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策智库 ChangCe Thinktank

一场错误的官司
——兼评360诉腾讯垄断案

张维迎



2013年11月26日上午，奇虎360诉腾讯垄断案在最高人民法院开庭。作为自2008年8月1日《反垄断法》实施以来最高人民法院审理的首例互联网反垄断案，这场官司备受媒体和公众的关注。新浪科技当日所做的1.6万人参与的网上调查显示，69%的投票人支持360一方。奇虎360CEO周鸿祎前一日在一场演讲中表示，这一案件已经引起大众对垄断的关注，对他来说，“是输是赢都值了”，“如果腾讯赢了，那中国互联网就输了。”

首先我要声明，对于两家公司2013年之前针对对方的“不兼容”政策，我并不赞同。但这是他们的竞争手段是否正确的问题，与是否违法无关。市场竞争中商家会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选择各种各样的策略，每家都试图胜过对方，这是他们的权利。但历史经验表明，一些看似聪明的做法事后证明是非常愚蠢的。产品的“不兼容”政策就是一个例子。兼容本来可以带来双赢，但有些企业家认识不到这一点，最后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人类的无知经常让我们犯“聪明反被聪明误”是错误，这是每一个商家都应该记住的一点。

经济学的垄断概念是错误的

美国是最早实施反垄断法的国家，从1890年《谢尔曼法》开始，1914年出台《克莱顿法》和《联邦贸易委员会法》，到1936年《罗宾逊-帕特曼法》，形成了完整的反垄断法体系，也养活了大量反垄断法专家。其他国家相继步其后尘，现在全世界几乎所有的市场经济国家都有反垄断法。中国的《反垄断法》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于2007年8月30日通过，2008年8月1日起实施。

反垄断法之所以值得商榷，是因为它建立在传统经济学关于“竞争”和“垄断”的错误定义上。传统经济学根据一个行业中企业的数量和规模定义竞争和垄断：厂商数量越多，每个厂商的规模越小，竞争就越激烈；反之，厂商数量越少，其规模越大，这个行业的垄断力量就越强。根据传统经济学的定义，“完全竞争”就是无数个厂商生产完全相同的产品，并以完全相同的价格销售。只要不满足这个条件，就存在着所谓的“垄断”（包括独占、寡头和垄断竞争），就带来效率损失。传统经济学用“市场集中度”来衡量垄断程度，一家企业所占据的市场份额超过一定程度，就被认为具有“市场支配地位”，其行为就常常受到“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指控。

传统经济学把竞争和垄断完全搞混了。它把没有竞争当作“完全竞争”，把真正的竞争当做“垄断”。所谓的“完全竞争”，实际上是没有竞争，因为“完全竞争”意味着任何企业都不具有任何竞争优势：生产的产品不能与别人不同，产品质量不能比别人好，成本不能比别人低，价格不能比别人高，拥有的信息不能比别人多。这怎么能叫竞争呢？如果一个经济真的处于这样的“完全竞争”状态，这个社会根本不可能有任何进步，因为任何新产品的出现都是不可能的。

市场上企业之间如何竞争？最重要的是差异化，即生产出与竞争对手不同的产品，以质量和信誉保持客户的忠诚度，或以比对手更低的价格销售产品。正是这样的竞争推动了技术进步，新产品的不断出现，以及价格的不断下降。但按照传统经济学的定义，这些竞争行为都是“垄断者”做的事情。

那么，有没有真正的垄断呢？有！这就是政府通过法律和政策对竞争实施限制。政府动用强力（法律和政策）来为一个或多个企业保留全部市场或一部分市场时，垄断就产生了。如用法律或行政手段限制行业准入，发放许可配额，给予专营权，在不同企业之间进行税收、信贷、补贴等方面的歧视，都会带来垄断。这是真正应该反的垄断。这样的垄断与行业中企业的数量多少无关。传统经济学用行业中的企业数量和规模定义垄断，是把市场竞争中形成的竞争优势与政府施加的垄断混为一谈，由此使得人们把本来只适用于中国移动、中国石油这些企业的垄断概念应用于腾讯、百度、阿里巴巴这样的竞争性公司，甚至认为中国电信不是垄断，腾讯才是垄断，真是荒唐之至。

反垄断法反的是真正的竞争

由于传统经济学有关垄断的定义是错误的，基于这样的定义基础上的《反垄断法》就必然是有问题的。反垄断法所反的所谓垄断行为，许多恰恰是真正的竞争行为，所针对的常常是最具竞争力的公司。

在美国历史上，反垄断法一直被用来打击富有创造力和成功的公司，如1911年的标准石油公司，1945年的美国铝业公司，20世纪70年代的IBM公司，20世纪90年代的微软公司。这些公司都被指控垄断市场。事实是，从1870年到1897年，标准石油驱使煤油价格从30美分降到6美分；从1880年到1890年，它使石油价格下降61%；它还从石油中开发了300多种不同的副产品。美国铝业使铝锭的价格从1887年的每磅5美元降到1937年的每磅22美分。IBM和微软都是当时最具创造力的公司，是信息技术革命的主要推动力量。想一想，没有IBM和微软，我们会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世界！

基于传统的经济学理论，实践中，反垄断法所针对的主要是如下情况：企业并购、价格合谋、高利润、“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包括歧视性定价、掠夺性定价、捆绑销售等）。

同行业企业之间的并购通常要受到反垄断法的审查，理由是担心合并会提高市场集中度，导致价格上升，产量减少，损害消费者的利益。但历史证明，这样的担心是毫无依据的。合并后通常出现的是价格的下降而不是上升，产量的增加而不是减少。企业并购通常是出于效率的考虑，而不是垄断市场，因为没有企业可以真正垄断市场，除非得到政府的强力支持。政府反垄断机构对企业并购的审查完全是劳民伤财。

市场上，企业之间的价格合谋即便理论上是可能的，但现实中是不可行的。比如说，1999年中国9家彩电企业曾达成价格协议，但没有任何一家企业曾经遵守过这一协议。在中国市场上，成功的价格协议都是政府部门推动的，不是市场竞争形成的。按照传统经济学理论，一个行业中企业数量越少，合谋的可能性越大。但事实是，几家寡头企业之间的竞争远比众多小企业之间的竞争激烈。看看几家互联网之间的竞争程度就不难理解这一点。

高利润常常被当作垄断的象征。传统经济学认为，处于“垄断”地位的企业可以赚取垄断利润，过安详的日子，没有创新的动力。如果垄断地位是政府用强力维持的，这一点确定无疑。中国一些国有企业垄断行业就说明这一点。但如果所谓的“垄断”是竞争中形成的，这一推论是完全错误的。比如说，微软曾被认为在软件行业处于垄断地位，但从来没有能免除竞争对手的威胁，从来不敢停止创新。事实上，正如比尔·盖茨所言，微软任何时候离破产只有18个月，如果没有新的创新的话。问问腾讯、百度、阿里巴巴等所谓具有“垄断地位”的公司，哪一家敢高枕无忧？在没有政府施加的准入限制的情况下，高利润是创新和竞争力的表现，不是垄断的表现。反垄断法专家用传统经济学的价格与边际成本之差定义垄断利润完全是错误的，因为边际成本价格理论假定产品本身是存在的，而事实上，新产品都是企业创造出来的。如果软件产品必须按照所谓的“边际成本”定价，怎么可能有软件这种产品呢？真正的边际成本是有没有软件产品的边际成本，而不是拷贝一个软件的边际成本。政府物价管理部门针对高利润企业所做的价格限制，本质上是借反垄断之名行干预市场之实。这样的“反垄断”必然扼杀创新和企业家精神。

“市场支配地位”是一个武断概念

360诉腾讯垄断案中双方争论的焦点是有关“相关市场”的界定，只有界定了相关市场才能判断腾讯是否占据市场支配地位，从而才能判断腾讯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指控是否成立。有关相关市场的争执充分说明了传统经济学垄断概念的武断性和反垄断法的荒唐。

以传统经济学的垄断概念，一个企业是否处于垄断地位完全依赖于如何定义市场。你可以得出所有企业都是垄断者的结论，也可以认为没有任何企业是垄断者。比若说，如果以品牌定义市场，统一方便面和康师傅方便面都是垄断者；但如果以产品的功能定义市场，在“食品”市场上，没有一个企业是垄断者。所以在反垄断案例中，确定一个企业是否是垄断，完全是法官的主观判断。

在360诉腾讯案中，原告认为，本案中相关产品市场为：集成了文字、音频及视频等综合功能的即时通讯软件及服务市场。被告认为，本案的相关市场是互联网平台，包括传统通讯产品及服务、电子邮箱、SNS服务等。按照原告的定义，腾讯当然是垄断者，就有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之嫌；但按照被告的定义，腾讯就不是垄断者，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根本无从说起。一审法院采用的是被告的定义，所以腾讯赢了官司。但原告不服一审判决，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诉，争论的焦点仍然是相关市场如何定义。

司法实践中，反垄断法专家和法官使用需求替代、供给替代、假定垄断者测试(“SSNIP测试”)三种方式界定相关市场，但每一方式都是武断的。比如说，需求替代的问题，测定替代弹性是不可能的，即使可以测定，多大的弹性构成相关市场仍然是武断的。我可以说走路与即时通讯产品之间也有替代性，因为如果即时通讯和其他通讯方式的价格足够高，我完全可能选择与你面对面交流。供给弹性测度更是任意的，因为在没有政府准入限制的情况下，所有产品之间都有竞争性，这是要素市场的本质所在。互联网泡沫期间，不是有许多传统行业招不到MBA毕业生吗？

假定垄断者测试更是武断的，价格提高一点如何影响需求完全是法官的主观想象。一审法官使用了这种方法，但原告认为，免费即时通讯产品的“价格”体现为观看广告等隐含价格，并认为隐含价格很难准确估算，以价格为基础的SSNIP测试方法不适用于免费产品，因而定量的假定垄断者测试不是用来确定本案相关产品市场的有效方法，使用SSNIP作为测定方法也应当以质量相对下降作为本案的前提。但依原告的意见，我们也不知道质量下降多少为合适。任何产品只要质量下降足够大，都会吓跑消费者。从这个意义上讲，没有任何垄断者。更何况，降低质量并不是企业竞争的好方法。

即使解决了相关市场的定义问题，这场官司中“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指控也是不成立的。反垄断法在所谓“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名义下所指的“歧视性定价”和“捆绑销售”不过是市场上企业竞争的策略，不是垄断权力的滥用。歧视性定价对消费者是有好处的，可以说是“劫贫济富”的一种方式，如同大学向高收入者收费给低收入者发放奖学金一样。“捆绑销售”（以及排他性条款）是市场中普遍的竞争方式。汽车有轮胎，衣服上有扣子，房子精装修，等等，都是“捆绑销售”。既然如此，我们有什么理由说“不兼容”就是垄断行为呢？如果市场准入是自由的，任何企业都有权使自己的产品与竞争对手的不兼容，尽管如我一开始所说的，我并不认为不兼容是一种好的竞争策略。

反垄断法中讲的“掠夺性定价”是指价格低于边际成本的情况。如此看来，腾讯公司最大的垄断行为是“掠夺性定价”了，因为它的即时通讯产品是免费的，肯定低于边际成本。但大概没有人愿意就此起诉腾讯公司，因为互联网时代，谁想当这样的原告本身就是自己所指控垄断行为的被告了。

这场官司使得我们有理由对《反垄断法》本身提出质疑。反垄断法中的“垄断”概念混淆了不同的事物,　如把强力保护的垄断地位（如中国移动、中国石油、工商银行）与竞争中形成的优势地位（如腾讯公司、百度、阿里巴巴）都归于“垄断”，把对竞争的限制与竞争归于一类，把竞争和垄断搞混了，导致了错误的结论。真正的垄断只存在于政府强力干预的情况，也就是法定垄断和行政垄断。基于这样的垄断概念，一个企业是否是垄断是没有歧义的。任何享受政治特权企业的都是垄断企业，比如说，电信企业是垄断的，金融企业是垄断的，电视台是垄断的，出版社是垄断的，大学是垄断的。但民营的互联网企业不是垄断的，因为谁都可以进入这个市场。

反垄断法是块遮羞布

反垄断法之所以受到普遍的欢迎，甚至被一些人认为是维护市场竞争的法律基石，除了传统经济学的误导之外，也与人们的心理有关。这种心理包括平均主义观念，也包括对企业势力的担心。

平均主义心理意味着人们总是对比自己富有和有影响力的人有不满情绪和妒忌之心，希望有办法绑住他的手脚。企业家本身是靠竞争优势生存的，但企业家同样有平均主义情结。用周鸿祎的话说，就是“只有反垄断，才能‘打土豪分田地’。”所以不难理解，反垄断法在实践中常常变成低效率的企业对高效率企业或后来者对先来者进行不正当竞争的挡箭牌。有反垄断法这块遮羞布，竞争不过就起诉，也是一种“竞争”策略。在美国，大量私人发起的反垄断诉讼就属于这一类。

美国最初实施反垄断法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公众对大企业的担心，担心他们利用经济力量控制政治。中国未来也许会有类似的问题，但解决问题的办法是法治和民主，而不是反垄断法。就经济方面而言，担心一个企业变得越来越大是没有必要的。历史证明，只要市场竞争是自由的，没有一个大企业可以持续主导市场，正如没有一棵树可以长到天上一样。想想美国历史上那些赫赫有名的大企业，今天还有几个处于市场支配地位呢？十年前主导手机市场的诺基亚今天又如何呢？五年前我们还曾担心国美和苏宁垄断家电零售业市场，现在又这么样呢？那些曾经辉煌的大企业衰落了，不是反垄断法的功劳，而是市场竞争的必然结果。既然如此，我们有什么理由担心BAT呢？十年后，也许他们都不存在了，如果他们真的认为自己处于垄断地位从而不思进取的话。

反垄断法的道德正当性还来自“垄断”一词本身的恶名。在亚当·斯密时代，所谓的垄断就是国王和政府赋予某些人的特权，如英国东印度公司对东方贸易的垄断权。所以，人们对垄断的反感是自然的，反垄断就是反特权。经济学家后来为了证明“完全竞争市场”的完美无缺，就把“垄断”帽子戴在了竞争中发展起来的大企业头上，反垄断的正当性自然就是不证自明的了。除了垄断者自身，谁会喜欢垄断呢？反垄断的斗士们就取得了道德上的正当性，拥护反垄断法就成为人们政治上正确的标准。

市场经济的核心是私有产权和自由竞争。维持市场竞争的关键是保护私有产权和防止政府用强力施加的法定垄断和行政垄断。真正要反的垄断是国有企业的垄断地位和一些私有企业享有的政治特权，而不是像腾讯这样的企业的竞争行为。我们不应该在反垄断的名义下行反竞争之实，也不应该借反垄断之名侵害企业的经营自主权。

我知道，如果腾讯输了这场官司，许多人会欢欣鼓舞，说这是反垄断法的胜利。但我必须告诫大家，那不是互联网的胜利，更不是市场的胜利。几年之后，也许坐被告席上的将是奇虎360的管理层，如果他们做得优秀的话。那时，他们不得不引用今天腾讯使用的相同理由为自己辩护。那将真是一件不幸的事。

奥巴马医改：一场远远没有结束的战斗
陈季冰

“奥巴马医改”出师不利

半个世纪以来最为雄心勃勃的医疗保障改革计划本应成为美国首位黑人总统巴拉克·奥巴马任内最具里程碑意义的立法成就，他也的确为此押上了全部政治赌注。然而，医改起步之初便遭遇的灾难性失败令白宫陷入了自奥巴马入主以来最为严重的信任危机。这似乎强烈印证了那些反对奥巴马和民主党的“大政府主义”的保守派人士常挂在嘴上的话：凡是政府直接从事的事业，就没有什么能做好的。

10月1日是美国政府医保网站Health-Care.gov正式启用的日子，它所代表的美国医保交易所是“奥巴马医改”的核心操作平台。但是，这个万众瞩目的网站却因为设计缺陷和访问量过大在揭幕首日便频现技术故障，不仅运转缓慢，还出现了大量运行错误，使得许多用户根本无法完成保险申请。

两个月来，成功使用该网站登记加入医疗保险计划的人数远低于白宫设定的目标。联邦政府此前估计，10月份将有近50万人加入。到明年3月末，即登记开放期结束的时候，估计将有700万人获得私人医疗保险。实际的情况是，到11月的第一周结束，仅有5万人登记申请成功。

根据2010年在国会两院中历史性通过的“患者保护与合理医疗费用法案”(Patient　Protection　and　Affordable　Care　Act，经常简称为Affordable　Care　Act，即“合理医疗费用法案”）——也就是众所周知的“奥巴马医改(Obama　care)”，美国政府将根据投保人的收入水平，通过各州的医保交易所提供有补贴的医保，并从2014年1月1日起扩大针对低收入人群的医疗补助计划(Medicaid)。这是美国自1960年代推出老年人医保计划以来，最为宏伟的覆盖全社会的医保计划。

然而，这项标志着奥巴马和民主党重大政治胜利的法案在过去3年来不仅饱受反对派的抨击和掣肘（从某种程度上说，震动世界金融市场的两次“财政悬崖”以及今年10月上半月的16天政府关门皆因医改争端而起），其本身的推进也是一波三折。例如，各州医保交易所网站的建设进程数度推迟。此外，“合理医疗费用法案”还要求大型用人单位为员工提供保险，否则将被罚款。今年早些时候，一定程度上因为行政和技术上的种种障碍，这个要求被推迟执行。由此可见，即便是在财力雄厚的美国，要将数以百万计无医保的普通民众纳入政府资助的医保范围从而实现全覆盖，也是一个巨大挑战。

以年轻城市人口为主力用户的互联网曾经极大地增进了奥巴马的政治火力，现在，他不得不沮丧地承认，医保网站一开通便搞砸了。网站故障“是不可接受的”，“我比任何人都着急……我比任何人都失望。”

雪上加霜的是，根据“合理医疗费用法案”的规定，一些原先的医疗保险计划由于达不到“奥巴马医改”的最低标准将会被撤销，但由于新的由政府补贴的保单一时无法申请到，这意味着数十万的美国人将因为政府的“好心”而变得没有任何医疗保险！为此，奥巴马政府不得不作出重大让步——允许这些被认为“不达标”的保单再延长一年。

幸灾乐祸的共和党人立刻拿发生在小布什总统第二任期内的“卡特里娜”飓风事件与此作比。2005年秋天，“卡特里娜”飓风席卷美国南部，由于联邦政府漫不经心的应对，致使新奥尔良等地遭受史无前例的重大损失，这也成为共和党在后来的总统和议会选举中惨败的导火索。自那以后，“卡特里娜”一词成了失误的政府政策的代名词。时隔8年，医保网站的首秀被指责为另一个“卡特里娜”。

事实证明，这绝非政敌的夸张，它正在令奥巴马失去美国民众的信任，越来越多的人对他的能力提出质疑。《华尔街日报》与NBC新闻于今年10月下旬联合进行的最新民调显示，奥巴马的支持率已降至42%的历史新低。与此同时，目前对奥巴马持负面看法的美国人数量也超过了持正面看法的数量，这在奥巴马成为总统候选人以来还是第一次。

原本走出16天的政府停摆后，民主党人对他们的政治前途充满信心，但眼下越来越多的民主党人开始日益担心，“奥巴马医改”的出师折戟会令民主党付出沉重的代价，完全抵消他们从财政僵局一战中获得的政治优势，并直接影响到民主党候选人明年的中期选举。一些民主党议员不仅对白宫提出了严厉指责，甚至还直截了当地警告：如果奥巴马政府无法拿出有力的举措，他们可能会在未来投票支持共和党议员提出的对“奥巴马医改”进行大幅度修改的新提案。用白宫新闻发言人杰伊·卡尼(Jay　Carney)的话来说，“在这里，政治跟着保单走。”

懊恼不已的奥巴马因此反复自责和道歉，他几乎是发自肺腑地坦承，这件事给政治盟友带来了巨大的负担，也损害了美国民众对他的信任。“我过去不止一次地觉得我们受到了不公正的苛责，但这一次是罪有应得。是我们的错。”当然，他也立刻表示，这是必须也必定能够得到纠正和补救的。

围绕医改的激烈政治斗争

“奥巴马医改”失败的开场白极大地增强了反对者们的信念，他们深信，这种失败绝不仅仅是由于技术性因素。小布什总统第二届任期的高级国家安全官员彼得·D·菲弗(Peter　D.　Feaver)说，回首往事，“我们会发现，从政治角度来看，有些问题我们希望是临时的或短暂的，但事实会证明它们其实更普遍地存在于整个体系中。这种情况是不是正发生在奥巴马总统身上，我们有权这么问。”现任众议院议长、共和党人约翰·博纳的表态更为直白：“奥巴马政府做出的一个接一个承诺最后都落空了，所以提到医改法案，白宫并没有多少可信度……为美国民众提供全面保障的唯一方式，是完全彻底地废除这项法律。这项法律是没法修复的。”

让我们把时间调回到3年前。

作为50年来美国社会福利体系的最大变革，“合理医疗费用法案”是在2010年12月24日晚在美国参议院正式通过并成为法律的。对于奥巴马和民主党来说，这无疑是“美国人民收到的一份圣诞大礼”。

在此之前的2010年3月21日，经过长达近11个小时的辩论和投票，该法案在当时由民主党人控制的众议院以219票对212票的微弱优势率先闯关成功。在最后一轮投票中，共和党众议员无一例外地全部投下了反对票，34名来自共和党势力占优的地区的民主党人也投了反对票。

这项后来被直接称呼为“奥巴马医改”的法案内容广泛，但其要点并不复杂：第一，通过政府的强制性介入扩大医疗保险的覆盖范围，以纳入目前没有医保的3200多万美国人，从而使医保覆盖率从当时的85%升至2014年的95%；第二，对1400万未被纳入医保的美国人中的低收入（其标准是家庭四口之家年收入在2.2万美元以下）人群予以政府补贴，同时对老年人购买一部分药物予以政府补贴。“每个美国公民都要享有医疗保险！”这句口号不仅是奥巴马2008年竞选总统期间作出的响亮承诺，也是历代民主党人前赴后继的努力目标。比尔·克林顿总统任期内，这一目标距离实现几乎已是咫尺之遥，但最后仍然功亏一篑。

回顾美国医疗保险制度演变的百年历程，自1912年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首次提出建立一套新的“全民医保”体系，但因其继任者伍德罗·威尔逊总统的反对而未果以来，一代又一代富有抱负的政治家——其中包括著名的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哈里·杜鲁门（Harry　S.　Truman）、约翰·肯尼迪 （John　F.　Kennedy）、吉米·卡特都将它作为自己的使命，但他们都没有取得过显著的成功。

期间，惟有在1965年，时任美国总统约翰逊的民主党通过了实行“医疗保险”和“公共医疗补助”的法案(就是通常所说的Medi-care和Medicaid)，分别为65岁以上的老年人和低收入人群提供医疗福利，成为美国社会保障发展史的第一块里程碑。2008年，这两个项目花费了联邦和州政府7500亿美元，占美国当年1.76万亿美元医疗保险总花费的42%。

下转 38版

上接 37版

现在，这一历史性时刻终于来到。奥巴马抓住了一个千载难逢的绝佳机会——由于民众对小布什总统第二任期内诸多失败政策强烈不满，民主党人在2008年大选中不仅夺取了白宫，还一举控制了国会两院。特别是在参议院，民主党一度实际掌控了60个席位，30年来首次占据如此明显的优势地位。

分析人士将“奥巴马医改”法案的通过视为1935年美国国会通过《社会保障法》及1965年创立“医疗保险照顾计划”以来美国社会保障领域最重大的变革，将对个人、企业和政府产生深远影响。

事实是，这项历史性的法案将美国国会和整个美国的巨大分裂毫无遮掩地暴露于世人面前。自那以后的3年来，反对“奥巴马医改”的斗争一天也没有停歇过。

2010年12月13日，美国联邦地区法官赫德森在一个诉讼案件中裁定，医改法案中强制公民购买医疗保险的条款违反美国宪法；2011年8月12日，亚特兰大联邦上诉法院的陪审团以同样理由判定它违宪。在此前后，全美国有一大半的州对这项法律提起联合诉讼。2011年1月20日，在前一年11月的中期选举中获胜并重新夺回众议院掌控权的共和党人通过投票，通过了废除“奥巴马医改”的众议院议案。不过，它稍后又在民主党人控制的参议院投票中遭到否决。

2012年6月28日上午，在全美国万众瞩目之下，在大门外喧嚣的示威声浪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正式宣布，最高法院9名大法官以5:4的票数作出裁决：除了其中一项涉及联邦与州政府关系的内容违宪外，被称为“奥巴马医改”的“患者保护与合理医疗费用法案”的大部分内容并没有违反美国宪法。

这一裁决不仅标志着奥巴马政府和民主党的历史性胜利，也令最高法院自身在历史上留下了醒目的一笔。最高法院对困境中的“奥巴马医改”的支持，主要得益于具有保守派身份背景的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John　G.　Roberts　Jr）的“临阵倒戈”——他是由小布什总统提名出任最高法院法官的，曾在里根和布什政府中工作过。

针对医改法案中争议最大的所谓“个人责任”(individual　mandate)条款——即强制美国人必须购买保险，不投保将被处以罚款，罗伯茨的解释独特而富有创意。他宣称，自己将此视为一种“税赋”，是宪法赋予联邦政府的权力。罗伯茨以经典的宪法学语言指出，最高法院不能判断和评价医改法案的好坏（这是选民和国会的任务），但（依据宪法），“我们没有权力禁止它”。

但在美国人民心目中享有崇高地位的最高法院的判决并没有像以往那样迅速平息纷争，相反，它成为反对派发动下一场反攻的集结号。共和党和保守派政治团体立刻号召选民们“团结起来”，在当年11月举行的总统大选和国会中期选举中“将奥巴马赶出白宫”，让共和党人重新全面掌控国会。曾经在马萨诸塞州担任州长期间推动过类似的医保改革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米特·罗姆尼也将此视为一个机会，他呼吁选民们用选票帮助他推翻“不得人心”的奥巴马医改法案。

从很大程度上说，2012年11月的大选就是一场针对“奥巴马医改”的公投。与一般公投不同的是，这场公投的失败者永远不会有认输休战的时候。

意识形态的根本分析

美国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经济体总量高居全球第一，并且比位居第二和第三的中国和日本GDP总量之和还要高。但在目前所有发达国家中，美国几乎是唯一一个政府只对少部分民众（65岁以上老人、残疾人、孩子、退伍军人和低收入者）提供医疗保险资助的国家。当今美国70%以上的人是自己购买私人保险公司提供的保险产品，此外，还有几千万美国人什么保险都没有。

更加令人吃惊的一个悖论是：美国花在医疗保险上的费用恰恰是全世界最高的。据统计，目前美国社会每年用于医保的开支占GDP总量的18%，绝对值和比重都远高于欧洲福利国家，例如其典范瑞典（11.8%）。调查显示，美国家庭的医疗支出在过去10年间上涨130%，已达1.3万美元/年。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样一个全世界最昂贵的医保体系却没有给美国人带来更加健康的体魄。一项由联邦政府资助的美国国家研究委员会(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和美国医学研究院 (Institute　of　Medicine)进行的调查显示，在17个最富裕国家中，美国人的预期寿命接近垫底——美国男性平均预期寿命为75.6岁，列倒数第一；美国女性平均预期寿命为80.8岁，排在倒数第二。而在联合国所有成员国中，美国人均寿命排名第42，甚至列在古巴之后！此外，美国的新生儿死亡率是瑞典、德国、法国等欧洲发达国家的两倍。

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美国的医疗保险体系，那就是——既无效率，又不公平。

因此，不管民主党自由派和共和党保守派及其支持者在这个问题上存在多么大的观念鸿沟，对“美国必须进行大刀阔斧的医保改革”，大多数美国人是有共识的。而且他们也都同意，美国医改非常困难。从一定意义上说，3年来共和党在反对“奥巴马医改”的一波又一波战斗中屡屡败北，并非“奥巴马医改”有多好，而是共和党拿不出什么替代的改革方案。仅仅否决它，是不能令大多数美国人民满意的。

CNN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尽管高达四分之三的美国人认为“对医疗体系进行重大结构性调整确有必要”，但直到最高法院判决支持“奥巴马医改”之时，一半以上的美国人仍然对它持反对态度。

为什么那么多美国人会反对一项旨在让“人人皆有医保”的福利政策呢？

首先当然是利益。我在前面已经提到，美国社会用于医疗保险的开支占到GDP总量的16%以上，如此庞大的支出必然造就实力雄厚的既得利益群体，它们包括保险公司、医疗设备生产商、制药商、医护人员工会等等，而在美国的民主体制下，保险公司团体和医护人员工会往往能够通过政治捐款和选民人数优势来影响华盛顿的政治博弈。这里仅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过去16年里，保险行业给予共和党和民主党的政治捐款的比例为63%比37%。这便能够很好地解释为何共和党如此反对“奥巴马医改”了——它要求加大对保险公司的市场监管，同时它的主要新增税收也大多来自保险和制药行业。

除了传统的利益集团外，新医改规定，大型用人企业必须为员工购买医疗保险，否则将被罚款。这显然会增加雇主的经营成本，它是雇员数万乃至数百万的跨国公司反对医改的直接原因。

但是，更为决定性的还是意识形态方面的根本分歧。在美国的传统政治光谱上，偏左的民主党注重经济平等和社会福利，倾向于通过政府的政策调控来处理社会经济问题，照顾中低收入阶层和弱势群体。而偏右的共和党则更注重个人自由和经济效率，主张尊重市场运行机制，保护商业利益。因此“劫富济贫”的医改法案在民主党看来是缩小社会贫富差距，并为社会弱势群体提供医疗保险的好事，但在共和党看来则是政府破坏市场经济规律，妨害企业权利，限制公民自由的“暴政”。

早在2008年赢得第一任总统大选之初，奥巴马就明确说，自己奉行的是一种“进步主义和实用主义的哲学”。其核心是希望在民主制度下将政府塑造成为一种“善”的力量，并以政府之力增进国民幸福。而医疗改革便是他和现代民主党践行这一政治理念的主战场，为了实现这一“百年梦想”，奥巴马不惜牺牲其他一些雄心勃勃的计划，例如控制气候变化、重新制定税法等。

但这一“改变”触动了保守派的基本价值观，为此，他曾被其竞争对手约翰·麦凯恩和莎拉·佩林贴上“社会主义者”标签。

2012年6月最高法院对“奥巴马医改”做出支持的判决后，兴高采烈的民主党人声称：经过了整整一个世纪的奋斗之后，我们现在终于可以和世界上其他国家看齐了。他们认为，这不仅是个医疗保健问题，而是一个将基本权利扩大到弱势群体的问题。

但共和党人的想法截然不同，他们认为，这份法案将破坏个人自由，对美国的社会结构带来永久性的损害。当时的众议院共和党党团会议主席麦克·佩恩斯(Mike　Pence)说：“对这个国家的人民来说，这确实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有人说我们创造了历史，我认为我们是在打破历史，打破了我们最好的传统。”2012年总统大选时的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保罗·瑞安(Paul　Ryan)更是坚定地说：“我（决心）接受我这一代人的召唤，把曾经交到我手里的美国原封不动地交给下一代。”

除此之外，共和党人还认为，建立覆盖全社会的强制性的社会福利体系一定会增加税收，提升医疗服务价格预测。一项预测显示，照目前的趋势发展下去，再过100年，美国医疗保险支出将占GDP的60%。而且，它使政府更深地介入经济事务。这些都是共和党保守派的政治理念所坚决反对的。

结语：被改写的社会契约

这是一场远远没有结束的战斗。

不仅是美国以外的旁观者，我猜想，就是大多数身陷这场纷争的美国人或许都没有意识到，对社会福利体系的改革正在大幅度地重新修订这个国家建国之初就奠定的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契约。换言之，“美国梦”正在被改写——过去，它的含义是：只要你是一个美国人，你就可以凭借个人智慧、努力和运气来创造属于你自己的生活；而现在，它成了只要你是一个美国人，你就会得到国家的照顾。“奥巴马医改”可以被视为美国联邦政府权力扩大的第三次浪潮。前两次浪潮，分别是“罗斯福新政”时期为应对大萧条而扩大联邦政府权力，以及上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州政府与联邦政府（围绕种族平等问题）的权力斗争。而巴拉克·奥巴马本人，也许会作为历史上首位黑人总统和消灭了乌萨马·本·拉登 (Osama　bin　Laden)而被后人铭记，但医疗改革才是真正使他名垂青史的重头戏。

但是，正如首席大法官罗伯茨所说的那样，无论这个法案本身是好是坏，迄今为止它并没有被200多年来根深蒂固地奉个人主义价值为圭臬的美国人民所接受——立法实践并不等于社会实践。

而过去3年里发生在华盛顿的激烈政治斗争都只是在重复说明一个事实：尽管共和党和反对派试图推翻“奥巴马医改”的努力均没有获得成功，但以奥巴马为代表的“进步主义者”的百年梦想还远没有真正实现。

苹果的低调“说客政治”：投入小收益高
第一财经日报


硅谷的科技巨头公司一直都是华盛顿游说一条街——K街的大客户。对K街代理科技行业业务的游说公司来说，以谷歌和微软为代表的“VIP”们每年都是他们利润中占据最大头的部分。

和其他竞争对手不同，科技巨头苹果在K街一直异常低调，在其他科技公司都在大笔砸钱雇用游说公司为自己的行业利益在府院之间奔走的时候，苹果的无动于衷在游说公司看来颇有些不可理解。然而，在库克执掌苹果之后，其游说策略似乎也将出现新气象。

“这次应该是苹果要采取主动。他们一直在K街没有声音。但苹果现在的生意太大了，影响力也超出众多公司，所以之前他们‘不想出风头’应该是公司的一个经营策略，但现在想不出风头太难了。”K街的一位科技游说人士告诉《第一财经（微博)日报》记者。

低调的苹果

很多游说公司都预计，苹果很有可能会效仿谷歌的模式，通过雇用强有力的游说名人担任公司的游说主管。谷歌去年的做法曾经在整个K街掀起了轩然大波，因为他们雇到了前众议员苏珊·默里纳里（Susan Molinari）担任公司的首席游说官。

此外，苹果公司的现任全球政府事务副总裁诺瓦利（Catherine Novelli）刚刚被奥巴马提名到美国国务院工作，因此苹果需要填补这个即将要空出的职位。K街人士纷纷猜测前加州共和党众议员伯诺（Mary Bono）或弗吉尼亚州共和党参议员戴维斯（Tom Davis）都有可能是接替诺瓦利的热门人选。

但也有人不认同苹果雇用前议员担任游说主管的策略方向。“这并不是苹果的策略，不符合苹果公司的文化和办事风格。”曾担任美国副总统戈尔(Al Gore)顾问的勒哈内(Chris Lehane)表示，“苹果还是应该选低调、隐蔽和愿意在幕后工作的那种人。”

投入小收益高

而作为科技巨头的苹果公司在游说方面的投入同其他竞争对手相比差距明显到让人吃惊。

最新数据显示，到记者发稿时为止，苹果今年在游说方面的投入大约为240万美元，这与去年相比增加了140万美元。相比之下，脸书（Facebook）2013年的游说投入大约为500万美元，谷歌大约为1000万美元，微软公司大约为770万美元。

除了自己的团队外，苹果2013年在K街雇用了5家游说公司，有30名游说人士为苹果提供服务。而谷歌2013年在K街至少雇用了20家游说公司的100名游说人士为他们游说。

“苹果的风格是，他们非常安静，你听不到他们的声音和脚步，但是在需要把事情完成的时候，他们是绝对不含糊的。”科技游说公司人士勒哈内（Chris Lehane）表示。

在同公司相关的业务中，苹果关心的游说领域包括移民改革法案、专利法案以及税制、贸易、隐私管理等议题。

与其他的科技公司相同，苹果也是不折不扣的民主党“粉丝”。2012年，苹果公司的员工为奥巴马的竞选团队捐款30.8万美元，而给罗姆尼的捐款仅为2.9万美元，CEO库克在2008年曾经为奥巴马的竞选捐款2300美元。

“苹果所需要的是一个共和党的游说人士，因为他们已经获得了民主党的支持，但是雇用一个共和党的游说人士会给苹果带来一个跨党派的外界印象。在华盛顿你需要这个。”一名共和党的游说人士表示。

刘瑜：一个人要像一支队伍


前两天有个网友给我写信，问我如何克服寂寞。


她跟我刚来美国的时候一样，英文不够好，朋友少，一个人等着天亮，一个人等着天黑。“每天学校、家、图书馆、gym、几点一线”。


我说我没什么好办法，因为我从来就没有克服过这个问题。这些年来我学会的，就是适应它。适应孤独，就像适应一种残疾。


快乐这件事，有很多“不以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因素。基因、经历、你恰好碰上的人。但是充实，是可以自力更生的。罗素说他生活的三大动力是对知识的追求、对爱的渴望、对苦难的怜悯。你看，这三项里面，除了第二项，其他两项都是可以自给自足的，都具有耕耘收获的对称性。


我的快乐很少，当然我也不痛苦。主要是生活稀薄，事件密度非常低，就说昨天一天我都干了什么吧：


10点，起床，收拾收拾，把看了一大半的关于明史的书看完。


下午1点，出门，找个coffee shop,从里面随便买点东西当午饭，然后坐那改一篇论文。期间凝视窗外的纷飞大雪，花半小时创作梨花体诗歌一首。


晚上7点，回家，动手做了点饭吃，看了一个来小时的电视，回e-mail若干。


10点，看了一张DVD,韩国电影“春夏秋冬春”。


12点，读关于冷战的书两章。


凌晨2点，跟某同学通电话，上网溜达，准备睡觉。


这基本是我典型的一天：一个人。书、电脑、DVD。


一个星期平均会去学校听两次讲座。工作日平均会跟朋友吃午饭一次，周末吃晚饭一次。


多么稀薄的生活啊，谁跟我接近了都有高原反应。


孤独的滋味当然不好受，更糟的是孤独具有一种累加效应。同样重要的东西，你第一分钟举着它和第五个小时举着它，感受当然不同。孤独也是这样，偶尔偷得半日闲自己去看一场电影，和一年、两年、三年、五年只能自己和自己喝啤酒，后果当然完全不同。我以前跟一位曾经因为某政治事件而坐过牢的朋友聊天，他描述那几年被单独关押的生活，这样形容：度日如年，度年如日。说得可真确切。


我曾在日记里大言不惭地写道：出于责任感，我承担了全世界的孤独。我的意思是，我不但孤独，而且我的孤独品种繁多、形态各异：在女人堆里太男人，在男人堆里太女人；在学者里面太老粗，在老粗里面太学者；在文青里面太愤青，在愤青里面太文青；在中国人里面太西化，在外国人里面太中国....我觉得上帝把我派到人间，很可能是为了做一个认同紊乱的心理实验。


我其实并不孤僻，简直可以说开朗活泼。但大多时候我很懒，懒得经营一个关系。还有一些时候，就是爱自由，觉得任何一种关系都会束缚自己。当然最主要的，还是知音难觅。我老觉得自己跟大多数人交往，总是只能拿出自己的一个维度，很难找到和自己一样兴趣一望无际的人。这句话的谦虚版说法是：很难找到一个像我一样神经错乱的人。


有时候也着急。我有有幸生活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没有吃过多少苦，但是在我所经历过的痛苦中，没有什么比孤独更具有破坏力。这不仅仅是因为错过了亲友之间的饭局谈笑温情，不仅仅是因为一个文学女青年对故事、冲突、枝繁叶茂的生活有天然的向往，还因为一个人思想总是需要通过碰撞来保持。长期的孤单中，就像一个圆点脱离了坐标系，有时候你不知道自己思考的问题是否真的成其为问题，你时常看不到自己的想法中那个旁人一眼就可以看出的巨大漏洞，你不知道什么是大，因为不能看到别人的小，你不知道什么是白，因为不能看到别人的黑。总之你会担心，老这样一个人呆着，会不会越来越傻？


好像的确是越来越傻。


但另一些时候，又惊咤于人的生命力。在这样缺乏沟通、交流、刺激、辩论、玩笑、聊天、绯闻、传闻、小道消息、八卦、MSN...的生活里，没有任何圈子，多年来仅仅凭着自己跟自己对话，我也坚持了思考，保持了表达欲，还能写小说政论论文博客，可见要把一个人意志的皮筋给撑断，也没有那么容易。


“忍受的极限会是什么养的结果？”


让我告诉你，忍受是没有极限的。


年少的时候，我觉得孤单是很酷的一件事情。长大以后，我觉得孤单是很凄凉的一件事。现在，我觉得孤单不是一件事。至少，努力不让它成为一件事。


有时候，人所需要的是真正的绝望。


真正的绝望跟痛苦、悲伤没有什么关系。它让人心平气和，让你意识到你不能依靠别人，任何人，得到快乐。它让你谦卑，因为所有别人能带给你的，都成了惊喜。它让你只能返回自己的内心。每个人的内心都有不同的自我，他们彼此可以对话。你还可以学习观察微小事物的变化，天气、季节、超市里的蔬菜价格、街上漂亮的小孩，你知道，万事万物都有它值得探究的秘密，只要你真正-我是说真正-打量它。


当然还有书、报纸、电影电视、网络、DVD、CD，那里面有他人的生活、关于这个世界的道理、音乐的美、知识的魔术、爱的可能性、令人愤怒的政治家...我们九九八十一生都不可能穷尽这些道理、美、爱、魔术的一个小指甲盖，怎么还能抱怨生活给予我们的太少。


绝望不是气馁，它只是“命运的归命运，自己的归自己”这样一种事实求是的态度。


就是说，它是自由。


以前一个朋友写过一首诗，叫《一个人要像一支队伍》。我想象文革中的顾准、狱中的杨小凯、在文学圈之外写作的王小波，就是这样的人。怀才不遇，逆水行舟，一个人就像一支队伍，对着自己的头脑和心灵招兵买马，不气馁，有召唤，爱自由。


我想自己终究是幸运的，不仅仅因为那些外在的所得，而且因为我还挺结实的。总是被打得七零八落，但总还能在上帝他老人家数到“九”之前重新站起来，再看到眼前那个大海时，还是一样兴奋，欢天喜地地跳进去。在辽阔的世界面前，一个人有多谦卑，他就会有多快乐。当罗素说知识、爱、同情心是他生活的动力时，我觉得简直可以和这个风流成性的老不死称兄道弟。


因为这种幸运，我原谅自己经受的挫折、孤单、原谅自己的敏感、焦虑和神经质，原谅上帝他老人家让X不喜欢我，让我不喜欢Y，让那么多人长得比我美，或者比我智慧，原谅他让我变老变胖。因为他把世界上最美好的品质给了我：不气馁，有召唤，爱自由。


如果你还在为自己孤单寂寞怀才不遇举世皆浊我独醒而深深叹息的话，那么让我告诉你，你买不到那个彩票的，别再把你时间的积蓄两块、两块地花出去，回到你的内心，寻找你自己，与心灵深处的他、他们一起出发去旅行。如果你有足够的好奇心，你可以足不出户而周游世界，身无分文而腰缠万贯。人生若有知己相伴固然妙不可言，但那可遇而不可求，真的，也许既不可遇又不可求，可求的只有你自己，你要俯下身去，朝着幽暗深处的自己伸出手去。

刘瑜：那些糊涂蛋知识分子把二十世纪搞得一团糟



“知识分子”是什么？在中国，很多对此问题有过思考的人恐怕都会表达一个这样的观点：知识分子不仅仅是掌握了特定领域知识的专家，而且应该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担当、良知、使命感、“为老百姓说话”此类词汇作为对知识分子的伦理要求，经常出现在公共话语中。这种看法不奇怪——我国的知识阶层曾经被儒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浸润过一两千年，然后又被马克思主义“认识世界是为了改造世界”的观点鞭策过半个多世纪。


然而，托马斯·索维尔在《知识分子与社会》一书中，却对知识分子这种热情洋溢救国济民的“责任感”表达了强烈的怀疑与批评。以整个二十世纪的全世界尤其是美国的历史为背景，索维尔对著名知识分子在经济、社会、法律和外交领域的所作所为进行了梳理，最后他发现，知识分子在此阶段对社会发展的主要功能就一个：添乱。


当然，作为美国著名的保守主义经济学家，索维尔的批评对象其实并不是所有的知识分子，而主要是左翼知识分子。在他的笔下，我们读到，在经济领域，几代左翼知识分子热衷谈论财富如何被分配却不关心财富如何被创造，这种“半路开始的叙事”最终造成既低效又不公正的经济政策；在外交领域，他们总是迫不及待地拥抱“和平”、“裁军”、“反战”、“协约”等美好的字眼，但这种肤浅的道德观塑造了绥靖主义的外交政策，从而牺牲了长期的和平；在法律领域，他们鼓动法官采取“司法能动主义”的立场来推动“进步事业”，却最终使法院失去了捍卫宪法而不是捍卫特定“理想”的本意……总之，如果这本书可以有一个副标题，索维尔大约会把它叫做“那些糊涂蛋知识分子是如何把整个二十世纪搞得一团糟的”。


问题当然不在于这些人是坏人。事实上就个体而言，他们甚至可能是很好的人——谁能说萨特、罗素、萧伯纳、杜威这些索维尔批评的知识分子，同时也是二十世纪最耀眼的一批知识分子，是“坏人”呢？问题甚至在于这些知识分子“太好”了——他们如此急于为社会负责，以至于把“社会”自身所蕴含的力量和智慧给摒弃了。但社会是充满智慧的。社会之所以充满智慧，不是因为其中千千万万个体中的每一个有多少超凡脱俗之处，也不是因为“贫贱者最高贵”之类的民粹逻辑，而是因为社会通过亿万次互动、试错、适应这样一个“体系性过程”来实现知识的积累。反过来，知识阶层的个体可能非常出类拔萃，但是，“世界上最为知识渊博的人，能否拥有世间所有知识的哪怕1%？”索维尔问道。“那些拥有社会中1%知识的人，去指导或控制那些具有其余99%知识的人，这种情形既危险又荒唐”，他紧接着回答。


在这里，索维尔的分析显然是呼应哈耶克关于“分散知识”及其后果的观点。的确，某种意义上，索维尔的这本书是对哈耶克观点一次新的注释。和哈耶克一样，索维尔认为，正是知识论上的分野，导致了“精英设计派”和“自发秩序派”两种政治观的分野。知识上的自负使得很多知识分子过度相信理性的力量，相信社会“自上而下被改造”的可能性，进而相信社会走向尽善尽美的前景；而“自发秩序派”更相信经验的力量，相信社会自身的适应性调整能力，以及社会不可能尽善尽美的未来。这种系统性的分歧，被索维尔最后归结为一种近乎神秘的世界观差异：那些过于信奉理性、精英知识、政府干预的人被他称为“乐观主义者”，他们总是急迫地看到社会的问题，并提出自己的解决方案，似乎所有的问题都有政治的解决方案；而索维尔的阵营，基于对人性的悲观认识，认为政治的力量是有限的——也许每一个问题都有一个解决方案，但这个解决方案背后，可能又带来一个新的更大的问题。“人类的内在缺陷是最基本的问题，文明仅仅是努力克服人性问题的不完善办法。”换言之，问题常常不是如何消除恶，而是如何在不同的恶之间取舍。对人性限度的认识导致对政治触角的克制。


虽然未必是“坏人”，但索维尔批评左翼知识分子智识上的“懒惰”。这种“懒惰”首先体现在他们倾向于诉诸道德直觉而不是实证论据来支持其观点。“美国最富的20%人口和最穷的20%人口贫富差距十年间又扩大了××倍”这样的说法，会让无数知识分子热血沸腾，但很少有人会指出，有研究显示，虽然抽象的“阶层”贫富差距可能在扩大，但是由于社会的流行性，20%最穷的具体的人的收入增长速度其实远远快于最富的20%人口——也就是说，十年后的穷人大多早就不是十年前的那批穷人了；他们总是不假思索地支持“反战”、“裁军”、“和谈”，却忽略从二战到冷战，必要的军事威慑往往是持续和平的前提；他们还经常为警察对嫌犯密集开枪这样的“暴行”而义愤填膺，却没有人关注过开枪距离与命中率之间关系的知识——一项研究显示，即使在仅有六英尺的近距离内，警察开枪射击时也会有一半完全错过目标，在十六至二十五码距离时，射中目标的比例只有14%……换言之，他们总是被一个词汇、一个陈述或者一个场景带来的“第一印象”俘虏，却缺少对其背后的事实与逻辑刨根问底的耐心。用托尼·朱特在《责任的重负》中描述雷蒙·阿隆的话来说，阿隆对很多法国左翼知识分子最大的不满在于，“他们不严肃”。


以道德的热忱来取代对事实的深究，还体现在对批判对象的道德脸谱化上。在左翼的话语里，总是充满了“贪婪的资本家”、“阴险的石油大亨”、“嗜血的武器制造商”、“冷血的保守派”这样的形象，尽管这些深入人心的形象鲜有明确论据支撑。对石油企业发起的无数次联邦调查没有发现它们操控油价的明确证据；二战期间防止英国像法国那样迅速沦陷的，是武器制造商所制造的战斗机而不是和平主义者的深情呼唤；一项调查显示，就慈善捐款数额、捐款收入比、当志愿者时间等指标来看，美国的“保守右翼”都比“自由左翼”付出得更多。


当然，当经验论据不足以支撑对批驳对象的道德丑化时，影视作品、大众媒体、小说戏剧可以通过虚构的方式实现这一点，“在荧幕的虚构角色中，只有37%的企业家属于正面角色，而奸商、坏家伙的比例几乎是所有其他职业的两倍。更糟糕的是，他们在荧幕中实在是太恶劣了，有40%的谋杀和44%的不道德罪行是他们所犯下的……”当“贪婪的资本家”、“阴险的石油大亨”、“嗜血的武器制造商”、“冷血的保守派”等形象弥漫到大众文化工业的角角落落时，这些虚构的形象就成了事实本身。


智识的懒惰还体现在反思的欠缺上。医生如果出现严重“误诊”，或者如果工程师的设计出现严重误差，一般来说会导致他们职业上身败名裂。但是，当那些“社会工程师”在智识上出现严重“误判”时——令索维尔感到惊异甚至“嫉妒”的是——他们不但不需要付出任何代价，甚至还可以继续充当“知识教主”。萨特1939年从德国学习归来，得出结论说“法国和希特勒治下的德国情况差不多”；罗素在二战前极力推动英国单方面裁军和削减军备；萧伯纳上世纪三十年代访苏之后为斯大林唱赞歌；乔姆斯基曾经为红色高棉辩护；斯诺六十年代中访华后，坚定批驳了中国不久前曾出现饥荒的“谣言”……“知识分子的一个让人惊讶的特权，是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极度愚蠢。”


固然，知识分子并不是犯下最终罪行的人，事实上是那些，也只有那些手握权柄的人才能够造成严重的政治灾难。但是，政府的作为或者不作为——尤其在民主国家里——往往取决于舆论，而知识分子很大程度上掌握着舆论的风向。面对其鼓励或者默许、直接或间接推动的政治灾难，似乎鲜有知识分子像奥威尔、纪德那样事后站出来表达反思。他们中的多数要么默默转向似乎什么都没有发生过，要么继续以前的姿态但采用了一个温和的版本。当然，重要的不是“清算”某些个体在历史中的责任，而是那种知识自负加道德自负的思维方式，而这种思维方式——尽管已经转型成一种相对温和的版本，却并没有消失。不但没有消失，很大程度仍然是知识界的主流。从欧美“占领华尔街”运动中的仇富口号到委内瑞拉最近的“严惩奸商”运动，从好莱坞电影中的各种阴谋论情节到媒体报道普遍的意识形态偏见，我们都看到，人类从二十世纪波澜壮阔的灾难中学到的东西有多么的少。


当然，并不是说索维尔的观点可以被不假思索地全盘接受。首先，知识上的自负不仅仅是一个“左翼”现象。事实上，无论中西，不少右翼——尤其是“自由至上主义者”——也时常流露出“知识上的傲慢”。他们倾向于把还在争论中的一些观点——比如最低工资制导致失业率上升，比如福利制度导致经济低效，比如民主导致多数暴政——当作事实本身。更重要的是，他们经常混淆事实陈述与价值陈述，拒绝承认自己的言说背后存在着一定的价值取舍、而持有不同观点的人很可能是拥有另一套价值排序而并非由于无知。


有趣的是，索维尔这样的“自发秩序派”崇尚试错和调整，反对以掌握了“终极真理”的名义对社会进行理性设计，但现在很多右翼知识分子恰恰通过对一系列理念宗教般的坚持，走向了另外一种意义上的“理性设计观”——任何偏离这些“终极真理”的政策实验都被严厉贬斥。罗尔斯、桑德尔这样的名字常常激起条件反射般的敌意，平等、福利、全民医保这样的词语简直就是瘟疫。奥巴马？他简直就应该下地狱。反讽的是，对“经验主义”的坚持本身使其失去了对经验世界的开放性。仔细想来，经验主义真正的对立面其实并不是理性主义，而是教条主义。


其次，正如“占领华尔街运动”中著名的口号“我们属于99%”人为地割裂了经济体系中金融家、企业家和普通民众的关系，索维尔对“知识分子1%的精英知识和普通民众99%的寻常知识”的划分，也在知识分子和民众之间塑造了一种刻意的对立关系。索维尔整本书似乎在讲述这样一个故事：本来存在一个朝着美好、正确方向前进的“自发扩展秩序”，但知识分子居高临下的干扰阻碍了这一进程。用这个逻辑来描述二十世纪所发生的众多重大事件，显然高估了知识精英和绝大多数民众之间的观念差距。在很大程度上，在积极推进政府自上而下干预经济和社会，或者实行孤立主义外交政策方面，民众本身比知识精英更加激进。比如，从进步主义时代到罗斯福新政时期，美国民众通过各种抗议示威、投票组党等方式表达了“国家干预经济、调节劳资关系和收入分配”的意愿，而美国的最高法院对这种“经济干预主义”的浪潮进行了最后的、也是悲剧性的抵抗。但在索维尔的笔下，似乎这一过程是由知识分子和“进步主义法官”引领的，民众只是被动地、无奈地接受了它。


当然，知识分子的观念肯定影响民众的观念——他们所提供的意识形态话语使一些团体乃至阶级的利益主张具有了伦理上的合法性，但毕竟，一定的观念也是因为契合了一定的现实基础——利益的同时也是伦理的基础——才可能具有巨大的市场。在某种意义上，索维尔，乃至哈耶克，难以解决的一个悖论是：当“自发扩展的秩序”在演进过程中衍生出自我否定的倾向时，当人们自发地反对“自发秩序”时，政治应当如何应对？似乎无论如何应对，都构成对“自发扩展的秩序”的嘲讽。这个悖论是悲剧性的，很难将其仅仅归咎于知识分子。如果说需要检讨人们对政府、对干预、对乌托邦构想的迷信的话，那也应该是整个社会一起而不仅仅是知识分子去进行这种检讨。


这就引出了索维尔观点中的第三个问题：他对经验的信奉与对理性的反感。固然，当事人的、现场的、具体的经验往往比知识分子或者政治家高高在上的认知更有实践智慧。比如之前提到的，警察关于开枪的知识比知识分子高高在上的评判更有实践意义，农民比远在白宫的总统更清楚应该在本地的土地上种什么庄稼，但问题在于，很多时候，哪怕是对同一个事件，经验本身也是多样的，甚至可能是相互矛盾的——哪怕在许多人体验中水深火热的“文革”，在某些人的记忆中还是“阳光灿烂的日子”呢——所以如何“截取”经验、处理经验，往往还是靠理性的力量。即使理性主义可能导致错误和灾难，克服这种“理性迷信”，也还需要理性本身的力量。如果人类只能通过经验进行学习，只有“见了棺材才掉泪”、“撞了南墙才回头”，只有死几千万人才认识到纳粹主义或者斯大林主义的残酷，不得不说这是一种过于沉重的学习方式。这大约也是为什么理性并不是经验之外的事物——恰恰是经验告诉人们理性的意义。可以这样说，真正的理性并不是对经验的排斥，而是对经验的合理组织方式。


那么，如果知识分子热切的“责任感”曾经助长了如此之多的社会问题甚至灾难，是否意味着他们就应该停止对社会事务发言，回归专业性的书斋，对风起云涌的时代保持缄默呢？


我想索维尔的观点并非如此，否则他也没必要写这本书了。他自己也通过大量的书籍、文章参与到公共事务的讨论当中，甚至还在专业领域之外撰写了一本《美国种族简史》，而此书就连在中国也颇有市场。事实上，如果说整个二十世纪的西方，像萨特这样的误判法西斯主义和左翼思潮的知识分子太多了的话，没有多少人会认为像奥威尔这样警惕和批判极权主义的知识分子太多了，正如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像郭沫若这样悲剧性的知识分子可能被认为太多了，但没有多少人会认为像顾准这种黑暗中的“守夜者”式的知识分子太多了。所以问题似乎不在于知识分子是否应该介入公共领域，而在于应该基于什么样的原则、以什么样的方式介入。


如果知识分子不应借助政府甚至极权的力量去实验总体性的乌托邦工程，那么他们的责任可能恰恰是抵御这种“终极解放”的诱惑、“人间天堂”的诱惑，以及去推行这种构想的极权的诱惑。他们的责任与其说是辅佐政治家进行“顶层设计”，不如说是勘定、守卫“社会智慧”发展的空间；与其说是推行一定的政治理念，不如说是限定政治的扩张，换言之，坚持一种“反政治的政治”。这并不意味着消极、被动等待，事实上“反政治的政治”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很可能意味着积极行动与言说——当洪水来袭时，人们需要积极地“筑堤”才能够抵御洪水的危害——换言之，消极自由需要积极行动来维护。政治行动恰恰是反政治的必要条件。


在这一过程中，保持专业性的工作是知识分子的显然责任。如前所述，将理念简化为空疏的口号，对经验事实的选择性失明，以道德讨伐甚至人身攻击替代知识讨论，是左翼右翼知识分子都经常犯下的错误。阿道司·赫胥黎曾戏称：“知识分子就是那些能发现比性更有趣事物的人。”套用这个句式，但表达一个不同的观点，也许可以说，“知识分子就是那些能发现比道德批判更有趣事物的人。”在很多情况下，知识分子并不是那种致力于“发现”新颖观点的人，而是用更扎实严谨的方式来论证“寻常”观点的人。知识分子的勇气也并不仅仅体现于创造和开拓的热情，更体现于对“工匠”之苦持久的承受。


但“专业性”并非真理的保证。在公共言说中，我们常常能碰到一些“理中客”，他们以“专业分析”、“技术流”的名义表达对“民粹主义”的藐视，但是，同一个领域里的不同专家经常持有不同观点这个事实本身——正如经济学大家曼昆和克鲁格曼持续的争论所揭示的——就说明了所谓“专业分析”并不是“客观真理”的保证。正如索维尔在书中试图指出的，社会现象总是有多元的、综合的因素在推动发展，某一个领域的专家可能对自己领域之外的东西全然陌生，所以任何人都很难拥有一个综合性的视角。马尔萨斯曾经预测，人口增长带来的粮食短缺只能依靠战争、瘟疫、饥荒来解决；生态学家埃利希曾预测，人类到上世纪七十年代就会出现导致几亿人死亡的大饥荒；政治经济学中的“世界体系”学派预言，在“不平等的世界分工体系”下，发展中国家几乎没有经济崛起的可能性……就对历史走向的判断而言，犯下最荒谬错误的经常是专家本人。视野深常常也意味着视野窄，专业性有时候可能恰恰是认知的障碍。对此缺乏自觉的意识，常常导致“专业知识分子”知识上的傲慢与褊狭。


也就是说，坚持专业性的同时，保持知识上的谦卑与开放性，是一个负责的知识分子的标识。这并非主张一种相对主义的认识论——每个知识分子尽可以有自己的主张，但知识上的审慎要求他们在有八分论据的时候不能持十分的观点。在社科人文领域，那种可以百分之百确定的知识少之又少，那些动辄被称为“常识”的知识，其实往往只是“我深信不疑的观点”而已。所以，知识上的谦卑并非基于认识上的相对主义，而是来源于知识分子职业上的诚实。


雷蒙·阿隆曾经将意识形态比做现代的宗教。尽管1955年他写下《知识分子的鸦片》时，其主要批评对象是作为“宗教”的马克思主义，但他的分析其实可以应用于各种过于自负的意识形态。归根结底，极权的诱惑来自于确定性的诱惑，“对少数精英的归属感，整个历史和我们自身都能在其中找到自己位置和感觉的一种封闭体系所提供的安全感，在当前行动中将过去和未来连接在一起的骄傲感，这一切都激励和支撑着真正的信徒”。面对这种诱惑，他本人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一个当时法国知识界孤独的“另类”——给自己设定的责任是：“如果宽容来源于怀疑，那么我们将教育人们怀疑一切模式和乌托邦，拒绝一切拯救和灾难的预言者。”这种“平息狂热的怀疑主义”今天听来也许并不新颖，但每个曾经、正在与“确定性的诱惑”搏斗的知识分子都知道，这一永无止境的抗争是多么的艰辛。

高尚全：改革突破是如何取得的
2013年12月12日 财新网

财新记者 杜珂
　　2013年4月20日，中央中央发出《关于对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研究全面深化改革问题征求意见的通知》。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118份意见和建议从全国各地汇集到北京。
　　其中，就有高尚全的两份建议：5月和7月，他先后向中央提交了“关于十八届三中全会主题的建议”和关于中央文件起草方式的改革。高尚全提出，应将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名称确定为“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在该意见中，他建议成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
　　这并不是高尚全教授第一次在如此重大的问题上提出自己的意见。进入新时期以来，他已先后参加过六个中央文件的起草工作。在一些重大的理论问题上，高尚全秉持坚定的改革信念，一再发声，为改革理论创新和突破，做出了贡献。比如，在他的坚持下，“劳动力市场”“自由”和“人权”“对市场经济内涵的完善”以及“所有制理论的创新”等在当时看来很敏感的词句，写进了中央文件。从1982年调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工作以来，高尚全就与改革结下了缘分，如今已逾30多年。年过八旬，他戏称自己也是“80后”，与很多年轻的“80后”一样，朝九晚五，每天都到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的小楼里上班。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闭幕后两天，财新记者专访了这位将自己的生命与改革大业紧紧联系在一起的老人。
改革建议
　　财新记者：此次三中全会的一个亮点是成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你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提到，在三中全会之前你给中央提的一个建议就是成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我们记得，2005年，你就提出过成立改革协调机构的建议，那时没有被接纳。在你看来，这次为何与以往不同？
　　高尚全：要有一个权威机构来负责改革的总体设计和统筹协调，我在2005年就提过。当时，国务院开常务会议，请了九位专家学者，我是其中之一。我们提了六条意见，最后一条意见就是要有一个机构，建立一个协调机制。我主要是提了三种备选方案，第一是恢复体改委，第二是中央成立一个改革的协调小组，第三是要加强目前发改委改革的职能。新时期改革的重要特点就是推进全面深化改革，这就必须加强顶层设计，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调性，要推进包含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改革五位一体的改革。这样的话，就必须在中央层面成立一个改革的协调小组。光是恢复一个体改委或者是加强发改委改革的职能，还是只局限在经济层面，包括不了这么全。
　　因为过去中央三个关于改革的决定我都参加了，我对十八届三中全会寄予厚望，所以，我４月就思考向中央建言如何全面深化改革。一个建议就是成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负责总体设计、统筹协调。下设办公室，负责全面深化改革的协调督督促协查、评估落实。其重要性不亚于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因为它涉及的面更广泛、内容更深刻，要求系统性、整体性和协调性更强。考虑到中央新的财经领导小组刚刚成立，为了不增加新机构，建议可采取两块牌子、一套人马，充实人员的办法。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作用的提法是如何一步步变化的

　　财新记者：这次“决定”提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被有的学者称为出乎意料。你怎么看这个提法？对下一步改革来说意味着什么？你参加过十二届三中全会、十四届三中全会和十六届三中全会文件的起草工作，这三个三中全会的决定都是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请谈谈有关市场在资源配置中作用的提法是如何一步步变化的？
　　高尚全：我认为，这次三中全会最大的亮点是明确提出了“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从“基础性作用”到“决定性作用”，两字之变，意义十分重大，是思想上的重大突破，是经济体制上重大理论创新，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内涵的“质”的提升。正如习总书记所说：“作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定位，有利于在全党全社会树立关于政府和市场的正确观念，有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有利于转变政府职能，有利于抑制消极腐败现象。”市场化的改革目标和方向，是根据邓小平同志的“南方谈话”的精神，在1992年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提出来的。十四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到了十四届三中全会，去掉“社会主义”四个字，表述为“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到了十六届三中全会，修改为“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而不再提“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
　　2003年4月，我参加十六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起草。最初，草案还是用“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的表述，我感觉到这种表述不大科学。我当时提了五条理由：一是它这样表述把宏观调控作为资源配置的前提条件，而不是市场经济的重要内容；二是资源配置主体是市场，而不是政府；三是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上，才能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四是宏观调控主要运用经济手段，而不是主要运用行政手段；五是中央才有宏观调控权，而不是各级政府都有宏观调控权。起草小组组长温家宝赞成我的建议，将原来的表述修改为“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这个表述最后经过了中央的同意。



为何要进一步解放思想
　　财新记者：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说明中指出，“要有新突破，就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一些思想观念障碍往往不是来自体制外而是来自体制内。”怎么理解这些话？
　　高尚全：35年改革开放的过程也就是解放思想的过程。每次改革开放的重大突破都是以解放思想为先导。只有解放思想，才能实现体制创新和理论创新。比如，“商品经济”概念的提出，就是解放思想的结果。我记得当时首先提出商品经济理论的是在广东工作的经济学家卓炯。1979年在无锡召开的社会主义经济价值规律讨论会上，也有人提出商品经济的意见，还有国务院财委改革小组也提出类似的意见。这些见解没有被中央采纳，没有进入到中央的决策。1983年，在“清除精神污染”运动的背景下，在党报上对“减少指令性计划、增加指导性计划”的看法，开展了有组织的批判，强调指令性计划是计划经济的标志，还把商品经济、指导性计划作为“精神污染”来清除。1984年开始讨论十二届三中全会究竟开什么内容时，邓小平同志说最理想的是要搞一个改革的文件，十一届三中全会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都起了很好的作用，这次三中全会能不能搞一个改革文件，这个文件将对全党起到巨大的鼓舞作用。他说就搞这个文件，别的不搞了。根据小平同志的意见，中央成立了文件起草领导小组。起草小组在第五稿的时候把草稿发到中央各个部门、各个省市自治区征求意见。当时国家体改委提出，在讲到改革要建立新模式的时候，应当明确提出我们的经济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1984年9月10日，时任国务院总理给中央常委写信，提出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三点意见，指明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为基础的商品经济，计划要通过价值规律来实现。邓小平、陈云同志在他的信上画了圈表示同意。9月11日，中央召集了在京中央委员、候补委员、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中纪委委员、中央各部门的主要负责同志、各省市区、各大军区同志，还有26个大企业的负责同志，共约1500人，认真讨论了征求意见稿，把原稿第四部分“改革计划体制、自觉运用价值规律”的标题改为“自觉运用价值规律，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
　　再比如，十七大报告提出，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这三者既要相互协调又要相互制衡。过去，有人认为这是资本主义的东西，现在理直气壮写到中央文件上了，这是思想解放的结果。回看改革开放30多年的历程，围绕姓“资”姓“社”、姓“公”姓“私”意识形态领域的争论很突出。要先问一下姓“资”姓“社”，标准是停留在本本上，停留在老祖宗说过没有。
　　例如搞股份制，有人说这是资本主义的，后来就去看经典著作上有没有。幸好，马克思对股份制有过论述，所以就有了勇气去推行。反过来看，假如老祖宗没有讲过，怎么办？我们对老祖宗的要求太苛刻了，哪能要求他预言100多年以后的事情。我们曾经历过农村困难时期，不准农民养猪养鸡，不准有自留地，不准有农贸市场，更不准养牛，也不许农民买手推车，因为牛和手推车是生产资料。因为本本上说，生产资料公有制才是社会主义，不管其宗旨和目标究竟是什么。时至今日，还有个别国家，为了坚持“社会主义”不让农民养牛。现在觉得很可笑，但我们过去也经历过。35年的改革开放，经验教训都很深刻，我们必须认真总结。


改革如何落实
　　财新记者：下一步，改革的设想如何落实是大家目前很关注的问题，对此你有什么建议？
　　高尚全：习近平总书记最近强调：“实现党的十八大确定的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这个理念应落实到改革发展的全过程。看看越南的改革，也许对我们有所启示。越南的改革起步晚，但步子大。
　　上世纪80年代我任国家体改委副主任时曾多次向越南领导人介绍我国改革的情况。如今，他们的做法值得我们注意。越共在召开第十次代表大会时，提前两个月就把大会报告发给全民讨论。今年，越南要修改宪法，以民主的现代化的文明社会作为核心理念，开门征求全党、全国人民的意见，目前共收集到了2600万条意见和建议，大大激发了人们的改革激情。我在参加起草十五大报告时，曾提过中央文件起草方式的改革建议。时至今日，我仍认为有改革的必要，有两个问题值得重视：
　　一是，如何进一步发挥智库的作用。我国已建立了不少智库，它们将在改革发展中起到越来越重要的参谋作用。为此，建议中央选择四五个智库，限期交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方案。这样可以调动智库的积极性，各智库之间开展竞争，提高智库的学术水平；起草小组和智库两条腿走路，可以丰富中央文件的内容。
　　二是，如何进一步激发广大党员、干部参与改革的积极性。在互联网时代，利用好现代信息工具，又坚持保密的情况下，建议设立一个专门的电子邮箱或者网站，广大党员、干部可以通过这个电子邮箱或网站为改革献计献策，使中央文件起草的过程成为广大干部群众参与的过程，也是形成共识的过程。

竞争法学家黄勇：竞争政策应成为基础性的经济政策
2013年12月05日 财新网

精英访谈嘉宾：黄勇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竞争法中心主任、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专家咨询组副组长



　　财新记者 杜珂
　　2008年8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下称《反垄断法》）开始实施，迄今已有5年。《反垄断法》实施的效果如何？在改革全面深化的背景下，《反垄断法》应当、能够发挥什么作用？就这些问题，财新记者采访了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竞争法中心主任、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专家咨询组副组长黄勇教授。
　　作为《反垄断法》及配套规章制定的全程参与者，黄勇一直密切关注《反垄断法》实施的进展。黄勇认为，这部可以说是在逆境中实施的法律，其作用的发挥一开始就受到了很大的制约。他指出，破除行政垄断不仅仅需要《反垄断法》，还需要政治经济体制的顶层设计变革。针对社会各界要求打破垄断、促进竞争，加快基础产业领域改革的呼声，黄勇表示，改革的切实推进会为《反垄断法》的实施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而《反垄断法》则会为改革的落实提供可操作的空间和有效的政策工具。
五年执法在逆境中成长
　　财新记者：《反垄断法》从2008年8月开始实施，至今已经五年了，你怎么评价其执法效果？
　　黄勇：五年来，在这样一部市场经济的基础性法律的实施初期，应该说《反垄断法》的发展受到了很大的制约，从国家的经济政策工具组合和法律本身应该发挥的作用来讲，都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出现这种局面，有几个原因。首先是《反垄断法》开始实施之时正遭遇国际金融危机，中国政府沿袭传统，更多地采用了行政力量，运用产业政策工具来应对危机。由于《反垄断法》是对市场失灵的矫正，以保证市场的充分竞争，在中国又承担着打破行政垄断的责任。随着某些领域市场化的倒退，《反垄断法》实施的基础性条件无疑被削弱了，可以说，《反垄断法》是在逆境中实施的。
　　虽然宏观环境不佳，但是五年来的实施还是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就国家发改委、商务部和国家工商总局三家的执法而言，国家发改委查处了液晶面板案、奶粉企业价格垄断案等颇具社会影响力的案件，商务部审查了700多个经营者集中案件，工商总局也查处并公布了利乐案等20余起案件。此外，法院系统也受理了大量的反垄断民事诉讼案件，特别是2012年《反垄断法》司法解释出台后，相关案件量呈井喷式增长，锐邦涌和诉强生、华为诉Inter Digital等案件的审理更是引起了社会的强烈反响。反垄断法的执法、司法产生了良好的宣传和普法作用，全社会开始逐渐认识到《反垄断法》的作用。
　　当初，在《反垄断法》的立法阶段，除少数经常牵涉反垄断问题的跨国公司比较关注法律起草之外，国企、民企和行业协会并没有表示广泛的关切。《反垄断法》实施之后，国外一些大公司一直跟进反垄断法的发展，不断与政府和学者交流。直至目前，一些国有企业也意识到这部法律的重要意义和深远影响，逐步开展《反垄断法》培训，参与学术、实务座谈会和研讨会，制作合规手册。我很高兴看到这样的变化。当然，也必须认识到，这还仅仅停留在《反垄断法》的普法阶段，离发挥其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宪法”和“自由企业大宪章”的作用还相差甚远。
　　要充分发挥《反垄断法》应有的作用，还必须在改善宏观外部环境、消除专业和技术屏障、提升社会认识水平和决策层重视程度等方面有所作为。而将包含《反垄断法》在内的竞争政策上升到国家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顶层设计，则是重中之重。


竞争政策要上升为顶层设计
　　财新记者：《反垄断法》中已经将竞争政策法定化，并规定了由反垄断委员会“研究拟订有关竞争政策”。为何提出要将竞争政策上升到顶层设计的高度？
　　黄勇：《反垄断法》是一部保护竞争的法律，在成熟市场经济国家，它主要针对的是经济垄断，防止企业通过合并、实施垄断协议或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等行为，破坏竞争格局，损害消费者利益，阻碍产品、服务质量改善和技术进步、创新。比较而言，中国现阶段存在的竞争性不足的问题与发达国家不同，主要体现在电信、金融、电力、铁路运输等垄断行业：由于正处于从计划经济转型到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历史遗留下的通过行政命令、政策、法规所产生的市场格局，还存在着诸多市场进入壁垒，导致竞争性不足。政府主导下的垄断力量本已成坐大之势，又遇到了国际金融危机，有形之手被进一步强化。因此，竞争政策的实施，首先需要国家在政策层面打破垄断，放宽进入，保证市场的竞争性。这也就需要继续深化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改革。
　　就竞争政策的具体制定来说，根据现行的行政体制和有关部门的职责分工，其决策由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多个成员单位共同参与、分头管理和协调执行。成员单位大多为各个行业主管部门，本身就要负责本行业产业政策、监管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同时兼顾与竞争政策的协调，这就存在一定的困难。《反垄断法》的执法机构也面临着类似问题，商务部主管的贸易政策、外资政策要与竞争政策协调，国家发改委负责的宏观调控政策（产业政策）要与竞争政策协调。在实际运行中，竞争政策在这些部门的政策制定体系中的地位是很弱的。
　　财新记者：在你看来，如何将竞争政策上升到顶层设计的高度，成为国家的基本经济政策？
　　黄勇：从根本上来说，竞争政策应当是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经济政策（或主导性经济政策）。这一年多来，我在多个场合给政府官员培训的时候，首先就讲竞争政策是怎么回事。简而言之，竞争政策就是放松管制、开放和市场化。在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基本的经济政策包括财政政策、金融货币政策、贸易政策和竞争政策。在中国，宪法已经确立了国家实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当前，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整体来看，大部分商品和服务的市场化程度已经相当高，竞争政策已经在发挥作用。但是，在基础产业中，比如电力等7大行业，还是封闭和垄断的或者是部分垄断的。虽然中央的多次文件都强调要在这些垄断行业逐步引入竞争机制，推进市场化的进程，但一直很难做到。比如盐业专营，我参与这方面的改革论证方案已经若干次了，1995年国家放开工业盐市场后,就应该遵循国家的法律法规执行。但至今，工业盐市场还是走不出垄断怪圈。这些情况说明，竞争政策在国家的经济政策中的位阶是很低的，尚没有被列为基础性政策，而产业政策则不断被推出，被视为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灵丹妙药。
　　实际上，产业政策带给企业影响的往往不是“向市场看”，而是“向政府看”——这源于计划经济时代的治理惯性。在这方面教训很多。以光伏产业为例，光伏产业的市场百分之八九十在国外。如果是“向市场看”，作为企业的老板，你即使手中有10亿元，也会考虑到整个市场的供给与需求、海外市场的法律和贸易风险、投资的效益等问题。特别是大家都在蜂拥而上之时，更是会谨慎评估继续上马项目的风险与收益。但如果是“向政府看”，企业就会做出非市场化的选择，产业政策运行的逻辑是财政拿出一部分钱，按照行政级别层层下拨。企业一天到晚盯的都是政府的钱，为获取各级政府财政补贴、国有银行贷款，盲目扩大产能，低价向海外出售产品。结果，光伏产能短时间内迅速扩张，遍地开花，不仅引致欧美“双反”调查，企业本身也亏损累累，面临破产。
　　要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的绝大部分产业迟早要全面开放，只有国内市场充分竞争，不断培育良好的国内竞争环境，让好的企业在竞争中脱颖而出，才能够拥有强大的国际竞争力。中国的互联网行业就是一个依靠竞争促发展的典型。在中国众多行业中，互联网行业是极少数在完全竞争的环境下发展起来，并能和美欧同行一较高下的行业。随着业务发展的不断推进，根据市场规律，互联网企业必然渗透到传统行业，特别是传统的垄断行业中，与这些行业中的国家队展开竞争。例如，当前许多互联网公司正积极向金融领域拓展，第三方支付、P2P贷款等业务蓬勃发展，与银联、传统银行展开竞争。同样，在电信行业，微信所带来的竞争和挑战，正在促使电信产业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在互联网行业渗透传统垄断行业的过程中，必定会冲击之前的利益格局，由此可能引发大量限制竞争的行为，《反垄断法》将成为一个有力的武器，保护竞争，激励创新。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当出现新的事物、新的技术和新的商业模式出现时，政府的公共政策选择一定要谨慎，首先要看既有法律能否加以规范，而不是选择压抑、打击，更应该抱着开放的态度，因势利导，迎接有可能蕴藏的意想不到的经营模式创新。
　　本届领导集体强调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提出“政府的归政府，市场的归市场”。现在正在减少审批，朝着市场主导的资源配置方式来推进改革。如果能够从现在开始，将竞争政策作为基础性的经济政策，与产业政策同等对待，甚至优于产业政策，中国的发展才有可能朝着成熟的市场化、法治化的方向切实迈进。
　　当然，短期内，竞争政策不可能完全取代产业政策。在最低限度上，我们在制定产业政策的过程中一定要树立如下思维：产业政策的制定、实施和评估一定要加入竞争政策的理念和保障。比如，政府拿着纳税人的钱任意补贴国有企业，是不可以的。必须经由人大通过，并在公共预算账目中明示出来，且要评估补贴绩效。相反，如果竞争政策只被认为是一项一般性的政策，甚至还提不到一般政策地位，《反垄断法》发挥的作用就会比较局限。
　　还需要强调的是，不管是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贸易政策，还是竞争政策、产业政策，法治的保障都至关重要。对比金融危机爆发之后的中美救市举措，美国最初提出的7000亿美元救市计划和中国4万亿元人民币的救市计划，由于程序不一样，实施的效果就很不一样。在美国，谁来提出这个问题，谁来讨论，谁来审议，谁来批准都有法可依，虽然没有我们行政主导“有效率”，但从长期来看，更有效益。
　　财新记者：在这个过程中，《反垄断法》能够发挥哪些作用？
　　黄勇：《反垄断法》能够解决很多技术性的问题，比如光伏产业在国内要打通电网，《反垄断法》就可以发挥作用，就可以调查电力企业有无拒绝交易、排他性交易，有无歧视性待遇等违法行为。比如金融改革放开一小部分利率之后，各家银行不能就放开的部分进行合谋达成固定价格协议。比如油价，《反垄断法》就可以发挥作用，对油企在政府指导价范围内实施的价格跟随、价格挤压等行为予以制裁。
　　财新记者：国家发展改革委从2011年即开始调查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涉嫌宽带接入领域垄断，但至今依旧没有下文。是否意味着垄断行业的“硬骨头”啃不动？
　　黄勇：这个案子还没有结，还不能给出全面的评估，但已明显释放出积极的信号，第一，说明了垄断行业不是法外之地；第二，触动到央企；第三，该案涉及到广大的消费者的利益；第四，整改产生了积极的效果，示范效应明显：网速有所提高，市场有所开放，企业有了守法的意识。

如何提高执法效力
　　财新记者：当前，反垄断行政执法效力的提高面临的关键问题是什么？行政垄断执法是否能够落到实处？
　　黄勇：就执法效力的问题，我依然坚持立法阶段的意见。当时，专家的意见是一致的，就是希望行政执法机构相对独立、统一、专业、权威。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执法的职能分散于三家机构，并没有实现专家们的愿望。目前，国务院正在研究和开展新一轮的行政体制改革，本轮改革凸显了系统设计、有序推进，和职能整合、科学配置的特点。要提高执法效力，就要借着本次行政改革的东风，建立一个部级的、相对独立、统一、专业、权威的执法机构，充实人员、加强专业性、提高执法透明度，大力推动竞争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使其成为国家重要的基础经济政策。这是对国际执法机构成功经验的借鉴，也是对国内市场化改革需求的最好满足。
　　《反垄断法》的执法，除了审查涉嫌垄断协议、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以及经营者集中这三类经济垄断行为，还需加大对具有中国特色的行政垄断的查处力度。行政权力滥用形成垄断是中国的一大特色，这不是单靠《反垄断法》能够解决的。《反垄断法》写入对行政性垄断的规制是一件好事，全国人大最后把这一章保留就是胜利。当初立法讨论法律责任时，有人提出一定要有罚款撤职的惩罚条款。在我看来，只要将行政性垄断纳入《反垄断法》的适用范围就是胜利，因为迅速转变一个体制是不现实的，直接将案子提交到人大也不现实。根据《反垄断法》，执法机构有调查相关案件的权力，对涉嫌违法行为进行定性的权力以及对涉案行政机关的建议权。虽没有罚款、撤职的权力， 但可以去调查、认定违法、公开曝光、建议上级去处分。官员就怕业绩不好，媒体一公布，“杀伤力”和“威慑力”也是很大的。■

中国医改应借鉴“价值议程”战略
作者：章滨云 2013年12月09

　　医疗改革在世界各国普遍都是挑战和难题，其困难在于要在各方之间取得均衡，即，既要满足不同收入层次民众日益增长的医疗健康需求，又要控制医疗费用快速而不合理的增长，还要确保医院健康可持续的运行，使医疗卫生系统与经济、社会实现协调发展。世界卫生组织专家提出用“公平（Equity）、效率（Efficiency）/成本控制（Cost Control）、质量（Quality）”三项原则来评价卫生系统的改革目标，这对各国的医改都有很好的导向意义。
　　由美国学者迈克尔?波特和托马斯?李撰写的《医改大战略》一文，着重就医疗系统运行效率/成本、医疗质量两个医疗界顽疾，介绍了如何围绕病人价值最大化为核心，开展6项“价值议程”变革措施。但在“效率与公平”、“微观与宏观”、“医疗改革与健康改革”这三对关系中，“价值议程”战略仅解决了一部分问题，尚有众多未涉及的领域。
　　1）“价值议程”战略推进了机构运作效率的提升、成本控制和医疗质量改进，但并没有涉及到医疗公平性的领域，更没有涉及到医疗民生的普遍性公平问题。
　　2）“价值议程”战略推进了医疗机构微观运作效率的提升和医疗机构间的合作。但这更多的是从市场角度考虑，并未涉及宏观医疗服务体系的整体构建，以及如何有效处理市场失灵的问题。在医疗网络建设中，文章更倾向于以大型医疗中心为基础配置医疗资源和合作网络，并没有从初级卫生保健（Primary Health Care）、基层卫生服务看门人（Gatekeeper）、健康管理等角度，审视服务体系是否更加经济适宜有效。
　　3）“价值变革”战略更注重的是临床医疗业务的高效运行，对于更经济适宜的预防保健的公共卫生工作，仅在延伸的角度上有所阐述，并没有从更高层面的“大健康改革”角度去搭建新的变革体系，总体是“医疗改革”，而不是“健康改革”。



“价值议程”战略价值何在
　　尽管“价值议程”战略存在上述不足，但它所倡导的“患者价值最大化”的理念，仍对中国医改有重要启示。尤其是对于中国医改的两个子系统——如何提高医疗服务体系的运行效率、如何实现高“性价比”的医疗保险体系运作，更突显了这一战略的操作价值。我们具体可对照“价值议程”的6个方面进行说明：
　　整合医疗单元：从供方的按科室就诊模式，转向以患者疾病为中心的跨部门诊治单元（IPU），并延伸到健康教育、生活方式指导等领域，这对于病人是有极大的价值。这一措施目前在国内肿瘤诊治领域已有推广实施，类似的叫法是多学科综合治疗协作组(multidisciplinary team，MDT)。例如一个乳腺癌病人，在何时机选择手术、放疗、化疗、内分泌治疗、靶向药物、中医中药、生物治疗，原来是各自为政。乳腺癌多学科综合治疗协作组，即转变到以患者疾病为中心，根据所处阶段，建立新的SOP诊治指南。整合医疗单元对于病人来说无疑是好事，亦可确保医疗质量规范，控制医疗费用的无谓浪费。当然美国IPU模式已然进一步应用到全科医疗和慢病领域，需要引起我们的持续关注。
　　衡量每一位患者的疗效和成本：在成本方面，最关键的变革是推进了医疗作业成本法，并以时间来衡量技术劳务价值。这个方法，是以病例为基础根据作业链条和必要时间来进行会计核算，有利于建立病例成本核算机制和接轨以病例为基础的医保结算方法，从而通过比较来提升本机构的竞争力。
　　对于中国医院而言，在日益推进精细化运营管理的过程中，如果每家医院都能关注自己的综合疗效KPI指标体系，关注每一个诊治病例的必要时间作业成本，树立“性价比观点”，这无疑能够大幅提升医院自身的科学管理水平，也可藉此在医保定点和支付中取得竞争优势。在这方面，民营医疗机构的积极性将大大高于公立医院，亦大有可为。从更为宏观的层面上推进这一项医疗服务“性价比工程”，将极大提升中国医院的科学管理水平。
　　转向打包支付模式：各类医保支付方式各有利弊，按项目付费往往服务较好、费用难控；按服务人头付费、按病种付费则可较好控制医疗费用，但往往服务质量参差不齐。如果能完成上文提到的以疾病为基础的多科协作单元IPU、疗效的综合评价KPI、病例为基础的时间驱动作业成本等工作，就可以为医保机构推进打包支付模式打下很好的管理基础。对于打包支付模式，医保部门无疑是欢迎的，主动适应的医院也会从中尝到甜头。打包支付模式一定会成为中国医保系统下一步前进方向，但要发展到这个阶段，则首先需要在IPU、疗效评价、作业成本等基础管理以及IT系统管理支持等关键技术环节上台阶。
　　整合医疗供给系统和扩大地理覆盖：美国医疗机构间的合作网络早已广泛形成。大型医学中心、社区医疗机构、诊所、康复护理机构等，无论按照病种和业务条线，还是基于地理区域，都需要建立相互转诊体系和有效内在合作机制。在价值议程的背景下，推进上下游各机构间利益链整合，将更具有市场化意义。
　　特别需要提出的是，此项工作的重点在于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和双向转诊体系建立，如果过于市场化，就会抬升医疗费用。因此，医保支付制度的梯度设计，以及管理体制对医疗集团利益驱动的抑制，就尤显重要。
　　在中国，管理层正在城市地区间进行纵向医疗集团和横向医疗康复护理联合体的建设，但医疗合作网络更多是以“医院集团”的形式出现，且具有浓郁的行政化色彩。对此，新加坡的医院合作网络形式值得中国借鉴。其模式为，在政府指导下，由多个医院、专科中心、社区多科诊所进行医院重组计划，能够有效避免过于市场化和过于行政化。
　　建立辅助信息系统：整合医疗单元、衡量诊治成果及成本、理顺作业链、实施打包支付、搭建跨区域合作网络等各个环节，都离不开IT系统的广泛支撑。工作流的推进、管理流的理顺，会促进数据流、信息流的整合，IT系统的推进也会反过来促使管理工作更加规范有效。但在医疗数据的海量化、碎片化状态下，管理的精细化和工作的标准化，就基本无实现可能。中国医院目前已有HIS、LIS、PACS等系统获得广泛使用，但信息系统辅助运营管理和决策，特别是在促进上述各项变革方面尚需努力。因此，在整个国家层面上，更需要对医疗信息系统的建设和运行，进行卓有远见的顶层设计和系统规划。


中国医改的现实问题
　　中国医疗系统普遍存在着“看病贵”和“看病难”的难题。长期以来，医疗服务成本居高不下，医疗费用快速上升导致病人、保险机构压力巨大；同时，病人看病非常麻烦，医疗组织内部普遍存在着按系统按器官诊治的“铁道部各管一段”现象，医疗组织外部机构之间存在转诊和衔接困难等。此外，在医疗公平、公共卫生、宏观领域三个方面，中国医改存在的问题也显而易见，有待深化解决。
　　在公平性方面，中国已在农村地区把新型合作医疗的覆盖率提升到95%以上，保障程度逐年提升，从而在中国5000多年的历史上第一次建立了全民医保的框架。同时，在“县-乡-村”三级医疗保健网的重建上，政府财政也进行了大规模硬件投入。不过，仍有医保费用控制、服务体系效率提升、全科医生服务能力提升等深层次问题有待解决。
　　在公共卫生领域，目前建立的“国家-省-县”疾病预防控制三级组织网络在传染病控制、卫生应急事件处理上发挥了很显著的作用，但在常规疾病、慢性病管理领域，尚面临与医疗服务体系、保险体系有效整合的问题。
　　在宏观政策层面，各级政府都把医疗民生的改善作为优先考虑的重大公共问题，尽管推进的力度和决心有目共睹，但推进的广度、深度、成效有所不一。目前的难点在于公立医院的改革。作为医疗保险支付的对象、医疗服务体系的主体、药品流通改革的载体、社会各方关注的焦点，公立医院能否建立起现代医院制度，是中国医改进入深水区后，必须下决心打好的决定性攻坚战。
　　总体而言，中国医改所面临的医疗投入与服务产出的效率、成本、质量等问题，并不独有。“价值议程”战略提出的治疗医疗系统运行效率/成本、医疗质量两大顽疾的措施，其目的就是，通过医疗服务让病人感受到“性价比”的好处、让医院尝到“性价比”的甜头、让保险机构愿意以“性价比”来实现更高利益和市场推广。这一思路值得中国医改专家重视思考。
　　推进“价值议程”战略变革工作的难易程度，与是否局限于一个医疗组织内还是涉及到整个系统有关。在医疗组织内部，包括整合医疗单元、综合测量患者疗效、计算病例的时间驱动作业成本、管理和运营IT辅助系统等可以变革的内容，应当优先推进。而在医疗组织外部，则需要进一步推进整合医疗供给系统、扩大地理覆盖。这其中需要更好地借鉴新加坡卫生系统的经验，以有效避免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在医保系统方面，最难但最具有动力推进的是医保部门的打包支付模式，在技术层面，需要前述的数据基础，在管理层面，则需要对支付模式进行变革创新。
　　章滨云是复旦大学医院管理研究所副所长。

跳来跳去的狐狸
何帆


1988年11月16日，爱沙尼亚议会宣布脱离苏联独立。爱沙尼亚的面积只有4.5万平方公里，还没有美国的缅因州大。苏联的国土面积有2240万平方公里，爱沙尼亚只占苏联的千分之二。一只小小的螳螂竟然敢在坦克面前示威。奇怪的是，坦克居然停了下来。更令人奇怪的是，坦克随之突然散架。不到三年，不可一世的苏联几乎在一瞬间土崩瓦解。1991年12月25日晚19点38分，印着镰刀斧头的苏联国旗在沉沉夜色中，最后一次在克里姆林宫前降下。

苏联解体堪称20世纪最大的政治事件，但几乎没有一个社会科学家，哪怕是瞎蒙，预言过会发生这一幕。1987年，著名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出版了他的名著《大国的兴衰》。当时，他谈到了苏联内部存在的各种问题，但最让他担心却是美国的衰落。苏联解体，让全世界的国际政治学者集体失语。

当时还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任教的心理政治学家菲利普·泰特罗克（Philip Tetlock）却丝毫不觉得奇怪。他从1987年就开始研究学者们关于国内政治、经济和国际关系的预测，比如，海湾战争会不会爆发、日本房地产泡沫会不会崩溃、魁北克是否会脱离加拿大等等。2005年，他把自己研究了十几年的心得写成了一本书：《专家的政治判断》。泰特罗克的结论非常清楚：从总体上看，专家的预测明显地比群众的预测差。泰特罗克发现，当政治学家说一件事情绝对不可能发生的时候，平均而言，这件事情发生的概率有15%。当政治学家说一件事情绝对会发生的时候，平均而言，这件事情就是不发生的概率有25%。当然，如果是一对一，一个受过专业训练的专家会比门外汉更有发言权，但一群专家和一群普通公众相比，专家一点优势都没有。假设群众数量很多，他们的判断和预测又都是独立做出来的，那么群众反而会比专家更聪明。

矮子里面也能挑将军。泰特罗克发现，尽管专家们都很笨，但笨的程度有所不同，有的人会笨得少一些，有的人会笨得多一些。他把专家分为两个类型。一种叫“刺猬型”学者，一种叫“狐狸型”学者。什么叫狐狸型和刺猬型的学者？这个典故出自古希腊诗人阿齐罗库斯（Archilochus）。他说：“狐狸知道很多小事情，刺猬知道一件大事情。”后来，英国哲学家伯林在一篇谈俄国作家托尔斯泰的文章中，借用这个比喻，把很多作家按照他的理解分成了刺猬和狐狸。

刺猬们相信，在纷繁复杂的表象之下，有一个亘古不变的基本规律，这个规律影响着整个社会。只要你发现了这个规律，历史的迷雾就顿时消散。弗洛伊德肯定是一只大刺猬。在他看来，什么都是潜意识、性冲动。你把他带到天安门广场，他都会说，对对对，人民英雄纪念碑就是阳具崇拜的潜意思。在我的经济学同行中，也有一大批是刺猬，他们坚信市场总是比政府聪明，不管什么事情出了问题，比如春运买不到票、火车脱了轨，甚至汶川有地震，他们都会告诉你：你看，我说的吧，这就是因为政府干预。说实在话，刺猬有刺猬的优势。“刺猬”更容易成为学术大师或公共知识分子，他们有“深刻的片面性”。但正如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心理学家卡尼曼所说的，一旦你接受了某种关于世界运行方式的理论并坚定不移地信仰它，你就很难发现世界的本来面目了。

狐狸们则天性多疑，对什么都不会全信。他们经常变化，喜欢向别的学者和别的学科学习，随时准备修正自己的看法。如果看到的实际情况和原本相信的理论不一样，他们更愿意怀疑理论错了。他们不敢相信一个基本规律能左右整个世界，这个世界一定是充满了反例、异常、错误和混乱的。你问他们一个问题，他们总是会给你模棱两可的答案。这一点尤其惹人讨厌。

在电视上、网络上影响力更大的往往是刺猬。这跟电视和网络的需求有关，也跟专家的性格有关。电视和网络要吸引眼球，需要那种斩钉截铁的说出惊世骇俗的观点的专家。越与众不同，越容易引起轰动。刺猬们往往更大胆、更激烈，说话底气更足。在电视和网络上，狐狸们却显得很无趣。亮出你的观点，旗帜鲜明一点，好不好？但狐狸们却说话含混，躲躲闪闪，观点听起来前后矛盾，真是一点自信心都没有。

为什么看来底气不足的狐狸们，做预测的时候可能比底气十足的刺猬们表现更佳呢？你得承认，认识到自己的无知，是最大的智慧。人们总容易犯的错误，就是过度自信。谦虚、低调一点总是没错的，修正自己过去的观点也不是什么丢人的事情。凯恩斯曾经有一句名言：“当实际情况发生变化的时候，我的想法也会随之改变，但是先生，你是怎么做的呢？”

狐狸还有一个好处，那就是他们能传播思想的种子。我们可能会以为科学研究像叠罗汉一样，后来的学者都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但科学研究的实际进展要混乱得多。有很多错误的研究大行其道，也有很多有真知灼见的观点却湮灭无闻。2005年，一个医学研究者John Ioannidis发表了一篇很有争议的论文《为什么大部分发表的研究报告都是错的》。他声称，医学杂志发表的大部分研究成果，在现实中都是错的。后来，贝尔实验室证实了Ioannidis的判断，他们试着在实验室里重复医学杂志论文中的实验，结果发现，有三分之二的实验都无法得到论文里的结论。还有更离谱的。1994年，《糖尿病护理》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论文，叫《测定糖耐量的总面积和其它代谢曲线的数学模型》。注意，这篇论文想要讨论的是如何测量曲线下的面积。想起来了吧，这就是你大学时学的微积分。这篇论文“重新发明”了17世纪牛顿和莱布尼茨的成果。就是这样一篇文章，不仅堂而皇之地发表了，还被引用了上百次。

但那些正确的思想却不会马上流传起来。物理学家普朗克曾经说过，“一个新的科学真理的发扬光大不是通过让它的反对者们信服，让他们看到真理的光明，而是等到那些反对者最终死去，等到熟悉真理的新一代成长起来”。普朗克说得也不对，年轻学者跟老年学者比，并没有显出更快地接受新生事物的倾向，他们甚至更容易被权威和传统俘虏。于是，我们常常可以看到，有些知识被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现”。

1999年，阿尔伯特-莱兹洛·巴拉贝西和他的合作者发表了一篇著名论文，讲的是一个叫做“偏好依附”的模型，他巴拉贝西和他的合作者用漂亮的数学模型证明了这一点。可惜的是，他们并非第一个发现这一现象的。20世纪70年代，一个叫德里克·普赖斯的科学计量学之父就已经指出了这一点。普赖斯也不是最早的首创者，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家的管理学家赫伯特·西蒙在20世纪50年代就有了这个想法。证明了在关系网（比如在社交网络上）中，人脉广的人所拥有的人脉会越来越广,难怪一个叫史蒂芬·斯蒂格勒（Stephen Stigler）的统计学家提出了“斯蒂格勒命名定理”：“没有一项科学定理是以其发现者的名字命名的”。“斯蒂格勒命名定理”也不例外，最早说过这句话的是科学史学家罗伯特·默顿。

学者们也生活在人际网络中。斯坦福大学的社会学家马克·葛兰诺维特（Mark Granovetter）提出了强纽带和弱纽带的概念。通过强纽带和我们联系在一起的人是我们的父母、配偶、最亲密的朋友等。通过弱纽带和我们联系在一起的是你在中学和大学里其实没有说过几句话的同学、生意场上的客户、网络上互粉的网友等等。强纽带和弱纽带各有其功能。葛兰诺维特发现，弱纽带能够跨越不同的群体，形成更广泛的网络。有时候，办起事情来，弱纽带反而好使。他调查了求职者和介绍人之间的关系，发现大部分都不是强纽带，而是弱纽带。这就是弱纽带的力量。但葛兰诺维特认为，弱纽带有助于维系社会关系，却无法传播思想。

这就带来一个问题，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自己的知识的山洞里。在一个领域内众所周知的事实或解决方案，对另一个学科可能是闻所未闻的。人类已经积累起来的公共知识，却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被隐藏了起来。只有当这些知识被全面认识和利用之后，新的理论才能创建。但这不是靠一个学科内部的学者大量阅读文献就能实现的，促进创新的最好办法就是有很多狐狸，从一个领域跳到另外一个领域，腿上沾着各种花花草草的种子，把他们传播到各地。再假设土壤和气温适宜，这些种子就可能在新的地方生根发芽。

刺猬或是狐狸，你是哪种类型的呢？

我是一只狐狸，一只跳来跳去的小狐狸。不断地变化，是我的人生哲学。

作者注：Philip Tetlock，2005, Expert Political Judgment:How Good Is It? How Can We Know,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中译本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书名为《狐狸与刺猬：专家的政治判断》。关于知识是如何被遗忘和隐藏的，可参考阿贝斯曼，《失实：为什么我们知道的一切，有一半可能都将是错的》。书中提出了知识的“半衰期”，作者的测算是，物理学知识的半衰期是13.07。经济学知识的半衰期是9.38，数学知识的半衰期是9.17，宗教知识的半衰期是8.76。这说明我在研究生阶段学的经济学早已过时了。但很奇怪的是，宗教知识的半衰期怎么会比经济学还短呢？

i黑马：东莞制造业面临危局折射创新企业对传统制造业的倒逼


i黑马观察到，中国经济的转型，创新企业对制造业的倒逼，多重困局让制造业举步维艰，而这些危机都在东莞这个倍受争议而制造业又空前发达的地方爆发。
东莞，浓缩了五年来，中国制造业的变迁史，凸显了中国经济体系的变化——创新，将倒逼传统制造业！
2008年的金融危机，东莞的制造业，十停去了三停，产业工人一年中丧失160万人，但东莞仍然维持着庞大的制造规模。
事实上，2008的危机，只能算是一场急病，来得快，去也快，真正令企业难受的是现在，以及将长期需求不畅的未来很多很多年。简单讲，这一次，是一场慢性病，无法治愈，只能静养。东莞的制造业规模，将会持续缩减。
不必要惊慌，事实上，浙江区域比东莞难受得多，温州的打火机，十停已去八停。
未来几年的东莞的将会如何?
1、制造业的小微化将是未来的一个趋势。
这是一个人人都想当老板的时代，制造业的门槛已经变得很低，尤其是劳动密集型以及技术门槛较低的领域。原先有规模的这种类型的制造业，将难以为继。
2、企业的数量将大幅增长，但制造业的规模将大幅缩小。现在，跟任何一个老板谈未来，没有一个希望把企业做大，最多是想把企业做强，知识产权受到空前重视，产品创新也被倒逼不得不提上日程。低端加工业的小微化将化解供应的矛盾。
3、外资将持续看空中国制造，规模化制造业将持续缩减规模及数量。除了欧美资本的回流，台资及港资本就是低端制造的始作俑者，将会大批量倒闭。台资曾经在07年空前地达到60万家(全国)，现在只剩35万家左右，未来或许10万，或许5万，台资在大陆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港资更不用讲，比台资更不如，管理能力低下同时制造水平更加低下，加上港人较台湾人懒散，所以将来是全军覆没的概念，这里基本不用再谈港资。外资的撤离带来的是配套企业的大量倒闭，比如合俊玩具的倒闭或者金卧牛的倒闭，都连带拖累数百家供应企业或倒闭或缩减规模。现在在东莞，最便宜的是二手机械，CNC，注塑机，火花机，磨床铣床都是最便宜的时候——要创业来东莞，这个时候是进入门槛最低的时候。
4、出口受阻。事实上东莞制造甚至中国制造，所堆砌出来的出口数据大部分是外资企业在中国制造的产品走了一趟海关，然后得出的数据，真正的国内企业出口量，事实上很有限的，东莞制造中的本土，出口能力十分弱小，甚至不值一提。
5、内需持续扩展，东莞获益不多。企业小微化将压低制造利润，国内工资将持续上涨，消费能力有所增加，因为产品价格的再次下探，将令消费能力提升，所以国内需求会有一定程度上涨，但东莞制造得益不多。比如网购所涉产品，东莞获益的将基本集中在数码产品，但又远远比不上深圳。至少东莞基本没有开发能力。
6、企业转型难上加难，并不占据产品创新领先水平的东莞基本无法突围。
所以未来，东莞制造将风光不再!但制造业规模仍然较大，盈利能力持续低下，创新受阻。
（i黑马：在一个以创新为经济驱动力的国家，制造业的衰落是一种必然。在未来，制造企业只会沦为创新型企业的下线。i黑马观察到，很多创新企业已经用数据化等方式去控制制造工厂，让他们成为满足自己的各种设计需求的代工地，而不是像前30年那样，成为制造工厂的承销商。制造工厂将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流水线”，设计、品牌、流程将完全被创新企业牢牢控制在手中。
私家裁缝创始人邹好运对i黑马描述了这种未来：
现在的很多工厂就相当于在为我们服务。以前我们也有自己的工作室和设备，但是现在我的工人越来越少，我直接把工人派到别人的工厂，包一条生产线进行生产，成本就更低了。
一般工厂产能过剩，而且那些品牌订单又不足，所以就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机会。因为有大量数据，未来我们不会只有一个生产车间，一个工厂，我们会选择不同的工厂。比如说这个工厂适合生产这种版型，那我就会把这种版型放到这个工厂生产。以前我们有自己的设备的时候，一年的设备维护费就很高，而现在我们通过在别人的工厂里包一条生产线，用他们的设备进行生产，就省去了很多费用。
在他们现有的生产流程上，我们只需要增加裁剪的环节。所谓剪裁，也就是数据传输过去之后，我们按照数据进行剪裁。）
举一些实际的例子：
A、前几天去一个朋友那里，他专收二手设备，意外的发现，他的氩弧焊机堆满了一个仓，足了一百七八十台，都是日立松下林肯及三社，问他怎么搞了那么多，他说现在倒闭的企业太JB多了，收都收不过来，问我要不要，1000块一台，自己拿去修，或者拿两台同型号的去拆机组装一台好的出来，坏的还给他买废铁。我说你自己拆，变压器也值1000多了，他问谁要，堆在这里要付房租。无语了，原先一台最便宜的松下，也要2.5万，原来三社林肯这些，没三万四万下不来。
B、另一个朋友，专搞法院拍买的整厂设备，上个月收了一个注塑厂42台机，250T的20多台，300T的10几台，200T以下的有几台，350T的有几台，原来这些设备全新要值1300万，拍卖价格100万拿到手，平均一台4万元的价格往外卖，一周之内就处理完——创业的人大把人，原来在注塑厂里当师傅的，租个小门面，可以放三四台机，就开始创业了，所以机台非常好卖。前几天跟他去看一个港资厂，800多台注塑机，连同原料1500余万元(现价打7折)，总共3000万出售，要现钱，他自己没那么大实力，没收，被一群广东佬组合起来收购了。原先这800台注塑机投资超过1.8亿。
C、从前每个镇都有数家用工超过万人的企业，现在基本已经很难见到用工超过万人的企业。僵尸工厂现在也不少。一个朋友做塑胶原料，前几天被港资客户告知工厂难以为继，所欠145万被要求按3折还款，同样的经销商有300多家，涉及货款4000万元，去到工厂处理，设备已经被法院查封，这个老板还算有良心，没有跑路，积极配合处理后续资产，工人的工资及村委的房租以及政府要收的各种税费是不能拖的，只能坑供应商。
D、用工量持续降低，临时工、暑期工对象用工量加大。原因是定单不稳定。
E、厂房分租的越来越多。
D、房地产继续成为支柱，政府乐此不疲的开始打“三旧”改造的主意，目标对象基本都是工厂，特别是有价值地段的工厂。这在靠近深圳的几个镇尤其明显。腾笼换鸟压根就是个笑话。搞地产能换什么鸟进来，换的只是一些鸟人进来。
F、今年下半年经济有些许回升，但整体来说仍然十分困难。深圳厂往东莞搬迁的多，制造了投资蒸蒸日上的传奇，实际这是深圳房租大幅上升的必然结果，情况更令人担忧。但深圳即便这样仍然较有活力，深圳人才密集，山寨能力强，创新能力也不差，所以仍有活力。但深圳是职业环境最差的一座城市，所有去深圳的人都想着人生的奇迹，所以只要能够捞到机会，立即想着价值最大化，这方面体现在企业的人才流动性大，技术几乎无保密可言，商业道德，职业道德在深圳基本就是狗P，我认识一个老板做太阳能控制器，嵌入式芯片是这里面的核心部件，是我一个非常好的朋友帮他写的，这个老板可怜到每一次拿芯片都自己晚上12点以后到我朋友这里来拿，怕人跟踪，至于快递什么的，是绝对不允许的，哪怕一个芯片，也要自己上门来拿，他怕他的业务员及技术员知道供应商，分分钟自己跑出去搞出一模一样的东西出来。他说他只需要赚三年就够了，以后再不开工厂，他的产品早就有人盯上，只不过这个芯片的程序——我的这个朋友在嵌入式芯片的编程方面在深圳绝对是顶级的，一时没有人能够破他的程序——其实呢，他用汇编编的，现在这些刚出道的软件工程师恰恰不懂汇编，东想西想以为这里面有什么高深莫测的东西。这就是深圳的职业环境，看看艾默生就知道，这家公司里出来的人，办出过百家搞变频器的企业，直接把普通低功率变频器的价格拉到底——这行业也没得玩了。华为是做系统集成，所以被人模仿也不会产生什么影响。应该说深圳公司的开发能力在国内还是第一流的。哪怕山寨，现在也越来越有水平。
G、如上所说，东莞的大多数公司都缺乏自主创新能力，大部分是低端制造，未来公司小微化会进一步阻止创新能力——没有团队组合怎么创新?任何一项产品都涉及到很多领域的知识，不是一个人坐在屋里想就能够把全部事办明白的。现在要养一个技术团队，好难啊。我同学的企业，173号技术人员，每年光薪水要2400万，七七八八每年要花掉4000万。幸好他的产品已经做到国内一流，年销售额也差不多达到4亿，尚能支撑。小微企业是几乎不可能有这样的实力去支撑创新的，华为开的价码就算是应届生万元月薪，放到小型企业哪里付得起。所以东莞企业转型升级的希望不大。
H、创新的另一个风险是职业道德，我的一个朋友，开发一款产品，试验成功之后，开始写专利，等他把专利文件递上去，以为没什么问题了，过两个月去查询，发现与他一模一样的权利要求，产品说明，就是一样的专利文本，而且写都是他自己写的，在国家专利网上被公开了，一下傻眼了，被福建的一个人率先申请了，经一调查，竟然是在申请准备期间辞职的一个技术人员，让他十八岁的儿子作为权利人申请的。把他眼都急绿了。后来他仔细留下了这个人的工资记录，当初的劳动合同，以及后来询问这件事情时候的电话录音，等到专利生效之后，要打一场官司。这就是我们的职业环境。几乎已经无语了。人与人之间更加缺乏信任感，尤其是企业在下行环境当中的时候。老板对员工，员工对老板，均缺乏信任，企业可以做大做强的时候，员工与企业之前是可以有信任的，这个阶段就比较难。这样的从业环境，也同样令制造业难以为继。
J、人工成本仍然不断提升。在东莞，现在一个普工，包吃住没有3000，基本上是没人给你干的。加班固然是较长一点时间，但即便每天八小时五天工作制，你不付出2500以上同样没人给你干。身负一点技术的师傅、工位操作工，5000是最基本的。至于管理人员，这不好讲，你工位操作工拿5000，管理人员该拿多少?没8000你管得住这帮人?更重要的是：普工工资肯定还要上涨，这是根本没办法的。
我常说，现在干制造业，比在老家种地都不如，每天早上醒来，一两万就不见了，工资，房租、水电、税收压得人喘不过气来，但你永远不知道，这一单做完了，下一单在哪里。养几个业务员，但凡是建立了好的关系，自己一脚把老板踹了。现在二手设备到处都是。
制造业，不要说东莞，整个国家，都会面临一场很大的危机，我涉身其中，了解较多，以我体会，看待东莞的前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