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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岗村调查:大包干35年后 44%耕地重新集中流转
2013年04月08日 人民日报


　　35年前，安徽凤阳县小岗村18位农民冒着风险按下红手印，将村集体土地“分田到户”，拉开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序幕；35年后，小岗村将分散的土地重新集中后对外发包，流转总面积达8400多亩，占可耕地面积的44%。

　　起初，土地集中发包还被部分大包干带头人认为是重走回头路。探究起来就会发现，尽管这与“包产到户”形式上相悖，但并未触动当初那场改革的一个基本成果——土地的家庭承包权。“先分再合”的内在追求也一脉相承，前者是为了温饱，后者是为了进一步致富。

　　小岗村的温饱问题已经解决，但30多年后，小岗村仍不富裕。当年的农民都指望那一点土地收益，如今的农村却面临“空心化”的尴尬，很多农民在土地之外能获得更好的机会和收益。也就是说，小岗村的变化，是农村发生人口转移和经济结构调整之后土地经营权的自然让渡。

　　和当年比，没变的一点是：土地依然是农民最好的保障。因此，哪怕是农民自愿的土地流转，也不宜把步子迈得过大。有“农村改革第一村”之称的小岗，能否再次把准农村发展的脉搏？请看本报记者来自安徽小岗村的调研。

　　——编者

　　农民为啥不愿自己种？

　　种地富不了，流转更划算，还解放了劳动力

　　初入小岗，可见标志性的“凤阳县小岗村”牌楼，向里走，便是正在施工中的商业街，“大包干超市”、“大包干农家菜馆”字样的店面招牌随处可见。“眼瞅着华西村、南街村都富起来了，小岗却变化不大。饿是饿不着，但也富不了，农民生活一直没太大改善。”村委会主任关友江叹息道。的确，除了这条为红色旅游而兴建的商业街，小岗与周边的村庄比起来并无特别之处。

　　从1978年开始，大包干带头人严金昌在自家的土地上耕作了30来年。“土地是我们农民的命根子，但是光靠种地只解决了温饱，发不了财。”严金昌很是感慨，“大伙辛勤劳动了几十年，也没能富起来。为什么城里人没有种地，但吃的、穿的、用的都比我们好？”

　　在小岗，人均可耕地面积达5亩，与全国户均7亩的耕作面积相比，数量已是相当充裕。村党委第一书记丁俊告诉记者，小岗村的气候条件不好，易旱易涝，只有不到一半的土地能够旱涝保收。生产的基础设施差，这些年粮食的产量和价格一直没有重大突破,才导致了“一年越过温饱线，二十年没过富裕坎”的尴尬局面。

　　严金昌给记者算了笔账，家中有35亩地，如果种上小麦、水稻或黑豆，一亩收成在700元—800元之间，遇到天灾、虫灾收成更低。而把土地转出去，按照合同价最初是一年500元/亩，这两年按照700斤粮食价格计算，2011年是750元/亩，2012年是875元/亩。相比之下，种粮并不划算。除了留足口粮地，家里其余的都转了出去。“不是不想种，实在是种地不赚钱。土地转了，家里的劳动力都解放了，还能干点别的，搁谁都愿意呢！”严金昌乐呵呵地告诉记者，自己如今帮儿子打理金昌食府，一年收入十几万不成问题。

　　“现在的年轻人不是在外读书就是去打工了，基本不在村里，光靠老人种地可不行。”关友江道出现实的困境，“还不如把土地租出去，收益有保障。”

　　小岗村的可耕土地面积有1.9万亩，目前已流转的有8400多亩。小杨村民组的杨文辉，今年67岁了。“家里有24亩地，都种着小麦，一亩都没租。”杨文辉说，虽然很愿意流转，但自家的20多亩地分了20来块儿，又不在规划区内，想租没人要，只好一直种着。

　　在小岗，土地流转并不是最近才兴起。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有一些农民自发把地转了出去，个人有协议或只是口头约定；也有的出去打工了为防抛荒，把土地给亲戚邻居，每年收回点粮食。从形式上来说，小岗村如今的土地流转，已走向规范化。村民先和村集体成立的小岗村创新发展有限公司签合同，公司再代表村民和企业签约。严金昌拿出一份2009年和村里签的流转合同，上面有村集体的公章和村民的红手印，其中注明了租期为10年，价格参照小岗村指导价，用途为建设高产有机水稻产业园。“流转是村里牵头的，合同也是统一签的，有什么事直接找村委会解决，还挺放心。如今租了4年，也没遇上什么纠纷。”严金昌说。

　　土地流转的规模，也远远超过了当初。最近的一次土地流转，是村委会从13个自然村、329户农民手中流转来4300亩土地，目前租赁合同已签订，租期到2027年。这些土地都已被平整为高标准农田，未来会进行大规模产业化经营。目前，村集体正在为这些地找“婆家”，已有一些农垦企业前来洽谈，但还没有最终敲定。

　　谁在打理土地？

　　合作社和涉农企业规模化经营，不吃大锅饭

　　据统计，除去正在找“婆家”的4300亩，小岗村还有2000亩左右土地流转给了各类农民专业合作社，包括黑豆合作社、优质稻合作社、黑五类合作社、葡萄合作社、甜叶菊合作社等；另外2000多亩流转给了农业产业化企业，主要从事蔬菜、水果等经济作物的种植和畜禽养殖。

　　杨玉兵是甜叶菊合作社的社长。他看上去40来岁，个子不高、皮肤黝黑。“我家有兄弟姐妹4个，都出去打工了，所以我把家里的80多亩地都拿过来种了甜叶菊，一年赚30万元不成问题，去年分红还有1万多块。”杨玉兵很满足。甜叶菊合作社成立于2010年，有80多家农户参与，共流转了土地300多亩，杨玉兵占股80%。为了规避风险，合作社还跟明光市的一家企业签订了协议合同，保底的收购价是11元/公斤。除去人工、化肥、农药和土地租金等费用，按这几年的收购价16元/公斤算，每亩地的净收益有4000多元。

　　有了农业合作社，农民赚得多，积极性也高了。但难免会有人质疑，搞合作社不是回到1978年以前了吗？严金昌并不这么看：“过去搞合作社，那是吃大锅饭，干多干少一个样。时间久了，农民没了积极性。而如今的合作社，是把农民组织起来，选择一个好品种，统一进行技术指导，统一购买肥料、机械化耕作，统一销售，按比分红。你算算看，化肥统一购买，能便宜十几块。统一销售，卖的价格又高，比一家一户单种赚多了。自始至终家庭的土地承包权也没变。”

　　相对于合作社，涉农企业流转的土地面积要大得多。金小岗公司从小岗村流转了700亩土地，加上邻近的梨园村，一共流转了1300亩种植大樱桃和蓝莓。据项目负责人姜汉昌介绍，大樱桃和蓝莓的前期投入较大，但销售价格高，市场需求量大，这几十年不愁销。以樱桃树为例，一亩地栽樱桃树能种上68棵左右，按照每棵树20—30斤的收成，纯收入能有2万多。如果种蓝莓，收益可达3万元。企业签订的合同租期到2027年，“既然租了土地，就打算长期干下去，等租期结束了还会续签。如果只种个十来年，前期投入那么大，肯定是不划算呢！村里人能来这儿做工，也很乐意。比如工地上招的保安，就是当地人，一月工资也有1200元呢！”姜汉昌说。

　　在村里，也有村民之间相互流转土地的现象。1981年出生的杨越岭是地道的小岗人，大学毕业后在广东的一家台资企业打工，2009年回到了小岗养羊。由于读大学时户口转成了非农，他在小岗也就没了土地。回来后，他在小岗和周边的村庄盘了110亩地，种上草和玉米喂羊。由于是当地人，村民很信任，所以不少人直接和他签了合同，去年他付给小岗村民的土地租金是749元/亩。他给我们算了一笔账，养山羊的成本主要来自地租、饲草料、人工和羊苗，一年的花费能控制在10万元以内，去年280只羊出栏，按照一只900元的价格，卖了大概25万元，净赚15万。如果自繁自养，收入还会更多。“如今市场行情这么好，山羊销路肯定不愁，租金我完全付得起，村里人也相信我。”杨越岭说。

　　拿什么保障农民权益？

　　土地颁证确权，制度约束防范非农化经营

　　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底，全国土地流转面积占家庭承包耕地面积的21.5%。而在小岗，流转的土地面积已接近一半，且大部分土地租期都在10年以上。

　　土地流转了，农民能致富吗？“转出土地的农民每年都能得到一定的流转费用，这个费用和种田收入基本相当甚至高于种田收入，基本生存是有保障的。”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孔祥智教授说，“但这个收入和致富差得很远。流转土地后，农民可以从事工商业生产或者外出打工、创业，这些都可以成为致富途径。国家应该进一步搞活农村经济，给他们更多创业、就业的机会。”

　　农户土地流转后经过统一平整，已成为高标准农田，原有的位置和模样已经发生变化，如何避免未来发生纠纷？“土地需要确权，村民对这事很上心。每家每户的测量面积都要公示，不满意的再跟村委会协商。”据关友江介绍，全村土地测绘、公示、确认登记已结束，计划在5、6月份发证。记者拿到一张土地确权图表，上面清楚显示了每一户农民的土地位置、形状、面积。据参与测量的工作人员介绍，经过卫星专业测绘，数据相当精确，每户的方位图和亩数一目了然。

　　在小岗，流转给工商企业的土地占很大比重，如何保证这部分土地不改变农业用途？企业流转土地规模较大的情况在滁州普遍存在,比如在全椒县的八波村, 主营农业生产资料的辉隆集团在当地流转的耕地面积达1.7万亩。如果这些土地被恶意改变用途，将会给农业和农民带来极大的损害。为了防患于未然，滁州市对此有统一规定。据滁州市委书记江山介绍，工商资本进入要遵循土地流转程序，必须从事规模农业，种植内容、租期、租金价格等重要信息必须在合同中体现，流转后建档作为凭证。一旦有改变用途的倾向，政府会进行干预。“工商资本不能和农民私下交易，否则农民没有得到保护就没有安全感。”江山说。

　　“在小岗，种什么、怎么种村里不加干涉。但必须不能改变土地的用途，必须发展农业。”关友江对这一点很明确。从目前来看，当地现有的农垦企业外来的多，本地的少。种植经济作物的多，种粮的少。从农业种植的比较收益来看，种小麦每亩的收益在700—800元之间，种甜叶菊的收益在4000元左右，种大樱桃和蓝莓的收益则能到2万元以上。显然后者的经济效益要大得多。如果是家庭种植经济作物，也许还存在技术门槛。而对于企业来说，有能力进行试验后统一技术指导培训，技术上完全不成问题，大规模种植经济作物也就不足为怪了。“企业会按照市场来安排自己的生产活动，粮食安全不是企业的责任。”孔祥智说，要保障粮食安全，国家需要更大力度的政策倾斜。

地方财政承压


焦虑感包围着刘局长。这位“财神爷”——一个北方副省级城市的财政局局长很是挠头，当地的财政收入增幅在下降，但是刚性的财政支付却在不断增长。

去年他所在的这个城市，仅土地出让收入就少了80亿，占当年财政收入的近一半，今年他盘算着要向财政部多要些转移支付。事实上，这种焦虑侵袭着中国很多地方财政局局长。财政部上周召开的一个内部会议上，参会的地方财政局长都在大倒苦水。

经济观察报从参会的一位人士处了解，甚至财政部的一位副部长也用“风景这边独好，山雨欲来风满楼”这两句诗来表达中国经济相对欧美的良好势头以及中国财政支出正面临的处境。要知道，2008年10月至2009年4月的国际金融危机期间，中央财政收入曾连续七个月负增长。

“虽然今年部里的预算增加了点，可资金的盘子就那么大，各地的竞争激烈是不可避免的了。”刘局长半开玩笑地说，如果转移支付不够市里的支出，那就只好去财政部门口“要饭”了。

“要饭”也未必能解决他的问题。因为中央财政也“没有余粮”啊。财政部刚刚公布的2013年第一季度财政数据显示，全国公共财政收入增速比去年同期回落了一半多。其中，中央财政收入同比负增长0.2%。尤其是3月，负增长达到5.2%，接近去年8月负增长最高值6.7%的水平。

2013年的各级政府财政状况还不是一季度财政收入数据反映的那么简单。因为地方债务在2003年到期总额将近3万亿，占地方财政总收入的50%。而对于地方债务的总规模，有券商的报告已经调整到预测界定为12万亿到15万亿元的区间。

收入压力

西藏自治区今年拿到的一个大礼包，让各地的财政局长艳羡不已。

西藏2013年一季度的财政收入表中，一家上市公司限售股解禁转让，缴纳的所得税及其他税收收入达到了4亿，带动该地区的税收收入同比增加百分之一千多，近10倍的税收增幅。2009年一季度西藏自治区完成财政收入5.69亿元，相比之下，4亿元可是一笔不小的财富。

这只是偶然的幸福。2013年第一季度中国大多数地方的财政收入虽然总体增加，但增幅在下降，其中地方本级财政收入比去年同期下降4.6个百分点，财政收入中的税收收入比去年同期下降3.7个百分点。

经济观察报获得的一份数据显示：陕西省2013年1-2月份的企业所得税下降了12.03%，主要是企业利润增速回落。

山西省一季度税收完成同比下降3.5%，减收22.3亿元，其中国税收入同比下降16%，地税收入同比增长13.3%，非税收入更是同比增长了57.5%。甘肃省陇南市2013年第一季度的收入也是在非税收入的拉动下保持了较大增长。

东部一个经济排名在全国前几位省份的国税局局长表示，今年第一季度的税收收入任务根本没有完成，差额还不少，工厂有一半没有开工，地税反而没有受到多大影响，“今年是任务最艰巨的一年，比较被动”。

财政部的公开消息显示，今年第一季度，属于中央的收入下降比较明显，而地方税收今年第一季度的增幅要超过中央税收收入的增幅，土地出让金更是有了非常大的增幅。反映经济发展形势的主要还是中央收入，比如由进出口税收、增值税收来判断，这些数据一季度不是很乐观。

在2013年第一季度，增值税同比只增长了0.4%，企业所得税同比增长2.6%。但是，工业企业所得税同比下降7%。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同比下降了28.7%，关税同比下降了27.5%，出口退税同比下降0.6％。

财政部财科所副所长王朝才告诉经济观察报，国税中包括增值税、企业所得税等，这些是与经济发展同步，与制造业、流通业等息息相关的税目。2012年下半年财政收入开始进入低速增长期，主要是因为经济发展减速、进出口下滑，国内大型企业比如钢铁水泥业的不景气等造成的。

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教授冯俏彬也表示，现在的收入状况可能是去年经济形势的一个延续表现，顺延2012年的形势惯性下来，还有前期的一些财政改革在后期的一些效果反应。对于2013年的财政收入，她认为压力会非常大，财政收入放缓与刚性支出不断加大的矛盾会凸显得非常厉害。

新增债务

上述那个北方副省级城市的刘局长告诉经济观察报，2012年该市本级财政收入不到200个亿，每年从中央拿到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接近200个亿。但是这个收入相对于该市发展所需要的资金，缺口依然达到了200亿~300亿元，资金对于处于发展时期的中国来说，是永远不够用的，不论是东部还是西部省份都一样。“我们本级政府的收入每年也就刚刚足够人头费用、办公费用等，其他刚性支出比如民生、教育等支出只能靠转移支付，而其他的发展资金就用项目去部里申请钱。”刘局长说，当配套资金不够的时候，只能再去借债，有的去银行贷款，但是现在也不好贷了，也有的去走其他融资手段。

东北一位财政系统人士表示，现在地方政府的收入放缓，在教育、养老、医疗等刚性支出不断增长的情况下，政府肯定会想多条渠道去找钱，发债融资肯定是其中的渠道之一。与此同时，未来城镇化的投资继续加大，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也会加大，但在政府收入放缓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只能去想更多的解决办法。

至于这会不会推高地方的债务，一位财政专家告诉经济观察报，许多负债发展的国家都是借新债还旧债，在面临产业升级、城镇化提速等关键时期，中国也会经历这个阶段。但是地方债务到现在也没有一个新的准确数字统计，每年、每轮新债偿还旧债和不断增加新的债务规模多大还难以定论。

2011年6月，国家审计署发布了有史以来最权威的一份地方债务统计报告，据其披露，截至2010年末我国地方债余额为10.7万亿元。东方证券预计，2013年地方融资平台债务的总规模将增至12.77万亿元。而在华泰证券看来，2012年地方债务预估将达到15.3万亿，这些数据还只是省市县的地方债务。

一位广东财政系统人士分析称，2009年扩张信贷增加投资的行为到2010年经历收缩，地方政府的一些融资平台借债被逼走向了信托、债券、银行业内部影子银行等其他形式，而且存量债务还必须滚动，不然债务链会直接断裂。

浦发银行对公业务部的一位人士直言，今年对于地方政府的贷款很少，一方面由于监管部门要求收缩对于政府的融资，防范风险；另一方面，地方政府确实没有大的、优质的项目可做贷款，“地方政府应该学会节约过日子，不能没钱就找银行。”

今年的博鳌亚洲论坛上，原财政部部长项怀诚就表示，地方债务透明度不高，而且地方债务本身或超过20万亿元，中央和地方债务加起来占GDP的40%左右。由此看来，两年间，中国地方新增债务至少在2万亿以上，增幅超过两成。

根据国家审计署披露的信息，去年和今年地方政府债务将进入集中偿还期，53%的地方债务将于2013年底前到期。

2013年各省财政预算报告已经显露出地方债务的担忧。浙江省的财政预算报告称，“地方政府性债务进入还贷高峰期，一些市县财政资金调度的压力较大。”湖南省的预算草案则直接点出，“偿债压力很大，一些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公司运行存在隐患，财政潜在风险不容忽视。”　　　　

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杨志勇表示，地方债务问题由审计部门发布而不是财政部发布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不是由财政部门去统筹地方政府债务，最后极有可能变成财政部门很大的负担。“其实对于地方债务本来是不需要付出代价的，分税制以后，应该开放地方发债权，但是现在不允许地方发债，不允许地方出现赤字，还让地方政府做许多事情，财权与事权不匹配，并且还允许地方政府以其他形式去借债。”杨志勇说，企业债券的批准归了发改委，但是最后兜底的只能是财政。

2013年4月9日，国际评级机构惠誉将中国的长期本币信用评级从AA-降至A+，理由是担心政府债务膨胀及影子银行扩张损害金融稳定，这是自1999年以来中国主权信用评级首次被一家大型国际评级机构下调。

4月17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在研究部署下一阶段工作时提出，要有效防范地方政府性债务、信贷等方面存在的风险。

增收之道

经济观察报从接近财政部人士处获知，若是未来财政收入不见持续转好，将不排除中央政府增发国债的可能性。该人士同时表示，国债额度是有限定的，时间也会大约提前半年，这样来看，就算发行国债，也会在2013年的下半年。

不过，在财政专家看来，2013年不论是财政收入放缓还是地方债务增加，要解决的首先是增加收入的问题，只有收入增加才能减少地方财政压力，降低地方债务的风险，也就是要开源节流。

构建地方税收体系被寄予厚望。其中，在专家看来最有可能实施的是房产税的继续试点，与此同时，资源税对于中西部政府来说，又是一个新的财源，这两个税种属于地方税种，有利于增强地方财力。

不过，王朝才认为，可以减少和压缩专项转移支付，通过发行国债来支持财政政策，但是不能加税，若是通过开征新税增加财源，则对于经济发展的影响极大。

河北省财政厅的一位官员告诉经济观察报，现在来看中央的政策，一边是扩大财政赤字，另外是在支出事项和结构上进行优化，有些支出项目，特别是专项转移支付，肯定有不少会被压缩减少，另外还会大力减少行政经费。

冯俏彬表示，现在没有一个可行的方法去解决庞大的地方债务问题，是需要一个联动的大动作，而不是简单的规定政府，允不允许发债的问题。她还说，财政部门权力的碎片化对于解决地方债务来说是非常不利的，地方债务中的许多工作没有财政部门的参与以及掌握，未来会有很大的弊端。

“飞地”之谜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罗琼 实习生 金渡江
发自：安徽 2013-04-26 22:48:03 来源：南方周末

“飞地”，往往是指相对发达地区在欠发达地区设立工业园，将企业成批迁移过去，产生的GDP、税收等两地分成共享。看起来，这就像是“飞”到那里的一块土地。 （CFP/图）
标签飞地经济苏州工业园江苏经济
有项目的地方没土地，有土地的地方没项目，这样的现实让土地开始“飞”了起来。

在GDP全国排名最前面的广东与江苏，“飞地”遍地开花。越来越多的地方希望“飞地”成为新的经济引擎。

不过，土地要“飞”出省，还面临着各种挑战。而“飞地”能否带来经济转型升级，更是个未知数。

“飞地”，正在成为地方经济的秘密“武器”。

所谓“飞地经济”是指，以工业园区为载体，经济相对发达地区整批输出项目，欠发达地区提供土地，双方合作开发，共享园区的税收、GDP等。看起来，这个园区就像从相对发达地区“飞”到欠发达地区的一块土地。

最新的行动者是安徽。近日，安徽省发改委皖江办下发文件，明确提出皖江示范区将以“飞地经济”为桥梁,，探索区域协作与利益共享机制。

在更早之前，2010年底，安徽就曾提出在皖江示范区开发园中划出一块区域，将“净地”交给江浙沪政府来建设，双方按比例共享利益。

安徽希望通过“飞地”，来承接产业转移，拉动经济。

而在GDP全国排名最前列的广东与江苏，“飞地”更是早已遍地开花。

土地究竟是怎么“飞”起来的？有哪些方式，又经历了怎样的演变？

没有地，只能“飞”

福州市平潭县是国内最早尝试“飞地经济”的地区之一，这个离台湾最近的县由126个岛屿组成。

2002年，平潭县因为没有土地，眼看到手的二十多个项目就要飞了，而隔海相望的金山工业园，却招不来项目，近千亩的土地只能“晒太阳”。

于是，平潭县就向福州市委、市政府申请在金山工业区建一个“飞地”工业园。市里大力支持，还专门出台政策，明确税收留成和GDP统计归属：福州市的原则是“谁开发，谁受益”。转出地负责进行征地拆迁和基础设施建设，落地项目形成的引资额、工业产值和固定资产投资额全部归转出地，七成的税收也留在转出地。

6年后，上海外高桥保税区也陷入同样的困境。

保税区开发始于1990年代，开发到第三期，土地已所剩无几。此时，距离这里只有40分钟车程的启东滨海工业园还有大批尚待开发的土地。对启东来说，与其单个招商，不如成片引入。于是，两方一拍即合。

像这样的飞地工业园，在国内比比皆是。其中最为积极的推进者，便是苏州工业园。

苏州工业园本身就是一个合作开发的结果——1994年，苏州市开发公司与新加坡开发财团组建合资公司，从事工业园区内的土地开发经营，合资期限30年。

这些年中，苏州工业园以不到苏州市4%的土地、人口和5%的工业用电量，创造了全市16%的工业总产值、17%的固定资产投资、31%的进出口总额。

现在，苏州工业园正在把这一套模式复制到周边的宿迁、盐城、安徽滁州等地，甚至远至新疆霍尔果斯。

苏州市副市长周伟强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有大量的外资企业等着在苏州落户，这就迫使我们转出竞争力相对较弱的企业。企业早先在苏州工业园区的购地成本很低，搬迁时，土地以十倍的价格由政府回购。这样，企业手上有大量的现金，搬迁过程中也会淘汰落后设备，提高竞争力。”

对那些企业来说，这也划算。

台资企业可成科技从苏州迁到苏州宿迁工业园后得到一个意外收获：这里的工人流失率是6%，而苏州是30%，流失率降低带来熟练工增加，次品率降低。

谁来开发“飞地”

“飞地”之上，最常见的一种开发模式是合作。

比如在江苏，一边是资源丰富但发展迟缓的苏北，一边是土地、环境承载力、劳动力成本与经济发展的矛盾越来越突出的苏南，他们有理由走在一起。

2006年9月，江苏省想出了南北挂钩共建苏北开发区的方法。截至目前，江苏省共有南北共建园区33个。

GDP全省排名第一的苏州与倒数第一的宿迁结成了对子，宿迁划出13.6平方公里的土地，苏州宿迁工业园区由此诞生。江苏省、苏州市、宿迁市、苏州工业园区共同出资，成立苏州宿迁工业园区开发公司。目前，四方共出资6亿元，出资比例为1∶0.5∶0.5∶4。

可见，外来的苏州工业园占据这块“飞地”的主导权。开发初期，这块地还没有土地出让金和税收收入，管委会的行政支出和员工工资都是由苏州工业园区每年拨1500万。此外，他们还先后派出8家国企参与开发。

主要的负责人，也都来自苏州工业园。他们派出12人，分别担任了财政局、规划建设局、招商局、城管局、环保局的局长和办公室主任等重要职务。劳动保障和社会事业局的局长则是宿迁的，因为要负责在当地招工。

苏宿工业园区管委会主任顾玉坤兼任宿迁市副市长，宿迁市政府给了他15个2号章，规划、环保等政府审批、管制和许可等，只要他签了字，宿迁市政府的章就可以盖下去——这个办法，正是苏州工业园当年跟新加坡学来的。

不过，合作中也少不了磨合。例如，电子生产企业对用电的要求很高，断电零点几微秒都不行。这样的要求对苏州来说并不是问题，但对工业基础薄弱的宿迁来说就很麻烦。

对这些新的要求，宿迁都尽量努力满足。苏宿工业园本身，就是宿迁“破坏”原定规划才得以建立的。本来，宿迁市已经对这块地做了规划，现在，周边道路怎么衔接，接口怎么变，都需要园区和宿迁坐下来重新商量。

“飞地经济”除了合作共建的形式外，还有净托管的模式。广东顺德清远（英德）经济合作区即是其中的一例。

“广东四小龙”之一的顺德，土地稀缺，在向外找地的过程中，发现了同属广东的英德市。英德政府为争取顺德来落户，甚至把周边几个镇的用地指标都给了产业园。

合作区由顺德计划投资300亿元，一次性向英德购买园区用地36平方公里，由顺德主导成立园区管委会，英德下放除司法以外的行政管理权限给管委会。同时，顺德组建投资公司进行开发，25年后，再全部移交英德。

工业园给当地带来了新的活力。一个可资佐证的细节是，现在园区所在的英红镇的楼盘售价已经从700-800元/平方米涨至2500元/平方米。

蛋糕如何分

也许并非巧合的是，广东和江苏，GDP排名全国第一与第二的两个省份，恰恰是“飞地经济”最具规模的地方。一些江苏官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每当这两省官员进行交流时，最感兴趣的问题就是“飞地”上税收和GDP如何分成。

江苏省在最初一直就明确要求十年不分红，主要收益留给所在地和园区：南北共建园区落户、投产的企业缴纳的税收，按属地原则征收。新增增值税、所得税除省、市、县留成部分，全部补贴给园区，用于园区滚动发展。园内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由园区“扎口统计”，也就是留在当地。

这让项目输出地的苏南地区多有不满，他们多次向省政府提出利益分享的要求，甚至专门研究了广东GDP等统计指标的分成方法。

2009年以后，政策有所松动，增加了利益共享的条款。对重大产业转移项目，可由合作双方商定利益分成办法。

2012年3月，江西省商务厅曾到杭州调研“飞地经济”，详尽考察了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在萧山的一块“飞地”——前进工业园区的利益分成方式。

前进工业园区的用地指标、用地规划、占补平衡、环评等资源配置指标由杭州开发区通过引进大项目以及省市协调解决，不占萧山区的指标。税收由工业园区征收，其中地方留成部分按萧山区20%、开发区45%、杭州市35%比例分成。招商引资项目、引资统计、工业产值的统计则很讨巧——由于萧山区是由省直接考核，不经市考核，这些数据由萧山区报到杭州市，省里考核萧山时算萧山的，杭州市考核开发区时算开发区的。

与江苏省不同，广东省的合作共建园，两地政府在合作协议中就把GDP和税收分成写得清清楚楚。

比如，根据《广东顺德清远（英德）经济合作区统计数字共享方案》，合作区产生的GDP等统计数据原则上按照5∶5分成。而佛山（云浮）产业转移园在GDP和税收方面，两地按3.5∶6.5进行分成。

飞不出省际线

不过，谈起“飞地经济”，安徽省郎溪县招商局副局长祝栋的心情颇为复杂。位于郎溪经济开发区的常州工业园起初计划按“飞地”模式引进，但最后却走回到招商引资的老路上。

郎溪县所在的宣城市是安徽省唯一与苏浙两省交界的市，有“三省通衢”之称。

2009年，江苏常州市武进区东华村村委杨书记主动找到祝栋。

“要知道，两年前，杨书记对郎溪可是一眼都不待见。”原来，东华村土地要被政府收回建汽车城，一百三十多户企业需要搬迁，武进区政府委托杨书记到郎溪新建工业园。

如果按照“飞地”模式，往往应该由东华村出资建设。但东华村虽然有能力出资，却在行政级别上无法与郎溪县进行对接。而且，除了东华村以外，周边还有一些其他企业也想进新的园区，但东华村“没有义务为他们花钱做开发”。

最后，“飞地”只停在协议阶段。但东华村已经帮郎溪做了免费招商，企业纷纷来这落户。对郎溪来说，招商引资的效果已经达到了。

有趣的是，没过多久，另一个地方又找上门来——这回来谈的不再是村书记，而是常州钟楼区的区长和区委书记，因为那里的一百多亩地也要拆迁，企业需要找新的地方。

郎溪县政府跟钟楼区政府来往沟通了三次，达成了合作意向，眼看就要真正“飞地”了。不巧，临近签约，钟楼区委书记和区长一齐换了。等不及跟新上任的官员们再达成一致，郎溪决定自己干了。

失败的合作并不止这一桩。宣城市招商局一位官员向南方周末记者透露，2006年，上海闵行区曾计划与宣城经济开发区合作建一块“飞地”，闵行派官员进驻宣城半年有余，几个负责开发的公司也已经成立完毕。闵行区把这块“飞地”作为产业转移的创新成果向上海市汇报，“却因为导致GDP流失等原因被当成了反面教材”，合作从此搁置。

事实上，眼下最高调推进“飞地经济”的安徽，目标也已经悄悄发生了变化。

早在2010年底，在国家发改委组织召开的承接转移示范区建设工作座谈会上，安徽就提出，主要针对江浙沪和安徽进行“飞地经济”合作。但几年下来，江浙沪与安徽跨省“飞地”的成功案例屈指可数。安徽最近提出的目标，已经缩小成了由皖江和皖北进行合作共建，实现全省的均衡发展。

上海社科院城市与人口发展研究所所长郁鸿勝认为，政府的考虑是多元的，一会要GDP，一会要政绩，一会又要形象，到最后很难达成共识，一跨省就更难。

安徽经济研究院区域所所长徐振宇则说：“‘飞地’是现阶段带动经济发展的突破口，但不可能对当地产业体系的构建、经济发展模式的改变起到特别大的作用。”

吴思：中国不会爆发革命


十八大之后，如何看待中国的形势，未来将走向何方，大概是中国知识分子最热门的讨论话题。有多种意见。在知识分子当中占优势的观点偏向悲观，他们的判断是：官方说政治体制改革，但并不真想搞政治体制改革，因此，革命的可能性越来越大，五年看改，十年看埋。王歧山推荐《旧制度与大革命》似乎表明，统治集团也担心法国大革命重演。究竟怎么看中国的现状和未来，分析方法不一样，信息也不一样。我介绍自己的看法，希望大家批评指正。

我的核心观点是，革命形势并不存在，但危机始终存在。如果把危机分作五级，法国大革命或其他导致政权被民众推翻的革命属于一级危机，六四式的中心城市蔓延到全国的要求政治体制改革的危机属于二级，重要省会城市的危机属于三级，县市一级的危机例如瓮安事件是四级危机，那么，中国最常见的是乡镇和村庄范围的五级危机，每年都有许多。这个分类依据的是块块，许多危机发生在条条里，如出租车行业，复员军人，但维稳的责任还在块块。

这些危机，其制度改革的价值和意义，可以由知识分子阐释提升，再通过网络传播，媒体强化，调动起大众甚至体制内某些权力的参与。一旦处理不慎，例如乌坎事件，就可能从五级升到四级。南周事件大概可以算做四级危机。四五级危机还有可能升到三级。在目前的形势和维稳体制之下，六四那种二级危机重演的可能性不高。

下边说说这个观点是怎么得来的。

我们先把中国的局势看作一盘棋，看看棋盘上的行动者的利益和动向，再推测他们的互动和未来走势。对这样一局棋，国际上的研究者通常称为后极权主义社会，但中国的后极权与变革之前的中东欧有一个重大不同，就是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发育多年，出现了许多新的行动者，例如民营企业老板——资产阶级和他们雇佣的无产阶级，还有庞大的个体小农。在这个棋盘上的主要行动者，至少应该注意七个。

一，官。二，农民。三，工人。四，国营企业老板。五，民营企业老板，资产阶级。六，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士。七，学生。

每一个主体都可以继续分，而且有多种分法。例如，官可以分为中央和地方，还可以分为立法执法和行政，还有老人和新人。工人可以分为城市工人和农民工，农民工还有第一代和第二代。官方内部有分歧，民间也有大量分歧，但是，中国的核心博弈是官民博弈，

这盘棋所处的国际环境是：整体经济不景气，中国经济还在快速发展，去年GDP是51.9万亿人民币，已经世界第二，正在走向第一。但民主宪政的稳定性和优越性依然明显。自苏联解体后，民主宪政的政治体制还没有出现有竞争能力的替代者。

（2013年的GDP数值：美国15.8万亿美元，中国8.3万亿，日本5.3万亿，德国3.4万亿）

我们看看棋盘上主要行动者的利益和意图。总体来说，商量的，处于契约关系之中的，没有被剥夺感的，就是稳定的。处于强制关系之中的，有被剥夺感的，就是危机的发源地。

一，官。中国的统治集团。他们的公开承诺是建设小康社会。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主要还是经济发展。发展的主要措施是深化改革。深化改革都涉及到政治体制改革，究竟会不会主动搞政治体制改革，通常要在三中全会见分晓，但是，最近的一些讲话表明，政治体制不打算改。

中国具有世界上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庞大的官僚集团，经验丰富，善于学习，掌握着每年11.7万亿的财政收入（今年12.9万亿人民币），垄断着金融、能源、交通、电信领域的世界级大公司，垄断了医疗、教育和传媒行业，控制着全国的土地和矿产资源。目前，至少在表面上也是团结一致的。

如果政治体制不改，权力不受制约，权力还会继续扩张，侵犯其他社会集团的权利。这是过去十几年的基本发展趋势。权力越来越值钱，腐败越来越严重。
但是，即使是这个优势群体，内部也普遍存在不满。地方上的公务员，如《中县调查》所说，晋升道路被权势家族和买官者占据，买官，拉关系，对不这么做的人来说，就会有被剥夺的感觉。不满可造就遍地宋江。

此外，人大、法院之类的条条，也有被剥夺感，被压制，不公平。

在最高层，从重庆事件所表现出来的对常委位置的竞争中，我们也能感觉到压制和不满的存在。这次最高权力交接出了很多危机，温家宝再次提到了路线斗争。尽管最后成功交接，但最高权力传承规则并没有让竞争者服气。

如果发展不如前十年平稳顺畅，分歧会更大，路线斗争会更加激烈，摆平也更不容易，解决问题的规则也更加重要。没有公平的规则，就会有被剥夺的感觉。

二，农民。处于历史上的最好时期，免税，种粮补贴。医疗和养老保障的水平低，但是建立起来了。农民提出的要求基本都满足了。从契约论的角度看，政府对农民没有明显的剥夺和压制。当然，强行低价征地是严重的剥夺，但比例不高，不足十分之一。这部分一直是五级危机爆发点，在找到合理解决问题的办法之前仍然是。

三，工人。城乡社会保障体系初步建立，随后群体事件大幅度下降。工资迅速提高。从契约论的角度看，基本没有剥夺和压制问题。九十年代的下岗问题已经通过建立社保体系基本解决。

农民工2.6亿，第一代农民工高度满意，感觉社会对他们是公平的。第二代我不熟悉，但他们未来难以回乡，房价太高，又很难进入城市，在工资连年提高时不会有大问题，一旦经济减速，失业增加，这是非常不稳定的群体。他们前途不明，有模糊的剥夺感，但是，似乎还没有提出明确的政治经济要求。

四，国营企业老板。继续借助行政权力维持垄断，并且扩张垄断地盘，自己借用各种复杂的手段，把国有资产合法转入自己的腰包。小型企业已经基本转化为私营企业了，大型企业，据说还有40万亿可捞。他们是限制甚至剥夺别人权利的强势群体，一旦实现民主宪政，垄断地位可能不保。

五，民营企业老板。他们发财了，是政府改革开放政策的受益者。

但是他们普遍不满，交易成本越来越高，与官员勾结，但说他们吃相难看，通过移民追求安全。中小企业严重不满，税重，费多，各地敲诈勒索。国企侵占，垄断，机会越来越少。面对官员和垄断国企，他们有明显的被剥夺感。但是不敢组织反抗，一查税就死。软弱动摇，联想老板柳传志说，我始终软弱，从不动摇。

惹不起躲得起。他们个人选择的办法，移民的办法，缓解了压力，提供了替代办法，减少了正面对抗。

（数据：2012年民营企业1000多万户。投资者2000多万人，注册资本金超过31万亿，就业率80%以上。占GDP超过60%，国有企业税收占30%多，民营企业税收占60%多，投资主体主要靠民营企业。保育钧向记者介绍，从2010年开始，投资主体在全社会投资中所占份额发生重大变化。2011年民间投资第一次突破50%，2012年民间投资占62%以上，今后每年增长估计70~80%是民间投资。另外还有个体户3900多万）

六，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士。传媒知识分子几乎都是自由主义者，呼吁民主宪政。新左派影响甚小。毛左敢说，声音大，势力似乎不小，但讲不出道理来，只能在情绪方面影响底层民众。无论左右，只要是传媒、教育和法律领域的知识分子，在职业相关的自由方面都感受到明显的压制和剥夺，他们大概是中国社会最不满的群体。他们也比较了解世界上的情况，对民主宪政有更多的认可。

除了争取自身权利之外，在各级危机中，他们与官方大事化小的策略相反，通过各种传播手段扩大危机的影响，提高危机的制度意义，动员更多人群的参与，被看作麻烦制造者。

政府通过课题费拉拢了许多知识分子，与政府合作利益巨大，这是非强制性的诱导。很多人与政府属于这种关系。

七，学生。虽然中国有学生运动的传统，但六四之后受到严密控制，一直平静。每年有六百万人毕业，就业机会很不平等，要拼爹。如果经济不佳，就业困难，平等机会被剥夺的感觉就可能强化，爆发，喊出平等的口号。

以上各个民众群体，还有共同的不满。一对贪污腐败不满，二对假话空话和道德沦丧不满，三对两极分化不满，这三种不满的来源主要是官场，于是中国社会普遍弥漫着仇官情绪，官民对立。事实上，按照中国刑法的起诉标准，有一种来自专业人士的估计说，贪官污吏的比例高达各级干部的80%。

官民双方也有共同的不满。对贪污腐败和道德沦丧的不满是共同的，对环境污染的不满更是共同的，还有，无论官民，都缺乏安全感，都认为自己的自由和权利不能得到保障，所以王立军要跑到美国领事馆里。正是由于自由和权利不受尊重，无论是官是民，普遍感觉缺乏尊严。

上述不满，都有公共产品提供不足，质量差，价格高的性质。一旦发生动荡，抗议，经过知识分子的意义阐释，很容易指向政府，指向制度缺陷，要求改变制度，要求民主宪政。

根据对棋盘上各个行动者的利益和动向的分析，可以作出一些判断和推测：

一，无革命的迹象。除了传媒方面的知识分子之外，没有重大的群体感觉到严重剥夺。对农民的强制征地，对民营老板的税费和敲诈，第二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障碍，大学毕业生就业的不公平，公务员升迁的不公平，其比重和强度都不足以引发三级以上的危机。在维稳体制高度发达的条件下尤其如此。

二，但是不满普遍存在，四五级危机随时可能发生，在知识分子的阐释和网络传播的帮助下，提升到三级也有可能。

三，按照惯例，一旦发生危机，从小型到中型的让步是可以期待的。官方的策略是提前介入，把危机消灭于萌芽状态。但是，一旦危机出现，又会迅速做出让步，尽快平息事件，降低政治制度方面的意义。例如乌坎，南周，孙志刚案件，还有什坊、大连、厦门。如此积累下来，我们也会看到缓慢的进步，当然这也是可逆的。

让步积累多了，也可构成一次中级让步。未来十年可能出现诸多的三四级让步。孙志刚案件导致的取消收容审查制度，取消劳动教养制度，取消新闻事先审查制度，取消农业税和特产税，已经属于高级别的制度性让步。土地制度的让步，税收制度的让步，独立司法制度的让步，甚至违宪审查制度方面的让步，都是可以期待的。

如果处理不当，出现三级危机，如四五运动或四川保路运动那样的级别，政治体制改革就可能启动。如果出现二级动荡，大让步甚至启动政改几乎是必然的。

四，经济增速下行是难以避免的。未来三年会下一个台阶，四五年后可能再下一个台阶。经济下行，财政收入会有更大幅度的下行。但是社保体系已经建立，开支是刚性的。如果财政出现危机，福利支付困难，民众向政府要福利，就可能出现四级以上的危机。如果通过印票子解决财政危机，通货膨胀加剧，出现三级甚至二级危机的概率将大大提高。或者税收加重，失业增加，三级甚至二级动荡出现的概率也将大幅度提高。总之，经济下行，财政危机将把工人和农民推入不满的阵营。

财政危机将导致维稳成本难以承受，维稳能力下降，危机升级的可能性增加。

如果在某件大事上应对出现大错，引爆危机，那么，随时可能引发政治体制的危机。

五，如果政治体制改革迟缓，权力不受制约，扩张还可能继续，贪污腐败，垄断寻租，各种变相的抢劫，官场人员的扩张，都会导致“抢劫率”逐步提高，引发不满和危机的概率也会随之提高。治标很难控制腐败的蔓延。

六，各种危机造成的问题主要是高层内部分裂。在三级以上的危机出现的时候，内部分裂的可能性迅速增大。中国有路线斗争的传统。错误路线的代表人物要下台，要丧失权威，替代者会出现，路线斗争于是伴随着人事斗争，还可能转化为规则制度的斗争，寻求大家共同认可的解决问题的规则，这就是民主宪政上路的时机。

在危机出现的时候，体制内的条条块块都可能乘机扩张。人大，法院，政协，谁愿意当橡皮图章？中国知识分子一再呼吁建立宪政审查制度，孙志刚案件时也有启动宪政审查条款的动向。一旦人大相应外部呼吁，政治体制改革就发生了。政府，各地政府的人大政协和法院，他们在体制内的扩张，本身都具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意义。

官员内部有各种利益追求。理想主义者虽少，总会有的。追求青史留名的愿望更加普遍。还有正路不通，想闯新路的。还有促进平稳转型以保住安全的。这些个人，是时机合适的时候，都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动力。

七，如果一切平稳，经济下行导致的问题处理得当，均衡找到了，如胡温那样平稳度过十年也有可能。镇压提前，继续维稳强化，十年不改，有可能把问题留到下一个十年。

（但是，他们虽然无政改愿望，却有做好几件大事的愿望，反腐，作风，经济发展，都不能构成历史大事。做大事的主观意图还不明了。但当局未必甘心再混十年，比上一届的政绩更差，也未必能够再维持十年。这是主观方面的可能和未知。）

八，即使这十年顺利度过，新的换届，也会挑战最高权力的传承规则。路线争论和规则制度性争论可能出现。

九，即使各种危机都应对过去了，中国经济的增速在未来十年到二十年之间总要降下来，财政的好日子总要过去，那时国有资产的瓜分也差不多了，油水越来越少，麻烦越来越多，失业增加，财政危机，穷人要福利，富人抗税，内外危机越来越多，这时候，官僚集团会追求剩余的最大利益，就是财产和生命安全，他们会形成共识，以此为转型条件，开出和平转型的高价，在权力的控制下向民主宪政过渡。

新部委的领导们
新一轮国务院机构改革人事布局观察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赵一海
2013-05-09 17:06:06 来源：南方周末



部门融合顺利与否，一个指标是“部门官网是否合并，内容更新是否及时”。

“绝不裁员，对达到一定年龄的公务员，无论分流至何处，未来均按公务员待遇退休”。

年内国务院机构改革初步完成后，明年年初或将向省一级推广。

新一轮国务院机构改革仍在进行。2013年5月6日，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通过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国家能源局、国家海洋局主要职责、内设机构、人员编制“三定”规定。

此前，最引人注目的两个部门——国家铁路局和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早已领跑，加上预计在5月底完成此项工作的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此轮国务院机构改革涉及的六个部门，预计在6月“大限”前顺利过堂“三定”方案。

“三定”中的“定编制”，因涉及敏感的人事问题，历来是机构改革的最大难点。据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回忆，2008年“大部制”改革方案公布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确定的“一正九副”编制格局，便因领导职数过多颇受争议。

“本轮机构改革精兵简政幅度较小，并非裁减一些部门，因此人事安排问题带来的阻力不会太大。”汪玉凯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自上而下进行人事布局，也成为历次机构改革的规律之一。据南方周末记者了解，涉及此轮改革的六部门的领导层人事布局已基本敲定。随后，下一级部门和地方配套的人事布局也会应时而动。

升级领导级别

领导层变动最小的当属国家海洋局。不仅刘赐贵继续担任国家海洋局局长、党组书记，该局原有的四位副局长和纪委书记全数留任。

唯一的变化是，孟宏伟出任国家海洋局副局长、党组副书记兼中国海警局局长，并继续兼任公安部副部长、党委委员。早在3月中旬的国家海洋局干部大会上，孟宏伟被明确为正部级。

此轮机构改革中，整合海上执法力量成为海洋局的改革重点。按照“三定”方案，隶属于国家海洋局的中国海警局，将成为国家沿海海岸武装执法的统一组织。

升级领导级别，亦是此轮机构改革的特点之一。不仅国家海洋局第一副局长以正部级干部配置，国家卫计委主任李斌和排位第一的副主任孙志刚均为正部级。

两人颇有渊源。孙志刚在安徽担任常务副省长期间，力推基本药物集中采购制度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综合改革。之后他担任国家医改办主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

孙志刚离开安徽一年后，原国家计生委主任李斌赴任安徽省省长。孙志刚的医改试验由李斌接棒。安徽也成为全国少数几个启动全省县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的省份。

值得一提的是，国家卫计委并未全盘承接原有两个部门领导班子。原卫生部长陈竺赴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原卫生部党组书记张茅赴任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党组书记、局长，原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退休，原国家计生委主任王侠赴任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党组书记。

国家卫计委“一正九副”的人员格局中，李斌来自地方，孙志刚来自发改委，6名副主任则为原卫生部副部长，另两位副职由原计生委副主任担任。

另一位原计生委副主任陈立去向尚未明确。

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和国家广电总局合并后，除原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赴任全国人大外，两部门原有领导班子几乎全数进入新部门领导层。其中，原广电总局局长蔡赴朝继续担任局长，而原新闻出版总署排位第一的副署长蒋建国则担任第一副局长、党组书记。

而在副职方面，除年届六十的原广电总局副局长张丕民去向不明外，四位原新闻出版署副署长和四位广电总局副局长，与蔡赴朝一起，构成新部门“一正八副”的人事格局。

有意思的是，截至目前，原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和原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的官网依旧没有合并，领导名单还是合并前的领导名单。在中央人民政府网上，这个新组建的正部级单位的网址链接分为：地址一、地址二。

到企业去

没有完成官网统一的，还有新组建的国家能源局。在此轮改革中，正部级电监会和国家发改委管理的副部级国家能源局合并。但截至目前，两家官网仍未合并，领导名单也未更新。

原电监会主席吴新雄接替刘铁男出任能源局局长，兼任发改委副主任。刘铁男现仍是发改委副主任。

据南方周末记者了解，新的能源局“一正五副”的格局已定。有三位原能源局副局长留任，而新增加的两位副局长，则是原国家电监会副主席史玉波、王禹民。其中，史玉波为排位第一的副局长。

唯一一位没有进入新能源局的电监会副主席王野平，被安排到了大型央企——大唐集团。“三位副主席均为电力系统出身，不可能全部安排为分管电力的副局长。”一原电监会专家组成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事实上，因为能源领域政企之间的关系，“从企业中来，到企业中去”成为能源部门领导层流向的特点之一。在出任电监会副主席前，王禹民、王野平分别担任中广核董事长、南方电网总经理。据能源行业人士分析，新能源局组建后，行政编制有限，多余人员也将自动分流到能源央企。

被拆分的铁道部也类似。一位接近国家铁路局人士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人员分流的总体思路是，新成立的铁路总公司将由原铁道部人员全部接盘，然后再从中抽人组成国铁局。此次国铁局机关行政编制有130人，便是从原铁道部903名编制中抽出。

曾在“7·23动车事故”中被记过的原铁道部副部长陆东福被任命为国铁局局长。这也是原铁道部唯一留任政府部门的副部长，其他四位副部长均担任铁路总公司副总经理。不仅如此，原铁道部党组成员也基本到企业，“转企后仍按照原有级别待遇。”前述国铁局人士说，“领导主要还是那些领导。”

前述国铁局人士告诉南方周末记者：陆东福担任副部长的分工与国铁局职责相近，“这成为留任的最大原因”。此前，陆分管发展计划司、政策法规司、经济规划研究院等部门，而联系地方铁路协会也在原有分工范围内，“这有助于与地方铁路局衔接”。

按照《编制规定》，国家铁路局设立沈阳、上海、广州、成都、武汉、西安、兰州7个地区铁路监督管理局，负责辖区内铁路监督管理工作，行政编制350名，领导职数按1正2副配备。

这也就意味着，200万铁道部职工，将仅有不到500人继续完成铁道部和地方铁路局的行政职责，其余所有人将进入中国铁路总公司——一家资产总值等于5个中石油的超级央企。

国家铁路局副局长除原铁道部安监司司长陈兰华外，还包括两位原铁道部的副局司局长——原铁道部运输局副局长傅选义、建设管理司副司长朱望瑜。原铁道部运输局局长和建设管理司司长则进入铁路总公司，职位保持不变。

“正职去哪里，他所分管工作就会被强化。”前述国铁局人士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运输和建设等铁道部的企业职责，将主要由铁路总公司承担。

据南方周末记者了解，原铁道部总规划师、铁规院院长郑健仍将继续在国铁局担任要职。以安监司司长和规划院院长留任国铁局来看，“监管和铁路总体规划将是国铁局的职责重心”。

副部级铁路局如何监管正部级的铁路总公司？这或许成为此轮机构改革的最大悬念。

相对特别的分流者，则是2012年1月刚从上海铁路局长北上出任铁路科学院院长的安路生。4月17日，副部级身份的安被任命为上海市闸北区代区长。“低职高配，或许只是过渡安排。”上海市闸北区一人大代表说。上海火车站所在地便是闸北区。

食药无缝监管

有观察人士指出，部门融合顺利与否，一个指标是“部门官网是否合并，内容更新是否及时”。以此标准衡量，铁道部官网在全国两会后便无法登陆，国家铁路局和中国铁路总公司至今没有自己的官网。人事信息只能从《人民铁道报》上零星获知。

除了变化不大的国家海洋局，最值得称道的应该是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和国家卫计委，这两家新部门的网站已全部更新领导名单。

其中，原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简称：食安办）主任张勇成为首位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局长。排位第一的副局长尹力，此前担任未升格的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

“无缝监管”成为此次机构改革对食药监管的期许。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说，整合后，专司食品安全的部门就只有农业部、食药总局、卫计委三个部门，“避免多个部门职能交叉”。

根据食药总局的三定方案，食品安全风险评估和食品安全标准制定，将由卫计委负责。从人事布局上看，尹力还兼任非党组成员的卫计委副主任。“这都是为了方便协调两部门的工作。”国家行政学院副教授胡颖廉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此外，根据此机构改革方案，工商总局的流通环节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职责将划入食药总局。或与此有关，在工商系统有超过15年任职经历的原国家工商总局副局长滕佳才也在此轮改革中进入食药总局。

食药总局“一正四副”的格局中，副局长王明珠的工作经历引人注目。王曾担任中央编办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司司长。“多部门共同组成统一的监管体系，有中编办经历的官员参与，或许能理顺部门之间的合作关系。”汪玉凯说。

“三定”方案中对食药总局内部架构的描述，也体现了改革的新思路。食药总局内设17个司局，比原国家食药局多出四个。据南方周末记者了解，化妆品与药品被合并在一起，将注册管理和监管分为两个司，“分段管理，有利于避免权力集中缺乏监督”，胡颖廉说。

重中之重的食品安全监管，则被拆分为三个司。其中，食品安全一司、二司的职能，分别是负责掌握分析生产、流通环节的食品安全形势，履行监督管理职责等；三司负责分析预测食品安全总体情况，参与制定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计划等。

地方如何承接？

在宋世明教授看来，中央层面的此轮改革，实际上有着广东顺德和深圳大部制改革的影子。“地方改革经验的涓涓细流，汇入了国务院机构改革的汪洋大海”。

国务院机构改革能否垂范地方？中央与地方又将如何互动？按照汪玉凯的判断，年内国务院完成机构初步改革后，明年年初或将向省一级推广。

国务院机构改革中，或许最不为人操心的是地方新闻出版广电局。“大部分省一级行政机构，新闻出版和广电局早已合并且运行良好。”宋世明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胡颖廉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按照计划，食药监管领域在2013年3月底实现总局层面的组建，6月底实现省级机构组建，9月底地方市级机构组建完毕，今年年底县一级组建完毕，将彻底实现食药全系统的机构改革。

据南方周末记者了解，食药总局下发的地方配套改革指导意见明确，整体原则是，由地方政府负责主导改革实施，而不由哪个部门主导。“如此能够摆脱因为部门利益带来的人事安排困局。”

“国务院和地方政府的机构设置并非要‘上下一般粗’，地方可能要更加精简一些”，汪玉凯把地方配套的原则归纳为，“不能强制要求地方设立对口的部门”。

在地方层面，铁路系统拆分成区域铁路监督管理局和铁路分公司，人事安排方案尚未明晰。原铁道部903名行政编制人员，除130人留任国家铁路局外，其余将分流至铁路总公司、地方铁路局、铁路分公司。据南方周末记者了解，铁路系统内部将征求员工意见，但此轮改革的大原则早已确定，“绝不裁员，对达到一定年龄的公务员，无论分流至何处，未来均按公务员待遇退休”。

而原电监会下设的华北、东北等六大区域电监局和18个省电监办，还未如国家电监会一样被摘牌。最为敏感的人事问题在于，区域电监局和省电监办均属正厅级，纳入新的地方能源局后势必降格。“低职高配或许成为避免人事纷争的过渡手段。”一能源行业人士说。

煤链萧条 进口煤改写能源格局

经济观察报 记者 宋馥李 沿着京藏高速一路向西，进入内蒙古。车里放着铿锵的草原歌曲，畅通无阻的道路，并没有让乌兰察布盟兴和县李宁的心情好起来。

常在这条路上奔走的李宁十分感慨。排着长龙的运煤大货车不见了，如今从内蒙古呼和浩特开车到北京，只有5到6小时的车程，这在以往是不可想象的。因为，在西向东的方向上，从包头开始，一路上都会绵延着望不到边的货车长龙。

京藏高速的路况就是中国煤炭市场晴雨表。过去10年，在这条运输通道上，来自鄂尔多斯、阿拉善等地的煤炭，源源不断地运到渤海湾的各个港口，再由大船运往南方。

从鄂尔多斯东胜区到天津港煤运码头，这条运输线，李宁一跑就是10年。从最初给别人当司机开始，干到现在，他已经拥有了两辆载重40吨的大货车，雇用了4名司机，是京藏高速路上的货运小老板。

运输市场并非一路繁荣。这10年，运输价格也经历过起起落落。价高时要淡然，价低时要扛得住，这是他的经验。李宁说，虽然现在行情不好，但他还是坚持着，谁能料到什么时候行情会发生逆转呢。

不过，这一拨儿的惨淡行情确实非同一般。李宁说，从去年下半年开始，他的日子就每况愈下了。在这条黄金运输线上，高峰时的运输价格，是每吨430元，如今跌落到260元左右，货车业主们几乎全线赔本赚吆喝。据他的粗略估计，超过一半的大货车都停业了。

京藏不堵，需求不足

李宁说，南方最缺煤的时候，货车运力紧俏。南方的货主们成天电话不断，竞相抬高运价。“为了抢货车，有人给410元，就有人给到420元。”最高峰时，运价抬升到430元，运费比煤炭坑口价还高，别看上路之后一堵就是好几天，那时的利润是最好的。

现在的光景是，车主反过来求货主了。现在，南方的客户见不到了，反倒是他常常求着老朋友们照顾业务。运价也跟着一路下跌，司机想按300元每吨跑这趟线，就有人出290元的价钱抢单子，运价就这么一路甩下来了。

如今，李宁天天打听着天津和秦皇岛的消息，他知道，现在港口的船就来得少。按这个价格运，只能把司机的工资和维修费赚回来。但他不能把车停下来不干，李宁的两辆货车，都是前两年贷款买的，每个月按揭贷款将近3万元，工人的工资2.5万元左右，如果不跑，车停在那里损失更大。

李宁的希望是，夏天要到了，如果业务好一点儿，能略略回升一些，他的日子也好过些。京藏高速内蒙古段，是一条从内蒙古向北京、天津港运送电煤的通道，号称“国内煤炭第一通道”。2009年末至今，京藏高速大堵车曾经引发世界关注。2011年5-10月，京藏高速呼和浩特至包头方向大面积堵车，造成近5000车次堵车，事故发生近百起。

那时，伴随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的煤炭需求过快增长，导致煤炭价格飙升，运输市场突飞猛进。以2010年为例，内蒙古2010年共销售煤炭7.85亿吨，其中销往区外4.5亿吨，由铁路外运出区3.5亿吨，公路外运1亿吨。这一年，京藏高速内蒙古段每天的车流近10万辆，超过道路设计车流量的两倍还多。每天有8000辆大货车驶出内蒙古，但北京、河北只能放行4000辆，其余车辆就大量拥堵在路上。如果以每辆运煤大货车平均车长25米，平均车间距5米，两个车道上都有车来计算，4000辆大货车的车队绵延约60公里。

这蔚为壮观的景象，给兴和——这个地处晋冀蒙三省区边界的小县——带来幸福的烦恼。兴和县是华北地区的煤炭物流枢纽，沿着京藏高速向西进发，进入内蒙古的头一站就是兴和县，过去10年，依靠着交通优势和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这个昔日的农牧业大县，煤炭运输业异军突起。

据不完全统计，全县常年从事煤炭运销业的人，达1万多人，全县10吨以上的大中型运输车辆，约有3万辆，兴和县成为驰誉华北地域的运输大县。货运业的发达，让兴和县的服务业迅猛发展，汽车修配业和住宿餐饮服务业，都以运输大军为服务对象。甚至，在拥堵的兴和路段，向货车司机们销售方便面和开水，也成为繁荣的产业，让周边的村庄们迅速致富。

浩浩荡荡的运输大军，是中国能源版图的关键一笔。来自蒙西的电煤，一路向东，到达环渤海的各个港口，进而转为海运，输送到东南沿海的各个港口电厂，甚至沿长江逆流而上，一直输送到湖南和湖北等省区。那时，来自南方各省区的抢煤大军，分赴山西、内蒙古的各个煤矿，争取煤炭。

但从去年下半年开始，位于兴和县的乌兰察布综合物流园，园区内大大小小的煤场，就开始走下坡路了。操着南方口音的客商们，一夜之间全消失了，众多人开始失业。

日子都不好过

煤价越跌，买家越少，这与往年煤炭市场行情波动迥然不同。记者采访了位于湖南、福建、上海多家电厂得知，今年的用电负荷明显下降，工业用电下滑明显。上海吴泾第二发电有限公司燃料部的负责人丁强告诉记者，今年春节过后，电厂机组的负荷一直不好，现在，煤炭存量仍然在高位，基本上是满的，用电负荷上不去，煤炭周转率就不快。

他掌握的情况是，上海地区的电厂现在用电负荷大抵也只有一半，进入5月份，天气逐渐炎热，负荷可能会上去一些。但是，电厂的工业用户们，目前还没有用电回升的迹象，只要工业用电负荷上不去，居民生活用电再涨也是有限的。

秦皇岛海运煤炭交易市场煤炭分析师安志远告诉经济观察报记者，煤炭价格已经跌了不少，还是少人问津，只能有一个解释：需求不足。从供给上看，秦皇岛煤炭的供应量在持续增加，但来自南方的众多电厂需求明显不足，供大于求的失衡局面进一步加剧。煤炭消费企业、贸易企业的采购欲望显著降低，加重了市场的观望气氛。

需求不足，沿着产-运-销的链条逆向传导，上游的煤炭生产企业也感受到了阵阵寒意。同煤集团右玉县铁峰煤业有限公司的负责人梁永平告诉经济观察报记者，今年恐怕是煤炭企业最为难熬的一年。这几个月，铁峰煤矿生产的煤，基本上是以亏损价卖出的。坑口的原煤价格，维持在260元左右，比高峰时下跌了大约200元。

煤炭市场逆转，是不争的事实。梁永平说，以往，同煤集团旗下的各个煤矿，是不愁客户的。现在，同煤集团不得不放下身段，主动去做市场营销。梁永平刚刚参加完集团公司的会议，他还记得，集团高管们说，以往，做好大客户，同煤集团的日子就不错了，现在，只要是要煤的，无论量大量小，公司都要争取。

显然，煤价一降再降，电价固定不变。煤电多年的博弈关系，也发生了根本逆转。中经网数据公司分析报告显示，2012年，五大发电集团利润总额初步估算达到460亿元，创下2002年成立以来历史最高水平；国家统计局2012年全国工业企业“大年报”显示，在41个工业大类行业中，利润同比增幅最大的当数电力行业，增幅达到了69.1%。

最新一期（2013年4月17日-2013年4月24日）环渤海动力煤价格指数显示，环渤海地区5500大卡动力煤价格为613元/吨，这也是其第16周下跌，价格降至最近三年来的低点。

进口煤改写能源格局

与2008年电煤市场低迷不同的是，新一轮低迷行情，除了经济形势的主因之外，进口煤炭的冲击已是不可小觑的原因。

煤炭作为重要的资源性产品，鼓励进口是中国做出的战略选择，2008年，中国取消了煤炭的进口关税，目前仅收取增值税和港口费用。作为电企代表，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非常鼓励电企使用低价进口煤，其在2月末发布的一份报告中提出，应该“利用好国际市场煤炭相对宽松的环境，进一步扩大煤炭进口，满足东部沿海地区煤炭需求，平抑国内电煤市场价格”。据了解，目前60%以上的电厂开始采购进口电煤。

进口煤炭带来的，或许已不是短期内的冲击，而是对中国能源运输格局的根本改写。2012年以来，随着蒙古政府对资源领域的开放，国内大型煤炭企业和投资集团不断加大对蒙古煤炭资源和基础建设的投资，使煤炭进口呈现量价齐增的局面。

2013年1月，蒙古ETT公司(Erdenes　Tavan　Tolgoi　LLC，简称ETT)单方面撕毁合约，对双方2011年7月签订的“TT矿东区煤炭长期贸易协议”进行重新谈判，要求提高煤炭供应价格、减少供货量，经中铝公司积极协商谈判，时隔3月双方终恢复合约，该合约恢复后，中铝公司将每年从TT矿区进口优质煤炭1500万吨。

中国对蒙古国的最大陆路口岸二连浩特，近年来，一直受困于交通运输的制约，但现在，随着集二线（集宁到二连浩特）铁路的扩能改在，运力将大大提升。

二连浩特市商务局局长李孟彦告诉经济观察报记者，随着运力瓶颈的破解，二连浩特市的进口的矿产品，包括煤炭，还将有巨大的潜力。而通过中蒙边境的18个口岸，蒙古国的煤炭将辐射到整个北方地区，未来的增长潜力十分巨大。

福建三明市的华电永安发电公司燃料部主任谢树根，从去年开始，就对来自北方山西内蒙古的煤炭说“再见”了。谢树根说，现在，他们从厦门港接的煤炭，每吨只要350元左右，比北方来的煤炭便宜出将近100元。印度尼西亚的煤炭，发热量只有3900大卡，再掺烧一些福建本地的煤炭，完全能够满足需求了。

从去年开始，华电永安发电公司进口煤的比重就逐渐上升，现在，已经达到了80%。至于中国北方的煤炭，他们目前基本上已经不需要了。印尼煤炭到达厦门港的价格，比秦皇岛来的煤炭还要便宜。

除了福建，上海市内和周边的众多电厂，也开始纷纷进口来自澳大利亚和印尼两国的煤炭。两国到港煤炭的价格，与国内煤炭比较，性价比更高。

安志远说，现在，来自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以及蒙古国的煤炭，已经形成了强有力的竞争。国内的煤炭价格如果不下行到位，是很难与进口煤炭构成竞争的。据了解，目前进口煤主要是印尼煤和澳洲煤，其中印尼煤比国产煤价格大约便宜40元~50元/吨，澳洲煤大约便宜20元~30元/吨。

在2012年煤炭进口量高达2.9亿吨之后，今年一季度，煤炭进口量继续保持了大幅增长。海关总署近日发布一季度我国进出口商品统计数据显示，一季度煤炭产品进口增长30.1%，达8000万吨。一方面是需求萎缩，另一方面是进口煤的冲击，中国的煤炭市场正在经历深度调整，中国的能源格局也正处于巨变之中。

兰德模式|k街观察40

李华芳



兰德公司以战略研究著称，战略研究又与其独立性紧密相关。不过回顾兰德公司的历史，其实不难发现，它是最有可能一直吃“体制饭”的，但最终却选择了成为一个独立的非政府组织（NGO），而不是一家隶属五角大楼或美国空军的研究机构。



今天在人们钦佩和欣赏兰德公司巨大成就的时候，较少谈及当初的“一念之差”是如何影响了后来的兰德成就的。这其实是一个好故事，也有助于我们加深对智库独立性之所以重要的理解。



为了确认兰德公司与道格拉斯飞机制造公司及美国空军之间的协议，我想找到原始的合同。兰德公司的网站上虽然有一些简单的历史介绍，但不够详尽。于是我就给兰德的公共事务办公室（Office of External Affairs）写了个邮件，问能不能提供一些更详细的文档。当天我就收到了该办公室副主席卡塔吉里（Iao Katagiri）发来的详尽文档，甚至还告诉我其中一份文档的第几页有我想要的关于福特基金会在兰德公司成立过程中作用的信息，这让我对兰德公司的效率有了一回直观的体验。



简单来说，兰德公司始于一个叫做“研究和发展”的项目，全称是“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project”，缩写成RAND。这个项目从1945年就开始蕴含，伴随着空军力量日益受到重视，预算也随之上涨。美国尽管在二战中取得了胜利，但对战争的恐惧并没有消除，尤其是如何利用空军来对付新的敌人，例如苏联，就成为空军的头号议题。假如空军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战略，那么在争取五角大楼预算的时候，就会为空军赢得话语权。



要有战略研究，尤其是对新式武器的研究，科学家和学者必不可少。那么如何吸引研究者为军方服务呢？二战中，这并不是个太大的问题，大量科学家甚至志愿为国家奉献。但战后，进入和平年代，如何继续吸引他们为国效力，就成了一个问题。所以，设立兰德项目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挽留一批顶尖的研究者，尤其是科学家。



1946年，兰德项目首次会议的最重要议题是“致力于远程导弹技术的研究和发展”。战时未用完的研究经费成了一笔重要的来源。此时兰德项目采用的模式是政府向企业外包战略研究，而承包公司则是道格拉斯飞机公司。



一般来说，国家向私人企业发包重要的军事战略研究项目，总是件需要慎重考虑的事情。不过当时的战争办公室还没有撤销，而道格拉斯飞机公司除了向军方提供军事飞机之外，其首席工程师亚瑟·雷蒙德（Arthur Raymond）也是战时军方的顾问。所以军方与道格拉斯公司的关系因为战争原因变得非比寻常。



当然这中间还有一层关系，导致军方与道格拉斯公司关系密切。在战争开始前，空军部门的总指挥阿诺德（H. Arnold）将军的儿子娶了道格拉斯公司的总裁的女儿。这亲家关系使得战争一开始，道格拉斯公司就成了空军部门首选的合作伙伴。



战争结束后，对于兰德项目来说，又两个选择。一是成为空军的一个附属项目，慢慢发展成研究部，也未尝不是一种可能。二是成为道格拉斯公司的研究部门，走商业化道路，正如今天很多企业研究所也从事战略研究一样。但在二战后，兰德项目与其他国家普遍采用国有化研究的方式不同，也与其他走商业化道路的模式不同，走上了一条独立NGO之路。



在经过约两年过渡时期，1948年2月，空军方面致信道格拉斯公司提议将兰德项目变成独立的NGO组织，而道格拉斯公司也正因为不断扩展的研究队伍与公司业务并不完全一致而头疼，所以独立NGO成了双方都可以接受的选择。当年5月14日，兰德公司在加利福尼亚州成立。



为什么叫兰德公司而不是叫兰德研究所或者其他听起来更像是NGO的名字呢？这其实和美国的“结社”有点关系。在美国的联邦管理机构眼里，一个民间机构不管是公司也好NGO也好都是先结合起来组成公司（Incorporation），然后国内收入服务局（IRS）再根据其性质是否符合公益免税，来界定这个机构适用什么税码。兰德公司虽然名称上有公司（corporation），但实际上符合501c（3）对NGO组织的规定，是一个不折不扣的NGO。



那么兰德公司走上独立NGO道路的原因到底何在呢？战后军方经费削减可能是一个原因，但兰德还面临商业化的选择，为什么不选商业化呢？除了道格拉斯公司想甩包袱之外，另外的一个解释是，研究工作带有很大的公益性，也具有正面的社会效应，因此NGO模式是更合适的选择。而对军方而言，也可以继续与兰德公司合作，发包的价格甚至会低于和道格拉斯公司这样的商业公司合作。



这样一来，从兰德项目到兰德公司变身独立NGO，兰德实际上经历了两阶段的“公私合作”（PPP：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首先是政府与商业公司的合作，接着是政府与独立NGO的合作。从政府的角度来看，后者兼顾了效率和公益。而对于兰德公司自身而言，在保持独立性的同时，又何尝不是在研究效率和公益属性之间达到一个良好的平衡。时至今日，绝大多数兰德公司的报告都是免费公开的。



兰德公司采用的这个模式，对今日中国智库的发展也有很好的启示。一方面，智库自身要加强独立性。而另一方面，从政府角度来说，应在公共政策领域大量引入PPP模式。艾森豪威尔早在1946年的一份备忘录里就指出：“必须给予科学家和企业家最大的自由去开展研究……既然外界机构有丰富的经验，在执行某些任务方面也比我们更在行，那就没有必要在军队内部设立同样的机构。这样的合作模式，展示了明显的经济优势和军事效率。”希望这浅显直白的道理，中国的决策者也能听得进去。

中国缺乏开放的思想市场
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 王宁


作为生活在海外的华人学者，我们都梦想祖国人民活得幸福，活得有尊严。坦率地讲，我们今天离这个梦还有相当的距离。尤其令人忧心的是，我们在体制上还有种种缺陷，如果不深化改革，根除制度上的毒瘤，我们可能与这个梦渐行渐远。改革需要不断地革旧法之弊而立新法，不仅让每一个中国人，每一个中国家庭都拥有自己的梦，而且为他们追梦创造一个公正，自由和宽容的环境。

过去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走向市场经济的速度和市场化创造的巨大红利出乎任何人的意料之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中国一直坚持两条腿走路。我和科斯（Ronald Coase）合著的《变革中国》一书中，我们强调中国一直存在两个不同来源，不同性质的改革。它们是北京主导的由上而下的改革和地方及民间力量推动的由下而上的改革。北京推行的改革，从华国锋年代的“十年经济发展规划”，到邓小平年代由陈云主持的“新八字方针”，都是顶层设计的结果，其目标是为了拯救集体经济，改革的主要环节是国有企业。与此同时，推动中国改革还有另外一股源源不断的新生力量，从分田到户到深圳特区，从乡镇企业到城市个体户，他们来自地方和民间。在《变革中国》一书中，我们把改革的第二股力量叫做“边缘革命”。因为他们虽然处在计划经济的边缘，却是推动中国经济市场化革命的先锋。

尤其需要强调的是，中国两条腿走路的机制完全不是任何设计的结果。毛泽东之后的中国领导人从“反右”，“大跃进”和文革的失败中吸取了一些教训。他们不再迷信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主义，也不再相信自己全知全能。一旦中央政府不再认为自己无所不能，不再相信只有自己才掌握了发展经济的金钥匙，它们就不得不允许和认可地方实验和民间创新。尤其是1978年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之后，实事求是的作风创造了一个宽松的政治环境，“边缘革命”由此应然而生。

我们总结前30多年改革的经验，是为了看清下一轮改革的挑战和机遇。中国今天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在1976年中国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这无疑是改革开放的巨大成绩，美国纽约时报称之为“我们时代伟大的故事”，我们炎黄子孙当然感到骄傲。同时，我们也要冷静地意识到我们并没有太多骄傲的资本。虽然中国经济在过去30多年持续增长，这些年我们对世界的主要贡献还是减贫，而且这项任务今天还远没有结束。中国目前还有贫困人口1.28亿，接近总人口的十分之一。邓小平“发展是硬道理”的观点还远没有过时。


尤其令人当心的是中国经济在结构上有一个致命伤：缺乏开放的思想市场。什么是思想市场？简而言之，思想市场是一个要素市场。市场经济是建立在各种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的基础上的。生产的要素包括土地，资本，劳动力和知识。和知识相对应的要素市场就是思想市场。在现代社会，和经济息息相关的知识多种多样，包括科技知识，制度知识，也包括企业家的各种商业计划。市场经济的一个主要优势是它能够让一个社会做到物尽其用，人尽其才。由于缺乏思想市场，中国在知识的创新，流通和应用方面障碍重重，力不从心。言论自由，媒体独立，政教分离是思想市场赖以生存的制度保障。可惜这些制度在共和国成立之后就被破毁了，导致中国从“反右”到“文革”，一路走得太艰辛，苦难重重。而过去30多年的改革之风也还没有解禁思想市场。


知识创新左右了现代经济发展的命脉。中国下一轮的改革红利一定来源于各种知识创新。而思想市场的缺位已经成为制约中国发展的致命瓶颈。没有开放的思想市场，中国经济缺乏技术创新。中国制造业在国际上的竞争力大多来自低成本（而且其中环境成本大多没有考虑），少有中国企业靠产品创新独步国际市场。没有开放的思想市场，中国社会缺乏平等和宽容心。没有开放的思想市场，中国政府在处理“路线之争”方面仍然如履薄冰，让人胆颤心惊。

过去改革开放的三十多年，虽然不乏挫折和失望，肯定是中国近现代史的一个亮点，一个辉煌的转折。这个亮点究竟是转瞬即逝的流星，还是中国复兴的序幕？下一轮十年改革是决定这个问题的关键时期。而开放思想市场是下一轮改革的重中之重。归根结底，人是有思想的动物。相对类人猿而言，人脑大而腹小；知识的发现，积累和使用是人的天生优势。只有开放的思想市场才能还中国人一颗自由仁爱的心，给追梦的中国人一个公正平和的社会。这样的心态，这样的社会，幸福而尊严地生活就不再是梦想，而是生活的常态。改革尚未成功，中国继续努力！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作者执教于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为经济学家罗纳德·科斯（Ronald Coase）的学术助手，近期与科斯合著《变革中国》一书。

正确的认识，比“伟大的爷爷”更重要
寻找饥荒记忆的“85后”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范承刚
发自：北京 2013-05-17

编者按：不满足于纸面化的历史叙述，一群从未体验过饥饿的“85后”回归乡村，重新挖掘半个世纪前三年困难时期的民间记忆。他们发现，今天吃饱了的村子在某种意义上依旧“饥饿”。拒绝遗忘、进而改造乡村和自我，成为这群年轻人重新思考的命题。

发现爷爷曾“作恶”后，郭睿并不伤心。“获得一个正确的认识，比拥有一个‘伟大的爷爷’要重要。”

找寻饥荒记忆，困难不仅在于历史的遥远模糊，还在于现实的坚硬。不少老人拒绝采访，反对公映纪录片和立碑。

挽救记忆的同时，年轻人将触角从历史延展到乡村当下的环境、教育和空巢老人等问题中来。

经历了半年的乡间寻访，25岁的郭睿终于得到了一个不是太好的结果：在1959年至1961年的三年困难时期中，她的爷爷作过恶，殴打过一个挖野菜充饥的乡亲。

但郭睿并不伤心，她得出结论：“获得一个正确的认识，比拥有一个‘伟大的爷爷’要重要。”

但仅仅在三个月前，郭睿仍在为“好爷爷、坏爷爷”的问题而纠结。她出生于1988年，从未尝过饥饿的滋味，纵使已是南京大学历史系的研究生，祖辈的历史在她看来总遥远得像东方夜谭。“活的历史不在书里，”她说，“而在身边每一个人的记忆中。”

郭睿的认识得益于一项名为“民间记忆计划”的饥荒口述史搜集行动。在富足的年代里，让饥饿的记忆不至于湮没，正是这项计划所想达到的目标。它号召年轻人返回成长的乡村，绕过教科书的单薄叙述，挖掘正在消失的历史碎片。

2010年至今，已有二百余人参与，共采访一千余名老人。依靠超过两万分钟的采访影像素材，这群年轻人制作了十六部纪录片、两部剧场作品，以及两百余份口述记录。

重建一段独特的民间记忆，也是计划发起者、独立纪录片导演吴文光的心愿，“让年轻人重担历史”。

从汉堡包到榆树皮

2013年4月25日，丹麦哥本哈根大学，坐满百人的教室里，“草场地”（民间记忆计划成员的群体名称）的年轻人们放映了纪录片《吃饱的村子》，回溯大饥荒时期的山东省邹家村的故事。一位前往丹麦学术交流的上海教授看完哽咽：“记忆被淹没，你们却在试图直面历史。”

但这样的自觉并不是与生俱来的。对这群“85后”和“90后”来说，久远的饥荒年代曾陌生得像一团雾，甚至连相关的影视作品或小说都很难找到。

另一位成员，天津美术学院学生王海安对于上世纪中叶那场饥荒的唯一了解，是挂在家中猪圈的一块榆树皮。年过八旬的爷爷告诉他，这是“苦日子”时唯一的食粮。日子好了，老人也不忘留一块以纪念昔日之痛。

出生于1988年的王海安对此嗤之以鼻，这个数字媒体专业的大学生，与众多同龄人一样，对乡村感到厌倦，并渴望拥抱崭新的城市生活。他也从未试图了解乡村的历史。

年轻人对历史的漠然一直是中国教育界的难题。一家调查公司曾对北京、上海等重点城市青少年历史知识现状的调查显示：七成受访者不及格。而哈尔滨另一项同题材调查中，个别中学生竟将盛世唐朝描述为一支同名摇滚乐队。

网络作家慕容雪村也曾著文表达了对年轻人的担忧：“他们被可口可乐和汉堡养到了胖得走不动路的地步……遇到争论甚至懒到连上网查一查资料都不会。”

57岁的纪录片导演吴文光常在一些大学上课，他发觉85后乃至90后青年拥有广阔的视角，热衷于新技术与互联网，却对父辈历史知之甚少。

三年饥荒，便是“空白”。土改、文革等题材相继进入电视剧、小说，1942年的饥荒也拍成了电影，1959年开始的那场饥荒在文化产品乃至公众议题中却鲜有出现。许多孩子甚至压根不知道这个时期。

这位喜欢将镜头对准红卫兵、流浪艺人、草根农民的独立纪录片导演，决定做些什么——“如果失去了对历史的观照，是年青一代最大的悲哀”。

2005年，他曾发起村民影像计划，来自全国的10个村民获赠摄像机，用于拍摄一切令他们感到有趣的议题，如村民选举等。村民们第一次透过镜头，表达自己的“声音”。吴文光决定延续这一方式。他开始鼓励学生，返回乡村，挖掘三年饥荒的历史。“草场地”工作室随之成立。

在父辈的记忆里

2010年，包括郭睿在内的首批二十余名参与者回到各自的村庄。

出发前，年轻人对于村庄并不了解，关于历史的知识也少得可怜。参与者罗兵曾求助历史课本，却只发现了寥寥几十字：“自然灾害严重，苏联政府又背信弃义地撕毁两国合作协议。这一切造成国民经济自1959年至1961年的严重困难。”

这几乎是所有参与者最初对这一时期的共同认识。邹雪平说：“老师一直这样教，也从没意识到是否该追问更多。”

而当细节在这些年轻人面前展开时，郭睿也无意中得知自己家庭的另一面：自己的爷爷，在饥荒时曾是生产队长，打过人，作过恶。

郭睿有些不能接受。爸爸曾告诉她爷爷是军人，上过朝鲜战场，刚正不阿，一辈子都为国家工作。

“好像两个完全不同的人。”这个25岁的女孩迫切想要知道：爷爷为何打人？她翻遍了家乡临颍县的县志，却很难找到相关记载。读了七年历史的她最终决定回到乡村，和村里每个老人聊天——用“最笨的方法”，拼凑爷爷的形象。

郭睿还找到父亲。父亲当时沉默了，拒绝作答。

在计划组织者吴文光看来，这群年轻人需要打破长久以来对历史的偏见与误解。“他们父母的记忆是被整理过的。孩子必须要跨过他们，作为孙辈去拼凑其祖辈的历史。”吴文光说，“这注定是一个漫长甚至永无休止的愚公移山式的动作。”

正如吴文光所说，伴随着采访，这群年轻人震惊于苦难细节，也开始自省对历史的淡漠。

最先被参与者邹雪平记录的，是关于食物的记忆：谷糠、树皮、水草、井绳、观音土……最艰难的时候，村里的榆树皮全被剥光，连榆树叶也没有了；苦涩而干燥的食物堵塞了人们的肠道，拉不下屎，只能用手一点点抠出来，或是喝有毒的蓖麻子油，腹泻到脱水甚至痉挛。

人们也因为粮食而相互告发、怨恨或折磨。一对饿晕了的父母为了省口粮，将4岁的孩子扔在屋外冻死；一个老人偷菜被发现，害怕批斗，把手脚捆起来，跳了池塘；村里还掀起了一场如火如荼的运动——“打老虎”（找藏粮食的人），私藏粮食的，都被吊在树上毒打。

出生于1986年的罗兵，回到了湖南茶陵县罗家屋。采访让罗兵感到惊讶：每个老人都告诉他，村里那三年并未遭受任何天灾，粮仓里有足够的粮食，却不能发给社员，“都是要上缴国家的”。

王海安也第一次得知了家族的悲剧：年迈的太爷爷不堪忍受饥饿，带着族谱逃离了村子。而到了1961年，两千人的张高村只剩下八百人。

老人们的讲述，颠覆了邹雪平对历史的认知——她从未想到平静的村庄下掩埋着如此多的苦难。她也开始重新定义记忆的作用：“那些老人的故事，应该说出来，它们是历史的一部分。”

2011年5月，“民间记忆计划”被正式定名。“有些历史的细节散落在民间，就像岩石一天天风化。如果不去见证，又将被遗忘、被掩埋。”吴文光说。

代际鸿沟

在郭睿的再三追问下，父亲最后才告诉她一个名字——郭国志，并且告诫女儿不要找，“你爷爷确实打过他”。

但郭睿还是坚持找到了这个人。对方说：当时他很饿，下地找野菜，时任生产队长的爷爷以为他在偷麦苗，不由分说将他打晕在地，还进了医院。

郭睿感到沮丧。随着采访的深入，得到的事实更加矛盾而复杂。乡亲们告诉她：爷爷对浮夸风表达过不满，差点被批斗；但另一方面他又带头收缴许多家庭的粮食，“甚至有些粗暴”，村民挨饿，他却获温饱。

3个月的采访，郭睿最终同意了一个村民对爷爷的评价：他是个“中等人”——不太好，也不太坏。

“那个时代，每个人都是‘平庸的作恶者’，在那样一个饥饿的年代，没有绝对的善与恶，谁都是有责任的。”郭睿说。

2010年1月至今，民间记忆计划的参与者共采访了来自18个省、130个村子的一千余名老人，年龄从55岁到97岁不等。

无一例外，老人们都是首次面对镜头，讲述半个世纪前的饥饿经历。这也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至今已有21位被访老人去世。

年轻人在北京草场地工作站建立了一面“档案墙”，数百张老人的脸，按照村庄的名字分类排列。“这些记忆为那个年代增添了细节，这样才构成了有血有肉的历史。”邹雪平说。

历史细节让他们震惊，在根据采访材料编排的舞台剧《回忆：饥饿》中，参与者选择了用身体来外化饥饿者的悲苦：舞台上，他们一边叙述采访经历，一边模仿着饥饿者的形象：或是屈膝跪下，或是佝偻着腰，又或是四肢贴地，像毛毛虫一样缓慢挪动，“就像那时的人一样卑微”。

在邹雪平眼里，表演在中国常会收获两种反应：一是习惯性的沉默，“甚至没有看下去的耐心”；一是震惊，“教科书外，还有那么多不知道的”。

在村庄里，参与者同样感受到“见证的艰难”：老人中不乏恐惧者，数十年的运动经历及教育渗透在思想里，让他们害怕“犯错误”或“连累家里人”，拒绝了采访。

邹雪平记得2011年1月，她邀请15位老人到家里，观看2010年拍摄的纪录片《饥饿的村子》。放映完后，邹雪平询问：这部纪录片要公映的话，同意不？

出乎邹雪平意料：所有老人都表示反对。一些老人甚至激动地说：“对国家影响不好！”

邹雪平很惊讶，似乎感到一道隐形而巨大的代际鸿沟。邹雪平将这一幕拍了下来，制作了第二部作品，取名《吃饱的村子》。

为沉默者作见证

随着采访的深入，参与者逐渐有了立碑的念头。

王海安所在张高村，村西有个公墓，百年来去世的村民都埋葬在此。三年困难时期的死亡者却不在其中，“村里觉得晦气、丢脸”。

2011年，王海安决定在村里立块碑，“让这些孤魂有个归宿”。这个大四的学生却一头触碰到了坚硬的现实——他几乎遭遇了所有人的反对。

在村子里，王海安也遭到嘲笑。一名老人甚至用一千元打赌，认定这块碑建不成。老人们对他说，历史早过去了，别浪费钱在死人上。

最终，这个疲惫的年轻人放弃了。

3年来，有近10位参与者想在村中立碑，仅有3位成功。吴文光这样形容年轻人们在村庄里的境遇：“不是散步，而是匍匐，潜入，打洞，现实很坚硬。”

在山东的邹雪平，同样陷入了被家人称为“现实问题”的泥潭。

五十年代出生的父母、七十年代出生的哥哥，甚至连九十年代出生的弟弟，都担心这样的行为很危险，会犯错误，并且认为大学毕业后不去找一份稳定的工作、拍纪录片是不务正业。

邹雪平的父亲刚当上村书记。女儿的片子拍出来后，这个老党员惴惴不安：“为什么要把这些不好的事情拿出来说？”

母亲则选择了与女儿谈“经济”：“你上大学花了这么多钱……人家打工一月还两千多块钱呢，你这个工作，够买化妆品吗？”

“这是我二十多年来第一次和家人对抗，却也是我叛逆的开始。” 2012年3月，在她长久的坚持下，邹家庄的“三年饥饿逝者纪念碑”还是立了起来。

这块1.6米高、800斤重的黑色墓碑，面向东南，所需的1800元，来自村里37人捐助。碑文中写着：“1959年至1961年三年饥荒期间，本村共41户、165口人，生活极度困难，共有37人因饥饿去世，涉及17户。本村村民特立此碑，以示铭记。”

墓碑立起来那一天，邹雪平细细打量着碑上37个人的名字，感觉与这个村庄的联系更紧密了——那些年轻人不曾目睹的面容，现在有了让后人记忆的一种方式。

重新发现乡村

在吴文光眼里，如今年轻人正“逐渐背离乡土”。寻找“饥饿”，则让他们有了重回乡村的机会。

邹雪平就明显感觉到了自身的变化。以往，“农村人”一直是她回避的词语。直到2010年，邹雪平拍完第一部片子，她才开始学会“正视自己的身份”。

借助摄影机，邹雪平重新凝视母亲，第一次发现了母亲的脸上爬满了蚯蚓般的皱纹；开始熟知了村里每一个老人的名字，也乐于知晓乡里的每一个故事。“我觉得正脚踏实地站在肥沃的土地上，吸收营养。”

回村第4个年头，邹雪平发觉自己不仅是饥饿的记录者，也成了村庄的建设者：她带领着村里的孩子采访老人、建立垃圾站，还在村里设立老人基金，为留守的老人购买食盐、手套和被褥。

她也试图搭建不同代际间沟通的桥梁：邀请老人，给村里更年轻的90后、00后上课。在墓碑前，他们找到当年吃过的树皮、麦子苗、棉花种、野菜叶子，讲述每一样“食物”背后的久远故事。

获得收获的还有25岁的李新民。小学五年级就辍学的她，过去只是吴文光家里一名保姆；在吴文光的鼓励下，她开始学习打字、摄影与剪辑。

“在我的家乡花木林，女人的脑袋是用来背东西，从来不知道可以用来思考。”李新民说，她渐渐发觉了自己的不一样。2013年，她的作品《回到花木林》，入选了印度新德里亚洲女性电影节。

在民间计划的参与者看来，“寻找饥饿”只是起点，由历史跨越至当下，才是计划的生命力所在：他们开始关注当下的乡村问题——环境污染、空巢老人、乡村教育……

2010年，作为民间记忆计划最为年老的参与者，吴文光也回到曾经下乡的地方——云南富民县款庄。在一篇日记里，他这样写道：“辽阔中国土地上的密密麻麻的村子像此刻天上的星星一样，那些年轻的脸藏在其中。他们子弹一样射向那些村子，蚯蚓一样爬行在那些村子……他们肯定也是一样在各自返回的路途中。”

陕北失速


经济观察报 记者 张延龙 陕西的经济引擎、过去十年间中国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陕北，正在失去增长动力。

榆林市统计局的最新数据显示，陕西的“第一发动机”，常年经济增速维持在20%以上的榆林，一季度的经济增速首次降到了个位数——8.5%。这一数字不仅远低于其往年增速，甚至低于陕西省的平均增速。而陕北的另一个能源大市延安，经济增速则直线滑落到5.5%，为金融危机以来最低。

能源经济是陕北的支柱，而现在，煤矿正在大面积停产。榆林市发改委关于榆林市一季度经济运行的分析报告称，目前全市工业企业已停产175户，其中煤矿停产93户，工业企业整体停产面达26%。在产煤大县神木，全县99处地方煤矿，一季度只有7家在生产。

停产

“真正停产的，可能还不止这个数字和比例。”张东说。

张东拥有榆林市几处煤矿的股权。在当地，很多人投资煤矿，定期获得股东红利，但他们不出现在台前，而是重金聘请一些人在幕前担任煤矿的“老板”。

这一周本来是分红利的日子，如他所预期，没有钱送来。

那一天中午，张东约了另一位“隐形”煤老板吃饭，聊起彼此企业的经营现状，都是叹息——政府一直催着企业生产，但现在挖1吨块煤只能赚三四十块钱，毛利还不到10%，煤矿何苦开工？

据榆林市发改委的统计，一季度，榆林市地方煤矿停产面已经达到了46%，而据张东和同业们的交流，榆林市实际停工的煤矿，远远不止这个数字，“一部分是公开停产，更多的煤矿在借机进行整顿、基建、整合，实际上也根本没有进行生产经营，还有一些即使在生产，也大幅降低了产能，比如井口规划每天3000吨的产量，现在只生产300吨。”

神木县的数字也证实了张东的说法。据统计，产煤大县神木全县99处地方煤矿一季度有42处停产，这个数字接近榆林市46%的比例数字，但实际上，剩余的煤矿中有多达50处在做基建，真正开工生产的，仅有7处。

下游需求的低迷和进口煤炭的冲击，让煤价一跌再跌，这让煤老板们失去了继续生产的动力。率先停下来的，是张东这样的民营煤矿。前述榆林市发改委报告说，“在煤炭产能过剩、进口煤大幅增加、南方水电陆续投产、雾霾天气对燃煤的限制以及煤炭企业融资渠道单一、资金周转困难等多种因素叠加影响下，原煤市场低迷的状态短期内难以得到根本改变。”

这份报告说，“随着进口煤量再创历史新高，一季度累计进口煤炭8000万吨，同比增长30.1%；我市每吨面煤和块煤的平均价只有350元和460元，同比分别下降170元和180元。”

而与此同时，几乎所有的能源下游产品价格都在下跌——“与去年年底相比，每吨兰炭价格下降50元、聚氯乙烯下降200元、玻璃下降8元、甲醇下降100元、烧碱下降200元、铁合金下降2000元，去年以来市场较好的金属镁、煤焦油等产品的价格也分别下降了1000元、400元”。“煤矿不同于制造业企业，在微利薄利状态下可以继续保持生产，维持企业正常运转，”张东说，“煤矿经营者的逻辑是：我的煤矿储量是固定的，我现在生产，便宜卖了，卖一点，我的矿就少一点，以后价格涨回来怎么办？”

大量的民营煤老板都遣散了自己煤矿的车队和工人，与张东相熟的另一位煤老板白志浩说，“我的矿上以前有400人，可现在，我连40个人都不需要。我不可能白养着他们。”

观望

比煤矿停产更严峻的事实是，企业家们投资的信心在下滑。“大家都在观望，相信煤价，或者其他下游产品的价格会回暖，但没有人知道何时会回暖，”白志浩说，“所以只能先这么等着，走一步，看一步。”

经济下滑让地方政府急于催促这些企业开工——无论是已建成项目的开工，还是新投资项目的尽快建设。4月底，延安市发改委成立了10个督查组，对全市重点建设项目进行全面督查。仅仅几天后，延安市发改委再次会同财政局、规划局、国土局、环保局等部门召开市级重点建设项目推进服务会，并对有关事项要求相关职能部门限时办结。

一位不愿具名的陕西省属国企高管说，“这几天市政府又要开保增长的会议，要求我们必须参加，但坦白说，我们企业的情况也很差，大家都看得很清楚，市场没有需求，我们也没有办法，谁都没有办法。”

延安市发改委的分析报告说，重点项目开工不足等问题需要引起高度关注：一是受气温和有效施工期影响，大部分工程处于进场备料阶段；二是资金落实不到位，项目建设资金缺乏，对新开工项目带来影响；三是部分项目前期进展缓慢，审批环节多、周期长，项目“接续”不足。

榆林市发改委的统计则显示，今年一季度榆林全市施工项目个数和新开工项目个数同比双双下降，施工项目只有168个，同比下降27.3%；新开工项目只有6个，同比下降53.8%，这导致占80%的二产投资增速回落了39个百分点，其中工业投资增速回落41个百分点，采矿业投资同比下降54.2%。

在最为地方政府重视的重点投资项目上，情况更不乐观，同时，统计显示，一季度榆林重点项目完成投资35.8亿元，仅占年度计划700亿元的5.1%。

白志浩说，“一方面，大家现在都没有信心，短期内看不到行业回暖的前景，也就不可能有什么动力去投资；另一方面，大家目前的资金都比较困难，过去大家确实赚了不少钱，但一般都在北京、海南、西安买了房子，真正手头的现金也不会有多少。”“最关键的是，陕北过去的民企融资，基本上都是通过民间借贷来解决的，但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大量钱庄、担保公司的资金链出现断裂，影响到了非常多的人，现在这个市场整体的规模大大缩小，几乎很难融到钱了。”他说。

想辙

陕北的失速，直接拖累了陕西省的经济增长。今年一季度，陕西省实现生产总值3069.41亿元，同比增长11.2%，比年初的计划低了1个百分点。这也是近年来，陕西首次没有达到其指定的经济增长目标。

对于未来，榆林市发改委上述研究报告的判断是，形势不容乐观——“我市80%的原煤、90%的天然气、70%的原油、60%的电力、90%的化工产品全部外输，经济增长严重依赖外部市场，主要经济指标增速全面回落，企稳回升难度很大。”

实际上，国企们仍在开足马力进行生产，全力释放产能保增长。陕西省发改委公布的煤电运行报告显示，今年全省原煤产量出现下滑，但一季度陕西省属重点煤矿，以及神华神东公司的原煤产量都出现了10%以上的增长。

对于地方政府而言，要摆脱目前的困境，现实的办法仍然是“上产能、上项目”。榆林市发改委的报告称，将建立重点项目报批绿色通道，确保具备条件的市政、民生项目尽快实质性开工，同时，“紧密关注国家政策动向，加大进京跑省力度，突破神华、陶氏等一批重大项目”。

“切实帮助民营企业渡过难关，避免企业大面积关停甚至破产倒闭是目前的当务之急，”榆林市发改委的报告说，“要尽快研究出台我市以补贴、减费、贴息和开拓市场为核心的新一轮稳增长措施；强化政策储备，研究和谋划好预调微调的后续政策及早制定应对经济下行的预案。”

按照榆林市的计划，他们准备督促市县鼓励引导所有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煤矿全部复产复工。不过张东说，“我们也不知道政府具体将要怎么做，也想象不出会有什么可以帮助我们的办法。企业都是很现实的，只要卖煤不赚钱，大家就不太可能复产。”

在鄂尔多斯盆地，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开始激烈起来——保增长的压力是共性的，他们都希望能帮助辖区内的企业争夺更多的市场。一个现实是，“今年榆林市工业用电价上调0.02元/度，电价平均比内蒙、宁夏高出3.3分/度，载能产品成本大大高于周边地区，大量市场被抢占。”

据悉，为了让辖区内的能源化工企业下游产品拥有更高的市场竞争力，陕西省政府已经决定明确支持榆林打造低电价区，并准备着手制定打造低电价区的方案和推进措施，同时研究出台载能产品储备贴息政策，确保金属镁、兰炭、电石等地方特色企业正常运转。

“这些办法当然会有一点效果，我们也能理解政府好意，”张东说，“但坦白讲，现在的形势下，政府能够拿出的办法，也不会太多。如果整个市场不好起来，大家所能够比的，只是谁挺的时间更长，谁能站到最后而已。”

（应采访对象要求，张东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