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策智库 ChangCe Thinktank

爱调研：将调研搬到线上 熬出来的大买卖
作者：王根旺，陈玉凤

【导读】爱调研是一家调研公司，不同与零点调查和益普索等传统调研公司，它是基于互联网的在线调研平台。爱调研一手抓用户，一手抓客户，通过爱调研社区、问卷网和iSurveylink系统三个产品将线上调研做得有声有色：2012年营收两千多万元，并获得千万元级别的投资。以下为爱调研联合创始人向守军的口述。

2007年，我偶遇一个在欧洲做在线调研的朋友，因此也得到了一个创业灵感——线上调研。很多公司都有做调研的需求，但是传统调研方法成本高，周期也很长，如果我们能让它简单方便，肯定会有市场。于是2008年，我便和朋友投资了200多万元共同创办了调研社区“爱调研”网站。



目前，我们公司有三个产品：爱调研社区、问卷网和iSurveylink 系统。爱调研社区是样本库，问卷网是一个免费的问卷设计制作和分发的平台，能够满足公司和个人的普通需求。而iSurveylink 系统则是升级版的问卷网，能够做根据公司做定制化的问卷服务。我们有300多家付费企业用户，比如美特斯邦威、万达和海尔等，其中有些是长期合作的，有些只合作一次。

相对于传统调研公司，我们有三大优势。首先，我们利用了互联网覆盖量大的特点，成本小了很多，几万块前就可以完成一个调研，而很多调研公司每单至少要50万元。其次是速度比较快，传统调查找人的过程就很漫长，而爱调研则可以提供一个人群库，能很快地出分析报告。第三，我们建立了问卷库让专业的东西更加普及了，很多专业的人愿意把自己的问卷共享出来，这样也提高了行业的整体水平。

2008年至2010年，我们通过和其他网站搞联合注册，爱调研社区一下子吸引了两百多万用户。因为是商业调查社区，现在爱调研社区和问卷网活跃度不是特别高，它们的UV分别是6万和3万多。我们现在也正试图让用户“动起来”，一方面会给做商业测试的用户一些奖励，比如积分和奖励话费。此外，我们提供了趣味测试的内容，以黏住更多用户，而用户自己也可以发起简单的投票。

我们的现金流主要来自两个部分：iSurveylink系统和爱调研社区。其中前者占营收总额的40%，盈利模式就是把定制软件卖给客户，每套的价格从十万元到几十万元不等。后者约占到营收总额的60%，盈利模式就是根据用户注册信息找到符合客户要求的调研用户，然后按人头收费。

因为团队人数的局限，传统调研公司的瓶颈在于自己无法服务更多的客户，这意味着5000万元就是它们的天花板。而爱调研的瓶颈在于如何快速地让大家了解我们，这很就像5年前的网络购物，大家不愿意花钱在网上买东西，因为觉得不安全，而现在你不在淘宝上买东西都觉得不好意思。至于如何让企业接受新事物，我们就一个解决途径——不厌其烦地敲门拜访。以前在好耶做媒体总监时，我接的单子都是几百万元起，如今五千块的项目，我也会亲自去谈，以让客户充分感受到诚意。

创业五年来，我感受最大的一个字就是“熬”，特别是做企业服务的公司更要能熬，否则就掉队了。线上调研是一个新兴事物，而中国公司接受新事物的速度又非常慢，所以这就需要时间来酝酿市场。但是我们有耐心，因为随着竞争地愈发激烈，调研需求肯定越来越多。2008年我们没收入，2009年收入也就几十万，但是我们熬住了，如今爱调研每年有两千多万元的收入，并开始盈利，2012年还获得了千万元级别的风投。

国维牙医：台湾牙医的内地淘金术
作者：叶静

7年来，台湾牙医曾育弘每个月都会飞赴上海，在蓝华口腔诊所看诊。他是这间诊所的创始人，也是台湾国维牙医(Dr.Wells)的创始人。

国维牙医最初创办于1992年，2005年开始连锁化经营。目前在台湾地区，国维牙医拥有86家连锁门店，是最大的牙医连锁机构;而在内地，国维牙医仅拥有3家门店。对于一度有志拓展内地市场的曾育弘来说，这个速度有些保守。

近几年，随着内地医疗市场的不断开放，吸引了好些台湾医药人的进入，较受关注的有长庚医院、明基医院的兴建，但和国维牙医一样，成长较为波折。在台湾地区受欢迎的医疗模式能否成功复制到内地，曾育弘和他的台湾同行们还在观察及摸索之中。

二线城市有潜质

“有点奔波，但开了就该撑下来。”中午12点半，曾育弘结束看诊，回到不足十平方米的办公室。每个月这几天，他都是这间诊所最忙碌的医生。7年的坚持，他为这间诊所积累了稳定的台商客户群。

在台湾地区，曾育弘是植牙业的一位权威医生，曾经培训过多位牙医。7年前，他跟随其台湾病人来到内地，当时蓝华诊所正在筹备，于是参股建立蓝华医院。蓝华医院的另一大股东来自传统产业，旗下另有3家诊所。诊所后来分家，曾育弘及其带起来的医生接手了蓝华，另三家诊所被其他人接手，但之后经营情况并不好，后来再找到曾育弘，曾接手了其中靠近地铁的两家。

蓝华诊所也在地铁旁，有4张牙椅，中等规模。因为医师资源的稳定及曾育弘的定期看诊，诊所的台商客户群很稳定，经营情况很好，另两家后来收入旗下的诊所经营情况则时好时坏。

在上海之外，国维牙医曾尝试过拓展北京市场。通过朋友的介绍，国维在辟才胡同及公主坟等地尝试开设了2家门店，之后很快退出。对于这两次的失败，曾归因于对内地市场的不了解。之后，北京著名的购物中心新光天地开幕时，同为台湾人的新光董事长为曾育弘在附近物色了一个门面，但曾最终放弃了。

“从上海到北京，战线太长。我还蛮保守的，不想扩张太快。”每个月的两地飞行让曾感到很疲惫。最近一次从福州去上海，因为飞机故障，曾育弘花费了6个小时才到达上海，这种时间上的浪费让他无法承受。

在上海，国维还曾尝试过与一家医院合作，这次是几个台湾医生希望与曾育弘合作，以国维的名义进行经营管理。但这次合作也很快结束。曾退出的理由是对方财务不公开，这与国维牙医作为一家上市公司的财务规范不相符。他希望寻求到更规范、正式的合作管道。

“内地开诊所没有预期的好。”曾育弘说，算起来“台湾的诊所更赚钱”。曾觉得是市场问题。台湾有比较成熟的健保体系，洗牙、补牙、根管治疗等普通牙周疾病治疗都由健保系统付费，个人看牙花费通常不过百元。只有美容牙科、正畸等服务需要自费。而在内地，诊所都是赢利性质，这固然适合开连锁，但内地的成本很高。

“上海物价、房价及各种费用，加起来的成本和台湾差不多，甚至有过之。”曾育弘说。以蓝华门店为例，其坐落在华山路某公寓的二楼，房租占到经营成本的1/5，甚至近1/4。而在台湾地区，房租通常不到经营成本的1/10。“羊毛出在羊身上，收费高，不然没办法维持基本开销。”

在对一线城市进行多年摸索后，曾育弘逐渐将目光转向二线城市。“到有需要的地方去。”在曾育弘看来，医疗资源需求有一定容量，北京、上海等地有很多好的诊所及医疗资源，没必要锦上添花。“我希望诊所开的地方对当地有一些帮忙，将台湾好的医疗管理带入这些二三线城市。”



尽管之前的速度相对保守，但曾育弘依然看好内地医疗市场。“内地太大了，机会很多。”他还在谨慎地选择可能的合作方。最近一段时间，曾育弘在大连、福州等地做了一些交流，考虑到两岸的飞行，他首选可以直航的城市开设诊所。在他看来，如果不能直飞，会影响台湾医生来内地看诊的积极性。而好的医师资源是牙科诊所的核心竞争力。

医生培养是关键

国维牙医的成长正是依靠于对医师资源的培养。

1992，曾育弘纽约大学毕业，回到台湾开设牙科诊所，并很快取得健保资质。在台湾地区，类似的牙科诊所有大约6000家，大部分是牙医主导的独立诊所，很少有连锁品牌。起初几年，曾育弘并没有想过连锁，但其诊所内培训的医生日益成熟，之后离开并独立开设新诊所。曾育弘开始参股这些新诊所，并与这些诊所逐渐联合在一起，希望通过联合采购等削减成本，增加利润。

也是在这一过程中，国维牙医也逐渐发现了其在植牙、美容牙科等服务上的优势，不同于洗牙、补牙等普通牙科诊疗服务，美容牙科、正畸等服务不纳入医保，而需要自费。而当时台湾很多30-50岁的主力牙医在受教育的阶段没有学习过植牙，无法提供这一服务。

2000年后，随着植牙技术的成熟，植牙市场快速成长。作为台湾地区植牙业的先行者，曾育弘将其母校纽约大学的课程引入到了台湾，成立了维瀚牙医再教育中心。这是一个很实在的需求。在此之前，一位牙医如果去纽约大学完成这一课程，需要两年的脱产学习，这意味着将损失两年的看诊收入。而在维瀚接受培训，每年只需在纽约完成一星期的课程，不影响诊所日常的经营。

维瀚牙医再教育中心很快吸引了中国台湾及菲律宾等地医生的加入，为国维牙医连锁化奠定了人才基础。2005年，国维牙医正式成立牙科连锁公司，开始连锁化经营，并将诊所拓展到了菲律宾。

“诊所都是受训医生开设的，大家理念认同就在一起了。牙医拥有诊所，我们用设备租赁等方式，经营管理公司。”曾育弘说。后来这种完全加盟发展成特许加盟，牙医及国维对诊所共同入股，通常国维占诊所大股;此外，国维总部也会放一些股份给诊所的牙医，两条线并行，大家互相交叉持有股份。

成立十年，维瀚已培育出近500位具有国际认证的植牙专科医师。而在国维，来自健保体系及自费的营收各占一半。

不同于台湾地区先有医师后有诊所，在内地，国维先有诊所后培训医师，曾育弘每月的定期飞行，除了看诊，还肩负着培训医生的责任。“我们有在培训，但内地医生层次不齐。”曾育弘说，如何选择医师，是件很困扰的事情，不同医生间的资质、能力相差很大，一些医生甚至要从头来带。

如今曾育弘试图将台湾维瀚牙医再教育中心的模式带入内地，在上海设立了国维牙医再教育中心，希望培养更多的牙医人才。在具体培训上，引入台湾医师资源同时，将内地医师送到台湾地区受训。

如何培养及留住好的医师，这不仅是国维牙医所面对的问题，也是国内连锁齿科诊所共同面对的问题。“培养人才是我们的重点，他们是我们的核心资产。”瑞尔齿科创始人邹其芳说。开设新分店时，邹其芳通常会选用瑞尔培养的牙医担任分店负责人。2006年起，瑞尔齿科开始进行校园招聘，自己做医师培训，并对外开展牙科教育，如与新加坡最大的一站式牙科中心“T32”合作建立牙科培训中心，让受训的医生在新加坡牙科专科医生的监督下做牙科手术。此外，瑞尔齿科还与邹其芳的母校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立合作，邀请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医学教授来讲课同时，定期将学员送到宾夕法尼亚法学深造。完成融资后的瑞尔，计划拿出一部分股权作为对人才的激励。

“开诊所不是几何级成长，而是一步一个脚印的扩张。”曾育弘说。

医师们聚集在一起，不仅为国维找到了合作伙伴，也拓展了国维的业务。在连锁平台之外，国维还代理研发骨粉、人工植体等产品。购买一定量的产品，可成为国维牙医的策略联盟伙伴，享受国维牙医提供的相关行销、技师等服务。在国维的连锁体系里，有直营、加盟及策略联盟三种模式。

“课程在先，产品在后，通过培训，建立了体系里的信任感。”曾在维瀚再教育中心工作过6年的赖慧璐女士说。她半年前开始常驻上海，现在的身份是总经理特别助理。

坐在上海的诊所，曾育弘打开电脑，透过ERP系统，可以清楚地看到台湾地区国维各门店实时经营情况，这其中既有材料的出货、进货，也包括病人就诊及牙医看诊的各项记录，这套成熟的IT系统，为国维连锁化经营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但无论是医师的培养，还是ERP体系，内地都还不能与台湾地区很好接轨。“内地一套、台湾一套，希望未来两地能采用同样的系统。”赖慧璐说。

据赖慧璐介绍，在台湾地区，国维如今正在尝试通过对专门行政人员的培训，将诊所院长真正从行政及经营中解放出来，而专注于带领医疗团队，对医疗品质负责。

媒体“裂变”录:《创业家》杂志转型玩法实地观察
作者：韦物主义{微信公共账号：weiwuzy}

前段时间，《创业家》的媒体转型成为了业界的话题焦点，创始人牛文文建立了一个不同于传统媒体的新商业闭环。

《创业家》家的基本玩法可以分解成三个步骤：

依靠媒体(杂志、微博、网站)打造影响力→与目标读者(创业者人群)发生联系→为创业人群提供服务

《创业家》只有四分之一的收入来自纸媒广告，六成以上来自创业服务，其它来自新媒体上的整合营销。现在，网上已经对《创业家》的媒体转型之路有着各自讨论，而要更好的理解《创业家》媒体转型模式，应该更加深入，进入这个庞大的“新媒体巨轮”内部一探究竟——他们究竟是怎么做的，在做什么。

1.记者不再是记者

创业家把记者不再定义为记者，而是“资源聚合的纽带”，创业家内部正在帮助记者进行这样的转型。以创业家教育产业资深美女记者T为例，现在T负责起了“教育行业师徒赛”，依托自己多年的行业经验和人脉资源，在“师徒”的框架下，让该赛事具有融资、经营指导、行业人脉聚集的创业服务功能。

创业家内部认为，记者是与产业创业者以及行业大佬发生关联的载体，如果只作为行业“传声筒”将是对记者这个职业能接触到广阔资源的浪费，他们期望能激发出记者潜在的行业价值、服务价值，让记者利用自己的行业资源和经验，去为行业创业者和资深人士提供更多服务。

2.不会做创业服务的记者，不是个好项目经理

创业家内部，用让记者去主导创业服务产品的方式，实现媒体向创业服务的转变。

以9月初创业家即将举行的“教育行业师徒赛”为例，T依靠自己做记者时在教育行业里积累的资源，邀请了徐小平、李学林、学大教育创始人金鑫、学而思联合创始人曹允东等教育行业大佬，成为“师徒赛导师”，然后用自己多年在教育行业的行业经验，吸引优质的教育初创企业参赛。

在创业家的体系里，记者应该是创业服务者、行业分析师、项目经理、赛会主持，甚至投融资服务的综合体……

3.给你一个记者，你能撬动一个行业……

记者被很多人诟病为“万精油”，但是也因为“万精油”的特性，让记者可以兼顾多种工作，成为多功能的创业服务者。在我的观察中，T美女基本一个人的力量就组织起了教育行业非常有影响力的赛会。

因为采访过行业大佬，与他们有联系，所以她可以化身公关，去邀请一些公关公司都很难邀请的行业大佬;因为有行业影响力，所以可以吸引足够的教育行业创业项目参赛;因为具备产业分析能力，所以可以对“师徒赛”的质量有把控，甚至可以为赛会产生的投融资提供服务。

所以，创业家单靠一个记者，就可以聚合以前需要耗费大量人力物力整合的资源。

省级社科院：官方智库的“最外围”危机
时间: 2013年08月05日 来源: 经济网-中国经济周刊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姚冬琴|北京报道

　　6月底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地方社科院院长座谈会，30个省级社科院和部分城市社科院都派来了主要负责人。座谈会邀请了社科领域的“龙头老大”中国社科院来介绍创新经验，但主要是借机学习如何“找钱、找项目”。

　　“国家院（中国社科院）的经验对我们非常重要。即使不开这个会，各地也会到国家院去问，科研是怎么开展的，科研经费是怎样拿到的。”某省社科院负责人表示，自己最主要的工作任务就是“找钱、找项目”。

　　这背后，是地方社科院深深的危机感。

　　致力于咨政建言、研究各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省级社科院，发现自己慢慢被挤到了（或依然处在）省委、政府智库群的外围，日益边缘化。

　　最外围官方智库的尴尬

　　“讲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

　　中国大陆31个省份，除海南外，都设立了省级社科院，是直属省委、省政府的正厅级事业单位。海南省在建省办特区过程中遵循“小政府大社会”的理念，并未设立社科院。

　　对于所有省级社科院来说，2004年中央3号文件《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带来了机遇性的转型。

　　在那之前，省级社科院长期以开展基础理论研究为主，如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学、世界史、社会史、宗教学等等，是一个类似大学的“象牙塔”。3号文件提出，地方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应主要围绕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开展应用对策研究，有条件的可开展有地方特色和区域优势的基础理论研究。

　　之后，各省级社科院都逐渐把定位转到省委、政府的思想库、智囊团，为政府公共决策的制定和执行提供支撑和服务。

　　但接近地方权力中心的路其实走得颇为艰难。某省社科院的前任院长将地方党委、政府的智库排了个层次：第一层次是党委、政府的两个政策研究室，第二层次是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第三层次是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大多数省份设立），第四层次是社会科学联合会，第五层次才是地方社科院、科研机构和高校。

　　正因为处在官方智库的外围，不少社科院感觉到越来越强烈的生存危机。

　　作为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社科院的生存和发展很大程度上系于地方财政。6月底的全国地方社科院院长座谈会上，一些院长就对记者坦言，地方社科院的科研经费仍摆脱不了“化缘”的境地，更何况“这任领导答应给的金额，到了下一任领导又变了”。“我们国家，特别是地方党委、政府对社会科学的科学性认识不到位，讲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

　　“要地方财政拿出更多资金，来支持哲学社会科学的创新，是很艰难的。因为它不像知识创新、技术创新，不可能‘刀下见菜’。而根据现在的评价制度，地方官员希望在任期里迅速做出成绩。”陕西省社科院院长任宗哲对记者说。

　　尽管各省级社科院开始主动服务地方党政机构，但大多并没有被真正纳入决策咨询体系。比如上海社科院就直接参与市里“十二五”规划和一些重大战略的制定，但更多的社科院仍然为自己的“边缘化”而苦恼。地方领导层在决策过程中较少主动与社科院沟通，社科院的研究课题往往是通过各种方式争取、“请示”来的。

　　“现在政府内部有各类研究机构，他们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信息比较灵，省长书记出国下乡都带着他们，他们有接触社会的机会和条件，掌握大量的内部材料，研究成果也容易超过社科院。他们跟领导的关系也好，经费也有保障。社科院现在的境况是很危险的，逐渐被边缘化。”辽宁省社科院院长鲍振东说。

　　有的院长甚至自嘲社科院是“养老机构”，到社科院当院长等于“退了休享受正厅级待遇”。

　　“我从地级市市委副书记任上调到社科院当院长，从副厅级升到正厅级了，但老百姓不知道咋回事，不少人跑到我岳母家里去问，说你姑爷犯什么错了，给弄到社科院当院长去了。”一位院长无奈地说。

　　据了解，在一些省级社科院，生存境况似乎陷入了一种不良循环——为了争取领导的重视和经费支持，于是重点研究党政领导的喜好和思想，做官样文章，领导提出个政策，去解读它的合理性，给领导唱赞歌。“××领导提出了……为……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我们要按照××领导提出的要求，坚持以……为核心，扎实推进……”这样的表述常常成为某些科研人员研究成果的主体。但是温顺的“拍马屁者”往往更让领导觉得没有存在价值，科研经费的上涨更加无望。

　　院长的主要工作是“找钱、找项目”

　　同为谈创新，国家院是有钱之后琢磨怎么花钱，地方院是琢磨怎么把钱拿到手。

　　今年的全国地方社科院院长座谈会上，中国社科院受邀为大家介绍该院于2011年启动的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包括人事、科研、经费配置等方面的创新。

　　“国家院（指中国社科院）和地方院创新是两种思路：国家院谈创新，是有了钱之后琢磨怎么花钱；我们地方院是琢磨怎么把钱拿到手。”多省社科院院长对记者表达了这样的想法。据他们透露，中国社科院的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从国家得到了10多亿元的科研经费支持。

　　据了解，省级社科院从各地财政厅获得的经费主要分为两部分：一是人员工资全额拨款；二是科研课题经费，数额各地差异很大。

　　“说起来是人员工资全额拨款，但参照系是当地平均工资水平。社科院是高职称人才聚集的地方，广东社科院每年这一块的缺口有20%多，要自己通过其他方式，比如通过‘横向课题’（‘纵向课题’指领导布置的课题，‘横向课题’指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委托研究的课题）挣钱来补足。”广东社科院副院长王珺说。

　　但在科研课题经费这一块，广东社科院的情况足以令很多兄弟单位艳羡。“每年课题经费有六七千万元，70%~80%来自广东省委、省政府以及地市政府。平均一个课题有三五十万元。广东对决策咨询的需求还是很大的。”王珺透露。

　　青海省社科院号称“全国最小的社科院”，在省级社科院中经费最少，每年130万元；编制最少，只有90人，其中科研人员不到50人。院长赵宗福却对记者表示，“我们的日子过得挺好”。“青海处在西部欠发达地区，在我上任之时，我就跟省里领导说，尽管我单位很穷，但决不为难省里，要像一个有本事的儿子，到外面去挣钱。”赵宗福说。

　　赵宗福“挣钱”的秘诀之一，是争取国家社科基金。“2013年，我们申报11项，有7项获批，立项率63%，远超全国平均30%的立项率。从2009年至今，我们一共获得48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基本实现了人人都主持一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这在全国是独一无二的。”赵宗福说，每年省财政拨款的130万元科研经费，远远不足，通过申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获得了六七百万经费，这是最浅显的动力。

　　不是所有的省级社科院都如此幸运。

　　“2003年我才去辽宁社科院，科研经费一年才60多万元，全院有200多人，如果平均到每个人头上，连下一次乡调研都不够。后来陆续涨到500万元，不再涨了。500万元除去学术交流、接待、办刊物，实际用作科研经费的只有300多万元，一般一个课题1万元，大的课题也就2万多。”鲍振东很无奈，一两万元做一个课题，想出很好的成果确实困难。而且，经济在发展，科研经费不增长，实际就等于连年降低。

　　事实上，早在2004年的全国社科院院长联席会议上，与会者就提出，东、中、西部地方政府对社科院的财政拨款应人均分别不低于10万元、6万元和4万元，且每年递增幅度不低于当地财政收入增长。

　　据记者了解，近年来，不少省级社科院的科研经费都没有获得增长。



麦肯锡这样的外来者，被认为是地方社科院最大的对手和学习对象。本刊记者 肖翊 曹海鹏|摄

　　新定位：

　　比领导的考虑“快半步”

　　迎合领导，不是巩固阵地，而是放弃阵地。

　　缺乏充足的物质保障，特别是研究经费不足，这已成为制约省级社科院顺利实现向新型智库转型的瓶颈。“但你给地方都没有做贡献，凭什么给你钱呢？各省社科院应该在做贡献中求发展。”任宗哲说。这也就是社科界常说“有为才能有位（位子、地位）”。

　　社科院要在地方决策咨询体系中获得应有的地位，在地方党政智库的“五个层次”中脱颖而出，就必须找准自己的定位，建立自己的核心竞争力。

　　“高校是在做知识创新，就像打井，越打越深；党委、政府的政策研究室，处在工作一线，要针对当下领导关心的问题，提出现状分析和对策。社科院应当在这两者之间找平衡点，利用自身基础理论功底扎实，对省情、市情了解深入的优势，致力于提供本地区中长期的发展战略。各地方院应当分析自己所处的发展阶段，找自己有所作为的发展空间。”任宗哲如此理解地方社科院的定位。中长期、战略性、应用性，比领导干部的考虑“快半步”，基本已成为各地社科院研究方向的一种共识。

　　但在实际中，不少社科院的研究不仅没能“快半步”，反而是跟在领导干部后面走，参谋与咨询的功能无从谈起。由于是官办体制，很多时候社科院更多的是在解读路线方针政策上下工夫，真正值得关注的社会问题常常得不到重视。“这样的做法也迫于无奈，比如说，我们所研究的问题，给省委、省政府决策多提一些意见，特别是多提一些不同的意见，恰恰就容易惹人家不高兴，拨下来的钱更少。”某省级社科院院长说。

　　“上面领导提出了一个什么思路，想办法去把它说圆了，任务就完成了，领导也高兴。但是从长远来看，这种做法没有理论积淀，没有文化积淀，不利于社科院的长远发展。”在赵宗福看来，地方社科院应该致力于把研究成果转化成党委政府的意见，高质量地为地方经济、社会、文化发展服务，而不是做低层次的官样文章。

　　“社科院现在地位已经面临非常严峻的挑战了，长期养了那么多的懒人、庸人，队伍人数不少，文章没少发，材料没少报，有用的不多，这是不行的。”鲍振东说，作为地方社科院来说，的确应当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增强作为马克思主义坚强阵地的意识，但不是说要迎合地方党委、政府，迎合某个领导，“那恰恰不是巩固阵地，而是放弃阵地。”

　　最大的对手：

　　麦肯锡这样的国际智库

　　要打造成一支省委、省政府“想得起、用得上的快速反应部队”。

　　“我们的‘客户’，越来越挑剔，越来越难应付。广东省委、政府的领导，博士毕业的很多，素质都很高，你要能帮助他分担一些问题，给他对策性的思考，他才觉得你有价值。他对研究报告既要求快，又要求系统，而且还要求实。”经济学出身的王珺喜欢把省委、省政府称为自己的“客户”。而他希望用订单导向、打包结算的方式破解科研经费短缺的难题，走出一条地方社科院发展的新路。

　　“今年4月，我报了25个题，让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去勾选，其中23个题都被勾了，我们计划用三个月到半年把他们勾选的课题做完。”这就是王珺所说的广东社科院研究课题的“订单导向”。

　　正如他所说，广东对于决策咨询的需求是旺盛的，但同其他省级社科院面临的困境一样，给省委省政府做的这些课题常常是“免费的午餐”——每年下拨了人员经费和一定的科研经费后，省财政往往不会为某个或某一批课题再拨经费。

　　“一个课题三五十万元，你让省长、书记一个个来批，他不是这样的角色，太小家子气。今年我要打开局面，如果领导觉得我们今年的课题做得很好，明年我再提交课题的时候，就打算提出费用了，一揽子跟主管领导谈，打包结算。”王珺直言，“社科界常说‘有为才能有位’，但我说，‘有为才能有钱’。”

　　虽然每年六七千万元的科研经费已经令兄弟单位艳羡，但王珺也有自己的压力。在经济发达、对决策咨询有高需求的广东，“我们现在竞争中最大的压力，就是麦肯锡、兰德这样的国际智库。它们已经给广东做了不少项目。比如，兰德公司就给广州知识城做了创新体系研究。”王珺说。

　　面对外部的竞争，首先要调动内部的力量。王珺想把广东社科院打造成一支省委、省政府“想得起、用得上的快速反应部队”，“没有好的待遇根本就没戏”。

　　首先应是分配机制改革

　　吃“大锅饭”，是阻碍科研人员积极性的一个重要原因。

　　社科院要想活得更好，人事制度、课题管理、评价机制、分配制度等各方面的改革势在必行。但不少省级社科院却坦陈“改革乏力”。

　　首先，由于沿袭计划经济体制下党政机关模式，在人事、经费管理上实行统包统配，干部能上不能下，专业技术职务易聘难解，干好干坏差别不大甚至一个样，所以在社科院内部没有竞争意识；其次，真要参与竞争，也没有竞争力。

　　鲍振东给记者讲了他在辽宁社科院搞人事改革的经历。“2006年，我们实行竞技上岗，结果下去了几个处长，有的就到处告状，弄得我很被动。书记、省长一见我就问，你们咋整的，上访的这么多。在社科院，改革没有形成气候，能进不能出，能上不能下，人员没有危机感，让一部分人利益受损的改革难以推动。如果没有强大的外部压力，没有外部的监督机制、倒逼机制，社科院不会改革自身。”

　　不想参与竞争，背后原因是没有竞争力。一些院长自嘲地方社科院是养懒人、庸人的地方。研究人员习惯在网上做文章，抄来贴去，拿不出实实在在、能够回答时代问题的成果。

　　什么才是评价社科院工作好坏的尺度？“地方社科院之间，常常是竞争房子有多大、人有多少、在科学期刊发表多少文章、领导有多少批示、财政拨多少钱……这种竞争没有实际推动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发展，只是表面的风光，也是泡沫。”鲍振东说。

　　不少院长都认为，地方社科院的改革，需要自上而下地推动，各级党委、政府对社科院有定位和制度安排，同时还需要创造改革的良好氛围。首先需要改革的可能是分配机制。

　　据介绍，在大多数地方社科院，科研人员除了领财政下发的工资外，不得再从课题经费中提取报酬，课题经费只能用于差旅经费、调研经费等实际支出。也就是说，科研人员从课题中得不到经济报酬，这就是所谓的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吃“大锅饭”，这是阻碍科研人员积极性的一个重要原因。

　　而中国社科院开展的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中，就将“报偿制度”作为一个重要的改革与创新点——将科研人员智力劳动的成本支出作为科研经费支出的重要一部分，从根本上杜绝“虚假报销”。

　　“在我们院，科研人员希望找发票虚假报销，从科研经费中获得一部分变相的收入，而财务人员严格执行财务规则，双方老是有矛盾。有一个人拿了7万多元的汽油费发票来报销，财务人员一算，7万多元如果买成汽油，可以开车绕地球两圈！各省社科院如果都查就是重大的经济问题，不是只有少数人这么做。这是分配制度造成的。”一位地方社科院内部人士对记者说。

大型公司是怎样被二代CEO们搞垮的
吴向宏

本文只是我个人的一个奇怪观察，结论未必普适：一夜之间搞垮大公司，包括那些营收达到行业前三名的超大型公司的，往往不是那些缺乏责任心得过且过的CEO，甚至不是那些把个人薪酬盘子放在公司利益之上的自私型CEO。而是那些对实际商业运作知之甚少、对国际经济大势判断完全错误、却又雄心勃勃试图改变世界的赵括型第二代CEO们。

为什么会这样？我的思考是：大公司之能走到今天的辉煌，多半有老一代创业者们打下的江山做基础，有中兴一代的职业经理人改革图治而建立起来的公司治理结构作支撑，有强大的中层管理团队，还有勤奋敬业的基层文化。所以哪怕上来一个浑浑噩噩的CEO，只要他不捅大篓子，不弄大动作，萧规曹随，把现有市场份额维持个七八年，也并不是难事。

或者，如果是一个有私心的CEO，他为了自己能多坐几天位子，多捞点业绩奖，或者哪怕仅仅是为了图个虚名，也会拼命把公司数字做好看点。这类CEO可能会好大喜功，行为短视，比如公司财务明明紧张时，还发起大规模的基础性投资，伤害到公司长期前景。但短期来说，这类CEO治下业绩会继续扩张。

最让人担心的恰恰是那些胸怀大志又有家族背景的CEO。当然，家族传承也有很多成功案例，但更多的情况下，第二代CEO容易眼高手低。尤其是那些从来没有在家族企业外面做过事，完全是内部一点点培养起来的第二代。表面上，他们从基层做起，应该积累了丰富商业经验，对本公司的真实情况应该知之甚彻。但实际上，他们从入职公司第一天起就被作为“接班人”而受到特殊看待，在任何一个岗位、哪怕最基层的岗位上也是浮在空中，包在气垫里，根本没有在真正险恶的商业环境中受到过严峻挑战。可悲的是，这样“成长”起来的第二代CEO，还自以为什么都懂，觉得做生意赚钱也不过如此，简单又容易。

这样的CEO会倾向于有一些狂妄而不切实际的雄才大略念头。一旦上台，就是公司战略开始走向折腾的节奏。不过，折腾往往不是从内部开始，而是从外部关系的恶化。

被宠坏的第二代CEO很少能意识到外部关系的重要。因为他的身份决定了他的视界是以本公司为限的。在他成长中，家族给了他应有尽有的一切，无需向外人伸手，所以他也无法深刻领悟到这个世界上持续的成功都必须依靠与他人的合作。父辈在外面和气生财、韬光养晦，在他眼里，反而觉得是这些老家伙们懦弱。第二代CEO的傲慢甚至在和最大的业务伙伴或对手们第一次会见之前就会让对方感到寒意。

有些时候，生意伙伴们会试图提醒，比如说，故意在会见时给予其一些不应有的怠慢，无非是想说你在生意场上还是新手，不要轻举妄动。但对于傲气十足的第二代，对手的怠慢反而给了他变得强横的动机。尽管口头上依旧泛泛谈些我们的商业理想是相通的之类客气话，实际上却不再和这些昔日伙伴们签署诸如任何“战略合作关系协议”。在心底里，他或许已经认定了生意场上没有真正的合作，对手都是敌人。

这种心态会进一步扭曲他的内部领导风格。本来他就怀着攻城略地、建立一个更加辉煌强大的商业帝国的梦想，对内部中层尤其一线产品技术经理们的各种抱怨和谨慎感到极其不耐烦，现在更觉得这些内部的抱怨都是和外部的敌人沆瀣一气，要阻碍自己成就大业的。慢慢地，公开抱怨的基层员工被一个个开除，在内部会议上批评公司策略的中高层管理人员也被一个个降职。一时间，这位第二代CEO自得地看到：自己在公司内部令行禁止了！当然，这也意味着他与现实世界、与现代商业文明彻底隔绝的开始。

假若世界上只有这一家公司，那么第二代CEO的一言堂也只能让下属们都敢怒不敢言。问题在于，大型公司哪一家不是被虎视眈眈的竞争对手所窥伺？在过时而愚蠢的商业帝国野心驱使下，第二代CEO往往会发起不切实际的恶性竞争，打价格战，罔顾他人知识产权，压榨上下游企业利润，侵入原本是其他大型公司的主导领域。这最终必定招致最强大竞争对手的强烈反击，还可能招致从供货商到渠道商的全面背叛。到这时，第二代CEO还可能自信地认为，既然公司内部大家貌似都听他的话，上下一心，就不怕任何对手。这种陈腐的自信，和现代社会中的开放商业环境完全格格不入，更何况公司内部那些貌似忠诚的员工早已离心离德了。

故事的过程有多种多样版本，有可能轰轰烈烈，也有可能发生于一个貌似非常不起眼的原因，然而结局早已注定相同：大公司将在极短时间内危机全面爆发，营收收缩，利润萎缩，员工人心惶惶，公司管理层和股东矛盾激化，而这位第二代CEO最终将身败名裂，成为一切事件的替罪羊。回过头看，这位第二代CEO也许会意识到，在现代商业社会中做一个古代商业帝国的梦，是多么不靠谱。如果他早点意识到这一点，一切也许都会不一样。只可惜，以我亲身经历看，要想让这样一位生活在气泡中的第二代CEO清醒过来，机会是非常渺茫的。

改革药品研发与生产捆绑的管理方式
范必

我国医药产业经历了30多年快速发展，已具备保障居民基本用药的能力。但药品产业创新能力低，产品整体质量不高。我国完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药只有5种，国家一类新药仅20余种。出现了创新药“不新”、仿制药水平低、专利药靠进口、“中国制造”国外没市场的现象。药品行业同质化、低水平竞争严重，大多数企业利润在3%左右。这些问题反映出,现行监管制度不适应现代医药产业发展的需要，特别是药品研发与生产相捆绑，抑制了创新，浪费了资源。
根据现行法规，申请药品批准文号的单位必须是生产单位。我国有相当一批企业有先进生产能力，通过了GMP认证，但只能生产自己研发、获得批号的产品。而药品从研发到获取批号需要巨额投入和较长的周期，很多先进生产能力只能闲置。也有一部分企业研发能力较强，但为了获取药品批准文号，必须投巨资兴建新的、符合GMP标准的生产线，影响了研发投入，制约了创新能力提高。
美欧日等发达国家普遍采用上市许可人制度（MAH），即药品上市许可与生产许可相分离。上市许可持有人主要从事药品的研发，获得药品批准文号后，可以自己生产，也可以委托给不同的生产商生产。如，辉瑞、拜耳、葛兰素史克等企业，一般自己进行药品研发，把生产环节转移或委托加工。这使药品上市许可人更加专注研发，把控产业链高端，使研发与生产更好地结合。受委托的生产企业更加专注生产过程，实现了产业链的专业化分工。上市许可人制度类似电子、服装行业的代工生产（OEM）。
为了促进药品产业的健康发展，我国应实施鼓励专业分工的政策，放开上市许可与生产许可的捆绑，建立上市许可人制度。
一是修改《药品管理法》等相关法规中的条款，确立“资格准入型”药品上市许可人制度。即将药品上市许可证颁发给那些经过资格确认的上市许可人。上市许可人必须符合从事研发的标准，可以将研发的产品委托不同的生产商进行生产。而药品的质量、不良反应、召回等责任均由上市许可人承担，被委托生产企业只对上市许可人负责。
二是建立药品不良反应救助制度。药品研发与生产脱离后，为了保障消费者权益，建议由所有上市许可人出资建立药害救助基金，用于药品不良反应的救助和赔偿。同时进一步探索药害赔偿的商业保险机制，多层次、多渠道保证消费者权益。

建立严格高效的药品审评制度
范必

目前，我国药品审评制度不够合理、审评效率较低，国内市场流通的药品有害的不多，但疗效不明、质量不高的不少，人民群众用不上世界先进的好药、新药，浪费了巨额医疗支出，影响了企业的创新积极性。为了保证公众用药安全，中国应当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建立严格的药品审评制度，只有经过科学评估的药品才能进入市场。坚决清理不合格药品，全面提升药品的质量安全水平。

一、我国药品现状堪忧

药品疗效和质量有待提高。为保证药品安全，国际上普遍建立了以临床试验为核心的药品审评制度。1987年开始，我国正式实施药品审评审批制度，新药由国家审批，仿制药由地方审批，造成批准文号众多的情况。1998年国家药品监管局成立，2001年开始批准文号清理，建立了全国统一序列（即国药准字号）。但由于把关不严，一些没有临床价值的药品从“地标”转为“国标”。目前，我国有药品批准文号18.7万个，其中有16.8万个药号是2007年以前审批的，大部分是没有生产的沉睡文号。
未经科学验证，安全性、有效性不明，质量可控性较差的药品在市场上流通，会给公众健康带来重大安全风险。譬如，中药注射剂没有经过严格的临床验证，上市后造成大量不良反应事件，影响较大的有双黄连、清开灵、鱼腥草注射液事件。存在质量安全风险的药品进入正规渠道，包括进入医保目录，市场出现“劣药驱逐良药”的现象。
国际上最新药物无法进入中国。发达国家最新研制的药品，一般要上市10年以后才能获准在中国上市。我国临床使用的化学药大部分是国外过了专利保护期（5—7年）的仿制药，其审批过程也很漫长。导致中国人既用不上创新的专利药，也不能及时用上质优价廉的仿制药。推广疗效确切的新药，可以有效提高健康水平，降低医疗成本。据美国统计，使用一种新药，可以为每位患者每年降低医疗费用89美元。现在，中国患者不但享受不到世界先进的医疗成果，还要付出较高的经济代价。譬如，美国发明宫颈癌疫苗已近7年，至今没有引入中国。我国有癌病人40万人，每年宫颈癌新发病10万人，占世界新发病例的1/4。早期诊治费用不足万元，晚期高达10万元以上，每年有3万名妇女死于宫颈癌。全国每年用于宫颈癌支出医疗费基本要由医保负担，而患病所带来家庭情感付出和其它社会成本则无法计算。
仿制药质量不容乐观。与原研药相比，仿制药价格低廉，安全更有保障。生产仿制药应该与原研药具有相同治疗作用和生物等效性。目前我国是全球最大的仿制药市场。在已批准的7000种、12.1万个化学药品中，绝大多数是仿制药。但是，我国药品审批仅进行“质量标准”的控制，未进行生物等效性验证。也就是说，大部分仿制药仅是化学成分相同，临床有效性是否等同不能保证。大量“合格的无效药”占据了我国仿制药的主体，影响了公众用药安全。国际上对产自我国的仿制药基本不认可。譬如，权威的学术刊物对使用中国仿制药作出的研究成果不予发表。
药物创新能力严重不足。过去15年，全球上市新药540个，我国完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药只有5个。年销售额超过10亿美元药品国际上称为“重磅炸弹”，全球已有100多个。我国自主研发的药物中，年销售额最高的接近2亿美元。国际上大型医药跨国公司的研发投入占销售收入的15-20%左右，我国药品企业约占2—3%。全国百强药品生产企业的销售额仅和美国辉瑞1家企业相当。

二、原因分析

我国药品存在的这些问题与审评制度有着直接关系。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对药品管理主要是生产管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药品进行审评监管的时间还不长，很多制度不够完善，难以满足市场主体多元化、医药科技推陈出新的步伐。主要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审评理念滞后。建立新的药品审评制度以来，经过严格验证，一批确有疗效的新药得到国际医学界认可。但也要看到，我们在审评理念上并没完全坚持科学标准，让相当一部分没有经过临床验证的药品通过了审评。一些化学药的评审中，有的过度强调安全，有的强调保护民族医药工业，造成一些国外已经上市、中国患者迫切需要药品在国内不能及时上市。
审评程序不够合理。一是中央与地方事权划分不合理。我国药品审评分两级，省一级负责初审，再报到国家局进行审评。由于各地不具备专业能力，所谓初审基本上流于形式，起不到把关作用。但增加了环节，降低了效率。美国、欧盟对药品审批都是实行中央一级审评。二是技术审评与行政审批割裂。由于审评机构是事业单位，不具有行政职能。审评通过后还要经药监行政部门行政审批，二者完全可以合并。三是分类审评制度不够完善，临床急需、确有创新的药品难以得到及时审评。
审评力量严重不足。国家食药监局药品审评中心是我国药品审评的唯一技术机构，1998年定编为120人，10多年未增加编制。其中，技术审评人员仅有80人，每年要完成6000个注册申请的审评，平均每人要负责近80个审评项目，相当于3天审一个药品。美国FDA化学药品审评中心有3000多人，每年仅需完成不到3000个技术审评任务。多年来，因评审力量所限，大量药品审评任务排队积压，审评人员不堪重负。审评人员专业素质要求很高，但薪酬大大低于同资历企业工作人员，队伍不够稳定，审评质量难以保证。
审评效率不高。我国新药审评排队时间过长，从4个月到21个月不等，往往阻碍了新药上市的进程。除了审评力量不足、程序不合理的因素外，大量低水平重复申报的药品占用了审评资源。很多国外权威机构已经进行过的审评，到中国又进行重复审评。
审评收费制度不合理。我国药品审评的申请门槛较低，收费标准依据1995年国家计委和财政部的规定，每个品种只收取3500到28500元审批费，低水平申请、重复申请泛滥。同时由于收费不足，限制了我国审评机构的能力提高。美国FDA对申请者收取高额费用，一般化学新药单件申请费为200万美元，仿制药每个10万美元，迫使企业谨慎申请。FDA收取的费用主要用来增加雇员收入，建立信息系统，改进验证手段，从而提高审评效率。

三、解决思路

药品审评是药品监管工作的核心和源头。审评工作应当切实转变观念，把让人民群众用上好药、新药、放心药置于首位，坚持科学的评判标准，统筹评价药品安全性与社会效益，不照顾、不迁就、不搞平衡，坚决不允许疗效不明甚至有害的药物在市场上流通。中国应当比照发达国家的成熟模式和国际组织推荐的标准，健全审评流程，加强审评能力建设，提高审评的独立性和权威性。经过5至8年的努力，在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时候，使中国成为全世界用药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从根本上改变中国药品在国际上的形象。
第一，建立高度集中的审评制度。建议取消地方的药物初审权，实行由国家级机构集中统一的审评体制。在医药产业集中的地区设立国家局的派出机构，履行现场检查职能。将技术审评与行政审批程序合二为一，减少审批环节。完善分类审批制度，集中力量加快临床急需、重大创新药品的审评进度。
第二，充实审评队伍，提高审评能力。建议创新审评队伍的人才管理机制，设立单独的职位序列和薪酬制度，增加国家局药品评审中心人员编制，尽快解决药品评审人员严重不足与评审任务繁重的矛盾。
第三，建立审评对象付费制度。药品审评不是面向大众的公共服务，其直接经济受益人是企业。药品审评周期长、费用高昂，不应用纳税人的钱来支付审评费用。建议建立申请企业付费制度，根据审评实际需要、借鉴国外标准制定收费标准。收取的费用，主要用于解决审评机构经费和人员保障问题，这将有利于提高审评质量和速度。
第四，清理现有药品批准文号，建立新的药品文号序列。为了彻底改变药品文号鱼龙混杂的状况，建议制定新的《药品注册管理办法》和药号序列。对现存的批准文号进行甄别，凡经过临床研究、确有疗效的创新药可以直接取得新药号；所有仿制药需经过质量一致性评价，确认与原研药等效的可以授予新药号；所有中成药均要按照新的标准做临床试验，其它流通中的药品按类别进行相应的验证，符合审评标准的可以授予新药号。
为了使医药企业有足够的时间接受审评，建议设置3—5年的过渡期，过渡期内新旧药号可同时使用，到期后旧的药号将不再使用。为了在过渡期内鼓励企业生产、推广使用严格审评的药品，国家在进入基本药物目录、医保报销、价格制定方面，对新药号产品给予倾斜。如在基本药物招标中，可赋予取得新药号产品一定的排他性。
如实行这一改革，现有的18.7万个药品文号中，80%以上将不会申请新的药号。目前尚在生产的2万多个药号，在扩大审评能力的情况下，可以在5年内完成审评。全国制药企业中，相当一批小规模、低水平的药品企业将被淘汰，医药行业多、小、散、乱的状况将会明显改观，不但药品质量安全水平会有明显改善，药品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将大大提高。

吴思:社会转型危机及应对

（上）

　　【要点1】我将秦汉以来的中国社会称为“官家主义社会”，中国经历世族官家主义—小农官家主义—地主官家主义，进入到毛泽东时代的“工农官家主义”，官家主义社会有维持和 平环境的能力，但是具有不稳定性，没有独立性，缺乏权力制衡，转型比较困难。

　　【要点2】政治改革的框架有四层，如同玛雅金字塔：塔尖是领导集团的政改动力，然后是影响政改意愿的三层力量：危机强度、社会上不同的行为主体、影响行为主体的重要变量。向民 主宪政转型，意味着官方权力受限和公民权利扩张。这是巨量利益的重新调整。从利益的角度看，作为一个整体，官方动力不足而阻力强大，因此，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主要动力将来自危 机带来的社会压力和由此触发的体制内动力。

　　【要点3】社会好比一盘棋，棋盘上有许多行为主体。中国的主要行为主体，至少应该注意八个：一官，二农，三农民工，四工人，五国企老板，六民企老板，七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士，八 学生。传统的官-民（民又分为士农工商）格局出现分化，相对强弱也有变化。一般说来，权利受到保护，合乎契约，就有秩序稳定；权利受到侵犯，被强制剥夺，就可能造成危机。

　　【要点4】面对经济增速下行和财政危机，政府手里有许多好牌。向民营企业开放垄断领域，例如金融、能源、教育、医疗、电信、基础设施建设等，必将提高效率，增加就业，带来新的 经济增长；可以出售价值数十万亿元的国有企业；实行土地私有化，开放土地市场，也能吸纳巨额货币。官方意识形态拥抱更多的民主，就会发动政治体制改革。如果官方意识形态僵化，民 间的第二文化将日益繁荣，逐步成为社会主流观念。

　　【要点5】未来五年至十年，如果经济增速保持在7%左右，出现一二级危机的概率不高。即便出现，凭借多年形成的经验和物质基础，有望及时化解矛盾，社会严重失序的可能性很低。在 中小级别危机的驱动下，政治体制会有某些小型甚至中型改良。中型改良更可能发生于容易控制的领域，例如立法机构和司法等领域。在经济增速下行的压力下，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市场经 济得以完善的概率较高。

　　政治体制改革的力量来自压力驱动

　　吴思：感谢大家光临，今天我向大家介绍的是我最近的一个想法。我做了一个关于中国政治政治体制改革的预测框架，想介绍的核心就是这个框架。框架看起来像玛雅金字塔，最高层是 庙宇，这个庙宇代表着中国最高层的决策者、领导人，他们会不会搞政治体制改革？这是一个只有上帝知道的问题（现场笑）。假如他们会主动搞政治体制改革会有一系列的故事，怎么搞？ 比如邓小平是怎么搞经济体制改革的？以及历史上的改革怎么成功、怎么失败有很多经验教训和规律。但一系列假定的前提是最高层有积极的、主动的搞政治体制改革的意愿，但我觉得希望 不大。如果按照利益驱动原则不主动改，因为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是向民主法治社会转化，而民主法治意味着对公民权利的更多尊重和对行政权力的更多约束，所以从官家集团顶层来说意味 着利益受损，很难想象一个集团会主动干损害自己利益的事。那政治体制改革的力量在哪里？我认为来自压力、来自危机驱动。

　　所以第二层讨论危机，把危机分为五层，我会详细说五级危机和内部互动、内部惯例是怎样的，历史上是怎样的，将来如何展开。

　　第三层是制造危机和平息危机的社会集团和人。我们知道中国历史常规的“官—民（士农工商）”，现在更复杂，“士”分作知识分子和大学生；“农”和“工”之间有一个农民的问题 ；“商”除了民营企业家之外，还有国营企业的老板。这在一会儿一个一个讨论，这是制造危机和平息危机的社会上的行动者，这是金字塔第三层。

　　第四层是影响社会集团的因素。比如经济上行、下行，财政危机，官府要解决问题手里是否有钱，手里有什么牌，还有观念包括互联网，各个社会集团组织的成本，等等。

　　现在我向大家逐个介绍这四层，介绍完后，综合这四层的整体，对未来十至二十年做一个推测，在他们互动过程中得出一些基本结论，这是我今天给大家讲的核心内容。

　　先说一下背景，谈论这个模型发生作用是在什么基础上讨论的，中国社会背景是一个什么社会。之后如果还有时间就讲最高层要想搞政治体制改革有哪些历史经验比较顺畅，主动走很容 易走得通。这是我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几块，核心是玛雅金字塔，政治体制改革或者是社会转型危机驱动，我想说的是危机驱动转型的模型或者叫预测框架。

　　中国社会是一个什么社会，中国社会的基本性质是什么？自秦汉以来，按照毛主席的话说“百代都行秦政制”，在他写这句诗时，文革期间认为还在行使秦的那一代政治体制。如果按照 一百代来说，现在孔老夫子的后代才80多代，还会再写几百年。那秦政制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所要转型的社会对象是一个什么性质？教科书上说中国社会自秦汉以来是封建主义社会，越来 多的人觉得这个概念不对，我也不接受。“封建主义”按古汉语的说法，秦始皇废封建立郡县，西周搞封建是分邦立侯，总而言之把一个地分给哥们或兄弟，在这个地上建立自己的军队和政 府，独立小王国，一些小王上面有一个大王，这就是封建结构。秦始皇把这个废了，建立了郡县制，所以很难说秦始皇废的东西延续到现在，在语言说说不通。

　　如果用大家熟悉的经济组织形势来描述封建制度，发现封建制很像一个商会，一堆小老板推举一个大家信得过、忠诚可靠的、能干的大老板当会长，这是封建主义的结构、商会的结构。 会长手伸得再长、再有权威也不能伸到别人的企业里，那是别人的家产。当年周王下面分侯各自的地盘不能收回，西欧封建时代是这样，日本封建时代也是这样。“封建”两个字是共用的， 所以封建时代基本上是一个商会时代。而秦始皇建立的一个结构很像上市公司的结构，把几个小老板给灭了，带着几个哥们打江山，功劳最大的分侯，做稳江山后，杯酒释兵权，让这些跟着 打下江山的铁哥们当股东和股民，每年领自己的利息，实际操作不要插手工作业务，聘一个CEO当宰相，聘一些MBA当县长，分管各个分公司、各个部门，那是一个上市公司的结构，代理人是 这个金字塔框架的主体，最高层是皇帝（董事长），下面是随时可替换、三年一轮的代理人，这是上市公司结构。郡县制与商会制度差距极大，如果我们把商会制度称作封建制的话，绝不能 把上市公司制度、代理人的金字塔说成封建，那叫什么？后人有许多说法，最常见的一个说法是“专制主义”，“专制主义”的确是一个说得通过的概念，但我觉得“专制主义”太模糊，没 说清楚谁专制：是封建贵族专制就是封建主义，是无产阶级专制就是社会主义，是资本家专制就是资本主义，所以谁专制没有讲清楚，叫“皇帝专制”也行，但都没有说。后来魏特夫（德国 人）到美国加了两个字“东方专制主义”，这比“专制主义”略好一点，但“东方”是谁？我们都是东方人，日本是，朝鲜是，越南也是，我们能专制吗？所以“东方专制主义”也太模糊。 李慎之先生推的一个概念是“皇权专制”，这比“东方专制”好得多，但我觉得仍然有问题，这个概念比前两个都好，但我觉得都不好。所以我杜撰了一个概念—“官家主义”。“官家”古 汉语概念里包含三个意思：一是皇帝，《水浒传》赵官家就是皇帝的意思；二是衙门，官道、官门，不管是县里、省里，哪个部门的，条条块块不是你们家的，而是公家的、官家的；三是对 官员个人的尊称。这就是古汉语里“官家”的三个主体，基本内容是这三条，他们三个互相争夺地盘，皇帝强了压缩下面，衙门强了架空上面，官员个人强了把上面两个全都架空了。就是这 样一个决策的体系、一个主力，当家作主，“义”是规则体系、法规体系。这三个主体都能够当家作主、都能立法定规，但不管他们怎么争夺地盘，当家作主、立法定规都在“官家”范围之 内，所以我把秦汉以来的中国社会称为“官家主义社会”。

　　“官家主义社会”有不同的阶段，流氓打了天下后就是分田地，打江山打完后每人分几公顷地，后来实现了，而且一直在实行秦朝砍一个脑袋给一百亩、砍两个脑袋给两百亩，等他打赢 仗了，自己手下士兵砍了一堆脑袋会有一堆地，于是出现了大地主、小地主，大地主、小地主的后代一代一代就有了官二代、官三代。所以汉到魏晋时期我称为“世族官家主义”。后来“世 族官家主义”把“官家主义”折腾惨了，我们知道魏晋时倒退到封建时代又分裂了。隋唐总结经验，开始科举考试，不许他们天然地当官，可以考公务员。于是中国历史进入第二阶段，朱元 璋打天下把一些大地主、大商人都灭了，就是因为官家和小农、富农共谋天下，然后选拔一批MBA给他当代理人、当官僚。那时我把朱元璋建的叫“小农官家主义”。再过几十年“小农”分裂 了，有佃户和地主，佃户向地主缴租，地主向官府交皇粮，我把这个时代称为“地主官家主义”。“地主官家主义”这个时代有一个经典集团——乡绅，一只脚踩在土地上，一只脚踩在官僚 里。

　　中国是“资本官家主义”

　　这是我对秦汉以来中国社会性质做的定义，我们谈的社会转型基础就是秦汉以来的。当然我们还得追着说几句当代中国社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这有很多说法，主流说法是有中国特色 的社会主义。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难以从逻辑上进行讨论，社会主义有一个定义：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是谁？我们知道无产阶级的 主体是农民工，但农民工是一个弱势群体，为了要工资有13连跳，如果这样的弱势群体是领导阶级在形式逻辑上陷入了困难；“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我们知道“农”也是弱势群体，尤其 在征地的时候；“人民民主专政”，人民通过什么专政？宪法规定通过人大专政，人民代表代表人民行使权利的主体，而我们知道人民代表60%、70%是官员，那这是人民民主专政还是官员专 政？若是官员专政则是官家主义，人民专政的话人数比例也不对。所以“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问题请逻辑高手讨论，今天放下，说不清楚。还有一些观点，比如吴敬琏先生说“中国已经 成为权贵资本主义”，这个比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容易讨论得多了，抓住了两个非常核心的社会主体：一个是经济主导者，民营企业影响就业80%，GDP60%以上，民营企业肯定是大头，是中国 的领导阶级；还有一个特别强大的是权贵。但若说中国是权贵资本主义，核心词是“资本主义”，权贵色彩比较重。可中国是资本主义吗？用这个问题问资本或老板，“你能主义吗？你们能 当家作主？能说了算吗？”不能，他们也担当不起：“党领导一切，我们只是给领导打工。”如果以这个问题问党，党肯定不高兴——“怎么是资本主义？我们是社会主义，无产阶级领导。 ”这个话两个当事人不认，此概念谁好，主要当事人不认账，我们不能不遵从当事人的意见。怎么遵从当事人的意见？——“资本权贵主义”，“资本”色彩比较重的权贵主义。我觉得这更 精确了，但在中国谁是权贵？当然是官家，这是我对当代中国性质的一个定性：中国是“资本官家主义”。

　　这个话听起来好像有点攻击性，其实，如果三分天下，两分是赞美，一分是批评。第一分的赞美是，中国经过了上百年前赴后继的现代化努力走到今天，工业化基本实现了，现代化基本 完成了，这是一百多年前我们前辈们的梦想，现在实现了，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当年小农或地主官家主义80%、90%的是由农业创造的，现在农在GDP的比例中不足10%，90%左右主体是工商业创 造的，而工商业领导者是资本，我们进入资本官家主义社会，意味着在生产力方面我们完成了前人的伟大梦想：工业化、现代化基本实现，这是资本官家主义的第一重赞美。

　　第二重也是赞美，毛泽东时代是什么主义？按此系列说下来：经过世族官家主义—小农官家主义—地主官家主义，进入到毛泽东时代，我称为“工农官家主义”，官家直接代替资本家管 工人，代替地主管农民，当一个生产队长管佃农，只要在那个位置上逼着农民干活，农民偷懒、斗智斗勇，会很快发现你的心态进入奴隶主心态（现场笑），这是不可避免的，可惜不能拿鞭 子抽，如果允许，肯定想抽。这意味着官家干部直接代替的这几个地主和资本管工人、农民，集中力量好办大事，比如兴修农田水利，比如一上来就搞五年计划，搞大项目。但也有大问题： 工人偷懒，农民也偷懒。农民不干活，大田里的草非常茂盛，跟庄稼长得一样“茂盛”；工人也是，一天干三四个小时，当时我在一个厂里，属于大红旗飘扬的地方，我们做的是搬沙工，干 了三四个小时，我不明白：为什么无产阶级、领导阶级对我多干也有意见？他们说定额做高了，让我们怎么办？现在也是。“工农官家主义”有优点，但缺点是效率低下，于是改革，改革之 后把工人交给资本，能管就管，管不了就破产。我们知道中国资本家非常厉害，弄得现在农民工一天干活11个小时，一个月歇两天，但不管怎么说偷懒减少了，中国产品、中国制造销售全世 界。农民也是，自作自受，饿死活该，能干就多干，我们知道大量的农民出来了，只有很少的人把过去辛辛苦苦种不好的地种好了。所以“资本官家主义是“工农官家主义”的进化、演进， 这是改革开放的最大成果。这是资本官家主义的第二重褒义，当然还有一层贬义：官家主义还是官家主义，不是民主主义。

　　官家主义维持和平环境但缺乏稳定

　　官家主义在中国历史上有什么好处和缺点？最大的好处是打仗少了。我看李陵考证有独立王国的那个时代有400万常备军，当时中国人口（汉朝统计）是6000万，战国时肯定没有6000万， 就算有6000万，3000万男人中一半老人和孩子不上阵，1500万男子中400万而战争而活，也就是说30%成年男子的劳动力是用于打仗的，如此想想社会的暴力浓度有多高？看公元前221年以前往 前数的一百多年几乎年年都打仗，很少有间断，暴力程度很高，而且动不动斩首8万、6万，最狠的是40万，赵国成年男子就没了一半，这是封建主义的缺点。官家主义后，天下太平了，不许 谁拥兵自重，独立王国给削了，那时常备军有多少？清末常备军有80万，清末将近4亿人口，4亿人口一半是女人，男女各2亿，2亿男人中老人和孩子不上战场，一亿成年男子才80万常备军， 0.8%。一个暴力浓度是30%，一个暴力浓度是0.8%，这就是官家主义的好处。中华文明足以自立于世界之林，而且一度领先世界靠的就是这个维持和平环境的能力，我们建立的帝国体系、官僚 制度是我们的优势。这是官家主义的优势。

　　不过有一个大缺点，即官家主义不长寿。中国的官家主义从秦汉以来到清朝，如果单算大一统的王朝，平均寿命是171年。如果加上三国两晋南北朝五代十国等零碎的小国，平均寿命是67 年。这是官家主义的问题，到时候就死。死因是什么？40%死于官变，比如曹操篡汉、王莽篡汉，赵匡胤兵变。还有40%死于民变，比如朱元璋、刘邦都是造反的，陈胜、吴广起来了。20%属于 外敌入侵。这些都混合了，很难说哪次大变只有民变没有官变，或者只有官变没有民变，或者与外敌入侵毫无关系，外边边疆始终太平，但有一个主导力量。李自成把明朝推翻了，只能说明 朝亡于民变。后来李自成把外敌引进来，只能说李自成亡于外敌入侵。资本官家主义的问题，还是难免王朝循环，而且这些入侵、官变、民变的威胁始终存在，这是问题，不稳定。

　　我介绍了当代中国社会的性质，介绍了官家主义社会的问题、长处和短处。到了当代，此时此刻，我们看到官变，比如皇帝变了，皇帝内讧，打起来了，包括宗室之间的屠杀，比如李世 民把他们的哥哥给杀了，朱棣把他的侄子杀了，这都是皇室内部政变。衙门就是宦官专权等都可能导致一个王朝崩溃。官员个人，曹操是官员个人，没有王室的身份，就把皇帝架空。这样的 事在三国两晋南北朝经常有。现在会怎样？王朝当年不稳定因素走到今天，今天没皇帝了，衙门还有，变了，增加了；官员个人也有。现在这种体系增加了新的变量，过去的67年、171年是那 个时代可以维持稳定的时期，到现在还能不能持续这么长的时间？维护那么久的稳定？

　　先说皇帝。自从辛亥革命推翻了皇帝，中国就出了一个麻烦：最高权力传承不知道怎么办好了，不能世袭了。最高权力传承的基本规则是什么？我们知道毛泽东选刘少奇，后来不成功； 选林彪，林彪跑了，也不成功；后来选华国锋，华国锋没待几年被另外一个人推翻了。所以替代世袭的最高权力传承规则更加不稳定，变成了指定接班人制度，这是“官家主义”过去那些不 稳定性现在加剧了，几乎每一个接班人都会出事。比如邓指定的赵、江，然后邓南巡对人有批评，内部其他老同志对这个批评有点说法，暂时稳住了，但非常险。要不是那么险，明天要审的 人也不会到那么高的位置。接班人制度作为最高权力传承，一到换届就会出大事，比过去的稳定度差远了，最麻烦的是如此不稳定的指定接班人到现在更突出，因为邓可隔代指定，一下指定 了两个，江不能指定，胡更不能指定。现在最高权力传承规则是什么？不是接班人指定，那是什么？很难表达，有点像红衣主教推选教皇（现场笑）但红衣主教推选教皇是教皇去世了，把红 衣主教们关到屋子里商量，商量完不许出门，点一把火，地炉上一冒烟：新教皇诞生了。

　　衙门。过去的衙门吏、户、礼、兵、刑、工六户很简单。现在的衙门有四套班子，四套里比较麻烦，比如人大，人大在宪法上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衙门要追求利益最大化，要实现了自 己的理想，达到了落实宪法的规定，那这个官家主义还是官家主义吗？成了半个民主主义了。所以这出了一个人大就很麻烦，衙门更不稳定，过去没有都不稳定，何况有了。另外是法院，《 宪法》第126条就是独立审判，法院有权独立审判，一独立，依法办事，谁老大，谁说了算？谁主义？就是法治社会、宪政、宪法主义，于是就麻烦了，因为这不是官家主义了，变成了宪法主 义或者宪政。所以这两个被称之为橡皮图章，他们自己也知道，经常反驳要变硬，但真的变硬“官家主义”会很麻烦了。法院真的要独立审判了，官家主义的基础也会动摇。所以一个衙门的 变化比过去增加多了。

（中）

官员不再追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官员个人变得更复杂。过去官员个人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全套的儒家理想；现在儒家理想变得更复杂，说不清楚。在这里岔开一下，中国此时此刻官家主义的存在是国际环境大 变，这是第一大变化。过去中国是中国，天下就是老大了，现在发现不是老大，人家比我先进，向人家学习，要开放，要向先进文明靠拢，争取现代化，承认有别人比我们更高。此环境一变 ，就是李鸿章所谓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最先睁眼看世界的是魏源，是士官。中国近百年不像过去40%官变、40%民变、20%外族入侵，清末时有一个新变化，戊戌变法是“士”发动的， 康梁变法；辛亥革命也是知识分子折腾起来的，孙中山是留学生。这些知识分子发现外面有更好的世界要学习、要赶超，纠住不放，他们成了革命灵魂，去找革命的材料。康梁找的材料是皇 帝以及内部的一些人，没成功，想搞官变，知识分子找官员去变法，拉着皇帝去变法失败了；孙中山找流民、江湖，找民间暴力势力也找商人化缘，也找新军，就找体制内外的暴力以及新出 现的资产阶级，这是孙中山那批知识分子所找到的革命材料、依据和基础。共产党也是知识分子，从陈独秀开始一直到毛泽东，他们到农村找材料，打土豪分田地，以土地激励农民搞革命， 都是知识分子主导的改革或转型，但要找对材料。这些知识分子满脑子的思想从哪儿来？从外面来的，外面不是民主主义就是宪政或者马克思主义，都是西方那一套。现在官员脑袋里装的是 什么？我觉得大家都知道（现场笑）。他们在追求利益最大化时，他们在追求良心时，他们在追求理想时，很可能导致的不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可能是乱天下。我们知道戈尔巴乔夫 好不容易上去了，那是一个优秀的官僚，最后把苏联给折腾跨了，把苏联的官家主义折腾跨了。“官家主义”不稳定性如此之多，条条不稳定，比起过去不稳定大得多。这说的是官家。

　　官僚帝国转型困难

　　还有士农工商，这个“士”跟过去大不一样，“士”在中国一百多年以来主导了三四次革命，包括几次大危机和动荡，比如二十多年前那一次，五四运动、四五运动都跟天安门有关，这 几次大动荡都是知识分子——“士”折腾起来的。资本发现有危机可趁，就跳进去、帮助一把，赞助赞助。这两个大集团跟过去不一样。过去小农官家主义，小农很好对付，现在几个资本合 起来，构成一个环保组织，这个环保组织的力量能够动员的资源顶一个省、一个市，力量大不一样。所以“官家主义”的基础小农和地主已经变成资本官家主义，而且资本家都有知识。官家 主义的稳定性在历史上追究到现在会发现千疮百孔，但别小看官家主义，别看官家主义千疮百孔，它仍然非常强大、非常灵活。

　　看亨廷顿写的《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他有一个说法：发现所有转型国家两大类——一类转型来自封建王国，像西周那样的社会或者向日本那样的社会、英国那样的社会，很多贵族 架着一个王，贵族有自己的地盘和权力，转型比较顺畅；还有一种转型比较困难，即官僚帝国，也就是我所谓的官家主义。封建王国转型容易，官僚帝国转型困难。我们找实例会发确实如此 ，英国不用说；德国是封建王国，虽然折腾了好几次，转得也行；日本折腾了一次，转完了也行。官僚帝国特别能折腾，还转不好，比如法国自1789年开始转，一直到二战才消停，中间几次 复辟几次折腾；西班牙是官僚帝国，早早开转，到1975年佛朗哥去世，新国王胡安·卡洛斯转型，到一九八几年才成功；俄罗斯也是一波三折，直到现在还没成功。我们是最成熟的官僚帝国 ，现在还充满着自信。这有什么道理吗？为什么？亨廷顿没说为什么，我替他找了找原因：一个重大原因就是唐太宗看士子考试与鱼贯而入时说“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我愿意升谁的官 就升谁的官，我愿意撤他的职就撤他的职，精英都在我这儿。现在说制度自信、理论自信能否自信得起来我不敢说，但有一点是可以自信的：人才自信。公务员千里挑一，那都是精英，能考 上的人，至少读书和写文章都是高手，那就是精英。一大堆精英集中在上层，相应的把下边掏空了不少。上层最善于学习和交流的一批高智商的人就是感觉不一样，就有本事让中国连续30年 每年GDP增长10%，这个牛劲别的地谁比得了？所以这个自信是有道理的，就是因为官僚帝国把人才拢到中央，反过来把下面的精英抽空了不少。封建王国不行，封建王国每个贵族都是世袭的 ，世袭的治理水平应该是社会的平均水平。而治理官僚帝国的官员智商在平均水平之上，而官僚帝国还有强大的各自独立王国的实力，可以对抗王的参与，于是形成了一种权力制衡，所以转 到民主宪政比较不容易。宪政局面、权力制衡，封建王国有底子，贵族所享受的权利、自由很容易往资本家身上扩张，再往工人扩张，民主就实现了。而官僚帝国都看上层脸色行事，既没有 独立性，也没有权力制衡，一个一个还特别聪明，智商还特别高，所以官僚帝国转型困难是有道理的。

　　危机驱动转型的预测框架

　　我在这个基础上讨论了官家主义的历史、现状、弱点和优势，现在开始进入金字塔模型。

　　前面介绍了模型的轮廓，轮廓开头就是最高权力机构，我们知道权力宝塔尖就那么几个人或者二十几个人，他们决定中国转型还是不转型，如果有一个强大的皇帝，比如像秦始皇、毛泽 东、邓小平那样还好办，问题是我们没有这么强大的一个人说了算。于是最高权力是一个班子，这个班子是“商量着来”，按票多票少来。所有转型意味着权力的自我限制，是一次重大的利 益分配，在新的利益分配中，官家集团利益受损。所以从利益驱动来说没有足够的利益让他们转型。那推动转型的力量在哪儿？–在危机和压力。这是第一层。

　　我谈谈危机，也就是第二层。我把中国能够看得到的危机分为五层：

　　1.危机级别

　　一级危机，如辛亥革命、法国大革命、中国大革命、俄国大革命以及各种花革命，总而言之民间起来把最高层领导推翻，这是一级危机。前几天胡德平写了《破解法国旧制度与大革命之 问》，回答王岐山推荐的那本书：为什么一放松管制，一开始改革老百姓倒不满、造起反了，然后引起了法国大革命，讨论大革命问题。

　　二级危机，没那么强大，没闹到革命的程度，我觉得代表二级危机的是五四运动或者四五运动以及二十多年前的那场事，闹起来中心城市动荡，蔓延全国。一旦出现二级危机就非常危险 ，很容易引起分裂，二十多年前内部就四分五裂。

　　三级危机是省级城市动荡，蔓延全省。比如四川保路运动，去年的乌鲁木齐“7·5”事件。

　　四级危机是市、县动荡，比如瓮安事件，大连散步，厦门散步，启东事件。

　　五级危机是乡镇或村以下。乌坎事件一开始是村级事件，后来到县里，五级危机升级到四级危机。

　　五级危机每年数以十万计，大量因为征地和上访。四级危机，即县市动荡，每年平均有一到两次，一次左右，有的时候没有，有的时候一年两次。三级危机发生的频率十年左右有一次。 二级危机，中国上次出现二级危机是24年前，一代人的时间。一级危机，现在看不出任何一级危机的动荡。

　　2.互动常规

　　这些危机一旦出现会怎样？会出现内部团体互动，有一个常规–一旦出了一个事，比如乌坎，农民保护自己的土地闹起来，迅速有知识分子介入，知识分子开始传播这件事，维权，说这 件事的意义在什么，先指出意义，这个意义通常跟每个人有关，今天发生在别人家，明天可能发生在你的头上，每个公民的权利受到伤害，任何一个公民不能袖手旁观。如德国一个牧师所说 的，杀犹太人我不说，因为我不是犹太人；杀共产党人我不说，因为我不是共产党人，最后杀到我这里，再也没有任何人为我说话。中国近百年的革命都是知识分子挑起来的，是马克思那样 的知识分子，是康梁那样的知识分子或者是孙中山那样的知识分子，现在在干同样的事，这个事与每个人有关，哪儿出事就围观，五级危机升级为四级危机，尽可能动员更多人参与，四级危 机尽可能往三级走，只要动员有力、知道够长，这个危机可能就胜出了。我们知道乌坎事件迅速地往上升，官方处理一旦失当，就打一个滚上去了。一旦工农出事，知识分子介入，官方也介 入，官方的态度跟公知的态度相反——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这事没出——堵，严防死守，一旦成了气候，成为了五级危机或四级危机就立刻让步，反映非常迅速，比如什邡、瓮安、启东让步 ，乌坎不让步，上面领导急了，省里直接派人来指挥让步：你怎么那么不会办事，把五级危机弄成四级危机还要弄成三级危机吗？有一个地方难免出事，有人往上调，有人往下压，这就是危 机一旦出现的互动常规。

　　我们在互动常规可以看到一个规律：小危机，小让步；中危机，中让步；没危机，不让步（现场笑）。结论是：危机可以推动制度改革，推动制度变革。如果出现了大量的中小级危机，甚至 有可能出现比较大的制度变革。比如取消农业税。取消农业税就是由一堆农民抗税，五级危机堆积起来没完没了，最后官方得不偿失，干脆取消了，维稳花的钱比收税还要多，还收什么？顺 着这样的思路往下推论，如果出现较大危机，如三级危机或二级危机，在那个情况下很可能会出现重大让步，启动政治体制改革。20多年前就遇到过这种事，如果有一方见好就收，很可能重 大的政治体制改革就开始了，但双方都没有掌握好，风险非常大，幸好有邓小平这样的强人，否则内部分裂，军队内部分裂，没有强人谁能承受那么大的压力？所以非得让步不可，不让步会 造成内部大分裂，而分裂本身又会启动改革，要不然发生二级危机，要不然让步，要不然分裂，分裂后还照样让步，因为它会引发新的变革。这是互动的常规，从常规里能做出一个推测。

　　讨论过程中大家会发现中国发生危机的可能性微乎其微。第二是五层危机怎么分类，它们互动的常规，每一层有可能带来什么结果，每一级危机可能出什么事。

　　八种社会行动者的满与不满

　　第三层讨论制造危机和平息危机的人。一是官——最强大的社会集团。中国官员集团可以说是世界最强大、规模最庞大、历史最悠久的一个集团，人才济济，不仅有人才还有钱，每年掌 握着十几万亿，今年大概是12万亿财政收入。除了钱之外，还控制着能源、交通、金融、电信领域的世界级垄断公司，还垄断了教育、传媒、医疗行业，什么地方肥就把什么地方切下来，既 有钱又有人才，这是官的实力。官在干什么？他们对全民的承诺是建设小康社会，过十年GDP再翻一番，那时候中国经济就是老大了，所以各位稍安勿躁，给我们一点时间，把中国经济搞上去 ，抓住历史机遇，让中国重新重回世界老大的位置上，换取大家的拥护跟我们走。这个条件如何？我估计很多人听这个条件觉得还行吧，十年还不太长，中国就是世界老大了，也是百年来仁 人志士的想法。所以这是官方开出的条件：以经济绩效、经济发展换取合法性、换取民心和民众的支持，这是官方提出的理想。

　　要实现刚才说的理想，官方的政策是深化改革，而且是深化各种改革，李克强最近小步快走连续推出一系列的改革，马上要开三中全会了，大家关心会否推出更大力度的改革。但不管怎 么说，这些改革基本发生在经济领域，政治领域会不会改是一个很难说的问题，一直说要搞政治体制改革，十八大文件也说，这话从1987年也就是十三大文件时开始说要搞政治体制改革，但 当年说搞就没搞，实际已经实现了一种均衡，这个均衡从1987年秩序至今，这个均衡就是说改革不做改革，说改革可以让民众、国际听起来得到安抚：要改革了；不做改革可以安抚官员：没 人动你的利益。这是非常好的均衡，两头都满足的均衡，目前我还没看到有什么力量能够打破。所以官方承诺，如果没有危机，搞政治体制改革还是一个承诺，不会变成事实。

　　这是官方作为一个政体，它的实力、规模以及手中的牌、承诺还有已经构成的跟民间的均衡。可作为一个整体来说，他们是既得利益集团，但细细分析起来，官家内部有很多不满。比如 前面说到的人大，人大法院的名义权力是10平方米，实际权力有10平方米吗？也就是3-5平米，剩下的5-7平米到哪儿去了？被政法委或者更强大的力量悄悄的拿走了，具体办起案子来、追究 冤假错案还得他们承担，或者说你就是一个橡皮图章，骂名也得自己承担。所以实际权力跟名义权力不符，实际权力跟名义权力遭到剥夺是不满的来由。同样的道理我们还可以说政协和检察 院，这些“条条”基本都是名义权力大于实际权力，实际权力小于名义权力，他们都有被剥夺感。衙门中还有“块块”地方政府有事权，要干很多事，但没有相应的财权，于是跑步前进要钱 ，求爷爷告奶奶要到钱，这是权责利的不平衡，不公平，不平是不满的温床。这是官内部的两个不满。

　　还有第三个不满，前面说到皇帝不满后，新的最高权力诞生过程就是党章上很多名义权力莫名其妙消失的过程，这会带来一些影响。如果有人想竞争这个权力又没有轮上他可能就特别不 满，他特别不满可能有人会审他，对抗会很激烈，容易出事。而这在最高权力交接时，一到五、十年就可能出现重大不满，这也是对官家集团内部来说，最高权力的竞争者、角逐者、多数决 定者都会出现这个问题。

　　第四个不满是，中央政府还好，地方政府经常是各个大家族的势力把持着升迁的主要渠道，精英考上公务员干活，最后发现干活的是他们，升官的是官二代、三代。这样的不均衡会造成 什么？你说这样的小利是什么感觉？这不就是宋江的感觉吗？（现场笑）——有可能培育出遍地宋江，他们倒无能也罢了，但沉沦下僚的精英一旦成为宋江类人，能量非常大。

　　最后是精神危机，他们自己知道很多事做得不大对，口不对心，有时候人的地位高了，成了精英了，对精神生活比较重要，吃饱喝足，醉生梦死，这些人不是真正的精英，真正的精英不 是这样，于是这些不满掩藏在心，在适当的时候会爆发，一旦爆发可能会出现“竟无一人是男儿”的局面。

　　以上是“官”。“商”可以分官商和民商。“士”可以分成大学生和知识分子。

　　二是农民。中国农民现处于历史中最好的时期，对生活非常满意，不交农业税，建立了合作医疗，种粮不仅不交钱还给补贴，这些都是历史上所没有的。1999年前后我到农村去调查，问 农民交多少钱，中央三令五申不得超过总收入5%，实际农民经常交到20%-25%，所以农民恨得咬牙切齿。我跟一个村民小组长在田埂上走，我说“听您这话好像造反似的。”他说“打不过，打 得过早反了。”2004年取消农业税，2009年我到农村调查，农民对党的感恩戴德之情溢于言表，说中央不好他就跟你急。如果在取消农业税之前，谁要上井冈上，农民给你通风报信，给你送 粮食；2004年之后，谁要上井冈山，农民会把你绑给官府。现在我看不出农民有任何重大的动乱，他们基本不交税，可他们获得了基本的社会公共服务。从公共契约角度来说他们赚了，他们 付出不多，所得不少。

　　当然有一部分农民不满，这部分农民是失地的农民，城市郊区的农民。城市郊区农民一亩地给2、3万块钱，政府转手卖三、五十万甚至一百万，这种剥夺对比太强烈，所以这部分农民不 满足。但话说回来，我们的补偿标准是什么？是土地作物30年的收获，现在种一亩地，一年能挣500块钱或者一千块钱，一年挣1000，十年1万，30年给你3万，3万存利息也能挣一千万，还不 如你下去干活。对农民来说是相对的剥夺，其实这是合算的事，如果只许种地还不如把这个地让他们征了，但你这3万块钱到他们手里变成三、五十万，这是不满相对剥夺的由来，但这个剥夺 只能在本村内造成影响，所以这种剥夺只能引起五级危机，最多四级危机。

　　三是农民工。农民工是城市化和共轭华过程中形成的过渡性群体，农民工分第一代和第二代。

　　第一代农民工，我到农村调查，问这个世界是否公平，政府如何，农民一连串说好，我们问得非常细，每一个问两三个小时，他们回答都说好。如果引导出不公平点来：在城里没遇到不 公平的事？他说有，谁谁给我一撬泥，我给他一撬泥，他不接，不理我，我就跟他打起来了。说的都是他们同级之间谁看不起谁，对谁不满，在同级之中做对比，就好像我们跟美国人比一样 ，农民工也不跟城里人比，自己跟自己比，所以不满在第一代农民工里基本没有。

　　第二代农民工就不一样，发生了重大变化：生在城里，觉得自己享受的政策是天生的，不再感谢领导们的恩赐，他们经常看到的是凭什么城里的孩子享受的我们都没有，所以第二代农民 工不满。但第二代农民工这些年的工资迅速上涨，所以这个不满变得有点得到了补偿。现在第二代农民工的状态是拿不出非常强烈的明确的政治经济主张，过一天是一天，知道未来城里进不 去，家乡回不了，不知道自己的前途在哪儿、未来在哪儿，而怎么解决不知道，是一种模糊的状态。如果深究起来，他们很容易发现自己买不起房子的根源是房价的多一半进了政府腰包，实 际农民工跟政府追究下去有深层冲突：买不起房、入不了城的核心是有人把房价抬起来了，而房价最大受益者是政府。这个事情在未来是一个炸弹，但现在这个炸弹很平静，没有闹腾。

　　房价背后的利益分配培育出所有的买房者和政府的矛盾，不仅是农民工，还有新一代的城镇工人、知识分子、大学毕业生，深究下去都会发现房价是重大的利益不公平的根源，是潜伏的 矛盾，但现在没有爆发的迹象。

　　前面说了农民（失地农民、一般农民）、农民工（第一代农民工和第二代农民工）。

　　四是工人。城镇工人在建立社保体系之前大规模下岗时，城镇闹事非常多，但胡温新政后建立了社保体系，城镇的群体事件顿时大幅度下降。我们知道城镇工人有各种就业优先和各种各 样的优惠，最后还能拿到各种补贴，所以中国的城镇工人在整体上跟农民差不多，对党的公共交易和公共产品的契约之间、关系之中大体处在占便宜的位置，不是吃亏的位置，这几年向工农 方面倾斜他们可能有更多的好处，所以工人群体也是稳定的。

　　过去工人罢工，政府介入站在资方一边，我们知道东北那边还打死了人，官方基本站在资方立场，工人罢工，通常收拾工人。但这些年，工人工资迅速上涨，罢工事件减少，矛盾缓和了 。若经济仍然高速运转，工人群体大体是稳定的，但前提是经济高速发展，现在经济出了问题。

　　五是国营企业老板。这是一个既得利益集团，他们占有了大约上百万亿的资本。今天中午我问茅芋轼老师：现在官方手里掌握着国有企业究竟值多少钱？他说大概60万亿。我听到几个数 ，有人说是40万亿、100万亿，你们自己选这个数，反正有一个巨额的人民币资本，而且享受各种各样的特权，可以借助行政权力维持、扩展地盘，跟民营企业抢地盘，挤占他们的空间。任何 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都可能损害国营企业老板的利益。

　　六是民营企业老板。民营企业老板现在有多少？去年有1000多万户，投资者2000多万人。辛亥革命时中国的民营资产阶级才5万人，现在已经2000万了。他们的注册资本超过了31万亿。民 企对就业率的贡献超过80%。在GDP、税收和全社会投资中的比例都超过60%。民企全面超过国企，但国企占有的资源比他们多。还有3900多万个体户。

　　这个群体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因为他们发财了，他们在经济上占据了优势地位，但这个群体又存在着普遍的不满，主要的不满来自于：第一，垄断的位置进不进去，被排挤，非公36条 （按：《国务院鼓励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出了两遍，他们还是觉得被排挤；第二，教育成本越来越高，税费越来越重，还经常遭受敲诈勒索，看官员的吃像越来越难看，这 不仅仅是经济损失，官员吃相难看，被敲诈勒索，还有人格侮辱，看了不舒服，不是拿捕其那些钱，而是受不了那个气，怎么办？他们的基本对策是不敢反抗，因为查你什么就有什么事，一 抓一个准。我听一个刑警大队长跟我说过，怎么能查，查偷税漏税，我们的税费负担如此之重，不偷税简直活下去，所以查了基本都有事，几乎谁都有超范围经营。于是全都不敢反抗更不敢 组织。柳传志有一句话“毛主席说我们民族资产阶级软弱动摇，我们是软弱，但我们不动摇，我们毫不动摇地软弱！”（现场笑）我觉得这话说得真有道理，他们就是这样，就是软弱，因为 手里有一大堆他们要养的人，命运掌握在别人手里怎敢不低头。而要说软弱，历史事实不支持柳总的说法，辛亥革命之前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虽然有5万人，也是软弱的，但一革命了，全都坚定 着，比如虞洽卿（上海四明银行老板）带着人马上跑到江苏跟程德全（江苏都督）说反了。程德全说没钱，反后谁给我们发奖？张勋也坚决不反，也是虞洽卿把上海的城防大炮给拉来了，对 着城墙轰，轰了一晚上，第二天就投降了。民营企业家软弱吗？他们算风险和收益。

　　民营企业家的政治权利与他们的社会地位、经济贡献不相称，他们也有强烈的被剥夺感，他们的方式是个人移民、家庭移民追求安全。以惹不起躲得起的方式来反抗，这是他们目前的策 略。但我听说有一个说法：一旦移民移完了，回来当裸商了，这些人的胆子就特大，可能是因有后路了。所以这个群体反抗的风险、成本发生变化，他们对民主和法治社会的支持可能有高含 金量的表达。

　　七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概念，我们经常接触的就是传媒知识分子，现在说的就是那些大V们、公知们。如果算权利，名义权利《宪法》35条规定有言论、出版、结社自由。 但实际权利落差极大，而这些权利正是媒体人获得荣誉和财富的基础，可这个基础却被人剥夺了，于是这种切身利害关系决定传媒内知识分子的整体倾向是追求民主宪政，不断地鼓吹宪政和 自由主义，因为这儿是他们利益最大化的一种方向。

　　教师、律师专门领域的专业人士也有比较多的被剥夺感，他们比较了解外部世界，对民主宪政有更多的认可，所以在社会集团中，最了解外部情况、看问题比较深和比较广的是知识分子 ——“士”，跟辛亥革命、戊戌变法、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革命一样，他们是冲在最前头的人，现在还是冲在最前头的人，而且冲在最前头有道理，因为他们觉得被剥夺感最强，有切身的利 害关系。就是由于他们这特征，一旦出事，在各级危机中，知识分子全采用了与官方对抗的策略，官方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知识分子是尽量放大危机的意义，动员更多人群参与，于是被官 方看作是麻烦制造者。当了麻烦制造者后，官方和知识分子的紧张关系很难找到缓解办法，尽管如此之难我们还得佩服：官方人才济济，还是找到了一些办法，通过自己掌握的财力和权力， 通过课题费和个人升迁等手段，将大量知识分子的收入门下，跟知识分子建立了契约性的合作关系。

　　八是沉寂了多年没有动静的大学生（现场笑）。五四运动是他们闹起来的，后来几乎每次运动都有他们。但最近二十多年来，在严密控制和市场就业的引导之下，大学校园基本平静。 2012年在校大学生约有2536万人，每年600多万大学生毕业，虽然就业机会不平等，“拼爹”、拼关系，但就业率还没有低到酿成危机的程度，还活得下去。如果经济状况不佳，就业困难，拼 爹、拼关系在蛋糕越来越少的情况下，现在这点不满可能会被拼爹拼关系点燃导火索，将来有可能出大事，平等机会被剥夺的感觉可能会强化，校园在那时候就会不平静，当然前提条件是就 业率严重下降，失业率大幅度上升。

　　上述八个社会行动者有共同满意的领域，即经济发展，10%的增长速度让世界瞩目，很少有人说这个不好；同时社会秩序稳定，国家地位、国际地位提高。从公共契约的角度看，官方提供 了大体合格的公共物品，而且在社会保障方面明显加强，因此官方的表现大体合格。这是满意的方面。但八个行动者也有共同的不满，主要集中在获得上述公共品的代价方面。一对环境污染 不满。二对贪污腐败和两极分化不满。贪污腐败和两极分化到什么程度？胡星斗教授说一般的中等腐败国家每年贪污腐败金额大概占GDP的3%，他算这个账时是2009年，那一年33万亿GDP，3% 的赃款是1万亿，如果积累十年就是10万亿。按照刑法10万以上可以枪毙一个，但实际很难做到，现在估计上千万都不会枪毙，这又是一种历史现象。假定一百万枪毙一个，10万亿包含了一千 万个死刑。当年国共内战规模最惨烈，国民党800万军队，而且没给们打死，该俘虏就俘虏了，一千万简直是种族灭绝，贪污腐败的数量来说，10万亿，从任命来说一千万个死刑。从贪污腐败 的数量来说10万亿，从人命来说是一千万个死刑，这都是惊人的规模。三对假话空话和道德沦丧不满。四是无论官民都感到自身权利得不到可靠的保障，所以像王立军那样的人也会倒。由于 公民权利不受尊重，官民普遍感觉缺乏安全和尊严。这些不满都能追究到政府的头上，再追究一步都是政治体制的问题，所以农民征地、工人罢工，随便一个不满，经过知识分子一阐释，矛 头往政府指，都可以指向制度缺陷，引发官民对立，引出政治体制改革的要求。

　　根据以上分析可以做出两项总体判断：第一，无论哪个群体（除了传媒方面的知识分子）安身立命的基础被剥夺了，没有重要群体感到严重被剥夺。无论是对农民的强制征地、对民营企 业的歧视和敲诈以及第二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障碍、大学毕业生就业的不公平、公务员升迁的不公平，其范围和强度比起他们得到的好处都是次要的，所以一、二级危机发生的概率很低。第 二，不满普遍存在，四五级危机随时可能发生，在知识分子阐释和网络传播的帮助下，升到三级也有可能。

（下）

　　经济下行和财政状况可能引发危机

　　第四层是影响上述行动者的重要因素。

　　一是经济增速下行。一旦经济增速下行，刚才说的工人就业、农民工就业都会出问题，还有大学生的就业。现在的经济正在从10%落到7%-8%，正在从一种均衡走向另一种均衡，现在还不 知道在这个过程中对工人和农民工会发生什么样的影响，影响强烈到什么程度，也不知道这个台阶能站多久，比如能否站10年，10年以后会否再下一个台阶？降到3%、4%，那时候3%、4%再加 上3%的赃款，基本没增长。这些事情意味着什么现在不清楚，但可能对就业率，对工人、农民、大学生、民营企业家有重要影响。等到将来，十年以后，经济增速降到世界平均水平，用经济 的高增长换来拥戴的承诺那会儿兑现了，也就终止了，那新的承诺是什么？新的得民心的办法是什么？如果不开出新的条件，不打出新的旗帜来，又不开放选举，那维持稳定、疆域关系就会 更难以维持。

　　二是财政状况。经济增速在10%上下，财政收入的增速通常在20%－30%之间。反过来，经济增速从10%降到7%，财政收入增速也可能下降不止一个台阶。经济增速时，经济上一个台阶，财 政上两三个台阶；经济降时，财政可能降。今年上半年财政状况非常不好。如果财政出现危机，政府手里没钱，就出现3种可能性：

　　1.压缩开支。压缩开支向哪儿压缩？现在养老金已经有缺口了，如果压缩社保、医疗等方面的福利，让工人、农民得以安定的因素、社保都减少了，给钱容易，不给钱就麻烦了，会出现 大规模的动荡，希腊就是。所以财政危机一旦影响了工人、农民工的福利待遇、社保，四五级危机可能大规模的升级为三级甚至二级。如果不压缩农民工人社会的开支，压缩官方自己的开支 ，就是壮士断腕，如果不搞政治体制改革，就看不出这个力量在哪儿，怎么能搞得成。

　　2.增加税收。中国税费负担已经不轻，30%多，如果加上贪污腐败的数字，实际税费负担更重，进一步再增加税收，可能增加中小企业负担，增加破产，逼走资本，提高失业率。一旦提高 失业率，经济危机引起政治危机的引爆率会降低，危机更加容易爆发，所以税收也不是好东西。

　　3.印票子，通货膨胀。我们知道在1988年、1987年严重的通货膨胀，隔两年就出大事，所以剥夺全民的通货膨胀风险也极大。

　　同时财政危机亦将削弱政府解决环保问题的能力，而往年的四级危机，比如启东、什邡基本都是环境引起的，如果政府能力下降，可能会引出更多的环境引发的危机。

　　总而言之，经济下行和财政危机可能把更多的社会行为主体推入严重不满的阵营，三级、二危危机发生的概率会大幅度提高。

　　应对社会危机政府有多张王牌

　　三是政府手里的牌，即官怎么平息危机手里有很多王牌，最大的王牌是，如果经济下行可以大规模向民营企业开放垄断领域，比如金融、能源、教育、医疗、电信、基础建设等，如此一 开放肯定会提高竞争、提高效率，增加就业，带来新的经济增长。这就意味着经济体制改革动了垄断集团的奶酪。垄断集团的奶酪不好动，一动会遭到反抗。但如果发生全面的危机，这个船 要沉了，肯定得揣几个胖子下去（现场笑）。

　　4月我到德国讲怎么预测中国未来的理论体系，5月份写完，几个月来我非常高兴的看到我的预测一项一项实现了，国务院正在小步快走地推，这是政府手里的一张好牌。

　　第二张大牌，如果财政危机很严重，手里有3万亿美元的巨额的外汇储备，通过以前的通货膨胀把这些钱变成自己手里的资源。一旦闹大了，哪怕把这3万亿散出去，进口食品给老百姓，3 万亿美元是18万亿人民币，靠这个东西能撑5年。

　　如果大家觉得这张牌打完了还不行，还有第三张大牌，60万亿国有资产，把这些卖了，补工人、农民种种的不足，能不能安抚下来？60万亿撑5年补没问题吧，哪怕颗粒无收也能撑5年。

　　两张牌下来就有十年时间，只要政府小心客户，像胡温政府，战战兢兢、别闯祸，小心呵护着，维持十年稳定，不出大事，在财政上，这三张牌完全没有问题。

　　实在不行还有第四张牌：土地私有化。土地一旦私有化后走向市场可以吸纳多少货币？即使多印了十万亿人民币或者多少万亿人民币，就像进了沙漠被淹没，又够你成多年。同时土地一 旦私有化，能导致要素流动，效率配置的提高以及房价下降等好处，这是一轮新的增长。

　　所以政府手里的好牌很多，这几张好牌带来的改革红利和真金白银能够支撑多久，一二级危机就可能延缓多久。

　　四是官家权力的扩张。我们知道权力不受制约就扩张，直到得不偿失为止才不扩张。权力不断扩张意味着掠夺率不断提高，现在已经到3%的贪污腐败金额，如果权力不扩张掠夺率就会不 断提高，而且可以通过垄断的方式，不仅抢钱还抢自由、活动空间，这属于更高级的掠夺，造成这个空间我许干，别人不许干，他干的水平不高，人家干的水平又很高，中间的差距是垄断造 成的损失，比抢钱的损失还要深刻、影响还要长久，对未来发展所带来的好处都被掐断。如果在经济高速发展时期，蛋糕越做越大，权力多切走一些多抢一些尚可忍受。如果经济发展减速， 抢劫率即使不变，引发危机的概率也会大大提高。这个事很难管，权力约束自己主要路子一个是法治一个是民主，如果不从这两方面走，基本很难约束自己，权力加速扩张就可能引爆危机。

　　五是观念和说法。我们知道这些年人们的观念不断地发生变化，公民权利的观念深入人心。公民权利观念深入人心后，本来觉得很公平的事现在也不公平了，容易上街也容易制造危机了 ，而镇压者官员如果也认同公民权利的概念、尊重宪法，镇压力度、反应敏捷度会大大下降，于是危机上升速度就会加快。所以观念变化影响深远，而观念的变化随着互联网的扩张还在加速 。过去官方一直努力的在观念上占据主导位置，树立一种意识形态，让大家不那么具有对抗性，跟党走，毛泽东时代价值观的核心就是——“把一些献给党”。后来到了邓小平时代，不能说 把“一切献给党”，因为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家都去发财了，坚持两个基本点：四项基本原则、改革开放。现在党要获得了一切忠诚的位置，但在重建这个位置，不过重建过程一波三折 ，很困难。如果党尊重宪法、宪政，那公民的权利观念还会进一步扩大；如果党不尊重，党的威信也上不去。于是造成矛盾，如果党的威信上不去，还不断地说一切献给党，可能会造成民间 第二文化的发达，把官方主流意识形态架空，所以观念领域的博弈进行了一轮又一轮，还在过程中，不过大概局面已基本确认，在国际形势非常清晰，民主法治国家经过一波二波走到第三波 ，不断扩张，苏联斯大林模式失败已经成为历史定论，在这种情况下制造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跟毛泽东时代的意识形态那么强大那么有力量让人心服口服，我觉得是“中国梦”（现场笑） 。

　　六是行动组织成本下降。所有群体要活动，要组织起来可通过微博、微信和网络空间进行，组织成本大幅度下降，风险也下降，组织更加容易，效率更高，动员起来，蔓延全国，危机从 五级升到四级或者更高级别比过去容易多，既然容易了就容易去做，动不动就做一把。所以组织成本的下降，通讯技术的发展，对未来这些人的行为成有重大影响，让他们寻求让步，而要寻 求让步就要制造危机。

　　未来5—10年，政治体制会有中小型改良

　　现在我根据以上四层的介绍，做一点推测，五点：

　　第一，未来五年至十年，如果经济增速保持在7%左右，出现一二级危机的概率不高。如果出现，按惯例政府将及时让步，主导并控制社会政治体制改革，社会严重失序的可能性极低，未 来想发生革命的希望可能非常小，别说到一级危机，二级危机时政府都会及时让步，把这事及时平息下来，政府开始主导改革。

　　第二，未来五年至十年，在中小级别危机的驱动下，政治体制会有某些小型甚至中型改良。第一点说的一、二级可能性极小，第二点说的四、五级或者三级可能性不小，这种危机的驱动 造成中型或小型的让步，这种改良发生在对党的风险比较小的领域，自由化性质的改良可能降低反抗的风险，开放报禁风险太大，因为这样很容易引发更高级别的危机，所以中型改良更可能 发生于容易控制的领域，比如司法独立、人大代表选举。这是未来五年、十年如果发生中小型转型政治体制改革动作的话，可能见到的两个方面。

　　第三，未来五年至十年，在经济增速下行的压力下，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市场经济得以完善的概率比较高。现在我们已经看到了这种迹象，将来可能会走得更好，如果经济危机更严重，开放 步伐会加快，这是未来五到十年最容易发生的事。现在中国经济自由度，按照《华尔街日报》和美国传统基金会的计算，自由度以1-100分看，香港90分，欧美80分，世界平均水平62分，我们 是51-52分，将来很可能达到、超过世界经济水平。如果这一轮中美贸易、中美对话取得大进步，TPP水平我们也就能达到了，那时候相当于WTO的升级版，中国如果跟美国进入这样的关系，中 国市场的自由化会大进一步，这是未来5-10年最可能发生的事。

　　第四，未来十年，如果没有严重的危机，我们都消消停停地过去了，到十年换届时，怎么选择最高权力传承规则的本身也是危机，十年后最高权力传承规则重新会到眼前，怎么办？引出 危机。在这十年内，如果最高决策者的处置有什么失当，我们知道胡温十年小心翼翼地走下来，如果未来大手大脚、粗受粗脚出了事，按中国的政治常规，严重的危机和错误将引发路线斗争 ，丧失路线代表人物的权威受损，替代路线或者替代者的地位会上升，这种情景一旦出现，马上会问一个问题：谁说了算？谁是裁判？在什么范围内决策，最后谁说了算？在争论激烈而又无 力的强制的条件下，处理规则不得不向党章和宪法上的明文规定靠拢，而明文规定中的民主法治成分显然比现在的水分高得多，在那种危机驱动下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也会启动。

　　第五，假定一切都平稳，什么都处理好了，经济增速下行导致的问题处理好了，财政问题处理好了，各种危机应对顺利，十年太太平平过去了，那时中国经济跃居世界第一的梦想成真， 会怎样？那时中国经济增长在未来10年—20年之间总要降到常规水平，财政的好日子总要过下去。那时，政府手里的好牌不多了，国有资产基本划分完毕，权力的油水越来越少，麻烦越来越 多，失业增加，财政危机，穷人保福利，富人抗税费，一二级危机发生的概念越来越高，在那时官僚集团将追逐最后剩余的最大利益，也就是生命和财产安全，以生命和财产为条件，开出和 平转型的高价，尽力在自己的掌控之下捞最后一把向民主和法治社会过渡。这种事在很多国家中都看到了，中国在未来10—20年间也会看到。谢谢！

　　主持人：谢谢吴思老师，今天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教授蔡霞也在讲座现场，蔡霞老师多年对政党意识形态、执政党建设有专门研究，欢迎蔡霞老师给我们点评一下。

　　蔡霞：谢谢大家！吴思老师对中国社会发展的思考非常深刻，首先大家可以看到他用的分析框架和平时所讲的分析框架不一样，这个不一样不光是和中国共产党宣传的框架不一样，也和 我们经常学到的西方政治学理论和社会学框架也不一样，这开了非常好的学风：中国的问题必须从中国自身来研究，有自己的理念，可以吸收各方面的成果，但不要照搬照抄。也许大家觉得 这是一个套话，但我觉得这是一个实实在在的问题。吴思老师今天的分析框架非常新，分析框架重要一点是政治国家与社会去分析，从政治层面切入到社会、经济，这是第一。

　　第二，金字塔四个层次的分析，我就想到他对当代中国社会各种力量的博弈以及各种力量对未来中国影响的分析。毛泽东在1926年写过一篇《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吴思老师这样分 析是“中国当代社会各种力量的分析”。如果说欠缺，吴思老师略微粗了一点，粗在哪里？就是我想讲的问题，即对官家的分析略粗一点，为什么？可能很多人不在体制内，不了解体制内的 运行，所以在这里我说几个问题：

　　一是上级和下级、官员个人之间的分析吴思老师分析得不够，现在的问题在哪里？体制从战争年代走过来到50年代延续的是阶级斗争，坦率地说，官家主义就是权力的专制主义，权力专 制对国家整体而言是对社会专制，对内是上级对下级专制，因此这种专制产生的是一种高压。这种高压有些人能感受到：国家权力对社会的高压，权力体制内部的高压是下级承受来自上级的 高压，这种高压会使各级干部做出自保的决定。上层改革意愿，有新举措出来时往往会出现新的扭曲，到下面给社会领域放一点自由和松口，但官员老怕地方出事，地方出一点事，上面就就 地免职和罢官，这使地方官员采用极端行为，这个地方不管用什么手段把所有出事的星星之火消灭，在这种压力下采取的是极端手段，这种极端现在越来越多靠国家暴力，靠国家暴力对社会 进行各种各样的措施，加剧社会各个方面和官家的矛盾。吴思老师分析了官家有几张牌，打出去有道理，但若算上内部高压和社会危机因素的互动，那几张牌的有效性会缩短一点（掌声）。

　　二是专制权力的一个大特点是不受制约，社会不缺制约权力，但大家看到的是下级对上级的制约很难，上级对下级的制约也难，在个人的一亩三分地里也制约不到，因此会出现官家一旦 要改革，改革的口子一开，下级很可能拿着改革的旗号在自己的权利范围内剥夺，获取新的利益。以改革缓解社会矛盾，促成社会往前走。但有些东西不是，以“改革”的盾牌掠夺，比如城 镇化，为什么十八大以后关于新型城镇化问题的争论那么大？这是下级体制内的官员打着城镇化名义进一步掠夺农民的利益，把农民最后一点利益榨干，这是我们担心的问题，也是我们讨论 的问题，怎么去防止它。

　　三是吴思老师说未来五到十年，市场经济体制可能会进一步健全，这个概率比较大，这点我想跟吴思老师商榷，为什么？其实市场经济体制分两层，一层是商品市场，一层是要素市场。 90年代到现在，商品市场体系大概建立起来了，但深层次的要素市场极度扭曲导致现在这样那样的很多状况，包括现在的金融、钱荒问题，房地产泡沫问题，股市泡沫问题，而要促进要素市 场的健全、要素市场的健康生长发展，必须有社会资源的重新配置，于是就涉及到官家权力和社会公民之间权利博弈，这一层的博弈可能不是一个市场经济进一步健全，可能作为一种促动因 素促使中国要么改革、要么革命、要么动乱三个因素进一步加剧。这是我个人的三个想法，谢谢大家！

　　吴思：谢谢蔡霞老师！蔡老师整天和官家打交道，她说的肯定比我准确，你们信她的，别信我的。前面我讲的内容我写过一篇文章《危机驱动：政改预测的框架》，本来发在《财经》杂 志上，今天没有讲国际形势大背景，也没有谈民族问题，这两个在未来中国转型中都可能会有大影响，但我对民族地区情况了解太少，不敢胡说八道，就没谈。再是中国体量越来越大，不像 过去一个弱小的国家很容易受外面影响，现在越来越自信，只要不闹战争，国际环境对中国转型不起决定作用，因为中国体能太大了。这是两个我今天没谈的问题，可能会出事，谢谢！

　　主持人：现在是提问时间。

　　理论创新囿于思维模式

　　提问1：您讲到很多关于中国未来变革的问题，变革因素很多，但有一个我想谈一下，即中共执政党的理论创新问题。中共经常讲中共是一个非常注重理论创新的党，过去几届领导都提出 这样的说法，比如科学发展观、三个代表。但十八大以来，给大家印象比较深的是“三个自信”，但大家可能不太接受这三个自信；“中国梦”，虽然在大力推动，但接受也有障碍，这是不 是意味着中共在理论创新上遇到很多障碍，进入到停滞状态。理论上创新或者政改的停滞会否加速社会变革的发展？

　　蔡霞：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中共感受到了中国社会的变化，也试图努力想去做一些理论思考，但问题出在：第一，思维方式不好，思维方式始终没有改变，所以理论创新大家感受到 其文字语言花样翻新大于内容观点；第二，当大家真正感受到一种理论要脱壳而出时，缺乏相应的政治勇气。“三个代表”思想很多人贬低它，我恰恰是看好它的，可惜的是“三个代表”思 想没有很好的继续往前推进，90年代中国社会在市场经济快速发展以后，中国社会结构开始发生变化，把“阶级”词换成“阶层”就是90年代后期到2000年以后，就那么几年，为什么？中国 社会真的变了，社会化生产使中国社会从传统社会结构向现代社会结构转变。那怎么看社会结构深刻性历史变化，以什么样的眼光看待未来中国社会的发展趋势，“三个代表”其实用人类文 明的、政治文明的眼光看待它，试图对中国社会的变化做出一种新的解释以及想后来形成一种新的思路推进，但党内传统思维和保守势力相当大，因此很快一段时间内对它提出各种质疑，加 上理论改变，往前走，会触动原来的体制，而它会大大推进民主的发展，很可惜这个东西在中途夭折了。所以后面的理论越来越倾向于维持现状以及解决中国社会发展中的具体问题代替社会 发展的本质和规律性的思考，因此理论不是提升而是下降。这十年中我一直持这个观点，2002年以后的十年，中国共产党的理论思考掉下来，没有站在上面，而是在下面，解决具体问题以技 术性的思考取代了对发展趋势和本质规律的理论站位的思考，越来越往下走，理论不能解决根本性体制性弊端和机制，自身的思想资源就匮乏了，以致于匮乏到现在像吴思老师讲的要拿一个 “梦”出来作为一个理论其实是比较荒谬的。每一个公民、每一个老百姓可以做一个梦，有个人自己对未来的美好追求，这种追求从政党来说需要提供如何让人民群众的“梦”实现，提供什 么样的制度和社会环境，用什么样的公共政策指导能够让每个老百姓的日子过得比现在好，这就不是拿一个“梦”画一张大饼给大家，而是怎么做才能让大家未来更好，这没有回答，这是一 点。

　　第二点，“中国梦”往往聚集在狭隘的民族情结上，搞不好是狭隘的民族情绪的东西，所以理论没有提升。而这个东西没有很好的创新，未来中国社会发生的情况以及危机应对很难做好 。有可能促使中国社会发生大的危机时，由于没有一个合适的理论资源指导它怎么看问题和分析问题，以致于应对失措，这是我非常担心的。另外，由于没有理论高位，未来发生变革和重大 问题怎么和社会各方面达成共识，缺乏理论上的说服力和感召力，这也是我忧心忡忡的，可能会导致中国社会未来的分裂。谢谢大家！

　　提问2：吴老师您好，现在大学生公务员考试特别热，未来五到十年既然不会发生大的动荡，是否还继续考公务员？

　　吴思：你说个人选择是否该考公务员，看你自己喜欢，只能个人解决，有的人真的当了公务员，可能觉得那个工作其实枯燥乏味，浪费青春。要借那个机会发财可能等到二十年后，等当 到局长了，但那时候又民主了化了呢？（现场笑）

　　提问3：吴老师您好！您的分析建立在比较量化的经济立场角度来讲的，我想问这样一个问题：国家的认同可能不是单纯经济立场的认同，有精神共同体的诉求，但极权统治创造了奇观： 剥夺了你的利益，让你感到幸福。在这种情况下，个人对危机的判断跟观念有关，第一代农民工和第二代农民工对利益的判断不一样，未来有没有应对危机的办法？通过变化观念而不打那四 张牌。通过切换观念重回思想信息的监管制造新的幸福感，那有没有这样的情况：一是社会大规模的溃败，二是社会急剧向左转，重新回到那样的道路上？谢谢！

　　吴思：第一个问题，观念的变化是可遇不可求的，中国历史有几种观念，比如儒家、道家、法家，后来进了一个印度的佛家，新的东西出来试试，这么多年来党一直在创造，我们看到他 的困难和困惑、艰难困苦，就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一个体系，经过了证伪，然后说不行了，改革开放，试图寻找新的意识形态。这个寻找如果从80年代开始到现在也是三十多年，呕 心沥血，费了多少心思，未来二、三十年呕心沥血就能出一个东西？那需要天才，不仅需要天才还需要时代，如果时代有好的东西，比如民主法治好，会抑制人的创造，我就不会想编出一个 比民主好的东西，不认为我有这个才能；也不认为有人认真想去做这件事，有人想做这件事其实是一种利益的辩护，自己都知道，那样的人通常不是一流人才，很难真正弄出一流的事来。一 流的人都不见得弄出来，二流、三流怎么做？谢谢！

　　第二个问题是社会溃败，我很难想象社会溃败这样的状态，是一盘散沙散了吗？比如辛亥革命，中国是一个大国。而捷克斯洛伐克那样的小国，游行到第6天、7天时，警察宣布不要用我 们来解决问题，我们是维持秩序的，不是替你们镇压的。到10天时军队说法，11天时党的总书记辞职：我指挥不动了。这个社会就彻底散了，它的层级少了，是一个小国。辛亥革命闹的整体 是王纲解领，王朝跨了，但军队还在，各省纷纷宣布独立，中国一个省相当于外部的一个国，所以我们的二级组织、“条条”组织仍然健在，不至于溃败，只是最高层解体，但二、三级还在 。所以社会溃败对中国这样结构复杂的大国来说不可思议。

　　有三个问题，社会会否向左转？我认为向左转也是假左不是真左，真左是毛泽东时代那样，工业学大庆，农业大干。人民公社那样现在的人愿意干吗？我想他们肯定不会。毛泽东以前做得非 常彻底、非常好，做得太认真、太努力，那个失败是彻底的失败，不是半途而废。所以“左”是已经被证伪的一套方针政策，既然失败得那么彻底，证伪得那么彻底，真正要复活办不到，人 们经常打着“左”的旗号干一些仇官、仇富的事，这可以理解，因为没有适当的旗帜，毛泽东那时反对贪官污吏，现在高居毛泽东的旗号，以当年反贪官、打走资派的旗号来举，我觉得不是 真左，而是“为了打鬼，借助钟馗”，为了打官员把毛抬出来。这个问题全世界都不会，只要经历过毛泽东时代的那些人，他们办不到，除非第二代人的信息完全被剥夺，都傻了，才能漠视 上一代人发生的那么重大的历史经验教训，我觉得这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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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话：中国官员的谎言根源

普林斯顿大学荣誉教授佩里·林克(Perry Link)根据自己30年对汉语奇诞现象的研究记录，勾勒出一幅揭示中国政治圈内人思维方式的生动图景。长达一个世纪的思想斗争或许已使中国分裂出很多派别，但“官话”——一种极为圆滑的表达方式——却将相互争斗的各派联合在一起。

林克剖析了中国现代统治者有意或无意用语言使民众服从的机制。这对当下不管在哪个级别上与中国打交道的人都有重要的启示。

以对使用标语口号进行宣传的偏好为例。那些提醒人们横穿马路时要小心，或上卫生间后要冲水的中文标志，经常为“七言”结构，使用“二-二-三”节律。这是诗歌基本结构中的一种。在中国人听来，这种节奏感不仅听上去“对头”，而且赋予口号本身以权威性。

因而这种结构深受宣传部门的欢迎。在文化大革命达到高潮之时，红卫兵声讨着一切传统事物，毛泽东却仍然在使用这种古典的形式：“灵魂深处干革命”。

林克认为，可能是传统的力量非常强大，以至于毛泽东甚至并未意识到他在用“旧”思维攻击“旧”思想。疯狂高呼“我们要见毛主席”的年轻信徒们可能也没意识到这点。

林克接着讨论了隐喻的使用，但该书最为成功之处是最后一节，他在其中揭示了操纵性语言在现代中国政治中的内在作用机制。在干隆年间，“官话”只在官员中普遍使用，然而从毛泽东时代以来，它却日益毒害人们的日常谈话。

1958年至1961年，在毛泽东发起的灾难性“大跃进”运动中，尽管身边饿死了数千万人，人们仍不得不说着“大丰收”这种“官话”。他们学会了反着来解读报纸上的“官话”，就像今天他们仍在做的那样：宣称腐败已经减少的消息，表明腐败比想象中更严重。声称100家妓院被关闭的新闻标题，则意味着成百上千家妓院还在营业。

“官话”喜欢用笼而统之的话做挡箭牌，形成了政治评论员曹长青所称的“水果语言”。正如林克所解释的：“如果一位官员说‘水果很好’，结果上级认为香蕉不好，那么这位官员就可以说‘我指的是苹果’。水果语言让官员保留回旋余地，甚至能保住他或她的仕途。”

用模糊而矛盾的“官话”表达法规，并偶尔实施这些法规，纵容了随意的指控，掩饰了专制的行为，并让几乎每个人都可能被冠上罪名。外国商人很快意识到，他们根本无法遵守所有的地方法规；好在他们欣慰地发现，多数法规都没有得到执行。

但当贪婪的官员突然指出他们没有遵守某条法规，要求缴纳罚款甚至干脆要求接管企业所有权时，他们毫无抵抗之力。

判断官方声明正确性的标准，不是看它们是否真实，而是看它们是否服务于官方利益。“官话”比普通谎言更可靠，因为它不仅表明了说话者希望听众相信什么，而且表明了说话者的利益所在。

言语与内心真实想法两者之间的差距，是如何超出政治领域并渗入到其他许多领域的？对这个问题，林克并未详加探讨。来到中国的人——不管是发现导游的话不可信的游客，还是必须抛弃对合同约束力所持信仰的商人——都必须迅速学会看穿谎言。

到中国来的外国人不妨略过机场书店中的《孙子兵法》，而拿起林克的书。一个人可能花一生时间学习中文，却仍然无法理解这个国家。关键还在于破解“官话”密码。

刘鹤：对中国未来的三大政策思考
　　报告课题组组长：刘鹤(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
　　本次危机爆发之后，我们一直在思考这次危机可能延续的时间、可能产生的深远国际影响和我们的对策。从2010年起，我们开始启动对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和本次国际金融危机的比较研究，邀请了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社科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北京大学等单位的研究人员参加，这些单位都完成了十分出色的分报告，本文是此项研究的总报告。
　　两次危机的共性
　　通过比较研究，关于两次危机的共同之处，我们侧重于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进行归纳。初步得到10点结论，简要描述如下：
　　1、两次危机的共同背景是都在重大的技术革命发生之后。
　　其警世意义在于，今后当重大的技术革命发生之后，不仅需要认识它的进步作用，抓住它带来的机遇，同时也要充分意识到重大变革会随之出现，充分估计震动性影响和挑战。
　　2、在危机爆发之前，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经济繁荣，危机发源地的政府都采取了极其放任自流的经济政策。
　　在两次繁荣期间，经济的自由放任和企业家创新精神的发扬互为补充，推动着经济的高增长，但也与后来危机的发生存在某种逻辑关系。
　　3、收入分配差距过大是危机的前兆。
　　两次危机发生前的另一个共同特点，是较少数的人占有较多的社会财富。这次危机最突出的表现是，生产资料名义所有权和实质支配权分离，权力集中到虚拟经济领域极少数知识精英手中。
　　4、在公共政策空间被挤压得很小的情况下，发达国家政府所采取的民粹主义政策通常是危机的推手。
　　技术变革和分配差距扩大造成的心理压力，往往会引起社会公众的不满，在执政期内无力改变现状和选票政治的推动下，政府倾向于更多地采取民粹主义政策宣示，安抚民心。
　　民粹主义承诺改变了大众的福利预期，加大了对政府的依赖，也放松了自己的奋斗决心，是效果极其负面的腐蚀剂。致命问题是，一旦大众的福利预期得不到满足，社会心理很快发生逆转，并形成蔑视权威、拒绝变革和仇视成功者的强烈氛围。与此同时，超出收入能力的过度财政负债和福利主义相应成为一种习惯，这种习惯在政府和民间相互影响，其破坏力在目前的欧债危机中得到充分体现。
　　5、大众的心理都处于极端的投机状态，不断提出使自己相信可以一夜致富的理由。
　　两次危机前的产业神话和收入分配出现的巨大差距，往往导致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社会心理状态出现变异。改变其社会地位的急切心情，使大众都开始追求一夜暴富，人们宁愿相信各种投机奇迹，人类本性中的贪婪和健忘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没有多少人可以经受泡沫产业的诱惑……正如加尔布雷思所描述的，当经济处于过度繁荣状态的时候，没有人不相信泡沫会继续膨胀，人们不是找出理由使自己理性，而是找出理由使自己相信盲目冒险的正确性。
　　6、两次危机都与货币政策相关联。在两次危机之前，最方便的手段是采取更为宽松的货币信贷政策。
　　大萧条前，泛滥的信贷政策引起了股市的泡沫和投机的狂热;在这次危机前，美联储极其宽松的货币政策、金融放松监管和次级贷款都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使得经济泡沫恶性膨胀。
　　7、危机爆发后，决策者总是面临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和经济问题政治意识形态化的三大挑战，市场力量不断挑战令人难以信服的政府政策，这使得危机形势更为糟糕。
　　在面对严重危机的时候，主要国家在应对政策上总犯同样的错误，特别是应当采取行动的时候总会错过时机，应当采取宏观扩张政策的时候则采取紧缩政策，应当开放和进行国际合作的时候往往采取保护主义政策，应当压缩社会福利、推动结构改革的时候却步履艰难甚至反复和倒退。
　　这些明显的错误在事后看起来显得可笑，但对当事人来说，实施正确的政策却困难重重。这是因为，大危机在人的一生中往往仅会遇到一次，决策者缺乏经验，又总是面临民粹主义、狭隘的民族主义和经济问题政治化这三座大山，政治家往往被短期民意绑架、被政治程序锁定和不敢突破意识形态束缚，这几乎是普遍的行为模式，这一点在最近的希腊危机中表现得最为明显。
　　特别需要强调的是，两次危机中的市场力量从来都是高度政治化的力量。如果仅从经济角度认识问题而忽视其政治属性，就会犯重大的判断性错误。
　　8、危机的发展有特定的拓展模式，在它完成自我延伸的逻辑之前，不可轻言经济复苏。
　　在经济危机的过程中，会发生很多意外事件，它们似乎是一些小概率事件，由运气决定。但事实并非如此。经济一旦从正常状态转入危机状态，它就开始以一种不同寻常的方式循环。危机往往从经济大幅跳水开始，由泡沫破裂走向失业率攀升，由经济困境加重转向社会矛盾激化，由经济社会领域转向政治领域乃至军事领域。
　　当前特别需要重视的是，在危机自我逻辑实现的过程中总会出现意外事件，一连串的失控和误判也屡屡发生。目前，欧债危机正在深化，中东形势很不确定，经济、政治、社会、历史、文化等方面的冲突相互交织，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对本次危机可能出现的重大风险必须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9、危机只有发展到最困难的阶段，才有可能倒逼出有效的解决方案，这一解决方案往往是重大的理论创新。
　　大萧条后，世界在绝望中发生了凯恩斯革命。这次理论创新可能围绕全球经济最实质和困难的问题展开：世界出现的总需求萎缩和资本、技术与劳动力在全球宏观配置失衡的局面，加上一些国家的经济增长陷入绝境，既带来本国的社会政治问题，也快速向全球传染，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尚无明确思路。
　　10、危机具有强烈的再分配效应，它将导致大国实力的转移和国际经济秩序的重大变化。
　　“基辛格定律”可能被再次验证。基辛格在他的名著《大外交》一书中开宗明义地指出，世界每隔百年会出现一个新的全球大国。这次危机发生后，全球发展的重心向亚太地区转移，二十国集团(G20)平台产生，世界实力对比正在急剧变动，国际经济秩序正在发生变化。从这个意义上看，危机不仅具有对生产力发展的破坏作用，也有积极的创新作用，更有强烈的再分配效应。
　　三大政策思考
　　两次危机的比较研究，使我们得到不少思想收获，也受到很多启示。考虑到我国加快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背景，在诸多可以选择的政策建议中，这里主要想提出三点思考。
　　1、树立底线思维方法，对危机可能出现的最坏场景做出预案。
　　比较研究的结论和目前欧债危机的加速恶化形势告诉我们，必须树立底线思维的思想方法，对危机态势做最坏的准备，同时努力争取较好的结果，既要应对突发性外部冲击和震动，又要做好应对危机结构性变化的长期准备，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立于不败之地。
　　目前有两个场景必须预防：一是危机升温而产生的巨大外部震荡;二是危机迫使一些国家转嫁灾难而走向变换形态的战争。虽然这两个场景在近期出现都是小概率事件，但必须防患于未然。
　　2、把握我国战略机遇期内涵的重大变化，谋求中国利益和全球利益的最大交集。
　　比较研究的结论也可以告诉我们，我国所处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已经发生重大变化。从经济意义来说，在本次危机前，我国的战略机遇主要表现为海外市场扩张和国际资本流入，我国抓住机遇一举成为全球制造中心。本次危机发生后，全球进入了总需求不足和去杠杆化的漫长过程，我国的战略机遇则主要表现为国内市场对全球经济复苏的巨大拉动作用，和在发达国家呈现出的技术并购机会和基础设施投资机会。我们应牢牢把握这些实质性变化，认真分析我国与大国经济体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所出现的巨大利益交集，明确提出解决全球增长困境问题的方案，在外部条件明朗化后稳步加以实施。
　　3、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抓好重大课题的务实超前研究。
　　比较研究的结论还告诉我们，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是我们应对外部巨大冲击、实现我国和平崛起的根本之策。我们要借鉴历史上大国崛起的经验，警惕卷入不必要的国际事件，切实集中力量、重点突出，扎扎实实地办好自己的事。我国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建议从顶层设计的角度出发，对一些需要集中力量办好的事进一步务实研究，尤其需要增强全球视野，提高定量化程度，使研究成果具有可操作性。
　　本研究报告的课题组组长刘鹤，总报告执笔人刘鹤。本文形成初稿后，分别征求了吴敬琏、樊纲、易纲、李扬、韩文秀、卢迈、刘春航、魏加宁、蔡洪滨的意见，同时还征求过中央财办内部杨伟民、蒲淳、刘国强、尹艳林、赵建的意见。作者对这些同事提出的意见表示由衷感谢。
　　本文原刊于2012年10月1日出版的《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