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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公务员自述：每天擦桌子证明自己还活着


最近他没心情看书，而是在本上胡乱涂鸦。

“我不用坐班，几点都行。”约见面时间时，邱闻在电话里说。
11月初，一个工作日的下午4点多，他便提前等候在咖啡馆里。
他说“不用坐班”有两层意思：一是平日下午三点多钟，就可以回家，工作时间自由；二是在办公室，自己经常站着—总坐着实在腻味了，屁股痛。
采访时，这位当了两年多基层公务员的人民大学高材生，好几次语速飞快地插话打岔。他解释，成天和四五十岁的人坐在一起，特别想找一个年轻人说说话。
说到这儿，他搓了搓脑门，目光呆滞看向窗外，蹦出一句无厘头的话：“此情此景，我好像之前就亲眼见过，像大话西游里重返过去的片段。”两个多月来，他时常做这种电影闪回般的“白日梦”，推测可能是“每天重复单调的工作”造成的精神恍惚。
他试图与一种无形的力量抗争，让自己的公务员生涯“过得更有意义”。然而，他觉得快被打败了。
“不想累得跟孙子似的”
如果真的有月光宝盒，邱闻依然会坚持当初的选择。
从小到大，他一直努力成为“拔尖儿的那种人。”他的家乡在北京市一郊区县的农村，父母都是农民。高中成绩稳定在区重点的前三，顺利考上了人大。他的高考成绩，去清华北大绰绰有余，填报志愿时却并没考虑。
“万一差几分呢？我可不想复读。”他说。他认为自己是求稳的人，做最有把握的事儿，尽量规避风险。他承认，这多少在潜意识里影响了的求职选择。
大学四年过得很迷茫，一直“没想明白未来的路”。毕业季，班里的同学基本选择出国、读研深造，或者去外企、银行。家里并不富裕，他不打算考研。而外企工作压力大，他英语又差，也放弃了。
他随了大溜儿，拿到两个银行的0ffor，最终和建设银行签了合同。他并没有太大热情，“归根结底是个服务行业，每天的重复性劳动多，创造性工作少。”
在人大的图书馆，抱着公务员复习资料埋头苦读的人也不在少数。班上近大半同学都参加过国考，也有人成功进入了财政部、发改委等单位。他的老家，没有几个大企业，公务员被视为一个稳定而体面的工作。邱闻既想试试，又有点抵触，“也许是负面性的报道看多了。”
2011年2月初坐车回家，邻座一位大哥随口开导他：“不尝试一下，怎么知道实情。”邱闻琢磨—反正工作已经定了，那就试试呗。
两周后，他草草复习便参加北京市公务员考试。目标是一个镇政府的岗位。因为是郊区，竞争没有中心城区那么激烈，一共60多人报考。他以笔试第一，高出第二名10多分的成绩进入面试。本应是三取一，可排他后面的两个人没来面试，弃权了。接到录取通知后，他把一系列巧合归结为“命运的安排”。
他交了违约金，和银行解除合同，毕业后成为了一名基层公务员。
他并不觉得可惜。工作所在地离家不远，父母岁数大了，身体都不太好。姐姐妹妹都在城里，他可以每天回家照看、陪伴爸妈，“这比赚很多钱更重要。”
除了家庭，还有一个因素。在银行实习的时候，他时常看到客户冲着柜员、大堂经理争吵甚至责骂。如果他选择在银行工作，入职第一年，基本要在这样的环境下度过，还得天天站着。“我不想整天累得跟孙子似的。”他说。
座位之争
邱闻是几年来镇上唯一新入职的公务员。
他的部门是宣传信息科，负责信息发布管理和公文起草，一共三个人。
原来的科长调入区里任职，空出了个岗位。科长的职位，却暂时没人顶替。两位同事，一个不到三十岁的女士负责网站，是事业编；另一个女孩没编制，协助帮忙。
邱闻很快发现，两位同事态度不冷不热的。“按资历，她俩是我的前辈，比我有工作经验；按编制说，我是科里仅有的正式公务员，拥有升职机会，而她们没有。”
很自然的，年头最长的事业编姐姐，行使起“代理科长”的权力。
自己的第一篇消息稿，写镇秋季运动会。他按照网站上的范文，一句一句模仿。
交给“代理科长”过目，换来一阵痛批，说像“xx日，秋高气爽”这类表达，没有一点意义，删。一共两百多字，重写。他没吭声，照办了。可总觉得，那态度不像提意见，更像“杀威棒”。
好在，这类工作不算难事儿。科室里有台佳能350D的单反，他同时负责拍照片。原则就一条，无论会议或视察，必须保证领导在中间，避免拍到领导眯眼、走神。
除了本职工作，他还有兼职。比如，顶替一个副镇长的儿子参加高中会考。他心里不情愿，却不敢说出来。战战兢兢到考场才发现，监考老师根本不管。最后考了高分，副镇长一下记住了他。
邱闻越来越受重视。一有镇政府内部的饭局，就有几个部门主任招呼他坐在自己旁边。他一般会婉言谢绝，而选择和年轻同事坐一块。他想保持点独立性，不想站队。
麻烦还是找上门来。此前外出办事儿，接待单位向来都会安排车把他送回去。有次去采写一个偏远乡镇企业的先进事迹，不巧，受访的总经理有急事儿要处理，便撂桌上50块钱，说留给他打车，转身就走了。邱闻从没碰见过这种情况，身上又没带钱和公交卡，脑袋嗡的一声，懵了。
这分明是颗炸弹啊！他赶紧打电话求助“代理科长”。“你怎么能收钱呢！”不由分说，对方就给定了性。他立马追上去退了钱，硬着头皮，让人家从别处安排了一辆车。
回来时，组织部领导和“代理科长”等候多时，你一言我一语，开了个“教育批斗会”。“我本来就没接那钱，第一时间就汇报请示。”他挺郁闷，觉得“代理科长”“扣顶高帽子，还打小报告。”
不久，因为座位问题，引发一场暗战。
科室分为里外两个屋子，里屋以前是科长单独的办公桌，因为空着，邱闻来的时候便坐在这儿。某天，“代理科长”提议：“咱俩能不能换个位子？”邱闻搪塞过去了。后来，又问了好几次。他脾气上来，态度强硬地拒绝了。
他觉得自己早就默认了她的领导地位，没必要再搞这种形式主义。而且这事关尊严，如果退让，今后就别想在科里抬起头来。
此后，科室一有集体讨论，两位“前辈”的意见总和自己相反，他觉得被孤立了。直到第二年，部门又进了位公务员，邱闻主动和新同事“走得很近”，情况才有所改观。二比一变成二比二，形成微妙的平衡。他说话的嗓门，也渐渐大了。
以前，他最看不惯的，就是“拉山头”行为。
笔杆子是如何炼成的
一场硬仗，把邱闻磨成了全镇第一笔杆子。
他工作所在的镇，是新兴产业区的核心地带，享受到诸多政策资金支持，算是个明星镇，经常有领导来视察。
一次，一名中央领导要来镇里视察。这几乎是镇里接待的级别最高的领导，邱闻被指定写汇报材料。
邱闻是被逼着仓促上马的。这与大学里成天打交道的财务报表、金融理论已经没有“半毛钱关系”。
他必须得写好这份材料，因为“代理科长”和他，被要求各以一个重点村为对象写份材料，两份材料，择优录取。周日，邱闻参阅历年的资料，从早写到晚。然后由副主任修改，上交给镇领导，又转到区里。最终，确定采用他写的那份。
周一，镇党委副书记提出修改意见：结构还不够精简，重点不突出，“这次是高级领导来，得提炼出贴合其主抓工作的主题。”邱闻不敢怠慢，改完又请“代理科长”再修改。
第二天，副书记不满意，要求邱闻自己改：“像免费公共浴池这类事儿，别的镇都在做，已经不新鲜，删。”这次邱闻摸出点门路。当晚8点多改完，副书记比较满意，稍改便交由党委书记过目。书记做过十多年的文字工作，给不少升迁的领导写过材料，就挑出俩错别字。
“这是第五次”邱闻提醒自己，“仅仅是个开始。”
那一天下午，正要下班，副主任突然叫住他：“小邱，先别走，书记、副书记去区里开会，没准要传达新指示。”当晚，一位区领导到镇里开紧急会议，批评道：“没有魂儿，只有经验性的东西，没有总结性的东西。”坐两边的镇领导们，脸色很难看。最后，镇党委书记琢磨出“四个化”，邱闻按着这个大方向继续改。
第六次，他实在改不动了，因为村里的实际情况，很难硬套进这“四个化”里。第七次，副书记便亲自带着他改。可另一位区领导看了，一句句抠得更细，建议加入民生领域的成果。只得进行第八、九次大改。
两天之后，市里派人来开会，又提了一箩筐意见。第二天，大领导的秘书前来主持会议，场面很大，市、区和镇负责领导一个个正襟危坐，邱闻也参加了。秘书提出，这“四个化”，没有亮点，得找出能在全国推广的经验，比如当地居民和外来人口能共同享受到的福利。
邱闻很无奈—实际本就存在不平等。非要说一个，他只想到免费发放计生用品。镇副书记耳语：“人家知道领导在想啥，就按他说的改。”
这一回，加进了“流动人口也可免费进入村阅读室”之类的待遇。“实际上，根本没有这回事儿。”
材料层层递交，又小改三次，终于再没人提意见了。“为这3000字，耗时半个月，前后开了五次大会，一共修改13次。”他总结。
随后，镇领导、村主任和村民各自分工，排练报告的内容。开始是看着纸条念，后来脱稿，要求不能磕巴，还得自然。按照设计，大领导“恰巧”会碰见村图书馆里看书的一位外来户，并“偶遇”村口的大舞台上，一对正在进行婚礼彩排的新人。
视察那天，邱闻级别不够，没能去现场。后来这件事儿上了电视，他多少有些成就感。他隐隐觉得，大领导可能也知道这是在演戏。
此后镇里一有大事，都直接找他写材料。
非典型公务员
两年之后，邱闻选择离开。
当时，姥姥、姥爷重病一场，他想离家更近些。而且，他再也不想写材料了。尽管区里传来消息，自己很快会被调入区组织部。
他又一次参加了北京市公务员考试，以笔试、面试第一的成绩，被老家所在区的某局录用，随后分配到一个山区镇的下属所。
他笑称，自己现在是“非典型公务员”。
说是个所，其实就两个人，在镇政府的一个小办公室上班。邱闻的领导，是位40多岁的大姐，性格朴实直爽，平日里很关照他。他们的主要工作，是把各村、企业月初上报的数据，录入到表格里，月底发给区上级单位里。
这份工作，出乎意料的轻松。
“熟悉之后，这点活儿我最快一天能完成。”他撇起嘴。因为“不能容忍低效率”，月初几天，他就会提前完成工作。
大把的时间该干点儿什么？他用学习和考试来填补。
起初，他复习大学时期一直想考的注册会计师，过了一阵忙碌而充实的时光。考下了证，却又进入没事可做的空虚期。
这一阵儿，他又买了不少法律专业书籍，准备参加司法考试。本来，他还打算考个金融分析师，一听说报名费小一万，暂时放弃了。
他的办公桌成了课桌，可办公室却不像教室。
午休过后，大姐会打打电话，上上网，等待三点钟左右的“茶话会”。镇政府各部门有一群与她同龄的妇女，到时候会三五成群地聚在这儿，东家长西家短的—谁谁又提职称了，多赚五百块钱；某个领导连孩子都有了，却还买不起房子……
这让他有点小失落，当公务员就为那几百块钱吗？怎么成天就是比来比去这些物质上的东西？
不过，一听到邱闻看书时有节奏的翻页声，大姐便会略有些尴尬地招呼：“小邱，时间不早了，要不你先回去吧。我们这儿乱嚷嚷，别影响你学习。”他也早等着这句话呢，应承一声就快速离开了。
时间久了，每到下午三点多钟，他就会主动张罗：“大姐，时候不早了，你们先忙着，我撤啦。”
“篮球巨星科比为什么那么成功？因为他每天都能看到洛杉矶凌晨3点的模样。”他调侃，“你知道我们那儿下午三点多钟的模样么？我见过，天天都见。”他手机上有不少沿途的照片，这一路都是观光景点，他下班回家跟自助游似的。
去年，他拿出几年来的工资，父母又出一部分，买了辆轿车。家里没剩多少积蓄，可他却还挺乐观。邱闻的工资不到5000，单位吃饭一顿一元钱，还提供宿舍，抛开每月的油钱和开支，一个月能剩3000多，“我又不打算买房，日子过得挺好”。
之前，不少领导、同事给他张罗过对象，被谢绝了。他怕耽误人家女孩。因为好多事情，自己还没想太明白。
抗争
“劝君莫惜金缕衣，劝君惜取少年时，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落款写着：邱闻。
信纸发黄裂口，字迹也快褪色了。大学的迷茫期，他便把这张纸贴在写字台的窗前。把自己名字写上去，是希望能成为诗句描写的那样。几年过去，四个边角已经贴了好几种胶带。“我老怕粘不结实。”说着，他拿手指用力按了按。
最近心里的那股浮躁，却怎么按都下不去。
考注册会计师前最紧张的时候，如备战高考那般辛苦，却很踏实。每天4点起床背概念，7点30分结束学习。8点到单位便开始做题。回到家，继续学习。晚上，他会拿出订阅的几份财经类报刊，读几篇深度报道。现在，他却丢了魂儿似的，处于混沌状态。
清晨5点30他准时醒，却赖到6点30再起来。6点45穿好衣服，开始发愣，陷入沉思，却“不知道自己在想啥，”一直持续到7点半。扒拉两口早饭，8点钟慢悠悠出门。
到单位，他刻意坚持擦桌子这个习惯，是为了“证明自己还活着。”8点45，他打开电脑，点开门户网站，登陆QQ和微博，看看新闻和朋友们的动态。
过了上午10点半，他甚至有种“这一天该过去了”的想法。他同样会在白纸上写些司法考试的笔记，却总有点松懈。有时候“座谈会”中午就开始了，他不想听，便出去压马路。
捱到下午3点多，逃离座位。吃完晚饭，陪母亲看新闻联播，自己主要是为了等之后的天气预报。临睡前，他还会翻翻财经报刊，因为心不静，深度报道一律不看。
晚上9点钟，为了赶紧结束混沌状态，上床睡觉，睡不着眯着。
他的目标感，越来越不明确。
他最欣赏的财经媒体人是胡舒立，那个被称为“亚洲最危险的女人”的总编辑。说起来，他学的是经济，也干过宣传，可走的路，离他向往的越来越远。
邱闻卧室里有三张桌子，其中两张摞满近百本书，大部分是经济金融类著作和企业家自传。他经常做读书笔记，但最新的一页更像是涂鸦：长江商学院，男人帮，前途，入党，结婚，编制等等，结尾处，有一个很小的、歪歪扭扭的“混”字。
高中的时候，他想未来干一番自己的事业。
高考结束，他开了个补习班，给几十个初中生补课，赚了3千多块钱。现在，还时不时蹦出点想法：做山区核桃产业的深加工，高收入家庭的老年人出行陪护服务。一说起这些，他就满脸兴奋。
最近，有位成绩不错却没啥关系的同学想考事业编，又怕被黑掉。邱闻打算帮他一把，自己也去报名笔试，自己的成绩八成能进面试，到时候再弃权，没准就能挤掉一个关系户。
周末的时候，他常会和朋友骑自行车去爬野山。登上山头，邱闻每次都会发泄般地喊上两句：你过得快乐么？你这一辈子，真就打算这么过下去吗？”
空旷的山间响彻着自己的回声，没人回答他。
过了上午10点半，他甚至有种“这一天该过去了”的想法。他同样会在白纸上写些司法考试的笔记，却总有点松懈。有时候“座谈会”中午就开始了，他不想听，便出去压马路。
捱到下午3点多，逃离座位。吃完晚饭，陪母亲看新闻联播，自己主要是为了等之后的天气预报。临睡前，他还会翻翻财经报刊，因为心不静，深度报道一律不看。
晚上9点钟，为了赶紧结束混沌状态，上床睡觉，睡不着眯着。

进退困局——智囊们的生存游戏
作者：李军奇
最后更新：2012-06-26 17:52:28 来源：名牌杂志

不管是“好为‘国师’、依附权力”的批判，还是“新见迭出、前景看好”的礼赞，中国一些软科学研究机构在上个世纪90年代渐被更潮更直白的名词“智库”所指代，周旋于权力与商业之间的中国智库学者，遭遇的非议一直不断。

绿色发展研究的思路需要融汇多视角、多论点的绿色发展观念，需要获得更多的民间数据，也需要各级政府有雅量有胸怀面对绿色发展的建议与批评。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始，作为一种服务于决策的学科，软科学的特点与价值逐渐被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所接受，“献策”政府，或给决策者做可行性报告，已是这些智囊的规定性动作。中国最早的智库就从这些体制内的社科院、政策研究室脱胎而出。


从“只生一个好”到“五天工作制”

上个世纪80年代是软科学发展的辉煌时期。日益复杂的社会问题的急待解决，科学大家钱学森以创建“从定性到定量分析的综合集成方法”的直接推动，尤其是国家顶层设计者的重视，让软科学研究在体制内得到普遍认同。

今年76岁的孔德涌亲历了软科学在体制内的几次重大影响。参加过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总体设计的他，以系统科学和系统工程专家的身份从中国科学院调入国家科委政策局时，就已知道宋健与其助手于景元1970年代末在航天部工作时就开辟了人口定量研究的新方向。经过无数日夜的研究，宋健他们最终发现一个非常关键的参量—妇女总和生育率，即一个妇女一辈子生育孩子的数目。他们参照当时国情，将这个数目最后确定为“1”。在国务院副总理陈慕华的推荐下，宋健曾就计划生育问题向国家领导人汇报。但有关人口政策的争论从未停息。

1980年3月的一天，中南海西楼会议室内，一场影响亿万家庭的大讨论开始了。据参加会议的人口专家田雪原回忆，会议的中心议题是：一对夫妇生一个孩子是否可行，会遇到什么问题，如何解决。有人提出：群众中流传着这样的话，叫做“老大憨，老二聪明，但是最聪明的还是老三，俗话说猴仨儿猴仨儿”！此言一出，全场骚动。休会后，支持只生一胎的专家急忙查找材料，进行论证；又接着反驳了因计划生育劳动力不足的问题。“1980年3月到5月，人口座谈会接连开了5次，从中南海西楼会议室转到人民大会堂，最后形成文件回到中南海，几经周折，1982年才确立了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的生育政策”。

1986年，世界数学建模大会在美国密苏里州召开，大会邀请国家科委主任宋健做人口政策的报告，宋健是大会邀请的两位发言人之一，“因为全世界都关注中国人口问题，担心世界被吃穷，吃乱了。”宋健委托孔德涌赴会。“书面报告的作者，以宋健、于景元和我联合署名。报告结束，三千多人的大会，全场热烈鼓掌。报告获得大会最高奖—艾尔伯特·爱因斯坦奖。中国计划生育的决心和政策，让西方人惊叹。之后我被许多大学邀请做报告。”26年过去了，忆及往事，孔德涌难掩激动，口里不时蹦出几个英语单词。

“五天工作制”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也颇多曲折。1984年国际劳工组织发布一个调查报告，全球114个国家，都已实行“五天工作制”，“最刺激人的是，46个发展中国家，一半以上每周工作只在40到44小时，我们的国家太落后了。”国家科委中国科技促进发展研究中心开始着手“五天工作制”的研究。孔德涌记得，当时课题组调查了13个城市，访问国企员工，在每周增加一天休息和每天加工资（维持六天工作制）之间选择哪个时，80%的调查对象选择了前者。“当时有人担心实施五天工作制，GDP会掉下来。我们研究的结论是不会那样，反而促进就业。”但报告递交上去，国家科委一个副主任反对，说“什么五天工作制，七天都不够”。于是报告没有上达决策部门。1990年11月，孔德涌调任中心主任，“这么好的题目不能就这么搁下。”原课题小组继续研究。1992年，随着国内政治经济形势的好转，“阻碍上报的副主任也被调走了”，国家科委联合劳动人事部，上报“五天工作制”，最终获得国家批准。

基本经历了1980、1990年代的中国软科学发展的大事，1996年，孔德涌退休，担任中国软科学研究会常务副理事长，至今还负责审定中国学术期刊《中国软科学》的稿件。



智库思想催发学者的分化与重组

软科学作为一门基于钱学森所创建的研究方法的科学，在业务部门管理者孔德涌眼里是一番风景，不乏夹杂时代风暴。但软科学作为一种对应国情的研究策略与方法论，已被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大量运用。他们自觉不自觉地为时代把脉，做前瞻性研究。这些学者多以经济学家、政策高参的身份出现。

“中国研究界最早做前瞻性研究的学者，是众所周知的顾准，他对希腊城邦的研究成为中国市场化改革的先驱。”学者吴稼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如此评价。上世纪80、90年代年代，是创新与突破的时代。人文社科领域，“周扬和王若水对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研究，为今天的民本主义和和谐社会留下了遗传基因”；国民经济领域，杜润生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理论，厉以宁、吴稼祥的股份制理论，张维迎、华生等人的价格双轨制理论，通过研讨会或书刊发表，纷纷成为知识分子献策改革的重要方式。

与此同时，1983年，介绍信息革命的阿尔温·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中文版问世，译介西方现代思潮特别是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的《走向未来》丛书出版。一本译著和一套丛书将“知识就是力量”的智库思想大面积地传播到了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中。

作为一种决策需求与回应民间的机制，当时中央在各部门搜集人才，开始不定期地邀请学者、专家到中南海去讨论研究，后来通过借调，逐渐集聚在一起，形成各类研究部门，最终发展成为现在的中央政策研究室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第一批初具现代智库意义的政策咨询机构。软科学学者，成了名副其实的政策顾问、官方幕僚。

1980年代末，零星的学者开始走出政府大门，尝试着在社会上建立起一些非官方的民营研究机构，中国第一次有了民间的思想库。我国最早的民营智库是北京四通公司办的经济研究所。1990年代，民间智库迎来一波诞生小高潮。

发展速度最快的要数大学下属的智库。随着1993年和1998年国务院和教育部分别启动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211”工程和“985工程”，国内重点建设大学纷纷成立了众多政策研究和咨询机构，从海内外吸纳了各种学科人才，通过研究政策问题、向政府部门汇报研究成果、公开发表文章出版著作，积极推动其在国家和社会层面发挥决策咨询影响。譬如现任世界银行副行长、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1994年就离开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到北京大学创立了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成员有张维迎、海闻等从海外归来的经济学家。



王锡锌 北京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其著作的《中国公众参与的制度实践》一书获得第二届中国软科学奖。他对中国近年来以有序公众参与的兴起为标志的“新公共运动”有着强烈的、持续的关注。 （赵卫民 姚磊/图）

民间智库困扰于“特殊待遇”

2006年9月15日，《民主是个好东西》被上传至中国政府创新网，同年10月23日，《北京日报》在争鸣版刊发，12月27日又被《学习时报》文摘版转载，同日，人民网、新华网亦全文转载。这篇走了“正常的流程”的稿件，因为俞可平中央编译局副局长的特殊身份，被海外媒体解读为中国最新政治风向标。而中央编译局这个机构，开始为公众所知。

尽管俞可平对外解释它“既不是大学，也不是政府机构，介于中间”，但一个“局”字，勾画出其机构特征。内部架构上，中央编译局除了设立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部、中央文献翻译部等翻译部门之外，还有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所、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马列主义文献信息部。据专家评价，相比中国社会科学院等机构，中央编译局作为智库，主要集中在理论前沿，即提供“立国”和“建国”的社会和政治理论基础。

2011年10月，俞可平应邀在“全球中国峰会”上与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等政要名流同台演讲，《华盛顿邮报》头版同时刊登了他与基辛格博士的照片。在著名的“哈佛中国之夜”，他受邀与哈佛前校长萨默斯同时担任主讲嘉宾。

俞可平将中国官方智库的荣耀推至目前国际的最高水平。相对官方智库的资源优势和生存空间的进退裕如，民间智库明显存在着生存歧视。仲大军对中国智库颇有研究， 1982年从上海复旦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北京新华通讯社，2000年，他“下海”创办了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在他看来，中国民间智库目前进入了发展瓶颈期。

官方智库在选题申报等方面享受着民间智库梦想不到的地位优势。“在经济上，我们完全能够自力更生，”仲大军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但在其他方面经常受到不平等的待遇。”举办论坛，民间智库学者往往不在邀请的名单内。“即便是请了，也会排到体制内学者的后面。”更让人烦恼的是言论空间。仲大军说，有关方面就没有给非官方学者留出一席之地。

在智库学者郭宇宽看来，虽然民营研究机构逐渐被社会认可，但距被政府真正理睬和重视，尚有很长距离。虽然政府对民间研究机构的活动没有干预，但在某些领域仍设有限制。“媒体也主动审查，一般很少宣传民间智库学者的观点，有些学者及其文章还被指定不许发表。”

在这种“特殊待遇”下，大多数的民间智库难以被大众了解，其智库优秀学者，更难成为热点人物。民间智库的观点、思想、建议和主张就只能敲敲边鼓，仲大军说，“更多地是被有关机构拿来内部参考。”

中国“缺乏开放的意见市场”

“中国的智库只是翰林院”，“翰林院里的专家学者，不管你有多大神通，也只能是如来佛手心里的孙悟空，在桎梏里，而不是在智库里。”吴稼祥，这个有着长期中南海行政智囊经验的学者，如今失望于体制内智库的表现。1985年，吴稼祥以提出股份制改革等而引发国内外关注，1986年他与当年许多得志青年一样顺利跨入中南海政治权力核心圈。命运的跌宕，让他重新冷静审视中国智库的发展。

在他辛辣的笔下，体制内的智库，弊病丛生。级别最高、庭院最深的那些研究机构，“其实是秘书性机构，主要职能是给各级各类领导人写讲话稿，写各种文件和报告，或者以领导人名义发表的文章”。其次，各级党委和政府机构的研究中心或研究室，主要工作则是按照领导意图为实行中的政策寻找论证。这就决定了这些研究的意识形态性质，而不是操作性和实用性。很多大学研究机构，“在意的也是研究经费的瓜分”。

按照世界著名智库兰德公司创始人弗兰克·科尔博莫的定义，智库是一个有着明确目标和坚定追求，无拘无束、异想天开的“头脑风暴中心”；一个敢于超越一切现有智慧、敢于挑战和蔑视现有权威的“战略思想中心”。

以此衡量，吴稼祥的批评不以为过。一个研究机构要称得上“智库”，吴稼祥开出两个基本指标。第一是民间性，第二是独立性。民间性有两个含义，一是研究机构是民间组织，而不是官方的分支机构，二是经费要来自民间机构捐款，而不是政府拨款。

与吴稼祥的尖锐批评相映成趣的是孔德涌的分析：尽管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发布《2008年全球智库报告》公开中国以直接或间接服务政府为目的的“智库型”研究机构大概有2000个，数量甚至超过智库发展最发达的美国，但西方认可的中国大陆智库只有74家。孔德涌认为智库学者，必须具备“坚持正义的勇气，不迎合的中性立场”。

3月29日，83岁的茅于轼获得美国智库加图研究所颁发的2012“米尔顿-弗里德曼自由奖”，奖金为25万美元。加图研究所认为，在中国，茅于轼是个人权利和自由市场的最积极倡导者之一，他倡导开放和透明的政策，并在中国从计划经济向自由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这个一直讲真话的老牌经济学家是民间智库—天则经济研究所的活跃分子。19年前，茅于轼和张曙光、盛洪、樊纲等经济学家联合发起创办天则经济研究所。获奖消息出来后，任志强、潘石屹等众多名人表示祝贺，任志强发微博表示，“茅老是真正为穷人办事的经济学家”。 茅于轼领衔的天则智库，以其多年持续的独立研究，为中国智库赢得国际性声誉。

作为民间智库—长策智库的学者，郭宇宽长期关注文化社思想热点与国家政策走向。他称吴稼祥是他近年来比较敬重的学者，在把脉中国智库发展的症结上，郭宇宽的观察饶有趣味。“中国自古有达官养士的传统，食客、师爷、幕僚，这些人无疑是古代体制内的智囊，他们为依附的主子代言天经地义。”在郭宇宽眼里，智囊“好为人师”，或者以“国师”自命，都不是问题的关键。“我们现在最缺乏的是开放的意见市场，没有公共政策的辩论平台。”这个自1996年开始几次在全国性辩论赛事上夺冠，尤以1999年在国际大专辩论赛的精彩表现而名动一时的学者，彻底成了公共辩论的倡导者，忠实捍卫着“若辩解不自由，则批判无意义”的信条。

独立性，在吴稼祥看来，是智库的生命线。如何独立，吴稼祥说要有两个基本前提，“一是智库的资金来源多元化，二是言论自由。”所谓独立性，就是事先没有官方授意，事后不受官方审查，表达不受官方限制。在吴稼祥看来，民间智库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在独立性上做得不错。

吴稼祥认为，只有到了前瞻性研究不需要“敢死队”的时候，中国才会有真正的智库。言及现在欣赏的学者，孔德涌脱口而出，“张维迎”，只因“他一直敢讲真话”。关于当年三峡水库的课题研究，孔德涌不想多说。在采访中，他沉默半分钟后丢下一语，“我们承担了其中三个，结果你是知道的。”中国软科学真的要获得大发展，“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76岁的老先生不假思索。

郭宇宽认为现在从事智库学者，要么是钱袋决定脑袋，成了权力部门的辩护者或论证者，“要么干脆与政策运作不发生关系，成为网上的自说自话者。因为信息来源不足，未免判断不准确。”与政府互动性的强弱，决定了信息的价值，这是做软科学研究的基本前提。某种程度上，这也是西方智库高规格接待某些中国政策学者的原因之一。

“不怕代言，就怕只有一种声音。美国政客也有幕僚，也有公开的游说组织。不同风格的方案都能摆在台面上，老百姓也有个知情的平台。辩论，正好去除政策的神秘。”郭宇宽说，真要挖掘中国智库“脑瘫”的历史根源，“那只能怪到我们该死的上千年的专制传统”。

包子与市民阶级
吴强

食物是有阶级性的。在一个阶级社会里，就像不同的阶级被规定穿着不同款式、质地的衣服。不同阶级所食用的食物也有划分，比如贵族们传统吃肉食、白面包，而农奴们只能用黑面包果腹。在中世纪的城堡里，贵族们吃肉时，用面包垫在盘子里，面包吸满了肉汁后赏赐给厨房里的佣人。即使到了近代，资产阶级的贵族们也侧重吃那些“充满男子汉气概”的牛羊肉，而非让人容易联想到懒惰的猪肉。
随着工业革命的推进，食物的阶级差异慢慢得以消解，社会和谐氛围加剧。例如甜食，传统上属于贵族的奢侈品，只有当西班牙开拓了南美和加勒比殖民地后，蔗糖才开始进入欧洲大陆，下午茶的甜食才逐渐成为19世纪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幅主流场景。
北京的吃食传统，在旗人最终因为嘴馋又因为经商禁令不得不请了山东人进京开出八大楼之前，大体也两极分化。宫廷菜和官府菜自是极讲究的，另一极就是底层百姓的小吃，比如今天人们耳熟能详的卤煮、炒肝、爆肚之类，多数是底层人民拉了一天大车后，就为求那一点儿热乎劲，食材几乎都是下水。这个情形跟川菜很像。川菜的主体最初是自贡盐商们有钱之后琢磨出来的，绝对好吃，可就是跟今天的麻辣口没有毛关系。今天见的水煮肉片、夫妻肺片等等，却是辣椒这类南美作物进入中国后，体力劳动者重口重油调那些下水出来的。
中国近代炒菜发展出来的重油炒、过油炸，原本是因为老百姓蛋白质来源不够，只好靠油来凑，跟非洲人民也特好的油炸口像极了。以前大学宿舍里的非洲同学，凡物件都过油，常常把厨房弄得乌烟瘴气，他们还就是北美那么多华人小馆子的忠实粉丝。但是，今天，大量普通市民们的日常食物，仍然面临优质蛋白质不足的问题，只好找那些下水、下脚料等低质蛋白，吃吃鸡爪、猪蹄。如果放在100多年前，还可以通过殖民主义从海外殖民地获得便宜、优质的牛肉、谷物来解决，例如英国的工人阶级在19世纪从海外殖民地的主要获益所在。
但在今日中国，全拜世界工厂模式所赐，普通市民和劳动者大量食用的却是打上“不适合人类食用”标签、从国外进口用于动物饲料的鸡爪、鸭脖、猪蹄、猪肚等等内脏，还因此发展出特制烹调，替全世界消灭这些低质蛋白，维持劳动力的低价格和世界倾销模式，连自产的牛奶也不忘掺水、掺三聚氰胺。特别是西南，比如串串香，或者叫麻辣烫，里面经常有鸡皮、鸭脖、筋头巴脑之类的货色。还有兔头。兔头是刘氏兄弟们1980年代大规模养兔出口胴体后的下脚料，最后改造成大众食品，为世界工厂、世界养殖场消灭剩余。不过，对于从小吃食堂长大的人来说，对这些低质蛋白的食物几乎毫无印象，也无感。记得几年前经过南锣鼓巷，见着一家串串香，我好奇多望了一眼，同行的小记口水流了一地，问道，“好久没吃了吧？真香啊。”我支吾了下，心想，哇，还真没尝过。
相比之下，包子还算是好的了，蛮中产，算是中国最具传统特色的主食之一。包子的成分，白面、肉、还有蔬菜调剂口味，脂肪不少，热量、蛋白质都够，热气腾腾的口感也好。所以无论是北宋武大郎在阳谷县谋生，还是当年北京西四把角的庆丰包子铺，或者最困难的60年代初各县市的普通饭馆，直到今天的各单位食堂、北京人民的早餐食谱，包子都是最受欢迎的食物之一，非常的有市民生活气息。
不过，今天的包子，就像地沟油、苏丹红，渐渐的也不敢令人轻易问津，与权贵阶级的铺张浪费、什么都吃、什么都喝相比，包子似乎也快沦落为专属普罗阶级的食物了。谁知道包子肉馅不是用猪脖肉、或者什么乱七八糟甚至纸板做的呢？
难怪当奥巴马去了多趟麦当劳、拜登去了姚记炒肝、骆家辉总用打折券之后，包子便成为习主席亲民行动的首选。接地气嘛，顺便在打击完高档餐馆后给小馆子鼓鼓劲。如果人民都能吃上放心肉包子，好比金正恩向人民许诺三年内吃上肉汤米饭，那绝对是民粹主义的胜利。更不用说国营庆丰老店，政治可靠不说，市场化成功的授权经营，堪称中国版的麦当劳。

（12月28日，习近平在北京一家包子铺就餐。图片来自网络）
不过，要承认，自己很少吃包子、也很少去庆丰。二十余年前第一次到天津玩也打不起吃狗不理的兴趣，更是不理解北京人民早餐吃包子的习惯，觉得还是鲜奶、面包更可口些。毕竟，口味都是儿童时期决定的，那时每天一早去奶站领回牛奶的纯正味道至今记忆犹新。当然，也有例外，那是当年人大实习餐厅的小笼包，曾经的梦中美食，只是后来吃撑了。
吃撑过小笼包，口味才变得不太挑剔了，好像皇上油饼吃多了改喝豆汁一样。记得1990年前一个冬天，学生从骄子一夜间掉到了最底层，人大东门外出现了一辆卖卤煮的平板车。老板是个胖子，早半年还在东区食堂外摆书摊呢。从此，认识了什么是卤煮，大小肠、猪肺，还有火烧、蒜汁。五斤粮票换一大碗。总在夜间，跟曾经绝食的同学一道，手头的两百斤全国粮票陪我们度过了那个最寒冷的冬天。直到今天， 虽然几乎过了那个冬天就不吃了，每当同学来京，还都张罗着找家卤煮馆子，不惜冒着痛风的危险，再回忆回忆这味道。

美国媒体人的末日恐慌
—— 我的美国同学不再谈什么新媒体创业了
高昱

没想到，一张很少被上海以外的读者看到的报纸停刊，会引起国内媒体从业人员的一片哀鸣。而且很具说服力的是，这一波唱衰传统媒体的一些重头文章，都是由知名的前媒体人士写就的，他们还以自己“逃离这艘即将沉没的大船”现身说法，鼓动同行们早作打算，或者转行新天地，或者投身新媒体未知的蓝海。一句广为流传的话是：“固守传统媒体是等死，投身新媒体是找死。与其等死，不如找死。”
其实这种恐慌，美国同行遭遇得更早。根据2013年美国一家职业研究网站公布的调查结果，报纸记者取代了伐木工人，成为200种职业中最糟糕的工作。
我老婆曾经历“过五关斩六将”般的艰难，申请到了哈佛大学尼曼访问学者项目，这一项目每年招录12名美国记者和12名国际记者。因为我跟他们都是同行，平时会一起上一些课，相互交流也比较多。在我们中间的热门话题之一，就是传统媒体和从业者的出路。
这些已经在各自媒体工作十年以上的记者，到哈佛访学基本都是停薪留职。课程还没开始，一位在新奥尔良做美食记者的同学就接到了裁员通知，他们报纸要停止纸媒出版，只做电子刊，50%的员工要另谋出路。之后的一年中，又有多名同学所在媒体发生变故：先是《新闻周刊》杂志停止出版；然后是有140年历史的《波士顿环球报》被纽约时报公司以7000万美元出售——尽管20年前收购该报时的花费11亿美元；还有一名德国同学就职的《国际先驱论坛报》，也被其母公司纽约时报公司宣布与《纽约时报》合并；到今年夏天，班上最德高望重的“白宫记者”，其东家《华盛顿邮报》也被格雷厄姆家族卖给了互联网大亨、亚马逊公司创始人杰夫·贝索斯。

我一开始还疑惑，东家易主，在资本主义国家不是常有的事吗？要是经营不善，能找个有钱的主接手，大家的收入不是更有保障吗？美国同学告诉我，没这么好的事。报社被收购，新东家首先就会裁员以控制成本。这几年，被裁的大户，基本是三个部门：摄影部、驻外记者站和调查报道部。
以《波士顿环球报》为例，记者们被要求学会使用自己的iPhone手机，拍出可以刊登在报纸上的新闻图片，可能效果没有专业摄影师拿专业相机拍出的好，但报纸上登出来的黑白照片，也没那么多讲究不是？而驻外记者花费巨大，现在是互联网时代了，全球新闻竞争早就过了报社之间抢独家的时代；调查报道虽然容易拿普利策新闻奖，可以给报社带来美誉度，但同样现实成本远大于虚无缥缈的美誉度。
饱受冲击的美国媒体不是没有想过自救。《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等大报都给自己的网络版设置过收费墙，希望通过网络收费阅读的方式，缓解读者阅读习惯改变带来的发行量下滑，并吸引广告商将从报纸撤下的广告投放到网站上去。但只有《纽约时报》在不断变卖资产的情况下熬了下来，其他曾经自以为拥有忠实读者的纸媒，都眼看着订阅收入和广告收入同比下滑。收费墙不仅没增加多少网络版订阅，人家连你的网站都不上了，也就是iPad版还多少能通过苹果的App Store收点钱回来，但这不过是杯水车薪。
媒体作为大船掉头太难，媒体人的自救则要灵活得多。
班上有两个同学之前已经开始了尝试。一位美国同学和她曾在Google供职的老公一起，创办了一个“凶杀记录”网站，以“数据库+地图”的形式，记录在华盛顿各个街区发生的凶杀案，既对这些恶性事件和受害者进行追踪报道，又能够一目了然地看到这座城市哪些地段不安全、犯罪率高，对于商业企业和购租房屋的民众都有参考价值。
另一位法国同学是欧洲非常著名的摄影记者，他的老婆是法国一家图片社的前图片编辑，他们创立的网站走的是众筹路线，邀请他们认识的摄影师在网站上发布自己想拍摄的主题和计划，吸引对这些图片报道主题感兴趣的媒体和个人出资资助他们。我们在听他们讲自己的新媒体创业计划时，都觉得这既有社会价值，又有商业价值，而他们投入积蓄维护的网站也都有不错的人气和浏览量。
可惜的是，在哈佛的一年，两对创业者花费了很大精力在波士顿、纽约等地求爷爷告奶奶地寻找投资，却始终找不到“天使”。风险投资家们并不认可我们这些新闻人觉得挺不错的新商业模式，理由很简单：或许能挣到钱，但太慢、太久、太少，看不到爆发性需求和用户付费的可能性——他们是拿Facebook的溢价标准来衡量我们这些苦逼新闻人的媒体梦想啊。
所以，一个学期之后，我的美国同学们都不再谈什么新媒体创业了：我们是做报道的，不是做信息的，我们会做的终究不是适合华尔街和硅谷的菜。一些同学跑到离哈佛不远的麻省理工学院学非线性编辑视频制作，准备纸媒干不成了去做电视，包括几位得过普利策奖的腕级记者；另一些同学则开始关注美国公众诚信中心这样的独立新闻调查机构。
美国现在最热门的非营利性调查性报道机构叫Pro-Publica，他们的网站于2008年1月上线，创始人是原《华尔街日报》总编辑保罗·斯泰格尔（Paul Steiger）和《纽约时报》前高级调查新闻编辑斯蒂芬·恩格尔伯格（Stephen Engelberg）。这两位业界大腕说服了一对金融家夫妇，每年资助他们1000万美元，坚持用最优秀的记者，做关于公共利益但成本高昂的调查报道，其分出来的薪酬也是业内最高，记者年薪20万美金。刚开始他们只招聘十几名记者，应聘者数千，其中不乏普利策奖得主，《洛杉矶时报》《费城问询报》等昔日大报的调查记者几乎倾巢出动。保罗·斯泰格尔骄傲地说，他们花在每个调查报道上的平均费用是50万美元。
敢于“逆潮流而动”，Pro-Publica自然硕果累累。2008年8月开始发报道，2011年和2012年就分别拿到了普利策奖，成为美国第一家获得该奖的在线媒体，2013年斩获Peabody奖（美国广播新闻最高奖）。但是随着Pro-Publica声誉日高，一年1000万美元也打不住了，听说他们正在忽悠新的资助者。
访学临结束的时候，哈佛校长德鲁·福斯特来给尼曼同学发结业证书。这位女历史学家对我们这些被时代潮流闹得有些惶恐的中年记者说：“世界永远不能缺少新闻，不能缺少敢于担负责任的职业媒体人。”
也许她说的是套话，也许她只是在安慰“迷途的羔羊”，但历史学家或许比我们看得更长远。互联网也好，媒体行业也罢，都在不断的发展之中，人们的需求和行为习惯变化也是进行时。媒体从来就是清贵的行当，指望它升官发财没戏，财务自由都困难。该发财的都发财去了之后，剩下来还想坚守的媒体人，应该正视的，不是一时的此消彼长，而是互联网带来的精神：对报道内容和产品形态的极致追求。

最难的改革
来源于 财新《新世纪》 2013年第51期

许善达

　　2014年最难，难在制定各项改革方案。大家对三中全会《决定》有各种解读，但最权威的解读是各项改革的具体方案。


房产税试点夭折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加快房地产税立法并适时推进改革。显然，这意味着房产税试点已经夭折，明年不会再增加房产税试点城市。虽然房地产税和房产税仅一字之差，但两者有实质性差异，在英文中也有不同的词汇，房产税是Property tax，房地产税是Real estate tax。

　　现在要讨论的是“房地产税法”怎么“立”，而不是房产税试点如何推进。很多市场经济国家有房地产税，但中国不能套用它们的制度。因为那些征收房地产税的国家，它们的房产、地产都是私有的，其征税法案中的纳税主体（即征税对象）都是私人。房地产税是财产税，财产税是对财产所有者征税。但是在中国，房地产存在两个主体、两个所有者，地产是国家的，房产是私有的，房屋所有者不拥有土地的所有权。那么，中国的房地产税跟谁征？如何向地产的所有者——国家征税？

　　中国现在对商业房地产征收两个税，即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
城镇土地使用税是行为税，不是财产税。如果按这种模式，那么房地产税要分成两个税——一个财产税、一个行为税。如果分成两个税，对房屋征税就要确定房屋的财产价值，首先要把房价中包含的70年土地使用权价值剔除，因为70年使用权已交了钱，每年再交使用税，这在法理上说不通。

　　对土地使用权不能征收财产税，可以征收一个使用行为税。有观点认为，未来的房地产税，可由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合并而来。如果这样做，征税应把房价中的土地价格剔除，不能对一个地产收两次钱。
把收钱的权力关进笼子

　　关于财政预算改革，应增强人大对政府预算的审批监督权力，这是个渐进的过程。但当前最迫切的是先把政府向老百姓收钱的权力关进笼子里。现在不要说对政府支出的审查批准，就连政府收入都没有全部被预算所覆盖。已被预算覆盖的自然应严格审查，但是怎样尽快把政府所有收入都覆盖进来，这是个非常迫切需解决的问题。

　　应该做出一个重大的决定，没有经过中央和省两级批准，政府任何部门和官员都不能向老百姓收钱。而且经过批准收钱的也要有一个凭证，凭证上须标明收钱所依据的法律文件。要从法律上，把政府向老百姓收钱看成非常大的事，凡是拿不出根据的，老百姓就不给钱，而对违规违法收钱的行为进行处罚，对涉事官员予以处理甚至刑事处罚是关键。


地方债替代融资平台

　　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建立透明规范的城市建设投融资机制，允许地方政府通过发债等多种方式拓宽城市建设融资渠道。实际上，地方政府早已在借债，与其默认地方政府用融资平台这样的方式借债，还不如逐步取消融资平台，换成透明规范的地方政府债务。这样，地方政府发债就会经过人大审批程序，有了人大的审议批准程序，就能知道地方政府发债去做什么。现在地方政府通过融资平台借债，其债务规模不透明，发债用于哪些方面也不清楚。如果对地方发债搞建设继续“封杀”，同时禁止融资平台，那么地方城市建设就会向中央政府要钱。

　　地方政府由融资平台转变到公开发债，需要改革政府会计制度、建立财务报告制度、编制资产负债表等，这些制度建设需要逐步推进，难以一步到位。同时，允许地方发债应设定一些技术要求，比如经济发展水平、债务占财政收入的比重、占GDP的比重等约束条件，是否需要中央政府的约束也可以讨论。如果要搞改革试点，把融资平台债务转为规范的地方政府债是一项值得试点的改革。


地方主体税需万亿量级

　　目前，关于财税改革，最没有争议的就是营改增，这项改革方向明确，问题在于推进改革的进度。按原来的计划，今年要把营改增扩大到铁路运输、建筑业和邮电通信业三个行业。先是推迟了建筑业的改革，后来邮电通信业营改增只改其中的邮政。这样，年初营改增扩大到三个行业的计划，到了年底减成了一个半行业。

　　营改增涉及的税收规模巨大，单个税目就达数千亿元，不仅改革后征管会变得复杂，而且改革直接涉及中央和地方之间、地方与地方之间的利益分配。乐观者认为，2015年营改增就可全部完成，但从目前的进度看，可能需要更长时间。

　　按营改增试点的暂时规定，原来归属地方的营业税收入，改征增值税后仍全部归属地方。但随着改革的推进，增值税按两种方式分配不可能持续。营改增完成后，营业税作为一个税种将消失，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地方税体系就没有了主体税种。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完善地方税体系”，但完善地方税体系，必须要有地方税主体税种，对此大家已有共识。但是，对于用什么税种替代营业税作为新的地方主体税种，目前还有争议。营业税作为地方主体税种，扣除归属中央的部分，2012年也有近1.5万亿元，占税收总收入的比重为15%左右，是地方第一大税种。

　　目前，属于地方的税种除了营业税，还有契税（2800多亿元、占税收总收入2.9%）、土地增值税（2700多亿元、占税收总收入的2.7%）、城镇土地使用税（1500多亿元、占1.5%）、房产税（1300多亿元、占1.4%）、资源税（900多亿元、占0.9%）等。

　　地方其他几个税种规模和占比都太小，难以成为主体税种。必须找税收规模相当的税种，作为地方主体税种。可以把国内消费税从生产环节转到零售环节征收，再加上本在零售环节征收的车辆购置税，把这两个属于中央的税种划给地方。目前，这两个税种的收入合计达1万多亿元。其中，国内消费税近8000亿元，占税收总收入7.8%；车辆购置税2200多亿元，占比2.2%。

　　对营改增后弥补地方税收入的降低，还有一个建议是降低增值税基本税率，让地方开征2%的零售税。即增值税从现在的17%降低到15%，降低的2个百分点，由地方对所有商品和服务在零售环节征收一般的零售税。

　　我认为这个方案不可行，将增值税降低2个百分点也不应该。营改增减轻负担的方式不是降低税率，而是增加抵扣；在零售环节对商品和劳务征税，必须由地税局征管，目前要做到很不容易，一下对商品和劳务征税，这个动作会引起很多经济上的混乱。

　　有人建议，可以把房地产税培育为地方主体税种，这更是天方夜谭。目前对商业房产征收的房产税仅为1300多亿元，即便对个人住房征税，也不可能设计出一个年收入达1万亿元规模的房地产税。主体税种的概念就是收入规模要足够大，现在地方政府本级收入超过了6万亿元，主体税种至少应达到万亿元的量级。显然，房地产税难以替代营业税成为地方主体税种。十年之内，地方政府靠财产税作为主要收入来源是不现实的。

　　目前，中央和地方的收入比重各占约50%，而支出比重中央占15%、地方占85%，地方支出对中央的依赖度过高。我认为，地方政府自己组织的收入应占到地方支出的80%，对中央的依赖度不能超过20%。地方政府要有一定的立法权和征收权，地方的财力应和一定的财权与支出责任匹配。仅仅强调地方财力，可能导致地方没钱，干什么都向中央要钱，这肯定不是中央地方财政关系的目标。■

　　许善达为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

范必 国务院研究室综合研究司副司长


王尔德是市场化媒体中为数不多的、专注于改革的著名记者。拿到他发给我的《改革：新经济政策向何处去》电子版之后，便迫不及待地一口气将它读完。

　　书中汇集了他自2010年以来就改革问题对一些国内外著名专家的采访录。通过亲历者的叙述，我们看到了改革决策历程的艰难曲折。很多在一线工作的学者、官员向读者介绍了改革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其中既有对改革高屋建瓴的真知灼见，也有很多富有操作性的政策建议。

　　这些采访中，尤以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召开以后的篇目为多。在这次历史性会议上，中央对全面深化改革做出了进一步部署。紧接着，在2012年年底召开的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工作座谈会上，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克强在讲话中首次提出“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被部分网友评为年内“最令人鼓舞的语录”。“改革红利说”自此响彻了中国，并在国际上引起了广泛关注。

　　一年来，从中央到地方，从学界到商界，从国内到国外，各界有识之士对改革抱以极大的热忱和期许。值得欣慰的是，2013年11月9日至12日召开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又对改革中的一些重大问题做出决定。新一轮改革大潮即将汹涌而至。

　　回顾中国三十多年经济高速增长的历史，从本质上说就是一部向市场化不断迈进的改革史。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党的“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十四届三中全会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十五大”确立基本经济制度，中国加入WTO，以及近十几年来，改革从经济领域拓展到民生、社保、医疗、文化、卫生等社会领域，每一次改革无不释放出巨大的生产力，成为推动我们伟大时代文明进步的正能量。

　　但是时至今日，小平同志强调的“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这一改革基本任务尚未完成，有些地方还相距甚远。拿最近一年多出现的经济下行来说，学界对此有多种解释，如人口资源红利消失、进入中速增长阶段、经济周期影响、4万亿投资后遗症、国际环境错综复杂等，但对增长放缓背后的制度因素却鲜有触及。

　　是什么束缚了中国的生产力？过去是体制，今天仍然是体制。我们似乎已经习惯了从需求层面，即投资、消费、进出口去分析经济增长。如果换一个角度，从供给角度去分析就会发现，几乎大部分生产要素还没有完全实现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有些领域计划色彩还相当强烈，有的仍然存在“双轨制”，抑制了它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这里试举几例：

　　一是土地。在古典经济学中，土地就被认为是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之一。但是中国的土地供给实行严格的计划管理，交易和流转也受到很多限制。计划管理的结果是造成短缺，这已为长期的计划经济实践所证实。土地越短缺，越会造成地价上涨，随之推动房地产价格的上涨。

　　二是能源和矿产资源。除煤炭市场化程度相对较高外，发电企业的发电量和价格由政府制定，电网成为电力收购和销售的唯一企业；油气的区块获得、管网运输、流通、进出口权仅归个别企业拥有。在这种情况下，能源价格居高不下就在所难免了。在北美页岩气革命后，美国的能源价格下降，制造业出现复苏。这对于靠低成本优势发展制造业的中国来说，无疑形成了巨大的压力。

　　三是劳动力。随着某些法规的实施，劳动力成本大幅上升。我国的社保费率（“五险一金”）已超过40%。假如一个职工税前工资是1万元，企业就要为他支出1.4万元。此外，还有最低工资定期增长等规定。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是必要的，但必须考虑经济发展阶段和企业的实际承受能力。目前的劳动力成本上升不是随着劳动生产率提高而形成的自然上涨。

　　四是资本。中国作为外汇储备和国内储蓄最高的国家，利率也是世界上比较高的。面对美国、日本的零利率，中国中小企业私募债利率高达15%左右，民间借贷成本远远高于国家银行的贷款利率。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存在大量抑制资本市场和金融市场的管制措施。

　　此外，在科技创新方面，尚未形成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有效机制；促进民间投资、非公经济发展的政策出了很多，但仍然存在“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抑制了企业家的创新精神以及民营经济和中小企业的发展势头。

　　这些问题带来了“供给抑制”，从根本上说还是由于政府在行政管理中没有分清与市场活动的界限。国家对微观经济活动干预过多，行政许可繁杂，出现了宏观管理“微观化”和“以批代管”的现象。加上一些部门职责交叉、机构设置不合理、行政效率不高，极大地抑制了各类生产要素的活力。

　　因此，当李克强总理提出改革“红利”说时，得到了社会各界极大的响应，大幅度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赢得了企业界的广泛欢迎。2013年9月29日，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挂牌成立，第二天，全球最大的航运企业马士基公司即派人来注册航运管理公司。他们没想到，公司只需备案，不需像以前一样层层审批，资金结算中心可同步入驻，外汇、汇率与国外接轨。他们惊呼：“幸福来得太突然！”不知道中国的改革者们有没有想到，企业需要的“幸福”竟如此简单。


　　本文摘自《改革：新经济政策向何处去》王尔德著，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4年1月出版

刘瑜：政治是什么以及怎么谈论政治

书籍简介：《盗火》是一本立足于当下现实又充满了理想宣言的谈话录。他们谈论政治、改革和经济，但并不搬弄玄虚的理念，而是谈实实在在的生活经验；他们有时像时代的落伍者，念念不忘于自由和苦难这些老话题；有时又是一个顽固的先生，谆谆于读书、文学和自审的价值。对当下现实的关注和时代理想的向往，使得他们时而急切，时而温厚，时而冷峻，但各有自己的火焰，各有自己的照耀。柏拉图曾在谈话录中建立自己的理想国，毋宁说，《盗火》也是今天的一种“理想国”，它在邀约每一个读者参与这种构建。





　　政治是个柴米油盐、衣食住行的东西

　　刘瑜：这次演讲的题目就是“作为生活经验的政治”，我选择这个题目，是因为我觉得我们现在，在我们当代的中国，我们谈论政治，经常有两个误区。

　　一个是把政治作为一种高层的精英活动来看待，比如说：政治是什么呢？就是党中央要开什么会了，领导又接见谁了，中央又发什么指示了。我记得小时候老师给学生写评语的时候，一般第一段总是会写你的政治思想状况，老师们特别爱写某某同学特别关心国家大事、经常阅读《人民日报》、观看《新闻联播》等这样的评语。凡是这种视角它都是把政治作为一个高高在上的东西，而不是说渗透着、包围着我们的柴米油盐的生活的这么一个东西。

　　像我们这代──更早几代人可能更是这样，可能你们在座的很多80后，也许经历这种东西少一点──在饭局上，经常会看见有人特别振奋地窃窃私语：你知道那谁谁是谁的人吗？你觉得那谁谁十八大有戏吗？这种对高层政治的热衷，我觉得不仅当代中国是这样，实际上我们的传统就是这样，我们的正史就是这样写的。我们的正史实际上是什么？就是一个宫廷八卦史，就是皇帝亲信了一个小人谁谁的谗言，没有听好人谁谁的话，这个朝廷就完了。就是这么一种认识历史的方式，认识政治的方式，我觉得它是一个误区。

　　另外一个误区是什么呢？我觉得是把政治看作一种纯粹概念性的、理论性的、漂浮的东西，不去追究你的判断以及这些概念性的东西到底有没有现实经验论据的支持，我觉得这也是很常见的一个状况。

　　因为讲到这一点，我就想起，前一段时间许知远同志跟我交流他和另外两个所谓的“新左派”前辈的对话。像许知远这种“反动派”，肯定和那些“新左派”发生了一些辩论。他说当时辩论到最后，那两位“新左派”的前辈就会说他：你看你，你为什么会中自由主义的毒呢？是因为你读书太少了，因为你读书只读到了19世纪的西方政治思想史，你没有往下读，所以中了这个毒，你如果往下读，你就会意识到，比如说美国的民主、资产阶级民主是虚伪的等等。

　　我当时听了这个话，印象挺深刻的。后来我就在想，如果是我在那里，我可能不会这样跟他们辩论。因为这两个“新左派”的前辈，有一个还是在美国的著名大学教书，教文科的，你跟他比阅读量是比不过他的，你跟他讲哈耶克，他跟你讲福柯，你跟他讲福柯，他跟你讲德里达，你跟他讲德里达，他跟你讲德勒兹。就是说你是不可能真正辩论过他的，所以我说如果我在那里，我不会这样去跟他辩论。如果他跟我讲福柯说什么，我可能会跟他讲我二舅说过什么，他跟我讲德里达说了什么，我可能会跟他讲我表弟身上发生的故事。我的意思是什么呢？当他企图不断地想把你往理论的高峰推的时候，你要不断地把他拉回到现实当中来，我觉得这是我们讨论政治的一个正确的思路和方法。

　　否则，如果按他那种思路去思考问题，在我看来，实际上就是刻舟求剑。就是你把那些西方学者的名字刻在你的船上，然后去找那把剑，实际上你是找不到的，但是你刻了很多很多的名字，你以为你离剑越来越近了，但是实际上并不是这么回事。我觉得这是第二个误区。

　　在我看来，面对这样两个经常出现的误区，我觉得一个比较好的讨论政治的方式是回到生活本身，回到事实本身。这是我们讨论政治时非常必要的一个态度。那回到生活本身是什么意思呢？

　　前两天，我跟另外一个记者朋友聊天，因为我写时评嘛，他就说道：“有人说女人谈论政治是行为艺术。”这话听起来很奇怪，我说这是对女人和政治的双重误解。因为政治是怎么回事呢？比如说像你现在住的这个小区，今年物业费是2000，到了明年加成3000，然后你心里就会犯嘀咕，怎么回事？为什么要加这1000？这1000块钱用到哪里去了？这1000块钱跟你商量了没有？你到物业去讨论这个事情，甚至去抗议，这对你来说是一件非常自然而然的事情。

　　其实国家生活是一样的，只不过把它无穷地放大了而已。政治是什么呢？无非就是说，比如，最近在讨论加房产税，这个房产税要不要加？加多少？而我有没有发言权？再比如说，像我住的那一带，一到晚上的吃饭时间就特别不好打的。其实这也是政治。这涉及什么呢？比如说，政府的出租车管理有没有垄断，或者发放的牌照够不够。还有，我知道中国很多家长，都在苦恼是让孩子正常地上学呢，还是让他去学奥数。我说：“你为什么要让他学奥数呢？”他说：“奥数加分。”那我就说这也是个政治问题。谁来规定你学这个可能没什么用处的奥数能够加分？这种事情是谁作出的规定？这个规定合不合理？

　　我的意思是说，政治本身，它是一个柴米油盐、衣食住行的东西，没有必要把它看成一个很高层的东西，它并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东西。它的主角不仅仅是政治家，它的主角更是我们自己。这就是我说的回到生活本身。

　　而回到事实本身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当我们对一个事情作出判断的时候，我们要想有没

　　有论据去支持它，我们要想这个宏大的判断是不是一个漂浮的东西。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比如说，面对这样一个判断──美国的民主是虚伪的资产阶级民主，实际上这是一个经验的判断，你是可能去检验它的。

　　你怎么检验它？你可以看美国政策的决策和民意调查的结果，你可以进行对比。比如，在教育政策上──提高教育的开支──它的政策是这样的；然后你看民意调查是不是这样的，你如果能对上，它就不虚伪。当然事实上有很多调查显示，在大多数情况下，尤其在媒体报道比较多的情况下，民意调查和政策往往是相符合的。当然你可以说，我不同意这个标准，你可以提出其他的标准。比如说，看这个国家的福利和社会保障民生等方面的开支占它的财政开支的百分之多少，这也是一个可能的标准。比如美国，实际上连年在联邦的财政开支中，50%以上都是福利和社会保障的开支，所以它是有标准的。

　　刘瑜：所以我们要回到事实本身来讨论政治是怎么回事。如果我们观察政治的方式是回到生活本身，回到事实本身，那听起来是不是很容易呢？是不是我们东张西望一下，就了解了政治呢？

　　其实没有那么容易。我们观察政治，实际上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回到生活本身，回到事实本身是非常困难的，有非常多的障碍，而这是由于我们受到层层的伪现实的屏蔽。这种伪现实的屏蔽是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第一层就是权力的屏蔽。我前一段时间在网上看到贾樟柯的一个访谈，我对其中的一个片断印象非常深刻。他讲为什么他会拍像《小武》《站台》这样的电影，他说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发现他看到的电影，关于中国的电影，和他的现实生活毫无关系。他发现，比如说吃早饭，他所看到的中国人吃早饭是：你推开一个黑糊糊的厨房，桌上摆着剩菜，然后你把它热了一下，可能也不太好吃，就糊弄过去了。可是在电视上、电影上，你看到的早饭是什么样的？是一个窗明几净的餐厅，左边一杯橘子汁，右边一个煎鸡蛋，有人推开一扇门说：“我昨天晚上刚从巴黎回来。”──这是他看到的，我们的电影是怎么回事？是这么回事。

　　而且，比如说中国2006年的数据显示，中国群体性事件是9万起，那就是说相当于平均每天几乎有两三百起。我们在电视里看得到吗？我们在电影里看得到吗？我们看不到。还有另外一个例子是什么呢？ 在2008年的时候，美国大选嘛，我当时在国外，但是我也会看新华网或者是新浪网的报道，然后就看到，中国对这方面的报道铺天盖地，不但讨论他们的政策，候选人的背景，有时候甚至具体到希拉里那颗眼泪是不是真的，或者是，麦凯恩的老婆是干什么的。这让我觉得特别滑稽。

　　为什么？因为于己，我们是不知道的。就是说权力的屏蔽导致我们生活在一个哈哈镜的世界里面。有些很重要的东西被无限地缩小，有些其实很不重要的东西被无限地放大。而生活在一个哈哈镜的世界里面，我们看不到我们真实的生活和事实是什么，因为这是一个权力屏蔽的世界。

　　还有第二层屏蔽是什么呢？价值的扭曲或者缺失。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有些事情我们看到了，但我们不觉得它是一件事。为什么我们不觉得它是一件事呢？因为我们的价值体系不支持我们把它看成一件事。举个例子，比如说美国的关塔那摩监狱事件，在美国影响非常重大，就美国政府未经审讯关押了几百个恐怖分子嫌疑人这件事，引发了风起云涌的抗议，从公民团体到律师团体，到新闻媒体，甚至很多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也会针对这件事情来抗议美国政府。

　　但是我们会把它当成一件事吗？我们有多少人把它当成一件事来看待呢？权力的屏蔽，最多是导致你敢怒不敢言，但是我们有多少人会感到愤怒呢？价值的扭曲或者缺失，会导致我们对事情的判断力的严重下滑，而且对事情的观察是有选择性的，我们可能会look at something，但是不会真正see it，也就是说，我们看到一些事情，但我们不会真的看见那些事情。

　　非常有趣的一个对比是：在其他的一些国家是事情的，我们不把它当做事情；但是在其他一些国家不是事情的，在我们这里可能就成为事情。举个例子，前两天我看电视，有点被“雷”到了。当时的那个节目讨论什么呢？在讨论中学的校方有没有权利管理女生的发型。前一段时间有一个女孩子给逼死了，她可能烫过头发，然后学校就三番五次地说她的发型不合格，因为小孩子精神比较脆弱，就跳楼自杀了，这是一个很大的悲剧。

　　对我这种人来说，我觉得凡有这种讨论，都是对人的羞辱，因为谁有权利来支配我的身体？谁有权来限制我怎么使用我的身体？但是我们，不但有这种讨论，而且现场的很多嘉宾、观众都非常理直气壮地说：“我们就是有权力管理你剃什么发型。”所以，有什么样的价值体系就会有什么样的问题意识。一方面，我们觉得女孩子剪什么发型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另一方面，有妇女被抓去强制堕胎，这对我们来说却不是问题，这不会引起我们的愤怒。在我看来，这是一种价值的扭曲和缺失，它会扭曲我们看到的现实。

　　第三点，什么东西会屏蔽我们对现实的观察？这个东西它未必是和政治相关的，很大程度上也是跟人性的局限性有关系的，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井底之蛙，我们看到的现实都是有限的，我们肉眼能观察到的、能听到的东西都是有限的。

　　这种有限性，有时候就会让我们把看到的这个局部的东西当做全部的现实。比如说我们现在在北京，据我观察，我在国外生活的这些年，我北京的朋友圈子的生活水准，和我在国外的朋友的生活水准是差不多的，甚至可能更高。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现实当成全部的现实，当作中国的全部现实，我们对现实的诊断和问题的解决方案的提出，可能都是有偏差的。


就在我们说话的此时此刻，可能还有人被关在那种“黑监狱”里面，可能还有人在黑窑里工作，可能还有很多像那种在某些合资企业工作的小孩，他们一天工作12个小时，而且不许说话，所以我觉得我们要时时刻刻提醒自己，我们所看到的现实并不是全部的现实。

　　时间上的距离也是一样的，因为我们自己的生活是一个碎片，我们是巨大链条当中的一个环节。我前一段时间看德国的纳粹史，常常在想，德国很多看似很正常的人为什么会成为纳粹罪行的一个很重要的参与者？它讲的原因之一，就是每个人在这个体系里面，可能仅仅是一个螺丝钉，比如说，我仅仅是把犹太人推上火车的人，我跟这个事没什么关系，这事不归我管；或者我仅仅是把这个犹太人登记在册的人，这个事情也不是由我负责；或者像《朗读者》里面那个女的讲的，我仅仅是看守，这件事情我也不负责……但把他们所有的这些看似无关紧要的链条组合起来，就构成了一个巨大的悲剧和罪行。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也是一样的，有的时候，可能我们的沉默恰恰是一个巨大悲剧的链条里面最重要的一个环节，不仅仅是环节之一。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要提醒自己，把我们自己从井底之蛙的那个井底给拔出来，俯瞰我们生活的更大的一个时空，我们才能看到事实和生活本身。

　　这就是为什么我说，虽然我们可能东张西望，但是我们看不到现实。我们需要去发现现实，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哈哈镜里面，因为我们的价值观是有问题的，因为我们是井底之蛙，所以我们看到的东西是有限的。

　　真相最大的敌人不是谎言而是信念

　　接下来最后一个方面就是讲一讲，在我看来怎样才能尽量地突破，拨开这种伪现实，看到更多真实的生活和世界。我觉得怀疑的精神特别重要，就是说尽量不要人云亦云。小的方面，比如说，如果大家都说《红楼梦》是巨著，是伟大的著作，有可能它的确是伟大的著作，但是我觉得最好是大家去看了，自己有所体会了，再下这样的论断。同样的，对鲁迅甚至是王小波的评价，我觉得我们都要自己先去消化，然后再作出判断。

　　再举个例子，像我们经常会听到这样的论断──生存权、发展权是第一人权，言下之义就是言论自由权和政治权利只是第二人权，相对不太重要的。这样一个观点，表面上看好像也没什么错，谁能说生存不重要，谁能说发展不重要呢？但是另一方面来说，抱着一种怀疑的精神，我就会去想，为什么我们要把这两者对立起来？为什么我们只能二选一呢？实际上如果我们纵观整个政治历史，我们会发现，很多时候言论自由权实际上是生存权的一个前提。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大跃进”，恰恰是普通人被剥夺了说话的权利，被剥夺了说真话的权利，最后没饭吃了。所以把生存权和言论自由权对立起来，实际上是一个经不起推敲的观念。这就需要我们抱着怀疑的精神面对施加给我们的观念。

　　当然，怀疑精神，我觉得重要的不仅仅是说怀疑别人施加给你的东西，也要勇于自我怀疑。尼采说的一句话我特别欣赏，他说：“真相最大的敌人不是谎言而是信念。”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过于顾及我们的信念，但它可能会妨碍我们看到更全面的东西。

　　我在英国的时候发现，因为英国老师给学生改卷子是大家集体协商的，我们老师有一个共识，就是说给学生扣分的时候，一般最大的扣分给的是什么呢？就是学生没有严肃地对待可能的驳论，用英语来说就是“The student didn’t seriously address possible counter-arguments”。

　　这是一个很大的不同。可能我是同意你的观点的，但是如果你没有把你的观点建立在对可能的、严肃的驳论的讨论上，我就会觉得你的观点可能是站不住脚的，是无效的。在英国，这是你要取得一个比较好的成绩所需的很重要的标准。当然在中国可能就相反，对于某些考试题目，你千万不要严肃地对待这可能的驳论，否则你就考不及格了。

　　对我来说，我对民主这种价值有非常强烈的认同，但是与此同时，那些批驳、反对民主的观点，我是非常愿意洗耳恭听的。比如说，民主会不会导致多数人的暴政？民主会不会导致族群矛盾的激烈化？民主化了之后，会不会导致经济的萧条和社会的动荡？我觉得这些都是特别值得思考的问题，不要一听到这种与你的观点不相符的东西就暴跳如雷，就气急败坏，我觉得那是一种特别不好的态度。

　　其次，就是实证的精神，就是刚才我所说的为你的观点寻找论据的精神。其实和那种怀疑的精神连起来，就是胡适先生说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我觉得实证精神本质上是一种知识上的谦虚和开放性。我说这话什么意思呢？前一段时间写了一篇文章，引起了很多争论，那篇文章可能在座的有些人看到了，就是《从经典到经验》。我在文章中谈到很多人读经典，却不太关注现实生活本身，有人就因此批评我。

　　其中，有一个评价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对我的这篇文章，他说我特别反智。他说：“你就是说你只要求大家来经验现实，关注这个经验的世界，而不去读经典的那些书。”首先，我要澄清一下，我并不是说不鼓励大家去读经典，我只是说，在中国这种传统里面，我们更要注重的是对经验的观察。他说我特别反智，我当时就觉得很奇怪。因为我觉得，实际上你对经验的观察，比读经典要难得多。读经典的话，是打靶，而你对经验世界的观察，实际上是在打一个移动靶，一个变速移动靶，因为现象是不断变化的。

　　像政治学里面，有一个大家经常讨论的命题，就是经济的发展会不会带来民主化。你会发现不同的研究，比如说，你关注1950年到1991年这一段，它可能是这样的结果；如果你拉长了，拉到1850年到2000年，发现结论又是不一样的。或者说，你如果观察亚洲是这样的，然后你观察拉丁美洲又是另一个结果。所以经验的现象是不断变化的，你用一种实证的精神去面对问题，实际上是用一种开放的眼光去面对问题。

　　我觉得胡适先生有一句话说得特别好── “一切知识都是假定”。当然，把这放在自然科学里面也许不一定对，我不太了解，但我觉得放在社会科学里面，这是非常好的一句话。坏处是我们不可能一劳永逸地去得到很多问题的答案，好处是像我这样的人永远不会失业。

　　最后一点，就是比较的眼光有助于我们观察和了解政治的现实的知识，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比较的眼光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要把我们所置身的这个现实，看作很多种可能性当中的一种，因为我们从小到大，会经常被灌输一种观念──事实只能如此，但实际上，我们，尤其像我，去了不少国家以后，我就会认识到，我们所面对的现实经验是各种可能性当中的一种。

　　我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呢？比如说在英国，我看到了议会辩论，就非常惊奇，因为他们的议会辩论，看起来就像一场球赛，非常不严肃，就是起哄的、狂笑的、鼓掌的，非常热烈的、激烈的辩论。然后你再看其他的一些代议机构，就会发现，人人都是面无表情的，一声不响地坐在那里，你会觉得自己走进了一个蜡像馆。

　　又比如说在美国。我在美国的那些年是布什当政的那些年，对布什的批评非常多，多到什么程度？正如我那个《民主的细节》里面写到的，多到最后就把布什的肖像印在了手纸上。而在朝鲜又可能是什么样的情况呢？你会发现这个国家的领导人在一个中学的或小学的黑板上写了几个字，然后这块黑板，居然要作为一个重大的纪念品保护起来，摘下来放到当地的展览馆或者是博物馆里面去，这也是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不同的可能性。

　　所以我觉得，激励我自己去观察、追问政治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对这种不同的可能性感到的惊奇，我希望大家也能够保持这种惊奇。以前，我在博客专栏里面，有说到俾斯麦说过的一句话──政治是可能性的艺术，就是希望我们能够通过观察政治去发现更好的可能，更好的自己。

　　刘军宁：我们政治学是一个老气横秋的学科，我差不多是在中国还没有政治学的时候就开始学政治学，一直到今天还是这个学科，没推过几次清新之风，很高兴今天能有机会可以推一推清新之风。

　　因此，我要简单地总结一下刘瑜老师讲的这个结论，不知道我记得准确不准确，她要求我们以反思的、批评的、怀疑的和实证的态度来对待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政治。要反思的，我举一个例子来完成她布置的作业。我给我自己的第一个反思就是，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是多还是少？我是这么想的，如果大家都对如何做一个公民感兴趣，那么来的人太少了；如果大家都想当政治学家，那么来的人太多了。

　　（本文节选自《新民说·盗火》，凤凰网读书频道独家授权，转载请注明出处及连接。）

许成钢：中国改革的动力何在？

　　 面对产业转型的困局，面对社会经济矛盾的复杂化、尖锐化，面对第三次产业革命的挑战，改革是保持中国持续发展的唯一出路似乎成为共识。但是改什么，改革的动力何在，仍是必须讨论的基本题目。

　　 今天的世界是产业革命造就的世界。但是产业革命又是世界历史的分水岭。所有经历了产业革命以及追随了产业革命的国家都经历了持续的快速发展，与此同时，背离产业革命的中华帝国，使中国从曾经的世界最强，一度曾衰落为世界最穷之一。现在，虽然从经济体的规模上，中国恢复了一百年前（即1913年）曾有过的世界第二的位置，人均财富在世界上仍然只是中下水平。大量的社会经济问题丛生，社会经济不稳，经济增速骤降，中国的发展能否持续？中国能否成长为发达国家？中国是否应该学习发达国家的体制？这些都是改革要回答的问题。

　　 为扭转中国的落后，一百多年来，先知先觉的国人，发奋努力，试图以改革追上先进国家。今天改革的目标，其基点应与这长期奋斗一致，即全面学习、追赶世界上的先进国家。从产业革命至今，世界上所有的发达经济都是市场经济，都在基本相似的体制下运作。从历史、从科学的角度看，他们都遵循基本相同的规律。如同人们的宇宙航行必须遵循关于天体运动的道理一样，在经济社会领域，无视经济社会其道而行之，例如试图坚持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原则，过去失败，今天还会失败。改革一定要放眼看世界，尊重社会经济的自身之道。

　　 早在一百多年前的戊戌变法时，国人中的先知先觉者就已经悟出，中华帝国落后的体制是所有重大问题的根源所在，经济的稳定持续发展取决于体制改革。无可争议的基本事实是，所有发达经济体的共同的基本体制，使得他们的社会经济稳定，技术创新，经济发展。概要地说，他们共同的基本体制（虽然不同的市场经济之间有一些差异，例如英美模式与德日模式有差别，英美模式与北欧模式有不同。但是与不发达经济比，他们体制之间的差异与其相似的部分对比，非常小）包括：私有产权为主体，私有产权受到法律的严格保护；私人在市场上的合约为经济的主要操作方式，司法是合约执行的制度保障；司法独立于政治，行政当局无权干预司法；行政当局的权力受宪法限制；立法独立于行政和司法；在无立法授权的情况下，政府无权干预市场；政府的作用是以监管和提供公共服务的方式辅助和保护市场经济以及社会福利。与此对应，近百年来的基本事实是，世界上所有的国有制统治经济毫无例外都是低效率的，最终垂垂衰败，直致苏联和东欧的整体崩溃。

　　 相比之下，所谓的中国模式，事实上，是一个改革发展到半路的政府高度控制的半市场经济，不但不是一个发展了的市场经济，更重要的是，其核心的控制机制是政府。

　　 中国改革改的是政府和市场关系的逻辑

　　 为了认识改革什么，让我们看看发达经济中，政府和市场之间的逻辑关系，以及为什么存在如此的逻辑关系。首先来看市场。市场是私人之间交易的机制，因此一定是以私有产权为基础的。而且，以私有产权为基础的市场是满足公众对所有竞争性私有物品需求的最有效机制，所有的竞争性行业都不是政府操作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必须要求政府离开市场。那么，政府是不是重要呢？政府非常重要，改革要求政府必须离开市场，但是又必须在市场上。原因在于有许多问题是市场自己没有办法解决的，需要政府来解决。那么必须政府发挥的是哪些作用呢？

　　 政府第一位的作用就是保护市场运作的先决条件。首先，政府要应对市场失灵。例如金融危机是市场失灵的一个表现。当市场失灵的时候，是需要政府来帮助的。但是，政府绝对不能代替市场，政府代替市场，市场就死了。当产生强烈的负外部性的时候，我们希望政府来保护市场。中央银行的非常基本职责之一是防范金融危机。

　　 政府要保护私有产权，防止政府本身和有权有势的人侵犯公民权利。这是任何市场经济能够发展的最基本条件，没有这个条件，市场经济就不可能正常发展。

　　 政府要以独立司法来保证合同的执行，限制垄断，防止欺诈。这一点是核心重要的，为什么？因为市场交易实际上就是合同交易，如果没有政府来帮助执行合同，市场就没有办法发展。

　　 政府还有第二位重要的作用，就是提供公共品。首先，政府要提供硬的基础建设和软的基础建设，这些实际上也是市场运行的先决条件，其中包括学校、医院、道路、桥梁、鼓励正外部性。所谓正外部性就是某一个经济活动给他人带来了的收益，比如研究开发需要大量的投入，一旦成功，不仅可以为投资于研发的人带来收益，也会给社会上的其他人带来收益。这就是正外部性。当有很强的正外部性时，市场上可能没有人愿意出钱，这时候就需要政府来帮助。其次，市场自身无法解决贫富差别问题，需要政府帮助减少贫富差距。其中包括提供公共品和保证贫穷人口的最低标准，以及保护贫穷人口的财政政策。

　　 市场经济发展的前提是宪政民主

　　 在人类正在经历第三次产业革命的时期，中国面对的产业结构转型问题的实质，有很多相似于一百多年前大清王朝面对产业革命的情景。选择“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还是奋力推动体制改革，是决定中国长远命运的问题。为此，必须正视一个基本事实，即，世界上产业革命的产生，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都是以民主宪政为前提的，这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基础。宪政是保障法治和市场秩序的基础，其基本原则就是限制政府滥用权力。如果没有宪政和法治的制度限制，市场就没有秩序。因为，在政府自身利益驱动下，政府有足够的力量侵犯市场，侵犯个人和企业的产权。

　　 其背后经历事实反复验证过的道理很简单。世界上任何政府都是由人组成的。组成政府的人本质上与商人、经理、学者、工人没有大的差别，都是普通人。他们不会天然大公无私，因此不可能存在自动不偏不倚的制度和不偏不倚的政府。如何限制政府里面的人不贪便宜？如何保证政府保护市场运作，提供公共品？所有这一切问题合在一起，就决定了民主是至关重要的。民主制度保证政府代表公民，能为了公民的利益保护市场、保护经济、保护社会。民主制度的基本原则是，政府和政策是通过投票，由多数公民的选择决定的。从历史上看，民主的程度是从低到高演进的，从少数精英投票到普选。与此同等重要的是保证言论自由，保证产权，保护宪政。

　　 在不同历史时期，在不同国度，民主程度有大有小，但有民主宪政和没有民主宪政是质的不同。哪怕在有限民主的情况下，它也是保证宪政的基础。英国的产业革命是全人类工业化的起点，是全人类近现代经济发展的先导。为英国产业革命奠定制度基础的，是1688年在英国建立了宪政的光荣革命。虽然当时英国只是很有限的民主，但它保证了对权力的限制，即三权分立，在权力分割的情况下，它保证了政府或王室没有权力侵吞私人的财产，它保证了整个社会能够稳定地保护私有产权，从而为产业革命创造了基础条件。因为保护了私有产权，才有企业家的大量产生，才有私人企业的大量发展，才有技术革命、技术革新、技术发展、经济发展等等。

　　 面对第三次产业革命的挑战，面对产业结构转型问题的挑战，最大的挑战是创新力。纵观古今中外的发明创造，人类绝大多数的重大创新都源于私人企业家。百年前的发明电话的贝尔，今天的乔布斯都为实例。原本他们只是千万公民中的一员。让每个公民有机会才是实质问题所在。这是解决产业转型问题中最基本的问题。从体制上，保证每个公民有机会的核心体制问题是，拥有私有产权是每一个公民天生不可剥夺的基本权利。所有人生来就有拥有私有产权的权利，每个公民的私有产权必须得到保护，这是人权的基本部分。这个概念来自英国光荣革命的基本文件，其制度实现是产业革命的奠基条件。以私有产权为主的市场制度同时也是保护公民权利的基础。哈耶克早已论证，剥夺公民私有产权的国有制的统治经济，会导致走上全面剥夺公民权利的“通向奴役之路”，一定没有创新能力，最终经济一定衰退。

　　 改革动力问题的核心是激励机制

　　 中国距离宪政还有很大的距离。中国一百多年来的改革教训甚多。不知其教训，即无法推动今天的改革。其中，除了改革什么，很重要的另一个基本教训是，改革触动体制内既得利益，而改革又不能摆脱体制内力量。即，改革的动力何在？谁来改革？为答此问，必须深入了解中国的体制。由此了解这个体制带来的正面和负面影响，包括对改革的制肘。

　　 我把中国的现行体制概括为地方分权的威权主义体制，简称分权式威权制。这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体制。世界上的威权制都是高度集权的，中国的威权制也有这个特点。但是，中国的威权制在很多方面是分权的。在中国的体制里，中央对政治、人事高度集权，除此外还包括对大银行、证券市场进行集权控制，在能源方面实行垄断式的集权保护。分权表现为行政、除金融和能源之外的资源、以及其他大量的经济控制权向地方高度分权。一个具体的例子就是土地资源。

　　 这个体制是一把双刃剑，它决定了过去中国改革和发展的轨迹，同时也是今天我们看到的大多数严重问题的制度根源。这个分权式威权制正是所谓中国模式背后的基本制度。

　　 改革的动力何在？谁来改革？这个问题的核心是激励机制问题。在一个威权主义体制内，整个社会经济都被一个自上而下的官僚机构统治，如何解决上下级之间的激励机制问题，决定了这个体制的改革与发展。纵观古今中外的所有威权主义官僚体制，各层官僚的激励机制问题都无法得到基本解决。因为在威权体制下，下级要服从上级，但上级又要从下级那里获得信息。知情的下级很容易欺骗上级。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便是人们对这种体制的运行的生动描述。下级为了自己的利益欺骗上级，上级又要根据下级报告的信息来决定是提拔他还是压制他、惩罚他，由此导致上下级官僚之间的激励问题很难解决。当然像新加坡那样的特殊情况，国土很小，无需下级总理就能亲自观察一切时，官僚体制内的激励问题不大。但稍大一点的经济体，情况则完全不同。尤其像中国这样，国土大到连省甚至市一级政府都无法直接观察到实情时、都需要依赖基层报告时，这个激励机制问题就几乎无法通过官僚体制自己解决了。中国改革前的状况，前苏联和东欧地区等25个转型国家在崩溃前的30年改革的失败，都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威权主义官僚体制解决不了激励机制问题。

　　 为什么苏联东欧解决不了的激励机制问题，中国在改革的前一阶段似乎能解决？所谓的中国奇迹，实际上增长速度并不是奇迹，而是在威权体制下，居然能调动千百万个地方官僚拼命地往前赶，也就是说，在改革早期，中国解决了威权体制下无法解决的激励机制问题。这才是奇迹。但是这个奇迹只是暂时的。长远地看，只要体制是威权主义官僚体制，就无法解决各级官僚的基本激励机制问题。

中国改革短暂奇迹的制度基础是分权式威权制

造成中国改革前期的短暂“奇迹”的制度基础是分权式威权制，即把大量权力下放给地方政府，引诱地方政府竞赛GDP增长速度，这是一个在威权制下曾经非常有效地解决各级地方官员激励机制的绝招。在这个竞赛的过程中，许多地方政府同时试验不同的方式和手段。GDP这个统计指数是度量市场活动的总和。一旦市场不存在，就没有办法解决复杂的激励机制问题。如果没市场，如果不是竞争GDP，地方政府的竞赛可能会导致大灾难，例如大跃进。中国前30年的改革比较成功的一段，其关键就在于开始建立市场，利用市场的综合指标GDP，地方竞赛GDP。

　　 但是，地区竞争只在特定时期、特定条件下暂时解决了威权主义官僚制下的激励机制的一部分问题。换句话说，地区竞争GDP只是权宜之计，在这个权宜之计有效的时候，如果抓紧改革，改变威权主义体制，地方竞争这种机制就可以被更好的机制取代。

　　 为什么地区竞争不再能继续帮助解决官僚体制内的激励机制问题？基本原因之一是，政府的职能从来不是单一的，世界上不存在一个只为经济增长而存在的政府。因此，政府把经济增长设为目标，只能是权宜之计。若长远如此，一定造成严重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扭曲。基本原因之二是，只要政府的目标不是单一的GDP或GDP增速，地区竞争就丧失了解决激励机制问题的效力。

　　 威权主义官僚体制解决不了体制内的激励机制问题，这是腐败猖獗、改革停滞、经济结构问题恶化、社会经济问题尖锐化、保持社会经济稳定愈益困难等等弊病的根源所在。任何有效的改革一定必须着眼于激励机制问题的解决，否则即使有好的具体政策改革措施，也一定流于言辞，无法实施，无果而终。因此，“改革什么”的问题，与“谁来改革”的问题，与“改革的动力”的问题，实质上是同一个大问题，因为激励机制的解决依赖体制改革。

　　 各级官僚的激励机制的核心问题是，他们自身的动力何在？他们对谁负责？在威权制下，他们由上级任命，由上级考核，由上级决定升迁，他们只对上级负责。但下级通常比上级更知道地方发生了什么，上级依赖他们报告信息，依赖他们执行。这正是官僚体制内激励机制的问题所在。如今的一个普遍问题是，许多县、市政府在涉及大量基础建设投资、融资、债务、搬迁、拆迁、地方经济发展与城市化的问题上，因激励机制扭曲而导致了极其严重的债务问题、政府与公民的关系问题等。问题的普遍性和性质的严重性，使得地方政府的改革成为一个必须尽快解决的问题。但是，在现在的威权制官僚体制下，上级无法解决下级的普遍性的激励机制问题。不改变体制，在放权和收权之间便找不到答案。“一收就死，一放就乱”的死循环规律早就尽人皆知，威权制下无法解决的激励机制问题就是其制度原因。

　　 因此，从基本上解决各级官僚的激励机制问题，其关键在于，从根本上，从制度上，改变官僚体制本身，改变官员的任免、考核、升迁的机制，把自上而下的任命改为民选。由此，使官员从只对上级负责变成对选民负责，把他们的动力，从听从上级考核调遣，变成争取选民支持。这个体制改革会从根本上调动起公民和各级官员的动力，保证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保证以创新为基本动力的长远发展。选举的正常展开需要制度条件，其中一个基本条件是独立的司法，保证选举能合法进行，使得有利益要干预选举的力量不能得逞，否则正常选举无法进行。此外，地方民选的立法机构必须独立于地方司法和地方行政首长，由此限制选出的政府的权力，以保护选区公民的基本利益。选区内所有重大决策，包括地方债、地方税、地方重大投资等，都必须由地方民选代表（即地方立法机构）决定。总之，彻底改变体制，由人民决策和监督代替中央监督地方政府，是从根本上解决地方政府激励机制问题的唯一途径。

　　 以上的改革方案不仅与公民利益一致，不仅符合解决地方政府激励机制的逻辑，而且实际上也正是当今世界所有幅员辽阔的发达国家的地方政府所遵循的基本原则。对于相似的改革方案，有人以中国国情为由拒绝讨论，但此种理由不仅逻辑不通，而且违反历史和事实。

　　 中国台湾省早在抗战后不久就在县级及以下地方政府实现了普选。这一制度实际上是逐步实施1946年通过的《中华民国宪法》的结果。而这一宪法是由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党派和国民党共同讨论并通过的。中共在推动此宪法的宪政原则方面的重要贡献，尤其是以制度制约执政党的宪政原则，已经昭然载于史册。虽然台湾省直到1980年代末才真正全面实施这一宪法，但从地方选举做起的渐进的实施宪政过程，决定性地帮助了台湾的社会经济稳定和持续快速发展，不仅为后来的全面落实宪政奠定了基础，也为台湾从一个落后的农业经济，发展成为一个发达的、以创新为动力的经济体（人均GDP超过许多欧盟国家），奠定了制度的基础、社会的基础。韩国的历史制度与中国极为相似，其战后的制度演变和经济发展也都与台湾极为相似。概观类似“中国国情”的渐进式宪政改革的规律，发人深省。

　　

　　 不是中等收入造成陷阱，而是制度造成陷阱

　　 在文革刚结束的贫穷状况下，中国将经济增长速度作为政府的目标，实际上是改革早期的政治折衷，只是暂时的，加上市场化的正确方向，由此决定了地方竞争机制可以有效地暂时解决体制内的激励机制问题。但是，此时的中国已不是彼时的中国。中国已经从一个极度贫穷的国家变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不是新加坡。作为一个超大规模的经济体，当这个经济体采用出口导向发展经济，是全球经济无法承受的。此外，中国已不是文革刚结束的状态。那时，大批刚刚从被打倒的状态中解放出来的干部与民众渴望改变。现在，各级政府的自身利益巨大，经常同社会利益冲突，经济增长之外的社会经济问题变得越来越重要。

　　 因此，地方竞争机制一方面推动了GDP的高速增长，另一方面也产生了大量的社会经济问题，如中小企业发展严重受阻、内需低迷不振、收入不平等问题、环境问题、政府侵犯私营企业和公民权益的问题、城市住房问题、地方财政问题、腐败问题等等。每一个省、市、县都面临着所有这些问题。各级地方政府竞赛GDP增长速度或财政收入，使其中许多问题更为恶化。

　　 上述的多数问题在“十一五”规划中全都讲过，解决方案也都讨论过，十二五规划又重提，并提出了解决方案。今天这些问题整体上在持续恶化。为什么这些问题迁延不愈？一个流行的说法是因为增长速度太快了。综上所述，这个说法是对中国问题的误诊。这些问题不是因为增长速度本身所致，而是因为分权式威权制下的激励机制造成的。这个激励机制只能激励各级地方政府竞赛GDP的增长，没有办法激励各级地方政府去做GDP之外的事情。

　　 综上所述，在分权式威权制基础上产生的地区竞争，在过去30多年中，曾是解决激励问题的有效手段，是中国奇迹的机制。但是这种机制已经早在十年前就已不适应形势。要想解决新形势下的激励问题，必须从根本上改革分权式威权制。在现有体制下的集权、放权改革，最好能成为为基本改革买时间的权宜之计，否则，长远看，都已于事无补。

　　 与此同时，值得提及一个流行说法，即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这个提法不仅肤浅，而且误导改革方向。如果我们看中国香港、日本、新加坡、韩国、中国台湾、印度、非洲、拉美从1950年到2000年半个世纪的发展状况，可以发现，这些国家和地区，要么发展，要么不发展，没有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中国，从1940年或者1930年一直持续到1978年改革前夕，人均GDP相当于非洲最穷的国家之一，是一个贫穷陷阱。

　　 文献里的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是以拉美国家为主的。但是认真看看拉美国家的情况，从有数据记录的最近二百年历史来看，拉美国家并不是从贫穷国家进入中等收入国家后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而是正好相反。拉美国家在历史上曾是世界上的富裕国家，远比北美更富裕，直到19世纪的中期，美国虽然已经开始工业化，变得比较强大，但拉美国家仍比北美富。那个时候的古巴比北美新英格兰地区还富，后来它们从富裕国家变成了中等收入国家，而美国则从一个相对贫穷的国家变成了富裕国家。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其实是错误总结历史，更是忽视了拉美国家的制度导致它们从富裕经济停滞不前，沦落为中等收入国家。而美国则因有利的制度，从相对贫穷变成中等收入，然后又成为富裕国家，并最终演变成超级大国。经济的长期增长和衰落是由制度带来的。

　　 我要强调，核心不是中等收入造成陷阱，而是制度造成陷阱。真正决定中国命运的，不是因为中国现在是中等收入国家，所以面临挑战；而是因为中国的体制有问题。这同一个体制，即分权式威权制，曾经帮助中国从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进入了现在世界上低中收入国家，但也阻碍了中国进一步发展。障碍是这个体制，而不是收入水平。

　　

　　 如何改革“分权式威权制”

　　 如前所述，中国的分权式威权制曾经通过地区竞争机制解决了普通威权制解决不了的激励问题。但是，分权式威权制同时是今天中国面临的严重的经济社会问题的制度根源，是制约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最基本因素。因此，中国经济未来的可持续增长，有赖于对分权式威权制的改革。以下是人们为了在不触动现有体制的条件下，改进激励机制的方案。

　　 第一个方案，就是坚持地区竞争，以多目标代替GDP增速的单一目标，比如在对地方政府的考核指标中纳入收入分配、社会稳定、环境保护等目标。但问题是，地区竞争机制无法有效解决多目标问题。经济学理论严格地证明了，不存在一种能同时有效解决多个目标的激励机制问题的自上而下的体制。如果一定要求地方政府同时在许多方面进行竞争，其结果会适得其反。即，地方政府会把其中的许多竞争变成逐底竞争（race to the bottom）。例如，当收入分配公平与获取财政收入有矛盾时，他们会竞相寻找增大财政收入牺牲收入分配公平的新方法。经济学的理论证明，在多目标的情况下，在自上而下的体制里，最好的激励机制是没有激励的机制。这就是为何世界上的官僚体制，基本都不为官僚提供强有力的激励。世界上所有的发达经济体都是以宪政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在这种制度下，经济与政府、经济与官僚体制的关系松散，因此，不为官僚提供强有力的激励，有制度的条件。

　　 第二个方案，坚持单一目标的地区竞争，但改变竞争指标。例如设计一个综合目标，例如绿色GDP来代替GDP，作为地区竞争的指标。但是，这个方案也不可行。原因在于：第一，许多指标相互之间存在深刻的内在矛盾。第二，在这诸多指标中，有的是界定明晰，容易度量的，如GDP；有的是界定模糊，难以度量的，如社会稳定。第三，在这些指标中，不仅执行难易有别，而且以不同方式不同程度涉及地方政府、地方官员的自身利益。以上前两点问题加上自身利益，使得地方政府既有动力也有能力扭曲目标。第四，中国不存在真正独立于地方政府且有权力全面收集和审计地方政府各方面工作数据的机构，绝大部分信息收集要依赖地方政府，因此可以轻易做手脚。

第三个方案，是否可以放弃综合目标，也放弃多项指标，而只用地区竞争来针对某些单项社会经济问题呢。这是完全不可行的。分权式威权制并不是新的体制，地方竞争也并不是改革才有的新机制。市场才是中国体制里新的东西，GDP，作为市场活动的整体综合指标，才是新的、特别好的指标。地方政府竞争GDP增速是决定中国经济改革不同于计划经济的关键点，也是决定中国经济改革不同于苏联、东欧改革的一个关键点。地方政府竞争GDP增速的时候，竞争的既不是计划体制下的单项定量指标，也不是千百万个定量指标，而是市场的整体活动。当行政与市场有矛盾时，这一竞争可以大大削弱改革的阻力。而且，由于市场向所有人开放，GDP是市场活动的总体指标，任何独立的机构可以独立地从任何地区的市场收集信息，从而验证各地的GDP统计数字，这使得GDP数据难以造假，这本身在很大程度上帮助解决了考核地方政府的信息问题。

　　 试图让地方竞争（或单项考核地方政府）市场以外的其他定量指标，实际是背离30年的市场改革，回头到漏洞百出的计划体制。当地方竞争GDP之外的东西时，信息和激励机制方面的基本问题无法解决，地方政府会为了竞争某些定量指标不惜作假，不惜牺牲其他，由此会恶化一系列相关问题，导致灾难性后果。最坏的极端例子就是“大跃进”。“大跃进”就是地区竞争出来的，人民公社是当时中央鼓动、地方实验、地方竞争产生出来的，这场地方竞争酿成了古今中外空前的大饥荒。

　　 以金融为例，金融领域改革面对的最大问题是全面的体制问题。首先是，国有部门的软预算约束问题以新面目重现。计划经济时期直到90年代后期，国有部门都受制于严重的软预算约束。90年代后期起，经过了大规模的国有企业改革，重组国有银行，以及民营企业的迅速发展，中国经济的软预算约束问题得到了基本的遏制，但是，近年来这个问题又以新的形式重现。典型的例子是还有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和那些规模巨大的央企。这些融资平台以土地和财政收入做抵押，向金融机构融资。它们既无财政纪律约束，也没有可信的破产威胁，因此肆无忌惮地大规模借贷，在软预算约束下，大量投资到低收益项目上，由此造成一方面GDP增长，一方面资不抵债。如此持续发展，最终会拖垮整个国家的财政金融体系。由此可见，软预算约束严重扭曲了资源配置，降低了效率，威胁金融稳定。

　　 其次，金融业尤其是银行业的国家垄断。这种国家垄断不仅导致软预算约束，还导致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加剧不平等。垄断的国有金融部门向国企和地方政府提供全世界最廉价的贷款，牺牲了储蓄者的利益，尤其是那些缺少投资机会更依赖储蓄的低收入民众的利益。金融垄断导致中小企业融资难，减少民众创业增收的机会。国有垄断金融部门为了维护自身利益，会利用自身在体制中的政治力量，阻碍民间金融机构的发展，而相比之下，民间部门在政治立法体制中缺少代表力量。

　　 再次，在中国，土地是国有的，金融国家垄断和土地国有制相结合带来了更严重的问题，例如剥夺公民，尤其是剥夺农民使用土地做抵押融资创业的机会；地方政府通过融资平台以土地为抵押从国有银行大量贷款，投资到许多低效项目上，对银行安全乃至金融安全造成巨大威胁。纵观世界，所有金融发达国家的制度都是以私有土地产权和私有产权为基础的，这一点我在其他地方有更详细的论述，不再赘述。

　　 最后，由于司法不独立和缺少法治，中国的金融监管屡屡失效。新闻媒体多年来披露的大量金融丑闻都源于因司法不独立和法治缺失导致的监管失灵。

　　 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从体制入手，以体制改革推动市场经济的发展，才能有效制止经济下滑。其中的核心和当务之急是帮助中小企业的发展。从全球经济来看，有一个规律性的现象：一个国家的人均GDP高低和该国中小企业的比例高度相关且成正比。反过来说，一个国家压制中小企业，压制市场机制，进而压低GDP。中小企业的发展还和大家都关心的收入平等问题紧密相关。因为世界上任何国家，最多的就业都是在中小企业。中小企业发达，就业才发达，居民收入水平才高。为此，必须降低中小企业的进入壁垒，保证政府不直接干预企业；同时还要为中小企业提供宽松的金融环境，货币政策不应过紧。

　　 从中长期来看，体制改革应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第一，建立民营为主体的市场经济，尤其要破除金融垄断，大规模开放民企尤其是中小民企金融领域，金融监管包括银行监管应该对国企和民企一视同仁。

　　 第二，承认和保护公民特别是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在最终实现这一目标之前，可以推动延长租期、允许土地抵押、以法律形式限制各级政府征地权等方面的改革。

　　 第三，推动设立完全脱离地方的专业法庭，包括金融专业法庭、土地专业法庭等，帮助部分解决这些领域里的司法独立问题。以此为起点，扩大独立司法的范围，自下而上推动司法独立。

　　 第四，推动地方选举，完善村级选举，尽快推动镇级选举，尽早准备县市级选举。选举包括行政首长和地方人大代表。自下而上推动选举制度的全面普及。

　　 第五，确立各级人大作为立法机构的基本权力。当务之急的第一步是地方财税权力。至少可以从县市级起推动，保证地方立法机构约束地方政府的财税行为。自下而上推动立法机构的独立行使权力。

8项规定下的接待工作：水果要外国产 矿泉水洗
作者不详

　　我是某国企地市分公司职员。那天得知省公司×总（厅级）要来视察，我们地市公司开了半天紧急会议，制定了三套接待方案，提交省公司综合办审核。之后，省公司传来两张A4纸的“接待×总注意事项”。

　　首先是×总住宿问题，要求有：1.不能是五星级挂牌酒店，但不能是四星以下，如果是四星不能太陈旧，最好是不挂牌但已经达到五星标准的；2.×总的房间须为套房，但要相对独立，不能与随从人员相邻；3.房间内须备某某品牌的洗浴用品，某某品牌的矿泉水……

　　有关吃饭问题难度更高，有意思的要求有：1.不外出就餐。建议第一天晚餐安排在公司食堂，第二天早餐在酒店，第二天中餐与员工共进员工餐，第二天晚餐在某县市公司食堂。2.明确规定哪些菜是不能上桌的，哪些菜是必须上桌的；3.水果只需要两种，新西兰产奇异果和日本产樱桃，其他水果则不必露面。其中奇异果软硬要适中，太硬不熟，太软则认为是烂果子。樱桃须用某某品牌矿泉水洗净后，用保鲜膜封装在盘子里；4.×总吃饭时喜欢给别人夹菜，一般是招待客人时，但被招待时，自己不太爱夹菜，喜欢别人给他夹菜。因此要求每人面前放两双筷子，一双私筷一双公筷……

　　再讲讲注意事项，这个最重要：1.首先是强调轻车简从。陪同×总视察调研人员，除省公司随行人员若干名外，当地公司人员不得超过5名。2.摄影师严格控制一名。建议摄影师穿工作服，不能长枪短炮地背着。严禁使用闪光灯。拍摄频率不能过于频繁。3.行车时前面带路车要时刻注意后面主车的衔接，尤其是在过路口时，如遇红灯主车没跟上，前车应放慢车速等待后车。考虑到天气因素，车上应备热水。4.×总在讲话时，省公司和市公司各一名秘书须认真记录，不得遗漏，必要时可以录音……（限于篇幅不一一列举）

　　作为一名小职员，我真心拥护中央的八项规定。但我感觉现在接待工作越来越难做了，反而是八项规定之前要简单些。记得那会儿，领导们可没有现在这么多讲究啊！直到有一天，我把我的困惑说给一位前辈听，这位“老接待”的一番话让我若有所悟。他说，领导们一般都是讲究的，就算领导不讲究，下面的人也必须讲究。原来的讲究是化简为繁，标准往高里定、事情往细里做，对于做具体接待的人来说反而易操作，因为多做总没错。现在的讲究是化繁为简，但这个简不是简单地删减，而是比“繁”更复杂更高明的“简”。比如标准不能高也不能低，最好是外面人看起来标准低，但实际标准高。“这么跟你说吧，就像《射雕英雄传》里，黄蓉给洪七公做的冬瓜豆腐，简单吧？可没有一整只金华火腿、一个大冬瓜、一大块嫩而不碎的豆腐，更重要的是没有兰花拂穴手这等高明的武功，是根本做不出来的。你懂了吧？……”

　　（作者为国企员工）

中国汽车制造的核心部件来源
作者不详

如果你经常从《新闻联播》中听说中国自主汽车品牌在研发上取得多少进展、攻克多少技术难关，那肯定被忽悠了。因为那些报道很大一部分是汽车公司聘请公关公司或广告公司拍好了再花钱送上CCAV来播放的，目的一是扩大自己的品牌知名度与美誉度、二是在各级官员那里混个眼熟以便争取政府的科研补贴。
目前中国的汽车零部件行业，小到轮胎、玻璃、雨刮，大到天窗、发动机、变速箱，几乎全被清一色的外资企业把持着。跨国汽车公司一直标榜的国产化率的提高，是通过采购外资零部件公司在华分厂的产品来实现的；而自主品牌们一直吹捧的零部件配套国际化，也逐渐将中国自主零部件企业打入冷宫。
接下来就几大零部件总成的外资占领情况给大家做一简要介绍。以下企业均为外商独资、控股或参股，企业的利润全部或部分流向了国外；而通过技术引进实现国产化的零部件公司不在本文讨论之列，因为利润仍然留在中国。

1、汽油发动机：

毫无疑问，日本三菱几乎垄断了所有不能自产发动机的自主品牌汽车的汽油发动机供应。在中国整车市场占有率并不高的三菱公司在当时中国汽车界巨子仰融先生的牵线搭桥之下，1997年在辽宁沈阳设立航天三菱、1998年在黑龙江哈尔滨设立东安三菱，分别生产中等排量和小排量的汽油发动机，为当时的哈飞、东南、华晨等公司配套。随着1999年前后奇瑞、吉利、华晨、比亚迪等自主品牌的崛起，在它们建设之初都不能自产发动机的情况下，三菱在华投资的这两个发动机公司的业绩突飞猛进，着实赚了不少钱。

据本人不完全统计，使用东安三菱发动机的车型有：比亚迪F3，华晨骏捷，东南蓝瑟、菱悦、希旺，哈飞赛马、赛豹，众泰5008，风行景逸，长丰飞腾……

使用沈阳航天三菱发动机的车型有：比亚迪F6，华晨尊驰、骏捷，金杯海狮，奇瑞东方之子，福特全顺，江淮宾悦，上海英伦TX4，帝豪EC8，东南菱悦、君阁、戈蓝，江铃陆风，海马3，柳汽风行MPV，长丰猎豹，长城哈弗、嘉誉，华泰特拉卡，北汽域胜、骑士，福田蒙派克、风景，郑州日产奥丁，中兴无限、威虎，曙光傲龙、旗胜……

2、柴油发动机：

在轻型柴油发动机方面，五十铃无疑是王者。这家日本柴油发动机和商用车巨头早在1984和1985年就在中国四川重庆和江西南昌分别成立庆铃汽车和江铃汽车，开始生产五十铃皮卡、轻卡和与之配套的4JB1发动机。随着福特全顺、福田风景等轻客的下线，五十铃发动机更是在轻客市场找到了蓝海。现在，中国几乎所有的皮卡、轻卡、轻客上用的柴油机都采购自五十铃或使用五十铃技术生产。

在重型柴油机方面，美国康明斯公司则独占鳌头。这家美国独立发动机制造商仅在整机生产方面就在中国建立了4家公司：东风康明斯、西安康明斯、重庆康明斯、福田康明斯，配套范围则涵盖了东风、陕汽重卡、重庆铁马、福田欧曼等重卡企业，宇通、金龙、青年、中通等客车企业，以及三一重工、中联重科、徐工等工程机械企业。可以说，康明斯几乎垄断了中国高端重型柴油机市场。

3、电喷系统：

为了满足中国政府越来越严格的排放要求，目前国内生产的所有汽车上都必须安装电喷系统。德国博世、美国德尔福、日本电装（属于丰田集团）几乎垄断了所有中国电喷市场份额，其中德国博世的市场份额一家独大，超过了60%。

从自主品牌到外资品牌、从轿车到卡车、从汽油车到柴油车，中国消费者每买一辆车就会向上述三家外企贡献上千元的利润。

4、重型变速器：

美国伊顿、德国采埃孚两家公司不仅控制着全球重型变速器的研发和销售，更是几乎垄断了中国重型变速器市场。早在1980s中国改革开放伊始，伊顿和采埃孚就将重型变速器制造技术分别有偿转让给了陕西汽车制造厂和四川汽车制造厂，为当时同期引进的斯太尔重卡车型配套，两者后来演变为中国重型变速器市场的两大霸主：法士特和綦江齿轮（綦江县是凤姐的家乡，哇咔咔）。

现在，两家国际变速器巨头均已在中国设厂。美国伊顿1997年在上海独资设厂生产重卡变速箱，专注高端市场；2003年与法士特、湘火炬合资成立伊顿法士特齿轮（西安）有限公司，为中国重汽、东风、一汽、福田等厂家配套；2004年与一汽合资成立一汽伊顿变速箱有限公司，主要配套解放重卡。

德国采埃孚1998年在苏州独资设厂生产客车用变速器，2004年与上汽合资设厂生产轿车用变速器，2005年在杭州独资设厂生产卡车用变速器，2010年又与多年的合作伙伴綦江齿轮实现合资进一步拓展中低端市场。

无论中国重卡市场的竞争如何惨烈、利润率如何下降，潜伏在幕后的伊顿、采埃孚两家外企都会偷笑着坐收渔利。

5、轿车变速器：

丰田控股的爱信公司是全球最大的自动变速器生产商以及全球第5大汽车零部件公司，已经将触角延伸到了中国汽车工业的各个角落。1996年合资成立唐山爱信齿轮有限责任公司生产手动变速器，尔后于2003年变为外商独资企业；2004年合资成立天津艾达自动变速器有限公司生产自动变速器。

据本人不完全统计，使用爱信变速器的外资品牌有：保时捷、悍马、雷克萨斯、沃尔沃、吉普、三菱、马自达、现代、起亚、铃木、菲亚特、阿尔法罗密欧、五十铃、日野、大发……

使用爱信变速器的合资品牌有：上海通用、上海大众、一汽大众、一汽奥迪、北京奔驰、东风标致、东风雪铁龙、一汽丰田、广汽丰田、长安铃木……

使用爱信变速器的自主品牌有：比亚迪、东南、长城、华晨、长安、名爵、荣威、一汽奔腾、东风风神、广汽传祺……

亲爱的愤青们，如果要抵制日货请问我们能买什么车？

6、汽车内外饰部件：

以美国江森自控、德尔福（原通用汽车零部件分部）、伟世通（原福特汽车零部件分部）、法国佛吉亚为代表的跨国零部件巨头，不但为国内汽车厂商制造座椅、仪表台、扶手、车门内饰、车顶内饰、保险杠、车灯、雨刮、空调等内饰、外饰部件，更是在车型设计之初就参与内饰与外饰的设计。上述几家公司为几乎所有的国内乘用车生产企业设计、制造内饰与外饰部件。

7、天窗系统：

从高端的劳斯莱斯、宾利到低端的奇瑞、夏利，车上用的天窗竟然都来自同一公司——德国伟巴斯特。德国伟巴斯特1936年获得第一个天窗专利，现在在全球汽车天窗的市场占有率超过70%。伟巴斯特为几乎所有的国内合资品牌、自主品牌供货。

8、轮胎：

从低端的韩国锦湖、韩泰，到中端的美国固特异、意大利倍耐力、日本邓禄普、普利司通、优科豪马，再到高端的法国米其林，无一不是清一色的外资。国产轮胎的市场大多仅局限于微型车和商用车。

9、汽车外观设计：

不但会计师事务所领域有全球四大，汽车设计领域也有全球四大：博通、宾尼法瑞那、乔治亚罗、意迪亚，来自意大利的这4家公司为全球所有主流汽车公司设计过外观。

博通一直是兰博基尼、菲亚特、玛莎拉蒂的稳定合作对象；宾尼法瑞那则与法拉利结为挚友，几乎垄断了法拉利的全部产品设计，1950s初还生产了27000部阿尔法罗密欧Giulietta车型，通用也是它的常客，请宾尼法尼亚设计了别克Lido50、凯迪拉克敞篷车、雪佛兰鲁米娜MPV、第二代大宇旅行家（即国产的别克凯越）等车型；大名鼎鼎的乔治亚罗则设计了大众高尔夫、帕萨特、奥迪80、布加迪、西亚特、菲亚特熊猫、朋多、乌诺、蓝旗亚Delta等多款经典车型。

1996年宾尼法瑞那为哈飞汽车成功设计了“中意”微面，标志着全球四大开始进军中国市场。宾尼法瑞那先后又设计了哈飞赛豹、路宝、江淮同悦、奇瑞A3和M14、长丰飞腾等；乔治亚罗的作品则有华晨尊驰、骏捷、一汽奔腾、东风风神H30等；意迪亚则有第一代别克君越、陆风风尚、长安CM8、奔奔和海马3等作品相继问世；博通作品较少，目前只有昌河爱迪尔和奇瑞瑞麟G6。从2004年开始，它们干脆在中国设立分支机构，目前宾尼法瑞那有1/3的业务来自中国，意迪亚的中国业务则占总收入的40%。

10、发动机设计：

奥地利AVL、德国FEV、英国Ricardo是当今全球三大独立发动机设计公司，再加上专注于柴油机领域的意大利VM，四家公司垄断了国内自主品牌的发动机设计。

奥地利AVL是全球最大的发动机设计公司，向包括奔驰、宝马、福特、通用在内的几乎所有汽车整车及发动机制造企业提供发动机设计服务及发动机测试设备。AVL因2006年向奇瑞出售发动机技术而在中国一夜成名。其实AVL在中国的足迹源远流长，其创始人李斯特先生早在1926年到1932年就任教于上海同济大学；1987年，AVL协助机械工业部制定了《中国内燃机发展系列型谱》、《中国柴油机烟度排放标准》；1999年与国家科技部合资成立了厦门海腾发动机测试设备有限公司。目前AVL在中国的客户主要有：奇瑞、潍柴、锡柴、大柴、上柴、云内等。

与法拉利、兰博基尼、玛莎拉蒂处于同一城市的意大利VM公司，上世纪曾为路虎揽胜、罗孚800、阿尔法罗密欧提供过发动机，现在使用VM柴油机的车型则包括凯迪拉克CTS、吉普大切诺基、自由人、雪佛兰科鲁兹、科帕奇、景程、克莱斯勒大航海家等。2004年开始，江铃、华泰、长丰、长城、上汽相继购买了VM的柴油机制造技术及关键生产设备后开始生产自己的柴油机。

德国FEV早在1980s就开始向广西玉柴出售发动机技术，目前其在中国的主要客户包括：一汽、上汽、华晨、陆风、玉柴、云内等。

英国Ricardo早在1930s就开始向伦敦巴士和法国雪铁龙提供柴油机，近些年的主要成就是为奥迪R8和布加迪威龙设计了DSG变速器、帮助宝马优化K1200系列摩托发动机、帮助迈凯轮设计了其第一款发动机M838T等。目前Ricardo在中国的客户包括：一汽、上汽、长城、力帆等。

后记：

由以上事实我们可以轻易地看到，核心、关键零部件技术均被外资把持，中国自主品牌汽车公司只能完成前期的市场调查、产品定义、外观及内饰设计，中期的冲压、焊装、涂装、总装、检测，以及后期的经销商招募、销售管理等步骤。而其中前期的市场调查多是委托AC尼尔森等国际市场调查公司完成，外观设计多是委托意大利都灵街头多如牛毛的汽车设计公司完成，内饰设计多是委托美国江森自控等公司完成；后期的经销商招募的标准就更低了，不管以前卖没卖过车， 也不管以前是卖电缆还是卖家电的公司，只要你有资金、认同我所谓的“企业文化”就能取得销售权。中国本土汽车公司越来越像电脑城的组装门店，只要能够“整合全球造车资源”，就能攒出一辆整车。

越来越多的中国车企在发展的过程中选择了外包这一速成方式，但中国企业的外包跟外企的外包有着本质区别。外企是把自己不屑于干的流程外包给中国企业，而中国企业则是将自己不会干的流程外包给外企。如果中国企业对待研发的态度继续如此敷衍下去，产业空心化的后果并不是杞人忧天，巴西、墨西哥30年前就享受过中国当今高速的发展速度，但由于没有及时通过技术创新实现产业升级，至今还在充当发达国家制造基地的角色。希望善于总结前车之鉴的中国不要再走巴西、墨西哥的老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