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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流芳: 亲历欧式“言论自由”和“言论管制”


牵扯中欧法学院项目后，接触了不少欧洲“法律精英”。在中国宣讲“言论自由”，是“法律精英”加盟中欧法学院的重要使命。和每个人交谈，你会发现他一定自称是言论自由的忠实信徒，一定为那些不能和欧洲人一样享有言论自由的民族感到惋惜。可是，我又发现：只有当中国人保持沉默或者一味附和时候，“法律精英”才有“言论自由”的风雅，只要有一个中国人和他们“叫板”，他们立刻就群起而攻之。

我不能说这个群体在欧洲法学界具有代表性，因为他们都是一些具有外交政治背景的人物，他们都曾围绕欧盟"发展援助"项目转过几圈，他们在海外的行为——在一个他们认为“缺乏法治”的社会中的行为——与他们在本国的行为受到不同的规则和道德哲学支配。如果有人说：“你在这里谈的只是一个特例”，我无可评论。

1. 合伙人会议与言论自由

1.1 多数派给少数派界定言论范围

中欧法学院合伙人团队由16所合伙人院校组成，欧盟封汉堡大学为“领头合伙人”。在理论上, 中方有三个合伙人院校，实际上只有中政大一家与此有利害关系。在合伙人会议上，中政大除保持沉默或者附和欧洲合伙人之外，没有多大作为。按照“合伙协议”，中政大是无足轻重的少数派，表决票为十六分之一，即使能联合中方另外两家合伙人也不到五分之一。因此，我从来不指望合伙人会议能做出任何有利于学院可持续发展的决定，因为这根本就不是欧方合伙人的目标。合伙人会议的设置就是让中方永久处于无足轻重的少数派地位。只有进入中外合作办学框架，中政大与汉堡大学才是一对一。

在法律和事实两方面，除汉堡大学之外，欧方合伙人并不是“中外合作办学”的合伙人，相反，它们是汉堡大学的合伙人：汉堡大学给欧洲合伙人“派活”，欧洲合伙人“接活”，派遣“飞行教授”来华工作2天到一周。除了从欧盟经费报销交通费和领取生活津贴之外，“飞行教授”没有其他报酬，但是，“飞行教授”备课、讲课的工作时间都是按照欧洲标准计算为合伙人院校对中欧法学院的“贡献”——每讲授一个学分的课程，“飞行教授”的成本（“贡献”、补贴、交通费和助教）是聘任专职教授来华授课的成本的5-6倍。“飞行教授”为汉堡大学节约了聘请专任教授的现金开支，而汉堡大学又能按照“飞行教授”的成本提取7%的现金佣金——飞行教授的费用越高，汉堡大学的佣金越多。但合伙人院校的教师、博士生能申请中欧法学院的研究资助，而欧洲合伙人的研究资助由汉堡大学负责发放。因此，在利害关系驱动下，欧洲合伙人有强烈的动因靠拢汉堡大学。

从2008-2011年，在大部分合伙人会议，中方“领导”都是“露脸”、致辞之后，在掌声中离去，其他中方合伙人在场也不知道说什么好，通常坐一两个小时或者半天就告辞，以致大部分时间只有我一个中国人在场。一位“资深领导”见此情景，颇为感概地说：“中政大就让老方一人在那里应对，也太难为老方了。”我无语。

1.2 “方教授，你是否懂得尊重言论自由？”

合伙人会议主席是汉堡大学代表。从2010年春季开始，尤里斯担任合伙人会议主席。尤里斯原先是德国外援署派驻北京办事处的政府官员，在“合作项目”的名义下，他贴近中国立法、司法和法学教育界已有十多年的历史，由此形成的“人脉”远远不止是“混个脸熟”。尤里斯总是不失时机地“秀”几个中文单词, 如：“干杯”、“谢谢”、“你好”，甚至自我解嘲地称自己为“老外”。虽然，我从来没有听到他说一句完整的中文，但外国人都把尤里斯看成“中国通”，这当然是见仁见智。2010年，尤里斯完成了一次快速转型——从德国政府的驻华官员一跃而为汉堡大学法学院终身教授，代表汉堡大学与欧盟接洽，担任合伙人会议主席、管理委员会委员、项目办公室主任，他像其他德国教授一样，在名片上赫然写上“Professor and Doctor”。

在2011年10月18日，学院召开合伙人会议。会议进入实质讨论的时候，中方就剩我和一位助手在场，外方是十二人。

首先发言的是德方委派的新任院长TB教授。我多次提醒他：TB是肺结核的简称，用之不雅，建议他改一下，但他认为用之多年，习以为常, 弃之可惜。我给他起了一个中文名字“布哈”，比TB好听得多，但他怀疑我给他起的名字有隐喻，不太乐意使用。既然如此，恭敬不如从命，我亦随之而称TB。TB发言说他需要一个“学术助手（academic assistance，原话如此）”，这个助手需要来自他的祖国，他来北京之前已经为此进行了准备，而“方教授刻意阻挠，令我气恼（irritated ）”。接着，按照以往的套路，会场上冒出了一个“接棒手”，强调欧方院长是学者，除了配备秘书，还要有‘学术助手“，否则，无法在中国开展工作。“这样简单的问题，为什么拖延几个月还解决不了？联席院长如何合作？”“接棒手”紧皱眉头，摊开双手，作茫然相，把球传递给其他欧方合伙人代表。

在欧方各路神仙轮流将一个声音重复若干次之后，我举手发言，我说：“聘请学院工作人员是两位联席院长权限范围内的事项。在此事，欧方院长有利益冲突，我本可单独决定此事，但我一直试图搞清楚：把德国国籍作为应聘条件的理由是什么？学院的工作语言是中文和英文，在欧洲，是不是只有德国人才具有这样的语言优势？’更重要的是：中欧法学院是中国政法大学的一个学院，她的人事问题不需要麻烦合伙人会议讨论。”这时，一位欧洲教授打断了我的话：“方教授，你是否懂得尊重言论自由？在欧洲，我们都尊重言论自由，欧盟组建中欧法学院也是为了推进言论自由。”会场上只有一个中国人发言，而打断这个中国人发言的理由居然是为了维护“言论自由”。我说：“如果言论自由不是发出一个声音的自由，那就请让我继续讲下去。我对言论自由的珍惜不亚于在场的每个人，但我比在场的任何人都更有可能因为言论自由而付出代价，因为我深知自己在得罪多数派。”

每个列入日程的话题议论完毕之后，尤里斯都要出来总结，梳理出“共同意见”，以便他的助手能够按照他的意思草拟会议纪要——他说：“多数代表同意，中欧法学院应当为欧方院长聘请学术助手，而中方院长却拒绝合作。”这时候，我不得不提醒尤里斯：“你只能代表你自己，是不是存在多数意见，当以表决为准，我的意见自己表达。”

2. “方教授，你在进行言论审查！”

2011年3月，一个外国人向学院英文刊物“China EU Law Journal”投稿，文章主题是中国宪法第37条的人身权研究，主旨是批评中国的人权状况。这位作者的研究方法实在难以令人信服，他只是简单地用“人身”、“人身权”作为关键词，在“北大法宝”和其他电子数据库进行搜索，找到相关法条、案例，然后按照他的审美观“撮堆”、“排列”，插入一些评论，文章结构杂乱，看不出什么独到见解。我大致阅读一遍，就发现了几十处“硬伤”，因此，我不同意刊登，也不认为有修改的价值。这位作者甚至对他的真实身份保密，他在来稿中声称是“社会科学院法学所访问学者”，在我表示质疑之后，他终于披露自己实际上是挪威外交部的官员。

一名当时在中欧法学院访问并担任助理编辑的德国博士不同意我的看法，他说：“难道你真的认为作者在反对中国政府吗？”这样的政治陷阱实在太小儿科，我忍不住呛他一句：“在德国，你们审查稿件的时候是否考虑这样的问题？” 在明知我的反对态度的情况下，德国博士不经我和高美莲院长同意，擅自通过Springer的电子编辑系统，将文章发到了出版社。我和高美莲共同给Springer发出信件，声明这篇文章的投递未经主编同意，要求撤回。同时，我们最终签发的发稿目录也不包含这篇稿件。2011年9月出版的”China EU Law Journal“创刊号确实没有那篇文章。但是，一年之后，我发现此文并没有从Springer出版社网站上的电子版杂志撤下，而电子杂志应当和纸质杂志一致。于是，我向出版社重提一年之前的要求，并询问“为什么不执行主编的决定？”

Springer 出版社执行主编的回复是：“撤下已上传因特网的文章需符合以下条件之一：（1）得到证实的剽窃；（2）侵犯版权；（3）无法通过更正或更新而纠正的、可能造成严重后果内容错误，如：给人身健康构成危险。”执行主编又说：“（你提出的）撤下某先生的文章的要求显然表明着一项针对内容的表达审查（”censorship”）。我们首先得考虑作者提起诉讼的可能性。如果作者不同意撤回并公开此事，中欧法学院和出版社都会大丢面子。”最后，他向我提出“强烈警告”，让我不要得罪这位已经“颇为知名”和“深受欢迎”的作者（“I would like to strongly warn you against withdrawing the article. This contribution is well-known and popular.”）。

我强调说：“出版合同规定得很清楚，刊登任何文章必须有主编共同同意。问题是主编没有同意，你们就发表了，这是你们的过错，怎么能和表达审查沾上边？”主编改口说：“不能让作者对组织者的疏忽负责。”“究竟是‘组织者的疏忽’，还是表达审查？”我提出了一个注定不能得到回答的问题。

把表达审查的污水泼向一切让他们感到不快的中国人、中国机构和中国政府代表，这已成为一种最廉价的政治正确表演和最小风险的政治诽谤（中国人绝对不会提起诉讼）。一方面，他们不断要求我“撤下”学院网站的文字；另一方面，他们又主张“撤下”任何已发表的文字必须有正当理由，否则，就构成言论审查。

3. “网管”心态

3.1 每次会议之后，欧方总要抢占会议纪要的制作，他们能把会上从来没有讨论过的事说成“共识”，也能把他们信誓旦旦的承诺从纪要中抹去，在这方面，我没有发现他们有任何心理和道德障碍。我一贯坚持的立场是：“我在会上的表述，我自己写；我没有同意的事，不能算‘共识’，多数意见和少数意见都要得到表述。”在2010、2011年，欧方抢占会议纪要制作权一直占不到什么便宜。但是，2012年之后，学院实行“联席院长、管委会、大学和政府四个层次的管理”，在内部，管委会主任、校长、中政大领导小组多边掣肘；在外部，合伙人会议、汉堡大学、外方院长轮番轰炸，我已独力难支。

在许多意义上，2012年2月18日管理委员会会议都是中欧法学院的一个转折点。此次会议之后，“资深领导”、中政大校长与尤里斯直接对话，一切信息都对我严格保密—管理委员会议事日程、纪要、决议都是“资深领导”和尤里斯两个人拍板，但拍板之前，“资深领导”总是会和中政大校长事先“通气”。“透明度”曾经是欧方自我标榜的招牌，也是欧方攻击中方的利器，但是，在中欧法学院，欧洲“法律精英”与中方领导一样擅长秘密政治，只有我带领的中方管理团队保持了“透明度”。

2月18日管理委员会会议之后，“决议”由“两位主席”共同商定（我一直拒绝承认尤里斯是管委会外方主席，因为没有任何会议决议确认他的地位），我不知道他们正在把哪些东西写进“决议”。可是，TB遏制不住内心的兴奋而提前发难，从而把外方的意图、中、外方之间正在进行的交易一一暴露出来，他有时甚至会把一些邮件错发给我——我不知道他这样做是有意还是无意，但我每当收到这样的邮件时都会忍不住笑出声来。TB言辞严峻地给我写信，称：“以后，在学院网站刊登任何文字，都要经过我同意，这是两位管理委员会主席已经达成的共识。”可是，学院网站管理既没有列入2月18日管理委员会会议的议事日程，也没有在会议期间开展任何讨论，而会议是全程录音的，会议纪要如何能无中生有？一个真实的过程是：尤里斯给“资深领导”列出了欧方要求写进决议的清单，“学院网站公布任何信息都要联席院长共同批准”是清单内容之一，只要“资深领导”首肯，该清单就变成“管理委员会决议”，得知“资深领导”和中政大校长准备全盘接受之后，尤里斯大喜过望，通知TB提前“收官”。

收到TB来信之后，我分别向中政大校长、资深领导表达了以下意见：

(1) 从注册、设计、编辑、日常运作，外方对学院网站都没有一丝一毫贡献，任何人要把我带领的中方团队辛勤工作的成果作为厚礼献给外方，我不得不抗命。

(2) 即使我愿意遵命，也没有可操作性，因为：

——TB不懂中文，他同意或不同意刊登中文文稿都没有任何价值;

——即使他懂中文，TB每个月都要去汉堡述职，学院网站的信息更新无法等待；

——即使他每天都在北京，在他办理工作签证，与中国政法大学签订聘用合同，我也不会和他分享这一权力，因为他在中国的法律身份是外国访问学者，而不是学院行政负责人。

（3）把会议上根本没有讨论，或者讨论而无共识的事项作为“一致意见”写进会议纪要，这是不诚实的。

由于我的反对，“资深领导”把尤里斯提出的“学院网站公布任何信息都要联席院长共同批准”改为“学院网站发布任何通知都要联席院长共同批准”，希望我接受。我表示：“看看TB是否愿意和中政大签订“网络安全责任书”再说。”为此，我特意安排将“网络安全责任书”翻译成英文，提交TB签字。该责任书第一条是‘遵守中国法律、法规，热爱……., 坚持…….。’他看了一半，就不想读下去，他说：“我恐怕不能签。”

我一再对TB表示：“你在学院网站发表任何意见，无论是代表你个人或者你的老板，都不会受到阻挠。”我这样说的时候，是诚心诚意的，我确实希望公布真相和在真相大致清楚的情况下讨论分歧。

3.2 德国学生来信

2012年3月2日（周五）下班之后，收到一位已毕业的德国学生给我和TB写信，称他看了学院网站刊登的新闻之后，感到不舒服，抱怨我公开了内部事务，给学院声誉造成了负面影响。紧接着，又收到了TB给我写信，要我重视这位学生的看法。让这位德国学生感到不舒服的，是两则英文报道，现翻译如下：

（1）“本院减少对欧洲飞行教授的接机服务

从2008年9月到2011年1月，本院派员赴机场接送外教共181人，参与该项工作的有驾驶员、学生和行政人员。然而，汉堡大学代表称：根据欧盟财务规则，该项费用不可报销。汉堡大学指派的普华永道审计质疑该项开支的合格性，他们认为：鉴于来华人员的每日补贴覆盖率落地交通费，学院不应当再派人去机场接送外教。即使中国政法大学不从欧盟资金报销该项费用，而是将该项开支列入“行政费用”，作为中国政法大学的财务贡献，也不可接受，因为，按照资助合同，“行政费用”是汉堡大学独占的。因此，从2012年2月开始，本院只对首次来北京的外教提供接机服务（2012年2月15日上传）。”一项持续了3年的、以外方为受益人的服务，最后被认定为”不合格开支“，汉堡大学拒绝报销，中政大自己买单也不行。

（2）“汉堡大学拒绝为外教购买机票

Wolfgang D?ubler教授将在本学期前来为2011级学生讲授劳动法，汉堡大学拒绝为之购买机票，理由是Wolfgang D?ubler教授的课程列入中国法学硕士课程，而不是欧盟和国际法课程。（2012年2月11日上传）”欧方教授的机票一直是汉堡大学负责购买，这是实践了三年的常规工作，从无争议，但汉堡大学在没有商量、没有通知的情况下，就单方改变了。

刊登以上两则新闻，我确实有一番考虑。当时，汉堡大学已单方终止合同履行，中断了对中政大的拨款，把中政大逼到了无路可退的地步。同时，我又得到可靠信息：尤里斯已召集全体欧方合伙人于2月6日在布鲁塞尔开会，欧盟官员参加了会议，他们决定“统一思想”、“统一口径”，准备在预定于2月18日召开的管理委员会会议上大举发难，以“证明欧方愿意继续已经开展的项目，而中方则不愿意接受另一个项目（注：指中欧法学院项目二期）（“…..to demonstrate that the European side is willing to continue agreed project, while the Chinese is not respectively wants another project.”）。

在此情形下，只有公布真相、引发讨论才可能找到解决方案，因此，我决定在管理委员会召开前夕公布以上两则英文信息。信息刊登之后，TB当即转达了汉堡方面抗议，我建议他写一个声明澄清事实，一并刊登，他不愿意。

现在，既然管理委员会会议已经结束，根据学生要求，撤下这两则信息并无不可，因此，我当即回复学生，同意在此后的第一个工作日（3月5日）撤下上述信息。

3.3 互传信息，互表决心

汉堡方面咄咄逼人，中方“领导”一味绥靖，我决定对双方表示同等程度的抗议。

2012年3月4日，我给校方写信表示：作为学院唯一的主要行政负责人，全权负责学院网站是我不可推卸的责任，明确表示“抗命”。

3月5日下午，TB见两则信息撤下网站之后，笑容满面地走进我的办公室，称：“你做出了一个理智的决定。”TB的笑容提醒我：为了避免误解，我应当发一篇更醒目的评论或者报道代替撤下的两则信息。当天晚上，我就在学院网站上发表了一篇中、英文评论“中外合作办学条例的教育主权原则”（http://www.cesl.edu.cn/idxnewsview.asp?id=1636），并在第一时间提醒TB关注。

3月6日，TB临时临时取消了工作例会，专程到欧盟驻华大使馆和中政大校长那里投诉此事。接着，我接到中政大领导电话询问，而他们在此前则接到了欧盟大使馆的电话。3月6日下午下班之前，TB神情激动地走进了我的办公室，大声说：“我是一个国际公法专家，对主权问题有很多研究。在我看来，你的看法是一种偏见。如果每个国家都强调主权，就没有国际合作，中欧法学院是一个国际合作项目，你们的政府既然同意把欧盟规则作为政府协议的一部分而受之约束，就是在同一程度放弃了主权。”我建议他写一篇文章批评我的观点，放到学院网站上，以开展讨论，他说：“这不正是你所期待的吗？我不会和你进行书面讨论，只要求你撤下这篇文章。”我说：“新闻检查制度在贵国最盛行的时候好像是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当时，您还没有出生，如何会如此热衷此道？”他顿时暴怒，一字一句地说：“明天我回欧洲，就能见到欧盟的高层人物，我一定会报告此事。”我付之一笑：“何必告诉我？这和我有什么关系？”TB狠狠地说：“方教授，你要知道：你的处境很危险，你已经成了我们必须移走的唯一障碍。欧盟高官会干预的，你就等着吧！我可以告诉你，这篇文章是否撤下，关系到中欧法学院是否继续存在。”说完，他愤然离去，用足最大的气力怦然摔门，声音之大，以致学院工作人员都受到了惊吓。

3月7日，TB给我写信，称：“我再次要求你从网站撤下‘教育主权’一文。正如我昨天告诉你的那样，这违反了中欧法学院赖以组建的协议，也是无视我的反复要求——根据管理委员会决议，非经事先通知并获得我的批准，任何信息不许上传学院网站。我将在明天飞往汉堡，报告当前形势及其后果。”（“I request you to again to remove the entry "edcational sovereignty" from the Website. As I told you yesterday, it negates the Agreements upon which CESL is founded. It further neglects my repeated demands, that nothing is put on our Website without my prior Information and Approval, in accordance with the JMC decision.I will fly to Hamburg tomorrow to talk about the Situation and the consequences to be drawn. ”）

我回复说：“我没有想到，这篇短文会令您如此不快。我的评论不过是就事论事地谈中国法规，没有其他意思。作为一个中国公民，我不得不说：尊重中国教育主权是一切教育国际合作的基础，而您的要求（撤下）似乎和欧盟提倡的言论自由原则不符合。”

4. 告状闹剧

此后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欧方一直在策划：在国务委员刘延东访问欧盟总部期间，如何向她施压，一举将我撤换。为此，汉堡大学得意地向欧方合伙人宣布：“在汉堡/德国，（我们的）政治支持是强大的”（“Political backing in Hamburg/Germany is strong.”）。同时，尤里斯召集中、外合伙人于4月19日在瑞典Lund大学再次召开合伙人会议——如果施压奏效，他们就在会议上宣布胜利；如果施压不奏效，他们就以合伙人的名义弹劾我。为了“不给方某任何机会表示抗议”，欧方直到4月16日才给我发出参会邀请函，而我显然不能在一天内取得签证—欧方的一贯做法是，攻击一个人的时候，从背后出手，不给他任何申辩机会。

4月18日，刘延东访问欧盟布鲁塞尔总部，欧盟高官一见面就发难：“中欧法学院中方院长骂欧方院长‘法西斯’，双方都无法合作了，此事如何处理？”其实，我只是就事论事地反对言论检查，从来没有把周围的任何人看成“法西斯”。相反，我认为：在欧洲，言论检查历来是‘脏活’，即使在纳粹时代，德国也没有什么正派的、受到良好教育的人愿意干这事。

在仅仅听信TB一方的言辞而不给我任何申辩机会的情况下，欧盟高官指控我说了我从来没有说过的话，这不止是“以言治罪”，而且是用诬陷对我实施政治迫害。如果我是一个欧盟成员国的公民，一个欧盟官员在外交场合，当着我所在国的高官对我无端指责，将面临一场必败无疑的诉讼，外交豁免权也无济于事——因为这样的行为不在豁免范围。但是，我是一个中国公民，所以，他们可以毫无顾忌。有些事，欧洲人在“自己人”之间是绝对不会做、不敢做的，但当他们在中国并针对中国人的时候，常常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放手大胆。

欧方这样做，无非就是报复我在中欧法学院抵制了欧方的言论检查。镇压而不是保护言论自由，这是欧方法律精英在中欧法学院身体力行的自我证明。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报道刘延东4月18日访问时，欧洲媒体居然毫不沾边地扯上一句：“中国人走到哪里，就会把表达审查带到那里。”（"The Chinese impose media censorship everywhere they go. But what surprised me was that it [happened] in the Council, an EU building," 见：http://euobserver.com/884/115935）

农民工，“与城市无关”

提要:走出村庄的农民习惯与老乡凑在一起打工，如同在城市中复制了一个村庄。他们生活在城市中，但又“与城 市无关”。原本是到城市“寻找《圣经》中的’奶与蜜流淌之地’的他们，收获到的却是哀痛。”这哀痛“不是为了倾诉和哭泣，而是为了对抗遗忘。”

　　关于故乡，有两个人的形象，学者梁鸿挥之不去。

　　一个人是小柱，梁鸿的堂弟，比她小半岁。两人相交甚好，儿时常一起玩游戏。16岁那年，他们的人生轨迹却分了岔。梁鸿读书、工作，而后考取名牌大学的博士生，留在北京发展;小柱则从那年外出打工，10多年后，他回到家乡，昔日“活泼、健康、阳光”的小伙子已经奄奄一息，没过多久就离开人世。

　　另一个是黑女儿，同村的小姑娘。这个女娃刚出生不久，父母就外出打工，把她留给奶奶抚养。9岁这年，黑女儿被村里一个老头多次猥亵。但最后此事不了了之，因为奶奶怕影响孙女的声誉。奶奶甚至不敢将此事告诉自己的儿子，担心儿子和老头拼命。

　　“这两个人就像两个隐喻，表明我的故乡、故乡的人正经受着巨大的哀痛。”梁鸿说。

　　早在两年前，梁鸿为故乡“梁庄”写的《中国在梁庄》一书中，就记录了生活在故乡的人的哀痛。随后，她用两年的时间，记录在外谋生的梁庄人。在梁鸿看来，原本，他们是到城市“寻找《圣经》中的‘奶与蜜流淌之地’”，但是，很多人收获到的却是哀痛。

　　在即将付梓的《出梁庄记》一书“后记”中，梁鸿写道：“每个生存共同体、每个民族……都有这样的哀痛”，“哀痛不是为了倾诉和哭泣，而是为了对抗遗忘。”

　　农民进城后，并没有“去农民化”，反而“被农民化”

　　2011年元月，梁鸿回到故乡“梁庄”，着手收集在外打工的梁庄人的联系方式。在她的书中，梁庄这个杜撰但“其实非常真实”的地方，是河南省邓州市一个普通的村庄。

　　半年后，她在父亲的陪同下，到西安采访调查。这是她的第一站。此后，她还陆续到郑州、呼和浩特、厦门、青岛、东莞等10多个城市寻访。

　　在西安，梁鸿见到了15个梁庄人。他们有的在那里蹬三轮车，有的卖菜或做其他的小买卖。

　　搜集资料的过程中，发生在另一个城市的一则旧闻吸引了她的注意，说是“三轮车夫耍赖致交通瘫痪3小时，万余辆黑三轮成××市顽疾”。

　　这原本是一则司空见惯的报道。如果不是内容与三轮车夫有关，她完全可能一扫而过。

　　报道指出，××市交警支队认为，他们的一次常规执法，遭到三轮车夫的抗法，引来数千人围观，致使市区某路交通瘫痪3个小时。该市有一万余辆无牌无证三轮车，且呈现出集团化、信息化和暴力化的趋势。三轮车横冲直撞，严重影响市民出行安全，成为该市交通管理一大顽疾，还成为严重危害社会稳定的一个社会问题。报道还写道，有政协委员建议，该市已进入堵车时代，应当全部取消市区营运三轮车。

　　当梁鸿拿着这则旧闻，去和在西安蹬三轮车的梁庄人讨论时，她听到了另外一种声音。

　　“净胡扯。”一听到报纸这样评价三轮车夫，不少老乡抗议。他们纷纷向梁鸿倒苦水。

　　三轮车夫出入的地方，多是人流集中、货物运输忙碌的繁华地段。早先，三轮车不用上牌照，也没有人向他们抽税。后来，三轮车多了，政府要求办执照，然而执照有限，很多三轮车夫只能当“黑户”。

　　针对“黑户”，政府一直在治理。时间长了，逐渐衍生出一个产业链。按老乡的逻辑，这个产业链由“黑狗子”、“抢劫”和“托儿”构成。

　　“黑狗子”不是警察，也不是其他执法人员，却被当做有执法权的人。比如协警、治安员等都是类似身份与职能的人。

　　“抢劫”是指“黑狗子”将“黑户”三轮车罚没的行为。

　　完成“抢劫”这一步后，“托儿”上场了。

　　“托儿”，是指与执法部门有紧密联系的人。三轮车被罚没后，车夫就找到“托儿”，付一定的酬劳，由“托儿”把罚没的三轮车要出来。酬劳接近三轮车价的1/4。

　　梁鸿的记述中，车夫与“黑狗子”经常发生摩擦，有时甚至会有暴力冲突。有一次，一个梁庄老乡的三轮车被几个人扔到车上，欲强行拉走。老乡不干，死活护着车，但最终他被戴上手铐，车还是被拉走了。

　　“托儿”的电话号码，几乎被每一个三轮车夫存在手机上。老乡打电话给“托儿”。不久，“托儿”回话，说他太犟了，对方不同意还车。后来，他联络了50多名老乡，站在交警队门口，高喊“还我车子”、“还我天理”的口号。最终，交警队还了车，要他交了100元停车费及罚款。

　　“像这样的冲突很多很多。每听到一次，我就感觉深深的哀痛。”梁鸿缓缓地说道。

　　除了执法部门，当地的很多居民，对这些外来打工者，也没有表达出尊重。“你一个臭蹬三轮的”，“你一个臭卖菜的”，都是常听到的话。

　　因此，梁鸿又听到了老乡们为维护尊严而打架的故事。当他们的尊严受到挑战，有时甚至就是为一块钱的事，都可能发生打架行为。老乡们轻描淡写地描述一次次的打架事件，梁鸿却听得心惊肉跳。

　　她还听到，为维护尊严，有些农民工会采用下跪等“耻辱”的方式。

　　而在她的记忆中，故乡的这些人，大多敦厚老实，在故乡生活得从容自在。

　　她在书中如此思考老乡们的变化：“在规则、惩罚和羞辱之中，农民变为‘暴民’和‘恶民’……最后，它变成了一种生活方式和一种象征。”

　　“农民进城后，并没有‘去农民化’，他们的农民身份一再被别人强调，反而‘被农民化’。文化的丧失，伴随着自我的丧失。”梁鸿总结道。

　　她赞赏法国社会学家孟德拉斯《农民的终结》一书中的一句话：“农民的终结?这样带着点迟疑，也更审慎。”她把这句话写在书中很醒目的位置。

　　他们生活在城市中，但又“与城市无关”

　　梁庄的韩叔家，这些年陆续有人到内蒙古谋生。

　　先是女婿到了内蒙古，随后女儿跟着过去。接着，两个儿子“投奔”女儿。再接着，韩叔夫妇，以及一些亲戚陆续过来。目前，这一大家子聚集在呼和浩特市。

　　女儿朝侠住在市区一个环境很好的小区，居室面积有150多平方米，装着灰细花纹的大理石地板，橡红色实木家具和实木门窗，看起来很是“有品味”。

　　朝侠的女儿就在呼市出生，前几年解决了本地户口。她正在读高中，说着标准的普通话，但几乎能全部听懂老家话，尽管她回老家的次数寥寥无几。

　　在呼市待了10天，梁鸿观察到，出入朝侠家的，几乎没有本地人，多是梁庄的亲戚和老乡。朝侠丈夫的应酬，也多在同乡之间。正是在这个环境中，朝侠的女儿才练出了听懂家乡话的本领。

　　梁鸿问过朝侠，她是否有当地朋友，是否参加当地的一些活动。朝侠给她的回答是，有朋友，但少有深交，也很少参加当地的活动。

　　“这个城市与我无关。我是河南人，我是梁庄人。别人不带我们玩。”朝侠的话，让梁鸿深有感触。

　　其实，无论在哪个城市，甚至在梁庄所属的地级市南阳，无论她的老乡住在豪华小区还是破旧民房，梁鸿都有一个感觉，她的这些老乡，很难融入他们所在的城市。

　　“他们是这片土地上的陌生人。”这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V·S·奈保尔的一句话。梁鸿将这句话作为书中一章的题记。

　　她自己也有过类似的经历。她在梁庄生活多年，28岁考取博士生，踏进北京读书时，陌生感“油然而生”。很长一段时间内，她闲暇时都和老乡们一起度过。她甚至还写了一篇小说，描写她对北京这个城市的陌生。

　　博士毕业后，梁鸿留在北京工作，结婚生子，在北京拥有了自己的家，有了各种活动圈子，她的这种陌生感才稍有减缓。

　　但直到今天，如果有人问起梁鸿是什么地方的人，她还是会毫不犹豫地回答，是梁庄人，而不是北京人。正如她在《中国在梁庄》一书的前言中写的一样：故乡是她生命中“最深沉而又最痛苦的情感”，那里不但有她多年的记忆，还有母亲的墓。

　　实际上，大多数从梁庄走出来的人，与她的境遇有天壤之别。

　　当她跟着老乡，穿过一条条巷子，到达他们租住的破旧房屋时，她能从当地人的眼神中读出“警惕”。在故乡则完全不一样。有人走进家中，无论穿着如何，主人都会热情递上一碗热腾腾的大碗茶。

　　“我的穿着还算体面，别人都对我这样。我能想象得到，要是我脏兮兮的，他们对我一定特别排斥。”梁鸿说道。

　　网络上曾流传的一幅图片，也让梁鸿唏嘘不已。一个穿着不讲究、甚至有些脏的农民工，坐上公共汽车后，没敢坐在空着的座位上，而是选择坐在自己随身携带的编织袋上。“他用屈辱的方式来保持自己和城市的距离。”梁鸿说。

　　梁鸿和在西安谋生近20年的虎子有一段对话。据乡亲们说，虎子挣了很多钱，但他“打死也不在西安定居”。

　　“都在这儿20年了，在这儿待的时间和在梁庄都差不多，还不算是西安人?”

　　“那不可能，啥时候都不是西安人。”

　　“为啥不住这儿?”

　　“人家不要咱，咱也没有想着在这儿。”

　　“那多不公平啊，凭啥咱就得回去?”

　　“啥公平不公平?人家要啥有啥，要啥给啥。城市不吸收你，你就是花钱买个户口也是个空户口……分东西也没有你的。连路都不让你上，成天撵……”

　　通过对生活在10多个城市的梁庄人的观察，梁鸿得出结论，她的这些老乡们，在一个陌生的城市，多是依托老乡、亲戚关系辐射发展。老乡带老乡，亲戚叫亲戚，慢慢地，熟悉的人都凑在一起打工生活。就如同在城市中，复制了一个个梁庄。他们生活在城市中，但又“与城市无关”。

　　梁鸿调查过北京西苑的河南卖菜村、牛栏山镇姚家村、青岛万窝子等梁庄老乡的聚集地，发现均是如此。有人一张罗，一会儿就能叫来不少梁庄人。

　　“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这是费孝通《乡土中国》中的一句话，梁鸿郑重地将它作为书中一章的题记。

　　工人在劳动中耗费的力量越多，归他所有的东西就越少

　　梁庄外出打工者中，进入工厂的也有不少。

　　2012年元旦，梁鸿在郑州碰到一个同村人。他曾经在一家著名的台资工厂工作过。

　　她如此描述这个年轻人：他是一个很酷的年轻人，深陷的眼睛，目光逼人，突出的光亮的前额，头发剃得很短，几乎能够看到青色的头皮。

　　这个年轻人叫梁平，话很少。长时间接触后，梁鸿才打开他的话匣子。

　　在那家工厂，梁平是生产线上的一名普通工人。梁鸿在书中写道：

　　“在说到工作身体不能动时，梁平扭过身，头低着，把两只胳膊撑在桌面上，胳膊、手腕一动不动，双手也不动，只有大拇指和食指飞快地缠绕着，‘你看，就这样，一个动作就几秒钟，来回不停，完全和机器一样。往一个槽里插零件，其它身体的哪个部位都不能动。’他的表情夸张、僵硬，就像一个没有知觉的、肢体呆板的机器人。”

　　“这不就是卓别林《摩登时代》的翻版吗?”梁鸿叹息。

　　这个年轻人还说，在工厂时，属于他的时间很少，除了吃饭时能和工友说几句话，别的时间，不是工作就是睡觉。工厂有篮球场等一些体育设施，工人也没时间玩。

　　她问过梁平收入。年轻人告诉她，在这个工厂，先是3个月的实习期，实习期过后，是6个月的考核期。在这9个月中，如果不加班，一天工作10小时，一个月只能拿到1200元的工资。

　　梁鸿在调查中发现，梁庄人所在的很多工厂，目前只按国家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发工资。

　　“我实在熬不下去了，没干够9个月就跑了。都说这里工资高，那是加班加点干出来的。”年轻人告诉梁鸿，“你去试试，在机器跟前，一动不能动，连口水都顾不上喝。人被机器控制了。”

　　说到这里，梁鸿才明白，这个年轻人的沉默，是在机器前形成的。事实上，这个年轻人很健谈。

　　“这不和马克思描写的一样吗?工人没有自己的时间，拿着最少的工资，他们的生活只有工作，工作，工作。”梁鸿一连串用了3个“工作”，来强调工人的生活。

　　年轻人在不断叙述，梁鸿脑子里却想到了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一段话：“工人在劳动中耗费的力量越多，他亲手创造出来反对自身的、异己的对象世界的力量就越强大，他自身、他的内部世界就越贫乏，归他所有的东西就越少。”

　　她把马克思的这段话，也写进书中。

　　类似梁平的人，梁鸿还遇到不少。在厦门打工的丁建设就是其中一个。

　　这是一个“哀愁的、憔悴的、失去了某种主体意志的形象”，“大大的黑眼圈，黑眼圈里是巨大的哀愁”。他经常在晚上步行40分钟到一个工友聚集的地方，但很少说话，很少参与活动，只是翻翻报纸，看看其他人打球。有时他什么都不干，眯着眼睛，像睡着了一样。晚上9点多，他再徒步走回工厂。

　　丁建设给梁鸿描述了一个黯淡的人生：厦门与他，他与厦门，始终没有任何关系。他想找对象结婚，没有可能;他想涨工资，没有可能;他想交朋友，没有可能;他想找到光亮，光亮离他还很远。

　　梁鸿在北京举办过一次工友座谈会。她发现，打工者，尤其是年轻工人，对自己的未来“相当迷茫”。

　　“将来结婚，把孩子留给家中的父母，两个人继续在不同的城市打工。”这是梁鸿听到农民工说得最多的对未来的打算。

　　梁鸿请教过厦门一家电子公司人力资源部主任，问他工人的文化生活是否能得到有效的推进。对方坦率地告诉她：“非常非常难。”

　　这名人力资源部主任曾鼓励年轻的工友，尤其是高中毕业生报考自学大专，并负责购买书本、帮助择校等具体事务。他还经常请一些愿意做公益的大学老师或专业人才给工友培训、做讲座。但3年下来，他这个自考班的学员从20名减少到5名，只有一名拿到了毕业证。

　　“工人流动是一个原因。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工人工作时间太长。一天10多个小时工作，下班谁还有精力读书?”主任告诉梁鸿。

　　目前，这位主任的自考班已经陷入停滞状态。

　　离弃村落的人们流浪很久了，许多人说不定死在半路上

　　青岛是梁鸿最早定下来要去的地方，但是，她又几乎是最晚去的。到了最后，她甚至“有些害怕，有点胆怯，有点软弱”。因为就是那个城市，让她的堂弟、也是她儿时的伙伴小柱，最终丢掉了性命。

　　小时候，她和小柱经常玩一种“冲撞游戏”。两队人马，每一队的小伙伴都紧紧地拉着手，相距几丈远，高喊着：

　　大把刀，

　　耍得高，

　　你的人马任我挑。

　　挑哪个?

　　挑XX。

　　XX是某个小伙伴的名字。被挑的这个人，就拼命冲向对方的队伍，如果将队伍冲散，就把对方的一个小伙伴领过来，作为自己的队员;如果没有冲开，自己就留下。梁鸿通常紧跟小柱，因为小柱是队里的“常胜将军”。

　　但小柱从青岛回来后，一下子就软下身体，倒在床上，再也起不来。梁鸿一直想搞清楚，是什么导致小柱死亡。

　　2011年10月下旬，梁鸿来到青岛。小柱原来在这里的电镀厂打工，用氰化物为金属表面去污增光。氰化物是一种剧毒。

　　在老乡的帮助下，梁鸿走进一家电镀厂，很快就领教氰化物的厉害。她在书中描述道：“一进到车间门口，一股巨大的蒸汽浪潮冲我而来。这蒸汽湿度和浓度很高，呼吸一下，就像吸进去一块冰冷的厚重的湿毡，塞住鼻孔和嘴巴，有猛然窒息之感。”

　　进到车间深处后，“空气浓度似乎更高，有颗粒之感，像在河里游泳呛水时吸入满腔的沙粒，每一次呼吸都像呛到什么东西”。而鼻腔，有“金属的质感，硬、涩、锈”。

　　梁鸿观察到，即使在这样的环境中，工人都不戴口罩。老乡解释说，车间温度高，湿度大，戴上口罩，呼吸不上来。

　　“干这个活儿就是慢性自杀，不是早死，就是晚死，早晚都是一死。”梁庄老乡悲叹道。

　　他们还说，小柱就是氰化物中毒而死的。梁鸿查过资料，吸入氰化物中毒的征兆是，一些器官充血、水肿、糜烂。她的哥哥开诊所，小柱生前，哥哥嫂嫂经常给小柱输液，发现“小柱喷出来的血发臭发腥。”

　　梁鸿从老乡那里了解到，在这样的工厂里，有类似小柱这种死亡征兆的人还有不少。有的人像小柱一样，活着回到故乡，在家中死去，有的人甚至就没有活着回去。

　　梁鸿引用了里克尔《世界上最后的村庄》中的一句话，作为祭奠：“离弃村落的人们流浪很久了，许多人说不定死在半路上。”

　　对死亡的人，工厂通常是补偿几万块钱了事。

　　“告，上哪告?有钱能使鬼推磨，咱到哪也告不赢。告了连几万块钱也拿不到。”当梁鸿问大家为什么不采取法律手段时，有工人这么回答。

　　听到工人们这样说，梁鸿感到一阵阵悲哀。“记录的时候，我的手指都会发抖。可是我又是如此无力，只能将他们的故事记录下来。城市对他们不是‘奶与蜜流淌之地’，而是坟墓。”梁鸿说。

　　相对死亡来说，另外一些事情看起来就有点微不足道了。比如老板克扣工资等行为。

　　当然，工人也在悄悄地“反抗”。怠工、偷窃或者破坏设备，是工人常用的一种反抗方式，他们借此得到“正义”。有学者称，这种匿名反抗的行为，是“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

　　公开反抗风险很大。有一次，一家外资企业的几十名农民工组织起来，到这座城市的外资企业管理局告老板的状。老板经常强迫工人加班加点，不付给他们工钱。管理局推卸责任，将他们打发到别的部门。如此一来二去被踢皮球，工人们愤怒了，到劳动局门口列队站着。

　　最终工厂被开了罚单，但工人们的噩运也来了。在梁鸿的记录中，先是领头的一个人在夜里被人打伤。第二天早上，他才被发现，“浑身青紫，奄奄一息”。后来，那些被认为是挑头的工人陆续被打。

　　梁庄老乡在叙述的时候，梁鸿注意到，他们虽然表现出激愤，但随即又被无奈所笼罩。“既然你把事情做那么绝，咱也没有办法。”这是她常听到的一句话。

　　“是呀，他们有什么办法呢?”梁鸿说，“很多时候，我们也是这样的风景和这样的耻辱的塑造者。”

　　她自己在采访的后期，越来越“不敢面对”他们的苦难，时时想“逃避”。尽管这些人，都是她的乡亲。

　　我们将长眠在她那苦涩的泥土之中

　　两年期间，梁鸿走进很多城中村或城郊结合部等农民工聚集的地方。她在书中不厌其烦地描述他们的居住环境。“昏暗”、“潮湿”、“黝黑”、“肮脏”、“臭味”等是她经常使用的词汇。

　　有时，她甚至不敢喝水，因为不愿走进那一个个肮脏的厕所。她在书中写道，一个漆黑的厕所，把老乡们“内在的伤心、内在的被损害以及对这种被损害的麻木承受赤裸裸地呈现出来”。

　　起先，梁鸿很难接受这种居住环境。但当一些城中村拆迁，她的乡亲们被迫流离的时候，她的观点发生变化。当她再次走进城中村的时候，她甚至有一种“劫后余生”的感慨。

　　有一次，梁鸿受邀参加一个会议。在会上，一名穿着西装、打着领带的老学者站在台上讲，城中村影响市容，应该彻底消失。

　　“当时我就想，如果在台湾，我会脱下鞋砸他。”梁鸿说。

　　她没有脱鞋，而是站起来大声反驳这名老学者的观点。她反驳说，城中村给农民工提供了一个居住活动的场所，是农民工唯一可以选择的地方。如果有一天城中村消失了，那中国两亿多农民工将失去委身之所。

　　“不能仅仅以市容的观点来看城中村。”她大声说道。

　　会后，一名湖南籍的农民工代表，握着她的手说：“妹子，我就喜欢你说的话。”回到湖南后，这名农民工给梁鸿寄来一大包“杜仲茶”。

　　每次采访中，梁鸿都会问被采访对象一个问题：“你以后会回到梁庄吗?”

　　回答各异。但她发现，即使是置身在一个狭小、肮脏、昏暗、潮湿的小屋中，对方也会告诉她，暂时不考虑回去。而在梁庄，几乎每家每户都有宽敞明亮、干净卫生的大房子，只不过，平日里总上着锁。

　　其实，他们不回去的答案，梁鸿早在《中国在梁庄》中已经给出：挣钱生存。

　　当然，梁庄也有回来的打工者。但回来的这些人，几乎全是受伤者或病患者。就像小柱一样，身体软下的那一刻，他回到了故乡，甚至都没有和工厂讨说法。

　　梁鸿感慨地引用了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雅罗斯拉夫·塞弗尔特《故乡之歌》中的一句诗：“当生命的最后一刻来临，我们将长眠在她那苦涩的泥土之中。”

　　而她的故乡，现在一片萧瑟。一群老人和小孩，“守着发臭的坑塘，遍地的垃圾，过着毫无生机的生活”。

　　这不是梁鸿记忆中的故乡，也不是她向往的乡村。她记忆中的故乡，是一个花草遍地、群鸭游弋、河水清澈、道路干净整洁的美丽乡村。

　　去年的台湾之行，梁鸿对乡村有了一种新的认识。

　　台湾的桃米村，早先因镇里的垃圾掩埋场设在此处，居民们自嘲为“垃圾里”。尽管此地是通往日月潭的必经之地，可观光经济从未辐射到这里。和梁庄一样，在现代工业日益发达的大背景下，一批批青壮年离开村庄。

　　1999年，台湾“9·21”大地震后，桃米村获得了新生。一个基金会来到这里，“实践在地行动的公共价值”，致力社区营造工作。10多年的重建，一个生态优美的村庄再现，变成集观光、商贸于一体的现代化生态建筑群。

　　外出打工的人回来了，桃米村里一片生机——就像梁鸿向往的乡村一样。

　　然而，当她和梁庄人分享桃米村的经验时，没几个人把她说的当回事。甚至当地的领导，也没专心听她讲。

　　眼下，“南水北调”工程，要占村里的地。大家更关注这个关系自己切身利益的事情。

　　村里人纷纷议论，村干部在土地统计上有虚构的部分，但大家只是发发牢骚，没有一个人敢站出来抗议，仿佛这个村子的地和自己没有任何关系。

　　乡亲们这种身处事中、但又置身事外的态度，让梁鸿产生颇多感慨。

　　她想起了黑女儿。这个可怜的女孩，小小年纪，承受如此大的创伤，家人却没有勇气将侵犯她的人告上法庭。但在村里，黑女儿却已成大家的谈资。

　　她还想起了一件事。村里的军哥意外死亡，认领的告示四处张贴，可是军哥的弟弟却不敢去认尸。因为一旦确认，军哥的地就要被收回，“南水北调”的占地补偿款，就落不到他的弟弟手中。乡亲们在痛斥军哥弟弟无情的同时，又可怜他，希望他能得到军哥土地的补偿费。

　　种种这些事情，让梁鸿想逃离。

　　离开梁庄后，她到市区的茶馆听了一场戏。一个脸色黝黑的老农民唱了一出岳飞的《满江红》。

　　台下，一个喝醉酒的中年汉子，坐在一张低矮的小桌前，弓着腰，闭着眼，晃着头，随着《满江红》的旋律，用手指在桌面上敲打着节拍，一下，一下，一下，“梆、梆、梆”，简短、斩钉截铁地敲着，好像要把手指敲断。

　　中年人的敲击，每一下都击中梁鸿的心。她的眼睛湿润了。

　　她终将离梁庄而去，任由梁庄沉浮。就像小柱病倒的时候，她明明在家，却始终未去看他。至今，她也说不清原因。

中国私企进军非洲，都投资了哪些产业？

中国私企进军非洲，都投资了哪些产业？ 中国与非洲各国间的大基建项目和能源协定总是成为头条新闻。而私人企业的投资尽管在非洲稳步增长，却很少有相关报道见诸报端。非洲缘何受中国投资者青睐？中国企业对非洲又会带来什么影响？请看本文对中国私企进军非洲的分析。

原文来自frontier，由 译言tataxing 翻译

直到15年前，中国人在非洲的投资还几乎都是政府援助相关的类型。根据中国商务部的数据，截止到1996年，中国在非洲仅仅投资了5600万美元。根据世界银行的一份报告，2005年这一数字达到15亿，2011年时，已经翻了十倍达到了近150亿。

中国商务部的数据显示2011年末时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有1586个中国人投资的项目正在进行当中——其中55%登记为私人项目。但同时政府也承认这些数字低估了私人项目的数量，真实数字可能是它的两到三倍。

中国人在非洲何地经商？

来自南非国际事务研究所的资深研究员阿娜·阿尔维斯（Ana Alves）博士在一次采访中说，2012年十月的官方数据显示，在撒哈拉以南一共约有80万中国人。因为非法移民的因素，真实数字可能要是这个数字的两三倍。就人口规模而言，在整个非洲大陆上南非的中国人最多。埃及，赞比亚，安哥拉，尼日利亚，马达加斯加以及毛里求斯也有大量的中国人。

尽管媒体留给大家的印象是中国正在“重新殖民”非洲，但在非洲大陆上中国一直很低调。例如，在南非一共大约有2000家外国公司在那里有投资，但根据最新的数据，只有47家公司是中国的——其中只有13家为私企。阿娜说：“对于私人企业家来说，与非洲大陆上的其他市场相比，南非是一块难啃的骨头：它有更为严格的管制，更难被入侵。”

另外，来自中国商务部的官方数据显示2011年中国的整个海外投资额达到一个新的纪录——约746.5亿美元，但只有17亿美元（仅仅2%）流向非洲。

中国投资者投资哪些产业？

世界银行的报告显示，来自中国政府的投资集中于基建和采矿业，而私企的投资专注于制造业和服务业。其中36%的私人项目为制造业，22%为服务业。与之相比，政府主导的项目有35%为基建，25%为采矿业。

值得一提的是国有企业仅仅投资6%的资金在制造业，私人对于基建的投资业仅有5%。然而在采矿业私企似乎正在赶上国企，2011年末的数据为16%。

曳游补充说：“在资金投入方面，能源和基建是投入最多的。中国工业的快速增长需要稳定的能源供给。但现在中国在非投资也有了一个新的趋势，即在通信业、旅游业以及银行业等服务业有大量的投资。这对于非洲经济多样化很重要，毕竟当前的非洲经济还主要依靠重工业和采矿业。”

非洲缘何受中国投资者青睐？

世界银行关于私人中国投资的研究采访了35家中国企业。这项调查的结果显示半数的受访者认为“市场准入”是驱动他们进入投资非洲的主要力量。中国饱和的本土市场是经常引用的一个重要原因，用来解释这些企业为何走出国门。廉价劳动力和便利的资源也同样是他们决定投资于非洲的关键因素。

阿娜说：“中国企业视非洲为一个机会，那里的市场没有饱和也没被其他（西方）外国投资者注意，所以有很多获利的机会。”

同时，与其他发达国家如美国和欧洲国家相比，使中国人符合非洲的入境条款也更为容易些。“非洲有更少的受管制的市场，使得它与发达国家相比更易于被‘入侵’。另外中国产品（价格和质量）对非洲老百姓也更具吸引力。”

“中国国企进入非洲是为了建立一个可以向发达国家出口的平台。”阿娜说。

“大部制”改革开闸 重民生强化市场监管

新一轮的“大部制”改革草案即将提交中央，改革重点在于强化市场监管，改善民生，整合完善交通运输、市场监管等重要领域的管理体制。最大“惊喜”，是将进行全国性的食品安全监管改革。最大的遗憾，则是“新体改委”被搁置。

　　【《财经》记者 李其谚】《财经》杂志独家获悉，新一轮“大部制”方案起草已基本完成，并在即将召开的中共十八届二中全会上提交讨论。

　　改革草案的重点在于：强化市场监管，改善民生，整合完善交通运输、市场监管等重要领域的管理体制。

　　具体内容包括：民政部扩大社会管理等方面的权责；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与现有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进行整合，成立专门的市场秩序监管部门；而国家海洋局亦将扩权，强化海洋综合管理权限；各界呼吁最多的铁道部与交通运输部亦有望进行整合。

　　而此前广为流传的“大能源”、“大文化”、“大金融”“大体改委”等部门的改革，暂未列入此轮“大部制”改革的重点。

　　“大部制”又称大部门体制，是指对职能相同或相近的政府机构进行整合归并，进行综合设置，以减少机构重叠、职责交叉，从而提高政府效能。2008年的“大部制”改革改变了中国以往数十年机构改革中简单的“加减法逻辑”，而是组建“大部制”为基本框架的政府机构。

　　相较于上一轮“大部制”改革中大刀阔斧地实施多个部门的整合，本轮改革更多地则是着眼于部委职能“微调”，这体现了十八大报告中“稳步推进大部门制改革”的总体原则。

　　据《财经》记者了解，本轮大部制的最大“惊喜”，是将进行全国性的食品安全监管改革。据知情人士透露，一个名为市场秩序监管总局的机构可能被设立。而且从各系统的内部改革来看，新一轮的改革可见脉络。

　　2011年，全国省级以下的工商和质检部门开始从垂直管理调整为地方政府分级管理。在此之前，省级以下食品药品监管部门也开始了分级管理调整。根据2009年实施的《食品安全法》规定，食品安全由地方政府负总责，减少中央政府的干预，可以方便地方政府行使权力。

　　而本轮“大部制”改革最大的遗憾，则是“新体改委”被搁置。此前，经济学家们普遍寄望于打破政府自身利益倾向，重新成立类似于国家体改委的实体性改革协调机构，牵头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然而，一位接近方案研讨的专家告诉记者，即将提交的“大部制”改革方案中，“新体改委”未在其中，同时对国家发改委的审批权削弱亦有限。这意味着在“十二五”期间，仍由国家发改委同时主导“改革”与“发展”。

　　“虽然草案已经基本完成，但要提交讨论之前，仍存在变化的可能。”上述接近方案讨论的专家透露，在二中全会之后，“大部制”改革方案方有望“定盘”。

张维迎：既得利益者能否成为改革者？

大家普遍认为既得利益是改革的最大阻力，这一点也不错。但是如果我们看一下历史，许多成功的改革，甚至革命都是既得利益者推动甚至领导的。如果既得利益者不能变成改革者，我们是没有希望的。



既得利益者能否成为改革者？

在2013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上的讲话

我今天要讲的题目是“既得利益者是否能变成改革者”，大家普遍认为既得利益是改革的最大阻力，这一点也不错。但是如果我们看一下历史，许多成功的改革，甚至革命都是既得利益者推动甚至领导的。如果既得利益者不能变成改革者，我们是没有希望的。

我们台下的好多人，本身也是既得利益者，那么既得利益者有可能变成改革者的时候我们才有希望，而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正面的。为什么既得利益者可能变成改革者？

第一，理念的力量，我们人的行为并不完全是由所谓的物质利益支配的，人之所以是人，是因为他是有观点的，有理性的，所以大卫·休漠在两百多年前讲过，尽管人是由利益支配的，但是以及人类的本身以及所有的事物是由观念支配的。纵观历史，许多伟大的变革都是由观念的变革引起的，我举几个例子：

华盛顿没有当皇帝，当总统也只当两任，是出于他的理念，而不是他的利益；邓小平文革之后发起改革，包括废除终身制也是基于他的理念，而不是利益；我们讲到法国大革命，其实法国大革命最重要的推动力量是旧制度下的贵族，启蒙运动是贵族性质的。知识阶层当中的好多人来自贵族，百科全书160位作者30位来自老贵族，几乎所有的启蒙运动期间的沙龙都是在贵族的家庭中进行的，都是来自于贵族阶层，最初贵族的大革命是由贵族自身努力的结果，受到威胁的精英们，在困境中产生了一些新的思想，他就为大革命提供了灵感。

再看我们中国共产党我们叫工人阶级政党，其实我们看创造和领导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是旧体制下的既得利益者的孩子，因为工人阶级不可能有钱送孩子上学，他们闹革命不是因为工人阶级要闹，而是因为他们接受了一种新的理念，这种理念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念，我们知道早期的共产党领导人只有一个工人出身，但是我们也知道就是他背叛了。我们再看一下历史废除黑奴的运动，好多是由白人发起的，最早反对黑奴制的是天主的教会，在18世纪。所以在1775年，在费城成立了第一个反黑奴协会，1781年起，英国是反黑奴的一个重要的力量，英国内部的飞鹰派就是重要推动废除奴隶者的力量。在1783年英国的贵格会向议会请愿废除了奴隶制，1833年英国政府终止了殖民地的贩奴贸易，我们中国的妇女的解放脚，并不是妇女努力的结果，而是男人努力的结果，梁启超当时起了很大作用。这就是第一个原因——理念。

第二，既得利益者之间是有博弈的，我们一谈到既得利益，大家好象经常觉得它们是一个整体，团结像一个人一样，有一个共同的目标，然后他们就捍卫自己的利益而努力，其实不是这样。既得利益者是分成好多派的，他们之间的利益冲突可能远大于统治者和被统治阶级的利益冲突，他们之间的斗争可能是生与死的问题。我举几个例子，首先我们看一下，现代民主制度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政教分离，政教分离就是教会和统治者斗争的结果。教皇格列高利去世，宣布收回国王任命主教的权力，而这时候神圣的罗马帝国皇帝亨利四世就罢除了他教皇的职位，这个斗争一直到十二世纪格列高利的继任者最终1122年他们达成一个协议，说教皇有了任命教主的权力，而教皇也承认皇帝有世俗统治权，因而形成了政教分离。

法国大革命，是法国贵族相互斗争的产物，在革命前法国最重要是国王和贵族之间的矛盾，而贵族之间也有很多矛盾，比如说亲王与宫廷贵族的矛盾、老贵族与新贵族的矛盾，乡村贵族和城市贵族的矛盾，军事贵族与司法贵族，或者叫穿袍贵族的矛盾。即使在革命时间，保守派君主派和共和派都是这个社会精英的既得利益者，他们之间的矛盾推动了法国民主制度的建立。

英国在19世纪之前的宪政建设、法制建设，主要是由贵族和国王、国王和教会，以及贵族之间斗争的结果。我要特别举一个例子：是公司在19世纪中期之前，西方国家创办公司都是一种特权，也就是说只有你得到国王的授权，或者议会的授权，你才能建立公司，一般人是没有办法监理公司的。那么这时候在精英当中就形成了不平衡，最后精英斗争的建立公司有特权，任何人都有权注册公司，英国是在1844年完成，法国在1867年完成，美国在1850年这个阶段完成，西方的法制和民主，首先是在贵族内部实施的，也就是说贵族内部有了法制有了民主，然后才推到了整个社会，也可以类似说我们现在党内和党外，他们那个时候先贵族内，后贵族外。

为什么贵族要实行法制和民主，因为在专制的体制下，既得利益者虽然有特权，但是他们没有人权，他们相互斗争，其实都是在相互摧残，我们普通老百姓在专制体制下感觉到不安全，但其实真正的最不安全的人不是普通老百姓，而是特权者本身，他们有时候在人上人，但突然之间就可能变成阶下囚，时间长了他们认识到这对谁都不好，我们还是应该用权利保证每一个人的利益，每一个人的安全，但实行了法制之后，统治者换了，但是被换下来的统治者他们仍然要安全感，仍然要很好的生活，而在旧的体制下，即使你能够平安的着落，着落之后你仍然没有行动的自由，这就是既得利益者为什么最终要实行法制，要实行民主的理由。

第三，改革是避免革命的最好的办法，英国真正的民主化是从1832年通过的《第一改革法案》开始，在1832年前英国爆发了持续的暴乱和群体性事件，包括大家都知道的卢德运动。历史学家一致认为，1832年法案的动机，就是为了避免大的社会动荡，1832年的改革并不能满足普通大众对民主的要求。1838年之后，英国工人阶级就发起了改革议会的宪章运动，提出了男性普选权，废除选举权的限制，穷人要赚钱生活，不可能当议员，要求废除议员薪酬制之后，这时候穷人也可以当议员，这个运动持续到1848年，虽然没有成功，但是对之后的改革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随着改革的压力越来越大，到1867年，英国议会终于通过了第二改革方案，将选民人数从136万扩大到248万，从而使得工人大众成为城市选区的主体，这一改革的法案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都使得政府认识到如果不改革就是死路一条。1884年通过第三改革法案，原来只适用于城市选区的投票规则，同样扩大到乡村选区，使得选民人数增加了一倍，有60%的成年男性有了普选权，导致这一法案出台后的因素仍然是社会动乱的威胁。一战之后，英国在1918年通过了《人民代表法案》，这个法案将投票权扩大到年满21岁的男性和年满30岁女性纳税人，这一法案很大程度上受到了俄国十月革命的威胁，因为俄国发生十月革命之后，英国也担心发生革命，最好的办法就是实行民主化的改革。

纵观历史，我们看到英国的民主化的过程尽管有一些其他的因素也在起作用，但是社会的动乱，社会革命的威胁是英国建立民主制度的主要的驱动力。也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看英国的民主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每一次的让步只是满足威胁者闹事人的要求，1832年的时候你只要买通了中产阶级就可以有了和平，选举权扩大到中产阶级，当新的威胁出现之后，再进一步的让步，到1828年是新的全民的普选，我讲的这三个理由，统治者有可能变成改革者只是一种可能。

第一个因素是理念，后两个因素是利益，但可能性不等于必然性，既得利益者是否真的能变成改革者，取决于他们是否有足够聪明智慧的人，这些人是否有足够的勇气和领导力，是否能够做出明智的决策，有些非民主的国家的政府习惯于用武力镇压的方式，对老百姓的民主化的要求，或者一开始得过且过敷衍了事，最后实在没有办法，才开始改革，但为时已晚。

华盛顿总统在1799年去世，他要求他的妻子玛莎去世之后，把他所有的277位奴隶都解放了，但是他妻子玛莎在第二年就把所有的奴隶都解放了。问她为什么，她说我不想生活在那些盼望我死的人当中，华盛顿解放黑奴，是因为理念，华盛顿太太解放黑奴是因为利益，她觉得自己受到威胁，她有危机感。历史证明在一个大的历史变革当中，统治者最好有华盛顿的理念，如果没有华盛顿的理念应该有华盛顿太太的危机感，如果既没有华盛顿的理念，也没有华盛顿太太的危机感事情就麻烦了。谢谢大家！

汽车界iPhone出世？Tesla颠覆传统汽车业？
imeigu.com　2013-01-10 15:34:34　来源： PingWest



前言：前段时间，有媒体报道称Tesla即将转型为大型汽车企业，引来一篇轰动也带来了非常多的争议。随后，有媒体表示，Tesla这家公司陷入如此大的争议之中是完全正常的，甚至是应该的 —— Elon Musk这个人的行事风格决定了他的出手每次都是博命一击：他的梦想很大，押的注自然也就更大，这就注定了他的公司在真正达到自己的目标之前都要经历漫长的只烧钱不进账的时间，其所描绘的宏伟图景也总听起来像痴人说梦。



颠覆式的Tesla智能电动汽车

2002年PayPal上市并被收购时Elon Musk净赚了一亿八千万美金。不过和不少就此退休的同事不同，他把这些钱又全部押了出去 –自掏一亿美元成立SpaceX，两千万成立Solar City，六千万成立Tesla，然后和朋友借钱来付房租……这么多年以来，Tesla从来都是赔钱的，有几次差点把他自己搭进去，让他血本无归。不过，一路走到现在，我相信他们坚持贯彻自己产品哲学的量变已经足以逐渐产生质变，尤其是在Model S这个催化器的带动下。在今年，S型车一举拿下包括《汽车》杂志、雅虎汽车等权威媒体评选年度车型的多项桂冠。用Musk自己的话说，“它就是我们的iPhone。”

相信Tesla从此不再是Elon Musk航天成就的陪衬品，因为这款车型在多年打磨之下。设计、性能、和运营体系都已逐渐完善，电动车翻身的日子到了。

设计：硅谷与底特律的联姻

那些Elon Musk的信徒在把他比作下一个乔布斯时所提供的论据中，最常使用的除了他们都招募了George Blankenship（苹果零售店的负责人）之外，还有一点，就是他们都是极度注重设计的产品先驱者。的确，Tesla在那些底特律的汽车行业传统的老大哥们看来像是一个入侵者，而且是来自硅谷的入侵者。Elon Musk带给Model S的秘诀中有这样几件：关注设计、寻找软硬件的结合……（怎么听着这么像做手机的？）

我们来看几个细节图。皮质座椅上细密的缝线——Elon Musk曾经说，他们的车在走上生产线之前会进行无数次的返工。因为只要是任何一个细小的地方在“美学上”让他不满意都要重来，包括这些毫米级的细线。



Tesla智能电动汽车内饰细节

内部设计：整台S型车内部没有各种细小杂乱的盒子、抽屉、储藏柜、等等等等。一条润滑的流线从左到右延展开，人手唯一可以抓住的地方是它的门把手 – 就像图中所示一样。仿佛他们太吝惜这表面的光滑完美，只肯在那边缘羞涩的打开一条缝隙，让你牢牢抓住。这让我想起了几年之前，手机用户们在见惯了细小的按钮越来越多越繁杂的手机之后第一次看到iPhone那“完美的想让你去舔（乔布斯语）”的大屏幕时的惊艳感觉。



Tesla智能电动汽车内饰细节

内置计算机：软硬件的完美融合。S型整台车的所有操作可以在这个类似iPad一样的大屏幕上完成（正由于此，整台车的内饰除了这个大屏幕以外都极其简约，在用户友好性做到了极致）。包括最基本的导航、听音乐、调整温度、调整座椅位置，甚至还可以上网。

个性桌面，我是不是看错了……总之，拥有Tesla的用户完全不再需要在这里放一个平板电脑来协助驾驶，甚至不需要使用手机。最关键的是，这台独特的电脑上所有的软件和功能都和整台车完美的贴合在一起，它甚至还有自己专属的应用商店。这些事情只有Elon Musk才能做到，这个互联网出身的企业家把硅谷最引以为傲的产品设计原则旋风一样的带进了其他行业，其结果是颠覆性的 – 因为他完全拓宽了人们对于“一辆电动车 – 甚至是汽车 – 可以干什么”的认识。整天开奔驰宝马这些车已经开得毫无感觉的美国各汽车杂志编辑们，在接触了Tesla之后异口同声的说出了这样一句话：“我想起了第一次用iPhone的时候的感觉。”

性能 ：电动车中的智能手机

《汽车》杂志的编辑们把S型比作iPhone并非没有理由，起码还有两个显著的特点。那就是它在产品哲学上像iPhone一样，以完全不同的角度（电动车）切入市场，却能达到和传统汽油车相当的水准。用Peter Thiel的话讲，“它不是第一部电动车，但倒有可能是最后一部。”他完全颠覆了大家对于“一部电动车可以是什么样的”这个问题的概念。



颠覆式的Tesla智能电动汽车

那么之前的人们对于电动汽车的印象到底是怎样的呢？留意一下咱就知道，一般是挺小挺可爱的小车，但主人们一般还会很高兴的开着这个小车慢悠悠的跑，因为他们觉得这能体现自己在关注环保。说实在，除了非常当真的环保主义者，主流人群不会把这种开着玩玩的电动车放在眼里，也就更不会在买车的时候考虑到这些。因为太节能环保了，他们一般都性能差劲，也开不了多久，马力微弱，《汽车》杂志的编辑评论道：“大多数的电动车像个温顺而环保的绵羊，而Tesla S开起来像个老虎。”他可在4.4秒之内加速到60迈，12秒即可跑半英里。这一指标就算和当今的许多同级别的汽油动力跑车比也毫不逊色.

的确，这有点像是05、06年的时候一些厂商刚刚推出智能手机时的情景。他们想要让手机更复杂、想要给它更多功能，想要把它做得更像电脑，结果画虎不成反类犬。那些智能手机上的软件多半很初级，缓慢（用乔布斯的话说是“baby software”），其核心是因为手机毕竟是手机，它不是电脑。然而当苹果宣布第一部iPhone居然运行OS X之后，大家都傻眼了。这完全是以电脑的标准在做手机。Tesla也是在以做跑车的标准做电动车，再加上上述提到的那些从硅谷带来的，Tesla独有的设计元素和软件计算能力，Elon Musk的用意可想而知。

现在他所需要做的，就是趟过导致过去几十年做汽车的公司死亡的最大浅滩 – 产能与供应链。这将决定Tesla是将继续作为一家“电动车创业公司”存在（car startup），还是成为汽车市场的真正巨子。

布局：Tesla的超级充电网络

我们常说一句话：最一流的企业做的是平台，做的是生态系统，他们可以创造一整个产业。Thomas Luo之前在PingWest的文章中写到：“Tesla电动汽车的核心部分是它的电池和运营网络——如果你把一辆Tesla电动车看作是一部手机的话，那么Tesla的电池就是能够让这部手机run起来的SIM卡，你为它充的电就相当于背后的流量。而背后管理这些电动汽车、电池、充电桩以及电力资源的Tesla网络，就相当于是我们熟悉的那些电信运营商。可以说，Tesla是一家按照电信和互联网业的规则运行的公司。”

不久之前，Tesla揭幕了一直在秘密建设之中的“超级充电网络”（Supercharger）的前六个电站，这将让拥有Tesla的用户在整个加州，内华达州和亚利桑那州的一部分畅通无阻。（注，这点可以证明，Elon Musk自己开车从洛杉矶到三藩是靠得住的，当然如果他从华盛顿开到波士顿就不行了）这只是开始，明年Tesla将在全北美的各个角落，从温哥华到墨西哥，从纽约到迈阿密全安装这些电站，同时也将在欧洲和亚洲开始布局。即使我们不想用太大的词汇形容，也能感觉到他们构建全球电网帝国的魄力。到那时，一个Tesla用户将不花一分钱开遍全世界！



Tesla超级充电网络

超级充电网络的电力来自SolarCity，也就是Elon Musk的另一个公司所提供的车载太阳能系统。这使得这套系统只要在安装之后的能源成本几乎为零。由于它们产生的能量多过用户驾驶所需，这个“超级电网”在供给汽车电力的同时还可以发电。



Tesla超级充电网络

客观地说，这个体系比目前世界上已有的任何一个充电系统都更加强大，它的功率可达到120千瓦，并且在半个小时的充电之后就让车辆可以继续以60迈的时速开三个小时。这些时间都是Tesla细心的观察客户后考虑得出的结果：比如说一般人会早上九点出门，开三个小时，坐下吃顿饭（大约半小时），然后再开三个小时，再休息一下。Elon Musk憧憬说 “Tesla的超级充电站网络将会是一个永远的改变电动车产业的平台。我们将把驾驶Tesla的长距离旅行变得和所有开常规汽车的旅行一样方便。而且，在我们的平台上，你从美国东岸一路开到西岸不用花一分钱，而这对任何其他的汽车都是完全不可能的。”

很显然，现在就预言Tesla的崛起是不可信的，它的全球电网就算再宏伟，也要假以时日才能建成。但我愿意去相信一个敢去think big的人，一个敢挑战火星的人，也是敢把这些事儿都做出来的。我更愿意将现在这个时刻想象成一个前夕 – 如果让我们回顾一下2007年iPhone出现前夕的科技界：摩托罗拉超薄手机是最流行的装备、诺基亚如日中天，苹果则看起来做MP3做得正high……Tesla是玩具还是老虎，超级电网是不是空中楼阁，一切都将留给时间检验。

环保部以国家秘密为由拒绝公开土壤污染信息
法制日报 2013-02-25

核心提示：事实上，原国家环保总局与国土资源部早在2006年就曾做过全国土壤污染调查，但是，污染数据至今没有公开。

2月24日，北京律师董正伟向《法制日报》记者透露，他收到了环保部的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但令他失望的是，对于他所提出的请求环保部公开“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方法和数据信息”的申请，环保部以“国家秘密”为由拒绝公开。

对于环保部的“国家秘密”说，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24日在接受《法制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他认为环保部的说法值得商榷。马军认为，土壤污染事关公众健康，环保部不能简单以“国家秘密”为由来剥夺公众的知情权。他建议环保部应该先公开可以公开的部分。

事实上，原国家环保总局与国土资源部早在2006年就曾做过全国土壤污染调查，但是，污染数据至今没有公开。

回信未涉及土壤污染数据

据董正伟介绍，今年1月30日，他通过在线提交和发送电子邮件方式，向环保部提交了两份信息公开申请，一份是申请公开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方法和数据信息；另一份是，申请公开全国土壤污染的成因和防治措施方法信息。

“今天上午收到了环保部的公开答复函件。实事求是讲，环保部这次信息公开答复做的比较好，在规定的时间内及时作出答复，答复内容总计22页。”董正伟说，环保部的答复是近几年其申请20多个部委政府信息公开“一次性政府信息公开纸张内容较多的之一”。

董正伟表示，让他感到唯一遗憾的是土壤污染调查数据信息没有公开。

环保部在发给董正伟的“环境保护部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以下简称告知书)称，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数据属于国家秘密，根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14条规定，环保部不予公开。

对环保部的“国家秘密”说，董正伟认为是环保部不敢公开，“此前，环保部多次对媒体称土壤环境污染状况调查数据报告国务院批准后向社会公开。由此看来，土壤污染状况数据十分严重，环保部不敢向社会公开。”董正伟说，土壤污染状况数据关系到每个公民的生命健康和居住环境安全问题，事关公共利益，环保部以国家秘密为借口不公开，显然不符合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主旨精神。

董正伟告诉《法制日报》记者，土壤环境污染数据不公开不利于公民树立环境保护意识，不利于土壤环境保护治理；不公开还会严重影响公民知情权与监督权，

专家：土壤污染数据确具敏感性

就环保部以“国家秘密”为由不公开土壤污染数据，马军告诉《法制日报》记者，土壤污染数据确实存在敏感问题，但他不赞同环保部的做法。

马军认为，“土壤污染了不仅会对公众健康造成直接损害，它还可以通过食品、农作物种植以及地下水渗透对人体健康造成间接损害，土壤污染问题事关公众健康，公众应该有知情权。”马军说，土壤污染相比大气、水、垃圾等的污染，更具隐蔽性，公众仅凭其感观很难对土壤污染作出基本判断。

他认为，从这个角度讲，环保部应该更加重视土壤污染信息的公开。但是，马军也表示，土壤污染数据确实具有敏感性，他不否认，污染数据一旦全面公开可能会引起一些社会问题的出现。

“因为我们国家从来没有公开过土壤污染的信息，比如，房子建在污染的土地上，一些被污染的土地可能仍在种植农作物等等。这样的信息一旦公开很有可能会引起大范围或大数量人群的恐慌。”马军说，环保部不公开土壤污染信息可能也有其掌握的数据不是非常完整和准确的原因。

“但是，这些都不能成为环保部不公开土壤污染信息的理由。”马军认为，对于土壤污染状况公众有知情权，土壤污染治理也需要公众参与。

他建议，环保部对土壤污染信息不要完全不予公开，环保部应该就敏感数据以及可能影响社会稳定数据作出充分解释，并告知公众将采取有效措施进行治理，“经过3年或5年的治理，环保部可以再去公开这些信息。”马军认为，这样可以大大降低土壤污染数据的敏感性和公众的不满。

马军建议，对于土壤污染信息，环保部完全可以借鉴公开PM2.5信息的做法，而不应该简单的回避。

曾投入10亿元调查土壤污染

“为全面、系统、准确掌握我国土壤污染的真实‘家底’,有效防治土壤污染，确保百姓身体健康，环保总局和国土资源部18日联合启动了经费预算达10亿元的全国首次土壤污染状况调查。”这是新华社记者2006年7月18日发布的消息。

2月24日，环保部在发给董正伟的告知书中也提到了此次调查。

事实上，按照原国家环保总局与国土资源部联合发布的《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规定》要求，此次土壤污染调查结束后，相关部门需要将全国重点区域土壤污染调查分析数据及有关资料全部归档，建立重点地区污染土壤数据库和国家档案。同时，各省也要建立重点污染土壤省级档案。

但是，至今这次土壤污染调查的数据没有公开；国家及省级档案是否建立调查部门也没有披露。

今年1月23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印发近期土壤环境保护和综合治理工作安排的通知》，通知对于土壤污染的具体信息也没有透露。对于公众来说，土壤污染状况仍是一个谜。

价、财、税配套改革

本文来源《财经》杂志 2013-02-17

课题组由秦晓、马骏、曹远征三人组成，吴敬琏、周小川、贾康、汪涛、许善达、李剑阁、肖明智、黄益平、哈继铭、周其仁等对本课题的内容提供了意见和部分素材


改革释放的制度活力将稳步把中国经济的发展导入健康的轨道，缓解并防范因失衡而可能造成经济的大起大落和因社会矛盾尖锐而可能引发的社会不稳定

　　本课题提出一个价格、财政、税收配套的中期改革方案，为深化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下文简称改革）、应对“新时期”的挑战提供政策选择。


　　上篇：重新凝聚改革共识

　　自1978年开始的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已经持续了33年。促成这一高速增长的基础性原因有四：

　　首先，工业化和城镇化本身所代表的潜在增长能力。一如许多其他发展中国家，从传统的农业经济转向现代工业经济，伴随着这一转变，呈现出经济起飞，其经济增长速度会快于其他阶段；其次，市场经济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使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潜在增长能力变为现实。改革前，中国虽有经济增长的潜力，但囿于高度集中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潜力未得到充分地发挥。而改革解放了生产力，潜在的增长能力变为现实的增长表现；第三，对外开放使中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分享了世界经济增长的红利。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后，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世界经济持续以较快的速度增长，为中国经济提供了更大的外部需求，使中国工业化所提供的供给能力得以及时快速地实现；第四，人口红利的充分释放。过去30年，我们劳动力扩张了近2亿人口，几乎无限的劳动力供给大大降低了抚养率，加速了人均产出的增长；也使得工资增长远低于名义GDP增长，为我国出口产品在全球市场上获得竞争力提供了巨大优势。

　　在上述四个原因中，经济体制改革是最为根本的原因。由于改革，使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潜力得以发挥；由于改革，使经济体制开始与世界经济接轨，使中国的工业化和城镇化得以在全球化过程中加速实现。中国既成为了世界经济第二大经济体，也成为了世界范围内经济开放程度最高的大国之一。


　　一、现行增长模式不可持续

　　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至今已延续了四年，但尚未看到尽头。这表明这场危机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周期性衰退，而是世界经济深刻的结构调整。尽管中国不是危机的重灾区，但作为一个开放程度最高的经济大国，也难以独善其身。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出口已成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支柱，其占GDP的比重一度达到35％。全球金融危机后出口增速不断下滑，并呈加速趋势。而金融危机的长期化以及随之而来的全球经济“再平衡”，既意味着国际需求的相对缩小，更意味着中国的出口将受到买方和卖方经济体国际收支双向平衡的制约。中国出口再难呈现高速增长的局面。事实上，2008年底和2009年初的经济大幅下行主要是由出口下滑所肇始，2011年起的又一轮下行也与出口再次减速相关。

　　在世界经济发生重大变化的同时，长期以来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内部增长动力也开始明显弱化，表现为：

　　1.中国的工业化已进入中后期。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经济进入重化工业阶段，并一再呈现加速态势，不仅在GDP中第二产业比重持续上升，而且主要工业产能也位居世界前列。这充分得益于经济的全球化，使中国低成本工业，尤其是制造业优势纳入到全球纵向分工的产业链中。而世界经济低迷的长期化，意味着这种以世界需求为市场，依赖廉价要素投入，以规模效应取胜，不断增加产能的出口导向型增长方式已走到了尽头，许多相关行业开始出现大规模产能过剩。

　　2.中国社会老龄化已悄然来临，长期以来经济发展享受的“人口红利”开始耗竭。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增长到2015年将达到拐点，之后转为负增长；届时中国65岁以上老人占人口比重将接近10％，抚养比开始上升，而储蓄率将开始下降，从长期看投资能力会持续弱化。这不仅意味着依靠投资来消化过剩产能难以为继，而且也意味着投资驱动型增长方式开始终结。

　　3.资源和环境的瓶颈约束更为凸显。1993年中国转为石油净进口，18年后的2011年中国石油进口达到石油消耗量的56％。与此同时，中国的水污染、空气污染仍未有好转的趋势，环境容量日益缩小。根据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2011》的数据，以PM10为指标衡量空气污染，在全世界所有大城市（按照人口衡量），污染最重的20个城市中有12个是中国的。这意味着这种资源耗费型、环境破坏型的增长方式已难以持续。

　　以上这些基础性因素的重大变化，对中国经济的供给面和需求面将会产生深刻的影响。从供给面看，高储蓄提供的充裕廉价资本、农民工提供的充沛低成本劳动力、廉价的自然资源等均已达到极限；从需求方面看，发达国家的财政紧缩、国际收支平衡、家庭的“去杠杆化”等世界经济再平衡的持续，将使中国经济的外部需求相对缩小；由于中国老龄化带来的对房地产等投资需求的弱化也将逐步体现为内需的减速。

　　中国现行经济增长方式所面临的困境，除了体现在上述将导致增长减速的因素之外，更令人担心的是由于结构失衡、公平性缺少导致的不可持续性。

　　1.在经济方面，增长的质量低且结构失衡。增长主要依赖要素投入而不是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提高。能耗、材耗过高，环境使用过度。经济增长过重依赖投资和出口而居民消费严重不足（仅占GDP的35％）。农业落后，服务业发展缓慢。国际收支持续“双顺差”，造成货币供应过剩，并加重通货膨胀压力。城乡和地区发展不平衡。历史和其他国家的经验证明，这些结构性的失调，如果持续恶化下去，有可能会造成环保危机、产能过剩危机、银行资产质量危机、汇率危机和宏观经济的大幅波动。

　　造成经济增长质量低和结构失衡的主要原因是价财税方面的体制弊端导
致的对价格信号的扭曲。比如，政府将资源和环境价格人为地压得过低，导致对资源环境的过度消耗；政府通过管制将利率压得过低，导致投资过度和产能过剩；由于汇率缺乏弹性和资本项目管制，使得汇率低于均衡水平，导致经济过度依赖出口；以生产性企业的增值税为主，而个税占很小比重的税收体制使得地方政府过度追求生产性的投资；国有企业基本不向财政或社保上缴股息红利的体制也纵容了企业的过度投资；地方政府财政不透明，使得其可以通过融资平台等方式不计成本和长期后果地进行大规模投资。

　　2.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拉大，社会公平、公正缺失。以投资为主的经济结构决定了其初次分配更偏向于资本而不利于劳动。在企业利润快速上升的同时，工资上升缓慢，资本与劳动的收入差距持续扩大；与此同时，财政支出（包括基金预算在内）中投资比重过大，而医疗、社保、教育等民生开支不足，税收调节机制很弱，致使二次分配调节收入差距功能未充分发挥。而为支持这种投资型财政开支，地方政府又不得不用税外设费、批租土地等手段来获取额外收入，进一步加重了社会公平和公正的缺失。腐败和垄断等许多与社会政治体制相关的因素则在更深层次上导致了机会不均等，使仅利用二次分配调整机制的效果相当有限。这些公平性缺失的问题，如果不能通过改革得到有效地解决，将成为社会稳定的最大威胁。没有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就更无从谈起。


　　二、凝聚关于改革的必要性和目的的新共识

　　当下关于中国经济发展是否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在学界存在争议。一些学者将争议聚焦在经济增长的速度上。他们认为工业化、城镇化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国的劳动力成本比较优势、后发优势，政府对产业升级的特殊功能可以使中国在未来的20年或更长时期保持相对高的增长速度，如8％或以上。这些观点所隐含的意义是，现行的经济增长方式仍然可以维持，而不必进行实质性的调整。如果需要改革，也是修补性的、微调式的。

　　我们认为，维持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经济增长的质量、可持续性和包容性。现行的经济增长方式不仅因要素投入巨大、资源环境耗费严重、经济结构扭曲而代价沉重，而且更为严重的是，因分配不公而威胁着社会稳定，使其丧失了可持续的社会条件。退一万步来讲，即使现行增长方式可以维持GDP的增长速度，但如果不能显著改善民众的福利及其分配的公正性，也就丧失了经济增长的根本意义。

　　更应该看到，如果不改革，经济结构扭曲和收入分配恶化有其自我强化的趋势。造成资源过度消耗和经济结构扭曲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政府对各种要素（包括土地、资金、自然资源、各种许可）的价格管制和低价要素的分配权，而要素价格过低（低于市场均衡价格）必然导致寻租和腐败。寻租和腐败的机会导致了利益集团的形成，而利益集团又反过来以各种冠冕堂皇的借口和理由（如保护国家利益、保护消费者利益等）来强化对经济的管制和对资源的分配权。另外，腐败的利益集团对低价资源的控制已经成为收入分配恶化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是老百姓最为痛恨的原因。

　　关于“新时期”速度或制度的争论反映出在改革的必要性、改革的目的上需要凝聚更广泛的社会共识。我们认为共识的要点是：

　　1.改革、开放的内在逻辑和终极指向是建立一个现代社会。市场机制是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基本特征是市场供求决定价格，从而引导资源配置。但建立市场价格体系需要解除一系列不必要的价格管制，需要法治、产权保护、信息公开透明，需要政府与市场的边界明确划分。

　　2.现行的政府管制并主导经济发展的体制安排是渐进式改革中的过渡性体制安排，其弊端已经明显大于优势。这一安排在启动市场化改革、推进工业化进程中曾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随着市场化的深入发展，这种体制安排对价格、交易的管制扭曲了资源配置，导致了一系列结构失衡，抑制了市场活力，而政府投资挤占了资源并妨碍了创新。权力介入市场，成为当下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环境领域诸多弊端的根源，并威胁着社会稳定。

　　3.传统经济增长模式的不可持续预示着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一个“新时期”， 需要通过改革挖掘新的增长动力，转换增长方式。为此，在“新时期”应把质量、均衡、绿色、公平作为体制建设有效性的标准。

　　4.新一轮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是界定政府与市场的功能，重点转变政府职能，即从一个管制、主导经济活动的政府转变为一个向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包括有形和无形）的服务型政府。政府职能转变应从（要素）价格、财政、税收的改革入手，因为价、财、税是政府管理的主要公共资源，也是政府调整经济结构、调节社会收入分配的主要政策工具，是界定政府与市场功能的关键所在。

　　5.改革不仅是个理念问题，也是利益格局的调整。现代社会是一个多元的利益结构，改革的成果应使大多数人获利，同时兼顾少数人的利益，使改革的成本可以承受，改革的风险可以控制。中国当下改革的阻力主要来自于在政府主导经济体制下形成了权力介入市场并由此形成的特殊利益。对此，社会精英的责任和民众的呼声是必要的，他们可以凝聚话语的力量，但政治家的改革意愿和决心在转型的关键时期更为重要。

　　6.改革需要总体设计并组织实施。应该由一个充分理解改革的战略意义、超越部门利益的“改革委员会”来负责改革的总体设计和监督执行，直接对最高决策者负责。相关政府部门只参与讨论，但不作为提出方案的主体。这样才能客观地辨明改革的好处和成本，排除行政阻力，实质性地推进改革。


　　中篇：以价财税配套改革为当前经济体制改革的突破口

　　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可以支持经济可持续发展、社会公平公正、环境生态良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一、改革的长期和中期目标

　　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经验看，这一长期目标是通过一系列前后衔接的阶段性目标滚动实现的，即通过实施一系列中期目标来最终达到长期目标。在这一动态过程的每一阶段，改革目标是有限的，是过渡性的。它是在长期目标引导下，立足于现行体制，根据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实际需要而选定的。既要实质性推进政策，又不脱离实际，并且能为下阶段的改革奠定基础。

　　我们认为，在今后几年中，改革的中期目标应该包括：

　　1.建立一个由供求关系为基础的市场价格体系，让市场机制充分发挥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实现这些目标的标志就是政府不再管制一系列金融和实体经济资源（如利率、汇率、成品油、天然气、电、水）的价格。

　　2.建立一个以公共服务均等化为目标的政府配置财政资源的体制，提供公平公正的创业、就业、社会保障和收入分配体系，创造和维持良好的生态环境。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一个具体标志就是不论户籍和家庭背景，居民都应该享有同样的教育、医疗、养老、住房、就业和创业的公平机会。

　　实现中期目标需要实施一系列具体的改革，其中价财税改革可作为突破口。理由是：

　　1.只有进一步完善市场价格体系形成机制，才能有利于消除经济结构扭曲。比如，利率市场化，资金价格才能合理化，过度投资的倾向才会得到遏制；资源价格市场化，才能避免对资源环境的过度破坏；汇率市场化，出口导向型的经济结构才会得到有效地调整；另外，经济结构的再平衡还要求纠正财税政策和制度对投资、资源消耗的过度激励和对服务业的重复征税。

　　2.只有通过公共部门支出改革和税收改革，才能缓解收入和财富分配差距的扩大，促进社会和谐。具体来说，树立公共财政目标，才能促使政府职能由经济建设转为公共服务，遏制权力介入市场而造成的经济机会不均等。只有进行税制改革，才能发挥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促进共同富裕。

　　我们认为，选择价财税作为新时期改革的突破口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迫切的，因为其指向是当前经济社会的突出问题，并受到广泛的关注，因此容易形成改革共识。


　　二、十二项改革建议

　　我们建议，在“十二五”规划余下的三年内应基本完成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和财税体制改革。其主要内容为：第一，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完成资源价格改革、利率改革、汇率改革和资本项目的基本可兑换。第二，财政支出、预算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包括提高财政对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和节能环保支出占GDP比重，降低包括“三公”消费在内的其他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建立全口径财政预算体制，发展地方政府债市场，提高政府预算透明度，启动向社保系统划拨国有股份的改革。第三，税制改革。推进增值税改革、个人所得税改革、提高资源税率、开征环境税、降低进口环节税率、降低小微企业税负。

　　这些改革的目的是改善经济结构和收入分配方式、防范风险、遏制腐败。在经济结构方面，这些改革将提高消费占GDP的比重，提高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降低投资和净出口占GDP的比重。在收入分配方面，这些改革将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低收入人群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在防范风险方面，这些改革将可为弥补未来养老金缺口提供制度准备，降低政府债务所面临的长期风险，缓解经济增长对资源和环境的过度压力。与此同时，降低“三公”消费、配合个税改革公开官员财产和收入、实现全口径透明预算体系等都将有助于从制度上预防腐败。

　　具体来说，我们建议在三年内基本完成如下十二项改革：

　　（一）资源价格改革。基本完成资源价格体系改革，形成资源的均衡市场价格，从而将电力、成品油、供水和天然气上游行业的净资产回报率提高到合理水平，保证这些行业的回报率长期基本稳定；全面实行水电气梯级的价格制度及收费标准。

　　（二）利率改革。在建立存款保险体制的基础上，继续扩大存贷款浮动范围，争取在三年期末取消存贷款基准利率，实现货币政策中介目标从货币供应量向基准政策利率（如隔夜利率）的转轨；尽快出台小额放贷人条例，在此基础上鼓励中小金融机构的发展，在改善小微企业融资方面取得实质性进展。

　　（三）汇率改革和资本项目开放。允许市场供求在更大程度上决定汇率走势，将汇率弹性提高1倍至2倍（比如，将年化的日均波幅从目前的2％左右提高到5％左右），通过放松对个人和企业外汇管制、扩大QFII和银行间债券市场的对外开放、扩大跨境人民币资本流动渠道等措施实现人民币在资本项下基本可兑换。

　　（四）显著提高财政对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和节能环保支出占GDP比重。

　　（五）降低包括“三公”消费在内的其他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推进公车制度改革，严格规范差旅费、公款宴请和送礼标准，规范和降低退休干部待遇（医疗、用车、差旅等）。

　　（六）间接税改革。除银行保险（由于进项税额难以确认）和房地产（考虑到抑制房价的需要）等个别行业之外，在其他目前实行营业税的服务行业全面完成“营改增”改革；将银行保险业的营业税税率由目前的5％降低到4％。

　　（七）资源环保税改革。提高资源税率、开征环保税，提高资源和环保税费收入占GDP的比重。

　　（八）个税改革。保持目前3500元的个人所得税制起征点，以逐步提高个人所得税的覆盖率。将目前7种税率减少到5种，最高税率从目前的45％降低到35％。从高收入人群和高级公务员（处级干部以上）开始启动综合个人所得税的试点，综合征收项目包括工资薪金、经营所得、劳务报酬、财产租赁所得、财产转让所得、利息、股息等；并以此为契机，要求政府高级官员公布财产和各种收入，实质性地建立起一项防止腐败的重要制度约束。

　　（九）进口环节税改革。降低包括进口关税和消费税在内的进口环节税率。

　　（十）向社保体系划拨国企股份。在三年内划拨20％－30％的政府持有的上市国有企业股份到社保体系，让划拨后股份的股息红利成为社保的一项可持续的收入来源，为今后更大规模的划拨和推动国有资本社会化改革提供经验。

　　（十一）建立全口径财政预算，控制宏观税负，提高财政透明度。建立全口径财政预算，由各级人大审议批准包括一般财政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完整的国有企业资本经营预算在内的公共预算。彻底清理所有未纳入预算的各种体制外收费，公布在三年内（2013年-2015年）将这些收费纳入预算或取消这些收费的时间表。三年过渡期结束之时，在人大批准的预算之外的所有收费都将成为非法而被取缔。通过取缔预算外非法收入，降低全口径的财政收入规模占GDP的比重，同时从制度上减少官员腐败的机会。

　　（十二）推动地方债市场发展。应允许更多的地方政府自主发行地方政府债，建立地方政府债市场，利用市场机制提高地方财政透明度和对地方政府资本开支的约束。


　　三、价财税改革的成本和阻力较小，改革效益较为明显

　　将价财税作为今后几年改革突破口的一个重要理由是，其中多数改革在技术准备上相对成熟，阻力较小；如果配套实施，总体成本也不大。

　　2012年6月，人民银行扩大了存贷款利率的浮动范围，利率市场化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无论从技术设计、具体操作还是对金融业的冲击来看，改革的成本和阻力都远小于以前许多人的估计，而改革的效益明显体现。与利率市场化的情况类似，资源价格改革、汇率市场化、若干税收改革（如营改增）的具体方案都已经讨论多年并有试点经验。具体来说，水价改革已经在几十个城市取得明显进展，可以较快地推广到其他地区；广东、广西的天然气价格改革也取得了积极进展和经验；最近决定取消电煤合同价格的改革也为今后理顺电价提供了基础；“营改增”的改革在各试点地区进展基本顺利，90％以上参与试点企业的实际税负下降，更多的地方纷纷要求加入试点行列。上述事实表明，多数改革措施的技术准备基本到位，改革的客观氛围已经形成。

　　我们用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的定量估算表明，这些改革如果配合出台，虽然多项改革都可能对某些行业和企业带来一些冲击，但程度有限，对整体经济增长的影响基本上是中性的。比如，资源环境税、资源价格改革、汇率改革、个税改革、减少一般性政府支出等对年均GDP增长略有负面影响，但大都在0.2个百分点之内（三年累计0.5％之内），如果将部分改革获得的额外财政收入用于加大对教育、卫生、社保的投入和补贴“营改增”的改革，则就能对冲前述几项改革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

　　这些改革有明显的改善经济结构、收入分配和减少长期风险的好处，是今后几年中“成本收益比”较好的改革选项。我们的定量分析表明，所建议的前十项价财税改革的总体效果（最后两项改革的定量分析较困难，故暂未包括），与基准（不改革）情形相比，到2015年，贸易顺差占GDP比重将减少0.9个百分点，消费占GDP比重将提高1.3个百分点，投资占GDP比重将降低0.4个百分点。对净出口的影响，主要来自汇率改革和进口环节税收下降对净出口的抑制作用和政府对民生支出增加带来的对进口的刺激。消费占GDP比重的提升，主要源自于政府对卫生、教育和社保的投入（直接增加消费），汇率改革（降低国内价格），以及利率改革 (增加居民收入)的结果。投资占GDP比重的下降则主要是资源价格、资源环保税、利率改革和国有企业股份划拨改革的结果。

　　关于改革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我们的定量分析显示，个税改革（包括稳定起征点、启动综合个税试点）、增加教育卫生和社会保障支出、推动城镇化这三项改革对降低基尼系数均有一定的效果。具体来说，我们设想的个税改革可以使全国基尼系数（目前为0.455）下降0.0025，城镇化（假设城镇化率三年内提高3个百分点）可以使全国基尼系数下降0.0028，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支出的增加可以使全国基尼系数下降约0.0072。三项政策改善基尼系数的效果比较如下图所示。除此之外，虽然定量估算比较困难，但实行水电气梯级价格改革也会有助于改善收入分配。

　　最后，我们最近完成的《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研究》显示，向社保系统划拨国有企业股份的改革可以减少城镇企业养老金累积缺口近30％，将是缓解财政长期面临债务危机风险最重要的改革之一。如果不改革，今后38年内我国城镇企业养老金统筹账户的累计收支缺口将相当于2011年GDP的69％。如果从2012年起逐步将80％的政府持有的国有股份划拨到社保系统，至2050年，所要求的对养老金的财政补贴占GDP的比重从改革前的5.8％将下降至4.6％，38年的累计缺口将从GDP的69％下降至GDP的50％。

　　四、价财税改革可以为深层次的改革提供“杠杆”

　　我们认为，从价财税这三类最容易形成共识的改革入手，建立市场化的价格体系，改善经济的结构和收入分配，可为今后深化改革创造条件。

　　1.以财税改革达到的改善收入分配、遏制腐败的作用将使更多的老百姓享受改革的成果，从而建立继续改革的民意基础。

　　我们建议的个税改革，提高财政对教育、卫生、社保的支出，实行水、电、气阶梯收费标准，养老金改革等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与此同时，我们建议的个税改革中包括了从高收入人群和高级公务员（处级干部以上）开始启动综合个人所得税的试点内容。我们认为，综合征收项目应该包括工资薪金、经营所得、劳务报酬、财产租赁所得、财产转让所得、利息、股息等，并应该以此为契机，要求政府官员公布财产和收入，实质性地建立起一项防止腐败的重要制度约束。我们建议的财政支出改革中也包括了削减“三公”消费、三年内取消所有预算外收费等内容，这些措施将在遏制腐败性消费的同时起到改善收入分配的效果。这些改革，虽然会面临一些利益集团的阻力，但将证明党和政府对实质性推进收入分配改革、遏制腐败的诚意和公信力，必将取得广大民众的支持，为进一步推动改革奠定民意基础。

　　2.要素价格市场化的改革，将保证在更多的领域有合理的投资回报率，为真正吸引民营企业入场提供条件。

　　我们强调推进要素价格改革的重要性，是因为只有在要素价格市场化条件下，民营企业才能获得合理回报，打破国有企业和政府行政垄断才能取得实际的效果。2012年5月13日，国务院发布的《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新36条）拓宽了民营企业的投资领域、范围和方式，是有十分重要意义的改革。但是，在电力、水、天然气、成品油、铁路、医疗服务等许多领域还存在严格的价格管制，使得投资回报率远低于市场平均回报率，即使对民营企业开放了这些行业，民营企业也没有投资的兴趣。只有在价格改革基本到位之后，许多领域对民营企业的投资开放才有意义。

　　3.用划拨国有企业股份来“倒逼”国有企业改革。

　　我们建议及早启动国有股份划拨社保系统的改革。三年内可以考虑先将20％－30％的中央政府持有的上市国有企业的股份划拨到全国社保基金会，积累经验后可以在更大的规模上操作。将国有股份划拨给社保体系，从长期来看，可以避免日后爆发财政债务危机、提高社会保障体系的可持续性。这项改革的另一个重要的意义是，在划拨的同时，国有企业的治理结构和机制改革也会随之启动。唯此才能保证这些企业长期保持较好的盈利增长和为股东（社保体系）提供持续稳定的分红。

　　社保基金可以考虑委托专业资产管理机构来管理这些股份，并代表大股东向企业派出董事会成员。另外，社保在接受划拨的国有股份之后，将有需要套现的一些增长潜力较弱的企业的股份，用套现的收入投资于其他更有升值潜力的企业股份或其他资产。套现的具体操作方法，除了在交易所市场上出售，还可以通过OTC市场定向拍卖、通过各种衍生工具（比如可交换债券、可转换债券）来实施转让。还可以考虑用ETF （类似于香港的盈富基金）的形式将部分社保持有的国有资产打包挂牌上市，以提升市场的流动性。

　　上述改革，将会为国有企业的治理结构和机制改革提供前所未有的动力和压力。如果国有企业的治理机制依旧，业绩便不能持续，就会面临着被新股东（社保委托的资产管理公司）“买掉”的压力，管理层也会面临被董事会撤换的风险。即使今后三年启动的仅仅是20％的国有股份的划拨和相应的治理结构和机制的改革，由于其撬动了整个国有企业体制的改革，影响也将是十分深远的。

　　4.从建立全口径财政预算和发展地方债市场来推动政府改革、增加财政透明度。

　　我们建议建立全口径的财政预算体制（收入包括一般预算收入、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完整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社会保险收入），将部分体制外收入纳入预算，取消所有其他体制外收入，通过改革消灭腐败性收入。这项改革可以达到如下几个目的：1）真正实现全口径的财政透明度，使其全面接受人大的监督，从制度上抑制政府不断扩大自身规模（政府收、支占GDP比重）和过度干预经济的冲动；2）提高预算（可以是社会保险预算）对国有企业上交利润的调节作用，限制国有企业过度投资的能力；3）通过取缔体制外收入来降低广义宏观税负，同时从财政来源上降低发生腐败的机会。从更深层的意义上来说，这项改革为人大真正实行监督政府权力提供必要基础（有了更完整的财政收支的数据和必须获得人大审批的程序），是下一步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铺垫。

　　另外，通过允许更多的地方政府发行地方政府债，建立地方政府债市场。这一方面可以为地方融资平台提供再融资，化解部分银行的不良贷款风险；另一方面也可迫使地方政府提升财政透明度。这是因为，一旦地方债成为投资者的重要投资对象，机构投资者和中介机构（如券商、研究机构等）就作为债权人或债权人的代表会要求地方政府公布资产负债表和与资产负债表相关的财政运行数据。如果某些发债的地方政府拒不提供数据或者作假，投资者就会“用脚投票”，抛售其债券，使其利率飙升，结果是这些地方政府或者被迫支付更高的利息，或者根本无法获得再融资。

　　多年来，中央、各级人大和公众反复要求地方政府“政务公开”而难以取得实质性进展，由于缺乏监督而导致的腐败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今后几年，应该尝试用“市场机制”（即地方债市场）来推动财政透明度的提高。这项改革将迫使地方政府建立自我约束的机制，从长期来看还可能撬动在地方层面的法治化和政治体制改革。


　　五、价财税改革与其他“突破口”的关系

　　在最近的讨论中， 许多专家也提出了一系列其他可能作为“改革突破口”的选项，其中包括城镇化、改善收入分配、国有企业改革、反垄断和减少行政审批、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营改增、房产税等。本小节简单说明我们提出的“价财税”改革方案与上述各种“突破口”之间的关系。

　　第一，“城镇化”和“改善收入分配”本身并非改革的具体内容，而是改革所要达到的部分目标。比如，户籍制度、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改革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加快城镇化的速度，从而提升经济增长的潜力。一些财政支出和税收政策的改革可以帮助缓解收入分配的恶化。我们提出的方案中的个税改革、增加医疗社保支出、向社保划拨股份等内容就有助于改善收入分配。但是，我们的方案没有强调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改革，主要是因为短期内难以形成共识，其实际效果也尚难判断。

　　第二，“国有企业改革”，如果指的是私有化，恐怕几年之内在意识形态和操作层面都难以形成共识。意识形态层次的争论包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否一定要以国有经济为主导，国有企业是否一定要在战略行业保持控制力，哪些行业是真正的战略行业，保证国家安全是否一定要求国有企业的直接参与等等。操作层面上的问题包括是否有必要保持中组部任命主要国企领导的体制，主要国有企业的经营者激励机制是否应该市场化等等。在这些问题难以突破的前提下，最顺乎民意的渐进方案就应该是启动将部分国企股份划拨到社保的改革。从意识形态来看，由于社保属“全民”，划拨并没有改变国企的“国有”性质；从改革的动力来看，划拨社保有助于解决关系所有老百姓民生的养老金缺口问题，因此将得到广泛支持；从短中期经济效果来看，由于这些国企的部分股息分红将交给社保，可以抑制低效和过度投资的冲动；从长期效果来看，这项改革有助于缓解财政面临的巨大压力。

　　第三，反垄断和减少政府审批。在一些主要行业国有企业占据了垄断的地位，而各种政府审批制度则强化了这种垄断地位，导致了资源使用效率的下降，增加了收入分配不公和腐败等问题。但是， 也必须看到，反垄断和减少政府审批并非在短期内能一蹴而就、效果十分明显的改革。多数国企主导的行业（包括石油、电力、铁路、电讯、港口、其他基础设施）已经形成自然垄断，民营企业进行“绿地投资”（如投资建设新的电信、铁路等基础设施）因成本巨大、没有足够的市场需求而空间不大。另外，许多迹象表明，一些基础设施（如水、电、气、铁路等）行业由于价格管制，投资回报率偏低，即使放开管制，民营企业也不愿意进入。我们的观点是，在今后几年，确实应该取消对非国有企业的歧视性审批制度，这些改革在部分行业（如医疗、中小金融机构等领域）也会有效果，但却不能期盼由此就能快速、全面扭转国进民退的格局。更有意义的改革应该是国有企业主动退出一些领域（但如上所述，这项改革还需时日）和完成资源价格改革（这正是我们提出的价财税改革的一个重要部分），如此才能实质性地改变国企低效垄断的局面。

　　第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土地是极为重要的生产要素，只有这个领域的市场化改革取得实质性进展，才能全面建成市场配置资源的经济体制。目前的土地产权和管理制度的弊端很多，造成了大量农村征地补偿纠纷；地方政府过度依赖卖地收入，形成了推高地价和房价的冲动；土地转让过程中的权钱交易等腐败问题层出不穷。但是，目前对问题的症结所在还有很大争议，观点分别针对能否突破18亿亩耕地红线、农村土地产权能否私有化、30年使用权能否延长、土地指标能否“交易”、能否允许土地市场抵押融资等，估计几年之内对这些问题都难以形成共识。我们建议，就农村土地制度，在今后几年应该允许更多的改革试验，尤其是在推动土地流转方面。在容易形成共识的部分领域——如较大幅度提高工业用地的价格以抑制企业圈地的冲——则应及时启动改革。

　　第五，营改增、房产税等。“营改增”是我们所提出的价财税配套改革方案的一个组成部分，确实能起到推动产业分工、支持服务业发展的作用。但营改增仅仅是减少结构扭曲的许多制度改革之一，缺乏推动全局的力度，必须与其他改革一起作为一个组合推出。关于房产税，主要的争议在于土地供给是否比房产税对抑制房价更重要，这个税种是否真正能够抑制房价上涨，交易税和按揭首付比率在抑制地产泡沫方面是否比房产税更简单和效果更好，如何处理在高地价区域低收入居民的房产，在土地所有权缺失的条件下能否征收房地产税，对已经包含很高土地交易成本的房产如何处理，地方政府是否有积极性推动房地产税等等。重庆和上海的试点已经两年多，效果并不明显，看来这些争议在几年之内也难以得到解决。我们的看法是，应该继续鼓励若干不同类型的试点，但对三年内依靠房地产税来全面解决地产泡沫的问题不能寄予太大的希望。

　　综上所述，中期改革突破口的选择需要考虑：1）在建立市场配置资源的体制和划清政府与市场边界方面是否有实质性的意义；2）几年内是否能够有较大规模启动的可能性；3）几年内是否有改善经济结构和收入分配的实际效果。比较其他可能的“突破口”，以价财税改革为主的方案更符合这些条件。


　　下篇：建立超部门的改革委员会，加快改革步伐

　　从宏观条件和民意基础这两个方面来看，今后几年内，各种内、外因素和条件为改革提供了一个难得的窗口期，我们应紧紧抓住这一重大改革机遇。举例来说：

　　1.要求改善收入分配状况的民意为财税体制改革提供了机遇。近年来收入分配恶化导致的社会压力对改善收入分配的各种财税改革（如个税改革、财政支出、养老金改革）提供了民意基础。老百姓对腐败的深恶痛绝是提高官员财产与收入透明度和财政透明度，以及取消所有预算外收费的重要推动力。

　　2.目前的汇率走势为开放资本项目、增加人民币弹性提供了机遇。目前人民币汇率升值的压力明显减小，对开放资本项目、增加汇率弹性的改革创造了多年不遇的机会。以前，人民币每年升值幅度为4％－7％，一旦开放资本项目，减少对外汇市场的干预，就可能出现大规模的“热钱”流入，人民币就可能大幅飙升。随着贸易顺差的逐步减小和经济增长速度的回落，最近一段时间人民币升值压力和预期明显减弱，要求人民币加大双向波动的呼声也不断提高。这个开放资本项目和增加汇率弹性的窗口机遇不是永久性的。人民币在未来可能会重新面临升值压力，资本项目开放和增强汇率弹性都会因此而增加代价和风险。

　　3.当前的低通胀环境为资源价格的改革提供了机遇。今年以来，通货膨胀率明显降低，今后一两年内由于经济增长不太可能回到过去的过热状态，所以通货膨胀即使有恢复性上升，估计也很难上升到4％以上，这为理顺资源价格提供了难得的宏观环境。过去，资源价格改革讨论多年，但主要是担心对通胀的影响而没有下决心完成实质性的改革，导致资源价格过低而扭曲经济结构、相关企业长期亏损或微利。如果在今后一两年的温和通胀环境下仍然继续拖延改革，窗口机会有可能丧失。目前，美国和欧洲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虽然由于其实体经济低迷而没有导致全球通胀，但一旦欧美经济复苏，其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所埋下的全球通胀的后果就会显现，中国也难以独善其身。届时再进行资源价格改革，宏观环境将更加艰难。

　　目前，许多改革方案的出台依赖于行政主管部门，难以形成对改革的紧迫感，因为改革往往会涉及到弱化这些部门的权力和官员的利益。因此，在改革的讨论中，经常会冒出许多技术性的困难、阻力和风险，让决策者无所适从，改革因此被搁置或推迟。

　　举例来说，在推进利率市场化的讨论中，曾经有许多关于国有企业和银行缺乏硬约束而会导致利率市场化后没有效果或过度竞争的担心，也有人担心银行利差下降将导致银行业危机。但去年6月以来的利率市场化推开后的实际情况表明，多数担心都是过虑了，即使最担心利差下降的商业银行也接受了改革。相对来说，其他改革涉及的部门和企业利益更多、更复杂，改革就更不是一两个部门可以推得动的。比如，资源价格改革涉及到宏观稳定（对CPI的担心）、用户利益（提价后工业、居民和农民是否能够承受）、生产企业（利润是否能合理化）、财政部门（是否需要对受损行业和用户提供补贴）等等。再比如，提高和开征资源税、环境税、房产税等必然导致相关企业、代表这些企业利益的部门和持有许多房地产物业的利益集团反对。如果所有这些改革都要在部门、地方、企业的认识一致的基础上才能形成方案，那就会贻误改革。这是因为，这些改革方案设计的参与者本身不完全是改革的短期受益者，而改革的受益者过于分散（如收入分配的改善）而难以形成对决策的影响力，特别是有些改革事关长远利益（如可持续发展是惠及后代）而极易被漠视，因此在讨论中几乎没有代言人。结果是，阻碍改革的各种托词往往占上风，导致改革的停滞不前。

　　我们建议，改革的总体方案应该由充分理解改革的战略意义、把握改革全局并超越部门利益的机构（可称为“改革委员会”）来设计并监督执行。这个机构直接对最高决策者负责。相关部门只参与讨论但不作为提出方案的主体。改革委员会应充分吸纳民间、学术界和专业领域的人才和思想，对改革方案的讨论不预设前提，解放思想，真正做到集思广益。在改革方案形成并付诸实施后，改革委员会应监督执行。

　　设立“改革委员会”的最大好处，是为国家和民众的长远利益确立一个有真正影响力的代表者，改变以往无人牵头，从而过分依赖各方利益协调来形成改革方案的运作机制。这个委员会的目标应该是研究和提出对国家长远发展最有利的改革方案，弱化对短期经济利益的考量，排除和屏蔽代表具体部门、地方、企业和其他特殊利益群体对改革的干扰和阻力，帮助最高决策层提高决策效率和执行力，抓住今后几年的机遇期，实质性地加快改革。

　　我们认为，抓住机遇，适时启动此轮改革，不仅在于为中国经济进入新阶段的持续发展提供体制依托，而且有助于为后续改革奠定基础，从而使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仍沿着渐进的方式平稳深化。在这一持续深化的进程中，改革释放的制度活力将稳步把中国经济的发展导入健康的轨道上，缓解并防范因失衡而可能造成经济的大起大落和或因社会矛盾尖锐而可能引发社会不稳定，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夯实根基。

能源大佬上会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c4c6d390101aupl.html

在即将召开的全国两会上，数位能源大佬将集体亮相。在今年新当选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人大代表名录中，现任中央、地方能源企业高管，以及能源监管机构高层入列。与往届相比，能源领域委员、代表阵容升级。
在十二届全国政协经济界151名代表中，来自中央、地方能源企业的委员共计17人，所占比重超过10%。
新当选能源大佬涵盖煤炭、电力、油气、新能能源、装备制造、能源监管系统。在中国当下能源构架中，三桶油、两大电网、五大电力集团、两大能源建设集团、两家核电企业构建中国能源上中下游版图。
在当前的能源体制下，中央能源企业具有较强的自然垄断和市场垄断属性，同期也承担着保供应、保安全的任务。在全国“两会”参政议政的契机下，数位能源大佬走上庙堂，必将引起江湖关注。
在三大石油企业中，中石油总经理、党组成员周吉平，中石化董事长、党组书记傅成玉当选政协委员，代表油气企业参政议政。
中石油所属中油财务公司总经理兰云升、中国石化旗下北京化工研究院副总工程师张明森连任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
在两张电网企业中，国家电网公司总经理、党组书记刘振亚，南方电网公司总经理钟俊均当选全国政协委员。国家电网北京电力公司总经理朱长林连任政协委员。
电网企业具有自然垄断属性，电网改革、电价改革是电力体制改革的重要环节，接下来电力体制改革走向何处？这将是媒体和社会追问的焦点问题。
作为电力监管机构，国家电监会在过去十年致力于推进电力市场化进程。国家电监会副主席王禹民、史玉波均是新选政协委员。对于他们而言，最清楚电力改革十年经过怎样的心路历程。
在五大电力集团中，中电投集团总经理陆启洲、中电投副总经理、中电国际董事长李小琳连任政协委员。与往届不同的是，李小琳从全国妇联界别转战到经济界。
中国华电集团总经理云公民、国电集团总经理朱永芃、大唐集团总经理陈进行、中广核集团董事长贺禹、中国电力建设集团董事长范集湘等五位大佬作为电力领域新代表入选全国政协委员。湖北能源集团肖宏江、民营企业汉能控股集团董事局主席李河君作连任。
此外，与火电、水电、新能源密切相关的发电设备制造企业，东方电气集团董事长王计也入选全国政协经济组。
在与能源管理相关的系统中，原国家煤监局局长、现中国安全生产协会会长赵铁锤当选政协委员。赵铁锤在任期间推动煤炭安全管理制度变革，亲赴襄汾溃坝、屯兰矿难、王家岭透水事故等矿难现场。“铁腕局长”上会值得期待。
除全国政协委员外，梳理部分地区选出的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名单发现，资源地区能源企业一把手多为新选全国人大代表。如，山西煤炭运销集团董事长刘建中、同煤集团董事长张有喜、潞安集团董事长李晋平均为人大代表。
在煤炭大省河南，河南煤业化工集团董事长陈祥恩、平煤集团董事长陈建生、中平能化集团董事长梁铁山、义煤集团董事长武予鲁等四位大佬当选人大代表。

部级官员给中央政治局讲课历史罕见
中国青年网 2013-02-27

核心提示：3个月来4次集体学习，有8名官员给新一届中央政治局讲课。
部级官员走上中央政治局学习讲坛

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延续了过去的“集体学习制度”。3个月以来共举行了4次集体学习。与此前不同的是，最近两次集体学习中的“授课者”中，并非以往的专家学者，而是中央部门的部级负责人。如：外交部部长杨洁篪、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王家瑞、商务部部长陈德铭、司法部部长吴爱英、国务院法制办主任宋大涵、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主任李适时以及“两高”的负责人。

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副主任谢春涛亦称这种现象“以前很少见”，并对此表示支持，因为一些部门的领导也是专家型官员，对所管领域研究颇深，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可直接影响中央决策。

曾有官员给中央政治局讲课先例

中央领导集体学习可追溯到1986年，主要是集体学习法律理论的课。2002年十六大之后，确立了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制度，学习内容更加广泛，除涉及法学范畴外，还涉及经济、文化、民生、卫生、三农等领域。10年来，十六届、十七届中央政治局各举行了44次、33次集体学习。

记者统计发现，这77次集体学习中，75次集体学习都由1-2名我国知名专家、学者为中央领导讲解，这些专家、学者有的来自中央单位的研究机构，或在中央单位担任研究员等，还有来自中央党校、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的教授。

另外两次集体学习出现了官员的身影，两次学习内容都比较特殊。一次是在2008年北京奥运开幕前夕的7月26日，北京市奥组委两名执行副主席：时任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于再清、时任北京市政府副秘书长王伟，讲解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和办好北京奥运会。另一次是2007年1月23日，时任中央外宣办网络宣传局局长李伍峰等人针对刚兴起的网络技术问题，向十六届中央政治局进行讲解。

8名官员给新一届中央政治局讲课

十八大以后，新一届中央政治局继续延续了集体学习的制度，同时，也有了新的变化。

十六届、十七届中央政治局举行第一次集体学习，都是在本届一中全会闭幕1个多月后，且学习的内容都是与法律有关，都由知名专家学者、高校教授讲解。

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是在一中全会后的第3天举行的，习近平表示，“以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来开好局、起好步”。这次集体学习，没有像往常一样请讲解人，而是由中央政治局常委们谈体会，习近平总书记发表讲话。

谢春涛解释，这次学习没请专家讲解，主要是由题目决定的，“这样的场合，学者专家显然是不如他们理解得更深。”

第二次集体学习同以往一样，有专家学者讲解，而在第三、四次集体学习中，则是由多个中央单位主要负责人来讲解。

“来给中央政治局讲课的人中，许多是部级领导，这个确实是跟过去不一样。”谢春涛表示，中央部门的负责人很多是专家型官员，他们对所管辖的领域颇有研究，甚至某种程度上更有研究，“因为他们天天要面对，天天要思考，他们理论联系实际的研究，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经过他们的认真准备，经过总结提炼，通过更高层的领导提出来，那么，对于影响中央要做出某一方面的决策，这个作用是非常直接的。”

3个月来4次集体学习，有8名官员给新一届中央政治局讲课。谢春涛认为，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也并非都要邀请官员来讲解，要从题目的实际出发，专家、官员相结合，各有优势，“领导也不能替代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