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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族范儿
本文来源于 财新《新世纪》 2012年第32期
刘瑜

　　 忙不迭地抢“大苹果”，又迫不及待地鄙视普通人——好像脖子仰着，个子真会长高一样


时不时和朋友讨论，为什么很多颇有学识的人，甚至有欧美留学经历的人，那么敌视自由民主制呢？不少朋友断言：利益呗，哪有什么真诚的观念，不过是逐利而动而已。

我倒不这么看。我向来不愿假定与我观念不同的人道德水准在我之下，总觉得这个解释过于轻松——所以可疑。对上述现象，我有N种解释，其中一种是：自由主义的核心要旨太浅显，门槛低，不能满足很多知识分子的精神贵族需求。

难道不是吗？自由主义不就是说“只要别害人，自己想干点啥就干点啥，别人想干点啥也别拦着”嘛，这道理我外婆都知道，还需要一个知识分子穷尽一辈子“研究”？何况斯密洛克密尔几百年前都说过了，21世纪了还拾人牙慧，是不是有点寒碜？前两天石康君还在微博说：“其实我们都知道，看洛克是根本不需智力的……”还读洛克，你就自卑去吧。

民主就更不用说了。无论是经济上的自由放任主义者，还是儒家复兴主义者，大多谈到民主，简直是要捂起鼻子绕道走的：民主？这个瘟神与以下病毒联系在一起：暴民、庸众、羊群效应、乌合之众、多数暴政……人家是每天站在窗前细细品味着自己智力优越感的人，怎么能跟“民主”这么下里巴人的事物联系在一起？

总之，这些智力上的“贵族范儿”，不屑跟自由民主派玩。要搞就搞点德国18世纪神学——英美就别提了，也就德国思想家还值得一搞，或者新新新儒学，总之我们研究的这些东西，全球能搞懂的人一般不超过20个，如果都有200人懂了，那就掉价了。懒得搞研究也没关系，整点不屑于谈论时政的文艺精英范儿，读点卡佛听点古典音乐——时政？那是臭不可闻的“公知”才谈的事。

在各种肯定思想水准的褒义词中，有一个我一直不大懂的词汇：深刻。这是指晦涩难懂吗？生僻复杂？引经据典？我眼里只有两种思考者：一种是思考真问题的，一种是思考伪问题的。坚持思考真问题，并坚持问题的答案不在其标新立异、而在于其合情合理，这就是我眼里的深刻。或者说，在必要的时候坚持简单即深刻。

在陡峭的知识高峰面前坚持“外婆都懂”的常识感，确实有些难度。

昨天谈论公民权利，今天谈论公民权利，明天还是谈论公民权利，说来说去就这么一件事，能不能弄点新鲜的？问题是，如果昨天强拆，强调公民权利是头等大事；如果今天发生的事情是刑讯逼供，强调公民权利还是头等大事；明天发生的事情是城管打人，强调公民权利依然是头等大事。道理的意义不在于它能创造多少美学上的新鲜感或者提供多少智力上的挑战，而在于它在多大程度上回应现实中的真问题。知识分子不是好莱坞恐怖片导演，在设计出3600种谋杀现场后，接下来的任务是设计第3601种。早就厌倦了强拆、逼供、城管这些话题？可惜，这些现象并没有因为你高雅的疲惫而销声匿迹。

最近广电总局刚发布电视剧制作方面的“六点要求”——不能夸大家庭矛盾、不应改编网游云云。面对这样的禁令，我想自由这个话题远未过时；目睹今年以来乌坎、什邡民众艰难的维权之争，我想扩大民众政治参与的制度化渠道也还是当务之急。如果现实进步太慢，一个思考真问题的人只能不断敲击同一堵墙，做个唠唠叨叨的“祥林嫂”。如果祥林嫂无法追上你螺旋式上升的审美品味，对不起，你还是去冰淇淋店吧，那里有38种口味任你挑选，一种比另一种更精致。

前一段读到过一个儒家学者们的“儒家宣言”，要我说那篇文章可是拉菲味十足，说是中国应有一个由儒家学者领导的“通儒院”代表天，一个各界精英的子女组成的“国体院”代表地，最后才需要一个选举产生的“庶民院”代表人——这个治国方案概括起来说就是：“我吃大苹果，你吃小苹果。”我并不那么反对贵族范儿，最近读罗马史读到贵族体制的部分甚至有些感动，说是罗马的贵族虽享受更多的权力，但打仗时也身先士卒，流更多的血汗。这种将责任感和精英地位联系在一起的贵族范儿，似乎更靠谱一些，不似我今天在中国看到的贵族范儿：把冷漠当品味，把懦弱当清高，忙不迭地抢“大苹果”，又迫不及待地鄙视普通人——好像脖子仰着仰着，个子真会长高一样。

作者为清华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

“还有一句话我没说：你根本不懂相声”
马志明的悲喜剧
来源：南方周末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石岩 发自：天津 最后更新：2012-10-11


马志明相声说了一辈子，总结出重要的一点：公家舞台不是个人争强好胜的地方。



马志明（前）和搭档黄族民在“老骥新驹”马氏相声专场上表演。马氏相声上一次开专场，还是1986年的事。马志明喜欢孙悟空，“本事再大，只是个散仙，仙班里没有他这一号。” （受访者供图）

马志明很少这样“入活”。他在午夜11点上场，以自嘲的方式跟台下两千多观众拉家常：“马氏相声源远流长，但人丁不旺。像上岁数的尿尿，而且前列腺肥大，滋不多远，顶多一尺二。别看尿不远，哩哩啦啦，时间还挺长……”

马志明，人称少马爷，马氏相声的第三代传人。爷爷马德禄是相声“八德”之一，父亲是马三立。

相声行业讲究师徒传承、论资排辈，马志明是如今相声圈辈分最高的——作为相声大师朱阔全的徒弟，侯宝林的带拉师弟，他相当于马季的师叔、郭德纲的师爷。

天津相声界有句话：“无人不宗马”。马氏相声基本上就是津味相声的代名词，影响了天津绝大部分相声艺人，高英培、杨少华、魏文亮……包括从天津走到北京的郭德纲。

2012年8月24日，“老骥新驹”马氏相声专场在天津市大礼堂举行，马志明和儿子马六甲同台演出。这是马氏相声的第二次专场。上回在1986年，演员是马三立、马志明、马志明的堂兄马敬伯。

演出海报上，天津相声界老中青三代演员拱卫着马志明父子。两千多人的剧场座无虚席，50位观众享受着马志明自掏腰包买的赠票。大礼堂是天津文化地标，票太贵，马志明担心他真正的观众买不起。

相声登堂入室至此，在父亲马三立的时代是不能想象的。那时京剧名角马连良、梅兰芳、谭富英、裘盛戎到天津，上中国大戏院。吴素秋、姜铁麟略逊一筹，上华北戏院。而相声，再大的角儿也进不了中国大戏院。“我爸爸一说当年他上‘小梨园’，自己就挑大拇哥。搁现在，小梨园就是一个茶楼。”

“老骥新驹”，67岁的马志明和62岁的搭档黄族民攒底，说新段子《黄袍加身》。“我以前说的都是市面上的东西：核桃酥掉地下，大车一压嵌进地里，用江米条撬出来。”马志明说。《黄袍加身》是小市民狂想曲：一个一天到晚骂皇帝混账的人，当上皇帝比皇帝还混账：七十二嫔妃囊括五大洲四大洋；鹿心切成核桃块填鸭子，燕窝鱼翅剁碎了喂鸡，海马熊掌喂狗，皇帝吃鸭子吃鸡吃狗……为老百姓办事一再被提及，最后落实为重修圆明园。

台上的包袱甩得脆响，台下不时报以拖长的“噫”叫好。狂想最高点，马志明把所有的天马行空拽回地面：原来这只是一个相声演员痴人说梦，好吃好喝之外，他最大的野心无非是“霸住这个台口”。

“这跟老年间那笑话一样：一个村姑说，我要当了娘娘，天天在被窝儿嘬柿子。”马志明说。“揭露人类共同劣根的段子，能传代。传统段子大部分这样。它不说世界革命，没那么大能耐。它不懂！就算懂，那东西也不可能传几百年。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政治。但只要有人、有动物，抢食的事儿总有——这鸡吃着食呢，那个过来把它鹐走了。你心疼被鹐的鸡，把那个给轰走。它照鹐别的鸡，反过来，这挨鹐的也去鹐别的。”





马志明和父亲马三立（左）。马志明说：“演员没有不喜欢上台的，我肯定也不例外。但现在跟年轻时的劲儿不一样了……我总觉得马氏相声在我这儿应该到站了。” （受访者供图）

父亲为什么能让人笑

“我这人不好金货；你让我旅游我走不动；吃我也吃不多少……”2012年9月，穿着老头衫和便裤的马志明坐在自家的沙发上，向南方周末记者“夫子自道”。

“女色呢？”马志明的忘年交、天津电视台导演马千在一边打趣。

马志明接话，极认真，可又像是调侃：“我四十岁的时候，医院大夫跟我说：你牙不好，上台显脏——我们老家的水土闹的。我让大夫给我擦擦。大夫说：你这牙是套花的，跟螺丝转烧饼一样，一直到里头都是一圈圈的黄，擦不管用。干脆我给你锯了，安俩假牙，那你可就漂亮了——我们家讲究这个：我爸爸上台，黑鞋绝不配黑袜子，显脏，一定得配浅灰的。听大夫这么一说，我就让他把牙给我锯了。锯完了他说：锯掉门牙，可能影响荷尔蒙的分泌……”

马志明是在养鸡的时候，悟出幽默的道理。

1965年，同在天津曲艺团工作的马三立和儿子马志明被打为“现行反革命”，1970年到1977年，马氏父子被下放到天津南郊。

林彪出事后，贫下中农对下放户的监督改造慢慢放松。马志明在房前屋后种菜、种蓖麻，养鸡养鸭，鸡蛋多得可以用洗澡盆装。院子里的地被马志明整平了，闲时，他在院子里翻跟头、背贯口、溜快板。几辈艺人家庭出身，“手艺是饭碗”的意识，深入马志明的灵魂。

割断了与世界的一切联系，相声成了一对寂寞父子之间惟一的话题。马志明慢慢咂摸出马氏相声的味道：父亲的幽默近乎冷幽默。很多时候像拉家常，铺陈许久。

父亲有本事让台下听他絮叨，一是因为他常年与蹬三轮的、点痦子的、算卦的、小偷为邻，对人间冷暖、窘境中小人物的刻画入木三分；二是观众准知道听马三立不亏，他会在最关键的时刻把包袱甩得又脆又响。

落难南郊之前，从小在相声园子泡大的马志明，对相声有某种“免疫力”。一个活顺着使出来，包袱抖得再响，他也不觉得好笑。只有活使砸了，捧哏或逗哏忘词，在台上你看我，我看你，马志明才会哈哈大笑。他也从来不把父亲当成了不起的大角。父亲对儿子最亲昵的表示是拧儿子的耳朵，儿子对父亲最亲昵的表示是往父亲深陷的锁骨窝里倒水。

童年马志明的偶像是演猴戏的名角小盛春。只要零花钱凑到两毛，马志明就去共和戏院买半票，听小盛春唱戏。没钱的时候，他磨着父亲马三立把自己带到共和戏院的后台，“童伯伯，来听你的戏了。”马三立和小盛春私交不错。

“再这样下去，我就废了”

12岁的时候，马志明自作主张考戏校。老师一看是马三立的儿子：你唱丑吧。当时，天津的戏校没有京剧班，只有评剧班和梆子班。丑角在评剧、梆子戏里只是附庸。马志明唱了一年，扮起《女起解》里的崇公道——这是梆子戏里戏份最大的丑角。

排练的时候，老师对马志明说：往边上站点，别挡了角儿。这让马志明深受刺激。他琢磨：唱丑还不如唱花脸，“武二花”累是累，但往往作为武生的对立面上场，在场上起码排第二，身边配八个兵，他站当间儿，踩着厚底，戴着靠（靠旗），不也挺美？“要想人前显贵，就得人后受罪”，听着艺人行当里的这句老话长大，马志明本能把它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

可是时代已经变了。1958年，身为政协委员、天津广播电台说唱团副团长的马三立因为相声《买猴》被打成右派。13岁的马志明跟父亲一起，从天上摔到地上。

说唱团曾经比家还要温暖：迈进大门，基本不用自己走道，不是这个背，就是那个抱。秋天玩“拔老根”，人们恨不得上树帮他摘杨树叶子，把叶肉撸掉，叶柄放在鞋窠捂着，以使它更韧。在戏校，一开全体学员大会，校领导准说：小马，你来一个笑话！哪怕马志明可着脖子唱一段“土改老黄牛”，也是哈哈一片笑。可是一夜之间，世界变成冷脸组成的铜墙铁壁。

刚刚划完右派，没处现寻旧衣裳，冬天冷，马三立只得穿着水獭领子的皮猴上剧场——那是1949年大迁徙的时候，从旧货市场淘的便宜货。

看见马三立的皮猴，管理服装的革命群众义愤填膺：他妈的穿这个，这是向无产阶级示威！烙铁插上电门，滚烫之后，往皮猴上一放，一会儿工夫冒起青烟。

有一次，马志明把练功鞋落在排练场，回去取，跟人保科长走个碰头。人保科长把他喝住，回排练场巡视一周，确认他没纵火，才放他走。

很快，马志明在公共厕所尿不出尿来。只要有人站在旁边，憋得再难受也尿不出来，人一走，闸门自动打开。

“再这样下去，我就废了。”17岁的马志明要申请退学。戏校梆子科的刘主任同情马家的遭遇，力劝马志明不要“脱离组织”：不想在戏校干了，可以转到曲艺团去。“我到曲艺团能有什么好果子吃？我爸爸天天在那倒痰桶。晚上上台，靠他创收，报幕的时候单不提他的名字。”马志明心里嘀咕。果然，曲艺团明确回绝。

您要不上，也给七毛

1962年夏天一个寂寥清晨，马志明用被单裹了他的全部财产——几件衣裳、一把牙刷，离开生活了六年的戏校，到南方寻找活路。

三年自然灾害之后，南方省份出现了短暂的“资本主义泛滥”，各地集体所有制纷纷露头。马志明去投奔跟人搭班说相声的两位师哥。

从天津坐上硬座，经过二十五六个钟头，下午五点到常州。按照班里的规矩，有新人来，每人出份子，请新人吃一顿饭。马家在相声行里辈分大，相声班差不多的同行得管他叫叔、叫爷。吃完饭，主事儿的人问马志明：您怎么着？今儿您上不上？一会七点就开演，您要不上，今天给您7毛钱，这是按人头分的，人人都有。您要永远不上，一个月就给您21块钱；您要上，下台来我们给您评，您够什么水平，能挣上几分。好比您挣三分，就拿3乘7毛……

马志明寻思了一下：“我上！”

“那您看谁给您捧一个？”

“看谁闲着吧。”

四面一看，只有打水的刘老头闲着，马志明就跟刘老头搭伙。

仗着肚子里头十几年耳濡目染的存货，马志明登台说起了相声，逗哏。小一年的光景里，他的捧哏不停地变。“咱不是主演，不是主演就没有固定的捧哏。”马志明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这段经历成了他绝佳的磨炼。

草台班不像国有院团。国有院团每天的节目表是事先安排好的，相声词也事先写好。草台相声班要懂得根据场上观众的情况随机应变。演员站台上，一看观众，就知道开那路活：观众文化素质高，可以使点“文活”；台下全是老太太、小孩子，就得使点“洋闹儿”。临上场前，捧哏问逗哏：今天咱们开什么活（说什么段子）？使什么底（最后兜底的包袱）？上了场，只要梁子（叙事框架）在，枝叶可增可减。

如是摔打一段时间，马志明在相声班里养活自己已绰绰有余，每月六七十块钱的进项不成问题。

革命群众说

1963年9月，在南方的相声场子飘零了近一年之后，马志明接到天津市曲艺团的通知，回团参加面试。不久后正式入团，马志明成为父亲的同事，开始正式参加业务演出。

在江湖班子摔打过，曲艺团的演出根本难不倒马志明。很快，他成为青年队的攒底（大轴）。好景不长，“四清”一来，马氏父子重新跌回谷底。

马志明的罪名是不能跟马三立划清界限。1965年5月27日，马志明睡到半截被叫起来，工作队要他交代父亲最见不得人的行为——家里有没有枪，有没有手榴弹，写没写过反动标语。“要有我真揭发，我也想进步！”马志明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可是《买猴》是进城干部何迟写的段子，团长给他的。说他用这个段子阴谋反党，他哪有那个野心？”

马志明有很多想不通：为什么那些出身国民党、“维持会”会长家庭的人现在算“翻身户”？父亲1953年才置下独门独院的三间小房，每间9平米，住全家16口人，就成了混进文艺界、钻进曲艺团，妄图变天，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

革命群众说：马三立的相声好人绝不爱听！都是社会渣滓、军警宪特、顽伪流杂，这种被清洗的对象，对社会主义不满，妄图颠覆社会主义的人才爱听！

“要按我的脾气，老头根本就不应当演了：你们给我劳教得了，把我搁哪，我都认！老头不然。老爷子最大优点就是爱相声，在后台不是人没关系，只要我一上台，这台就是我的！”马志明回忆。也偏有一批“落后观众”私下鼓励马三立：三爷，您别想不开！您这玩意儿就是好！

有段时间，马三立每天晚上散场回家，身后必不远不近跟着一个人。那是一个香皂厂的工人，爱听马三立的相声，怕马三立受人欺负，偷偷充当义务保镖。马三立第一次跟这位保镖脸对脸，是因为两个半大小子在他经过的路上给他使“绊马索”。香皂厂工人几步冲过来，指着恶作剧的肇事者：你过来，你也过来……

父亲有观众撑着，马志明只有他自己。台是上不了了，只能在后台搞卫生。有一次，在“民主剧场”，马志明和父亲的捧哏王凤山被责令在后台干活。

两个人把地擦得比桌子还干净，刚想歇口气，革委会的人来了：让你们跑这偷懒来了？两人争辩：厕所刷干净了，地擦了，衣服洗了熨了……“革委会”转一圈：暖气里头还有黑泥！两人为难：铸铁暖气，表面疙疙瘩瘩，一摸剌手，这怎么擦？也没有抹布……“把小褂脱下来，使小褂擦！”“革委会”下令。两人从命，五分钟，小褂磨破。

从1958年到1977年，从13岁到32岁，人生最该五彩斑斓的时候，马志明是在铅灰色中度过的。眼瞅着同龄人入党的入党，成家的成家……如果有谁肯在婚礼之前送个信：“志明，明儿我结婚，你去吗？”马志明的心里立刻荡漾起一团暖意。

1976年，地震过后，大雨咆天。跟马家一起下放的五户人家纷纷回城。怕震后的危房倒塌，马志明做了一个铁架子，放在父亲屋里。但铁架子挡不住雨，房间里无处不漏。父亲马三立只得打伞坐在外屋的门槛处，一坐一宿。

马志明回城找曲艺团，革委会的头目说：屋漏可以修，想借这个机会重返社会主义舞台，那是痴心妄想！

又过了一年，剧团新来了一个革委会主任。马志明回团要修房的油毡，新主任问：你们干嘛不回来呢？马志明说：没人让我们回来，我们能回来吗？我们户口都在南郊。

你们就回来吧，小杜，你星期几有时间，帮他们把东西拉回来——说着，主任就安排司机。

搬家那天，马三立不肯走。他已经彻底习惯了农村的生活：农民再欺负人，顶多是欠钱不还，不会编排人解放前开赌场。马志明把父亲架上车。

1977年，马志明和父亲马三立回到天津曲艺团。马志明干了两年后勤：套炉子、卖废品、搞卫生、洗衣服、帮食堂剥葱扒蒜……两年之后，曲艺团业务大好，全团演员都上，卖出去的票仍然满足不了群众想听相声的需求。因流氓罪入狱、服刑期满的演员都上场了，对上场已不报任何期待的马志明也在这个时候重返舞台。

《纠纷》的纠纷

2010年，马志明创作、表演的相声《纠纷》获得第七届中国“金唱片奖”。对马志明来说，这是一个迟到24年的承认。

1986年是马志明的翻身年。这一年，他拜入相声大师朱阔泉门下，成为侯宝林的带拉师弟。在讲究师徒关系的相声界，马志明算是入了“族谱”。

有一次侯宝林从天津回北京，马志明去送他。临上火车，侯宝林对马志明说：你怎么不唱呢？你别认为你爸不唱，你就不唱了，他嗓子没你好！你的嗓子有苍老味，练练，能唱出麒麟童的味儿。

马志明没唱京剧，却唱起了京韵大鼓。被打倒的日子里，马志明只能干检场、拉幕的活。他耳朵“馋”，谁上场，都在侧幕听着，时调、大鼓、坠子……

马志明不想仅仅成为第二个马三立。“就学一样了，也是‘照方吃炒肉’。是模仿的一律站不住。”父亲不能唱，他能办个人鼓曲专场；父亲的包袱层层铺陈，他要自己的节奏加快。戏曲表演的手眼身法步被马志明活化在相声表演里，他有跟父亲神似但又迥然不同的精气神。

在天津曲艺团，马志明已经成为事实上的台柱子。打十几岁进戏校起，“（海报）贴上我的名字，（剧院）能卖满咯”，就是马志明人生最大的目标。在1980年代中后期，他已实现这个目标。

马志明入党了。当时天津市曲艺团书记对他说：这回你合适了。你跟我们都一样了，你的钱跟我们的钱一样花。在这之前，马志明去食堂买丝糕，二两不够吃，买四两，四两还是那么大；再买六两，六两也那么大。

翻身的马志明觉得，自己得“对得起组织”。那段时间，马志明没事就到剧场附近的派出所，看民警们办事，跟他们聊天。亲眼见到，两人因为一个人的唾沫星子溅到对方身上，吵到派出所，被民警“冷处理”。这是《纠纷》的灵感来源。马志明两宿写出初稿，修改却花了半年，街头巷尾听到的“哏儿话”，不断往里添。“既要让两人像打架的样，又不能在舞台上骂街。”

《纠纷》写完，马志明把它拿给团长看。团长说：没多大意思，你放这，我给你改改吧。谁都知道，团长改过的段子，团长是第一作者。但这还不是马志明最担心的，他对团长说：你改完了没法演了。“还有一句话我没说：‘你根本不懂相声。’如果他再逼我，这句话我也说出去了。”时隔24年，马志明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

马志明铆足了劲，准备在当年的“津门曲荟”上推出单口相声《纠纷》。领导说：你来单口，你考虑过你的搭档吗？

马志明只得把一封信的方式写成的单口相声《纠纷》改成捧哏词极少的对口相声。曲艺团则干脆对马志明“特事特办”：凡马志明说的单口相声，收入要分给捧哏一半。

单口、对口的问题解决了，《纠纷》仍不能参加当年的“津门曲荟”。理由是“不是正活”，顶多算返场小段——按照当时的规定，创作一个新段子有80块钱的稿费，返场小段不计稿酬。

“津门曲荟”参加不成，次年的全国相声大赛也被重重设障。在相声比赛之前，曲艺团评职称，逗哏马志明评为二级，捧哏谢天顺却被故意向下拉，评为三级，此事直接导致谢天顺和马志明“裂穴”（捧、逗哏分道扬镳）。

马志明想拿《纠纷》去参加相声大赛，领导说：相声大赛不要单口。经人介绍，在天津制药二厂工作的业余相声爱好者黄族民来跟马志明搭伙，领导又说：业余演员不能参赛。

没辙，马志明从曲艺团找了说山东快书的演员李凤翔临时客串捧哏。

比赛时，《纠纷》得一等奖的呼声非常高，但评奖结果出来，马志明只得了“三等奖”。有人暗示他：你多少意思意思，一等奖准是你的。马志明一毛也没“意思”。

不再创作新段子

《纠纷》风波尚未完全平息，马三立、马志明、马志明的堂兄马敬伯组织了第一次“马氏相声专场”，天津卫的相声迷奔走相告。大幕即将拉开，前台送进一封白纸叠的信来。上款写演出地点“长城影剧院”，中间写“马三立收”，下款是“内详”。马志明打开一看，里面全是骂人话。马志明怕影响父亲情绪，等演出结束后，才把信交给他。马三立看完一笑，随手把信撕烂，说：“这种信，我见多了”。

在电视已经成为主流娱乐形式的1980年代中后期，相声无可避免地变成没落中的艺术。时事艰难，人们更不能容忍马家的一枝独秀。

为了完成文化局规定的任务，天津曲艺团到各地流动演出是家常便饭。有一年大年初一，曲艺团从天津出发，山东、河北、河南，一个县一个县地挪。卖票挣的钱，扣除挑费，往往剩不下什么，摊到每个演员头上，一天才分一两块钱。

正月里，小县城的饭馆都歇业，只能到街上吃烩饼。点完饭，伙计嘴损，不说荤烩、素烩，“来一碗穷烩！”所谓穷烩，就是只用葱炝锅，连鸡蛋都不给搁一个。第三天上台，马志明说《报菜名》，没说完已经眼冒金星。

越是不景气，曲艺圈“琢磨人”的旧习气越变本加厉。

马志明小时候，跟父亲的师傅“周蛤蟆”满世界玩。那时候，周蛤蟆已基本不演出，但每天都能从相声班的公账上领5毛钱。南市客栈的房钱花去两毛，每天午、晚饭在马家吃，老头还能剩下3毛买点零嘴。“大伙都觉着：咱有义务养着老人。上台的人，虽然按工分拿钱，可从来没有谁跟谁打起来，反正咱都是下九流，你比我多也多不到哪里去。”马志明回忆。

经历1949年的戏改、公私合营、1950年代到1970年代的政治运动、1980年代国门乍开时的拜金主义，那些曾经把争强好胜的艺人们圈成一个集体的旧式伦理已经荡然无存。

有一次，马志明、黄族民和天津曲艺团的一位同事在中央电视台“曲苑杂坛”栏目组录节目。同事录节目时出了错，下场之后一屁股坐在观众席的麦克风前。马志明和黄族民上场，他们的同事频频在一点都不好笑的地方哈哈大笑，搅局。

1990年代，天津市曲艺团成立了相声队。相声队给马志明做出清晰定位：保底混饭。所谓“保底”，就是保障攒底的、拿国务院津贴的知名演员的演出效果，混饭就是“抬轿子”即可，不要闹个人英雄主义。公家舞台不是个人争强好胜的地方。

按照“保底混饭“的原则，马志明说开场相声（开场相声一般由资历浅的演员说），每场演出只能相当于名演员一半的津贴。马志明本着“个人利益服从别人利益”的原则，一场也没少演。1995年，相声队不再用马志明开场，随即修改政策，给开场演员加钱。

在当年的《个人总结提纲》里，马志明写道：本人不善交际，不搞阴谋，对错误决定不斗争——因为《纠纷》，团领导整人拆对，给我定出政策：三年不发工资，《纠纷》稿费只给一半。吸取教训，本人以后不再创作新段子。



马志明和他的忘年交马千（左）在电影《匹夫》中客串，马志明演一个黑帮大佬。 （剧组供图/图）

天定你吃多少米

黄族民给马志明当捧哏当了10年，调不进天津曲艺团。

两人结缘于1987年。因为《纠纷》，马志明没了捧哏。没捧哏就没演出，没演出就没收入。正发愁的时候，1960年代曾跟马志明搭档的李浩然把黄族民带到马志明家里。黄族民是天津制药二厂的宣传干部，业余在天津和平区工人俱乐部说相声，李浩然是他的指导老师。

李浩然带来的人，马志明多几分信任，因为李浩然不是势利眼，“老头儿（马三立）是政协委员的时候他那样，打成右派、下放到南郊，他还那样儿。”

可坐在沙发上的黄族民一点也不像一个演员，脸嘟噜着，坐在沙发上半天没话，一点看不出想拜师学艺的意思。妻子背后嘀咕：不行，看那死性样！马志明回说：那些嘴上抹蜜的，对你下手的时候，你终身难忘；这个死脸子，也许是一个很忠厚的人。

1987年，身高1米65的马志明和身高1米8的黄族民开始搭伙，1997年，两人建立师徒关系。1998年，马志明“豁出脸”找了天津市文化局局长，为曲艺团义务演出10年的黄族民，才得以进团。

提起比自己年长五岁的师傅，黄族民最佩服的事有两件：

第一件：有一年曲艺团搞新作品比赛，请天津的相声作者创作了几个新剧本。当时，钦定的“攒底”的演员已撑不起局面，少马爷的口碑却越来越响。为了表示关心和重视，领导特意给他打电话：那几个段子到团里了，你先来，你挑。马志明含含糊糊推却。撂下电话，黄族民犯疑，马志明说：我甭挑，他们择剩下的准是最好的。

被人挑走的都是充满各种“洋闹儿”包袱的段子：某人贪吃，吃饱了还要塞个大丸子，咽不下去，用茶壶盖盖嘴。剩下的是《看不惯》。《看不惯》写两个“九斤老太式”的人物，对新事物一百个看不惯，但其实一切新便利、新享受照单全收。多年过去，那次新作品比赛上得奖的已没人再听，只有《看不惯》至今在网上有极高的点击率。

第二件事，是中央电视台几次致电，邀请马志明参加“春晚”，都被马志明婉拒：地方演员，抱残守缺，水平不够……“大黄”重提“春晚”，马志明隔着茶瞟他，小声提醒：咱没干的事就不要提。“我在天津曲艺团都混不明白，我上春晚干嘛去？”马志明转过脸，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从2008年起，马志明成为天津文化局的“高评委”。整个天津的艺文界凡评高级职称，都需“高评委”投票。每次评职称前，马家的电话就成了热线，没什么往来的人也请求“今晚上您家看看去”。马志明的典型答复是：“你要来也行，什么贵你买点什么，我要投你一票我是王八蛋！”

“天定你吃多少牛羊肉，多少米。这是我爸爸的话。贪那些不该你占的，死得快。”一盘苦瓜炒牛肉、一盘炒芹菜、一碗米饭摆在眼前，马志明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采访那天，马家的电视机滚动播放马志明在河北电视台录节目拍的照片，他扮的是《安天会》里的美猴王，一脸油彩，足蹬厚底靴，头戴雉鸡翎。

“少马爷特别喜欢孙悟空：本事再大，只是个散仙，仙班里没有他这一号。这跟少马在相声圈的地位很像。”马千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2005年，马志明从天津曲艺团退休后，基本上不参加大型演出，上一次参加演出是2008年底，为纪念马三立诞辰95周年及孟小冬百岁冥诞的《乌盆记》。2007年、2012年两次做了心脏手术，他觉得，在台上逗人笑了一辈子，现在可以大起胆子跟观众拉拉家常，不必忙着甩包袱，也不用担心泥不泥（“泥”意为演砸）。

镇江医保：寻最优化管理体制

文/林枫

作为全国医保改革试点城市和公立医院改革国家联系试点城市，江苏省镇江市医保历经18年四种管理体制模式变革，最终形成了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下称“人社局”）、财政局和卫生局三方共同参与的管理架构。

其中，人社局主要负责医保行政管理和“金保工程”管理。其下设的社保基金征缴中心承担了医保基金的征缴和参保人员的登记与个人账户管理等工作；卫生局的职责则多体现在新农合的综合管理上。而对于医保基金的支付结算和医保费用的支付方式研究，以及定点医疗机构的监督管理和医保政策执行中的协调工作，则统一由其下设的医保结算中心全权负责。

与此同时，财政局担负起了医保基金的监管和预算管理工作。值得一提的是，人社局、财政局和卫生局三方均参与医保政策的制定，并在此基础上，由镇江市医改办负责全方位协调。

因此，镇江市医保在多部门协调的医疗保险管理体制下，有效控制了医疗费用的增长，最大限度地发挥了医保支付的杠杆作用。


管理体制沿革

1995年，镇江市经国务院批准成为医改试点城市。为了配合改革试点工作，镇江市成立了医疗制度改革领导小组，由分管卫生、医保的副市长担任小组组长，并下设医改办公室。同时，社保局负责医保工作的具体运行。

此模式运转两年后，出现诸多问题。其一，一些单位拖欠医保基金，致使基金征缴不到位，导致对定点医疗机构的结算不及时；其二，医疗机构分解处方、重复挂号频现，加速了医疗费用增长，致使医保统筹基金超支；其三，社保局对医疗机构干预过度，影响正常医疗秩序，从而使医疗机构与患者间、医保经办机构与医疗机构和患者间、社保局与卫生局间的矛盾日益凸显。

为此，镇江市委市政府决定，由市人大、政协、社保、财政、卫生、物价、发改委、市政府研究室、医疗机构等多部门组成调研小组，针对医保改革试点初期产生的问题，进行全面调研。最终提出医保基金管理模式的调整建议，即成立由卫生局代为管理的医疗保险管理局，其职能是负责基金的结算和对定点医疗机构的监管。

其中，基金管理实行“收支两条线”，即社保局负责基金的征缴，并将其上交至财政局医保基金财政专户。同时，财政局根据时间进度，再将基金划拨给医疗保险管理局，由其进行基金的支付和结算。

直至2001年全国行政机构改革时期，镇江医保基金管理模式进行了大幅度调整。首先，将原社保局改为隶属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管辖的医保局，并赋予其医保行政管理职能。其下设的镇江市医保基金管理中心，则承担医保基金的筹集和个人账户的管理等日常工作。

其次，将原医疗保险管理局更名为镇江市医疗保险结算中心，并为卫生局下设机构，负责医保基金的结算和定点医疗机构的监督管理，同时，参与医保政策的贯彻执行与完善。

2009年，全国新一轮地方政府机构改革实施期间，镇江市人事局与劳动保障局合并成立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由于内设机构的调整，撤销了医保局。因此，自2010年起，镇江市医保参保扩面、基金征缴以及账户管理工作，均交由社保基金中心管理。



现行体制之便

事实上，2001年以来，镇江市医保就已建立了多部门参与的分工协作机制。所有医保政策、预算方案、决算方案、基金管理，都要经人社、财政、卫生三方共同讨论，并由医改办协调一致后，方可上报市政府审批。三方相互制衡的关系，不仅确保了医保政策、制度、基金支付、结算管理代表社会各方利益，而且能使其管理更加公平、公正。

同时，在基金的筹集分配支付方面，镇江市同样采取多部门参与模式。即由人社局负责基金的筹集，并上缴到财政局的医保基金财政专户，由财政局根据市政府下达的医保基金支出总额预算指标分序时进度，下拨给结算中心的支出账户，最后由结算中心支付结算。

如此一来，人社部门拟定基金一级预算，医保结算中心拟定基金二级预算。两级预算都需经三部门讨论一致后下发执行，保证了基金使用的公开透明。

当然，在提高医保基金高效运行的同时，其管理效率同样不容忽视。考虑到卫生局是医疗机构的行政管理部门，对其业务轻车熟路，加之医保管理对医疗业务专业知识掌握的需求，镇江市医保的结算管理，交由卫生局下设的医疗保险结算中心负责。此举在充分发挥卫生行政部门对医疗服务与医疗费用管理的优势下，不仅加大了对医疗费用的控制和调节，而且推动了医保结算的精细化管理，充分发挥了医保支付杠杆的激励与制约作用。

当下，正处公立医院改革的关键时期，其核心与难点正是补偿机制的改革。公立医院补偿所包括的政府投入、医保支付和患者个人支付、药品加成中，医保支付是其补偿机制的重要内容，因此，医保支付与结算设立于卫生行政部门，便于公立医院补偿机制改革的统筹安排，既能有效发挥医保支付的经济杠杆作用，又能统筹优化配置医疗卫生资源，加强对医疗机构的监管力度，实现真正的科学结算与控费。

马蔚华重塑壹基金：引入现代企业制度
2014-04-14 10:24 | 作者： 宋厚亮 来源：《中国慈善家》


他正试图像再造招商银行那样重塑壹基金，制定中长期战略，引入现代企业制度，推出客户经理制

参加招商银行董事会之前，马蔚华分别接到王石和李连杰打来的电话。这是马蔚华以招商银行行长身份参加的最后一次董事会会议，他即将卸任招商银行行长，稍早前，他卸任了招商银行党委书记。王石和李连杰表达了同一个意思：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理事长换届很快到来，他们一致希望马蔚华接任。

2013年5月31日，马蔚华正式告别执掌长达15年的招商银行。65岁的马蔚华，下一站是哪里？作为银行业领军式人物，马蔚华的卸任受到广泛关注，各种商业邀请纷至沓来。以他在企业界的地位和影响力，他完全可以继续征战商业，轻车熟路。

王石，万科股份公司董事长，时任壹基金执行理事长。李连杰，众所周知，壹基金的创始人、理事。当他们共同向马蔚华发出邀请时，马蔚华口头答应了。但是此后，在具体了解了国内慈善行业发展现状，以及包括壹基金在内的慈善机构所遭遇的矛盾、困难和争议，他一度犹豫。因为，对于他来说，慈善是个并不熟悉的领域，执掌壹基金，不会轻松，不会一帆风顺。

尽管马蔚华口头答应接任理事长，但壹基金的理事无法确认马的最终意向，担心其在各种商业邀请之下会变卦，于是在2013年下半年召开的理事会上，理事会纪要专门写入马蔚华答应接任理事长一事。

“但是我觉得，当时接任招行行长的时候，不是也遇到这样的情况吗？人生的道路总是要有一点挫折，如果很顺利的话，可能也没啥太大意思。况且壹基金已经有一个很好的基础了。”马蔚华分析。

之后，马蔚华谢绝了众多商业邀请，坚定信念聚焦壹基金，做好壹基金理事长。

身为知名企业家，马蔚华不希望重复国内基金会所走的道路。15年前，50岁的马蔚华，从司局级官员转战商业，以“创新”为招商银行开疆拓土；现在，从商业转身慈善，他将再次以“创新”为壹基金寻找一条别样的发展之路。接受慈传媒《中国慈善家》杂志采访时，他说：“像我当时办招行那样办壹基金，或许能走出一条比较好的路子来。”

接棒：贡献时间和精力

壹基金的马蔚华时代到来了。

2014年2月8日，是壹基金一届九次理事会，也是一届理事会的最后一次会议。北京大学教授周其仁辞去壹基金理事长，王石辞去壹基金执行理事长，王石和马蔚华握手交接。

3年前，壹基金获得公募资格，成为首家民间地方公募基金会。它的理事会足够豪华：冯仑、李连杰、柳传志、马化腾、马蔚华、马云、牛根生、王石、杨鹏、周惟彦和周其仁。除了李连杰、杨鹏、周惟彦和周其仁，其他7人都是国内领袖级企业家。

王石接受慈传媒《中国慈善家》杂志采访时表示，当初他之所以出任壹基金执行理事长，是因为自己有时间。在分析推荐马蔚华接任壹基金理事长时，王石表达了同样的意思：对于能干、有丰富阅历、有激情的成功人士，最有价值的是什么？是时间。贡献时间、贡献精力。

之前，有两位知名企业家从商界转战慈善界，一位是曾执掌爱立信中国和亚信科技中国的张醒生，辞职后担任大自然保护协会北亚区总干事长；一位是蒙牛董事长牛根生，辞职后担任自己捐赠的老牛基金会理事长。几年下来，分别在张醒生、牛根生贡献大量时间、精力之后，大自然保护协会中国部和老牛基金会均已风生水起。

“我觉得他们（壹基金理事）都有事做。我卸任了，他们觉得我不像他们有压力。”马蔚华在认同自己有时间参与之后，更强调自己的一个性格，“另外，他们说我这人还比较靠谱，他们看重我这点。既然我要接这个事，我就肯定比较靠谱地做下去。我要做一件事，肯定是倾注全力，肯定是一丝不苟地把它做好，这点我能做到。”

马蔚华视自己为慈善界的初学者、后来者，尽管10年前他就参与发起阿拉善生态协会，3年前担任壹基金理事和预算委员会主席，不过他认为此前仅仅是参与者，而现在是领导者。角色不同，马蔚华的自我要求变得完全不同。

从2013年答应接任壹基金理事长到正式接棒，马蔚华开始深入考察、学习和研究中外慈善事业。在台湾，他拜访星云大师、证严法师，尤其向证严法师请教慈济基金会的发展和运作。

壹基金秘书长杨鹏透露，3月13日晚，2014年全国“两会”刚刚结束，马蔚华专门在北京宴请公益界资深人士，征求公益管理的意见。“马蔚华先声明，晚餐的费用，不用壹基金一分钱。马蔚华还强调，自己当壹基金理事长，不会花壹基金一分钱在自己身上。”

“我得从他们身上了解慈善运作经验，各方面的矛盾和解决的途径。受他们的启发，才能做好工作。”马蔚华一副谦虚的姿态。作为多年的全国政协委员，今年全国“两会”，他开始重点关注研究政府工作报告中关于公益慈善的部分。

在研究了欧美的慈善基金会运作模式之后，作为全国政协委员，马蔚华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提交了《关于我国公益慈善基金管理制度引入信托机制的提案》。他建议，将慈善基金交由获得证券投资基金托管资格的独立第三方机构进行托管，由托管机构依据法律法规和合同的要求，履行公益慈善基金安全保管、资金清算、资产核算和信息披露等职责，通过市场化机制，解决公益慈善基金的全程监督和服务专业化问题；同时，允许公益组织在“确保资金安全”前提下自主选择管理人，对公益慈善基金进行保值增值的专业化管理。

在具体了解了当前的制度困境之后，马蔚华认为慈善事业百废待兴，这就需要慈善机构去开拓。“就像当初办招行所面临的金融困境一样。”

学习研究的更大结果是，他将对壹基金实施全方位的变革。

布局：制定发展战略

在担任理事长之前，他第一次进入壹基金的办公室，看到办公条件简陋、拥挤。他跟每一位工作人员聊天，了解他们的状况。他获知，工作人员收入不高，但素质高，有的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有的在国际慈善机构工作过，有的在慈善行业工作了许多年，对慈善事业充满热情。他被感染，甚至被感动，坚定了担任理事长的决定。今年春节，马蔚华自掏腰包，亲自给壹基金工作人员发放红包。

慈善行业工作人员有情怀，但收入低，普遍存在。马蔚华认为这涉及内部管理问题，需要建立一套绩效考核体制，包括薪酬的激励和约束，调动积极性，避免吃大锅饭。在马蔚华看来，提高工作效率即可以提高收入水平。重建内部管理，仅仅是马蔚华正在重点推动的发展战略的一部分。

除了管理，壹基金接下来的战略目标也发生了变化。在马蔚华接任理事长的壹基金理事会上，从之前三年的聚焦灾害救助、儿童关怀和公益支持，调整为接下来三年聚焦灾害救助。

3月17日，壹基金召开全体会议。晚上，马蔚华戴着统一的黄色蜜蜂帽，再次讲解新三年战略。最后，他送给壹基金团队三句话：不知未来者无以评判当下，不知世界者无以理解中国，不知宏观者无以处理微观。这并非马蔚华第一次说出这三句话，不过之前都是以招商银行行长的身份表达这样的观点。

马蔚华重视发展战略。担任招商银行行长时，他曾总结自己的战略观：比别人早三五年知道市场需求的变化，就是早一点；快一点研究适应需求的产品，就是快一点；把产品做到最好，这就是好一点。

担任壹基金理事长后，马蔚华马上向壹基金的理事会和秘书处抛出了制定中长期战略的布局。马蔚华告诉慈传媒《中国慈善家》：“企业都有一个发展战略。壹基金也应该有一个比较远的理想和中长期战略。”所谓的中长期就是指三五年。

杨鹏介绍，2013年，壹基金受益人75万人，志愿者6万人，捐赠人250万（含6061个企业），捐赠人次5668万人次，捐赠收入5.2亿。按13亿人都公益起来的宏大目标，壹基金公益事业刚起步。

马蔚华认同李连杰制定的“人人公益，尽我所能”的愿景。马蔚华希望实现“人人公益”，让壹基金成长为中国和世界都是捐赠人最多的慈善机构。“如何把这个愿景变成一个真正的现实，需要有一系列的战略目标和措施。”马蔚华说。

制定战略，并非马蔚华独自去做。“战略不是少数人在屋子里做出来的，做战略不是简单地找几个‘秀才’写文章。”在壹基金内部，马蔚华就他所期待的战略谈了两次，接下来则是内部全员参与讨论，让每一位员工增加对战略的认同感。

今年年中，壹基金理事会召开，该战略将提交理事会表决。

重塑：引入现代企业制度

在研究了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基金会管理制度后，马蔚华发现，利用现代企业制度管理基金会，是重要的倾向。同时，他也认为，企业家参与慈善机构的领导和管理，主要价值就在于企业家的思维方式、管理理念和手段。在管理体制上，他更喜欢像董事会领导下的CEO负责制一样，建立理事会领导下的秘书长负责制，从而建立一个高效的决策机制和执行力量。

马蔚华执掌的壹基金，有着宏大的抱负，它要成为中国捐款人数最多的慈善机构，实现人人公益。募款，尤其是人人公益，仍受限于募款理念和制度。马蔚华认为，每一个捐款人，哪怕是捐一角钱、一元钱的人，都是壹基金的主人。“用商业银行的话来说，他们都是客户，都是我们的‘上帝’，都要服务好，让他们有权或能够知道他们捐的钱用到哪儿去了。捐款人有主人感，才能提高壹基金的公信力。”

“因您而变”，原是招商银行的经营理念。马蔚华将这句话转赠壹基金团队，他对壹基金团队说：“‘因您而变’这个理念，实现了从以产品为中心到以客户为中心的转变。壹基金也要开创这样的进程。我们要把我们每个人都当成客户经理，把捐款人当成客户。我们必须因他们而变，用心唤起人们的公益之心，用心做好捐款人的服务工作，让他们感受到即使捐一块钱一毛钱也能知道用在何处。”

马蔚华希望做出的一个崭新尝试是，按照商业银行的客户服务体系，建立捐款人的服务体系。例如，有的客户经理专门管理航空公司的捐赠，有的客户经理专门管理银行信用卡的捐赠，有的客户经理专门管理支付宝募捐。而在慈善机构的另一端—受助方，也要实行客户经理制，负责与NGO一道，用好善款，用出效益。

在财务和监管方面，马蔚华强调要像上市公司一样管理，建立信息披露平台，加强内、外部的审计监督制度。因为这几方面目前都是法律空白，马蔚华希望壹基金团队大胆实践，搞财务的，经过3年，写一本书，就是中国公益慈善的会计准则，搞审计的，写一本书，就是中国公益慈善的审计准则，从而填补空白。

在杨鹏看来，马蔚华当壹基金理事长，会将银行客户服务的数字化精细管理经验和模式带入壹基金，可以强化壹基金捐赠人的服务能力。

“世界瞬息万变，如果你能够创新，也就能够把握机会，反之则有可能成为障碍。”马蔚华说。

为了应对瞬息万变，唯有创新产品和服务，走在别人前面三五年。马蔚华在招商银行时，总能做到这一点。这就需要为公司团队创造环境和动力持续学习。马蔚华介绍，执掌招商银行时，总行的高管每年都要集中学习至少四次，并送他们到沃顿商学院、剑桥大学商学院等世界一流商学院培训。现在，马蔚华则开始建立壹基金的人材储备和培养梯队，并将部分员工送到哈佛大学、耶鲁大学等大学培训。

为了实现培养公益人材的目标，马蔚华正在和一位国际慈善家沟通，在中国建立一所公益大学或学院。

马蔚华的另一项创新是网络公益。前几年，壹基金的募款更多依赖传统模式，马蔚华毫不掩饰地表示，网络公益应该更早推动。“这也需要我们不断推出公益产品、公益服务方式，让每一个人感到新鲜，激发他们的参与感，让人愿意接受你的服务和产品。”

挑战：万事开头难

在担任壹基金理事长之前，马蔚华还担任了香港永隆银行董事长。永隆银行是香港的中型银行，马蔚华执掌招商银行期间，被招商银行并购。这一块，马蔚华驾轻就熟。何况，相对于行长，董事长更轻松。其他的商业事情，他也不再参与，重要的事情就是把壹基金做好。

为了壹基金，马蔚华说，走到哪就宣传到哪。

3月22日，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召开，马蔚华出席，见到联合利华和IBM的领导，介绍自己执掌壹基金，获得合作意愿。

杨鹏认为，“马蔚华热情豁达，管理经验丰富，关注社会自治能力发展，他会给壹基金带来新发展力量。”这也几乎是壹基金人的共同认知。他们对马蔚华的领导，极具期待。不过，如马蔚华所说，他不会一帆风顺。

在今年全国“两会”上，马蔚华依旧受到媒体的追逐，不过主题都是与金融有关，尤其热议的是余额宝。“媒体小年轻都跟我说这个，一见面，第一句话全是对余额宝有什么看法。”他关于余额宝的观点也被媒体热炒。不过，他关于公益的表述，除了公益信托之外，则鲜有媒体关注。在政协会议小组讨论时，马蔚华介绍自己的壹基金理事长的新身份，很多人瞪大眼睛表示错愕。做了发展慈善的发言，之后被组长推荐到联组会议上发言。结果媒体始终没有跟进报道。

这给马蔚华带来的最直接感受是，“媒体只报道热点，慈善说完了没有报道，说明慈善在中国是不热的。”他也由此看到新的困难，“你想，媒体都是这样的，社会也是这样的。”

有人问马蔚华：过去当招商银行行长的时候，都是别人找你贷款；现在当壹基金理事长，需要找别人募款，角色发生了非常大的转变，你适应吗？

马蔚华对慈传媒《中国慈善家》坦言：“求别人的事儿，又缺少法律、政策和制度支撑，自己也缺少经验，肯定是万事开头难。感觉这个事儿不像当行长那么火。”

这种近似冰火两重的遭遇，许多商界大佬都经历过。老牛基金会创始人牛根生，在企业家群体中谈论慈善，颇显孤单，因为其他企业家尚无如此彻底的转身。华远地产董事长任志强参与的慈善机构众多，即便是深度参与，也少见媒体和公众关注。

壹基金在和向央企募捐合作时，得到的答复是：他们是央企，不和民间慈善机构合作。

马蔚华并不悲观，他相信，企业家尤其是民营企业家，会越来越多地参与进来。

在万事开头难的现状面前，马蔚华说自己是如履薄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