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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品跨国比价的难题
英国《金融时报》 安德鲁?杰克


比较不同国家的药品价格既挑战研究人员的智力水平，又给咨询公司带来丰厚的报酬，同时也是摆在医药公司眼前的一道难题。但不论在富国还是穷国，医疗体系对药品跨国比价的需求都在与日俱增。

在医药行业旧有商业手法引发的摩擦加剧之际，中国政府近期加大了对药价的审查力度。这反映出一条事实，随着公私领域对提高健康状况的需求增加，国内医疗成本也在不断上升。

由于北美、西欧和日本等医药行业主要传统市场的医疗支出日益承压，中国等增长迅速的市场成为了更为重要的收入来源。

但一方面，一些新兴市场国家为了扶持本国医药行业，甘愿为创新药物支付西方的价格，另一方面，这些国家的医药费用往往由患者自己买单，这两点推高了药价。中国监管机构忧心忡忡。


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 University)医疗政策研究分析员郑宗美(Tsung-Mei Cheng)表示：“人们担心国产药品的质量有问题，愿意购买价格更高的进口药。”

更高的生产标准、间接费用、汇率风险与地方监管要求，以及要求在国内投资设厂的行业政策，都增加了跨国公司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成本。

丹麦诺和诺德(Novo Nordisk)首席运营官科勒?舒尔茨(K?re Schultz)还指出，基因差异和平均身重的不同，给跨国比较胰岛素价格造成困难。他说，通常美国和日本胰岛素价格最高，而“欧洲价格略低”，更接近中国的价格。

但收集连续的药品价格数据也是难事。例如在中国，公立和私营部门的采购价不同，地区和地方医疗系统的“基本药物目录”药物价格和对病人收取的额外费用也不同。

更广泛地说，西方药企不希望在新兴经济体以过低的价格销售产品，担心它们会被重新出口至富裕国家。它们担心，公开药价可能导致药价更高的市场要求实施类似的降价。

更发达的市场正在上演相同的一幕。英国国家卫生与医疗优化研究所(NICE)等机构公布了对药品的成本效率分析结果，导致越来越多的药品价格在欧洲各医疗体系内悄然下调。

在中国，有关机构正在以更大的力度授权和检视类似的研究。郑宗美称，中国官员越来越热衷于“挤出水分”——“水分”指的是激进营销和所谓腐败活动导致的过高的附加成本。

官方医疗体系扩大，药品需求增加，可以补偿药企的减价。对西方药企而言，在未来数月乃至数年里，进一步降价可能将成为在中国经营所要付出的代价。

译者/何黎

你们身边的制造业到底怎样？
墙外楼 by 墙外仙 9:35 am


很好奇，很多专家都说经济形势怎么怎么样，说的话都挺高深莫测的，看的我一头雾水。
现在就想听听兄弟们真实的例子有没有可以讲讲的？
现在制造业到底怎么样了？

周围的制造业基本上都快不行了，看见各位老板都把钱抽出来去买房了，维持工厂只是为了从银行贷款炒房。感谢国家4万亿没有一分钱流入房地产。

我在电子元器件制造行业，非私人企业，公司做事注意中长期。公司仍然在扩张，但有子公司今年一直在亏损，集团利润下降中但没有到亏损的地步。由于做到了国内老大，现在扩张主要是新材料方面，例如和日本仔搞合作，提升自己技术层次。

我应该属自动化集成吧，这几年主要打交道的行业有重工类（二重、上重以及一些民营重工），钢铁类（这个就不说了08年以后我们基本上和这些钢厂断了来往了，亏损太厉害，做业务基本上收不回钱，常打交道的以四川境内的攀钢、长钢、成钢，现在都被整合到鞍钢旗下了）。和二重的业务是最多的，前几年跟二重一家都能有上千万的产值，去年不到500万，而且据说2012年二重整个产值也就二三十个亿，印象中前几年二重号称要破百亿的。我们代理的德国佬的燃烧类产品，使用大户主要以机械、重工为主，今年上半年基本上没什么大的项目。公司回款很艰难，老板发个工资都颤巍巍的，一个是对前景不看好（老外的市场管理很乱），二一个不想一直出差了，5月底辞职了，告别了这个干了8年的行当。

俺在化工行业，美资全球老大，行业在激烈的排列组合期，国内不少同行的都在惨淡经营，甚至退出，公司利润也严重下滑，但是还在盈利阶段，产量依然不停的摸高。

制造业好的不多。特别是给下游企业做配套的，主要是货款难收，账期拖到6个月收6个月承兑，就这样还是好客户。好过一些的企业一种是有自己的终端渠道的民用工业品，还有一种是产品非常有特色的。我见过的今年好过一点的企业的老板有个特点就是比较低调，比较节省的那种。
外面是人民币升值，里面是水电油煤气涨价+工人工资大涨+银根紧缩，想好那是中国梦。

节好过年好过日子难过
进有门出有门要帐无门
偶们的体会。

偶在一个比较特殊的食品行业，现属于国家垄断…这几个月公司的经济运行通报一直在关注，国家层面该行业产销量基本持平，略有下滑（记得好像是4~5%吧），但是税利方面仍然是十来个点的增速。鄙人所在的省级公司大体类似，产销量基本持平，税利却在增加，主要是产品结构调整的缘故吧。可能因为是食品行业的缘故吧，比较贴近民生，所以受到的冲击还不是那么明显，不过看通报字里行间其实在去年九十月的时候就在说经济下行压力较大巴拉巴拉的。

盐吧，现在多搞精细化，还加碘、富硒什吗的，价格就上去了，所以销量变化不大税利会增加。

国家垄断的食品。。。。有点意思。。。。不像盐，盐的消费量和人口数量强相关，和经济运行关系不大吧。。。。难道经济滑坡导致流动人口减少？

棉纺企业，全国前十，工人工资拖欠3个月，中层工资拖欠半年！

我父母退休前工作的厂，国内第一流精密机床制造企业，今年造出来的机床卖不出去，堆满了老厂区、新厂区的所有空地。
我房子对面是个城中村，挨近的一栋楼是个小型的成衣厂，看货色好像是工作服，去年工人经常加班到10点，今年基本没见加班了。

什么地方？这么厉害？东北还是上海？

小小提示下，1936年的中央机器厂，先被沈机控股

我是外贸行业，仅举一个简单例子，原来在浙江金华采购激光水平尺，这种尺在金华做得很多。
但今年去买，很难买到，绝大部分小厂都不做了，亏本。
只有相对规模比较大的厂还在做，但价格比小厂的贵50%以上。

我弟弟以前待得那个工厂，前几年红红火火的，今年不行了。人员纷纷流失。。。

反正不如以前，但说都去买房就不是今年的事了。

一方面是成衣出口企业运行困难，另一方面是国内市场上的衣服质次价高。

织布的，目前整个行业开工率50%

光伏业，员工从2011年4000多到现在的不到1000——产能发挥只有10%左右。现在行情在刺激下有点恢复，但盈利困难

从目前的情况看必须加快工资增长幅度，度过眼前的难关。

外贸行业-箱包类
也算劳动密集型吧，大客户业务下降30%，还算不错的了。
周边无数小作坊，加工点（一般从我们这里接加工单）关门。
市场需求有，客人都要更好的品质更低的价格。

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据我所知，一些电子制造企业如的年复合离职率都超出150%以上，大部分企业每月工资发放后都有一批离职的，所以一年到头都在招人。企业管理搞所谓标准化着眼效率，所谓管理精细化导致企业人性化越来越少，可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不甘心做螺丝钉或零件的工蚁命运，态度与我们这一代人确实不一样了。

除了出口的，我觉得制造业刚刚由于大宗的上涨反而再好起来了

顶上去 小外资，皮包公司，业务量同比下滑15%~25%, 从我了解的下游供应商情况看，绝大部分业务量都不如去年好. 大部分车间比较闲.
前两年大量贷款搞扩张的哭死了要……..

有没有高手能给个全局性的分析，让咱们知道，如果说仅仅是中国制造生意不好，那哪里的生意好？还是整体的需求萎缩？这种整体需求是否有可能再度恢复？如果有可能，要多长时间？还是说，必须得死一批，降低供应，熬过的能够再度辉煌？

产业转移的地方制造业就好，比如说印尼、越南什么的。
拦截中国产业升级的地方制造业也好，比如说日本、韩国。
产业顶端的地方制造业也好，比如说美国。

哦，原来就我们中国不好。

全世界都不好吧。
我做南非的矿产品出口，今年南非运往中国的货柜价格居然上涨，问船运公司，答复是：
原来航线上基本上木有空柜，而现在，中国往南非的单程空柜比例很大，所以价格上涨！
其实也很长时间木什么生意做了，都是务虚的，国内很多人来这里谈投资，但是这里矿产品原材料价格跌倒了高潮的五分之一，基本木有啥利润了，未来复苏……这个指望中国经济努力啥的，基本没戏。中国人骨子里还是省吃俭用，买奢侈品都是为了保值，真的靠消费拉动经济，中国人根本没那根神经。

奥巴马那话怎么说来着，中国人过上好日子，地球受不了。
“我希望中国的高温能达到140度，把所有中国人都烧死”——丹麦赫尔辛格市议员弗阿特-亚朗

中小私企。2011年200人，2012年120个，2013现80人。机械行业，给三一下属子公司配套，订单锐减。老板在2010-2011贷款扩产能，进设备。现在的订单根本就无法完成。材料、人工一路上涨，订单无法支持企业周转，已形成恶性循环。现老板把股份卖掉一部分，吸收外来资本以支持企业运转。但还是不看好，我了解过本地的机械企业，这种情况是普遍现象

我所讲的订单无法完成是指因为对方下的单，一个品种只有10-20个，而工厂开机作这几十个产品只能是亏损。而且订单只有几十个的情况下，员工连基本生活开支都赚不到，无法留住人。只能是拿固定工资的人来作，交货期无法保证。下的单就更少，形成恶性循环

当年喊出了救美国就是救中国
现在谁来救中国呢？
是农夫与蛇还是东郭重现？

克强经济学，说穿了又要走保房价救地方债务，卖国企救中央财政，提高福利收买人心，给公务员涨工资以维稳的路子

年年难过年年过，没什么奇怪，如果中国这样也叫不好，其他国家怎么办。

本人刚去考察了一个制冷配件的厂家，由于掌握了一些专利，收购了国外的某最强竞争对手（08年左右），同时也提早进行了流水线自动化改造。今年上半年，该企业主要产品的销量基本是世界第一，甚至有一个部件的销量占世界总销量百分之五十以上…所以我觉得金融危机那几年，对中国制造业来说，即是挑战，也是走出去的机遇，很多企业沉迷于房地产的繁荣之中，不好好经营主业，进行技术升级和生产线升级，导致后金融危机时代的乏力，这也是一个物竞天择的过程。

确实，喜欢赚短线快钱的，淘汰大批也是应该的

我突然想起了不久前热闹过的一个名词“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据网络谣言制造者 Diracbohr 说486很热衷于这个计划。
而且当时热闹了很久，而且有地方央企立马用加薪行动来表示实际支持。
可不久前朱相的儿子公开说过去10年老百姓收入是在持续下降的。
如果按这里茶友的描述，可以想象行业“负增长“ （感谢发明这个词的经济学家）的背景下，薪酬估计也不会有”倍增“吧。
哎，我和我的小伙伴们真心期待“倍增”能早日从纸面照进现实，当然不是指CPI的倍增。

其他国家有明珠柿油，就像湾湾有帮人喊 「就算肚扁扁也要挺扁」，只要有普世明珠，饿肚子也幸福。
人家有明珠制度，所以失业率27% 、25岁以下年轻人失业率50%以上也没问题，咱们经济增长率 7% 也叫滞胀，屁民活在水深火热中，兔共要尽全力维稳。

除了部分沉迷于房地产的炒卖外，有些港台工厂只懂压榨工资降低成本，又有些企业只懂割喉式贱价竞争，根本就没有神马技术升级和生产线升级这种概念，叫苦连天的大部分就是这种企业。
也不想想看，这些年来 G7 工业强国裡多少这种企业已被中国挤垮掉，汰弱留强本来就是市场裡的常态。

说到这个加薪，我有发言权了，我爸爸是中石化下面子公司的，那时候领导说到要加工资，还很开心，后来政策一出来，哈哈，就是把奖金改成工资，提高工资，减少奖金，很是无语啊。

这个也要看命和行业了，我同学家是做纺织类行业的，说他们行业里有个老板赚了钱就用在上新技术上，买更先进的设备，而其他老板赚了钱就买地，结果这几年纺织行业一般，还是土地赚的钱多了去了。最惨的是，连续两年被老外骗，各被骗了100w美元，后来人郁闷至极，很快癌症去世了。有些行业上新技术真的是不合适。

发达国家和地区跟未富先老的TG不是一回事。日本经济崩溃那么多年了，哪个敢拍胸脯说中国人的日子好过日本了？

本人是食品行业的.普工这3年收入起马升了40%.还请不到人.对于普通工人来说.朱公子的话不可靠.现下层的工人买衣服.手机.电脑.鞋子.去卡拉oK.都比几年前大方多了.这是实实在在的

不是制造业的也跟一个,周围做会的跑不少.

人民日报：新一轮投资与当年4万亿不同 不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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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算是公开打前任的脸吗？
毕竟几个月前，还在台上的前任授意某人公开说：四万亿是正确的。

不是，这是公开打自己的脸

你的意思是刚上任时说不再搞大规模投资拉动经济，这才几天又开始吹风要搞新一轮投资了？！

毕业后一直在制造型企业工作，都是外贸为主+国内自主品牌为辅的模式。目前的这个公司工作了7年，小行业，公司算是行业内的国内龙头企业，因为是第一家从Japan引进产品和技术的公司，各方面资源包括品牌较强，近几年的目标增长大约在25-30%左右，今年半年下来，所有部门大概有一半达到，一半未达到增长额目标，其中西欧，国内增长放缓(美利坚基本不是我们的目标市场)，新兴市场超额增长，生产线扩了一倍，去年年底到今年年中，管理人员和工人都有加薪，虽然有成绩，但今年确实是比较困难的一年，前些年的高速增长现在有放缓的迹象，新开的生产线开工率没有预想的足。

克强经济学一词，就是他拒绝放水导致股市大跌后，老外的投行以赞美的口吻提出来的

沿海省会城市的，实体经济大多半死不活、石头炒的疯狂！一块小小的田黄忽悠到几百万！

不是拒绝放水这么简单，而是突然毫无征兆的收紧。

我感觉现如今还是有一部分中国人有消费神经的，尤其是年轻人，很敢花钱，当然前提是他得有钱。
我见过好几个年轻人一个月赚3000花5000的，年薪5、6万就敢按揭买20来万的车，后面有家长撑着呢！

随着敢花钱舍得花钱的年轻一代逐渐成大，消费形势会有好转的，制造业冬天一过就是春天了

有钱花才行啊。我认识的几个20-30的朋友，月薪3000左右，都不大敢花，因为花不起，连首付都要东拼西凑，甚至做房奴而不得的。买房还要选到三线城市去。省会只是租房

牛文文:媒体要创造粉丝经济
作者：仇勇 （中信出版集团新媒体执行总经理)

【导读】本文系中信集团新媒体执行总经理仇勇先生对牛文文社长的专访实录，发表在搜狐IT。仇勇先生惊讶于整个创业家杂志社只有四分之一的收入来自纸媒广告，六成以上来自黑马系列，其它来自新媒体上的整合营销。也因此，老牛敢在纸媒上玩大的，这次，推出送10万杂志的活动。现在这个时代已经不是洛阳纸贵的时代，能把杂志送到读者手上，求着读者来读(而且是10万人)已经就不错了。别忘了，创业家还同时获取了10万个真实读者的个人信息!牛文文社长在专访中还谈及了媒体的转型，编辑角色的转变以及他对创业家杂志未来的思考。黑马哥全文转载，想知道他有那些精彩论断吗？



我已经预感到如果多年后回看，2013年一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年份。钛媒体在推出魏武挥系列文章时用的总标题很准确：“大裂变时代”。传统媒体滑到谷底，缺乏商业模式的新媒体又没有真正起来，内容的价值在迅速贬值(或者说卖不上价)，媒体人无论是身处哪端，姿势都很难受。一句话，媒体作为一个公司，已经跌破净资产了。

这也是这半年来我做新媒体的最大体会：从心理上，我们已经“失业”了。

因此，我真的觉得《创业家》作为一个案例值得研究下，抱着学徒的心态与老牛聊了不到2小时。

精彩之处在于，《创业家》建立了一个不同于传统媒体的新的商业闭环。今天，它只有四分之一的收入来自纸媒广告，六成以上来自黑马系列，其它来自新媒体上的整合营销。也因此，老牛敢在纸媒上玩大的，这次，推出送10万杂志的活动，我想很多纸媒应该在眼红。现在这个时代已经不是洛阳纸贵的时代，能把杂志送到读者手上，求着读者来读(而且是10万人)已经就不错了。别忘了，它还同时获取了10万个真实读者的个人信息!

接下来，《创业家》还会有别的大玩法。我还觉得，它是最有资本创造一个新的历史：第一个“主动”宣布停印纸质杂志，全面转向数字化的媒体。

分享一下我从老牛这里挖到的干货：

1，媒体与读者本质上欣赏与被欣赏的关系，而不是内容购买关系。

2，排除广告模式的“毒害”，重建新的用户付费模式——但不是《纽约时报》之路。

3，媒体要创造自己的粉丝经济。

4，媒体人应该去精英化、去“我”化。

5，编辑的未来角色更像版主：置顶、加精……

6，内容生产要去掉“多余动作”，过度包装，反对“华丽的无用”。

请大家直接看Q&A吧。

传统媒体从来就没有绽放过

Q：你们这代媒体人还曾享受到一个传统媒体的黄金期，而我们这代还没绽放就凋谢了。

A：我觉得媒体在中国从来没有绽放过。第一大问题，我自己感受，就是中国的媒体跟电影一样，是管制市场，你的创造力不能够百无禁忌，那就没有普通大众的参与，作为新闻媒体就没有一个庞大的市场。但微博现在可以是，互联网有三四亿人参与进来，它变成表达平台，这才是媒体。

我们这些传统媒体人在过去的20多年里，从来没有脱离隐形的头脑里的那根线，所以你的绽放其实是在99%都不能做的情况下，在1%的领域里面尽量跳出来。长期之后，媒体人的头脑已经萎缩到极小的部分，失去了肆意想象的空间。

媒体失去了自由想象的空间，失去了和读者的互动，就没有强商业性，日本、台湾这样的国家人口那么少，但却有发行上百万、几十万的媒体，中国的杂志发行10万份就到顶了。《读者》、《知音》发行量大，也能让人看到，即使在一个管制不多的领域，你能干成什么样的规模。

我们身在一个比较怪异的行业，我们其实都是《人民日报》的孩子，要有家国情怀，要影响这个世界，居高临下，用精英的方式生产，即使你不在官办媒体的体系内，也不同程度地受到这种思维的影响。

官办媒体要说党的语言，市场化媒体说的是精英语言，相当于一个新八股，你甚至只能影响到被写的人以及报道对象周围的人。这是斯德哥尔摩效应，你被这个体制绑架了，就心甘情愿地用这个体制的套路来复制成功。

精英主义是这个行业最大的问题

A：贝索斯收购《华盛顿邮报》是多么好的一件事啊。我相信贝索斯会还原媒体的本质。媒体最初是怎样被需求而诞生的?《华尔街日报》，就是一群草根交易员，需要交易信息。《华盛顿邮报》，人民需要了解选举信息，人民需要认识候选人。最早美国的媒体，就这两种。炒股、投票、再加点八卦，这是基本的需求，这些报纸早先都这么起来的，都是在人民中间的。结果后来越来越精英，有一票的职务很高的记者在采集新闻。

有人评价贝索斯收购《华盛顿邮报》说，这是一群美国最优秀的新闻头脑，被一群小孩收购和接管。我特别不认同。这要看你的立场在哪儿?我觉得这就是我们这个行当出问题的核心原因。新闻业生下来就是大众的，但是我们做着做着就精英了，但是最后精英给你买单吗?说到底，媒体的本质是小众市场还是大众市场?如果是小众市场，你要满足于小众的影响力;如果你是大众市场，你要去精英化。精英主义就是这个行业最大的问题。

Q：过去媒体总是喜欢说一句话：我们读者是“高端主流人群”，我们假装自己对一小撮人有用。

A：媒体是B2B2C，但我们从来没有到达C，我们从来不知道为谁而活。表面上我们说是为读者而活，但其实我们是为广告主而活，我们这行当里从来不把读者当人。或者说，你不会想着人家为什么买你读你。一本杂志发行1万到3万本，然后认证一下把数字放大，再搞一些会议活动，卖给广告主，广告主不超过200个，一年给你5000万到8000万。这个生意就这样被定义了，我们一入行就被这样定义了，那你说还有谁能救我们呢?

我认为这个行里从来没有出现优秀的同行，京东的快递员一个月收入比记者还高，有人说我们现在连新闻民工都不如。刘洲伟说了一句话我很认同：“靠，你就该不如啊，人家一个月是怎么干的，你一个记者一个月是怎么干的，你贡献了什么东西?”仔细想想看，我们的记者都是一群恐龙啊，一个月写两三篇稿或一篇稿，三五千字;出差坐飞机、住酒店，去采访最牛逼的人，之后有那么多编辑给你润色、摄影给你配图，再印成铅字发行……记者都是这么活着，居然还有记者一个月写不出来一篇稿子仍觉得自己很牛逼。这是畸形的生态。

你去互联网公司看看，人家是怎么干的。一天十几个小时都在公司，一个网站编辑一天编10条都是少的。一个纸媒记者，你有什么价值可言?你有什么贡献?你什么也没有，编辑派个选题，你就去找那个人采访采访，写个稿，人家给你改得一塌糊涂，一个月你就靠这个拿着上万的收入，你觉得这个少吗?

Q;我觉得这是这个行业的腐朽。

A：不是，我是认为媒体业就是个虚幻的存在，你从来没有真正的优秀过和真正有影响力过。现在说纸媒要死要活，其实你根本就没有干到高潮，就要谢幕了。我认为是我们理解的媒体业的本质就不对——首先是精英主义不对，其次是自我主义不对。我认为现在所有的媒体人，都要从这个虚幻的幻想中走出来：凭什么你就认为你要比别人活得好，凭什么你就认为内容要为王，你生产了什么值得为王的内容?把微博诞生以来的东西梳理一下，要说影响力，有多少内容不比一个媒体影响大?新闻不是艺术品，你不是作家，你要是作家的话，你可以影响人的心理，但新闻不影响人的心理，我们影响人的判断。你要做的是一个新闻产品，它本来就是一个易碎品。而在易碎品里做文人，试图做优秀的大脑，这是一个错配。

我真心认为我们应该丢掉幻想，放下包袱，重新认识自己。来认识你和这个社会的关系，你和别人的关系。千万别再想着内容为王。

未来是什么?昨是而今非。你昨天做了什么，未来就反着来就行。

广告模式让媒体业发生变异

Q：今天你在黑马营开头发言的时候，我注意看台下人的表情，他们都听得很认真，并不是那种他们在参加会议的感觉，他们不是把你当成一个类似于教师或者教父的形象，我感觉你融入了他们这个圈子，下面听的人都有一种你的想法和他们相通的感觉。我在想像，假如时间倒退到五年前，你那时候是《中国企业家》的主编，再办这个活动，下面有一群人，然后你讲话，大家那时候看你的眼光是怎样的?那时候一定觉得你是高高在上的，我在听你说一二三这些东西。这是一种角色转变。如果现在还有人管你叫主编的话，你会不会觉得这是在骂人?

A：我倒没觉得是骂人的，而且我们作为主编也很容易被遗忘。我今天不在意叫不叫主编，不在意叫不叫什么社长，叫我牛哥我最舒服，大部分人叫我老牛。还是刚才那个话题，我们怎么理解我们与这个世界的关系。原来我们靠一支笔来写出别人的故事让别人看，来获得影响力，这种方式太虚幻了。我现在最大的一个变化就是，用创业的心态做《创业家》杂志——你要想做什么，就先变成什么。

全世界有了移动互联网以后，整个世界的关系就是Follow和转发的关系，这是构建这个世界人和人沟通关系的一种全新方式。展示自己，被人Follow，然后你再去转发别人，有点和宗教的感觉一样了。人跟人的关系纯粹的是被欣赏、被追随的感觉。将来你的生意应该和人际关系连在一起。其实我们做的生意就是粉丝生意。

Q：我同意，很多生意都是卖给生产者不知道的用户，特别是媒体、出版业。而你刚才的意思是说，未来我们应该卖给我们认识的人。

A：对，不管你的规模多大多小，总是有喜欢你的，总是有人希望你好。我们过去是和这些人没有交流的。刘洲伟曾经回忆当年做《南方周末》经济版的时候，每到年底，人家社会部、时政部的读者来信都有一麻袋，我们连一盒子都凑不齐。有人安慰他说，我们的读者是沉默读者，不爱给我们写信，而时政社会的读者就是屌丝，受迫害所以写信来表达一下。但实际上是这样的么?我觉得不是。

我们在财经商业领域里不一定就做不出来粉丝关系。从2008年《创业家》创刊到现在，我越来越认为：一个生意就是愿意跟哪个人群形成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媒体我认为最早都是门户加社区。就是我发布东西，有需要的人和我聚在一起，我们交流。最早杂志没有广告的时候都是按照爱好、专业细分。我有编辑但没有记者。大家来投稿、审查、交流，用户产生内容。用户又购买内容，用户养活我、订阅我，我们有定期的聚会、推介。专业学术杂志到现在还是这个样子。

Q:这就根本没有广告商什么事。

A：杂志最早就是Issue，Issue就是共同爱好、共同行业背景的人的一个社区，这个社区生产内容，内容在社区里面被消费，以此维持。什么时候出事了呢?就是有人发明了广告模式。

到Magazine的时代，用户不重要了，社区变成了门户，门户就是你要靠广告而生存，你要有记者去采访。我们这个行业整体出了问题就在于，明明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非得要第三方买单。

但宗教不是这样。神和信徒的关系是，你是我的神我供养你，是粉丝关系。我喜欢，我就去打赏，不需要第三方买单。所以我觉得人类社会的这种回归，也在让媒体本身回归，从广告模式回到用户模式。用户付费，就在于你的内容和他产生共鸣。

内容为王?我们会错了意

Q：我插一句。过去那种订阅的方式属于事前付费，读者为你的杂志买单，但我并不知道下一期杂志好不好。有可能变成一种后置付费，像打赏机制。

A：咱们经常说的内容为王，隐含的逻辑是读者应该为优质内容付费。这是《纽约时报》走的路，我认为彻底错了。用户不仅是读者。你要仔细想一个问题：你生产杂志，读者买来读，难道编辑和读者的关系就是购买关系吗?这个是不对的。其实是欣赏关系，让这种关系变现有很多方式，为什么非得购买内容呢?

Q：就像歌星一样，我不在乎唱片能不能赚钱，但我可以开演唱会、做代言，把这种欣赏关系、粉丝经济变现。

A：媒体应该向演艺事业和宗教事业借鉴一下什么是粉丝经济。《圣经》也是内容，但宗教卖《圣经》吗?《圣经》都是免费的。

《纽约时报》让大家走入误区，为了不出纸版，所以我们用电子支付来购买内容，这是一条死胡同。我认为贝索斯买了《华盛顿邮报》后绝对不会做这事，不会再像默多克一样，买一堆精英报纸，养一群记者，办一个1.0思维的《The Daily》。我认为他会从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入手，重组这个生产链。

罗振宇也不是这样的，他是会员关系。我们做的也一样。我们做黑马、做创业人，我们的读者也是我们的用户。由此，这个生意就不只是这么大。如果是本杂志，最多是一个亿的生意，现在至少是十个亿的生意。从创意产业到创意服务产业。媒体本来是一个欣赏和转发。

我想明白了一个道理：你要重组内容链。不再是“我是内容、内容是王、让读者为内容付费”，而是构建用户关系，在用户关系里面，你有好多钱和工具可以赚。但本质是什么?本质是人家喜欢你。而这个喜欢不是光听你喷，要有互动吧?而内容呢，也不只是你自己来生产，可以众包。

杂志其实就是一个产品，但它不再是主产品。电商、游戏、社区……所有互联网可以用的盈利方式和商业工具，媒体都可以用它。

“华丽的无用”和多余动作太多

Q：从《创业家》现在的格局来看再反观纸媒编辑部这一块，是不是价值已经非常低了。

A：我从2011年开始和编辑部的兄弟们沟通这件事。不是说编辑部的价值变低了，而是说按照广告模式的编辑部的价值变低了。过去反正是由广告买单，我写的故事不用Care读者，只要漂亮就好，文字炫就好，而广告商关心的是你的范儿：看起来是不是高端，所以我们在设计上要无穷尽的展现，文字上无穷尽的优美，争取看着高端大气上档次——但是内容本身却不行，这种情况下的编辑部就出问题了。

Q：传统编辑部生产的就是一些“华丽的无用”。

A：这对一个正要转型的编辑部来说是极可怕的。

Q：我还有一个感想。我觉得传统媒体人过去做了太多的所谓“多余动作”，过度包装，生产是泡沫。比如像黑马营这样的方式，一些企业家分享了不少干货，他没有像记者一样描绘它，而是直接给你。但要让记者来报道它，就会有很多多余动作。

A：对，我这个感受特别深。传统媒体都追求宏大叙事，要优美。这完全是一种腔调，而腔调会直接削弱内容价值。在《创业家》我提倡编辑部要“去财经腔”，脱下长袍马褂，离开办公室。直接到创业公司去，用脚走，用手摸，用鼻子闻，做内容的第一条就是要有创业者情怀。就是说你写一切东西，假设你是创业者，反复问自己讨论的是不是真问题，是不是实用，能不能从创始人角度来写新闻?假如内容生产方式有记者角度、极客角度。我们能不能有创始人角度?

这就是创业家从创刊到创业以来，一直主张的新闻生产理念。List 加know-how。Whois who很重要。对于大人物来讲who is who 不重要，但是对于小人物来讲这个行当里有多少玩家还是要知道的。我们做一个选题，就希望把这个领域内细分多少门类、门类里面有多少人在玩的List拉出来。第二步，就是找出他的方法论。

如果不能够走出办公室，那就是一个月赚着七八千的人，想去指导人家七八个亿的生意该怎么做。整个财经媒体和时尚媒体都在犯这个傻。

过去媒体是居高临下的批判、宏大叙事、财富范儿——把企业家照得像西方基督教里面的圣徒一样，造神，追星。其实他有肉身，有红尘。

未来编辑就像版主一样，置顶、加精……

Q：怎样改造?

A：我要求记者要做到三合一：记者+行业分析师+基金经理，先是要求刊网合一，然后是要求进入黑马的链条中去。但发现很难，传统的编辑记者没有小秘书心态，没有服务意识，像旁观者。服务一场黑马大赛，结果来得比参赛者和导师都晚，回来写东西，也不行，这是我的惨痛教训。

我现在的做法是，我整体是在做黑马链条的，媒体记者在我视野里面是个心灵家园，你要做什么事情呢?你要选择爆炸性领域里的颠覆者，还原方法论这类的干货，把这个变成故事卖给读者。最重要的是你要用写案例的写法，把干货案例化、问答化，甚至可以没有广告，就是干干净净的两色印刷，就像《读库》那样，那才叫内容为王。

Q：现在的杂志都不是内容为王，就是包装过度嘛。

A：传统的编辑部和未来的编辑部最大的区别就在于是不是互联网的生产方式和分发方式。你是不是杂志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要让用户喜欢。也就是说改造编辑部的立足方向是为广告生存还是为用户生存，能不能有服务形态和互联网心态。在互联网时代，有用最重要，你的文章上了微博就没人转发，那说明没几个人感兴趣。

有行业特点的媒体是极其容易社区化的，当它社区化的时候，这个人讲得好就粉他，转发他，评论他，这才是《创业家》这种媒体的出路，我们变成以创业者的心态提炼新问题，并能够让这个问题在用户中产生内容，让用户在群里面推展。我希望我们的封面故事都变成创业教材，那我们的链条就这么合一了。

Q：编辑的角色，会是一种议程设置者吗?比如《创业家》前段时间做的封面故事《卖公司时代》，就是一个话题。

A：我觉得更像是一个社区管理者，版主，它把一些大家关心、热议的话题“置顶”，而不是“创造”一个话题。

“惊险的一跃”，被逼出来的

Q：回到5年前，你肯定没想清楚《创业家》现在成功地建立了新的商业闭环，非广告模式。到底怎样完成惊险一跃?

A：一开始我想明白的是，我不会再重复《中国企业家》的历史;我不做追星族，我要做星探。但最难的是，把一个榜单变成一个“赛”，一个“营”，你能不能收到钱，而且能持续收到钱，这很难。第一期黑马营，我也没收到钱，来人就不错了。但从第二期开始就有了收入。大部分主编不会想这事，但钱是一分一分赚来的。

一开始我知道的是，报道中小企业，中小企业肯定没钱给你投广告，《创业家》怎么活?这是第一个残酷的问题。第二个问题是，第一年有融资撑着，但以后怎么放大你的产品，产生收入?

最开始我也是想做伟大杂志，做十万大刊。后来我们每半年战略会都讨论一次：要不要做半月刊，我从半月刊杂志(《中国企业家》)出来的，怎么还能做个月刊?每次都因为各种各样原因搁置了。后来我们再也不讨论这个问题了，半月刊还是月刊一点不重要了，将来还出不出纸版、有没有刊号，一点不重要了。现在回到历史，回到《中国企业家》去做主编，我一点都兴趣都没有。

假如当时杂志做得很顺，也许我就顺着这条路走，再做第二本、第三本，成为一个出版群，也许我今天就死透了。也是因为当时这条路走得不顺利，被逼出别的路子来。你曾经还是想和历史较一下劲儿，“5年做伟大”，肯定有这个想法，但现在再沉浸这个梦想就不对了，因为没这个命了，“非战之罪”。

文小芒

中国投资银行，一九九六年七月25日，《情况通报》第三期

王岐山董事长在听取投资银行上半年工作汇报时的讲话要点（机密）

（1996年7月23日上午，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一、对投资银行体制改革两年来工作的看法

我对你们的最大支持就是‘不管’你们。这是因为，我相信投行领导班子，能够按照中央关于金融工作的指导方针和董事会的要求来经营管理。自93年国务院91号文件以来，投资银行赢得了改革的机会。这两年，投行除了日常的经营之外，用很大精力进行调整和改革，而且这两者是分不开的，调整本身就是改革。你们把原来的一个不完整的、有机构成不高的、松散的‘邦联’，改造成一个一级法人体制的商业银行，这是一个重大的转变。这两年中，有一年在争取改革方案，随后进行了领导班子调整，以及机构和业务的调整，现在投资银行总算有点模样了，也有一定凝聚力了，更重要的是办行方向和体制进一步明确了。所以，我认为投行党组这两年的工作是很有成效的。

二、关于投资银行改制增资问题

你们提出，要摆脱当前的困境，真正办成一个很好的商业银行，就要在转轨过程中进一步深化体制改革。这是对的，符合改革方向的。我同意投行股份制改造，甚至于吸收外资股东。我多次同建行党组的同志们谈过，大家都赞成我的意见，对于投行股份制改造，建行不但不阻扰，而且要促进。我赞成投行党组的设想，只是我想得更大胆一点，就是吸收外国的投资，有实力的大企业可以，商业银行也可以；还可以考虑国内的上市企业。其实这点外资股本的数量多少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样做有利于我们正真地向商业银行转变。虽然，在12家小银行中，投行股改晚一点，但是可以起点高一点。我以前就说过，船小好掉头，投行这条船比建行小，应该转得比建行快。所以，投行要把自己的奋斗目标在深化改革中进一步确立起来，就是要尽快在国内银行界中成为向国际金融管理水平靠近的银行。朱副总理曾经提出，工、农、中、建几家银行在本世纪末达到国际金融管理先进水平。我看，这对于四个大银行来说，可能比较困难，但是，对于投行来讲就有可能，如果这次改制成功的话，达到国际金融管理水平就有希望。请投行党组讨论一下，把这个既定目标提出来。同时，向人民银行申请。确定这样的方向和目标，我们可以克服历史遗留的许多困难，可以在新的高起点上谋求发展。

三、投资银行要进一步深化内部管理体制改革

投行这两年在内部管理、激励机制上有变化，尽管得罪了点人，也带有风险，但实践证明没有什么了不得。所以，我认为在这些方面，下一步你们胆子要再大一点。我一直认为，中国存在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分配制度上的缺陷，还没有真正实现按劳分配，干部也没有做到能上能下。我看投资银行在这些方面能够带来一些更新的风气，创造一些新的经验。你们要进一步在收入分配政策上，向真正的按劳取酬这个基本分配制度靠拢，在人事制度上做到能上能下，尽管不可能一步到位。

招商银行的分配能搞货币化，我们投资银行为什么不能呢？人才的层次不一样，需求也有区别，货币化可以吸引好的人才。但是，必须确实做到能上能下，能进能出，否则就是超分配，那就不是按劳取酬。你们甚至还可以考虑在局部像国外银行那样划小核算单位。我认为投行在这些方面的改革有很大的优势，很大的潜力。这样，你们的吸引力就可以进一步增加。你们不是说有的人不合适吗？我马上就表态，不合适就换掉。在这点上不能犹豫，合适就用，不合适就下来，这就是法则。

还有一条就是人才问题。一方面要从外部引进，这是要求能上能下，能进能出。再就是对现有人员进行交流和培训。目前，你们的主要任务是机构调整，业务调整，一时腾不出手来，但这件事非做不可，进行定期的上下左右的交流，再加上在职培训。有些人对这种做法就想不通。为什么？你不仅仅用人，还培养人嘛、建立一种新机制，本身就是吸引力。

总的说，比以前来看，投行的前途和希望已经有了。另外，在投行机构撤并问题上，要感谢投行，原来设想，投行要撤并的机构，都并到建行算了。那样做你们容易点，但对建行来讲是雪上加霜。后来定下来，好的，坏的都给你们，这确实给投行增加了一些困难。应当说，投行理成现在这个样子是不容易的。

四、关于桦林问题

如果说投行有问题，那就是对文小芒这样的同志，怎么用他的长，避他的短。我看是用其长了，没有避其短。投行在这个问题上接受点教训。对一批有专长的人怎么用，可以用这件事教育那些高学历、但缺乏实践，对于中国社会、文化和历史不够了解的人。最重要的在于怎样教育干部，使用干部。这样事就这样了，不要背包袱。

（当汇报到投行自己搞计算机网，但清算系统还得依靠建行时），你们的计算机网要好好论证，人员一定要少而精，能用社会力量解决的，就不要通过增人去解决。你们可以进建行的清算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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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报：王岐山董事长。抄送：建行办公室、政研室、计划部、财会部、人事部和国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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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印：唐艳梅 校队：柳卫建，共22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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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中的解释：

文小芒，是中国投资银行改制后招聘的资产管理部的总经理，主要工作是结合‘国外投资银行’的手段，来处置投行信贷中不良资产。桦林公司（后来成为上市公司）是投资银行一个重要贷款客户，欠债很多，多是不良资产。其问题在于国企机制和效率问题。文小芒带领投资银行工作小组，深入企业，帮助企业剥离资产，重组生产构架，提高效率，使新重组的桦林公司具备的良好的经济效益和良性运转的结果。后来，在国家有关部门支持和省配合下，成为上市公司。就桦林公司重组一事说，文小芒是成功的。但是，其张扬的一面，得罪了桦林副部级企业的领导和部委有关领导，加上文小芒对当年副总理的一席过份的话语，成为告状把柄。结果，国务院和央行下文，通报中国投资银行超越自己经营范围，从事投资银行业务，命令即刻停止，并点名批评的投行有关领导，下令取缔文小芒在银行业的任职资格。

首座民企LNG加注站投建：能否打破“三桶油”？
何清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新奥舟山LNG项目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它是启动了中国引入北美气源的钥匙，从而打破中国天然气发展困局，”有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专家认为，“这种困局不但在于进口资源量，更在于长期被国际巨头垄断的天然气高价。”

舟山群岛本岛定海的东北岬角，新奥集团正计划投资47.5亿元建设国内首座民营企业国际远洋船舶LNG加注站（简称LNG加注站）。

“这里面向舟山北航道，东出可直接进入国际水道，从而避开拥挤的南航道。”8月初的一天，舟山市发改委副调研员杨小毛指着海图告诉记者。

此前，3月7日，国家能源局向河北省工商联副主席王玉锁旗下的新奥集团出具《关于同意浙江舟山国际航运船舶液化天然气（LNG）加注站项目开展前期工作的函》（国能油气【2013】99号，简称“99号文”），允许新奥集团可以围绕这个项目进行前期的准备工作。

99号文意味着该公司开展液化天然气进口、转口、贸易和分销业务获得国家发改委的认可，而LNG加注站，将是未来新奥集团进口LNG业务的重要支点和平台。

这是民营企业首次获准进入LNG进口领域，也是舟山转型的重要支点。新奥集团副总裁赵义峰等项目具体负责人因而四处奔波。面对千头万绪，他们丝毫不敢大意。

国家发改委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国内天然气产量为588亿立方米，增长9.0%；天然气进口量（含LNG）约合247亿立方米，增长24.6%；天然气表观消费量815亿立方米，增长13.1%。

天然气对外依存度不断上升已是不争的事实，单纯由三大石油央企垄断进口环节的格局，已很难满足国内市场的需求。“允许一些有实力、有条件的社会资本进入应是大势所趋，新奥在舟山实现突破只是（这种趋势的）一个开始。”有国家能源局官员指出。

与石油进口资质不同，LNG进口资质不但要跨越中国国内的重重审批，还需要得到资源出口国的许可。

“根据中央政府的规定，在获得‘99号文’前，新奥必须与外方签署LNG长期采购框架合同，并将这份合同提交国家能源局备案，”杨小毛说，“我看过新奥与加拿大某公司的LNG长期采购框架合同，它们的进口价格在国内市场是很有竞争力的。”

据赵义峰透露，目前这家加拿大公司已获得加拿大政府每年200万吨LNG出口配额，而此前新奥集团已获得这家公司很大比重的股权，“并拥有这家公司200万吨LNG配额100%的销售权，这是新奥集团入股的前提条件”。

相比之下，石油央企的国企身份，常常导致它们在投资油气区块权益和采购油气资源上遭遇“政治质疑”。页岩气革命后，原国家能源局局长张国宝甚至判断，中国企业从美国获取LNG是不可能的，并劝说中国企业不要在美国市场上浪费时间。

然而，“两年前新奥就曾与美国Cheniere能源公司签署了年供应150万吨LNG的框架协议，只是后来因为种种原因，这个框架协议被取消了。”有知情者向记者透露。

Cheniere能源公司是美国首个LNG出口项目——路易斯安那州Sabine Pass液化天然气终端的运营商。目前它已经与道达尔等多个LNG买家签署了长期采购协议，预计2016年后就将正式供气。

“Sabine Pass液化天然气终端尚未启动时，为了筹集项目资金，Cheniere同时与道达尔和新奥两家公司展开谈判，并且都签署了框架协议，只是道达尔的协议最后执行了，而新奥的却被取消了。”上述人士说。

但经此一役，国家能源局及浙江地方政府开始重新审视新奥集团的优势，并对舟山LNG项目有了更多期许。

据上述知情人士透露，根据规划，2016年底舟山LNG项目将卸载第一船进口LNG。舟山市政府希望新奥集团应推动舟山群岛成为辐射整个东北亚市场的LNG转口贸易中心，而不仅仅是将舟山定位在仓储码头基地。

“未来舟山LNG项目接收能力将能达到3000万吨/年，新奥应该充分发挥这种资源优势，目前它已经与舟山市大宗商品交易中心磋商合作的具体模式。”他说。

舟山突破：“一切为了降低成本”

对于新奥集团董事局主席王玉锁来说，舟山LNG项目来之不易；对其它社会资本来说，亦是如此。

上述知情人士坦言，舟山LNG项目既不在国家“十二五”规划中，更不在石油央企拟定的LNG接收站建设选址的候选名单中。“如果按照常规的审批程序，今年舟山LNG项目根本不会拿到路条（99号文），所有的筹备工作也就无从谈起。”

LNG接收站项目投资巨大，是必须由国家发改委审批核准才能启动的项目。在国家发改委受理项目审核材料前，承建企业不但要准备好项目规划等一系列文件，而且需要将这个项目提前加入国家整体战略规划中。

此前，浙江省发改委在全省规划了宁波、温州、台州和舟山四处LNG项目。但由于舟山悬于海上，在这里接收LNG，并将其与覆盖浙江全省的天然气管网连通，成本较高，因此舟山LNG项目始终未纳入国家“十二五”规划，甚至未能挤入拟定的LNG接收站建设选址的候选名单中——这意味着短期内，在舟山建LNG接收站项目基本不可能。

除了一系列国内难题外，更大的障碍在于，新奥集团若要建LNG接收站，必须首先向国家发改委提交与境外供气方签署的长期供气协议。

“这是缺乏国际采购网络的民营企业致命的短板，因此很多人并不看好新奥的努力。”上述知情者称。

2005年后，国际油价一路飙升，与其高度联动的LNG国际价格飞涨，最高时竟升至18美元/百万英热单位以上，较中海油采购澳大利亚西北大陆架LNG价格高7倍多，中国LNG采购一时陷于停滞。

“页岩气革命后，很多中国企业都认为，美国是扭转中国进口困局的机会，但中国不是自由贸易协定（FTA）缔约国，因此页岩气也未能帮助中国走出困境。”该人士表示。

然而，新奥集团却另辟蹊径，在加拿大获得了价格较为低廉的资源。

据赵义峰介绍，几年前新奥集团即在北美建立了涉足油气勘探开采和采购的团队。“为求得低成本进口，我们以不同方式介入了油气开采、管道运输、天然气液化、出口基站建设和远洋运输等环节的LNG全产业链，这其中既有入股模式，也有锁定价格模式，总之一切为了降低成本。”

对于新奥集团在北美获取天然气资源过程的细节，赵义峰及其他相关人员以商业机密为由，婉拒了记者的采访要求。

入股拥有200万吨/年出口配额的加拿大公司后，新奥集团迅速与舟山市政府接洽，谋划如何在舟山尽早启动LNG接收站项目。

“三大石油央企因为舟山地理原因（悬于海上），都未将这里纳入其接收站选址的候选名单，这就给了新奥机会；同时，它们提出了‘加注站’这个新概念，引起了相关中央政府部门的关注和兴趣，于是项目能比较快地获得通过。”一位舟山市发改委的官员说。

据了解，随着全球环保呼声的日益高涨，2011年7月，国际海事组织(IMO)海上环境保护委员会决定在《国际防止船舶污染海洋公约》(MARPOL公约)附则VI中添加新的一章，为新船制定了能源效率设计指标(EEDI)以降低国际航行船舶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而欧盟更进一步规定，2015年船东和船舶经营商将必须在欧洲的排放控制区域内（ECA）使用含硫量不超过0.1%的燃料。

受此影响，挪威船级社预测，至2020年全球大约有1000艘新船会安装LNG发动机，将占预期新造船的10～15%。

上述舟山市发改委官员向记者表示：“有LNG远洋轮船，就必须有给其提供燃料的LNG加注站，这正是远东航运市场的空白。舟山的区位优势和新奥先进的理念，迅速得到了国家能源局的认可，于是这个未列入规划的项目获得审核通过。”

据他透露，目前这个项目已开始了前期的准备工作，预计2016年底实现正式投产。

赵义峰则介绍道，由于远东航运市场中LNG比重还很低（几乎没有），因此舟山LNG加注站项目初期运营将主要依靠“气化舟山”、将资源通过海底管道输入浙江天然气管网、利用滚转船向周边市场分销等模式，消化已经进口的LNG资源。

“毕竟新奥拥有近120个城市燃气分销项目，它们都处在气源受制于人的艰难境况下。有了上游资源供应，新奥集团的扩张将更加有力。”他说。

新奥样本：分销商的资源梦

公开资料显示，2012年，新奥集团旗下最主要的天然气分销平台新奥能源（02688.HK）天然气销量62.3亿立方米，较2011年同比上升24.2%；2013年公司预计销量增长25%，达到78亿立方米。

“在燃气分销企业中，新奥的市场份额已经是很高的了，若无后续资源的支撑，其业绩增速将很难长期维持。”有国际投行分析师说。

随着舟山LNG项目的启动，这种顾虑随之冰释。根据规划，舟山LNG加注站项目一期工程将包括接卸266000m3LNG船舶泊位1座（远期预留同等规模码头一座）、60000m3LNG船舶装船泊位1座、槽车滚装船（兼工作船）泊位2座、16.0×104m3储罐2座，接收能力为300万吨/年，年销售额达到160亿元。

300万吨LNG，气化后约能产出42亿立方米天然气。若项目能够按时达产，新奥集团势将再上一个新的台阶。

舟山LNG项目并不是王玉锁首次谋划投资LNG进出口业务，然而，对于他一直勾画的“天然气帝国”蓝图，此前的多番努力却都是无果而终。

1989年，王玉锁即进入了民用燃气市场。当时他向中石化旗下炼油厂大量采购液化石油气（LPG），并将这些资源瓶装后销售给普通市民。通过这种采购分销模式，王玉锁获得了人生第一桶金。

随着新奥集团的发展和市场需求的高速增长，目前它已经在全国拥有了117个城市燃气项目，业务也从最初的LPG扩展至LNG、管道气等多个领域。然而如何解决上游气源供应却一直是公司发展的“瓶颈”。

“最初，新奥的气源完全来自中石化与中石油。然而随着LPG、天然气等使用的普及，处于产业链上游的央企们开始在气源、供气价格等多方面，给下游包括新奥在内的城市燃气分销商设置瓶颈，并组建自己的实体，蚕食新奥等的市场份额。”那位知情者说。

无奈之下，新奥集团一方面加强与石油央企等资源供应方的合作，尽可能多的巩固、开辟资源采购渠道；另一方面开始谋划如何实现资源瓶颈的突围。

“2004年前后，公司先后在内蒙古等地投资煤矿，并不是煤炭业务能如何赚钱，而是希望能通过煤气化、煤制气等突破气源瓶颈。”新奥集团分公司某负责人告诉记者。

然而由于种种原因，新奥集团的这种企图并未明显奏效。“为了弥补气源不足，我们甚至远赴新疆，与广汇能源（600256.SH）合作，通过汽车等方式长途运输当地的LNG，结果却发现这种模式让我们赔惨了。”他感叹道。

2008年后，新奥集团决策层开始谋划如何在沿海建立LNG接收站，以便运用国际市场，化解制约公司长远发展的瓶颈。

2010年前后，经过长期考察，新奥将目光锁定在浙江温州，并斥资数百万元完成了包括海底航道勘测等在内的前期工作；与此同时，新奥还与美国Cheniere能源公司签署了年供应150万吨LNG的框架协议。

然而，新奥集团在温州的努力最终却宣告失败——而对于此次失败的原因，接受采访的所有新奥集团人士均避而不谈。

外界公开所知的一则消息是，2011年12月26日，中石化对外宣布，与浙江能源集团、温州市政府签署框架协议，计划投资88.3亿元在温州兴建接收能力达300万吨/年的LNG接收站。

民企突围：寻求三桶油外渠道

急于突破资源瓶颈束缚的并不只有新奥集团，广汇能源、深圳能源（601139.sh）、中国燃气（00384.HK）等非石油系统的燃气分销企业，都在想方设法谋划扩大资源采购渠道。

5月31日，广汇能源发布公告，公司已与壳牌（中国）有限公司签署合作意向书，壳牌有意在公司“南通港吕四港区广汇能源液化天然气分销转运站”工程项目（简称启东LNG项目）二期已具备LNG进口条件后参与项目运营的合作。

“我们与壳牌签有保密协议，因此目前不能接受采访。但启东LNG项目一期已取得国家发改委的支持和江苏省能源局的原则性同意，并将在年内开始建设。”公司董秘倪娟说。

据了解，启东LNG项目将分三期建设，一期的设计能力为每年60万吨，主要为LNG存储与转运；二期的设计能力为每年150万吨，具备LNG进口接卸能力；三期的设计能力为每年350万吨，具备气化管输系统设施与管道外输能力。

早在2003年前后，广汇能源就开始涉足LNG的生产与分销。最初，它依托中石油旗下吐哈油田提供天然气气源。然而随着市场蛋糕的不断扩大，从前密切合作的吐哈油田开始收紧资源供应量。

无奈之下，广汇能源只能将目光瞄准天然气资源丰富的中亚，以收购哈萨克斯坦油田、修筑跨境天然气管道、在中哈边境的新疆吉木乃建设LNG工厂的模式，打破中石油对自己的资源束缚。

2013年8月5日，广汇能源发布公告称，公司旗下位于吉木乃、具备150万立方米/年LNG产能的新疆吉木乃广汇液化天然气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已全面投产。

然而新疆远在西北边陲，与天然气消费旺盛的华东、华南市场相隔千里，因此广汇能源必须在沿海获得另一处供应基地。毗邻上海的江苏启东迅速成为其新的选择。

这点，恰与壳牌不谋而合——这家老牌跨国油企急欲在中国天然气市场获得更大份额，有更多中国合作对象当然求之不得。

据了解，壳牌不但在东非、卡塔尔等天然气富集区拥有2200万吨LNG供应权益，而且还拥有全球数量最多的 LNG 运输船队和庞大的营销网络。与壳牌结盟，广汇能源的天然气版图扩张无疑会大大加速。根据公告，双方将在今年年内签署具有约束力的合约。

“壳牌不但将入股二期工程，并愿意在这个项目的一期工程中提供初步的、必要的技术及商务支持。”了解双方合作内情的人士告诉记者。

而深圳能源界人士也表示，包括深圳燃气在内的多家深圳能源企业在地方政府的鼎力支持下，正在谋划如何能够拥有由当地企业控股的LNG接收站，“市政府已经不能接受地方天然气供应受制于人的尴尬局面了”。

2008年，负责广东全省天然气供应的中海油与卡塔尔签署了LNG长期采购协议。当时国际气价飙升，这些资源都是以17美元/百万英热单位以上的价格采购的。由于采购成本高，2009年和2010年，中海油向深圳很多燃气电厂的供气价格自然也高，最终导致包括深南电（000037.SZ）在内的燃气电厂大幅亏损，企业甚至不愿再发电。

据上述人士透露，目前国家能源局正在起草有关LNG接收站项目审批权下放地方政府的文件。“一旦审批权下放，深圳燃气、深能源（000027.sz）等将联合投资，共同启动建设包括LNG国际采购、LNG接收站建设等在内的地方LNG产业链”。

北美气源：打破价格垄断困局

“新奥舟山LNG项目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它是启动了中国引入北美气源的钥匙，从而打破中国天然气发展困局，”有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专家认为，“这种困局不但在于进口资源量，更在于长期被国际巨头垄断的天然气高价。”

据了解，自1970年代日本开始进口LNG以来，其LNG进口价格就与“日本清关原油价格”（JCC）挂钩，而JCC又与NYMEX等国际原油期货市场价格联动，于是当时日本LNG价格就开始与国际油价产生了紧密的联系。之后韩国、中国等远东国家在进口LNG时，也就自然的套用了这种模式，只是价格波动的区间、斜率范围等略有不同。

但它并未如实反映中国天然气市场的供需状况，更与欧洲、北美等天然气成熟市场的定价模式不同。

据彭博行业研究高级分析师萨默尔·博罗思维尔介绍，目前美国唯一的天然气出口基站，是位于路易斯安那州的Sabine Pass液化天然气终端（由前文所述美国Cheniere能源公司负责运营），其出口价格与纽约商品交易所天然气期货价格henry hub密切相关。而henry hub是根据美国天然气市场供求状况及期货市场资本博弈形成的，与油价波动关系并不紧密。

2009年页岩气革命后，美国天然气市场严重供大于求，价格出现暴跌，最低竟至2美元/百万英热单位。即使目前出现回升，henry hub也仅维持在4-5美元/百万英热单位，远低于2008年以来中海油等石油央企的LNG进口价格。

“目前天然气出口订单是由美国能源部逐单审批，没听说有中国企业参与其中。”萨默尔说。

中国企业没有参与美国资源的出口，国内消费者自然也就难以享受低廉的美国气价。但赵义峰向记者坦言，公司的加拿大进口LNG进口价格正是与henry hub挂钩，而非与JCC挂钩。出于商业机密原因，他具并未透露具体的价格公式。

记者截稿前，外电报道称，中国已经向美国探寻进口页岩气的可能性。“中美外交相关人士表示，中国已于7月上旬就进口申请等具体手续希望美国提供相关信息。而美国方面也回应了中国方面的请求。年内中美将在北京举行部长级能源对话，届时将再次展开磋商。不过，美国原则上禁止向自由贸易协定（FTA）缔约国以外的国家出口天然气”。

美国能源行业的一部分企业也认为应积极商讨对华出口，因为有望获得更高利润，中国国内的液化天然气价格甚至比国际市场高3倍。

然而，当记者就此向相关中国政府部门及企业求证时，并未得到明确的回应。

美发业的庞氏危机



互联网金融方兴未艾，服务业的准金融化早已暗潮汹涌，8000亿体量的美容美发业，只是冰山一角。

温州人卢庆东自述“特别爱面子”，作为东方名剪美容美发连锁有限公司董事长，拥有62家直营门店的他，曾相当时间认为行业没规模、没地位。商业聚会，如果是地产、矿业等老板在的时候，他连名片都不愿意换，感觉“拿不出手”。

2012年9月24日，卢庆东感觉，自己挣足了面子。

那天，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视察了其公司旗下的黄寺店，详细了解其经营状况，期间谈笑风生，开玩笑说：“温州人会做生意，能吃苦，有开拓精神……以前温州人特别喜欢戴戒指，一只手上戴4个都不够。”“历史上，这是来美容美发业视察的最大的官，后来，商务部部长也来了，聊得很好。”卢庆东兴奋地说。

王岐山之所以到访，所强调的是发展生活型服务业，或许熟悉金融业的他所不知的是，由于预付卡销售的泛滥，美容美发业越来越近似于金融业，且在不断累积债务。以至于连卢庆东都感慨：“全行业如果一直这样持续卖卡，早晚会崩盘。”

非法融资?

“如果人家赚到钱了再玩品质，你还跟得上吗?”

1986年，初中没毕业的卢庆东怀揣借来的4000元钱，从温州乐清市的一个小镇来到北京，和本家侄儿卢连德一起在大红门租了一处民房。白天，他们骑着三轮车在天桥附近卖服装，晚上，回到出租房加工衣服。起早贪黑，几年积累之后，两人在王府井承包两个柜台专卖皮衣，生意走上正轨。

空闲时，叔侄俩常去东四一家美发店，慢慢与店里的发型师混熟。温州人善于发现商机并迅速出击。卢庆东敏锐地意识到，美发行业有发展前景，不存在服装生意的库存，不用占用资金。他们立即“挖墙角”，请来了店中相熟的发型师，1996年6月，在北京海慧寺附近的“浙江村”开了名为“东方发型城”的美发店。半年后，五六十平方米的店面平均一天的流水达到2000—3000元。

卢庆东决定拓展，第一站直接南下回到温州。温州当时“满城尽是发廊城”，卢庆东花一周时间考察市场，发现了市场空隙，“温州的美发店很多，但缺少规范，分工不明确，一家店几个师傅什么都做。”卢庆东的店分工明确，洗头工和发型师职责清楚，从广东请来的发型师技术又好，很快打开局面。1998年，卢庆东注册了“东方名剪”的商标，掘取了第一桶金。

卢庆东为人豪爽，慢慢结识越来越多当地商人，感觉美发业“拿不出手”，“温州人圈子窄，很透明，跟我一样年龄的人做外贸、地产、能源这些行业，赚了上亿的钱，自己做美发，一个客户挣几十块钱，一辈子怕连人家的冰山一角都做不出来。”后来，他中途曾参与地产、投资矿业。隔行如隔山，卢庆东四处碰了满脸灰，暴富和速成的欲望被慢慢压下去之后，他决定回头守住美发业。

为了在杭州开店，卢庆东从上海聘请了一个发型总监。总监告诉他，上海的文峰和永琪两家美容美发连锁，在当地推行会员制，预付卡做得特别好。“了解到卖卡流水特别好，可是打折很低，我直觉这是骗钱的，叫非法融资。”卢庆东回忆。

上海的美发连锁文峰是预付卡的始作俑者。2000年前，行业多数店面尚处于“发廊”阶段，文峰就开始连锁经营，为支持店面扩张，文峰开始向客户销售预付卡筹集资金。而真正将该模式发扬光大的则是1999年成立的永琪。公司创始人王勇是行业内的奇人，长在江苏农村，年少时曾患有小儿麻痹症，2003年，他决定复制文峰的预付卡模式，用6年时间将6家店面扩张到超过300家店。

“预付卡为什么在上海形成?因为上海金融体系发达，干什么都是发卡，洗脚、吃饭都是预存，有消费习惯，在上海的人也更会精打细算。”大汛美业的总经理刘建国说，他曾负责永琪培训业务。

有一次，卢庆东去上海考察市场，抱着好奇的心态在永琪体验一次，感受到了发型师强烈的卖卡的欲望，在详细调研文峰、永琪后，他决心跟进，“靠卖卡来钱快，国家政策没有禁止，初期投资的现金马上可以拿回，支持再复制，为什么不可以?”

卢庆东的想法在管理团队内部无一赞成，低折扣售卡，店面欠客人的钱未来怎么消化?卢反问，公司用13年才开7家店，文峰和永琪五六年间复制出300-400家店，“如果人家赚到钱了再玩品质，你还跟得上吗?”团队所有成员沉默了。

后来，卢庆东认识了永琪创始人王勇，决定和永琪联手。“当时王勇跟我说，东哥，大家认识是缘分，不如一起做。浙江市场和北京市场，永琪咱们都是五五分。”于是，卢庆东投资179万元，在北京的二环东接手一家倒闭的发廊店面，升级改造,以永琪的名义在北京正式营业。开业仅一个月，实收的现金眼看就能把卢庆东投进去的钱收回来。让卢庆东始料未及的是，这家店面第一个月入账的现金全部被店长转到了上海永琪总部的账户。卢庆东决定与王勇散伙，撤回初期投入的179万元。

失败的合作，坚定了卢庆东在内部尝试预付卡销售模式的决心。短短四年内，借助预付卡销售，他将店面数从7家扩张到60多家，2012年一年时间内，就在北京新增30家左右的店面。

向“金字塔尖”攀爬

店长、部门经理和总监级员工拥有股权，构成了一家店铺的核心团队。

在转变商业模式的过程中，东方名剪将业务领域由美发扩展到美容、SPA等关联服务。行业内，提供美发、美容、SPA等综合服务的店面统称做“综合店”。如今，几乎业内所有“综合店”都采取预付卡形式，即通常所说的“卖卡”。

预付卡模式，最大的好处在于前期投入的现金可迅速回收。北京木北造型的发型师高杰曾自己开店，他告诉《21CBR》记者，采用预付卡销售，一般来说，上百万元的前期投资短则几个月、长则一年就能回收，“最顺利的情况，只要一个月，如果一年半都没有回收，基本就可以认定投资失败。”

卢庆东以东方名剪双井店为例算了一笔账：面积500平方米的店面，一年的租金是120万元，店面装修的标准是每平方3000多元，预付房租加前期投资总成本在200万元左右，每个月达到30万元左右的流水才能保本，“采用预付卡模式，在15个月以内就收回所有本金，如果实收，基本一年后才能盈亏平衡，保证不赔钱，此后才能慢慢回收。”

为了让现金快速回流，东方名剪会为所有店面制定季度性的业绩目标。

周嘉是东方名剪甘露园店(位于北京东四环外)的店长，担任店长一年时间，其业绩标准是，根据前一年的客流量乘以现在店面标准客单价，在基础上递增10%以上。“我去年单月大概是3000人左右的客流，客单价是150元，今年递增10%，单月的经营目标就是50万元。”周嘉解释说。由于店铺时间长，现在单月客流量能够保持在3200人左右，月营业额60万元左右。据周嘉透露，甘露园店预付卡月销量的实收金额在40万到45万元左右，达到营业额的70%左右，行业整体比例大体如此。

就员工而言，业务模式改变的直接影响就是薪酬体系变化。在东方名剪，传统的薪酬制度是30%的固定提成，根据新老客户的不同适当浮动。实现预付卡销售后，提成开始“分段计费”，顺利卖出一张会员卡，理发师首先领到卖卡实收的提成9%，顾客实际消费预付卡带来业绩提成，业内被称为“实做提成”，其提成比例为21%。

简单说，一张面值2000元的会员卡，以5折售出，实收1000元，那么，推销的发型师提成90元。此后，客户如果购买了一项标价100元的服务，以会员卡支付，店面实收50元，那么实际提供服务的发型师提成21%，即10.5元。东方名剪最便宜的理发服务是28元，如果客户用会员卡支付，实做发型师的提成不过3元钱。对很多发型师来说，与其老实做头发，他们更乐于销售卖卡，来钱快。

预付卡模式下，东方名剪发型师的绩效考核主要分业务和销售两个部分。底薪根据不同级别，但是八九成的收入主要靠绩效提成。通常，一个发型师首先要保证找自己的客人足够多，即“点单率”高，这是客户联系紧密度的重要指标，更重要的则是，要对不同的客人进行推销：卡、美容美发产品、鼓励会员频繁卡内消费(行业称之为“消卡”)。只有10%左右的收入来自底薪以及奖金，奖金往往并不固定，比如某个月，店内有特殊活动促销，销售额做得最高的员工会有700-1500元不等的奖金。

在东方名剪，每个门店都设有美容部、烫发染发部、剪发部三个部门。整个店面人员架构，按级别分为店长、各部门经理、各部门技术总监、技师、中工、小工等。

不同级别的晋级标准同样是以销售为导向性的。以剪发部为例，总监发型师一般要求单月达到至少5万元的销售额，同时“点单率”月循环在150人次以上。“而消卡要占到整个办卡的60%左右，比如发型师这个月卖了面值10万元钱的卡，消卡必须做到6万元。”周嘉说。技师环节同样有层级之分，主要体现在底薪，比如普通美容技师被分为A、B、C三级，每一次晋升的薪资都有变动，C级的底薪是500元，B级1000元，A级是2000—3000元的底薪。

一家综合店面，除去发型师和美容师，还有50%负责烫染打杂的底层员工，根据技术熟练程度分成“小工”和“中工”。小工指专门负责洗头冲水和打杂，实行计件工资，比如为客户干洗+按摩一次提成4元，如果客户指定(行业内称为“单调”)，则能增加到5元。他们同样可以进行预付卡的销售。

一般，小工工作三个月后熟悉流程，开始晋升为中工。两者的差别主要在底薪，在东方名剪，初级小工没有底薪，收入全部来自业绩提成，一个小工一个月包吃住，月收入1500-2000元。“基本上我们要求其服务的量占到客人总量的10%，一般，一个小工一个月服务的客人百十来人左右，包括烫头和染头。”周嘉的同事戴宜明说。中工就有资格拿到每个月1500元左右的底薪。中工在培训学校受训3个月到半年，就能进店成为实习发型师，长达半年考核期，如果销售额和点单率(用户主动点名)达到一定标准，开始晋升为发型师。

小工们除了收入微薄，一般美容店不提供正规的社保福利。“行业的流动性太大，很多人来做小工待不到半年就走了，只为积累经验。”周嘉说。所有人早期奋斗的目标，就是希望能攀上金字塔的上端——总监技师以上。

周嘉就是行业的“幸运儿”，入行超过14年，在东方名剪用10年时间完成了从基层发型师到店长的跃升，在成为店长前，每月的收入从四五千元一路增长到两三万元。

一般来说，店长、部门经理和总监级员工都拥有股权，他们构成了一家店铺运营的核心团队。以周嘉的店为例，作为店长，他持有店面股权的13%，每名部门经理占股5%-8%，每名总监级别员工占有2%-4%股份，一个月的流水额60万元，扣除当期发生的成本，结余15万元左右，周嘉每个月可分得2万元左右，加上底薪和业绩提成，平均下来周嘉做店长之后的月收入达到5万元左右。

扩张的“疯子”

“90%的孩子来自农村，江苏、湖南、安徽等，家庭离异的特别多。”

现在，如果以打工者的标准衡量，周嘉的财富积累已相当可观，但他没有考虑在北京买房或者进行其他投资。在周嘉看来，美容美发行业依然处于“销售行业的处女期，管理行业的启蒙期”，存在大量投资机会，“行业虽属于轻资产，但现金周转率要求高，得用资金堆出来，如果一家店做好了，挣了钱就会想开第二家，要能经营好，投的钱就能迅速兜回来”。无疑，预付卡的销售，大大缩短了“兜回来”的时间成本。

周嘉说，拿买房子与开店相比的话，“买房子的人是傻子，开店的是疯子”。

在永琪，员工复制公司店铺的环境相对宽松，唯一的标准就是公司高层是否有人肯“带”。北京永琪大成路店(北京南四环)的店经理李琢文便是一个开店的“疯子”。大成路店是他加入公司近15年来第一家自己垫资入股的店面，面积300平方米，前期投入在200万元左右。全店美容美发业务一共45人，目前的单月营业额在60万元左右。李琢文和永琪共同占股，公司占40%，李琢文个人占60%。“永琪只出品牌，没有别的，这个店等于是我开的。”李琢文说。

为了开店，李琢文花了三四个月时间筹备资金，除去自己10多年的积蓄，找朋友借了100万元(李琢文以分红的形式还款)，公司持有的40%股份则由提供机会、“带”他入伙的“区总”和公司总部拥有。“区总”通常是指店经理之上负责一个片区所有店面的人，其参与占股的店面往往包含了所负责区域中的七八家，平均每一家店面的占股额在15%-20%。“(区总)带我们出来的，基本上我们都得听他的。”李琢文说。永琪的“区总”负责将公司经营的大政方针告诉每个店经理，具体操作由各店自己把握，由此，形成了一个具有股权合作关系的利益共同体。

资金和人员筹措完毕，李琢文用了一个星期时间在大成路附近蹲点，重点考察客户群、客流量以及房价等指标。当地的重要社区有两处，一处每平方米房价4万元，一处在2.8万元左右，李琢文说，便宜的社区贡献的人流更大，“高端社区的人，习惯在各处消费。”一个星期内，李琢文去附近的每一家美容美发店消费体验，“美容美发的店开在一起没事，竞争的就是服务和品质。”

其实，早在两年前，李琢文就想开一家属于自己的店，重要的机会他绝对不能失去。改变自身命运，几乎是行业内所有人内蕴的动力。

来自浙江农村的李琢文17岁进入美发行业，从学徒做起，后来只身一人来到上海，加入永琪。彼时的永琪拥有店面不过6家，来到大城市的李琢文开始的月收入是1000多元，除去日常开销剩下的钱全部寄回家。每天，他都会起早把自己的名牌放在第一个，提高点单率，“我来自农村，非常穷，从小父母给我灌输的思想是要勤快认真，要听人家话，必须起得比别人早，走得比别人晚。”

现在，李琢文的店里有一半以上的小工和中工都是“90后”。“90%的孩子来自农村，江苏、湖南、安徽等，家庭离异的特别多。”在他眼中，90后小孩最大的共同点就是不能吃苦，他时常训诫，“要想爬得更高，肯定就得比别人付出得更多，身上具备的能量要比别人多，想的东西要比别人多，要永远走在别人前面，别人想不到的东西你要想到。”这也是李琢文自己的宗旨。李琢文并不想长期待在北京，还是想回宁波老家，“我也许再做四五年就退休了，希望陪在父母的身边。我最心痛的是别人过年都是一家人在一起，而我的父母每年都是两个老人在家。”

李琢文经常为手下小孩们算账：全年休息63天，一年工作302天，一天工作12个小时，一年不过工作3600个小时;如果年收入只有6万元，开支3万元，现在26岁，工作到45岁，就只能攒下60万—70万元，“娶妻生子后就没钱了，那么，父母生老病死怎么办，你的下一代呢?”许多90后，经常会被李琢文算得哭起来。而解决的唯一办法，就是要更卖力地卖卡、卖产品，不断提高消卡率。

“行业中绝大多数从业人员是农村来的，”刘建国说，“一线人员的压力超大，他们本来出身不好，来到大城市无助也无奈，我在永琪做培训的时候，有时得引导他们讲伤心事，哭得一踏糊涂，让他们有发泄、缓解压力的机会。完事后，公司再将各方面业绩要求加到他们身上。”

这也是行业中训话、跳舞、唱歌等群体性仪式格外频繁的原因，集合可以去训话，统一思想，同时又能放松精神，暂时瞬间忘记业绩压力。在东方名剪，过去曾要求每天集合仪式进行一小时，被社区居民投诉扰民。甚至现在，周嘉要求店员早晚集合两次，他的目的就是不让员工们闲着，“一闲会出现思想真空，谈恋爱、出去溜达，思想阵地容易被别人占领，可能跟我的思想不一致，以后执行我所有的要求，会有排斥心理。”

谈到“90后”们在行业的未来，李琢文坦言，年轻人要一步一步往上爬更为艰难。“现在的机遇太少了，公司提供开店机遇越来越少，我当时挣5000元，最多用500元，现在孩子挣3000元花3000元，基本没有储蓄，有机会也缺少资本。除非家庭条件好的人，但条件好的孩子谁会来打这份工?”

崩盘的隐忧

“一边卖卡一边分钱，越看越像一场庞氏骗局。”

在美容美发行业，资深从业人员，年入百万不是什么新鲜事。以李琢文为例，大成路店已经营两年，营收状况基本稳定，他从店中一年获得的收入在40万-50万元，此外，他在永琪其他8家店参股，平均每家店占股10%左右。按照每家店一个月分红2万元计，入行15年后，李琢文年收入远超过百万元。

硬币的另一面，却是店铺往往负债累累。

周嘉说，北京市场具有20%净利润的店面屈指可数，主要支出就是人力成本。“我们员工的提成加上管理成本达到47%，客户每消费10元钱，其中5元钱支付工资，剩下5元钱还要承担房租、水电等开销。”以东方名剪双井店为例，保本线是单月30万元的实收流水，客单价在250元左右，每天大概要30-40个客人维持平衡。双井店一共30多人，一个员工平均每天服务一个客人，行业人均产值非常低。

除去高额的人力成本，店面运营成本正逐年上升，尤其是房租。卢庆东说，5年前东方名剪店面日租金平均3元/平方米，现在全部涨到5元/平方米以上，“所有店面租金都是50%以上的涨幅”。

行业竞争激烈，预付卡折扣的拼杀，更是雪上加霜，东方名剪面值1万元的卡，折扣率是3.8折，行业个别美容店的折扣率甚至只有2.5折。“这么低的折扣，能有什么利润?!”卢庆东感叹。

许多店面之所以能维持，即是预付卡销售源源不断地提供现金流。据戴宜明介绍，开业半年到一年的新店，平均每月来自预付卡收入占到收入30%左右，经营时间久的店面，客户群相对稳定，每月预付卡收入占到40%-50%。然而，寅吃卯粮，店面的债务往往会随着运营时间的延长，滚雪球般不断增大。以东方名剪方庄店(南三环)为例，据卢庆东透露，拥有1 万名会员，日均客流量在250 名左右，负债在500万元以上。周嘉说，行业内负债少于50 万元的店，数量非常少。

“卖卡”已成为行业的潜规则，几乎所有综合店基本都要靠卖卡维持。行业内，收到的预付款在扣除房租、工资、提成等当期发生的成本后，剩余部分直接当成“利润”进行分红，行业的潜规则是，两个月分红一次。而若按照会计的“权责发生制”，实际利润几何?对于很多店面来说，都是不可言说的秘密。

事实上，由于预付卡的泛滥，行业内实体店面或许已积累了巨大的财务风险。“全行业一直在无底线地推销卖卡，早晚会崩盘。”卢庆东感叹说，“有很多企业想掉头都掉不了，说服不了自己，也说服不了别人，一改制员工就流失了。”

现在，积重难返的是依托预付卡模式建立起来的整套激励制度以及销售文化。

采访中，卢庆东一再强调“美容美发是一个特殊的行业”，特殊支出在于人员流动性非常高。企业只有留住优秀核心团队，才有了核心竞争力，进行连锁经营，没有股份制就留不住核心团队。行业标志性企业，无一不用员工占股的方法留人。以东方名剪为例，公司持股51%，店长一般占股10%-15%，剩下股份由其他管理人员持有，非如此，不能保证团队的稳定性。“只有给股份、两个月分红一次，大家才有欲望做。”卢庆东说。

那么，一旦占股的店员出走怎么办?退出的员工就要承担店面对应的负债，比如店面负债100万元，10%的持股人就要承担10万元的负债，但是，前期实收部分可以抵偿，多退少补，而接手其股份的往往是公司，“你不分现金流，人家不留下来，人走了，债是公司来背。”卢庆东说。

法律人士告诉《21CBR》记者，对于债台高筑的美容美发店，从目前的法律法规来看，并没有明确的条文规定美容美发机构预售卡资金应该如何受到监管;对于利用预售卡资金进行员工股份分红的做法，也没有明确的监管规定或者禁止措施。

事实上，商务部曾于2012年9月发布《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办法(试行)》，同期，中国人民银行公布了《支付机构预付卡业务管理办法》。据刘建国介绍，行业内几乎没有店铺完全按照该办法进行操作。

戴宜明透露，东方名剪预付卡的单张金额按规定不超过5000元，全部实行实名制，但对于预收资金如何报批和接受监管，没有做更多解释。卢庆东现主推面值3000-5000元之间的会员卡，“折扣不至于太低，尽可能要在半年或一年消费掉才行，当期结算掉，免得债务规模越滚越大。”

卢庆东认为，财务危机尚且可控，真正难以马上改变的是行业文化，多数人都在琢磨如何销售卖卡，行业赖以生存的根本——技术、服务、品质都成了次要的事情。

在刘建国看来，预付卡制度的盛行，情有可原：行业的人大部分来自农村，没有学历没有背景，银行对行业发展没有贷款支持，“无论永琪或是其他连锁机构，这些企业承担着成千上万劳动力的就业，老板必须要有足够的资金来满足发展，怎么满足?银行不给贷款，政府没有支持。这些行业的老板非常焦虑，他们一样无奈。”

不过，有一次，刘建国建议一位从事经管培训行业的朋友，不妨尝试预付卡的销售模式，对方断然拒绝，回敬说：“一边卖卡一边分钱，越看越像一场庞氏骗局。”

与中国许多行业一样，美容美发业充满着吊诡：一方面，行业承载了底层民众改变命运、融入都市的期待，相当部分人在其中以自己的努力，实现了财富梦想;另一方面，金融资源、制度环境的供给不足，使得行业在无序的自生长过程中产生了毒瘤。

在卢庆东看来，美容美发行业之所以从来没有在主流商业中实现“翻盘”，因为从没有人真正当企业去做，比如，没有人认真地考虑，为什么行业从业人员要上12个小时，而不是8小时?卢庆东所期待的未来，就是“所有到店的客人无论在哪一家店不满意，都可以拍着胸脯直接免费;如果哪个客人办了卡不满意，可以在一个星期内无条件退卡”。

然而，灰色的现实是，他没有能力说服同行完全放弃预付卡制度——其实自己也做不到，相反，更多人认为他在唱高调。他能做的是，今年暂缓扩张，重新梳理下流程，好好练内功。刻下严峻的经济形势也让他挠头，今年上半年，东方名剪的业绩普遍下降了15%左右。

“这行不缺钱，最缺的是尊严和尊重。”卢庆东说。

超级技术贴：爆某地医院与药商不得不说的事
为保护原作者，这里隐去链接和原作者网名，见谅---丹华转载



本人目前在常州一医药公司工作，已经做了2年多时间，在这2年多时间中，接触了不少药品代理商、医药代表，期间对医院、医生及各个药品生产厂家、代理商之间目前互相依存的关系有充分的了解。

本人这次揭露不是为了泄恨，也不是为了报复，更是与诸位医药代表、代理商、医生、医院之间没有恩怨情仇。只是给诸位香油来一次知识普及，把很多台下的东西，放上来，给常州的老百姓看看，其中有多少是老百姓买的单。

常州主要有两家医药公司一家是国药控股（近几年新成立的新贵，目前与常州大部分医院之间都签有配送协议），还有一家是常州药业（常州地头蛇，很多老代理商集中营，政府关系比较硬），本人就职于其中一家，医药公司主要配送药品给医院上到三甲下到基层卫生院，同时公司内部一些人员也会兼做着医院销售临床。

常州这块地方是药品代理商的天下，代理商俗称大包，常州目前做药以药品代理商为主，差不多占据了70%的常州药品市场，从一院、二院到下面大大小小的乡镇卫生院社区服务站，都有代理商的药品在其中销售，并且可以说在常州绝大部分价格在20元以上的药品都有回扣。

常州地区的药品市场是整个苏南地区（含南京、镇江、无锡、苏州、常州）最难做的市场！这是所有药品生产企业公认的。 为什么这么说，最主要的是常州地区医院医生的胃口被药品代理商养大了，在苏南别的地区一般给回扣给医生在10%-20%，但是在常州20%的回扣是最基本的，在25-35%的回扣医生才有兴趣开你的药，一般的药企如果政策达不到这个水平，产品基本卖不动。

在常州目前做药以药品代理商为主，差不多占据了70%的常州药品市场，从一院、二院到下面大大小小的乡镇卫生院社区服务站，剩下的就是外企和国企的医药代表。

代理商、医药代表等药企们是如何把低价药品一步一步让医生卖给老百姓的呢！接下来我把其中的流程告诉大家（以下流程基本适用于中国大部分医院）。

第一，代理品种，不是所有药都可以在医院卖的，在医院销售的产品必须通过江苏省药品采购中心的招标，目前该招标目录为2009年的，已经5年时间没有再进行招投标了，根据中标的品种找厂家，一般中标价在30-50元的产品最好，而且要竞争厂家少，针剂类型最好，包装类型独特的也不错，中成药只要回扣高医生也比较喜欢处方（效果不高，吃不死人，副作用也没有）如果你在医院或者卫生政府系统没有关系，就不要考虑抗生素这类产品，因为进医院很难。中标价与底价直接有足够的空间，一般底价为中标价的1/4就可以做做了，比方如果中标价为50元，总代理或者厂家给你12元就可以做做了，当然越低越好！

第二，就是进医院，这个说简单很简单，说复杂也复杂。

说简单的，有的代理商在卫生系统、医院领导层、政府部门有人脉有关系，背景很大，请医院院长打个招呼，满足下医院各个阶层的需求：科室主任（打申请报告）——药剂科主任（审批）——分管药事副院长（审批）——大院长（审批）。如果代理商背景厉害，可以一分钱不花，院长还要给你拍马屁，如果背景关系一般的，看医院等级大小1万到七八万以致十几万不等，像常州一院、二院、武进人民医院等特批一个品种起码要花五六万以上。
说复杂的，那只能能够走正规渠道，等医院开药事会（这个一般是小代理，和科室主任关系比较好，但和医院高层关系一般），这个时间可就长了，都有医院1年会开一次（一般小医院），有的医院两三年也不会开一次（这种医院比较牛如常州一院、二院、中医院等）。先去药剂科递交材料，或者请主任打申请报告，然后就开始等开会吧，等开会的时间当中科室主任、药剂科主任、医院分管副院长多跑跑，花个几千到几万不等，满足不同层面的需求，这样你的药品才可以在药事会上通过。好了，药事会通过了，你以为可以进院了？别做梦，先交进院赞助。按照品种几千到几万不等。
谈一下近一年来，常州地区医院进院赞助情况，武进人民医院去年7月份有一批新药进院，进院赞助平均一个品种1万左右，武进中医院去年11月份有一批新药进院，赞助在1万到2万不等，常州七院去年年底也有一批新药进院，进院赞助每个品种也在几千到1万左右。常州三院今年1月份有一批新药进院，进院赞助每个品种五千到一万不等。常州四院，新北区医院开张，搞了很多新药进院，每个厂家品种打包在一万左右。这些进院赞助，要么以厂家赞助医院临床科研经费入账，要么走医药配送公司入账，要么以诚信保证金名义入账，要么走政府慈善基金账目等等。
一般进一批新药医院可以创收个上百万，本来今年上半年常州二院会有一次新药进院的，可惜被化龙巷上一网友破坏掉了，二院也就失去了一次揽财的计划，那一次二院本来准备除200个常用临床必需品种外其他八百多个品种的药品重新开新药讨论会，如果被二院搞成功的话，估计医院会有1000万左右的创收。今年下半年常州一院新病房大楼落成，估计也会有一次新药讨论会，现在很多厂家和代理商们正在摩拳擦掌，找各种路子呢，毕竟一院已经有好几年没开过会了，如果下半年开会成功的话，估计一院新病房大楼的装修费就有着落了。此外还有常州七院。
当然也有一些医院（这种医院主要是常州县级医院）是不收进院赞助的，他们是细水长流，谈扣率，医院按照药品中标价进货，然后再加15%卖给病人，这个是国家政策，没什么好说的，但是在药事会开过之后，你的药品通过之后，还需要和医院谈扣率，一般为15个点到20个点左右。就是说医院在中标价上还要再减15%-20%，这样子医院就可以在药品上赚30-35%左右。然后医生还要在吃20%的回扣。对于这种扣率，你厂家代理商可以不接受，我医院大不了不进你这个药，因为药品同类替代品种实在太多了，目前我常州市唯一一家零差价的人民医院还是扣率照谈，在今年1月份的时候，国家刚刚试行零差率改革，医院就约谈了诸位药企及代理商，好象是以医院建设费的名义，根据品种不同，以20%的扣率每季度给医院进行返点，这一部分绝大多数是以现金进行。常州市中心还有一家医院就不谈了，他们的很多科室都已经对外承包出去，挂着他们医院的名头，当地的卫生部门根本管不到他的，对病人和药商们同样的黑，不建议香油们去哪里看病。

第三，产品进院了，接要来就找配送单位，我所在的单位就是常州两家配送单位之一，然后还要找开票公司，一般发药都要票货同行，有了发票才药品才可以入库，才可以配送到医院，而这帮代理商所开的发票基本都是从外地的医药公司开增值税票给我们配送公司，像我们配送公司一般赚5%，而开票公司则要10%左右（含开票税点）。

流程如下：药品生产商(低价开票到开票公司）----开票公司（高价开出到配送公司）-----配送公司（赚中标价的5%配送至医院）----医院（加价15%买给病人）

第四，药品进院了，那就要找科室、找医生，上量开药了，只要代理商政策好，回扣高，药的副作用少，两次购物卡一塞，吃个几次饭，泡个桑拿，出去嫖一个，那药量就大大的有了，自从抗生素限量之后，现在医生最喜欢开的就是中成药，效果有那么一点，副作用低，吃不死人，价格适中一盒药基本上都在30-50元左右，回扣高，香油们去医院开药可以注意处方收费单，你们就会发现，一般医生都会开1-2种非常便宜（几块钱，最多上到十几块）的药，另外再开2-3种30-50元左右的中成药，一般起到作用的就是这1-2种非常便宜的药，那些中成药都是添头，给他们自己赚钱用的。一般30块钱左右的药回扣在8-10块钱左右，代理商自己赚6块钱左右。有时候还要打点下医院高层，药剂科主任采购库管之类的人。

第五，药品有人用了，起码要知道谁用了，用了多少，这就涉及到医院统方，可以具体统计到哪个科室，哪个医生用了多少,这么一般药剂科药房或者信息库就可以查到，今年上半年常州地区所有医院装了反统方系统，但是根本没有用处，形容虚设，说是限制了查看人员，只有医院领导层才可以看到，但是依旧还是如此，要统方的照样统方，这毕竟涉及到医院一个科室（药剂科）的利益，一般一个药品统方费在200-500左右，用量越多，统方费越高，一个医院一个月最少有500多个品种统方，那么按照最少统方费200元计算，那么就有10万元入账，有谁会放弃这笔钱，一般这个统方费都算是药剂科或者药房自己的小金库，给自己药房里面或者知情者发发奖金福利的，如果没有高层的默许，代理商们会拿到统方吗？

如果有纪检部门严查，我建议可以从这边开始，虽然不能治本，但可以治标，目前反统方系统可以具体监控到哪个帐号登录过统方系统，检索过哪些药品，只要检查这个帐号所有者，及检索过药品就可以实现有效的制止药品贿赂。

第六，统方拿到手了，知道谁用了多少，那么接下来就是兑付费用，一般是月底到月中兑付，月底兑付的话那帮医生是会有意见的，有的医生对费用特别看重，费用差几块钱都会与代表斤斤计较。如果有香油愿意，可以在月初1号-10号左右，在医生门诊或者医生办公室主任办公室盯着，一般在中午或者下午医生下班时，总有几个人在门口晃悠，有的人手里拿着手包，有的人拿着公文包，有的人背着个书包，又不看病，看见办公室没有人才会进去，进去之后把门一关，那十有八九就是兑付费用的。平日里有香油去医院看病就可以关注一下，一般背着书包、衬衫、西装的就是外企的医药代表（外企对员工有很强的着装要求），还有的医药代表就比较难辨认了，一般经常在门诊处转悠，又不进去看病，和门诊护士聊天挺熟悉的，两三个一群在一边聊天没有带病历的，或者经常在病区主任办公室门诊转悠的拎着个公文包的，以上这种情况大部分都会是医药代表。

再来谈下目前新闻上报道的很多外企在常州是如何公关医生的，很多外企来到常州这块地盘（这里就不点名了，目前新闻上曝光的很多），也不得不入乡随俗，因为这些外企可以给医生的回扣很少，在5%-10%左右，给常州这边医生塞牙缝都不够，怎么办？每一个月搞了一市级会议，多开会务费发票，把多开出来的钱补贴医生的胃口，时不时的开一些科室会议，请开药医生讲课，名正言顺的塞给医生讲课费300-500左右。或者要么在市级会议的时候给医生塞交通费，按照重点与非重点的客户300-500，给讲课的主任专家讲课费，按照专家级别不同1000-2000不等，一般常州这边的科主任都给1000元讲课费，对一些科室主任、院长等请他们出国开会是经常的事情，什么美国学术年会，欧洲学术年会，泛亚学术会议，还有什么海外院长交流会等等事实上就是外出游玩，实力不是太强的地点就放在海南岛、韩国、泰国等。又不需要医生花钱，也不要医院报销，医生和医院是非常乐意的，外带有的时候满足下医生的XX需求，只要你有发票，外企是都可以报销的。有的外企还采用积分制的形式变相贿赂医生，一盒药5个积分，事实上就是几块钱，然后给医生一份积分兑换表，如果医生开药积攒了多少积分可以兑换什么东西，如手机、照相机、出国旅游、或者超市礼品卡等等。

为什么医院医生会这么明目张胆的收回扣，变相着收受代理商、外企的贿赂呢？在于犯罪的后果是在太低了，日前市中心一医院放射科主任因为收受贿赂10万多，结果被判单位受贿罪，只罚了10万多事，这么轻的处罚，有的医生只要收个半年的回扣就有了，而且医院上层有人在保护着这帮医生，俗话说拔萝卜会牵出一大堆泥，因为目前的医药贿赂已经深入到医院的骨子里面（医院的院长领导层都是从基层的医生做起的，这一点他们会不知道?他们就从没收过贿赂吗？），一个被抓，会牵连一批，到时候医院没人看病怎么办，特别是市中心的那些医院，到时候领导、领导家属看病怎么办，总不能叫刚刚毕业的毛头小医生帮领导看病吧！

再来谈下医院的检查费等各种各样的费用，很多人都觉得目前去医院看病药费越来越多的同时，各种各样的检查费也在不断的升高，有时候几个检查就花了近千块钱，为什么会这样？原因就在于一个国家规定的药占比，国家规定一家医院的药占比在50%-60%左右，这是强制规定，初衷是为了防止医生乱开药，降低药品在治疗费用中的比率，但是常州目前的现状在于医生处方越来越大，检查费也在越开越多。在很大程度上面临着过度医疗的局面。这一点说实话，医保中心应该比我更清楚，表面上住院患者可以报销的越来越多，但事实上是因为药品费用及检查费用越来越高，在报销比率不变的情况下，报销的自然越来越多，如果说住院患者可以报销的话，那么门诊患者医保卡没钱之后只能够自费了，每个月打到医保卡上100块钱不到，去医院看一次病就没有了。

只要有医药代表在，只要药品还在医院销售，只要医院还在靠卖药为生，只要法律还对这帮受贿的医生及厂家宽容处理，那么医药贿赂还会存在。

目前代理商、药品生产厂家、医生成为常州医疗卫生事业的一个毒瘤，在不断的蚕食着常州老百姓的积蓄，只要医药贿赂存在，那么买单的受伤的最终都是老百姓。

央行牵头建立金融监管协调部际联席会议制度

中国政府网8月20日消息，国务院发布批复，同意建立由人民银行牵头的金融监管协调部际联席会议制度。

联席会议由人民银行牵头，成员单位包括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外汇局，必要时可邀请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有关部门参加。主要职责和任务为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政策之间的协调；金融监管政策、法律法规之间的协调；维护金融稳定和防范化解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协调；交叉性金融产品、跨市场金融创新的协调；金融信息共享和金融业综合统计体系的协调等。

制度全文如下

金融监管协调部际联席会议制度

为进一步加强金融监管协调，保障金融业稳健运行，经国务院同意，建立金融监管协调部际联席会议（以下简称联席会议）制度。

一、职责和任务

（一）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政策之间的协调；

（二）金融监管政策、法律法规之间的协调；

（三）维护金融稳定和防范化解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协调；

（四）交叉性金融产品、跨市场金融创新的协调；

（五）金融信息共享和金融业综合统计体系的协调；

（六）国务院交办的其他事项。

二、组成单位

联席会议由人民银行牵头，成员单位包括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外汇局，必要时可邀请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有关部门参加。人民银行行长担任联席会议召集人， 各成员单位主要负责同志为组成人员。联席会议联络员由成员单位有关司局负责同志担任。联席会议成员因工作变动需要调整的，由所在单位提出，联席会议确定。

联席会议办公室设在人民银行，承担金融监管协调日常工作。

三、工作规则和要求

联席会议重点围绕金融监管开展工作，不改变现行金融监管体制，不替代、不削弱有关部门现行职责分工，不替代国务院决策，重大事项按程序报国务院。联席会议通过季度例会或临时会议等方式开展工作，落实国务院交办事项，履行工作职责。联席会议建立简报制度，及时汇报、通报金融监管协调信息和工作进展情况。

人民银行要切实发挥好牵头作用，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外汇局等成员单位要积极参加，相互支持，加强沟通配合，形成合力，确保联席会议制度有效运转。

金融监管协调部际联席会议成员名单

召集人：周小川人民银行行长

成员：尚福林银监会主席

肖钢证监会主席

项俊波保监会主席

易纲外汇局局长

我国药品安全隐患及治理
范必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已建立起覆盖大部分健康产品的安全监管体系，为保障公众健康做出了贡献。在所有健康产品中，药品科技含量最高，存在的风险隐患也最大。我国部分药品疗效不明、质量不高的问题，不仅让人民群众不满意，国际形象也受到很大影响。考虑到我国食品安全已建立起分段监管、分级负责的工作机制，药品与食品同属健康产品，应当统筹考虑药品与食品安全监管机构改革，从审批制度、人才队伍、科学生产许可、国际合作等方面入手，深化药品监管体制改革，全面提高风险防范能力。

一、我国药品安全主要隐患

历史地看，我国药品安全保障水平在不断提高，尤其是近年来，药品安全监管工作持续加强，做了大量工作。包括多次开展大范围专项整治，解决药品名称混乱、虚假药品广告泛滥等社会反响强烈的问题；服务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大局，加强基本药物安全监管，保障基本药物安全；修订完善药品生产经营质量管理规范，实行药品质量受权人、药品电子监管等新制度，提高药品生产质量管理水平；提高药品标准，加强检验检测、审评审批、认证检查、评价监测等技术手段的运用，增强药品安全、有效和可控性的技术含量。医药产业也在近年来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十一五”以来的医药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超过23%，2012年近2万亿元，预计2015年市场规模将超过日本达到世界第二。
总体上，我国药品质量安全在提高，普通药品已能够自给自足，但专利药、大型医疗设备、关键诊断试剂等还大量依靠合资生产或者进口。随着医药产品全球化分工日趋细化、市场竞争日趋激烈，我国创新药“不新”、仿制药水平低、专利药靠进口、“中国制药”走不出国门的问题日益突出。
药品总体质量不高。我国现有药品批准文号超过18.7万个。美国FDA2011年新批准上市的药品不到300个，其中拥有专利的新药只有30多个。事实上，除近年批准上市的药品按国际标准进行了审评，我国大部分药未经过临床验证或质量一致性评价。在全部药品中，很大一部分是1997年前由地方批准，后转为国家认可的国药准字号，标准和生产工艺比较低，存在一定质量安全隐患；中成药基础研究薄弱，审批数据支持不足；仿制药虽然化学成分与原研药相同，但缺乏临床验证，部分生物等效性未得到验证，出现所谓“合格的无效药”。
“劣药驱逐良药”现象突出。一些存在质量安全风险的产品甚至假劣药品，通过地方保护、商业贿赂、虚假广告等不正当手段进入正规渠道，包括进入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和医保报销目录。部分产品为了中标，价格降到成本之下，药品质量缺乏保障。而疗效确切、经过严格科学验证的药品，如不适应医药行业的“潜规则”，很难推广应用。劣药挤压良药生存空间，浪费了大量的医疗支出。
制药企业“多、小、散、乱”。我国现有药品生产企业4867家，其中75%为年销售额不足5000万元的小企业。多数企业热衷投入大量资金用于市场营销，研发投入严重不足，同质化竞争严重，质量管理水平普遍较低，导致药害事件频发。近年发生的“齐二药”、“欣弗”、“佰易”等事件，致残数百人，数十人死亡，2012年4月发生铬超标药用胶囊事件，这些已经引起社会各界高度关注。
国外新药在我国上市滞后。我国临床使用的化学药大都是国外过了专利保护期的仿制药。发达国家研发出的新药，一般要在国外上市10年后才能在中国上市。影响中国公众健康的几类重要疾病，如肝炎、糖尿病、心血管病、恶性肿瘤等，国外不断有重大突破，但这些成果不能及时应用到我国临床，不仅延误了患者治疗，而且增加了医保负担。
中国制药得不到国际认可。“Made in China”的工业品遍布世界，但在国外几乎找不到“中国制药”。在世界卫生组织国际药品招标采购中，我国仅有6个品种中标，而印度企业中标120个。现代制药业已实现供应链全球化，中国主要出口低端的原料药，成药市场占有率很低。由于监管制度不接轨，产品标准不一致，中国药品质量在国际上屡受质疑。

二、药品安全风险原因分析

药品安全水平取决于药品监管水平。欧美发达国家在经济快速发展阶段，都出现过严重的药害事件，但随着监管制度逐步健全，使药品风险得到有效控制。我国政府对药品的管理，从计划经济下的生产管理、行业管理，转化为市场经济条件下对多元主体的专业化监管，这一任务远未完成。当前出现的药品安全风险，很大程度上源于药品监管体制改革滞后。
一是多种因素干扰监管的科学性。药品是预防、诊断和治疗疾病的特殊商品，对药品的监管本质上风险管理，科学标准是评判药品安全性、有效性的唯一标准。但在实际工作中，很多因素都不同程度地影响了药品标准制定、审评审批、执法监督。过去由于把关不严，使大量没有临床价值的药品由“地标”转为了“国标”。有些民族医药并不符合科学标准，但为照顾民族感情，给予了宽松政策。有的地方考虑社会稳定，担心企业倒闭引起社会影响，对那些不达标、不合格的药企从轻处罚。更有甚者，只顾本地经济发展指标，不顾群众健康安全，对制造假冒伪劣的企业听之任之、包庇保护。这些“场外因素”严重破坏了药品监管的独立性和权威性，客观上也助长了不良药企违法违规的行为。
二是监管事权划分不够合理。（1）地方监管责任难以落实。药品、医疗器械的生产监管权在地方，但监管资源有限，无法承担药品安全的监管责任。药品和医疗器械生产企业往往是各地的税收大户，将安全检查的责任赋予地方，难以避免出现地方保护。（2）地、县级检验机构数量较多，人才、装备水平不高，基本不能发挥识别风险的作用。而国家级的技术支撑机构存在严重的人才、装备、经费不足的问题。
三是药品审批制度不完善。（1）药品审评采用“双审双报”制度，企业申报产品先由省级初审，再报国家局进行审评。初审只是形式审查，没有实际意义。技术审评结束后，还要进行行政审批，二者完全可以合并。过多的审批环节，降低了审评效率，影响了新药上市的进度。在这种制度下，仿制药报批一次需半年左右，配方调整仍需再报。许多药企为尽早占领市场，有时明知同一性不够也不作调整。造成药品市场良莠不齐，疗效好的药品由于上市周期长，反而缺少竞争力。
（2）分类审评制度不够完善，临床急需、确有创新的药品难以得到及时审评。比如癌症中唯一实现突破的宫颈癌疫苗，2006年即在美国上市，随后陆续登陆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香港、澳门和台湾。但由于缺乏特殊审批渠道，一直未通过中国大陆注册，上市时间将晚7至8年。
（3）在对药号的审批中，法律规定申请单位必须是生产单位。相当一批有先进生产能力的企业，只能生产自己研发、获得批号的产品，大量生产能力闲置。而研发能力较强的企业，为获取药品批准文号，又必须投巨资兴建新的、符合GMP标准的生产线，影响了研发投入，制约了创新能力提高。这种研发与生产捆绑的管理方式，限制了专业化分工，遏制了产业竞争力的提升，是药品产业同质化、低水平竞争的重要原因。
四是监管队伍素质不高。药品监管专业性、技术性较强，目前主要缺少药品上市审评人才和从事现场检查稽查的专职检查员。监管队伍准入门槛不高，学历结构偏低，基层人员过多，不能适应集中监管的需要。地市级以下机构领导班子成员大部分是非专业人员。国家局的专业人员数量少，编制不足。审评员、检查员个人发展主要依靠行政职务晋升，缺少职业上升渠道。薪酬偏低，队伍不稳定。
五是监管体制与国际不接轨。国际上针对药品研发、生产、流通制定了公认的标准和规范。我国现行技术标准、规范与国际通用标准差距较大，难以与发达国家建立起审评和检查的互认机制，影响了医药产品打开国际市场。境外药品生产检查几乎是空白。中国药监在国际监管事务中参与度较低，有些国际组织虽已加入，但没有建立起实质性工作关系，难以参与国际规则和标准的制定。

三、国际药品监管的一般原则

药品安全是重大民生和公共安全问题，存在市场失灵现象，国际上普遍对此实行严格监管。近年来，各国对药品监管问题更加重视，机构不断强化，制度日益完善，逐步形成了一些规律性的做法，可概括为三个原则。
一是独立性原则。独立是监管的灵魂。为保证监管机构能不受政治和商业利益的干预，根据专业判断依法行使职权，发达国家一般都通过立法，设置专门的药品监管机构进行监管。有的国家药监机构虽隶属于某个行政部门，但在人事、财务等方面由立法机构直管，行政部门很难干涉。例如，美国FDA的独立性很强。一是独立于政治，不受选举官员短期目标的影响；二是与宏观政策制定部门保持适度分离，独立执行监管政策；三是与监管对象保持距离，避免被利益集团“俘获”。由于我国实行高度集中的行政管理体制，药品监管部门隶属于卫生部门，监管缺乏独立性。特别是分级管理后，各层级监管机构下放地方，无法避免地方政府的政治干预，执行力和公信力难以保证。
二是专业性原则。专业是监管的根本依据。由于药品具有较高的专业性和复杂性，发达国家一般都设置较高的专业门槛，实行专门的职业资质，保证药品监管人员的专业素质。除此之外，雇佣大量社会专业人士，包括医生、药学专家、科学家、数理统计专家等，确保监管的专业化水平。例如，FDA药品检查员的最低门槛是：具有药学、医学等学科大学以上学历，学习科目必须包括与药品生产相关的专业知识；具有6个月以上的药房培训经历；具有2年以上药品生产企业工作经验，并参与药品检验和检查工作。我国药监部门的专业性本来就不高，一些地方准入门槛不断降低，专业人才比例下降，工作经费难以保障，技术装备日益落后，这种状况难以适应药品监管专业化的要求。
三是效率性原则。效率是衡量监管好坏的一个重要指标。实行什么样的监管体制，是综合考察成本与效果后的理性选择。近年来，各国根据自身实际，不断调整监管制度架构，逐步形成了高效集中的监管体制。总的看，主要有两种。一种是英国、日本、韩国等单一制国家，只在中央设立统一的药品监管机构。另一种是美国、澳大利亚、印度等联邦制国家，在中央和地方各设一套药品监管体系。上市许可、技术审评和上市后质量监控等事务，由于复杂性、系统性风险较高，主要由中央负责；药品生产、销售、药师执业监管等事务，由于需要实地调查和定期检查，主要由地方（一般在州层次）负责。而我国监管机构则是上下一般粗，中央地方权责不清。中央权威性不够、人手不足，地方层层设置机构、重复检验。不仅监管成本很高，而且相互掣肘、人浮于事，效率很差。
实践证明，发达国家探索总结出的独立性、专业性、效率性原则，符合药品监管的客观规律，在实践中行之有效。我国由于历史原因，药品监管体制相对落后，亟须借鉴国际先进经验，深化药品监管体制改革。

四、深化药品监管体制改革的思路

当前，我国已进入药品安全风险的高发期，改革完善药品监管体制迫在眉睫。药监工作应切实转变观念，把让人民群众用上好药、新药、放心药置于首位，坚持科学的评判标准，统筹评价药品的安全性与社会效益，不照顾、不迁就、不搞平衡，坚决不允许疗效不明甚至有害的药物在市场上流通。改革应按照独立、专业、高效的原则，进一步理顺中央部门之间的职能，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的事权，深化机构、人事、审评等方面的改革。力争经过5至8年的努力，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时候，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用药最安全的国家之一。
第一，统筹推进药品和食品安全监管机构改革。在这一轮机构改革中，原国务院食安办与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合并，建立了新的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这是药品监管制度改革的重要契机。考虑到食品安全工作已经建立起完善的部际协调机制，各地也已建立起相应的组织机构。食品与药品同属健康产品，在监管中有相似性，很多资源可以共享新组建的国家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将统筹协调食品、药品及医疗器械、保健食品、化妆品等健康产品的安全监管。建议在中央与地方的职能分工上，药品、医疗器械的主要监管职能收归中央，并在全国设置若干派出机构，开展执法检查；食品、保健食品、化妆品监管主要由地方负责。
第二，建立最严格最高效的审评制度。建议将药品审评权集中在中央，取消地方的药物初审权。把技术审评与行政审批程序合二为一，减少审批环节。放开上市许可与生产许可的捆绑，修改《药品管理法》，建立上市许可人制度。建立审评对象付费制度。
第三，清理现有药品批准文号，建立新的药品文号序列。建议凡经过临床研究、确有疗效的创新药可以直接取得新药号；所有仿制药需经过质量一致性评价，所有中成药均要按照新的标准开展临床研究，符合审评标准的可以授予新药号。设置3—5年的过渡期，到期后旧的药号将不再使用。
第四，建立以专家为主的药品监管队伍。建议针对审评、检查工作的特点，设置兼有技术等级、行政职级功能的新的职位序列。每一等级既代表专业水平，也代表国家授予的权限。审评、检查工作人员的薪酬应与同等资历、学历、能力的企业人员相当。
第五，建立与国际接轨的药品监管体系。建议全面推进国内监管体制机制、标准规范与国际通行规则的衔接；建立国际检查员队伍，开展全球监管；积极参与和影响国际药品监管事务。
通过深化改革，有利于增强药品监管部门的独立性，提高国家食品药品监管总局的统筹协调和直接监管能力。国家一级药品监管将进一步充实力量，提高能力。地方整合有关执法力量、检验检测资源，加强食品、药品、保健食品、医疗器械、化妆品的监管，确保人民群众利益。改革也将有力地促进药品产业的结构调整、转型升级，一大批落后产能将被淘汰，具有竞争力的企业将脱颖而出，走向国际市场。由于我国药品产能整体过剩，这种调整不会造成药品短缺。改革还将提高好药、新药上市的步伐，逐步解决“劣药驱逐良药”的现象。在降低药品安全风险的同时，降低医保支出。（孙国君 冷云生 郭立仕 王飞 左惠 颜少君参加研究）

改革药品和食品安全监管机构
范必


近年来，我国食品安全监管工作得到很大加强，已形成跨部门的协调机制。但其它涉及公众健康的产品风险尚未引起足够重视，特别是药品和医疗器械的安全隐患远远高于食品。我国药品安全监管体制严重滞后于药品产业的发展，与国际通行的监管模式有很大差距。本轮机构改革中，组建了新的国家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当前应当以改革为契机，合理界定各部门之间、中央与地方的事权，针对监管产品的不同特点建立相应的监管制度。

一、我国健康产品监管的体制问题

很多发达国家在工业化与城市化过程中，都出现过严重的食品药品安全问题。美国1937年发生了二甘醇污染“磺胺酏剂”事件，造成了107人死亡，催生了美国《食品、药品和化妆品法》，使FDA的职能得到空前加强。上世纪以来，各国政府不断改革食品药品监管体制，且方向趋同。一是监管职能从地方向中央集中、从分散向一个部门集中。美国FDA是联邦机构，各州有它的派出机构，有效克服了地方保护主义。二是监管范围从药品扩大到大多数与健康有关的产品，甚至包括烟草、牙膏、漱口水、婴儿用品。即凡是有可能对人体产生功能性改变的产品，都在监管范围内。三是监管方式从注重生产经营环节发展到全球、全产业链的围绕产品生命周期的无缝隙监管。四是保持监管机构的科学性、独立性和权威性，通过立法不断扩大监管权限，保证监管绩效。与之相比，我国现行食品药品监管体制差距较大。
中央与地方监管责权不清。一是药品、医疗器械的生产监管权在地方，地方保护严重干扰了日常监管执法。药品、医疗器械生产企业往往是各地的税收大户。在查处药品案件中，地方久拖不决，失之于宽。药品、医疗器械产品在全国乃至全球流通使用，现行体制下，国家药监局对跨区域案件的查处缺乏有效的协调手段。二是地方食药监局不是地方政府组成部门，除食品外，其它健康产品安全未能纳入地方工作重要议程，国家局的政策要求也得不到有效贯彻执行。地方食药监局隶属于地方卫生部门，监管资源有限，无法承担药品安全的监管责任。
技术支撑体系低水平重复。食品药品监管科技含量较高，需要高素质人才和尖端装备的支撑。目前，食药监部门共有技术监督单位1687个，数量较多，但资源分布不够合理。地、县级检验机构数量较多，人才、装备水平不高，基本不能发挥识别风险的作用。据典型调查，地级市检验机构一年可抽检上千批次药品，检出不合格率仅为2、3‰，其中包括不同地方的重复抽检，没有主动发现一起系统性风险。地、县两级检验机构占用了全国80%以上的检验经费，但没有达到应有的绩效，而国家级的技术支撑机构存在严重的人才、装备、经费不足的问题。随着电子监管信息化水平的提升，对药品质量能够实现全国范围内的有效追溯，大部分地市以下药品检验机构可以精简合并。

二、食品药品监管机构改革的思路

食品药品监管部门是保护公众健康的政府部门，在本轮机构改革中，我国按照国际上普遍的健康产品监管模式，将健康产品的监管职能交由一个部门承担，建立了集中、独立、专业的食品药品监管体制。在此基础上，国家应当针对不同健康产品的风险特征，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的监管事权，科学配置监管资源，优化内部组织结构，提高监管绩效。对下一步食品药品监管体制改革可考虑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第一，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的监管事权。针对健康产品的风险程度，建议：（1）药品、医疗器械的研制、生产环节由中央监管，经营和使用环节由地方监管。为了保证中央监管的集中、统一、高效，新的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可以在全国设置若干派出机构。主要从事药品、医疗器械生产环节的执法检查，组织跨区域风险监测，监督地方监管工作。（2）食品安全标准、风险评估由中央负责，监管由地方负责，省以下分级管理。（3）保健品、化妆品安全标准由中央制定，准入和监管由地方负责。
第二，优化监管技术力量配置。加强中央和派出机构的技术支撑单位建设。大幅精简、整合市、县基层技术支撑机构，在有产业优势和技术优势的中心城市建立高水平的区域技术机构。基层食品药品监管机构主要在于及时发现问题，要提高它们的机动能力和快速检验能力。鼓励有条件的地方用购买服务的方式，由第三方承担检验任务，利用社会资源加强监管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