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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瑛：唯有放弃仰视


生活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的人们，已经太喜欢面孔朝上，充满期待，八分耐心，十分侥幸，十二分热忱等等，等等。

对中共十八大即如此，大半年来，迎着兜头的几盆冰水，抖抖精神，再等三中全会；11-12日已过，经过对三中全会公报逐字逐句的反复推敲解读，人们决定再等 着看看“两个文件”，似乎看过之后，他们真会有什么决定人类命运或自己命运的重大决定。其实，这块土地上的“高人”在“高处”，确实对仰视着他们的面孔了如指掌、深谙其蕴、充满自信——我们就是不改，你们怎么办？

我们的“办法”是不再仰视。

不再仰视意味着，如果我们有幸终于获得了一个独立于世的人格，如果我们有幸终于开始拥有独立于世的能力，就绝不再放弃，不再从“高人”和“高处”那里寻求我们的生存、我们的安全、我们前途、我们的幸福。

我们放弃仰视，冷静理性，不抱幻想，仔细地辨识，已经实际存在的属于市场发展和社会重建的空间，把自己的企业、自己的事业、自己的生活、自己的精神家园建立在那里，迁移到那里。我们不崇尚、不热衷对抗，更不屑、不耻去谋求任何和他们相近、相似的位势和权力，我们可以选择的是抛-弃-他-们！当今大势、当今大潮、当今观念、当今科技等等、等等加在一起，使我们有了抛弃他们的可能——感激上苍不弃我中华民族。

当我们真的放弃仰视，会发现原来空间并不全都属于“高处”的“高人”管辖，“浩浩荡荡”之大势，不断开辟出的新空间，已经随着“开放”来到我们的身边，进入 我们的生活。我们只有不再仰视，才能发现它，才能感受它，它才能成为属于你的生活，承载你的事业。我们会发现不为权力主宰的空间不仅存在，还相当宽阔，不断扩展。这里规律、规则清晰明确，易于把握；未知世界，呈现无限可能，充满生机，魅力十足。

当我们把仰视换为平视，换为多视角的观察，我们才会看到那万变不离其宗的玩法儿，其根底里是什么，它是什么变的，它从哪里来，只能到哪里去，不再为表像所迷惑；我们才会看得到关键的、核心的、绕不过去的东西是什么，在哪里，辨识得了什么变化，才带来新的空间和机遇；我们才会看清楚那些必须具备条件才能落地的事情，辨识得了条件在哪里，是否可以成就，明辨哪是空话、大话、不能当真的话。唯有如此，我们才可以进入代价是否可以接受，不确定性和变量是否能够把控， 风险是否可以承受的考量，而避免踏入陷阱，一再踏入陷阱。

当我们真的放弃仰视，才能真的开启把握自己命运的航程，去寻找有积累意义，有价值的空间和事业，继而会发现，在这里可以同时安放自己的灵魂，不再有为了生存把灵魂交给魔鬼的选项，享受做一个独立的、自由的人的快乐。

当我们把仰视换为平视，换为多视角的观察， 我们才会看到这个世界不沉沦在于我们自己的不沉沦，这个世界美好起来，在于我们自己美好起来，这个世界的变化方向在于我们共同选择什么方向。个体生命的状态，个体生命的价值，个体生命的选择，在这块长久以来被轻视、蔑视、践踏，被侮辱、摧残、杀戮的土地上，必须拥有站立起来，伸展张扬的空间。被侮辱、被损 害、逆来顺受不再是他们必须承受的命运。

当我们真的放弃仰视，我们才能真的对中华民族的未来持有乐观，怀抱希望。因为你看见了身边已经到处都是不再仰视，不再屈膝、不再苟活的人们，你发现了统治者 惊恐万状的原因，正是他们已经见不到他们想象中那么多仰视的面孔，跪着的灵魂；知道了他们是有“大限”的，知道人们把仰视变平视，从跪伏而站起的那一天， 便是权力匍匐称臣的日子，便是极权一去不返的日子。你会更珍惜和你一样珍惜母语生活环境给我们带来幸福的那些人，愿意一起努力，一起奋斗，不计时日短长，不惧路途艰险，不离故土，不弃家乡，愿意为美丽中国再搏一个百年。

当中国人真的放弃仰视，让灵魂站立，才会不再偏狭、不再暴虐，充满善意，崇尚妥协，接受缺憾，容纳异见，建构和平，融入世界文明的主流，以自己悠久、璀璨的文明、文化造福人类世界，骄傲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又一次站在中国发展的十字路口上的我们，不希翼、不祈求、唯要求自己决不再仰视。

郑新业：北京城市病莫要责怪人太多
2014年02月14日 09:55 本文来源于 财新网


支持控人的“资源说”“拥堵说”并不成立，针对低端人口的调控远非对症下药

精英访谈嘉宾：郑新业 经济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公共经济学和能源经济学。

　　财新记者 蓝方
　　在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要求“严格控制”特大城市规模的大背景下，北京又开始了新一轮的人口调控。
　　与高速发展的经济相伴而生，令人不堪忍受的拥堵、高企不下的房价、日益严重的雾霾和时时逼近极限的供水压力，无一不困扰着这座城市的居住者和管理者。
　　人口过多，被看作是北京一系列城市病的病源。近二十年来，“人口资源环境压力大”的表述反复出现在与城市发展规划相关的文件中。北京政府根据对水和土地承载极限的测算，划定了1800万的人口红线。但在2010年，北京常住人口就达到了1961.9万。
　　北京的资源环境到底能承载多少人口？通过调控人口规模能否真的解决拥堵、污染等城市病？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郑新业就北京人口调控的问题接受了财新记者专访。
　　财新记者：在官方的逻辑中，北京自然环境与人口的矛盾已极度尖锐。最常举的例子，就是水。作为北方缺水城市，北京的供水能力已逼近极限。北京还提出了1800万的人口阈值，但现在的常住人口已经超过2100万，还在正常运转。北京所能承受的人口规模，到底有没有“极限”？
　　郑新业：没有人知道北京的“极限”到底在哪里。“资源说”是不成立的。
　　数据最能说明问题。近十二年来，北京的水资源总量并非在减少，而是不断增加，从2001年的19.2亿立方米增加到了2012年的39.5亿立方米。人均水资源也在增加，从2001年的人均139.7立方米增加到2012年人均193.3立方米。
　　人越来越多，为何水资源没有枯竭，反而越来越多？从水的来源来看，地表水、地下水确实在不断减少，但再生水从2003年的2.1亿立方米增加到了2012年的7.5亿立方米，占总水量的近五分之一；南水北调从2008年的0.7亿立方米增加到2012年的2.8亿立方米。
　　在市场化的前提下，无论是水，还是电、煤、石油、天然气，资源的供应都是开放的，且不以地域为限的。北京的资源均从外地“进口”，恰恰不能证明北京出现了资源危机，而是证明市场化的资源供给能够解决资源紧张的问题。
　　财新记者：但控制人口规模，肯定是可以缓解资源压力的？
　　郑新业：目前的调控政策都是指向低收入的群体，所谓的“低端人口”。即便退一步讲，认为“资源说”是成立的，驱赶低端人口也不能够缓解资源紧张。
　　根据北京市2012年的统计数据，低收入户人均使用水费82元，而高收入户是143元；低收入户在交通上的人均花费是957元，而高收入户高达5947元。
　　低收入群体，既不是资源最大的消耗者，也不是尾气等污染的来源。通过驱赶低端人口来缓解资源紧张，是于事无补。
　　财新记者：另一个支持调控人口的理由，是拥堵。在北京生活过的人都有深切感受，无论地面交通，还是地下轨道，处处是令人难以忍受的拥挤。难道这不正因为人太多了吗？
　　郑新业：答案是否定的。北京最为拥堵的“关节点”，都是进城的要道。人们为什么要到城里来？无外乎就业，办事，上学，看病，吃饭，逛街。
　　以北京的东西城，也就是首都功能核心区为例来做分析。统计上有“从业率”的计算，即用区域内的就业人口，除以常住人口数。考虑到人口跨区域的流动，这不是一个严谨的指标。但人口流进流出相抵消后，东西城的从业率依然高达70%，是全市平均从业率35%的一倍。
　　如金融业，有78家公司将总行、总公司设在北京，从业人员8.68万。而其中有42个总行总公司在东西城，从业人员5.86万。
　　人们上班时间，在城里就业，要进城办事——中央政府和部委，北京市级的机关，大多集中在东西城。到了下班时间，购物也要在城里——限额以上的批发和零售业，东西城的商品销售额超过全市四分之一；吃饭也在城里——住宿和餐饮，东西城的营业额超过全市三分之一；星级酒店，四分之一在东西城；逛个博物馆，全市41家博物馆，15家在东西城。
　　众所周知，东西城里有全北京最好的小学。东西城区0~14岁的儿童总数是16.4万，有135所小学；朝阳区有26.8万儿童，小学数量是128所；顺义8.3万儿童，只有39所学校。
　　同样的医疗资源，赫赫有名的三甲医院大多集中在东西城。东西城219.5万常住人口，有107所医院；昌平区183万常住人口，只有58家医院。平均每千人拥有的执业医师数量，全市平均3.97人，东西城是9.08人。
　　凡是活着的人，不管要上学看病、上班办事，还是逛街吃饭，都集中在城里面。北京城怎会不拥挤、不堵车？
　　拥堵的根源，是城市功能过度集中，城市规划本身不合理，而不是人太多，或者低端人口太多。
　　财新记者：这样说来，北京要治理拥堵等城市病，从调控人口规模入手远非对症下药。政府到底应该做什么？
　　郑新业：首要措施，就是疏散北京城区的功能。让人不进城也能上班，也能年检、办证，还能看病、上学过日子。
　　背后的根本，要调整市区两级的财政关系。在分灶吃饭的体制下，央地关系的矛盾，在市区两级上也同样存在。企业上缴的所得税，中央得60%，北京市得20%，区县还有20%。所以区一级有非常强烈的动机要去争取、吸纳企业。但区县一级却没有动力去办医院、学校——提供这些服务都是要政府给予大量补贴的，学校医院越多，“赔钱”越多。区县政府因此会有重视企业、轻视公民服务的倾向。
　　解决这种矛盾，需要市一级去统一配置公共服务，以及相应的财力，做实市政府的委办局，把将养老金和低保领取、汽车年检、纳税等证照办理事宜与户籍以及企业所在地脱钩。企业和公民在全市任何办事机构都可以就近办理，减少不必要的出行需求。与此同时，将公共服务、公共资源在全市范围内进行合理配置。政府机构的配置不追求政府本身的效率，而是尽量满足企业和居民的需求。
　　此外，政府可以考虑把工作重心以及政府的财力物力从驱赶低端产业人口，转移到科学服务上来。
　　例如，政府可以重新评估工作必要性，减少不必要的管制、审批手续。政府服务和政府管理实现电子化、就地化。如过去办理出入境业务，全北京人都必须要到雍和宫的出入境管理局。但后来每个区都设置了电子化的办公点，就减少了人们出行的需求。
　　如引导出行方式的改革，兴建有利于绿色出行的道路设施。又如提高交通管理系统的智能化。政府应着力优化信号灯、天桥、地下通道的设置。
　　政府与其着力驱赶低端人口，不如创造更多条件让城里人出城。让这部分有意愿回到农村，发展农业经济、旅游休闲经济的城市人出城去，在土地交易、投资方面予以便利，既优化自身资产配置，又提高农村居民资产价值。
　　总之，所谓的城市病，难说是人口太多，或低端人口太多的问题，而是政府自己的问题。解决城市病，政府可以从责怪“人太多”的懒政中走出来，改变治理社会的方式，改变提供公共服务的方式。不提供相应的公共服务，一味责怪人太多，是懒政的表现。
　　记者点评：“北京人太多”，几乎已成为无人置疑的定论。但人多并不一定导致拥堵、污染和资源的匮竭。相比通过种种行政手段控制人口的总量，转变政府管理方式，优化城市功能布局，提供公共服务的效率，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

扒一扒我党的计划生育工作，想要二胎的看过来！
墙外楼 by 墙外仙 11:29 am

作者不详


年前按照计划，老婆有喜了，于是打算趁着我还木有正式上班，抓紧时间把二胎准生证这个东西办了。
我和老婆都是独生子女，按着什么狗屁计划生育的有关政策，其实这本来应该是个挺痛快的事儿，结果却他妈处处碰到二逼，好在po主掌握了微博这个有用的技能，关键时刻就亮大招儿，才算逼着这帮二货把证儿给我发了。

先说整个流程里出现的我党神龙见首不见尾的“相关部门”：po主户口所在社区，社区上级主管街道，老婆户口所在社区，老婆所在社区的上级主管街道，老婆所在街道的上级区政府计生办，还有客串未出场的12345市长公开热线;

第一天，春节后的第一个周六，法定串休工作日，po主带着老婆去了开一胎准生证的po主户口所在街道办事处计生办，一个脑袋顶上有些生疮操外地口音的哥们儿（以下简称生疮哥）接待了我们，说你们要二胎，我这儿不能批，你得到女方户口所在地去办，不过你得先拿着你们俩的户口本、身份证、结婚证、第一个孩子的出生证明去男方所在社区开个证明，再拿我这儿来签个字，就行了！

咱寻思那得按人家说的办啊，颠颠儿跑到我家所在社区，费劲巴力的找到一个据说是负责我家的“网格长”，我说我要二胎，街道让我来找你开证明。她很好奇的问我“啥证明？我不知道啊？”我说你不知道我更不知道了，要不你问问街道管计生的同志？结果丫居然没有生疮哥的电话，费半天劲找到了号，打过去，生疮哥告诉她就是证明我跟媳妇儿结婚了，目前只生了一个孩子。然后这位网格长同志开始翻腾标准文件，翻了一会儿说木有，这时一个貌似领导的老同志粗线了，据说是他们书记，说就拿白纸写一个签字盖章好了，于是他们就拿白纸给我对付了一张。又颠颠儿跑到社区，生疮哥大笔一挥写了个某某街道办事处计生办，盖上个公章说，齐活，去吧！于是我就真他妈傻逼呵呵的以为齐活了，屁颠屁颠儿去了老婆家的社区……

下午一点多，推门进了老婆家社区的大厅，居然只有一个三四十岁的老娘们儿在值班，我问她计生的人呢？她说没在，你有啥事儿？我说办二胎指标。她说，你周一再来吧！我问，计生的人呢，今天不是工作日吗？她说今天哪算啊，咋也得过完正月十五才正常上班。我说你们这么安排休假，我打12345问问什么情况！丫立马改口，说计生的人去开会了！我说周一我来可以，你现在打电话问问计生的人我都需要带什么证件？结果丫推三阻四就是不打，后来楼上下来个妹子，问我要办什么事儿？我说办二胎指标，于是妹子说我给你看看都需要什么吧，然后要打电话给管计生的人，先前内老娘们儿还他妈不停的吧啦吧啦说，让他们周一来一起办呗，咱们也问不清楚，后来给老婆整怒了，没好气儿的对她说:“你们给管计生的打个电话怎么了？我们正常工作日来办你们没人，下周一来再跟我们说缺这个那个的，我挺个肚子再折腾回家取啊？”丫立马没声儿~

年轻一些那个妹子打电话问了半天，说需要我们双方户口本、身份证、结婚证、我和老婆的独生子女证、头胎生育证明、男方所在街道跟社区关于我们只生了一个孩子的证明，听她这么说，忙把生疮哥的墨宝给她看，她说不行，这不扯呢么？有标准格式的“婚育证明”，我给你一张你回去重新签字盖章吧，然后又拿出三张“再生育申请表”说这个是我们填写的表格，但上面也要求男方街道和社区盖章，我先给你吧，省得周一再折腾！于是我们跟妹子道了谢，回家去找相关的那些个证件，等周一再办;

转天到了星期一，我拿着标准格式的证明表去找我家的网格长和街道的生疮哥，我说大哥你整手写的不行啊，人家说有标准格式，没想到生疮哥说，我知道有标准格式，我内天那台电脑不是没开吗？我心里顿时万匹草泥马奔腾而过，尼玛你是故意的吧？我把证明表格和申请表都递给生疮哥，他咣咣在每个上面盖了一个章，说齐活了！我问他，这上面不是要求签字盖章吗？你还没签字啊！生疮哥说不用那么麻烦，有我们街道的章就行了，你去就是了！

得，你说行就行吧，颠颠颠儿又跑到老婆家社区，管计生的终于在了，把我们的这些个证件都拿进去看，然后说，你俩还差好多东西都没拿来啊！我擦，老子结婚到现在所有的证件都已经在这儿了好吗！还缺什么啊！？管计生的给我又他们扔出四张“婚育证明”，回家拿你们父母的户口本、身份证、结婚证到所在地社区和街道开证明，证明你俩的独生子女身份！我说大姐你能不能不闹？我俩的独生子女证都在你手上不算证明吗？人家说，那万一有父母离婚再生孩子，独生子女证还没交回的呢？我说独生子女证你们发完从来不管理，不调查啊？那独生子女费怎么发的啊？她她说那我不知道，上面就这么要求的！你快回去办吧，女方好在父母也是我们社区的，证件拿来我们直接就给填表了！

得，又他妈颠颠儿回我家，要我爹和我娘的身份证、结婚证 ，然后去找网格长，去找生疮哥。我问生疮哥，二道太J8二逼了，有独生子女证还要咱们出父母的婚育证明，咱们南关区就不用这么麻烦吧！？结果生疮哥说，这个咱们南关必须得要啊！我以为二道不用，就没跟你说，看来全市都一样啊！生疮哥，我操你血妈啊！

颠颠儿去老婆家取她爸妈的身份证、结婚证，又回到老婆家的社区，总算东西都齐了，填了表盖了章，社区管计生的说，你们去街道办证吧！不过貌似今天街道管计划生育的没在，你们明天上午去吧！

又是人没在？操，老子就不信邪，去！开车拉着老婆，下午两点半，到了她家所在街道，进屋一看，人还真他妈没在？我问管计生的人呢？一个穿绿毛衣的女人问我，你有什么事儿？我说二胎指标！他们好几个人你看我我看你，半天整出个没味儿的屁，她人没在啊，学习去了，你们能不能25号之后再来？我操，25号？今天才他妈十号，你一杆子支我办拉月啊？我说不行，你们不是窗口单位吗？一个人学习去了，工作就没安排人替吗？绿毛衣说安排我这不是接待你们了吗？但是我不懂啊！233333……..我说行，尼玛你们牛逼，媳妇儿你起开，我给他们照相！我让你们上班时间人不在岗，一会儿全他们给你们发微博上去！媳妇儿，你马上给我打12345，咱问问他们的人去哪儿学习了！一看我们激了，办公室里马上出来两个男工作人员，其中一个是个小头头，出来就跟绿毛衣说，你给内谁打个电话，问问应该咋办！又转过头跟我说，哥们儿你别生气，我们今天肯定帮你办完！

绿毛衣转身进了里屋，我就听见丫打电话问，二胎都需要什么材料啊？快点儿的吧，人家一进屋就激恼的……过了一会儿，绿毛衣出来说，你得准备好多表，我说你要啥？全在这儿！绿毛衣吭哧瘪肚看了半天，说好像不缺啥，你这样，这些所有原件得留在我们这儿，我们还得往区里报批，得一个月。一听这话，老子火又腾的一下起来了，我们两家六口人的户口身份证都他妈给你压这儿一个月？你扯王八犊子呢？什么流程需要这么长时间？我说不可能，复印件你们谁便留，原件我肯定不给你，要是你说需要到区里审批，我自己去！反正你们不没人给办吗？我学学雷锋替她把活儿干了！绿毛衣见我态度强硬，又去打电话，这时楼上下来个胖妹子，估计是翘班那位找来增援绿毛衣的，脾气还不小，下来就问咋回事儿啊？绿毛衣赖赖唧唧的跟她说，他们资料全了，我说原件都得压咱们这儿，他们不干！胖妹把嘴一撇:“必须留原件，不留办不了！他不干就别办！”

po主心想，你他妈当老子是惯孩子家长呢？刚要发作，没想到老婆在一旁先开喷了，对着装牛逼的胖妹喝到:“你跟谁说话呢？你当现在还是过去共产党谁便糊弄老百姓的时候呢？你这么嚣张是不是也打算红？老公，给她照下来！”我说得嘞！他们领导见状赶紧吧丫拽回屋里，另一个男工作人员（以下简称套瓷男）过来打圆场，说她年纪小不懂事儿，上面咋说她就咋办，不行我们一会让我们领导开车拉你们去区里，吧材料都报上去就得了，别生气别生气！

诶？这个是你爸吗？他拿着老丈人的身份证问老婆，老婆说是，怎么了？他说你爸是原来柴油机的吧？老婆说是，套瓷男马上说呀，他跟我哥是同事，这是我大哥啊？于是吧啦吧啦开始跟老婆唠家常，另外一伙家伙躲屋子里研究怎么办;又过了半天，胖妹出来了，态度180度大转弯，对我说哥你别急啊，我帮你一样一样审核，内谁，你帮我复印，咱们得留档……话音没落，套瓷男一马当先说，需要印什么？给我，我去印！于是又折腾了半个多小时，算是吧他们该留的都印完了，又把申请表盖了他们的公章，折腾到快四点半，套瓷男看看表说，区里可能快下班了，我刚给区计生委打了电话，他们那儿也没人，你看你们明天上午去行不行？东西都齐了办也快！我和老婆一商量，去了也办不上，就第二天再说;

第二天上午，拉着老婆跟一堆证件表格去了区政府计生办，找到了套瓷男说的那个女公务员，我们说是来找她办二胎指标的，胖大姐老脸一拉，我们这儿不对个人办公，你这需要街道的人把资料传到我这儿！老婆说，我们街道管计生的说去学习了，你们区里作为上级单位不知道吗？胖大姐说学什么习？不知道啊！老婆说街道让我们吧证件压他们那儿一个月，他们每个月只有十号和儿十五号才来你这儿批，我老公过完十五要出差怎么办？胖大姐说我们有流程是得一个月啊！老婆又说，那我问12345，人家答复具体情况也要特事特办啊！胖大姐犹豫了一下说，我没说不给你们办啊，你看你们都来了，咋也得办，我说的是正常需要街道统一来办，但也不是十号和二十五号，他们随时有件随时都能上我这儿来批的！我说那您就给办吧！顺便瞄了一眼胖大姐的办公室，四个卡位就她一个人在，电脑屏幕上是淘宝商城，对面座位还堆着一箱军中茅台，呵呵呵，先照下来再说！

胖大姐搞了半天，说行了，跟我去领导那儿吧，到了隔壁屋，一个瘦一些的大姐又开始一张一张看，最后把三张再生育申请表提出来了，跟我说少你们两边街道经办人的签字，其他都齐了，然后把胖大姐填写好的二胎准生证又还给了她说，等他们把字儿签回来再来找我盖章，我问你们这边几点午休？她说11:30，我说好，我赶在你午休之前回来！出门上车，一边骂一边开去找生疮哥，一进门生疮哥问我你咋又来了呢？我说昨天我让你签字你不签，现在什么都齐了就差你的签字人家不给发证啊！生疮哥说，我昨天不是笔坏了吗，懒得去借笔，他们还真细！我不由得心里又问候了他祖宗十八代一次！

懒得跟他啰嗦，出门直奔老婆家街道，一进门套瓷男就出来了，说咋样？办完了吗？我说差你们签字，套瓷男找来他们领导，签完走人，一路狂奔，11:26赶到了区政府。走廊里正碰到胖大姐拎个筷子往出走，媳妇儿说我们签完字了，胖大姐瞅瞅屋里，说领导好像走了，然后领导屋里出来个年轻妹子说领导交代她能盖章，胖大姐说那你们找她办就行了！媳妇胖大姐，你开的二胎准生证不是还在你那儿吗？她重给我写还是你已经给她了？胖大姐一边说“那没事儿…”一边往食堂冲去，就想怕吃不到饭一样……

年轻妹子过我签完字的手续看了看，打电话给领导，领导说他们四十分钟就回来了？你把电话给内小伙子，妹子把电话给我，领导说哥们儿你太快了吧！？这才多一会儿，你把南关区那边的字儿都签完了？不能是你自己签的吧？我说你可以核对，之前的手写证明和签字的是同一个人，你也可以打电话问。她说那不用，然后让我把电话交给年轻妹子，告诉她应该怎么盖章，妹子问我，刚才胖大姐写的二胎准生证在你那儿吧？我说没有啊，没在你那儿吗？刚我老婆管胖大姐要，她整个没事儿就跑了，我们以为她给你了啊！

妹子说她没给我啊，这咋办啊！我给她打个电话，呀，她关机了！po主心中瞬间又充满了万匹草泥马，接着妹子说给她其他同事打电话，结果不是关机就特么不接，我只好跟老婆饿着肚子在那儿傻等……

时间眼瞅快到十二点了，po主还有其他事情要办，问那个年轻妹子胖大姐一般什么时候能回来？她说不知道，还好这时他们科长从门口经过，妹子把科长叫进屋说让科长陪我们呆一会儿，她去食堂找胖大姐，科长说你看，我们这儿事儿也不少，他们都挺忙的，我呵呵一笑，忙吗？我看挺闲的啊，下边街道的翘班还谎称出去学习，你们这儿上班就淘宝，办个准生证说得25个工作日，就这么个干法我看25天都算快的啊！科长被我说的哼哼呀呀的答应着，我说我给你看点儿东西，拿出手机让他看街道计生办的空卡位，胖大姐那淘宝商城的保暖裤，我说你们照量整吧，十二点之前我走不出这屋，我就点名发帖好好表扬表扬你们，科长一脸拧巴粗去了，两分钟之后胖大姐屁滚尿流状跑回来，把二胎准生证交到我手上……

诶，都J8是自己份内的工作，一个个让人逼的跟孙子似的，何必呢！？

把谎言做成一门生意 —— 揭秘“计划生育”的圈钱路径
文/李华芳

John Wong是纽约法拉盛的一个移民律师，30出头，有着中国传统里不缺的精明。所以他对其中一个申请避难移民的客户说：“他们（移民局官员）就是问你一下乱七八糟的问题，随便编一下就行了。”这个中国客户要编的理由是“因为计划生育被强迫流产”所以要申请避难。这段对话被卧底的FBI录了下来，成了Wong律师的罪证。

近期《纽约时报》再次刊文《中国城的避难欺诈：谎言的产业》重提这件华人移民欺诈案。2012年法拉盛地区多家华人律师事务所因为类似原因被查。纽约联邦避难署在2012财年收到的所有7000份避难申请案例中，超过62%是由中国移民递交的。而最近几年这里收到中国人提交的申请，超过了排在后面的10个国家的总和。而根据联邦数据，在打击了中国城的造假之后，2013年纽约联邦避难署收到的申请数量骤减到4300份。个中缘由，耐人寻味。

虽然总的理由是华人律师事务所在帮助新移民获得避难资格上造假，但造假的借口却很有讲究。“计划生育”的谎言只是这个庞大的产业链中的一部分，其他的借口也包括因基督教或其他宗教信仰受迫害、因不同党派意见受迫害等等，总之貌似神圣的信仰和政治，在这里不过是一个价格或者成本的问题。部分哥伦比亚和纽约大学的学生甚至因此受益，因为他们可以为这些不通英文但申请避难的人做翻译而获得收入，甚至这些学生对要翻译的故事的熟悉程度，远远高于申请者本人，因为他们和想出点子的律师一样，都处在熟悉谎言的过程中。

“计划生育”这个借口因为好用，所以占了不少申请名额。尽管纽约避难署没有披露具体的数量，但媒体猜测大概占到四分之一，足以养活好几家律师事务所了。中国“计划生育”作为一项基本国策，但漂洋过海却有了“万万没想到”的味儿。

不过法拉盛的生意相比于“计划生育”在中国的生意来讲，还是小巫见大巫了。中国的这笔生意叫“社会抚养费”，但这是一笔说不清道不明的费用，坊间俗称“超生罚款”。

社会抚养费是一笔糊涂账，更有地方设置“社会抚养费征收目标”，那么这到底是鼓励超生呢？还是实施计划生育呢？这种政策上的“精分”是由于多个不同的目标造成的。对于计生委以及各地的计生办而言，从政府机构属性而言，当然是要去执行计划生育政策，防止超生。但由于编制、经费、资源等的限制，对机构内的工作人员而言，最好莫过于提高自身待遇。布坎南和塔洛克用“公共选择”理论来解释官员的自利行为。只是这样难免造成机构的目标冲突，出现所谓“精分”政策。

“计划生育”就这样变成了社会抚养费的大生意。浙江有个律师叫吴有水，跟社会抚养费杠上了。2013年7月11日“世界人口日”，吴律师向全国31个省级卫计、财政部门申请公开2012年度社会抚养费总额及使用情况。8月底，陆续收到17个省份计生或财政部门依申请公开的2012年度社会抚养费征收总额，总计165亿元。其中，江西最高，33.8亿余元；其次是四川，24.5亿余元。但其他省份未回应。并且在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中，未有任何一个省份的计生或财政部门依据我的申请，公开社会抚养费的预算情况或用途。这叫光有收钱入账，没有支出可讲。

但我还是找到一份2011年5月《浙江温州苍南县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规范乡镇社会抚养费结算及考核奖金发放的通知》，其中提到社会抚养费县统筹比例与乡镇计划生育率相挂钩，计划生育率越高县统筹率越低。县统筹率具体确定如下：计划生育率>86%，县统筹率19%； 84%<计划生育率≤86%，县统筹率21%；82＜计划生育率≤84%，县统筹率23%； 80＜计划生育率≤82%，县统筹率25%；78%＜计划生育率≤80%，县统筹率27%；计划生育率≤78%，县统筹率29%。

县返还乡镇社会抚养费可用于奖励的资金比例分别为：第一类乡镇为14%，第二类乡镇为16%，第三类乡镇为18%，第四类乡镇为20%。根据上述规定计算出征收社会抚养费工作考核奖金，人均不得超过6000元。而2012年初各乡镇认真测算2011年征收社会抚养费工作考核奖金人均可发水平，结合本乡镇计划生育工作考核情况，编制征收社会抚养费工作考核奖金发放清册报县财政局，通过县财政津贴补贴专户统发到清册所列人员银行卡上。县财政下达社会抚养费时预留20%资金，奖金统发后将剩余的预留资金拨付乡镇。

管中窥豹，这个生意的模式大致就是走一条与计划生育政策意图完全不同的路，地方通过超生罚款获得收入而后地方工作人员参与分享超生款的收益。这个模式里的计划生育也无非是个谎言，并且这个谎言通过政府加持，看起来是一个真实的谎言，但背后无非也就是个价格问题。

我写了不少质疑当前的计划生育政策的文章，主要想说：一来从权利视角看，计划生育对生育数量的管制是侵害人的基本权利的。所以是从根本上来讲就错了，我们不能不问是非，光讲好坏；二来即便退一步从功利主义视角看，计划生育对减少生育的作用有限，但政策的恶果不小，尤其是造成了人口结构的扭曲。也就是这一政策的基础就是虚的，或者说这就是一个“谎言”。

这道不明去向的社会抚养费只不过表明了经过国家机器编织的“谎言”，一旦产业化，其力量当然不是法拉盛的几个华人律师事务所可以比拟的。自古以来，把谎言做成生意的，谁又能玩得过国家呢？

葛剑雄：政协委员有言论自由吗？

今天上午是最后一次小组讨论。明天上午，要讨论通过最后一个决议的草案。我们这组大概因为都是教育界的，大家字斟句酌，提了不少意见。今天下午要开常委会。从法定程序上讲，我认为已经做得很好了。

那么政协究竟有没有言论自由呢？这要看你怎么看。人大有明确的法律规定，人大代表在人大上的发言是不受法律追究的。政协没有这个条文，但一般大家也不担心，历来政协都是比照人大来执行的。没有人因为在政协的言论受过追究。既然是这样，为什么有些人还是不敢说呢？这就是法外的问题了。

有些老一辈的人，经历过各种“运动”，长期以来形成了各种心态：哪些可以说，哪些不能说。有个典型的例子是剧作家吴祖光，当过右派，文革后担任全国政协委员。他最后一次参加政协会议的时候，对邓小平发表了一段评价。他发言的过程中，我看到前文化部长、召集人王蒙一再制止他让他别说。吴祖光说：“王蒙，你已经打断我三次，你的责任已经尽到了。下面的责任就由我来承担了。我反正明年也不当了，下面的话就我来说吧。”

为什么有这种情况？可以用“心有余悸”来解释，或者，心有“预计”，预计到可能会出什么事。这些年以来，应该讲，这个“悸”或“计”已经比较少了。即使对于一些大家印象很深的言论，也没有人追究。比如说我在去年提到的那个投弃权票的委员，我跟他很熟，我事后问过他，的确没有人来找他麻烦，他本人也没有受到过什么压力。也有人说我很大胆，说我是因为不会再继续当政协常委了，胆子才那么大。我今年是第七年当政协常委了，到现在为止没有任何人给我打过招呼，让我有压力。我听说有些高层的人还鼓励我让我继续说。至于有人认为我的发言影响到了我在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的工作，我可以说，这跟袁部长和我在政协上的发言无关，但具体原因我就不说了。

那是不是我们就有充分的言论自由了呢？我也不这么认为。有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我们说的话，公众能不能知道？如果言论自由只能自己说给自己听，就没什么意义。这个问题现在还没有解决。很多媒体称我为“大炮”，我一直跟媒体说，实际上政协里面说话比我直率、大胆的人有的是，问题是那种话，媒体是不敢报道的。我为了使我的话让公众知道，我为自己设定了言论的边界。有些话我是不说的，说了也白说。因为不仅领导官员听不到，民众也听不到。比如说去年那位投弃权票的委员，事后也有媒体采访他，他也很乐意讲。但据我所知，采访稿无法发表。就是因为有边界存在。这个边界存在好不好？不好。如果是依法不该在政协外面说的，不报道是对的。如果只是因为某一个人说的一句话而影响了委员发表意见的热情和公众的知情权，那对社会的积极意义就有限了。国家还是应该立《新闻法》，把裁定言论边界的权力交给法律，而不是交给哪一个领导。更荒唐的是，现在领导或主管舆论的部门也不公开、直接作指示，往往通过一个电话，或打个招呼，或通过某个暗示，也不讲是谁，把媒体主管变得谨小慎微，仰其鼻息。我开玩笑说，他们都成了地下党了。实际上这是否符合执政党的利益呢？也未必。因为有些就是个人意志，跟个人利益有关。比如涉及到跟他们一伙的贪官，他就借着党的名义，不让你说。比如现在“周永康”三个字不许说，但周斌啊什么的，都可以说了，这也往往是得到了一些暗示。不许报道，往往起到舆论闭塞、包庇贪腐的作用。真正觉得需要管理，我觉得需要有法可依。这实际上也影响到了政协委员真正的言论自由。如果执政党把新闻定义为“党的喉舌”，那也得有法可依。现在要讲法治，那你就定个喉舌的条例出来，那我们也知道怎么做。我经常被电视台找去发表评论，我最怕做直播。我会很自觉地问：有什么禁忌，免得我犯错误。有时他们会告诉我，什么不能讲，那我就不讲。因为主观上我也不想跟人家捣乱，而只是想把事情解释清楚，让公众知道。有一次奥运会直播，跟我说今天晚上不许讲到“刘翔”两个字，那我也照办。我希望的是有个明确的规定，哪些能说，哪些不能说，我一定照办。按现在这种情况，哪怕是一个工作人员乱讲的什么能说什么不能说，我也只好听。

第二，我们这个起到政治协商作用的机构，2000多个人，有些人从港澳或外国过来。如果我们讲的到不了中央领导那层，就又是一种自娱自乐了。中央常委、委员有时会到小组来听取意见，这是好的。但相当一部分发言，是为他们来而准备的。毕竟，他们时间有限。这一届中央领导参加小组会比以前的领导要多得多。但再多，毕竟有限。更多他们不在的时候的发言很难到达他们那里。那有什么渠道让中央领导知道呢？一有会议记录，二有简报。会议记录，他们不可能有精力看。简报规定，每个人的发言被总结成150个字。假如我讲三点，150个字能总结出一点就不错了。另外，简报还要经过秘书班子的挑选。两重选择，一是编写简报的人选择；二是秘书班子的选择，这样就大打折扣。还有一个让领导知道的渠道是内参。有的记者明确告诉我，他们会把我的讲话写成内参。但这个系统也同样存在选择性的弊病。真正让政协把讲话的功能发挥出来，主要就是这两方面的问题。一个是对公众的，一个是对领导的。

一些众所周知的弊病表面上看是政协委员不敢说话，深层次的原因就是上面两个。如果再往前追，就追到问题的根本了，那就是政协委员是怎么出来的？有些人质问，这样的人为什么让他们做政协委员？当然，换届的时候，总会跟我们介绍这一届政协委员是怎么产生的，党员、非党员以及各界的百分比，以及推选的过程等。但过程中有多少环节会影响到结果？公众不了解政协的构成，有时，我们也不了解，甚至连秘书长可能也未必知道最后的结果是怎么来的？有人反映，这次被撤销资格的刘云霞就是空降的。她曾经担任过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工商联的朋友告诉我，她是突然通知当政协委员的，谁都没有提名她，甚至她所在的省有很多人反对。空降的话，这个飞机肯定飞得很高，才能降下来。类似的还有。有些政协委员或者常委，我们很难想出他们继续担任的理由来，可能其中的因素也不便告诉我们。但肯定是有人推荐、有人批准，总有些冠冕堂皇的理由。这些理由我们未必知道。这些我寄希望于深化改革，包括让政协委员的协商过程更完善。

明天上午政协就闭幕了。每次政协会议快结束时，都有人让我跟上一届比较，这让我很为难。我想对FT中文网的读者说，我们组还是非常认真的。我们组直到最后一分钟还有人抢着发言。但上午我回房间拿东西的时候，我看到大批其他组的早就散会了。所以，我只能说，我们组今天很认真。从我的感觉来说，这一次的政协会议的确是有进步的，但从我的期望讲，还是希望它能更加进步一点。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呼之欲出 注册资本500亿美元
2014年03月07日

　　新华网北京3月7日电(记者 韩洁、战艳)记者从财政部获悉，由中方倡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正加快筹建进程，这一为亚洲量身打造的基础设施开发性机构将为加快亚洲区域经济融合与发展注入更多新动力。

　　筹建工作组已成立 亚投行初定规模500亿美元

　　财政部长楼继伟7日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透露，中国领导人去年10月提出筹建亚投行倡议后，得到许多亚洲国家积极反响。今年1月24日，中国与十多个有兴趣的亚洲国家举行了筹建亚投行第一次多边工作磋商会议，就筹建亚投行的框架方案交换了意见。近期，中方已经成立了亚投行筹建工作组，加快推进筹建工作。

　　据了解，在筹建亚投行第一次多边工作磋商会议上，各方对中国倡建亚投行表示赞赏，一些与会国家明确表示愿作为创始成员参与亚投行筹建多边磋商。同时，与一些国家的双边磋商也在进行中。

　　楼继伟说，中国欢迎更多有意愿的国家尽快决定作为创始成员参与亚投行筹建磋商，并计划于今年秋季签署筹建亚投行的政府间框架备忘录。成员国随后还将通过进一步磋商谈判签署亚投行的章程等有关法律文件，并推动亚投行及早投入运作。

　　据透露，亚投行的注册资本金规模初步考虑为500亿美元，由成员国分期缴纳，未来可根据业务发展需要增资扩股。具体资本金规模和各方出资比例将由亚投行创始成员国磋商后最终确定。
倡建亚投行是有利各方的多赢之举

　　近年来，作为当今世界最具发展活力和潜力的地区之一，亚洲经济总体较快发展，区域财经合作不断深入，但在发展中也面临不少挑战，特别是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还不发达，融资需求巨大。

　　在这一背景下，2013年10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先后出访东南亚时提出了筹建亚投行的倡议。

　　“在现有多边开发银行资金有限而本地区不少国家自身储蓄率又比较高的情况下，亚洲有必要、有条件探讨搭建新的地区性投融资平台，动员更多资金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楼继伟说。

　　楼继伟介绍，亚投行将是一个政府间性质的亚洲区域多边开发机构，按照多边开发银行的模式和原则运作。其基本宗旨是通过支持亚洲国家基础设施和其他生产性领域的投资，促进亚洲地区经济发展和区域经济合作。

　　楼继伟表示，如果将来条件具备，亚投行也将探索适当开展域外业务。“我们相信，在各创始成员国的共同努力下，新的亚投行将成为一个专业、高效、高水准的基础设施投资开发性机构，一个能够充分展现本区域各国合作意愿、适应本地区各国发展需要并有助于促进区域经济合作的多边开发银行。”

　　在楼继伟看来，中国倡建亚投行是有利于各方的多赢之举。对本地区发展中国家来说，可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保持经济持续稳定较快发展；就本地区整体而言，可加快互联互通，不断增强自我发展能力，为经济发展注入持久动力；对发达国家而言，有利于扩大投资品需求，拉动其经济复苏；对全球而言，也有利于扩大全球总需求，促进世界经济复苏。

　　“中方将在筹建过程中不断发挥建设性作用，这是中国更多承担国际责任、促进亚洲地区团结合作、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的重要行动。”楼继伟说。

　　与其他多边开发银行“是互补而非竞争关系”

　　对于亚投行的下一步发展设想，楼继伟表示，目前，中国正会同有意愿的亚洲国家进行亚投行筹建磋商。“中方倡导亚投行遵循开放的区域主义，欢迎有意愿的亚洲国家参与筹建，并按照先域内后域外的原则逐步向域外国家开放，将亚投行建设成为各国团结合作、共谋发展的重要平台。”

　　此外，针对外界关注的亚投行与现有的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多边开发银行有何不同问题，楼继伟指出，亚投行作为新的区域多边开发银行，与现有多边开发银行的业务领域各有侧重。

　　“亚投行专注于亚洲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区域互联互通和经济合作；现有的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多边开发银行则以减贫为宗旨。”楼继伟强调，在亚洲基础设施融资需求巨大的情况下，由于定位和重点业务不同，亚投行与现有多边开发银行是互补而非竞争关系，将弥补现有多边开发银行资金不足、业务覆盖范围不能满足区域进一步开发的现状。

　　“中国将推动亚投行与现有多边开发银行合作，相互补充，共同促进亚洲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同时，中国也将一如既往地支持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现有多边开发银行在国际发展议程中发挥重要的作用。”楼继伟说。

利用这一讲的机会，我想从经验研究的角度，谈一下自己对中国政治的一些看法。有关中国政治可谈的东西很多，但是我们的时间有限，必须有一个聚焦。我选择了一个特定的切入点——“文件政治”。这个题目看上去很小，不过我希望我们的思考和讨论是拓展性的。


　　一　“文件”在中国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与普遍性


　　对于我们20世纪50年代出生的这一代人来讲，开会、听文件是一件很普通的事。会议和文件的重要性对于每一个生活在这个体制当中的人来讲是不言而喻的，所谓“国民党税多，共产党会多”。为什么“会多”？中国政治是一种高度动员型的体制，会议是政治动员的重要手段；经由会议的方式，文件得到自上而下的传达。会议和文件就是这么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故有“文山会海”之说。当然，文件的传达并非一定要经过会议的形式，但是会议不可替代的功能在于，它提供了政治参与的一种在场感，就像在现场看足球赛和在电视里看足球赛转播的区别一样。


　　无论是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后来的建设时期，会议和文件始终是贯穿体制运行的两个最基本的工具，也是（至少曾经是）与民众的生活体验最为接近的政治现象。因此，我们有不少民间谚语或政治笑话是与“文件”有关的。下面我给大家举几个顺口溜。


　　第一个是：“村骗乡，乡骗县，一级一级往上骗，一直骗到国务院；国务院下文件，一级一级往下念；念完文件上饭店。”这句话在政治学、行政学或公共管理学里面引用频率大概是最高的，几乎成为经典了。我们知道这些词，知道这个谚语，但不一定所有人都明白其中的丰富含义。开会念文件在过去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我访谈过一位老干部，他说刚解放的时候，条件差，文件是油印的，纸张也是薄薄的，不像现在那样精致，而且文件的印制数量有限，因此开会作记录是必要的动作。回去之后，要传达上级的会议精神，所以无论是念文件的，还是作记录的，都需要全神贯注，否则信息在传递过程中会出现偏差。现在经济发展了，物资供应丰富了，文件不但印制得漂亮，而且在一些重要会议的场合，与会者人人手中都有一份文件。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还要念文件呢？环境和条件变化了，但念文件的行为却保留了下来，似乎有点不可思议。这种传统的延续，一定程度上表明“念文件”这一行为是重要的。即使人人手中都有文件，并非人人都可以在会议上念文件，我们都明白只有某个特定的人物才有权利（或权力）这样做。以前是“念和听（以及记录）”的关系，现在是“念和看”（当然也可以边听边看）的关系；关系的表面形态变化了，但其中内嵌的权威关系并没有发生变化。


　　这一点可以从一个反面的例子来理解。我曾经读到过一篇文章，讲的是信息传递方式变化所带来的冲击。改革开放以前中国是一个由单位构成的等级社会，大家都生活在特定的工作单位中。政治信息的传达一般是先上级，后下级；先党员，后群众。随着经济体制的转型、法治国家的建设，以及单位体制的解体，许多中央的文件（政策）通过报刊和电视直接公布了。你设想一下，当单位领导与普通百姓同时听到或了解中央文件（政策）的时候，领导的内心会产生怎样的失落感。不要小看这个细节，权力不是公章，你把它锁在保险箱里就永远拥有了；权力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只有在动态过程中，通过做事才能体现出来。这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念文件的过程虽然乏味，却很重要，因为它是权威关系呈现的一个不可或缺的仪式。


　　顺便说一下，照文件念稿子也许是中国政治家与西方政治家的一个重要区别。念文件的参照物是演讲。演讲是西方政治的一个传统，从古希腊开始，面对公众的演说是政治活动的内在组成部分，与此相关的是发达的逻辑修辞（以及诡辩和幽默）。相比之下，中国政治受到宫廷政治的长期影响，宫廷政治的特点是不需要面对公众。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实行共和，但政治家如何面对公众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中的这一维度发生了相当的变化，全球化和互联网正在加速这一过程。但到现在为止，总体上说，我们的领导人还不如西方政治家那样灵活健谈，善于和公众及媒体打交道。在全球化和民主化的今天，如何面对媒体，如何面对公众，是中国政治家们面临的一大挑战。


　　需要注意的是，上述谚语中的“念文件”是一个系列的动作，所谓“一级一级往下念”。由此，我们可以把念文件的过程理解为一个“文件链条”。这个链条一环扣一环，体现着官僚制中上级与下级的等级性和权威性。文件本身是有等级的，有的发到省军级，有的发到县团级；文件内容有的可以公开，有的严格保密。在中国的政治系统中，文件的发放是一种政治待遇，能看到什么样的文件是非常重要的，它表明了看文件人的行政级别。在这个意义上，文件链条也体现了官僚权力的流向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我要说的第二条顺口溜是：“检查走马看花，往往说在嘴上，写在纸上，停留在会上，以会议应付会议，以文件落实文件。”这条谚语也是很有现实意义的，因为我们常常看到《关于……的通知》，以及《关于……通知的通知》这样的文件。尽管中国政治存在着严密的等级关系，但这并不意味着上面的精神总能得到有效的贯彻。有时上面要求做的事情，下面未必会认真。通常情况下，地方和基层会根据自身的利益偏好，选择性地执行中央的政策。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在不少情况下，发个文件应付便是对策的一种。


　　最后一条是：“刚刚学会了，又说不对了；说是不变了，又来文件了。”这句谚语流行于改革开放的初期，一方面说明中国改革具有摸着石头过河的性质，根据实践的结果不断作出变化是一种常态；另一方面也表明中国经历的变化实在太快了。比如，我们的城市规划经常是规划赶不上变化。可以去统计一下，任何一个城市从改革开放到现在，实际的城市规划改了多少次。说实话，中国今天的发展速度是当初没有想到的，政策变化之快也是始料未及的。政策的快速变化引起一种“初一十五”的担心。什么是“初一十五的担心”？源于另一句顺口溜，说是“毛主席像太阳，照到哪里哪里亮；邓小平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就说明，邓小平时期的改革开放政策变化太快，由此导致的一种普遍心态是，有政策要拼命利用，因为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了。在个人的日常生活中，则表现为资源分配过程中的争抢状态，先拿到手再说。当然，随着国家治理方式的逐渐变化，这种情形有了相当的改观。


　　二　“文件政治”研究的缘起


　　（一）从文件现象到“文件政治”


　　开会念文件是一种经验现象。怎样把经验现象上升到抽象的学理层面？这是学术研究的任务，由此我们进入了专业研究的领域。在此，我要先给大家介绍一下相关的背景。


　　尽管文件现象早已存在，但“文件政治”这个词的出现却是很近的事，是一个学者在特定的条件下“发明”的。就逻辑而言，从文件角度来研究中国政治也许具有某种必然性，因为如上所说，文件在中国政治体制的运作中太重要了。但是机缘在什么时候形成，以及以什么样的方式来研究文件政治，则具有相当的偶然性。“文件政治”这个术语的提出与1989年的那场风波有一定的联系。大家知道，1949年之后，由于诸多原因，新中国外交采取了“一边倒”的政策。在冷战背景下，西方国家的学者想要了解中国内部的情况不太容易。改革开放以后，这种情形有了很大的变化，尤其在地方和基层政治的层面。但是，高层政治尤其是核心政治的可接近性依然不太可能。1989年之后，那些曾经围绕在中国最高领导层周边的、了解中央内核人事信息与运作机制的智囊人员，成为西方学者和政治人物关注的对象。从1991年10月到1993年10月，在美国国务院和霍布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的联合资助下，有关热心人士启动了一个名为“比较视野下的中国政治过程”的项目。在两年时间里，展开了密度颇高的深度交流，并召开了多次学术研讨会。其中，1992年8月举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人、制度和政治”研讨会是比较大的一个，其主要成果被收录于《邓小平时期的中国决策》（Decision-MakinginDeng’sChina）一书（1995年出版）。


　　我们今天要讲的“文件政治”（DocumentalPolitics）这个词便是吴国光先生在这部论文集中提出来的。他贡献的论文标题是“‘文件政治’：假设、过程和案例研究”（“DocumentaryPolitics”：Hypotheses，Process，andCaseStudies）。顺便说一下，吴国光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是国务院总理智囊班子的成员，曾参与一些中央重要文件的起草工作。这一经历非常重要，否则即使有再多的资助也写不出来。在这篇文章里，吴国光做了两件事情：第一，提出了关于中国“文件政治”的五个假设，并与相应的西方政治过程进行比较；其次，利用两个他亲自参与的案例来验证这些假设。因为下面还会有详细的讨论，在这里我不具体展开。我要说的是，真正从学术角度出发，将文件作为聚焦点来研究中国政治是从吴国光开始的。


　　（二）五个假设与两个案例


　　在第一个假设中，吴国光将“文件政治”作为一种理想类型来看待。将文件政治置于比较政治学的视野下来考察便可理解这一点。我们可以设想一个连续体，这个连续体的一端是民主政治，其特点是通过制定法律来治理国家；连续体的另一端是个人独裁，所谓朕即国家，口含天宪，他想干吗就干吗。在吴国光看来，“文件政治”恰好居于两者之间。一方面，文件政治既不是多数人统治（民主），也不是一个人统治（独裁），而是由少数人组成的最高领导阶层治理国家。至于这个领导阶层有多少人，西方学者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中国是两三千人在治理国家，有的人说是30人左右在治理这个国家，这取决于把最高领导层划到哪个级别。


　　文件政治的另一方面是必要的形式制约。在专制政体中，独裁者毫无约束，可肆意而为。在民主政体中，一旦制定了法律，稳定性就很强。文件政治介于两者之间。需要注意的是，文件与领导个人的讲话是不同的。在中国，重要会议上的讲话分为两种，一种是领导念文件的讲话，所讲的文字是通过集体讨论而确定下来的，虽然由他的嘴巴来念，但代表的是领导集体的声音。还有一种领导讲话是撇开文件讲的，或是即兴插话，或是领导个人讲话，这些讲话的意义及重要性依人依事而定，并无定规。因此，文件政治既不像法律那样严谨，但也不是随意而为。


　　第二个假设将“文件政治”运用于中国的场景，认为中国政治是“文件政治”。一小群高层领导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彼此之间形成共识，将个人偏好正式化，并通过形成文件来获取意识形态合法性。中国政治便是按照高层指示（文件）自上而下地运作的。


　　“文件”是少数政治领导人个人偏好的制度化，这意味着我们所说的“文件”被限定在高层政治过程。上面我们讲了，党和政府的各个层级都可以发文件：省可以，市可以，县可以，乡也可以。因此，研究“文件政治”就需要对文件本身作出一个界定。吴国光认为，文件是指由治理机构发布的所有形式的官方文书，它区别于个人信件、文章、媒体出版物，以及非政府机构的文件等。文件依其功能的不同，可区分为三种类型——政治文件、行政文件和信息文件。吴国光讨论的是政治文件。所谓政治文件有两个特点：第一，它处置的是政治生活中的重要议题；第二，它为政府行政确立基本的指导路线或方针。


　　第三个假设是：文件的形成是（高层）决策过程的核心部分。这点比较好理解，不必解释。


　　第四个假设与程序有关。吴国光认为，文件形成过程由七个环节构成，分别是创议（initiation）、选择起草者（selectingdrafter）、自上而下的指示（top-downdirectives）、调研与起草（researchanddrafting）、修改（revision）、批准（approval）、发布（dissemination）。在上述七个环节中，创议永远是第一位的，这和写论文很类似，idea非常重要；其次，谁起草文件也很关键，因为它直接决定文件的特点和风格。我们现在的许多文件和法律文本是政府部门起草的，在文件和法律文本的字里行间，很容易发现所谓的部门利益。


　　吴国光提出的第五个假设是：通过这七个环节形成的文件在中国政治中享有象征和行政两个维度的权威。所谓象征性权威是指超越实际功利层面的认同，觉得是对的，应该服从的。行政性权威是指实际操作，应该怎么办。简言之，文件代表了统治集团的集体意志，也表明了集体共识的存在。文件是要通过大家讨论、反复修改形成的，所以最后的文件要综合方方面面的利益。在这个意义上，文件制定的过程是政治领导合法化的过程，也是权威的自我合法化过程。


　　上述五个假设如何来证明？吴国光采用了两个案例来说明：第一个案例是1987年5月13日国务院总理的讲话；第二个案例是1988年党的十三届二中全会上的政治局工作报告。为什么吴国光要举这两个例子？因为他本人参与了这两个讲话稿的起草工作。所以，事实上他是倒着作了个证明：先从两个文件的起草过程中提炼出五个假设，然后再用这两个过程证明这五个假设是对的。“文件政治”概念的提出也是依照此一逻辑。


　　上面是对吴国光“文件政治”研究的大致叙述。我觉得有点奇怪的是，为什么“文件政治”这个概念没有为学界所普遍接受。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政治学的发展很难说令人满意，但仔细盘点起来，也确实有一些进步。标志之一是我们拥有了不少新术语，诸如压力型体制、政治锦标赛、协商民主、治理、善治、增量民主、公民社会、政治吸纳、依法抗争、地方政府公司化等。其中，有些是从西方引进的，有些是中国学者基于本土经验概括的，有的是两者的综合（从西方引进，但作了中国式的阐释，如协商民主）。最近我们系在编辑一本书，尝试以“关键词”的方式总结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学研究的发展。我真的希望“文件政治”也能成为研究中国政治的一个关键词。


　　本文摘自《公意的边界》，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编，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5

鄂尔多斯煤炭业”濒危” 部分矿区月税收从2亿元降为2千万元


3月18日上午，陕西榆林到内蒙古鄂尔多斯，连接两大煤炭主产地的包茂高速上，在8:58-9:28共计半小时的时间里，记者乘坐大巴细数了一下双方向过往的大货车，总共有43辆，其中包括数辆油罐车和托运卡车的大车，真正运煤的大货车只有大约30辆。

　　这让记者想起去年7月份在河北省唐山曹妃甸一次“数大车”的经历。当日，在曹妃甸港口开往唐山滦县的大巴上，细数了一下过往大型货车，在港口到曹妃甸城区（原唐海县县城）一段，上午九时左右10分钟时间内，一共经过了105辆重型卡车。

　　彼时，唐山曹妃甸一度因巨额地方债务以及一些工程项目“停摆”而饱受有关媒体的质疑。

　　记者在鄂尔多斯市多方采访了解到，煤炭产能严重过剩让这个高度依赖煤炭资源发展起来的“北方小香港”几乎陷入瘫痪：煤炭价格春节以来连续走低，用煤客户面临减产、限产甚至停产潮；煤炭需求严重不足，大货车司机没活儿可拉，只得一再降低汽运运费；煤矿库存堆积如山，按照当前销售速度很多煤矿年内都不需要再开采；矿区农民土地的征用价格已经打三折，却仍然无人敢征；酒店入住率不到三成，矿区餐馆都关门歇业；房地产陷入“鬼城”，两年、三年没有继续开发的项目比比皆是，开发商跑路的大有人在；当地财政收入也随之大降九成。

　　煤炭需求骤降九成

　　大车司机没活儿干

　　“市场太差了，根本没人买煤。”鄂尔多斯准格尔旗弓家塔矿区某洗煤厂负责人马总告诉记者，“整个产业链都不行了”。以当地比较大的民营煤炭集团满世集团为例，原来他们煤矿上一天就销售1000车煤，一车40吨，也就是一天销售4万吨；但现在一天100车煤都走不了。另外，乌海的蒙西水泥厂是规模很大的水泥厂，但生产线几乎都停着，只有一条还在开工。

　　在记者去往弓家塔煤矿所经过的一段鄂尔多斯包府公路（内蒙古包头-陕西榆林府谷）上，也只是偶尔路过几辆拉煤的大货车，马总称，原来开车来矿上天天都堵车，一路上全是大车，排长龙，有更夸张的说法是“高速上也堵车，一直排到天津港”。

　　“港口也都没人要煤了。”马总称，因为去年进口煤到南方港口一吨比内蒙古的煤便宜80元，两大因素直接影响了鄂尔多斯煤炭的外销。“钢厂都停了，水泥厂也在减产，炼焦厂也在减产，神华的焦炭厂只能减产，300万吨产能的焦炉只生产60万吨，但不能停，因为一停下来炼焦高炉自然就爆裂了”。

　　清明节放假期间记者在河北唐山了解到，当地钢铁、水泥等用煤大户如今都面临减产、限产甚至停产潮。唐山的钢铁企业除了首钢、唐钢、东海特钢等少数几家较大规模的企业之外，其余全部都要求关停，而且产量一吨都不能超，要增加新的产能必须先淘汰同样数量的老产能；距离首都北京100公里以内的水泥厂全部要求关停。

　　原来煤矿是“萝卜快了不洗泥”，马总说，只卖原煤，挖出来就卖，还供不应求，根本不筛选；现在都要经过洗选过程，哪种煤好卖就卖哪种。

　　与记者拼同一辆出租车前往弓家塔煤矿区的湖南小伙陈先生表示，他们老板养着两台挖掘机，在矿上装煤，他在春节后（2月份）就回到鄂尔多斯给老板打工，但当时几乎所有的矿都没开工，根本没活儿，老板就让他先回家又多休息了一个月。这次回来希望有活儿干，“老在家里呆着也不行啊！”陈先生说。

　　在没有多少客户拉煤的大背景下，汽车运费方面更是接连大降。有在鄂尔多斯拉煤到河北的煤炭经销商李先生告诉记者，汽车运费去年是370元/吨，春节后直接降到300元/吨，之后又接连降到270元/吨，最近又降到了240元/吨，比去年已经下降了130元/吨，降幅超过三分之一。

　　马总称，当初非常紧俏的铁路计划现在都是过剩的，都不能满负荷，而且火车装车要求比较严格，不能超重，分量方面亏损太大，火车运输已经不那么划算了。按照现在汽运运价计算的话，汽运成本并不比火车运输贵。

　　即便如此，大车司机仍然没有多少活儿可干。当地某洗煤厂的王先生称，经济萧条了，养车的人也没活儿干了，都在家里呆着，要多少辆车就有多少辆。其中有些大车车主是新买的车或者新换的车，还有贷款要还，不干活儿就还不了贷款，所以就竞相降价抢活儿干。

　　煤炭行业陷萧条

　　致鄂尔多斯成“鬼城”

　　在鄂尔多斯市里，记者直观地感受到，媒体报道中的“鬼城”并不像诗词中描述的“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而是钢筋水泥构筑的“城市森林”耸立起来之后，几乎看不到有人入住的迹象，街上没有多少行人，崭新的居民小区内整栋楼几乎空无一人；也有的楼已封顶，但外立面没有装修，空洞的矗立在那里；还有的楼盘尚未封顶，最上面一层裸露的钢筋直挺挺地刺向天空，但已经没有继续施工的任何痕迹，没有塔吊，没有脚手架，工地上也看不到一个工人。

　　内蒙古煤炭交易中心总经理师秋明向《证券日报》记者分析称，煤炭形势好的时候，煤矿矿主赚钱容易，现金流充足，把赚到的钱投到房地产上，2012年下半年以来，煤炭价格每况愈下，就没有那么多后续资金投入到地产项目了。而且，很多房地产项目都是通过融资来搞的，其中有不少是靠民间借贷来融资，而民间借贷的利息甚至高达3分-5分，按照民间借贷月息3分计算，如果停工超过三年，应付利息就要翻番（月息3分，一年利息为本金的36%，三年就是108%），房地产商就没有将房子再盖好的动力了，因为即使盖好了，利润也全要用来支付本息。

　　一位出租车司机向记者称，当地很多房地产项目停工成为“烂尾楼”已经超过两年，房地产项目成为烂尾楼也拖垮了当地的民间借贷，很多放钱出去的人都欲哭无泪。

　　王先生称，“鄂尔多斯目前报上去有20多万套住房，这三年、五年都不让再盖新的楼房了，说要消化现有的住房；煤矿上最活跃的时候，鄂尔多斯人最多时加上矿工有70万人，现在只有30多万人，以前大街上到处都是人，现在街上人都特别少”。

　　除了房地产，受到拖累的还有酒店餐饮，王先生说，“酒店以前都是爆满，有客人过来稍晚一点就订不到房间，现在入住率连30%都达不到；前几年吃饭都找不到地方，大的不用说，小的饭店也都爆满”。记者注意到，现在包府公路两侧的小餐馆有很多都已经关门停业，有的已经贴出了转让的牌子，路边最多的是各种煤降价销售的广告。

　　此外，从矿区买矿征地来看，“因为地下有煤，向当地农民征地的征地款比较贵，最高的时候一亩地3万元-4万元，现在1万元一亩都没人要；现在都不敢征地了，因为现在挖煤都赔钱，做煤矿的又都是靠融资，融资成本太高。”王先生说。

　　单从弓家塔矿区的财政收入看，据当地税务部门相关人士透露，去年一个月税收超过2亿元，今年却只有2000万元。

周其仁：规划出错催生市场

不论叫“计划”还是“规划”，一旦拥有“合法强制力”，仿佛有如神助，就再也不会出错。更厉害一点，就算出错也可以不认账，横竖有权削足适履，让现实改得符合计划或规划，不就又对了？久而久之，高高在上的“规划”，可以完全不拿市场当回事。

真有这档子事吗？让我找点经验来查验一番。记得上中学的时候，有位同学因为家里“换房”到别处去上学，与大家伙拜拜了。那是1964－65年的上海，“三年自然灾害”的阴影已经看不见了，而“文革”还没有到来，应该是经济运行最正常的年代。“换房”何来？就是家长们在工作单位附近发现可以互换的住宅，条件合适对换成功，就可以免去每天上下班长时间“轧电车”的劳顿。家里换了房，学生就近上学，只好与原来的同学道别。

在那个年龄段，相处不错的同学少年要分手，煞是难过。自然会问：早不换、晚不换，为什么偏偏同学几年之后才换房？现在当然懂了：无非是工作场所与住家这两个位置的“配置”——如果合理规划一下，人人就近工作，还要“换房”作甚？

在计划经济下，让每个人的工作地点靠近住宅，合理配置一下很容易吧？“换房”的记忆说，绝不容易。那时家长们的工作当然是国家分配的，也没有“跳槽”一说，职工分到哪里就像螺丝钉拧到机器上一样，稳定得很。即便如此，工作单位总还有些许变动：新厂子建得比较远——那时的“大上海”其实很小，闵行就是老远的郊区了——工业布局有调整。更大的问题，虽然住宅全部国有化了，但各家住在哪里，很大程度还是历史给定的。“棚户区”尚有几十万人之众，哪是想怎么配置就怎么配置的？结果，从城市这头到那头“轧电车”上下班的不是少数。

“换房”应运而生。记得电线杆上有些小广告，简单而朴素，远不似今天某些地段的“牛皮癣”那么密集和扎眼。不过功能是一样的：寻找合适的交换对象。说是“市场”，太隆重其事了，因为“换房”完全不以货币为媒介，一律的实物信息——多大面积、开间如何、是否向南（阳光）、在市区的位置与地段。至于更复杂的诸如产权更名之类，怕要面谈才搞得清楚。反正，物物交换殊为不易。换成的很侥幸，更多换不成的，继续轧电车就是了。

几年后上山下乡，“大批资本主义”震天响。自留地、集市、小买卖一概成了资本主义。老乡就是养个鸡、卖几只鸡蛋换点零花钱都不行。那年头批刘少奇是走资派，到了黑龙江乡下，农民家庭养鸡养猪就成了“养了个刘少奇”，要批斗！不过实际生活里，“自发的资本主义”年年批、年年斗，可还是年年有。为什么？“计划”满足不了吃鸡吃蛋的需求。1977年恢复高考，我的一位同事考上了，大家总要送行一下吧？黑灯瞎火骑车10里，想到附近一个生产队买只鸡。大冬天里的屯子一片黑，找来找去只有一家亮着灯，敲开门说明来意，不料人家是路线教育工作队正在开会，撞到枪口上了。好在听明来意，工作队头头深明大义——你们到左起第四家买吧，他家的鸡肥！

后来才晓得，计划经济下“换房”、买小鸡都不过是小菜。换钢材、换煤炭、换粮食、换工业原材料等等才是大头！为什么“计划分配”之余还要“交换”？答案是计划常出错。譬如配给上海的钢材多，配给河南的粮食多，那上海以钢换粮、河南以粮换钢，岂不皆大欢喜？比较麻烦的是，倘若上海不缺粮缺电，河南不缺钢缺设备，沪豫两家就谈不拢啦。也有办法，多拉几家一起来玩，需求量大了，结构复杂了，“总有一款适合你”。再后来，各省市都安排一帮子能干的官员搞物资串换，还为专司其职的衙门起了好名字——“协作办”。打听一下，计划体制下哪里没有“协作办”？再追问一句：计划经济无所不能，为什么要那么多的“协作办”？“改革开放”，其实是很书面的语言。口头文学程度比较高的，叫“搞活经济”。那一个“活”字了得！过去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说，“人是生产力里最活跃的因素”，大家背得滚瓜烂熟，但存在决定想象力，在讨饭也要开封介绍信的年代，“人的因素”究竟可以“活”成个什么样，真想不出来。一旦“搞活”，才明白，“活”就是自由——劳动自由，种植自由，发展副业工业乡镇企业自由，长途贩运自由，办民营公司也自由。本专栏引证过，对城乡中国最了不起的政策，是1983年中央一号文件“允许农民自带口粮进城镇务工经商”——中国终于打开了“人往高处走”的大门。

经济活了，特别是人“活”了，计划与规划的难度就大大增加了。我看过的城市规划，不论其他，单一个变量“规划人口”，与实际发展脱节之远，就不可以道里计。信手举几例。2005年初，《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提出“2020年北京市常住人口控制在1800万”，该规划是经国务院批准的。但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的结果，2010年北京市常住人口就达到1961.2万人，提前10年“实现”规划。上海市的规划也经过国务院批准，到2020年常住人口控制在1600万，但去年上海人口就达2500万。广州规划到2020年控制人口在1500万，但2012年就达1600万。深圳得到批准的规划人口，2020年为1100万；去年我们在当地调查，问业内行家现在多少人了？一说1500万，一说1800万。

这也非为中国所独有。上两周为辨析“建筑不自由”等怪论，把《英国城乡规划》找来读，其中赫然记录，“1960年预测的20世纪末的英国人口为6400万，而到1965年预测数增加到了7500万”（第27页）——不过区区五年时间，一个国家人口的预测数增加了17％。相比之下，1811年纽约市的第一个规划反倒高明不少，当时该市人口仅3.2万人，规划到1850年增加到50万人（40年增加十几倍！），但实际上，到时纽约人口为60多万！再加一例，新加坡的“国家控制力”举世知名，原规划2020年总人口400万，但实际上现在就超过了500万。我问他们市区重建局的官员，你们有国界海关，控制人口移入的成本低，何以如此失控？回答是全球金融危机，让新加坡赶上了吸纳全球高端人才的天赐良机！

这么说也许妥当：凡发展强劲的城市，人口预测数总是远低于实际人口数！这或许称得上是一条“好城市定理”。与其对称的，当然还有“不好城市定理”——凡发展不怎么样的城镇，实际人口大大低于当局预测或希望达到的人口数。不用再问为什么了吧？反正与上文点到的经济搞活、人也搞“活”有关。老话没错，“人挪活”，但人究竟向哪里挪，又到哪里定居，上帝说了也不算。

问题来了。规划人口远离实际，接下来的一连串难题是怎样解决的？须知规划人口是城市规划的基础：先预测多少人、按人均100平米安排占地、再安排交通、住宅、供水供电、学校、医院、绿地、文化设施等等。现在实际人口比规划人口多出来的缺口，动不动以千万计，这些冒出来的活人如何在城镇生活？

答案就是本文的标题——规划出错催生市场。“市场”固然没有“规划”那么具有权威性、强制力以及知识上的高度自负。可是，自愿、自由并自发的市场，更富有弹性。当更多人口相互竞争因规划出错未能及时提供的土地、空间以及其他稀缺资源时，有关资源的相对价格就上升，同时刺激供给并抑制需求。无论在哪里，在画得漂漂亮亮的规划里找不到位置的人，总可以在熙熙攘攘、有时嘈杂、混乱、“无序的”市场里求得一席之地。天晓得，那漠视市场的“规划”，其实恰恰是靠了市场才维系住自己的脸面。

辩“土地配置靠规划、不靠市场”
——城乡中国系列评论（82）
周其仁
经济观察报 2014年4月7日星期一

当“建筑不自由”论把市场逐出城市建筑的时候，也没有忘记顺带处理建筑之下的那幅土地。要是“上盖”真的不自由，其下承载建筑的土地又岂能自由？果不其然，另一项发达国家的制度安排被频频引证，那就是“城镇规划”或更为宽泛的“城乡规划”。
不用细查，读者也知道“规划”一词在当下中国被使用的频率颇高。数月之前，我在一次讨论中忍不住戏言，我们这个计划经济的转型，是不是已转到市场经济尚待考究，但转成一个“规划经济”却有迹可循。不是吗？现在哪里还有与“规划”扯不上关系的经济问题？可是在英文世界，“计划”、“规划”是同一个词（planning）。此“规划”与彼“计划”，究竟有什么不同吗？
作为一种体制，计划经济的全称是“中央命令计划经济”。其关键词虽落到了“计划”，但要害却是“自上而下的集权、命令与强制”。民间分散的、自愿的计划差不多古已有之，因为要把任何较为复杂的工作做得有条理，总要有点“计划”的。小到各位家中怎样摆设、假期怎样安排、换季给孩子添何衣服，都离不开计划。至于建造平遥的乔家大院，或龙岩的客家土楼，说没有“计划”或“规划”，怕是不成的。
不过，只要没有强制的元素在内，这些让工作变得更有条理的计划或规划，就与“计划经济”断然无缘。这么说吧，除非渗入了国家权力即合法强制力，“计划经济”不会在日常生活中露头。斯大林创下中央命令计划体制，“计划具有法律效力”，不执行国家计划被视同犯法，随时可以办了你的。
那么，近年日益流行的“规划”、“城镇规划”乃至“城乡规划”，究竟有什么特点？很遗憾，“规划”的含义多面且模糊。一方面，诸如土地的利用、开发和建设，涉及自然、社会和人文多种因素的空间布局，是很复杂的事情，欲有条理地展开工作，非讲计划，讲规划不可。另一方面，当代“规划”特别是源于高密度人群集聚的城镇规划，日趋以法律或行政权威的形式来表达，具有强制性。
其实，对于“规划”既复杂、又具强制性的特点，有一个中间环节有助于我们理解和把握。这就是，当密集人群中的个体自由可能侵犯他人自由或公共利益的时候，强制力就要登场。反过来，再复杂的事，如没有互相侵犯的麻烦，技术性的理性就可以对付，不需要社会范畴的强制力。
让我们从英国的城镇规划谈起。身为引领工业革命的国家，英国很早就开始城市化。1909年，利物浦大学创办了世界上第一个城市规划系，表明那里已经积累起“有条理地处理复杂的城市事务”的知识。也在1909年，英国议会颁布了第一部含有“城镇规划”术语的法律（Housing，Town　Planning,　Etc.，Act，1909）。经过一百多年来不断的修订与完善，城乡规划在英国成为一套完备的体系。今天我们要引证城乡规划而避谈英国，怕有数典忘祖之嫌。
恰恰是1909年的英国城镇规划法，表明了国家的合法强制力渗入城镇规划的理由。说来有趣，英国的城镇规划因公共卫生问题而起，背景是工业化带动大量人口向城镇集聚，高密度人群引发传染病流行，公共卫生状况空前恶化。伦敦、曼彻斯特等大城市的人口死亡率，远比乡村和小镇为高。“负外部性”（指个人或企业的行为影响了其他人或企业，使之支付了额外的成本费用，但又无法获得相应补偿的现象）如此严重，理所当然引来政府干预，以法律控制高密集人口集聚区街道的宽度、建筑物的高度、结构和布局，以保证通风。于是，公共卫生的规制就延伸到建筑、街道和城镇基础设施，以确保“达到良好的卫生条件，并符合便利、宜人的要求。”不过，1909年法案仅限于为正在开发或将要开发的土地编制规划，加上第一次世界大战来临，该法案包含繁琐的程序，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执行。
两次大战之间，英国几度修订城镇规划法，不过执行的重点也不是城乡规划，而是当时迫切需要解决的工人阶级住宅问题。政府干预住宅市场，源于对另外一种“负外部性”的担忧——如果穷人住得太差而引发冲突和动荡，将威胁整个社会的基本秩序。不过政府要向工人提供住宅，财政基础还要靠城市的市场性开发，大体上由开发商开发城镇房地产，缴纳税收支持政府供应社会保障房。
真正全面的城乡规划，在英国是二次大战之后完成的。由于大战的胜利也是战时经济的胜利，而“战时经济”恰恰以政府深度干预、甚至替代市场机能为特征。因此不难明白，为什么在战后的英国出现了一股强大的潮流，以不断扩张的政府权力来消除方方面面的“市场失灵”。英国《1947年城乡规划法》（Town　and　Country　Plan-ning　Act，1947）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出台的。
这部法案给英国城乡规划带来一系列重大变化：法定规划覆盖城乡全部；将具有强制力的规划权集中到中央政府和郡政府；规定城乡所有土地上从事建筑和建设都必须获得规划部门的许可证；对得到许可的开发活动，征收100％的开发增值税（development　charge）；对不予批准的开发，则由国库给予一次性的“支付”（payments，但不是“补偿”compensation）；政府还享有规划框架内对私人土地的“强制购买权（compulsory　purchase，即基于土地既有价值的征购）。正是这些严苛的规定，使这部法规被认为是英国终于完成“土地开发权的国有化”的标志。
作为一个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英国工党政府执政时通过的以上这部城乡规划法，更被看作具有方向意义的“城乡土地社会化”。试想，全部城乡空间要拿到许可证才能开发建设，而土地开发的增值收益要100％缴税，此外政府还有权基于土地物业的现值强制收购，三管齐下，哪里还有什么私权？而离开了私有的、分立的开发权、收益权，哪里还有什么市场？这岂不是为当下在中国流行的“土地配置靠规划、不靠市场”论，提供了来自西方发达国家最权威的依据？
且慢。1947年英国城乡规划法固然已走得相当远，不过，终究还是没有走到前苏联那么遥远的地方。第一，英国的规划虽然依据法律制定，但规划本身并不是法律的一部分，不像很多国家那样，规划以法律的形式编制、公布，并具有法律的刚性；第二，《规划法》授权政府作为的法律空间，但民间的个人和企业并不因此就只能服从，如果发生争执，后者可以“民告官”，要求专门的土地裁判所或普通法院受理裁决；第三，在普通法的传统里，握有很大自由裁量权的法官对形形色色案子的判决，才是“法”的真正体现。概括起来，单单引证英国的法条，并不能完全代表人们行为的实际边界，非得结合那个时期的判例，才可能知道“英国的规划法实践到底是怎么样一回事”。
事实上，1947年英国城乡规划法的实施，充斥着矛盾、纠纷和争执。特别是许可证的放发、开发计划被拒而领取的“支付”、100％的开发收益税、以及基于既有价值的土地征购，广受诟病。这说明城乡私人的土地物业产权，并没有因为一纸规划法案而彻底消失。正如1963年初版、40年来持续再版的《英国城乡规划》所言：“分歧和冲突的产生不是因为非理性，而是因为不同的利益主体都在各自理性地寻求其不同的目标。”（第1页，东南大学出版社中译本）
实践也为修法开辟道路。1951年重新执政的保守党以“消除控制”为纲，先是把“地方政府和规划部”更名为“住房与地方政府部”，接着就在1954年修改后的城乡规划法中，废除了开发许可证，也终止了由中央土地委员会抽取的开发增值税（后来几经波折，再也没有100％增值税那种事情了，无非景气时多抽比例税，不景气时少抽）。至于“强制收购权”，也在《1959年城乡规划法》中改为以“公平的市价”作为补偿准则，而不再是早期以“土地既有用途的现值”为征购补偿的依归。
20世纪50年代以后英国的城乡规划法，扭转了战后明显受空想社会主义思潮影响的那些政策与制度。原先以为由政府彻底控制开发权、100％抽取开发增值收益，以及政府按原用途现值征购私人的土地和物业，不但合乎道德，也易于操作。但1947年英国城乡规划法之后的实践，表明这套做法既不那么合理，更难于操作。
这里最关键的辨析，是要看到在人口高密集的城市社会里，不但损害是互相的，收益也是互相的。当人们强调政府修建的公共设施提升了城镇土地、包括私人土地和物业的市场价值时，他们只不过正确地看到事情的一个侧面。还有一个侧面也重要，那就是在私人土地上的投资与建设，也提升政府公共建设的市值。不是吗？倘若只有政府修地铁，但居民和城市经济活动的密度不足够，那地铁或其他公共设施——比如我们在很多城市看到的那样——还不是年年亏损，何来高价值之说？
难题是，上述双向的增值影响，不容易精确地被区分开来。乔治和孙中山先生主张的“土地涨价归公”，其实只看到公共投资对地价上涨的影响，却忽略了私人经济活动对公共投资也具有的积极影响。此说一旦实施——1947年的英国提供了一次机会——我们就看到因为开发增值全归公而压低私人之贡献，结果就是私人投资与建设的供给不足，如此“开发权国有化”，在战后人口增长加速、城镇化也加速的背景里，终究碰壁，不得不改弦更张。如何比较准确地识别城镇土地增值中公共投资与私人投资各自的贡献，依然是一个挑战性极强的难题。在理论上，“先假设交易费用为零”——像1960年的科斯做过的那样——也许可以走出一条路来。但真实世界里哪有交易费用为零这回事！
在实践上，看来也只有坚持用市场机制来配置城乡的土地与空间资源。要市场起作用，就要清楚地界定各方分立的权利，包括政府为了公共利益征购土地物业的权利，以及恰当抽取税收的权利。但无论是征购还是抽税，发挥市场价格机制都应是基础和前提。
《英国城乡规划》的第一作者卡林沃斯（Barry　Cullingworth）教授于2005年谢世。该书的最新一版即第14版，于2006年问世。这部凝结着一代学人心血的鸿篇巨制，对规划的本质有如下结论：“规划是在一个‘市场理性（market　rationality）的经济体系内运作，而市场理性可能与一些规划理论所推崇的理性不同乃至有所冲突”（第1页）。究竟谁拗得过谁呢？至少“英国战后最大的变化是从‘积极的规划’转向一个更有市场意识（有时是市场主导）的规划方法”。（第12页）如果聚焦于1947年到1950年代的英国规划的转变，我们甚至可以说：“规划由此成为市场的仆人（从某种意义上说，只有当市场运作时，规划才开始发挥作用）。”（第30页）

对这些基于翔实研究的结论，不妨录以备考。以为“城乡规划”天生就是市场的对立物，或至少也是让市场发挥作用的前提的论点，是不是也应该接受重新思考：握有法律强制力的城乡规划，本身又以什么为前提和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