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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改革要尊重科研规律



聂辉华



2005年，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的大学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4年后，钱学森逝世，教育部长换人，11位安徽高校教师在《新安晚报》的公开信遂使“钱学森之问”成为中国大学之“心病”。此后，多所大学纷纷响应，酝酿改革，甚至已经开始推广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成功经验”，试图借助《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的东风除旧布新。例如，深圳大学即将实施一项号称要“打破教师铁饭碗”的总体改革方案。尽管改革者勇气可嘉，但是改革方案仍然是治标不治本，并且没有充分尊重科研规律。更糟糕的是，相对于保守的现有体制，偏向性的改革反而可能进一步扭曲教师的科研激励，使大学离真正的“学术共同体”渐行渐远。

“钱学森之问”其实不难回答。当今大学的行政化或等级制就是大学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的根本原因，这几乎是一个公开的秘密！大学本来是学知识、做学问的地方，是最应该讲求自由和平等的，惟其如此方能让创新的思想和拔尖的人才破茧而出。但是，中国的大学更像是一个等级森严的政府部门，不管是大学本身还是大学的各级领导，一律被圈进了一个从副部级到副厅级乃至处级科级的行政藩篱。在这种森严的等级制下，学术自由和教授治校可遇而不可求。这导致两个严峻的问题：第一，一所不能摆脱行政体系的大学是否可能在内部突破等级制？第二，由行政领导主导的改革方案会不会成为强化领导自我利益的再分配工具？

让我们带着这两个问题来分析一下深圳大学的改革方案。根据媒体报道，《深圳大学深化改革加快发展总体方案》主要包括六项内容：全员聘任，签约履聘；引进高端人才；推进教学改革；推进科研管理和学科建设；推行“学术主导”的内部管理体制；创建“立法办学”的治理结构。深圳大学隶属深圳市管理，按级别应该是副厅级，即它的校长和党委书记是副厅级干部，应由深圳市委任命。既然改革方案规定“全员聘任”，那么谁来聘任校长、书记以及副校长、副书记以及各个学院的院长和书记呢？谁又敢不聘任这些领导呢？因此，合乎逻辑的结果是，对聘期的考核方案必须保证所有中层领导可以高枕无忧，而面临考核压力的只是那些没有领导职务的教职员工。说到底，在高校混，还是要靠行政职务，否则不仅难以争取到资源，恐怕连饭碗都难保。关键的第一项改革如果不能真正实施，那么“学术主导”的管理体制终将是纸上谈兵。而“立法办学”更是遥遥无期，因为在副厅级的学校“立法”上面还有正厅级、副部级乃至正部级的行政法规。有朝一日，上级一个任命或者一个“红头文件”下来，依托行政体系的深圳大学如何能够独善其身？深圳大学的高调改革，除了革掉那些没有领导职务的普通教师的“铁饭碗”，另外加上一张“学术主导”和“立法办学”的纸样文章，并不会为解决“钱学森之问”提供更多的启示。

我们并不是苛求每一个改革的单位都要从体制内到体制外革故鼎新。有时，在不动根本的情况下，先治标，再治本，也不失为权益之计。问题是，治标也要开对药方，否则还不如不治。受传统计划经济时代的影响，人们对“铁饭碗”没有好印象，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大学是一个例外。因为大学教师的科研成果是很难量化考核的，需要长期的积累和探索，所以为了避免粗制滥造、急功近利，同时为了保护教师的学术自由，世界一流大学普遍实行教授职务终身制。一个处于终身轨（tenure track）的教师，一旦经过努力升为副教授之后，通常就自动获得终身职务。没有严重的学术不端或违法行为，学校不得将其开除。在美国，1994年之后大学就根据法律废除了强制退休制度。因此，美国的教授可以安心地、独立地从事自己感兴趣的学术研究。那么美国的大学靠什么约束教授呢？靠学者在学术界的声誉，靠大学之间的竞争。教授要想涨工资，就必须有人挖，也就必须做出更多的成就。而大学为了保住自己的竞争地位，就必须去搜罗优秀的人才。正是这种良性竞争机制，保证了美国大学在世界高等教育界难以撼动的领军地位。在中国大学中，没有行政职务的普通教师本来就是弱势群体，学术自由难以保证，现在又面临不断的量化考核和丢失“铁饭碗”的危险，除了加剧向行政靠拢、急功近利甚至学术不端的行为，还能有什么结果呢？如果真要改革，就应该向世界一流大学学习，实行终身制，严格保证新进教师的科研水平，严格尊重在职教师的科研自由，将“不升即走”和“学术自由”结合起来。像深圳大学那样，该考核的没法考核，不该考核的加重考核，完全是南辕北辙。

中国大学喊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口号不是一天两天了，然而由于它们在行政体系的庇护下没有真正的竞争压力，又不能摆脱行政体系的束缚，因此很多改革最终都变成了保护既得利益者的工具，而不是推进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动力。这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没有一所大学能够像欧美一流大学那样，讲师（助理教授）可以当博导，评职称可以不看专著，官员和商人不能够读博士。

（作者系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系博士后研究员）

黄仁宇：我的母亲父亲

一、母亲的墓

我老早就想写一篇关于母亲的文字，可是下不出笔来。因 为要不是假装着的痛楚，就是硬逼着自己的冷心肠。我想不少 和我同一年代的人，也必有类似的感觉。难道对不起自己的亲 生妈妈，连一篇诚挚的忏悔也写不出来？这也是因为我们的母 子关系，经过一段历史的震撼，早已透过多少的层面与场次。 我的情绪本来就复杂；再加上外来因素的介入，更不容易清晰 整理了。

　　上次，我们离台北的前夕，参加了顾正秋女士自传《休恋逝水》的新书发表会。会场里也请作者的女儿致辞。（即这一 点也表现中国传统文化的特性。西方女演员出自传，很少会强 调作者做母亲的身份。）这位小姐每一提及"妈妈"时即有无限亲呢依恋的情调，令我触发《左传》所叙郑庄公对颖考叔所说"尔有母遗，□（"翳"之"羽"改为"素"之下半）我独 无"的感慨。

　　我也羡慕内人格尔。她一提及母亲时即使我想起，她们母女在类似而少变动的社会场面里共处数十年。虽说我岳母经历 过1930年间美国经济大恐慌的场面，格尔则在二次世界大战之 中之后长大，她们母女相聚，谈及民主党、共和党、种族关系、 工资物价……即纵前后不同，仍可以彼此了解，不像我们连组 成社会的原则都翻了一个面，虽亲身经历，还要事后长思，才 能逼着自己领略当中意义。经过新旧一代早已不能衔接。

　　1987年，我由纽约飞北京。第三天和我的妹妹同去西郊八宝山参谒母亲的坟墓。事前妹妹写信告诉我，亡母坟上大理石 墓碑，已给人掘去盗卖。原来母亲1962年去世后火葬，我们曾 在八宝山买得一段墓地。当日虽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公墓的管 理尚有条理，妹妹寄来的照片，还显现着花岗石和大理石的墓 碑纵横成直线的连缀，毫无参差。不料经济改革开放之后反而 秩序荡然。妹妹被下放往河南做工之后回北京，才发现这一片 墓地坟上加坟，已经将我母亲的一块墓地挤得不知去向。1984 年我弟弟回北京，因为他代表美国一家飞机制造公司，北京的 领导人物都刮目相看。经过他的质询，一个管理侨务的机构承 诺查勘。但是这也仍不过是官僚机构的等闲奉此。我们切身所 关，在实地尚且查不出究竟，他们又如何能在公事房里勘得成 果？即使查出又如何处理，难道勒令盗葬的骸骨限期迁出？

　　我们在那段坟山荒土草丛之中，根据以前的照片，以及我 妹妹的记忆，断定一处墓碑已被凿去，但是碑之基石尚在的方 尺乃是母亲的坟墓。最有力的证据则是斜对着右方三十尺的地 方一位徐姓教授的墓碑尚在。作此决定之后，我们环顾内外， 寻觅管理公墓的人员与公事房。八宝山除有埋葬党政人员的部 分有围墙与看守人外，迄西的一部却无围墙与边缘，远近无建 筑物。我们好容易在山岗上找到一座篾壁平房，里面也只客人 周转，一个年轻人好像是此地权威，却不承认他对来访人有何 义务，他对我们的询问全部拒绝答复。可是一听到我们准备恢 复大理石的墓碑则特别感到兴趣。他在室旁有好几块墓碑，可 以立即成交。

　　恢复母亲的大理石墓碑，他索价一千二百元。

　　"那石碑如何嵌在下面那块石头上去呢？"

　　"不成问题，一切在内。"

　　"刻字呢？"

　　他摇头带笑说："只有石头贵，其他都不在乎。刻字嘛， 那顶多不过十几块钱。"

　　我和妹妹私下商量，准备和他讨价还价。看来这管理公墓 的人，也可能即是盗碑之人。不过既要恢复，就少不得与他打 交道。否则索性不再修理，忍心认为这是最后的一次扫墓。我 已年近七十，很难能得再来。妹妹也不日要回桂林。我们的下 一代更少有机缘在此逡巡。妈妈既已火葬，骨灰落土，整个八 宝山，也就可以视作坟墓了。

　　我们父亲的坟墓在湖南，几十年已无人询问过。祖父母和曾祖父母的石坟砌在田丘之间，很可能已开发为稻田。我的一位老师富路德教授生长于通州，虽然对中国极具情感，却在最后二十年拒绝回首访问出生的地方。（后来因为夫人催劝，还是去了。）他的理由即是怕见父母坟墓被开山机掘起改作农场。 即在美国最早的公墓总在教堂近旁。当年每值Memorial Day必有儿女扫墓摆置鲜花。于今这样墓地里的墓碑大多经过日晒雨 淋，字迹斑驳落脱。新的公墓在郊外偏僻之地，以今日美国人口的流动，也很少有葬后再三祭吊。况且几十年前我曾看到北 京、天津间铁道线附近坟墓鳞比，今则全部不见踪影。以近日 中国人口暴涨，北京内外人民的无秩序与八宝山的管理状态而 论，今日恢复石碑，明日又是墓碑盗掘，坟上加坟，大家争抢着家人落土之地。既然目不忍睹，还不如索性不要留下这伤心 的纪念物，贯彻着二十五年前火葬的宗旨，只算母亲已经脱离 尘世归返净土了。将来我们去世，也采同一办法。

　　妹妹执意不肯。她决定不用大理石，这次只用花岗石，粗 率的恢复，免得盗碑人的觊觎。我们借着管理公墓的人之笔墨， 在母亲坟墓的基石上大字标明。妹妹决定让她儿子秋间休假时， 专程北来，监视着恢复墓上石碑，也仍把我们兄妹三人的名字 刻上去。

　　临别之前她对着无碑之坟说着："妈妈，我没有好生看顾 您老人家，只是我确是距离得太远，没有办法。"说时她已涕 泪纵横。

　　我一直忍着心肠，至此到底禁不住心头伤感，也情不自禁 地倒在石基丛草与灰尘之间抽噎地哭着。妹妹还不知道，我的 伤心处，还包括着她所没有的罪咎之感。

　　假使我这篇文字的目的仅在于彰母德，则实无在此发表的 可能及必要。中国传统传颂先人祖德的文字，俯拾皆是。韩愈、 欧阳修、曾巩、归有光……先考先祖姚周孺人、宋孺人的行状 与墓志铭……一律千篇。当然的，儿子显达，必是先人有德。 要不是祖先节衣缩食，子孙何能得有清闲拜长尊师，练字读书， 秋闱中试，伏阙授官，追怀旧德，"今日俸钱过十万"，"何 昔日之不足而今之有余也"，也只是传统社会里贫贱富贵循环 的事势之必然了。写这样的文字还不如朗诵《古文辞类纂》直 截了当。

　　在我的记忆里前面的一段，大概从小到我上初中的一段没 有母爱的印象。虽然妈妈常用"一身干一身湿"的湖南土话形 容养育我的艰难，但是结论总是我和她"娘崽不和"。有时候 说得气极她还说："人看其小，马看蹄爪。"意思是各人禀性， 从幼表现。我处处不听她的吩咐，将来长大，不为孝子，势必 为逆子。

　　原来我们小的时候，父亲为着衣食，长久的不在家。我们自幼的教养全由妈妈负责。她又没有受过新式教育，也无旁人 在侧询问。她只循着她父亲的办法--律子要严，以致她的指教，处处拂我意。她为着省钱，要我们穿自制土布衣鞋，我羡慕同学的帆布橡胶底球鞋，故意将鞋在水坑里弄脏。我们在乡 下的时候，我和同伴到田间去采桑叶捉蝌蚪，我有两次掉在水 里，经人救起，从此我就不能随意外出。妈妈的使唤，使我非 常不快，虽然我到头总是服从，但是总少不得顶嘴。在我的记 忆中，我少被鞭打，大概一生之中也不过两三次，只是被责骂 实为常态。妈妈一责骂，我就回口，这样她认为我们是"母子 不和"。

　　我小时候也曾欺负弟妹，争吵时仗着个子大打他们。我还 学着一种顽皮的办法，称为"画地为牢"--用粉笔在地上画 一个圈不许他们出来。我还欺骗弟弟。我们两三数天有三个铜 板的零用。我用的总是不够，弟弟总是留着不用。我就和他商 量，如果他将他的三个铜板借给我，我到头加倍奉还。这口头 契约也未注明年月，到头总是我们意见不合，他吵着要账，我 无存款可还，于是妈妈代还，只付本而不付息，弟弟又吵嚷。 妈妈要弟弟妹妹记着，我是"拍虎大王"。

　　多年之后，我修习到心理学才知道兄弟姊妹间的相互排挤， 称为sibling rivalry。父母子女间的爱恨参半，则为ambivalence。 但是在我外祖父的世界之中，这一套全不存在。人非孝子即为 逆子。幸亏我生已晚，我刚一岁外公即去世。听说他生前一度 惩罚我大舅的办法，乃是用铜制旱烟管向头上敲，也不顾及儿 子可能因脑伤而终身残废。我的母亲在这种环境气氛下长大， 她之教养我们已较外公开明多矣，可是与现今各大学之儿童心 理学又尚有一段长远之距离。

　　这种家中琐屑之事；也仍与我们所读现代史有关。原来这 时候，不论上下，我们都已生活在历史的大转变之中。鲁迅与周作人兄弟间小时的嫌隙，就在数十年后仍出现于两人文字之中。在30年代我们年轻人对蒋介石有高度的崇拜，他每发表文 告，常用对他母亲的孝思为题，和我们企望着他能借着文告表示英雄色彩的想法大相径庭。直到不久之前，我阅及《民国十五年以前的蒋介石先生》--其实这也是毛思诚代写的一本自 传--方领略到他的孝思，并非自然的对母爱的一种表露。而是浪子回头，追怀母教，在伦理上的一种自矢。蒋母崇奉民间 式的佛教，极端的迷信，极端的保守。她对蒋介石也不时"夏 楚"--打手心，尚且在他十四岁不到的期间，指定他和毛福 梅成婚。以常情而论，她不可能对蒋之辍私塾，进新式学校，又弃文就武，入保定军官学校，被保定开除，再入日本士官学 校的预备学校振武学堂；振武毕业见习之后又不继续往士官， 而参加革命的这一段推怀置信地赞同。（如果她曾一度支持， 难道文告中竟无一字提及？）况且以后蒋又赌博嫖妓做股票生 意，"懵懵懂懂不知如何做人"（都系蒋忏悔之辞），更不能 为蒋母所喜。至此我们也可以想见他们母子相处，爱憎相伴的 概况，与日后追悔的线索了。

　　毛泽东对他父亲的憎爱更为尖刻。替他作传的人不断地指 出：毛从小就反抗父亲。十几岁的时候就支持父亲的佃农，拒 绝为父亲的田亩工作，将替父亲收回的借债散放与穷人。这种 在家里就反抗权威的幼年经验可能已经奠定了他日后领导农民 革命的基础。可是毛泽东在1959年回到湘潭韶山故居，仍向他 父母坟墓前三鞠躬，将一把松柏枝贡献在垄上之后，又再三 鞠躬。同行的人立在毛后，也随着三鞠躬。可见得毛一生做革 命领导人，并没有完全放弃传统"慎终追远"的观念。

　　我和母亲间的恩怨当然没有如这些领导人的显见突出。可 是这样说吧。我从小受教就缺乏一种母子之爱，出诸天性，如 小孩放学时，情不自禁地奔向妈妈，双手围在妈妈脖子上亲热 的经验。大概初省人事，就沾上了一个子女应当孝敬父母的观 念。直到小学六年级，才有机会读到谢冰心的著作，这位女作 家所叙母爱，显然的为外来文化的产物，我们只能羡慕。

　　即是刚一暴露于这种新时代的文艺读物，也至为短暂。小 学六年级，我们读过《爱的教育》，也读过叶绍钧的《寒晓的 琴歌》和朱自清的《背影》。可是一上中学，教程又全部放弃 这种"卖浆者言"，而是一意复古，以"巧言令色，鲜矣仁" 为依归了。

　　我父亲四十岁生我，母亲也二十八岁，到我十岁左右的时 候，爹爹已五十岁，但是他做过革命党，当过将级军官，也有 四出旅行的经验。妈妈近四十岁，裹过脚，只会讲乡下话。和 人家年轻的妈妈相较只有使我觉得自惭形秽。

　　家里穷也是一种令人感到羞辱的根源，现在想来这种状况 实不可免。我们乡居的时候，每年收租三百石，俨为当地大地 主之一。自迁居长沙之后，凡房租电费佣工街上人力车费都为 以前所无，我们的衣服食物学费医药也较前倍增。柴米菜蔬以 前采摘自田间，现在都要出钱购买，饮水出自城南的白沙井， 称为"沙水"，洗涤用水则汲自湘江称为"河水"。每天有小 孩兜售，唱呼"要沙水不？""要河水不？"这种消耗都为额 外加添。居城一年，我家即感家用不敷。爹爹自脱离国民党后， 只能在各县政府做白头胥吏，自己住在任所，另有开销，薪水 沾家仍不足。也不时失业，于是变卖田产。从此我家稻米收入 每年只百余石，为以前的一半。长沙的"机器辗米"每石九至 十元。长沙东乡的稻米则每石只卖得二元。每年秋收妈妈坐独 轮车往乡下粜谷，付税之外所得二百余元，只足供家用之一小 部分。卖田的一千五百余元，存入一家米厂，凭存折支取。我 上中学的六年期间即每两三月必往连本带息地支用，因此储蓄 浸淫日减。到抗战前一年我上南开大学时，这本存折的底数已 低至最后的一百元。

　　我上中学的时候上衣必穿制服，黑色粗布，上有领章。但 是裤子没有限制。时尚的为蓝色哗叽制，可以烫出笔直的褶痕。 男孩子头发沾油，皮鞋擦亮，穿着这样哗叽的裤子，最为女孩 欣赏。我为着自己的时髦，逼着妈妈从她悭吝的口袋里五元十 元地掏出来，供我作赶上时尚的花费。她稍一推拒我就蹬脚叫 嚷。这时候我从没有想到母亲面对着入不敷出的家计，丈夫也 快六十岁，又丝毫无增辟财源的可能，心中的焦虑与恐慌了。

　　这样的穷困也是时代所赋予的。在我父母亲那一代的过程中，中国内地自给自足的农村经济已被冲破。自沿海商埠至内地口岸，一套新兴的产品从煤油、电影、新式文具到罐头食品 及现代医药如潮的输入，而内地仍只有最基本的农产，而仍只 有拖泥带水的生产方式。去城市愈远，谷价也愈不能调整。我的外公生前也是当地大地主之一。他去世后，外婆继续勤俭治家，但是越是积攒，家中人口愈多而越穷。她住宅的楼上有一个竹箩筐，里面存积着一串绵延不断的铜钱，我们称之为"明钱"或"穿眼钱"。内中多"咸丰通宝"或"光绪通宝"，但是内中也间常夹杂着历代铜钱，如光亮的"嘉靖通宝"。穿钱 的绳子愈接愈长，终至从筐底而辗转至满筐。这是她半生治家 的积蓄，自袁世凯大头银元流通之后等于全部作废，只供我们零星取去作为玩具。（要是这筐铜钱留至今日再运往国外可能又值价了，内中也必有稀见的货币。）外婆在世最后数年间只有大豆下饭，我妈妈想着就流泪。大舅最后一次来访，妈妈给他的乃是父亲戴过的一顶旧毡帽。我至今还记得他戴着那顶旧毡帽，至街头即将转弯向我们回顾一刹那的关头面上尴尬的表情。我们也可以想见到母亲心头的滋味。

　　我并不是全无心肠，完全不曾感受母爱。只是天性的母子 之情，总被这些环境上的因素笼罩着去了。

　　我还记着我第一次进住宿的学校，妈妈托人带来的一篮盐蛋与皮蛋。蛋壳早已洗净，盐蛋也曾煮熟，上有她用毛笔写着 "皮"、"盐"。其实这样的标记已无必要，我见着就吃，也 不分黑白，只吃得腹痛为止。倒只有多少时候以后，想及她搓 糠灰、拌盐水、洗蛋壳，又在蛋壳上一笔一画写字的爱子之情。 我离家的时候妈妈替我收拣行装，她亲手将我的衬衫尾插入裤 中，嘴里说："要不是养育你一场，也没有这样的牵挂了。" 说时眼睛润湿。我当时并没有如何的感动，也要待到以后两地 隔阂，才记起如斯的细婉情节。我将考大学的日程预先写信告 她。后来妹妹说，到那天上午和午后妈妈再三地说："你哥哥 正在用心咯！"

　　抗战之后不仅我投笔从戎，弟弟也进辎重兵学校。他有次 在家信里提及在某处宿营。据父亲说妈妈一听及宿营，头顶上 没有房屋掩盖，立即就哭。我曾在缅甸负伤，实际是腿上轻伤， 只不过裤裆被撕去一块，上面血迹斑斓。我将这卡叽裤带回作 纪念。至此已事隔经年，妈妈见着仍是流泪纵横。

　　妈妈这一代的女性，她们的生命与前途，不由自身做主。 她自小就做了外祖父教条下的牺牲品。人家的女儿已开始入学， 她不得入学，人家的女儿已放足她仍是被逼裹足。以后则只有 相夫教子，做传统的贤妻良母。可是传统的贤妻良母仍有她们 赢得的报酬，我父亲在珍珠港事变前一月去世。他弥留时对妈 妈说："我们有两个好儿子，让你去享福吧。"不料她所享之 福不过起先随着我们，后来随着妹妹及妹夫南北奔波，在轮船 上搭地铺，在卡车上坐车顶，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吃带糠屑的配 给米。她夸告邻居：她的两个儿子都可以到美国去，只因为照 顾亲娘，不愿离去。其实则两个儿子都在打算盘前往美国自寻 出路。他们回时只在母亲无碑的坟前怅惘徘徊。

　　妈妈说："我不要你们如何服侍我，只要不使我牵肠挂肚 就好了。"在20年代和30年代她说的可能代表当日一般为人母 者的衷心之言。

　　事情是这样的：湖南经过北伐的暴风后立即"清党"。不少的年轻人，不一定曾经过宣誓的手续矢志做共产党，只要参 加左翼团体集会，在学校里发激烈的言论，或爱上了具有政治 思想的异性，都有被拘捕和被审讯的可能。审讯时可能被屈打 成招或是因言辞出入而犯重刑，十九都是死罪。我一生也不能 忘记我还在上小学的那一年，一天我看到枪兵指挥街上行人回 避。不一会一队士兵刺刀插在枪管上，在号兵吹冲锋号之后， 高呼叫："杀！"被押解的有二十多个男女，都是一身"剪绑"， 背后插有"标子"，上书"斩决共匪"某某，名字又用红笔从 上到下贯穿。为首的一人还在叫着"中国共产党万岁"，但是 至此已力竭声嘶。后面的几个女性，穿水红色内衣，年龄也只 二十左右，也被兵士推着保持一行列间快步的距离。约二十分 钟之后，他们全在长沙的"教育会坪"身首异处。

　　这样的惨剧也轮到我家亲戚头上。我们称为"钧舅"的向 钧，是我们三舅母的弟弟。他们的母亲又是我祖母的堂妹，我 们称为"五姑外婆"。她们都住乡下。钧舅判刑之前，我父亲 曾往监狱探问，便中转告家人都望他自首。其实所谓"自首"， 除了承认有罪之外，还要供报同党两人，让政府缉获建功。钧 舅执意不从，他被枪毙之后连我们孩子们都知道了，妈妈和三 舅还连通我们一齐瞒着三舅母与五姑外婆。这位老太太在火炉 前烤火的时候，眼色无神。我们也不知道她内心想的是什么， 总之她仍不知道已与儿子生离死别，阴阳异途，使我感触到前 人所作文"生也无辜，杀之何咎"的切身之感，更不用说在执 行死刑之前还要给这些男女的凌辱虐待之无心肠了。

　　后来我因抗战而从军之前曾在长沙《抗战日报》工作过几 个月。报社的主编是田汉先生。当日我们只知道他是左翼作家， 不悉他早已为共产党员。我因为《抗战日报》停刊之后与他的 儿子田海男同入军校，所以称他为"田伯伯"。　1942年他与 他的母亲--被称为"戏剧界的母亲"的易克勤老夫人--同 在桂林。我们拜访他们的时候，老太太因与母亲都曾在长沙东 乡长大，是以相见甚欢。田汉已与作《渔光曲》的安娥婚外同 居不为老太太所喜。安娥小姐希望承欢膝下，也不惜大艺术家 的身份，即往厨房做蛋汤欢迎我们。至此我有机会与她谈天。

　　她说："我们如真的要出国的话，哪一个国家都可以去。"

　　我知道她所说非虚，不过我不相信不去的原因完全是为着 "群众"。田汉可能不愿离开抗战（他曾发表一篇文字，题为 "欢迎抗战的观光者林语堂先生"），但是中外都知，他虽也 是大艺术家，却以"纯孝"具称。原来他家里也是极端贫寒。 田老太太初往长沙时坐独轮车，堂弟推车，田汉在前以绳拉车。 所以他们一家人至为接近。我也不知道靠何凭借，他们支持他 上长沙师范学堂后又往日本苦读六年。田汉回国之后成为中国 第一流的戏剧家，也仍不维持自己的小家庭，仍是有饭大家吃， 不计家人生产，由"戏剧界的母亲"当家，任食客来往，一家 有公社模样。

　　田汉在国民党执政期间已经坐过牢。他因曾参加左翼作家 同盟而被监禁于苏州监狱。共产党主政期间他理应得意称心， 而最初约十年也确是如此。但是文化大革命期间仍不免再陷缧 绁。1930年他曾写过一篇称慕蒋介石的文字，说蒋确有做文天 祥史可法的气派，三十余年后终被检举。而实际的罪过则是他 在上海期间没有照顾日后成为毛夫人江青的蓝苹。

　　田伯伯最后的出处至为凄惨。他被禁于秦城监狱，有病无 药可施，他最后一信给他母亲易克勤老夫人，还望她能寄些钱 来。他连日咳嗽不已，同被监禁的人说起一天傍晚时分咳嗽停 止，他即于当晚去世，时在1968年。弟弟田沅早已在人民解放 军方面参加淮海战役，以肺炎死于战场，也曾令戏剧界的母亲 田老太太流过不少眼泪。

　　田汉案件平反后，中共领导人为他在八宝山致奠茔葬，但 是所葬也不过是一座"衣冠家"。他的骸骨在去世时如一般罪犯的处理，早已不知去向。以彼类此，这也是我不主张恢复母亲墓碑的原因之一。

　　这样看来，我们遁迹海外，没有侍奉慈母，好像又情有可原了。1965年我与哈佛的杨联升教授、普林斯顿的刘子健教授同在芝加哥大学的何炳棣教授家中晚餐。饭后何唱《霸王别姬》， 刘唱《四郎探母》，都是慷慨悲歌。杨即席说："我们为中国 的母亲同声一哭。"

　　不待解释，我们知道他所说意义。这样看来我们这一代在母亲面前感到罪愆的绝不限于我们兄弟，而是成万上千了。

　　然则我们如何解释这段历史？我们纵用环境逼迫推卸自身的罪愆，如何作全面目的评判？尤其我动辄鼓吹历史的长期之合理性，至此如何交代？即是目下纵谈"关系"，这一段经历之重点，往何处置放？

　　在解答这串问题之前，我必须再渗入我家佃农的一段经历。 内中也具有一节关于母亲的故事。

　　我们家中经过收束后的田土，分作两处。一处出租谷一百二十余石，租与一家熊姓数弟兄，他们尚拥有自己的地产，可算富农。另一块与我们的家屋贴邻，只出租谷二十八石，租与王七爷。他原来也姓黄，只是当地人习惯，"有钱人姓黄，没钱人姓王"，乡人都称他王七。

　　王家子女多。他们按照东佃各半的安排，每年也得谷约二十八石。虽说他在正稻季节之外也种了一些杂粮，又在侧面空地种了些红薯、花生以及蔬菜，到底收入短少，有经常濒于饥饿线上的姿态。自我记忆之所及，王七爷经常生活于忧患之中。 他的儿子女儿夭折，耕牛倒死……重见迭出。最后他来长沙城 里到我家央求本年减租，夜宿我家。第二天返家，死在路上茶馆里，可能因为中暑。

　　我家一直以为我们对王家佃农，相当仁厚。因为收成不好就减租，牛死也出钱资助成全他买牛。而尤以这次佃农去世，最大的孩子也只有十七岁，让他继续耕种没有退佃实为莫大恩德。1942年第三次长沙战役日军去后，我们因为葬父回到乡下老屋，见到王七娘。她涕泣着告诉我们，日军撤退时，曾有一队士兵来我家庄屋住夜。为首一人见到她儿子王三，才十五岁， 也未问话答话，见面立即挥动军刀一劈当场杀死。

　　因为我父亲也刚去世，她在带哭之中又说："想他已经去服侍五老爷（我父亲）去了。……五老爷心肠好，会照顾他的。"

　　我听时万感交集。要是根据日后土改工作者的词语，我家已剥削他家一生一世，王七爷还在被剥削至尽头身故。可是在这里我面临着受害者的妻子，下一代佃农的母亲，她不仅对我们无恶感，还承望带着传统道德的主仆关系能够通过来世今生，继续存在。

　　以后我读到土改工作者的报告，他们的实地经验也和我们的想法同，最初极难鼓动村民造反。佃农不仅恐怕日后报复， 而实际有很多与地主休戚相去不远，不愿恩将仇报。中共人士要竭尽各种手段，才能策动他们参与"打土豪分田地"的群众运动。因为"矫枉过正"，即不少土改工作者本人亦为之战栗。 他们知道自己的父母，只不过易地而处，也必将遇到同样的遭遇。

　　但是在这种环境之下，为什么中共的土改竟能成功？解放军也能在内战里获胜？

　　我一直待第二次来到美国，重作学生，读到西方政治思想家的著作，才能获得局部的解答。

　　我们习俗以为的"自由"，只以为照目下状态各人自行其是，这是一种局部而肤浅的解释。真正的自由务必打破习俗上非道德的羁绊，而恢复到纯真的境界。比如说在南北战争之前 有些美国之奴主，也以为自己待奴隶仁厚，实际则只在奴役他们的关头，稍微宽容。在那种情况之下虽为奴主也并没有享到真正的自由，也还是迁就于习俗，维持原状。

　　我们虽没有将王七一家当作奴隶看待，但是他们就业没有选择，佃农身份有同遗传，胼手胝足而衣食未周，外敌入侵得不到适当的保护，已较奴隶的身份有过无不及。远在30年代及 40年代，费孝通即指出中国（大陆部分）地少人多，土地的收入已不能同时供应地主与佃农。假使没有以后的土地改革，则日后很多新兴事业不能动手。上述我家窘状，我外祖家大舅等窘状也只有每下愈况，此种情况不能算是我们自由意志下的决策。

　　远在18世纪法国大革命前卢梭论自由即已提出自由乃是一种高贵的品质。在他之前，洛克创"劳力价值论"，即谓上帝以全世界之资源赐给全人类。各人以自己的劳力与一部资源混合，则此部分，成为他的私人财产。即在当日内战期间，我们站在政府军的立场，也并不即是反对一切的改革，而是希望中国能统一，获得外援能将经济成效由工商业而泽润于农业，由滨海而及于内地，以缓和改造期间的痛苦。局势的发展既已证明此种奢望成为梦想，农村问题已迫不及待，并且取消地主所有，犹且不足，仍要土地国有，集体经营；集体经营不足，还要承包到户；所有行动都不可逆转，这样看来，全盘发展可以算作卢梭及黑格尔所说"公众之志愿"，至此我们也只能接受 历史之仲裁了。

　　类似情形下，日本在麦克阿瑟督导之下执行土地改革，台湾实行"耕者有其田法案"，南韩美军将北韩军驱逐后不许地主阶级重返，也都不能逆转，也都可谓符合历史上长期的合理性。

　　这并不是对改造期间的残虐行动洗刷。我想任何人也无从为之洗刷。至此我们只能引证黑格尔所说，在历史中的一种大变动前，没有人能洞察其行动的实际意义，虽领导人亦不过较旁人所知略多而已。我们的观察，则是发展的过程中极难预见其牵涉之深，范围之大。一百年前张之洞已看出："今日之世变，岂特春秋所未有，抑秦汉以至元明所未有也。"他已说穿横对面前须要的改革，已是中国两千年以来之所未有。但是他仍没有想及贯彻始终，须要推翻专制，而且"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犹且不足。其背景则在中国的革命必须通过蒋介石阶段、 毛泽东阶段，至邓小平阶段方见水落石出。为什么在行动之中， 很多人还要引出许多额外的残酷手段？主要原因在于他们没有见及需要改变的范围之大。他们总以为自己所能掌握的局面，即是一切问题的终结，所以他们用道德的名义，标榜着至善与极恶，有如司马迁之论法家"其极惨礉少恩，皆原于道德之意"。这一念之差，才在人世间造成很多额外的痛苦。我们论评历史主张多利用技术的角度将史实引长放大，也即是避免"惨礉少恩"之意。

　　可是纵如此，我如何能对母亲说，"妈妈，只怪你出生不凑巧，前面没有逃脱旧社会的遗毒，后面见不到新社会的光辉" 呢？

　　1950年我在日本，弟弟在美国，妹妹也往青岛，留着母亲在湖南。在土地改革期间幸亏乡人留情，他们公认我家对付佃农虽属剥削，却无刻毒情事，所以除了房屋家具衣服和妈妈积 储的金饰一并没收之外，准予放行，未作人身上的留难。从此 她受我妹妹及妹夫赡养。

　　1952年弟弟已获得博士学位，即一意返国，妹妹也来信说 妈妈在亲手造萝卜干、腊八豆，准备欢迎儿子。这时候我自己已不能回国。但是也仍在劝阻弟弟回国。从此母亲即再未与儿子见面。

　　她最后三年不能行动，风瘫卧床，凡洗涤饮食都赖我妹妹服侍。最后因脑溢血去世，也无人在侧，只有我外甥女返家发 现姥姥已无呼吸，才传告邻居。我想她希望和儿子见一面的痴 望，使她挣扎了这许多岁月。我想时不忍想，常常找其他情事 推托。家琦是我的弟妇，她说我弟弟有时夜中醒来仍在哭着，他已在梦中见到妈妈。以他的习性，他不会赞同我发表这篇文字的。只是我已经写过一段中国近代史，以上这节人身经验，也是历史的见证。我不能假装着"纯孝"，或是永远藏匿着心头隐痛，而将此节史料遗弃，也将妈妈及和她同一代的母亲的牺牲抹去。

中国风电额外性的争议与启示
何钢 , 理查德·摩斯

联合国对部分中国风电CDM项目的否决暴露了额外性工具设计中的结构性问题，何钢和理查德?摩斯分析讨论。

自2005年以来，中国风电总装机容量几乎每年都以翻倍的速度迅速增长。根据全球风电协会的 统计，到2009年底中国的风电装机容量已达25.1GW。作为全球碳市场的领先概念，清洁发展机制（CDM）是削减碳排放、保护气候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 手段，同时更在中国风电发展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截至2009年底，有32%的风电发电装机容量成功注册成为CDM 项目，预计到2012累计减少CO2排放将达8250万吨。

因此，中国风电的快速发展被当作是CDM成功应用的典型。而风电CDM也在国际碳市场成为颇受欢迎的低风险项目类型。但是，这个“成功故事”却因为联合国清洁发展机制执行理事会（EB）最近关于中国风电额外性的争议，并最终先后拒绝中国14个风电CDM项目而蒙上了一层阴影。

拒绝的原因主要来自对项目“额外性”问题的争议： 风电CDM项目的减排效益是否是额外的，即在没有CDM资金支持的情况下该项目活动不会发生。

2009年年中，联合国清洁发展机制执行理事会(EB)第47次及48次会议当中，EB发现并考虑中国风电CDM项目设计文件(PDD) 中的电价的不确定性，要求部分中国风电项目重新审查，或要求更正。第49次会议，就在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前夕，EB拒绝了中国10个项目的注册，曾被视 为高质量低风险的风电CDM项目都被拒绝，开发商、项目业主乃至买家、卖家和中间商都深感忧虑。2010年，EB第52次会议上，之前有两个项目被澄清而 得以注册，但同时拒绝了6个风电项目。

争议的核心是中国的风电电价问题。随着中国风电申请CDM的项目增多，EB对中 国风电项目的信息掌握也越来越多。EB观察到有些省份同类项目PDD当中的电价有明显下降的趋势，而电价是影响风电CDM项目额外性最为重要的指标。EB 前主席Lex de Jonge在接受点碳咨询的采访时对此表示，EB不知道是不是中方为了套取CDM的补贴而降低了电价，还是其他原因造成的，因而要求开发商提供进一步的说 明。

EB的决定引起了一连串的反应。国际排放交易协会(IETA)连续给EB写了三（一、二、三） 封公开信，表示EB的这个决定将增加市场的不确定性，进而影响该领域投资。而设定电价是政府行为，并非开发商的责任，而应该由EB和中国政府直接在项目核 证中沟通解决，不应该由开发商来说明。同时，IETA还认为EB的决策过程缺乏透明度及公正的过程；而规则的不确定性将影响行业的投资；EB也没有公平的 把其自身的政策应用到中国的国内政策。

中方对此也表达了强烈的不满，中方风电企业代表发表了《关于就“联合国CDM 理事会51 次会议拒绝10 个中国风电CDM 项目”事宜发表的声明》，公开回应EB的决定是“一个错误的信号，挫伤中国风电投资者的积极性和信心”。在哥本哈根的会议上，中国有专家也认为“EB歧视中国风电项目”，拒绝中国风电CDM项目程序上不透明、不公正。

这 个争议之所以重要，不仅是因为它不仅存在于中国的风电项目，而可能扩散到多个国家、多种项目类型，进而影响到整个CDM及国际碳市场的可信性和稳定性。隐藏在这种争议背后的额外性审查难题，如果不从深层次的角度加以重视和解决，对于CDM机制本身的可靠性也是非常严重的伤害。

按照CDM的规则，要拿到CDM的资金，项目必须证明自身有额外性。额外性是CDM当中的关键概念。《京都议定书》确定CDM作为减排机制，就必须实现“额外的减排努力”。根据《马拉喀什协定》，额外性是指“没有CDM资金的支持，减排项目不可能发生；或者说只有在CDM资金的支持下才可能发生”。如果项目不管如何都要发生，则无法证明CDM的额外性。

额外性的定义非常简单明了，但是要证明额外性却绝非易事。目前EB提供的“额外性论证评价工具方法”的核心是用自由市场下的财务逻辑来判定额外性，比方说投资人会选择内部收益率(IRR)最高的项目进行投资。而项目开发商只需要证明申请的CDM项目在基准情境下不是收益最高、但是CDM资金却让其相对其它投资更具竞争力就可以了。

这套基于IRR的工具是根据市场经济建立起来的规则，要有效应用，必须有两个前提条件。第一，被选择用来比较的基准线必须代表东道国实际情况，具有公信力、 稳定、可以核实的基准线；第二，IRR必须是决定投资行为的主要因素，也就是说必须要有比较完善的市场。而对于处在改革当中且复杂多变的中国电力市场，这 个基于IRR的额外性判定工具就显得力不从心，在应用起来和设计当初有所出入也就不足为奇了。但因为机制设计的原因和造成执行偏离预想的效果，却因此只责 怪执行机制的各方，而不反思机制本身及改善机制设计，这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情。

EB发布的“额外性论证评价工具方法”是一套标准的程序，用于决定一个项目是否具有额外性。择要来说首先要先定义有哪些“替代选项”，比方说没有风电，那只能建设煤电，或采用其它可再生能源，或更多利用现有电网的电等等。经过法律强制执行筛选后，留下符合东道国法规同时具备技术可行性的替代选项。

接下来采用投资分析，比较在建项目和替代选项的IRR，是否在建项目相对替代选项不具投资吸引力，因而需要CDM资金的支持。投资分析提供了简单成本分析； 投资比较分析；基准线分析几种办法。通过投资分析获得具有投资可行性的方案，从而把该方案作为基准线。对于风电项目，投资分析的目的是用来排除“执行本项 目，但不进行CDM开发”的情形。

然而，这个工具在应用到中国的项目当中时，出现了一些问题，也造成了EB拒绝中国风 电项目所引起的争议。根据我们对截至2009年底在EB注册的143个风电PDD的观察和分析，基本上所有风电项目，会在“替代情景”筛选阶段就说明，建 设与本风电项目相同产出的热电（煤、油、天然气）项目，由于国家“上大压小”政策管制135MW以下火电的建设，从而在法律障碍中排除了该情景，也从而避 免了与煤电的比较。这对于一个80%的电力都依靠煤电的电力市场来说，似乎说不过去。

不跟煤电比可能有几个原因，第 一，煤电因为煤炭市场即煤炭价格的分散和复杂，发电技术、电厂类型多样等等因素，煤电通用的IRR数据可能非常难以获得和计算；第二，即使煤电IRR可以 获得，因为市场由国有企业主导，同时承担了低电价以维护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电力安全等非经济因素。由此可能造成内部收益率非常低甚至在煤价高企的时候为 负。如果用这个做基准线，有些风电因为拿了政府的电价补贴可能是相比是更赚钱的项目，因而很难通过额外性测定。拿一个IRR可能为负的电力市场来比较，显 然是不合理的。也就是说，现有的工具，无法体现和应对中国这种复杂的煤电格局及电力市场。

那接下来就只有基准线分析 了。这些项目PDD大都引用了国家电力公司在2002年发布的《新建电力工程项目经济评估暂行办法》设定的8%作为行业基准线，从2006年中国有第一个 风电CDM项目到现在已经5年过去了，但是这个基准线从未变过。首先，这个8%是如何确定的，这个《暂行办法》并没有具体细节。其次，即使我们假设8%在 当时是非常实际的数据，但此后的5年，中国的电力市场已经经历了煤炭市场化改革，电力重组等一系列改革，国家电力公司不复存在，电力市场也发生了深刻的变 化。

在一个经济年增长速度大于8%的国家，而投资项目的利润率却长期保持不变，从投资的逻辑上讲，也难以被外界所接 受。而为什么PDD依然还是用呢？首先有一个学习效应，其它的项目引用并且通过了，再次引用通过的机会也大；其次，在没有其它更好的数据可用时，用一个现 成的公开和相对权威的数据也是比较保险的。

以上列举了基于IRR的额外性测定工具在中国应用碰到的问题，这是执行上的 偏差，而另一个更为重要的则是额外性本质上的问题，我们称之为“抵消悖论”。CDM是一种国际抵消机制，可以帮助发达国家实现低成本减排，同时帮助发展中 国家获得资金发展低碳技术，看似一种双赢的办法却有着深刻的矛盾就是逆向激励。发展中国家为了促进本国可再生能源等低碳技术的发展，应该采用特殊电价、可 再生能源配额等政策激励办法，但如果采用了这些办法，发展中国家的这种努力又无法论证额外性因而更难拿到CDM的资金支持。所以，要CDM还是要加强国内 政策？这对指定国家是一个两难，也不符合国际政策推动国内政策的目标。

为了减少对国内政策依赖，EB引入了所谓 “E+, E-”的政策，即如果政策支持小排放或技术密集的项目，那么国家一级的政策变化就不应被纳入基准线计算之中。比方说只要是可再生能源能减少排放的项目，就 可以被认为有额外性，在中国风电CDM项目的争议当中，EB未能应用“E+, E-”政策本身也是一件值得玩味的事情。由此可见，额外性的论证与审查，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何钢和理查德·摩斯为美国斯坦福大学能源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本文为斯坦福大学能源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出版的报告《推动发展中国家碳抵消工作：中国风电争议与启示》的摘要部分。

体改委：改革的“中枢”
柳红
经济观察报


　　1982年5月4日，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简称体改委）的成立，使这一天意义非凡。从那往后，直到1998年，中国改革的大政方针，都不能逾越体改委。它集调查研究、参谋指挥于一身，“统领”全局，有几分像古代一度出现的枢密院，也有“小国务院”的称号。其实，这也不为过，毕竟，是国务院总理兼任主任的机构。

　　另起炉灶，组建体改委

　　体改委成立时,当时的国务院领导人说体制改革归根结底主要是两个问题，一是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二是条条与块块的关系。历史证明，这个定位准确。那么由谁来执行这些使命？为什么体改委主任要由总理出任呢？

　　当改革由农村进入城市，自然出现了这样的问题：改革的现实动力来自哪里？原来那套国务院职能部门怎么能自发改革？国务院体制改革办公室也无法负担路阻且长的改革，需要一个稳定的国务院机构来推动实施。唯一的出路，就是在旧体制外，创建一个新机构，使其拥有至高地位，既了解各部委和地方情况，又与它们没有利益关系，既超越又涉及。能够满足这些条件的绝佳设计，就是创建国家体改委，由国务院总理亲自兼任主任。

　　体改委的五位副主任分别是：原国务院副总理、机械工业委员会主任薄一波（1908—2007，山西人），国务院秘书长、原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主任杜星垣（1914年生，福建人），原六机部部长曾任高岗秘书的安志文（1919年生人，陕西人），原机械工业委员会副主任、曾任陈云秘书的周太和（1914年生，江苏人），原国家科委副主任童大林（1918年生，福建人）。1982年7月，增加了体改委委员的设置，有廖季立（1915-1993）、陶力（1920-1989）、董峰、詹武（1921年生）等。他们不仅是老革命，参与了计划体制的建立和实施；只要留意，还会发现，他们的背景涉及国民经济各个方面。在当时，找到比他们更合适的人几乎是不可能的。这是知人善用，也是历史选择。30年后，安志文的一句话，代表了他们的历程：“我一生做两件事，第一个是老老实实地学习计划经济，第二个是老老实实地学习改变计划经济。解铃还需系铃人啊，这是天命。

　　刚成立的体改委有一室四组：总体规划组负责人是杨启先、农合；协调组负责人是宋一峰等；调研组负责人是傅丰祥；理论研究组负责人空缺。到了1982年12月，机构调整成一室七组，总体规划组组长杨启先、农合；生产体制组组长翟乃文；流通体制组组长王桂五；分配体制组组长傅丰祥；综合试点组组长吴佩纶；调查研究组组长高尚全；理论研究和科教组负责人空缺。由此可见体改委成立之初，设计者的思路就已经很清晰和成熟了。当新生的体改委运转起来，更新换代就随之开始了。老一代为年轻一代铺路、让贤。1983年贺光辉（1929年生，陕西人）、鲍彤（1932年生，浙江人）被任命为副主任；1985年高尚全（1929年生，上海人）被任命为副主任，洪虎（1940年生，安徽人）为党组成员。

　　体改委的工作人员来自四面八方，有体改办的杨启先、徐景安等；机械委的傅丰祥、高尚全等；还有国家计委、建设部、商业部的一些处长、副处长。随着“文革”后大学生和研究生毕业，陆陆续续地增加了年轻人，像石小敏、金立佐、宫著铭、郑洪庆、楼继伟、周小川、郭树清等。

　　1987年4月-1988年4月，体改委主任一度由中央政治局委员、原电子工业部部长李铁映（1936年生，湖南人）担任，之后，又回到延续总理兼主任的惯例。1988年由李鹏兼主任，副主任是贺光辉、刘鸿儒（兼）、张彦宁、高尚全。在1989年的体改委委员中，已经有了周小川、宫著铭这样的年轻一代。

　　三个里程碑

　　上世纪80年代的改革实现了三个飞跃：1978年底-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发挥商品货币作用；1984-1987年十三大，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建立市场体系；十三大提出“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把改革推向新的阶段。

　　里程碑1：十二届三中全会确立商品经济

　　在1984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上，中央领导有意推出一个关于改革的文件，使之成为继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决议之后新的高度。根据邓小平的意见，中央成立了以胡耀邦、胡启立、胡乔木、姚依林、田纪云等国家领导人组成的文件起草领导小组。体改委参加起草小组的有高尚全、杨启先、顾家麒。起草组内有不同意见。高尚全回忆说：“有人认为提商品经济就是搞资本主义。一度写入草稿的商品经济，被撤掉了。”7月28日，起草小组听了前国家领导人谈计划体制改革问题的传达。其基本观点是，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经济，又是商品经济，要把二者结合起来，充分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胡耀邦也对所写草稿不满意，要求在重要问题上有所突破。于是，阵前换将，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副主任林涧青（1922-2008，福建人）及研究室的林子力（1925-2005，福建人）、郑必坚（1932年生，四川人）加入起草小组，林涧青当负责人。显然，中央领导人都已心中有数，需要“秀才”们做出既与原有意识形态接轨，又有突破的文章来，让各方接受，使改革迈出决定性一步。这是一次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完美合作。

　　起草小组在第五稿时，把草稿发到中央各部、各省市自治区征求意见。在体改委的意见中提到：“在讲到过去的经济模式时，必须明确它是限制商品经济发展、排斥价值规律的。在讲到改革要建立新的模式时，应当明确提出我们的经济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商品经济”。能不能把“商品经济”写进决议，始终是争论焦点；它的取舍，事关重大。当时的国家领导人分别于8月29日和30日去玉泉山和起草小组座谈，争取在“商品经济”问题上取得突破。然而要想撼动“正统”还是很难。

　　在起草小组内受到挫折的高尚全想争取外援。他和中国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童大林商量，他以国家体改委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的名义，两家联合召集一次经济学者研讨会。于是，有了9月初在当年的西苑旅社（后来的西苑饭店）20多位经济学家的聚会，讨论对商品经济的看法，蒋一苇、董辅秖等出席。大家达成了共识：商品经济不是资本主义特有的范畴，同计划经济也不是对立的，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必经阶段。他们把会上的意见以理论探讨成果的形式上报。当时的国务院领导人将报告批转起草小组，同时写道：“马洪同志也有这个意见”。所指马洪的意见，是此前国务院领导人授意国务院技术经济中心总干事马洪组织写的一份意见书。这位领导人对马洪说：中国还是要搞商品经济，你不是也有这种观点吗，不妨写篇文章送给‘老同志’们看看。于是，马洪请社科院工经所所长周叔莲、财贸所所长张卓元等起草《关于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再思考》，后请吴敬琏参加修改。文章写好后，分送几位党内老人，没有反对意见，只有一位提出，最好不要从全民所有制内部找商品经济存在的原因，还是从两种所有制的关系、两种公有制的存在来说社会主义存在商品经济原因为好。王震也夸奖文章写得好，说我们不能只说老祖宗说过的话，应该有创造性。

　　9月9日，国务院领导人给中央政治局常委写了一封信，是《关于经济体制改革中三个问题的意见》，其中写道：计划经济不等于指令性计划为主。指令性计划和指导性计划都是计划经济的具体形式。社会主义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邓小平、陈云分别在9月11日和12日批示同意。9月中旬，马洪再次上书，建议把“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写进决议。“这个问题太重要了，如果不承认这一点，我们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方针和现行的一系列重要的经济政策都难以从理论上说清楚。”

　　从中央到地方，多方面的努力汇聚在一起，最终，凝结成后来被邓小平评价为写出了一本“政治经济学初稿”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它最大的突破就是提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须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仔细看，会发现这个中文句子提炼出的主谓宾语是：“计划经济是商品经济”，似乎逻辑上出了问题，实则是中文的绝妙，文字高手的巧用。

　　里程碑2：“七五”建议改变了计划传统

　　归根结底，怎么把文件变为实践？1985年，中央组织讨论“七五”计划建议。所谓“七五”，是指第七个五年计划时期，时间从1986-1990年。制定五年计划，历来是国家计委的职能和计划经济体制的标志。然而，这次破例，由党中央先组织研究“七五计划建议”，再交国务院制定“七五”计划。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都是计划粮多少、钢多少、钱从哪里来等硬指标，也就是说，是以建设为目标的计划。而从此以后的五年计划，不仅讲硬的方面，也讲软的方面；不仅讲增长，也讲发展，讲改革；不仅讲建设，也讲制度。

　　当时的国务院领导人在1985年9月18日作了一个关于制定“七五”计划建议的说明。他说：“它是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决定的具体化。《建议》中没有列很多数字，只讲了关系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与方向的一些重要指标。着重研究发展战略和方针政策，是计划工作的一个重大转变，是这个文件的特征。”

　　9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高尚全解读七五计划建议的文章。坚持把改革放在首位，是七五计划建议的基本指导原则。七五计划是改革的计划。对于“七五”的三项任务，他做了专论：第一，为改革创造良好的经济环境和社会环境，基本上奠定新的经济体制基础；第二，为90年代的经济发展准备必要的后续能力；第三，使人民生活继续有所改善。

　　重要的是，从此，中国的五年计划的内涵，发生了革命性的本质变化。

　　里程碑3：十三大理清政府、市场、企业的关系

　　1986年10月23日中央书记处召开十三大决议起草组会议。中央领导希望十三大在理论上能有进一步突破。说到底，怎么转轨，还是计划和市场的关系。

　　十天前，10月中旬，中国计划学会，国家计委计划经济研究中心组织召开了“全国宏观经济管理讨论会”，对于未来宏观管理的基本框架，大多数人认为应该是“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但是具体到国家、市场、企业三者的关系，则有不同考虑：一是，资源配置职能完全交给市场，国家只辅助市场进行第二次调节；二是，计划机制市场化；三是，国家保留部分直接决策权，但在实施中尽量利用市场化方式。其实，这里说的国家，是政府。

　　大家公认，廖季立是国家体改委内有思想、有新意、有冲劲的人。从目前的文献看，他发表于1986年12月8日的《试论计划管理体制改革》是最早论述“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导向企业”这一体制模式的。与后来十三大上提出的“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虽有“调控”与“调节”，“导向”与“引导”之差，但是，十分接近。他是这样写的：“形象地说就是形成‘笼子和鸟’或者‘牧场和羊群’的关系。计划管理是‘笼子’、‘牧场’，而不是‘绳子’、‘锁链’，它为企业提供良好的经济活动场所，调节和控制经济活动的运行；企业是生动活泼的动物而不是被绳索捆绑的猎物”。

　　1987年3月20日，高尚全在中央党校作《探索和创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报告，也讲到计划与市场结合的目标模式应该是“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在接下来十三大报告草稿征求意见时，高尚全于8月20日写了一份意见书《希望在改革的理论上有新的重要突破——对十三大报告中计划与市场关系的一点意见》，提出：一、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都是一种手段和方法，并不是社会制度的属性；二、用国家经济合同逐步替代指令性计划；三、从实物性计划向政策性计划转变是经济发展和改革的需要。意见书在体改委《快报》第20号发表后，中央领导人在8月30日批示：“内中提到的要把指令性计划改为合同制，在报告中可提出来。”高尚全说：“提出按等价交换的原则，签订经济合同，替代指令性计划，是一个重大突破。”

　　经过反复讨论，理论上的创新已经呼之欲出了。1987年9月5日邓小平会见日本二阶堂进一行时说：“十三大实际上应该叫做改革、开放的大会，要加快改革步伐，深化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几年前就提出来了，但过去把重点放在经济体制改革上，这次才把政治体制改革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1987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三大”，系统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提出政治体制改革任务，指出“通过国家和企业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按照等价交换原则签订定货合同等多种办法，逐步缩小指令性计划的范围。国家对企业的管理应逐步转向以间接管理为主。新的经济运行机制，总体上来说应当是“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由此，十三大奠定了中国长程的制度问题。

　　在中共党史上，承前启后的、对后来产生长期影响的党代会“七大”算一次，其影响延续到毛泽东时代结束；十三大，也算一次，影响到往后20年改革。接下来的党代会，是在十三大基础上的成熟和发展。邓小平看得最明白，在经过了1989年的政治风波后，他依然斩钉截铁地说：“十三大报告，一个字都不能动”。

　　（未完待续。本文在发表时删去注释若干）

上半年单位GDP能耗升0.09% “十一五”减排倒计时

定军 北京报道 2010-08-03

核心提示：硬性目标之下，地方政府的有关部门开始焦虑。“工信部已经下达了工业节能减排的指标，如果进度慢，或将采取极端措施，不惜停产来保任务完成。”华北某省主管节能减排的官员说。
一些主管节能减排的地方官员非常焦急。

8月3日，各地方统计局能源处负责人集中抵京，开始采取异地交叉审核的办法（每个省份审核外省节能强度），分别测算外省上半年单位GDP（地区生产总值）能耗数字。

“我们一直在催统计局快点给出能耗数据。”一位地方省级工信部门节能处的官员说。其焦虑的原因是，这个数字将作为接下来5个月的节能工作依据。如果单位GDP能耗还在上升或下降幅度不大，可能将不得不对部门内高能耗企业实行停产。

地方人士的担忧并非毫无根据。8月3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显示，2010年上半年，单位GDP能耗同比上升0.09%，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此前，截至2009年，全国单位GDP能耗累计下降15.61%。

世界自然基金会全球气候变化应对计划主任杨富强告诉记者，考虑到一季度GDP单位能耗上升了3.2%，今年二季度的能耗数据应该是下降的。尽管如此，距离2010年只剩下5个月时间，要完成“十一五”制定的减排目标，难度颇大。

不过，目前有关计算工业行业的能源强度可能需要有好的办法。“因为使用工业增加值测算，不好进行考核。”杨富强说。

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石油石化、有色金属、电力行业的单位增加值不降反升。但这些行业对目前的能耗计算方式存在较大争议。部分行业的协会人士则告诉记者，使用单位产品能耗等指标更科学一些。

“或不惜停产来保全年减排任务”

统计局8月3日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10年上半年，全国能源消费同比增长11.2%，而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11.1%，以此测算，单位GDP能耗同比上升0.09%，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

国家“十一五”规划确定，2010年单位GDP能耗比2005年需要降低20%左右。工信部为此认为，今年规模以上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需要下降7%，全年单位GDP能耗需要下降5%左右，才能完成目标。

不过，今年上半年的工业节能效果似乎与目标存在距离。根据公布的数字，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单位增加值能耗同比仅降低1.25%；按此看，要通过下半年6个月的时间达到使全年下降7%左右的目标，难度颇大。

对此，世界自然基金会全球气候变化应对计划主任杨富强认为，由于前4年单位GDP能耗累计下降15.61%,下半年要在6个月中完成下降4%以上的目标，难度较大。“如果能下降18%以上，也算是取得了重大成绩。”他说。

尽管如此，但工信部还是感受到问题的严峻性。早在上月，该部门就已经下达工业领域的节能指标到各个省份，据记者了解，二季度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扭转了一季度的上升态势。

工信部部长李毅中此前表示，工业经济正处在由回升向好向稳定增长转变的关键时期。下半年增速略高于10%，全年增速可达到13%左右，年初提出的11%预期目标可以完成。

由于节能减排重点在工业，难点也在工业。李毅中表示，下一步将要充分认识完成“十一五”节能减排任务的紧迫性，下更大力气做好工业节能工作。

硬性目标之下，地方政府的有关部门开始焦虑。记者从一些省市工信厅了解到，目前一些主管节能减排的处室正在找统计局索取详细的最新能耗数字，并要求下面尽快上报节能计划实施进度情况，为下一步的工作安排提供依据。

“工信部已经下达了工业节能减排的指标，如果进度慢，或将采取极端措施，不惜停产来保任务完成。”华北某省主管节能减排的官员说。

行业间争议能耗计算方式

与此同时，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行业能源强度数据，在行业中产生一场争议。

根据统计局8月3日公布的主要耗能行业单位增加值能耗数据，有3大行业的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为上升数字。这3大行业包括：石油石化行业上升11.35%，有色行业上升8.11%，电力行业上升4.19%。

相比之下，煤炭、钢铁、建材、化工、纺织等行业的单位增加值能耗，分别下降2.42%到7.61%不等。

数据发布期间，能源强度上升的行业对此数据持有很大的异议。这3大行业内的一些人士告诉记者，他们曾和统计部门沟通，提出“使用单位增加值能耗，来计算行业能源强度” 的计算方法不妥当，原因是，增加值与产品价格关系很大。

比如，电价和石油价格如果下降，增加值增速就会降低甚至可能变成负数，但是行业的能源强度并没有下降。“这些行业都在淘汰落后产能。不可能淘汰得越多，能源强度反而会上升吧。”一位行业人士说。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测算办法，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为“工业能源消费量”同“工业增加值”的比值，或采取“工业能源增长指数”除以“工业增加值增长指数”的百分比。由于工业增加值是企业总产出扣除了在生产过程中消耗或转移的物质产品及劳务价值后的余额，所以在最终工业商品价格下降，比如成品油、电、电解铝价格下降后，企业收益会急剧下降，进而引起工业增加值快速下降。

孙大午：巴菲特来华劝捐的两个"错误"
中国经营报-中国经营网 2010-09-11
作者：孙大午

巴菲特来华劝捐，他的愿望是好的，可惜不了解现在的中国国情，很可能空手而归。我们的国情是：现在所谓的富人，甚至那些在财富榜上的企业家，也不一定是真正的富人。

　　巴菲特本身是富人，但他与国内的富人不是一个群体，所处的环境也没有可比性。美国企业家的财富，大都是阳光化的，美国有一个庞大的阳光化的富人阶层;国内的许多企业家，大都存在原罪，甚至是现罪。这些企业家所拥有的财产，是官道来的、黑道来的，他们流血流汗，好不容易挣来这些资产，要他们捐回去是非常困难的。

　　财富来源的不同，是导致人们精神层次不同的根本原因。巴菲特也好，比尔·盖茨也好，他们的捐款行为，不是因为政治上的强迫，自身没有怨言，这是因为社会给予了他们公平的待遇，也就是说，巴菲特和比尔·盖茨首先是社会的受惠者，之后才是社会的捐助者。可我们的企业家享受了公平待遇了吗?在劳动力、土地、金融方面，我们市场化了吗?我们的企业家得到了公平的机会了吗?既然连应该得到的都没有得到，怎么要求企业家们去无私地付出捐款呢?

　　这两年，中国企业和企业家捐款的很多，汶川地震、玉树地震、大旱、泥石流，很多企业都捐款了。可是我们认真研究这些捐款，有多少是出自于捐献的本心?这些企业家捐款的动力是什么?很多企业家似乎并不是像巴菲特那样，把钱捐出来，就是为了回馈社会，而是为了达到某种现实的目的。比如在汶川地震中的一个企业，捐了1亿元，很快就多收入了8亿元，这8亿元的收入才是它捐款的动力;最近南方有个报道，说一个企业家捐了1000万元，成了当地的人大代表;我们这里也有类似的企业，捐款的受益非常巨大，有的企业捐款之后，政府批给它土地，原本市值每亩60万元的土地，这个企业只花了每亩5万元的微小代价就拿到了;更有甚者，通过捐款，企业的品牌响了，上千亩的土地都可能零地价获得，这是多么巨大的收益!这样带有与政府交易性质的捐款，是目前企业捐款的主流，许多大企业都是这么做的。这些企业家的捐款，是带有功利性质的，是为了拿地、贷款和免税，这与巴菲特所号召的回报社会、纯公益性质的捐款完全是两回事。

　　只有在真正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家的财富阳光化，人们才会自发自愿地为社会做贡献，包括捐款。

　　市场经济，必须在阳光下运行。市场经济不是阴暗的，不会彰显灰色地带，更不会存在大量的灰色的经济往来，特别是民众不会对这种灰色的经济往来熟视无睹，习以为常。市场经济的三大要素，即劳动力、土地和金融。目前在我们国家，只有劳动力实现了部分的市场化，可以比较自由地流动，但现在好多人拼了命也要考公务员、进国企，是因为在劳动力方面，我们也并没有完全实现市场化。土地、金融的市场化就更谈不上了，都在延续计划经济的管理模式。在这样的条件下，在政府主导资源配置的时候，这些企业家行为都无所谓正义不正义：如果我要拿地，就必须走灰色的道路，否则我就拿不到。资源是政府在配置，而不是真正进行公平公正地买卖。这样，在市场经济的三要素里，将近80%的主导权并不在市场，所以企业家不正当的利益诉求与官员的权力寻租就变得习以为常。

　　因为我们的经济不是真正的市场经济，企业家的许多所得不是阳光化的。没有阳光化的资产，又怎么能去捐献呢?自己财富的来源都不是合法的，见不得人的，怎么能拿出来捐献呢?

　　当然，我们也有阳光化的企业家，有无私奉献的巨富捐助者，但我总觉得太少，寥若晨星，形不成一个财富阳光化的群体。我敬佩阳光化的企业家，尊敬他们的无私奉献，但遗憾的是沙里淘金，没有代表性。

　　所以说，巴菲特来的时间不对，他的劝捐行为，只有在我们实现了真正的市场经济之后，才有可能获得成功。

　　再者，巴菲特要找人劝捐，也不应该找企业家。巴菲特看到国际市场上那么多中国人在消费，购买奢侈品，就认为中国富人很多，实际上疯狂消费的人不是企业家，企业家只是买单的人。巴菲特把目标定位在企业家上，是搞错了对象。目前我们国家中，最富的群体不是企业家，而是贪官。

　　在历史上，和珅是大富翁，有“和珅跌倒，嘉庆吃饱”的俗语，他一个人的财产，抵得上朝廷十几年的总收入，真正是富可敌国。前些日子，东北出了一个“级别最低、数额最大、手段最恶劣”的三最女贪官，仅仅是一个区的土地局副局长，就贪污了1.45亿元。

　　国内企业家的财富，只是表面上的浮鱼，看起来很多，实际上不是大鱼。最近查出来的贪官，动不动就是几千万、上亿元，广东中山市市长李启红被“双规”后，清查其家族资产，保守估计有20亿元。要知道，一个数千人的中型企业，可能只有几亿元，可是一个贪官就有这么多钱，怎么有可比性呢?这是社会最大的不公正，这些官员本来是社会责任的最大承担者，他们通过履行社会责任而获得工资，获得应得的报酬，但是现在他们的财产远远超过正常的范畴，一个处级干部就可以拥有几千万甚至几亿元的资产。

　　此外，贪官的钱才是实实在在的钱啊，企业的钱大多是虚的。企业家的资产，要在社会上流通，在不断地循环、增值、分流，其财富随时可能更换主人。可是官员的财产呢，不是挥霍浪费，就是隐藏起来，成为凝固的货币符号，既不能造福于社会，甚至也不能造福于官员自身。他们将金钱藏在水塘里、藏在办公室里、藏在床底下、保险柜中，这些财富集中在他们手里，也呆滞在他们手里，成为没有意义的死钱。从这个角度讲，巴菲特和比尔·盖茨的行为是很可笑的，他们最应该找贪官，让他们来捐款，把没有意义的死钱，变成造福社会的财富。

　　作者为河北大午集团创始人

我看好你哦
from 不许联想 by 带三个表

那个亚运会终于歇幕了。最近关于亚运会的批评影响最大的是新华社杨明老师的《一骑绝尘》，杨老师的观点照理说也不新鲜，引起争论是因为这个观点来自新华社，他只是把一个长期以来人们怀疑的东西通过新华社的背景说出来，窗户纸谁都捅过，只是杨老师捅窗户纸的东西直径比较粗，捅的人家疼一些，透进来的亮多一些。但我觉得，盛会癖的问题还不仅仅是为了那几块有史以来含金量最低的金牌。

中国体育拿金牌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开放之后，中国人迫切需要通过体育比赛来证明自己身体强大，进而证明自己国家在变强大。从1978年开始到巴塞罗那奥运会这段期间就是这样，那时候中国的优势体育项目不多，乒乓球、排球、羽毛球、跳水、举重、游泳（主要靠药物）。还记得当初许海峰那一枪把咱们激动成啥样子吗。随着在国际赛场上取得成绩越来越好，中国开始想在体育场上主导话语权，最直接的就是举办大型赛事，从单项赛事一直到奥运会这样的最大型赛事差不多都办过。而奥运会跨越第二和第三阶段之间，这段期间是中国大国崛起，经济泡沫最浓的时期，主导体育话语权开始往主导政治话语权上转变，事实上成绩已经变得不太重要了，只要刘翔能拿金牌啥都强大，可最具讽意味的是刘老师掉了链子。但不影响奥运会成功举办（花掉多少钱好像没有人统计过，花这么多钱，埃塞俄比亚也能成功举办奥运会）。

除了雅典，好像以往的城市举办奥运会，都是琢磨怎么挣钱。雅典比较特殊，因为是奥运会发祥地，有点被举办的意思，雅典好像没挣到什么钱。只有北京，举办奥运会是为了花钱搞装修，顺便把城市搞的好看一些。如果不举办奥运会，地铁入口可能永远不会有安检。这个理由完全可以赢得市民支持。即可以在家门口看比赛（比如那个大脚印有一个就在我家头顶上打出来的，但是我妈妈家在鸟巢旁边，放焰火的时候却只能看电视，因为之前通知开幕式不许出门），我妈自从知道北京举办奥运会，就天天盼，希望能在开幕式的时候站在院子里看焰火，老人家等了七年，看着鸟巢一天天拔地而起，最后只能在家里看电视。当然，就算可以站在院子里看，也看不到，一个七星级的烂尾楼——盘古大观横亘在鸟巢和我家之间，把所有观赏焰火的视线挡住。该烂尾楼至今还没有完工，每次我回家，想去亚运村还得绕路。除了在家门口看比赛，还可以改变市容市貌，甚至改变人们的生活习惯。在萨马兰奇说出“北京”的那一瞬间，有多少生活在北京的人开始梦想，2008年之后，北京会变得多么漂亮和美好。现在生活在北京的人还会这么想吗？那些所谓的漂亮和美好跟你有多大关系呢？

后来是上海世博会，其实上海已经蛮漂亮了，弄不弄世博会都一样，有漂亮的外滩、美女和各种高层建筑以及周立波。但是上海一定要办世博会，这是给世界看的事情，怎能错过。

接着进入第三阶段，广州举办亚运会，如果说奥运会、世博会是世界性的，多少还是国家的面子工程，还有些宣传中国的意味在里面，老百姓被骚扰受到委屈还是能理解的。一个破亚运会，搞的比奥运会还豪华，这不是有病吗？可我后来一想，还不仅仅是有病，因为这里面牵扯进的利益链条太丰富了。

地方政府做什么，气势一定会超过中央政府的，你不信让CCTV把春晚挪到铁岭搞，绝对比在中央电视台还可怕。这也就是最高领导不允许，不然一个县政府的办公大楼一定会弄出一个紫禁城。要不说和珅他们家的建筑标准都超过皇宫了呢。这还不仅是上行下效的问题。而是，在今天，中国举办大型体育赛事的目的已经不是拿金牌了。你能拿到的金牌，别人想拿也拿不到（比如乒乓球），你拿不到的，练死也拿不到（比如100米）。政府更喜欢在给体育赛事搭平台过程中获得政绩和利益，至于这个活动本身是否挣钱，那不重要。泡沫的特征不就是这样吗，赚吆喝很重要。

现在城市都在建设，日新月异，为什么要建设，是因为有钱了，是因为要发展了，花钱这件事可以形成一个利益链条，借着搞大型比赛的机会，会有很多人成为受益者。如果没有比赛，也可以发展，也可以变化，但是效果没有大型赛事那么突出，政绩本上不好写，这就是广州亚运会为什么搞得很铺张很嚣张的原因。作为一个城市的领导，这样的面子工程师多么政绩啊。这也就是另外八大行星没有生命迹象，不然我们真敢搞一个太阳系的“系运会”。

我通过观察研究外国的音乐盛会，发现，外国人搞一些聚众活动，是从过去庆祝丰收演变来的，最后变成一种娱乐传统。它的核心是通过这种聚会，让每一个参与的人感到快乐——聚会以人为本，民主就是让人民自己作主。我们以前也有民间聚会性活动，但是领导都很担心，所以常常用“聚众”这个听起来很危险的词来形容这类活动。相当长的时间，是不允许有民间自发性聚会的。所以聚会的传统就慢慢消失了。州官可放火，百姓别点灯。

到目前为止，中国通过举办这种很官方色彩的大型世界性活动，向世界证明的都证明了——我们好客、礼仪、强盛……至于人家会不会这么理解，我想还不会因为搞几次活动能就能改变别人观念吧。但我相信，在未来的20年里，世界性的大型活动还会接二连三在中国举办。反正某些传统活动西方人玩了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搞起来越来越臃肿，成本越来越高，估计人家都当成累赘了，正打算往外抛呢。比如伦敦对举办下一届奥运会就感到很后悔，据说他们正在研究怎么把综合性的奥运会改成奥运足球单项比赛而跟罗格谈判。

这种大型世界性比赛（活动）不仅可以满足民族虚荣心，消除民族自卑感，展示国家强盛，还可以在经济泡沫中绽放光彩，还能凸显政绩，想想在这个星球上还真找不到另外一块地方了。

所以成本不是问题，中国做事什么时候计较过程本啊，中国老百姓从来不跟政府计较成本。而西方落后的民主制度恰恰不适合这类高成本活动的投入，市民动不动就上街游行抗议。代表先进生产力的中国，中国人都是很宽容大度的，不像西方那么小家子气，多烦人啊。把这些高成本的活动放在中国举办，对老百姓而言，那不就是大观园进刘姥姥家吗，爽死了。我觉得以后奥运会、冬奥会、世博会、亚运会、英联邦运动会、世界杯、美洲杯、非洲杯、欧冠……干脆让中国各地轮流举办算了。

中国，我看好你哦！

联合国招聘内幕
from 联合国白领的BLOG by 联合国白领

作为世界上最具广泛代表性的国际机构，联合国的一举一动都受到举世关注，其招聘用人制度尤其如此。在众目睽睽和改革压力之下，历经多年经验积累，联合国的用人制度已相当健全。

联合国的专业人员归为P类（Professional），再往上的高级管理人员称为D类（Director)，这后两类雇员是要通过国际招聘的。其中，P类雇员是联合国的中坚力量，雇员中的大头，基本是公开招聘，故为本文介绍的重点。

联合国虽有统一的人事制度，各个机构在总原则下可以根据具体情况，有自己的具体解释和规定细则。总的来说，大多数机构的初级（P1、P2）到中级职称（P3），一般规定先在内部招聘，好给初级专业人员晋升的机会。这体现了对自己员工效力多年的鼓励，也有助于工作上的连续性，也是各种机构、组织和公司的常见做法。所以，如果联合国对外招聘的职位是P3 及以下的话，可以肯定没有内部人选。当然不排除招人单位已在外面看中某人，甚至提醒鼓励那人来申请。

P4为高级职员，按规定既可首先对内，也可以直接对内对外同时招聘，由具体招人的部门决定。 P5是经理，已具有管理职能，联合国一般规定是必须对内对外同时招聘，不得优先内部人员。再往上是D1和D2，通常为部门主任和副主任，则更是要公开招聘。当然，P5及以上的职位是所谓“政治任命”，即，不全取决于个人能力，而要考虑地理代表性、国家间平衡等政治因素。

P1和P2 对内招聘，给临时人员（实习生，初级项目官员JPO，咨询专家、访问学者等）创造转为正式人员的机会，也给GS类文秘等人员提供了跳级为P类的可能性，无论在工资还是待遇上都是个飞跃。不少人积极争取到联合国做自费实习生、或由国家政府及其他机构付工资的JPO等等，目的之一就是让单位了解自己，能够在有空缺时近水楼台先得月。 现在，即使认识人或在内部干过，也得走申请和面试的程序，别的人就会有机会。

我一直对清洁发展机制感兴趣，没事儿就自学。当时有关部门内部招聘，听说是为了提拔已经在做那工作的一个初级业务人员，但我还是申请了。由于其专业性很强，整个单位除了他们组里那个人外，只有我一个应聘者。面试后几天，该部门主任找我谈话。她开门见山地说，她组里那个应聘者各方面更合适, 但是面试小组给我以很高的评价，令她对我产生好奇，想知道我为什么对这工作如此有兴趣。我便侃侃而谈，双方有点酒逢知己、相识恨晚之感。在谈话结尾，她说这职位已决定给手下那个人，但他们还有资金，也愿意要我，合同先定到年底。我喜出望外，从此给自己多打开一扇门。

无独有偶。我们组空出一个高级职位P4，法国同事在组里工作时间最长，表现也不错，领导有意借机提拔他。这个P4先在内部招聘，招聘广告完全按法国同事的特长来设计，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职位为他量身定做。按原来这P4的职能，另一外组的同事应该更适合，她却未申请，说这明显是给法国同事，何必费那劲呢。

结果就有不信邪的人，谁都没想到半道杀出个程咬金，外组人兰多申请并被选中，不知那位人人看好的女同事是否后悔没试一试。我们组长事后说，兰多在面试时表现的确出色，给面试者们留下深刻印象。作为法国同事的老上级，组长和部门主任能做到任人唯贤不唯亲，令我肃然起敬，觉得这个部门乃至整个单位，在这方面还是挺公平规范的。

看来，即使在联合国谁也不认识，靠能力还是有的一搏；即使有内定，其他人仍有一线希望，不该没尝试就先放弃。即使不成，参与竞争本身就能增加成功的机会。何况世事多变，难保会有峰回路转的可能。这就是机遇，而机遇只会降临在有准备敢尝试的人上。虽是老生常谈，却是千真万确。

关于儿童行乞
日用品 @ 2011/2/8

兰小欢


儿童行乞，可怜；人贩子，可恨。

这现象不是今天才有，但突然传播了开来，引起了公愤。同情心和公愤都是强大的力量，可以推动社会进步，但并不必然如此。目前很多流行的观念和主张，我不赞同。

以下是我在微博上的发言，整理了一下。

首先要认清立法和执法的区别，若公安和其他执法者没有相应的激励和动机，法案再多再全，也是一纸空文。如果孩子在A地失踪，父母在A地立案，后来孩子在B地出现，这案子假若告破，家庭团圆，是不是会计入B地公安的“政绩”呢？还是只让A地的破案率上升呢？我不知道真实情况如何，但从童乞盛行这一现象看，B地公安显然是动力不足。

公安人力物力都有限，而且要谋取自己的利益。所以一般最热衷抓黄赌毒，收缴赃款都是真金白银，奖金有着落。此外还有其他各种有利可图的犯罪，打个架抓进去也总得有人花钱捞吧？破人口失踪案有什么油水？难道还稀罕家长的锦旗不成？利益小，破案成本又高（给孩子找父母，不容易），孩子失踪的案件注定不是公安的优先目标。若他们真正关注这事儿，满大街的孩子，看不见么？傻子都能看出来是拐卖来的儿童，公安看不出来么？视而不见罢了。

就人贩子而言，弄到小孩一定要卖出去才能获利，不能砸自己手里。若这小孩只能用来乞讨，他的价格一定不会很高。在低价之下人贩子依然这么猖獗，只能说明他们的成本极低。因为贩卖人口是重罪，所以这低成本只可能是因为被抓住的概率极低，也就是说，基本没人管。

此外，作为乞讨工具，小孩楚楚可怜，有天然优势，所以丐帮自古用小孩。但这优势不是无限的。大规模使用小孩，是一种行乞方式，但有风险；组织盲人街头唱歌卖艺也是一种行乞方式。当其他方式全被压制的时候，童乞就会盛行，对贩卖儿童的需求就上涨。我以为这是城管制度的间接作用。

以上说的是，要把“破案”也就是受害者“家庭团聚”纳入执法者的激励体系，这是很难的。但“破案”可能有很多种，有人喜欢简单的，所以呼吁要禁止儿童行乞。为了加大执法者的激励，还呼吁要把杜绝儿童行乞和当地官员的政绩考核挂钩，这些专家教授和有识之士的主张，让我倒吸了很多口凉气。

“把童乞和地方官员的政绩考核挂钩就能消除这现象。”这是天方夜谭。你把考核一个人的项目从10个变成100个？这个人的能力也就随之涨了10倍了么？挂多少钩不就是发个红头文件的事儿，多简单！可问题不是有多少目标，而是什么是优先目标？地方官员的资源有限，最大的目标是向上级负责，GDP和维稳。这三项任务基本就耗尽了资源，再多加多少考核，有用么？在这几项之外，多给他硬加所谓政绩考核目标，因为资源不足，他只可能是应付了事。想简单扫荡童乞还不简单？上级检查团来的时候，赶跑或抓住暂时收容不就行了？

挂钩挂钩， GDP和政绩挂钩，于是强制拆迁；计划生育和政绩挂钩，于是强制堕胎；管理流动人口和政绩挂钩，于是强制收容；禁止童乞和政绩挂钩，于是。。。对不起，暂时超出我想象了，但政府总能给我惊喜，我等着看。有网友友情提醒说，大饥荒期间禁止难民出逃也是当地官员的硬指标，结果整村整村的人都饿死了。我以为只有目不识丁的古代人才相信包青天，今天几位大教授的挂钩一说，让我开了眼界。

某人主张为各种立法和挂钩之后，大喝一声“要让童乞无利可图”，气壮山河。我祝他成功，但忍不住又想，童乞无利可图了，那下一步天桥和公车上的儿童小偷，入室抢劫的少年强盗，该增多了吧？

最后，希望这一轮街头随手拍活动引起的执法部门的动作，不会沦为另一场“严打”。否则的话，我恭喜那些在这严打过程中找到了孩子的家庭，同时提醒其他家长，风暴过后，人贩子就要补货了，请加倍看管好自己的孩子。

《不如归去》导演自述兼答疑

http://www.mitbbs.com/article_t/Movie/31397049.html


《不如归去》终于在2011年2月19日晚7时30分在Stony Brook University跟观众见面了
。经过了一年多的努力，一切从无到有，就像孕育一个孩子一样。当娃终于露面的时候
，观众们更关心是男是女，是丑是俊，作为一手打造她的人，心里面的忐忑自然溢于言
表。

2003年拍摄《芳邻》的时候，我还是个一无所有的PhD学生，没有信用卡也没有她，没
有24小时热水的家。正因为什么都没有，也就不怕失去任何东西。第一次触电的感觉很
好，得到的正面评价远远大过于不愉快的小插曲，也颇让自己满足了很久，直到现在，
还时不时听到有人介绍我是“北美第一部DV的导演”。不过，《芳邻》长达半年的拍摄
制作也耗费了我不少的精力，赖导筹拍《非线性回归》的时候，正值我PhD即将结束，
自然是望而生畏，不敢再次涉足影视圈。

再后来，我的生活也毫无悬念的进入了北美普通华人的轨道：娶妻，工作，买车买房，
准备着培养下一代，所幸的是还有编剧等一帮好友留在石溪，陪着我一起过着衣食无忧
的生活。腐败多了也无聊，不安分的那点小心思就又冒了出来，思前想后，觉得还是拍
片子好玩一些，2009年的圣诞节，我第一次看到了编剧给我的《不如归去》的本子。说
句题外话，这个本子之前编剧还写过一个关于平行空间的剧本，属于《第六感》那种心
理悬疑片，场景设在我新买的房子里，当时就被我彻底否定了。

言归正传，《不如归去》是一部关于海归的电影，选择这个话题，并不仅仅因为海归越
来越多的成为海外华人的关注焦点，作为创作者之一，我想表达的是试图改变自己平淡
的生活的一种态度。这样说恐怕要戴顶头盔，防着无数板砖拍下来，在外人看来，我应
该没有太多烦恼的事情，生活虽然平淡，可也不用为生计犯愁。不过，想着就这样在美
国过着一成不变的中产生活，怎么都觉得有些不甘心。海归的话题正好提供了一个展开
想象空间的舞台，看着国内的同学或成功或沉沦，生活过得跌宕起伏心潮澎湃，我总有
种说不上的羡慕；可是真考虑海归的事情，又发现自己已经有了太多难以放弃的东西，
真的要舍下一切回国，去经历那种看起来精彩但是有太多未知数的生活，我又没有那个
勇气。这种矛盾，在男一号杨清风的身上有着明显的体现。

话题有了，故事创作就是编剧的事情了。整部电影的背景大都是编剧亲身经历或者耳濡
目染的（小三的事情除外，以我对编剧以及编剧夫人的了解，这种事最多只存在于编剧
的想象中），我只对影片的结构和故事的冲突性话题性上提点我的意见。当然，为了拍
好这部片子，我个人对故事的内容也是深刻领会了一把并用自己的方式表现出来。一部
电影要好看，戏剧冲突必不可少。在《不如归去》里面，冲突主要有：吴玲理想主义（
回国致力于环保事业）和现实（官商勾结）的矛盾，事业至上和家庭的矛盾；杨清风良
心未泯和生计的冲突，婚姻和外遇的冲突，被海归和被副总的冲突；李玉琴的矛盾更不
用说了，这个角色除了按摩的时候幸福了一把，其他时间都是苦兮兮的；还有济阳和蕙
兰貌合神离的婚姻。应该说，冲突足够多，而且也是我们这些工作了三四年有自己的家
庭还没有下一代年龄在三十岁左右的人经常遇到的一些烦恼，只是如何把这些冲突有效
的组合起来，我们还是颇费了一番心思。比如一开场的那个车库场景，原本是设计为两
人从一个为迎接国内考察团举办的party回来，吴玲对杨清风没有原则的交际奉承非常
不满，两人大吵一架分床而睡；后来觉得这样安排只单方面表现了吴玲的冲突，对整个
片子来说不算一个很明确的开场，于是改成现在这样，反映了吴玲在美国努力工作但得
不到提拔，有回国的愿望但没有清晰的目标，杨清风安于现状不想折腾，既点出了“海
归”的主题，又为两人性格冲突导致婚姻中的不合埋下伏笔，更交待了两人的背景，我
觉得算是个不错的开场。又比如结尾杨清风和玉琴的分手戏，原本设计在停车场杨和王
总告别后，但是拍完发觉想要的那种分手淡淡的忧伤完全表现不出来，理想中那种婚外
情理智的结束两人一笑泯恩仇的样子在这种设定下无法实现，于是就改成在For Sale的
房子里，当玉琴的手缓缓抚过钢琴、家具，观众应该能带入到对曾经发生过的剧情的回
忆，忧伤的感觉就自然有了。其实在整部片子中，每个场景都是我们仔细设计过的，不
过由于能力所限，缺少掌控镜头的能力，拍出来后我自己仍然有很多不满意，另外整部
片子的节奏有些单一，没有足够的起伏，这些都只能算是没有经过专业训练的遗憾了。

和《芳邻》最大的不同，在我看来是拍摄手段以及后期制作水平的进步。

拍摄是个很有趣的过程，每个星期大概是这么进行的：周一确定周末要拍的场次，周四
之前群众人员和场地要制片人（我老婆）联系相关人员解决，同时导演和编剧要润色一
遍相应的场次以及分镜头剧本，周末之前各位主要演员（主要是女演员们）要挑选好自
己的服装，有现成的用现成的，没有的就买，周末拍完再退掉。等到了周末，通常都是
从上午拍到晚上，工作餐大家AA制。特别说明一下男一要从Connecticut赶到Stony
Brook，每个周末早上要花三个小时开车，非常辛苦……更辛苦的是女友周末要从外地
过来看他的话，还要绕道EWR或者LGA，路上就不止三个小时了。拍完这部戏，男一同学
的车的Mileage一定涨了不少。拍摄中有过很多争论，关于剧情，关于造型，关于表演
，因为大家都不专业，所以有时争论得会非常激烈，也曾有过有人要退出的事情，现在
想想，到也很有趣，争论完了，回头还是一起拍。如果不是因为大家都为了同样的目标
，这个片子要成为现实是不可能的。

说说零预算吧。虽然工作了几年，我也小有一些积蓄，但是ws本性不改，还是想少花钱
多办事办大事。预算上除了必要的设备和道具，没有在人员场地方面有过任何开销。拍
摄之前，我特地google了导轨、升降机等拍摄设备的简易制作方法，到Lowes，Home
Depot等地买回一大堆管子螺丝钉之类的东西，自己动手做了大大小小各式装备，虽然
土，但是作用很大，很多镜头因此动了起来，让电影的感觉更强烈些。还要说的就是摄
像用的Canon 5D Mark II，没想到拍出来的效果惊人的好。开始几周的拍摄由于手动对
焦不熟练，不会关闭自动曝光，我们对5D2的使用极为克制，随着摄像同学手艺的进步
，5D2 成为了无敌兔，我那架Panasonic HMC40慢慢的沦为了采音机器，如果5D2能接
XLR的麦克风的话，估计Panny就彻底退休了。

后期制作包括剪辑、配乐、配音、调色、特效、字幕等等，在此感叹一下技术的进步，
再也不需要1394口捕获卡带上的视频，特效都可以实时预览，MIDI键盘加上音序器可以
做出各种音色的旋律，当然，还有各位专业人士的友情赞助，包括网上众多自由版权的
音乐库，都为这部高清DV增添了很多光彩。后期制作需要很大的耐心，我很高兴的是我
居然能坚持把每一项都做出来，而且做到我能达到的最好，在我看到成片出炉的时候，
一种成就感油然而生。

感谢mitbbs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宣传平台，从放到网上到现在，我看到了很多热情
的回应，这是对我们剧组每个成员最大的鼓励。接下来我会就与影片有关的各个方面，
从导演的角度给予回答，欢迎大家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