源总会流向对资源评价较高，也就是出价更高的主体手里，这是不可挡的经济规律，对社会也有益处。非要禁止或限制，现实就会绕道而行，就会遍地违法。“小产权房”多年来的事实存在和越禁越多，就是这个逻辑。

　　南方周末：即便放开对购买人户口的限制，也只是放开了农房，农房之下的宅基地依然从属于集体。这种残缺的产权一旦面临拆迁补偿问题，是不是会激发新的矛盾？

　　周其仁：也是那个人民公社60条，同时说土地属于集体，不得买卖、租赁、转让。这就造成房地分开，人为制造了纠纷和矛盾。房子可以转让，下面那块地不可以，那怎么办？悬空交易吗？

　　农村的集体所有制并不是我们想象中更松散的一种体制，实际上依然是受国家的全面控制。过去通过产品统购统销、隔绝城乡人口流动等，国家实际上成为了集体所有制的控制者。集体所有制并不是全民所有制，两者的真正区别在于，国家支配和控制前者但并不对其控制后果负直接的财务责任。

　　改革第一步要抽出国家对集体土地左一道右一道的控制，比如农房农地不准自由卖给城里人。为什么农民种的白菜能卖给城里人，农民空余的房子和土地就不能卖？它们一样都是农民的财产，都可以转让才对。

　　既然是集体所有制，那么第一步先把决定权下放，由集体来决定，可以转让还是不可以，否则那个集体制，是空的、假的。

　　集体制是如何被制造出来的

　　20世纪50年代后，国家深入到乡村一级，这是中国传统上以往任何时期都不曾做到的。

　　南方周末：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制是怎么来的？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农民是享有对土地的完整产权的，后来才变成土地归集体所有。这一城乡二元的土地体制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形成的？

　　周其仁：20世纪50年代后，国家深入到乡村一级，这是中国传统上以往任何时期都不曾做到的。这与国家工业化的目标紧密相关，这是新中国建立后最重要的目标之一。

　　通常来说，工业化的资本积累，主要源于本国的农业剩余。但当时，中国农村的土地地租，却随着土改而被全体农村人口平分了，除了农业税以外，更多的农产品都留在农民自己手中，成为他们私人的消费和投资。1953年开始，农民惜售粮食和农产品，导致国家收购农产品困难。在本质上，这是一个土地被农民平分完毕的小农经济与雄心勃勃的国家工业化目标之间的矛盾冲突。

　　国家也曾试图扩大征税，但50年代几次高征税引起农民的集体抗议。既然这是耕者平分土地的结果，重新集中土地也就是从根本上改造小农的个体所有制。

　　最初是给农民更多限制，比如规定每家每户的粮食和棉花生产指标，关闭集市贸易。后来，集体化进一步消灭了残缺的农民私有权。互助组运动联合了农民的生产活动，初级社归并了农民的主要财产，高级社消灭了土地和牲畜的分红，人民公社则在更大范围内推行公有化。至此，国家拆除了农村社会的所有权藩篱，全面进入乡村。

　　农民为什么会接受这种改变？因为他之前获得的土地所有权，不都是家里传下来的，也不是他自己买来的，而是通过政治运动（土改）分来的。现在国家号召集体化，农民不干行吗？这就是国家造出集体制的产权基础。

　　南方周末：中国乡村有着自己的传统土壤，这样的背景下，突然生长出来的集体制对农村、对经济有怎样的影响？又会如何演变？

　　周其仁：中华文明的传统是在家庭内部的土地“诸子平分”，这是传统带来的麻烦，小家庭内部诸子平分，导致谁也不愿意离开故土，谁走了谁吃亏。这是一条小农经济的路。英国的城市化和工业化之所以能迅速发生，恰恰是因为他们的传统是长子继承制，其他的儿子被迫从土地上转出去。

　　但那时候我们的传统还只是在家庭内平分，不会因为你家生了孩子就可以去分别人家的土地。

　　集体制是雪上加霜，在小家庭内平分的传统上，再引入了苏联的村社制。那种“村社社会主义”，要点是随人口变动不断重新分配土地。苏联是人少地多，搞那套也许还可以，但中国恰好相反，人多地少。

　　因此，阴差阳错学回了苏联的那一套，中国农村在事实上也成了村社，成员第一不准自由流动，不准进城，第二就是随着人口变动不断调整土地，不断重分土地。

　　有限的土地在庞大的人口中不断细分，新中国成立后增长的好几亿农民全部禁锢在土地上。这实际上是农村贫困的根源。农民被束缚在一个具体的框框里，不能流动，也就跟工业化、城市化，跟现代文明没关系。

　　确权倒逼集体制

　　确权不是形式，而是一种关系的终结，它正在倒逼集体所有制那种不断以人分地关系的终结。“生增死减”在影响确权，进而影响农村土地的流转。

　　南方周末：2013年，中央层面在农村土地改革问题上强调最多的是农地的“确权”，并且把它写进了“一号文件”之中。其实这项工作在“土改重镇”成都其实已经践行了五年之久，为何直到今天才着手在全国层面铺开？而农业部部长韩长赋也承认“确权”工作至少还需要5年，似乎难度依然很大，确权之难难在何处？

周其仁：根据我的观察，5年之内能完成全国范围的农地确权（承包的耕地、居住的宅基地、村集体建设用地），就很了不起。

　　耕地承包权的确权发证是一个很好的观察点。早在1980年代，就有5个1号文件中提出给农民颁发土地承包证，但是直到现在，中国大多数农村的承包地也只是村里面写一张条子盖一个章。中国缺少尊重财产权、重视财产登记的行政传统，事实上厘清财产是政府除国防、治安之外最重要的工作。做财产登记，是让社会保持安宁和稳定最重要一环。我们就缺这一环，而且这些年来不断变迁，厘清的难度越来越大。

　　农村承包地的流转早在1980年代就放开了，但是规模始终不大，不是没有人愿意接手承包，而是产权关系太复杂了，不敢贸然进入。

　　在农村很多地方，生一个孩子，就要改变现有的承包关系，给这个孩子分一块承包地；死了一位老人，承包地也要相应收回，也就是“生增死减”，这也是学习苏联“村社社会主义”的一个结果。今天通过流转拿下来的耕地，明天可能就会因为一个或一批新生儿而改变，那“契约”还可靠吗？

　　南方周末：“生增死减”的做法多年来是否有所调整？采访中我们也了解到，在江浙等发达地区的农村最近10年已经不再“生增死减”了。

　　周其仁：2002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确实对“生增死减”做了调整，规定在承包期之内，只有少部分预留土地、新开垦土地、进城农民退出的土地才能承包给新增人口。但我国农村同时还实行村民自治制，当承包地分配发生问题时，可以通过少数服从多数投票决定。

　　所以是否“生增死减”目前全国步调不一致，有些地方看承包法，有些地方靠自治投票。本来土地财产关系不能动不动就投票重来，但村庄一级还是政、地不分，所以剪不断、理还乱。

　　南方周末：这是确权困难的主要原因之一吗？

　　周其仁：我们课题小组在成都观察到的是，确权确实耗时耗力，因为当农民意识到确权后发放的是一个正规的土地证之后，很自然的想法就是“确定之后不再改动”，所以就要求考虑承包以来所有人口变动的因素，甚至干脆要求重新分配，工序极为复杂。

　　这不是什么坏事，确权不是形式的问题，是要把一种关系终结。这是确权在倒逼集体所有制那种不断以人分地关系的终结。

　　形象地讲，是“生增死减”在影响确权，进而影响农村土地的流转；根本上来讲，不彻底改变现有不断以人分地的集体制，流转就不能发展起来。工业化、城市化下的土地需要包含流转权的新型合作制，而不是基于地缘和人口不流动的村社制。

　　以流转为饵，让既得利益者来推动改革

　　拿流转的好处诱惑人，拿确权约束人，这件事情就做成了。让利益相关方看到这块增量可能带来的收益，以此作为驱动力和诱饵，来推动确权——要流转，先确权！

　　南方周末：过去几年的土地改革中，“土地流转”、“增减挂钩”讨论的多也做得多，“确权”听起来就像个技术工作。如何理解它们之间的逻辑关系，和在土地改革中的意义？

　　周其仁：从逻辑上来讲，确权是基础和前提。没有经过认真确权的土地，产权是模糊的，一旦全面放开流转，必然引发新的侵权和攫取行为，容易造成新的分配不公。

　　但从另一个层面来看，确权的目的也是为了流转。如果只是农民在自己的房子里面住，根本不需要什么土地、房产证，养条狗不让生人进来就得了。想流转就不行了，没有确权没有发证，流转之路走不太远。

　　南方周末：对农村土地改革的一种普遍的担心，就是放开流转之后，可能会给有办法拿到更多农地的人提供财富增值与变现的机会，引发新的不公。确权则是对此的一种约束，但确权这件事情费时费力又费钱，如何推动地方政府切实地做好它？如何让农民主动配合它？改革的动力机制来自哪里？

　　周其仁：流转就是动力机制。土地流转和增减挂钩的试点最终都能产生出来一块增量，让利益相关方看到这块增量可能带来的收益，以此作为驱动力和诱饵，来推动确权。拿流转的好处诱惑人，拿确权约束人，这件事情就做成了。

　　农民有可能嫌确权麻烦不予配合，这一点不用担心。比如，如果放开农房买卖，农民和城里人都会主动要求确权，因为农民要知道自己究竟能卖多少平米，城里人也要担心买了之后隔壁邻居会不会找上门来。

　　对地方政府来说，农村耕地承包权流转带来的增量收益很好理解。“增减挂钩”试点，表面看起来新增加的建设用地收益要分出一部分给农民，还要负担农民集中居住的成本，不如直接征地划算。但是真正搞懂了的地方政府会发现，可利用的土地总量是增加的，土地收益总额也是增加的。这就是改革中形成的新的既得利益，是推动改革的力量，改革光靠说是不行的。

　　对于地方政府来说，让他们看到流转所能带来的增量利益后，再把确权放到前置条件里。想流转？先确权！这就是系统改革的好处。不彻底确权不能搞房地产，不能搞灾后联建，不抵押农房。如此下来，农村干部不积极，农民也会天天堵在政府门口要求确权。

　　资源流转后给整个社会带来的效益会是惊人的，对于政府来说，单单是税收这一块就是一笔巨大的财政收入，很多人没有看到这一点。当年“房改房”之前，公家房产是个大包袱，但改革之后，就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市场，政府做了什么？就是发一个房产证，开一个市场，最终通过抽一道税获得财政收入。

　　南方周末：目前来看，成都作为最早的土改试点城市，确权也是走得最前的，在那里改革的既得利益如何推动改革？

　　周其仁：成都的土改不是一帆风顺一蹴而就的。我们的课题研究小组在成都做调查时发现，不少县级官员对产改确权的态度，是有很大保留的。比如，有些规划建城区（按照规划5年之内将变为城市建设用地）的农地就不作确权。时任成都常务副市长孙平得知后，一方面跟他们辩论，说服他们转变思路；另一方面要求下级单位必须做好这件事情。

　　当然，我们并不认为成都当时的领导班子就是一群圣人，是改革的理想主义者。当年安徽小岗村能做成“包产到户”，那些干部也不是什么天生的改革派，也是各有一本难念的经，几本经凑到一起才念出一份改革经的。

　　我的总结是，第一，成都的城乡统筹牌打响之后，变成了一张很好的政治升迁牌；第二，政治牌打响后，如果通过强拆搞城乡统筹搞“三个集中”，负面反弹会更大，政治上不能出事；第三，新的既得利益产生了，总账算下来可以用来搞城市建设的土地是增加的。

　　谁也挡不住这场改革

　　一个中央政府，一个地方政府，一个村庄农民，在这项改革的进程中缺一不可。红脸黑脸，都是制度变革不可或缺的力量，中国最怕的就是形成一边倒的改革，那样底下会趁势胡闹。

　　南方周末：但是，过去几年的土地改革试点实践下来，也有很多地方并不愿意推动确权，而是借增减挂钩和新农村建设之名，强迫农民“上楼”，从中攫取土地暴利。也就是说，地方政府不愿意确权给农民，反而自己享受了流转获利。看起来，当下这种仍显混沌的改革状态，似乎变成了另一场对农民利益的掠夺，也是地方政府等相关利益方更愿意维持的状态？

　　周其仁：这是改革过程中必然会产生的矛盾和问题，没有关系，你让他们先去做。总有一些地方政府会看到流转利益并用行政手段去实现，也一定会引发矛盾。但与此同时，那里的农民也就懂了，新的利益点在什么地方，也会维权，会保护自己的权益。随着时间的推移，平衡点就会调整过来。

　　中国是一个大国，做任何事情都有一个过程。我们要相信中国的农民不笨，顶多只是比政府懂得晚了那么一点，最终农民总会明白确权、流转比以前的单一征地模式，可以给自己带来更大的权益。中央政府要做的事情，其实就是在放开流转信号的同时，不停地强调以确权来保护农民利益，同时降低制度变迁的信息成本，鼓励地方学先进。一个中央政府，一个地方政府，一个村庄农民，在这项改革进程中缺一不可，只是他的发动过程是不均衡的，不是理想主义的发动过程，不能规定哪个先走哪个后来。

　　南方周末：另一个担心是，如果土地改革引发的社会矛盾越来越多、越来越变形，会不会导致改革的停滞甚至倒退？事实上，过去两三年，批评“增减挂钩”改革之下农民被迫“上楼”的声音日益响亮。

　　周其仁：改革过程中总得有人踩刹车，否则地方上“侵权式流转”的邪火会越来越大。中国最怕的就是形成一边倒的“改革”，那底下就会趁势胡闹。上面有点意见不一致时，底下才会比较谨慎。这样看，红脸黑脸都是不可或缺的。的确，我们这里侵犯私人产权是强有力的传统，一不小心就重新侵犯产权。但是，什么也不动，保守疗法，事实上也保不住。

　　成都土改试点为什么操作得比较细、比较谨慎？也是因为意见纷纷，前程未卜，也不知道前面会是一板子还是给一颗糖。

　　如果一项改革符合经济规律，批评和叫停都是没有用的。决定性的事实是，工业化、城市化已经让农村土地的相对价格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谁也叫停不了这件事，背后有不可阻挡的经济规律在起作用。

　　在这个过程中，地方政府自然会首先将流转放在第一位，这时候如果利用行政力量强拿的阻力小一点，强拿就会占据主导，但维护社会稳定的成本也一定会上升，这个上升最终会让地方政府回到以确权为基础的这条路上来的，这是一盘怎么也走不出去的棋了。

　　南方周末：换句话说，尽管过去5年有一些变了质的改革做法和一些批评声，当下的土地制度变革仍然是进入了不可逆转的阶段？但是，6年前小产权房大规模出现时，您就判断“变革土地制度的时机已经来临”，直到今天小产权房似乎没有任何制度上的突破，如何理解？

　　周其仁：首先，小产权房合法化的制度空间已经开了一扇门。叫嚷多年的禁止甚至拆除，其实最终没有拆多少，反而近两年不少地方政府开始用小产权房来填补保障房建设的空白。还有广东的三旧改造，其实也是探索给农村建设用地合法的入市通道。

　　其次，变革土地制度的时机，从小产权房到成都试点，到底哪一个会成为出口，谁也不能肯定，但这两个可能的出口点背后的经济力量和制度动因是一样的。几年前，我看城市房价这么火爆，小产权房有望成为一个突破口，没想到城乡土地挂钩又冲出来一条路。改革不是完全靠设计出来的，只能因势利导，由整个社会合力而成。

　　中国的改革永远是走一步退三步，退两步又走一步，曲线向前，当年的包产到户一样也是反复过多少年。可以肯定的是，农村土地改革已经一江春水向东流，谁也阻挡不住了。

　　南方周末：如何做好这项不可逆转的改革？现阶段最重要的突破口在哪里？

　　周其仁：就是成都那几句话，“确权是基础，流转是核心，配套是关键”。“确权才能流转”，要把这个原则变成农民的诉求，变成中央政府的要求，也变成地方政府的行动纲领。合起来，逼土地改革往正道上走。

　　等到确权完成，大规模流转实现，在征地制度以外就能并列出现另外一套土地转让的路径，最后再来讨论如何并轨，实现更完整的土地制度改革。

　　所以，现阶段来看，要加快推动的就是三件事情。一个是确权，这是基础；一个是推动跨县（最好是跨省）土地流转，包括农地也包括宅基地；还有一个是加快建立土地交易所，充分披露土地流转信息、发现价格。

　　过去的经验还证明，信息成本的降低有利于改革，这方面学者和你们媒体有不少事情可做。对改革中出现的不良苗头，永远保持及时的批评。

　　我比较相信形势比人强，几亿农民流动起来的土地制度，终究会不同于城乡隔绝时代的土地制度，这是很确定的。

郭德纲：相声圈旧事揭秘

津门相声前辈某氏，常以文雅著称。曾有台上几不说之口号，然听其《圆梦》等作品也涉及伦理之哏。可见艺人均有两面之态。该先生为排斥异己，曾向文化局反映同团演员表演之《地理图》贯口内无有台湾，乃反华行为，闻者皆惧。2005年，德云社突起，先生不悦，一日于天津中国大戏院后台接受采访时大骂郭德纲，据记者云，当时老先生气得直哆嗦。后有人问：为什么这么恨郭德纲？先生道：他说我是白眉大侠！其实我对先生素来尊敬，从无此不敬之语，此皆由其弟子编撰瞒哄而已。一语成恨，四处指责，令人无奈。

佟大方先生，张文顺之师也。为人老实，从艺认真，为团里奉献一生。去世后，家属想求团里留一件演出长衫纪念。团领导断然拒绝，为保护单位财产作了贡献。

相声泰斗马三立先生艺登峰顶，为人平和。辞世前不久，家属给老爷子买爆肚食用。甚可口，但一闻价格为十八元，连道太贵，以后别买了。终其一生，演出费未接过五千元以上，皆由团里负责人克扣。儿甚不忿，先生曰：没事，让他们挣吧。

常玉霆、白全福二位前辈，搭档一生珠联璧合。一日演出，主办方赠二位名酒两瓶以为纪念。回来路上，白先生拎着两瓶酒不慎摔碎一瓶。白先生遗憾地说：“哟，你那瓶碎了。”众人大笑。

曾问过恩师，江湖盛传马季打侯宝林先生之事，此事真伪如何？侯先生确定地说：“没有此事。”

天津某相声前辈，世家出身，自幼学艺。青春年少时入伍，意气风发，颇得嘉许，后因犯罪囹圄凄惨。出狱后卖过糖，炒过栗子，剃过头，卖过布，十八般武艺件件精通。后诱骗少女至家，灌醉后脱衣拍照，将照片出售而被警方抓获。事关重大，轰动一时。晚年苦寒，颇值一叹。后天津恢复小剧场演出，某团队负责人邀前辈出山，遂再显英姿。该团队有制度，如演出中翻头（指前边表演过，后边又上场表演）则加现金二元。由于几次未支付前辈翻头钱，遂大怒。经策划后，揭竿起义，前负责人只得另起炉灶，又成立一个新的相声团体。该前辈俨然摇身为团长。某段时间业务颇佳，观众也与后台关系甚好，每有观众请客，前辈必点清蒸白鳝，据云其心中最佳食品为此。2006年德云突起，前辈不屑。扬言一月内平定京师，遂率部北伐，大张旗鼓。经周密部署，终于登上北京舞台。两周后，平安返津。

天津相声界某前辈，自幼学艺，极得早期街头行艺之真传。台风洒脱，常于话中夹杂津门谩骂，颇受部分观众青睐。青年时代因与茶园门外卖豆纸（旧时手纸）之妇女有不正当男女关系，而被押于板桥农场改造，多年后释放，遣于某废品回收部门工作。该部门业余喜好评剧之人甚多，遂成小剧团自娱自乐。

不久，前辈又与其中一妇女有染。未几，事败露。遂又押赴板桥农场改造。经多年风雨后，终于释放。后因与邻居妇女成奸，遂三下板桥。因系此地元老，于晚年落户于此，孤身一人甚是苦寒。20世纪90年代，天津老艺人恢复演出。人手不够，金文声先生想起，尚有此翁遗落民间，遂以花甲之年正式走上相声舞台。实话实说，有几段节目表演颇佳，观众甚喜。此时该前辈，因在天津西站偶遇一老妇携一儿一女流浪，遂接回家中度日，俨然一家人也。奈何其子精神状态有问题，犯病后连摔带打，前辈偶有不悦，便母子三人上阵齐殴，生活颇有情趣。

后经金先生引荐，该前辈进京于德云社助演。我等自然殷勤侍奉，彼此相安无事。因怜老无依，遂加大薪俸，以表敬老之态。某日，前辈偷去某团体助演，此举不妥，最起码应该打个招呼方为江湖之道。前辈不悦，大放厥词，因为老不尊，遂不再录用。未几，前辈找至后台，纳头便拜，因德云社弃用收入大减，回家后母子三人大怒，拳脚相向，闻言凄惨，复又留用。合作期间，前辈给德云子弟传授作品三段，学习了作品十余段，双方互相学习之风极烈，书声朗朗，令人愉悦。

后，全国相声均有复苏，天津小剧场业务也极见回头，前辈遂不再来京，并于台上抒发不悦，大骂德云社。某日一朋友问我，×先生说德云社的名字是他起的，是吗？我算了下时间：“不能吧，那年他还没释放呢。”

某相声名家性极贪吝，见便宜便上，又好说谎。一日于北展演出，众人聊天道旁边莫斯科餐厅装修停业。恰巧，名家入门，张嘴便道：莫斯科餐厅刚吃完饭。众皆愕然。演出结束后，有人问候：先生辛苦。答曰：不辛苦，一会儿还得上莫斯科餐厅吃饭去！开真方卖假药，拿谎话当真事，业内嘴脸可见一斑。

天津某相声茶馆，一日演出结束后，每人托一西瓜走出，言今日没卖上钱，一人分一西瓜。

某曲艺泰斗弟子十余名，每周末必至师宅，陪同先生打麻将。如泰斗赢钱，则皆大欢喜；如手气不佳，则于客厅黑板上写“今日不管饭”，弟子们便悄悄退去。泰斗晚年常与串门的人闲聊，最爱探讨的问题就是：郭德纲怎么红的呢？

某相声大师素以淡泊名利著称。一日看望，大师心情甚好，言道：这回闹心脏病可值了，挣了两万多。问何故，其道：家里一来企业家串门，我就说不好受，这个给五千，那个给八千……

某相声前辈，以七十高龄姘居二十岁少女，后年事高，倒手转荐某洗浴中心老板。老板温存月余，遣之还乡。

津门二相声大师不睦，甲骂乙：我用×××你！乙则于全体会议上说：我觉得甲长得不像他父亲，所以我觉得他是个杂种！自此两位艺术家情同水火，楚河汉界。

津门某相声演员，谎称办一部队文工团，可称胆大包天。男学员交钱，女学员陪睡，后事发远遁，近几年又复出。结交京中名流，谈吐间也依稀普通话也。

津门某相声演员，以野生花子装袋售卖，充外国花卉。后我邀其参加电视剧拍摄，任制片之职。某日深夜叩门，惊问何故，因嫖娼欠资故借钱脱身。后组内发生变故，制片人携款而逃，此人大怒：我不管！我的账还没结呢！反正最后郭德纲也得给我！无耻嘴脸，众人心寒。

铁路文工团天下招人网罗英才，天津某相声演员大喜，言必去投考，又思忖：“这事可不能让郭德纲知道，省得他抢咱们名额。”彼时我已拜侯先生为师，德云社已红遍天下，其人闭塞如此。

某业内人士，以模仿见长。一日回团报销药费，会计道不符标准。该演员大怒：“我有痔疮！”遂脱裤全团请验。

保定某相声演员，善经营。家中订全国电视报，好从中找寻机会，每次出外必送特产砚台。常云，易县产砚的山都让他掏空了。凡来保定演出的团队，其必参与，否则打匿名电话干扰演出，百试百灵。后想扩大经营，走出保定来到省会，拨打匿名电话被捕，囹圄数载。

鼓曲名家某女士晚年给学生上课，讲述旧时做艺不堪，常有恶霸点名上家中演唱，唱毕留府。学生问：“您去过吗？”某女士道：“咳，不去哪行啊。”

谁把谁“关进笼子里”？

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教授 丁学良

从去年秋天到现在，即从十八大前夕到即将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这一年时间，是海外和中国国内对中国高层政治的期待由高潮到低潮的戏剧性时期。这种期待曲线可以用一个通俗的比喻来形容：就像是孩子玩的跷跷板，一头猛沉下去，另一头就被弹跳起来。中国政治跷跷板的两端，则是公众的改革期待vs.权力体系内的官员。

在习、李接班前夕，国内外对中国高层政治的走向有“春天就要来了”的期待，究其原因至少有三个。

首先是薄熙来案的审理和宣判。中共在去年年底之前就决定要审判薄熙来，启动了司法程序。对这个中共政治舞台大玩家的审判，宣布了薄熙来依仗的那种假毛泽东式手段操纵中国政治走向的完结——这几乎是海内外的共识。

其次是基于新领导人习、李的个人背景带来的期待。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在老一代中共谱系中有很高的人望，政治品格不同凡响，始终闪亮着“真改革派”的标记。国内外因此普遍相信，新领导人习近平是决不会走他父亲曾深受其害又坚决抵制的“毛左”路线的。而李克强是改革开放初老三届中凭借自己能力考上大学的，英文好，爱读书，思想活跃，熟悉西方主流的政治经济法律观念。因而大部分观察家认为，他俩的背景决定了二人接班后，马上会出现与过去“左”的保守做法一刀两断的全新局面。

第三个原因是，从1989年秋到2012年秋的这23年间，中国的政治光谱从最左端到最右端，虽然各方对中国的当下和未来有不同的判断和指望，但有一个观察是共同的：中国的官场、商场和全社会的腐败网络已经蔓延到无所不及的地步。当“腐败无所不在”成为一种全民共识，大家就对新上任的两位领导人的期待与以往大不同。无数民众觉得，十几年来中国政界高层的“击鼓传花”惯例（就是把最难办的棘手问题能拖就拖、能捂就捂，尽量扔给后来者），在新旧领导班子交替之际，定会大大改观。

火上泼油的一句话

国内外如此的巨大期待，又因为一句豪言壮语而火上泼油，那就是习近平刚接班时说的“把权力关进笼子中”。一把手公开说出的这句话，被中国的主流媒体广为传播，极具震撼力。人人皆知这话的内涵：这些年来中国的一切问题都有一个病根，那就是权力已经到了不受任何约束的程度。无论是党纪国法还是道德良心，一遇上权力就成了豆腐渣工程。对于13亿中国公民，很少有什么官方辞令比得上习近平的这句话更有正能量。

这是中国政治跷跷板的第一个过程，高期待将民众的一端弹到了顶点。而这种高期待也不是完全脱离事实，中共确实有一定的动作在支撑着它，那就是新领导班子中仅次于习、李的角色——王岐山领导的“打大中型老虎”的势头。王岐山被任命为中纪委书记时，很多人认为他更适合继续管经济，但我认为目前这个位子更重要，因为中共高层里会管经济的人还有，但敢于反腐败的太少。

从去年年底到今年年初释放的信号一直是积极的，但到了2-3月份有些信号就转了向。中国权力机关此前对微博有一定程度的放开，使未能被关进笼子里的权力之滥用丑闻被广泛曝光，短短时间内微博成为巨型的舆论动员战场，很多低中级乃至高级的掌权者被举报被调查，进入纪检和司法程序。

这就使“把权力关进笼子”的宣示成为民众积极参与监督、制衡权力的真实过程，也就是民权抬头，“Empower the People”。很多人认为，“把权力关进笼子”是新一届领导的真目标，让民间力量通过新的IT技术把肆无忌惮的官权制约住。这让过去二十多年里没有机会参与政治的弱势群体开始站起来了，他们的手可以操控“笼子”了。

想想看，在中国的权力场中有多少人听到“把权力关进笼子里”不胆战心惊？利用微博举报官员的越来越多，维权律师、职业记者、乃至官员中的正直者，纷纷凭借自己的专业技能和内幕消息，参与到这个给力的过程中。权力场中的各类角色在过去多年的跌打滚爬中，敢讲自己不滥权的有多少？享受惯了不受制约的权力的那些人，终于如坐针毡了，仿佛身边有好多不定时的炸弹，说不准哪一刻会爆一颗。

官场里稍有经验的人都知道，权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在于能否尽可能地控制更高层掌权者的信息来源，也就是“垄断领导的耳朵”。如果中国是只有几百万人的小型社会，最高领导就很容易直接收集信息，也易于把权力关进笼子里。但中国是一个巨型社会，规模效应使把权力关进笼子的机制异常复杂。这就遇到社会科学上的一个基本问题：靠谁、通过什么方式、把权力关进什么样的笼子里？

“你们要关我们？先把你们关进去！”

于是到了今年的2-3月份，政治跷跷板发生了快速的变化。多年来中国“维稳压倒一切”的诸多渠道有力反击起来，这些渠道牵涉到权力的各个分支。中国庞大的国家机器一大半资源都和维稳有关，权力最大的部门掌握着最重要的维稳渠道，而且其中很多人都是靠着把“不稳定的因素”关进笼子里得到特权和好处。他们掌控着如此多的维稳“笼子”，他们的核心作用就是每天24小时把“形形色色”不稳定的信息通过各种途径上报，直到中央。

在海量的上报信息面前，习、李等中共上层也无法独立判断中国社会究竟有多少真正的动乱要素和即将发生不稳定的部位。他们只能依赖“维稳压倒一切”的既有庞大体系及其子系统。在中国这样缺乏公开竞争的信息市场的体制里，只要每天有几个不稳定的“重要情况”报上去，就会改变最高层的注意力和担忧点，风向随之而转。

这个分析是根据前苏联解密的档案、海外出版的众多中共高层人士的回忆录得出的。苏联末任克格勃主席V.Bakatin教授感慨地说：在我们的体制内，谁垄断了高层的耳朵，谁就垄断了核心权力的一部分。

可以合理地推断，今年2-3月份的风向变化，多半归功于强韧的利益集团的精明反击：那些担心“把权力关进笼子”的趋势发展下去、就会把他们的一切特权和好处给切除了的人，及时以“政权的稳定受到各种威胁”的针尖，刺激了上层最敏感的神经。于是上层立刻警觉：不能把“关进笼子”的力量交给民间、交给公民、交给开放的多媒体、交给维权NGO。

在这个问题上，最高层同时面临着两种状况：一是不受制约的权力导致全面腐败，对此新领导层在接班前已经熟知。他们非常了解在官场中要整治官权，必须运用强力的手段，但前提是不能把这个手段交给被统治者。在中国统治层眼中，“Empower the People”（民权上扬）等于乱局。“官场要大治，但民间不能大乱”，是中国历代明君（即比较明智的君主）共同的梦。他们明白治理社会最重要的是治吏，但不能容忍别人来治吏。

于是乎，快速应对“乱局”的措施亮剑了，这所谓的“乱局”被维稳体制拼命夸大，最高层非常容易被此裹挟。因此出现了我们现在看到的两手硬：一手是打击严重滥权的官员，一手是打击要求政治开放、司法独立、新闻自由的民间人士，两者都被关进笼子里，后者更多。

在中国官方看来，必须对最易煽动民心、最易制造舆论、最易暴露官场黑幕的人士采取果断措施；比如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谣言被转发500次就可获罪”。这样的司法解释“大跃进”式地高效推出，等于让任何一个地方的官员若发现微博上有对自己权力产生威胁的信息，就能立马将“不稳定分子”先关进笼子里。

在中国，笼子有好几种，治官的笼子比较小，治民的要大得多。到了今天，前不久被推向民权期望顶端的民间力量已经重重摔下。此乃中国政治跷跷板的第二个过程。

三次春风均不度玉门关

我们该如何看待一年来的翘翘板在长时段中国政治变幻上的含义？

1989年末至今的24年里，中国经历了三届领导人，每届领导都曾给过外界一种“春天就要来了”的希望。1997年前后正值香港要回归，邓小平刚去世，时任中共总书记的江泽民终于有了“真正一把手”的大权在握的自信。于是1997-1998年期间，江泽民派人到欧洲考察议会社会主义的发展。社会主义道路有两条，以暴力改变社会的苏联道路已被证实不灵通，另一条则是欧洲的议会民主制，通过选票和议会斗争推进社会主义的目标。当时中共派人去欧洲考察，看能否从欧洲特别是北欧的经验中，学到正面的启示。当时考察的结果是，议会社会主义制度很值得中国借鉴，中国的很多半公开和内部的讨论、文章纷纷出笼。这给了外界极新鲜的感觉，传递了政治改革的“春天就要到来”的讯号。

当时恰逢美国总统克林顿为缓解本人丑闻造成的国内压力访华，中国极希望借此机会走出1989年的危机导致的国际封锁状态。于是当时出现了一种如今的中国人很难相信的局面：有些大中城市的居民到民政部门去注册成立“中国民主党”，效仿的地方越来越多；还有人提出要求国民党回大陆参与政治竞争。然而克林顿访华之后不久，中国政府就开始抓人。短暂的“春风”没戏了。

第二次“春天就要到来”是在2003年，胡温刚上台的时候。这次是因为一个突发的公共卫生危机而引发——SARS（非典）。中国因为SARS被几十个国家隔离，局面令人窒息，胡温费力撤了时任卫生部领导张文康的职。中国媒体大声疾呼，这次大危机的根本原因是政府官员垄断了信息，欺上瞒下。社会共识快速形成：预防公共治理危机的前提是信息自由、舆论开放、公众有充分的知情权和参与权。一个大危机带来了社会的开放，但危机一旦被控制住了，言论的局部自由就再被收回，退复至原先的境况。信息的开放是所有非民主政体中其他领域开放的必需条件。信息一收，其它免谈。于是，春天的期待再次落空。

官权、皇权与民权

习、李接班的前后，也就是从十八大前夕到2013年春，是第三次春天的信号，这次的春风也同样很短暂。本届领导层在第一任期的五年内要解决的难题很多，包括官员滥权，但解决的办法已经不打算走加强“民权”的道路，而是要走另外一条路——加强“皇权”。

这是中国两千年来明君最想走的路。两千年里多次使用的手段，就是把控制官员的权力集中再集中，尽可能集中到最高层——“皇权”手中。十八届三中全会可能出台的几项措施，包括纪委高度独立于地方党委，纪委直接派特命大员下到地方整治贪官，检察和司法系统从地方财政独立出来，强化垂直领导，淡化平行领导，对全国公安部门一把手大轮换，以外地调来的负责准武装力量的官员与地方行政领导互相制衡，等等。这统统属于以强化皇权来把泛滥成灾的官权关进笼子。

习近平讲的“把权力关进笼子里”，只讲了一半，下一半的含义曾被国内外寄予极高的期望。而如今看来，他的下半句还远非“让民权把官权关进笼子里”，只是让最高层来垄断笼子。“强化皇权、抑制官权、严防民权”的这一套路会有一些效果，但一定会遭遇越来越多的阻碍。因为中国的超巨型社会依靠垂直皇权的强力管理，从来缺乏长期的效果。我敢断言，进行不了多长时间就会被侵蚀消解。那些被授予特权抑制地方官权的执行者们，自然而然地会逐步背离“皇权”的优先目标。

当改革与法制矛盾时
周其仁

我想利用今天这个机会讨论一个问题：一个国家已经有几百部法律在工作了，这样的国家怎么搞改革。

我们国家已经有几百部法律了，正规的法律有两三百部，行政性的法规有七八百部，地方性法规有七八千部，加到一起是非常庞大的体系。你说走法制的道路，就要尊重法律，尊重法律的好处不是不能变，是要经过程序来变。而我们的改革是要突破已有的一些规章，突破妨碍生产力和社会活力的做法。这之间就会产生一些矛盾。

三中全会改革决议很可能与现有法律发生冲突

举个例子。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前发布了“383报告”。这份报告建议大学要去行政化，提到要探索学校董事会、校长、监管机构共同治理大学。作为大学工作者，我赞成这个建议。如果没有这样一个体制，我们知识生产的架构是有问题的。这样一条建议，我不知道会不会被三中全会吸收。如果吸收了，写到决议里去，就有一个问题，因为我们有教育法。《高等教育法》里写的是，高校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如果要探索董事会和校长领导制，那么和现在的党委领导制之间，就会发生矛盾。

所以大家都在关心三中全会会得出一个什么结论，这个很重要。如果大幅度地改，一定会与现存法律有冲突。有冲突怎么办？比大小？这也是我们国家难以解决的问题。中共中央委员会通过了，法律就自动调整过来吗？“校长负责制”会不会构成违法事件？如果按照法制怎么处理？

这些问题其实在我们过去的改革历程中已经碰到过。“十五大”讲国企改革攻坚，也是这个问题。当时提出推进现代企业制度改革，一个基本框架是，股东出资人委托给董事会，董事会做战略决定聘任CEO，然后实行公司制。但我们原来还有一套东西怎么办？也就是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我们现存的并不是白纸一张，而是已有一套观念、利益、架构甚至法律摆在那里。

过去的经验还证明，即便中央委员会通过的决定，如果没有相应的法律安排，也实施不了。“十六大”之前，美国硅谷在中国激起强烈反应，中国上下对技术变化很重视，派很多人去看：是什么样的机制能让人的才智发挥出来？我们派出各种考察团，回来以后中央通过一个决定，要加快高科技产业发展，里面有一句话非常重要：要在高科技领域，中国的国有企业中，从近年国有资产帐面净资产的增加额中拿出一部分来作为股权，奖励给管理人员和开发人员。白纸黑字，现在还在那呢。这个决定是一个好决定，个人的人力资本和国家的财务资本可以组合到一起，面对未来去打市场，这也是其它国家通行的做法。我们把这个写进了中共中央的决定，但是没有相应的法律配套。结果，到落实的时候就没有人敢批——根据什么法规可以同意你？“净资产的增加额”是好大一笔资产，中央文件说拿出一部分来，拿出多大一部分？1%还是99%？这都是高难度的事。财政部的官员说没法批，说国有资产流失怎么交代？你不能直接根据中央文件就批，要有法规，我们是法治国家。后来始终没有一个细则、没有行政法规出来。这是一个案例。

中国土地矛盾：一个改革与法律发生冲突的案例

从《宪法》到《土地法》都规定，中国的公有土地不得租赁不得买卖，连《刑法》里都有这条规定。改革开放，外资进来的时候就遇到了问题。外资进来要落地啊，这块地算什么？你不能说划拨给外商吧，因为法律上写着不得租赁不得买卖。但当时珠三角很多厂房已经盖上了，外商就提意见。结果在一年时间里，从调研到修改《宪法》，1987年完成了这个变化。现在想起来，那次的改革真是解决问题，改的也很妙，就是学习香港。现在的法律条文里，仍然写着国有土地、公有土地不得买卖不得租赁，但下面加了一句：国有土地的使用权可以转让。

当时学的是香港。香港割让给英国之后，港岛和九龙的土地就归英国女皇了，女皇把土地批租给市场。我们一看，觉得这个制度好。为什么好？两全其美，土地还是社会主义，但是使用权可以转让。我们改的很快，但是事后来看，没有把事情想得很清楚。当时香港的土地合约很多都是99年，79年，后来因为1997年香港就要还给中国了，很多土地租赁合同都是到7月1日前三天终止。我们一看这是国际经验，就学回来了。最开始内部讨论住宅的租赁期是50年，当时国务院领导说，住宅50年短了点吧？所以就变成了住宅70年、工业用地50年、商业用地40年。当时想， 70年还早着呢，今天看，很多地方已经到期了。

改得快，也有快的问题。比如说，现在农民的地除了被征用之外，没有其它通道可以进市场。宪法里写着“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征用土地”，但是有前置词“公共利益”。什么是公共利益？三峡大坝是吗？高尔夫球场是吗？这头征那头卖，好处就是我们快速地城市化了，但另一面是，在土地征用过程中，官民关系社会矛盾都纠结在一起，越纠结越理不清楚。

我们一直在说土地怎么怎么样，你真要改下去，会发现法律之间的冲突是非常严重的。1982年《宪法》突然冒出一条：城市土地全部属于国有，以前从来没有这条。1975年张春桥改《宪法》，还说为了国家的利益可以征用“城乡的土地”。什么意思呢？就是说1975年时，城市里还有非国有土地（我们现在很多四合院的主人闹，拿出来的地契就是人民政府发的）。结果到1982年《宪法》，变成了“城市土地属于国有”。1982年发生了什么，会写进这一条？有法学家做了工作，在人大当年的讨论记录中看到，一些有发言权的人说，不行，现在一搞建设，农民都敲国家的竹杠，确实有这个问题，国家发展农民讹你，那就归国所有。

有没有不同意的？有。你光宣布是国有没用的，你要拿他的地，他还是会跟你闹。法律的所有权和事实的所有权是两回事，不是你一句话说国有就国有的。所以当时决定，不要一步全部变成国有，先从城市开始。这句话当时问题不大，因为那时中国城市都很小，还没有发展起来。但城市一旦要扩大，就麻烦了——城市规划一扩大，一批土地都要变成国有。你变成国有有手续吗？有补偿吗？原来不是国有的变成国有，要经过什么途径我们都没有，只靠这么一句话。我们一些城市是一晚上宣布所有土地归国家的，农民说这块地可值钱了坚决不让，城市规划人员实在拿不下来，就跳过这块地去搞开发，这样就出现了“城中村”。所以我们现在的城市建设麻烦也很大，城不像城乡不像乡，地铁修过去，地面上什么都有，有城市有农村。

改革与法制如何可以并行？

你要解决这样天天在引起冲突的问题，就要改变现存的法律。从经验看，如果改革和有关法律冲突不大，推进就比较快；冲突比较大的，就要去掉或者改正现有法律中一些不合适的条款。但我们现在只有《立法法》，没有《修法法》。

我们过去很多是部门立法。比如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规定，所有从事电信业务的经营企业必须向政府主管部门提供数据。这句话什么意思？要提供什么数据？要知道，报表是可以把人报死的。但这个条例没有规定范围，就写上了，就成了企业的义务了，不报就是违法。后来讨论说这个法怎么来的，据说是主管部门负责统计的部门坚决要写进去，写进去他们就永远不会失业了。可是一旦通过，法治国家就要尊重法。所以存在一个修法的问题，要能够去掉或者修改一些法律条款。

很多改革其实就是要改法，我们古代叫“变法”。变法要有相应的知识和技巧，你没有准备，就变成打嘴仗了。

比如土地问题，怎么找到平衡点？城市周围的土地升值了，这是全世界都遇到的问题。只靠情解决不了问题，只有理也解决不了问题，最后解决问题的是法，而我们对此准备不足。

这个问题要在这次改革中引起注意，推进改革需要很多法律界专业人士的参与，否则很多问题都会久拖不决。

这次上海自贸区，我对内容不评价，但它的方法是值得注意的。有人大授权，28平方公里内，三年时间里某些法律作废，上海拿出另外一套东西，三年以后评估：到底全国用你的法，还是你退回去用全国的法。这个事情我觉得有点意思。

既然定了这片改革试验区，既然鼓励先行先试，能不能把这个圈划清楚，有些法律条文全国一下改不动，先在这个圈内规定多长时间不用执行。这个跟法制不冲突，因为自贸区也有全国人大授权。

还有一个经验是，有很多写进全会协议的改革不了了之，而一些重大改革恰恰没有写进全会协议，比如中国“入世”。加入世贸，当时没有什么具体的条文，但它对中国市场化、解放生产力带来的巨大推动有目共睹。

我的意思是，现在大家都在猜测三中全会会如何改革。我跳过这一步，假定三中全会已经做了决定，要改革，这个决定不是拿来说说的，是要去做的，做的过程中就会遇到问题。几百部法律在那，新的决定和已有法律之间，或者抽象地讲，改革与法制之间，该怎么处理？这里我们有经验和教训，对下一步改革会有帮助。

许小年预警三次探底：企业过冬要死死守住现金流

11月6日下午，由温州市工商联、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共同主办温商论坛（第十讲）暨中欧EMBA管理论坛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著名经济学家许小年受邀来温，发表《结构性衰退及其医治》主题演讲。许小年警告各位企业家：冬天很长、冬天很冷，做好准备，棉衣、干粮就是你的现金流，好好把你的现金守住，除非我能看到这个项目能产生收益，我才投资。


口述/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许小年

　　我今天在这里讲的题目是“结构性衰退及其医治”，一个主要观点就是我们当前所面临的经济困难——经济速度的放缓。温州在过去十几年间经济的高速增长所积累的问题现在逐渐暴露出来，有很多严峻的挑战。


　　看待这些问题，我的核心观点是，这些问题是中国经济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经济结构出现失衡所产生的问题，这种增长放缓我称之为结构性衰退。衰退并不是我们通常讲的经济负增长，而是增长速度放慢。结构性衰退和周期性衰退有根本的区别，周期性衰退就像春夏秋冬四季循环一样，天气冷了大家不用担心，因为你熬两三个月气候自然转暖，你扛一阵也就过去了。而结构性衰退，如果不能够纠正结构性的扭曲，衰退将持续较长时间，它不能自动恢复，必须要推行结构性的改革和结构性的调整。


　　下面讲一下中国经济结构失衡是什么？从数字上非常明显的是投资和消费的失衡。投资每年增长20%，消费每年增长不到10%，两者相差一倍。这样带来什么结果？投资是要形成生产能力，投资的增长长期地领先于消费的增长，就使得生产能力的形成超前了社会需求，结果是过剩产能，中国现在最大的结构失衡就是过剩产能。你去看一下哪个行业产能不过剩？全都是过剩产能。过剩产能对经济的危害是什么？恶性竞争、价格不断下跌，企业利润率越来越低，最后发生亏损，亏损时间长了，企业倒闭、工人失业、社会不稳定。


　　企业倒闭还会导致银行坏账大量出现。银行现在老做手脚，把坏账藏着，各种各样的猫腻，过桥贷款等等，无非是忽悠上级，说坏账率双降，应该是“霜降”！怎么可能在这个时候坏账率双降，应该是双升。


　　在产能过剩的情况下企业不敢投资了，于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就放慢了。这样的结构性衰退，政府采取的政策不应该是拉动内需。在2009年的时候，我们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推出4万亿，其实根本不止4万亿，大概投入的资源有10几万亿。这10万亿的资源投入中，主力军是银行，财政投入大概也就一两万亿，其余的都是银行，所以银行今天不出坏账事情就很奇怪了。


　　我们为什么反对政府干预市场，因为政府的干预打乱了市场的正常运行，给企业带来了一种错觉甚至是幻觉，以为强大的政府可以人为制造经济景气，跟着政府冲进去了，现在被套了没人给你解套。跟着政府投光伏的、投风电的现在什么情况？全都被套了，所以基本的经济规律你是不可以违反的，违反了一定受到惩罚。


　　4万亿并没有改变中国经济总体的运行事态，在这里我们没有用GDP，现在连领导都不用GDP了，看什么呢？第一发电量，第二铁路货运总量，第三中长期贷款，这就是后来著名的“克强指数”，这是克强总理观察中国经济所用的指标。


　　发电量非常清楚，深谷是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高峰是4万亿。4万亿实际上是十几万亿，只维持了几个季度的繁荣，经济就一路下滑。


　　所以不要迷信政府这只有形之手，把自己的事做好，根据市场基本的规律来安排企业的发展，不要听政府说什么，要听消费者说什么。当然你要知道政府它想干什么，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政府对经济有很大影响力的国家中，你完全忽视政府的政策也不太可能，但是不要把企业的经营发展和政府的政策挂起钩。


　　一路下滑滑到了二次探底的谷底，二次探底出现在去年的下半年，二次探底以后政府又急了，又来了一轮“4万亿2.0”，“4万亿2.0”大家知道的不多，因为这一次是转到地下了，打枪的不要，悄悄的进去，发改委不知不觉中几千亿的项目就批出去了，资本市场不知不觉若干万亿的资金放出去了，于是“4万亿2.0”持续到今天大家感觉到的所谓企稳，现在官方、民间宏观经济用的词不是2009年的强劲反弹了，而是回落企稳。那我们知道这企稳是假的，它是“4万亿2.0”的作用，七八月份一直延续到九十月份，各位感觉日子好过了一点，原因是“4万亿2.0”的余威以及最近在房地产上的放松，所以让大家感觉到似乎又过去了。没有，只要结构性的问题一天不解决，任何反弹和企稳都是暂时的，所以我在等着三次探底，三次什么探底我也不知道，但是我知道它一定会发生，因为结构性问题没有解决。同样的结构性的分析，我知道欧洲经济会继续下滑，滑到什么时候是最低点我也不知道，但是我知道它会继续下滑，因为它的结构性没有解决，它的过度负债问题依然没有解决。我们的过剩产能问题刚开始被官方所承认，于是政府又制定这规划那规划来消除过剩产能。


　　下面一个问题要问的是，这种投资和消费的结构性的失衡原因是什么？一个很自然的猜测是在过去的十几年间，是不是投资主体收入增长超过消费主体的收入增长，带着这样的猜测看了一下数据，发现果然如此。


　　在这个经济中投资主体是政府和企业，消费的主体是居民，那我们接下去要研究的问题就是收入在政府企业和居民之间的分配，过去十几年间发生的是什么情况？我们在这里用了清华大学两位教授的研究结果，发现在过去十几年间投资主体的投入确实在上升，而消费主体的居民收入在下降。当然居民收入的下降我在这里讲的是相对下降，而不是绝对的下降，我想强调这个概念。什么叫相对下降？就是在总收入的份额中下降，就是它的增长率落后于政府和企业收入的增长率。


　　两位清华大学教授的研究表明，从1993年到2007年收入分配占GDP的比重，居民的份额从63%降到52%，这是中国消费滞后的重要原因之一——居民收入增长的相对滞后。而企业的收入从20%微升到22%。最大的获益者是政府，政府的收入从17%上升到26%，所以数据支持了我们的猜想，投资和消费的失衡是由于在国民收入分配方面的失衡造成的。在过去的十几年间，国民收入的分配有利于投资主体（政府和企业），而不利于消费主体（居民）。


　　下面就要谈对策了，怎么去调整收入分配？


　　对策是全面的实质性的减税，减少政府的收入份额。三中全会会讨论这个提议吗？如果有幸去列席的话，我要提出全面的实质性减税。恐怕没有一个官员会同意，官员会说：“我们现在钱还不够花呢，怎么可能减税啊，我们现在离开土地财政日子就过不下去了。”我想说：“领导，你知道不知道，正因为土地财政，你造成了中国经济结构的失衡。”土地财政就是政府一手低价从居民和农民那里征地，而且低价供给企业去投资、去扩张，同时高价在市场上拍卖商业用地。巨大的土地增值收益主要是政府拿走了，拿走投资去了。另外一方面，由于农民、居民没有得到足够的补偿，所以在这个收入方面，居民、农民拿不到市场价格，拿不到土地增值收益的大部分，对什么不利？对消费不利。


　　要解决土地财政的问题，有什么对策？土地供应的市场化。我们提出的方案是从农民土地确权开始，就是确定农民土地的权益，然后在确定土地权益的基础之上，如果我们不动土地制度，现在集体用地的经营权进入市场，拓宽土地供应渠道，打破政府对土地一级市场的垄断。第三步是什么？土地私有化，把土地还给农民。土地制度改革它的目标是什么？使得土地增值收益农民和居民获得更高的比率，有助于消费。


　　土地改革也有助于社会稳定，你看看全国的群体性事件，有很多都是和土地连在一起的，都是在土地权益产生的纠纷，最后矛盾激化成为群体性事件。所以为了其他的目标，为了社会公平与正义，为了扭转结构性失衡，都要推进土地制度的改革。


　　除了土地制度的改革以外，还有资本市场的改革，因为在资本市场上，政府的过度管制也使得投资越来越重，消费越来越轻，什么管制？利率管制，利率是政府管制的。当然在贷款方面现在全放开了，但是有一个重要的存款利率没有放开，政府人为的压低存款利率，以便向企业、政府、国企提供低息贷款，鼓励投资。而人为的压低存款利率受损的是居民，居民的储蓄收入因此而减少，居民的收入减少了当然对消费不利。不仅在银行，在信贷市场上，就在股票市场上政府也是压低融资成本，A股市场上的市盈率是20倍、30倍，创业板上市发行率是50倍，如果发行市盈率20倍，20倍是什么意思？20倍就是用1块钱的盈利融资融20块，那企业的融资成本是5%，所以市盈率的倒数大致来讲，不严格，市盈率的倒数就是融资成本。


　　所以我们现在陷入的是改革的悖论，我们依靠政府去推动改革，但是政府没有改革的激励，因为所有的改革将伤害政府的利益，这就是改革的悖论。能不能从这个悖论中走出来我本人信心不足，这也是我不愿意谈三中全会的一个原因。


　　所以对策都是有的，你要开放，金融行业要开放，医疗卫生要开放。现在一说医患关系的紧张就说医改失败了，北大有一位教授说：“这是哪门子的医改，还没改就失败了。”现在的问题是不改革造成的，还没改革就说失败了，失败什么啊？现在80%、90%的医疗资源全是国有的，民间有资金、有人力就是进不去。问题在于政府过度管制、供应严重不足，凡是能投资的地方产能全过剩，全是不过剩的地方都不能投资，就是这个问题。


　　小结一下，你要开放，改革开放这两大国策你要继续下下去，但是今天的改革开放和30年前比起来有很大的困难，不仅是因为小平那样的领袖人物不再有了，而且改革的阻力大大超过小平时代，这个改革的阻力就是既得利益。


　　如果我们改革不能推进，中国经济的前景是什么？前景就是结构性的扭曲长时期存在不能矫正，于是经济长期在衰退中。我刚才讲的改革措施，各位自己思考一下可能性有多大，我刚才讲的改革措施全面减税、土地制度改革、资本市场开放、垄断性行业和政府管理性行业开放，可能性有多大自己估计一下，30%的概率你比我还乐观。


　　冬天很长、冬天很冷，做好准备，棉衣、干粮就是你的现金流，好好把你的现金守住，一切以现金为基础来进行规划，没有现金回流的项目你跟我说的天花乱坠我也不碰，除非我能看到这个项目能产生收益，我才投资。改变自己怎么改？谨慎经营。这个时候不要再想你的资产在今后两三年翻几番，别再做这个梦了，这属于过时的中国梦。面对现实，在这个冬天中，第一要务是生存下去，只要你活着，春天来的时候自然有你一份。

毛片在中国的启蒙意义被低估了

郝建

2013年11月15日

前几日，跟我的研究生喝下午茶谈李安电影《色戒》，感叹李安呕心沥血拍摄了那些性爱镜头，可多数被大陆审查干部删减，为这些镜头寄托哀思。两师徒一致认为，在那个片子里，性爱镜头是删不得的。顺着这性爱镜头的话题，就谈起了A片。学生当场拿出手机，给我秀几部苍井空老师主演的A片，还向我普及波多野结衣等日本AV女星。说着说着，还把手机里的动画A片给我看，还非要拷贝给我。他告诉我，有的女生手机里也有不少A片。问起我们上学时看不看A片，我莞尔一笑，沉默。他有点笑话我没文化，实在被挤兑没面子了，我只好再续一杯茶，跟他痛说上世纪八十年代的革命历史：“我们上学时看的毛片影像质量跟今天你们电脑手机里的不能比，但我们那会儿看毛片有三性统一，你们再也没机会体验了。”

这几年，很多文化人在谈论1980年代，怀念中国1979到1989的新时期改革年代，可是，谈论那新时期十年的思想启蒙和新潮涌动、云飞浪卷，怎么能不谈性觉醒呢，怎么能不谈毛片的文化先锋作用呢？或多或少的，中国一代电影人都从毛片中获益良多 ，在谈论中国的文化启蒙时，毛片被有意地忽视了，毛片的启蒙意义被低估了。

毛片的英文名字是adult video，早先用胶片拍摄，就是adult movie，这种影片就是直接表现性动作，直接裸露性器官的，更正式点、学术点的英文词是pornography，简称porn(色情片)。而像英国导演阿德里安·莱恩(Adrian Lyne)的《九周半》(9? Weeks)，美国导演萨曼·金(Zalman King)拍摄的《红鞋日记》(Red Shoe Diaries)系列、《双月交叉点》(Two Moon Junction)、《野兰花》(Wild Orchid)，意大利的丁度·巴拉斯(Tinto Brass)拍摄的这类影片在英语中叫做erotic film，大陆的碟青年叫它们“情色片”，维基百科说情色片与色情片不同，前者的特征是：包含那些用高级艺术追求表现的性，同时注重情感和激情表现。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我们色情片和情色片不分，将这两类片子统统称为“黄片”，或者叫做“毛片”。“毛片”是来自电影制作流程中的术语，导演初剪后的那个工作版本叫做“毛片”。这么叫的意思就是，这些片子没有经过审查官的剪辑、净化。

我们那时候看毛片真正具有三性：先锋性，刺激性和艰难性。

当然，当时我们并没认识到，看毛片、传播毛片是一种文化先锋行为。那时候整个中国社会处在一种思想觉醒、启动探索的氛围中，其纷杂和混乱多元跟德国的狂飙突进年代有得一拼。但是，对于性，即使是自认为思想解放的干部和学者也避之唯恐不及，那是性文学、性艺术饥渴的年代。但是，社会底层在行为上和文化需求上都是暗流涌动，求性若渴。我念研究生也是在北京电影学院，半是风气使然，半是文化交流多些，近水楼台，能弄到的毛片就多些。但是，现在看看，当时一些我们当做毛片传看的电影都是拍摄态度极其严肃、致力于人性挖掘和艺术探索的片子，比如日本导演大岛渚的《感官王国》。当时法国电影展放映的《火之战》普遍被当做毛片看，主持此事的中国文联党组副书记陈荒煤老师为这部“黄色电影”还向中宣部写过检查。其实那部片子是十分严肃的人类学影片，里头讲两个原始的猿人部落互相争夺火种的争斗。其中有一段表现了人类如何第一次学会了面对面式的性交动作。《火之战》的创作者是法国导演雅克·阿诺(Jean Jacques Annaud)，眼下他被中国电影集团请来，正在内蒙草原拍摄电影《狼图腾》。

我们更感兴趣的是法国电影《艾曼纽》(Emmanuelle)这一类货真价实的毛片，周末每每要抽一天搞看片会。日本和欧洲的毛片比香港的毛片抢手，因为拍得更讲究些。那时一起看毛片的同学，许多现在已经是电影电视界的大腕导演和大牌演员。当时我们跟王小帅、路学长、王瑞、娄烨等导演系和王志文、孙松、庞好、张建栋等表演系的同学住同一层楼。

那时候我们看毛片，具有刺激性，说是饥渴、压抑、病态也可以。平心而论，那时候看毛片不像现在的宅男腐女看A片这么信手拈来。我们那会要弄到一部影像好的毛片，那就像过节一样，有种仪式感。下午就得去借录像机，到晚上悄悄地几个人集中到放电视机的宿舍里，关门上锁，把声音关得小小的。有一回我们班一个同学弄到了《艾曼纽》，下午班上就传开了，说这是世界上第一部成人电影，晚上开始放映，的确是直接表现做爱。记得场景是在一条挺豪华的邮轮上，一个法国贵妇跟几个青年帅哥的各种性爱。刺激是刺激，似乎我不知道那时候有同学们对着毛片打飞机的，因为那时毛片都是借来看，限时限刻归还，没机会一个人独享。今天的文化青年要看毛片基本是唾手可得，可我们那时候享受的那份两眼放光，那份病态的刺激，当下的碟青年和A片爱好者无缘享受了。是的，越禁忌，越刺激。看《美国往事》和《大西洋帝国》就知道，禁酒时期的威士忌最好喝。

当时费尽周折弄到一盘录像带，我们就抓紧翻录，颇具艰难性。别人要看，都是抠抠搜搜地记时出借。有一次五楼的男生宿舍看过了《感官王国》就被三楼的女生借去看。可是，忽然停电，我们几个就一下血压升高，因为我们极其担心是有人告密，被学生处、楼管科停电查处。停电的那两个小时，我们想去把录像机拿上来，拆开机器取出带子。可女生不管，非要等电来了看完再归还。翻录是一个艰难工程，那时候大款的标志就是家里有两台录像机。电影评论家钟惦棐老师的小儿子钟星座，就是作家钟阿城的弟弟，住在北京电影制片厂（那时候“北影”是指北京电影制片厂，而不是北京电影学院）宿舍，我们曾经偷偷把学校资料库里意大利导演赛尔乔·莱昂内(Sergio Leone)的《好人、坏人和小丑》(The Good, the Bad and the Ugly)、《荒野大镖客》(A Fistful of Dollars)等有点暴力和色情的片子拿去翻录。那是个极度危险的行动，要是被学校发现，我和那个同伙不被开除也得受处分。那个同伙同学现在中国电影界位置比较重要，我已经不好提及名字了。

那时候，黄色录像带可以当货币用。谁拥有一盘像质好的黄色录像，可以用其借阅权和翻录全来做各种交换，换书，换代写论文 ，换使用“桃色公寓”。使用桃色公寓就是把同屋的男生或赶出去，或劝出去、买通请出去，以便单独迎接女朋友的造访。这个说法是用了美国电影《桃色公寓》(The Apartment)的典故。

毛片看多了，我们这些学电影的就有闲来搞技术分析了。一边看，一边议论片子的摄影啊，机位啊，剪辑啥的。拍毛片是个专业活，也有讲究的，有的片子就是两三人大战，毫无美感，有的就极为讲究。印象中就数香港拍摄的性爱片最粗糙，一个机位，大平光，绝大多数都毫不性感。后来看香港导演拍摄的三级片《肉蒲团》，设计和表演都有点卖大力丸的感觉，性感的场面没几个。曾经转录到一盘德国的毛片，影像极好，设计、表演和拍摄十分性感。后来1990年代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讲德国拍毛片，人家是把这当事业做。拍摄十分专业，十分敬业的，从选角到拍摄制作都十分讲究。近年也看过几部日本的A片，女演员天生的本钱好，拍摄也唯美讲究。

到我们毕业前，社会上看毛片还是潮流，有的还得到录像厅去央求老板，得晚间11点以后偷偷看。 我们也许是因为是在电影学院，片源就多些，到1989年初，我们看毛片已经不激动了。有个中戏导演系同学来，看见我们这边有人在喝酒看黄片，旁边桌子上杨海波同学在写剧本，一副见怪不怪的模样。到毕业前后，我们的毛片赏析课程已经基本修完通过了，周末聚会就改为跳贴面舞啥的更健康活动。

在作家慕容雪村的小说中，1990年代初的大学生开录像厅还能发小财。我们有同学就靠着毛片生意赚了钱。电影学院摄影系的一个同学毕业后很快就买了房子，他悄悄告诉我：时常去南方帮人拍摄毛片，很赚了一些钱。

毛片对当代中国的影响其实也巨大，同时又绝对是“润物细无声”。没人会出来现身说法坦诚这是自己接受两性知识、生理常识的主要途径，很多电影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谈成功经验、思想营养啥的时候也没有人会提到它。但它确实在文艺创作和实际生活中功不可没。就艺术创作来说，首先获益最多的也许是电影人。我们的许多视觉处理和人性认识是在观看和言说那些毛片和那些被列为性爱禁片时耳濡目染不自觉学习的。青年导演娄烨的影片就十分注重在性关系中阐释人物。《周末情人》、《颐和园》以及前年拍摄的《花》都明显看出这种倾向。大陆最早的娱乐电影《最后的疯狂》中就提及看毛片的情节：刘小宁扮演的警察去追查案子，进门前先把屋外的电闸拉掉，然后那个屋子里的青年就乖乖地向他提供信息，熟悉那个年代的人就知道，那青年如此老实是因为录像机里卡着毛片。而对于更广泛的大众，毛片是启蒙课，毛片是解除两性蒙昧的那个苹果。从新时期至今，毛片点化我们的性欲望觉醒，这是个体苏醒的后门，也是个性解放的先导。看毛片，是我们集体的成人礼。

其实，今天的青年人和毛片爱好者对禁忌和规矩比我们当年要麻木得多，他们既对盗版毫不愧疚，又对自己的土地上既不设明确的电影分级制度，又靠一刀切审查不能公映色情片、三级片、拍摄色情片和性爱片不以为忤。对于《色戒》被删减，我们这里大部分人的应对办法是：等候盗版，或者参加一日游到香港影院去看。

更正：本文早先版本在一处转述中将日本演员佐佐木希、北川景子描述为AV女星。这两位女星并非AV女星，现已更正。

全球变暖论与反动意识形态
何帆


上周在布拉格开会的时候，我见到了捷克前总统瓦茨拉夫·克劳斯。克劳斯今年已经72岁了，步履略显蹒跚，面部微微浮肿。但就像秋天的落叶，水分脱去之后叶脉反而更加清晰，克劳斯到了老年，更是毫不掩饰他桀骜不驯的派头：捷克加入欧盟已经十年了，克劳斯在发言的时候仍然不忘对欧盟冷嘲热讽。

这就是克劳斯，世界政坛上的一朵奇葩。你要是觉得这种言论有些不合时宜，那读了克劳斯的《环保的暴力》，你会吃惊得合不拢嘴。克劳斯在这本书中尖锐的指出，全球气候变暖论是一种反动的专制主义的意识形态。

克劳斯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或许会感到他就是那个勇敢地站在巨人歌利亚面前的小个子大卫。巨人如果不是低头仔细去找，根本觉察不到他的敌人就在眼前。为了吸引对手的注意，最好的办法就是蹦起来、大声地嘲笑对手。克劳斯在攻击对手的时候，极尽刻薄之能事。他提到美国前副总统戈尔的那部有名的纪录片《不能忽视的真相》时说，把这部片子叫做纪录片，是对纪录片的侮辱。他把英国著名经济学家斯特恩主持的《斯特恩报告》称为“戈尔预订的报告”。他甚至还暗示，绿党政治最早曾起源于纳粹党内。

克劳斯对全球气候变暖论的反驳观点主要是：一、全球气候的变化受到各种复杂因素的影响，其中最重要的影响因素很可能是大自然本身，而非人类的行为。我们能够控制太阳黑子的出现频率吗？二、从罗马俱乐部在20世纪70年代推出《增长的极限》一书开始，环保主义者的很多预测后来都被证明是错误的。这很可能是因为他们低估了技术进步的影响。三、斯特恩报告中根本就没有考虑到“贴现率”。经济学家在计算未来收益的时候，一般都要把它贴现为现值，因为活在当下比活在百年之后更珍贵。但斯特恩报告里的贴现率几乎为零。如果把报告中的贴现率换成经济学家一般假设的4%左右，斯特恩报告中很多灾难性的场景就不复存在了。四、环保主义者没有考虑到机会成本。如果把化石燃料换成太阳能和风能，当然很好，但克劳斯指出，如果用风力发电站取代捷克境内的泰梅林核电站，需要兴建5000座风力发电站。如果让它们排成队，可以一直从泰梅林排到布鲁塞尔。尽管风能和太阳能取之不尽，但土地依然是稀缺的。


克劳斯并非气候学家，他的很多观点都是引用其他科学家的研究。比如他非常欣赏朱利安西蒙在《终极资源》一书中对《增长的极限》的反驳。书中也反复引用B.隆伯格的《环保主义怀疑论者》（Skeptical Environmentalist）。几位大牌经济学家似乎也站在克劳斯这一边。他提到了诺贝尔奖得主谢林在1995年发表的《温室气体排放的成本和收益》，也说起格罗斯曼和克鲁格发现的环境倒U型曲线，即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环境先是恶化，随后恶化程度下降。他提出的解决办法也令人费解，比如，他不反对做些身边的小事，比如随手关灯、少开空调，但却对那些大的政策极其反感。他觉得最好的对策就是啥都不做，相信看不见的手。如此决绝的自由放任，相信没有多少人敢照单全收。

克劳斯之所以如此痛恨气候变暖论，不是由于研究结果的分歧，而是源自意识形态的分野。做为一个曾经在极权的苏联阵营政权中生活过的知识分子，他对一切反对言论自由和行为自由的事情都极其敏感。英国环境部长曾声称，正如不许恐怖分子在媒体露面一样，也应禁止全球气候变暖怀疑者发表言论。没有这更能激发反极权老兵克劳斯的愤怒了。他认为，到如今，对自由民主市场经济构成最大威胁的已经不是曾经的极权统治，而是这种野心勃勃、自大狂妄和肆无忌惮的环保主义政治运动意识形态。它已经从一种科学蜕变为宗教。环保主义者企图改造人的思想、控制人的行为、改造社会结构、并增加政府干预。克劳斯还控诉，发达国家和环保主义者垄断了对环境科学的研究，如果结论按照他们的标准是政治正确的，那就支持，如果不符合他们的胃口，那就打击。克劳斯嘲讽地说，隆伯格因为反对气候变暖论而遭到丹麦科学诚信委员会的指控，是伽利略时代的宗教审判所又回来了。

克劳斯说的这些，很难让人全信。从意识形态斗争的角度出发，立论难免会有偏激之处。但是，他对任何一种形式的专制制度的敏感程度令我感慨，仿佛他有着异于常人的感官系统。专制并不完全都是冷酷和残暴的，专制也可能是温情脉脉、热情澎湃、振奋人心的，这种专制更能够征服人心。

当别人都普大喜奔的时候，克劳斯孤独的身影显得格外挺拔。

【作者注】：瓦茨拉夫·克劳斯，《环保的暴力》，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2年中译本。克劳斯毕业于布拉格经济大学，长期在大学任教，后曾任捷克财政部长。1993年1月1日捷联邦正式分为捷克和斯洛伐克两个独立国家，克劳斯担任独立后的捷克共和国首任总理。

2003年当选为捷克共和国总统，2008年成功连任。克劳斯总统曾出版过20多本有关社会、政治和经济方面的书籍，《环保的暴力》是最有名的一本。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经济自由主义者，据说在他任教的布拉格经济大学经济系，学生可按照市场原则互相交易学分。

专访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
改革领导小组是落实《决定》的组织保证

本报记者 王尔德 北京报道

“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 《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下称《决定》），是我们国家下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行动纲领，同时也描绘了下一步我们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以及国防军队、党的建设各个方面的改革蓝图。”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对21世纪经济报道强调。

在杨伟民看来，就全面深化改革的内容来讲，《决定》的地位和作用，可以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相媲美。

杨伟民认为，《决定》提出的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把“基础”改为“决定”这两个字改动的影响和作用，不亚于1992年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的地位和作用。

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

《21世纪》：你认为，《决定》从整体上来看有哪些特点？

杨伟民：首先，主题是全面的。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目前为止，这35年，有六次三中全会，每次三中全会的主题都是改革，但是除这次以外，以前三中全会的文件，大多是某一方面的改革，比较全的就是1993年通过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还有十六届三中全会，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若干问题的决定，但是都没有像这次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改革内容如此全面。我们说中国要改革，那么到底改什么东西呢？改革的对象是什么？改革的对象就包括了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国防和军队体制，以及党的建设的体制。

第二，主线是清晰的。中国的改革不是无原则、无方向、无立场的改革，该改的我们要改，不该改的一百年也不会改。我们的总目标是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这就是我们改革总的目标。总的方向是坚持市场化改革的方向，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总的方向。

这次改革除了总的目标和方向以外，还分别提出了六个领域的改革主线，讲了六个“紧紧围绕”，如第一个是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这就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主线。每个领域都有了一个方向，不仅总的改革方向、改革目标很清楚，同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各个领域的改革都有一个主线，是围绕这个主线来展开，这样可以使我们的改革总的方向不迷失，同时每个领域的改革也不会走偏。

第三，重点是突出的。这次决定虽然讲到是全面深化改革，但是同时也明确，我们改革的重点是经济体制，要发挥经济体制改革对其他领域改革的牵引作用。牵引是什么意思？就是“火车头”作用。经济体制改革还是重点，它带领着其他领域改革。因为我们中国现在面临的所有问题，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生态的等等各种各样问题，归结到一点，还是我们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然是发展中国家，我们社会的主要矛盾没有变，所以我们还要坚持发展是硬道理，发展仍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我们已进入到从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迈进的阶段，近期来看，我们也面临着增长速度换挡，化解产能过剩等问题，同时地方债务、金融等领域都存在一定的风险，要破除这些难题，解决这些问题。根本来讲，主要还是经济体制改革不适应下一步发展的需要，我们的人口红利在逐步减弱，但是要有新的红利，主要就靠发挥制度的红利。所以，我们仍然坚持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

第四，这次改革的力度是空前的。《决定》六十条当中，有55条重大改革任务，具体的改革措施大概有三百多条，每一条或者每一句话都是一个改革任务，要完成这些改革任务，是相当艰巨的。所以我认为，这个《决定》“句句是改革、字字有力度”，每一条、每一句话落实下去，都会对某方面的体制产生重大的影响。所以我相信到2020年，我们会建成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其他各个方面的体制。

市场如何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21世纪》：《决定》的一大亮点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改为“决定性作用”，对此你如何解读？

杨伟民：我认为这是一个重大的理论突破。西方经济学说要发挥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还有一只看得见的手，但是这两只手的作用的内涵不一样，遗憾的是在现行的教科书当中对这个问题没有说太清楚。《决定》两字之改，实际上明确了市场这只手和政府这只手各自作用的内涵是不一样的。

我们原来定义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这是最初的定义。现在把这个定义改掉了，这就把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搞清楚了，“决定性作用”的意思就是最终的决定者是市场而不是政府。

当然，在任何一个市场经济国家，都要发挥两只手的作用。但是，发挥作用的内涵是不一样的。这次在《决定》中通篇贯彻了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的思想，我觉得至少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界定了政府这只手的范围，即政府的职责和作用，可以概括为五个方面，就是宏观调控、市场监管、公共服务、社会管理、保护环境。

第二，界定了宏观调控的任务、体系和手段。过去有过把宏观调控扩大化的倾向，认为市场经济就是宏观调控下发挥市场的作用。实际上宏观调控应该是什么呢？这次界定得很清楚，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是保持经济总量平衡，促进重大经济结构协调和生产力布局优化等，而不是到处伸手。

第三，界定了政府定价的范围。《决定》明确，凡是能由市场形成价格的都交给市场，政府定价范围主要限定在重要公用事业、公益性服务、网络型自然垄断环节。如果超出这个范围定价，就违反了《决定》的要求。政府要定价，还要提高透明度，接受社会监督，不是想怎么定就怎么定。

第四，界定了政府审批的界线。按《决定》精神，要最大限度减少中央政府对微观事务的管理，市场机制能够有效调节的经济活动一律取消审批。这个看起来好像虚了一点，但是以后是可以操作的，因为还要建立一个权力清单。

第五，界定了政府投资审批的边界。政府投资审批是哪些，《决定》也说得很清楚，绝大多数投资都不批了，除关系国家安全和生态安全，涉及全国重大生产力布局、战略性资源开发和重大公共利益等项目外，一律由企业依法依规自主接受，政府不再审批。

第六，界定了政府考核评价的内容。这个也是非常关键的，特别是在中国现行的体制机制下，完善发展成果评价体系，不再单纯以GDP论英雄，将有效引导各级地方政府的行为。

第七，界定了国资管理重点和国有资本投资的重点。国有资本属于全民所有，属于国家。《决定》提出，对国资的管理，要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要准确界定不同国有企业功能等。

总之，在整个《决定》当中，特别是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各部分当中，都贯彻这样一个主线，就是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改革计划如何落实？

《21世纪》：《决定》提出了非常详尽的改革计划，那么如何保障这些计划能够落实？

杨伟民：这次改革还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在落实方面是很扎实的。这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执政新风，就是空谈误国、实干兴邦，说到就要做到，决不会放空炮。在《决定》中是怎么体现落实要求的呢？

至少有两条是非常清楚的：第一，有组织保证。《决定》提出，中央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负责改革的总体设计、统筹协调、总体推进、督促落实，这就是组织保证。成立这样的领导机构，是为了更好地去落实改革任务。一是适应改革进入到攻坚期和深水区的需要。现在的改革任务都是硬骨头，涉及到区域之间、城乡之间、部门之间、不同类型的企业之间的利益格局的大调整，而这种改革，根据我们的经验，必须要更高层的机构来强力推动，否则的话这种利益格局是打不破的。二是把握改革方向、掌控大局、协调推进各方面改革的需要。既然是全面改革，就必须要协调推进，不能单兵突进，如果只有单个任务推进，别的任务不跟进的话，会出问题的。中央要有这样一个机构，来把握总的改革方向，不能在改革的过程当中偏离这样的方向。摸着石头过河肯定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有些领域的改革必须中央统筹考虑，进行顶层设计。如财税体制改革，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从基层就摸着石头过河进行税制改革，必须要做顶层设计。三是真正把改革任务一个一个落实下去的需要。只有中央成立这样一个机构，才能把各个方面的改革，包括人大的、政协的、司法的、国防军队的改革落实下去。

第二，有时间保证。《决定》明确，到2020年，要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完成《决定》提出的改革任务。

组织保证、时间保证，证明了我们这次改革并不是喊口号，放空炮，而是要一件一件、一条一条，扎扎实实，像习近平总书记讲的，要发扬钉钉子的精神，一锤一锤地钉，才能把钉子钉实钉牢。

他们被剥夺自由的过程中 本该有获得辩护的机会

作者是北京市振邦律师事务所律师。1995年起在陕西某劳教管理所担任管教，2007年底，因无法忍受劳教所对劳教对象的管理而辞职。

1995年警官学校毕业，我被分配至劳教所工作。在警官学校读书期间，我学的是劳改企业管理专业，但去劳教所工作前，我对劳动教养一无所知。

劳动教养，就是用劳动的方式教育人。但在我的印象中，除了劳动，还是劳动。

超负荷劳动

最初，劳教民警主要以复转军人为主，后来，各院校毕业生来做劳教民警的越来越多。当时我们劳教所有三个中队，一队是砖厂，二队是农业队，三队是果树队。砖厂是所里主要的盈利点。

1996年，我在砖厂工作。当时一个中队有两个分队，一分队负责装出窑，砖窑是轮窑，一旦点火，不能停下，装出窑分队的劳教人员，无论刮风下雨，每天装窑、出窑；二分队是制坯分队，砖机一旦开动，劳教人员只有铆足劲才能供上湿土。印象中，眼前总是满场的劳教人员推着装满湿土的推车疾步如飞……

那年夏天，一名刚入所的吸毒劳教人员在奔跑中突然倒地猝死，经法医鉴定，系心脏病发作。我经常想，如果当时入所有详细的体检，并根据他患病的实际情况不让他干那么重的活，他是否就不会那样死去？

后来，随着劳教所条件的改善，劳教人员有病都能及时治疗，病情严重的，便办理保外就医。

2005年，我们劳教所成为未成年人教养所。关押的是两种人：一是18周岁以下被劳教人员，二是依照《刑法》规定14周岁以下恶性犯罪但不负刑事责任的人。

怎么教养？还是劳动。

虽然上级明令禁止加班加点，但任务无法完成、生产指标达不到，领导就会被免职，民警也不会有奖金。

当时，我们生产项目有两个，一是为一些电子产品绕线圈，一是用电动缝纫机缝制劳保手套。线圈用的铜线直径0.9毫米至1.5毫米，用线钩绕铜线，很费力。那些未成年人为了完成任务，绕起线圈拉动铜线时手臂挥动如飞，让人眼花缭乱。完不成任务的，一般会加班。

《监狱法》实施前，劳教工作民警的工资没有纳入国家财政，劳教人员的劳动创收是民警工资和场所办公经费的重要组成部分；《监狱法》实施后，办公经费与民警工资由国家财政保障，劳教人员劳动创收不用上缴财政，大部分交给所里，用于补充办公开支，小部分留存中队，发放民警奖金。

压服上访

在我十三年的劳教民警生涯中，劳教对象主要是吸毒、扒窃和寻衅滋事者。记忆中因为上访被劳教的只有一例。这名劳教人员被劳教三年期满前，当地政府派人来到劳教所，当着民警的面，问他：“你服不服？”

“不服。”他回答。政府工作人员当场回道：“你信不信，我还可以再劳教你三年？”

那一刻，我对劳教制度产生了彻底的怀疑。

我也不赞成对吸毒人员劳动教养。在很多国家，吸毒人员被视作病人，但在我国，吸毒人员已经成为劳教人员的主体。吸毒人员生理毒瘾在很短时间内便可以戒断，但心理毒瘾往往会伴随他们一生。

一般来讲，吸毒人员进入劳教所前，已戒断了生理毒瘾，如何帮助他们克服对毒品的心理依赖，是一个复杂的课题，纵观世界各国对吸毒人员的教育，主要是通过治疗、爱、信任、鼓励和包容，并允许在探索中不断试错。

我曾在劳教所管理科、教育科、基层中队先后工作过，对劳动能否使吸毒人员彻底戒毒，始终感到怀疑。记忆中走出劳教所而没有复吸的有两个，而他们在劳教所里还都不在劳动岗位上。他们经常和民警沟通、交流。

其中一位后来白手起家，做到几千万资产的产业，在西北地区已经很成功了，但新的问题又来了，因为曾被劳教过，出差时只要住进宾馆，警察马上就会查房，有一次，警察拉开他的手包，看他手包里有几万元现金，就质问他：哪儿来这么多钱？带这么多钱干什么？

他从劳教所出来交往的第一个女朋友，就因和他在一起总遭警察盘问而分手。我和他是很好的朋友，至今保持联系。他后来出差只能住洗浴城大厅，后来，洗浴城大厅也开始查身份证了。现在，我再问及此事，他回答：我已经习惯被当作坏人，如果受不了了，就移民。

缺乏监督

我是2007年底辞职的，那时，上访人员并非可以劳教的对象。2009年，中央政法委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涉法涉诉信访工作的意见》，正式将“闹访”者纳入了劳教对象，此后，类似于湖南唐慧等信访人员被劳教的情况才大量发生。

做了律师后，我为重庆的“打黑”案被告人代理申诉，为贵阳黎庆洪案的被告人辩护，都不止一次看到、听到公安起诉意见书、检察院起诉书里的“纠集两劳释放人员”的语句，我想问：“两劳释放人员”的再教育、再就业的帮扶责任到底是谁的？

毫无疑问，这个责任首先应当是国家责任，其次是社会责任。在政府没有能力完全尽到对“两劳释放人员”的帮扶责任前，一些企业为国分忧给他们提供劳动岗位、提供养家糊口、树立自信的机会，我们应当感谢这些企业，甚至应该拨专项资金鼓励更多的企业接纳这些“两劳释放人员”，而不应为此和一些企业过不去，更不应视之为“打黑”的理由。

在劳教所工作期间，虽不能公开呼吁废除劳教制度，但我希望尽力为改变劳教人员境况做些努力。当时，我发表了一些文章。如一篇是关于在劳教人员中开展网络教育；另一篇是建议将劳教人员与劳教场所的劳动关系纳入劳动法的保护范畴。

因为，自由被剥夺后是否劳动，被剥夺自由的人应该有选择权，即使限制其选择权，除非判决做义工，都应当同工同酬；如果强制罪犯或劳教人员劳动却拒绝向其发放劳动报酬，从法理上是站不住的。

但是，在缺乏监督的情况下，劳教变成了强制劳役。劳教人员超体力劳动的情况无法遏制。

我也怀疑，劳动是不是改造人的最有效手段？劳教人员教育和罪犯改造是涉及社会学、心理学、生理学等多学科的复杂学问。

我在劳教所工作过，在监狱实习过，除了劳教所没有武警看守、抓捕脱逃劳教人员时不许开枪外，我看不出二者的区别。

被劳教者的“罪”与“错”

2007年底，我提出了辞职。

我不认为自己是一名符合领导要求的好警察，因为，自始至终，我都没有停止过离开劳教所的思考和准备。但我和同事们对被劳教人员是有爱的，这种爱其实是本能的悲悯之心。我无法确定这能否拯救我曾管理教育过的劳教人员，但这种爱所催生的思考和质疑，时刻拯救着我自己。

那时，每周会停产一下午，由劳教民警给全所劳教人员上课。我在带他们学习、引导他们思考和讨论时，也通过学习和思考改变着自己：1995年刚到劳教所工作时，我愤世嫉俗，到提出辞职时，我已对生活充满感激。

做律师以后，刑事辩护是我的专业方向。我参加过北海案、贵阳黎庆洪案的辩护。

只有程序正义才能保证实体正义。当我们在法庭上为被告人的权利辩护时，我经常会想，那些被劳教的人，他们怎么能那么轻易地失去自由？在他们自由被剥夺的过程中，为什么没有获得辩护的机会，甚至没有被起诉和审判？

我经常想，为什么一个严重违反《宪法》和《立法法》，并先后使数百万人失去自由的劳教制度，能存在半个世纪而不被废除？

还记得，在劳教所里劳教人员所涉的违法行为不叫“罪名”，叫“罪错”。至今，我分不清那到底是“罪”还是“错”。

2009年，“闹访人员”被列入劳教对象。法律界普遍认为，劳教的功能异化为维稳的手段和工具，极大地增加了被滥用的可能，这也是必须立即废止劳教制度的现实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