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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剑阁：身在魏阙 心忧江湖
来源于 财新《新世纪》 2013年第4期 出版日期 2013年01月28日

如何在中国特有的体制下发挥最大作用，学者型官员李剑阁一直深谙其道


　　2013年1月27日，一份代表中国医学界最高水平的技术奖项——中华医学科技奖首次就对医疗卫生政策的贡献，颁给一位非医疗领域人士。获奖者是中国国际金融公司董事长李剑阁。
　　李剑阁今年63岁，学者出身，历任中国证监会常务副主席、国务院体改办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2008年任中国国际金融公司董事长、中央汇金投资有限公司副董事长至今。此次获奖的理由是他“对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关键、独特的贡献”。
　　所谓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简称新农合，是中国目前覆盖城乡的三大医疗保险制度之一，保障对象是中国全体农民，覆盖面最广，受益者最多。2013年召开的全国卫生工作会议公布数据显示，2012年新农合覆盖率已超过95％，对应的参保人数多达8.12亿，2013年的目标是人均筹资达到340元。如能实现，新农合的总筹资额将达到2700多亿元。其中各级政府人均补助增加到280元。也就是说，个人每年只需缴费60元，即可享受实际报销55%的保障水平。
　　变化发生在十年前。2002年，由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卫生工作的决定》中，明确提出要“逐步建立以大病统筹为主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政府负责组织和引导，中央、地方两级财政投入对筹资予以支持。这是中国政府历史上首次为农村居民的医疗问题进行大规模的投入，并在此后不断追加。
　　方案出台前，为农民提供就医保障的是由农民和村集体共同筹资的老合作医疗制度。2000年前后，合作医疗制度在全国的覆盖率已不足10％。即便在仍然保留的地区，主要依靠个人投入，保障水平偏低，也无法抵御大病风险。
　　新农合的诞生为中国农民带来了逐步改变就医弱势地位、弥合医疗卫生服务城乡差距的光亮。这一催生了新农合制度的重要方案，即是由时任国务院体改办副主任李剑阁牵头调研、协调及参与设计的。
　　卫生部现任部长陈竺是李剑阁获奖的提名人之一。他称李剑阁为农村卫生体制改革，特别是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建立，“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原创性的工作”。更有业内人士称，此制度的建立，堪称“中国社会历史进程的一块丰碑”。
　　新农合制度的推行，仅是李剑阁历任的多种跨度颇大的工作当中的成果之一。中国经济社会多次重大变革皆可见其身影。他游走于政界、学界、金融界，游刃有余，在国内并不多见。
涉水“无人区”
　　1998年，49岁的李剑阁自任职4年的证监会副主席去职，调任国务院体改办副主任。办公地点也自金融街迁往离中南海更近的西安门。分管宏观经济体制改革与社会保障制度改革。
　　时任卫生部主管农村医疗卫生的副部长朱庆生回忆，在李剑阁到职前，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如何继续、农民健康如何保障，已困扰卫生部多年。彼时正逢经济增长乏力、财政捉襟见肘，全国大规模的国企改革浪潮让中央领导无暇他顾，农村医疗卫生问题被迫一拖再拖。
　　财政投入不足的情况下，乡镇卫生院不得不以经济效益为先，而将公共卫生和预防保健置于旁端；合作医疗制度走向消亡，农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举目可见，矛盾日趋尖锐。
　　无奈之下，卫生部相关领导找到李剑阁，希望从体改办的角度，与财政部协调，由财政为每个农民出资1元钱，建立一个至少有政府参与支持的农村医疗保障制度。这位年轻的副部级官员随即组织财政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下称社保部）等相关部委开会研讨，得到的反馈却并不令人乐观。
　　“财政部当时的想法是，中国还从来没有一个朝代由政府出钱给农民看病，这个口子不能随便开。”当时随他参与此事的是体改办宏观体制司，时任副司长的刘浩还记得开会斡旋的场景。
　　部委意见难以统一，李剑阁只得不断向主管财政、卫生的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常务副总理李岚清汇报。1999年12月，一份姗姗来迟的国务院领导批示终于放在体改办办公室桌上，要求体改办牵头调研农村医疗体制调研 。
　　此后是奔走在全国各地的多次调研。“除了西藏，我几乎所有省份都去过了，每个省至少去过一家乡镇卫生院。”李剑阁说，农民看病的现金支付能力已经极为薄弱，即便在北京，怀柔一带的农民感冒吃药，都是用鸡蛋跟村医换取，“本来应该吃一周的药，先拿3天，3天后能不吃就不吃了。”
　　围绕农村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一系列调研报告相继出炉，改革却迟迟没有进展。逾十年过去，已经自国家发改委退休的刘浩感慨，“当时太难了，国企改革也好，刚刚建立不久的城镇职工也好，都是为了给财政甩包袱，这个时候让财政出钱帮八亿农民看病很难。”
　　直到2001年末，在一次中央高层内部召开的小型座谈会上，李剑阁的“大胆”发言终于推动改革迈出实质性的一步。会议由原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亲自主持，参会人员不过十余个，李剑阁在介绍过农民就业及农村金融问题后，突然谈到了农村医疗问题。
　　他在发言中提出，改革开放的效益主要集中在城市，农村却几乎没有受益，城乡差距正在迅速扩大，农村的健康问题已经严重制约农村经济的发展，损害健康劳动力。根据世界卫生组织《2000年世界卫生报告》对191个成员国排位，中国人均卫生费用排在139位，筹资的公平性却为倒数第三。
　　“农民健康问题已经成为十分尖锐的社会问题。”李剑阁在发言中说，“我们有些同志长期蹲在城市，对待农民的疾苦常常采取一种麻木甚至傲慢的态度。农民的不满情绪在贫困地区正日积月累，搞不好甚至会激起民变。”
　　他紧接着指出，政府适当投入资金引导农民参加合作医疗制度，是保障农民健康的必要前提。
　　此次发言当即引起江泽民的重视，当晚，江泽民致电时任卫生部部长的张文康，对李剑阁指出的问题一一核实。几天后，朱庆生也被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找去，就农村卫生问题聊了整整两个小时，最终确定了财政对新农合制度的投入与支持。
　　“之后改革就快速推进了。必须承认，剑阁在其中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朱庆生说，“在这样一个高层的内部会议上，以那么长的篇幅谈农村卫生，太大胆了，但没有这次发言，改革不会这么快顺利启动。”
医改留遗憾
　　自1999年围绕农村医疗卫生的调研开始，到2002年8月，“新型合作医疗”一词首次出现在官方《关于加强农村卫生工作的决定（征求意见稿）》中，经过了足足三年。
　　这份征求意见稿明确阐明了中央财政的责任，即对中西部地区除市区以外参加新型合作医疗的农民，每年按人均10元安排合作医疗补助资金，对贫困地区贫困农民家庭的医疗救助给予适当支持。同年10月，全国农村卫生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李岚清为大会作报告，新任中央政治局常委温家宝为大会总结。《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卫生工作的决定》也在这次会议上发布，由李剑阁牵头的调研报告中的内容，终于变成红头文件下发到全国各地。
　　与之相配套的一系列文件仍由李剑阁牵头起草。社保部认为，社保部主管的是城市社会保障，农村一级并无下属机构，无力管理新农合。经斡旋，最终《关于开展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的意见》初稿改由体改办牵头起草，后交由卫生部最终制定并接手管理。其间，财政部门再度坚持农村合作医疗为互助合作性质，政府不应直接参与具体事务。又一次由李剑阁通过国务院协调，最终统一了新农合的实施意见。
　　“当时体改办做了好多得罪人的事。”刘浩说，农民作为最没有话语权的弱势群体，少有部委真有积极性推动农村医疗问题的解决。体改办从中积极斡旋，“其实并不招人待见，但我们还是坚持下来了。”
　　2003年，国务院体改办不复存在，这支不超百人的改革队伍就此四散。时任体改办秘书长的宋晓梧及刘浩等一批年轻官员调入国家发改委等政府职能部门，李剑阁则调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任副主任，专职于政策研究。
　　不乏亲历者私下表示，以李剑阁的能力，在体改办解散后调入研究机构，就是因为在推动新农合制度建立时，“太书生气”。此后数年，李剑阁仍多次撰文谈及医疗体制改革。当年调研的场景如今大多都已模糊，但总有一些历历在目，至今都让他感到“怵目惊心”。
　　他多次跟人讲起当年在四川调研过的一个乡镇卫生院，产床上只铺一张塑料薄膜，血迹斑斑从不更换，卫生院称财力不足，“那个场景就像是菜市场里杀鱼的。当时的卫生就差到了这个地步。”
　　事实上，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只是当年李剑阁勾勒的改革蓝图的一部分。在2001年底那次推动改革的关键发言中，他同时提出的还有：提高农村卫生资源的利用效率；乡镇卫生院要引入竞争机制，全员聘用，精减人员；增加卫生机构自身发展的活力。
　　2002年7月，李剑阁再次在河北承德召开的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研讨会上发言，提出在医疗保障制度逐步建立和完善的同时，要推进医疗卫生行业的改革，包括实行公立医院管办分离的体制，打破行业垄断和所有制界限，逐步放开医疗服务市场，推动医院之间公平竞争等。其中多项是时至今日新医改中都热度不减的话题，如促进公立医院医生从“单位人”向“社会人”转变等。
　　令他始料不及的是，由于2003年体改办解散、同年SARS引发了政府部门对公共卫生的关注，此后数年的卫生工作都将重点放在如何改善公共卫生、增加政府投入等方面。医疗卫生体制中的供方改革止步不前，一直延续到最新的一轮医改，都未能显著推进。
　　也正因此，财政持续追加投入、不断提高农民保障水平的新农合制度显得弥足珍贵。至少在供方改革停滞期间，保障了农民就医。“十年后回头看，不能说没有遗憾。”李剑阁感言，“如果当初的新农合制度和农村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能结合起来，可能效果会更好。”
温和的改革者
　　2008年，离开体制改革部门五年的李剑阁重出江湖，履新中金公司董事长一职。近年来的各种高端论坛上，屡屡能听到他为改革继续发声。
　　无论是对金融证券还是对社会事业发展，市场化改革、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经济制度，发展民营经济是他一直未变的基调。2012年11月，他在财新峰会上说，改革有很多思路，但不管下一步怎么改革，“要坚持市场化改革的方向。”与此同时，他也提醒，在社会发展、保障待遇提高的同时，要理性地认识到，平等的社会保障无法一蹴而就。
　　一位李剑阁任职体改办时的老部下认为，这恰恰体现了李剑阁的个人风格，“在很多问题上，他都是作为一个经济学家，从宏观的角度思考问题。就像当初设计新农合制度，除了对农民的人文关怀，也有对促进城镇化、拉动农村消费、保障健康劳动力等多方面的考虑。”
　　多位当年的亲历者对财新记者表示，如果不是李剑阁，当年新农合制度的建立，还要经历更漫长的过程。一位亲历者这样评价李剑阁，“他不是个人风格特别突出的领导。那时候在各部委间斡旋，其实各方的压力都很大，但他也没有跟哪个部委起过冲突，就是一点点把事情做起来。如果换一个很强势的领导，反而这件事未必能顺利地做成。”
　　李剑阁行事并不咄咄逼人，却历经多个重要任职：从国家计委、国家经贸委、证监会到国务院体改办。2008年李剑阁赴中金公司任职时，即有业内人士认为，时逢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要退出中金，股东更迭，同时还要引入新的投资者，复杂局面下，善协调懂运筹的李剑阁无疑是最佳人选。
　　问及对于此次获奖的感受，李剑阁反复向财新记者强调，“我一个人也做不了这么大的事，没有中央最高领导的重视、各部委特别是卫生部的支持，以及团队的共同努力，我说了没人听，什么用都没有。”
　　李剑阁著述颇丰。就在他调职国务院体改办的1998年，还曾经专门撰文谈及经济学家的作用、责任和命运。文章中这样写道：“国家兴，则经济学兴；民族盛，则经济学家盛……尽管目前还存在种种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可以说我们正处于中国历史上有经济学以来，经济学家处境最好的时代。任重道远，经济学家要好自为之。”■
　　李剑阁
　　1949年12月生于江苏南通，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经济学硕士。1984年12月进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任研究员。1988年调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体改司副司长，之后历任国家计划委员会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政策法规司副司长、司长，国务院证券委员会办公室主任，中国证监会副主席，1998年起任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副主任。2003年3月调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任副主任。2008年7月至今，出任中国国际金融公司董事长、中央汇金投资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曾三次获得中国经济学最高荣誉奖——孙冶方经济学奖，并于2010年当选为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理事会理事长。

经济改革的逻辑与行动
夏斌
本文来源于《财经》杂志　2013年01月27日

中国下一轮全面经济改革的方向应该是：以缩小居民收入差距和要素价格“两大核心”改革为突破口，推动以土地征地、社保、财税和“国退民进”为主要内容的四大改革
　　当前中国经济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严重，正如中共十八大报告所说，表现在方方面面。现在不是讨论“要不要”改革的时候，而是要具体探讨改革从哪里突破，采取哪些措施，路线图、时间表是什么。中国经济改革要不要“顶层设计”？有人认为，可继续“摸着石头过河”。但是，不事先进行涉及诸多领域、诸多政府部门制度政策调整的“顶层设计”，我们能否真正推进改革？
　　一是很难。经过30多年改革，剩下的多是难啃的“骨头”。针对这些难题的长期协调难以突破；二是会耽误发展大局。面对复杂问题，如果缺乏总体谋划，仅推进A问题改革，引出B问题改革需求，再改革B问题，进而再引出C、D问题并有针对性地解决，改革效率低下。
　　事实证明，四平八稳推改革，功效不明显。充分估计下一轮改革中利益格局调整可能更加艰难，深层次改革会更加复杂，还可能出现意识形态争论和短期经济不稳定等纠结，很容易就易避难“绕道走”。其结果就是在综合国力持续大幅提升的同时，国民怨声载道，经济不可持续的风险与挑战难以彻底解决。
　　经济问题背后的逻辑
　　研究“顶层设计”，就要准确把握当前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各种问题和矛盾。
　　十八大报告指出：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兴国之要。发展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发展的本质要求是科学发展。科学发展是主题。科学发展的主线是转变发展方式。转变发展方式的立足点是提高质量与效益，主攻方向是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战略基点是扩大内需，关键是深化改革。改革的核心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这一系列表述的逻辑简明清晰。
　　具体怎么改？十八大报告从三个角度进行了阐述。
　　纯粹从经济方面，一是深化改革，二是创新战略，三是结构调整，四是城乡一体化，五是提高开放水平；从民生与社会管理角度，一是办好教育，二是推动就业，三是增加居民收入，四是推进社保建设，五是提高人民健康，六是创新社会管理；从讨论生态文明必然涉及的经济问题出发，中国需要优化国土空间、促进资源节约、加大生态环保力度及相关的制度建设。
　　上述各方面无不涉及经济问题和体制改革，但仅从经济角度出发，如何梳理其因果逻辑？如何厘清中国经济不可持续发展中各个问题的脉络，找到“抓手”或“突破口”？这是决定中国未来改革成败的大前提。
　　根据魏杰等人的研究，目前经常议论的各种经济问题，可以用以下四种重大的结构分析方法进行归并。从发展方式转变中的结构调整这一“主攻方向”入手，可以发现，现实经济暴露的各种问题，有的是重大结构扭曲的衍生结果，有的是重大结构扭曲的成因。
　　一是按国民生产总值的支出法分析，最近十年来投资、消费、净出口比例严重失衡；二是按国民生产总值的生产法分析，近十年来中国产业结构发展不协调；三是按国民生产总值的收入法分析，近十年来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严重失调；四是从国际收支法看，近十年来中国总储蓄大于国内投资。
　　从以上四个角度，国民经济中的各种结构矛盾与问题，都被包含其中并可得到解释。今后的改革从何着手、如何推进，首先需要对这四种扭曲结构之间的关系有正确认识，弄清它们的关系，才能在统盘谋划改革时做到“心中有大局”，才能寻找到改革的“抓手”。
　　从支出法分析，近年来居民消费率逐步下降最直接的原因，首先是上述国民收入分配中居民可支配收入急剧下降；其次是居民预防性储蓄动机增强，相当部分人担心社会保障不稳定，有点积余不敢消费。据美国学者尼古拉斯·拉迪估计，两因素的权重分别占75％和25％，要扭转此局面，涉及收入分配改革与社会保障体系改革。
　　为什么近年来居民收入未随着GDP增长而增长，且赶不上政府、企业收入增速？
　　在农村，在城镇化、工业化过程中本应归属农民的土地增值收益，绝大部分被政府与企业所获。
　　在城市，居民收入增长慢，一是薪酬收入偏低；二是财产收入下降。股市下跌，储蓄是负利率；三是过去几年快速发展的传统制造业，资本有机构成高，国企垄断问题严重，分红制度又不健全，且资源税等要素价格便宜，促使了第二产业的不断扩大。而能促进就业、以普遍提高劳动者薪酬水平为特征的劳动密集型经济、服务经济的发展，在各种行政管制及扭曲制度下受到明显的抑制。生产要素配置中的资本与劳动力明显的强弱地位，直接决定了要素分配中利润与工资的明显差距。
　　要扭转城乡居民收入增长慢的局面，问题直指土地增值收益分配制度改革、收入分配改革、国企改革、利率市场化改革以及重要的产业结构调整等。
　　为什么产业结构会扭曲？从第二产业与服务业关系看，一是税收问题，部分省市进行的“营改增”税收改革试点，有利于缓解这个问题。
　　二是又回到收入法分析，是政府收入增长过快所致。过去几年，各地方政府土地收入大幅增加，并以此为杠杆，高倍撬动了金融资源，放大了资本投入，所以加快了第二产业的投资。特别是垄断性央企分红比例极少，以大量积累利润和巨额资本撬动巨额信贷资金，并实施多元化经营，以不断推动高投资水平，造成了产业结构的重大扭曲。
　　三是我们对民营投资的限制过多、门槛过高，资金难以进入。
　　四是利率、汇率、资源要素价格改革滞后，加上前几年外部需求刺激，助推了垄断性、资源性企业更有条件以较低的成本加快扩张。要想彻底扭转此局面，问题直指税收改革、国退民进、落实“新非公36条”、利率汇率资源等要素价格改革。
　　长期来看，扭曲的收入结构、支出结构和生产结构再加上资本价格、资源要素价格、政府管制因素和外需繁荣因素，导致前几年中国的大量产品与服务，除供应国内部分消费和投资外，必然表现为大量的净出口。2007年至2008年，中国的经常项目顺差分别占GDP的10.1％和9.1％，2011年才降到2％左右。
　　归纳以上分析可以发现：
　　第一，每一种分析都只是从国民经济不同的侧面，针对不同的经济关系，以特定的经济范畴反映国民经济运行中的问题。
　　第二，如果以静态视角汇总四种方法的分析，中国经济运行中似乎存在并列、无关的结构扭曲问题。但如果以动态的视角分析，它们又是相互关联的，有的就是因果循环关系，有的还存在一定意义上的互为因果关系。任何一个扭曲的结构矛盾，要想单独解决，都是不可能的。
　　第三，相关结构问题的形成动因，不仅仅局限于实体经济本身。中国经济正处于转轨过程，利率、汇率、资源等要素价格机制尽管在改革，但由于改革不到位，扭曲的市场信号对经济结构的扭曲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传导与推动作用。同时，与要素价格扭曲相配合，体现政府管制意图的税收因素、市场准入限制因素、国企垄断因素和各种资源价格低廉的因素，同样对经济结构扭曲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传导和推动作用。要纠正扭曲结构，必须减少政府在市场运行中的过度干预，重新讨论政府在市场运行中的合理边界问题。
　　第四，全球危机后，中国主动或被动地启动了国内经济结构的重大战略性调整，有利于恢复世界经济的再平衡并促进全球经济健康发展。而全球经济的恢复和健康发展，也会促进中国经济收窄“结构失衡”的缺口。
　　城镇化是否是改革突破口
　　有人认为，城镇化是改革突破口，对此可以进一步分析。
　　中国实际城镇化率已达51％，但按户籍人口计算，实际城镇化率仅35％左右；按陈迅雷的计算公式，以“城镇非就业人口”加上“全国非农就业人口”除以“全国总人口来估算城镇化率”，2011年中国城镇化率已达60％。
　　两个结论大相径庭，但都试图说明，城镇化率重要的不是按哪种口径计算，而是要看离开土地后的农民，是否享受了城市居民“均等化公共服务”，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是否在缩小。
　　2012年7月笔者曾提出，城镇化第一意味着农民要进城，但这不单涉及户籍改革，而是意味着农民工要像市民那样，享受教育、医疗、养老等基本公共服务和福利。国家发改委副主任杜鹰曾说，一个农民工进城，财政的平均成本是8万元，全国2.5亿农民工，合计20万亿元。城镇化，意味着各级财政要拿出巨额资金。
　　第二，农民工进城后要有住房，要配水、电、气、道路、排污等设施。这些基础设施建设谁来投资？若政府资金不够，民间资金能否投入？政策如何引导？“新非公36条”如何真正落实。
　　第三，农民工要把妻儿、父母从乡村接进城，就要有长期的收入。靠什么？靠就业。全国除少数城镇有条件发展重大项目的第二产业投资外，广大中小城镇更多要靠发展劳动密集型的服务经济。这主要靠民间资金，靠中小企业，靠税收、金融等政策引导。一句话，我们必须真心实意地落实“新非公36条”。
　　要实现更高水平的城镇化率，第一要解决资金问题；第二，涉及投资门槛等行政管制和有效配置资金的金融、税收改革问题；第三，城镇化过程自然会增加基础设施投资。
　　体现中国消费能力提高的主体是城市居民，他们的消费是农村居民消费的3倍。显然，城镇化并不能完全替代以提高城市居民消费为主体的收入分配改革、产业结构调整等改革，无法全面体现中央扩大内需的战略意图。
　　城镇化恐怕难以成为下一轮中国经济全面改革的“抓手”“切入点”和最直接的改革任务，真正与经济增长有必然因果关系的，还是市场机制改革。
　　新的改革行动建议
　　中国下一轮全面经济改革的方向应该是：以缩小居民收入差距和要素价格“两大核心”改革为突破口，推动以“四大重点”（土地征地、社保、财税和“国退民进”）为主要内容的改革。其中“两大核心”的改革是当前转变发展方式直接面临的最大问题，在全社会已形成基本共识，又相对易于实施。
　　1.缩小收入差距的改革及反应
　　在全国城乡，应尽快出台已讨论七八年之久的、以体现“提低、控高、扩中”为主要内容的改革方案。这一方案应如十八大报告提出“翻番”的量化目标那样，要有量化的数据和具体目标，避免长期议而不决，贻误改革进程。
　　此方案包括：第一，未来八年中国“提低、控高、扩中”必然涉及逐步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城镇居民最低养老标准、贫困救助线等内容；第二，逐年缩少城乡医疗、养老、教育等社会保障水平差距的量化目标的；第三，为解决居民预防性储蓄而制定全面的、逐步提高国民福利水平的各项社会保障的量化目标。
　　只要坚定不移地推进以上三项改革，逐年提高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水平，财政必将入不敷出。这可进一步倒逼财税体制改革，制定中长期改革预算。为了解决因长期负利率而形成的居民财产损失，金融部门也不得不结合宏观调控需求，制定利率逐年市场化的改革方案。
　　在农村，要想真正提高农民收入，必须依法进一步改革土地、征地制度，把土地级差收入和长期增值收益真正归还给农民。
　　目前，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差距已超过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这是导致城乡居民贫富差距拉大的显著原因之一。实施土地征地制度改革，实际上是要求在农村经营性用地、宅基地“确权、登记、领证”的基础上，落实十七届三中全会早已确立的“建立城乡统一建设用地市场、建立土地经营权流转市场”两大原则。
　　要改革政府垄断经营土地制度，允许农村经营性建设用地可以通过出租、出让、入股、信托等多种方式进入市场。要杜绝各级地方政府以提高征地价值补偿倍数这一“恩赐”型行政方式“回归农民权益”。要强调“合法补偿”，而不是“公平补偿”，防止地方政府以“公平补偿”为名，继续侵占农民的利益。
　　通过这一改革，可在规范、统一契税、房产税等税种改革基础上，形成合理的房产税制度，增加财政收入。但土地长期增值收益回归农民后，中国经济还会暴露更为突出的问题。
　　一是土地出让金骤然减少，城镇化建设中的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资金马上捉襟见肘。二是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土地出让收益还须按固定或非固定比例，计提农田水利建设、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城市建设、农业土地开发、保障房工程、国有土地收益基金、教育基金、中央和省级财政三七开的“新增费”等八项支出。因此，若改革后土地出让金骤然减少，不仅会影响地方城市建设，还会直接影响农村教育、农业、水利建设等。
　　地方财政难以生存，最终会要求中央与地方财力、事权重新划分，要求财税体制改革。如果此时中央政府再需统筹考虑收入分配、社会保障体系改革中新增的财政支出以及多年累积的地方融资平台风险化解等因素，财政必然难以维持下去。
　　此时如果决策者坚持改革不动摇、不停滞、不倒退，今后的财政绝不是一个捉襟见肘的问题，而是会暴露一个“大窟窿”，最终不得不倒逼财税体制进行一场大改革。制定中长期改革预算，是要解决国家财政的入不敷出问题。当财税改革进行到一定地步，财政部门不得不从国企进一步提高分红比例和出售部分国企股权。
　　2.要素价格改革及其反应
　　过去若干年，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形成以投资、出口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融资成本低和环境资源成本低是重要的供给因素。
　　进一步的改革逻辑，要消除造成经济结构扭曲的需求因素，还必须同时从供给方面加快改革。这就要求有关部门在兼顾金融安全和短期经济稳定的同时，制定利率、汇率、水、电、气、油、矿产资源等要素资源价格的改革规划。
　　明确今后若干年内利率、汇率逐年市场化的改革规划。如果利率市场化改革后，银行存贷利差缩小，导致竞争加剧，为预防银行破产而引起社会不稳，存款保险制度须加快出台。其后，金融监管部门长期因怕出风险而采取“保姆式”监管、限制民间资金入股金融机构的各种行政限制，也将逐步取消。同时因利率由负转正，既可增加居民收入，促进消费，也会出现以市场信号正向激励企业，政府抑制高耗能、低效益的重复建设。
　　利率及汇率市场化改革后，产品创新更加活跃，促进了银行特别是国有大银行去寻找、扶植更有活力的民营中小企业，混业交叉产品明显增多，这将迫使“一行三会”金融监管部门不得不抓紧提出改善监管协调的方案。这还有利于中央银行选择更为有效、灵活的间接调控方式，抑制外汇储备的快速增长。这相应会加快资本管制的放开，进而加快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推动中国经济的对外开放水平。
　　明确今后若干年内水、电、气、油、矿产等资源要素市场化的改革规划。资源要素市场的改革，应在各不相同的“阶梯价格改革”“资源间联动改革”“试点改革”等基础上，认真总结经验与教训，限时制定出以市场化为导向的水、电、气、油及矿产价格形成机制。
　　加快这项改革，必然会倒逼一部分亏损的国有企业改革，引入民间股份实施重组改造，减轻国家补贴与财政包袱；还会倒逼行政部门削减行政审批权力，便于民间资金投入，推进“大部制”改革；也会抑制那种不计成本、浪费资金与资源、破坏生态文明、片面追求投资扩张的恶习，寻找服务经济的发展机会，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从而达到通过市场信号与市场压力，而不是通过层层行政指令“拉郎配”实现产业和区域结构的调整。
　　3.倒逼“四大重点”改革
　　坚持改革方向不动摇，推进“两大核心”改革，必然会强烈要求推动土地征地制度改革、社会保障改革、财税体制改革和“国退民进”改革等四项重点内容。
　　土地征地制度改革是中国农村下一轮最主要、最艰难的一项改革，也是开拓中国未来消费市场空间的一大历史机遇。这项改革的核心理念应是修改相关法规，平等保护物权，把本应归属农民的权益归还给农民。
　　要明确集体土地与国有土地的同地同权同价原则，允许土地自由平等进入市场，保护农民宅基地的相应权益。对确实为了“公共利益需要”征地的，应遵循严格的法律程序和价格补偿原则。
　　应尽快明确悬而未决的小产权房问题的解决方案。土地征地制度改革的最大阻力来自各级政府，应在理顺中央与地方政府财力和事权关系上，有配套地进行财税改革。伴随这项改革，农民在城镇化、工业化过程中将新增千万亿元的收入，对农民及进城变成市民的农民工，在其住房、医疗、养老、教育等制度安排与标准上，有关部门应配合社会保障体系改革和财税体制改革，提前准备政策预案。
　　社会保障改革既是解决国民后顾之忧、扩大国内消费、平衡国内经济结构的一项重大改革，又是追求共同富裕、实现“中国梦”的一项巨大工程。
　　这项改革的重点，在配合农村征地制度改革、人口政策调整及人口变化趋势，在兼顾国家长短期财力的前提下，应研究缩小城乡社会保障差距，提升全国城乡居民养老、医疗、教育等保障水平，并轨机关、事业单位、企业城乡“碎片化”的五套养老制度，建立多层次社保体系。在确立养老资金长期安全有效运用制度等方面，要拿出数据测算可靠、目标逐年实现、统筹解决各方面问题的中长期改革方案。
　　上述各项改革，都会影响到中央或地方政府的收入与支出。如果财税体制不改革，其他改革都将难以推进。在中国下一轮改革中，涉及面最广、情况最复杂、历时最长，最需要在短期急处理、中期有安排、长期有预期的改革，就是财税体制改革，它是最难啃的“骨头”之一。
　　1999年至2009年，地方的土地收入与财政收入之比从0.09∶1提高到0.44∶1，土地收入与地方预算外收入之比由0.16∶1提高到1.94∶1，全国地方财政自给率下降到55％左右。
　　政府要改革土地征地制度，应在配合收入分配改革和积极财政政策的同时，尽早组织力量，总结1994年“分税制”以来的经验与教训，结合上述各项重大改革和尚未“修成正果”的房地产调控制度改革，认真思考中央与地方的财力与事权关系，适度提高地方政府收入比重，合理测算中长期国家财政的收支缺口及动态变化，全面制定中长期财税体制渐进改革方案，并在各项改革进行过程中及时修正方案。
　　坚持深化上述各项改革，国家财政出现相当大的收支缺口是难以避免的。为此只能启动“国退民进”改革，动用政府掌握的大量现存资源，逐步降低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
　　寻找国企改革方向的重点，从微观层面应放在提升企业的竞争力和效益上；从宏观层面应配合国家急迫的经济结构转型和社会保障、财税体制等改革，认真研究在到2020年或2030年中国复兴的艰难历史过程中，对不同行业、不同企业提出绝对和相对控股的最低比例要求。
　　对超过最低比例要求的股权，尽快实施有计划的逐步退出行动。同时，在国际经济格局风云多变的情况下，对影响国民经济运行的一些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要加大国有资本投资，真正实现国有企业“有进有退”的国家战略布局与调整。
　　第一，要认真研究关系国家安全和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到底是哪些，相对控股最低比例应是多少。配合社会保障和财税改革中动态的资金缺口需求，提出“有进有退”的股权调整中长期计划。
　　第二，国企改革应包括重点国有金融企业改革。要打破现有对银行、证券、保险、信托、基金公司等40多家中央金融机构几乎是政府绝对控股，控股权益高达3.3万亿元的局面。
　　第三，在推动国有资本向重点行业、关键领域集中，向主业集中的过程中，要研究处置国有实体企业对40多家中央金融企业约2070亿元的资本及权益。
　　第四，对各级地方政府、财政等部门持有的国企及地方金融机构股权，应参照中央国企及中央国有金融企业股权处置办法实行。
　　当前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任务相当艰巨，但政府长期积累的巨额资本财富，也给中国经济结构转型提供了充裕的物质基础，这是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也是美国等经济体在危机后面临结构调整时所羡慕不已的。
　　概括以上改革“路线图”，当真正破解土地征地制度、社会保障问题之时，也可能正是地方建设资金缺口、融资平台风险彻底暴露之时。
　　由此产生中央与地方财力和事权的重新考虑，相应的制度改革将不得不摆上重要的日程。中国要彻底改革财税制度，恰遇中国各级政府的财政收入在减少，只能通过“国退民进”“还富于民”，以彻底解开当前中国经济、社会、政治稳定之“结”。
　　相比初期展开的“两大核心”改革，“四大重点”突破是这轮经济改革中更为艰巨的历史任务。在农村，重点是土地征地制度改革；在城市，重点是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在国家经济制度层面，重点是财税体制和“国退民进”改革。其中财税体制和“国退民进”的改革，是最终决定这轮改革能否成功的关键。要通过返富于民，逐步实现共同富裕，通过返富于民，理顺市场经济运行机制。
　　“四大重点”改革将牵动方方面面的利益调整，情况相当复杂，也最难解决，更需要决策者及早运筹帷幄、统筹安排。
　　新的改革原则、时间与组织
　　一切改革应着眼于形成市场机制、推动机制转化动力的自动生成。当改革全面、持续铺开，要进一步推动，全靠“顶层设计”是不可能的。
　　中国上世纪的改革浪潮，并不都是政府事先设计的，而是通过“承包制”和“价格双轨”改革，鼓励和尊重群众的创造精神，推动一个又一个领域的改革。在找到中国各种经济问题的逻辑始点和真正动因后，要咬住“硬骨头”，敢啃“硬骨头”，“攻其一点，不及其余”。
　　改革要兼顾短期经济的稳定。诸多领域的连续改革，意味着国民经济运行的市场信号将发生一连串变化，会对当期经济稳定带来一定影响，加上美国及全球经济的真正复苏可能要拖至2015年左右，这对中国改革会带来新的不确定性。因此，既要决心改革，又要讲究策略，在基于社会、政治和经济可掌握的稳定能力平衡中，把握好改革的力度和速度。
　　其他相对独立领域的改革需要同步进行。以上针对中国经济问题的逻辑分析，舍去了科技创新、人口政策、房地产调控、市场秩序监管、发展农业基础、外贸多元化以及低碳与循环经济等领域的重大讨论。这些领域的改革同样影响全局，同样时不待人。面临千头万绪的问题，政府需要学会“弹钢琴”。
　　改革既要有先后次序、轻重缓急之分，又要有时限要求。当政府决心启动缩小收入差距和要素价格改革后，市场会提出一系列改革需求，因为人们对改革的认识，已不局限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摸着石头过河”时的思想准备与基础。对当前一系列经济问题的严重性及其解决这些问题意味着什么，相当多的人已形成基本共识。
　　改革决策要视同“下围棋”，走第一步时要想好第三步、第四步，在紧紧咬住“两大核心”改革之时，要启动部署其他方面的改革，在动态中把握其他改革与“两大核心”改革的衔接，择机推出其他的改革方案。
　　改革必须有时间表，要有具体可量化的指标要求，不能允许政府部门间“无时限”地“协调、磋商”的现象长期存在下去。根据全面改革内容“先后次序、轻重缓急”的不同，新制定的改革方案原则上应在2013年内完成，具体可限定在3个－9个月。
　　因为改革内容不同，有些方案设计并不难，难的是具体执行，如利率市场化改革、个别资源的价格改革等，这需要立即拿出方案。有些改革还需大量调研，方案设计时间稍长，如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土地征地制度改革。有些改革项目的进度和内容，主要取决于上游领域的需求，方案设计时间需要稍长些，内容可以是粗线条的，如财税体制改革和“国退民进”改革。
　　各项方案要衔接，形成统一的时间表。具体执行操作可根据不同改革内容，确定不同的时间目标。原则上，应在未来三年至五年内，健全或基本健全市场经济运行的机制与制度。
　　要讲究改革的总体性、协调性和系统性，要有相应的组织班子。要设立直接能向中央、国务院负责的跨部门协调汇总和谋划改革方案的班子。这个班子要有一定的权威性，有授权，以保障全面获取“顶层设计”所需的各部门材料与资料，有效协调各部门矛盾。
　　能否取得这轮改革的最后成功，取决于决策者的战略勇气与历史担当。坚定不移地推进“缩小收入差距”和“要素价格”两大核心改革，必然引起上述“四大重点”改革领域的强烈需求，而“四大重点”改革的艰难性和复杂性，不言自明。
　　在未来的改革中，要防止不顾国情和生产率发展状况，把人们“胃口”吊得过高，片面追求高福利的倾向，也要面对在土地制度、国退民进改革中必然会遇到的意识形态与政治争论压力。能否坚定不移地将这一轮经济改革进行到底，除了策略上的把握，战略勇气和中国复兴这一历史责任的担当，有唯一决定性的意义。
　　作者为国务院参事，感谢德意志银行马骏博士、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技经部部长吕薇女士、金融研究所陈道富博士及财政部财科所刘尚希副所长等人对本文提出的宝贵意见

能源局将推新能源并网新政
2013年02月01日 22:35 经济观察报 　　于华鹏

　　新能源行业将迎来新的利好。《可再生能源电力优先上网管理办法》正在由国家能源局组织制定中，该办法将着重解决风电和太阳能等电力难以全额收购的难题，此外，行业期盼已久的《可再生能源电力配额管理办法》也将择机出台。

　　除了并网方面，国家能源局还修订调整了《可再生能源“十二五”规划》中对太阳能发电的装机目标，从21吉瓦提高为35吉瓦。

　　并网新政

　　风电和太阳能发电一直以来，都存在并网难的问题。

　　电监会去年8月份发布的《重点区域风电消纳监管报告》就指出，目前全国重点区域风电“弃风”越来越严重，其中华北、西北和东北所在的“三北”地区并网装机容量和发电量虽然占全国85%以上，但2011年全年弃风电量达123亿千瓦时，对应电费损失约66亿元。

　　此间，还有数据称，目前“三北”地区和内蒙古地区有的风电场弃风或者未被接纳的电量达到20%。

　　不仅是风能，太阳能的并网情况也不容乐观。本报记者日前获取的一份资料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上半年，2009年和2010年金太阳工程项目目录中，批复项目主体工程完成并网项目106个，主体工程完成未并网项目44个。

　　由此来看，并网项目占完工项目的71%，并网情况比较乐观。然而，接近该数据统计的相关人士告诉本报记者，这些并网的项目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具有国家电网[微博]正式并网许可文件的项目，一种是没有上述文件但企业自行并网的项目，“但是前者的数量极少，按照实际意义上的并网，就是被国家电网认可和许可的情况下进入电网系统发电的，不超过10个项目，90%甚至更多的项目都没有实现实际意义上的并网。

　　对于难以并网的原因，一位能源局人士表示，主要存在三方面问题，一是市场空间问题，一个是输送通道问题，还一个是运行和补贴问题。“拿风电来说，如果在既有电力体系不改变的情况下发展，行业的市场空间已经利用完，如果不在体制机制上进行改变，风电就将没有发展空间，即便改变格局，南方还有点空间，过两年也都开发完了，所以市场问题是机制体制改变的问题。”上述人士表示。

　　对此，该人士称，今年能源局提出的风电计划是新增并网装机1800万千瓦，在2009-2012年的规划中新增装机是1500万千瓦，“以前规划的是开工容量，今年要的是结果，看实际并网。”

　　据该人士介绍，目前，东北地区、内蒙古地区、西北地区，包括华北地区的张家口和承德都存在运输通道问题，“先不说协调不协调，这些地区输送容量都不够，要先把输电瓶颈解决掉。”

　　上述电监会报告就曾统计称，截至2011年底，国家电网公司风电并网工程累计投资440亿元，尚不及自2006年到2011年电网建设总投资的5%，而且报告还总结风电未能并网的原因时认为，风电配套并网工程建设滞后是主要成因之一。“这就要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上述能源局人士表示，这就要解决运行和补贴问题，其主要的就是优先上网和全额收购问题，这一方面各方存在较大争议。

　　其实，对于新能源或可再生能源的电力收购，多个法律法规有明确的规定。2005年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再生能源法》、2006年国家发改委下发的《可再生能源发电有关管理规定》和2007年电监会颁行的《电网企业全额收购可再生能源电量监管办法》都明确表示，电网企业应当全额收购其电网覆盖范围内可再生能源并网发电项目的上网电量。

　　但事实上，在并网时多方分歧较大，主要体现在电源冲突、电费结算、补贴拨付和输配网络建设投资等环节。

　　“不同部门和不同方面有不同意见，风电规模大了后，对火电带来冲击，利用小时下降，这时有部门提出风火置换补偿，由风电补偿火电让出的容量损失，保证风电的上网容量，这看似合理，其实没有法律基础，法律规定必须保证风电全额收购，所以要对现有的价格机制进行改革，以缓解两种电源间的矛盾。”上述人士称。

　　对此，本报独家获悉，国家能源局正制定《可再生能源电力优先上网管理办法》，以解决风电和太阳能等电力难以全额收购的难题，而且，行业期盼已久的《可再生能源电力配额管理办法》（下称《配额管理办法》）也将择机出台。“能源局出台上述办法意在解决并网问题，但是按照法律规定，必须全额收购，就不该存在优先的问题，更没有先后之分，所以谈优先上网本身就没有法律基础，解决并网问题，还要看后者《配额管理办法》的出台情况。”国家能源委能源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林伯强[微博]表示。《配额管理办法》主要是国家能源局根据各地可再生能源资源、经济总量、电力消费总量及电力输送能力，确定2015年前四类区域电网消纳可再生能源电力具体比例，并通过考核和经济处罚等相关措施，保障配额制实施到位。

　　此外，上述人士还透露称，新能源的电价补贴已经步入正轨，已实现财政预拨付。“此前，电网只结算标杆电价部分，补贴部分等到国家资金下来后计算，现在统一改为财政部按季度预拨，当月的电量、标杆电价和补贴资金进行一起结算。”“我们在发达国家进行过考察，风电问题如果可以做到预测可知，并保证电力系统具有灵活的电源，风电并网运行就不存在电网所说的技术上的障碍。”该人士表示。

　　光伏目标再提高

　　除了并网方面，国家能源局还对去年发布的《可再生能源“十二五”规划》进行了一些调整，其中对太阳能发电的装机目标，从规划的21吉瓦，提高为35吉瓦，这一数字将在新的规划文件中体现。

　　按照《可再生能源“十二五”规划》，21吉瓦的装机容量主要由三部分组成，其中分布式光伏发电和光伏电站的装机将均达到10吉瓦，太阳能热发电达到1吉瓦。

　　“当前的既有装机是7吉瓦，今年的计划装机是10吉瓦，这样就有17吉瓦了，所以到2015年肯定会超过20吉瓦，按照新的35吉瓦来倒推，明后年每年将有9吉瓦的增量。”林伯强表示，“目前的关键就在于今年的10吉瓦能否落实，因为当前的7吉瓦是此前光伏几年发展的装机总和，在目前的低迷市场情况下，如此之大的规模能否投建成行，还有待观察。”

　　而对于调整的原因，林伯强认为，“作为世界最大的光伏设备制造国，中国自2011年以来，遭受了来自欧美的双反，光伏行业一直处于寒冬状态，国家层面希望通过开拓国内市场扭转行业困局，启动和重振市场，其方式之一就是提高国内市场的规模，所以改变目标便顺理成章。”

　　“太阳能和风电解决了容量、并网和补贴问题，市场定会发生改变。”林伯强表示，“真的不能再等了，行业已经等不起。”

12次CEO Club的故事
2013年02月02日 经济观察报　　胡中彬

　　2012年年底，周其仁教授在君联资本(原联想投资)的CEO　Club上为近两百位企业家上了一堂关于宏观经济形势的大课，演讲结束时，他被一群企业家围住，来找他的有慕名寻求签名者，也有意犹未尽仍然抓紧时间求教者。

　　这已是周其仁第四次参加君联资本每年一度的CEO　Club活动了。不过，尽管声名卓著的周教授已然是君联资本的老熟人，但是，在这次演讲前，他也不得不花些时间和君联资本反复进行沟通和确认演讲的内容和重点。

　　君联资本的CEO　Club从十二年前的第一次举行起就被定位为向创业企业提供资金以外的增值服务。今天，增值服务在PE/VC投资中变得越来越流行和时髦。类似于君联资本CEO　Club的这类企业家俱乐部也不再少见，几乎已是各家投资机构的标配产品。

　　这类活动只是一个缩影，作为增值服务的一部分，不同投资机构的活动水平、价值截然不同，凸显出的则是增值服务水平的高下。CEO　Club承载了君联资本的历史记忆，也成为其增值服务的一个标杆。

　　第十二次筹备

　　每年接近年底时，君联资本所投资企业负责人们去参加君联资本的CEO　Club几乎已是必不可少的行程。每年CEO　Club的主题都不尽相同，今年的主题是“经济形势变化与企业应对”。为了确定这个主题，君联资本从6月份起就已经开始研究调研了。

　　负责组织CEO　Club活动的是君联资本的董事总经理、首席管理顾问王建庆，为了更确切地掌握企业家们的需求，王建庆所在的君联资本内部专家顾问团队今年也沿着以前的惯例，在会议召开前数月便做了一个全方位的问卷调查。

　　从2012年大家反馈的情况来看，最初的重点集中在战略制定上。但是随着经济环境的不断变化，柳传志对联想控股旗下的所有企业提出要求：要研究经济形势的变化对自己行业和业务的影响。主题被重新确定为“经济形势变化与企业应对”。无疑，内外部经济环境的恶化已经对诸多领域产生了严重的影响，宏观经济形势是产业界普遍关心的问题。为了满足企业家们现阶段的这一需求，在几经研究之后，君联资本敲定了周其仁和黄海洲两位重量级的经济学家来担纲主讲嘉宾。

　　尽管周其仁教授的实力毋庸置疑，且已经是第四次担任君联资本CEO　Club的演讲嘉宾了，但他仍然费了很大精力来专门准备这次演讲，除了与组织者的面对面沟通外，他还专门到君联资本听投资经理讲项目的“故事”；更何况是第一次来到君联资本的黄海洲。按照君联资本的一贯作风，前期自然少不了一系列的反复探讨和碰撞。

　　为了针对性地为企业们找到应对经济环境变化的可借鉴方法，此次CEO　Club活动中安排了另一重要环节。君联资本专门从所投的企业中筛选出了八家企业，希望结合他们的应对之道分享给大家。“我们应对外部环境变化有两种方式，一是通过强强联合的方式与另一家在美国上市软件外包企业进行了合并；另外，我们还通过自己走出去的模式不断降低成本，我们很快将要在非洲开设我们的工厂。”文思创新董事长陈淑宁在这一环节的圆桌论坛上告诉其他企业家。文思创新是一个典型的IT服务企业，已经在美国上市，IT产业正是君联资本所关注的六大方向之一。陈淑宁短短几分钟的讲话信息量很大，他的这两点建议给君联资本投资的许多IT企业带来了触动。

　　事实上，文思创新董事长陈淑宁的这番话也并非是他脱口而出，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在活动前，论坛主持人——君联资本董事总经理刘二海曾专门就此和陈淑宁等八位上台的企业家分别进行了电话会议沟通，敲定他们应该在会上着重分享哪些内容。

　　CEO　Club背后的故事

　　最早开始推动君联资本以CEO　Club的形式开展活动的是联想控股总裁朱立南，而作为联想系布局资本市场的首颗棋子，柳传志一手推动了君联资本的发展，也为其播种下了联想式服务的基因。

　　第一次CEO　Club是规模最小的一次。当时的君联资本只投资了六个项目，其中只有三个已经完成了出资，这六个项目的CEO成为了最早的参会者。这六位CEO和君联资本的员工们，坐在饭店一个很小的房间里，柳传志和雷军成为了首期活动的嘉宾，那一次的题目就叫《如何做总裁》。

　　这几个项目的创业者从来没做过CEO，一个是海归回来创业的，三个是学生创业的，一个是原来在大国企里出来办公司的，还有一个是从大的软件公司出来自己创业的。这六个人从没做过CEO，所以就选了一个题目《如何做总裁》。

　　这个题目的主报告人就是柳传志，柳传志讲怎么做总裁、怎么建班子、怎么带队伍、怎么定战略，他告诉这些年轻的CEO们他自己做总裁的故事。雷军则讲的就是他整个带着金山的过程，他讲到了其间那异常艰难的时刻，公司业务几乎都快倒了、人也都走光了，大冬天里，他骑着自行车，到清华大学的研究生的宿舍，一个一个宿舍地挨着敲门去招人。那一次的“如何做总裁”给第一批的这几个企业家上了非常好的一次分享课。自那次结束了以后，朱立南就决定了要这样一直做下去。

　　每年不断地举行这样的活动，每次活动都要经过精心筹划。比如第六次活动的主题为：成长期企业的团队建设。君联资本对CEO们发出的调查问卷，设计了11个大题88个小答案，请CEO们选择，在“您在选拔核心团队成员时最看重什么？”这一大问题下，“具备公司价值链关键环节所需的业务经验和社会资源”、“具备对公司关键功能块的管理经验”、“以上经验都不足够，但是有很强的学习能力和发展潜力”、“针对个人价值，能开诚布公按市场价要工资待遇”、“更看重公司未来发展能够带给他的回报”、“认同公司发展目标和价值观”、“认同您”等，是可以多选的小题目内容。

　　这样的问卷反馈回来，让他们对这些企业的一把手如何看待班子建设，以及班子建设中存在的问题有了清晰的了解，他们针对性地准备每一问题的讨论要点。柳传志参与了活动的策划，认真阅读了问卷分析，还准备了对所有问题的书面思考。邀请的两位嘉宾分别是阿里巴巴的马云和中欧国际商学院研究公司治理的专家梁能教授。活动的形式是圆桌讨论，所有的CEO、嘉宾及君联资本的合伙人围坐在一起。

　　“由于这次的内容是核心团队建设，因此要求每个企业只能来一把手，在精心设计的交流脉络引导下，大家问出了自己最关心、最困惑的问题，奉献自己的经验，真诚的经验分享与观点碰撞，使整个活动自然、流畅、深刻、务实。”王建庆称，活动后整理出来的纪要，成为这些成长期企业一把手组建团队、识人用人、培养人的珍贵“宝典”。

　　这次活动是应朱立南邀请在苏州举办的，因为这是他的家乡，所以晚宴自然是他请大家品尝大闸蟹了。

　　“第十次我觉得是一个阶段性的小结，做了第十次以后，对我们挑战最大的就是再往下走以这种CEO　Club的形式到底能走多远，因为投资的项目越来越多，大家如果没有收获以后就不会再来了。”王建庆坦言。

　　因此，第十次活动以后就把企业管理重要的问题进行细分，一次活动聚焦在某一个细分的点上深谈。所以，后期对调查问卷和研究显得更为重要。因而在第十一次活动时，就将主题定在了“真知灼见话激励”上。

　　在筹备这次活动时，他们找了几个人力资源管理方面的专家，最后确定了由韬睿惠悦合伙人兼首席管理顾问的马飞来主讲。在准备过程中，他们和马飞前前后后共沟通了至少五次。

　　“我们要求按照我们的思路，围绕‘分给谁，怎么分，分得不合适了怎么办’这三个问题。不用过于书面化的语言，他做了那么多的案例，把所有案例里关于这三个问题的内容提炼出来告诉企业家。一稿改了又改，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给他讲我们企业所遇到的问题，再把这些问题写进去。改得差不多了，我们再请他来试讲，直到最终定下来。”王建庆说。

　　正是在这样无比挑剔的态度下，CEO　Club的认同度和影响力越来越大，而为了能够利用好CEO　Club的经验，从2011年起，CFO　Club也开始成为君联资本的一个每年一度的新活动，而2012年，针对被投企业不同管理职能的“生产管理论坛”、“品牌策略论坛”等集中学习交流的形式，已经广泛地应用在君联资本的增值服务上，而这类活动所形成的企业高管们的交流、联谊平台，也达到了CEO　Club创建之初设想的“协同增效”目的。

　　无论CEO　Club　还是其他论坛，都只是一个增值服务传递的形式，沿袭了君联资本为企业提供增值服务的理念。君联资本很早便设立了专门的管理顾问团队，在人力资源管理、财务运营管理、业务流程管理及法务等专业方面为被投企业提供辅导和帮助。

　　对于管理顾问团队来说，办CEO　Club及CFO　Club所耗费的精力还只是小菜一碟，他们所承担的更为常见的服务涉及到企业运营管理中的各主要环节，一年365天每天24小时，企业家们随时有可能打来的电话，这才是真正考究管理顾问对企业的深入了解、给公司号脉的能力。这种一对一的服务针对性更强，从企业战略到内部管理不一而足；而那些需要向公司更大范围传达的信息和理念则会通过定制化的集中培训研讨来完成，比如公司文化、企业制度建设等等；更广义的课题就会面向所有被投企业、以论坛的形式最大程度地传播出去，比如生产管理论坛、品牌价值与塑造论坛。“更普遍的帮助公司招聘、介绍客户、联络行业资源这些工作，当然是时时刻刻都没有停止的。”内部专家顾问团队是增值服务的资源平台，而增值服务的载体，则是君联资本所有的从业人员，在这样既有内部专家团队，又有“全员增值服务”理念和机制的机构，搭建综合的、全方位的、系统化的增值服务更会给创业公司带来最有效、最扎实的帮助。这样的增值服务也是他们的核心竞争力所在。

法官写的畅销书
by何帆 最高人民法院法官

导语：布雷耶认为，宪法已经创设了一个民主政府，但民主政制的有效运作、垂范久远，取决于广大人民广泛、积极的参与。如果人民对政治生活完全没兴趣，对司法机关的作用完全没认识，那么，当政府借多数人名义，侵犯少数人权益，甚至干涉司法独立时，民众可能会置若罔闻、无动于衷



最高人民法院法官 在常人眼中，外国法官大都深居简出，充满威仪，示之以人的，多是逻辑缜密、略显枯燥的判决书。中国读者最熟悉的理查德·波斯纳法官，虽然“写书比别人读书还快”，著作还是以学术类居多。有意思的是，2012年，中文图书界陆续问世的三本外国法官作品，却都是面向非专业读者的“普法书”：《法治》、《法律职业的精神》和《法官能为民主做什么》。


法治罗马城不是一天建成的

《法治》一书的作者，是2010年去世的英国大法官汤姆·宾汉姆。宾汉姆大法官在世期间，格外关注人权事务与司法独立，推出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司法改革措施。晚年，宾汉姆在剑桥大学执教，结合英美法史，介绍法治传统如何形成，阐述法治的具体标准。本书即是讲稿合集。《法治》甫一问世，就获得奥威尔奖等一系列图书大奖，成为英国的畅销书。

时至今日，推动民主和法治的实现，似乎已成共识。但法治的含义到底是什么，法治国家必须满足什么样的最低标准，并没有统一说法。英美法律人颇喜欢以小册子形式，向公众普及法治常识。早在2005年，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就曾引进巴里·海格教授的《法治：决策者概念指南》。这本书用88页篇幅，概括出了法治的核心要义。

在《法治》一书中，宾汉姆大法官以法律圈外人为对象，用讲故事的方式，细致梳理了法治形成的历史。在他笔下，从《大宪章》的签署、人身保护令状的产生、酷刑的废除、《权利法案》的诞生到战争法的演进，法治在西方国家的变迁，也是一个异常艰难、载满冲突、妥协、革命和牺牲的过程。

诉完革命家史，宾汉姆大法官言归正传，列出了自己心目中法治的八个构成要素，并对每个要素进行了简明、生动的阐述：（1）法律必须为民众所知，并且尽可能地易懂、可预测；（2）法律权利和义务的问题，一般应通过适用法律而解决，而不是某人擅自裁断；（3）法律应平等地适用于所有人，除非存在客观差别，证明区别对待是合理的；（4）各部大臣和各级政府官员行使被赋予的权力，必须诚信、公正，并且只为赋权之目的，不能不当行使，不能超越权力的界限；（5）法律必须提供充分的基本人权保护；（6）必须为当事人自身不能解决的民事争议提供解决机制，且不存在昂贵的、以至于支付不起的费用、或者过度迟延；（7）国家提供的审判程序应当是公正的；（8）国家要像遵守国内法一样，履行在国际法中的义务。细心的读者读罢之后，不妨参照当下，认真做一番对比，看看我们与法治标准的距离远近。


讲历史与讲常识

《法律职业的精神》是已故美国法官罗伯特·威尔金的著作，也是他在俄亥俄州立大学法学院讲演录的结集。全书先以时间为线，阐明法律职业精神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演进。其中，罗马时期侧重谈法律职业的诞生，介绍法律职业与其他职业的不同之处；英格兰时期和美国时期侧重谈法律人，尤其是法官的职业操守，论述司法独立的重要性。全书旨在说明：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每当法律职业的影响力居于支配地位，杰出的法官和行之有效的司法便会应运而生；一旦法律职业的影响力屈从于帝王、政治或商业，结果就会大相径庭。

美国最高法院现任大法官斯蒂芬·布雷耶的《法官能为民主做什么》，也是写给普通民众的读物。在本书结论部分，他解释了这么做的原因。布雷耶认为，宪法已经创设了一个民主政府，但民主政制的有效运作、垂范久远，取决于广大人民广泛、积极的参与。如果人民对政治生活完全没兴趣，对司法机关的作用完全没认识，那么，当政府借多数人名义，侵犯少数人权益，甚至干涉司法独立时，民众可能会置若罔闻、无动于衷。

为了能让更多人读到，并且读懂此书，布雷耶尽可能化繁为简，用平实、直白、浅显的文字语言阐述观点，并辅之以生动、翔实的史实和案例，藉此说明：最高法院在美国宪政体制中的无上权威，并非一朝一夕确立。历史上，大法官们也会犯糊涂、做错事，而且，当法院判决不被主流民意接受，甚至遭遇总统、国会抵制时，司法的作用将无从发挥。经过几代大法官的孜孜努力，美国的官员和人民，才将遵从最高法院的宪法解释，视为一种公共习惯，司法至上的观念才真正得以确立。可以说，无论是宾汉姆、威尔金还是布雷耶法官，都深谙传播之道，把讲历史与讲常识融合在一起。


如何以言行事

2011年，布雷耶大法官曾向全美法官推荐过五本有利于提升法官素养的好书，分别是《论美国的民主》《亨利·亚当斯的教育》《鼠疫》《追忆似水年华》和《如何以言行事》。其中，前四本老早就有了中译本，唯有《如何以言行事》例外。作者J.L.奥斯汀是牛津日常语言哲学的领袖人物，《如何以言行事》是他1955年在哈佛大学威廉·詹姆斯讲座上的讲稿。据上海季风书园老板严博非先生介绍，当年许国璋先生曾想将这本书译成中文，结果译了5页，就译不下去了。后来外研社索性直接推出了这本书的英文影印本，一样卖得很好。幸运的是，2012年10月，商务印书馆终于推出了本书的中译本。

布雷耶曾在一句话推介语中介绍：“这本书有助于我们避免落入因语言不精确导致的陷阱。”书中建议，人们有必要超越字面含义，结合上下文理解一段话的意思。对法律人来说，结合上下文，深入了解一段法条的来由和立法背景，显然有利于他正确地理解适用法律。虽然这是一本略显晦涩的书，但绝对值得广大法律人一读。


汤姆·宾汉姆/著

毛国权/译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3：警惕群氓主义阻碍改革

来源：聂辉华博客_改革是与虎谋皮


我想写这篇文章很久了，但一直没有下笔，因为担心自己缺乏面对被嘲讽、被污蔑和被攻击的各种准备。但是，2013年是中国有可能重启改革的关键一年，我不想再保持沉默。这篇文章可能会得罪很多人，但是在追求真理和保持虚有的“名声”之间，我毅然选择前者。

一

不管你跟谁聊天，大家都会同意中国需要改革，但是对于怎么改革，似乎永远没有共识。在当今这个普遍参与的社会里，一个有共识的改革氛围显然非常有利于推进改革。然而很遗憾，中国社会难以就任何一个改革问题达成共识。事实上，我认为中国人现在几乎不能在任何问题上达成共识。你说要提高医生待遇，他说医生都是“白衣魔鬼”；你说要赦免贪污，他说要杀光贪官；你说要加权人大权力，他说要实行全民直选……哪怕你说大家都要吃饭才能活着，我敢保证网上一定有人说不吃饭有人也能活7天。在一个现代社会里，有不同观点是正常的，但是对所有问题都有不同观点则无疑是糟糕的。举例来说，你可以痛恨贪官，也可以赦免贪官，但先验地认为“所有官员必然是贪官”是无法让一个理性的人接受的。正如韩寒所说，中国人从过去的绝对主义走向了另一个极端——相对主义。反正不管你说什么，总有人要反对，反对的理由仅仅是因为“我要表达不同的观点”。也许这是因为过去中国人没有表达不同观点的自由，而当今的网络放大了这一自由；也许这是因为中国人没有宗教信仰，所以没有共同的底线；也许是因为中国始终游离于普世价值之外，因此没有共享的信念和道德。

二

我曾经天真地认为，互联网是最近几十年最让人欣慰的技术进步，也给中国的民主带来了希望。但是我发现，网络也扭曲了底层中国人的价值观，强化了他们对社会的不公平感，催生了民粹主义，将中国带入了一个群氓时代。一个典型的中国人生活在两个世界里：白天在单位，他对上司唯唯诺诺，对同事小心谨慎，对客户礼貌有加；夜里在网上，他像皇帝批阅奏折，发泄不满，讥讽权贵，甚至指点江山，颇有“治大国若烹小鲜”的气势。这是一种怎样扭曲的人格？遗憾的是，中国有一个庞大的群体就在这种扭曲中享受着快感，并在取得微小胜利之后举行狂欢的盛宴。

他们有理由狂欢，因为他们以底层人的身份抨击了各种权威（学者和知识分子），批判了主流意识形态，打开了一个“螳臂挡车”的潘多拉魔盒。但群氓显然没有准备好如何关闭这个魔盒，也没有准备好如何防范魔鬼的作恶，甚至毫不同情那些受害的普通人。挑战权威和主流意识形态是可以的，但是一个缺乏权威和意识形态的中国社会将陷入无序状态，也无法集中力量推进中国的改革。“文革”的悲剧可谓殷鉴不远，但群氓只管享受无序状态带来的权力快感，认定自己肯定不是最差的受害者，全然不顾对中间阶层利益的伤害和对国家命运的颠覆。这是一种奇怪的思维方式，群氓以为可以从天下大乱中渔利，甚至一些对社会不满的中间阶层也以为自己能够借机改善福利，而没有想到这注定是一个多输的结局。

最近，云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伍皓在网上公布了自己的公车牌号。在官员财产依然讳莫如深的今天，这绝对是一种进步。然而，这种进步行为却惨遭网民蹂躏。有人说，你居然有公车，我连车都没有；还有人追到云南去查他的车是否超标和超额报销。这不是“鸡蛋里挑骨头”，而是群氓主义和民粹主义的极端体现。他们的目的根本不是如何推进改革，而是如何表达不满，并且让自己的不满在搞臭别人之后变得满足。我曾经说过，中国人最大的恶德是“见不得别人比自己好”。在一个公平普遍缺失的社会里，一个人可以怀疑任何过得比他好的人，但是不能先验地认为比自己过得好的人都是坏人。面对自己的缺点，他们说“人无完人，金无足赤”；面对别人的不足，他们又拿出完美主义的标准。在皇权具有绝对优势的传统中国，普通人似乎只有从道德上可以和皇帝平等。因此，中国人最喜欢从道德上打倒别人，这样就彻底打倒了对方。遗憾的是，一些精英人士也秉持这种讨论态度。一旦发现对方观点中有哪怕一个瑕疵，立即大加挞伐，彻底否定，似乎这样能让他们被归入群氓和“多数人”的光荣行列。在颠覆各种传统词汇（如公知、教授、专家）的运动中，这些知识精英发挥了举旗的作用。因此，不是只有底层人才是群氓，而是所有一味地在网络上发泄不满和抨击一切但从不提建设意见和解决方案的人，都是群氓，都在对民粹主义推波助澜。

三

有群氓在，要取得改革共识注定是不可能的。遗憾的是，网络正在助群氓一臂之力，这显然阻碍了改革的推进。更遗憾的是，群氓总是站在“道德正确”的立场上，普通人根本无法战胜他们。你只要批判官员，只要讽刺教授，只要辱骂奸商，必定可以收获掌声和鲜花。你不需要为提供解决方案负责，事实上解决问题并不是群氓的目标，他们也不具备这种能力。在最近颇为流行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托克维尔说，如果你从来不参与现实政治，却热衷于讨论政治观念，这对社会可能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依我有限的体验，如果你不在体制内，却总是讨论如何改革体制，这也是一件危险的事情。中国要实现渐进式改革，必须得到体制内精英的认同，但不可能得到群氓的同意。

因此，我们不应该再奢望在全社会形成改革共识，不应该再浪费时间等待所谓“理性思考改革的时代”，甚至不必筹划一场改革大讨论，而应该尽快在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内部形成改革共识，并且逐步付诸实施。有人说，中国过去三十年的改革经验是自下而上推进，我不同意这个判断。事实上，无论是联产承包责任制还是国企改革，无论是设立经济特区还是废除领导干部终身职，都是精英领导、上层支持，然后经由下层实施的。过去的改革经验其实依赖于对外国成功模式的学习和高层的“顶层设计”，但是中国现在难以找到一个成功的模板进行深层次的政治和经济体制改革。毫无疑问，下一步的改革是对中国精英阶层的一次最严峻考验。因此，精英阶层内部必须加强团结，必须求同存异，必须形成共识，才能将中国带入一个伟大的转型时代。

伍皓回应违规配公车:鸡蛋挑骨头无助改革

今天，2月14日，是情人节。反正我也没情人可以约会，老婆孩子也出去旅游了，我一个人在家独守空房，闲着也是闲着。我到基层工作，就想沉下来好好做点事，所以这两年我很沉寂、很低调，基本不接受采访，有时候实在扛不过媒体朋友的电话袭击，也只说上三言两语就挂电话。今天，耐不住“没有情人的情人节”之孤独寂寞躁，就破个例敞开说点吧。

　　你问我本想破个冰，开全国公示公车之先河，想不到却把自己掉冰窟窿里了，被媒体围攻为什么要有公车。你很好玩嘛，还来了个“元芳体”：这事儿你怎么看？这事儿我先不回应，因为实在没有太大回应的必要。我先说说改革。

　　中国的改革已进入深水区，现阶段，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学者们宏论连篇，而实践者哪怕迈出一小步，都有付出百倍的艰辛，都要随时做好倒下、牺牲的准备。

　　我曾被媒体称为“中国官员财产公示第一人”，那是2009年，但不仅内部会觉得你冒失、“不成熟”；你一公开舆论也来质疑你：你就公开的这一套房吗，怎么证明？我还一套房都没有呢，凭什么你就有了一套房？让你哭笑不得。不公开的反而啥事没有，在一旁看笑话。所以，公开财产的做法就坚持不下去。这次公开公车也一样，你不公开，没人会来过问你，你一公开，什么声音都会来：你凭什么要有车？他也不管你红河都是茫茫大山，就问你：总书记、总理都坐轿车，你凭什么要坐越野车，“谮越”呀！但是，中国要实现“第二次起飞”，不继续推进改革，能吗？

　　现在，改革的舆论环境变了，因为改革触及的利益更多元化了，网络化时代，人们表达意见也更随意、更方便了。不像过去，只要改革，舆论就支持，现在不一样，推出任何改革，哪怕只是一项很小很小的改革，反对的、质疑的、看笑话的、挑刺的，什么都会有。在这样的环境下，推进改革就需要比过去更大的勇气，改革的风险也比过去要大得多。所以，“聪明的人”，就不肯去哪怕改变一点点，因为哪怕改变一点点都会给自己带来巨大的风险。于是，大家都观望。观望什么？观望改革的“顶层设计”。

　　现在，上上下下都在呼唤“顶层设计”，但是，有二：其一，中国前三十年改革的成功，从来都是自下而上，而不是自上而下，都成功于基层的活力和创造。过度依赖“顶层设计”，则基层失去改革的动力，事实上改革是推不动的。

　　其二，即便“顶层”设计好了，也还有个变成基层的行动、基层的实践的问题。如果不能形成支持改革、鼓励改革、宽容改革的舆论氛围，而是谁先去行动、谁先去实践，谁就“出师未捷身先死”，那么再好的“顶层设计”，事实上也推不动，化不成基层的具体实践。

　　其实，这一次的“公开公车”，也并非我们心血来潮，只是把中央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八项规定”这一“顶层设计”，在基层变为具体的行动和实践。落实，从来都不应该是跟着喊喊口号，中央发个文件，我们也跟着发个文件，中央开个会，我们也跟着开个会，这就落实完了？如果最现实、最突出的问题一点都没有解决，这样的“落实”又有什么意义？

　　比如，解决公车私用的问题，中央的“顶层设计”不可谓不严密，可是到了基层呢，大家都心知肚明，和尚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中央三令五申，还是没管住。昨天新华社“新华视点”还曝光广州一城管执法车拉着老人小孩去玩“农家乐”呢。那我们就要去深思，为什么管不住，症结在哪里？我认为缺乏公众监督是一个最现实、最突出的问题，那我们就针对这个最现实、最突出的问题去想改进的办法，所以我们推出了公开车号主动接受监督的办法。我感到，现在的改革已不可能像改革初期那样气吞山河、大开大合、大破大立了，因为刚才说过，改革的风险增大，哪怕局部、细节、细微之处的改进、改善，往前迈出一厘米都要受到太多太多的磕绊，甚至还没迈出去呢就绊倒了，没有一点勇气和担当的人，谁也不想去碰什么改革。要不十八大要专门提出来，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政治智慧深化改革”呢？改革需要“政治勇气”和“政治智慧”才行，中央的这个提法本身是不是就显得有点悲壮？但这就是中国现阶段的现实。

　　那么，在有着如许“悲壮”的现实环境下，怎么把中国的改革伟业继续往前推进？对基层来说，中央提出“顶层设计”之后，应该怎样去行动和实践？我提了一个新理念、新概念，叫“微改革”。微博兴起之后，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改变了中国社会，现在不是什么都流行“微”吗？微电影、微健身、微读书、微生活……我倡导“微改革”。

　　“微改革”，就是针对现实中大家都司空见惯但却是人民群众反映最强烈、最突出的最现实、最直接的问题，一个一个细节、一个一个细微之处地去逐一研究出能管用、能解决实际问题的改进办法，一点一滴地去推出改革的细微举措。

　　“微改革”，就是绝不激进、绝不冒进、绝不空谈、绝不作秀、绝不急于求成、绝不好大喜功、绝不超越现实。而是着眼于身边现实中一个一个的具体的实际的问题，着眼于“小事”、着眼于细节、着眼于细微，采用“问题导向”的改革推进办法，做狙击手，把“问题”当成必须要击毙的敌人，一个一个地“狙杀”。

　　很多人看不起“微改革”。就像公示公车车牌，他说，不就是一个“小动作”吗，能解决什么问题！应该来个痛快的，全国都取消公车！光公开个车牌，逗人玩呢？应该“三公”都公开、全国官员的财产都公开！俗话说，船快了会翻船，马快了会落马，车快了不撞车那是万幸，但明知开快车危险，就不能去拿生命冒险。这就是我不赞成激进、冒进的改革而力主“微改革”的原因。完全可以想见，连我个人自愿公示个财产、公示个车牌这样的细微举动都会受到各种舆论的“鸡蛋里挑骨头”，各种各样的质疑和责难，如果陡然就激进地推全国官员都公开财产，那中国社会还不就乱成一团了？今天我只不过公开一辆公车，媒体、网友就揪住不放，还有人已经跑到云南来查我这辆车该不该配、是否超标、拿车牌的时候有没有给车管所打过招呼、这车一年跑多少公里、耗了多少油、修理费过路费等等有没有浪费等一系列问题，试想全国的公车都公开，如果社会还是抱这种“你公开就给我提供了搞你的线索，我就偏搞翻你”的心态，那社会是个什么局面？文革十年“打倒当权派”、到处贴大字报、到处夺权夺印、到处抓人关牛棚、到处批斗武斗的动乱局面就重演了。

　　看到问题并不就有多高明，找到能解决问题的改进办法才是真正的智慧。比如你一开始就问我的问题，媒体抨击我公开公车暴露了厅级干部不应配专车的“秘密”。我看了报道的感觉是幼稚、可笑。这算什么“秘密”呀，现在全国莫说副省级、厅级，乡镇长甚至村官都把公车专有化、私有化了，见怪不怪了。但这的确是个问题，可光说是个问题有什么用呢？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才有意义不是吗？以为中央下道命令，全国一律取消公车，这就解决问题了？想法太天真了。以前全国清理小汽车运动式地搞过N次了吧，封存的封存、拍卖的拍卖，什么招都用过了，可风头一过，清理的结果是公车越来越多、配置标准越来越高。所以，改革不是一腔热血的事，改革更不是理想化的事。甚至，拿公车这事儿来说，也不仅仅是一个政治问题、反腐败的问题，也是一个经济问题。经济问题有时候你就还不能硬要跟经济规律对着干。

　　社会大众也要理性地看待“三公消费”等问题。对“三公消费”，主要矛盾不是呼吁取消，而是如何实现“三公消费”的公开、透明，让纳税人能明明白白知道自己纳的税政府都花到哪儿去了，有没有被浪费、被一些不良的官吏贪污。

　　所以，我们一直选择“公开、透明，引入公众监督”来作为我们“微改革”的主要方向。上面讲了一大堆，就是我们推行这种“微改革”的理论依据。大家可以回顾一下这些年来我所尝试的，被很多人看作是作秀、哗众取宠的一系列“小动作”，无不都是按照这种“公开、透明，引入公众监督”的思路，点点滴滴地来进行“微改革”、“微进步”。无论是在担任云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期间，我们尝试了组织全国第一个“网民调查团”、第一个建立网络发言人制度、第一个开通政务微博、组织全国首场“百姓新闻发布会”等等，还是后来我到了红河州，我们州委书记和州委、州政府一班人非常支持我进行“微改革”，所以，我们又先后推出了全国第一个专门的舆论监督频道、全国首个“四位一体”的民意诉求热线、全国首次微博征歌、全国首创“网络批评奖”、全国首次领导干部大规模通过媒体向人民公开述职、全国首次把群众代表请进党代会等等一系列的“小举措”，其实都是一个主线：“公开、透明，引入公众监督”。这次，我们公示公车，还是这条“微改革”的主线。而且，我们的“微改革”尽管也受到很多媒体的横加指责，受到很多阻挠和困扰，但不会停滞，比如针对你刚才提出的“正省部级以下一律取消公车”的问题，你觉得现实吗？理想化的东西在现实中都是行不通的。不仅不现实，我刚才也把道理讲明了，经济原理决定，如果一律取消公车，不仅不现实，更是阻断社会大众获得财富再分配的途径、剥夺社会大众获得财富再分配的权利。那么怎么办？还是“微改革”，针对公车中的突出问题一点一点来改，所以我们的改革首先就是取消领导“专车”，改为“公务用车”的方式，其次是公示车号自觉接受群众监督。“微改革”绝不停滞，还比如，下一个改革举措我们是针对大家反映最强烈的另外一个问题——公务接待来进行“微改革”，我们正在筹划通过公开招募的方式，成立一个市民监督的小组，我们公务接待的时候，这个市民小组可以自愿轮流来“陪餐”，定期请这个市民小组来审查我们的接待费支出。

　　你可以认为我们的“微改革”只是些“小花招”，并改变不了什么。但我曾经向媒体说过，改革其实有三种方法、三种模式，因此也就有三种前途：一种是大刀阔斧、不管不顾地干，就是所谓的“强人政治”，完全个性化施政，这种方式只要你足够强势，或者有“后台”撑着你，多能成功，但是很难被复制，你干得了，大多数人不敢干；第二种的结局是，不仅不能被复制，还可能被复辟，因为这一类“改革”完全超越了现实，可能几十年、几百年后再来看，方向都是对的，但在眼前真行不通，这是所谓“激进派”的做法。我推崇的改革做法呢？是瞅准社会进步的方向，轻轻打开一扇窗，让清风徐徐进来，再不可逆转。我称之为“推窗效应”。有生活经验的人都知道，如果是狂风暴雨，“哐当”一声撞开你的窗户，你的第一反应肯定是赶紧去关上窗户，拒绝任何一丝风来。所以，推窗式的改革是不急进、不狂躁，步步为营，稳打稳扎。但是，会收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之效。比如，当年我们在全国第一个建网络发言人制度，谁也没有去强行推广过，但他自然就有示范效应，很快全国各地都有了网络发言人；再比如，当年我们开通全国第一个政务微博，中央也没有下过红头文件去推广，但是就迅速在全国生根开花了。这就是“推窗效应”，“微改革”的效应。

　　是的，我们只是一个州市级的宣传部门，我们能去着手改革的东西太有限太有限，影响的范围也太小太小。我以前在一个省的宣传部，一点“微改革”，示范效应相对来说还可以。现在只是一个州委宣传部的平台，“微改革”的影响力就非常小非常小了。比如，“公示公车”这件事，我们已经做了两年，我们也不想主动去炒作、作秀，因此也没有人关注，直到前几天羊城晚报的记者看到我们按惯例公示的车号，给我打了个电话，我也没在意，三言两语回答了他，没想到他做了报道，就引起广泛关注了。这是“微改革”的局限性。但是，我觉得只要坚持不懈地“微改革”下去，自然就会润物细无声、推窗浴清风地改变一个地方的政治生态，就像这几年我们在红河州进行的这一系列“微改革”，带来的是群众诉求的渠道畅通了，社会矛盾不那么激化了，社会就比较和谐了。这两年云南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的“舆情”一件接着一件，似乎从来就没有消停过，但是你仔细回想一下，这些轰动一时的“舆情”里，可曾有一件是发生在红河州？要知道，红河州可是云南的第一大州啊，但是，社会很平稳、舆情很平稳，这不能不说正是我们坚持“微改革”带来的效应。这是其一。

　　其二，我们只是一个小地方的一个小部门，“微改革”确实就像往大海里扔个小石头，似乎什么也改变不了。但是，小石头一块有时候碰巧了也会激起千层浪来。如果，一方面中央顶层设计，设计出改革的大思路、大布局，而我们每一个地方、每一个部门、每一个单位，都能树立起“微改革”的观念，都在自己的职责范围内，都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针对最具体、最实际的问题进行“微改革”，你“微改革”一个积弊，我“微改革”一个恶习，你解决了这个问题，我解决了那个问题，这样搞下来全国会是个什么情况？全国得有几千万个单位吧？一个单位一年就算只搞上一个“微改革”，那也是几千万个“微改革”、“微进步”呀！积得跬步，可以致千里；涓涓细流，可以汇成大海。全国每个地方、每个部门、每个单位如果都能坚持“微改革”，能不能汇成中国改革的最强音呢？

　　所以，“微改革”，将改变中国、改变未来！

(云南红河州委常委、宣传部长伍皓答记者问)

杨继绳:我的期许——为走出权力市场经济开一个好头

　　新年期许，期许什么呢？应当是历史的期许，根据历史发展的要求提出的对新时代的期待，对新的领导集体的期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六十三年。大体说来，第一个三十年是极权政治加统制经济，第二个三十年是权力市场经济，我期待新的领导集体带领大家走出权力市场经济，再过三十年能够实现宪政民主加完善的市场经济。。

　　先说第一个三十年。过去说是计划经济，由于计划经济在技术上缺乏可行性，实际上没有计划好，不可能计划好。虽然没有计划好，是但还高度集中的，是由国家政权统制的。在统制经济下，全国十亿人每一个人吃什么品种的粮食、吃多少，都是由国家规定的。每一个人穿多少布，都是国家统一配给布票。对企业，财政由国家统收入统支，产品由国家统购包销，劳动力由国家统招统配，外贸由国家统进统出。企业盖一个厕所也得国家批准。统制经济的结果是极度贫困。

　　再说“极权政治”，我不是从西方学来的词(totalitarian system)，而是从对中国现状来描述。王权专制时代有一种说法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那仅是一个理想，那时还有荒蛮之地，化外之民。毛泽东时代，权力真正严密控制着每一个村庄，每一个单位，每一个家庭，严密控制着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和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行政权力的扩张，深入到中国版图上每一个边远的乡村和山野角落，深入到每一个单位和家庭，深入到每一个人的大脑和肠胃。那时中国农民的终生活动半径不超过100公里。行政权力的扩张，已经达到了极致，到了无可复加的地步。

　　第一个三十年，中国人体验了国家权力造就的两弹一星的豪迈，也饱尝了因权力钳制生产力而造就的极端贫困，经历了国家权力制造的反右斗争、大饥荒和文化大革命这样巨大的苦难。

　　第二个三十年是改革开放造就的。它的制度特征是威权政治（authoritarianism）加不完善的市场经济，我把它叫做权力市场经济。所谓权力市场经济，就是权力控制市场，权力操纵市场，甚至权力进入市场交换。在权力市场经济制度下，经济领域完全由行政权力主导。每一个县是一家大公司，每一个省是一个大企业集团。国家行政权力又主导了每一家公司。行政权力限制了竞争，促进了垄断。“有形的手”包办了“无形的手”。

　　吴敬琏老师把它叫权贵资本主义，我觉得这个称呼一方面误读了资本主义，另一方面回避了权力责任。我觉得还是叫权力市场经济比较好。权力无限扩张，权力操纵市场，使市场扭曲。权力的滥用和资本贪婪恶性结合是当今一切社会的根源，是当今一切罪恶的渊薮。权力市场经济制度最根本的问题是不公正。在权力市场经济制度下，改革的成本的支付和改革收益的分享是错位的：改革成本投入最多的阶层，收益比较少，而对改革成本支付比较小的那些社会群体，他享受了改革成果这块蛋糕最最大最甜美的部分。有权的和没权的竞争，权大的和权小的竞争，有权的、权力大是当然的胜利者。所以，在权力市场经济制度下，社会财富迅速向权力集中。权力像一个吸收力极强的黑洞，不断地吸收社会财富。权力市场经济的形成原因是只搞经济改革、不搞政治改革。因而权力不受制衡，资本不被驾驭。

　　权力市场经济制度造成的社会不公已经形成了尖锐的社会矛盾。如果不尽快解决，让社会矛盾继续积累，是非常危险的。

　　由当前的社会矛盾提出我的期等：尽快走出权力市场经济制度。办法是建立制衡权力、驾驭资本的制度体系。当然，要完这个任务可能还得三十年。经过第三个三十年，中国可能进入坦途，即历史学家唐德刚说的走出历史大三峡。显然，十八大产生的新的领导集体执政的这十年最为重要，最为关键。

　　我四五年以前就发表过《制衡权力，驾驭资本》的文章。怎么制衡权力呢？我记得孟德斯鸠说过一句话，任何人掌握了权力，都有滥用的趋势，这是一条规律。孟德斯鸠说还说过一句话：权力要靠权力来制衡。我的理解是，能够制衡权力的权力必须是对等的权力，不是大权力下面的小权力。小权力不可能制衡大权力。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之下，纪委、反贪局都是小权力。除了中国共产党以外，再没有其它政党。民主党派是一个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团体，当然不可能起权力制衡作用。权力制衡需要宪政民主。关于驾驭资本，主要是完善市场经济制度。市场经济的框架已经建立，它有一种自动完善的逻辑。现在经济制度不完善主要障碍是权力的作用。例如调整经济结构这一类的经济问题，十多年就提出来了。九十年代我为电视台做了一个目，就是讲结构转换，十多年了，还在讲结构调整问题。现在的经济问题背后都有政治权力的问题。

　　显然，建立制衡权力、驾驭资本的制度体系就需要政治改革。但政治体制改革如何进行，众说纷纭，迄今没有共识。古语云：谋定而后动。没有共识，何以定谋？所以，我们当今的政治改革“稳妥”有余，“积极”不足。

　　其实，政治体制改革的共识已经存在。这个共识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虽然现行宪法并非十全十美，但只要把它落到实处，我国政治体制就会前进一大步。现行《宪法》中有很丰富的保障人权、限制政权的内容。将《宪法》和现实对照，就会发现现行的制度、政策、法令和很多政府行为，和宪法的差距十分遥远。我们的宪法基本上被虚置。

　　宪法是国家根本大法，宪法的权威至高无上，依照宪法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不会有、也不应当有争议。

　　既然宪法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共识，我们就应当行动起来，将虚置的宪法变成现实的制度体系、法律体系，就应当将现行一切违反宪法的制度、法令、政策改变过来，使其与宪法一致。在这个意义上，政治体制改革实质是一场“维宪行动”。

　　落实宪法，必须有相应的制度保证，例如建立宪法审查制度：或者建立宪法法院，或者在人大设立专门的委员会，或者将宪法司法化。建立落实宪法的制度，本身就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

　　只要我们将现行宪法落实了，政治体制就会前进一步。在政治进步的基础上，将来修订宪法，再将新的宪法修订条款落实到政治制度中。如此这般，就是渐进式改革。这种渐进式改革，就是按照法律程序推进我们的政治进步。我们改革已经搞了33年，难道还搞30年？一个国家、一个社会长期处于变动不居的状态是不行的。如果真正按宪法程序推动社会的进步，就不要用“改革”这个词了，这样，中国就可以进入一个稳定发展的新阶段。要说期许，这也算是一个期许。

　　把政治改革变成了维护宪法、落实宪法的行动，我们叫维宪行动，我们《炎黄春秋》今年第一篇评论就是对维宪行发出一个呼声。这里面有一个小插曲，正好这个时候我们的网站被封了，因为在12期我们有一篇文章，和北大开了一个会，会议综述提到宪政问题，就被一位高层领导批评了，还说《炎黄春秋》有停刊整顿的可能性。们今年第一篇评论比12期观点鲜明得多，会不会批评呢？正好网封了，我们就想是不是因为我们第一期的评论的原因？很紧张。当时几十家外媒采访我，都问我是不是因这篇评论而封网。我回答说：不可能。我们的评论是维护宪法，是没有理由批评、更没有理由封网的。如果因为我们维宪而受到打压，那打压我们的人不是把自己置于违宪的地位吗？如果万一为我们因维护宪法而关门，那就是殉宪，殉宪是无尚光荣的，而让我们殉宪的人就可能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后面讲的是题外话。

　　习近平总书记最近讲到要落实宪法，如果能把他这个讲话变成现实，那就是为走出权力市场经济制度开了一个好头。

　　[ 杨继绳 原新华社高级记者、经济参考报理论部主任、新闻采访中心主任、新闻调查部主任及中国新闻学院教授。现任《炎黄春秋》杂志社副社长。本文为作者2013年1月10日在天则研究所/中评网主办的“2013「新年期许」论坛”的发言修订稿 ]

生存大师赵本山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陈一鸣
发自：辽宁、吉林 2013-02-14 08:55:28 来源：南方周末

赵本山觉得矛盾在于，演员想要掌声就得演得真，但要真的演得太真，没讽刺也成了讽刺。 （CFP/图）


2013年1月18日，因为无法调和的“洗浴中心”，赵本山带着小品《中奖了》和一班弟子，彻底退出春晚，一个时代在意料之中悄然落幕。

赵本山和“春晚”花了22年时间，用21部小品回答了宋丹丹在《钟点工》中提出的问题：如何把大象关到冰箱里。答案是，只要大象愿意减肥，冰箱乐意扩容，大象进冰箱是完全可能的。

赵本山是艺术大师，更是生存大师。读懂了赵本山，也就读懂了当下中国的文化环境。

赵本山的书房里挂着一副对联，“能受天磨真好汉，不遭人嫉是庸才”。即便在最火爆的时候，他也经常在书房整夜整夜地写字。有机会拉住人说话，交流就会渐渐变成赵本山的专场演出。聊得兴起，赵本山就说，把录音笔关掉，我给你讲个故事！惟妙惟肖地讲完，从不忘了叮嘱一句：“出去别说啊，你说我也不承认。”

赵本山与“春晚”的组合，是“江湖”与“庙堂”两个话语系统的对接。回顾赵本山的奇幻之旅，应该从一个秘密讲起。



2008年“春晚”小品《火炬手》中，赵本山做了长达4分钟充满官方情趣的演讲。演出完毕，赵本山在后台失声痛哭：“如果不是我和宋丹丹演就砸了。” （CFP/图）

讽刺到乡长为止

老赵不只被1994年“春晚”拒之门外，1995年那次也差点被干掉：

《牛大叔“提干”》审查阶段，牛大叔原本是找乡长解决小学窗户没玻璃的问题，交流中发现了“扯蛋”的渊源。一位领导不悦，当场枪毙。老赵辗转联系到对方解释，这个小品给某国家领导人演过，人家说挺好。对方沉吟片刻提出修改意见。公演版本中，“扯蛋”的不再是乡长，而是乡镇企业的秘书。

即便被删改，《牛大叔“提干”》仍然一炮走红，赵本山的声誉也随之水涨船高。

讽刺权贵赢得掌声，不是赵本山灵机一动的发明，而来自深厚的民间传统。

东北乡间的二人转小剧场，冷场时有几招救场的杀手锏——挖苦权贵、精英、缺德的、残疾人、傻子……简单地说就是把高的拽下来，把低的踹一脚。这些杀手锏中最锋利的一把，就是讽刺当官的和当差的。

吉林乡下一家小剧场——原本猥琐的角色换了身制服，忽然趾高气扬起来，只见他举着个大喇叭开始吆喝：“拉车的担担儿的，逛街的卖菜儿的，靠边靠边！那小子，说你呢！再不滚蛋秤杆子给你撅了！”

只有现场才能理解这个桥段的笑点，那是一种用鼻音哼出的，权力大得都懒得用的人才配拥有的半梦半醒的吆喝。演员话音刚落，全场掌声潮起。

稍静，穿制服的这位忽然转身冲台下自我辩解：“我可不是学城管啊！下面这么多人，咱知道谁是城管啊！”全场爆笑，欢声如雷。

这样的讽刺，演员内心未必有着强烈的道义担当，但二人转演员知道，这能牵动民众朴素的感情。

面对类似的讽刺，基层官员一般都不以为忤。因为演员模仿官员时流露出的情绪往往是羡慕嫉妒，最后才是隐约的恨，始终保持着一种能收能放的弹性。东北民风剽悍，无论谁，如果被外界视为“黑社会”，内心甚至可能有种沾沾自喜的强者的感觉。最典型者莫过于马大帅的小舅子范德彪，此人本来是个如假包换的屌丝，为了给外甥女壮胆也结结巴巴地声称：“你老舅我也是道儿上的，也是个心狠手辣的主儿，知，知道不？”

在《牛大叔“提干”》中，牛大叔谈及官员时，如果用学院派的表演方式，很可能是直接挖苦。而赵本山则充满钦佩地说：“马经理讲话我看过！人家拿着稿那相当有派呀！我说，啊！这个，啊……这家伙真是人才啊，‘扯蛋’、‘扯蛋’是不从这来的？”

“这帮败家玩意！”、“玻璃没办成在这学会扯蛋啦！”牛大叔最后的直抒胸臆在民间表演中很罕见，原因是，一没笑点，二是放得出去收不回来。

从江湖到庙堂总要做点加减法，这道算术题比小品本身复杂得多。

1996年的《三鞭子》里，“反面人物”是县长的司机，而县长则是体察民情、真抓实干、清廉善良的官员，在狐假虎威的司机前形象愈发高大。如果从另一个方面看“讽刺”，不是“如来”不对，而是下面的“妖怪”搞事。

虽然没有官员直接站台上现形，但赵本山扮演的牧羊人的话却句句扎人。县长的车陷在山路上，赵本山说：“陷得好！……深啊！”继而断定官员又是来大吃大喝：“你这一摁喇叭就像当年消息树倒下一样，别说人哪，就那些喘气的：鸡也不听喝了，猪也不让摸了，狗也上山坡了，池子里的王八也吓休克了，都怕轮到自己上桌了。”司机说不是来大吃大喝的，牧羊人说：“哎呀，别谦虚了。就你这腐败肚子，光吃不拿就挺好了。”台词严厉得近乎警告：当年八路的车陷里面老百姓给抬出来了，小日本的车不陷老百姓给它挖坑。

1998年的小品《拜年》讽刺对象是乡长的小舅子，讽刺手法是反衬——官是好官，但赵本山扮演的老头见官如过堂，战战兢兢，手足无措。当他以为范乡长被撤职之后立刻“原形毕露”，原来在他心目中，范乡长不过就是晚辈三胖子而已。“腐败啦？”这句平淡无奇的台词一时火遍全国。

东北乡下天高皇帝远，小剧场里明示暗示，调侃权贵不问级别，没有上限。赵本山的“春晚”小品则只能讽刺秘书、司机、小舅子。对世相的观察和积累，在电视剧中得到释放。2002年春，《刘老根》在央视一套播出，冯乡长和胡科二位官员终于以小丑的面目出现。

冯乡长和蔼可亲，礼数周到，话语贴心。但几集看罢，他一笑观众心里就发毛。

刘老根要山头养猪，冯乡长的索贿方式婉转而又强硬：“我批给你吧，还怕别人有意见。我还真就倾向于……我硬批给你也行，大不了他们告我去！你那样吧，你等我两天，我考虑考虑，好不好？”

索贿不成，冯乡长怂恿亲信胡科去山庄捣乱：“挑点毛病还不容易？你不会挑毛病那就是你眼睛有毛病！”

胡科在村民眼里“就是个地癞子”，挨了顿打。观众于是听到一个熟悉的罪名——暴力抗法。

乡党委书记询问情况，冯乡长法相庄严，一字一顿地说：“我们工作人员执法发生的失误、偏差，一经发现，坚决纠正！”

冯乡长整刘老根的办法很简单，把他二儿媳妇的民办教师身份解除了。刘老根求情，冯乡长说理——任何人不得干扰教育改革。

当然，《刘老根1》有个光明的尾巴。胡科被抓，冯乡长灰头土脸，山庄敲锣打鼓。

《刘老根2》中，作奸犯科的冯乡长改当局长了，胡科则在没露面的哥哥胡言的帮助下成了企业家。多年过去了，冯乡长和胡科这类先遭查办后又官复原职，甚至官升一级的现象在现实中已经屡见不鲜，回头再看，这两个人竟有点“拓荒者”的味道。

赵本山讽刺权贵，小品到小舅子为止，电视剧到乡长为止，远没有民间讽刺的规格那么高。

有讽刺就得有歌颂，出来混迟早要还。2008年“春晚”小品《火炬手》中，赵本山做了长达4分钟充满官方情趣的演讲：“在这个时刻，我代表我的老伴，向南方受灾的父老兄弟姐妹们，给你们拜年，你们要开心过年，一切都会过去的，有政府给我们做后台，怕啥啊！”演出完毕赵本山在后台失声痛哭：“如果不是我和宋丹丹演就砸了。”



2005年赵本山的小品《有病没病》，讽刺看病难看病贵、黑心医院等现象。躺在病床上的演员李政春，在《刘老根》里扮演“冯乡长”，“冯乡长”和蔼可亲、礼数周到、话语贴心，整起人来一点也不手软。几集下来，“冯乡长”一笑观众心里就发毛。 （CFP/图）

对精英，赵本山的调侃

赵本山一直说自己是农民，大家也都乐意把他当成农民。事实上谁也无法否认，赵本山早已迈入社会精英的圈子。赵本山十分乐意亲近学者，自己在家也苦读诗书，泼墨挥毫，书法口碑颇佳。

他的小品中最具精英气质的台词当属《策划》中的一段话：“（公鸡下蛋）它下蛋前心里特别矛盾，非常压抑。细想想，不是它要干的活它要干，丢不丢人？不对，是丢不丢鸡？它的同行怎么看？鸭怎么看？鸡怎么看？文艺界怎么看？又不对，是鸡界、家禽界怎么看？那些和它好过的母鸡们伤不伤心？鸡仔是该叫它爸，还是妈？”荒诞的情节，哈姆雷特式的内心追问，民间的二人转表演中百分百没有。

赵本山对精英的态度相当温和，完全没有扒皮撕脸的冲动，只有调侃没有讽刺。比如在《红高粱模特队》中，赵本山扮演的农民反驳范老师时也只是说：“我认为，猫走不走直线完全取决于耗子。”

赵本山最喜欢调侃的对象，是冒充精英的草根，典型人物就是《刘老根》中的药匣子。此人半通不通，他的“理论”能使他在邻里中占点儿小便宜；可一旦拿到台面上，“理论”总是能被冯乡长之流利用，反过来整他。

赵本山本人没有当道德楷模的志向，但其作品的“三观”全是正宗的中国梦——夫妻恩爱，父慈子孝，老有所养，幼有所依，社会清明……

私下里聊起社会思潮，赵本山曾直言困惑——现在不少人一会儿反道德，一会儿反这个那个，不信你看着，到头来全是坑自己。坏人做坏事不需要理论，好人干点坏事就干呗，非要整点理论出来，那都是替坏人准备的。坏人马上明白了，原来我做的坏事不是坏事啊！

有种舆论认为赵本山总是丑化农民。走进民间的小剧场你会发现，民间艺人的自我认识能低到自虐的程度。两个演员对骂对打，对观众下跪叫爹叫娘，残疾人和智障人士好像是理所当然的讽刺对象。

如果就此认定民间艺人毫无尊严诉求，恐怕就大错特错了。偶尔碰到某些演出，那种尊严的诉求几乎是以仇恨的方式宣泄出来。

吉林省某个小剧场，一个演员扮成知识分子，西装革履，油头粉面，戴着眼镜，一口东北话掺杂着英文。知识分子教导一个穿花裤衩、戴本山帽的傻子：听我话，你长大肯定是栋梁之材！傻子憨呼呼地反问：听你话长大能当×××书记呀？聪明人哑口无言，傻子突然爆发：“你了妈X，就你这智商还教我呀？”

民间剧场，咒骂日本更是永远赢得掌声的灵丹妙药，2012年尤甚。

“伦敦奥运会日本代表团进场，你知道放的是什么歌吗？”“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拉弦的笨是笨，可有时候也挺机灵。他到美国看不懂英文进女厕所，你猜他出门时说了句啥话？哇哒西瓦，塞哟娜啦。”

在黑龙江的一个小剧场，两个二人转演员互骂。知识分子苦口婆心，讲日本人的好处。扮演傻子的演员说，你那么会疼人儿，你也疼我一下儿呗！然后一头扎进知识分子的怀里。

知识分子推开傻子，一边弹衣服上的灰一边不屑地说：“盲目攀比！你瞧瞧你，哪招人疼啊，不揍你一顿就算对你好啦！”傻子开始喊口号，打倒小鬼子。知识分子阻止傻子。

“他们杀我爹，你还不让我喊两声？”

“你喊不死日本企业！”

“喊不死还不兴喊两声啊！”

知识分子说农民不理性，农民说知识分子没人味。知识分子说傻子宣扬仇恨，文明人儿应该博爱。傻子说，你这不正仇恨我呢吗？

两人终于扭成一团。傻子把知识分子打倒在地，全场群情激愤，欢声雷动。

农民学着知识分子的样儿，拍着身上的灰说，本来没想打人，让你这么一叫唤我还非打不可了！然后对趴在地上的知识分子心疼地说，你说你何苦呢？



2004年赵本山和弟子范伟（左）、王晓曦（右）在辽宁春晚上的小品《老根断案》。王晓曦在小品中叫“胡科”，这个人物在电视剧《刘老根》里“就是个地癞子”，是帮助“冯乡长”为非作歹的打手。电视剧给了个光明的结尾：胡科被抓。在《刘老根2》里，胡科在哥哥的帮助下，摇身一变混成了企业家。 （CFP/图）

全国人民都喜欢

讽刺不好弄，冯乡长不喜欢。全国人民，官知工农兵学商，众口难调，小品如何才能让全国人民都喜欢？

写实很压抑，老百姓不喜欢，这似乎是个新现象。

传统二人转中苦情不少，只要结局美好就行，现在就算有好的结局，苦情戏也难以讨好了。刘老根太累，马大帅太苦，范德彪太惨，观众不喜闻不乐见。范伟单飞，主演了表现下岗工人的电影《耳朵大有福》，有个铁杆粉丝跟他说了两句话，太真实了！太压抑了！

赵本山不喜欢用理论方法切分哪儿是讽刺，哪儿是写实。他说，演员想要掌声就得演得真。但是你真演得太真，你没讽刺也是讽刺……

赵本山小品的巅峰时期，他的电视剧也风头无二。但他心里清楚，无论是讽刺还是写实，路都走到头儿了。他也曾动过念头，不如找个院团养老？

2001年正月，赵本山在吉林的一家剧场看了张小飞的表演，笑得前仰后合，当晚收张小飞为徒。

放下价值，专营欢乐，这应该是个没有麻烦的营生。二人转三百多年，纯娱乐剧目长盛不衰，这点赵本山心里有底。

接下来，赵本山和徒弟剔除二人转中的脏口儿和粉词儿（黄色台词），打出“绿色二人转”的旗号，创立了“刘老根大舞台”，雄心勃勃，试图走出东北，走向全国。

娱乐也并非一路坦途。2004年初，张小飞登上了央视“首届喜剧小品大赛”颁奖晚会的舞台。演出中途，因露背，顺着腰带往裤子里扇风，节目被终止。赵本山登台直言：“我知道这是中央电视台，但也别这样，让人家演完再说啊。”

那一年《马大帅》没在中央电视台首播，有人说是钱的问题，也有人说赵本山因为张小飞事件得罪了央视。



2004年初，张小飞（左）在央视“首届喜剧小品大赛”颁奖晚会上，因露背，顺着腰带往裤子里扇风，节目被终止，赵本山为徒弟鸣不平。当年《马大帅》没在央视首播，有人认为是张小飞事件得罪了央视。 （CFP/图）

2009年，《不差钱》横空出世，纯娱乐终于开花结果：爷爷带着孙女参加选秀，在酒店宴请毕姥爷，怀才不遇的服务生小沈阳也趁机上位……俏皮话，亮嗓子，结局皆大欢喜。这样的节目没有人看了不高兴，全国各阶层人民都放心。

又出事儿了。在贵州卫视“论道”节目与龙永图对话时，赵本山说了很多：“我们长时间以来，办这个晚会给13亿人带来快乐，就这几个经营快乐的人他不快乐……审查的人不懂，还提了一堆不懂的意见……”

媒体把这些话总结为：炮轰春晚审查制度。当时央视没吭声，老赵也没继续发挥，这事看着就过去了。2012年2月，又有媒体翻出这个话题，央视春晚团队的回应是——老节目，不回应。

小沈阳火了，刘老根大舞台遍地开花。事实上，从小沈阳冒出来的那一天开始观众就问，小沈阳能走多远。今天看来，这个问题的实质是，纯搞笑能走多远？

2010年“春晚”，小品《捐助》继续纯搞笑，反响平淡。

2011年“春晚”，小品《同桌的你》，赵本山在纯搞笑之外加了点猛料，讽刺对象不是别人，而是自己：“我最不爱看他（赵本山），年年都出来，挺脏、挺大个脸”，“你像我们这些人看他那玩意儿太俗，受不了！”这一段，央视在重播时删除。全国人民都喜欢你，你讽刺自己就是讽刺全国人民？大概是这个逻辑。

电视剧方面，纯娱乐的《乡村爱情》虽然没有《刘老根》和《马大帅》那种爆炸效应，但上下都喜欢，此剧收视率从不发愁，同时还能获得“五个一工程”优秀电视剧奖。《乡村爱情6》将在2013年上演，全是家长里短，你情我爱，没有彻底的坏人也没有彻底的好人。

值得注意的是，在《刘老根》中扮演坏蛋胡科的王晓曦在《乡村爱情》中扮演齐镇长。那是一个正派的官员，讲情面也讲原则，顶多也就是老婆收点小礼物之类。至于真不真，恐怕也没人计较，他的戏份远没有胡科和他大哥冯乡长那么多。

刘老根大舞台还在继续发展，2012年11月中旬长春旗舰店开业，赵本山发言：十八大胜利闭幕了，新一届领导人带领我们全中国人民会有更幸福的日子！

首场演出也有一点儿新料——骑马舞；元芳，你怎么看？

几对台柱子的演出套路与前几年相比变化不大。关键是，这些节目都经过万般考验，演员把讽刺留给自己，把欢乐献给观众。无论官商贵客，进去看了绝对不会尴尬。只是苦了拉弦的，每天靠挨骂挣钱。

“绿色二人转”，不仅没有黄色，更不会成为各种敏感段子的源头。创新与发展比较难，赵本山手下员工把希望寄托在这样一个信念上——百老汇一出戏可以上演多年，二人转应该也行吧？

许小年：城镇化或城镇神化?

　　翻开近期的报刊，“城镇化”无疑是使用频率极高的一个词。
　　
　　在传统经济增长模式的潜力行将耗尽之际，“有效需求不足”的凯恩斯幽灵笼罩着中国经济。在过剩产能的沉重压力下，企业再也不敢扩张投资规模；各级政府虽然仍在无效项目上浪费资源，财政和银行却已捉襟见肘，难以为继；雪上加霜的是外需疲软。经济增长的前景昏暗得如首都的雾霾，令人看不到希望。
　　
　　忽然间，地平线上出现一道曙光，城镇化！据说，城镇化将拉动基础设施投资40万亿，相当于2012年GDP的80%；据说，城镇化将从根本上扭转长期以来的投资-消费失衡，因为城镇居民的人均消费是农村的3倍。忽然间，不必推动改革就可拉动需求了；忽然间，不必触动复杂利益关系即可调整结构了。据说，只要抓住城镇化这一环，中国经济就将以8%的速度至少再增长20年！
　　
　　怎么早没想到这招儿呢？是前人太过平庸，还是今人智慧超群？
　　
　　市场化的结果而非政策工具
　　
　　先让我们看看历史吧。读史未必使人聪明，忽视历史却是不可饶恕的愚蠢。
　　
　　改革开放30多年至今，我们可记得什么时候搞过城镇化的规划？可曾制定过什么样的城镇化政策？从来就没有。没有宏伟蓝图，没有统筹兼顾，没有配套政策，没有资金安排，甚至连试点推广都没有，不知不觉中，城镇化率就从1978年的18%上升到2012年的53%。即使扣除进城不落户的农民工，城镇化率也达到了35%左右。
　　
　　城镇化的提高并非来自政府主动的和有意识的推动，而是城乡社会、经济、市场、产业和文化发展的自然结果，就像小孩子的身高是自然生长的结果，而不是家长调控的变量。家长可以提供营养，但不能打鸡血、喂激素，操控孩子的生长过程。同理，政府也不应自己动手，圈地迁人，按图造城，而应该并且只能是营造有利于城镇化的法律和政策环境。
　　
　　回顾过去的历史，对我国城镇化贡献最大的，当属农业改革和民营经济的发展壮大。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我们解散了人民公社，打破了僵硬的计划体制，长期束缚在故乡和故土上的宝贵生产要素——劳动力——开始自由流动，经过乡村副业和乡镇企业，最终进入了城镇工商业和服务业。
　　
　　农村改革的意义不仅在于为城镇经济提供低成本的劳动力，而且还在于农业剩余的大幅度增加。古往今来，世界上城市扩张的制约因素都是农业剩余，即农业产出减去维持农村人口自身所需后的剩余。我国明、清时期的城市规模小于前代的宋朝，原因就是明末的人口爆炸，在农业生产效率基本不变的情况下，可供城市人口消费的粮食减少，导致城市规模的萎缩。建国后实行至今的户籍制度，其初衷和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也是限制城镇人口的增长，缓解粮食供应的压力。
　　
　　农业改革彻底打破城市扩张的这个瓶颈制约因素，“包产到户”从根本上改变了农民的激励机制，集体经济的“大锅饭”让位于真正的按劳分配，“多劳多得”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单位土地产出随之增加，在短短几年内就解决了城镇的粮食和副食供应问题，为城镇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生产效率的提高使农村劳动力变为多余。幸好我们在1980年代中期启动了城镇经济改革，快速增长的民营企业及时吸纳了农村的富余劳动力，而民营企业的发展又得益于国有经济的改革与收缩。国有企业从竞争性行业中退出，释放出原材料、能源、机器设备，民营企业由此在市场上获得了生产所需的投入品。在这个资源从农村到城镇、从国有到民营的重新配置过程中，既没有政府规划，也没有政策扶持和指导。政府做的只是打破计划体制，一只“看不见的手”——市场——无声无息而又有效地组织和协调了城镇的经济活动，价格信号指导了城乡资源的流动与组合。这里所说的价格信号不仅指企业投入和产出品的价格，而且包括资本回报率和工人工资等生产要素价格。
　　
　　在价格信号的指导下，资源必然流向更有效的地方。企业追求资本回报最大化，力图实现成本最小的投入品组合。这导致投入品的有效利用：追求收入最大化。农民一定会寻找最适合自己的工作，这意味着劳动力的有效使用。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高速增长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以市场为基础的资源重新配置。自利的企业和个人无意中提高了社会资源配置的效率，也在无意中提高了城镇化的程度。“无心插柳柳成荫”，迄今为止的城镇化是谁也没有、也不可能预料到的一个结果。政府过去做的和今后应该做的是促进资源的自由流动，或者更现实一点讲，起码不要为资源的市场化配置制造障碍。
　　
　　就政府的作用而言，回顾“傻子瓜子”事件是非常有意义的。设想当初若无小平同志的过问，依照地方政府的意见，以“走资本主义道路”为名，将民营企业家投入监狱，民营企业就无法生存，而没有民营企业，进城的农民到哪里去就业呢？那时的国有企业因效率低下，处于停滞和萎缩状态，而且没有计划指标，不能擅自雇人。如果没有那时的民企创造足够的就业机会，今天的城镇化率又会是多少呢？
　　
　　改革解放了资源和生产要素，资源与要素的自由流动导致城镇化水平的提高。随着企业与人口集中到城镇地区，聚集效应越来越显著，城镇经济的效率进一步提高，而产生聚集效应的，依然是那只看不见的手。
　　
　　城镇的聚集效应
　　
　　城镇与农村的区别在于聚集程度，在人口密集的城镇中，至少可以产生下列几项效应。
　　
　　1.规模经济效应。企业的总成本中有一部分是固定不变的，例如厂房、设备、办公楼等。企业的产量越大，分摊到单位产出上的固定成本就越低，产品的平均成本也就越低。钢铁、汽车等资本密集型行业都有很强的规模经济效应。由于需要众多的员工，大型企业不可能建在农村，只能设在人口稠密的城镇地区。城镇因此具有规模经济效益。
　　
　　2.社会分工效应。早在200多年前，亚当·斯密就以现实中的缝针生产为例，说明专业化分工可以大幅度提高生产效率。如果将缝针的生产过程分解为下料、成型、磨尖、钻孔、抛光等几道工序，和一个工人从事所有的加工相比，每人只负责一道工序，可增加产量数十倍。在长期的专业化工作中，技工积累了知识，不断改进操作技巧，其效率远远超过样样都干而无一精通的多面手。不仅如此，将复杂的生产过程分解为简单的工序有利于机器的应用。制造能够完成所有工序的机器，不仅设计难度大，而且成本也会很高，在单个操作工序上实现机械化就容易得多。如同企业内部的分工，社会上企业之间的分工也可带来效率的提高。
　　
　　不言而喻，企业内部分工以工人聚集在工厂为前提，而社会上的专业化分工则需要工厂在某一地区内的聚集。毫不奇怪，历史上最早的一批工厂诞生在城市，城市的扩张又为更大规模企业的出现创造了条件。
　　
　　3.节省交易成本。人口和企业的聚集缩短了企业和消费者之间、企业和企业之间的距离，降低了交通运输成本。更为重要的是，信息汇集和传递的速度在城镇地区大大加快，便利了社会的分工与协作，企业更容易发现协作厂家、客户以及所需要的资源与生产要素。另一方面，资本、土地和劳动力也更容易找到有效的用途，从而获得更高的回报。
　　
　　4.技术溢出效应。企业与人口的聚集有助于新技术、新生产方式和商业模式的模仿与扩散，经济学中统称为“广义的技术溢出效应”。在我国东南沿海，可以看到相似产品和企业扎堆集中在某些区域，形成“打火机之乡”、“皮具之乡”、“电器之乡”等各具特色的产业带，就是溢出效应的具体体现。
　　
　　5.启发和激发创新。人多了聚在一起，为思想的碰撞创造了机会，在相互启发和激发中产生新想法、新主意，产生创新的最初火花。创新的三要素为思想、研发和融资，分别对应高校、企业和投资基金。这三个创新的主体也聚集在城市。三者之间的密切交流与频繁互动是创新成功的必要条件，城市因此成为了创新的基地和创新企业的摇篮。
　　
　　我们再次强调，实现聚集效应的主体是企业和城乡居民，而不是政府官员，因为官员没有积极性也不可能掌握这么详尽的信息，他们不知道哪些企业具有规模效益，不知道企业之间应该怎样分工和协作，不知道哪些企业需要什么资源才能创新成功；他们也不知道农民进城后到哪里工作才能安居乐业。这些效应是企业与个人在自身利益驱使下，由价格信号指导，经历无数次试错，通过市场上自愿交易而实现的。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需求和技术的不断变动，今天的资源最优组合和最佳聚集效应到明天就可能是低效甚至无效的了。企业和个人必须根据变化了的形势，不断地调整资源组合与博弈策略，这些实时并且往往是随机的调整更不是官员所能预见和操作的。硬要规划不可预见的未来，结果只能是空话和废话。
　　
　　这当然不是说政府无所作为。从上面的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出，政府的职责是：（1）放松管制，减少干预，促进资源的自由流动；（2）公正执法，保障市场自愿交易的顺利进行；（3）提供市场供应不足的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围绕这三项职能，我们简要讨论几个和城镇化相关的改革问题。
　　
　　若干具体的改革
　　
　　1.取消户籍制度，让农民工享有与城镇居民同样的社会保障和社会服务。由此而产生的公共设施与服务的投资需求，通过财政改革解决，不能以地方财政难以承受为名，继续保持歧视性的户籍制度，阻碍劳动力的流动。
　　
　　2.推进土地制度改革，从确认农民土地权利入手，允许集体土地直接进入市场，取消剥夺农民的征地环节，废除“18亿亩红线”，打破政府垄断，建立个人、集体、法人和政府多方参与的土地一级市场。这项改革不仅可增加土地供应，降低城镇房价，有助于城镇职工安家，而且将土地增值的一部分收益从政府转移到农民手中，使他们有可能在城里租房、买房，进入并且真正融入城镇的经济与社会。目前已有一些地方进行了改革试点，要想在全国范围推广，就必须平衡已经相当紧张的地方财政，否则就有可能因土地收入的减少而引发地方性的财政危机。
　　
　　3.以节流和强化民众监督为主，平衡各级政府的财政预算。财政改革的重点不是中央和地方如何分钱，而是政府和民众如何分钱，民众如何监督政府花钱。地方财政日益依赖土地收入，主要原因不是收入减少，而是支出膨胀乃至失控。1990年代中期实行分税制后，地方政府作为一个整体，收入并没有减少，但支出特别是投资和人员薪金的支出急剧增加，造成今天的尴尬局面。大致而言，预算内收入仅够养人，投资主要靠卖地收入。若不削减开支，强化对开支的监督和制衡，再开发多少财源也不够用，况且开源势必增加企业和民众负担。
　　
　　4.减少和解除管制，取消对资源自由流动的行政性限制。一方面，放松对银行和金融市场的管制，金融机构可根据收益和风险平衡的原则，自行参与城镇化建设，政府以利息补贴等方式适当引导；另一方面，开放服务业和国有垄断行业，允许资源和生产要素自由流入，创造更多的城镇就业机会。
　　
　　5.广泛吸收各种民间资金，在政府的主持下，建设公共设施，提供公共服务，例如，低成本医院、中小学校、城市街道和公交，以及少量的廉租房。未来城镇民众的居住主要靠市场解决，而无法将希望寄托在政府大包大揽的保障房上。政府既无足够的资金和管理能力，也不可能预见人口流动的方向和聚集地点。保障房很可能建成没人住，而有人愿意去住的，又可能在行政性分配过程中产生大量寻租腐败。不要用新加坡或香港作为保障房方案的依据，几百万人和上亿人的住房供应完全不是一个概念。除了规模小、管理难度低，廉洁的政府也是新、港模式的必要条件。对此我们要有自知之明。
　　
　　6.取消城市的行政级别，停止按行政级别分配公共资源，避免在城镇化的过程中出现超大城市。人口向首都等大城市集中的一个原因是优惠的公共资源，例如学校和医院。
　　
　　7.探索新型的城市治理方式和管理体制，新体制的核心是市民广泛而积极的参与，以及行政管理的公开和透明。没有民众的监督与制衡，地方财政预算难以平衡，官员腐败和环境污染等社会公害就是不治之症。在新型的城市治理机制下，政府的职能不再是经济建设，而应转向以提供公共设施和社会服务为主。
　　
　　资源在市场上的自由流动形成城镇，城镇聚集效应在市场上得到实现，或许用“城市化”这个词能够比“城镇化”更好地表达笔者想要传递的信息。城市由“城”和“市”组成，“市”为效率的源泉和增长的动力，“城”是经济发展的结果。当然，反过来“城”也促进“市”的扩大与效率的进一步提高。“市”的主角是企业和个人，政府仅仅是“城”的守夜人。只讲“城”不讲“市”，就抽掉了城镇化的精髓。依靠没有“市”的“城”维持经济增长，那是将城镇神化，一个美好却无法实现的城镇神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