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策智库 ChangCe Thinktank

俞敏洪：办新东方容易，办大学不易，且行且琢磨
2014-04-14 11:31 | 作者： 陈曦 来源：中国企业家网

文_本刊记者 陈曦

“我从来没有碰到一个女孩子（对追求者）说你爱我必须送我2000本书，很多女孩是你爱我必须送我包包、送车、送房。”俞敏洪向记者感慨，现在大学生人文素养匮乏，拜金主义严重。这就不难理解，为何他接手耿丹学院之后，第一件事就是捐赠50万本图书。

2013年10月9日，新东方董事长俞敏洪成为耿丹学院新任理事长，十多年的“大学梦”终于照进现实。

2007年，俞敏洪曾多次公开表示想建一所非盈利性大学，几番奔波，最终因土地未能获批只好搁置。打交道多年的地方政府官员告诉他：办大学不带来财政收入，还带来很多麻烦，大学生经常会闹事。相比十多年前，地方政府已不再待见民办大学了。俞敏洪在昌平区征过200亩地，但远不够办大学的标准——500亩。

土地、资金、各种批文，让俞敏洪体会到办大学的诸多不易，年过50的他已等不及。“如果再去征地建成一所大学肯定要10-15年，那时他60多岁，哪儿还有精力把它办成一所中国的好大学？”于是，他投资了耿丹学院。

俞敏洪

俞敏洪

2013年接手耿丹学院时，正赶上独立学院“转设”的节点。根据教育部26号令，独立学院5年规范期已过，应根据条件与公办高校脱离，转设成独立院校。俞敏洪把握了一个不错的时机。

选择耿丹，除了生源、运营不错，很大程度上缘于他与耿丹学院创始人王晓文的相同的办学理想。据说，王晓文把前期赚的几个亿都投到学校建设上去了，自己甚至不从学校拿工资。这与俞敏洪想创办一所公益性大学刚好契合。而王晓文心甘情愿将一手创办的学校交给俞敏洪，显然希望通过他的影响力，为耿丹学院带来资本、资源和名气。因为“独立”的代价是，摘去公办高校招牌，很可能面临生源减少、声誉下降、就业受挫等问题。俞敏洪的到来，让坐落在北京顺义区牛栏山镇的这家独立学院，声名鹊起。

独立之路并不容易。很多独立学院为了转设，跟公办高校打得一塌糊涂，高额分手费和每年上交给公办高校的管理费成为困扰很多独立学院转设的一个棘手问题。这个过程中，公办高校和独立学院进行着利益博弈。

“我们跟北京工业大学关系很好，一点矛盾都没有，北工大也支持我们转设，而且不需要做太多额外补偿或赔偿，只要(转设)成功，我们立刻就脱钩，股份一分不要。至于每年交百分之多少的学生费用给它们作管理费，很正常。” 如果真如他所言，那么转设不过是审批时间长短的问题。

但俞敏洪的烦恼在于，要满足教育行政部门的各种条件很难。一个简单的例子是，按照独立大学占地500亩的标准，耿丹学院还差几十亩，俞敏洪现在还在跟教委纠结。

“他说面积不达标通不过，我说公办大学有比这个小的你怎么通过了？但人家是人家，你是你。不仅如此，独立的大学要求人均一分地，400多亩地只能容纳4000多个学生，我们已经有6000个学生了，那我怎么办？他说以后你可以少招学生。现在学校都见不到学生的影子。像原来有些这个面积的大学，招收1万、1.5万名学生很正常。很多规矩定的很死，让人回旋不了。”俞敏洪有些无奈。

他们还在等审批结果，不知道要等多久，但俞敏洪相信一定耿丹学院会获批。他们正在“步步为营”地打造耿丹的独立形象，希望它转设后依然会受到学生追捧。

俞敏洪现在最重要的一项工作是筹款。办大学是个无底洞，他希望把它填成有底洞，这让他有了赚钱的新动力。前不久在新东方一次公开会上他说，现在办新东方是为了未来把耿丹学院办得更好。他还打算调动圈内的企业家朋友捐款。等将来转设成功后，在耿丹学院设立一个类似哈佛、耶鲁那样的公益基金会，资助贫困生或邀请大师入驻。

今年9月份，俞敏洪准备启动一个“企业家带徒弟”的项目，他打算说服周边的企业家朋友每人认领1-2个成绩优秀的贫困学生，帮他们资助学费和生活费的同时，收他们作徒弟，通过定期交流，用企业家的思想、才能影响他们。他自己准备先带四五个徒弟，每人一年费用两三万元。

他试图通过很多优秀企业家给学生做示范，将学校贴近社会、贴近就业的机制搭建起来。不过，虽然中国企业界乐于当导师的人不少，但忙碌企业家们是否有充分的时间和耐心带徒弟，是个现实挑战。

“我觉得未来中国的社会改造就应该沿着商业精神往前走，在一个流动的社会中间，强调以契约精神、公平交易、创新能力、团队精神为核心的一种社会文化氛围，就变成了中国的新文化核心，这些东西都可以带到大学。”俞敏洪希望耿丹学院将来培养出一批企业家或商人，他准备设一个小的创业基金，学生有好的项目报过来，基金出资让他去尝试，哪怕在外面卖煎饼果子也行。

俞敏洪身上充斥着强烈的理想主义精神和人文情怀，他设想中耿丹学院将建成一个具备通识教育的文理大学。他不想让学生一头扎进一个专业，出来就是个技术工，他希望他们有人文学养，有自己的人生态度和哲学体系。

很多公办高校都设有通识教育，但做的好的凤毛麟角。在竞争日趋激烈的当下，安安静静读书的人越来越少。就业问题不解决，一切都是空谈。在市场中打拼多年的俞敏洪深知这一点。所以他的办学目标是在通识教育、专业教育之外，学生就业毫无困难，甚至是各大企业和机构来抢学生。他准备借助企业家资源，给学生安排更多实习机会。采访当天下午，耿丹学院90个学生与新东方签约，参加那里的暑期实习。

在管理架构上，他希望成立一个教授委员会，未来校长必须由教授委员会选举产生，实现教授治校。高校去行政化，已呼吁多年，但一直是雷声大、雨点小。对耿丹学院来说，这仍然是一个很大考验。“你必须润物细无声的在国家许可的情况下去做，也需要你的教授都变成真正的有教授气质的人，而不是功利化的教授，现在大学功利化的教授很多，它是大环境所致，最重要的是完善管理结构。”

他希望校园里有大师的踪迹，并定了个三部曲，一个是在现有教师队伍中慢慢培养大师，比如挑选资质不错的年轻老师送到国外名校攻读博士学位，等培养到四五十岁，他们自然以耿丹为家。第二是聘请临时大师，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茅于轼每隔一周过来上课。他们会不断邀请各界著名人物来讲课，从而带动整个学校的学术氛围和视野。第三是通过基金会聘请一些大师做常驻教授。比如一年100-200万请准大师过来，在这里安心做学问就行，但将来写出的著作要注明在耿丹学院完成。“这样我们就有一定的学术知识产权。”现在他们已经在找这样的人。凭借俞敏洪的江湖地位，请“大师”并不难。

“我希望在有生之年把耿丹学院打造成中国真正优秀的一本大学，不一定非要跟北大、清华比，但是学生在选择的时候，会作为好学校之一，哪怕放在中国前20位大学中他会犹豫一下耿丹学院就可以了。”俞敏洪说。

采访那天，耿丹学院的樱花漫天飞舞，俞敏洪一边带我们参观校园一边侃侃而谈他的大学梦。他的理想主义和激情打动了很多师生。这是他惯有的魅力。在我国民办教育体系，受监管最少的培训业发展最快，从培训业到高校，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海域，如果说20年前新东方是个先行的探路者，今天的耿丹学院更像个后来挑战者、逆袭者，挑战的对象不仅有大象级对手，还有体制。

到三联夜店读书
南都周刊2014年度第14期

潘采夫 专栏作家，媒体人。

某天下午，去三联书店看书，顾客不算少，买完书上楼喝咖啡看书。原来学者们做讲座的地方，现在成了雕刻时光咖啡厅，还有一间服装店。走了一周竟没找到空座，生意比楼下热闹，人声嗡嗡挺像饭馆，感觉全北京的小资都到了。有个桌坐着两位青年男女，女孩目光虔诚，男子信口开河：“你的命运本来不错，但是你家里的人压制住你了。”也不尽是来读书的。

我小学爱读的课文之一是《八角楼上》，觉得毛主席在楼上读书，窗户透出灯光很神秘，现在再看课文，第一反应是，八角楼肯定是闹革命抢地主的，想歪了。去三联书店读夜书，就是一件挺纯洁的事，别给想歪了。

三联书店有本杂志叫《读书》，上世纪八十年代刚创刊那会，有个著名的发刊词叫“读书无禁区”，后来还有句广告语：“有思想的人都寂寞，幸亏还有好书可读。”这两句都可以送给夜间的三联书店。

只在晚上去书店，难免显得动机不纯，有泡妞儿把妹之嫌，直把书店当夜店，所以再介绍几家书店，推荐给夜间逛三联的年轻人，这样跟读书妹搭讪起来比较自然：“我好像在别的书店见过你，三味书屋？”

西单附近，佟麟阁路上，民族文化宫的路南，有座古香古色的两层小楼，让那条街道看上去异常优雅，就是三味书屋，北京的文化地标之一。

三味书屋是一对看上去有七十多岁的老夫妇开的。丈夫姓李，年轻的时候是一个工人，“文革”时曾被关入牢房，他的狱友是聂绀弩。在聂绀弩的诗集里，会看到有几首是送给“李四”的，李四就是他。妻子姓刘，别人称其刘先生，她自称老刘。

上世纪八十年代，两位老板开了三味书屋书店，成了思想流传的小小阵地，不少文化活动在这个书店举行。1993年，诗人冯亦代和作家黄宗英的婚礼就是在三味书屋举办的。

进入新世纪，三味书屋差点被强拆，这对老夫妇经过抗争，保住了书店，但周围民房拆得差不多了，加上交通不便，书店的生意渐渐冷清下来。老两口靠组织学者讲座，来维持书店的运营，崔卫平、查建英、陈丹青、贺卫方、秦晖，只要你记得起来的公知，几乎都去过，讲者神飞，听者会心，气氛微醺。老两口现在归隐了。

涵芬楼在王府井大街，那地方现在有点太闹，不像个卖书的地方，商务印书馆不贪挣钱，让涵芬楼一直开着，给王府井加点书卷味儿。四五年前，我曾邀谢志浩、赖声川、张鸣、高建群等老师去做过演讲，但涵芬楼人气还不如三联，听讲座的人更少，有次张鸣老师一进去就说：“这么几个人啊。”确实不太来劲，以后就不太好意思约人去讲了。身处闹市也寂寞。

曾写过一条微博：“给万圣想一条广告语，读书不识刘苏里，纵是英雄也那啥，这咋压不了韵呢？”马上有网友接龙，最好玩的两句是：“读书不识刘苏里，纵是英雄伤不起。”“读书不识刘苏里，应似飞鸿踏雪泥。”

所有的书店老板里，刘苏里是知名度最高的，他的经历传奇，万圣也被称为知识分子的精神家园。万圣之吸引人，一半在书，一半在醒客咖啡。老板气质古朴，重剑无锋，像架子上的书，老板娘照应周到，热情辐射十六方，像店里的咖啡。

在北京，如果没去过万圣，你真不好意思说自己懂文化。在书店里，随便都能遇上几个教授。有次不小心碰着一位大妈，扭头一看，金雁老师。

我很喜欢刘老板，我经常叫嚣着要开一间小书店，很大程度上来自对万圣那种氛围的妒忌。但我不敢开，知道开书店有多难，尤其万圣那样的书店。

书店日渐稀少，连伦敦查令街上的书店都挨个关张，但在北京，虽然也开门关门的，好的书店还是很能数出一些。前同事绿茶是个书虫，我曾建议他做个北京书店地图，他说是个好主意，但一直没见做出来。看哪个有心的杂志编辑能帮我完成这个心愿。

史博士：投资光伏企业必须准备遇到的劫难

最近，光伏产业由于国家政策的鼓励， 在经历了大起大落的跌宕起伏外，又酝酿新一轮的增长。不少投资者又开始蠢蠢欲动，准备进行新一轮的投资。

但是，正如唐僧取经，遭受了九九八十一难，才取得真经一样，投资中国的光伏企业，要想修得正果，也要做好历经劫难的准备。这里，按照不同阶段，列举出四十劫难。您如果打算在现在低谷期抄底光伏产业，或者已经进来并打算继续在这个行业里选战下去，就要先掂量一下自己能不能经受得起这些劫难。

投资决策阶段：

1）销量增加下的巨额亏损：行业的市场前景很好，每年规模的递增也很大，许多公司的出货量大幅增加，但价格的跌幅完全抵消了容量的增幅，就造成了销量增加营业额却大幅下降，当然，由于进料价格高出成品销售价格，自然成了亏损。2012年，不少企业一年的亏损额就超过了净资产。

2）“钓鱼”的装机补贴：中国光伏行业，政府似乎很支持，但具体的政策又十分不详，“金太阳”有了，费了三年的劲终于申请到了，补贴价格已经从最开始的每瓦20元，降到了每瓦3元，然后刚装好电站，突然就说取消了。只能泪奔。

3）“雾里看花”的电价补贴：从2011年的每度1.15元，到2012年的每度1元，2013年又说在0.75~1元之间分档。朝令夕改，令人摸不着头脑。而更令人头疼的是，不论多少钱，没有人按时按量地拿到过。投资运行了两三年的电站，只见资本东流去，不见电费涓涓来。

4）“以小博大”只能在梦中：光伏是个投资大的产业，要准备好足额的资金（通常至少以亿计）才能启动。往往有自认为资本高手的人，想先用部分资金以小博大，最后会发现，到真正需要用钱的时候，自己那些引以为傲的融资本领狗屁用没有。

5）政府领进门，修行靠个人：光伏是战略新兴产业，各地政府十分支持。许多从事传统产业的老板，干了几十年企业，从来没有得到官员如此青睐。激动万分地上了光伏，何况还能够以十分低廉的价格拿到自己过去朝思暮想的大片土地。政府还主动为企业联系银行贷款。等投产了，鬼子闹双反了，结果，银行把土地厂房设备全部拍卖了，自己什么也留不下；剩了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6）产品价格波动堪比过山车：发现多晶硅很赚钱，结果刚把设备订好，多晶硅价格就下跌了90%；感觉切片利润很稳定，可是费了半天劲，把设备买到了后，切片的市场加工价格从每片9元降到了2元；电池片的加工费更是从每片12元降到了3元以下。感叹啊，到底哪个环节到底能够挣钱？

7）自己花钱投资电站还要准备买路钱：下决心自己投资光伏电站，听说并网很难，电价也一日三变不知道到底多少钱，想拿点金太阳补贴，最后发现竹篮打水一场空。好不容易开始启动了，发现还要买路条，花钱投资还要送钱，心里窝火，又不知道向谁发。

8）光伏电站干晒太阳：以为西部的阳光资源好，在西部上电站一定赚钱，反正是全国统一价格，但好不容易建成后，发现要么并网迟迟不能实现；要么虽然并了网，但却三天两头不让发电，大片的电池组件只能“干晒太阳”；要么发了电，又拿不到补贴。（注：此条在24号文后应当有所改善）。

9）“垂直整合”的陷阱：实力雄厚的老板，发现产业链各环节赚钱的时间点不一样，为了“不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就搞了个光伏全产业链，想着“东方不亮西方亮”，用时髦的话，叫做“产业链垂直整合”，结果产业链投下来了，发现亏损最大的就是自己。倒是单一环节的厂家还有轮流坐庄的机会。

10）全球化导致的“蝴蝶效应”：每个专家都说前景万分美好，是绝对的阳光产业，但是，市场风险说来就来，连远在欧洲的希腊、塞浦路斯这样的小国家财政出了问题，就导致了欧债危机，就影响了德国的光伏补贴，结果导致了市场担忧，然后导致价格下跌，造成欧美双反，然后价格继续下跌。希腊的一只蝴蝶扇动两下翅膀，能够让无锡产生暴风雨，这就是全球化带来的“蝴蝶效应”。

选人用人阶段：

11）“专家”不如清洁工：光伏是个新兴的行业，找不到现有的人，只能从别的公司挖掘，或者媒体上看到的所谓“专家”、“名人”就赶紧找上去，三顾茅庐，求贤若渴，但往往所得非人，最后发现高薪聘请的人其实狗屁不是，甚至还吃里扒外；

12）老同志解决不了新问题：从某厂挖了个德高望重、德才兼备的老专家，但因为许多设备都是新的，但老同志遇到新问题，原来的经验和知识用不上，造成投产不顺利；还埋怨别人，造成团队不和谐。

13）南郭先生与“CXO党”：光伏界曾有一帮名人，要么海硅，要么硅谷创业，有的还是“千人计划”，简历美轮美奂，让人不敢心动不已。求贤若渴、三顾茅庐地请到企业，不是CEO，就是CTO，或者CFO，还有COO。但用起来以后发现完全不是那回事，无论管理还是技术，几乎如同白丁一般，或者好像是从火星上来的。

14）“拆白党”的特洛伊木马计：有一群人，凭借自己在国外某某大学或者硅谷的经历，大肆忽悠老板，这些人之间还互相吹捧，相互配合。在建厂工程招标和设备购买过程中，大肆索要回扣，等设备到厂后，匆匆调试就另觅高枝，不管生产是否正常，更不管生产过程的优化，留下老板欲哭无泪。

建设阶段：

15）美丽的设计费：设计院设计费高得吓人，光设计费就能造好几栋厂房了。

16）永远不能定稿的工艺设计：工艺设计往往受设备影响，因为设备厂商的图纸参数常常修改，因此，厂房、设备基础和公辅系统的设计也常常修改，投入似乎永无止境。

17）商业机密的泄露：在建设的同时，那些CXO党又把公司的图纸悄悄地给了其他的公司，顺便又卖了一笔钱。面对这种吃里扒外的行为，老板往往还懵然不知。

18）便宜没好货：那帮出钱买图纸的老板们以为自己赚了便宜，最终还是做了冤大头，在设备采购、厂房建设施工单位都是被人控制了，最后出了问题，都没有一个能够投诉的对象。其实，每个工厂都有区别，还是应当各自找各自的设计院。

设备采购阶段：

19）设备采购猫腻很多：老板常常发现可以选择的设备厂家只有一两家，价格奇高，但如果有第三家低的，CXO党的人就说那些设备不行，如果要买那些，他们不能保证产量和质量，老板只能让步；

20）采购设备的高价策略：设备谈判的时候，会发现设备厂家那点可怜的产能已经被其他公司盯上了，而且那些所谓的其他公司“正在谈判的关键时候，如无意外马上就要签合同了”。为了能够保证投产，老板只能快速地、高价地把合同订下来；

21）高价设备安装：设备订货后，安装调试费用很高，但有人会在旁边算账，说如果提前一天投产，能够多赚多少钱，于是，立即付高价进行安装调试，甚至几十吨一台的设备成百台地从欧洲空运到中国；设备厂家目瞪口呆，运输公司欢乐开怀；

22）迷魂考察阵：以上三条都是CXO党与设备厂家设立的陷阱，为了安抚，他们会让设备厂家安排老板到欧洲美国考察厂家，老板带着原来的手下，到国外，开了洋荤，觉得自己搞光伏比原来的产业上了很大的档次，觉得自己的选择真是英明神武，觉得光伏这条路真是走对了；

投产阶段：

23）国外设备投产后，辅料贵得吓人，利润好的时候还能够大家均赚，但一旦价格下跌，采购单就成了亏损单；宁肯放弃定金重新采购，亏得钱还少些；

24）生产的硅片高昂的时候，工人会偷硅片，还得要装摄像监控、围墙像监狱似的加装铁丝网，出门还得搜包；

25）有的公司发现，自己生产线主管、仓库主管、统计员、生产线工人竟然是一个硅片盗窃团伙，而且，是在进厂之前就计划好的，应聘到公司后各个部门和岗位协同作战，几个月下来居然盗窃了价值170万元的硅片；

26）为了防贼，公司不得不在围墙上装电网，在大门口设岗哨，对出厂的人员进行搜身搜包；这是当时号称“世界第一”的公司的作为；

27）设备坏了，不修不行；修吧，维修费、备件费高的吓人，咬牙同意了，外国专家可能几个月才到；

销售阶段：

28）国内市场过去很少，即便有也是示范作用，给了货也拿不到钱；现在国内光伏电站订单多了，往往也是要压货，帐期短则6个月，多的两年也拿不到钱；

29）国际市场有一帮掮客，帮着老外压价，一直压到一分钱都不赚还不满足；甚至亏着钱卖了，对方还反告你倾销；

30）货到了外国，忽有另一个国家的公司要高价购买，公司受利诱将货物发走，然后再从国内补仓，但货物到了新的客户指定的港口，新客户不提货不付款，要再降价30%；老客户也因此告违约，要罚款；事后才得知，这是圈套。

31）想在海外投资电站拉动产品销售，却发现，组件虽然发了出去，但资金却迟迟回不了自己公司。最后发现，组件不知被用到了哪里。

上市公司阶段：

32）赢利预测总是大跌眼镜：投资银行发现光伏行业的公司发展速度很快，就找了一家不错的公司，投了钱后，发现业绩变脸，这还算好的；有的公司上市申报了，过程中市场出问题，又过不了会。

33）上市了依然亏损：有的公司幸运些，公司顺利上市了，然后，业绩大跳水，锁定其还没到，就跌破了发行价。找创始人理论，发现创始人股东早就将股票抵押出去了，准备找人接手金蝉脱壳的时候，发现公司已经被ST了。

34）有赌还是输：考虑到“有赌不为输”，想等到行情好的时候再卖股票，又被证监会查出业绩造假，公司面临被摘牌的命运。

35）无法承受的业绩包装风险：投行自己兼做保荐人，为了上市顺利，凭着自己的江湖经验对业绩进行了“包装”，谁知行情不好，费用高昂，白交的税务不说，被证监会查处来还要连带赔偿损失，甚至还要负担刑事责任。只能感叹“江湖险恶”。

36）融资越多公司越倒霉：光伏行业是资金密集行业，所以当然是想资金越多越好。公司通过各种途径融了资，扩了产，规模上得很快，最后却发现，投入越大，亏损也越大。

37）“规定用途”不规定盈利：发了公司债，或者上市的融资，到了十多个亿，这时发现原定的资金用途的项目已经必定成立亏损项目，想干点其它赚钱的项目，却得不到批准，因为“资金用途不符”。

38）瞬息万变的企业状况：光伏市场是瞬息万变的，但光伏企业有时候也是瞬息万变的。尽职调查刚做好，就发现行情已经发生了变化，本来看起来很稳健的公司转眼成了亏损企业。这常常让尽职调查人员头痛不已。

39）“对赌”对死了：与原始股东签订了“对赌协议”，发现如果执行协议的话公司就死，不执行的话，又实在不甘心，觉得有违契约精神。

40）抄底抄了个大漏勺：光伏市场低迷的时候，总有一些投资者认为自己头脑精明，有不同常人的智慧，所谓“在别人疯狂时恐惧，在别人恐惧时疯狂”，秘密调研和洽谈，以十分之一的不到的价格买到了原来旗舰大公司的股份，成为战略投资者，却发现公司要破产了。股票成了废纸。

以上列出了四十劫难，但其实还有许多其它的陷阱。其实，这些现象不是光伏产业独有的，在所有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里，都会存在这些现象。

本文权且抛砖引玉，相信同业中人还能够列出很多。希望大家能够继续补充，看看能不能凑足八十一难，达到唐僧取经所受的劫难，如果能够在上面这些劫难中存活下来，那么，在光伏产业一定能够修成正果的。

张维迎：反思经济学（上）
2014年04月26日 经济观察报


我今天讲的问题是“反思经济学”。也就是说，我要对教科书当中的经济学（主流经济学）提出一些批评。我们知道对于经济学的批评并不新鲜。过去的一个批评是，认为主流经济学美化了市场，因为为了证明市场的有效性，主流经济学家做了很多假设，而这些假设都不现实，不成立。我的批评则刚好相反，我认为现在的主流经济学不是美化了市场，而是丑化了市场。市场的有效运行根本不需要经济学的那些假设。用了这些假设，人们就会用假设的现实性评价市场，这就败坏了市场的名声。

打个比方，有一个长得很漂亮的女子，一个画家给她画画，这个画家是凭着自己的想象画，画出来的像一只漂亮的猴子，但说这就是那个女子。人们就开始针对这幅画像纷纷议论。有一些人认为，尽管不完全像，但大体上是对的，毕竟鼻子在眼睛下面，嘴巴在鼻子下面。然后，他们所做的事情就是不断为这幅画像辩解，同时不断修改这幅画，以使其更接近女子的真实相貌。这是谁做的事情？就是芝加哥学派做的，像米尔顿·弗里德曼这些人，做的就是这样的事情。

另一些人做的则完全相反。他们根本不知道女子长成什么模样，只是根据画像就说这个女子长得太丑了，于是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整容方案，根据这些方案对女子进行整容手术，结果越整越丑，然后又不断提出新的整容方案。这就是市场干预学派（包括凯恩斯主义学派）做的事情。他们认为，市场并不满足经济学的假设，所以市场不可能像经济学证明的那么有效，所以政府必须干预。

我现在提出另外一种思路：既然这幅画很不像，我们能不能画一幅新的画呢？这就是经济学范式的转变。

经济学的本来面目

几年前，世界经历了二战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这次危机由美国次贷危机引爆，蔓延至整个金融系统和实体经济，席卷全球。危机发生后，有人认为自由市场又失败了，甚至说，2009年以后将是社会主义拯救资本主义，尽管是开玩笑，还是反映了重要问题。政府干预的力量越来越强大，其政策依据来自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

回顾历史，上世纪30年代，西方经济学界发生一场大争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有没有可能？以米塞斯、哈耶克为代表的一方，即所谓的奥地利学派，认为不可行，因为它没有办法解决经济核算问题；但是以兰格为代表的另一方，认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是可行的，而且运用新古典经济学模型证明了它能够解决计算问题。许多西方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家在争论中站在兰格一边，而不是米塞斯和哈耶克这一边。包括像萨缪尔森这样的经济学家，在1947年出版的经济学教科书里，也认为，从理论上讲，兰格是对的。

这就提出一个问题：教科书里的主流经济学，本来是为了证明市场的有效性而发展出来，为什么变成了反市场的理论？

在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的著作中，经济学是研究发展和变化的。但是现在的主流经济学框架里面，不研究经济发展和变化，而是研究市场怎么通过价格机制达到均衡。问题或许就出在这里。

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全名是“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因”，关注的核心问题是一个国家怎么能变得富裕，人们生活怎么能得到改善。要理解过去两百年的人类发展和未来发展，亚当·斯密的增长模型是最有用的。

亚当·斯密认为，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的提高，依赖于技术进步和创新，即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靠什么？靠分工。分工后，劳动熟练程度会提高；人们转移工序的时间减少；每个人只做每一件事，容易改进技术，发明新机器。分工受到什么影响呢？亚当·斯密特别强调了市场和市场规模。没有市场，每个人只能自给自足，分工是不可能的。进一步，劳动分工的深度受到市场规模的制约。市场规模越大，分工越细；分工越细，技术进步越快；技术进步越快，财富的增长越快；增加的财富反过来又扩大市场规模。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正向循环。

这就是亚当·斯密的基本理论框架，它能够解释为什么全球化导致过去两百多年的经济大发展，为什么中国过去三十年发展如此之快。由于有全球市场，中国企业可以做更细的分工，每一件产品都可以大规模生产。比如可乐吸管，义乌一家企业供应世界的70%，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

亚当·斯密的理论总结起来有两个，一个是分工理论，一个是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但是非常遗憾，自《国富论》发表100多年后，经济学就开始慢慢走得有些偏。大概从1870年代开始，主流理论放弃了亚当·斯密研究的发展、分工、技术进步，转而关注市场均衡和财富的分配。这样一种模式，简单地定义为新古典经济学，也就是现在主流经济学的模板。这个模板出了问题，则在它上面所做的研究都是扭曲的。

主流经济学的谬误

现在的主流经济学，也叫新古典经济学，按数学语言讲，核心内容就是求解约束条件下的最大化；即证明了在一定条件下，市场交易能够实现资源最优配置，使社会福利最大化。但是，这个结论依赖于很多假设，这些假设主要包括：

首先，每个人是同等且完全理性的。完全理性在亚当·斯密那里是没有的，亚当·斯密只认为人干事是有目的的，他没有假定人有很高的计算能力。到马歇尔开始，认为人会深思熟虑。最后发展到现在的理性预期学派，认为普通人的计算能力相当于计算机。

其次，经济活动没有外部性——意思是你做任何事，后果全部由你承担，不影响他人。

第三，技术、资源、偏好是已知的。这个社会有什么可用的技术大家都知道，企业在可用的、可知的技术中作选择。

第四，规模报酬是递减的，不存在规模报酬递增现象。这和亚当·斯密的分工理论是冲突的，因为分工专业化会带来技术进步，带来规模报酬递增。

第五，信息是完全的、对称的；信息是所有人共享的。

第六，竞争是充分的、完全的。任何一个行业都有无数个小企业生产相同的产品，每个人只能是价格的接受者，在给定的价格下决定卖多少、买多少，而不能影响市场价格。

最后，所有的变化都是外生的。

在这样的条件下，根据最优化方法，证明了市场在帕累托意义上有效。也就是说，在这个状态下，除非有人受损，不可能有任何人再得到好处。在这个过程中，亚当·斯密最关心的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问题被抛弃了，只剩下均衡以及实现均衡的条件。

因为市场的有效性是在这些假设上证明的，而在现实中，几乎所有这些假设条件都不满足，所以，一个自然的推论是市场会失灵，只有通过政府干预，才能恢复市场的有效性。这样，本来要证明“看不见的手”有效性的理论，变成了反市场的理论。

具体来讲，经济学家主张政府干预经济，主要有几个理由：

第一，外部性。有效市场理论假设不存在外部性。如果有外部性（公共产品是也可以归结为外部性的一种），市场就失灵了。第二，垄断。只有完全竞争的市场才是帕累托有效的，如果完全竞争达不到——而且现实中确实不可能达到，市场就会失灵，需要反垄断政策来矫正。第三，信息不对称。新古典经济学假定信息是对称的，实际上信息是不对称的，所以市场会失灵，需要政府干预。

每一个理由都不成立。

外部性问题：政府要给靓女补贴？

外部性的概念最初是由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提出来的，他想协调一个问题，即技术进步和“看不见的手”之间的分裂。在亚当·斯密的著作里，一方面是分工、专业化导致技术进步，因此有规模经济；另一方面是市场的自我调节。马歇尔认为，市场竞争和技术进步可以同时存在，但需要用外部性概念来协调。

马歇尔的接班人叫庇古，在这个概念基础上提出政府干预的理论。他在1920年出版的《福利经济学》一书中指出，在经济活动中，如果某厂商给其他厂商或整个社会造成不需付出代价的损失，就是外部不经济。这时，厂商的边际私人成本小于边际社会成本，依靠市场不能解决这种扭曲，必须通过政府干预解决。类似地，如果厂家不能获得自己产品的所有边际价值，就存在正的外部经济，市场竞争也不能达到社会最优。这样，一个产业如果存在负的外部经济，政府应该征税；如果存在正的外部经济，政府应该补贴。通过税收或补贴，政府可以矫正市场失灵，帮助实现帕累托效率。

技术进步具有显著的正部性，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根据外部性理论，如果没有政府补助，听任人们在市场上自由竞争，技术进步就会太慢。

但这一推论与现实不符。市场经济最显著的特点是什么？是技术进步。十九世纪前，人类技术进步的速度不超过0.05%，意味着每1500年人均收入才能翻一番。但是过去200年，技术进步率达到1.5%，是过去的30倍，意味着每50年人均收入就可以翻一番。正是由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出现，技术进步才如此快速。

因此，没有理由说，由于技术进步有外部性，所以如果没有政府补贴，技术进步就不会出现。外部性理论把市场经济最重要的贡献说成是市场不可能做到的事情，真是荒唐之至。

有外部性是不是一定需要政府干预？不一定。打个比方，女孩子打扮得漂亮一点，有正外部性，因为旁人也可以从她的漂亮的打扮中得到愉悦。按新古典理论，经济学家会告诉你，由于有外部性，这个人选择的化妆水平一定低于社会最优水平，所以政府应该该补贴她。这很荒唐。现实中可以看到，没有政府补贴化妆品，女孩子们都打扮得很漂亮，甚至有些过度。不能因为理论上认定个人边际收益不等于社会边际收益，就导出政府应该干预市场的结论。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科斯和张五常认为，外部性问题，包括环境污染问题，本质是由于产权界定不清楚。政府要做的是界定产权。比如二氧化碳的排放问题，我们只能用市场的办法才能解决它。经验也表明，世界上搞计划经济的国家环境破坏都比较严重，搞市场经济的国家污染相对比较少一些。气候交易未来可能是很重要的市场。

所以说，外部性不一定构成政府干预经济的理由。

垄断问题：反垄断法反对的，恰恰是竞争本身

垄断这个概念在英文里出现，最初特指政府赋予某些个人或企业的特权，例如国王特许东印度公司经营东印度的贸易航线，其他企业不准与其竞争，这就叫垄断。所以说，一开始垄断的名声就不太好。

后来，经济学家把垄断沿用到市场结构分析中。比如，因为有规模经济，先进入的企业可以占很大的市场，就会形成完全垄断或者寡头垄断，而如果每个企业的市场份额很小，对价格没有影响力，就叫完全竞争。按主流经济学理论，市场有效性是建立在完全竞争基础上的。现实中，完全竞争难以达到，所以需要政府反垄断。美国很早就有反托拉斯法，中国2007年也通过了自己的反垄断法。

关于反垄断的理论基础，微观经济学是这么说的：一个垄断者，价格需求曲线不是水平的，而是倾斜的。那意味着你有市场影响力，不是价格接受者，而是价格制定者。根据企业最优决策法则，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现在，由于你的需求曲线向下倾斜，边际收益小于价格，导致价格高于边际成本，由此产生了效率损失，所以要反垄断措施纠正。例如美国政府曾起诉微软垄断，要拆分它；对一些大企业如美铝、IBM等等，美国政府都做过反垄断制裁。

对照现实，这是很奇怪的逻辑。因为真正的市场，面临的是有没有这种产品的区别，而不是假定已经有这种产品的情况下，怎么定价的问题。比方说，微软作为软件企业，它的产品价格不可能等于边际成本。在微软已经存在的情况下，你要他按照边际成本定价，这是很荒唐的一件事。

在新古典理论里，价格是外部给企业的一个参数，必须接受它，这样才叫完全竞争。但在现实中，价格是企业竞争的基本手段。好比企业做广告，就是培养消费者对产品的忠诚度或传递有关产品的信息，使需求曲线更倾斜一点；还有价格歧视，同一产品对不同的人要价不同，也是为了吸引更多的顾客。按照反垄断的逻辑，这也是不允许的。但这些都是企业竞争的基本手段。可以说，反垄断法反对的，恰恰是市场竞争本身。

对反垄断法的实际效果，经济学家Armentanono在1972年的一篇研究论文指出，没有案例能够支持它。简单地说，企业合并之后，价格普遍降低了；反过来，政府强令拆分的，价格普遍提高了。这是什么原因？因为企业合并后，提高了效率，节约了成本，这个节约的成本一部分可以让利给消费者。所以反垄断法对消费者不一定有好处。

新古典理论的“完全竞争”，其实是没有竞争。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说得很清楚，如果每个企业都是“完全竞争者”，没有利润，没有资金从事研发，是不可能有技术进步的。企业之所以搞研发，就是希望有一种与众不同的产品或专利，形成独特的竞争优势。企业开发新产品，申请专利，采取特殊的定价策略，广告策略，并购投资等等，都是市场竞争的重要手段。

垄断要反，但应该反的是政府用强力施加的垄断，即政府只允许一部分人经营、不允许其他人进入的政策，而不是市场上自发形成的高占有率。历史上看，没有一个企业能够持续统治市场。不管是微软，还是英特尔，如果不能真正满足消费者的需要，或者定价太高，早晚会垮台。IBM原来很牛气，后来被戴尔、惠普打倒了。微软占软件平台70%、80%的份额，但是它不敢松懈，就像比尔·盖茨讲的，微软离破产永远只有18个月。这就是竞争的压力。竞争程度不能按市场上有多少个企业衡量，而要看有没有自由准入。

如果有企业采取侵犯别人权利的办法去竞争，政府一定要管。但这是产权的保护问题，与反垄断无关，采取这种不正当竞争的可能是很小的企业。在这个前提之下，不要限制企业的规模，也不要认为企业数量越多，竞争越激烈。衡量垄断的唯一标准是有没有政府的政策保护，与企业大小无关。

回头看反垄断法的后果是什么？很可能变成落后企业反对先进企业的工具。有些企业竞争不过别人了，就起诉别人。像现在，任何两个企业并购都要由商务部批准——例如生产电饭煲企业并购还要商务部批准，是很荒唐的。

信息不对称问题：

市场是一双隐性的眼睛

新古典经济学假定信息是对称的、完全的。一个推论就是，如果存在信息不对称，就需要政府去监管企业。“非对称信息将导致市场失灵甚至消失”，这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克罗夫的“旧车市场”理论，食品安全检查，药监局，馒头办公室等等，都建立在这样的理论基础上。

听起来蛮有道理。牛奶有三聚氰胺，消费者怎么知道呢？如果政府不管，我们不都喝了有毒的奶吗？

提出这样的问题是因为我们低估了市场的力量。新古典经济学只知道市场是只看不见的手，没有看到市场还是一双隐性的眼睛——声誉机制。长期看，市场竞争生存下来的企业，都是声誉良好的企业，欺骗无知的人并不是最好的竞争策略。企业有积极性提供信息，消费者也有积极性获取信息。从这个角度看，新古典经济学有很多矛盾，比如依据反垄断理论，企业做广告会增强市场支配力量，属于垄断行为，但另一方面，它向消费者介绍产品，树立品牌，恰恰是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的重要手段。

在很多情况下，是政府干预导致了市场信誉机制的失灵。简单地说，如果什么都要政府审批，企业不会在乎自己的声誉好坏。在市场竞争中，企业要讨好消费者，但是，如果能不能进入这个行业、能不能卖这个产品由政府说了算的话，企业就会去讨好政府官员。讨好政府官员比讨好消费者更容易，因为消费者很多，政府官员是少数人。

打个比方，卖房子时，如果要讨好消费者，200套房子要讨好200个家庭，平均每个家庭三到四个人，你要讨好七八百人。但如果是政府官员审批的话，一个处长，你只要保证送上三套房子就行了。由此不难理解：政府部门获得审批的权力，并不意味着问题的解决，往往是腐败机会的滋生。事实上，许多政府审批名为规范市场，实为官员寻租。

市场与企业的关系：不要反感大企业

现实中，没有完全竞争，信息也不对称，市场如何运作？超市里卖的矿泉水，消费者不认识它的企业老板，更不认识它的员工，为什么敢喝？如果把它的商标去掉，你还敢喝吗？相信大部分人不敢。原因在于，企业是一个声誉机制，承载着一系列连带责任。有了连带责任，才能建立信任。简单来说，某组织有一个名字，这个组织的人之间就存在连带责任。没有名字，就没有连带责任。

如果按主流经济学的定义，完全竞争的市场由无数个原子式的小企业组成。但在这样的市场上，信任是建立不起来的。每个人一个名字大家记不住，所有人都叫一个名字也不行。所以，在多数行业中，最后往往形成几个大品牌，这样消费者可以记住它们，相信它们。因此，我们不要反感大企业。没有它们，市场经济不可能有效运行。

在企业内部，承担连带责任更精细。简单地说，什么叫老板？就是对所有的员工承担连带责任的人。假如你是一个餐馆老板，你的员工菜没洗干净，客人吃了拉肚子，谁负责？是你。你不能说我不在场，我不负责。作为老板，你不仅要对所有员工的过错承担责任，还要对上游供应链上的厂家承担连带责任。譬如一个牛奶企业，奶源不是你生产，饲料不是你生产，但是牛奶中检测出三聚氰氨，不论是谁加进去的，你都要承担责任。有能力承担这种连带责任的，就是品牌企业。一个企业有多大的能力承担责任，就有多大的利润空间。如果你没有能力为他人承担责任，就做个体户，只对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当然也不可能赚大钱。


从这个角度理解，一个行业只有几家大企业不是坏事。亚当·斯密反感大企业，他曾提到，大企业老板们凑在一块肯定是想坑害消费者。实际上，没有大企业，就不可能有大范围的市场。科斯把企业理解为市场的替代物，认为市场交易成本太高，需要企业替代市场，这个观点可能有问题。企业不是市场的替代物，而是市场本身的运行方式。正是企业的存在，降低了市场的交易成本。如果没有企业，信任关系建立不起来，我们就不会买牛奶喝。自己养奶牛太贵，就不喝牛奶，喝稀饭——这就是自给自足，不存在市场了。

因为信息不对称，要求政府干预，或者针对大企业制订反垄断法，都是不合理的。市场中，由于存在声誉机制，使我们可以跟陌生人合作，交易各种各样的产品。企业的品牌和市场的信任在此过程中建立起来。因为这个原因，人为地限制企业规模是不对的，那其实是在破坏市场秩序，破坏市场的有效性。

（本文由作者根据在北京大学的演讲修改补充而成，未完待续）

反思经济学（下）

张维迎
经济观察报 2014年5月5日

埋葬凯恩斯主义

凯恩斯理论是主流宏观经济学的核心部分，也是政府干预经济的重要依据。人们接受它，首先是因为无知——就是说，由于人的本性使然，我们对世界的认识很肤浅。第二是利益问题，有了这个理论，一些人可以拿国家的钱去投资，政府可以名正言顺地制造通货膨胀。

现在流行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三架马车”理论，颠覆了经济学的一些基本常识。它认为GDP等于消费加投资加净出口。消费包括个人消费和政府消费；投资可以是私人企业投资，也可以是国有企业投资；净出口就是出口减去进口。根据这个概念，要想增加GDP，或者靠增加消费，或者靠增加投资，或者靠增加净出口。出口不行了，就增加投资；投资不行了，就促进消费。宏观经济政策就是这么描述的。

“三架马车”作为一个恒等式，没错。但用它来解释经济增长，就犯了大错。

人们之所以创造GDP，是为了消费。但按照凯恩斯主义理论，我们不是为了消费去创造GDP，而是为了增加GDP才刺激消费。我们制定8%、9%的增长目标，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拼命刺激消费。消费本来是目的，现在变成了手段。例如2009年金融危机时，汽车销售不好，就补贴汽车；家电销售不好，就补贴家电……为了追求GDP而消费，目标和手段完全颠倒了。

再看投资。为什么要投资？因为投资可以提高生产效率，增加未来的消费。今天投资1块钱，明天可以回报比1块更多。如果不这样，投资就是浪费，不值得进行。但看一看我们现在，投资是为什么？为了增加总需求（或者说为了增加就业），投资与效率毫无关系。如果不考虑创造价值，只是为了增加GDP，创造就业机会，办法有很多。让1000万人当小偷，然后再让1000万人当警察抓小偷。这2000万人都有工作了，但有什么意义呢？

接着看净出口。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200多年前就指出，贸易是互惠的，所以自由贸易创造财富。这才是我们需要贸易的原因。但现在的宏观经济学家不这样认为，他们回到了重商主义时代，认为只有出口大于进口才能增加财富。比如，一个国家出口100万，进口90万，出口大于进口，贸易对GDP贡献是正的。如果一个国家出口1000万，进口1100万，出口小于进口，贸易对GDP的贡献就是负的。这不是很荒唐吗？现在，每到金融危机之后，所有国家就想办法限制进口增加出口，搞贸易保护主义，结果是两败俱伤。

还有储蓄问题。我们常说，经济要发展，要增加投资。投资哪儿来？靠储蓄。但是凯恩斯主义理论说，储蓄是坏事，花钱是好事，还把它表述为“合成谬误”现象。个体的善不等于总体的善这个现象是存在的，但用到储蓄上就不合适。凯恩斯理论其实是一个经济波动理论，我们却把它变成了经济发展理论。

新古典理论的矛盾与缺陷

批判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的人很多，包括凯恩斯本人，但它的生命力很强，为什么？因为它形式上太完美，让人着迷，所有毛病和缺陷都被认为是可以原谅的。

过去100多年，主流经济学的各种创新都没能摆脱新古典理论的范式。经济学家做了大量努力，包括提出经济增长理论，无论是内生还是外生的，想把增长问题放进去，但就是放不进去。经济发展的动力是技术进步，这显而易见，但技术进步哪来的？新古典增长理论不知道，所以生产率的提高被称为“剩余”。新近出现的内生增长理论要好一些，涉及人力资源投入和知识储量的自我积累，但还不够，因为不是所有投入都有成果。日本的研发费用占GDP的3%，在发达国家里最高，但过去二十年经济停滞不前。我们需要更好的理论，解释生产率是怎么提高的。

好的经济学应该是个统一体。过去的新古典经济学不研究发展，所以出现了发展经济学；又因为过去的经济学主要研究均衡，没办法解释经济周期，所以又出现了宏观经济学。就这样，经济学出现了四分五裂的景象。

有人想为新古典理论辩护，不断修补它，例如芝加哥学派。但由于他们的观点建立在新古典理论的范式上，难免爱屋及乌。比如弗里德曼认为，理论是否正确和假设没有关系，不需要限制假设，甚至越不现实的假设，越是好理论。这有点强词夺理了。应该说，如果理论的假设和现实偏差太大，即使预测对，也不一定是好理论，可能是因为“瞎猫碰上死耗子”。

芝加哥学派是在新古典主义的框架下为市场辩护，所以经常出现矛盾，比如他们对反垄断法的看法就前后不一致。1960年代前，芝加哥学派坚决支持《反垄断法》，认为只有完全竞争的市场才是有效的。1980年代后，他们态度开始改变。这是因为上篇提到的Armentanono的论文中提出的问题没法解决。最后他们提出政府失灵理论，对抗市场失灵理论。结果变成了一个经验问题：政府会失灵，市场也会失灵，就看谁的失灵更多。这就是逻辑不一致，对市场支持不彻底，所以不能决定谁输谁赢。

经济学有这么多问题，一个重要原因是受数学应用的束缚。数学本来是经济学研究的工具，促进了经济学的发展，但现在，经济学几乎变成了数学的奴隶。所有经济问题都以数学上可处理来设定，如果数学上不能处理，就避而不谈。亚当·斯密的分工交易、规模经济等重要理论，经济学家们放弃了，只剩下均衡，就是因为数学上没办法处理分工和技术进步。企业家这么重要，应该说是市场经济中最主要的推动力，但在主流经济学中看不到企业家的身影，也是因为没办法用数学来模型化企业家的决策。

保罗·克鲁格曼说“经济学是沿着数学阻力最小的方向前进”，这是一针见血。现在很多人写经济论文，你问他为什么那么假设，他说不这样假设数学上没法处理。这就是本末倒置，削足适履。用数学是为了研究经济学，而不是让经济学去迎合数学。经济学要真正进步，一定要放下数学这个包袱。

经济学的曙光

经济学是不是一塌糊涂，没希望了？曙光还是有的。要理解市场，不得不说奥地利学派。我认为，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是目前为止对市场经济理解最透彻、最正确的经济学说。根据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市场是个动态过程，而不是静态均衡；市场是企业家不断创造和利用新信息，发现和获得盈利的协调过程；证明市场的有效性根本不需要新古典经济学的假设条件。

1929年大危机，只有两个人预测到，就是米塞斯和哈耶克，他们是奥地利学派的代表人物。要理解经济周期，不读哈耶克的《价格与生产》是不行的。他也因为经济周期理论获得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2008年至2009年的金融危机，预测到的也主要是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如国际清算银行研究部主任William　White等人。

奥地利学派不需要假定信息完全、对称。相反，它认为正因为信息不对称，我们才需要市场经济。信息在企业家脑子里，在每个人脑子里，它是主观的，任何中央计划机关都不可能收集到。好比苹果公司决定生产i-Pad，如果你不让他去做，这个信息就是没有的。这个信息只有在市场过程当中才显现，计划经济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

在奥地利学派经济理论中，“别针工厂”与“看不见的手”之间没有矛盾，技术进步与竞争之间没矛盾。竞争是技术进步的推动力量；反过来，技术进步也是企业竞争的手段。技术进步在市场经济下是内生的，亚当·斯密200多年前就认识到了这一点，但理论家直到最近才重新提出了一个内生增长理论，重新发现了新大陆。企业为什么要创造新产品——例如，原来有很多种矿泉水，为什么还要出一个新品牌；原来已经有笔记本电脑，为什么要生产iPad？因为这是企业的竞争手段。有人说分工专业化、规模经济与“看不见的手”不相容，那是在古典经济学里按数学证明的均衡理论中才存在的矛盾，在奥地利学派里没有。

外部性、不完全竞争、非对称信息，都不会成为破坏市场的力量。它们是市场运行的方式，也是市场存在的理由。说它们是市场的运行方式，是因为如果没有市场，这些外部性和非对称信息本身就不存在（如没有分工，就没有产品信息的不对称）；说它们是市场存在的理由，是因为许多市场机制（如品牌）就是为解决这些问题而发展出来的。政府的干预——不让企业家发挥作用，不让每个人发挥自己的自主性，才是破坏市场的主要力量。任何阻碍企业家自发创新的政策，本质上都是计划经济。

市场真正的破坏力量在哪里？在政府对市场没有约束的干预。像柳传志、张瑞敏这样的企业家，成天在市场摸爬滚打，未来投资什么、生产什么，还需要一天生意都没做过的发改委官员来指导，这不是很可笑吗？政府制定的所谓“产业政策”，基本没有成功的。如彩电行业，1990年代国家支持的“定点企业”都垮了，现在风光的品牌企业没有一个是产业政策扶持起来的。联想是政府扶持的吗？腾讯公司是吗？都不是。让产业政策指导企业家投资就像让瞎子引路，一个人也许视力不好，看东西不是很清楚，但如果你让一个瞎子领一个视力不好的人往前走，结果只会更糟糕。

研究范式的转变

搞学术研究的人喜欢读最新的文献，隐含的假设是：科学总是往前走的，今天的理论比昨天的理论更正确。其实这不对，科学也可能倒退。举个例子，日心说不是哥白尼最早提出的。公元前200多年，古希腊的天文学家阿里斯塔克就提出日心说，认为地球围绕太阳作圆周运动，但他的理论不被人接受。托勒密的地心说长期统治人类的思想，直到哥白尼1543年发表《天体运行论》，日心说才被接受。

经济学也是这样。凯恩斯理论出现在亚当·斯密理论160多年后，难道就比亚当·斯密理论正确吗？不一定。

1930年代，经济学界关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争论中，大部分新古典经济学家站在支持计划经济的一边，只有奥地利学派坚决反对计划经济。最后，到1990年苏东计划经济彻底崩溃，才证明了他们的正确。不过，人类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我并不是说新古典经济学没有它的价值。像“地心说”，之前被认为是对的，它确实可以解释很多人们日常观察到的现象，对于指导农民种地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用于指导航海、指导宇宙空间旅行，就会发生误导。同样，新古典经济学的价格理论对我们理解供求如何影响价格、价格如何影响资源配置，以及对我们预测政府管制价格的后果（如短缺、排队、走后门、腐败），是有价值的，但它没有办法指导我们如何在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之间做出取舍。

科学发展最大的阻碍可能是科学家本身。受过严格现代经济学训练的人，接受新的学术范式很难，所以理论体系变革不容易。不过，既然新古典理论的体系、模板有这么多问题，我们应该想一想，未来经济学研究应该向何处去。

经济学的走向非常重要，因为人的思想决定人的命运。有一种思想，就会有相应的行为。希特勒相信日尔曼民族的优越性，所以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有人相信计划经济比市场经济更好，所以有了苏联、朝鲜等国的计划经济体制。

我们必须认识到，人与人的冲突并非全是利益冲突，还有理念冲突。许多看似利益冲突的东西实际上是理念冲突。如果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全是利益冲突，雇主和雇员、农民和工人、干部和普通老百姓，都只能通过斗争解决问题，这社会就真的没希望了。阶级斗争学说就是这样，它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结于你死我活的利益冲突，结果给人类带来巨大灾难。

米塞斯说，“社会问题是社会学术状态的结果”，有什么样的社会学说，就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仅仅从利益的角度理解社会是有偏颇的，很多问题是由于我们的无知引起的。如果我们相信，减少无知可以减少冲突，人类的明天就永远有希望。

在经济学过去200多年的发展中，中国经济学家做的贡献并不多。如果经济学的研究范式未来发生大的转型，中国经济学家也许有机会做出自己的贡献。

（本文由作者根据在北京大学的演讲修改补充而成）

原萃丨包特 陈晓萌：熊彼特对于当代经济学的重要性

作|者|简|介

包特，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经济系和内蒙古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陈晓萌，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

『原萃』是“经济学家茶座 Teahouse” 公众号的新设栏目，主要推送在本公众号首发且没在任何纸质刊物发表的原创文章，欢迎广大新老茶客惠赐大作！砸稿邮箱：jjxjcz_cn@163.com，恭候大作！

熊彼特对于当代经济学的重要性

借2025年经济学诺奖，谈一谈熊彼特对于当代经济学的重要性。

说到2025年经济学诺奖，人们的第一反应肯定是技术革命和“创新”，对于了解更多的经济学爱好者和专业人士，大家会知道其中两位获奖者，阿吉翁和霍伊特的主要获奖贡献，是通过数学模型量化了著名美国奥地利裔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关于“创造性毁灭”的观点。“创造性毁灭”对于主流经济学是一个富有挑战性又充满魅力的词汇，但对于大多数中国人其实非常好理解，它大体就相当于我们日常所说的“不破不立”。创造性毁灭理论系统描述了，经济增长的动力不是传统索洛模型描述的简单线性的物质资本和劳动力的积累，而是伴随着富有进取心和独特性的企业家发现新的机会，用新技术冲击、取代甚至消灭旧的落后生产力，一个充满了冲突性和紧张感的动态过程。同时，与传统产权理论认为的专利保护一定有利于创新的看法不同，创造性毁灭理论认为，知识产权保护不能没有，但也不能太强。一定程度的知识产权保护可以激励企业家和研究人员创造新技术，但过于强大的知识产权保护会让在位的企业家和研究人员产生过度的骄傲自负，变得不思进取，反而成为新的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的阻碍。

从经济思想发展的进程角度，今年的诺奖是一个“含金量”非常高的诺奖。这种含金量不是简单体现在阿吉翁和霍伊特获奖论文得到的接近20000次引用这种表面的数据指标上。更重要的是，熊彼特作为现代经济学思想的重要来源，实际是一位影响力虽然比凯恩斯低一点，但依然处于一个重量级的 “祖师”级人物——从个人经历上，熊彼特当过奥地利财政部长，哈佛大学教授，如果没记错，也当过哈佛大学系主任，是知行合一的经济思想家和实践者，真正的“奥地利版凯恩斯”。但相比追随凯恩斯思想的汉森、希克斯、萨缪尔森等“凯恩斯经济学”人物，和反对凯恩斯思想的弗里德曼、卢卡斯、普雷斯科特等新古典经济学人物获得过的可以“车载斗量”数量的诺奖，“熊彼特经济学”获得的承认实在太辜负熊彼特对经济学的贡献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今年的诺奖发得虽然实至名归，但也实在是有点太晚了。

同时，无论对于专业研究者还是圈外人士，多了解熊彼特还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从专业角度，熊彼特其实还是在一座远远没被挖掘完的宝库；而对社会大众来说，熊彼特当年关心的话题，在今天依然占据人类注意力的中心。

具体说来，首先，金融行业的业界工作者常常说的一句话叫“人生就是一场康波”。但很多人可能不太了解，熊彼特是第一个将基钦、朱格拉和康德拉季耶夫关于经济周期的零散讨论汇聚在有结构的知识体系，并写成《经济周期理论》的。诚然，今天的由新古典经济学主导的宏观经济学通常不承认宏观经济存在以固定月历时长（calendar time）为步幅的周期摆动，并且从“理性预期”角度指出了这种周期论背后可能存在的逻辑缺陷——一旦人们预期到经济是有周期的，就会以各种方式进行反周期调整应对，从而导致周期不会发生。但这种凭借抽象知识进行的论断并不能彻底抹杀如下事实和现实逻辑：一、从工业革命以来的世界历史变迁来看，大规模的技术进步浪潮确实以约每50-60年一次的频率涌现，并带来类似“康波”的财富创造和分配效应。二、正如行为经济学反复证明，人的各种认知能力，特别是记忆力是非常有限的。在超过10年以上时间尺度上，人们会迅速遗忘从以往经济周期里学到的各种知识和教训。因此，新古典经济学者寄予厚望的反周期调整很可能不过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的镜花水月。在这个方向，如果以哈佛大学教授、克拉克奖得主施莱弗（Andrei Shleifer）为代表的行为宏观经济学研究者将新近流行的诊断性预期（diagnostic expectations）和矫饰性记忆（motivated belief）理论相结合，对熊彼特经济周期理论进行满意的解释，也不排除成为新的诺奖方向。

第二，阿吉翁和霍伊特数量化的，充其量是一半到三分之二个熊彼特企业家创新理论，也就是其中关于创新的部分。在熊彼特的经济学代表作《经济增长理论》里，他指出“不是所有的企业主、经理人或实业家都叫企业家，实际履行企业家职能的人才算是企业家，只是经营一家立足已稳的企业的人，并不算是企业家。”同时他又说“一人为王、君临天下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现代人再也没有称王称侯的机会了，但商业上的成功，也许是现代人重温中世纪王侯霸业的一条捷径……明知权力和独立不过是梦幻泡影，但又有谁抵得住权倾天下、纵横四海、快意恩仇的诱惑呢？”这两段描述是不是很容易让人想到当今世界很多著名高科技企业创始人或领导人说一不二的作风，和通过各种手段进行的，从大股东手中抢夺公司控制权的霸道手段？虽然传统公司治理对于这种个性鲜明的“霸总”充满批判，但谁又能说，一个传统公司治理模型中循规蹈矩的“模范打工经理人”可以带特斯拉走到马斯克带领下的高度？从这个角度来看，公司的产权到底应该属于谁？控制权应该由谁掌握？对此，现有的基于诺奖得主科斯和哈特关于产权理论的研究给出的答案也远远不够，需要后来者继续深思。

第三，事实上，熊彼特的影响是远远超过经济学领域的。甚至有很多人认为，他最好的学术著作是关于政治学的《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和民主》。关于这个话题，在他之后很多年，另一位哈佛大学教授弗朗西斯.福山也写过一本一度红透半边天的政治学畅销书《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不客气地说，相比熊彼特，福山实在太浪得虚名了。他写书的时候一定看过熊彼特的作品，甚至默默作为参考。但实际情况就是，他在深度和观点平衡性上都不如熊彼特。而进入21世纪之后的历史也现实，“华盛顿共识”式的资本主义制度远远不是福山说的人类历史的最高阶段或者“终点”，熊彼特讨论的资本主义面临的威胁，即大公司的官僚化，经济飞速增长与社会组织解体带来的原子化，大众对高增长下的社会日益冷酷无情的不满依然存在。同时，熊彼特担心的选举政治带来的政治民粹化以及民粹化对正常社会经济秩序的破坏，也已经在很多成熟经济体显现。如果有人能用数学模型刻画熊彼特书中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也一定是超越大部分现有政治经济学文献的诺奖级贡献。

此外，除了是严谨深刻的学者，熊彼特也是一个有趣睿智的人，对有智慧的同行充满鉴赏力的伙伴，和优秀的传记作家。后人整理他手稿形成的《从马克思到凯恩斯十大经济学家》，是第一流的经济思想史作品，也堪称经济学界的《人类群星闪耀时》。熊彼特和凯恩斯一样，都是同时继承了亚当斯密《国富论》为代表的经济理性思想和《道德情操论》为代表的同理心和道德情感主义两种传统，而后者在今天工具理性主导的西方主流经济学中已不多见。中国和全世界的经济学家要想在人工智能时代把经济学从一门看起来渐渐失去“显学”地位的“沉闷学科”的宿命中解救出来，也应该更多阅读二人的著作，并从中吸取智慧和力量。

参考书目

熊彼特：《经济周期理论》《经济增长理论》《从马克思到凯恩斯十大经济学家》《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和民主》

斯密：《国富论》《道德情操论》

福山：《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

茨威格：《人类群星闪耀时》

2025年10月14日，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举办的《寻路集》新书分享会上，著名经济学家周其仁教授围绕中国经济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发表了题为“细处、宽处和高处”的深度演讲。在这场思想盛宴中，周其仁以其一贯的务实风格与敏锐洞察，系统梳理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根源、体制成本的影响、全球竞争格局的演变，以及企业在复杂环境下的应对之道。他指出，面对中美关系变化与内部结构性失衡，中国企业应在“精益管理”“全球布局”与“独到创新”中主动“寻路”，唯有持续推进改革开放、直面现实挑战，才能在全球变局中走出中国自身的发展路径。


在变化中寻找认知的锚点
2017年至今，中国与世界经历了诸多“超出经验”的重大事件，从全球经济格局重塑到新冠疫情冲击，再到中美关系剧变。周其仁坦言，这一时期“主要的困难是认知的困难”，如何理解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成为他持续观察与思考的核心动力。
为何中国经济在持续30年的高速增长后，自2008年起开始放缓？他回顾了2008年这个特殊的时间节点——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科斯甚至专门用奖金邀请中国各界人士到芝加哥大学讨论中国改革经验。然而也就是在这一年后，中国经济增速“几年下一个坡”，这促使他深入思考高速增长“翻篇”背后的深层原因。
重新认识成本优势：体制成本的关键作用
周其仁指出，中国的高速增长绝非孤立现象，而是对外开放与全球互动的结果。他特别强调了“体制成本”概念——即成系统的制度成本，这在以往的经济分析中常常被忽视。
改革开放的核心成就，就是通过制度变革大幅降低了体制成本。周其仁对比了改革开放前后的外贸体制：1978年前，中国通过外经贸部直属的八个公司统管所有进出口，生产厂商根本不知道最终客户是谁、国际价格如何；改革打破了这一体制，开放让企业直接面向国际市场，这才释放了中国的发展潜力。
唯有继续推进改革开放，才能突破发展瓶颈
为何中国经济在持续30年的高速增长后，自2008年起开始放缓？周其仁指出，中国的高速增长绝非孤立现象，而是对外开放与全球互动的结果。改革开放大幅降低了“体制成本”——即系统性的制度运行成本，使中国的要素优势得以在全球市场释放。然而，成本曲线并非永远向下，当体制成本重新抬头，增长动力便随之减弱。因此，唯有继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才能突破发展瓶颈。
“三明治”格局下的中国困境与突围之道
周其仁用“三明治”形象地比喻中国在全球竞争中的处境：上层是像美国硅谷这样的发达国家，凭借独到创新占据价值链顶端；下层是越南、印度等后开放国家，凭借更低的要素成本奋力追赶；中国则被夹在中间，“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独创性不足，成本优势又在逐渐削弱。
这一格局的形成，与中国长期以来的“全球失衡”密切相关。周其仁指出，中国长期保持巨额贸易顺差，而美国等国则持续逆差，这种不平衡最终通过政策调整与国际关系变化表现出来。2017年后，中美关系逐步恶化，贸易战、科技战接踵而至，使得中国依赖的“和平与发展”外部环境发生根本性变化。
三条“寻路”经验：从微观实践中寻找希望
面对前所未有的挑战，周其仁并未给出宏大的理论方案，而是通过持续深入的企业调研，总结出三条切实可行的“寻路”经验：
第一条：细处求精益——以客户为中心消除浪费
在佛山等制造业重镇，周其仁发现，尽管外部环境艰难，但一批企业通过推行“精益管理”实现了逆势增长。他指出，高速增长时期，企业往往忽视内部浪费，土地、人力、流程中的低效被繁荣所掩盖。而精益管理的核心，在于以客户视角重新定义价值与浪费——“凡是客户不愿为之付费的，都是浪费”。
周其仁提到，引入精益管理体系的企业，通过流程优化、场地精简、库存控制，不仅大幅降低成本，还提升了产品质量与回应速度。在订单不稳定、生产断续的时期，“多省一个馒头，就比别人多活一口气”。这种自我革新能力，是企业应对不确定性的第一道防线。
第二条：宽处谋布局——构建全球网络，寻找合适据点
中国企业的“出海”潮，并非简单的产业转移，而是全球战略布局的必然选择。周其仁以美的集团为例，其海外销售额中约四分之一是在境外生产。这一做法背后，是对全球贸易平衡的深刻理解：长期顺差可能导致贸易伙伴支付能力不足，唯有帮助当地实现工业化，才能持续扩大市场。
周其仁强调，中国企业应突破“自我设限”，主动走向一带一路国家、东南亚、中东等地，将技术、设备与制造能力带出去，在当地完成附加值提升。这既是对冲地缘政治风险的有效手段，也是开拓新市场、融入全球网络的关键一步。“世界很大，路途可以更平坦。”
第三条：高处争独到——从“看到造”走向“想到造”
作为后发国家，中国产业多从“看到造”起步——模仿已有产品，凭借成本优势实现进口替代。但周其仁指出，这条路越走越窄，唯有迈向“想到造”，追求独到性，才能突破困局。
他以大疆创新为例，说明中国企业完全有能力实现原创突破。无人机并非抄袭而来，而是基于对技术原理的深入理解与市场需求的精准把握。周其仁呼吁，将部分过剩产能的资源转向研发与创新，从想法到技术，从技术到产品，逐步构建不可替代的竞争力。
牵住“牛鼻子”：以客户为中心提升市场能力
在总结三条路径时，周其仁特别强调一个共同短板：中国企业“重生产、轻市场”，市场能力严重落后于生产能力。在短缺经济时代，产品不愁销路；但在产能过剩、竞争激烈的今天，如何找到“好客户”、理解客户需求、构建全球营销网络，成为突围的关键。
他以宜家为例，一家来自瑞典山村的企业，能将北欧风格家具卖遍全球，而中国众多家具企业却难以突破区域限制。“最大问题就是自我设限，”周其仁说，“没有别人出来说不让你去。”开放应当是双向的——“既包括来，也包括往”。
在不确定中寻找可控变量
周其仁最后指出，在当前复杂环境下，企业应将精力聚焦于“可控变量”——那些通过自身努力能够改变的事情。无论是精益管理、全球布局还是独到创新，其核心都是以客户为中心，持续提升价值创造能力。
“细处求精益，宽处谋布局，高处争独到”，这三句话不仅是对企业实践的总结，也是对中国经济转型路径的深刻启示。
尽管前路依然充满不确定性——地方财政压力、国际环境波动、企业内部改革阻力等，但周其仁相信，只要坚持观察、学习、实践，中国企业与经济仍能在全球变局中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

来源：香港经济导报作者：本刊记者 林少喜

本文原载于微信公众号“聂辉华”。
【按】新书今天正式上市了。我希望这本书能让你更好地理解基层的权力运行与治理逻辑，更好地理解体制。以下是书的前言部分。——聂辉华 2025-10-28透过基层，理解中国我是一名大学教授，每年都要给来自全国各地的大学生和研究生讲课，和他们交流、讨论。我很羡慕这些“天之骄子”，他们不仅年轻，生机勃勃，而且知识更新特别快，尤其善于掌握Python等计算机编程语言与AI等前沿的数字技术。但是，我也发现一个大问题，就是大家对基层、对农村其实并不了解。我们都热爱这片土地，然而我们很多人都不太了解这片土地。我们很多人都习惯将眼光投向“北上广深”，那里有中国最发达的工业体系，有中国最富庶的人群。但是，别忘了，中国超过90%的人口并不住在“北上广深”这些一线城市；别忘了，2023年的中国有2846个县级区划，有3.87万个乡镇或街道，还有约48.9万个行政村、233.2万个自然村；别忘了，中国仍然是全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虽然中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是直到2021年，中国的人均GDP才刚刚超过世界平均水平。?因为多数中国人都在基层生活和工作，所以基层就是中国的底色，是中国的基本盘。一句话，理解基层，才能理解中国；理解基层，年轻人才能更好地成长。先哲韩非子曾经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2015年1月1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与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时，就引用了这句话。最高领导人亲自和县委书记们座谈——可见基层治理对于国家治理是多么关键！?我来自基层，熟悉基层。1978年，我出生于江西省抚州市崇仁县的贫困农村，和中国的改革开放同龄，并且有幸从一个农村放牛娃成长为名牌大学教授。作为一个“提着笔杆子”进城的人，我内心深处总有一种难以割舍的乡土情怀。我会关心家乡的点点滴滴，我会经常与村干部、乡干部和县里的公务员聊天交流，倾听他们的声音，理解他们的处境，关注他们的职业发展。从读硕士研究生开始，我就跟着导师参与地方政府和企业的课题；博士毕业留校任教后，我每年都会利用各种机会去政府部门和企业调研。2023年，我开始担任江西省抚州市在京博士服务团团长，主要职责是推动首都“高端人才”（博士）与地方政府和企业实现供需对接，因此对地方的招商引资和招才引智工作也比较熟悉。作为一名经济学教授，我讨厌“黑板经济学”，喜欢“真实世界的经济学”。2013年5月，我有幸参与创办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它是国家首批高端智库之一，定位于为党和国家的决策出谋划策。在之后的六年时间里，我主管核心的内参工作，并担任常务副院长，其间我所撰写的内参也多次得到批示。担任智库的领导工作，给我带来了几方面的收益：一是对体制更了解，尤其是政策制定过程；二是问题意识更强，知道什么是全局性问题和一般性问题；三是有更多机会调研各级政府和企业。因此，作为一名来自基层的大学教授，我觉得自己有责任、有义务、有信心告诉大家真实的基层中国，向大家介绍中国基层的权力运行和治理逻辑。于是，我在b站发布了视频节目《基层中国的运行逻辑》，并在节目热销之后补充了大量的内容和资料，将其修改成读者们眼前的这本书。在本书中，我采取了政治经济学、组织经济学的视角，融合近20年来我在教学、科研、智库工作、政企调研和海外进修的丰富经验，从国家治理—基层治理—个人抉择三个层面，逐次递进地帮助大家搭建起对中国基层的认知框架。本书第一部分介绍国家治理的制度背景。第一章从央地博弈的角度概括了中国在国家治理方面的根本特征——条块结合。在这一章最后一节，我提出了一个“内外冲突的双均衡分析框架”，试图解释从古至今国家治理的根本逻辑。我的基本观点是：假设国家治理的主要目标是维持政权稳定，但是统治者面临内部稳定和外部稳定之间的权衡取舍，那么当外部威胁大于内部威胁时，最优的制度安排是实行分权，反之则实行集权；集权和分权都是一套内部兼容的制度体系，包括官员激励、官员选拔、政策执行和行政区划等内容；国家应该根据内外部形势的变化，及时调整最优的制度安排，否则就会面临衰亡。?在此基础上，我将中国国家治理的成功密码概括为四个字——上下同治。上下同治就是“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的成功经验，已经无数次验证了这个朴素的真理。第二章提出，等级制是中国重要的资源配置方式。这一点完全不同于流行的西方经济学教科书或者主流观点，但这却是真实世界的运行规则。从城市级别到官员级别，再到政策制定，全都体现了一个简单的道理人跟资源走，资源跟权力走，而权力在本质上是一个等级体系。任何基层的政策制定和执行效果，其实都是等级制下基层和上层博弈过程和结果的映射。?第二部分介绍权力的运行。既然权力在资源配置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我们就必须了解在不同层级的基层，权力究竟是如何配置资源的，它又会如何影响个人的职业选择。为此，我先后介绍了县委书记、乡镇党委书记、街道办和行政村的权力清单，然后分析不同职位的“含权量”。有了前面的制度背景和权力运行知识，年轻人在选择进入体制内时，就可以结合自己的目标和比较优势，作出更加理性的选择，从而实现人尽其才，减少人才错配。这一点对于在乡镇工作的公务员或事业编人员，包括担任“村官”的大学生，尤其重要。第三部分介绍基层的治理逻辑。前面分析了权力清单，那么基层主官如何通过行使权力来配置资源从而达到治理效果呢？我会先后介绍县委书记和乡镇党委书记的治理目标和实现手段。在城市化和老龄化的今天，其实基层的治理逻辑与一线城市差别很大。对于基层来说，如何实现稳定才是最大的挑战，这呼应了前面提到的“内外冲突的双均衡分析框架”。除了维稳，我也讨论了基层如何激励公务员干事，如何推动招商引资，何以催生土地财政以及如何应对债务危机。最后，我将视角平移，从单个基层转到多个基层的区域发展，比较了“大国大城”和“均衡发展”两种城市化的思路，以及如何优化区域营商环境。?

建高铁的利弊之争

BBC英伦网 腾龙

英国建高铁，错误地点、时间下的错误选择，还是铁路复兴的历史性机会？

高速铁路早已不是新鲜事物了。不要说远在东方的日本领先一步、中国、韩国紧随其后，英国人只要到欧洲其它主要国家（甚至说不上主要的国家）坐坐火车，就不愁没有体验的机会。

高速铁路（火车）在法国叫TGV，在德国叫ICE。荷兰、西班牙的主要城市也早已是靠高速铁路连接。

西班牙高速火车AVE从马德里开到巴塞罗那，只需要两个半小时。大致相同的距离，从伦敦到爱丁堡，坐火车则需要七个半小时。


姗姗来迟的运输革命

英国是火车的摇篮，铁路的故乡。19世纪直至二战前的英国铁路可谓傲视全球。

然而，20世纪中页后的英国火车历史就是一部衰败史。实际上，今天贯通英国南北的三大铁路干线，都是维多利亚时代的遗产。三大铁路线在伦敦有各自的终点站，互相之间缺乏协调连接。
高速火车

英国到底适不适合建高铁? 仁者见仁。

维多利亚时代的老本早吃光了。日前，英国终于宣布了兴建高速铁路的计划，将之冠以“21世纪的一场运输革命”。

先别让“革命”一词吊起太大的胃口。蓝图中的英国高速铁路第一阶段只是从伦敦到伯明翰，距离120英里，最早要到2017年才能动工兴建。如果能如期在2025年建成并有勇气继续“北伐”，高铁将延伸到英格兰中部的曼彻斯特、利兹，并最终抵达苏格兰的爱丁堡。
英国到底适不适合建高铁

“革命”之所以姗姗来迟，是因为对兴建高速铁路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持否定和怀疑态度的大有人在。一个传统的观点是，高速铁路对英国来说是“错误地点上的错误项目”。

反对者认为，英国是弹丸之地的岛国，城市之间距离很短，沿线人口稠密，不适合也没有必要建高铁。但是，如果看一下世界上运行最成功的高铁，你会发现这种理论缺乏事实根据。

世界上最繁忙的日本新干线，从东京到大阪，只有300英里多一点。法国高速铁路最繁忙的一段，巴黎到里昂，距离265英里。德国法兰克福到克隆的高速铁路距离只有110英里，相当于伦敦到伯明翰的距离。

实际上，世界上主要的高速铁路连接的城市之间的距离，都大致相当甚至短于英国主要城市之间的距离。换句话说，人们往往把高铁的速度和它跨越的距离混淆了。高铁提供的是城市间交通的便捷，缩短的是旅行时间，而不是距离。
高速铁路工程

历史的经验证明，经济萧条带来的是上马大型基础建设项目的契机。

错误的时间还是历史的机遇

世纪性的经济衰退给反对者提供了新的理由。伦敦至伯明翰的高铁预算每年要投入20亿英镑。哪找这笔钱？何况这还是预算数字？

计划中的高铁预计最早要到2017年才动工，那时候的英国经济是否已经复苏，人们尚难预料。但可以肯定的是，在英国修建高铁这样的工程，筹划是一个复杂耗时的过程，需要高瞻远瞩，而不是盯着眼前的算盘。

如果你有幸到与英国皇家植物园丘园比邻的英国国家档案馆去走走，你会看到二战时期的英国战时内阁有一个专门的“战时内阁重建问题委员会，Reconstruction Problems Committee of the War Cabinet”，早在1943年，德国人入侵的阴影刚刚消失，已经开始认真的筹划未来的公路网建设，因为它预计一旦战事结束：“道路交通量将恢复并激增，应该为这种需要做好准备。”

而历史的经验证明，经济萧条带来的是上马大型基础建设项目的契机。上一次世纪性经济大萧条，美国罗斯福总统的“新政”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英国高铁一期工程预计将创造10万个就业机会，带动的是一系列的制造业和高科技行业。
高铁与环境，矛与盾的关系
机场

便捷的城市间高铁服务减轻相对污染严重的短途航空需求，在其他国家已经有成功的例证。

随着人们环保意识的增强和汽油价格的飞涨，尽量少开车，寻找替代交通手段，成了越来越多的英国人自觉或被迫的选择。过去十年中，铁路乘客量增长了40%。有人预测，一个铁路复兴的时代已经到来。

便捷的城市间高铁服务减轻相对污染严重的短途航空需求，在其他国家已经有成功的例证。西班牙马德里至巴塞罗那的航线一度是世界上最繁忙的航线之一，两个城市之间的高铁开通后，选择坐火车的人数很快超过了坐飞机的人数。

另一方面，修建高铁对环境的压力又是显而易见的。英国高速公路网的修建过程中，环保人士绑在树上，埋在地洞里的抗争画面令人记忆犹新。

对环境的压力不仅仅是指自然环境。计划中的高铁线路在城市地区的间距要求是5米，在乡村环境的间距是25米。便捷的高铁或许人人都想坐，但时速250英里的火车从自家的前门后院呼啸而过，一小时对开18列，则恐怕是人人都不愿意的。

不光是人。马丁先生的三只羊、苏珊女士的一棵树、野地里的一群蝴蝶、池塘里的一波蝌蚪，都可能成为高铁的绊脚石。

中国有志建设贯通欧亚大陆的“新东方快车”高速铁路，气魄令人感叹，我也不怀疑中国的技术和资金实力。但是，如何对付沿途数不尽的“钉子户”，考虑过没有？

或许，数载论证咨询过后，英国的高铁仍然只是描绘在蓝图里。革命尚未开始，同志（坐火车者）仍需受罪。

中国经济的突围之途：从楼市调控到全面改革
赵晓


　　金融危机前五年，中国经济年均高速增长超过10%，主要得益于三大力量。一是中国人口的滚滚红利，劳动力丰富且“价廉物美”支撑“世界工厂”地位一路上冲，年青人买房置业消费狂潮支撑消费不断增长；二是美国房地产金融泡沫导致的消费泡沫对中国出口的拉动；三是中国房地产的疯狂对经济的强力拉动。


　　然而，“三大动力”的衰减乃至丧失也正同时发生于中国，使得中国经济面临三十年未见之大变局，搞得不好中国经济不仅可能出现二次触底，还可能陷于长期低速增长，从而辉煌不再。


　　一是金融危机后，美国的泡沫破灭、市场萧条从而导致中国出口狂跌，而今后一段时间即便恢复性反弹也很难象过去那样高速增长，如此出口的发动机将风光不再。这一点显而易见。


　　二是人口红利也正步入尾声，中国业已进入初步老龄化的时期，劳动力的国际竞争力正在成为过去。事实上，相比于越南等地，中国的劳动力已经越来越谈不上“价廉物美”。目前，90年后新劳工已开始登台亮相，但其工作态度远不及60、70年代，甚至比不上80后，而各种要求和毛病无疑比前辈们多得多。富士康近期为何事故频出，难道是其工作压力突然变大吗？不是，是因为90年代人群承受压力的能力已相比远逊矣！人口红利还未完全消失但正在快速消失，如近年来小学和中学招生招不到人就是一个信号；人口负债时代将逐渐来临。这不仅意味着中国制造已经面临挑战，红火的消费也将逐渐面临挑战。


　　第三当然就是房地产，过去这些年房地产行业犹如鸦片，中国房地产的泡沫成为经济的强力驱动，几令中国人疯狂，也几令中国经济也疯狂。然而，“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近期，因为楼市问题日益政治化，成为动摇民众对于政府公信力信心的最大挑战，政府不得不断然调控。楼市的严厉调控再加货币与金融的收缩宛如铁腕一击，终于遏止了2010年可能继续上演的楼市疯狂，一线城市楼市交易量雪崩式地下降，楼价未来亦势必出现回调，中国政府正被迫走上“戒毒”的道路。


　　当前，楼市调控中各方面的博弈并未停止。开发商左顾右盼，期望出现奇迹；投机资本则伺机进入商业地产和二三线城市继续兴风作浪；买楼者则不相信楼市将真正进入平稳格局而只是抱短暂的观望态度；地方政府的楼市调控政策犹抱琵琶半遮面；银行开始测算楼价下降的承受能力；中央政府则显然密切观察市场表现及各方面的反应……


　　许多人预期，中国的楼市还将反弹，正如太阳必将升起？然而，中国房地产问题已经政治化，成为中国社会与政治不和谐的关键因素，这意味着政府已没有退路，也没有选择，甚至容不得商量和犹豫。中国政府再也不可能象过去那样依赖房地产来支撑经济增长，中国政府必须痛下决心象戒毒一样“quit（戒）”掉对房地产的依赖。因此，本轮楼市的铁腕调控只能算是万里长征走了第一步，接下来，政府应该尽最大的努力避免重演以往调控-放松的怪圈。


　　如何防止楼市再度反弹甚至是报复性反弹，如何巩固楼市调控来之不易的成果，特别重要的是，如何避免中国经济因“三大动力”消失而步入增长的黄昏呢？笔者以为，中国政府必须有极大的改革的紧迫感，趁着中国经济正从金融危机的衰退走向反弹的宝贵机会，从楼市调控走向全面改革，以改革来稳固房地产调控成果，并通过改革寻找到新的增长点，从而取代对房地产的依赖，实现中国经济的再次腾飞。


　　改革意味着利益分配边界的调整。很显然的是，政府必须重建各方面的利益关系。首先，要痛下决心让住房回归居住本质，为此要坚决抑制炒房行为，同时大力发展住房保障，让老百姓的购买力从住房上释放出来。其次，必须重建中央和地方的财权与事权关系，楼市调控的重拳出击是不够的，中央政府还必须给土地财政型的地方政府解套，为此要考虑启动地方发债权，更重要的是，在农村土地的流转以及耕地调剂等方面寻求突破，使得级差地租得以按市场方式重新配置，由此既平抑房价又增加百姓收入，从中设法寻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和纳税点。再次，要坚决中止“国进民退”的倒行逆施现象，让财富从垄断领域更多地进入到一般竞争性领域，并通过改革塑造新的增长点，既引领民间资本的新的流向，又为中国新一轮的发展创造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