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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滕彪：夏俊峰案二审辩护词

审判长，审判员：

作为夏俊峰的辩护人，我首先向被害者家属表示同情；不管夏俊峰有罪与否，两个公民的死亡总是让人非常遗憾的。我也将向法庭表明，两名城管和夏俊峰一样，都是城管制度的受害者，今天的法庭注定是一场没有赢家的战争。我们要极力避免的是一个悲剧引发新的悲剧，一个错误伴随着新的错误。

法律就是法律，我们不能把法律之外的个人情绪和政治压力等因素放在法律之上。依照诉讼法理以及刑事诉讼法第186条之规定，第二审程序审理的对象是一审判决是否正确。我要向法庭证明的是，一审判决认定夏俊峰构成故意杀人罪，定性错误、适用法律错误，控方指控的罪名根本不能成立；一审判决判处夏俊峰死刑，则是量刑错误，与相关法律规定相违背。

一、 一审判决认定夏俊峰构成故意杀人罪，属于定性错误。

1、案发之前夏俊峰并不认识两被害者，无冤无仇，该案的起因是2009年5月16日沈河区城管申凯、张旭东等十几人进行野蛮执法。

证人史春梅、张杰、贾子强、尚海涛、张忠文证明，“城管把人抓住，就抢煤气罐，（香肠竹签等）东西扔了一地。妻子不让扔，十几个城管围着夏某就开始打，夏求别打了也没放过，打得夏某来回倒，站也站不住。”夏俊峰的一只鞋被城管人员踩掉留在现场，在一审时已经作为证据提交并出示。夏俊峰的供述，“城管像土匪一样把锅碗瓢盆往地上扔，我们求饶，说今天周六，他们说‘别废话’，一城管打我后脑勺……”妻子张晶的证词也证明了夏俊峰被十几人推搡殴打。城管祖明辉的证词也承认，夏俊峰的煤气罐“被我们夺下来，放在货车上。”（卷三34页）

2、在野蛮执法之后，城管强行将夏俊峰拽上车，并带到办公室进行殴打。这样，被害者申凯、张旭东当时的行为就构成了非法拘禁罪。

证人史春梅、张杰、贾子强、尚海涛、张忠文证明，是城管人员强行将夏俊峰拽上车，而不是夏俊峰主动上车。夏俊峰的供述、妻子张晶的证词也证明了这一点。（2010年2月25日夏俊峰询问笔录：“三四个城管拽我到他们车里。我挣扎反抗，不想跟他们去。”）张伟的证词是“夏俊峰主动上车”，这与而张晶、尚海涛等5人的证词相矛盾，一审判决书对此没有任何解释。辩护人注意到，张伟的证言前后矛盾，不足采信。比如5月16日笔录，张伟提到夏俊峰刺了他一刀后又追他，但没追上。矛盾之处是：夏俊峰怎么可能追不上一个大腿已经受伤的人？又如，5月16日案发当天的笔录明白无误地说，“没看见”申凯和张旭东被谁刺伤（卷三17页）；但一个多月后的6月22日笔录却说“夏俊峰背对着我，正在用到扎张旭东。”（卷三20页）这显然不符合记忆规律，是在说谎。考察当时情境：城管野蛮执法，商贩避之唯恐不及，城管人多势众，不愿空手而归；夏俊峰在光天化日、众目睽睽之下仍被殴打，前去虎狼之地将会如何，可想而知。因此“主动上车”之说，只有城管人员的证词，其实只是城管人员的想象而已。

非法拘禁罪，是指以拘押、禁闭或者其他强制方法，非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的行为。行政处罚法第19条规定，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只能有公安机关行使。行政执法沈河分局及城管人员当然无权限制公民人身自由，强行将夏俊峰拽上车并限制在办公室的行为，已经符合非法拘禁罪的全部构成要件。根据夏俊峰的多次陈述，秃头的城管人员先是辱骂他“你怎么那么能装B呢”，继而用拳头打他的头部，两人对夏俊峰拳打脚踢，秃头还拿桌子上的铁茶杯砸他。可见申凯、张旭东当时的行为不但构成非法拘禁罪，而且具有殴打辱骂情节，属于法定的加重处罚情节。《刑法》第238条：“非法拘禁他人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具有殴打、侮辱情节的，从重处罚。”同时规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犯非法拘禁罪的，从重处罚。

3、夏俊峰在被羁押时，就要求警官将其胳膊上被打的伤拍摄下来，这有力地证明了被城管殴打的现实。夏俊峰在被抓到办公室之前并没有受伤，案发之后数小时后即被抓捕，刺伤只能是在城管办公室被殴打所致。据夏俊峰陈述，当时他的“两个胳膊都有伤，青一块紫一块。大腿根部有很大一块淤青。当时没照相。脖子、后背都有青紫，头上还有包，但都没照相。左耳朵二个月都一直耳鸣。当时只照了胳膊，法庭出示的两张照片就是。”夏俊峰被殴打至身体多处青紫，事件发生过程又仅有数分钟，说明夏俊峰被城管殴打而被逼自卫。但一审判决书对案卷中的、法庭出示的这两张照片竟然只字未提。对这么关键的证据避而不谈，说明一审审判机关已经丧失了起码的中立性。

4、从死者的伤口形态分析，当时张、申两人正在俯身对夏俊峰进行持续殴打。

死者申凯左胸和背部刺创，死者张旭东左胸部上方刺创，并且均有左上右下走行或右上左下走行的刺创。

首先，非要害部位的刀刺不符合故意杀人的特点，如果是故意杀人，在极短的时间内，不可能去刺扎无关紧要的部位。

其次，申凯身高1.82米，张旭东身高1.80米，而夏俊峰才1.65米，如果都是站立姿势，不可能在胸部以上形成左上右下走行或右上左下走行的刺创；当时夏俊峰为半跪姿势，右手持刀，只有向前上方和向左肩后乱捅，才能形成被害者胸部上方的左上右下走行或右上左下走行的刺创。这也表明夏俊峰被踢成半跪姿势后，申凯和张旭东仍未停止行凶，而是俯身继续对之进行殴打。

最后，夏俊峰身体矮小，张、申二人身材高大，权力、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差距悬殊，且在城管办公室被限制人身自由，夏俊峰主动殴打两名执法队员，绝不符合常理；只有突然而紧急的防卫，使张、申不及闪躲，才能解释张、申二人身上刀伤的部位、走向和次数。

5、夏俊峰进行防卫时所使用的小刀，并非事先准备；而且当时情境下用刀防卫，完全出于本能。

夏俊峰所用的刀是平时切肠用的，并非有预谋准备。他并非一开始就掏出刀，也不是突然想起身上有刀；他是被城管人员猛踢下身时，用手去捂痛处，才摸到了揣在兜里的小刀。完完全全出于防卫的本能，他才摸出刀来进行反抗。

6、夏俊峰的行为符合正当防卫的条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0条：“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合法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对不法侵害人造成损害的，属于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对正在进行故意伤害、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

根据夏俊峰的陈述，“到了执法队。陶冶先下车，开门。张旭东问：你农村还是市里的？我说：“这还有什么区别啊，摆摊的，都不容易。”刚进屋，后来又进来一辆车，下来一个人（后来知道他叫申凯），他进屋就骂我，开始打我，用拳头打在我脑袋和耳朵上，我就想往外跑，和申凯面对面了，马上张旭东就把我脖领子抓住了不让我跑，也打我，用拳头叮咣打，张旭东和申凯就把我夹中间了，张旭东用脚踢我大腿根部，特别痛，我右膝盖被踢跪地下了。我就去捂痛的地方，就摸到刀了。” 当时，夏俊峰被非法拘禁的状态在持续，被野蛮殴打的状态没有停止。在行凶者的非法侵害行为正在进行的过程中，夏俊峰被迫进行防卫，符合正当防卫的全部要件。

7、夏俊峰的防卫行为虽然造成两死一伤的后果，但并非防卫过当。

防卫过当是指正当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给不法侵害人造成重大损害的行为。一般而言，在面临非法侵害时，如果用较缓和的手段能制止侵害时，就不要用激烈的防卫手段；当侵害行为已经被制止时，就不应再继续对侵害者进行伤害。而对“必要限度”的把握，必须结合当时的环境、体质、精神状态、可能的反抗手段乃至相关的社会背景等各种因素进行综合考量。在当时的情况下，夏俊峰处在被非法拘禁状态，两城管人高马大，除了拳打脚踢之外，还用了铁杯子等工具虐待夏俊峰，后面极可能有其他城管队员陆续进来，此时，除了用随身携带的摆摊用的小刀，没有任何其他的办法可以制止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夏俊峰说，在那种情况下，“任何人都会做出同样的反应”，这是最典型的正当防卫的心理状态。

根据夏俊峰当庭回答本辩护人的提问，他根本无法确定，自己被殴打何时结束以及会有何种结果。城管野蛮执法人所共知，城管打人事件几乎天天都有，而城管殴打公民致死的案件也不在少数。在互联网上Google“城管野蛮执法”有261,000条结果，“城管打死小贩”有602,000条结果，“城管 暴力 致死”有782,000 条结果。

2000年9月6日，四川眉山县城市管理监察大队管理中队郑光永、吴顺乾、驾驶员张卫东等人上街整治乱摆摊设点将杜某乱拳击伤，唐德明被甩下货车身亡。

2001年5月29日，宁夏灵武市城建局城市监察大队执法人员强行没收锅灶时，将杨文志打死，并打伤杨建荣夫妇等人。

2001年11月12日，因与市容执法人员发生争执，安徽宿州市个体工商户张福才在多名执法人员的推搡与踢打中身亡。

2002年1月18日，重庆市沙区城管人员在检查市容卫生过程中与沙区双碑村陈家连生产队的个体户余波发生争执，开执法车从余波腹部碾过致其死亡。

2002年11月18日，26岁的青年郭战卫在西安被莲湖区数名城管殴打致死，与他同行的一名跟车青年也被打成重伤。

2003年1月2日，广东潮州市庵埠镇一名三轮车夫在与几名城管人员争执中丧命。

2003年2月，西安市雁塔区城管在小寨兴善寺东街清理占道经营时，一工作人员竟将摆摊的孕妇金昌艳推倒在地，并在金的肚子上踩了两脚。后经医院检查，金昌艳腹中的胎儿不幸死亡。

2004年7月20日，广州天河区员村街道办城管人员在野蛮执法过程中将外来商贩李月明打死。

2005年7月20日，经营蔬菜的56岁江苏农妇林红英被城管人员打死。

2005年11月19日，江苏无锡城管打死小贩吴寿清。

2006年2月16日，上海市普陀区城市管理监察大队第九分队将上海市民李秉浩殴打致死。

2006年10月9日，广西来宾市象州县的一名流浪汉被喝醉酒的城管队队长覃宗权殴打致死。

2007年1月8日下午15时40分左右，山东济阳县经一路宏伟酒业经营部老板李光春被11名城管打死。

2008年1月7日，湖北天门竟陵镇湾坝村魏文华路过该市竟陵镇湾坝村时，发现城管执法人员与村民发生激烈冲突。他掏出手机录像时，被城管人员当场打死。

2008年7月30日，重庆市渝中区两路口综合执法大队的周某等4名执法人员在大田湾体育场附近将正经营的摊贩刘建平殴打致死。

2009年3月30日，江西萍乡市开发区横板村16组村民陈某被该区城管人员一、二十人群殴致死，事后家属抬着尸体封堵了境内320国道路段，抗议城管暴行，引发近万名群众围观。

2009年10月27日，昆明市福发社区城管分队在野蛮执法时与一三轮车夫潘怀发生冲突，并将其打死。

2010年6月1日,深圳城管与老太发生争执活活碾死老太.

与本案不无关系的是，死者之一申凯经常殴打商贩，在滨河派出所应有报案记录，比如，2008年7月份，一卖雨伞女商贩的胳膊被打骨折了。我们在庭前已经申请法院调查取证。但法院调查取证的范围小于辩护人申请取证的范围；而且即使没有查到报案记录，并不等于报案记录不存在；报案记录不存在，也不等于没有伤害商贩的事实。而沈河城管经常性的野蛮执法，即使没有本案商贩的证词，也是本地民众众所周知的事实。

不要以为这些和本案没有直接关系的事实真的与本案无关。这些事实（不管夏俊峰本人有没有清楚地了解全部城管暴行），在一个具体的案件里已经成为相关参与者的常识，或不言自明的社会认知或潜意识。这些社会事实已经深深嵌入行动者，成为行动者做出反应的理所当然的、无需思索的条件。从另一个方面说，城管把公民打残打死却受不到相应的刑罚制裁甚至完全没有任何制裁，这也是城管和商贩共知共享的“社会事实”。城管打人成本极低、具有殴打的动力，而夏俊峰则当时对伤害后果无法预期：被打死是完全可能的。

夏俊峰当时完全被打懵了，以至于他在防卫时失去了右手食指；以至于他完全不记得是否用刀捅了张伟，以至于发生了他完全没有料想到、也根本不希望发生的两死一伤的后果。在夏俊峰极为紧张的情形下，在极其短暂的时间内，要求他清晰地估计对自己的伤害后果、清楚地计算防卫行为的后果、明确地掌握防卫的分寸和尺度，这无疑是一种过分的苛求。我国新刑法将1979年刑法规定的“正当防卫超过必要限度”修改为“正当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不应有的危害”改为“造成重大损害”，增加了无限防卫权的条款，从而降低了界定防卫过当的标准，扩大了正当防卫的范围。其立法主旨显然是为了鼓励公民勇于同不法侵害者作斗争，提高公民抵抗暴力犯罪的积极性。

8、判决认定夏俊峰具有杀人的主观故意和动机，缺乏证据支持，与事实不符。

前已表明，夏俊峰的主观心态是自卫，是在被非法拘禁、遭到非法侵害时想要制止暴力并尽快逃脱的心理。张、申两人被捅了几刀之后没有立刻死去、还能站立起来并说话，说明夏俊峰根本不想杀死他们。而耽误治疗造成死亡的可能原因之一。（一审提交的证据表明，从出事到送医院抢救用了19分钟，但从出事地点打车到463医院只需要5分钟，其中还等了一个红灯。根据城管祖明辉5月16日的证词，120迟迟未到，这耽误了最宝贵的抢救时间。）

本案证人城管队员曹阳称：“我出来看见申凯向勤务区的后门走，走到我身边就倒在我怀里说：‘我被炸串那小子扎了’之后就倒下了。这时我又看见张旭东用手捂着腹部站在办公室里，能有两秒钟左右，没说话就倒地了。”可见，夏俊峰刀刺自卫完毕后，张、申两人仍可以勉强步行或站立。也就是说，夏俊峰在两名城管仍可站立说话时已经逃离，并没有采取进一步伤害手段以确保剥夺其生命。因此，曹阳的证词也可以证明夏俊峰并无杀人之故意。

沈河城管人员在大庭广众之下，毫无顾忌地殴打夏俊峰，强抢其维持基本生存的用具，在夏俊峰爱人下跪求饶的情况下仍然毫无怜悯，谁能相信他们把夏俊峰强行带回城管办公室却能耐心而温柔地对他说服教育？夏俊峰在闹市区被打不还手、东西被抢不还手、在自己爱人苦苦求饶时不还手、在被拽上车时不动手、在下车后进办公室之前也不动手，却在进了办公室、失去了逃跑机会的时候，主动用刀伤害申凯和张旭东？一审判决认定夏俊峰具有杀人的故意，完全违反逻辑，不合情理。综合夏俊峰被抓、被打、被迫防卫的整个过程来看，根本不具有积极追求或放任被害者死亡的主观心态，其行为模式也与故意杀人的行为方式完全不同。

9、一审和二审庭审中，全部证人均未出庭，证人证言未经过当庭质证。

刑事诉讼法第47条规定，“证人证言必须在法庭上经过公诉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辩护人双方讯问、质证，听取各方证人的证言并且经过查实以后，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58条规定：“证据必须经过当庭出示、辨认、质证等法庭调查程序查证属实，否则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对于出庭作证的证人，必须在法庭上经过公诉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辩护人等双方询问、质证，其证言经过审查确实的，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未出庭证人的证言宣读后经当庭查证属实的，可以作为定案的根据。”第141条：“证人应当出庭作证。符合下列情形，经人民法院准许的，证人可以不出庭作证：（一）未成年人；（二）庭审期间身患严重疾病或者行动极为不便的；（三）其证言对案件的审判不起直接决定作用的；（四）有其他原因的。”而陶冶、曹阳等关键证人不属于上述任何一种情况。

作为有重大影响的涉及公民生死的夏俊峰案，竟然没有任何证人、鉴定人出庭接受质证，这不仅反映出公诉人、合议庭的轻率，而且直接关系到本案的定性是否正确。张伟的证词前后矛盾，陶冶、曹阳的证词和张晶、史春梅、张杰、贾子强、尚海涛、张忠文的证词相矛盾。谁说真话谁说假话，经双方质证后自然可见分晓。证人不去面临挑战性的问题、不去回答合理的质疑、不让法庭观其颜色、听其气息、辨其言辞，如何能够排除人们心中的怀疑？如何让旁观者信服判决的公正性？

二、 一审判决夏俊峰死刑，属于量刑错误。

1、被害人有重大过错，不应该判死刑。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10条之规定，行政法规需要对法律已规定得行政处罚作出具体规定的，必须在法律规定的给予行政处罚的行为、种类和幅度的范围内规定。《行政处罚法》第8条，行政处罚种类只有警告、罚款、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物；责令停产停业、暂扣或者吊销许可证、暂扣或者吊销执照、行政拘留。并没有所谓扣押和暂扣工具一类。沈河城管扣押夏俊峰的经营工具于法无据。

城管执法人员对夏俊峰进行行政处罚的原因是被告无照经营，可是城管事先并没有确认其身份，也就无法在行政处罚前得到其进行过工商登记的相关证据。城管人员当日也未询问夏俊峰是否进行过工商登记。根据行政处罚法，执法人员应首先向被告出示证件，告知给予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听取当事人的陈述、申辩，填写预定格式、编有号码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因此当日城管执法程序存在严重瑕疵。

被害者先是野蛮执法，后是野蛮犯罪；非法拘禁于前，暴力伤害于后；滥权悖德在先，践踏法律在后。沈河区城管尤其是张、申二人的违法犯罪行为是本案的最重大的起因，被害人对其自身的死亡不仅有过错，而且有重大明显过错。被害人的过错或犯罪行为直接引起了矛盾的激化和夏俊峰的防卫反应。《全国法院维护农村稳定刑事审判工作座谈纪要》规定：“对于被害人一方有明显过错或对矛盾激化负有直接责任，或者被告人有法定从轻处罚情节的，一般不应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2、夏俊峰有自首情节并如实坦白全部事实。

3、夏俊峰平时表现良好，没有犯罪记录。其邻居朋友的联保信已向法庭提交。

4、夏俊峰真诚悔过，向被害者家属表示道歉，并愿意积极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5、由于属正当防卫，虽然造成两死一伤的后果，但夏俊峰的行为几乎没有社会危害性。相反，正当防卫应当受到法律的肯定和社会的表彰。

6、退一万步说，即使防卫过当，也应该免除或减轻处罚，处以缓刑或短期徒刑，这才符合刑法的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0条第2款：“正当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防卫过当的情况下，防卫人主观恶性极小，社会危害性非常轻微。防卫过当由最初的正当防卫转化而来，而正当防卫的本质是社会的有益性，犯罪的本质是社会危害性。因防卫过当而构成犯罪，是非常轻微的犯罪。按照刑法，“应该”也就是“必须”而不是“可以”免除或减轻处罚；而且首先考虑“免除处罚”，实在不能“免除处罚”的，也必须“减轻处罚”。

即使夏俊峰因防卫过当而犯罪，那也绝非故意杀人罪。至于他因为防卫过当构成何种罪名，则不是辩方的事情，辩护人不能指控委托人。本辩护人今天要做的事情是证明控方指控的罪名不能成立。

三、 结辩：维护司法尊严，避免司法专横；慎重适用死刑，避免滥杀错杀。

本案的一审判决简单而蛮横，对控方证据照单全收，对辩方证据视而不见；对证据之矛盾未加解释，对无法解释的证据干脆不提；不但无法排除重大怀疑，而且把全部疑点之利益均归于控方。在这份死刑判决书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到法官比控方更积极；法官意图成为迫不及待的行刑者。不难看出，这份判决书是先有了结论，然后加以勉强的论证企图掩耳盗铃、瞒天过海。为了得出夏俊峰故意杀人的结论，竟超出检察院的指控：控方称“夏俊峰因故与被害人申凯、张旭东等人发生争执，遂持随身携带的尖刀先后猛刺被害人……”，而判决书认定“事态已经平息后被告人持刀行凶”。显然，“发生争执”不是“事态已经平息”，夏俊峰是因为“争执”而拔刀刺人的。法院没有也无法解释“事态已经平息”与检察院指控的“发生争执”的矛盾。

这份6500多字的判决书，“说理” 的部分只有400字，主要有如下两段：

“本案定性问题。经查,被告人夏俊峰持刀连刺被害人身体要害部位数刀,从凶器类型、刺击部位、力度、刺击次数均反映出被告人主观上具有故意杀人的主观故意,客观上造成被害人死亡结果的发生,其行为应以故意杀人罪定罪处罚。故对控方的意见予以支持,对辩方的意见不予采纳。”

“凶器类型”如何能反映出被告人有杀人的主观故意？欲置人死地者用切肠用的小短刀？“刺击部位、力度、刺击次数”如何能反映出被告人有杀人的主观故意？如何解释创口的方向？如何解释背部创口？如何解释夏俊峰离开时两城管并未当场死亡？刺击瞬间，三个人是何种姿势？为何是这种姿势？被刺第一刀时如何反应？为何有这种反应？被刺者人数、身高、心理、社会地位均占优势，为何能让夏俊峰得手？被害人死亡结果有无其他因素，比如耽误救治？

再如，判决书称，“辩护人所提被告人系遭殴打而进行防卫一节，经查，证人陶冶始终距案发地点仅数米，其证言未能证实存在殴打一节，此节只有被告人陈述，无其他证据证明，认定此节证据不足。故本案不具有防卫情节，被害人在案件起因上不存在重大过错。此争议问题对控方意见予以支持，对辩方意见不予采纳。”稍一分析，就可见其荒谬之处。

1、判决书对辩方有哪些证据支持夏俊峰遭城管殴打几乎不提，也完全没有引用其论争过程。

2、陶冶虽然距现场仅数米，但由于陶冶“把门关上，没听见什么声音”（卷三24页），他既没有看到夏俊峰扎人，也没有看到被害人打夏俊峰，这是很正常的，并不能因此否认被害人殴打了夏俊峰。按照判决书的逻辑，陶冶没看到夏俊峰用刀扎人，难道就否认了夏俊峰用刀扎人？

3、夏俊峰遭城管殴打并非“只有被告人陈述”，此节除夏俊峰本人的没有漏洞的完整陈述外，还有夏俊峰手臂受伤照片、被害人刀伤部位及方向、被踩掉的鞋底、张晶、史春梅、张杰、贾子强、尚海涛、张忠文等证人的证言等等，这些证据并非单独存在，而是能够互相印证夏俊峰被殴打的事实。

4、判决书认定“本案不具有防卫情节”，却没有解释杀人动机，更没有解释矮小的夏俊峰何以有能力以一对三，极短的时间内用小刀造成高大凶狠的城管队员两死一伤。

5、判决书认定“被害人在案件起因上不存在重大过错”，不存在“重大”过错，就肯定不是“不存在任何过错”了，那么是什么样的“过错”？被害人何以有过错？这种过错和夏俊峰的刀刺行为有何关联？这种过错何以完全没有考虑在量刑当中，何以执意要判处夏俊峰死刑？一审判决书之专横粗暴可见一斑。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8e9a230100qrr7.html

任志强: 啥是中国的大跃进 (2011-05-26 10:21:13)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679d351010170rr.html

中国历史上的大跃进曾经以几千万人的生命为代价，将失败的耻辱保留在四十岁以上的人们的记忆之中。而如今保障性住房的大规模建设又进入了大跃进的时代，再一次重复着中国计划经济完全不顾及经济发展条件、不顾生产能力和不讲科学道理的错误。

十二五规划提出新建保障性住房3600万套，其中今年1000万套，目标宏伟且力度强大、分级分层下达指标。不但严格督查并且约谈和问责，用地方官员的乌纱帽做赌注，强迫签定责任合同，大有不跃进也逼着你跃进的气魄，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但要完成这些任务大约要满足三个条件：一是土地；二是资金；三是生产能力。

一、土地是政府计划垄断的资源、是政府的强项，想多就能多、想少就能少，对外是严控18亿亩红线，但对内则以民生为由可任意所为。保证土地供给就成了第一道瓶颈。无限的增加几乎是不可能的，但用保障房用地的增加挤压商品房住宅建设用地则是可能的。于是各地的供地计划中都大量的增加了零和游戏，即总量不变中的保障性住房的比重加大，那么就必然的挤压商品房的用地，那又如何保障商品房的供给和如何降低商品房房价呢？

说增加土地的供给容易，做到就难了，商品房的供地可用价高者得的方式拍卖，由此可以在征用时给以较为合理的补偿、较为合理的市场投入，再用土地出让的高价来盈利或弥补支出。但保障性住房的土地却无法用拍卖或价高者得的方式收回投入的成本，于是就压低征地补偿的标准、降低开发的投入、减少财政的支出，于是征地就难了、拆迁中的矛盾就增加了、土地开发的能力就减弱了、土地提供的能力就捉襟见肘了。土地的实际供给并非一帆风顺，都用商品房用地去冲抵就会在经济上造成巨大损失，又有哪个地方政府愿意或者愿意也没有能力去干。于是至今土地的大跃进尚未实现目标。

二、资金从哪里来。住房建设部只计算了1000万套保障房的建安支出约1.3万亿元，每套房平均13万元，按平均 75平方米计算，每平方米1733元，其中约8000万元由社会筹集，即用卖房的方式收回投资，如经济适用政府、两限房、棚户区改造的置换等；约5000亿元要地方政府支出，如廉租房、公租房和棚户区中的困难户；央企补贴1043亿元；地方需要支付4000亿元。而当土地无法用市场的方式获取高价时，这4000亿元要从地方政府的牙缝中挤出来就十分困难了。

而地方政府的实际支出并非只有建安的成本，还有土地的开发成本、征地拆迁的成本、市政交通配套的成本、教育、医疗配套的成本等等，至少还有园林绿化和能源供给的成本吧。

细算个账，大约要翻一倍的支出。保障房土地可以不算钱，但政府的土地都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要花钱征用的，钱成了一个重要的限制性条件。

如果是渐进的方式每年从土地、公积金增值或财政支出中提供一部分转移支付建设保障房并不会给地方政府造成巨大的压力，但如果用大跃进的方式在一两年内突出花钱，那就等于是抽水捞鱼了。今年过去了，明年还过不过日子了。过了明年，难道后年要饿着肚子过干活？

三、要增加1000万套的保障房，有没有这个生产能力。大跃进时没有高炉炼钢，于是就各村各户自造小高炉；没有铁矿石，于是就砸了各家各户吃饭的铁锅。在无能力时的强迫提高生产能力的结果是钢没炼出来反而吃饭的锅都没有了。

中国有多少住房的建设能力呢？有多少塔吊、有多少工人、多少建筑材料、多少生产能力呢？这似乎没人去考虑，政府总认为只要中央要求就一定能完成，就一定能生产出来这些房子。

仅牛皮不是靠吹能吹得动的，决心再大也要量力而行，否则还有什么科学而言。

先看看自1998年号称是房地产市场大干快上的十多年中我们的生产能力吧。完全市场化的方式下，每年仅仅以几千万的住宅竣工速度在增长，最多的一年新增住宅竣工面积还不到1亿平方米。其中商品房住宅竣工总量仅为6.12亿平方米，非商品房住宅竣工仅为2.22亿平方米，2010年全国的住宅竣工量仅为8.34亿平方米。

今年新建1000万套保障性住房，按平均75平方米/套则约7.5亿平方米的竣工建筑总量，几乎在原有年基础上增加90%，这不是大跃进的生产方式吗？即使扣除原非商品房住宅的竣工量也要增加约65%的新增竣工面积。在高喊科学发展观的口号下，我不能不怀疑我们中央的决策官员们脑子是不是进水了。

假如决策者们认为可以挤掉商品房住宅的生产能力，让开发商承担更多的保障性住房的建设任务，那么政策的预期目标是挤掉市场中的哪部分呢？

限购让更多的开发商投资转入了非住宅开发，政府还要用这些土地去换取柴米油盐钱，那么这部分是挤不掉的。为了保证商品房住宅的供给量，以平衡市场中的商品房住宅价格的上涨调控目标，这部分土地还要供给以换取保障房的建设资金，这部分住房还要建设，否则就会出现价格的上涨和反弹。那么可增加的生产能力从哪里来？难道仅凭一纸命令与合同就能从天上掉下来吗？

假如这1000万套的面积为新增面积就要将竣工面积从8.34亿平方米提高至15.84亿平方米，至少也要13.6亿—14亿平方米的住宅竣工量，这几乎也是没有可能的。也许住建部在计算投资要花多少钱时，并没有计算这些工作量要增加多少农民工、多少管理队伍、多少机械生产能力、多少政府监管能力吧。

中国真的能实现当年竣工面积接近于翻番或最少增加60%的建设生产能力吗？这里还同时要保证道路交通、市政基础设施、教育与商业配套的生产能力和竣工面积。我不知道谁疯了，但至少我知道认为这种大跃进的生产方式可行一定是有人疯了。

再看看列表中，2009年的房地产开发开复工总量为32亿平方米，而竣工总量仅为当年在施工面积的22.7%。2010年的新开工量迅速增加，当年在施面积突破了40亿平方米，但竣工量仅为18.7%。如此计算下去，今年的竣工总量如果要达到13—14亿平方米，那么今年的在施总量又应该是多少呢？

2009年全部住宅竣工量约为700万套，2010年约为710万套，而今年在商品住宅量不减时新增保障房1000万套，这可不是个随随便便就能吹出来的。

我不是神，无论如何都算不出来有这样的生产能力，大约只有大跃进时的亩产万斤粮的胆量才能梦想出这种神的力量。而今天却是政策在用各种手段推动这种神话的实现。

假如中国人真的创造出这种神话，那么会给中国的经济与中国的未来带来什么样的灾难呢？这大约也是有史可鉴且教训深刻的。我不认为能分析出存在这样的问题时还坐山观虎斗，更不希望再重新体验一次大跃进失败的恶果。我宁愿让这个为了民生而有无限光彩的保障房计划慢下来，也实在不愿意让那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胡来拖垮了中国的经济。

请有关决策部门再仔细、科学的算算中国的生产能力吧，仅有地有钱未必能完成这样一个大跃进式的目标任务，该到了悬崖勒马的时候了。

鱼翅背后的公关对抗战
习熠 销售与市场

　　土地沙漠化和雨林消失的速度都远超鲨鱼的消失速度。为什么鲨鱼幸运地被选中？因为鲨鱼是动物不是植物，所以选鲨鱼？那还有那么多鱼为什么不选？因为鲨鱼体型够大，更容易引起关注？那牛的体型也够大，还会流眼泪，为什么不选牛？
　　“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这是一句很棒的广告词！广告一出，鱼翅即成过街老鼠。我的一个朋友吃自助餐，听说居然有鱼翅，他没吃过啊，说尝尝啥味儿吧。乐颠颠儿捧着一碗所谓“鱼翅汤”回来了。同桌女生拍案而起，指着他就说了刚才那句广告词。

　　可以让朋友因为消费一件商品而反目成仇，听到这事儿后，我感慨一句：营销当学NGO（非政府组织）！　　

　　鱼翅狙击路线图　　

　　鱼翅和鲨鱼被“特别关照”，要追溯到2006年8月2日。这一天，小巨人姚明携手上海玛吉斯篮球队，在记者招待会中呼吁人们停止食用鱼翅。后来，拒绝鱼翅的宣传就不绝于耳。

　　直到2010年5月28日这一天，美国夏威夷州州长林格尔签订了一项法案。该法案禁止餐厅出售鱼翅，严禁民众买卖鱼翅，违者会被罚款甚至判监，鱼翅终于从公众讨论上升到政策层面。接下来，美国加州、加拿大多伦多也纷纷通过类似法案。鱼翅在北美主要华人聚居区成为和毒品一样的东西：藏翅等于藏毒，卖翅等于贩毒，食翅等于吸毒！

　　同时，香港半岛酒店、香格里拉酒店集团等纷纷禁翅，而大陆地区的俏江南餐厅少东家汪小菲也通过微博高调宣布：侨江南全面禁翅！一时间，禁翅成为最热门的话题。

　　不过，事情还有戏剧化的一面。就在几乎同一时间，多伦多一些华人餐馆收到匿名恐吓信，声称如果这些餐馆再提供鱼翅食物，可能会被投毒。加拿大总理严厉谴责了这种恐吓行为，并表示不会考虑全国法律禁翅的提案。

　　而代表部分海产业者的香港海产品商会，也在2011年底于北京召开媒体恳谈会，一一反驳了NGO组织对鱼翅贸易的所有攻击。该商会声称，割鳍弃鲨很少发生；鲨鱼肉的需求是捕鲨的主要原因，禁翅无法保护鲨鱼；国际公约中99％的鲨鱼品种都未被列入保护范围等。海产品商会甚至出示了一张被NGO宣传广泛使用的“割鳍弃鲨”照片，指出该照片属于伪造。

　　作为营销人，我更好奇的是，为什么在这两种不同的声音中，一种可以占据绝对主导，而另一种却完全石沉大海。

　　是因为禁翅的逻辑更强大吗？如果你仔细阅读对立方所有的观点，你一定会发现，仅从逻辑和数据角度，情况恰恰相反。但是，关键就在这里！营销和逻辑分析几乎毫无关系，而恰恰是一些营销中最基本的原则，主导了这次博弈的胜负。

　　鱼翅和月饼：大众心理的按钮

　　生态保护有很多切入点，土地沙漠化和雨林消失的速度都远超鲨鱼的消失速度。为什么鲨鱼幸运地被选中？ 　　真正的原因是鱼翅背后的人。也就是说：鱼翅可以引发更强烈的社会性共鸣！

　　吃鱼翅的都是什么人？

　　在美国，吃鱼翅的是那帮“抢走我们工作、最新富起来的、喜欢开奔驰和宝马的中国人”；在中国，吃鱼翅的是那帮“大腹便便、穷奢极欲、没有社会责任感、盗窃社会财富的商人和收入来源不明者”。

　　所以，在美国提出禁翅法案的恰恰就是华人议员，对白人主流社会来说，这是一种明显的示好信号。而且，在美国，你绝对无法提出禁止食用濒临灭绝的Beluga鱼子酱的议案，因为那些投票的议员或者是这些鱼子酱的食客，或者正想等自己有钱了找机会吃上一次。

　　同样的道理，虽然填喂法或多或少也有些残忍，但是郎德鹅肝和北京烤鸭也永远不可能被禁止。在中国，禁翅更是一呼百应，因为这是老百姓可以反击的为数不多的领域。

　　加州禁翅法案被外界高度评价，认为是社会的进步、人类文明的表现。不过，就在前两年，也是在美国加州，还有一样东西被“禁”，那就是月饼。在美国人看来，这种东西出炉后应该趁热吃掉，否则就会滋生细菌。而禁掉月饼的直接导火索，就是一个美国人吃了月饼拉肚子了，怀疑是月饼干的！不过，和加州禁翅活动中华人纷纷响应不同，禁月饼遭到了华人的一致抗议。

　　归结起来，吃月饼的人还是多，而且月饼是必需品，而吃鱼翅就是少数人了。理性对比，月饼对“公共安全的隐患”和鱼翅对“保护物种的隐患”，其严重性不相上下，待遇却是不同的。

　　所以，营销中最古老的原则发挥作用了，那就是：在营销开始之前，首先要寻找到一个最容易引发社会共鸣的、最有群众基础的卖点！然后，围绕这个卖点找各种支持点。

　　鱼翅和姚明：公益传播势不可挡

　　在营销中，谁敢否认明星的作用？特别是一线明星，对传播的效果几乎是立竿见影！实际上，如果没有姚明的广告，鱼翅根本就无法如此迅速地成为公众焦点话题。

　　追溯鱼翅运动的历史，会看到在2009年，美国野生救援协会（Wild Aid）成为禁鱼翅运动的主要组织者。但是，几乎没有人知道这个组织，大家只知道台前站着的始终是姚明、郭晶晶等明星。

　　2009年11月，美国野生救援协会最新一辑“保护鲨鱼”公益广告片在北京发布，郭晶晶担任片中主角，不过没有引发太大关注。而一个月后，姚明的护鲨公益广告全球投放仪式在上海举行，这一广告片才真正成为海产商人的梦魇。

　　而且，除了姚明等一众明星，媒体的配合度也很高。据说这些广告基本都是媒体给的免费广告资源，加上一些机构承诺停止鱼翅销售引发媒体追捧和报道，一时间禁翅成了标榜自身道德标准的最佳徽章。

　　同时，互联网也不甘落后。虽然一些纪录片在国内播放还很难，但是互联网上早已经被讨论得热火朝天，播放达到千万次。纪录片《海洋》中一段十几秒的割鳍弃鲨镜头，成为很多人下决心支持禁止鱼翅的最后一根稻草。而纪录片《鲨之殇》更是让人开始为鲨鱼的生死而担忧起来。这些纪录片全部由大导演担纲，镜头华丽，场景宏大，绝非小制作。

　　这些媒介投放、制作、导演、明星，如果全按照市场价格收费，恐怕价格数以十亿计！但是，这些几乎全都是免费的，恐怕有一些人还要倒贴机票。一般来说，你让明星代言，协议里都要规定仔细了，什么可以帮你做，每年帮你做几次。可是到鱼翅运动里，不用你多说，只要有机会明星们就会对媒体说，媒体就会报道。一时间，真禁翅的、假禁翅的，纷纷公开表态，好不热闹。

　　可见，公益事件的力量有多大！如果换作商业运营，企业在这里的机会有多大？ 　　不过，这招也没那么容易用。笔者接触过的一些企业，经常试图把真广告做成假公益，结果都被消费者一眼看穿。但是，一旦用好了，王老吉和农夫山泉曾经就是好榜样！

　　鱼翅与渔民：情感和理智

　　香港海产品商会在北京的媒体见面会后两周，只有几家媒体报道此事。海产品商会说，很多媒体表示这样的信息太具有震撼性，很难被公众接受。媒体喜欢报道震撼性的信息，但并不想因此得罪自己的读者。

　　之后不久，奥巴马去一个中餐馆点了些点心外卖。就因为这家中餐馆也供应鱼翅，奥巴马的新闻发言人不得不出来解释，说明奥巴马没有点鱼翅。

　　那么，除了大众的心理定势和强大的公益传播，还有什么让这场较量对比如此悬殊？

　　那就是情感与理智。

　　其实双方都是有理智的部分，都在用数据证明自己的正确性。例如，NGO组织说每年因为鱼翅被捕杀的鲨鱼达到7000多万条，鱼翅贸易金额达到5亿美元。海产品商会马上就会说：这意味着每条鲨鱼的鱼翅只能卖45块人民币，显然自相矛盾！如果双方都在事实和数据方面这样对抗，结果绝不至于如此悬殊。

　　让我们看看真正让结果变得一边倒的另一个原因吧！

　　《海洋》的片段中，一条被割掉鱼翅的鲨鱼被抛入水中，沉入水底，像一条泥鳅一样扭动着身体，血水顺着挣扎的鲨鱼伤口处染红了旁边的海水。背景音乐哀伤而庄严，让人压抑得喘不过气来。

　　这段场景来自法国著名纪录片导演雅克?贝汉，配音的包括皮尔斯?布鲁斯南和宫泽理惠。我也看到一段由海产品商会拍摄的视频资料，安静地记录着鲨鱼在干净整洁的工厂里被处理的场景，希望表达这个产业的规范性，说服众人这个产业并不像宣传中那么残忍和妖魔。

　　他们的证据链都不够完整，都是单方信息。但是，看完这两段录像，确切地说看完第一部“大片”和第二部“DV视频”，只要不是业内人士，都会说：捕猎鲨鱼实在是太残忍了。归根结底，谁会有兴趣像业内人士那样做一下除法，算出45块人民币一副鱼翅的结论？在大家都只看140个字的微博时代，在这个票房必须依赖于每5分钟出一个色情或暴力镜头的快文化时代，这个结论就不该这么表达！这个除法应该被省略，直接打出一个大标题：鱼翅45块一副，谁在造谣？

　　我还看到一些资料，其中包括沿海贫困的渔民捕猎鲨鱼、吃掉鲨鱼肉并卖掉鱼翅，以此为生。这也恰好是海产品商会想要表达的一个立场，即合法的捕猎行为如果被禁止，会对部分渔民造成灾难性打击。遗憾的是，就是这样一部影片，居然也来自于反对鱼翅的NGO组织。

　　鱼翅贸易的前景看起来并不美好，也许很快就会彻底消失。但是，无论你吃不吃鱼翅、是否支持禁翅，从营销的角度，这场鱼翅口水战还是给我们留下很多亮点。NGO的招数并无特别，都是营销中最本质的一些出发点，而几乎没有胜算的另一方才刚刚开始反击。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贵族范儿
本文来源于 财新《新世纪》 2012年第32期
刘瑜

　　 忙不迭地抢“大苹果”，又迫不及待地鄙视普通人——好像脖子仰着，个子真会长高一样


时不时和朋友讨论，为什么很多颇有学识的人，甚至有欧美留学经历的人，那么敌视自由民主制呢？不少朋友断言：利益呗，哪有什么真诚的观念，不过是逐利而动而已。

我倒不这么看。我向来不愿假定与我观念不同的人道德水准在我之下，总觉得这个解释过于轻松——所以可疑。对上述现象，我有N种解释，其中一种是：自由主义的核心要旨太浅显，门槛低，不能满足很多知识分子的精神贵族需求。

难道不是吗？自由主义不就是说“只要别害人，自己想干点啥就干点啥，别人想干点啥也别拦着”嘛，这道理我外婆都知道，还需要一个知识分子穷尽一辈子“研究”？何况斯密洛克密尔几百年前都说过了，21世纪了还拾人牙慧，是不是有点寒碜？前两天石康君还在微博说：“其实我们都知道，看洛克是根本不需智力的……”还读洛克，你就自卑去吧。

民主就更不用说了。无论是经济上的自由放任主义者，还是儒家复兴主义者，大多谈到民主，简直是要捂起鼻子绕道走的：民主？这个瘟神与以下病毒联系在一起：暴民、庸众、羊群效应、乌合之众、多数暴政……人家是每天站在窗前细细品味着自己智力优越感的人，怎么能跟“民主”这么下里巴人的事物联系在一起？

总之，这些智力上的“贵族范儿”，不屑跟自由民主派玩。要搞就搞点德国18世纪神学——英美就别提了，也就德国思想家还值得一搞，或者新新新儒学，总之我们研究的这些东西，全球能搞懂的人一般不超过20个，如果都有200人懂了，那就掉价了。懒得搞研究也没关系，整点不屑于谈论时政的文艺精英范儿，读点卡佛听点古典音乐——时政？那是臭不可闻的“公知”才谈的事。

在各种肯定思想水准的褒义词中，有一个我一直不大懂的词汇：深刻。这是指晦涩难懂吗？生僻复杂？引经据典？我眼里只有两种思考者：一种是思考真问题的，一种是思考伪问题的。坚持思考真问题，并坚持问题的答案不在其标新立异、而在于其合情合理，这就是我眼里的深刻。或者说，在必要的时候坚持简单即深刻。

在陡峭的知识高峰面前坚持“外婆都懂”的常识感，确实有些难度。

昨天谈论公民权利，今天谈论公民权利，明天还是谈论公民权利，说来说去就这么一件事，能不能弄点新鲜的？问题是，如果昨天强拆，强调公民权利是头等大事；如果今天发生的事情是刑讯逼供，强调公民权利还是头等大事；明天发生的事情是城管打人，强调公民权利依然是头等大事。道理的意义不在于它能创造多少美学上的新鲜感或者提供多少智力上的挑战，而在于它在多大程度上回应现实中的真问题。知识分子不是好莱坞恐怖片导演，在设计出3600种谋杀现场后，接下来的任务是设计第3601种。早就厌倦了强拆、逼供、城管这些话题？可惜，这些现象并没有因为你高雅的疲惫而销声匿迹。

最近广电总局刚发布电视剧制作方面的“六点要求”——不能夸大家庭矛盾、不应改编网游云云。面对这样的禁令，我想自由这个话题远未过时；目睹今年以来乌坎、什邡民众艰难的维权之争，我想扩大民众政治参与的制度化渠道也还是当务之急。如果现实进步太慢，一个思考真问题的人只能不断敲击同一堵墙，做个唠唠叨叨的“祥林嫂”。如果祥林嫂无法追上你螺旋式上升的审美品味，对不起，你还是去冰淇淋店吧，那里有38种口味任你挑选，一种比另一种更精致。

前一段读到过一个儒家学者们的“儒家宣言”，要我说那篇文章可是拉菲味十足，说是中国应有一个由儒家学者领导的“通儒院”代表天，一个各界精英的子女组成的“国体院”代表地，最后才需要一个选举产生的“庶民院”代表人——这个治国方案概括起来说就是：“我吃大苹果，你吃小苹果。”我并不那么反对贵族范儿，最近读罗马史读到贵族体制的部分甚至有些感动，说是罗马的贵族虽享受更多的权力，但打仗时也身先士卒，流更多的血汗。这种将责任感和精英地位联系在一起的贵族范儿，似乎更靠谱一些，不似我今天在中国看到的贵族范儿：把冷漠当品味，把懦弱当清高，忙不迭地抢“大苹果”，又迫不及待地鄙视普通人——好像脖子仰着仰着，个子真会长高一样。

作者为清华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

“还有一句话我没说：你根本不懂相声”
马志明的悲喜剧
来源：南方周末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石岩 发自：天津 最后更新：2012-10-11


马志明相声说了一辈子，总结出重要的一点：公家舞台不是个人争强好胜的地方。



马志明（前）和搭档黄族民在“老骥新驹”马氏相声专场上表演。马氏相声上一次开专场，还是1986年的事。马志明喜欢孙悟空，“本事再大，只是个散仙，仙班里没有他这一号。” （受访者供图）

马志明很少这样“入活”。他在午夜11点上场，以自嘲的方式跟台下两千多观众拉家常：“马氏相声源远流长，但人丁不旺。像上岁数的尿尿，而且前列腺肥大，滋不多远，顶多一尺二。别看尿不远，哩哩啦啦，时间还挺长……”

马志明，人称少马爷，马氏相声的第三代传人。爷爷马德禄是相声“八德”之一，父亲是马三立。

相声行业讲究师徒传承、论资排辈，马志明是如今相声圈辈分最高的——作为相声大师朱阔全的徒弟，侯宝林的带拉师弟，他相当于马季的师叔、郭德纲的师爷。

天津相声界有句话：“无人不宗马”。马氏相声基本上就是津味相声的代名词，影响了天津绝大部分相声艺人，高英培、杨少华、魏文亮……包括从天津走到北京的郭德纲。

2012年8月24日，“老骥新驹”马氏相声专场在天津市大礼堂举行，马志明和儿子马六甲同台演出。这是马氏相声的第二次专场。上回在1986年，演员是马三立、马志明、马志明的堂兄马敬伯。

演出海报上，天津相声界老中青三代演员拱卫着马志明父子。两千多人的剧场座无虚席，50位观众享受着马志明自掏腰包买的赠票。大礼堂是天津文化地标，票太贵，马志明担心他真正的观众买不起。

相声登堂入室至此，在父亲马三立的时代是不能想象的。那时京剧名角马连良、梅兰芳、谭富英、裘盛戎到天津，上中国大戏院。吴素秋、姜铁麟略逊一筹，上华北戏院。而相声，再大的角儿也进不了中国大戏院。“我爸爸一说当年他上‘小梨园’，自己就挑大拇哥。搁现在，小梨园就是一个茶楼。”

“老骥新驹”，67岁的马志明和62岁的搭档黄族民攒底，说新段子《黄袍加身》。“我以前说的都是市面上的东西：核桃酥掉地下，大车一压嵌进地里，用江米条撬出来。”马志明说。《黄袍加身》是小市民狂想曲：一个一天到晚骂皇帝混账的人，当上皇帝比皇帝还混账：七十二嫔妃囊括五大洲四大洋；鹿心切成核桃块填鸭子，燕窝鱼翅剁碎了喂鸡，海马熊掌喂狗，皇帝吃鸭子吃鸡吃狗……为老百姓办事一再被提及，最后落实为重修圆明园。

台上的包袱甩得脆响，台下不时报以拖长的“噫”叫好。狂想最高点，马志明把所有的天马行空拽回地面：原来这只是一个相声演员痴人说梦，好吃好喝之外，他最大的野心无非是“霸住这个台口”。

“这跟老年间那笑话一样：一个村姑说，我要当了娘娘，天天在被窝儿嘬柿子。”马志明说。“揭露人类共同劣根的段子，能传代。传统段子大部分这样。它不说世界革命，没那么大能耐。它不懂！就算懂，那东西也不可能传几百年。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政治。但只要有人、有动物，抢食的事儿总有——这鸡吃着食呢，那个过来把它鹐走了。你心疼被鹐的鸡，把那个给轰走。它照鹐别的鸡，反过来，这挨鹐的也去鹐别的。”





马志明和父亲马三立（左）。马志明说：“演员没有不喜欢上台的，我肯定也不例外。但现在跟年轻时的劲儿不一样了……我总觉得马氏相声在我这儿应该到站了。” （受访者供图）

父亲为什么能让人笑

“我这人不好金货；你让我旅游我走不动；吃我也吃不多少……”2012年9月，穿着老头衫和便裤的马志明坐在自家的沙发上，向南方周末记者“夫子自道”。

“女色呢？”马志明的忘年交、天津电视台导演马千在一边打趣。

马志明接话，极认真，可又像是调侃：“我四十岁的时候，医院大夫跟我说：你牙不好，上台显脏——我们老家的水土闹的。我让大夫给我擦擦。大夫说：你这牙是套花的，跟螺丝转烧饼一样，一直到里头都是一圈圈的黄，擦不管用。干脆我给你锯了，安俩假牙，那你可就漂亮了——我们家讲究这个：我爸爸上台，黑鞋绝不配黑袜子，显脏，一定得配浅灰的。听大夫这么一说，我就让他把牙给我锯了。锯完了他说：锯掉门牙，可能影响荷尔蒙的分泌……”

马志明是在养鸡的时候，悟出幽默的道理。

1965年，同在天津曲艺团工作的马三立和儿子马志明被打为“现行反革命”，1970年到1977年，马氏父子被下放到天津南郊。

林彪出事后，贫下中农对下放户的监督改造慢慢放松。马志明在房前屋后种菜、种蓖麻，养鸡养鸭，鸡蛋多得可以用洗澡盆装。院子里的地被马志明整平了，闲时，他在院子里翻跟头、背贯口、溜快板。几辈艺人家庭出身，“手艺是饭碗”的意识，深入马志明的灵魂。

割断了与世界的一切联系，相声成了一对寂寞父子之间惟一的话题。马志明慢慢咂摸出马氏相声的味道：父亲的幽默近乎冷幽默。很多时候像拉家常，铺陈许久。

父亲有本事让台下听他絮叨，一是因为他常年与蹬三轮的、点痦子的、算卦的、小偷为邻，对人间冷暖、窘境中小人物的刻画入木三分；二是观众准知道听马三立不亏，他会在最关键的时刻把包袱甩得又脆又响。

落难南郊之前，从小在相声园子泡大的马志明，对相声有某种“免疫力”。一个活顺着使出来，包袱抖得再响，他也不觉得好笑。只有活使砸了，捧哏或逗哏忘词，在台上你看我，我看你，马志明才会哈哈大笑。他也从来不把父亲当成了不起的大角。父亲对儿子最亲昵的表示是拧儿子的耳朵，儿子对父亲最亲昵的表示是往父亲深陷的锁骨窝里倒水。

童年马志明的偶像是演猴戏的名角小盛春。只要零花钱凑到两毛，马志明就去共和戏院买半票，听小盛春唱戏。没钱的时候，他磨着父亲马三立把自己带到共和戏院的后台，“童伯伯，来听你的戏了。”马三立和小盛春私交不错。

“再这样下去，我就废了”

12岁的时候，马志明自作主张考戏校。老师一看是马三立的儿子：你唱丑吧。当时，天津的戏校没有京剧班，只有评剧班和梆子班。丑角在评剧、梆子戏里只是附庸。马志明唱了一年，扮起《女起解》里的崇公道——这是梆子戏里戏份最大的丑角。

排练的时候，老师对马志明说：往边上站点，别挡了角儿。这让马志明深受刺激。他琢磨：唱丑还不如唱花脸，“武二花”累是累，但往往作为武生的对立面上场，在场上起码排第二，身边配八个兵，他站当间儿，踩着厚底，戴着靠（靠旗），不也挺美？“要想人前显贵，就得人后受罪”，听着艺人行当里的这句老话长大，马志明本能把它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

可是时代已经变了。1958年，身为政协委员、天津广播电台说唱团副团长的马三立因为相声《买猴》被打成右派。13岁的马志明跟父亲一起，从天上摔到地上。

说唱团曾经比家还要温暖：迈进大门，基本不用自己走道，不是这个背，就是那个抱。秋天玩“拔老根”，人们恨不得上树帮他摘杨树叶子，把叶肉撸掉，叶柄放在鞋窠捂着，以使它更韧。在戏校，一开全体学员大会，校领导准说：小马，你来一个笑话！哪怕马志明可着脖子唱一段“土改老黄牛”，也是哈哈一片笑。可是一夜之间，世界变成冷脸组成的铜墙铁壁。

刚刚划完右派，没处现寻旧衣裳，冬天冷，马三立只得穿着水獭领子的皮猴上剧场——那是1949年大迁徙的时候，从旧货市场淘的便宜货。

看见马三立的皮猴，管理服装的革命群众义愤填膺：他妈的穿这个，这是向无产阶级示威！烙铁插上电门，滚烫之后，往皮猴上一放，一会儿工夫冒起青烟。

有一次，马志明把练功鞋落在排练场，回去取，跟人保科长走个碰头。人保科长把他喝住，回排练场巡视一周，确认他没纵火，才放他走。

很快，马志明在公共厕所尿不出尿来。只要有人站在旁边，憋得再难受也尿不出来，人一走，闸门自动打开。

“再这样下去，我就废了。”17岁的马志明要申请退学。戏校梆子科的刘主任同情马家的遭遇，力劝马志明不要“脱离组织”：不想在戏校干了，可以转到曲艺团去。“我到曲艺团能有什么好果子吃？我爸爸天天在那倒痰桶。晚上上台，靠他创收，报幕的时候单不提他的名字。”马志明心里嘀咕。果然，曲艺团明确回绝。

您要不上，也给七毛

1962年夏天一个寂寥清晨，马志明用被单裹了他的全部财产——几件衣裳、一把牙刷，离开生活了六年的戏校，到南方寻找活路。

三年自然灾害之后，南方省份出现了短暂的“资本主义泛滥”，各地集体所有制纷纷露头。马志明去投奔跟人搭班说相声的两位师哥。

从天津坐上硬座，经过二十五六个钟头，下午五点到常州。按照班里的规矩，有新人来，每人出份子，请新人吃一顿饭。马家在相声行里辈分大，相声班差不多的同行得管他叫叔、叫爷。吃完饭，主事儿的人问马志明：您怎么着？今儿您上不上？一会七点就开演，您要不上，今天给您7毛钱，这是按人头分的，人人都有。您要永远不上，一个月就给您21块钱；您要上，下台来我们给您评，您够什么水平，能挣上几分。好比您挣三分，就拿3乘7毛……

马志明寻思了一下：“我上！”

“那您看谁给您捧一个？”

“看谁闲着吧。”

四面一看，只有打水的刘老头闲着，马志明就跟刘老头搭伙。

仗着肚子里头十几年耳濡目染的存货，马志明登台说起了相声，逗哏。小一年的光景里，他的捧哏不停地变。“咱不是主演，不是主演就没有固定的捧哏。”马志明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这段经历成了他绝佳的磨炼。

草台班不像国有院团。国有院团每天的节目表是事先安排好的，相声词也事先写好。草台相声班要懂得根据场上观众的情况随机应变。演员站台上，一看观众，就知道开那路活：观众文化素质高，可以使点“文活”；台下全是老太太、小孩子，就得使点“洋闹儿”。临上场前，捧哏问逗哏：今天咱们开什么活（说什么段子）？使什么底（最后兜底的包袱）？上了场，只要梁子（叙事框架）在，枝叶可增可减。

如是摔打一段时间，马志明在相声班里养活自己已绰绰有余，每月六七十块钱的进项不成问题。

革命群众说

1963年9月，在南方的相声场子飘零了近一年之后，马志明接到天津市曲艺团的通知，回团参加面试。不久后正式入团，马志明成为父亲的同事，开始正式参加业务演出。

在江湖班子摔打过，曲艺团的演出根本难不倒马志明。很快，他成为青年队的攒底（大轴）。好景不长，“四清”一来，马氏父子重新跌回谷底。

马志明的罪名是不能跟马三立划清界限。1965年5月27日，马志明睡到半截被叫起来，工作队要他交代父亲最见不得人的行为——家里有没有枪，有没有手榴弹，写没写过反动标语。“要有我真揭发，我也想进步！”马志明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可是《买猴》是进城干部何迟写的段子，团长给他的。说他用这个段子阴谋反党，他哪有那个野心？”

马志明有很多想不通：为什么那些出身国民党、“维持会”会长家庭的人现在算“翻身户”？父亲1953年才置下独门独院的三间小房，每间9平米，住全家16口人，就成了混进文艺界、钻进曲艺团，妄图变天，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

革命群众说：马三立的相声好人绝不爱听！都是社会渣滓、军警宪特、顽伪流杂，这种被清洗的对象，对社会主义不满，妄图颠覆社会主义的人才爱听！

“要按我的脾气，老头根本就不应当演了：你们给我劳教得了，把我搁哪，我都认！老头不然。老爷子最大优点就是爱相声，在后台不是人没关系，只要我一上台，这台就是我的！”马志明回忆。也偏有一批“落后观众”私下鼓励马三立：三爷，您别想不开！您这玩意儿就是好！

有段时间，马三立每天晚上散场回家，身后必不远不近跟着一个人。那是一个香皂厂的工人，爱听马三立的相声，怕马三立受人欺负，偷偷充当义务保镖。马三立第一次跟这位保镖脸对脸，是因为两个半大小子在他经过的路上给他使“绊马索”。香皂厂工人几步冲过来，指着恶作剧的肇事者：你过来，你也过来……

父亲有观众撑着，马志明只有他自己。台是上不了了，只能在后台搞卫生。有一次，在“民主剧场”，马志明和父亲的捧哏王凤山被责令在后台干活。

两个人把地擦得比桌子还干净，刚想歇口气，革委会的人来了：让你们跑这偷懒来了？两人争辩：厕所刷干净了，地擦了，衣服洗了熨了……“革委会”转一圈：暖气里头还有黑泥！两人为难：铸铁暖气，表面疙疙瘩瘩，一摸剌手，这怎么擦？也没有抹布……“把小褂脱下来，使小褂擦！”“革委会”下令。两人从命，五分钟，小褂磨破。

从1958年到1977年，从13岁到32岁，人生最该五彩斑斓的时候，马志明是在铅灰色中度过的。眼瞅着同龄人入党的入党，成家的成家……如果有谁肯在婚礼之前送个信：“志明，明儿我结婚，你去吗？”马志明的心里立刻荡漾起一团暖意。

1976年，地震过后，大雨咆天。跟马家一起下放的五户人家纷纷回城。怕震后的危房倒塌，马志明做了一个铁架子，放在父亲屋里。但铁架子挡不住雨，房间里无处不漏。父亲马三立只得打伞坐在外屋的门槛处，一坐一宿。

马志明回城找曲艺团，革委会的头目说：屋漏可以修，想借这个机会重返社会主义舞台，那是痴心妄想！

又过了一年，剧团新来了一个革委会主任。马志明回团要修房的油毡，新主任问：你们干嘛不回来呢？马志明说：没人让我们回来，我们能回来吗？我们户口都在南郊。

你们就回来吧，小杜，你星期几有时间，帮他们把东西拉回来——说着，主任就安排司机。

搬家那天，马三立不肯走。他已经彻底习惯了农村的生活：农民再欺负人，顶多是欠钱不还，不会编排人解放前开赌场。马志明把父亲架上车。

1977年，马志明和父亲马三立回到天津曲艺团。马志明干了两年后勤：套炉子、卖废品、搞卫生、洗衣服、帮食堂剥葱扒蒜……两年之后，曲艺团业务大好，全团演员都上，卖出去的票仍然满足不了群众想听相声的需求。因流氓罪入狱、服刑期满的演员都上场了，对上场已不报任何期待的马志明也在这个时候重返舞台。

《纠纷》的纠纷

2010年，马志明创作、表演的相声《纠纷》获得第七届中国“金唱片奖”。对马志明来说，这是一个迟到24年的承认。

1986年是马志明的翻身年。这一年，他拜入相声大师朱阔泉门下，成为侯宝林的带拉师弟。在讲究师徒关系的相声界，马志明算是入了“族谱”。

有一次侯宝林从天津回北京，马志明去送他。临上火车，侯宝林对马志明说：你怎么不唱呢？你别认为你爸不唱，你就不唱了，他嗓子没你好！你的嗓子有苍老味，练练，能唱出麒麟童的味儿。

马志明没唱京剧，却唱起了京韵大鼓。被打倒的日子里，马志明只能干检场、拉幕的活。他耳朵“馋”，谁上场，都在侧幕听着，时调、大鼓、坠子……

马志明不想仅仅成为第二个马三立。“就学一样了，也是‘照方吃炒肉’。是模仿的一律站不住。”父亲不能唱，他能办个人鼓曲专场；父亲的包袱层层铺陈，他要自己的节奏加快。戏曲表演的手眼身法步被马志明活化在相声表演里，他有跟父亲神似但又迥然不同的精气神。

在天津曲艺团，马志明已经成为事实上的台柱子。打十几岁进戏校起，“（海报）贴上我的名字，（剧院）能卖满咯”，就是马志明人生最大的目标。在1980年代中后期，他已实现这个目标。

马志明入党了。当时天津市曲艺团书记对他说：这回你合适了。你跟我们都一样了，你的钱跟我们的钱一样花。在这之前，马志明去食堂买丝糕，二两不够吃，买四两，四两还是那么大；再买六两，六两也那么大。

翻身的马志明觉得，自己得“对得起组织”。那段时间，马志明没事就到剧场附近的派出所，看民警们办事，跟他们聊天。亲眼见到，两人因为一个人的唾沫星子溅到对方身上，吵到派出所，被民警“冷处理”。这是《纠纷》的灵感来源。马志明两宿写出初稿，修改却花了半年，街头巷尾听到的“哏儿话”，不断往里添。“既要让两人像打架的样，又不能在舞台上骂街。”

《纠纷》写完，马志明把它拿给团长看。团长说：没多大意思，你放这，我给你改改吧。谁都知道，团长改过的段子，团长是第一作者。但这还不是马志明最担心的，他对团长说：你改完了没法演了。“还有一句话我没说：‘你根本不懂相声。’如果他再逼我，这句话我也说出去了。”时隔24年，马志明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

马志明铆足了劲，准备在当年的“津门曲荟”上推出单口相声《纠纷》。领导说：你来单口，你考虑过你的搭档吗？

马志明只得把一封信的方式写成的单口相声《纠纷》改成捧哏词极少的对口相声。曲艺团则干脆对马志明“特事特办”：凡马志明说的单口相声，收入要分给捧哏一半。

单口、对口的问题解决了，《纠纷》仍不能参加当年的“津门曲荟”。理由是“不是正活”，顶多算返场小段——按照当时的规定，创作一个新段子有80块钱的稿费，返场小段不计稿酬。

“津门曲荟”参加不成，次年的全国相声大赛也被重重设障。在相声比赛之前，曲艺团评职称，逗哏马志明评为二级，捧哏谢天顺却被故意向下拉，评为三级，此事直接导致谢天顺和马志明“裂穴”（捧、逗哏分道扬镳）。

马志明想拿《纠纷》去参加相声大赛，领导说：相声大赛不要单口。经人介绍，在天津制药二厂工作的业余相声爱好者黄族民来跟马志明搭伙，领导又说：业余演员不能参赛。

没辙，马志明从曲艺团找了说山东快书的演员李凤翔临时客串捧哏。

比赛时，《纠纷》得一等奖的呼声非常高，但评奖结果出来，马志明只得了“三等奖”。有人暗示他：你多少意思意思，一等奖准是你的。马志明一毛也没“意思”。

不再创作新段子

《纠纷》风波尚未完全平息，马三立、马志明、马志明的堂兄马敬伯组织了第一次“马氏相声专场”，天津卫的相声迷奔走相告。大幕即将拉开，前台送进一封白纸叠的信来。上款写演出地点“长城影剧院”，中间写“马三立收”，下款是“内详”。马志明打开一看，里面全是骂人话。马志明怕影响父亲情绪，等演出结束后，才把信交给他。马三立看完一笑，随手把信撕烂，说：“这种信，我见多了”。

在电视已经成为主流娱乐形式的1980年代中后期，相声无可避免地变成没落中的艺术。时事艰难，人们更不能容忍马家的一枝独秀。

为了完成文化局规定的任务，天津曲艺团到各地流动演出是家常便饭。有一年大年初一，曲艺团从天津出发，山东、河北、河南，一个县一个县地挪。卖票挣的钱，扣除挑费，往往剩不下什么，摊到每个演员头上，一天才分一两块钱。

正月里，小县城的饭馆都歇业，只能到街上吃烩饼。点完饭，伙计嘴损，不说荤烩、素烩，“来一碗穷烩！”所谓穷烩，就是只用葱炝锅，连鸡蛋都不给搁一个。第三天上台，马志明说《报菜名》，没说完已经眼冒金星。

越是不景气，曲艺圈“琢磨人”的旧习气越变本加厉。

马志明小时候，跟父亲的师傅“周蛤蟆”满世界玩。那时候，周蛤蟆已基本不演出，但每天都能从相声班的公账上领5毛钱。南市客栈的房钱花去两毛，每天午、晚饭在马家吃，老头还能剩下3毛买点零嘴。“大伙都觉着：咱有义务养着老人。上台的人，虽然按工分拿钱，可从来没有谁跟谁打起来，反正咱都是下九流，你比我多也多不到哪里去。”马志明回忆。

经历1949年的戏改、公私合营、1950年代到1970年代的政治运动、1980年代国门乍开时的拜金主义，那些曾经把争强好胜的艺人们圈成一个集体的旧式伦理已经荡然无存。

有一次，马志明、黄族民和天津曲艺团的一位同事在中央电视台“曲苑杂坛”栏目组录节目。同事录节目时出了错，下场之后一屁股坐在观众席的麦克风前。马志明和黄族民上场，他们的同事频频在一点都不好笑的地方哈哈大笑，搅局。

1990年代，天津市曲艺团成立了相声队。相声队给马志明做出清晰定位：保底混饭。所谓“保底”，就是保障攒底的、拿国务院津贴的知名演员的演出效果，混饭就是“抬轿子”即可，不要闹个人英雄主义。公家舞台不是个人争强好胜的地方。

按照“保底混饭“的原则，马志明说开场相声（开场相声一般由资历浅的演员说），每场演出只能相当于名演员一半的津贴。马志明本着“个人利益服从别人利益”的原则，一场也没少演。1995年，相声队不再用马志明开场，随即修改政策，给开场演员加钱。

在当年的《个人总结提纲》里，马志明写道：本人不善交际，不搞阴谋，对错误决定不斗争——因为《纠纷》，团领导整人拆对，给我定出政策：三年不发工资，《纠纷》稿费只给一半。吸取教训，本人以后不再创作新段子。



马志明和他的忘年交马千（左）在电影《匹夫》中客串，马志明演一个黑帮大佬。 （剧组供图/图）

天定你吃多少米

黄族民给马志明当捧哏当了10年，调不进天津曲艺团。

两人结缘于1987年。因为《纠纷》，马志明没了捧哏。没捧哏就没演出，没演出就没收入。正发愁的时候，1960年代曾跟马志明搭档的李浩然把黄族民带到马志明家里。黄族民是天津制药二厂的宣传干部，业余在天津和平区工人俱乐部说相声，李浩然是他的指导老师。

李浩然带来的人，马志明多几分信任，因为李浩然不是势利眼，“老头儿（马三立）是政协委员的时候他那样，打成右派、下放到南郊，他还那样儿。”

可坐在沙发上的黄族民一点也不像一个演员，脸嘟噜着，坐在沙发上半天没话，一点看不出想拜师学艺的意思。妻子背后嘀咕：不行，看那死性样！马志明回说：那些嘴上抹蜜的，对你下手的时候，你终身难忘；这个死脸子，也许是一个很忠厚的人。

1987年，身高1米65的马志明和身高1米8的黄族民开始搭伙，1997年，两人建立师徒关系。1998年，马志明“豁出脸”找了天津市文化局局长，为曲艺团义务演出10年的黄族民，才得以进团。

提起比自己年长五岁的师傅，黄族民最佩服的事有两件：

第一件：有一年曲艺团搞新作品比赛，请天津的相声作者创作了几个新剧本。当时，钦定的“攒底”的演员已撑不起局面，少马爷的口碑却越来越响。为了表示关心和重视，领导特意给他打电话：那几个段子到团里了，你先来，你挑。马志明含含糊糊推却。撂下电话，黄族民犯疑，马志明说：我甭挑，他们择剩下的准是最好的。

被人挑走的都是充满各种“洋闹儿”包袱的段子：某人贪吃，吃饱了还要塞个大丸子，咽不下去，用茶壶盖盖嘴。剩下的是《看不惯》。《看不惯》写两个“九斤老太式”的人物，对新事物一百个看不惯，但其实一切新便利、新享受照单全收。多年过去，那次新作品比赛上得奖的已没人再听，只有《看不惯》至今在网上有极高的点击率。

第二件事，是中央电视台几次致电，邀请马志明参加“春晚”，都被马志明婉拒：地方演员，抱残守缺，水平不够……“大黄”重提“春晚”，马志明隔着茶瞟他，小声提醒：咱没干的事就不要提。“我在天津曲艺团都混不明白，我上春晚干嘛去？”马志明转过脸，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从2008年起，马志明成为天津文化局的“高评委”。整个天津的艺文界凡评高级职称，都需“高评委”投票。每次评职称前，马家的电话就成了热线，没什么往来的人也请求“今晚上您家看看去”。马志明的典型答复是：“你要来也行，什么贵你买点什么，我要投你一票我是王八蛋！”

“天定你吃多少牛羊肉，多少米。这是我爸爸的话。贪那些不该你占的，死得快。”一盘苦瓜炒牛肉、一盘炒芹菜、一碗米饭摆在眼前，马志明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采访那天，马家的电视机滚动播放马志明在河北电视台录节目拍的照片，他扮的是《安天会》里的美猴王，一脸油彩，足蹬厚底靴，头戴雉鸡翎。

“少马爷特别喜欢孙悟空：本事再大，只是个散仙，仙班里没有他这一号。这跟少马在相声圈的地位很像。”马千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2005年，马志明从天津曲艺团退休后，基本上不参加大型演出，上一次参加演出是2008年底，为纪念马三立诞辰95周年及孟小冬百岁冥诞的《乌盆记》。2007年、2012年两次做了心脏手术，他觉得，在台上逗人笑了一辈子，现在可以大起胆子跟观众拉拉家常，不必忙着甩包袱，也不用担心泥不泥（“泥”意为演砸）。

镇江医保：寻最优化管理体制

文/林枫

作为全国医保改革试点城市和公立医院改革国家联系试点城市，江苏省镇江市医保历经18年四种管理体制模式变革，最终形成了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下称“人社局”）、财政局和卫生局三方共同参与的管理架构。

其中，人社局主要负责医保行政管理和“金保工程”管理。其下设的社保基金征缴中心承担了医保基金的征缴和参保人员的登记与个人账户管理等工作；卫生局的职责则多体现在新农合的综合管理上。而对于医保基金的支付结算和医保费用的支付方式研究，以及定点医疗机构的监督管理和医保政策执行中的协调工作，则统一由其下设的医保结算中心全权负责。

与此同时，财政局担负起了医保基金的监管和预算管理工作。值得一提的是，人社局、财政局和卫生局三方均参与医保政策的制定，并在此基础上，由镇江市医改办负责全方位协调。

因此，镇江市医保在多部门协调的医疗保险管理体制下，有效控制了医疗费用的增长，最大限度地发挥了医保支付的杠杆作用。


管理体制沿革

1995年，镇江市经国务院批准成为医改试点城市。为了配合改革试点工作，镇江市成立了医疗制度改革领导小组，由分管卫生、医保的副市长担任小组组长，并下设医改办公室。同时，社保局负责医保工作的具体运行。

此模式运转两年后，出现诸多问题。其一，一些单位拖欠医保基金，致使基金征缴不到位，导致对定点医疗机构的结算不及时；其二，医疗机构分解处方、重复挂号频现，加速了医疗费用增长，致使医保统筹基金超支；其三，社保局对医疗机构干预过度，影响正常医疗秩序，从而使医疗机构与患者间、医保经办机构与医疗机构和患者间、社保局与卫生局间的矛盾日益凸显。

为此，镇江市委市政府决定，由市人大、政协、社保、财政、卫生、物价、发改委、市政府研究室、医疗机构等多部门组成调研小组，针对医保改革试点初期产生的问题，进行全面调研。最终提出医保基金管理模式的调整建议，即成立由卫生局代为管理的医疗保险管理局，其职能是负责基金的结算和对定点医疗机构的监管。

其中，基金管理实行“收支两条线”，即社保局负责基金的征缴，并将其上交至财政局医保基金财政专户。同时，财政局根据时间进度，再将基金划拨给医疗保险管理局，由其进行基金的支付和结算。

直至2001年全国行政机构改革时期，镇江医保基金管理模式进行了大幅度调整。首先，将原社保局改为隶属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管辖的医保局，并赋予其医保行政管理职能。其下设的镇江市医保基金管理中心，则承担医保基金的筹集和个人账户的管理等日常工作。

其次，将原医疗保险管理局更名为镇江市医疗保险结算中心，并为卫生局下设机构，负责医保基金的结算和定点医疗机构的监督管理，同时，参与医保政策的贯彻执行与完善。

2009年，全国新一轮地方政府机构改革实施期间，镇江市人事局与劳动保障局合并成立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由于内设机构的调整，撤销了医保局。因此，自2010年起，镇江市医保参保扩面、基金征缴以及账户管理工作，均交由社保基金中心管理。



现行体制之便

事实上，2001年以来，镇江市医保就已建立了多部门参与的分工协作机制。所有医保政策、预算方案、决算方案、基金管理，都要经人社、财政、卫生三方共同讨论，并由医改办协调一致后，方可上报市政府审批。三方相互制衡的关系，不仅确保了医保政策、制度、基金支付、结算管理代表社会各方利益，而且能使其管理更加公平、公正。

同时，在基金的筹集分配支付方面，镇江市同样采取多部门参与模式。即由人社局负责基金的筹集，并上缴到财政局的医保基金财政专户，由财政局根据市政府下达的医保基金支出总额预算指标分序时进度，下拨给结算中心的支出账户，最后由结算中心支付结算。

如此一来，人社部门拟定基金一级预算，医保结算中心拟定基金二级预算。两级预算都需经三部门讨论一致后下发执行，保证了基金使用的公开透明。

当然，在提高医保基金高效运行的同时，其管理效率同样不容忽视。考虑到卫生局是医疗机构的行政管理部门，对其业务轻车熟路，加之医保管理对医疗业务专业知识掌握的需求，镇江市医保的结算管理，交由卫生局下设的医疗保险结算中心负责。此举在充分发挥卫生行政部门对医疗服务与医疗费用管理的优势下，不仅加大了对医疗费用的控制和调节，而且推动了医保结算的精细化管理，充分发挥了医保支付杠杆的激励与制约作用。

当下，正处公立医院改革的关键时期，其核心与难点正是补偿机制的改革。公立医院补偿所包括的政府投入、医保支付和患者个人支付、药品加成中，医保支付是其补偿机制的重要内容，因此，医保支付与结算设立于卫生行政部门，便于公立医院补偿机制改革的统筹安排，既能有效发挥医保支付的经济杠杆作用，又能统筹优化配置医疗卫生资源，加强对医疗机构的监管力度，实现真正的科学结算与控费。

马蔚华重塑壹基金：引入现代企业制度
2014-04-14 10:24 | 作者： 宋厚亮 来源：《中国慈善家》


他正试图像再造招商银行那样重塑壹基金，制定中长期战略，引入现代企业制度，推出客户经理制

参加招商银行董事会之前，马蔚华分别接到王石和李连杰打来的电话。这是马蔚华以招商银行行长身份参加的最后一次董事会会议，他即将卸任招商银行行长，稍早前，他卸任了招商银行党委书记。王石和李连杰表达了同一个意思：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理事长换届很快到来，他们一致希望马蔚华接任。

2013年5月31日，马蔚华正式告别执掌长达15年的招商银行。65岁的马蔚华，下一站是哪里？作为银行业领军式人物，马蔚华的卸任受到广泛关注，各种商业邀请纷至沓来。以他在企业界的地位和影响力，他完全可以继续征战商业，轻车熟路。

王石，万科股份公司董事长，时任壹基金执行理事长。李连杰，众所周知，壹基金的创始人、理事。当他们共同向马蔚华发出邀请时，马蔚华口头答应了。但是此后，在具体了解了国内慈善行业发展现状，以及包括壹基金在内的慈善机构所遭遇的矛盾、困难和争议，他一度犹豫。因为，对于他来说，慈善是个并不熟悉的领域，执掌壹基金，不会轻松，不会一帆风顺。

尽管马蔚华口头答应接任理事长，但壹基金的理事无法确认马的最终意向，担心其在各种商业邀请之下会变卦，于是在2013年下半年召开的理事会上，理事会纪要专门写入马蔚华答应接任理事长一事。

“但是我觉得，当时接任招行行长的时候，不是也遇到这样的情况吗？人生的道路总是要有一点挫折，如果很顺利的话，可能也没啥太大意思。况且壹基金已经有一个很好的基础了。”马蔚华分析。

之后，马蔚华谢绝了众多商业邀请，坚定信念聚焦壹基金，做好壹基金理事长。

身为知名企业家，马蔚华不希望重复国内基金会所走的道路。15年前，50岁的马蔚华，从司局级官员转战商业，以“创新”为招商银行开疆拓土；现在，从商业转身慈善，他将再次以“创新”为壹基金寻找一条别样的发展之路。接受慈传媒《中国慈善家》杂志采访时，他说：“像我当时办招行那样办壹基金，或许能走出一条比较好的路子来。”

接棒：贡献时间和精力

壹基金的马蔚华时代到来了。

2014年2月8日，是壹基金一届九次理事会，也是一届理事会的最后一次会议。北京大学教授周其仁辞去壹基金理事长，王石辞去壹基金执行理事长，王石和马蔚华握手交接。

3年前，壹基金获得公募资格，成为首家民间地方公募基金会。它的理事会足够豪华：冯仑、李连杰、柳传志、马化腾、马蔚华、马云、牛根生、王石、杨鹏、周惟彦和周其仁。除了李连杰、杨鹏、周惟彦和周其仁，其他7人都是国内领袖级企业家。

王石接受慈传媒《中国慈善家》杂志采访时表示，当初他之所以出任壹基金执行理事长，是因为自己有时间。在分析推荐马蔚华接任壹基金理事长时，王石表达了同样的意思：对于能干、有丰富阅历、有激情的成功人士，最有价值的是什么？是时间。贡献时间、贡献精力。

之前，有两位知名企业家从商界转战慈善界，一位是曾执掌爱立信中国和亚信科技中国的张醒生，辞职后担任大自然保护协会北亚区总干事长；一位是蒙牛董事长牛根生，辞职后担任自己捐赠的老牛基金会理事长。几年下来，分别在张醒生、牛根生贡献大量时间、精力之后，大自然保护协会中国部和老牛基金会均已风生水起。

“我觉得他们（壹基金理事）都有事做。我卸任了，他们觉得我不像他们有压力。”马蔚华在认同自己有时间参与之后，更强调自己的一个性格，“另外，他们说我这人还比较靠谱，他们看重我这点。既然我要接这个事，我就肯定比较靠谱地做下去。我要做一件事，肯定是倾注全力，肯定是一丝不苟地把它做好，这点我能做到。”

马蔚华视自己为慈善界的初学者、后来者，尽管10年前他就参与发起阿拉善生态协会，3年前担任壹基金理事和预算委员会主席，不过他认为此前仅仅是参与者，而现在是领导者。角色不同，马蔚华的自我要求变得完全不同。

从2013年答应接任壹基金理事长到正式接棒，马蔚华开始深入考察、学习和研究中外慈善事业。在台湾，他拜访星云大师、证严法师，尤其向证严法师请教慈济基金会的发展和运作。

壹基金秘书长杨鹏透露，3月13日晚，2014年全国“两会”刚刚结束，马蔚华专门在北京宴请公益界资深人士，征求公益管理的意见。“马蔚华先声明，晚餐的费用，不用壹基金一分钱。马蔚华还强调，自己当壹基金理事长，不会花壹基金一分钱在自己身上。”

“我得从他们身上了解慈善运作经验，各方面的矛盾和解决的途径。受他们的启发，才能做好工作。”马蔚华一副谦虚的姿态。作为多年的全国政协委员，今年全国“两会”，他开始重点关注研究政府工作报告中关于公益慈善的部分。

在研究了欧美的慈善基金会运作模式之后，作为全国政协委员，马蔚华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提交了《关于我国公益慈善基金管理制度引入信托机制的提案》。他建议，将慈善基金交由获得证券投资基金托管资格的独立第三方机构进行托管，由托管机构依据法律法规和合同的要求，履行公益慈善基金安全保管、资金清算、资产核算和信息披露等职责，通过市场化机制，解决公益慈善基金的全程监督和服务专业化问题；同时，允许公益组织在“确保资金安全”前提下自主选择管理人，对公益慈善基金进行保值增值的专业化管理。

在具体了解了当前的制度困境之后，马蔚华认为慈善事业百废待兴，这就需要慈善机构去开拓。“就像当初办招行所面临的金融困境一样。”

学习研究的更大结果是，他将对壹基金实施全方位的变革。

布局：制定发展战略

在担任理事长之前，他第一次进入壹基金的办公室，看到办公条件简陋、拥挤。他跟每一位工作人员聊天，了解他们的状况。他获知，工作人员收入不高，但素质高，有的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有的在国际慈善机构工作过，有的在慈善行业工作了许多年，对慈善事业充满热情。他被感染，甚至被感动，坚定了担任理事长的决定。今年春节，马蔚华自掏腰包，亲自给壹基金工作人员发放红包。

慈善行业工作人员有情怀，但收入低，普遍存在。马蔚华认为这涉及内部管理问题，需要建立一套绩效考核体制，包括薪酬的激励和约束，调动积极性，避免吃大锅饭。在马蔚华看来，提高工作效率即可以提高收入水平。重建内部管理，仅仅是马蔚华正在重点推动的发展战略的一部分。

除了管理，壹基金接下来的战略目标也发生了变化。在马蔚华接任理事长的壹基金理事会上，从之前三年的聚焦灾害救助、儿童关怀和公益支持，调整为接下来三年聚焦灾害救助。

3月17日，壹基金召开全体会议。晚上，马蔚华戴着统一的黄色蜜蜂帽，再次讲解新三年战略。最后，他送给壹基金团队三句话：不知未来者无以评判当下，不知世界者无以理解中国，不知宏观者无以处理微观。这并非马蔚华第一次说出这三句话，不过之前都是以招商银行行长的身份表达这样的观点。

马蔚华重视发展战略。担任招商银行行长时，他曾总结自己的战略观：比别人早三五年知道市场需求的变化，就是早一点；快一点研究适应需求的产品，就是快一点；把产品做到最好，这就是好一点。

担任壹基金理事长后，马蔚华马上向壹基金的理事会和秘书处抛出了制定中长期战略的布局。马蔚华告诉慈传媒《中国慈善家》：“企业都有一个发展战略。壹基金也应该有一个比较远的理想和中长期战略。”所谓的中长期就是指三五年。

杨鹏介绍，2013年，壹基金受益人75万人，志愿者6万人，捐赠人250万（含6061个企业），捐赠人次5668万人次，捐赠收入5.2亿。按13亿人都公益起来的宏大目标，壹基金公益事业刚起步。

马蔚华认同李连杰制定的“人人公益，尽我所能”的愿景。马蔚华希望实现“人人公益”，让壹基金成长为中国和世界都是捐赠人最多的慈善机构。“如何把这个愿景变成一个真正的现实，需要有一系列的战略目标和措施。”马蔚华说。

制定战略，并非马蔚华独自去做。“战略不是少数人在屋子里做出来的，做战略不是简单地找几个‘秀才’写文章。”在壹基金内部，马蔚华就他所期待的战略谈了两次，接下来则是内部全员参与讨论，让每一位员工增加对战略的认同感。

今年年中，壹基金理事会召开，该战略将提交理事会表决。

重塑：引入现代企业制度

在研究了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基金会管理制度后，马蔚华发现，利用现代企业制度管理基金会，是重要的倾向。同时，他也认为，企业家参与慈善机构的领导和管理，主要价值就在于企业家的思维方式、管理理念和手段。在管理体制上，他更喜欢像董事会领导下的CEO负责制一样，建立理事会领导下的秘书长负责制，从而建立一个高效的决策机制和执行力量。

马蔚华执掌的壹基金，有着宏大的抱负，它要成为中国捐款人数最多的慈善机构，实现人人公益。募款，尤其是人人公益，仍受限于募款理念和制度。马蔚华认为，每一个捐款人，哪怕是捐一角钱、一元钱的人，都是壹基金的主人。“用商业银行的话来说，他们都是客户，都是我们的‘上帝’，都要服务好，让他们有权或能够知道他们捐的钱用到哪儿去了。捐款人有主人感，才能提高壹基金的公信力。”

“因您而变”，原是招商银行的经营理念。马蔚华将这句话转赠壹基金团队，他对壹基金团队说：“‘因您而变’这个理念，实现了从以产品为中心到以客户为中心的转变。壹基金也要开创这样的进程。我们要把我们每个人都当成客户经理，把捐款人当成客户。我们必须因他们而变，用心唤起人们的公益之心，用心做好捐款人的服务工作，让他们感受到即使捐一块钱一毛钱也能知道用在何处。”

马蔚华希望做出的一个崭新尝试是，按照商业银行的客户服务体系，建立捐款人的服务体系。例如，有的客户经理专门管理航空公司的捐赠，有的客户经理专门管理银行信用卡的捐赠，有的客户经理专门管理支付宝募捐。而在慈善机构的另一端—受助方，也要实行客户经理制，负责与NGO一道，用好善款，用出效益。

在财务和监管方面，马蔚华强调要像上市公司一样管理，建立信息披露平台，加强内、外部的审计监督制度。因为这几方面目前都是法律空白，马蔚华希望壹基金团队大胆实践，搞财务的，经过3年，写一本书，就是中国公益慈善的会计准则，搞审计的，写一本书，就是中国公益慈善的审计准则，从而填补空白。

在杨鹏看来，马蔚华当壹基金理事长，会将银行客户服务的数字化精细管理经验和模式带入壹基金，可以强化壹基金捐赠人的服务能力。

“世界瞬息万变，如果你能够创新，也就能够把握机会，反之则有可能成为障碍。”马蔚华说。

为了应对瞬息万变，唯有创新产品和服务，走在别人前面三五年。马蔚华在招商银行时，总能做到这一点。这就需要为公司团队创造环境和动力持续学习。马蔚华介绍，执掌招商银行时，总行的高管每年都要集中学习至少四次，并送他们到沃顿商学院、剑桥大学商学院等世界一流商学院培训。现在，马蔚华则开始建立壹基金的人材储备和培养梯队，并将部分员工送到哈佛大学、耶鲁大学等大学培训。

为了实现培养公益人材的目标，马蔚华正在和一位国际慈善家沟通，在中国建立一所公益大学或学院。

马蔚华的另一项创新是网络公益。前几年，壹基金的募款更多依赖传统模式，马蔚华毫不掩饰地表示，网络公益应该更早推动。“这也需要我们不断推出公益产品、公益服务方式，让每一个人感到新鲜，激发他们的参与感，让人愿意接受你的服务和产品。”

挑战：万事开头难

在担任壹基金理事长之前，马蔚华还担任了香港永隆银行董事长。永隆银行是香港的中型银行，马蔚华执掌招商银行期间，被招商银行并购。这一块，马蔚华驾轻就熟。何况，相对于行长，董事长更轻松。其他的商业事情，他也不再参与，重要的事情就是把壹基金做好。

为了壹基金，马蔚华说，走到哪就宣传到哪。

3月22日，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召开，马蔚华出席，见到联合利华和IBM的领导，介绍自己执掌壹基金，获得合作意愿。

杨鹏认为，“马蔚华热情豁达，管理经验丰富，关注社会自治能力发展，他会给壹基金带来新发展力量。”这也几乎是壹基金人的共同认知。他们对马蔚华的领导，极具期待。不过，如马蔚华所说，他不会一帆风顺。

在今年全国“两会”上，马蔚华依旧受到媒体的追逐，不过主题都是与金融有关，尤其热议的是余额宝。“媒体小年轻都跟我说这个，一见面，第一句话全是对余额宝有什么看法。”他关于余额宝的观点也被媒体热炒。不过，他关于公益的表述，除了公益信托之外，则鲜有媒体关注。在政协会议小组讨论时，马蔚华介绍自己的壹基金理事长的新身份，很多人瞪大眼睛表示错愕。做了发展慈善的发言，之后被组长推荐到联组会议上发言。结果媒体始终没有跟进报道。

这给马蔚华带来的最直接感受是，“媒体只报道热点，慈善说完了没有报道，说明慈善在中国是不热的。”他也由此看到新的困难，“你想，媒体都是这样的，社会也是这样的。”

有人问马蔚华：过去当招商银行行长的时候，都是别人找你贷款；现在当壹基金理事长，需要找别人募款，角色发生了非常大的转变，你适应吗？

马蔚华对慈传媒《中国慈善家》坦言：“求别人的事儿，又缺少法律、政策和制度支撑，自己也缺少经验，肯定是万事开头难。感觉这个事儿不像当行长那么火。”

这种近似冰火两重的遭遇，许多商界大佬都经历过。老牛基金会创始人牛根生，在企业家群体中谈论慈善，颇显孤单，因为其他企业家尚无如此彻底的转身。华远地产董事长任志强参与的慈善机构众多，即便是深度参与，也少见媒体和公众关注。

壹基金在和向央企募捐合作时，得到的答复是：他们是央企，不和民间慈善机构合作。

马蔚华并不悲观，他相信，企业家尤其是民营企业家，会越来越多地参与进来。

在万事开头难的现状面前，马蔚华说自己是如履薄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