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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敏洪：办新东方容易，办大学不易，且行且琢磨
2014-04-14 11:31 | 作者： 陈曦 来源：中国企业家网

文_本刊记者 陈曦

“我从来没有碰到一个女孩子（对追求者）说你爱我必须送我2000本书，很多女孩是你爱我必须送我包包、送车、送房。”俞敏洪向记者感慨，现在大学生人文素养匮乏，拜金主义严重。这就不难理解，为何他接手耿丹学院之后，第一件事就是捐赠50万本图书。

2013年10月9日，新东方董事长俞敏洪成为耿丹学院新任理事长，十多年的“大学梦”终于照进现实。

2007年，俞敏洪曾多次公开表示想建一所非盈利性大学，几番奔波，最终因土地未能获批只好搁置。打交道多年的地方政府官员告诉他：办大学不带来财政收入，还带来很多麻烦，大学生经常会闹事。相比十多年前，地方政府已不再待见民办大学了。俞敏洪在昌平区征过200亩地，但远不够办大学的标准——500亩。

土地、资金、各种批文，让俞敏洪体会到办大学的诸多不易，年过50的他已等不及。“如果再去征地建成一所大学肯定要10-15年，那时他60多岁，哪儿还有精力把它办成一所中国的好大学？”于是，他投资了耿丹学院。

俞敏洪

俞敏洪

2013年接手耿丹学院时，正赶上独立学院“转设”的节点。根据教育部26号令，独立学院5年规范期已过，应根据条件与公办高校脱离，转设成独立院校。俞敏洪把握了一个不错的时机。

选择耿丹，除了生源、运营不错，很大程度上缘于他与耿丹学院创始人王晓文的相同的办学理想。据说，王晓文把前期赚的几个亿都投到学校建设上去了，自己甚至不从学校拿工资。这与俞敏洪想创办一所公益性大学刚好契合。而王晓文心甘情愿将一手创办的学校交给俞敏洪，显然希望通过他的影响力，为耿丹学院带来资本、资源和名气。因为“独立”的代价是，摘去公办高校招牌，很可能面临生源减少、声誉下降、就业受挫等问题。俞敏洪的到来，让坐落在北京顺义区牛栏山镇的这家独立学院，声名鹊起。

独立之路并不容易。很多独立学院为了转设，跟公办高校打得一塌糊涂，高额分手费和每年上交给公办高校的管理费成为困扰很多独立学院转设的一个棘手问题。这个过程中，公办高校和独立学院进行着利益博弈。

“我们跟北京工业大学关系很好，一点矛盾都没有，北工大也支持我们转设，而且不需要做太多额外补偿或赔偿，只要(转设)成功，我们立刻就脱钩，股份一分不要。至于每年交百分之多少的学生费用给它们作管理费，很正常。” 如果真如他所言，那么转设不过是审批时间长短的问题。

但俞敏洪的烦恼在于，要满足教育行政部门的各种条件很难。一个简单的例子是，按照独立大学占地500亩的标准，耿丹学院还差几十亩，俞敏洪现在还在跟教委纠结。

“他说面积不达标通不过，我说公办大学有比这个小的你怎么通过了？但人家是人家，你是你。不仅如此，独立的大学要求人均一分地，400多亩地只能容纳4000多个学生，我们已经有6000个学生了，那我怎么办？他说以后你可以少招学生。现在学校都见不到学生的影子。像原来有些这个面积的大学，招收1万、1.5万名学生很正常。很多规矩定的很死，让人回旋不了。”俞敏洪有些无奈。

他们还在等审批结果，不知道要等多久，但俞敏洪相信一定耿丹学院会获批。他们正在“步步为营”地打造耿丹的独立形象，希望它转设后依然会受到学生追捧。

俞敏洪现在最重要的一项工作是筹款。办大学是个无底洞，他希望把它填成有底洞，这让他有了赚钱的新动力。前不久在新东方一次公开会上他说，现在办新东方是为了未来把耿丹学院办得更好。他还打算调动圈内的企业家朋友捐款。等将来转设成功后，在耿丹学院设立一个类似哈佛、耶鲁那样的公益基金会，资助贫困生或邀请大师入驻。

今年9月份，俞敏洪准备启动一个“企业家带徒弟”的项目，他打算说服周边的企业家朋友每人认领1-2个成绩优秀的贫困学生，帮他们资助学费和生活费的同时，收他们作徒弟，通过定期交流，用企业家的思想、才能影响他们。他自己准备先带四五个徒弟，每人一年费用两三万元。

他试图通过很多优秀企业家给学生做示范，将学校贴近社会、贴近就业的机制搭建起来。不过，虽然中国企业界乐于当导师的人不少，但忙碌企业家们是否有充分的时间和耐心带徒弟，是个现实挑战。

“我觉得未来中国的社会改造就应该沿着商业精神往前走，在一个流动的社会中间，强调以契约精神、公平交易、创新能力、团队精神为核心的一种社会文化氛围，就变成了中国的新文化核心，这些东西都可以带到大学。”俞敏洪希望耿丹学院将来培养出一批企业家或商人，他准备设一个小的创业基金，学生有好的项目报过来，基金出资让他去尝试，哪怕在外面卖煎饼果子也行。

俞敏洪身上充斥着强烈的理想主义精神和人文情怀，他设想中耿丹学院将建成一个具备通识教育的文理大学。他不想让学生一头扎进一个专业，出来就是个技术工，他希望他们有人文学养，有自己的人生态度和哲学体系。

很多公办高校都设有通识教育，但做的好的凤毛麟角。在竞争日趋激烈的当下，安安静静读书的人越来越少。就业问题不解决，一切都是空谈。在市场中打拼多年的俞敏洪深知这一点。所以他的办学目标是在通识教育、专业教育之外，学生就业毫无困难，甚至是各大企业和机构来抢学生。他准备借助企业家资源，给学生安排更多实习机会。采访当天下午，耿丹学院90个学生与新东方签约，参加那里的暑期实习。

在管理架构上，他希望成立一个教授委员会，未来校长必须由教授委员会选举产生，实现教授治校。高校去行政化，已呼吁多年，但一直是雷声大、雨点小。对耿丹学院来说，这仍然是一个很大考验。“你必须润物细无声的在国家许可的情况下去做，也需要你的教授都变成真正的有教授气质的人，而不是功利化的教授，现在大学功利化的教授很多，它是大环境所致，最重要的是完善管理结构。”

他希望校园里有大师的踪迹，并定了个三部曲，一个是在现有教师队伍中慢慢培养大师，比如挑选资质不错的年轻老师送到国外名校攻读博士学位，等培养到四五十岁，他们自然以耿丹为家。第二是聘请临时大师，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茅于轼每隔一周过来上课。他们会不断邀请各界著名人物来讲课，从而带动整个学校的学术氛围和视野。第三是通过基金会聘请一些大师做常驻教授。比如一年100-200万请准大师过来，在这里安心做学问就行，但将来写出的著作要注明在耿丹学院完成。“这样我们就有一定的学术知识产权。”现在他们已经在找这样的人。凭借俞敏洪的江湖地位，请“大师”并不难。

“我希望在有生之年把耿丹学院打造成中国真正优秀的一本大学，不一定非要跟北大、清华比，但是学生在选择的时候，会作为好学校之一，哪怕放在中国前20位大学中他会犹豫一下耿丹学院就可以了。”俞敏洪说。

采访那天，耿丹学院的樱花漫天飞舞，俞敏洪一边带我们参观校园一边侃侃而谈他的大学梦。他的理想主义和激情打动了很多师生。这是他惯有的魅力。在我国民办教育体系，受监管最少的培训业发展最快，从培训业到高校，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海域，如果说20年前新东方是个先行的探路者，今天的耿丹学院更像个后来挑战者、逆袭者，挑战的对象不仅有大象级对手，还有体制。

到三联夜店读书
南都周刊2014年度第14期

潘采夫 专栏作家，媒体人。

某天下午，去三联书店看书，顾客不算少，买完书上楼喝咖啡看书。原来学者们做讲座的地方，现在成了雕刻时光咖啡厅，还有一间服装店。走了一周竟没找到空座，生意比楼下热闹，人声嗡嗡挺像饭馆，感觉全北京的小资都到了。有个桌坐着两位青年男女，女孩目光虔诚，男子信口开河：“你的命运本来不错，但是你家里的人压制住你了。”也不尽是来读书的。

我小学爱读的课文之一是《八角楼上》，觉得毛主席在楼上读书，窗户透出灯光很神秘，现在再看课文，第一反应是，八角楼肯定是闹革命抢地主的，想歪了。去三联书店读夜书，就是一件挺纯洁的事，别给想歪了。

三联书店有本杂志叫《读书》，上世纪八十年代刚创刊那会，有个著名的发刊词叫“读书无禁区”，后来还有句广告语：“有思想的人都寂寞，幸亏还有好书可读。”这两句都可以送给夜间的三联书店。

只在晚上去书店，难免显得动机不纯，有泡妞儿把妹之嫌，直把书店当夜店，所以再介绍几家书店，推荐给夜间逛三联的年轻人，这样跟读书妹搭讪起来比较自然：“我好像在别的书店见过你，三味书屋？”

西单附近，佟麟阁路上，民族文化宫的路南，有座古香古色的两层小楼，让那条街道看上去异常优雅，就是三味书屋，北京的文化地标之一。

三味书屋是一对看上去有七十多岁的老夫妇开的。丈夫姓李，年轻的时候是一个工人，“文革”时曾被关入牢房，他的狱友是聂绀弩。在聂绀弩的诗集里，会看到有几首是送给“李四”的，李四就是他。妻子姓刘，别人称其刘先生，她自称老刘。

上世纪八十年代，两位老板开了三味书屋书店，成了思想流传的小小阵地，不少文化活动在这个书店举行。1993年，诗人冯亦代和作家黄宗英的婚礼就是在三味书屋举办的。

进入新世纪，三味书屋差点被强拆，这对老夫妇经过抗争，保住了书店，但周围民房拆得差不多了，加上交通不便，书店的生意渐渐冷清下来。老两口靠组织学者讲座，来维持书店的运营，崔卫平、查建英、陈丹青、贺卫方、秦晖，只要你记得起来的公知，几乎都去过，讲者神飞，听者会心，气氛微醺。老两口现在归隐了。

涵芬楼在王府井大街，那地方现在有点太闹，不像个卖书的地方，商务印书馆不贪挣钱，让涵芬楼一直开着，给王府井加点书卷味儿。四五年前，我曾邀谢志浩、赖声川、张鸣、高建群等老师去做过演讲，但涵芬楼人气还不如三联，听讲座的人更少，有次张鸣老师一进去就说：“这么几个人啊。”确实不太来劲，以后就不太好意思约人去讲了。身处闹市也寂寞。

曾写过一条微博：“给万圣想一条广告语，读书不识刘苏里，纵是英雄也那啥，这咋压不了韵呢？”马上有网友接龙，最好玩的两句是：“读书不识刘苏里，纵是英雄伤不起。”“读书不识刘苏里，应似飞鸿踏雪泥。”

所有的书店老板里，刘苏里是知名度最高的，他的经历传奇，万圣也被称为知识分子的精神家园。万圣之吸引人，一半在书，一半在醒客咖啡。老板气质古朴，重剑无锋，像架子上的书，老板娘照应周到，热情辐射十六方，像店里的咖啡。

在北京，如果没去过万圣，你真不好意思说自己懂文化。在书店里，随便都能遇上几个教授。有次不小心碰着一位大妈，扭头一看，金雁老师。

我很喜欢刘老板，我经常叫嚣着要开一间小书店，很大程度上来自对万圣那种氛围的妒忌。但我不敢开，知道开书店有多难，尤其万圣那样的书店。

书店日渐稀少，连伦敦查令街上的书店都挨个关张，但在北京，虽然也开门关门的，好的书店还是很能数出一些。前同事绿茶是个书虫，我曾建议他做个北京书店地图，他说是个好主意，但一直没见做出来。看哪个有心的杂志编辑能帮我完成这个心愿。

史博士：投资光伏企业必须准备遇到的劫难

最近，光伏产业由于国家政策的鼓励， 在经历了大起大落的跌宕起伏外，又酝酿新一轮的增长。不少投资者又开始蠢蠢欲动，准备进行新一轮的投资。

但是，正如唐僧取经，遭受了九九八十一难，才取得真经一样，投资中国的光伏企业，要想修得正果，也要做好历经劫难的准备。这里，按照不同阶段，列举出四十劫难。您如果打算在现在低谷期抄底光伏产业，或者已经进来并打算继续在这个行业里选战下去，就要先掂量一下自己能不能经受得起这些劫难。

投资决策阶段：

1）销量增加下的巨额亏损：行业的市场前景很好，每年规模的递增也很大，许多公司的出货量大幅增加，但价格的跌幅完全抵消了容量的增幅，就造成了销量增加营业额却大幅下降，当然，由于进料价格高出成品销售价格，自然成了亏损。2012年，不少企业一年的亏损额就超过了净资产。

2）“钓鱼”的装机补贴：中国光伏行业，政府似乎很支持，但具体的政策又十分不详，“金太阳”有了，费了三年的劲终于申请到了，补贴价格已经从最开始的每瓦20元，降到了每瓦3元，然后刚装好电站，突然就说取消了。只能泪奔。

3）“雾里看花”的电价补贴：从2011年的每度1.15元，到2012年的每度1元，2013年又说在0.75~1元之间分档。朝令夕改，令人摸不着头脑。而更令人头疼的是，不论多少钱，没有人按时按量地拿到过。投资运行了两三年的电站，只见资本东流去，不见电费涓涓来。

4）“以小博大”只能在梦中：光伏是个投资大的产业，要准备好足额的资金（通常至少以亿计）才能启动。往往有自认为资本高手的人，想先用部分资金以小博大，最后会发现，到真正需要用钱的时候，自己那些引以为傲的融资本领狗屁用没有。

5）政府领进门，修行靠个人：光伏是战略新兴产业，各地政府十分支持。许多从事传统产业的老板，干了几十年企业，从来没有得到官员如此青睐。激动万分地上了光伏，何况还能够以十分低廉的价格拿到自己过去朝思暮想的大片土地。政府还主动为企业联系银行贷款。等投产了，鬼子闹双反了，结果，银行把土地厂房设备全部拍卖了，自己什么也留不下；剩了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6）产品价格波动堪比过山车：发现多晶硅很赚钱，结果刚把设备订好，多晶硅价格就下跌了90%；感觉切片利润很稳定，可是费了半天劲，把设备买到了后，切片的市场加工价格从每片9元降到了2元；电池片的加工费更是从每片12元降到了3元以下。感叹啊，到底哪个环节到底能够挣钱？

7）自己花钱投资电站还要准备买路钱：下决心自己投资光伏电站，听说并网很难，电价也一日三变不知道到底多少钱，想拿点金太阳补贴，最后发现竹篮打水一场空。好不容易开始启动了，发现还要买路条，花钱投资还要送钱，心里窝火，又不知道向谁发。

8）光伏电站干晒太阳：以为西部的阳光资源好，在西部上电站一定赚钱，反正是全国统一价格，但好不容易建成后，发现要么并网迟迟不能实现；要么虽然并了网，但却三天两头不让发电，大片的电池组件只能“干晒太阳”；要么发了电，又拿不到补贴。（注：此条在24号文后应当有所改善）。

9）“垂直整合”的陷阱：实力雄厚的老板，发现产业链各环节赚钱的时间点不一样，为了“不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就搞了个光伏全产业链，想着“东方不亮西方亮”，用时髦的话，叫做“产业链垂直整合”，结果产业链投下来了，发现亏损最大的就是自己。倒是单一环节的厂家还有轮流坐庄的机会。

10）全球化导致的“蝴蝶效应”：每个专家都说前景万分美好，是绝对的阳光产业，但是，市场风险说来就来，连远在欧洲的希腊、塞浦路斯这样的小国家财政出了问题，就导致了欧债危机，就影响了德国的光伏补贴，结果导致了市场担忧，然后导致价格下跌，造成欧美双反，然后价格继续下跌。希腊的一只蝴蝶扇动两下翅膀，能够让无锡产生暴风雨，这就是全球化带来的“蝴蝶效应”。

选人用人阶段：

11）“专家”不如清洁工：光伏是个新兴的行业，找不到现有的人，只能从别的公司挖掘，或者媒体上看到的所谓“专家”、“名人”就赶紧找上去，三顾茅庐，求贤若渴，但往往所得非人，最后发现高薪聘请的人其实狗屁不是，甚至还吃里扒外；

12）老同志解决不了新问题：从某厂挖了个德高望重、德才兼备的老专家，但因为许多设备都是新的，但老同志遇到新问题，原来的经验和知识用不上，造成投产不顺利；还埋怨别人，造成团队不和谐。

13）南郭先生与“CXO党”：光伏界曾有一帮名人，要么海硅，要么硅谷创业，有的还是“千人计划”，简历美轮美奂，让人不敢心动不已。求贤若渴、三顾茅庐地请到企业，不是CEO，就是CTO，或者CFO，还有COO。但用起来以后发现完全不是那回事，无论管理还是技术，几乎如同白丁一般，或者好像是从火星上来的。

14）“拆白党”的特洛伊木马计：有一群人，凭借自己在国外某某大学或者硅谷的经历，大肆忽悠老板，这些人之间还互相吹捧，相互配合。在建厂工程招标和设备购买过程中，大肆索要回扣，等设备到厂后，匆匆调试就另觅高枝，不管生产是否正常，更不管生产过程的优化，留下老板欲哭无泪。

建设阶段：

15）美丽的设计费：设计院设计费高得吓人，光设计费就能造好几栋厂房了。

16）永远不能定稿的工艺设计：工艺设计往往受设备影响，因为设备厂商的图纸参数常常修改，因此，厂房、设备基础和公辅系统的设计也常常修改，投入似乎永无止境。

17）商业机密的泄露：在建设的同时，那些CXO党又把公司的图纸悄悄地给了其他的公司，顺便又卖了一笔钱。面对这种吃里扒外的行为，老板往往还懵然不知。

18）便宜没好货：那帮出钱买图纸的老板们以为自己赚了便宜，最终还是做了冤大头，在设备采购、厂房建设施工单位都是被人控制了，最后出了问题，都没有一个能够投诉的对象。其实，每个工厂都有区别，还是应当各自找各自的设计院。

设备采购阶段：

19）设备采购猫腻很多：老板常常发现可以选择的设备厂家只有一两家，价格奇高，但如果有第三家低的，CXO党的人就说那些设备不行，如果要买那些，他们不能保证产量和质量，老板只能让步；

20）采购设备的高价策略：设备谈判的时候，会发现设备厂家那点可怜的产能已经被其他公司盯上了，而且那些所谓的其他公司“正在谈判的关键时候，如无意外马上就要签合同了”。为了能够保证投产，老板只能快速地、高价地把合同订下来；

21）高价设备安装：设备订货后，安装调试费用很高，但有人会在旁边算账，说如果提前一天投产，能够多赚多少钱，于是，立即付高价进行安装调试，甚至几十吨一台的设备成百台地从欧洲空运到中国；设备厂家目瞪口呆，运输公司欢乐开怀；

22）迷魂考察阵：以上三条都是CXO党与设备厂家设立的陷阱，为了安抚，他们会让设备厂家安排老板到欧洲美国考察厂家，老板带着原来的手下，到国外，开了洋荤，觉得自己搞光伏比原来的产业上了很大的档次，觉得自己的选择真是英明神武，觉得光伏这条路真是走对了；

投产阶段：

23）国外设备投产后，辅料贵得吓人，利润好的时候还能够大家均赚，但一旦价格下跌，采购单就成了亏损单；宁肯放弃定金重新采购，亏得钱还少些；

24）生产的硅片高昂的时候，工人会偷硅片，还得要装摄像监控、围墙像监狱似的加装铁丝网，出门还得搜包；

25）有的公司发现，自己生产线主管、仓库主管、统计员、生产线工人竟然是一个硅片盗窃团伙，而且，是在进厂之前就计划好的，应聘到公司后各个部门和岗位协同作战，几个月下来居然盗窃了价值170万元的硅片；

26）为了防贼，公司不得不在围墙上装电网，在大门口设岗哨，对出厂的人员进行搜身搜包；这是当时号称“世界第一”的公司的作为；

27）设备坏了，不修不行；修吧，维修费、备件费高的吓人，咬牙同意了，外国专家可能几个月才到；

销售阶段：

28）国内市场过去很少，即便有也是示范作用，给了货也拿不到钱；现在国内光伏电站订单多了，往往也是要压货，帐期短则6个月，多的两年也拿不到钱；

29）国际市场有一帮掮客，帮着老外压价，一直压到一分钱都不赚还不满足；甚至亏着钱卖了，对方还反告你倾销；

30）货到了外国，忽有另一个国家的公司要高价购买，公司受利诱将货物发走，然后再从国内补仓，但货物到了新的客户指定的港口，新客户不提货不付款，要再降价30%；老客户也因此告违约，要罚款；事后才得知，这是圈套。

31）想在海外投资电站拉动产品销售，却发现，组件虽然发了出去，但资金却迟迟回不了自己公司。最后发现，组件不知被用到了哪里。

上市公司阶段：

32）赢利预测总是大跌眼镜：投资银行发现光伏行业的公司发展速度很快，就找了一家不错的公司，投了钱后，发现业绩变脸，这还算好的；有的公司上市申报了，过程中市场出问题，又过不了会。

33）上市了依然亏损：有的公司幸运些，公司顺利上市了，然后，业绩大跳水，锁定其还没到，就跌破了发行价。找创始人理论，发现创始人股东早就将股票抵押出去了，准备找人接手金蝉脱壳的时候，发现公司已经被ST了。

34）有赌还是输：考虑到“有赌不为输”，想等到行情好的时候再卖股票，又被证监会查出业绩造假，公司面临被摘牌的命运。

35）无法承受的业绩包装风险：投行自己兼做保荐人，为了上市顺利，凭着自己的江湖经验对业绩进行了“包装”，谁知行情不好，费用高昂，白交的税务不说，被证监会查处来还要连带赔偿损失，甚至还要负担刑事责任。只能感叹“江湖险恶”。

36）融资越多公司越倒霉：光伏行业是资金密集行业，所以当然是想资金越多越好。公司通过各种途径融了资，扩了产，规模上得很快，最后却发现，投入越大，亏损也越大。

37）“规定用途”不规定盈利：发了公司债，或者上市的融资，到了十多个亿，这时发现原定的资金用途的项目已经必定成立亏损项目，想干点其它赚钱的项目，却得不到批准，因为“资金用途不符”。

38）瞬息万变的企业状况：光伏市场是瞬息万变的，但光伏企业有时候也是瞬息万变的。尽职调查刚做好，就发现行情已经发生了变化，本来看起来很稳健的公司转眼成了亏损企业。这常常让尽职调查人员头痛不已。

39）“对赌”对死了：与原始股东签订了“对赌协议”，发现如果执行协议的话公司就死，不执行的话，又实在不甘心，觉得有违契约精神。

40）抄底抄了个大漏勺：光伏市场低迷的时候，总有一些投资者认为自己头脑精明，有不同常人的智慧，所谓“在别人疯狂时恐惧，在别人恐惧时疯狂”，秘密调研和洽谈，以十分之一的不到的价格买到了原来旗舰大公司的股份，成为战略投资者，却发现公司要破产了。股票成了废纸。

以上列出了四十劫难，但其实还有许多其它的陷阱。其实，这些现象不是光伏产业独有的，在所有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里，都会存在这些现象。

本文权且抛砖引玉，相信同业中人还能够列出很多。希望大家能够继续补充，看看能不能凑足八十一难，达到唐僧取经所受的劫难，如果能够在上面这些劫难中存活下来，那么，在光伏产业一定能够修成正果的。

张维迎：反思经济学（上）
2014年04月26日 经济观察报


我今天讲的问题是“反思经济学”。也就是说，我要对教科书当中的经济学（主流经济学）提出一些批评。我们知道对于经济学的批评并不新鲜。过去的一个批评是，认为主流经济学美化了市场，因为为了证明市场的有效性，主流经济学家做了很多假设，而这些假设都不现实，不成立。我的批评则刚好相反，我认为现在的主流经济学不是美化了市场，而是丑化了市场。市场的有效运行根本不需要经济学的那些假设。用了这些假设，人们就会用假设的现实性评价市场，这就败坏了市场的名声。

打个比方，有一个长得很漂亮的女子，一个画家给她画画，这个画家是凭着自己的想象画，画出来的像一只漂亮的猴子，但说这就是那个女子。人们就开始针对这幅画像纷纷议论。有一些人认为，尽管不完全像，但大体上是对的，毕竟鼻子在眼睛下面，嘴巴在鼻子下面。然后，他们所做的事情就是不断为这幅画像辩解，同时不断修改这幅画，以使其更接近女子的真实相貌。这是谁做的事情？就是芝加哥学派做的，像米尔顿·弗里德曼这些人，做的就是这样的事情。

另一些人做的则完全相反。他们根本不知道女子长成什么模样，只是根据画像就说这个女子长得太丑了，于是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整容方案，根据这些方案对女子进行整容手术，结果越整越丑，然后又不断提出新的整容方案。这就是市场干预学派（包括凯恩斯主义学派）做的事情。他们认为，市场并不满足经济学的假设，所以市场不可能像经济学证明的那么有效，所以政府必须干预。

我现在提出另外一种思路：既然这幅画很不像，我们能不能画一幅新的画呢？这就是经济学范式的转变。

经济学的本来面目

几年前，世界经历了二战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这次危机由美国次贷危机引爆，蔓延至整个金融系统和实体经济，席卷全球。危机发生后，有人认为自由市场又失败了，甚至说，2009年以后将是社会主义拯救资本主义，尽管是开玩笑，还是反映了重要问题。政府干预的力量越来越强大，其政策依据来自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

回顾历史，上世纪30年代，西方经济学界发生一场大争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有没有可能？以米塞斯、哈耶克为代表的一方，即所谓的奥地利学派，认为不可行，因为它没有办法解决经济核算问题；但是以兰格为代表的另一方，认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是可行的，而且运用新古典经济学模型证明了它能够解决计算问题。许多西方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家在争论中站在兰格一边，而不是米塞斯和哈耶克这一边。包括像萨缪尔森这样的经济学家，在1947年出版的经济学教科书里，也认为，从理论上讲，兰格是对的。

这就提出一个问题：教科书里的主流经济学，本来是为了证明市场的有效性而发展出来，为什么变成了反市场的理论？

在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的著作中，经济学是研究发展和变化的。但是现在的主流经济学框架里面，不研究经济发展和变化，而是研究市场怎么通过价格机制达到均衡。问题或许就出在这里。

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全名是“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因”，关注的核心问题是一个国家怎么能变得富裕，人们生活怎么能得到改善。要理解过去两百年的人类发展和未来发展，亚当·斯密的增长模型是最有用的。

亚当·斯密认为，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的提高，依赖于技术进步和创新，即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靠什么？靠分工。分工后，劳动熟练程度会提高；人们转移工序的时间减少；每个人只做每一件事，容易改进技术，发明新机器。分工受到什么影响呢？亚当·斯密特别强调了市场和市场规模。没有市场，每个人只能自给自足，分工是不可能的。进一步，劳动分工的深度受到市场规模的制约。市场规模越大，分工越细；分工越细，技术进步越快；技术进步越快，财富的增长越快；增加的财富反过来又扩大市场规模。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正向循环。

这就是亚当·斯密的基本理论框架，它能够解释为什么全球化导致过去两百多年的经济大发展，为什么中国过去三十年发展如此之快。由于有全球市场，中国企业可以做更细的分工，每一件产品都可以大规模生产。比如可乐吸管，义乌一家企业供应世界的70%，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

亚当·斯密的理论总结起来有两个，一个是分工理论，一个是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但是非常遗憾，自《国富论》发表100多年后，经济学就开始慢慢走得有些偏。大概从1870年代开始，主流理论放弃了亚当·斯密研究的发展、分工、技术进步，转而关注市场均衡和财富的分配。这样一种模式，简单地定义为新古典经济学，也就是现在主流经济学的模板。这个模板出了问题，则在它上面所做的研究都是扭曲的。

主流经济学的谬误

现在的主流经济学，也叫新古典经济学，按数学语言讲，核心内容就是求解约束条件下的最大化；即证明了在一定条件下，市场交易能够实现资源最优配置，使社会福利最大化。但是，这个结论依赖于很多假设，这些假设主要包括：

首先，每个人是同等且完全理性的。完全理性在亚当·斯密那里是没有的，亚当·斯密只认为人干事是有目的的，他没有假定人有很高的计算能力。到马歇尔开始，认为人会深思熟虑。最后发展到现在的理性预期学派，认为普通人的计算能力相当于计算机。

其次，经济活动没有外部性——意思是你做任何事，后果全部由你承担，不影响他人。

第三，技术、资源、偏好是已知的。这个社会有什么可用的技术大家都知道，企业在可用的、可知的技术中作选择。

第四，规模报酬是递减的，不存在规模报酬递增现象。这和亚当·斯密的分工理论是冲突的，因为分工专业化会带来技术进步，带来规模报酬递增。

第五，信息是完全的、对称的；信息是所有人共享的。

第六，竞争是充分的、完全的。任何一个行业都有无数个小企业生产相同的产品，每个人只能是价格的接受者，在给定的价格下决定卖多少、买多少，而不能影响市场价格。

最后，所有的变化都是外生的。

在这样的条件下，根据最优化方法，证明了市场在帕累托意义上有效。也就是说，在这个状态下，除非有人受损，不可能有任何人再得到好处。在这个过程中，亚当·斯密最关心的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问题被抛弃了，只剩下均衡以及实现均衡的条件。

因为市场的有效性是在这些假设上证明的，而在现实中，几乎所有这些假设条件都不满足，所以，一个自然的推论是市场会失灵，只有通过政府干预，才能恢复市场的有效性。这样，本来要证明“看不见的手”有效性的理论，变成了反市场的理论。

具体来讲，经济学家主张政府干预经济，主要有几个理由：

第一，外部性。有效市场理论假设不存在外部性。如果有外部性（公共产品是也可以归结为外部性的一种），市场就失灵了。第二，垄断。只有完全竞争的市场才是帕累托有效的，如果完全竞争达不到——而且现实中确实不可能达到，市场就会失灵，需要反垄断政策来矫正。第三，信息不对称。新古典经济学假定信息是对称的，实际上信息是不对称的，所以市场会失灵，需要政府干预。

每一个理由都不成立。

外部性问题：政府要给靓女补贴？

外部性的概念最初是由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提出来的，他想协调一个问题，即技术进步和“看不见的手”之间的分裂。在亚当·斯密的著作里，一方面是分工、专业化导致技术进步，因此有规模经济；另一方面是市场的自我调节。马歇尔认为，市场竞争和技术进步可以同时存在，但需要用外部性概念来协调。

马歇尔的接班人叫庇古，在这个概念基础上提出政府干预的理论。他在1920年出版的《福利经济学》一书中指出，在经济活动中，如果某厂商给其他厂商或整个社会造成不需付出代价的损失，就是外部不经济。这时，厂商的边际私人成本小于边际社会成本，依靠市场不能解决这种扭曲，必须通过政府干预解决。类似地，如果厂家不能获得自己产品的所有边际价值，就存在正的外部经济，市场竞争也不能达到社会最优。这样，一个产业如果存在负的外部经济，政府应该征税；如果存在正的外部经济，政府应该补贴。通过税收或补贴，政府可以矫正市场失灵，帮助实现帕累托效率。

技术进步具有显著的正部性，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根据外部性理论，如果没有政府补助，听任人们在市场上自由竞争，技术进步就会太慢。

但这一推论与现实不符。市场经济最显著的特点是什么？是技术进步。十九世纪前，人类技术进步的速度不超过0.05%，意味着每1500年人均收入才能翻一番。但是过去200年，技术进步率达到1.5%，是过去的30倍，意味着每50年人均收入就可以翻一番。正是由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出现，技术进步才如此快速。

因此，没有理由说，由于技术进步有外部性，所以如果没有政府补贴，技术进步就不会出现。外部性理论把市场经济最重要的贡献说成是市场不可能做到的事情，真是荒唐之至。

有外部性是不是一定需要政府干预？不一定。打个比方，女孩子打扮得漂亮一点，有正外部性，因为旁人也可以从她的漂亮的打扮中得到愉悦。按新古典理论，经济学家会告诉你，由于有外部性，这个人选择的化妆水平一定低于社会最优水平，所以政府应该该补贴她。这很荒唐。现实中可以看到，没有政府补贴化妆品，女孩子们都打扮得很漂亮，甚至有些过度。不能因为理论上认定个人边际收益不等于社会边际收益，就导出政府应该干预市场的结论。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科斯和张五常认为，外部性问题，包括环境污染问题，本质是由于产权界定不清楚。政府要做的是界定产权。比如二氧化碳的排放问题，我们只能用市场的办法才能解决它。经验也表明，世界上搞计划经济的国家环境破坏都比较严重，搞市场经济的国家污染相对比较少一些。气候交易未来可能是很重要的市场。

所以说，外部性不一定构成政府干预经济的理由。

垄断问题：反垄断法反对的，恰恰是竞争本身

垄断这个概念在英文里出现，最初特指政府赋予某些个人或企业的特权，例如国王特许东印度公司经营东印度的贸易航线，其他企业不准与其竞争，这就叫垄断。所以说，一开始垄断的名声就不太好。

后来，经济学家把垄断沿用到市场结构分析中。比如，因为有规模经济，先进入的企业可以占很大的市场，就会形成完全垄断或者寡头垄断，而如果每个企业的市场份额很小，对价格没有影响力，就叫完全竞争。按主流经济学理论，市场有效性是建立在完全竞争基础上的。现实中，完全竞争难以达到，所以需要政府反垄断。美国很早就有反托拉斯法，中国2007年也通过了自己的反垄断法。

关于反垄断的理论基础，微观经济学是这么说的：一个垄断者，价格需求曲线不是水平的，而是倾斜的。那意味着你有市场影响力，不是价格接受者，而是价格制定者。根据企业最优决策法则，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现在，由于你的需求曲线向下倾斜，边际收益小于价格，导致价格高于边际成本，由此产生了效率损失，所以要反垄断措施纠正。例如美国政府曾起诉微软垄断，要拆分它；对一些大企业如美铝、IBM等等，美国政府都做过反垄断制裁。

对照现实，这是很奇怪的逻辑。因为真正的市场，面临的是有没有这种产品的区别，而不是假定已经有这种产品的情况下，怎么定价的问题。比方说，微软作为软件企业，它的产品价格不可能等于边际成本。在微软已经存在的情况下，你要他按照边际成本定价，这是很荒唐的一件事。

在新古典理论里，价格是外部给企业的一个参数，必须接受它，这样才叫完全竞争。但在现实中，价格是企业竞争的基本手段。好比企业做广告，就是培养消费者对产品的忠诚度或传递有关产品的信息，使需求曲线更倾斜一点；还有价格歧视，同一产品对不同的人要价不同，也是为了吸引更多的顾客。按照反垄断的逻辑，这也是不允许的。但这些都是企业竞争的基本手段。可以说，反垄断法反对的，恰恰是市场竞争本身。

对反垄断法的实际效果，经济学家Armentanono在1972年的一篇研究论文指出，没有案例能够支持它。简单地说，企业合并之后，价格普遍降低了；反过来，政府强令拆分的，价格普遍提高了。这是什么原因？因为企业合并后，提高了效率，节约了成本，这个节约的成本一部分可以让利给消费者。所以反垄断法对消费者不一定有好处。

新古典理论的“完全竞争”，其实是没有竞争。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说得很清楚，如果每个企业都是“完全竞争者”，没有利润，没有资金从事研发，是不可能有技术进步的。企业之所以搞研发，就是希望有一种与众不同的产品或专利，形成独特的竞争优势。企业开发新产品，申请专利，采取特殊的定价策略，广告策略，并购投资等等，都是市场竞争的重要手段。

垄断要反，但应该反的是政府用强力施加的垄断，即政府只允许一部分人经营、不允许其他人进入的政策，而不是市场上自发形成的高占有率。历史上看，没有一个企业能够持续统治市场。不管是微软，还是英特尔，如果不能真正满足消费者的需要，或者定价太高，早晚会垮台。IBM原来很牛气，后来被戴尔、惠普打倒了。微软占软件平台70%、80%的份额，但是它不敢松懈，就像比尔·盖茨讲的，微软离破产永远只有18个月。这就是竞争的压力。竞争程度不能按市场上有多少个企业衡量，而要看有没有自由准入。

如果有企业采取侵犯别人权利的办法去竞争，政府一定要管。但这是产权的保护问题，与反垄断无关，采取这种不正当竞争的可能是很小的企业。在这个前提之下，不要限制企业的规模，也不要认为企业数量越多，竞争越激烈。衡量垄断的唯一标准是有没有政府的政策保护，与企业大小无关。

回头看反垄断法的后果是什么？很可能变成落后企业反对先进企业的工具。有些企业竞争不过别人了，就起诉别人。像现在，任何两个企业并购都要由商务部批准——例如生产电饭煲企业并购还要商务部批准，是很荒唐的。

信息不对称问题：

市场是一双隐性的眼睛

新古典经济学假定信息是对称的、完全的。一个推论就是，如果存在信息不对称，就需要政府去监管企业。“非对称信息将导致市场失灵甚至消失”，这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克罗夫的“旧车市场”理论，食品安全检查，药监局，馒头办公室等等，都建立在这样的理论基础上。

听起来蛮有道理。牛奶有三聚氰胺，消费者怎么知道呢？如果政府不管，我们不都喝了有毒的奶吗？

提出这样的问题是因为我们低估了市场的力量。新古典经济学只知道市场是只看不见的手，没有看到市场还是一双隐性的眼睛——声誉机制。长期看，市场竞争生存下来的企业，都是声誉良好的企业，欺骗无知的人并不是最好的竞争策略。企业有积极性提供信息，消费者也有积极性获取信息。从这个角度看，新古典经济学有很多矛盾，比如依据反垄断理论，企业做广告会增强市场支配力量，属于垄断行为，但另一方面，它向消费者介绍产品，树立品牌，恰恰是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的重要手段。

在很多情况下，是政府干预导致了市场信誉机制的失灵。简单地说，如果什么都要政府审批，企业不会在乎自己的声誉好坏。在市场竞争中，企业要讨好消费者，但是，如果能不能进入这个行业、能不能卖这个产品由政府说了算的话，企业就会去讨好政府官员。讨好政府官员比讨好消费者更容易，因为消费者很多，政府官员是少数人。

打个比方，卖房子时，如果要讨好消费者，200套房子要讨好200个家庭，平均每个家庭三到四个人，你要讨好七八百人。但如果是政府官员审批的话，一个处长，你只要保证送上三套房子就行了。由此不难理解：政府部门获得审批的权力，并不意味着问题的解决，往往是腐败机会的滋生。事实上，许多政府审批名为规范市场，实为官员寻租。

市场与企业的关系：不要反感大企业

现实中，没有完全竞争，信息也不对称，市场如何运作？超市里卖的矿泉水，消费者不认识它的企业老板，更不认识它的员工，为什么敢喝？如果把它的商标去掉，你还敢喝吗？相信大部分人不敢。原因在于，企业是一个声誉机制，承载着一系列连带责任。有了连带责任，才能建立信任。简单来说，某组织有一个名字，这个组织的人之间就存在连带责任。没有名字，就没有连带责任。

如果按主流经济学的定义，完全竞争的市场由无数个原子式的小企业组成。但在这样的市场上，信任是建立不起来的。每个人一个名字大家记不住，所有人都叫一个名字也不行。所以，在多数行业中，最后往往形成几个大品牌，这样消费者可以记住它们，相信它们。因此，我们不要反感大企业。没有它们，市场经济不可能有效运行。

在企业内部，承担连带责任更精细。简单地说，什么叫老板？就是对所有的员工承担连带责任的人。假如你是一个餐馆老板，你的员工菜没洗干净，客人吃了拉肚子，谁负责？是你。你不能说我不在场，我不负责。作为老板，你不仅要对所有员工的过错承担责任，还要对上游供应链上的厂家承担连带责任。譬如一个牛奶企业，奶源不是你生产，饲料不是你生产，但是牛奶中检测出三聚氰氨，不论是谁加进去的，你都要承担责任。有能力承担这种连带责任的，就是品牌企业。一个企业有多大的能力承担责任，就有多大的利润空间。如果你没有能力为他人承担责任，就做个体户，只对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当然也不可能赚大钱。


从这个角度理解，一个行业只有几家大企业不是坏事。亚当·斯密反感大企业，他曾提到，大企业老板们凑在一块肯定是想坑害消费者。实际上，没有大企业，就不可能有大范围的市场。科斯把企业理解为市场的替代物，认为市场交易成本太高，需要企业替代市场，这个观点可能有问题。企业不是市场的替代物，而是市场本身的运行方式。正是企业的存在，降低了市场的交易成本。如果没有企业，信任关系建立不起来，我们就不会买牛奶喝。自己养奶牛太贵，就不喝牛奶，喝稀饭——这就是自给自足，不存在市场了。

因为信息不对称，要求政府干预，或者针对大企业制订反垄断法，都是不合理的。市场中，由于存在声誉机制，使我们可以跟陌生人合作，交易各种各样的产品。企业的品牌和市场的信任在此过程中建立起来。因为这个原因，人为地限制企业规模是不对的，那其实是在破坏市场秩序，破坏市场的有效性。

（本文由作者根据在北京大学的演讲修改补充而成，未完待续）

反思经济学（下）

张维迎
经济观察报 2014年5月5日

埋葬凯恩斯主义

凯恩斯理论是主流宏观经济学的核心部分，也是政府干预经济的重要依据。人们接受它，首先是因为无知——就是说，由于人的本性使然，我们对世界的认识很肤浅。第二是利益问题，有了这个理论，一些人可以拿国家的钱去投资，政府可以名正言顺地制造通货膨胀。

现在流行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三架马车”理论，颠覆了经济学的一些基本常识。它认为GDP等于消费加投资加净出口。消费包括个人消费和政府消费；投资可以是私人企业投资，也可以是国有企业投资；净出口就是出口减去进口。根据这个概念，要想增加GDP，或者靠增加消费，或者靠增加投资，或者靠增加净出口。出口不行了，就增加投资；投资不行了，就促进消费。宏观经济政策就是这么描述的。

“三架马车”作为一个恒等式，没错。但用它来解释经济增长，就犯了大错。

人们之所以创造GDP，是为了消费。但按照凯恩斯主义理论，我们不是为了消费去创造GDP，而是为了增加GDP才刺激消费。我们制定8%、9%的增长目标，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拼命刺激消费。消费本来是目的，现在变成了手段。例如2009年金融危机时，汽车销售不好，就补贴汽车；家电销售不好，就补贴家电……为了追求GDP而消费，目标和手段完全颠倒了。

再看投资。为什么要投资？因为投资可以提高生产效率，增加未来的消费。今天投资1块钱，明天可以回报比1块更多。如果不这样，投资就是浪费，不值得进行。但看一看我们现在，投资是为什么？为了增加总需求（或者说为了增加就业），投资与效率毫无关系。如果不考虑创造价值，只是为了增加GDP，创造就业机会，办法有很多。让1000万人当小偷，然后再让1000万人当警察抓小偷。这2000万人都有工作了，但有什么意义呢？

接着看净出口。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200多年前就指出，贸易是互惠的，所以自由贸易创造财富。这才是我们需要贸易的原因。但现在的宏观经济学家不这样认为，他们回到了重商主义时代，认为只有出口大于进口才能增加财富。比如，一个国家出口100万，进口90万，出口大于进口，贸易对GDP贡献是正的。如果一个国家出口1000万，进口1100万，出口小于进口，贸易对GDP的贡献就是负的。这不是很荒唐吗？现在，每到金融危机之后，所有国家就想办法限制进口增加出口，搞贸易保护主义，结果是两败俱伤。

还有储蓄问题。我们常说，经济要发展，要增加投资。投资哪儿来？靠储蓄。但是凯恩斯主义理论说，储蓄是坏事，花钱是好事，还把它表述为“合成谬误”现象。个体的善不等于总体的善这个现象是存在的，但用到储蓄上就不合适。凯恩斯理论其实是一个经济波动理论，我们却把它变成了经济发展理论。

新古典理论的矛盾与缺陷

批判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的人很多，包括凯恩斯本人，但它的生命力很强，为什么？因为它形式上太完美，让人着迷，所有毛病和缺陷都被认为是可以原谅的。

过去100多年，主流经济学的各种创新都没能摆脱新古典理论的范式。经济学家做了大量努力，包括提出经济增长理论，无论是内生还是外生的，想把增长问题放进去，但就是放不进去。经济发展的动力是技术进步，这显而易见，但技术进步哪来的？新古典增长理论不知道，所以生产率的提高被称为“剩余”。新近出现的内生增长理论要好一些，涉及人力资源投入和知识储量的自我积累，但还不够，因为不是所有投入都有成果。日本的研发费用占GDP的3%，在发达国家里最高，但过去二十年经济停滞不前。我们需要更好的理论，解释生产率是怎么提高的。

好的经济学应该是个统一体。过去的新古典经济学不研究发展，所以出现了发展经济学；又因为过去的经济学主要研究均衡，没办法解释经济周期，所以又出现了宏观经济学。就这样，经济学出现了四分五裂的景象。

有人想为新古典理论辩护，不断修补它，例如芝加哥学派。但由于他们的观点建立在新古典理论的范式上，难免爱屋及乌。比如弗里德曼认为，理论是否正确和假设没有关系，不需要限制假设，甚至越不现实的假设，越是好理论。这有点强词夺理了。应该说，如果理论的假设和现实偏差太大，即使预测对，也不一定是好理论，可能是因为“瞎猫碰上死耗子”。

芝加哥学派是在新古典主义的框架下为市场辩护，所以经常出现矛盾，比如他们对反垄断法的看法就前后不一致。1960年代前，芝加哥学派坚决支持《反垄断法》，认为只有完全竞争的市场才是有效的。1980年代后，他们态度开始改变。这是因为上篇提到的Armentanono的论文中提出的问题没法解决。最后他们提出政府失灵理论，对抗市场失灵理论。结果变成了一个经验问题：政府会失灵，市场也会失灵，就看谁的失灵更多。这就是逻辑不一致，对市场支持不彻底，所以不能决定谁输谁赢。

经济学有这么多问题，一个重要原因是受数学应用的束缚。数学本来是经济学研究的工具，促进了经济学的发展，但现在，经济学几乎变成了数学的奴隶。所有经济问题都以数学上可处理来设定，如果数学上不能处理，就避而不谈。亚当·斯密的分工交易、规模经济等重要理论，经济学家们放弃了，只剩下均衡，就是因为数学上没办法处理分工和技术进步。企业家这么重要，应该说是市场经济中最主要的推动力，但在主流经济学中看不到企业家的身影，也是因为没办法用数学来模型化企业家的决策。

保罗·克鲁格曼说“经济学是沿着数学阻力最小的方向前进”，这是一针见血。现在很多人写经济论文，你问他为什么那么假设，他说不这样假设数学上没法处理。这就是本末倒置，削足适履。用数学是为了研究经济学，而不是让经济学去迎合数学。经济学要真正进步，一定要放下数学这个包袱。

经济学的曙光

经济学是不是一塌糊涂，没希望了？曙光还是有的。要理解市场，不得不说奥地利学派。我认为，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是目前为止对市场经济理解最透彻、最正确的经济学说。根据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市场是个动态过程，而不是静态均衡；市场是企业家不断创造和利用新信息，发现和获得盈利的协调过程；证明市场的有效性根本不需要新古典经济学的假设条件。

1929年大危机，只有两个人预测到，就是米塞斯和哈耶克，他们是奥地利学派的代表人物。要理解经济周期，不读哈耶克的《价格与生产》是不行的。他也因为经济周期理论获得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2008年至2009年的金融危机，预测到的也主要是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如国际清算银行研究部主任William　White等人。

奥地利学派不需要假定信息完全、对称。相反，它认为正因为信息不对称，我们才需要市场经济。信息在企业家脑子里，在每个人脑子里，它是主观的，任何中央计划机关都不可能收集到。好比苹果公司决定生产i-Pad，如果你不让他去做，这个信息就是没有的。这个信息只有在市场过程当中才显现，计划经济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

在奥地利学派经济理论中，“别针工厂”与“看不见的手”之间没有矛盾，技术进步与竞争之间没矛盾。竞争是技术进步的推动力量；反过来，技术进步也是企业竞争的手段。技术进步在市场经济下是内生的，亚当·斯密200多年前就认识到了这一点，但理论家直到最近才重新提出了一个内生增长理论，重新发现了新大陆。企业为什么要创造新产品——例如，原来有很多种矿泉水，为什么还要出一个新品牌；原来已经有笔记本电脑，为什么要生产iPad？因为这是企业的竞争手段。有人说分工专业化、规模经济与“看不见的手”不相容，那是在古典经济学里按数学证明的均衡理论中才存在的矛盾，在奥地利学派里没有。

外部性、不完全竞争、非对称信息，都不会成为破坏市场的力量。它们是市场运行的方式，也是市场存在的理由。说它们是市场的运行方式，是因为如果没有市场，这些外部性和非对称信息本身就不存在（如没有分工，就没有产品信息的不对称）；说它们是市场存在的理由，是因为许多市场机制（如品牌）就是为解决这些问题而发展出来的。政府的干预——不让企业家发挥作用，不让每个人发挥自己的自主性，才是破坏市场的主要力量。任何阻碍企业家自发创新的政策，本质上都是计划经济。

市场真正的破坏力量在哪里？在政府对市场没有约束的干预。像柳传志、张瑞敏这样的企业家，成天在市场摸爬滚打，未来投资什么、生产什么，还需要一天生意都没做过的发改委官员来指导，这不是很可笑吗？政府制定的所谓“产业政策”，基本没有成功的。如彩电行业，1990年代国家支持的“定点企业”都垮了，现在风光的品牌企业没有一个是产业政策扶持起来的。联想是政府扶持的吗？腾讯公司是吗？都不是。让产业政策指导企业家投资就像让瞎子引路，一个人也许视力不好，看东西不是很清楚，但如果你让一个瞎子领一个视力不好的人往前走，结果只会更糟糕。

研究范式的转变

搞学术研究的人喜欢读最新的文献，隐含的假设是：科学总是往前走的，今天的理论比昨天的理论更正确。其实这不对，科学也可能倒退。举个例子，日心说不是哥白尼最早提出的。公元前200多年，古希腊的天文学家阿里斯塔克就提出日心说，认为地球围绕太阳作圆周运动，但他的理论不被人接受。托勒密的地心说长期统治人类的思想，直到哥白尼1543年发表《天体运行论》，日心说才被接受。

经济学也是这样。凯恩斯理论出现在亚当·斯密理论160多年后，难道就比亚当·斯密理论正确吗？不一定。

1930年代，经济学界关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争论中，大部分新古典经济学家站在支持计划经济的一边，只有奥地利学派坚决反对计划经济。最后，到1990年苏东计划经济彻底崩溃，才证明了他们的正确。不过，人类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我并不是说新古典经济学没有它的价值。像“地心说”，之前被认为是对的，它确实可以解释很多人们日常观察到的现象，对于指导农民种地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用于指导航海、指导宇宙空间旅行，就会发生误导。同样，新古典经济学的价格理论对我们理解供求如何影响价格、价格如何影响资源配置，以及对我们预测政府管制价格的后果（如短缺、排队、走后门、腐败），是有价值的，但它没有办法指导我们如何在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之间做出取舍。

科学发展最大的阻碍可能是科学家本身。受过严格现代经济学训练的人，接受新的学术范式很难，所以理论体系变革不容易。不过，既然新古典理论的体系、模板有这么多问题，我们应该想一想，未来经济学研究应该向何处去。

经济学的走向非常重要，因为人的思想决定人的命运。有一种思想，就会有相应的行为。希特勒相信日尔曼民族的优越性，所以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有人相信计划经济比市场经济更好，所以有了苏联、朝鲜等国的计划经济体制。

我们必须认识到，人与人的冲突并非全是利益冲突，还有理念冲突。许多看似利益冲突的东西实际上是理念冲突。如果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全是利益冲突，雇主和雇员、农民和工人、干部和普通老百姓，都只能通过斗争解决问题，这社会就真的没希望了。阶级斗争学说就是这样，它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结于你死我活的利益冲突，结果给人类带来巨大灾难。

米塞斯说，“社会问题是社会学术状态的结果”，有什么样的社会学说，就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仅仅从利益的角度理解社会是有偏颇的，很多问题是由于我们的无知引起的。如果我们相信，减少无知可以减少冲突，人类的明天就永远有希望。

在经济学过去200多年的发展中，中国经济学家做的贡献并不多。如果经济学的研究范式未来发生大的转型，中国经济学家也许有机会做出自己的贡献。

（本文由作者根据在北京大学的演讲修改补充而成）

建高铁的利弊之争

BBC英伦网 腾龙

英国建高铁，错误地点、时间下的错误选择，还是铁路复兴的历史性机会？

高速铁路早已不是新鲜事物了。不要说远在东方的日本领先一步、中国、韩国紧随其后，英国人只要到欧洲其它主要国家（甚至说不上主要的国家）坐坐火车，就不愁没有体验的机会。

高速铁路（火车）在法国叫TGV，在德国叫ICE。荷兰、西班牙的主要城市也早已是靠高速铁路连接。

西班牙高速火车AVE从马德里开到巴塞罗那，只需要两个半小时。大致相同的距离，从伦敦到爱丁堡，坐火车则需要七个半小时。


姗姗来迟的运输革命

英国是火车的摇篮，铁路的故乡。19世纪直至二战前的英国铁路可谓傲视全球。

然而，20世纪中页后的英国火车历史就是一部衰败史。实际上，今天贯通英国南北的三大铁路干线，都是维多利亚时代的遗产。三大铁路线在伦敦有各自的终点站，互相之间缺乏协调连接。
高速火车

英国到底适不适合建高铁? 仁者见仁。

维多利亚时代的老本早吃光了。日前，英国终于宣布了兴建高速铁路的计划，将之冠以“21世纪的一场运输革命”。

先别让“革命”一词吊起太大的胃口。蓝图中的英国高速铁路第一阶段只是从伦敦到伯明翰，距离120英里，最早要到2017年才能动工兴建。如果能如期在2025年建成并有勇气继续“北伐”，高铁将延伸到英格兰中部的曼彻斯特、利兹，并最终抵达苏格兰的爱丁堡。
英国到底适不适合建高铁

“革命”之所以姗姗来迟，是因为对兴建高速铁路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持否定和怀疑态度的大有人在。一个传统的观点是，高速铁路对英国来说是“错误地点上的错误项目”。

反对者认为，英国是弹丸之地的岛国，城市之间距离很短，沿线人口稠密，不适合也没有必要建高铁。但是，如果看一下世界上运行最成功的高铁，你会发现这种理论缺乏事实根据。

世界上最繁忙的日本新干线，从东京到大阪，只有300英里多一点。法国高速铁路最繁忙的一段，巴黎到里昂，距离265英里。德国法兰克福到克隆的高速铁路距离只有110英里，相当于伦敦到伯明翰的距离。

实际上，世界上主要的高速铁路连接的城市之间的距离，都大致相当甚至短于英国主要城市之间的距离。换句话说，人们往往把高铁的速度和它跨越的距离混淆了。高铁提供的是城市间交通的便捷，缩短的是旅行时间，而不是距离。
高速铁路工程

历史的经验证明，经济萧条带来的是上马大型基础建设项目的契机。

错误的时间还是历史的机遇

世纪性的经济衰退给反对者提供了新的理由。伦敦至伯明翰的高铁预算每年要投入20亿英镑。哪找这笔钱？何况这还是预算数字？

计划中的高铁预计最早要到2017年才动工，那时候的英国经济是否已经复苏，人们尚难预料。但可以肯定的是，在英国修建高铁这样的工程，筹划是一个复杂耗时的过程，需要高瞻远瞩，而不是盯着眼前的算盘。

如果你有幸到与英国皇家植物园丘园比邻的英国国家档案馆去走走，你会看到二战时期的英国战时内阁有一个专门的“战时内阁重建问题委员会，Reconstruction Problems Committee of the War Cabinet”，早在1943年，德国人入侵的阴影刚刚消失，已经开始认真的筹划未来的公路网建设，因为它预计一旦战事结束：“道路交通量将恢复并激增，应该为这种需要做好准备。”

而历史的经验证明，经济萧条带来的是上马大型基础建设项目的契机。上一次世纪性经济大萧条，美国罗斯福总统的“新政”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英国高铁一期工程预计将创造10万个就业机会，带动的是一系列的制造业和高科技行业。
高铁与环境，矛与盾的关系
机场

便捷的城市间高铁服务减轻相对污染严重的短途航空需求，在其他国家已经有成功的例证。

随着人们环保意识的增强和汽油价格的飞涨，尽量少开车，寻找替代交通手段，成了越来越多的英国人自觉或被迫的选择。过去十年中，铁路乘客量增长了40%。有人预测，一个铁路复兴的时代已经到来。

便捷的城市间高铁服务减轻相对污染严重的短途航空需求，在其他国家已经有成功的例证。西班牙马德里至巴塞罗那的航线一度是世界上最繁忙的航线之一，两个城市之间的高铁开通后，选择坐火车的人数很快超过了坐飞机的人数。

另一方面，修建高铁对环境的压力又是显而易见的。英国高速公路网的修建过程中，环保人士绑在树上，埋在地洞里的抗争画面令人记忆犹新。

对环境的压力不仅仅是指自然环境。计划中的高铁线路在城市地区的间距要求是5米，在乡村环境的间距是25米。便捷的高铁或许人人都想坐，但时速250英里的火车从自家的前门后院呼啸而过，一小时对开18列，则恐怕是人人都不愿意的。

不光是人。马丁先生的三只羊、苏珊女士的一棵树、野地里的一群蝴蝶、池塘里的一波蝌蚪，都可能成为高铁的绊脚石。

中国有志建设贯通欧亚大陆的“新东方快车”高速铁路，气魄令人感叹，我也不怀疑中国的技术和资金实力。但是，如何对付沿途数不尽的“钉子户”，考虑过没有？

或许，数载论证咨询过后，英国的高铁仍然只是描绘在蓝图里。革命尚未开始，同志（坐火车者）仍需受罪。

中国经济的突围之途：从楼市调控到全面改革
赵晓


　　金融危机前五年，中国经济年均高速增长超过10%，主要得益于三大力量。一是中国人口的滚滚红利，劳动力丰富且“价廉物美”支撑“世界工厂”地位一路上冲，年青人买房置业消费狂潮支撑消费不断增长；二是美国房地产金融泡沫导致的消费泡沫对中国出口的拉动；三是中国房地产的疯狂对经济的强力拉动。


　　然而，“三大动力”的衰减乃至丧失也正同时发生于中国，使得中国经济面临三十年未见之大变局，搞得不好中国经济不仅可能出现二次触底，还可能陷于长期低速增长，从而辉煌不再。


　　一是金融危机后，美国的泡沫破灭、市场萧条从而导致中国出口狂跌，而今后一段时间即便恢复性反弹也很难象过去那样高速增长，如此出口的发动机将风光不再。这一点显而易见。


　　二是人口红利也正步入尾声，中国业已进入初步老龄化的时期，劳动力的国际竞争力正在成为过去。事实上，相比于越南等地，中国的劳动力已经越来越谈不上“价廉物美”。目前，90年后新劳工已开始登台亮相，但其工作态度远不及60、70年代，甚至比不上80后，而各种要求和毛病无疑比前辈们多得多。富士康近期为何事故频出，难道是其工作压力突然变大吗？不是，是因为90年代人群承受压力的能力已相比远逊矣！人口红利还未完全消失但正在快速消失，如近年来小学和中学招生招不到人就是一个信号；人口负债时代将逐渐来临。这不仅意味着中国制造已经面临挑战，红火的消费也将逐渐面临挑战。


　　第三当然就是房地产，过去这些年房地产行业犹如鸦片，中国房地产的泡沫成为经济的强力驱动，几令中国人疯狂，也几令中国经济也疯狂。然而，“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近期，因为楼市问题日益政治化，成为动摇民众对于政府公信力信心的最大挑战，政府不得不断然调控。楼市的严厉调控再加货币与金融的收缩宛如铁腕一击，终于遏止了2010年可能继续上演的楼市疯狂，一线城市楼市交易量雪崩式地下降，楼价未来亦势必出现回调，中国政府正被迫走上“戒毒”的道路。


　　当前，楼市调控中各方面的博弈并未停止。开发商左顾右盼，期望出现奇迹；投机资本则伺机进入商业地产和二三线城市继续兴风作浪；买楼者则不相信楼市将真正进入平稳格局而只是抱短暂的观望态度；地方政府的楼市调控政策犹抱琵琶半遮面；银行开始测算楼价下降的承受能力；中央政府则显然密切观察市场表现及各方面的反应……


　　许多人预期，中国的楼市还将反弹，正如太阳必将升起？然而，中国房地产问题已经政治化，成为中国社会与政治不和谐的关键因素，这意味着政府已没有退路，也没有选择，甚至容不得商量和犹豫。中国政府再也不可能象过去那样依赖房地产来支撑经济增长，中国政府必须痛下决心象戒毒一样“quit（戒）”掉对房地产的依赖。因此，本轮楼市的铁腕调控只能算是万里长征走了第一步，接下来，政府应该尽最大的努力避免重演以往调控-放松的怪圈。


　　如何防止楼市再度反弹甚至是报复性反弹，如何巩固楼市调控来之不易的成果，特别重要的是，如何避免中国经济因“三大动力”消失而步入增长的黄昏呢？笔者以为，中国政府必须有极大的改革的紧迫感，趁着中国经济正从金融危机的衰退走向反弹的宝贵机会，从楼市调控走向全面改革，以改革来稳固房地产调控成果，并通过改革寻找到新的增长点，从而取代对房地产的依赖，实现中国经济的再次腾飞。


　　改革意味着利益分配边界的调整。很显然的是，政府必须重建各方面的利益关系。首先，要痛下决心让住房回归居住本质，为此要坚决抑制炒房行为，同时大力发展住房保障，让老百姓的购买力从住房上释放出来。其次，必须重建中央和地方的财权与事权关系，楼市调控的重拳出击是不够的，中央政府还必须给土地财政型的地方政府解套，为此要考虑启动地方发债权，更重要的是，在农村土地的流转以及耕地调剂等方面寻求突破，使得级差地租得以按市场方式重新配置，由此既平抑房价又增加百姓收入，从中设法寻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和纳税点。再次，要坚决中止“国进民退”的倒行逆施现象，让财富从垄断领域更多地进入到一般竞争性领域，并通过改革塑造新的增长点，既引领民间资本的新的流向，又为中国新一轮的发展创造机会。

大学改革要尊重科研规律



聂辉华



2005年，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的大学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4年后，钱学森逝世，教育部长换人，11位安徽高校教师在《新安晚报》的公开信遂使“钱学森之问”成为中国大学之“心病”。此后，多所大学纷纷响应，酝酿改革，甚至已经开始推广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成功经验”，试图借助《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的东风除旧布新。例如，深圳大学即将实施一项号称要“打破教师铁饭碗”的总体改革方案。尽管改革者勇气可嘉，但是改革方案仍然是治标不治本，并且没有充分尊重科研规律。更糟糕的是，相对于保守的现有体制，偏向性的改革反而可能进一步扭曲教师的科研激励，使大学离真正的“学术共同体”渐行渐远。

“钱学森之问”其实不难回答。当今大学的行政化或等级制就是大学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的根本原因，这几乎是一个公开的秘密！大学本来是学知识、做学问的地方，是最应该讲求自由和平等的，惟其如此方能让创新的思想和拔尖的人才破茧而出。但是，中国的大学更像是一个等级森严的政府部门，不管是大学本身还是大学的各级领导，一律被圈进了一个从副部级到副厅级乃至处级科级的行政藩篱。在这种森严的等级制下，学术自由和教授治校可遇而不可求。这导致两个严峻的问题：第一，一所不能摆脱行政体系的大学是否可能在内部突破等级制？第二，由行政领导主导的改革方案会不会成为强化领导自我利益的再分配工具？

让我们带着这两个问题来分析一下深圳大学的改革方案。根据媒体报道，《深圳大学深化改革加快发展总体方案》主要包括六项内容：全员聘任，签约履聘；引进高端人才；推进教学改革；推进科研管理和学科建设；推行“学术主导”的内部管理体制；创建“立法办学”的治理结构。深圳大学隶属深圳市管理，按级别应该是副厅级，即它的校长和党委书记是副厅级干部，应由深圳市委任命。既然改革方案规定“全员聘任”，那么谁来聘任校长、书记以及副校长、副书记以及各个学院的院长和书记呢？谁又敢不聘任这些领导呢？因此，合乎逻辑的结果是，对聘期的考核方案必须保证所有中层领导可以高枕无忧，而面临考核压力的只是那些没有领导职务的教职员工。说到底，在高校混，还是要靠行政职务，否则不仅难以争取到资源，恐怕连饭碗都难保。关键的第一项改革如果不能真正实施，那么“学术主导”的管理体制终将是纸上谈兵。而“立法办学”更是遥遥无期，因为在副厅级的学校“立法”上面还有正厅级、副部级乃至正部级的行政法规。有朝一日，上级一个任命或者一个“红头文件”下来，依托行政体系的深圳大学如何能够独善其身？深圳大学的高调改革，除了革掉那些没有领导职务的普通教师的“铁饭碗”，另外加上一张“学术主导”和“立法办学”的纸样文章，并不会为解决“钱学森之问”提供更多的启示。

我们并不是苛求每一个改革的单位都要从体制内到体制外革故鼎新。有时，在不动根本的情况下，先治标，再治本，也不失为权益之计。问题是，治标也要开对药方，否则还不如不治。受传统计划经济时代的影响，人们对“铁饭碗”没有好印象，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大学是一个例外。因为大学教师的科研成果是很难量化考核的，需要长期的积累和探索，所以为了避免粗制滥造、急功近利，同时为了保护教师的学术自由，世界一流大学普遍实行教授职务终身制。一个处于终身轨（tenure track）的教师，一旦经过努力升为副教授之后，通常就自动获得终身职务。没有严重的学术不端或违法行为，学校不得将其开除。在美国，1994年之后大学就根据法律废除了强制退休制度。因此，美国的教授可以安心地、独立地从事自己感兴趣的学术研究。那么美国的大学靠什么约束教授呢？靠学者在学术界的声誉，靠大学之间的竞争。教授要想涨工资，就必须有人挖，也就必须做出更多的成就。而大学为了保住自己的竞争地位，就必须去搜罗优秀的人才。正是这种良性竞争机制，保证了美国大学在世界高等教育界难以撼动的领军地位。在中国大学中，没有行政职务的普通教师本来就是弱势群体，学术自由难以保证，现在又面临不断的量化考核和丢失“铁饭碗”的危险，除了加剧向行政靠拢、急功近利甚至学术不端的行为，还能有什么结果呢？如果真要改革，就应该向世界一流大学学习，实行终身制，严格保证新进教师的科研水平，严格尊重在职教师的科研自由，将“不升即走”和“学术自由”结合起来。像深圳大学那样，该考核的没法考核，不该考核的加重考核，完全是南辕北辙。

中国大学喊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口号不是一天两天了，然而由于它们在行政体系的庇护下没有真正的竞争压力，又不能摆脱行政体系的束缚，因此很多改革最终都变成了保护既得利益者的工具，而不是推进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动力。这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没有一所大学能够像欧美一流大学那样，讲师（助理教授）可以当博导，评职称可以不看专著，官员和商人不能够读博士。

（作者系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系博士后研究员）

黄仁宇：我的母亲父亲

一、母亲的墓

我老早就想写一篇关于母亲的文字，可是下不出笔来。因 为要不是假装着的痛楚，就是硬逼着自己的冷心肠。我想不少 和我同一年代的人，也必有类似的感觉。难道对不起自己的亲 生妈妈，连一篇诚挚的忏悔也写不出来？这也是因为我们的母 子关系，经过一段历史的震撼，早已透过多少的层面与场次。 我的情绪本来就复杂；再加上外来因素的介入，更不容易清晰 整理了。

　　上次，我们离台北的前夕，参加了顾正秋女士自传《休恋逝水》的新书发表会。会场里也请作者的女儿致辞。（即这一 点也表现中国传统文化的特性。西方女演员出自传，很少会强 调作者做母亲的身份。）这位小姐每一提及"妈妈"时即有无限亲呢依恋的情调，令我触发《左传》所叙郑庄公对颖考叔所说"尔有母遗，□（"翳"之"羽"改为"素"之下半）我独 无"的感慨。

　　我也羡慕内人格尔。她一提及母亲时即使我想起，她们母女在类似而少变动的社会场面里共处数十年。虽说我岳母经历 过1930年间美国经济大恐慌的场面，格尔则在二次世界大战之 中之后长大，她们母女相聚，谈及民主党、共和党、种族关系、 工资物价……即纵前后不同，仍可以彼此了解，不像我们连组 成社会的原则都翻了一个面，虽亲身经历，还要事后长思，才 能逼着自己领略当中意义。经过新旧一代早已不能衔接。

　　1987年，我由纽约飞北京。第三天和我的妹妹同去西郊八宝山参谒母亲的坟墓。事前妹妹写信告诉我，亡母坟上大理石 墓碑，已给人掘去盗卖。原来母亲1962年去世后火葬，我们曾 在八宝山买得一段墓地。当日虽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公墓的管 理尚有条理，妹妹寄来的照片，还显现着花岗石和大理石的墓 碑纵横成直线的连缀，毫无参差。不料经济改革开放之后反而 秩序荡然。妹妹被下放往河南做工之后回北京，才发现这一片 墓地坟上加坟，已经将我母亲的一块墓地挤得不知去向。1984 年我弟弟回北京，因为他代表美国一家飞机制造公司，北京的 领导人物都刮目相看。经过他的质询，一个管理侨务的机构承 诺查勘。但是这也仍不过是官僚机构的等闲奉此。我们切身所 关，在实地尚且查不出究竟，他们又如何能在公事房里勘得成 果？即使查出又如何处理，难道勒令盗葬的骸骨限期迁出？

　　我们在那段坟山荒土草丛之中，根据以前的照片，以及我 妹妹的记忆，断定一处墓碑已被凿去，但是碑之基石尚在的方 尺乃是母亲的坟墓。最有力的证据则是斜对着右方三十尺的地 方一位徐姓教授的墓碑尚在。作此决定之后，我们环顾内外， 寻觅管理公墓的人员与公事房。八宝山除有埋葬党政人员的部 分有围墙与看守人外，迄西的一部却无围墙与边缘，远近无建 筑物。我们好容易在山岗上找到一座篾壁平房，里面也只客人 周转，一个年轻人好像是此地权威，却不承认他对来访人有何 义务，他对我们的询问全部拒绝答复。可是一听到我们准备恢 复大理石的墓碑则特别感到兴趣。他在室旁有好几块墓碑，可 以立即成交。

　　恢复母亲的大理石墓碑，他索价一千二百元。

　　"那石碑如何嵌在下面那块石头上去呢？"

　　"不成问题，一切在内。"

　　"刻字呢？"

　　他摇头带笑说："只有石头贵，其他都不在乎。刻字嘛， 那顶多不过十几块钱。"

　　我和妹妹私下商量，准备和他讨价还价。看来这管理公墓 的人，也可能即是盗碑之人。不过既要恢复，就少不得与他打 交道。否则索性不再修理，忍心认为这是最后的一次扫墓。我 已年近七十，很难能得再来。妹妹也不日要回桂林。我们的下 一代更少有机缘在此逡巡。妈妈既已火葬，骨灰落土，整个八 宝山，也就可以视作坟墓了。

　　我们父亲的坟墓在湖南，几十年已无人询问过。祖父母和曾祖父母的石坟砌在田丘之间，很可能已开发为稻田。我的一位老师富路德教授生长于通州，虽然对中国极具情感，却在最后二十年拒绝回首访问出生的地方。（后来因为夫人催劝，还是去了。）他的理由即是怕见父母坟墓被开山机掘起改作农场。 即在美国最早的公墓总在教堂近旁。当年每值Memorial Day必有儿女扫墓摆置鲜花。于今这样墓地里的墓碑大多经过日晒雨 淋，字迹斑驳落脱。新的公墓在郊外偏僻之地，以今日美国人口的流动，也很少有葬后再三祭吊。况且几十年前我曾看到北 京、天津间铁道线附近坟墓鳞比，今则全部不见踪影。以近日 中国人口暴涨，北京内外人民的无秩序与八宝山的管理状态而 论，今日恢复石碑，明日又是墓碑盗掘，坟上加坟，大家争抢着家人落土之地。既然目不忍睹，还不如索性不要留下这伤心 的纪念物，贯彻着二十五年前火葬的宗旨，只算母亲已经脱离 尘世归返净土了。将来我们去世，也采同一办法。

　　妹妹执意不肯。她决定不用大理石，这次只用花岗石，粗 率的恢复，免得盗碑人的觊觎。我们借着管理公墓的人之笔墨， 在母亲坟墓的基石上大字标明。妹妹决定让她儿子秋间休假时， 专程北来，监视着恢复墓上石碑，也仍把我们兄妹三人的名字 刻上去。

　　临别之前她对着无碑之坟说着："妈妈，我没有好生看顾 您老人家，只是我确是距离得太远，没有办法。"说时她已涕 泪纵横。

　　我一直忍着心肠，至此到底禁不住心头伤感，也情不自禁 地倒在石基丛草与灰尘之间抽噎地哭着。妹妹还不知道，我的 伤心处，还包括着她所没有的罪咎之感。

　　假使我这篇文字的目的仅在于彰母德，则实无在此发表的 可能及必要。中国传统传颂先人祖德的文字，俯拾皆是。韩愈、 欧阳修、曾巩、归有光……先考先祖姚周孺人、宋孺人的行状 与墓志铭……一律千篇。当然的，儿子显达，必是先人有德。 要不是祖先节衣缩食，子孙何能得有清闲拜长尊师，练字读书， 秋闱中试，伏阙授官，追怀旧德，"今日俸钱过十万"，"何 昔日之不足而今之有余也"，也只是传统社会里贫贱富贵循环 的事势之必然了。写这样的文字还不如朗诵《古文辞类纂》直 截了当。

　　在我的记忆里前面的一段，大概从小到我上初中的一段没 有母爱的印象。虽然妈妈常用"一身干一身湿"的湖南土话形 容养育我的艰难，但是结论总是我和她"娘崽不和"。有时候 说得气极她还说："人看其小，马看蹄爪。"意思是各人禀性， 从幼表现。我处处不听她的吩咐，将来长大，不为孝子，势必 为逆子。

　　原来我们小的时候，父亲为着衣食，长久的不在家。我们自幼的教养全由妈妈负责。她又没有受过新式教育，也无旁人 在侧询问。她只循着她父亲的办法--律子要严，以致她的指教，处处拂我意。她为着省钱，要我们穿自制土布衣鞋，我羡慕同学的帆布橡胶底球鞋，故意将鞋在水坑里弄脏。我们在乡 下的时候，我和同伴到田间去采桑叶捉蝌蚪，我有两次掉在水 里，经人救起，从此我就不能随意外出。妈妈的使唤，使我非 常不快，虽然我到头总是服从，但是总少不得顶嘴。在我的记 忆中，我少被鞭打，大概一生之中也不过两三次，只是被责骂 实为常态。妈妈一责骂，我就回口，这样她认为我们是"母子 不和"。

　　我小时候也曾欺负弟妹，争吵时仗着个子大打他们。我还 学着一种顽皮的办法，称为"画地为牢"--用粉笔在地上画 一个圈不许他们出来。我还欺骗弟弟。我们两三数天有三个铜 板的零用。我用的总是不够，弟弟总是留着不用。我就和他商 量，如果他将他的三个铜板借给我，我到头加倍奉还。这口头 契约也未注明年月，到头总是我们意见不合，他吵着要账，我 无存款可还，于是妈妈代还，只付本而不付息，弟弟又吵嚷。 妈妈要弟弟妹妹记着，我是"拍虎大王"。

　　多年之后，我修习到心理学才知道兄弟姊妹间的相互排挤， 称为sibling rivalry。父母子女间的爱恨参半，则为ambivalence。 但是在我外祖父的世界之中，这一套全不存在。人非孝子即为 逆子。幸亏我生已晚，我刚一岁外公即去世。听说他生前一度 惩罚我大舅的办法，乃是用铜制旱烟管向头上敲，也不顾及儿 子可能因脑伤而终身残废。我的母亲在这种环境气氛下长大， 她之教养我们已较外公开明多矣，可是与现今各大学之儿童心 理学又尚有一段长远之距离。

　　这种家中琐屑之事；也仍与我们所读现代史有关。原来这 时候，不论上下，我们都已生活在历史的大转变之中。鲁迅与周作人兄弟间小时的嫌隙，就在数十年后仍出现于两人文字之中。在30年代我们年轻人对蒋介石有高度的崇拜，他每发表文 告，常用对他母亲的孝思为题，和我们企望着他能借着文告表示英雄色彩的想法大相径庭。直到不久之前，我阅及《民国十五年以前的蒋介石先生》--其实这也是毛思诚代写的一本自 传--方领略到他的孝思，并非自然的对母爱的一种表露。而是浪子回头，追怀母教，在伦理上的一种自矢。蒋母崇奉民间 式的佛教，极端的迷信，极端的保守。她对蒋介石也不时"夏 楚"--打手心，尚且在他十四岁不到的期间，指定他和毛福 梅成婚。以常情而论，她不可能对蒋之辍私塾，进新式学校，又弃文就武，入保定军官学校，被保定开除，再入日本士官学 校的预备学校振武学堂；振武毕业见习之后又不继续往士官， 而参加革命的这一段推怀置信地赞同。（如果她曾一度支持， 难道文告中竟无一字提及？）况且以后蒋又赌博嫖妓做股票生 意，"懵懵懂懂不知如何做人"（都系蒋忏悔之辞），更不能 为蒋母所喜。至此我们也可以想见他们母子相处，爱憎相伴的 概况，与日后追悔的线索了。

　　毛泽东对他父亲的憎爱更为尖刻。替他作传的人不断地指 出：毛从小就反抗父亲。十几岁的时候就支持父亲的佃农，拒 绝为父亲的田亩工作，将替父亲收回的借债散放与穷人。这种 在家里就反抗权威的幼年经验可能已经奠定了他日后领导农民 革命的基础。可是毛泽东在1959年回到湘潭韶山故居，仍向他 父母坟墓前三鞠躬，将一把松柏枝贡献在垄上之后，又再三 鞠躬。同行的人立在毛后，也随着三鞠躬。可见得毛一生做革 命领导人，并没有完全放弃传统"慎终追远"的观念。

　　我和母亲间的恩怨当然没有如这些领导人的显见突出。可 是这样说吧。我从小受教就缺乏一种母子之爱，出诸天性，如 小孩放学时，情不自禁地奔向妈妈，双手围在妈妈脖子上亲热 的经验。大概初省人事，就沾上了一个子女应当孝敬父母的观 念。直到小学六年级，才有机会读到谢冰心的著作，这位女作 家所叙母爱，显然的为外来文化的产物，我们只能羡慕。

　　即是刚一暴露于这种新时代的文艺读物，也至为短暂。小 学六年级，我们读过《爱的教育》，也读过叶绍钧的《寒晓的 琴歌》和朱自清的《背影》。可是一上中学，教程又全部放弃 这种"卖浆者言"，而是一意复古，以"巧言令色，鲜矣仁" 为依归了。

　　我父亲四十岁生我，母亲也二十八岁，到我十岁左右的时 候，爹爹已五十岁，但是他做过革命党，当过将级军官，也有 四出旅行的经验。妈妈近四十岁，裹过脚，只会讲乡下话。和 人家年轻的妈妈相较只有使我觉得自惭形秽。

　　家里穷也是一种令人感到羞辱的根源，现在想来这种状况 实不可免。我们乡居的时候，每年收租三百石，俨为当地大地 主之一。自迁居长沙之后，凡房租电费佣工街上人力车费都为 以前所无，我们的衣服食物学费医药也较前倍增。柴米菜蔬以 前采摘自田间，现在都要出钱购买，饮水出自城南的白沙井， 称为"沙水"，洗涤用水则汲自湘江称为"河水"。每天有小 孩兜售，唱呼"要沙水不？""要河水不？"这种消耗都为额 外加添。居城一年，我家即感家用不敷。爹爹自脱离国民党后， 只能在各县政府做白头胥吏，自己住在任所，另有开销，薪水 沾家仍不足。也不时失业，于是变卖田产。从此我家稻米收入 每年只百余石，为以前的一半。长沙的"机器辗米"每石九至 十元。长沙东乡的稻米则每石只卖得二元。每年秋收妈妈坐独 轮车往乡下粜谷，付税之外所得二百余元，只足供家用之一小 部分。卖田的一千五百余元，存入一家米厂，凭存折支取。我 上中学的六年期间即每两三月必往连本带息地支用，因此储蓄 浸淫日减。到抗战前一年我上南开大学时，这本存折的底数已 低至最后的一百元。

　　我上中学的时候上衣必穿制服，黑色粗布，上有领章。但 是裤子没有限制。时尚的为蓝色哗叽制，可以烫出笔直的褶痕。 男孩子头发沾油，皮鞋擦亮，穿着这样哗叽的裤子，最为女孩 欣赏。我为着自己的时髦，逼着妈妈从她悭吝的口袋里五元十 元地掏出来，供我作赶上时尚的花费。她稍一推拒我就蹬脚叫 嚷。这时候我从没有想到母亲面对着入不敷出的家计，丈夫也 快六十岁，又丝毫无增辟财源的可能，心中的焦虑与恐慌了。

　　这样的穷困也是时代所赋予的。在我父母亲那一代的过程中，中国内地自给自足的农村经济已被冲破。自沿海商埠至内地口岸，一套新兴的产品从煤油、电影、新式文具到罐头食品 及现代医药如潮的输入，而内地仍只有最基本的农产，而仍只 有拖泥带水的生产方式。去城市愈远，谷价也愈不能调整。我的外公生前也是当地大地主之一。他去世后，外婆继续勤俭治家，但是越是积攒，家中人口愈多而越穷。她住宅的楼上有一个竹箩筐，里面存积着一串绵延不断的铜钱，我们称之为"明钱"或"穿眼钱"。内中多"咸丰通宝"或"光绪通宝"，但是内中也间常夹杂着历代铜钱，如光亮的"嘉靖通宝"。穿钱 的绳子愈接愈长，终至从筐底而辗转至满筐。这是她半生治家 的积蓄，自袁世凯大头银元流通之后等于全部作废，只供我们零星取去作为玩具。（要是这筐铜钱留至今日再运往国外可能又值价了，内中也必有稀见的货币。）外婆在世最后数年间只有大豆下饭，我妈妈想着就流泪。大舅最后一次来访，妈妈给他的乃是父亲戴过的一顶旧毡帽。我至今还记得他戴着那顶旧毡帽，至街头即将转弯向我们回顾一刹那的关头面上尴尬的表情。我们也可以想见到母亲心头的滋味。

　　我并不是全无心肠，完全不曾感受母爱。只是天性的母子 之情，总被这些环境上的因素笼罩着去了。

　　我还记着我第一次进住宿的学校，妈妈托人带来的一篮盐蛋与皮蛋。蛋壳早已洗净，盐蛋也曾煮熟，上有她用毛笔写着 "皮"、"盐"。其实这样的标记已无必要，我见着就吃，也 不分黑白，只吃得腹痛为止。倒只有多少时候以后，想及她搓 糠灰、拌盐水、洗蛋壳，又在蛋壳上一笔一画写字的爱子之情。 我离家的时候妈妈替我收拣行装，她亲手将我的衬衫尾插入裤 中，嘴里说："要不是养育你一场，也没有这样的牵挂了。" 说时眼睛润湿。我当时并没有如何的感动，也要待到以后两地 隔阂，才记起如斯的细婉情节。我将考大学的日程预先写信告 她。后来妹妹说，到那天上午和午后妈妈再三地说："你哥哥 正在用心咯！"

　　抗战之后不仅我投笔从戎，弟弟也进辎重兵学校。他有次 在家信里提及在某处宿营。据父亲说妈妈一听及宿营，头顶上 没有房屋掩盖，立即就哭。我曾在缅甸负伤，实际是腿上轻伤， 只不过裤裆被撕去一块，上面血迹斑斓。我将这卡叽裤带回作 纪念。至此已事隔经年，妈妈见着仍是流泪纵横。

　　妈妈这一代的女性，她们的生命与前途，不由自身做主。 她自小就做了外祖父教条下的牺牲品。人家的女儿已开始入学， 她不得入学，人家的女儿已放足她仍是被逼裹足。以后则只有 相夫教子，做传统的贤妻良母。可是传统的贤妻良母仍有她们 赢得的报酬，我父亲在珍珠港事变前一月去世。他弥留时对妈 妈说："我们有两个好儿子，让你去享福吧。"不料她所享之 福不过起先随着我们，后来随着妹妹及妹夫南北奔波，在轮船 上搭地铺，在卡车上坐车顶，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吃带糠屑的配 给米。她夸告邻居：她的两个儿子都可以到美国去，只因为照 顾亲娘，不愿离去。其实则两个儿子都在打算盘前往美国自寻 出路。他们回时只在母亲无碑的坟前怅惘徘徊。

　　妈妈说："我不要你们如何服侍我，只要不使我牵肠挂肚 就好了。"在20年代和30年代她说的可能代表当日一般为人母 者的衷心之言。

　　事情是这样的：湖南经过北伐的暴风后立即"清党"。不少的年轻人，不一定曾经过宣誓的手续矢志做共产党，只要参 加左翼团体集会，在学校里发激烈的言论，或爱上了具有政治 思想的异性，都有被拘捕和被审讯的可能。审讯时可能被屈打 成招或是因言辞出入而犯重刑，十九都是死罪。我一生也不能 忘记我还在上小学的那一年，一天我看到枪兵指挥街上行人回 避。不一会一队士兵刺刀插在枪管上，在号兵吹冲锋号之后， 高呼叫："杀！"被押解的有二十多个男女，都是一身"剪绑"， 背后插有"标子"，上书"斩决共匪"某某，名字又用红笔从 上到下贯穿。为首的一人还在叫着"中国共产党万岁"，但是 至此已力竭声嘶。后面的几个女性，穿水红色内衣，年龄也只 二十左右，也被兵士推着保持一行列间快步的距离。约二十分 钟之后，他们全在长沙的"教育会坪"身首异处。

　　这样的惨剧也轮到我家亲戚头上。我们称为"钧舅"的向 钧，是我们三舅母的弟弟。他们的母亲又是我祖母的堂妹，我 们称为"五姑外婆"。她们都住乡下。钧舅判刑之前，我父亲 曾往监狱探问，便中转告家人都望他自首。其实所谓"自首"， 除了承认有罪之外，还要供报同党两人，让政府缉获建功。钧 舅执意不从，他被枪毙之后连我们孩子们都知道了，妈妈和三 舅还连通我们一齐瞒着三舅母与五姑外婆。这位老太太在火炉 前烤火的时候，眼色无神。我们也不知道她内心想的是什么， 总之她仍不知道已与儿子生离死别，阴阳异途，使我感触到前 人所作文"生也无辜，杀之何咎"的切身之感，更不用说在执 行死刑之前还要给这些男女的凌辱虐待之无心肠了。

　　后来我因抗战而从军之前曾在长沙《抗战日报》工作过几 个月。报社的主编是田汉先生。当日我们只知道他是左翼作家， 不悉他早已为共产党员。我因为《抗战日报》停刊之后与他的 儿子田海男同入军校，所以称他为"田伯伯"。　1942年他与 他的母亲--被称为"戏剧界的母亲"的易克勤老夫人--同 在桂林。我们拜访他们的时候，老太太因与母亲都曾在长沙东 乡长大，是以相见甚欢。田汉已与作《渔光曲》的安娥婚外同 居不为老太太所喜。安娥小姐希望承欢膝下，也不惜大艺术家 的身份，即往厨房做蛋汤欢迎我们。至此我有机会与她谈天。

　　她说："我们如真的要出国的话，哪一个国家都可以去。"

　　我知道她所说非虚，不过我不相信不去的原因完全是为着 "群众"。田汉可能不愿离开抗战（他曾发表一篇文字，题为 "欢迎抗战的观光者林语堂先生"），但是中外都知，他虽也 是大艺术家，却以"纯孝"具称。原来他家里也是极端贫寒。 田老太太初往长沙时坐独轮车，堂弟推车，田汉在前以绳拉车。 所以他们一家人至为接近。我也不知道靠何凭借，他们支持他 上长沙师范学堂后又往日本苦读六年。田汉回国之后成为中国 第一流的戏剧家，也仍不维持自己的小家庭，仍是有饭大家吃， 不计家人生产，由"戏剧界的母亲"当家，任食客来往，一家 有公社模样。

　　田汉在国民党执政期间已经坐过牢。他因曾参加左翼作家 同盟而被监禁于苏州监狱。共产党主政期间他理应得意称心， 而最初约十年也确是如此。但是文化大革命期间仍不免再陷缧 绁。1930年他曾写过一篇称慕蒋介石的文字，说蒋确有做文天 祥史可法的气派，三十余年后终被检举。而实际的罪过则是他 在上海期间没有照顾日后成为毛夫人江青的蓝苹。

　　田伯伯最后的出处至为凄惨。他被禁于秦城监狱，有病无 药可施，他最后一信给他母亲易克勤老夫人，还望她能寄些钱 来。他连日咳嗽不已，同被监禁的人说起一天傍晚时分咳嗽停 止，他即于当晚去世，时在1968年。弟弟田沅早已在人民解放 军方面参加淮海战役，以肺炎死于战场，也曾令戏剧界的母亲 田老太太流过不少眼泪。

　　田汉案件平反后，中共领导人为他在八宝山致奠茔葬，但 是所葬也不过是一座"衣冠家"。他的骸骨在去世时如一般罪犯的处理，早已不知去向。以彼类此，这也是我不主张恢复母亲墓碑的原因之一。

　　这样看来，我们遁迹海外，没有侍奉慈母，好像又情有可原了。1965年我与哈佛的杨联升教授、普林斯顿的刘子健教授同在芝加哥大学的何炳棣教授家中晚餐。饭后何唱《霸王别姬》， 刘唱《四郎探母》，都是慷慨悲歌。杨即席说："我们为中国 的母亲同声一哭。"

　　不待解释，我们知道他所说意义。这样看来我们这一代在母亲面前感到罪愆的绝不限于我们兄弟，而是成万上千了。

　　然则我们如何解释这段历史？我们纵用环境逼迫推卸自身的罪愆，如何作全面目的评判？尤其我动辄鼓吹历史的长期之合理性，至此如何交代？即是目下纵谈"关系"，这一段经历之重点，往何处置放？

　　在解答这串问题之前，我必须再渗入我家佃农的一段经历。 内中也具有一节关于母亲的故事。

　　我们家中经过收束后的田土，分作两处。一处出租谷一百二十余石，租与一家熊姓数弟兄，他们尚拥有自己的地产，可算富农。另一块与我们的家屋贴邻，只出租谷二十八石，租与王七爷。他原来也姓黄，只是当地人习惯，"有钱人姓黄，没钱人姓王"，乡人都称他王七。

　　王家子女多。他们按照东佃各半的安排，每年也得谷约二十八石。虽说他在正稻季节之外也种了一些杂粮，又在侧面空地种了些红薯、花生以及蔬菜，到底收入短少，有经常濒于饥饿线上的姿态。自我记忆之所及，王七爷经常生活于忧患之中。 他的儿子女儿夭折，耕牛倒死……重见迭出。最后他来长沙城 里到我家央求本年减租，夜宿我家。第二天返家，死在路上茶馆里，可能因为中暑。

　　我家一直以为我们对王家佃农，相当仁厚。因为收成不好就减租，牛死也出钱资助成全他买牛。而尤以这次佃农去世，最大的孩子也只有十七岁，让他继续耕种没有退佃实为莫大恩德。1942年第三次长沙战役日军去后，我们因为葬父回到乡下老屋，见到王七娘。她涕泣着告诉我们，日军撤退时，曾有一队士兵来我家庄屋住夜。为首一人见到她儿子王三，才十五岁， 也未问话答话，见面立即挥动军刀一劈当场杀死。

　　因为我父亲也刚去世，她在带哭之中又说："想他已经去服侍五老爷（我父亲）去了。……五老爷心肠好，会照顾他的。"

　　我听时万感交集。要是根据日后土改工作者的词语，我家已剥削他家一生一世，王七爷还在被剥削至尽头身故。可是在这里我面临着受害者的妻子，下一代佃农的母亲，她不仅对我们无恶感，还承望带着传统道德的主仆关系能够通过来世今生，继续存在。

　　以后我读到土改工作者的报告，他们的实地经验也和我们的想法同，最初极难鼓动村民造反。佃农不仅恐怕日后报复， 而实际有很多与地主休戚相去不远，不愿恩将仇报。中共人士要竭尽各种手段，才能策动他们参与"打土豪分田地"的群众运动。因为"矫枉过正"，即不少土改工作者本人亦为之战栗。 他们知道自己的父母，只不过易地而处，也必将遇到同样的遭遇。

　　但是在这种环境之下，为什么中共的土改竟能成功？解放军也能在内战里获胜？

　　我一直待第二次来到美国，重作学生，读到西方政治思想家的著作，才能获得局部的解答。

　　我们习俗以为的"自由"，只以为照目下状态各人自行其是，这是一种局部而肤浅的解释。真正的自由务必打破习俗上非道德的羁绊，而恢复到纯真的境界。比如说在南北战争之前 有些美国之奴主，也以为自己待奴隶仁厚，实际则只在奴役他们的关头，稍微宽容。在那种情况之下虽为奴主也并没有享到真正的自由，也还是迁就于习俗，维持原状。

　　我们虽没有将王七一家当作奴隶看待，但是他们就业没有选择，佃农身份有同遗传，胼手胝足而衣食未周，外敌入侵得不到适当的保护，已较奴隶的身份有过无不及。远在30年代及 40年代，费孝通即指出中国（大陆部分）地少人多，土地的收入已不能同时供应地主与佃农。假使没有以后的土地改革，则日后很多新兴事业不能动手。上述我家窘状，我外祖家大舅等窘状也只有每下愈况，此种情况不能算是我们自由意志下的决策。

　　远在18世纪法国大革命前卢梭论自由即已提出自由乃是一种高贵的品质。在他之前，洛克创"劳力价值论"，即谓上帝以全世界之资源赐给全人类。各人以自己的劳力与一部资源混合，则此部分，成为他的私人财产。即在当日内战期间，我们站在政府军的立场，也并不即是反对一切的改革，而是希望中国能统一，获得外援能将经济成效由工商业而泽润于农业，由滨海而及于内地，以缓和改造期间的痛苦。局势的发展既已证明此种奢望成为梦想，农村问题已迫不及待，并且取消地主所有，犹且不足，仍要土地国有，集体经营；集体经营不足，还要承包到户；所有行动都不可逆转，这样看来，全盘发展可以算作卢梭及黑格尔所说"公众之志愿"，至此我们也只能接受 历史之仲裁了。

　　类似情形下，日本在麦克阿瑟督导之下执行土地改革，台湾实行"耕者有其田法案"，南韩美军将北韩军驱逐后不许地主阶级重返，也都不能逆转，也都可谓符合历史上长期的合理性。

　　这并不是对改造期间的残虐行动洗刷。我想任何人也无从为之洗刷。至此我们只能引证黑格尔所说，在历史中的一种大变动前，没有人能洞察其行动的实际意义，虽领导人亦不过较旁人所知略多而已。我们的观察，则是发展的过程中极难预见其牵涉之深，范围之大。一百年前张之洞已看出："今日之世变，岂特春秋所未有，抑秦汉以至元明所未有也。"他已说穿横对面前须要的改革，已是中国两千年以来之所未有。但是他仍没有想及贯彻始终，须要推翻专制，而且"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犹且不足。其背景则在中国的革命必须通过蒋介石阶段、 毛泽东阶段，至邓小平阶段方见水落石出。为什么在行动之中， 很多人还要引出许多额外的残酷手段？主要原因在于他们没有见及需要改变的范围之大。他们总以为自己所能掌握的局面，即是一切问题的终结，所以他们用道德的名义，标榜着至善与极恶，有如司马迁之论法家"其极惨礉少恩，皆原于道德之意"。这一念之差，才在人世间造成很多额外的痛苦。我们论评历史主张多利用技术的角度将史实引长放大，也即是避免"惨礉少恩"之意。

　　可是纵如此，我如何能对母亲说，"妈妈，只怪你出生不凑巧，前面没有逃脱旧社会的遗毒，后面见不到新社会的光辉" 呢？

　　1950年我在日本，弟弟在美国，妹妹也往青岛，留着母亲在湖南。在土地改革期间幸亏乡人留情，他们公认我家对付佃农虽属剥削，却无刻毒情事，所以除了房屋家具衣服和妈妈积 储的金饰一并没收之外，准予放行，未作人身上的留难。从此 她受我妹妹及妹夫赡养。

　　1952年弟弟已获得博士学位，即一意返国，妹妹也来信说 妈妈在亲手造萝卜干、腊八豆，准备欢迎儿子。这时候我自己已不能回国。但是也仍在劝阻弟弟回国。从此母亲即再未与儿子见面。

　　她最后三年不能行动，风瘫卧床，凡洗涤饮食都赖我妹妹服侍。最后因脑溢血去世，也无人在侧，只有我外甥女返家发 现姥姥已无呼吸，才传告邻居。我想她希望和儿子见一面的痴 望，使她挣扎了这许多岁月。我想时不忍想，常常找其他情事 推托。家琦是我的弟妇，她说我弟弟有时夜中醒来仍在哭着，他已在梦中见到妈妈。以他的习性，他不会赞同我发表这篇文字的。只是我已经写过一段中国近代史，以上这节人身经验，也是历史的见证。我不能假装着"纯孝"，或是永远藏匿着心头隐痛，而将此节史料遗弃，也将妈妈及和她同一代的母亲的牺牲抹去。

中国风电额外性的争议与启示
何钢 , 理查德·摩斯

联合国对部分中国风电CDM项目的否决暴露了额外性工具设计中的结构性问题，何钢和理查德?摩斯分析讨论。

自2005年以来，中国风电总装机容量几乎每年都以翻倍的速度迅速增长。根据全球风电协会的 统计，到2009年底中国的风电装机容量已达25.1GW。作为全球碳市场的领先概念，清洁发展机制（CDM）是削减碳排放、保护气候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 手段，同时更在中国风电发展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截至2009年底，有32%的风电发电装机容量成功注册成为CDM 项目，预计到2012累计减少CO2排放将达8250万吨。

因此，中国风电的快速发展被当作是CDM成功应用的典型。而风电CDM也在国际碳市场成为颇受欢迎的低风险项目类型。但是，这个“成功故事”却因为联合国清洁发展机制执行理事会（EB）最近关于中国风电额外性的争议，并最终先后拒绝中国14个风电CDM项目而蒙上了一层阴影。

拒绝的原因主要来自对项目“额外性”问题的争议： 风电CDM项目的减排效益是否是额外的，即在没有CDM资金支持的情况下该项目活动不会发生。

2009年年中，联合国清洁发展机制执行理事会(EB)第47次及48次会议当中，EB发现并考虑中国风电CDM项目设计文件(PDD) 中的电价的不确定性，要求部分中国风电项目重新审查，或要求更正。第49次会议，就在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前夕，EB拒绝了中国10个项目的注册，曾被视 为高质量低风险的风电CDM项目都被拒绝，开发商、项目业主乃至买家、卖家和中间商都深感忧虑。2010年，EB第52次会议上，之前有两个项目被澄清而 得以注册，但同时拒绝了6个风电项目。

争议的核心是中国的风电电价问题。随着中国风电申请CDM的项目增多，EB对中 国风电项目的信息掌握也越来越多。EB观察到有些省份同类项目PDD当中的电价有明显下降的趋势，而电价是影响风电CDM项目额外性最为重要的指标。EB 前主席Lex de Jonge在接受点碳咨询的采访时对此表示，EB不知道是不是中方为了套取CDM的补贴而降低了电价，还是其他原因造成的，因而要求开发商提供进一步的说 明。

EB的决定引起了一连串的反应。国际排放交易协会(IETA)连续给EB写了三（一、二、三） 封公开信，表示EB的这个决定将增加市场的不确定性，进而影响该领域投资。而设定电价是政府行为，并非开发商的责任，而应该由EB和中国政府直接在项目核 证中沟通解决，不应该由开发商来说明。同时，IETA还认为EB的决策过程缺乏透明度及公正的过程；而规则的不确定性将影响行业的投资；EB也没有公平的 把其自身的政策应用到中国的国内政策。

中方对此也表达了强烈的不满，中方风电企业代表发表了《关于就“联合国CDM 理事会51 次会议拒绝10 个中国风电CDM 项目”事宜发表的声明》，公开回应EB的决定是“一个错误的信号，挫伤中国风电投资者的积极性和信心”。在哥本哈根的会议上，中国有专家也认为“EB歧视中国风电项目”，拒绝中国风电CDM项目程序上不透明、不公正。

这 个争议之所以重要，不仅是因为它不仅存在于中国的风电项目，而可能扩散到多个国家、多种项目类型，进而影响到整个CDM及国际碳市场的可信性和稳定性。隐藏在这种争议背后的额外性审查难题，如果不从深层次的角度加以重视和解决，对于CDM机制本身的可靠性也是非常严重的伤害。

按照CDM的规则，要拿到CDM的资金，项目必须证明自身有额外性。额外性是CDM当中的关键概念。《京都议定书》确定CDM作为减排机制，就必须实现“额外的减排努力”。根据《马拉喀什协定》，额外性是指“没有CDM资金的支持，减排项目不可能发生；或者说只有在CDM资金的支持下才可能发生”。如果项目不管如何都要发生，则无法证明CDM的额外性。

额外性的定义非常简单明了，但是要证明额外性却绝非易事。目前EB提供的“额外性论证评价工具方法”的核心是用自由市场下的财务逻辑来判定额外性，比方说投资人会选择内部收益率(IRR)最高的项目进行投资。而项目开发商只需要证明申请的CDM项目在基准情境下不是收益最高、但是CDM资金却让其相对其它投资更具竞争力就可以了。

这套基于IRR的工具是根据市场经济建立起来的规则，要有效应用，必须有两个前提条件。第一，被选择用来比较的基准线必须代表东道国实际情况，具有公信力、 稳定、可以核实的基准线；第二，IRR必须是决定投资行为的主要因素，也就是说必须要有比较完善的市场。而对于处在改革当中且复杂多变的中国电力市场，这 个基于IRR的额外性判定工具就显得力不从心，在应用起来和设计当初有所出入也就不足为奇了。但因为机制设计的原因和造成执行偏离预想的效果，却因此只责 怪执行机制的各方，而不反思机制本身及改善机制设计，这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情。

EB发布的“额外性论证评价工具方法”是一套标准的程序，用于决定一个项目是否具有额外性。择要来说首先要先定义有哪些“替代选项”，比方说没有风电，那只能建设煤电，或采用其它可再生能源，或更多利用现有电网的电等等。经过法律强制执行筛选后，留下符合东道国法规同时具备技术可行性的替代选项。

接下来采用投资分析，比较在建项目和替代选项的IRR，是否在建项目相对替代选项不具投资吸引力，因而需要CDM资金的支持。投资分析提供了简单成本分析； 投资比较分析；基准线分析几种办法。通过投资分析获得具有投资可行性的方案，从而把该方案作为基准线。对于风电项目，投资分析的目的是用来排除“执行本项 目，但不进行CDM开发”的情形。

然而，这个工具在应用到中国的项目当中时，出现了一些问题，也造成了EB拒绝中国风 电项目所引起的争议。根据我们对截至2009年底在EB注册的143个风电PDD的观察和分析，基本上所有风电项目，会在“替代情景”筛选阶段就说明，建 设与本风电项目相同产出的热电（煤、油、天然气）项目，由于国家“上大压小”政策管制135MW以下火电的建设，从而在法律障碍中排除了该情景，也从而避 免了与煤电的比较。这对于一个80%的电力都依靠煤电的电力市场来说，似乎说不过去。

不跟煤电比可能有几个原因，第 一，煤电因为煤炭市场即煤炭价格的分散和复杂，发电技术、电厂类型多样等等因素，煤电通用的IRR数据可能非常难以获得和计算；第二，即使煤电IRR可以 获得，因为市场由国有企业主导，同时承担了低电价以维护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电力安全等非经济因素。由此可能造成内部收益率非常低甚至在煤价高企的时候为 负。如果用这个做基准线，有些风电因为拿了政府的电价补贴可能是相比是更赚钱的项目，因而很难通过额外性测定。拿一个IRR可能为负的电力市场来比较，显 然是不合理的。也就是说，现有的工具，无法体现和应对中国这种复杂的煤电格局及电力市场。

那接下来就只有基准线分析 了。这些项目PDD大都引用了国家电力公司在2002年发布的《新建电力工程项目经济评估暂行办法》设定的8%作为行业基准线，从2006年中国有第一个 风电CDM项目到现在已经5年过去了，但是这个基准线从未变过。首先，这个8%是如何确定的，这个《暂行办法》并没有具体细节。其次，即使我们假设8%在 当时是非常实际的数据，但此后的5年，中国的电力市场已经经历了煤炭市场化改革，电力重组等一系列改革，国家电力公司不复存在，电力市场也发生了深刻的变 化。

在一个经济年增长速度大于8%的国家，而投资项目的利润率却长期保持不变，从投资的逻辑上讲，也难以被外界所接 受。而为什么PDD依然还是用呢？首先有一个学习效应，其它的项目引用并且通过了，再次引用通过的机会也大；其次，在没有其它更好的数据可用时，用一个现 成的公开和相对权威的数据也是比较保险的。

以上列举了基于IRR的额外性测定工具在中国应用碰到的问题，这是执行上的 偏差，而另一个更为重要的则是额外性本质上的问题，我们称之为“抵消悖论”。CDM是一种国际抵消机制，可以帮助发达国家实现低成本减排，同时帮助发展中 国家获得资金发展低碳技术，看似一种双赢的办法却有着深刻的矛盾就是逆向激励。发展中国家为了促进本国可再生能源等低碳技术的发展，应该采用特殊电价、可 再生能源配额等政策激励办法，但如果采用了这些办法，发展中国家的这种努力又无法论证额外性因而更难拿到CDM的资金支持。所以，要CDM还是要加强国内 政策？这对指定国家是一个两难，也不符合国际政策推动国内政策的目标。

为了减少对国内政策依赖，EB引入了所谓 “E+, E-”的政策，即如果政策支持小排放或技术密集的项目，那么国家一级的政策变化就不应被纳入基准线计算之中。比方说只要是可再生能源能减少排放的项目，就 可以被认为有额外性，在中国风电CDM项目的争议当中，EB未能应用“E+, E-”政策本身也是一件值得玩味的事情。由此可见，额外性的论证与审查，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何钢和理查德·摩斯为美国斯坦福大学能源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本文为斯坦福大学能源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出版的报告《推动发展中国家碳抵消工作：中国风电争议与启示》的摘要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