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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谈“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
——城乡中国系列评论（52）
周其仁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屈指算来，农村改革30多年了。不知道将来的史家会选哪一个时点作为这段改革史的开始。就我所知，在实践层面改集体大锅饭的行为，早在1977年安徽的一些地方就秘密出现了。更早的责任制，甚至可以追溯到1956年的浙江。至于普遍重建自留地——集体所有权、农户家庭永久的使用权——则是始于大饥荒后1962年的事件。从得到合法承认的时间算，中央文件说“可以、可以、也可以”，是1980年；把包产到户纳入“社会主义农业”，是1982年。怎么算，现在看都是30年以上，一代人的时间过去了。

不过正如本专栏前几篇评论所举证的，新的农村体制拖泥带水，还留有苏联式集体经济的尾巴。一是按人口不断调地的逻辑尚未彻底终结，所以家庭联产承包制还没有做到真正的长久不变。二是“政社分开”并没有贯彻到底，特别是到了村庄一级，“政社合一”依然挥之不去。这对中国农业和农村的现代化、工业化、城市化的继续发展，对城乡政治、社会、观念的架构，当然有着基础性的影响。

制度层面的“尾巴”，根源在观念。一些流行的概念、术语、推理和对现象背后的因果关系的理解和解说，常常支持着那些制度上的尾巴。别无他因，盖制度变革是一系列的公共选择，凡想不通的——或讲不明道理的——深入改革师出无名，只好不了了之。或受某些见解的束缚，还没好好思索就根本不敢再想，当然也就没了变革的行动。

个人的看法，1990年代后流行起来的“农地承担社会保障功能”之说，怕要仔细辨析一下才比较妥当。讲起来很唬人：中国农地与众不同，除经济功能外，还承担着社会保障功能，倘若继续改，轻则工业化、城市化的波动无从消化（主要指农民工回乡无地可种），重则“无地农民”变成流民造反，天下大乱。念叨这套话语的名家不少，读者到网上一查便知，我这里就对言不对人了。

“土地具有社会保障功能”，开始是对人民公社制度的一种描述。公社体制“公”字打头，除了与“主义”挂钩，实际上打动农民的，就是任谁——包括劳力不强、甚至丧失劳动能力的社员——都可以分得一份工分，再转成一份口粮、柴草等消费资料，好歹最低生活有个保障。此“保障”，依托的不是本人当期的劳动所得，而是其他社员的劳动成果在公社（或生产队）范围内的再分配。说“社会保障”也没错，因为这是一套社会性的制度安排，意在使劳力弱或根本无劳力的社员，也得到一个最低限度的生存保障。

其实，任何“社会保障”都离不开经济基础——总得有人干活，才保障不能干活者的生存和生活。经济基础强，保障水平就高；反之则反之。人民公社大锅饭开不下去，就是普遍来看，在该体制下能干的也不乐意多干，结果贡献于保障的实力越来越小，吃保障的却越来越多。“食之者众，生之者寡”，年长日久大家一块儿穷，结果是吃不上饭的地方先改革，告别集体、包产到户。

分户种地，新问题不少。其中一个，村里的五保户、孤寡伤残户怎么办？他们倒也分得了一小块土地，可是家庭没劳力，或有劳力也太弱，种不上、收不下，就是包了地也满足不了最低生活需要。1981年农村发展研究组在安徽滁县地区（今滁州市）调查包产到户后的新问题，其中比较尖锐的就是新形势下的农村扶贫。我当时学到的，就是当事的农民和干部并不是像外来人想象的那样蠢——似乎非退回到公社大锅饭，才能实现“社会保障”。当地的办法聪明得多：一是把家家承包户上交的提留（包干制的前提是“交够集体的”），拿出一块来扶贫扶困；二是缺劳困难户把自己不能好好种的地，交给多劳户种，然后分享部分所得。

从这里得到的启发是，农村的“社会保障”，总要以更充分、更高效利用土地、劳力资源为基础。资源的利用效率提高了，再分配的基础厚实了，才谈得到实施社会保障。公平第一、打倒效率，最后只能是普遍贫穷。

到了湄潭，改革再进一步，问题又来了。增人不增地，那增人多的农户耕地相对就少，是不是不公平？增人少地达到一定水准，那些农户岂不是陷入绝对贫困，永远没有出头之日？再深入一层，对贫户和困难户，社会要不要管，要不要实施某种最低限度的社会保障？用当时当地人朴实的语言来说，“人非草木，都要吃饭”，现在搞增人不增地，一部分人家不够吃饭的，怎么搞得下去？

湄潭的解决方案没有回避这些问题。增人不增地，意在提升在那个地方耕地的利用效率：减少碎片化、稳定耕作预期、增强对耕地投资的意愿。更要紧的，是把传统农区的人口压力，引向开发非耕地资源，开拓生存和发展的空间。要明确，硬化农户家庭之间利用耕地资源的产权边界，并不意味一定减弱农户对村庄范围济贫的责任——当地提出的“有偿承包”，其实就是在农户增产基础上保证各家上交村庄的提留。提留不可以帮助贫户和困难户吗？

讲到底，是不是惟有低效利用土地资源——不断按人口平分越来越少的耕地——才能实现农村的社会保障？其实，在任何情况下，能保障人们生活的，不是资源和资产（包括土地）本身，而是从资源和资产里产生出来的“收入”，即那些可以带来享受的经济物品。倘若土地没有产出，它拿什么承担社会保障功能？倘若土地产出很低，或越来越低，它能承担的社会保障水平也就很低，或越来越低。在逻辑上，土地的利用方式决定着它承担社会保障功能的水平和能力。

很有趣，声称按人口不断调地才符合中国国情的论调，其实不那么经得起历史的检验。讲过的，那是苏俄的“村社”传统，从来就不是人多地少的中国传统。中国的农业制度安排，有家庭小锅饭，但搞不起村社大锅饭。说中国小农经济没出路，是说人口压在狭小土地上，即使“家庭小锅饭”最后也无济于事，根本出路是要把非耕地、非农业、工业、商业和城市的大门打开，而绝不是将中国的小农经济“改造”成苏俄村社式的集体经济。那是绝路一条，被人民公社的失败所证明。现在的问题，是要不要与苏式集体经济的尾巴彻底告别。

即使土地得到很充分的利用，仅仅在土地收益基础上的“农民社会保障”，对全国多数地方来说也不会很高。还要把非农收益纳入，农村社保水准才有更可靠的基础。举一个例，今年正月十五前后到福建龙岩，当地介绍近年农业保险有很大发展，新开发的险种几乎囊括所有农业种植、养殖的品种和生产环节。办法是财政出一点种子钱，农民按赔付率分品种买保险，一旦摊上灾害，保险公司理赔。我自己是参加了医改辩论才明白，“社会保障”（social　security）起源于“社会保险”（social　insurance），基本机制是在大范围内发挥规模经济效果，对付概率上可把握风险事件。这是农民急需的，也是传统农业和村庄的社会保障模式不可能提供的。

湄潭真正触动人们神经的地方，也许是那里的改革探索把农民从狭小耕地上引向耕地以外的广阔空间。由此，大规模的流动、重组、集聚不可避免，也因此搅动“安稳”的乡村结构。对一些论者而言，似乎这就是大厦将倾、天塌地陷。于是乎，把所有人口拉在不断再分配耕地的游戏里，说成是农村惟一的社会保障，好像保障没了，社会就完蛋了。问题是，真有这么一回事吗？就算真有，他们开的药方就能挽狂澜于既倒吗？

把离开土地的农民视为“洪水猛兽”，倒是中国上层建筑里的一个传统。君不见历代皇权，一概忙不迭地在那里固本抑末。这里的“本”，不消说是务农。“末”呢？就是经商、务工、搞服务。可惜算不得好传统，因为实践检验的总结果，是这套经济思维与近现代的经济大势背道而驰，活活把中国带进越走越窄的死胡同。工业化、城市化大潮终究不可阻挡，而惟有现代工业、现代城市才有现代农业的道理，也才开始显示新的逻辑力量。

熊景明：香港的价值在于它的学术自由
2013年05月17日 23:29 经济观察报


　　燕舞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前身是研究中国大陆的西方学者1963年在香港成立的“大学服务中心”，它服务于从海外来港从事中国研究的学者。1988年，“中心”被香港中文大学接管，熊景明自此开始正式主持这里的工作。

　　与熊景明谈起她主持“中心”的20年岁月，以及她足以“一窥20世纪40到70年代初云南省城生活”的自传随笔《家在云之南：忆双亲，记往事》，她仍然为“中心”成为自己生命的一部分而自豪，“这个世界上的工作如果让我重新挑，我还是挑这一份。”

　　研究中国的人，都是因为喜爱中国

　　而研究它

　　问：“中心”前身和它后来的“主人”香港中文大学都成立于1963年。在“美国学术团体协会”1970年代接管“中心”之前，美国福特基金会已开始资助和利用台湾“中研院”的近代史研究所，以之“作为美国学者来台从事研究的学术基地”，张朋园先生还有专著《郭廷以、费正清、韦慕廷：台湾与美国学术交流个案初探》来论述这段历史。

　　1960年代到1970年代的“中心”与“中研院”近史所共享着美国“冷战”时期学术输出、交流的大背景，但当时香港之于美国乃至西方中国研究界的作用，与台湾是不是还不完全一样？

　　熊景明：有很大的不同，美国有它的对华政策，也有对台政策。在香港，这个学术机构叫“大学服务中心”，它完全是自下而上的。纽约大学教授Jerome　Cohen（现中文名为孔杰荣）是“中心”第一任主任，他在回忆“中心”时谈到，当年有一些学者在美国成立了一个俄国研究中心。美国各个大学各自为政，国家不能够控制其研究方向。只不过，鼓励中国研究的时候，奖学金的拨款可能有一些。

　　1960年代初俄国研究中心成立后，Jerome　Cohen等学者觉得为什么我们没有一个跨学院、跨地域的中国研究中心？这个中心设在哪里？想来想去，东海岸不对，西海岸也不对，于是有人提出来，不如设在香港，因为当时竹幕后一些消息会漏到香港来。这些学者也就30来岁，或者更年轻，他们研究中国有很多人是出于巧合，没有多少长远的考虑，或者影响中美关系这样的宏大目标。

　　成立“大学服务中心”，首先得找钱，学者们去找福特等基金会。他们的目的很简单，即任何学者从美国的大学来到香港，可以来“中心”。当时，香港可以看到比较多的大陆资料，成立“大学服务中心”后，中文的资料在香港多了。当时，美国政府拿出钱资助了一些从台湾、大陆流落到香港的学者，他们搞了一个“友联研究所”，这个研究所订了很多大陆的报纸，做剪报，做很粗糙的分类。“大学服务中心”这些人来了，就可以用他们研究所的资料或者其他资料，还可以在香港访问大陆来的移民。

　　“我来负责“中心”的工作以后，将中心档案保存的和学者的所有通信拿来看。因为“中心”原来的主任的英文非常好，文字好，有幽默感，很会写，我想向他偷师。看过这些信件我才知道，“中心”最艰难的就是年复一年地找钱，很多通信都是讲怎么找钱，怎么求爷爷告奶奶地跟基金会要钱。后来，很多人说“中心”和美国中央情报局有关系，要是真得到政府赞助，大概他们就不需要那么辛苦地找钱了。

　　那些信并没有反映当时整个中国研究的场景，但有很有趣的侧面。比如，1970年代初，“大学服务中心”的学者第一次可以组团到北京去访问，黄华接见了他们，在人民大会堂合影，令大家兴奋得不得了。

　　当时做中国研究的学者包括很多欧洲人，他们中许多人是有社会关怀的左派，例如你访问过的法国学者潘鸣啸。他们真的以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人类解放的道路，所以就来研究中国。这个圈子里面有一句话：研究前苏联的人，都是因为憎恨它而研究；研究中国的人，都是因为喜爱中国。

　　问：您1979年是怎么移居香港的，又是怎样开始与“中心”结缘？您所亲历的“中心”比较困难的时期是什么时候，后来又如何步入正轨？

　　熊景明：我出去是因为我原来的先生，他是印尼华侨，我们原来是昆明市澄江县澄江中学的同事。他早出去了，我申请去香港的时候，政策是只要是去探亲，你就可以留下来。1979年“四人帮”倒了，邓小平复出，我们认为中国从此会走向光明，我非常非常不愿意出去，眼睛都哭肿了。

　　我是2007年7月底退休的，故意买了7月27号回昆明的机票，因为我当年到香港是1979年7月27日。过关那天，在一个没有冷气的大厅里面等候了7小时，又热又闷，又没有吃的，抱个9个月大的小孩，拿扇子不停地给她扇风，那种热对于我们云南人来说，很难担待，当时我就决定，哪怕香港是天堂，将来退休我也一定要回昆明。

　　来港以后因为孩子小，只能找兼职。后来看到广告，有人要访问对大陆有了解的人士，一小时30块港币，有人想倾听你，不用你自己写，我就赶快应征。其实，我后来到“中心”，看到外面对大陆是很不了解的，就觉得我们都有义务，一定要把真实的东西写下来。

　　一位美国来的学者、现在斯坦福大学的教授戴慕珍（Jean　Oi）跟我谈了几次后，就让我做她的研究助理。那个时候研究经费蛮充足的，学者做研究，都找一个甚至几个研究助理，整个“中心”有近10个研究助理。学者慢慢减少，我成为最后一个研究助理。后来我也没有足够工作，“中心”的主任不想我走，就给我一个半天的工作，在图书馆帮忙。

　　“中心”1963年到香港时，在半岛酒店租了一个房间办公，有学者穿着拖鞋、短裤来，被人家拦在门口。后来找到九龙亚皆老街155号一个很可爱的小院子，有草地、树，草地上可以打羽毛球，有两层楼的小洋房。但是，这个租金可能比所有的员工工资、买书的钱加起来还要贵，所以我去的时候，“中心”的生存危机已经开始了。1979年到1982年，当时中国大陆已经开放了，“中心”存在的价值大大削弱了。

　　但是，“中心”主任John　Dolfen和当时参与制定资料收藏方针的Thomas　Bernstein非常有远见，他认为这个图书馆要找第一手资料。1982年，“中心”找到一整套大陆的报纸，包括每个部委、省的报，从1950年代初一直到八几年。经过1963年到1983年的积累，有了基本的馆藏，后来很多人来“中心”，就是因为它很方便，因为资料集中、齐整。

　　1980年代初，很多人认为“大学服务中心”应该搬回美国去，但另外一些比较有远见的人，认为应该留在香港。1980年代中期，“大学服务中心”所属的美国学者联合委员会，开始与陈方正教授负责的中文大学谈判小组谈判。中文大学对大陆的兴趣、感情与其他香港高校和研究机构不一样。谈判谈了一两年，中文大学承诺：一是这个“中心”会永远向西方学者开放；另外，支持“中心”的继续发展。所以，“中心”1988年被中大接管以后，起码员工的工资、买书的经费特别是办公场地这三大问题解决了，但是中心如果要开展其他项目，经费得自筹。

　　我自己来负责这个“中心”的工作时，觉得一个机构有人用才有价值。所以，“中心”从外面搬进中大时，我请了在中大访问的20多位大陆学者来帮忙，大家看到这么多资料，都很兴奋。我们的图书是开架的，那时内地大部分图书馆不开架。我很自然地想到，“中心”将来的主要使用者，一定是大陆过来的人士，当时倒没有预见香港会回归中国。我1983年到中文大学“中国法制研究计划”做研究助理时，参与组织了几届两岸三地关于宪法的研讨会会，感觉到香港的价值在于它的学术自由，这种自由不是空泛的，它让你的思想活跃起来。同一个学者，你让他到香港演讲，和在北京演讲相比，他的思维方式会转变，会去掉自我审查。

　　我和“中心”主任关信基教授在这点上有共识，但花了好多年来实现，因为还要筹钱。香港政府有一个大学研究经费拨款委员会，每年这个研究经费剩下的钱，大家都可以写项目计划书来竞争申请“卓越研究领域资金”，1990年代中期，我们争取到了。申请来的钱，一部分发展数据库，因为量化研究越来越主流。我们想成立“数据银行”，结果不那么成功，大陆对各种统计数据的控制蛮严格；另外一部分钱用来邀请内地优秀学者到“中心”访问。我们专注于邀请有社会关怀与问题意识、从事实证研究的学者，后来又特别给外出机会少的地方学者。“中心”被大陆学者称为“中国研究者的精神家园”，这笔经费就是起源，后来计划又得到香港利希慎基金的支持。

　　“反右”和“文革”两方面，我们奠定了

　　基本的资料基础

　　问：“中心”的“参与访问写作计划的学者一览表”透露了巨大的信息量——来访者的身份，近年已由纯粹的专家、学者扩展至有一定研究和写作成果的自由撰稿人、记者、独立导演等；“研究课题”如果做一番量化研究，应该也能折射出不少海内外“中国研究”的学术变迁信息，这部“‘中心’简史”甚至可以部分佐证内地改革开放以来人文社科领域的学术史。

　　有统计的1999年至2012年这13年间，来访的内地学者在“中国研究”领域的研究旨趣，体现出了哪些大的变迁特征？这与你们的邀请标准也互为呼应？与来这里的西方同行相比，内地学者的学术关切又有何异同？

　　熊景明：一览表一开始没有电子化，所以早期的那些没有放进去。在中心，我相信自己的判断，但是当时没有一个共同审定的小组。我花很多时间来关注大陆学者的研究，发现了一些人就很高兴，因为当时他们都不太被外界知道。但是，我们这个遴选制度设立得不好，“中心”从2008年开始就决定只邀请学术界的。最近，“中心”成立了访问学者遴选委员会，结束了我以往的“温柔专制”（张鸣语）。

　　我那个年代邀请来访者，一是看课题，我倒没有说非要研究“文革”或者什么东西，但如果课题在大陆申请不到研究经费，香港的环境对他做研究特别有帮助，就会优先考虑。其实，我们最初鼓励的不是“文革”研究，而是农村问题研究。这个“中心”要说对中国大陆的政策导向有点什么作用的话，对农村问题的研究真的有点推动作用。

　　至于邀请较多“文革”研究者，按我们的邀请标准是很自然的。如果有人要研究土改，研究“三反五反”或“反右”，我们同样会邀请，可惜这样的人太少，你要做量化研究做不出什么名堂来。但是说到“中心”的未来，我建议这个“中心”不需要有多大雄心壮志，如果它能作为研究二三十年代年到1979年期间中国大陆的世界上最重要的基地，它的贡献就非常非常大了。

　　开始，我天真地以为，“文革”研究在中国大陆以后会越来越多。有人收集到一个“文革”的资料，说送给“中心”，我往往说，你给我们一个拷贝就好了，你们当地的“文革”研究过几年一定会成气候的，可是过了20年也没有成气候。“反右”和“文革”两方面，我们奠定了基本的资料基础。

　　我们现在有5500万字的“文革”数据，有检索功能，可以检索到某一天发生的事情。比如，你按“周恩来”这个主题检索，周恩来“文革”期间所有的讲话就全部出来了。“文革”做完以后，第二个数据库是“反右”的，大概有3000多万字，现在做的是“大跃进”、“大饥荒”，还会做下去。不论你对那段历史有什么样的解释，真实的历史资料应该收集、整理。

　　看到一篇不错的论文或一本书，我会好奇，想了解这个人，合适的话，就要把他请到“中心”来。能找到这么多人，最重要的是运气，其次，我蛮相信女人的直觉判断力。比如，我前一阵子看过荣剑一篇文章，觉得他对中国问题的阐释好厉害，推荐“中心”邀请，又将他推荐给博源基金会，好像是有“瘾”或者说职业病。

　　这么多人见过高华，

　　原来都是在“中心”认识的

　　问：“午餐讨论会”也是“中心”比较有特色的学术活动之一，过去这么多年您印象较深的“午餐讨论会”有哪些？

　　熊景明：有一次，我们让萧功秦讲讲自己的心路历程，因为他是所谓新保守主义者。他讲得蛮诚恳，讲完以后，有人很不客气地指责他，“萧功秦，XXX之流”。他笑笑，没有表示不快。记得当晚有关信基、刘青峰、金观涛、王绍光、李连江、何清涟、戴晴、陈方正、张隆溪、沈志华、朱维铮、丁望、雷竞旋，讨论了许多话题，每个话题都引起交锋。

　　有时，如果大家的知识层次不同，或者年龄差距太大，交流上会非常困难。有一次，印红标来“中心”讲“文革”的派系斗争，他认为“文革”中，领袖人物试图通过运动群众达到在武斗中的胜利。他讲了大概一个半小时，让你很清楚地看到当时派系的构成后面那支看不见的手。讲完以后，就有一个博士生起来反驳，说“文革”是因为当时毛主席看到这些走资派在将中国推向资本主义，偏离了社会主义道路，所以绕过他们来发动群众，计划把中间这些人弄垮，后来“文革”不成功，就没有达到原来的目的，这些走资派今天继续把中国推向资本主义。

　　很多时候我们在“中心”交锋，这实际上是“文革”的亲历者和对“文革”的幻想者之间的交锋。你如果从头到尾认真听了印红标的演讲，就会知道他已经讲得那么清楚。但是，如果你有一个先入为主的顽固的对“文革”的解释，你不会因为一次研讨会而改变你的观念。

　　我们研讨会很多，每次通知发得很广，来的人不是很多，20多个人，总会有一些人和演讲者的题目非常接近。金雁告诉我，看回忆高华的那些文章，才知道这么多人见过高华，原来都是在你们“中心”认识的，很多人在那边听过他演讲。

　　问：近年来，政治立场显得相对“左派”的“三农”问题专家越来越多地受邀来访，前些年还邀请了章百家这样重量级的官方党史学者。以章百家先生的位高权重，他那天来参加《史家高华》的出版茶话会，我有些意外，他也说，他很敬重高华，但在有些具体问题的结论上并不同意高华。

　　熊景明：“中心”请章百家先生是2000年以后了，后来我们再请他去，他就去不了，因为做官了，行动不便，就算可以出来，也不可以随便讲话吧。

　　研讨班也是我们非常鼓励的，因为在海外做中国研究的学生也不是那么多，当然现在越来越多了，在大陆也有很多这方面的学生。如果你在美国，有很多机会和同行交流，但是在大陆，似乎没有那么多这样的机会，我们就天真地希望，很多在美国读到博士的学生能来“中心”参加这个研讨班，这个会帮他找工作。比如，某个学校招一个教授，我们就邀请这个学校的教授来做点评，那些博士先来这里听听，看有没有工作的机会。这个如意算盘不成功，不过来开会的博士生后来在香港找到教职的倒有好些位。

　　我们邀请一些人来点评，发现同一个题目，哪怕有时候很偏，其实都有不同的人在做。张鸣曾经来“中心”“博导”过一回，他毫不留情地评论学生的论文。后来话筒一递到他手中，大家就开始笑，知道来他又要“骂”人了。

　　无论时代多么污浊，周围环境多么

　　险恶，亲情让我们活在世上

　　问：以前，我总误以为您和已故云南籍旅法艺术家熊秉明先生出自同一个家族。

　　熊景明：很多人都以为是这样。云南有几个姓熊的家族，他们熊家是做学问的，是“熊校长”；我们家是做官，是“熊县长”；还有一家有钱的，是“熊金子”。我们家在昆明，熊秉明先生家不在昆明，他们弥勒县在滇南。

　　1993年或者1994年，他来香港中文大学交流，在同一期的《明报月刊》上，他发一篇文章我发一篇文章。结果，云南在香港的有钱人看了他的名字，想送他一盒云南月饼，就给报馆打电话问熊秉明的电话，他问熊秉明是不是中文大学的，对方说是，又姓熊又在中文大学，月饼就送到我办公室来了。最后，我才发现，他是在中文系访问，这样我们就认识了，经常一道吃午饭。

　　问：民国时期云南这三大熊氏家族各有各的故事。我也很欣赏您说过的，“把自己的故事写下来，死了之后留给这个世界的，除了骨灰，还能有一个故事”，但就像高华教授生前在关于您表兄胡伯威的回忆录《青春·北大》的书评《“思想”的累与痛》中所言，“胡伯威当年在北京大学求学，相比于众多被打成‘右派’、散布于穷乡僻野的小学教员和城镇企、事业单位的小干部、小职员等，他算得上是社会的‘精英人士’，但是和那些党内外大名鼎鼎的‘右派’相比，他又是一个‘小人物’”，您家这门“滇中望族”其实到了您父母那代时就没上一辈那么显赫了。如果不是经过您的书写与回忆，熊家的很多事情就不会被世人所知了。

　　熊景明：对，我很高兴你留意那句话。我母亲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人，如果我不写，没有人知道，就连我女儿也不知道她的故事。你写出来，这个人就永远地存在下去了。

　　女儿1997年去美国念书，突然之间我时间多下来很多，觉得应该写书。第一个想写的是我母亲，她1973年去世时我就决定要写一篇关于她的东西，以前不能写是因为眼泪太多写不下来，到那时候自己开始平静了，当然也是一面写一面很难过。母亲这篇早就写好了，一直放在抽屉里。后来，章诒和到我们中心访问，我看她写了那么多她爸爸，就把这个写妈妈的文章拿给她看。看完以后，她说你天天坐在中心做无聊的事情，你应该写。我也觉得确实应该写，但中心的工作太多，所以一直到2007年退休，没有别的借口不写了。

　　其实我运气蛮好的，因为我爸爸1955年写过一个自传，有他小时候的东西。另外，“文革”期间他写了大概80页的交代，把他的很多思想写下来。所以，有一些现成的材料。我看了很震惊，因为那些交代全部是对这个制度的批判。

　　我的祖父留下过一本文集，以前没有写他的时候，我对他没什么认识，就觉得是个旧官僚，看了那个文集以后，觉得他那么正气。我爸爸，我也是在写书的时候，才开始理解他，因为以前在家里总觉得妈妈很了不起，爸爸有时候很不讲理。

　　本来，我不是很喜欢“文以载道”，但是写作过程中确实意识到，要把那种人之间的亲情写下来——无论时代多么污浊，周围环境多么险恶，亲情让我们活在世上。

　　每个人的记忆都会过滤

　　问：云南的中共“一大”会议是在您祖父的宅子中举行的，邓小平夫人卓琳是您三姨妈的闺蜜，蓝苹（江青）的前男友、国民党军官王兆仁是您父亲青年时期的朋友，这些当属“大历史”；退休后您和林达重点合作的“民间历史”侧重“小历史”。您如何看待历史的“大”与“小”？

　　熊景明：后来，我的三姨妈挨批斗，因为三姨父曾经是国民党政府在温哥华的领事，他们后来选择回大陆。三姨父周忠著是李泽厚的老师，他原本准备写一部“中国外交史”，后来编了“英美词典”，编完了就去世了，也没有得到认可。他选择回国以后不久，碰到“院系调整”，把他们这批旧教员从大学里清理出来。我很小时看妈妈和三姨妈写信，一边写一边擦眼泪。你想，一个教授，年纪也就30多岁，去工地上拌三合土谋生，腿都被石灰腐蚀了。“文革”的时候，我去三姨妈家，问她，那个时候你和卓林小姐妹好得不得了，你为什么不去写封信投诉投诉，说你们教授回来被搞成这个样子。三姨妈说，如果她不来找我，我也不会找她。

　　我在书里面其实有很多东西没有来得及写，我是尽量避免写那些名人。比如，我的四姑奶奶，她有两个女儿，一个是植物学家，后来到了香港；另外一个，讲到她后来将一位老人照顾得非常好，人家很感激她，其实那个人是杨振宁，我故意不写，我很不喜欢人家把名人什么的都扯进来。这不过是机缘，没有什么值得炫耀的。

　　问：您的自传让我备感温暖、明媚，和我前些时阅读耶鲁大学孙康宜教授的回忆录《走出“白色恐怖”》的感受非常相近——她也说，“我最不喜欢看别人的控诉文学，我认为那是没有深度的作品”。这应该不仅仅是因为您“文字好看”吧？

　　熊景明：看了我写“军垦农场的大学生”那章的几个同学，第一次看了以后就说，我们农场那么苦，你怎么写出来好像很好玩、很愉快的样子。每个人的记忆都会过滤，一定会把快乐的事情记得多一些，痛苦的东西本能地希望把它忘掉。而且回味过去的时候，不可能回到原来的痛苦中，要不然人怎么生活呢？

　　我的书里并没有把当时描述得那么苦，也由于后来到农村扶贫，对那段经历有另外一个看法。我在书里面写了一点点，说我们扛大石头，有几个同学弄到腰椎间盘突出，我加了一段话，说这种病在农民中间非常普遍，意思是说，我们的苦是理想失落，你压抑，为看不到前景而痛苦；客观上，每个农民比你苦多了。

徐绍史详解改革深水区五大挑战：复杂性前所未有

2013-05-31 00:26 | 周锐 来源：中国新闻网


2013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工作会议30日在京召开。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主任徐绍史在会议上发表讲话，介绍了中国改革在攻坚期和深水区所面临的五大挑战。



其一，中国改革已经越过了最初的“帕累托改进阶段”。资料显示，“帕累托改进”是以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命名的一个概念，意为在没有使任何人境况变坏的前提下，使得至少一个人变得更好的情形。徐绍史指出，目前在中国，让各方普遍受益的改革措施越来越难找到，达成改革共识的难度进一步加大。

其二、改革面临利益固化的现状。徐绍史指出，中国改革未来越来越多地触及深层利益关系，越来越多的要求对现有利益进行重大而深刻的调整，推进改革的难度在加大。

其三，改革面临政府部门“自我革命”的课题。徐绍史指出，从一定意义上来看，固化的既得利益往往和政府部门自身的利益相关联，“革思想的命、削手中的权、去部门的利”是一个新的课题。

其四，改革面临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特殊阶段的挑战。徐绍史指出，中国已经成为中等偏上收入经济体，需要通过深化改革来优化经济结构，加快农村的改革，协调好各种利益关系，成功跨越这一阶段，避免重蹈一些中等收入国家经济徘回不前，社会矛盾凸显的覆辙。

其五，改革任务发生了重大变化。徐绍史指出，现在中国的改革已经不单单是经济体制改革，涉及经济、政治、生态、文化等方方面面。改革面临的任务都是难啃的硬骨头。

徐绍史强调，在攻坚期和深水区，中国改革面临的艰巨性、复杂性前所未有，必须以敢闯的锐气和会闯的睿智，集中力量攻坚克难。

他表示，就深化改革开放中央十分重视，社会和民众热切期盼，这些都是有利条件和积极因素。但同时改革的任务也十分紧迫十分艰巨，需要各地区各部门履行好自己的职责，攻坚克难，打好改革的攻坚战。

吴敬琏：学术勇气与社会担当

就在2013年5月11日上午，我还在与社会学家陆学艺一起开会，听他慷慨陈词，申论社会科学研究对维护社会和谐、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作用。不想只隔了两天，5月13日，就惊闻他去世的噩耗。学艺为人民福祉建言的诚意和自觉的社会担当勇气一直为我心仪。斯人逝矣，我心伤悲！

1975年，我和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下称学部，即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前身）经济研究所的两位同事一起，奉邓小平复出后组建的国务院政治研究室之命，去山西昔阳县参加写作陷于困境的“大寨经济学”编写组。随后，学艺参加的学部哲学所“大寨哲学”编写组也来到这里。这两个写作组存在时间不长，在1976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不久，就都被裁撤回北京了。不过，由于学艺和我同属在学部“清查‘五一六’运动”中被限制自由的“重点审查对象”，有对大寨状况实地观察得到的共同认识，还有对当局那时倒行逆施的共同反感，回京以后我们仍然时相往来，怀着对国势的深切忧虑议论时政。此后的三十多年里，我们的研究重点并不一样，但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一直相知相重。

粉碎“四人帮”后的最初几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内刊《未定稿》和中共中央党校的内刊《理论动态》一样，是引领思想解放的重要阵地。我曾经在《未定稿》主持人林韦的领导下，参加编写一本批判“四人帮”的专著。学艺最热心的则是为包产到户翻案。他的这项工作风险极大，也极为重要。

那段时间，爆发了我国农村应当走后来所谓的“阳关道”（坚持集体经济）还是“独木桥”（实行包产到户）的重大政策争论。一方面，在地方党政领导的默许下，安徽、四川、贵州等省的少数地方进行了包产到户的尝试。另一方面，中央层面并没有放开政策。如十一届三中全会原则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明确规定，“不许分田单干”，“不许包产到户”；1979年9月十一届四中全会正式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仍然要求“不许分田单干”，“也不要包产到户”。放宽对包产到户的政策之所以遭遇强烈反对，是因为毛泽东对包产到户一贯采取反对态度。特别是他在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的讲话中，把搞包产到户提到“复辟资本主义”的政治高度，指责支持包产到户的干部“站在地主、富农、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反对社会主义”。1962年后，反对“三自一包”（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和包产到户）成为“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重要内容。

正是在“两个凡是”（指“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必须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要始终不渝地遵循”）还影响着相当一部分领导干部头脑的形势下，学艺率先对主流思想提出了明确的质疑。1979年6月，学艺和两位同事到安徽调研，亲眼目睹了包产到户地方的丰收形势喜人，也感受到广大农村干部社员被“资本主义”这根大棒打怕了，正在面临 “纠偏”的强大政治压力。返回北京不久，他写成《包产到户问题应当重新研究》这一调查报告，指出，“包产到户促进了生产的发展，受到了绝大多数社员的欢迎，我们有什么理由说它是退步呢？”鉴于禁止包产到户政策源于毛泽东的指示，他在报告中专辟一节，指出对于这样一个涉及千百万人政治和经济生活的大问题，“大多数干部和群众对当时的结论有看法、有意见”，要求“对1962年包产到户的问题，要重新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地做出结论”。格于当时的形势，这篇与主流提法针锋相对的调查报告只是刊登在11月初的《未定稿》增刊，而不是《未定稿》上。但学艺的文章还是不胫而走，得到越来越多的拥护，为日后的政策突破做了思想准备。

1980年春，已经取得实际控制权的邓小平明确表态，支持包产到户。9月，中央召开各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会，经过激烈争论后，对包产到户的禁令终于取消。在其后的两年内，土地家庭承包制在全国农村迅速普及，取代了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旧体制，农村的面貌也为之一新。

在这场翻天覆地的农村大变革中，作为社会科学工作者的陆学艺表现了巨大的学术勇气，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的安徽调研报告第一次明确要求重新评价“包产到户”，已经成为中国改革史上的重要文献。

随着农村大好形势的出现，特别是在1984年农业大丰收以后，对农村进一步改革懈怠松劲的情绪日益抬头。即使1985年棉花减产33%、粮食减产7%，也被有关方面看作计划安排的结果，不必过虑。学艺在深入调研基础上，写成《农业面临比较严峻的形势》，指出要避免农业的徘徊、萎缩，发展农村大好形势，有必要“推进农村第二步改革”，“使城乡改革同步进行，互相促进”。他的研究报告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要报》上发表后，被认为是散布“农业悲观论”。邓小平倒是读到了这篇报告，并且在1986年6月10日的谈话中，谈到“有位专家”的“提醒”值得注意。以后，有关部门虽然提出解决农业问题的八条措施，但农村“第二步改革”却再也不提了。而学艺依然反复讲，一直讲到去世。

他所说的“农村第二步改革”，核心是“进一步破除计划经济体制对农民的束缚”，要点包括抓紧改革户籍管理制度，承认农民对承包土地有永佃权，实行城乡一体的教育体制，调整头重脚轻的财政体制，真正走出“城乡分治，一国两制”的困境。这些建言是建立在深入调研基础上的真知灼见，它们未能得到足够的重视，使人不能不扼腕叹息。

1987年，学艺被任命为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所长，由此进入了社会学界，同样做出了优异的成绩。特别最近十几年来，学艺倾心于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他主持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2002）较早采用现代社会学方法研究当代中国社会分层的由来与发展趋向。报告出版后，引起巨大的社会反响，但也被有些人士指责为“背离了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法”，闹得满城风雨。学艺不改其志，坚持拓展这项研究，继续完成《当代中国社会流动》《当代中国社会结构》报告。在他主持的一系列研究中，清楚地指明了中国社会发展远远落后于经济发展的现实，希望加快社会建设的步伐。我和一些同道一年一度在无锡举办“民间商会论坛”，商讨如何建立和发展商会-行业协会这一重要的社会组织，学艺也积极参与其中。我想，这不仅因为学艺是无锡人，更因为他希望推动我国社会组织的健康成长，促进我国社会逐步走向成熟。

学艺1933年出生于无锡，先学工科，后学哲学，而终于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安身立命，对本土社会科学的落后有深切的体会。去世前不久，他出席了我的《吴敬琏文集》首发式暨中国改革座谈会。在会上他借用“白马非马”的说法，对有些人至今不把社会科学当作科学的做法提出尖锐的批评，指出这直接造成了中国社会科学的严重落后。这让我想起三十多年前，我国著名考古学夏鼐在1978年社会科学院揭批“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即“文革前17年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和“知识分子的大多数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座谈会上的发言。在那次会上，夏鼐深刻分析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与宣传鼓动之间的正确关系，指出“四人帮”不要社会科学研究、只要吹鼓手的做法“极为荒谬”，要求人文和社会科学工作者打破思想枷锁，坚持客观真理，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当时主持会议的社会科学院领导也对宣传应建立在科学研究基础上的意见表示了赞同。三十多年过去，学艺在去世前最后一次公开讲话中，又特别提出社会科学不被重视的问题，仍然切中时弊，实际上指出了诸多社会问题积重难返的一个重要症结。

2012年，学艺荣获首届“费孝通学术成就奖”。颁奖辞指出：陆学艺在改革开放初期对家庭承包制实践的研究，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对农村形势的判断，显示了他的学术勇气和社会担当，对社会实践产生了重大影响。他先后组织了“中国百县市经济社会调查”和“中国百村调查”等大型调查活动，开创并长期组织社会形势年度报告的研究与编写。他对中国社会结构和社会流动的研究、对社会建设和社会流动的研究，在学术界和社会上引起广泛的反响，对于推动中国社会学的发展，扩大社会学在中国的影响做出了重要贡献。

诚哉斯言！坚持真理的学术勇气和自觉的社会担当，正是我们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向学艺学习的

领导“开门办公”之后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褚朝新
发自：湖南郴州 2013-05-31 11:22:28 来源：南方周末


“你是纪委吧，我是罗成，我现在身无分文、走投无路了，你们要给我主持公道啊。”

在6年多的开门办公中，官员们积累了“开门”的经验，老百姓在如何找领导反映问题上，也经受了训练。

前任县委书记遇刺，“加强安保”呼声一片。

新任县委书记李向阳反其道而行之，做出大胆决定：开放领导办公室，“老百姓反映问题的渠道通了，民意就顺了”。

自2007年至今，湖南桂阳县的这一做法已经持续了6年。其间，普通群众可以随意进出桂阳党政办公楼；县领导职务、办公室门牌信息全部公开；包括县委书记、县长在内，官员们的手机号码，也全部在办公楼内公布。

县领导们“开门办公”6年来，桂阳天下大乱了吗？桂阳的党政官员们挨打了吗？南方周末记者近日在桂阳采访，探究在当下一些政府门难进、领导面难见的环境下，桂阳领导“开门办公”6年里，究竟发生了什么。

没有围墙的“政府超市”

2013年5月24日上午10时30分许，刑满释放不足一个月的罗成，进入了桂阳县党政办公楼，一路无人盘查，无人阻拦。

边上楼，罗成边打电话：“你是纪委吧，我是罗成，我现在身无分文、走投无路了，你们要给我主持公道啊。”

桂阳人罗成，12年前因盗窃被判刑入狱，2005年服刑时，在劳动中意外受伤致残。2013年4月29日，罗成刑满释放，按规定可以申请赔偿。这天，他来到县党政大楼，寻求法律援助。

这栋6层的党政大楼，是桂阳县的“政治中枢”——桂阳县委、人大、政府、政协及48个科局都在此办公。和其他县不一样的是，党政大楼外没有围墙，大门里左右两侧，各有一个“四大家办公楼层平面示意图”，上面标注着县委书记、县长等官员的办公室方位。

各楼层还有更细致的公开信息：各单位主要官员的房间号、手机号、分管领域等内容，都挂在楼内显眼处。在三楼楼梯口，一侧是桂阳县县委常委、正副调研员、政府处级官员21人的分工、房间号、手机号码等信息。第一个正是县委书记李向阳。楼梯口另一侧，是8名正副县长、15名政府党组成员、1名县政府副调研员的分工、房号和手机号。

政府门难进、官员面难见，是各地通病。2013年2月，有媒体记者对湖南、河南、山西等7省一些县市区暗访，发现所调查的政府部门几乎都不挂牌办公，暗访记者不管提出什么见面理由，几乎都被挡在了书记、县长门外。

现任桂阳县委书记李向阳，是桂阳县领导“挂牌开门办公”的幕后推手。2007年3月，他在就任县委书记后不久，推出了这一新政，今年进入第7个年头。

“已经常态化了。”2013年5月20日上午在办公室，面对南方周末记者，桂阳县委书记李向阳笑呵呵地说。“在‘政府超市’里，老百姓想找谁就找谁。”办公室外面，几个老年人正在门口往里面看，正在接待记者的李向阳让访民稍等一下。

李向阳所言不虚。距离他办公室100米远，是副县长黎宾的办公室。上午8时30分许，约15平方米的房间里已经有近20个人或站或坐着，四五个访民把黎宾围在办公桌前。一名妇女渴了，直接拿起黎宾桌上的茶叶，给自己泡了杯茶。

官员开会或外出，不在办公室怎么办？按规定，得给找他的人留个信息。具体做法是把门上标注着职务的牌子翻过来，在上面写着“外出”字样，并留下他们的手机号。

5月24日上午，罗成在六楼找到了县司法局法律援助中心主任吴连共。吴连共表示，一定免费给予法律援助，并嘱咐罗成，“不要再去找领导了，符合政策我们一定办，不符合政策找谁也办不了，找来找去，浪费时间也浪费钱”。罗成答应回去等消息，下楼离去。

县委书记被刺之后推出新政

李向阳推行“开门办公”政策，恰逢前任县委书记遇刺之后。当时一些干部认为这是“哪壶不开提哪壶”，许多人为他捏了一把汗。

网络上，至今可以查到桂阳县前任县委书记吴章钧被劫遇刺的新闻。2006年3月29日，吴章钧在自己的住所遇刺。事后官方发布的消息称，3名男子在对吴进行了约20天的踩点后，试图抢劫财物时被发现，刺伤了吴章钧。

正是这一年，李向阳从郴州市旅游外事侨务局局长调任桂阳县县长。2007年3月，吴章钧离任，李向阳改任县委书记。

李向阳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到桂阳赴任后，有人建议他晚上最好不要出门，住宿也最好住在部队里。“县领导连门都不敢出，那还了得。”

桂阳在郴州市11个县市区中，面积最大、人口最多，下辖26个乡、镇（街道），总人口88万。因为有大量有色金属和煤炭资源，又与3个地级市9个县交界，这些年来，矿产利益争夺、边界纠纷、水库移民等矛盾不断。2006年，湖南省民调中心发布的综治民意（主要考察民众安全感和对干部的满意度）调查显示，桂阳在湖南省123个考核单位中排名倒数第一，被列为“重管县”。

桂阳县公安局副局长李宗武，在2006年吴章钧遇刺时，正好是桂阳县公安局城关派出所所长，因为此事差点被处分。案发前，他曾就安全隐患，建议加高县委、县政府场所的围墙，加强门岗对进出人员的盘查，加强巡逻机制。

到桂阳工作一段时间后，李向阳发现当地治安不好，两抢、盗窃案件高发，信访量居高不下。

李向阳在桂阳县党政办公楼办公。2004年，桂阳县党政机关就搬进了这座新办公楼。当时县委书记、县长办公室遵循惯例，不挂牌办公。如果没有内部人员领路，来访者进楼后很难找到书记、县长的办公室。

桂阳县一位官员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长期以来，桂阳书记、县长办公室不挂牌，已经是“潜规则”——怕挂牌后给领导添麻烦。领导不主动公开，来访者问起书记、县长的办公室和手机号，秘书、保安也都不敢说。“这个说不知道，那个也说不知道。来访者就有怨气，觉得领导们躲着他。”

领导长期躲着百姓，让桂阳不少干部颇有看法。桂阳县公安局法制大队教导员刘华军说，老百姓有困难或冤屈了，不能去办公室找大小领导，就要通过其他方式表达不满，堵政府门、堵领导车这样的事，就会经常发生。

这也是李向阳当时的感觉。“只有老百姓反映问题的渠道通了，民意就顺了，问题也就会越来越少。越是回避，矛盾越突出。”他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2007年3月，李向阳接任县委书记不久后，决定推出县领导“挂牌开门办公”新政。

新政初出，名义上“大家都很支持”——桂阳县委一名官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在一个县里，县委书记要做的事，基本没有干部会公开反对。但私底下，许多干部非常担心，“会给领导办公带来很多麻烦，少数上访户直接找到书记、县长办公室缠访，会影响到书记、县长的工作。”

桂阳县机关事务局分管安全保卫的纪检组长彭文生坐不住了。他多次找到县领导，建议修建围墙将党政大楼围起来，但县长庹登军没有采纳。“庹县长说，开门办公就是要亲民，担心出事加强保卫力量就是了。”

到桂阳工作前，李向阳并不缺乏基层工作经验。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在乡镇工作时，曾多次处置民间“杀架”事件。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他所在乡镇的老百姓经常为了边界纷争或矿产纠纷而群殴群斗。

领导“开门”，倒逼之下，桂阳县各机关单位也纷纷开门办公。县长庹登军对媒体说：如果是在基层和部门就能解决的问题而没有及时解决，最后直接反映到县领导这里，这就说明基层和部门的工作不到位，县里就要问责。

“吃饭和上厕所都没时间”

2007年至2010年，县委书记李向阳的办公室外，经常热闹得像菜市场一样，等着见他的人挤满了走道。桂阳县委政研室主任成晓阳对南方周末记者回忆，高峰期李向阳一天接待来访者达到四五十批次，人数过百。

“吃饭和上厕所都没时间。”李向阳对南方周末记者回忆。

桂阳县委办一名副主任介绍，县委书记接访时，大家在办公室外排队，一个个轮流进去。排队时，县委办、信访局工作人员会逐一询问来访者找书记啥事。如果判断事情不需要书记出面，就联系涉事部门领导到现场，直接解决问题。若来访者不相信工作人员，执意要见书记，也会让他继续排队等。

见县委书记容易了，也导致一些本不需要找书记的人和事找上门。桂阳县委一名官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最初，老百姓遇上一些小事，都要找李向阳办理。一次有位老人想办老年证，不知道到哪儿办，直接就来找李向阳。

李向阳公开手机后，接到的也并不全是求助的电话——经常有推销书籍、保险的人电话打给李向阳。高峰时，他一天能接到几十个这样的电话。

“刚公布手机号码时，很多人想知道是不是开机或者是不是我本人接，抱着试试的态度反复打。有段时间还有小孩子给我打，问我是不是李向阳，一听是我就挂了。”李向阳对南方周末记者回忆。

“开门”之后，领导们的安保问题，让相关责任人一度头痛。

最开始时，县公安局在县领导集中的三楼，安排了数名国保大队的民警值守。彭文生除了在大楼前后门安排了四名保安外，还在三楼特别布置了四名保安巡逻。县信访局局长邓富荣、县委办、政府办的几个副主任，也都守候在三楼，以防突发事件。

为保证领导安全，县机关事务局保卫股股长雷琳想了不少办法。最初他要求所有进入大楼者都必须登记，没想到开放之初，每天进入的人太多了，“100页的登记本，一天就用了10个。每个人都登记，工作量太大，不现实”。

“普查”的办法失败了，雷琳转而要求保安们重点防范可疑的人，如果遇上背着包鬼鬼祟祟的人，就派人跟踪，一发现异常就控制住，然后报警。

雷琳还经常对保安们进行培训。“让保安知道，哪些事归哪个部门管，哪个部门在几楼。这样来访者进门时，就能初步分流。”雷琳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保安素质提高后，分流了一些指名要找县委书记、县长但实际上不需要他们出面的来访者。

李向阳介绍，最初，确实有一些情绪激动的来访者在办公室大吵大闹，有的甚至威胁县领导。桂阳县公安局副局长李宗武说，头两三年在楼内领导办公室打砸、闹访的，每年会拘留上十个。

最严重的突发事件发生在2011年的一天。当时有个访民驾车拉了一车煤气罐和几瓶汽油，将车开到了大楼外，扬言要炸楼。

访民手持打火机，危险一触即发。彭文生冒死上前劝说。在现场干部共同努力之下，最终这场县党政大楼下的自杀式爆炸威胁被平息。该访民最后被劳教。

事情虽然平息了，彭文生仍感觉压力太大。他先后四次提出，不想再分管大楼安全工作了，未获批准。

作为分管城建、国土的副县长，黎宾成为现在接访最多的副处级官员。为防意外，他在自己的办公室装了两个摄像头，一个对准自己，一个对着来访者。黎宾的想法是，万一有访民情绪激动发生意外，摄像头可以留下证据；此外，“有些人来我办公室送礼，我指指摄像头，他就缩回去了”。

出于安全考虑，保卫干部也在李向阳办公室门外装了大小三个摄像头，其中一个镜头可伸缩。在一楼的监控室，可以清晰看到进入办公室者的面部特写。

由于县里四十多名副处级以上官员都集中在三楼，为防意外，三楼安装了20个摄像头，覆盖到所有办公室。而在一、二、四、五、六楼，每层楼安6个摄像头。彭文生回忆，“布置这些摄像头，一共投入了四十多万。”

“你小点声，这是李书记！”

经历过几年的“阵痛期”后，李向阳现在轻松了下来。

5月20日，李向阳在办公室里笑着向南方周末记者说，开门办公6年多来，他本人没有受到过任何攻击，而且找他的人越来越少。周一稍多一些，一般有三五个人，其他时间基本没有。李向阳的手机号码也一直没换，现在给他打电话的人也越来越少了，每天只有几个。

桂阳县信访局局长邓富荣向南方周末记者介绍，县委、县政府领导接访后，有时会现场批示，能现场解决的，现场召集相关部门解决；不能现场解决的，会做解释工作；这比一般干部的解释，更让当事人信服。领导批示的问题，信访局和县委、县政府督察室会督办解决。

“符合政策的，领导介入后解决的力度大了、速度也加快了，矛盾化解得也就快了。”邓富荣说，现在还经常找县委书记县长的，大多是一些当前政策解决不了的历史遗留问题。

一些人对李向阳有疑问：你天天坐在办公室等老百姓，其他事还干不干？李向阳说，接访并不耽误其他工作。实际上每周一上午，县委书记、县长们若没有特别重要的事，就在办公室接待来访者。其他时间该出差出差、该开会开会。领导们不在办公室时，来访者可打墙上的电话约。

南方周末记者在近8天的观察中发现，到办公室找领导的民众冷静有序。当地一位官员说，在6年多的开门办公中，官员们积累了“开门”经验，老百姓在如何找领导反映问题上，也经受了训练。

2012年，桂阳民众安全感和对干部的满意度排名，在123个考核单位中从2006年的倒数第1上升进入前30名。县信访局局长邓富荣介绍，桂阳的信访总量不断下降，该局有史以来首次被评为先进。

县公安局副局长李宗武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最近两年在官员办公室打闹的少了，今年以来，尚无人因此被拘留。

找领导上访的“洪峰”消退之后，李向阳也对这一做法有了反思，“这种有事就找领导的做法，还是反映出当前人治的问题。如果是法治，就应该走司法途径。”

2013年2月，桂阳“开门办公”的做法在媒体报道后，受到郴州市委书记向力力批示。桂阳县委一名官员告诉向南方周末记者透露，向力力批示后，桂阳县和郴州市委办、市委政法委等部门正在总结，看桂阳“开门办公”有哪些经验可以在全市推广。

5月27日是周一，上午李向阳照例在办公室接待访民。他又见到了谭正飞，这位访民到他办公室已不下10次。这次他陪着他的母亲朱常秀一起来了。

朱常秀情绪有些激动，大声地表达着自己的不满。谭正飞见状，赶忙打断她的话，“你小点声音，这是李书记！”

“不出台政策就是最好的政策”
不愿“被打鸡血”，家电业拒绝政府补贴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黄金萍
发自：广州 2013-06-08 08:43:40 来源：南方周末


最市场化的行业，却得到了最密集的政府补贴。2007年以来，政府陆续将“家电下乡”、“以旧换新”、“节能惠民”三大全国性财政补贴政策赐予家电行业，以期拉动内需。但对家电企业而言，这种“打鸡血”式的刺激政策，其效果仅仅是让部分需求提前释放，后果则是让整个家电市场在短期辉煌之后陷入更深的谷底。

谁会拒绝送上门的意外之财？

答案是：家电企业。

2013年4月，美的电器总裁方洪波曾公开表示，希望政府少出台补贴政策。这应该是来自中国政府的补贴政策第一次不受待见。

2013年5月27日，财政部、发改委、工信部联合发出了《关于停止节能家电补贴推广政策的通知》。通知明确规定，从2013年6月1日起，消费者购买空调、平板电视、电冰箱、洗衣机、热水器这五类节能家电产品，不再享受财政补贴。

这个2012年制定的补贴政策原本就暂定一年，现在寿终正寝，本属正常。但若无反对声音，延续这一政策也不无可能。

现在，自2007年以来，先后被“家电下乡”、“以旧换新”、“节能惠民”三大全国性财政补贴政策簇拥的家电行业，终于重回市场轨道。

看得见的手

与其他行业相比，中国家电行业自1980年代发展至今，已经成为市场化竞争最充分、产业链最完整、竞争优势最明显的产业之一。

美的集团国内市场部总监王金亮向南方周末记者表示，家电是市场化程度最高、竞争最充分的行业，不仅在国内发展不错，逼得日本家电节节败退，而且还打入了海外市场，这都得益于充分竞争。

2009年6月，国家发改委有关负责人就鼓励汽车、家电“以旧换新”实施方案有关问题答记者问时，也并不讳言，“家电行业是充分竞争的行业”。所以以旧换新并没有像家电下乡一样通过招标确定生产企业和产品型号。

2013年5月13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国务院机构职能转变动员会议上的讲话中，就把服装和家电作为通过市场自发调节避免产能过剩的正面案例，来对比钢铁、水泥等行业繁复的行政审批。

但在过去五年里，家电行业却多了一只看得见的手，一再将它带离既有发展轨迹。

2008年金融危机前后，为刺激经济、拉动内需出台的“家电下乡”政策（截至2013年2月1日）出台；接下来出台的是2010年6月1日起全国范围内实施（截至2011年12月31日）的“以旧换新”政策；然后是2012年6月1日开始的“节能补贴”政策。

这些让其他行业眼红不已的政策，对充分市场竞争的家电行业却不是好事。

在当时经济不景气、内需很弱的情况下出台这些政策，虽然对市场的拉动很大，但同时也给家电行业带来了麻烦。王金亮向南方周末记者表示，政策刺激就像打鸡血一样，白电每年20%的增长（正常应该在10个百分点以内），使得家电企业不断扩能，进行规模竞争，造成寅吃卯粮的局面，再遇到海外市场收缩，全行业就会出现产能过剩。

2013年4月，美的集团董事长方洪波曾明确向政府高层建言，希望少出台一些补贴政策，否则企业容易患上“补贴依赖症”。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家电企业负责人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在家电节能补贴政策出台前，相关部委曾到各个企业调研，征询企业意见，当时主要家电企业都明确表示反对。没想到，两个月后，这个政策还是出台了。

2012年5月16日，中国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了促进节能家电等产品消费的政策，决定安排财政补贴265亿元，推广符合节能标准的空调、平板电视、电冰箱、洗衣机和热水器，消费者购买相应型号的高效节能家电，可享受国家能效补贴。推广期限暂定一年。

这一政策出台的背景是，主要针对城镇居民的家电“以旧换新”政策在2011年底终止、针对农村市场的“家电下乡”政策在2011年10月末达到2亿台、累计发放补贴518亿元之后，刺激效应随之出现递减。

家电“节能补贴”政策其实是参考了“北京模式”，2011年9月1日至2012年2月29日，北京市试点相关补贴政策，对能效标识为一级和二级的节能型家电产品（包括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空调等）进行100-300元不等的补贴。

仓促出台的补贴政策

在确定发放265亿家电节能补贴的同一个国务院常务会议上，节能灯和LED灯获得的节能补贴预算为22亿元；1.6升及以下排量节能汽车为60亿元；高效电机为16亿元。从数字来看，家电业似乎特别受到眷顾，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这一补贴政策的出台非常仓促，从公布到实施只有半个月时间差，家电制造企业、流通企业都措手不及。它打破了制造企业既定的生产计划，也扰乱了经销商的销售计划。特别是白电经销商，原本在5月已经将旺季产品备满货，政策出台后只有想办法销售存货，制造企业也不得不转而专门开发一批节能产品。

265亿元的补贴预算，实际上并没有花掉这么多。2013年5月底，财政部宣布截至目前一共推广五类节能家电6500多万台、拨付补贴资金122亿元，拉动消费需求超过2500亿元，财政部新闻办认为，“节能家电补贴推广政策成效显著”。

可与此对照的一个数据是，2013年2月财政部、国家发改委、工信部在一次高效节能产品推广政策宣讲会上透露，2012年中央财政共下拨90多亿元，推广节能家电3300万台、节能汽车124万辆，还有高效电机和高效照明产品等。节能汽车补贴为3000元/辆，减去汽车的37.2亿元，可估算出同期节能家电拨付的补贴资金约为50亿元。而在接下来的5个月，这一数字约增加了72亿元。

前述家电企业负责人认为，节能补贴政策目的在于拉动市场、节能减排，即使企业申报补贴有滞后、有时间差，在政策收尾阶段拨付资金还不到预算的一半，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效果并不如预期。

即便是在这花了一半的预算里，也还存在不少骗补现象。

在“家电下乡”政策实施过程中，各地就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骗补现象，一些单位和个人冒用农民的身份证明获取补贴，相关部委曾专程就监管问题发文。家电“节能补贴”也遭遇了类似骗补情况，问题主要出在厂家的能效标注上。

2013年1月末2月初，上海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公布了对该市生产和销售的家电质量监督抽查的结果，其中洗衣机抽查产品17批次，有3批次产品能效等级不合格，未能达到企业自己所出具的能效等级极限值的明示要求；电冰箱抽查产品24批次，有2批次产品能效等级不合格；彩电抽查产品26批次，有2批次能效等级不合格。



谁要这杯水？

在很多行业都希望尽可能多地拿到政府补贴的时候，中国家用电器行业协会却向相关政府部门表达了希望补贴政策退出的想法。该协会理事长姜风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这也是代表了协会企业成员的意见。中国家用电器协会主要成员都是白电企业，黑电产业管理归到中国电子视像行业协会。有一些家电企业两块业务都有，两个协会都参加。

2013年3、4月间，姜风代表中国家用电器行业协会参加三部委组织的家电节能补贴政策征询意见座谈会，表述了协会的意见：推广节能产品的效果已基本达到，消费者对节能家电产品的购买意识和数量都有增加，但从长远来看，不希望这项政策长期实施下去，因为家电是耐用品，有8-10年的生命周期，补贴政策很容易带来行业跟随政策长期波动，使得企业很难把握市场节奏。

白电市场化程度很高，这二十多年来国家向白电产业投入不多，主要是靠市场竞争发展起来的，企业也希望通过竞争求发展。直到最近几年，因为金融危机的缘故，政府为了刺激内需，认为家电是个很好的门类。

姜风认为，如果政策长期化，企业围着政策而非市场来发展是不利的，因为政策总有停下的一天，政策停下来会很难受，还不如早些结束。我们不是反对政策，我们可以拒绝政策的诱惑。

2012年，国务院直接出台了家电节能惠民补贴政策。外界都以为是协会去“忽悠”的，但姜风说，“根本不是，中国家用电器协会甚至根本没有收到相关部委的意见征集通知”。

她表示，从企业和协会的角度来说，我们希望政府能在技术创新、产业升级方面投入，不要总是刺激市场，不希望买什么都补贴。

但黑电企业却仍欢迎补贴政策。创维集团总裁杨东文近日接受媒体采访时也全面点评了家电节能补贴政策，认为它得大于失，既促进了家电产品的升级换代，拉动、促进消费，促使家庭淘汰旧的高耗能产品，同时也造成消费能力提前透支，客观上存在不公平等。

TCL品牌管理中心总经理梁启春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补贴政策是有价值的，人们的消费习惯、消费能力需要培育，在其他国家也有类似举措，很多关于节能补贴的争议其实并不冲突，大家可以探讨的空间是补贴形式和效果如何优化。譬如在节能补贴方面，美国是由电力公司来补贴用户，国内是否也能考虑让电网参与呢？

北京中怡康时代市场研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怡康）市场研究总监彭煜认为，之所以在行业里出现不同声音，因为企业立场不同，白电和黑电产业所处的竞争环境、企业市场地位、发展策略不一样，从前面两轮政策驱动中恢复也不尽相同。中国家电企业中有些是有机会成为百年企业的，也有一些企业希望不劳而获，跟着政策做产品。

如何更好地利用节能补贴政策，就像是在长跑中谁要这杯水、谁不要这杯水。有人希望5公里设一个饮水点，有人希望10公里，甚至50公里。彭煜表示自己部分赞同方洪波观点，“如果有形之手永远存在，家电行业就永远成熟不了。站在全球角度，邻国都早已放开竞争了，我们为何还要呵护这个、那个呢？”

“拉动内需”的后果

作为第三方研究机构，中怡康从1980年代开始关注中国家电行业，积累了不少一手家电数据资源。彭煜介绍，他们也参与了家电补贴政策的制定，这其中包括直接与决策层沟通，开研讨会、小规模面对面的交流、办公室碰面、邮件往来等。

在彭煜看来，很多消费者还停留在一次消费，通过政府补贴，不仅能解决家电购买障碍，还能提高空调等“电老虎”的能效水平，降低耗电量，可以节能减排保护资源与环境。这使得家电比其他行业更受政策制定者的青睐。

事实上，更重要的原因在于，政府决策者的思维模式是，希望通过“四两拨千斤”的补贴政策来尽可能快速地拉动内需或调整产品结构，这一政策目标是优先考虑的对象。而家电行业以及汽车业的巨大体量，使其更容易进入决策者的视野。

志高集团公共关系部部长黄通华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总有人觉得是否国家政策故意倾斜家电行业。你要看到，全球80%的空调都由中国制造，2012年中国家电工业总产值达到1.14万亿元，体量大，又和人们生活密切相关，所以政府选择通过家电业拉动内需也是正常。”

但对家电企业而言，这种“打鸡血”式的刺激政策，其效果仅仅是让部分需求提前释放，无非是“朝三暮四”和“朝四暮三”的关系。后果则是让整个家电市场在短期辉煌之后陷入更深的谷底。

2012年初，家电“以旧换新”政策终止、家电下乡政策刺激效应减退，家电行业已经感受到了政策对行业的伤害。好日子一下子过完了，尝到了政策退出的苦果。那时候，中国家电协会成员单位交流时都感叹，“不出台政策就是最好的政策了”。

根据中怡康的预测数据，2012年第一季度家电行业的市场规模仅为2631亿元，同比下降10.1%。其中黑电市场规模为334亿元，同比下降24.6%；白电市场规模为472亿元，同比下降21.5%；小家电市场规模399亿元，同比下降5.2%；通讯和电脑市场则勉强持平。

尽管有此恶果，补贴政策仍远没有终止。

台式电脑的节能补贴启动于2012年10月1日，一年内消费者购买1级能效的台式电脑仍可享受260元的补贴；境况不佳的黑电企业不得不靠补贴来挽救自己——康佳、TCL等黑电企业就干脆启动了自己的省电补贴。

一些地方政府也为了拉动地方经济不愿放弃补贴政策。如重庆市就决定通过地方财政将家电节能补贴延续至2013年底。

2013年5月末，财政部新闻办公室称，下一步，财政部将会同有关部门推进建立有利于节能家电消费的长效机制。



2007年至今的家电补贴政策

2007年12月，由商务部、财政部联合实施的家电下乡活动在鲁、豫、川三省试点。

2008年5月26日，财政部、商务部联合下发《关于继续实施家电下乡政策的通知》，将活动时间延至2008年12月31日。

2008年10月13日，财政部、商务部下发《家电下乡推广工作方案》通知明确规定本轮家电下乡政策自2008年12月1日起实行，持续4年。

2008年11月28日，财政部、商务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了《关于全国推广家电下乡工作的通知》（财建［2008］862号），规定从2009年2月1日起，家电下乡在原来14个省市的基础上，开始向全国推广。

2009年6月，由财政部、国家发改委统一印发的《关于调整高效节能空调推广财政补贴政策的通知》要求，对2级及以上能效标准定频空调产品给予300元至850元能效补贴。

2010年3月，国家提高了空调产品的能效准入门槛，节能惠民补贴调整为：对能效等级2级及以上定频空调产品给予150元至250元的补贴，并将政策执行时间延续到2011年5月31日。

2010年6月21日，商务部、财政部、国家发改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环境保护部、工商总局、质检总局发布关于印发《家电以旧换新实施办法（修订稿）》的通知。

2012年5月28日，财政部、国家发改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节能产品惠民工程高效节能空调和平板电视推广实施细则，对符合条件的产品进行政策补贴。

（南方周末实习生张明萌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嘉兴新土改试验

经济观察报 记者 种昂

在“人口红利”消失之际，中国政府正酝酿着释放“土地红利”。

2013年4月，新任国土部部长姜大明在第一次部长会议上就将土地流转列入第一要务。同时，作为国土部确定的8个地级市试点之一，嘉兴市《土地整治规划》通过了国土部的评审，即将进入实施阶段。

从2008年开始，嘉兴率先在13个乡镇试点土地流转，“两分两换”的改革路径被冠以“嘉兴模式”受到诸多省市的效仿。

如果说5年前嘉兴的“土改”只是局部试点，如今这一模式得到了国土部的认可，即将在更大范围内得到推广。根据这一规划，嘉兴将在全市加大土地整治的力度，在有条件的乡镇按照“整村推进”“整镇推进”的方式加快实施土地流转。

然而，“人—地”是最为核心的社会关系，牵一发而动全身。土地的集中耕种、人员的集中安置，以及由此推动的城镇化，必然涉及就业、社保、医疗和户籍等诸多领域政策的调整，进而打破工农业之间、城乡之间的现有均衡。

地从哪里来

“没有嘉兴的改革，合作社生产规模不可能有今天这么大。”面对眼前这一片片水塘，卫祥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社长张卫祥（以下简称“卫祥合作社”）回忆道，流转土地曾是合作社扩大规模的最大障碍。

从1994年开始，张卫祥就在嘉兴庄史村养殖对虾。最初他的养殖规模只有二三十亩，如今卫祥合作社已有850亩土地，成为村里第一土地流转大户。

张卫祥清楚地记得，2000年他只能承包到50亩土地，那时政府实行了费改税，农民种田的负担降低、积极性较高，磨破了嘴皮也无法劝说村民将土地外包。

那时，庄史村部分农户开始种植茭白，每亩每年收益可达4000多元。可当村民一哄而上时，茭白价格暴跌，每亩仅有七八百元，比种粮收入还低。小生产与大市场难以对接，随着种田与打工的收入差距迅速拉大，越来越多的农户干脆放弃种田，到邻近的杭州、苏州或上海打工。

2008年，张卫祥经营的合作社养殖规模达到了100亩，可土地仍是合作社发展的瓶颈。“村里只剩下老人孩子，土地产值很低，可留守的老人们担心土地流转后无法收回而不愿意出租。”张卫祥说。

浙江自古有“七山二水一分田”之说，这一分田即指嘉兴。浙江大多数地区为贫瘠的山区，只有嘉兴一带处于平原，土地肥沃，自古就是“鱼米之乡”“丝绸之乡”。

为了释放土地潜藏的价值，2008年4月，浙江省委、省政府将嘉兴市定为全省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地区，在13个乡镇集中探索土地流转的新模式。从1983年至此，嘉兴延续25年的家庭联产承包制被突破，张卫祥成为了这一试点的受益者。

庄史村是嘉兴南湖区最大的行政村，耕地面积9309亩，人口数量4750人，人均只有不到两亩地。张卫祥世居于此，家有13亩耕地。

在此次变革中，庄史村实现了整村土地流转。像其他村民一样，张家的土地首先通过协议的方式流转给嘉兴市绿桥农业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绿桥公司”），投资者从该公司处流入所需土地。绿桥公司是嘉兴南湖区的一家国资公司，为配合农业招商引资而成立，作为土地流转的中介平台。

在张卫祥将自家土地流出的同时，2010年，他的养殖合作社向绿桥公司一次性流转入500亩连片土地。

“以前，土地流转的阻力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农民担心收益是否有保障；二是土地到期能否收回。”张卫祥认为，由绿桥出面与农户签约，二者实际上是由当地政府作担保。农户的顾虑打消了，流转的难度也降低了。

根据土地流转协议，农民可从每亩土地流转中获得800斤的稻谷折价款，约合1000元，以后每年递增50元。流转合同到期日是2028年，届时每亩流转费用高达近两千元。

嘉兴南湖区农经局副局长沈海燕介绍道，通过土地流转试点，农民的收益有递增的保障，富余出的劳力还能进城打工。前来投资的企业普遍选取水产养殖、种植经济作物等高附加值的经营方式，因为再种粮恐怕连流转费都不够。

根据嘉兴市政府的统计，截至目前，嘉兴参加土地流转的农户已达到41942户，流转承包面积21万亩，签约农业项目117个，签约投资额10亿元。通过土地流转试点，嘉兴市农民人均收入已达1.86万元，其中8成来自非农业收入，连续9年在浙江省排名第一。嘉兴城乡居民收入比为1:1.91，而全国这一数字为1：3.1。

不过，作为整个浙江省的农业基地，为了保障粮食安全，当地政府规划出了粮食功能区，规定区内耕地每年必须保证种植一季水稻。但这一区域土地流转的主体绝大多数是当地的农户。

人往哪里走

“嘉兴的农村改革是以土地流转作为起点。”嘉兴市农业经济局副调研员陈桂林说道，土地关系的变化勾连着诸多方面，政府一直在统筹考虑，变革中地从哪里来、人往哪里走、钱从哪里筹，牵一发而动全身。最终嘉兴确定了“两分两换”的改革模式。

所谓“两分两换”，即宅基地和承包地分开，搬迁与土地流转分开，在依法、自愿的基础上，以宅基地置换城镇房产、以土地承包经营权置换社会保障。

目前，嘉兴市60多万户农户，现分布于855个行政村、1.7万个自然村。嘉兴市农办负责土地流转的邓建华处长指出，散落分布的现状使得政府公共服务难以惠及每个村落。同时，环境治理难、资源利用效率低以及维护成本高等问题十分突出。仅公路通村达户一项就占地40万亩，造成了极大的浪费。

按照政府规划，未来嘉兴乡镇将从原有的147个缩减至44个，每个乡镇按照“1+X”布局，建成309个中心社区，以便政府集中资源按城市标准配套服务。而庄史村也面临向新建社区——向阳新村集中搬迁，李田远一家即是刚刚搬进社区的农户。

李田远在庄史村的宅基地不到1亩，经评估价值12万元。按照政策，他可以选择在中心社区或者其他乡镇、城区进行置换、自建公寓房；可以只拿一套或两套房子，余下面积拿镇里统一建造的标准厂房；也可以选择货币安置。最终，他选择了向阳新村两套80多平米的楼房。

向阳新村占地约200亩，主要集聚对象即是庄史村及周边村民。目前社区已建有自来水、有线电视、幼儿园、文体活动室、医疗卫生室、警务室和超市等公共服务配套设施。

对于宅基地与社区房产的区别，李田远体会到，原来农村宅基地无法买卖，而中心社区房产可租可售（只能出售给同社区村民），有了交易的可能，房产就有了市场价值。

根据嘉兴市统计数据显示，嘉兴市农村建设用地节地率均超30％，每年节地1万多亩。按公寓房安置测算，通过宅基地置换，每个农户平均资产将由15万元增加到60万元。

不过，“两分两换”模式的试点是以政府巨额财政投入作为保证的。根据测算，嘉兴市土地改革中每搬迁一户，政府就要支付高达三四十万元的直接和间接投入。仅2010年嘉兴这一试点投资就达86.66亿元，筹集各类社会资金18066万元。

为了平衡巨额财政投入，嘉兴采取了“耕地占补平衡”、将复垦的耕地指标置换为商业或工业用地的模式。

以南湖区余新镇为例，五个村4000多农户的宅基地置换后多出3000多亩用地指标。乡镇政府总投资约为10多亿元，如果按照嘉兴目前工业用地50万每亩、商业用地200多万的价格计算，政府出让七八百亩土地商用地指标，即可实现收支平衡。这也成为嘉兴模式可堪复制的关键——宅基地复垦所节约的土地价格须高于每户拆迁成本，否则政府就会陷入巨大的财政黑洞。

“应该看到，对农村投入、改善农民生活条件本来就是政府必须做的。而土地流转改革将会大大节约政府未来的执政成本，为城市发展留下空间。”嘉兴市农业经济局副调研员陈桂林说。

棘手难题

土地流转集中改变了分散的农业生产方式，机械化设施与现代化技术的运用，不仅将大幅提高农业产值，还会节余出大量的劳力。而“人”的过剩、涌入城镇，则关乎就业、社保、医疗、户籍、教育和住房等配套改革，这将打破工农业、城乡间的现有均衡。

正如前任嘉兴市委书记陈德荣所说，“两分两换”不是简单的拆旧房建新房，而是推进新型工业化、新型城市化和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基础性工程，破解了城乡之间的二元制度，实现了农业生产规模化、土地利用集约化，加速了城镇化、工业化进程。

嘉兴尝试“两分两换”的同时，2009年开始对户籍制度进行配套改革，取消农业户口和非农户口的性质划分，代之以有地居民和无地居民。当农民自愿放弃农村土地承包权后，可与市民享受同等的医疗、养老等保障制度。

2010年，嘉兴土改探索得到了国土部的认可，被确定为8个地级市试点之一，共同编制《嘉兴市土地整治规划（2011-2020年）》。2013年4月，国土部通过了这一规划的评审。

根据上述规划，未来五年嘉兴计划在人均年收入1万元左右、农民集聚意愿在80%以上的乡镇按照“整村推进”的方式加快实施，经济特别发达、社会基础特别良好的地区可“整镇推进”。

不过，当地一位有着多年农业工作经验的官员认为，嘉兴探索土地改革已有5年，很多浅层问题都已经解决，随着改革逐渐进入深水区，难免要触及敏感区域。

1998年，中央政府承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30年不变，如今恰剩一半期限，投资者对于未来土地流转到期的顾虑随之增加；农村劳动力大量节余，政府又将如何安置就业；社区建成后，城乡间房屋产权界限能否突破，二元制的户籍制度壁垒可否消除等等，都是棘手的问题。

这位官员认为，深化改革既需要地方政府在个别制度上不断创新，更需要中央政府尽快从宏观层面进行顶层设计。

烟草“大管家”十年功过
政企合一体制弊端重重 “最后堡垒”改革呼声再起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严定非 特约撰稿 郭岩平
发自：北京 2013-06-13 11:33:34 来源：南方周末

他力推烟草系统工商分离，但在既有税制的束缚下，改革几乎停滞在省级范围。

他掌控了一个空前集权的烟草托拉斯，处处维护着政企合一的权威。

他主导的改革带来的红利，在控烟派眼中，简直不可饶恕，声称这十年控烟“步步倒退”。

挥别者

离任经济责任审计满一周，2013年5月13日，63岁的姜成康从国家烟草专卖局局长位置上退休。此前，他还身兼另一职——中国烟草总公司总经理。自铁道部被撤销后，烟草行业便成了市场经济时代的最后一道“堡垒”——仍承袭政企合一的管理模式。

当日上午10点，月坛南街55号，国家烟草专卖局的会议室，中组部副部长王尔乘宣布中央的任命决定时，“还算平静，但能看出十分不舍。”一位与会者透露。

两天后，新华社公布：原江西省副省长凌成兴接替国家烟草专卖局局长一职。和新局长迎来的关注不同，姜成康退休的消息淹没在浩瀚网络世界里。这位执掌国家烟草专卖局长达11年之久的烟草“大管家”静悄悄谢幕。

在姜成康任内，一个庞大的烟草版图已经形成，这里没有一家亏损企业，只有不断增长的经济指标。当然，也没有太大活力。数据显示，2012年，烟草全行业实现工商利税8649亿元，同比增长15.7%。

十余年时间内，姜成康似乎走完了两段不同方向的路程。前五年，他一手操办的工商分离的改革，多多少少指向市场化的方向；后五年，他主导了一个空前集权的烟草托拉斯，处处维护着政企合一的权威。

改革者

在国家烟草专卖局三任局长中，姜成康在位时间最长。2002年6月，当姜成康被任命为国家烟草专卖局局长时，留给他的时间并不多。

前一年年底，中国终于加入WTO，但对烟草行业来说，喜忧参半。一方面，烟草专卖制度被保留；但门户开放之后，“烟草制品和卷烟”进口的实施税率由1999年的65％降低到25％，实施期为2004年。

烟草行业第一次感受到生存危机——国产卷烟没有抗衡外烟的实力。2002年，国内卷烟单一品牌销量第一的“白沙”为85.4万箱，而同年美国品牌“万宝路”的销量已超过900万箱。

在姜成康担任国家烟草专卖局局长半年之后，“工商分离”改革横空出世。一位知情人士透露，改革几乎没有任何征兆，即便在2003年的全国烟草工作会议上，涉及“工商分离”的内容只有寥寥数十字。

所谓工商分离，即将省级烟草公司负责本省烟草销售的职能与负责本省卷烟生产企业的管理职能分开，并将实行三合一体制地区的烟草专卖局、烟草公司、卷烟生产企业三家单位分开。此前各省都有自己的烟草公司，为把利税留本省，地方政府对外地烟设置重重关卡。

知情人士回忆，在安徽被定为改革试点后，2003年3月4日，原安徽省烟草专卖局局长何泽华在京与姜成康面谈，次日8时，改革方案研讨会便移至安徽省举行，会议内容仅有安徽省烟草专卖局8位党组成员和一名秘书知晓。两天后，工商分离方案草就，7日送报国家烟草专卖局和安徽省负责人。

姜成康的逻辑十分简单，对抗外烟入侵，最有效方式就是培养国产大品牌。他认为，建立所有卷烟工业企业都能实现平等竞争的全国统一、分级管理的卷烟销售网络体系，市场机场发挥作用后，大品牌诞生水到渠成。

捍卫者

遗憾的是，工商分离改革并未向预期的方向演化。

原红塔集团战略研究室主任陈劲松曾表示，工商分离对打破地方保护“意义不大”。因为工商分离改变不了目前的卷烟销售关系和税收关系，控制市场的还是地方烟草专卖局。卷烟生产企业并没有销售权，专卖局成了烟草的单一购售方，这是维护专卖的基本方式。

“现行的财政分权体制与税收设计所存在的缺陷是一个主要的因素。”云南大学经济学院罗美娟教授认为。而正是顽强的地方利益，工商分离改革几乎停滞在省级范畴。

姜成康改革者的形象也告终结，他开始步向任期的另一个方向。

2005年11月，深化烟草行业改革的“57号文”——《关于进一步理顺烟草行业资产管理体制深化烟草企业改革的意见》公布。借此文件，姜治下的烟草专卖局开始新的烟草生产体系：卷烟计划指标达到100万箱的省份建立该省的“中烟工业公司”，与省级烟草专卖局分离，直接隶属于国家烟草专卖局，并管理该省各卷烟工业生产企业；各省级“中烟工业公司”的核心工作职能为：管理并推进该省内卷烟生产企业的联合重组。

事实上，从2003年开始，安徽中烟、湖南中烟、广东中烟相继成立，至2007年，卷烟工业企业格局中，大致以省为范畴封土建邦。

“投资计划和生产指标都收归到国家烟草专卖局，如果要多争取生产指标，只能跑部前进。”一位烟草系统人士透露。

对于传统的烟草大省，多争取生产计划，即意味着真金白银，国家烟草专卖局成为重要公关对象。2012年9月，云南彝良发生地震后，云南省申请增加40万大箱卷烟生产指标，为地方增加6亿多元税收。

相比“工商分离”改革时期，国家烟草专卖局与地方政府的博弈或明或暗，改革完成后，姜成康成了地方政府受欢迎的对象，“到省里，四大班子都会出来作陪”。

而此时，几乎所有的改革都烙上集权色彩，渐渐偏离了市场化方向。比如行业内所谓的“1号工程”使每个企业的每个车间的每条流水线的生产情况，全部处于国家烟草专卖局监控之下，企业必须在规定的时间里生产规定数量的产品，“几乎不可多生产一包”。

此间，喜欢数字口号的姜成康提出了更高目标——“两个跨越”（从省内跨越到省际，从国内跨越到国际）、“两个更高”（卷烟工业企业要在更高层面、更高水平进行联合重组）。

2008年，广东中烟、广西中烟进行了“两个更高”的试水，双方股权结构采取中国烟草总公司控股、协议双方实行双向持股模式。这一模式曾被寄予进一步改革的破冰，然而时间证明，两企业并无实质性的改变，尤其品牌及市场，几乎没有触动。

“控烟”者

姜成康主导的改革带来的红利，在控烟派看来简直不可饶恕。

十年间，全国卷烟的产销量规模从2002年的3400万箱增长为2012年的4950万箱。中国烟草产业占全球的43%，卷烟产量远高于另外9个烟草生产大国产量之和。

对于这个数据，国家控烟办主任杨功焕颇为愤怒，在强大的烟草利益集团面前，过去这么多年的功夫似乎都付之流水。

一位不愿具名的控烟人士透露，国家烟草专卖局在发改委主管时，那是一段令人怀念的日子。“这十年就是步步倒退”。

国家烟草专卖局近30年历史，前后接受过四个部委的领导。上世纪80年代成立之初归轻工业部管理；1993年，又划归国家经贸委管理。发改委成立后，国家烟草专卖局接受其主管。

而正是这段时间，控烟取得突破性进展。据国家烟草专卖局内部人士称，2003年11月，时任国家发改委工业司司长的刘铁男带领中国代表团参与了《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的缔结，并于11月10日加入公约。

2006年1月9日，《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在我国正式生效实施。2007年4月，国务院批准成立了“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履约工作部际协调领导小组”。但是，2008年的大部制改革再次使得控烟进程受阻。

2008年，国家烟草专卖局划归工信部管理。“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履约工作部际协调领导小组”的组长单位为工信部。实际上，由于国家烟草专卖局局长也同时担任工信部党组成员，控烟的主导权被烟草局掌控。

世界国际防痨和肺部疾病联合会甘泉博士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政企合一的体制正是中国控烟乏力的首要原因”。

2008年11月，中国被参加控烟框架公约大会的200名全球NGO代表授予“脏烟灰缸”奖，“颁奖词”是：“宁要漂亮烟盒，不要公民健康。”

继任者

2013年5月13日，当凌成兴出现在月坛南街55号的办公楼时，对烟草系统而言，这是一张完全陌生的面孔，但并不意外。

“年初在烟草圈内流传过一个接替局长的名单，七个人中就有凌的名字。”业内人士透露。据南方周末记者了解，凌也是姜成康属意的人选，两人私交甚好。

“高调做事，低调做人。”这是姜的口头禅。在十多年间的国家烟草专卖局局长任上，他几乎从未接受过媒体采访，相比之下，凌成兴似乎更低调。自5月13日被任命为局长后两个星期，他消失在人们视线之中。直到5月28日，他突然现身云南。

5月30日，2013年云产卷烟大品牌培育座谈会在红河州弥勒县举行。全国各省级烟草公司和单列市级公司的负责人出席，凌成兴第一次发表烟草“施政纲领”：坚持“三个不变”（年初确定的指导思想不变、目标任务不变、工作举措不变）；保持“三个稳定”（稳定领导班子、稳定干部队伍、稳定职工人心）；思考、谋划、实践“三大课题”（烟草行业改革的红利在哪里、发展的潜力在哪里、追赶的目标在哪里）。

“最大特点就是凡事喜欢用三归纳。”一位业内人士指出，一般新领导上任会部分否认前任思路，但凌暂时全盘接受了姜成康的工作思路。

与姜成康上任时面临的“外忧”相比，凌成兴不得不面对更为棘手的“内患”。全国烟草行业卷烟产销量、销售额的增长进入了“个位数”时代。南方周末记者了解到，烟草行业内部一直有人呼吁重新启动改革，弱化商业企业的强势地位。

相比市场变化、改革停滞，凌成兴还要面对缺乏监督的政企合一的运作模式带来的种种弊端。2012年，河南省烟草专卖局爆发窝案，包括原局长郑建民在内的多人被捕；与云南省烟草科学研究院关联的云南瑞升集团董事长杨伟祖因涉嫌贪污和受贿即将被提起公诉。据悉，凌成兴在5月30日的会上即提出“内部规范管理”。

5月17日的一次内部会议上，凌成兴对下属要求，尽快给仓促离任的姜成康找到一间新的办公室。而对于凌，未来如何处置姜的改革遗产，将是他任内最大的挑战。

双汇收购史密斯菲尔德真相
财富中文网 裴敏欣 2013-06-07


核心提示：双汇看中的是美国安全的农场和干净的水源。而中资企业类似的交易或许才刚刚开始。

最近，双汇收购美国猪肉生产商史密斯菲尔德引发强烈关注。但分析人士认为，这笔交易绝不是产权和市场需求简单相加这么简单——环境因素导致的生产链污染才是这宗交易背后的真正推动因素。双汇看中的是美国安全的农场和干净的水源。而中资企业类似的交易或许才刚刚开始。

双汇收购史密斯菲尔德真相大猜想

一周前，中国最大的猪肉生产商双汇国际（Shuanghui International）宣布达成协议，将斥资71亿美元（含债务）收购美国最大的猪肉生产商史密斯菲尔德食品公司（Smithfield）。目前市场仍在消化双汇国际这一大手笔之作。这宗交易是迄今为止，中资企业收购美国企业手笔最大的一次，分析师们也提出了收购背后可能涉及的多种原因。有人认为，河南私企双汇通过这次收购交易来扩大自身向高增长市场供应高价优质猪肉的实力，可谓一着妙招。还有人认为，这笔交易的真正目的是为了收购宝贵的养猪技术和猪肉加工技术。更有人担心的，双汇可能通过史密斯菲尔德这个渠道攻入美国市场。

正如中资企业收购其它美国资产一样，我们也可以从多个视角来看待这笔交易。有人担心这项交易会为中国的不安全食品进入美国超市打开大门，这是可以理解的，不过也是空穴来风，没有根据。除此之外，其它多数说法还是部分触及了交易幕后的核心动机。确实，这次收购将有利于双汇提升向中国市场供应猪肉的实力。不过在这里，我们需要更深度地剖析。去年中国的人均猪肉消费量为85.3磅，高于美国的59.3磅。如果考虑两国人口数量差异（中国和美国人口分别为13.44亿和3.14亿），中国的猪肉需求量还是要比美国高出6倍左右。

2012年，拿猪的屠宰量来说，史密斯菲尔德约占美国屠宰产能的四分之一，却仅占中国屠宰量的3%。换句话说，双汇或许可以透过史密斯菲尔德现代化、高效安全的养猪场和加工厂采购更多猪肉，但相对于中国市场规模而言，在可预见的未来，史密斯菲尔德能够向中国出口的猪肉量如九牛一毛。

利用史密斯菲尔德的技术和管理能力说得通吗？理论上讲，这个主张很吸引人。美国猪肉业是高度整合的现代行业，具有一定规模效益。在美国市场销售的猪肉85%都来自规模超过2000头的大型养猪场。这些养猪场采用气候控制技术，相互独立，极大地降低了疾病传播的风险。相比之下，中国猪肉产业很零散，规模小，技术落后。而中国70%的猪肉产自规模在500头或以下、且卫生条件常常很简陋的养猪场。

然而，像双汇这样的中国猪肉生产商要想转型为史密斯菲尔德这样的企业还面临着两大障碍。一是产权问题。由于土地国有，私有产权在中国没有保障。整合中国养猪业虽然在技术上行得通，但即便对于双汇这样搞实业的企业来说，它也会是一场涉及诸多法律和官僚问题的梦魇。

第二大阻碍基本上不可逾越。不管采用什么技术来促进中国猪肉业高效运转，但在污染问题普遍的中国几乎不大可能确保饲料安全。

这也许触及到了双汇收购美国这家标志性食品生产商背后的真正动机。有关这宗交易铺天盖地的媒体报道中所提到的方方面面的因素可能都是双汇所考虑到的问题。不过，里面还有深层次的原因。

通过细加分析，我们就应该可以发现，中国环境恶化问题是解释这次收购的关键所在。数年来观察人士历一直试图弄清楚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下水资源、空气和农田大面积污染所造成的真正后果。分析师们使用了各种预估数据计算污染的经济成本及对居民健康的影响（污染成本预计介于国内生产总值的5%到8%之间，而具体估测值则取决于统计期限）。这些数字虽然令人震惊，但过于抽象。

双汇收购史密斯菲尔德使得这些数字显得更具体。这次交易背后的真正原因在于，这些有远见的中国企业家心里非常清楚，由于中国食物链多数环节已经受到污染，因此把握未来利润的机遇还得靠从境外收购整个食品生产链。从这层意义上来说，双汇收购史密斯菲尔德是醉翁之意，既不看中它的猪肉加工技术，也不看中它的高端品牌，而是看中美国安全的农场和干净的水源供应。

双汇的这个战略算盘打得很高明。中国官方数据显示，中国三分之二以上的水路都已经遭到污染。20世纪90年代末期进行的一次农田样本研究显示，10%的农田受到重金属污染。2010年完成的一次为期三年的有关土壤条件的全国调查结果肯定也得到同样惊人的数据，促使环保部宣布相关数据为“国家机密”。

由于清理受重金属和其他致癌物质污染的土地和水路需要投入大量的财力和时间，因此收购拥有自有土地、安全水供应的食品生产商这一动机要比其他理由更有份量。

如果以上分析没错的话，那么双汇收购史密斯菲尔德就是一个未来大趋势的前兆。面对环境恶化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中国食品生产商将别无选择，唯有放眼海外。毋庸置疑，这对于许多企业来说意味着巨大商机。不过可以大致肯定的是，中方加快收购境外食品公司将会给中国和世界其他地区之间造成紧张气氛。遗憾的是，目前还没有解决这个难题的好办法。（财富中文网）

作者系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72级“汤姆和玛格特?普利兹克”政治学教授，兼美国德国马歇尔基金会非常驻高级成员。

译者：默默

煤炭企业苦苦挣扎：50%处亏损边缘 20%濒破产


6月17日，秦皇岛港煤炭库存726万吨，比上星期多了76万吨。这一天，山西省五寨县国新能源煤炭有限公司法人代表褚向东又打了几十个电话，想看看自己的客户中谁家还能再装一船煤，最终的结果让他失望但也在意料之中—没人愿意装，“开始时会失望，但久了也就习惯了。”

煤炭市场的供需关系从去年6月开始再一次发生了逆转，供大于求的局面一直持续至今。褚向东主要做的是电煤，大多发往华东、华南的电厂。去年全年的运煤量为700万吨，而今年截至目前运煤的量不足去年1/3。

“我的煤成本大约在每吨590元，而现在对外出售的实际价格也差不多是这个价格，就这样，还是没什么人要。”褚向东告诉时代周报记者。

但这似乎并不是最糟糕的，据时代周报了解，目前贵州、辽宁、安徽、内蒙古等省份中小煤矿停业停产的状况很多，河南、山东、河北等省份虽然相对来说这样的较少，但也有不少企业都处于倒闭或者退出市场状态。

目前，煤炭市场仍然处于下行态势，尚未触底。进口煤量的持续增长，极大地冲击了国内的煤炭企业。5月份，国家能源局下发文件拟将限制煤炭进口。而为了稳定地方财政收入，山西、内蒙古、河南、山东等省份开始一轮“救市”措施。河南出台“煤电互保”政策、山东限装外地煤炭之后，产煤大省山西也在研究出台限制外省煤炭入晋办法。

卖得越多，亏得越多

一动就赔钱，是今年煤炭市场的真实写照，不仅是煤炭经营公司，还有煤矿。褚向东说自己去年赔了4000多万，但这似乎并不是最糟糕的，褚向东周围一同奋战过的同行们，有90%以上公司都处于停业或者半停业的状态，维持的也都很艰难。“不想做了，做不下去了。”褚向东说自己想休息一下，确实有些累了。对此，煤炭行业资深分析师李廷对时代周报表示，现在很多人不敢接，是对未来的预期无法把握，“不好做在于对于未来预期的不明确。”

实际上，煤炭市场从2011年11月开始就已经在走下坡路了，到现在已经一年半的时间了。2012年，火电发电指标同比增长0.1%，如果算上电厂的能耗提高，煤耗其实是下降的。这从另一个方面也反映了煤炭的需求确实在减弱。

山西的电煤根据质量不同、运输条件的不同，价格会有所不同。拿5500大卡的电煤来说，如今的价格基本在每吨230-240元，运输条件不好的矿甚至已经降到了每吨200元以下，但即使这样，前来拉煤的客户以及中间商还是少了很多。

山西一家煤矿的孙经理给时代周报算了一笔账，一吨煤包括应该缴纳政府的各种税费、工人工资以及设备检修等在内的完全成本为280元左右，但现在好的时候一吨煤差不多能卖到240元，这样下来，卖出去一吨煤企业要亏40元左右，这意味着，卖得越多亏得越多，“大多数煤矿都处于停产或者减产的状态了，现在各家基本都是在消化库存。”

呼和市南郊煤场过半倒闭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金吉瑞公司的王经理告诉时代周报，呼和浩特南郊上千家煤场已经倒闭了500多家，剩下的还在苦苦支撑。当地去年生意也还能维系的“煤炭信息部”（即在煤企和运输货车之间的一种中介公司），今年的数量也从500多家锐减至100余家。在鄂尔多斯，也有一些企业因为坑口价每吨煤只有不到200元，而包括各种税费在内的成本又太高，卖多少亏多少，所以不少企业就主动选择了停产。

不少企业都在限产，因为煤价下滑，需求总量减少，企业效益下降，竞争也激烈了。“供过于求的局面短期不可能改变。”煤炭市场营销专家李朝林对时代周报分析。

褚向东现在的库存煤还有60多万吨，这是近年来库存最多的时候。过去煤炭市场好的时候，他根本没有库存这一说，“煤一运到，马上就被装走了。”褚向东说，今年是他从事煤炭生意20年以来，最艰难的一年。

中投顾问能源行业研究员任宁浩用“萎靡和萧条”两个词来形容了今年的煤炭市场，他对时代周报记者感慨，煤炭行业十年黄金周期已经过去了，十几年来，没有任何一年像今年这么严重。煤炭价格从去年就有滑铁卢的走势，目前整体下行周期还在运行当中，这是一个大趋势，短期内没有办法扭转。从成交量来看，国内煤炭屡创新低，这非常不容乐观。

地方保护主义抬头

煤炭行业如此萧条，将其视为主要经济支柱的地方政府自然着急，纷纷八仙过海，推出救市政策。虽然各地政策大体相同，但此前河南出台的“煤电互保”政策还是在业内引起了轩然大波。据公开信息，该方案的主要内容是建议政府敦促省内电厂优先使用省内煤企生产的电煤，消除外省煤炭的冲击，稳定省内电煤价格等。用市场人士的话来说就是以地方保护主义，以此来维护当地企业的生存。

“煤电互保”政策与整个煤炭市场以及电力市场的市场化改革是相违背的。许多研究者的担心在于“煤电互保”的政策是否会在全国蔓延开来，山西、陕西等省市会不会也实行相同的政策？“有传染性”，任宁浩警告说。他表示，电力改革已经改了十多年了，但是根本性的障碍还没有破除掉，煤电互保有可能把整个改革的成果消灭掉，可能会回到最初的状态。

中国煤炭经济研究会副秘书长牛克洪也不看好“煤电互保”，他认为这个政策愿望很良好，是为了使市场实现平稳发展，但是这个政策有违市场规律。“煤炭供过于求的时候这么做，供不应求的时候，煤炭大省也禁止煤炭出省行不行？”牛克洪表示，“市场应该是开放的，这样的做法偏离市场要求，很有可能会造成恶劣影响——一个省份这么搞，其他省份有没有可能会效仿？如果这样，那就可能会造成很多省份画地为牢的小市场，让市场供需更加不平衡。”

任宁浩认为，地方政府出台一些保护性的政策是很正常的，因为河南、山东等省份对煤炭的依赖还是蛮重的，而且煤炭企业在当地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当地政府出于对当地经济发展和能源安全的考虑，对煤炭企业还是比较上心的。

对于各地政府异曲同工的“救市”政策，李廷认为不会有实质性的效果，他认为目前全国是一个统一的市场，价格优势是没办法限制的，现在不是计划经济时代，企业都是自主的，“省内的电厂要用省内的煤，但如果省内煤的价格比其他地方拉过来的煤价格要高，那为什么要用省内的高价煤呢？”

“目前政府‘救市’的主要政策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在财政方面的帮助。比如通过银行渠道或者减免税等，在资金方面给企业提供一些实惠的帮助；另一个方面就是煤炭行业的兼并重组。目前在河南、安徽推广得比较深入，地方政府对于龙头企业或者一些大中型的煤炭企业都会采取一些政策方面的扶持，以此达到对他们保护的目的。”任宁浩分析。

尽管现在各省市在做规划的时候，不会像之前那样对煤炭产业在相关文件中提及的那么多，但是还是会对重点产业有所照顾，以此来确定公司或者相关企业的存在性，这个公司或者企业由政府出面确保他们能够长期稳定的存在。

研究了多年的煤炭市场，牛克洪觉得，今年这样的状况下，从政府来讲，需要给煤炭企业减负，“把所有的收费政策梳理下，不该收的就不要收了。还应该为企业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从企业的安全、交通等，政府从服务、协调、指导发挥政府应有的作用，包括信息的引导、企业调整产业结构以及人才的培养，利用政府的功能来给企业一些外围的环境创造和扶持帮助。”他表示。

“主要是政府在政策落实的过程中给予一定的倾斜。”拿银行贷款来说，地方政府可以在中间协调；而税收方面，政府可以有一定的补贴或者补助，还可以在税收机制的转换方面给企业一些指导意见，总之少收税、减免税是最终目的。“这些政策很普遍，在中部地区现在是十分常见的。”任宁浩说。

部分煤企多元化突围

受到冲击的不仅仅是煤炭市场，相关产业亦如此。今年一月份，某地方政府组建了一个煤炭物流港开业，开业之初就进驻了200多家煤炭企业，现在半年过去了，只剩下了十几家企业，绝大多数企业在坚持了几个月之后，五月底六月初的时候就撤了。“电煤卖不掉，大家都亏钱。”一名相关人士对时代周报称。其实当初不少企业都是想试探下行情，看市场是否会有所回暖，但结果是不容乐观的，越来越糟糕的市场行情让诸多的企业不得不想办法自救，以期能够顺利渡过难关。

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一些中小煤矿和企业今年生存得非常困难，基本都处于停产或者半停产的状态。山东省的煤炭企业受到严重的冲击，利润大幅下降，都在通过实现目标责任制，来降低成本和消耗，提高效益，“压力都很大。”牛克洪说。

据时代周报记者了解，现在山东的煤炭企业已经开始在精简人员了。机关人员下到基层，基层就是裁减一些临时工和辅助工种的人员，减员提效。而各个企业都在采取应对措施，根据自己的资金、产业结构等情况从战略或者策略上采取一些措施，积极地想办法来应对这场市场危机，尽量减少市场给企业带来的影响。

任宁浩在调研了中部地区，以及山西、陕西、内蒙古等省市的煤炭企业后，评估了上半年的煤炭市场。他透露现状是煤炭企业大概有50%处于亏损和盈利的边缘，有20%的煤炭企业，尤其是中小煤矿面临破产重组的状况。此外，根据上市公司的年报以及一线工作人员对公司的具体了解分析，目前这些省市大概有50家大中型煤企开始把业务向其他方面转移，在进行多元化经营，“这意味着，很多煤企不仅仅只关注煤炭领域，还在其他领域寻求盈利能力。”他说。

地产业是煤炭企业涉足最多的一个行业，如今有实力的煤炭集团都有涉足房地产，因为相对来说，房地产行业的利润还是比较高的。内蒙和陕西有些企业甚至还在打着地产的旗号涉足文化产业，比如搞一些文化旅游地产项目等。此外，山西的一些煤炭企业有涉足农业，比如养猪、养牛、养鸡等，还有企业在涉足物流、餐饮等行业，“自救态度明确，触角非常广。”任宁浩说。

但是从实际情况看，这些煤企想跨行业发展并非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他们在资金、技术、人才各方面相对来说就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任宁浩建议，中小煤炭企业如果实力比较强的，可以进一步发展，把重心放在煤炭行业，顺带向上游和下游拓展，争取把产业链完善。

另外学者还建议地方政府出台一些鼓励退出机制，让一些实力比较弱的小煤矿或者小型煤炭企业自行退出市场。毕竟强制一次性退出，不太现实，这对一个企业的管理者和经营者的投资自信心打击会很大，所以要建立一个有效的机制让他们慢慢退出。

“对于煤炭中间商来说，如果实力比较强，那么在短期之内，就多关注煤炭价格，如果煤炭价格继续走低，就适当增加一些库存，毕竟夏季用电高峰很快就会来了，很多省份会出现缺电的现象，这样火电就还能有一些盈利的能力。”任宁浩说，“小型的煤炭中间商不要增加库存，以消化库存为主，签订合同也尽量要以短期合同为主。”

限制进口不如改进技术

另外，在讨论煤炭业萧条的原因时，进口煤数量一直在增长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进口煤去年的进口量为3亿吨，同比增长28.9%，今年1-5月的进口数量为1.32亿吨。这对国内的煤企的确造成了不小的冲击。目前中国进口的大多数是印尼的褐煤，这是一种低热值的煤，相对便宜，对电厂成本的降低有很大的提升作用，这也是其受电厂欢迎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日前，国家能源局在公布了《商品煤质量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商品煤管理办法》），拟对进口劣质煤进行严格的控制，“以前煤炭进口完全没有门槛，任何人都可以做。”李廷分析称，不一定会按照那个文件，但对煤炭进口采取一定的管理措施的概率很大。

在任宁浩看来，限制进口煤的目的，是为了保证国内煤炭企业有一个良好的生存环境，但要解决当前行业面临的问题，国家要在环保领域做足文章，采取倒逼机制，让煤炭企业把环境污染问题彻底解决好，而不是单一的限制进口煤。“倒逼机制主要针对环保领域，尤其是火电企业，在运煤的过程中，应该安装一些脱硫脱硝设备，提升或者改善生产工艺，火电企业在这方面的积极性明显不够，这需要国家通过一些严厉的政策去约束和管制。”他解释。

李朝林认为限制进口煤是国家不切实际的想法，“他们想建一个没有竞争的市场经济环境，但这怎么可能？”他说，“如果这样，那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完全可以重回计划经济时代，还可以避免浪费。”

李廷主张，煤炭进口可能会效仿铁矿石进口的管理政策，因为在《商品煤管理办法》的征求意见稿里面有提到，要对进口煤炭的贸易公司设立相应的门槛。比如说注册资金达到5000万，且最近三年煤炭进口量累计在100万吨以上。这表明，如果未来某个公司想获得煤炭进口的资质，那5000万和100万吨都是必要条件。

根据有关资料，去年有过煤炭进口记录的企业有800多家，今年1-4月，这一数量下降到了560多家。而从目前的现状看，国内大部分从事进口煤贸易的企业都不能达到这个门槛。

煤炭进口量的持续增加，让作为煤炭生产大省的山西省也沉不住气了。虽然使用进口煤的省份多在沿海，但却影响了山西、陕西、内蒙古的煤炭企业，于是山西省政府指定太原海关研究一下煤炭企业进口的有关政策和事宜，想看看煤炭进口到底要不要管，要怎么管。

据时代周报记者了解，接到这个任务后，太原海关就找了五六家煤炭进口企业过去开座谈会，想让企业谈谈自己的看法。座谈会现场就有两家煤炭企业表示从去年六七月就暂停了煤炭业务，到现在都没有开始做。

进口企业对于《商品煤管理办法》中要求进口煤发热量不得低于4500大卡、硫不得高于1%、灰分小于25%等三项指标的质量要求并不支持。如果按照这个标准，那现在印尼的很多煤都不能进口了，那么这些企业的生意也就没办法做了，但是对于设立贸易商的准入门槛，企业还是比较欢迎的，这样可以减少竞争对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