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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12-10 09:46:25 来源：21世纪商业评论 作者：孙郁婷 陈莹莹

内容导读：游说公司如何玩转美国？ 这是中资企业出海的必修课。 说客出没，请注意！


在华盛顿，每到过节或生日的时候，部分议员总会收到为他们精心准备的礼物。这是李珊(化名)在美国游说公司Policy Impact Communications实习时做过的工作，“送议员礼物，为的是跟他们长久地保持良好关系”。香港首富李嘉诚旗下的和记黄埔公司是该公司的客户之一。

李珊对本刊记者坦言，她所做的，是游说公司里“最初级的活儿”。在美国整个庞大的游说产业中，李珊只是个微不足道的角色。

美国首都华盛顿的K街(K Street)上，充斥着许多游说公司,据不完全统计，有2000多家。美国政治捐献数据库的统计显示，2012年，美国游说顾问的数目为1.2万名，这意味着，平均每位美国参众两院的议员身边，有20多名游说顾问出没。

今年初以来，各大机构花费在美国游说公司上的金额高达24.5亿美元。其中，美国电讯类公司在游说上的支出高达4000万美元。

这些斥巨资进行游说的机构名单上，不乏中资公司的身影。

根据美国政治捐献数据库(opensecrets.org)的统计，2012年华为的游说支出为104万美元，中兴美国的游说支出为9万美元。而在2011年，华为和中兴在游说方面的支出分别为42.5万美元和18.2万美元。

因为觊觎美国市场，中资公司不得不参与到陌生的游说游戏中。只是，它们发现，这个由别人制定规则的游戏不好玩。

接受本刊采访时，马凯集团(E. J. McKay)董事长李震说：“一家中国企业想要在美国有大作为的话，需要有人站在你这一边。不光是意见领袖站在你这边，还要保证社会舆论站在你这边。”马凯集团是一家专注于跨国兼并收购、企业融资和私募股权等业务的投资银行。

游说公司如何玩转美国?这是中资企业出海的必修课。说客出没，请注意!

说客出没

在游说行业，关系与人脉是第一生产力，专业工作与人脉的比例大概为三比一。

有人把说客形容为“rain maker”(造雨者)。造势只是打雷，而造雨者就能让老天下雨。

在美国，游说是个庞大而合法的行业，是指为了让政策对自己有利而对美国议会和各部门决策机构做工作。机构希望通过雇佣游说公司，让国家法律和政策有利于自己。此外，游说还包括对政府和企业人员进行一些重要议题的普及教育，通过广告、活动等形式改变公众态度等。

“广义来说，通过媒体和选民去造势。当然，这是游说公司与媒体的沟通，而非买通。”李震说。

根据美国威斯康星州政府问责委员会(The Wisconsin Government Accountability Board)的规定，如果游说公司受雇于其他机构，收服务费后，去影响立法当局或行政机构的职员的决定，且在六个月内与该类人士的交流次数达五次或以上，则该游说公司需要获得政府颁发的游说牌照后，方可执业。

若游说活动不满足以上条件，则不需要持牌。持牌公司需要定期向政府上报其游说项目的细节。

在政府业务上，游说公司的最爱是美国国会或政府退休官员，以及从投行里退休的高管。这个群体与政府关系良好，不仅深谙行业情况，也非常熟悉政府对相关行业的监管。在美国游说行业里，关系与人脉是第一生产力，专业工作与关系人脉的比例，大概为三比一。

吴振伟是美国史上首位华裔联邦众议员，在1999年至2011年期间代表俄勒冈州第一选区。与美国很多独立政治家一样，他退休之后从事写书、公益活动等工作。此外，还利用他的资源，帮助客户解决政府方面的问题。这也是李震邀请他担任马凯集团高级顾问的主要原因。

“如果中国企业更多地了解美国市场和美国公司，熟悉当地的交易环境和政府环境，都有助于减少交易误会。一些小问题可能会变成大问题，阻碍交易。有时候中国公司的高层很害怕去美国，我认为他们应该去面对。”吴振伟对本刊记者表示。

目前，在美国雇佣游说公司的中国企业并不多。李震说：“中国企业往往是走一步看一步，愿意购买东西而不愿购买服务。”

事实上，游说活动需要多方面通力合作才能完成，牵涉大量人力物力，多个不同类型的公司各司其职。

“每一方在游说过程担当不同角色。比如在一项收购案中，公关公司负责在项目进行过程中监控舆论，并将客户希望传播的信息向投资者及对方管理层传达。同时，还会和律所、游说公司、投资银行及法规顾问公司等合作。”一家英资传讯顾问公司高捷亚洲(College Hill)的大中华区主管及执行合伙人彭可欣(Anne Pang)向本刊记者解释。

彭可欣说，投资银行和法规顾问公司会在企业和监管部门间担任桥梁的工作，从策略的角度让企业知道，应该如何满足该国的法律及政策监管要求，并让监管部门了解企业。而律所则担任提供法律顾问的职责。游说公司经常在一些企业进行海外并购时，通过游说政府官员，使该国的法律和政策对该企业有利,比如，帮助石油公司劝说政府放宽对外资能源企业进入该国的门槛。

躺在枪口上

游说需要全盘规划，商业元素、财务因素、法律业务和政治因素，缺一不可。

“躺在枪口上!”《华为研发》作者、管理咨询专家张利华如此形容华为在美国业务受阻所引起的争议。在美国大选前夕，华为不幸成为竞选话题。

时间回溯到2011年11月，美国国会开始对包括华为在内的中国公司在美国拓展业务期间是否造成“潜在国家安全威胁”进行调查。今年10月，美国众议院常设特别情报委员会发布的报告指出，华为、中兴的产品威胁美国国家安全。

多位有丰富跨国投资并购经验人士均向记者表示，华为、中兴和三一等企业进军海外，却成为当地保护主义的牺牲品，这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咎于它们的游说活动不得要领。

过去几年，华为聘请了7家有游说业务的公司，包括APCO、DoyceBoesch和Fleishman-Hillard。但在李震看来，时机有点晚了，现在已经变成一个危机处理的工作。

“当公众对你形成了一定的印象时，很难再去改变它。虽然美国国会出台的调查报告不具法律效力，但已经产生了效果。第一，美国政府很难再向该中国公司采购，而美国政府是世界上第一大采购商;第二，任何想要与美国政府做生意的私营公司也不会和相关公司做生意，因为这么做就会失去美国政府的订单。”李震说。

所以，游说需要的是全盘规划，商业元素、财务因素、法律业务和政治因素，缺一不可。而对于所处行业的敏感性，竞争对手是否感到威胁，有否通过代表其利益的政治力量采取相关的调查，将碰到哪个审批部门和审批人，都需要提前考虑到，游说公司必须花时间把这些研究清楚。

“这正是我努力想要提供帮助的地方。我认为中国公司提前认真地去准备背景信息很重要。同时在交易过程中，中国公司必须提供一些透明的条款，很多中国公司正缺少这些。”吴振伟说。

当然，中国公司也有游说成功的案例，比如2004年底，联想并购IBM全球PC业务。这被视为国内企业的全球化典范，在8年后使联想成为全球第一大PC制造商。

时任联想高级副总裁的马雪征，与咨询机构麦肯锡、高盛和GA投资公司逐一游说联想控股董事会元老，最终联想控股批准了交易提案。在与IBM艰苦谈判一年后，联想再次面对的考验，是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的并购审查。这是外国公司在美国并购要通过的最重要的安全审查关卡。

联想与IBM将全部精力投入到充足的游说准备中。CFIUS根据相关规定，在2005年1月27日展开为期30天的初步调查。同时，IBM与联想一起聘请了老布什和福特总统任内的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考克罗夫特，专门就CFIUS的“国家安全”审查进行针对性游说。

在联想的并购决心与游说砝码中，CFIUS最终妥协。李震表示，联想收购IBM的时候，美国还没有把中国视作竞争对手。而IBM正急于卸掉一个包袱，利用影响力和资源帮助对方促成收购。

此次跨国交易中，联想成功化解了来自政治层面和文化差异造成的负面影响。收购前的充分准备和收购期的信息传播，有效抵制了“中国威胁论”的舆论，顺利通过了CFIUS的审查，收购后稳妥地面对来自竞争对手的威胁。

曾在华为工作多年的张利华告诉本刊记者：“任正非很有全球意识，十年来开拓美国市场，屡战屡败，抑制了华为在美国开拓市场的势头，但是任正非绝对不会放弃。”

影响舆论

主要想影响一部分核心决策人的意见，但广义上来说，也需要影响大部分人的意见。

古朗努(Ronald Gould)虽不从事持牌游说工作，但在影响监管机构及政府看法方面，他是数一数二的专家。他曾是一家另类交易平台公司Chi-X的前亚太区首席执行官，说服澳大利亚政府开放另类交易平台政策，并将该公司引入澳洲市场。他还曾担任英国金融服务管理局主席的高级顾问，为英国在次贷危机期间的政策制定提供意见。

目前，古朗努担任鹏睿中国金融咨询有限公司执行董事，为大中华区银行业提供风控、海外投资和并购策略等咨询。

他告诉本刊记者：“严格来说，鹏睿中国不进行持牌的游说项目，但企业对外收购或投资时，需要对政府和公众就重要议题进行教育和积极交流，以影响政府和公众的态度和看法。就银行业的海外收购事务而言，我们可以作为海外监管机构和国内银行企业的桥梁，增进双方对该项目的了解。”

除了需获得美国政府颁布的银行业从业牌照，中资银行到美国进行并购时，在企业的透明度上或需做出调整。同时，希望到美国并购的境外银行也需要了解美国的运营文化和当地的政策要求。

在监管部门方面，古朗努会与政府官员沟通，让他们了解中国的银行业，同时，他会将当地监管部门的诉求传递给境外银行的管理层，帮助其制定符合美国政策和文化的架构整改方案。

2011年，中国工商银行宣布将以1.4亿美元收购美国东亚银行80%股权，东亚银行则持有剩余20%股权。该收购是中资银行对美国商业银行的第一次控股权收购。该收购于2012年7月初正式完成。

不久，2012年8月，全美亚裔联合会在旧金山举行示威游行，抗议工行刚收购的东亚银行对美国少数族裔社区的“歧视”。消息称，一旦美联储介入调查并查实，该行可能被限制在美国发展分支机构和投资收购金融资产。

全美亚裔联合会称，工行控股下的美国东亚银行，在雇佣、发放个人贷款和中小额商业贷款等问题上存在对少数族裔的歧视，而这不符合美联储相关法规和多德-弗兰克法案(Dodd-Frank Act)。为此，全美亚裔联合会多次给工行去函，但未收到来自工行总部的正式回应。

工行还未在美国站稳脚跟，马上有对手虎视眈眈，害怕工行在美国“过得太好”。此事无疑会让还处于婴儿期的美国东亚银行陷入困境。这时，就轮到公关公司出场了。

议程设置是公共关系学中的一个理论，认为大众传播可通过信息有选择传递，而有效地左右人们关注哪些事实和意见。彭可欣说，公关公司通过控制项目过程传播出去的信息，进而起到影响投资者及政府监管部门的目的。

彭可欣拥有十多年公关行业及美国金融机构工作经验。她曾于所罗门美邦担任政府基建项目融资分析师，了解在政府监管的行业里专业公关的重要性。

去年底，中国一家大型核电能源企业宣布，将以6.32亿英镑(约合9.88亿美元)收购伦敦上市矿企Kalahari Minerals。由于Kalahari Minerals为澳大利亚上市矿企Extract Resources最大股东，因此，若该核电公司收购成功，还需向Extract Resources提起收购。此外，Extract Resources拥有一个名为“Husab铀”的项目，位于非洲纳米比亚数个世界级铀矿藏方圆50公里范围内的战略位置。

“该收购涉及到多个国家监管部门的批准。”彭可欣说，当时正逢日本地震，福岛核电事故爆发，铀矿市场持续萎靡。于是，市场传闻，该核电公司会放弃对Kalahari Minerals的收购。多个不明朗因素及市场传闻对此收购造成影响。

因此，彭可欣所在的顾问公司高捷亚洲作出的一项应对策略是，以公告及新闻稿形式控制信息发布，减少市场传言。最后，该核电公司收购价格较2011年3月的报价7.56亿英镑低了1亿多英镑。

这是限制信息发放渠道的方法，当希望将某些信息让一些掌权人知道的时候，公关公司可能会做出主动释放消息的行动。

2005年，中海油曾发起一场在当时为最大规模的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案，拟收购美国第九大石油公司优尼科(Unacol)，后因雪佛龙(Chevron Group)插入阻挠而失败。帮助雪佛龙成功游说投资者和政府部门的幕后推手便是公关公司。

整个交易过程，雪佛龙与中海油间的竞争以一场公关战的形式展现在公众面前。彭可欣熟悉在美国代表雪佛龙的公关公司，“他们成功说服美国投资者, 令他们认为让一家美国公司收购优尼科还是最保险的选择”。

对于如何制定游说规划，李震建议，在立法层面，主要通过议员来达到目的。在联邦和州的层面，通过各种方式来表达公司的诉求和原因，让别人同意你的观点。而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可以通过会晤、电话约谈、媒体等策略，或者可以出钱赞助一个中美交流的项目、举办某个活动等，都是整体游说规划的一部分。

“这些措施主要想影响一部分核心决策人的意见，但广义上来说，也需要影响大部分人的意见。”李震说。

传统媒体如何突破商业窘境

黄锫坚

The Daily电子杂志，两年前默多克推荐给乔布斯的那个新生儿，宣布将在12月15日停刊。此事引发中国媒体人一波又一波的微博伤感和专栏评论。而13岁的《德国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 Deutschland)，也在前几天发布了告别信。英国《金融时报》和《经济学人》杂志都为此撰文，感叹欧洲报业危机蔓延。德国人还造了一个新词Zeitungssterben──报纸之死。

《德国金融时报》的绝唱版有些自嘲，黑底白字上写着“终于黑了”，因为它的财报一直赤字。而其告别信的措辞，也有点宁死不屈的味道：向股东、广告客户、同事和读者说完“对不起”，它来了一句“如果有机会让我们重新再来，我们会按一如既往的方式做”。这种一如既往，如果指的是无畏的报道和敢怒敢言的价值观，那是值得尊敬的；但如果其坚守的，是其过时的产品形态和经营模式，那就有点执迷不悟了。

这正是传统媒体的困惑：我提供的内容，对读者和社会无疑具有很大价值，但在技术和商业浪潮中，为什么我没有一席之地呢？而The Daily的停刊，则让传媒人的悲情更加严重：即便改弦更张，依然此路不通。The Daily的模式，简单说就是照搬传统媒体的新闻生产和广告销售模式，只是载体和发行渠道变了，从纸张和报摊变成了iPad和App Store。如果这样也不行，那还有其他选项吗？

也有人认为“The Daily并没有失败，只是在还没来得及看到结果之前，被叫停了试验”。这是路透社的谢弗(Jack Shafer)的观点。但科技网站Techcrunch的西格勒（MG Siegler）一定不同意：“如果你知道这东西一年得花2500万美元，你也能预测出它的停刊。很简单的道理，入不敷出嘛。”教训也简单：别办蠢事，小处起步。

皮尤研究中心在今年3月的一项研究中指出，报业在印刷版上损失的广告收入，是他们在数字业务上所获广告收入的7倍。媒体还要交多少学费，才能闯出一条生路呢？

除了直觉式的感叹，媒体业需要更清晰的分析框架。幸运的是，有圈外人开始关心传媒的困境。美国新闻学季刊《尼曼报告》(Nieman Report）最新一期的封面文章，来自战略和创新大师、哈佛商学院教授克里斯滕森（Clayton M. Christensen）。这篇题为“突破新闻”(Breaking News)的文章，共有三名作者，由克里斯滕森指导尼曼研究员David Skok和哈佛商学院研究生James Allworth完成。

克里斯滕森的大名在科技业和商界如雷贯耳，英特尔的安迪?格鲁夫、纽约市长布隆伯格，甚至乔布斯（伊萨克森的《乔布斯传》有所记载），都曾被克里斯滕森的经典著作《创新者的窘境》（The Innovator's Dilemma)所影响。

克里斯滕森在诸多行业看到了相似的故事：日本汽车从简陋起步，被人视为笑话，而现在像雷克萨斯这样的产品向欧洲顶级轿车发起了挑战。钢铁、磁盘、百货、电脑等行业都有相同的产业兴衰。而在今天的传媒业，Huffington Post和Buzzfeed则扮演着“破坏者”的角色。最初他们只是聚合可爱的猫狗照片，而现在则已进入政治新闻，从汇聚资讯进化到原创内容，Huffington Post的报道甚至赢得了新闻业的最高奖普利策奖。中国传媒业也有效仿者，从早先的爱范儿、36氪，到最近的虎嗅、钛媒体，他们有可能扮演“破坏者”的角色吗？

在小鱼吃大鱼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深层原因呢？即便是管理良好的成功公司，为什么也会衰败呢？克里斯滕森这一次把手术刀伸向了传媒业。

“突破新闻”一文首先澄清了什么是受众价值。如果媒体还是从受众的人口特征、发行渠道入手，那就是缘木求鱼。关键在于，是“任务”（jobs）而非客户、产品，才是分析的基础。以宜家为例，这家公司的成功，不是因为瞄准了某个产品和某个细分人群，而是围绕着解决人们的一项任务来开展业务。这个任务就是──“我要装修和布置我的房子，而且要最快和最有效率。”

数码相机是另一个例子。技术和产品日新月异，但“任务”是不变的──人们想要更方便地拍照和分享，什么满足了他们，他们就选择什么。所以，中档数码相机会不断被iPhone 4s和iPhone 5这样拍照利器所取代，相机也就只能向更加专业的方向进化，占住一个极高端的小众市场。

那么，媒体面对的“任务”是什么？如果“任务”是指打发零碎时间，那么整个视角必须以此展开。想象一下医院、候机厅、地铁以及任何一个等待的场景，以前人们会拿起报纸或者杂志，现在他们多半会拿起手机和平板。即便是手机上，以前是手机报，现在则是微博、新闻客户端或者其他层出不穷的App。只有10分钟的零碎时间，你怎么满足这位等候者的需求？你把数百兆的PDF杂志文件搬到iPad，把报纸板式照搬到网页、客户端，把几千字的文章原封不动地推到手机上，你就完成转型了吗？这些丢不掉的遗产，也是读者眼中的累赘。

克里斯滕森的突破创新理论，在商业模式上给人的启发或许不多，但在公司组织和文化方面，他的洞见更值得借鉴。简单说来，一个成功的大公司，其组织结构和管理文化，在面临新的市场机会时往往笨拙不堪。

具体到传媒业，有三个因素会影响一个机构的能力和局限，即资源、流程和优先级。以流程为例，一个以周报频率出版的杂志，它越成功，在运营一个以日更新的网站时，越有可能失败，因为它的所有工作计划、奖惩方案都是以周为单位的。优先级也容易理解，一个纸媒团队，在判断选题的优劣、资源投入的轻重缓急时，和一个新闻网站、一个新闻客户端团队的判断，一定是不同的。

所以，克里斯滕森的建议是另起炉灶，搭建一个独立团队来操作新媒体。比如《纽约时报》就是如此，其在线新闻团队，是“软件+记者”的混合编队，能够操作长期、中期和短期的新闻项目。公司也鼓励技术人员和记者、编辑协作，而不只是坐着等任务。

在另起炉灶这一点上，The Daily其实是做对了。“突破新闻”一文也对The Daily提出了点评和建议，今天看来，这似乎是后见之明了：“应该容忍The Daily较低的毛利率，允许它占领一个比其传统报纸小的市场。”这正是克里斯滕森关于突破性创新的经典判断：那些成功的大公司，往往看不上小的新兴市场机会，因为其成本结构不匹配，赚钱太难，毛利太低。而全新创建的组织，则会在资源、流程、优先级上进行调整，使其成本结构适应低毛利的突破性市场。

像这样的新团队，若要脱胎于旧体制，就必须要获得最高行政官的支持，否则注定失败。“突破新闻”一文中还有很多有意思的洞见，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找来一读。

真正落实《宪法》是未来重中之重
张维迎

在演讲中，张维迎教授表示，新的十年，能够真正的落实《宪法》，国家的治理环境，包括政治、经济体制就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对此，张维迎教授指出有五方面非常重要：第一、如何真正做到司法独立；第二、民主选举；第三、落实《宪法》第35条，也就是言论、出版、集会、集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第四、真正做到产权保护；第五、中国要真正的开始维宪审查，大部分法治国家都要维宪审查。

“我相信未来十年，只要我们真正的落实《宪法》，中国就像走向民主自由，法制社会迈进了一大步，我们中国的企业就会有更好的生存环境。”张维迎教授说。

以下为张维迎教授精彩观点实录：

张维迎：


中国经济和社会进入一个新的十年，十八大召开之后，两句话给我印象最深，第一句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宪法》30周年会上讲的《宪法》的权威在于实施，第二句话是李克强副总理讲的改革是最大的红利。我相信如果这两句话真正变成未来我们的指导思想，变成我们的理念，我们中国的企业就会有更好的成长环境，中国的社会也就会变得更为民主自由，市场的力量就可以更好的发挥作用。

未来十年，改革有很多事情要做，但是我相信重中之重就一条，真正的落实《宪法》，《宪法》本来是一个国家最重要的法律，但是，非常遗憾，在现实当中《宪法》在我们国家可能是最不重要的法律，好多的政府部门可以随意的制定政策，否定宪法。我们在法庭上可以用任何的法律为自己辩护，打官司，但是我们唯一不可以用《宪法》为自己辩护。所以，我想未来真正能够落实宪法，国家的治理环境，政治、经济体制就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我想有五方面的事情非常重要：

第一、如何真正做到司法独立。司法独立是法治社会的基础，一个国家如果司法部独立不可能加法治社会。司法独立才有法律的权威，公众才有对法律的信仰，民众才能安全感，法官才可能有职业精神，腐败才会真正受到遏制。司法独立也是政治稳定的基础，我们看一下世界上凡是司法独立的国家，很少发生大的政治动乱，而那些司法部独立的国家，司法从属于政府的国家时常会出现政治动乱，而且一旦动乱之后，情况就不可收拾。而司法独立在我们的《宪法》当中其实有明确的规定，《宪法》第126条写，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干涉，131条写，人民检察院依法规定独立行使晋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但是，我们知道现实远不是这样。要实现真正的司法独立，落实《宪法》第126条，131条，我想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政法委的功能必须做大的调整，政法委应该是维护司法独立的监督性的机构，而不应该是干预司法，甚至干预具体判案的机构。

第二、民主选举。我们的《宪法》第2条明确规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级权利属于人民，人民行使权利的方式就是机关跟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界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在我们国家形式上有选举，但是实质上没有选举，因为我们的选举不是在用脑子，不是在表达灵魂，而是在用手去机械的投票，真正的选举候选人之间必须进行PK，候选人必须向选民陈述自己的理念，并且要允许候选人的独立参与竞选，这一点在我们国家都没有作大。我相信如果按照《宪法》第97条，县级以下，包括县镇村以下的人民代表真正能够靠竞争的方式选举产生，按照《宪法》的规定，县级以上按照下一个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我想全国人大就可以真正发挥它的最高权利机构的这样一个作用。

第三、落实《宪法》第35条，也就是言论、出版、集会、集社、游行、示威的自由，这35条我们落实的非常不到位，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是一个法治社会民众监督政府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机制，也是民众有自由，有尊严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出版自由是言论自由的前提，我们现在有了微博，有了新的技术，突破了很多传统的管制，使得每一个人在某种程度上有机会表达自己的意见，但是我们看到这种表达是没有政治制度保障的，真正要做到言论自由，必须也出版自由，但是我们现在出版自由可以说非常少，甚至没有。但是，当你没有办法自由的办一个杂志，没有办法自由的办一个报纸，没有办法自由的办一个电台的时候，言论自由是不可能真正的存在的。言论自由要求我们真正的，每一个人能够捍卫自己的权利，表达自己的心灵。我们知道中国作家莫言获了诺贝尔奖，我想每一个中国人都会感到非常的自豪。但是，根据媒体的报道，他在接收的时候说了这样一句话，他说出版审查是必要的，就像坐飞机要安检一样，如果这句话真的是他讲的，我们必须认识到，真理只有靠竞争，靠思想竞争，真理不能靠一部分人先验证他比每一个更正确。

第四、真正做到产权保护，《宪法》13条明确规定公民的合法财产不受侵犯，但是大量的民众的权利，包括财产的权利得不到保证，这些我们可以通过一些事情来看，我们应该重新检查太子奶事件，检查山东钢铁并购日照钢铁事件，检查重庆打黑当中的一系列问题等。我们要特别防止立法司法程序侵犯合法的权利。现在中国的情况是一个人一旦说你有问题，逮捕了之后，没有经过审判之前，你是不是真正有罪，没有罪之前，法院就可以随意拍卖你的财产，这是对个人财产的严重的侵害，我们可以看到吴英事件当中发生的情况。

第五、中国要真正的开始维宪审查，大部分法治国家都要维宪审查。但是我们的《宪法》本身写的很明确，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能同《宪法》相抵触，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能超越《宪法》和法律的权限，这是《宪法》的第5条。但是，我们事实上不是这样，我们随便一个意识形态的管理机关可以做一个文件，否定《宪法》的第35条，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就像11年前中国加入WTO，政府做了一个叫政府的规章制度，法律是不是跟WTO的规定或者我们的承诺相抵触，今天我们同样应该做一件事儿，就是看看我们的法律，我们政府的所有规章制度是不是与《宪法》相抵触，我们没有这样的法院，但是我们希望我们按照现在的《宪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可以成立单独的维宪审查委员会，然后对所有的法律进行维宪的审查。

我相信未来十年，只要我们真正的落实《宪法》，中国就像走向民主自由，法制社会迈进了一大步，我们中国的企业就会有更好的生存环境，谢谢大家！

雪球财经创始人方三文：雪球是如何滚起来的
2012-12-12 08:14 作者：方三文

【编者按】本文是雪球创始人方三文应PingWest之邀撰写的文章。分享了雪球财经作为独特的“社交投资网络”，如何做一款自己需要且有普遍需求的产品，如何提供个性化的信息和营造“高水平”投资交流的社区氛围，以及如何让UGC产生真正价值等方面的思考与操作经历。以下是正文内容：

从开始做雪球的第一天起，我就常常被问及一个问题：雪球的参照物是什么？每当被问到这个问题，我都有点为难。好像我们经常听到的创业故事里都有一个美国蓝本。创始人对这个蓝本进行“中国式加工”，成功做出一款属于自己的产品。

但是雪球的确没有美国蓝本。我都有点不知道应该怎么讲我的创业故事了。所以我干脆讲讲我作为一个普通投资者的故事吧。


一名普通投资者的需求

2006年，我还在另一家令人尊敬的公司工作，因为公司给我发了一点期权，我渐渐对投资股市产生了兴趣。作为一名股票投资者，我有两个基本需求。
第一，我要跟踪我关注的股票，查看它们的价格涨跌、看跟它们有关的新闻，偶尔也看几眼分析师报告。第二，我对别的投资者在想什么、看什么也很感兴趣，我希望和跟我关注同一家公司的投资者交流，看看解他们对公司的看法跟我有什么不同、他们的信息和思维有没有我未曾触及的地方。

当时我有什么服务可选用呢？界面塞满花花绿绿的“K线图”的炒股软件，根据编辑判断而不是我的需求编排的财经新闻网站，挤满了我素未谋面、但自称有“内幕消息”的股民的聊天群，以及银行向我推销的各种号称能满足我“个性化需求”的投资理财产品……

我虽然接触投资不久，直觉却告诉我，这些服务都满足不了我的需求。

既然如此，那我为什么不自己做一个呢？

这就是我做雪球的出发点：我相信有这些需求的投资者远不止我一个，并且认为有更好的方法来满足这些需求。


如何个性化

现在是信息过载的时代。因此我首先要解决的，就是信息个性化的问题。
正如前面提到，我第一希望关注我感兴趣的股票，第二希望关注我感兴趣的人。因此信息个性化其实就包括了这两方面：订制化的信息（公司新闻、公告）和订制化的投资者讨论。

只关注自己感兴趣的股票信息和用户发言，无非是为了提高读取信息的效率。因为雪球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投资的、垂直的社区，我们有股票代码这种天然的标准化标签。所以我们无非是把和某家上市公司相关的新闻、公告准确并实时地送达到用户面前，把用户关注的人的发言一条不漏地推送给用户，甚至允许用户屏蔽他们不想看的人。

这样，通过大家已经很熟悉的 follow 匹配关系，雪球就满足了传统财经网站无法满足的信息个性化需求。


“有水平”的交流

如果事情真这么好搞，也许我就不用做这件事了。完成了个性化以后，我又发现了一个新层次的需求。

事实上，几乎所有人都倾向于只跟水平比自己高的人交流，比如大家都乐意跟微博上的“加V大号”对话、期待他们的回复。但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大号”们会愿意搭理我们这些普通人呢？

我想大概是因为，世界上根本没有可以用来衡量水平的靠谱标准。“水平”本身是一种主观认知，它是动态而且个性化的。这有两层意思：第一，没有人能够精通所有领域，在某一领域，他不懂的、你可能正好是专家；第二，你以前不懂的，不代表现在不懂；他原来懂，现在认识可能已经过时，你正好来补充。

这也是互联网最牛的地方，它通过“众包”、而不是几个专业人士来解决很多问题。

而雪球作为一个借助了互联网这一优点的社交网络，我们能做的是，在尽可能完整客观地呈现一名用户的特点，并且保证用户自由选择的权利。你可以动态选择自己应该关注什么人，通过持续和他们交流，知道哪些人最可能解答你哪方面的问题。这也许是帮你找到“高水平”的人交流的唯一方法了。

补充一句，这也是为什么在雪球，职业身份（“加V”）往往不太重要。我们相信专业和高水平与否，并不是和你的职业挂钩的。


UGC 为什么有价值

在创办雪球之前，我曾经从事过8年的媒体工作，这个工作，主要是靠特定的人（记者），特定的工作（采访）去接近真相。从事这个工作越久，我对自己离真相的距离，越来越没有信心。同时，信息在传播过程中，用户的参与起到的校正、补充作用却令我惊讶以至惊喜。所以我越来越倾向于认为： 信息在传播的过程中一定不能断开与发布者的链接，而最有价值的内容，往往是用户产生的，这就是所谓UGC。

为什么UGC 必将比职业工作者生产的内容（PPC）更有潜力和价值？

让当事人直接说话，而不是通过信息采集者转述，可以缩短传播链条，避免信息在传播过程中的变形、延时；由于信息提供者数量惊人，UGC 在空间、时间都能实现超大覆盖，完胜任何一家有财力实力的媒体；得益于信息提供者的持续参与，他们还起到了信息筛选和动态更新的作用，完胜任何一名勤奋的专业记者。

雪球是一个针对投资者建立的社区。我们的用户生产内容还有一个潜在的“动机优势”——用自己的钱投资的专业投资者，相比仅仅以投资服务为工作的人更专注，也有更强的动力去寻找高质量信息，所以更可能提供靠谱的内容。而出于“排雷”、对信息证实或证伪的需要，他们实际上也有很强的动力将信息分享出来。

仔细想想，投资者过去之所以依赖职业工作者发布的内容，很多时候并不是因为这些内容专业、高水准，而是因为这些职业工作者把持了发布渠道。但随着社交媒体的兴起，发布渠道开放给了所有人，用户生产内容的时代来了。所有人都可以说，所有人都可以选择听谁说和不听谁说。

当然，UGC 的繁荣也带来了新的问题。用户生产内容大部分是以碎片化形式存在的，信息多了之后，我们就发现，想看的新闻找不着，重要的公告可能漏掉了。于是雪球又用算法、通过“信息－人－股票”的链接，将有用的信息筛选留存在用户个人页和个股页上。

什么意思？简单来说雪球做了这两件事：当用户访问别人的个人页时，他能迅速看到这名用户最擅长讨论哪些股票；当他浏览一只股票的个股页面时，他能迅速看到关于这家公司最热门、最精华的讨论是什么。这种机制能有效的关键，是用户互动行为。用户越多，生产的内容积累越多，雪球的价值就会越高。


雪球能帮用户赚钱吗？

说到这里，你可能已经忍不住要问我，哥你说你做了个投资社区，那它到底怎么帮用户挣钱？

很抱歉，只能说这并非我做雪球的初衷或愿景。如果你指望能从雪球上找到一个“高人”，他告诉你买某只股票，你买入，立即收益翻倍——那么，我不但建议你永远不要加入雪球，也永远不要进入资本市场，您还是更适合去拉斯维加斯。

有人可能对这样的期待“习以为常”。因为在过去很长的时间内，投资服务行业的商业模式都是基于这种不切实际的幻想的：投资者出于让别人送钱给自己的良好愿望，把钱送给了别人，于是有了无数满足这种“刚需”的投资服务机构和网站。

雪球是永远无法满足这种需求的，无论这需求有么多强劲。恰恰相反，雪球的存在，就是要告诉大家，这种想法有多么一厢情愿。

说到底，我做的其实是一个“社交投资网络”。它不荐股，依靠用户生产内容，让喜欢独立思考的投资者都聚到这里，一起研究公司、聊聊投资——这就是雪球。如果说我做了那么一点创新，也许就是我选择了用互联网来做这些事吧。

哦对，这大概就是我的“创业故事”了。

复旦大学环境系马臻：海归——评职称的艰辛

1 擦肩而过

2008年8月，我还在美国橡树岭国家实验室做博士后。收到一封国内同行的电子邮件，说他们大学正在招聘教授，给“百人计划”，让我去申请。当时我脑子里第一反应就是不想去。一些海外中文网站上流行这么一种说法，国内教授的学术水平比不过海外博士后。于是当时我的反应是，不稀罕这个教授头衔。

2008年12月底，我在拉斯维加斯和妻子度假，收到一所985高校系主任电子邮件，想让我过去做教授和学科带头人。一开始我不想去，但电子邮件来多了，也上对方的网站了解些情况。周围的同事都说，如果能去那里，把一个学科建设起来，以后说不定能成为“一方诸侯”。但妻子苦苦劝说我，特别是她那句“不想让孩子在冰天雪地度过”让我猛醒。

2009年2月，和以前硕士生导师拜年，顺便提及此事，她回复：“如果你想回复旦，可以和我联系。”看到那一句，我顿时感到阳光照亮了我的前路。正在申请之前，新校长上任，提高了海外博士后直接引进为研究员的门槛。虽然环境系同意给我研究员职位，但学校给副研究员。

回国后，有知情的老师说我“被骗了”，因为其他院系有的人一开始也给副研究员，但他/她说“你不给我研究员，我就去北大/南大了”，马上给他/她研究员。无论如何，我不习惯干这事，不但不会申请自己明明不想去的学校，也不会利用不想去的学校去“跷”自己想去的学校。为此，我付出了“代价”。

2 现实和心态

回国之前，对自己很有期待。看着以前拍的照片，那架势仿佛自己是“学术大师”似的。可是2009年11月回国后，一下子从云端跌落到了人间。和别人合用办公室、实验室，评硕导得等时间，申请新的课程也被“枪毙”了。我和老同学吃饭时，反复提到自己是“引进人才”。他说：“还把自己当作‘引进人才’啊？到了这里，就是这里的一分子了啊。”正如禅宗六祖慧能听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顿悟一样，听到这句，我醒了。

我写道：“是啊，我成了这里的一分子。也许从入职那天起，‘海归’的标签就被撕去了。海归，不也一样要参加教学、申请项目、发表论文才能生存下去的吗？海归，不也一样要和别人竞争评教授的吗？我不再刻意提及自己是海归，甚至忘记了自己的职称。我是复旦大学一个普通的青年教师，每天骑着自行车上下班，自己跑仓库购买试剂、自己做实验的那种。回国前夕‘纵横驰骋’的‘豪情壮志。就像雾一样地散了，留下的是真实的职场和真实的自己。”

当时我对评教授并没有特别在意，因为我认为首先是要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才考虑升职。在外地开会，我对一个“粉丝”说：“教授的头衔就像是路边的一块石头、一个电线杆，我不在乎什么时候去取。君子‘直行其道’，就自然而然地经过了那道风景啊。”

3 淡定？

现在想想，我当时说的那话的确是对的。因为教授的头衔就像我头上的一顶帽子，并非“实相”。然而，那时的淡定是建筑在一个假设前提上的——我评教授如“囊中探物”。但其实并不是如此。

2011年7月，系主任告诉了我们，可以申请晋升。我当时并不怎么想申请。首先我很要面子，怕被别人拒绝很丢脸。其次我觉得屁股都还没有坐热就评教授，也说不过去。可是有人对我“劝进”，而且，传着一个消息：我们系有可能和别的系进行学科融合，这就意味着以后评教授要混在一起竞争了。在这种氛围中，我的从容淡定丢到爪哇国去了，决定“参选”。

评教授并不是看你有多强，非常重要的是你和谁一起竞争，谁是评审人，有多少个名额。由于系里20多个副教授只有一个教授职称名额，我心里很没底。另外，评教授并不是看你总共发表多少SCI论文、影响因子总合是多少。现在一种传统的审美标准就是看是否全面发展，比如上过多少门课、带过多少研究生、拿到多少项目、获得什么荣誉称号和省部级奖项。而这些，显然需要时间去累积。并且主要看入职后的成果，入职前的文章再多，都已经“报销”了。海归入职时间过短的话，根本无法胜出，除非发表Nature，或者别人都不符合条件。可是我们系有很多符合晋升条件的老师，他们在好几年前入职，现在都成长起来了。当然，还有很多别的考虑因素，例如学科布局、队伍建设、有没有行政职务等。那次申请，我比第一名少一票，落选。

4 勘破实相

我静下心来，更加清楚地认识了自己。我问自己一些问题：评上教授，能让自己的学生不发SCI就能毕业吗？比别人晚一、两年评上教授，是否表明我就比不过别人了？评上教授后，是否可以歇息了？我找到了内心的答案。看着老婆孩子热炕头，我知道，“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我努力地工作着，并非为了评教授，而是出于对工作的热爱。在这个阶段，我从一些书中得到很大的启发。

余惕君《人生百悟》写道：“任何事情的成功，有客观条件，也有主观因素。客观条件、主观因素皆为因，果由因生，因果相连，但在因果之间还有‘缘’……凡事因缘而起，缘聚则生，缘散则灭。我们面对一件事时，要随缘，也就是要考虑各种因素，审时度势，然后做出理性判断和智慧选择。凡事都要‘因上努力，果上随缘’，只要因缘具足，结果自然就会出现。”

5 再次挫败

今年，全系20多个副教授，又只有一个晋升名额，我再次差一票落选，原因是“他还年轻，入职还不满五年”。真是无语了。

原民政部司长王振耀著书回望部委从政生涯
“不变的是原则，万变的是方法”
来源：南方周末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钱昊平 实习生 杨佳秋 发自：北京 2012-11-23 10:02:52


2010年6月21日，辞去民政部行政职务的王振耀，受聘为北京师范大学壹基金公益研究院院长，成为一名真正的民间公益人士。在此之前，他先后任职民政部救灾救济司司长、民政部社会福利与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 （东方IC/图）

每个部委，都有专门的人事司（局），但如果司长不同意某个下属在司内晋升，人事部门要尊重司长的意见。

“上级一定要理解地方，不要动辄说‘政策到下面就变形’这样的话，要看看地方到底有什么困难。”

“至今我们社会还弥漫着贫困时期养成的救急不救穷的心态，没有普惠性福利理念。”

一个部委里，谁最有实权？

不少人觉得是部长。王振耀说，“往往是处长。”

2012年11月19日，王振耀在办公室内，和南方周末记者聊及他二十多年的从政体会。在他看来，国家部委体制中，“处”是最基本的单元，“处长的权力实际是执行权”，经常是一个处长提出一种具体方案，经层层上报、讨论后，最终成为一种刚性的规定。

王振耀在民政部基层政权司当过6年农村处长，上世纪90年代推行农村基层选举时，很多方案就是出自他手。这些看法也是他新书《不变的是原则，万变的是方法》中开篇阐述的观点。该书本月刚刚面世。

2010年6月，王振耀辞去民政部社会福利与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职务，到北京师范大学当教授并出任壹基金公益研究院院长。当时他接受了多家媒体的采访，经常谈到国家机关的运作程序及工作策略，一位图书编辑遂约他写书，写写部委工作的规范。

从去年春天到今年3月，王振耀用一年的时间完成了写作。他说，这本书也是他在民政部从政生涯的总结和反思，“离开官位看官位，自然会有更深的体会”。

从“马”变成“伯乐”

王振耀1954年生于河南鲁山，至今乡音不改。1986年大学毕业后，他去了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1988年，民政部新组建基层政权司，下设农村处，因缘巧合，王振耀被调去当了处长。

他在处长的位置上一待就是6年。1993年1月至1994年3月，他挂职任江苏江都县副县长，回来后升任副司长。

挂职期间，他接待过一位已退休的老省委书记。老人的一番话对他触动很大，谈话内容是干部交流任职制度。老书记认为这一制度也存在问题：外来干部一到周末就回家，为争取调动，任期结束前半年就不安心工作；而本地干部即使次日调任，头天晚上还在负责工作，因为要接受乡亲们的监督。

王振耀后来出差，经常就此问题进行了解。他觉得老书记的话有道理。

随着职位升迁，他从“马”变成了“伯乐”后，发现许多单位评价公务员都是靠投票。他认为，“这不妥”，因为投票的依据可能是人际关系，而不是业务水平。后来他探索将一个人一年的工作评价，划分为十多个项目，大家分别打分，最后计总分。这种以绩效为标准的评价方式，使一些承担了很多工作但原来票数不多的人，总分上去了。

作为司长，对下属的评价能直接影响下属晋升。每个部委都有人事司（局），但如果司长不同意某个下属在司内晋升，人事部门要尊重司长意见；如果司长强烈推荐某人，意见往往也会得到尊重。

后来一些地方在用人制度中采用“民主推荐”做法，但在王振耀看来，民主推荐往往会强化“一把手”的人事权。

像在某部委，晋升副处级以上职务，被推荐人选都要参加演讲，然后接受司局级以上干部的投票。投票者级别不同，一般划为A票（部级官员）和B票（司局级官员），有的还有C票（处级官员）。但不同的票汇总时所占权重不一样，A票（部级官员的投票）权重最大，高时甚至达到70%。

当然，这种投票不是真正的选举，客观上是一种参考票。王振耀说，投票时不设秘密划票间，得票结果在当时和事后也不公开。

司长一年接待费2000元

2001年，王振耀由救灾救济司的副司长升任司长。每次作为中央救灾大员到地方，都会受到热情接待。省级机关接待时一般不会安排他住套间，但到了县里，如果当地条件允许肯定会安排住套间。

王振耀觉得，既然人家对自己热情接待，对方到北京汇报工作时，也该请他们吃顿便饭。但尴尬的是，他请不起。他去问司办公室主任，一年接待费是多少？办公室主任说，财务规定，一个司一年的接待预算只有2000元。

升任司长的第一个春节，他就为钱犯了难。他想请司里二十多个老干部开个茶话会，但光水果、瓜子就要好几百。按照中国人的礼节，老干部来了，总得有点纪念品，不能让人家空手而归。他和几个副司长商量：礼品不能贵，只能几十块钱，但体量看起来要大点，这样才拿得出手。最后司里为每人准备了一条“花钱少、体量大”的床单。

茶话会开过后，一年2000元接待费已所剩无几。但要花的钱还很多，比如司里有人住院，去看望总得带点水果；救灾司经常要加班，有饮食和交通费用，这些都没有预算，但又是客观支出。

王振耀开始想一些变通的办法，比如办各类收费培训；集体编书，给大家的稿费少发或不发；或者做课题和项目，申请科研经费等。这些钱不存单位账户，而是开司务会决定存到司内某人名下，需要时支取，“严格来说是违规的，但大家都这么做了”。

还有一个经常性的做法是，召开会议时，利用“会议尾巴”请客，招待费记进会议费——会议费是有预算的。“各部委司长都差不多，没什么预算内接待费。”王振耀说，别看人前风风光光，但为了经费经常低三下四。

“为什么只定2000元？”王振耀认为，可能是制定者觉得定2000元也没有耽误吃喝，但实际却引发了不少违规操作。我国对官员的道德标准就是要清正廉洁，但过高的道德标准往往会让人虚伪。

王振耀认为，目前公务员工资过低，但社会上出现公务员热，原因就在于公务员有隐形福利。一是礼品馈赠；此外，一些单位利用自身的资源为职工谋福利，包括采购水果、粮食，甚至挪用资金建房。

公务员到一定级别之后，会有一些职务性待遇，如副部级官员能分得两百多平米的房子，50岁以上的司长可以有医疗蓝卡，看病只需5毛钱挂号费，其他几乎全部免费。

先解决央企问题

在民政部期间，王振耀参与了不少政策的制定。

2001年夏天，许多国企下岗工人已相当困难，甚至有人去农村拾麦穗，但始于1997年的城市低保政策只是覆盖400万城市特困户，并不覆盖所有国企下岗人员。当年8月，国务院决定增加15亿元拨款扩大低保面，具体工作由救灾救济司负责。

这次的困难在于，要扩大到的低保对象分几个部分，分别是央企、地方国企，以及民政工作对象，三者分别由中央、地方、民政系统负责。

刚提为救灾救济司长的王振耀清楚，中央的目的是解决央企职工问题。因此他明确了解决问题的顺序，先是央企困难职工，再是地方企业困难职工，最后才是民政工作对象。

“或许有人觉得不合理，困难群众也要按级别划分。”但王振耀知道，如果不解决央企的问题，僵局难以打破。

中央同意拿钱了，问题又出现了——央企不少在地方，将他们的职工纳入低保，要依靠地方民政系统。但很多地方并不愿意，因为这会增加地方工作量，加大行政管理成本。

艰难的谈判开始了。王振耀先陪同副部长杨衍银去大同，与时任市委书记靳善忠见面，谈话时大家面带笑容，但靳善忠婉拒了，除行政成本外，另一个难点是体制问题，大同矿务局与大同市行政级别相同，靳善忠觉得纳入后不好协调两者关系。这是全国央企与地方之间都存在的问题。

谈了一天后，双方晚餐后散步时，达成了统一意见，民政部表态可以给地方优惠，拨款时相应考虑地方困难企业，多拨些资金。这样达到中央与地方的利益平衡后，问题才算解决。此后，安徽淮南与淮南矿务局，广西柳州与柳州铁路局都是民政部派员进行了协调解决。

“上级一定要理解地方，不要动辄说‘政策到下面就变形’这样的话，要看看地方到底有什么困难。”多年后，王振耀这么总结。以这次扩大低保面为突破口，到2002年，全部城市困难人群都纳入了低保范围。

5元钱的意义

看到城市困难人群有了着落，出身农村的王振耀想起了他的家乡，也想为农村困难人群建立保障机制，但这次费了不少周折。

建议一开始就遭到反对，许多部门觉得农民太多，财政无力再管，而且已有了扶贫政策。王振耀觉得，“至今我们社会还弥漫着贫困时期养成的救急不救穷的心态，没有普惠性福利理念。”

王振耀想推动建立农村低保，但他知道想立即让国务院拿钱不可能，只能先在职权范围内做些变通。

救灾救济司掌管每年“冬令春荒”救济款的发放。2003年救济款发放前，他对全国4类“不救不活”人群（重残、大病、鳏寡孤独、突发性灾难）进行了排查统计，共有1972万人。由民政部下文，对他们优先发放“冬令春荒”款，并给他们发特困户证，有证之后，按每月5元的标准按时发放。

发了一段时间，各地不觉得有什么困难。时任河南省长李成玉说，“5元太丢人，河南最少要8元。”王振耀觉得可以提出农村低保制度了。

但一说要建制度，又有地方说财政困难，其间进行了多次谈判。有次在井冈山开会，江苏说建农村低保没问题，但安徽就说有困难，最后当场决定以这两省为界，江苏以东发达地区建低保制度，安徽以西建特困户救助制度。

“一开始有人认为5元标准太低，没必要实行。”但王振耀清楚这5元的意义所在，“先要把规范建立起来！”而正是这样的低标准，为建立农村低保探出了一条路子。2007年，国务院发文建立了农村低保制度。

2008年，王振耀离开救灾救济司，组建社会福利司并担任司长。

次年，为了做一件本来不属于他职责范围内的事，他又想了点子。2009年，宁夏决定将80岁以上没有退休金的老人纳入低保。王振耀觉得可以推广，但低保与社会福利司没有关系。经过考虑他发现，宁夏的做法严格说并不符合低保政策，因为低保是按贫困程度并计算家庭收入来定的，不是简单按年龄，老人没有退休金或许子女有钱呢？

王振耀建议宁夏将政策更名为高龄津贴，不纳入低保，宁夏接受了建议。这样做的奥妙在于，这种福利性津贴就属于社会福利司的工作范围了。2009年8月，福利司主持的沿海地区高龄津贴制度建设工作座谈会在银川召开，之后高龄津贴在全国逐步推广。

部委矛盾如何化解

在民政部，经常能碰到地方谎报数字的情况。大灾后，地方常会多报灾害损失的数字，中央部门则要想方设法发现漏洞。

王振耀不认为所有问题都是“地方念歪了经”。“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有时是政策落实难度太大，下面不好操作。

2002年前，灾后恢复重建，中央财政给每间房的补贴标准是65元，低标准带来的后果是地方虚报数字。国务院领导多次批示，但问题一直没有解决。

民政部多次向财政部提议提高补贴标准，总被财政紧张为由顶回。“最终得以解决，是民政部与财政部博弈的结果。”王振耀说，机会出现在2002年。

原来，所有中央财政拨款都使用财政部的统一文号，但救灾款下拨例外，使用民政部与财政部的联合文号，并且民政部排在前面。这意味着民政部在救灾款拨付上有最终决定权。

2002年，财政部提出修改文号规则，想让财政部排在前面。民政部借此提出了附加条件：提高救灾补贴标准。财政部为了达到修改文号的目的，同意组织专家进行测算，最终将标准提高到300元。

2002年，借财政部想修改救灾款拨付文号规则的机会，民政部还提出了建立应急救助的拨款制度，也得到了财政部的同意。

此后，陕西渭南发生了洪涝灾害，但300元的标准还是太低。为了影响决策层，王振耀想到了专家。专家列举了很多国家的救灾标准，比如印度倒房重建的标准折合人民币有1800元，这个数字是令人吃惊的。后来国务院常务会议同意将标准提高到1500元。2008年南方雪灾时，重建标准提高到5000元，汶川地震时再次上升到10000元。

重点岗位有优势

回想在民政部工作过的三个司，王振耀觉得，“救灾救济司有一个特别优势”。主要是陪国务院领导救灾的机会多、出席国务院会议多，有相当多的机会影响决策。

2008年汶川地震发生后，王振耀跟随国务院副总理回良玉乘专机飞抵四川。救灾期间，中央请江苏等6个省直接支持四川5个市，初衷是援助不经过四川省，减少中间环节。

“但运作三天就出了问题。”王振耀说，比如河南援助绵阳下面的江油，要先运到绵阳，再送到江油，而去绵阳就经过江油。江苏援助的是德阳，德阳有两个极重灾区绵竹和什邡，但物资分配造成了两市矛盾，最麻烦的是指挥部不知道放在绵竹还是什邡——指挥部放在哪里，对哪里的救灾会更有利。

王振耀建议，不如改成一省直接对口援助一个县，这样决策可以不经过中央，不经过四川省，也不经过五个灾区地级市，各省责任清楚，还能引发竞争。回良玉说可以研究，后来就通过了。6月11日，中央的恢复重建方案也采取了一省对一县的办法。

在救灾救济司，与地方领导人交往的机会也多。2003年春，王振耀和民政部副部长杨衍银到江西调研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建设问题，当面向时任江西省委书记孟建柱建议，首先以规范农村特困户救助的名义在江西试点时，孟建柱与省长当即商量同意。

担任救灾救济司司长，是王振耀从政的最后一班岗。辞职两年后，他写出了自己的从政体验。新书出版时，作者的名字成了“王真尧”。

吹战略风，影响为“王”
智库如何影响美国安全战略
来源：南方周末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方可成 特约撰稿 吕正韬 2012-12-14 08:20:03



编者按：有一个故事，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

海湾战争刚刚落下帷幕，沃尔福威茨、佩里、兰德公司总裁亨利等一些智库顶级学者联名给克林顿写信，“您需要一个全新的军事战略，以确保美国及其盟友在全球的利益。该战略最急切的任务就是要将萨达姆政权彻底消灭，为达此目的，我们需要全方位的政治、军事和外交努力。”

然而，克林顿政府未置可否。

2002年4月3日，这些学者们又进言布什，依然力陈攻打伊拉克的主张，强烈建议美国政府应加快制定推翻萨达姆政权的方案。就这样，经过近10年，对两任总统持之以恒的政策建议，终于促成了伊拉克战争的打响，并对美国及世界政治格局产生了重大影响。

智库，这个美国政治生态系统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门，既为决策者提供政策理念，又直接为政府输送人才，智库被认为能够左右美国政治。

几乎所有美国智库最热门的方向，都是在研究中国军事领域，了解美国智库在国家安全与军事决策中的地位，或许能带给中国很多启示。


美国智库到底为何而奋斗？答案是——“影响决策”。

智库到底通过什么杠杆撬动国家政策呢？其路径大致可以分为贴近决策者、借助公共舆论和在国会中作证等三个层面。

“一个多学科的研究团队，依靠与军方的密切合作和广泛的海外联系得出成果。”

2012年11月17日，成功赢得连任的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四年内第五次飞往东南亚，将国内焦头烂额的“财政悬崖”抛在脑后。

这是冷战结束后，美国最大规模的重返亚太。2011年夏天，美国决策层就在争论着这个尚处襁褓中的议题，总统办公桌上至少出现过7套报告。

最近一年来，对奥巴马政府有着极大影响力的智库“美国进步中心（CAP）”多次发布报告，称“未来属于亚洲，美国应该在其中占有一席之地”，“朝向亚太的再平衡战略早就该实施了”，“这是在正确的时间做出的正确战略抉择，对美国及其在该地区的盟友都有益处”。

智库，这个美国政治生态系统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门，既为决策者提供政策理念，又直接为政府输送人才，智库被认为能够左右美国政治。



新宠

“影响决策”，智库的作用非常清晰。

美国智库到底为何而奋斗？答案就是——“影响决策”。

成立于2003年的美国进步中心是智库群体中的新宠，它比1948年成立的兰德公司（RAND）等老牌智库要年轻得多，但它对奥巴马政府的影响力却是无出其右。

就亚洲再平衡战略而言，兰德公司2012年曾公开评价其“不成熟”，理由是在中东和北非等地区活跃的基地组织依然对美国构成重要威胁。但显然，兰德公司的意见没有被采纳。

美国进步中心是随着2008年奥巴马的胜选而迅速崛起的。当时，该中心加入了奥巴马的竞选团队，为他提供了一系列见解独到的研究报告，助其调整竞选策略，赢得了奥巴马的赏识和认可。

成功当选后，奥巴马投桃报李，任命美国进步中心创始人和总裁约翰·波德斯塔为过渡事务主管，任命其执行副总裁巴恩斯为白宫国内政策委员会主任。此前，波德斯塔还曾被委任为克林顿的白宫办公厅主任，与民主党渊源深厚。

“自从智库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帮助里根实施了1981年的新政之后，还没有哪个外部群体像美国进步中心那样，对政府政策产生了如此大的影响。”《时代》杂志评价说。

四年来，美国进步中心已经成功影响了奥巴马政府的多项战略。在朝核问题上，它曾提出“美朝关系的发展和改善应该被置于重要位置，朝核问题的进展是美国新政府的核心目标之一”，这一观点被奥巴马采纳。

在2008年底的一份报告中，这家智库还曾建议美国停止在东欧推行北约东扩计划，停止在捷克部署雷达设施和在波兰部署拦截导弹，理由是这些行动会冲击俄罗斯的底线，还将花费巨额军费，效果却难以估计。

不久后，奥巴马便决定暂缓北约东扩计划的实施，重新和俄罗斯展开军控谈判，调整导弹防御计划。

如今，当奥巴马决意在刚刚获得的第二任期内继续推行亚洲再平衡战略时，美国进步中心同样是幕后重要的战略观点提供者。

“华盛顿以及太平洋司令部在制定再平衡战略时，一定是在持续地与智库交换意见。”跨国智库国际战略研究所（IISS）亚太区域负责人赫胥黎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尽管白宫没有公开承认智库对这一战略的影响，但美国智库必然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将目光放得更远些，智库的作用更加清晰。

伊拉克战争的打响背后，可以看到一批智库学者在近10年时间内向克林顿和小布什两任总统不断提出政策建议。

而小布什2002年宣布退出《反导条约》则与美国安全政策研究中心的影响有关。

这家智库在年度总结报告中写道：“6月13日，我们不断积累的努力终于结出了果实：布什总统宣布美国正式退出反弹道导弹条约——这项条约是阻碍发展和部署切实可行的导弹防御系统的主要法律及政治障碍。更让人欢欣鼓舞的是，我们长期以来——有时甚至是形单影只——的孤独努力得到了认可。”



精英云集

在智库发表的报告背后，凝结了许多心血。

美国智库的努力，之所以能够被认可，首先是因为它们提供了高水准的政策研究。“我们不是游说团体，也不是政治实体，我们的影响力来自发表的高质量报告，这些报告提出了解决公共问题的建议。”传统基金会安全问题专家贝克·史普润说。

在智库发表的报告背后，凝结了许多心血。

自1990年代开始，兰德公司就开始系统研究中国空军。该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迈克尔·里奇将之称为“一个多学科的研究团队，依靠与军方的密切合作和广泛的海外联系得出的成果”。

兰德公司为这一研究组建了一支团队，负责人是曾在国务院和国防部担任高级职务的哈里札德——他后来曾任美国驻阿富汗、伊拉克大使和驻联合国大使。在这支团队中，既有中国问题专家，也有区域问题、国防战略、空军、情报以及经济方面的专家。后来，来自美国空军的几名军官也加入了研究队伍当中。

这支团队还拥有一个梦幻般的顾问小组，其成员包括前国家安全顾问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以及三名前任国防部长：哈罗德·布朗、弗兰克·卡路西和威廉·佩里。

研究报告发布前，还需要经过严格的质量控制流程，不仅经过了内部同行评议，而且送交了国防部和国务院的高级官员审阅。

“最重要的是，我们的报告对空军高级将领有实际的价值，它们被广泛阅读和使用。”迈克尔·里奇说。

历经十几年，这支专注于研究中国空军的团队仍在运作。

2012年2月，兰德公司发布了该系列报告的最新一期，名为“撼天裂地——21世纪的中国空军运作理念”。报告提出：“中国空军正在进行一场革命”，似乎正在成为一支“21世纪拥有强大能力的现代化空军部队”，10年内“有可能开始接近美国空军的战斗力”。


撬动国家战略的杠杆

最大限度发挥影响力，得有“十八般武艺”。

仅凭出色的内容自然不足以撬动国家战略，美国智库为了最大限度发挥影响力，已经习得“十八般武艺”。

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理查德·哈斯将这些“武艺”总结为五大类型：生产新颖的观点，为政府提供人才储备，举办高级别的讨论，教育美国公民，以及帮助官方调停和解决冲突。

智库到底通过什么杠杆撬动国家政策呢？

其路径大致可以分为贴近决策者、借助公共舆论和在国会中作证等三个层面。

其中，尤为值得关注的是智库与政府之间的“旋转门”——智库学者大量进入政府任职，政府官员离任后同样大量进入智库。

“出将入相”间，政策研究被带入决策的最核心圈，进而影响政策制定。“智库对国防战略产生直接影响，多半是因为智库中的高级管理人员进入了白宫。”长期研究美国智库的学者李华芳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钓鱼岛与《美日安保条约》的问题就是这方面的一个例证。2000年10月，美国国防大学国家战略研究所学者理查德·阿米蒂奇主持了一份研究报告《美国与日本——走向成熟的伙伴关系》，其中的重要内容是：“美国必须就包括钓鱼岛在内的日本行政统治之下的地区，向日本重申自己的防务承诺。”

仅隔一年，理查德就出任小布什政府主管亚太事务的副国务卿。这份本来是建议的文件，被理查德在政府内积极推动变成了正式的政策。

此外，政府也经常委托一些智库就重大问题进行研究，以作为政策制定的参考。兰德公司的大部分研究课题都是由政府部门委托的，另一家老牌智库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也与政府签订了不少合同。

当然，直接向决策者“吹耳边风”的途径毕竟有相当的门槛，而借助公共舆论则是美国智库可以自主调控的方式。

这些智库每年都会出版大量的专著、期刊、研究报告、背景分析、简报，其中《外交政策》、《布鲁金斯评论》等知名智库刊物几乎是政界要员的必读资料。智库学者还会在主流媒体接受采访、发表评论，通过影响公众舆论，进而间接影响决策者。

卡耐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中国项目主任裴敏欣曾表示：“思想库的研究成果一旦引起大众传媒的注意，就会引起全社会和决策者的注意，形成强大的舆论力量。”因此，智库用在成果传播上的花费往往不菲。传统基金会用于信息传播的年度费用高达600万美元左右。

举办各种研讨会、培训班，将政府要员邀请其中，当面对官员施加影响，是另一种策略。

2000年9月，美国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召开了题为“超越同时打赢两场战争的定位：应对反介入挑战”的大型学术研讨会，邀请美政、军、商、学的众多精英人物与会，为美高层形成“反介入/区域拒止”威胁共识，起到了关键性的造势和推动作用。

在国会中作证也是智库发挥影响力的方法之一。国会是美国决策体系中的重要一环，总统的重大动议通常需要国会的批准。美国的智库积极与国会的各个部门保持密切联系，以期在听证会上能够被邀请直接向国会议员和其他社会各界精英陈述政策建议。

2008年7月，北京奥运会举办前夕，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邀请布鲁金斯学会中国中心主任李侃如到国会作证。针对美国国内一股抵制北京奥运会的浪潮，李侃如坚持认为美国政府如果试图利用奥运会在政治上得分，注定会得不偿失，李侃如的发言对美国的对华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


并非生活在真空中

“人在江湖”，难免身不由己。

美国智库的运行资金主要来源于基金会、企业和个人捐款，以及一些政府合同。多元的资金来源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智库的独立性。

不过，“人在江湖”，智库也绝难生存在真空之中。

智库新宠美国进步中心就遭遇了“过度政治化”的批评。这家智库从成立之初就带有极强的党派对抗色彩，政治意味非常浓厚。相对美国进步中心与民主党的亲密关系，传统基金会和企业研究所则具有鲜明的保守主义色彩，在研究上一般倾向强硬和进攻性的对外政策。

利益集团通常是对智库进行经济捐助的大老板。尽管智库可能并不会因为金钱而直接为其利益服务，但至少在研究重点上，智库可能会突出利益集团所在的相关领域，进而有意无意地设定决策者的关注议程。

美国安全政策研究中心就是在波音、洛克希德等军工复合体的大力支持和策动下建立的，该中心长期关注导弹防御计划领域的研究，而这些军工复合体也恰恰是建立导弹防御体系的最大受益方。2002年5月，犹太复国主义者、美籍犹太裔富商海姆·萨本向布鲁金斯学会出资，建立了布鲁金斯学会中东政策中心，专门研究中东问题。

此外，政府也绝不仅仅是只会受影响的被动角色，大的政治风向也会对智库的研究形成“反影响”。

美国政府和兰德公司向来有着良好而密切的合作关系，但2002年6月，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却让兰德公司郁闷了一把。在此之前，该委员会像往常一样，委托兰德公司进行一个对中国未来军事力量进行评估的研究项目。

经过大量的研究论证，兰德公司对这一课题的初步结论认为，尽管中国的军事力量在迅速增长，但在短时期内还不会成为美国的对手。

然而，在当时的美国国会，“中国威胁论”正呈高潮之势，尽管兰德公司的结论相对理性客观，但被对华“恶性情绪”萦绕着的国家情报委员会，坚持认为这一结论无法接受，并毫无情面地撤销了对兰德公司的委托。

资中筠:三年大饥荒出国人员为何不准购食品回国

原题：记饿――”大跃进”余波亲历记

1956-1959的三年间我奉派在国外工作，所以”鸣放”、”反右”、”大跃进”都躲过了。只是1959年回国后赶上承受”大跃进”的后果，通常称为”三年困难时期”，如今回忆起来最突出的竟是一个”饿”字，与”吃”有关的故事、轶事源源不断涌现出来。

首先要交代的是，本人当时虔诚地”爱国、爱党”，政治热情极高，毫无独立思考能力，对一切公开的宣传和内部传达的情况、指示、精神从不怀疑，一味紧跟。越是困难、艰苦，越认为是对自己的”考验”，从不问一个”为什么”――是为大背景中个人思想状况的小背景。

1958年”大跃进”开始时，我在维也纳，随中国代表常驻”世界和平理事会书记处”（一个苏联领导下的国际组织），只从定期收到的《人民日报》上得知国内轰轰烈烈、如火如荼的景象。加以同事间互传国内来信中描述的神奇数字和预期的远景，以及工、农、兵、学、机关干部全体动员大炼钢铁、除四害、搞”超声波”试验等，令我们兴奋不已。我觉得身在万里外，不能亲历其盛，实在遗憾。我们可以做的就是向外国人宣传”大跃进”的成绩。在这段时期一切对外活动中，中国人只要发言，都宣传”大跃进”。外国人如果对此有质疑，一律认为”不友好”。记得那一年有一次国际和平会议，中国代表团团长郭沫若在发言中当然也是大段宣传”大跃进”，提到”十年超英，十五年赶美”，一位长期在美国的老革命领导在审阅英文稿时说：英国已经在走下坡路，十年超英的目标太低了。但因为这是上面定的口号，他不能改。此一例足以说明当时全民头脑发热的情况，连见多识广、经验丰富的老革命也不例外。

到1959年夏，就陆续传来国内供应紧张的消息，而且急剧恶化，特别是基本食品供应发生问题，开始削减每月粮食定量。我们对”自然灾害”之说当然毫不怀疑，只感到国内物资匮乏，而我们还在国外”养尊处优”，都于心不安，十分内疚。于是我和陈乐民以及另一位年轻同事一再向领导提出申请，要求调回国内”与全民共甘苦”，并经受艰苦的”考验”。对于我们这种和平年代才参加”革命工作”的青年知识分子来说，没有经过艰苦斗争的考验是经常被敲打的弱点，也是自己的一块心病。所以有了”艰苦”的机会，不问情由都不肯放过。

1959年8月我和陈乐民果然奉调回国，倒不是领导同意我们与人民”同甘苦”的要求，而是中苏关系恶化，国内对这个和平机构的方针有所改变，准备逐步撤出。我们回国兴奋劲头过去之后，开始感到物资匮乏的现实，首先是每人登记粮食定量，按月领粮票。我们都自觉把粮食定量按低标准上报，我一向饭量较小，以为一个月二十多斤粮食足够了，还没有意识到在一切其他”油水”都没有的情况下，饭量会大得自己都吃惊。机关食堂每人限买半个菜。用不了多久就明显感到食堂的肉菜稀少，日益清汤寡水。早餐偶尔有鸡蛋卖，每人限一个，稍晚就轮不到了，再后来鸡蛋就绝迹了。刚回国时我还有一次尴尬的经历：我们夫妇二人与朋友夫妇相约到附近一家熟悉的小餐馆去”打牙祭”。饭后我抢着付账，却不意那价钱高出我出国前许多倍，我完全没有心理准备，阮囊羞涩。朋友笑笑说还是我来吧！经他解释才知道那是当时的一项特殊政策，开一些高价饭馆，在特定的商店卖一些高价糕点，以便货币回笼。以我们当时的工资，那种高价餐馆当然是很难问津的。

后匮乏的形势日益严重。偏巧我开始怀孕。应该说，我从未有过一般孕妇的反应――呕吐、挑食，等等。我对怀孕的记忆只有饥饿感。胃口出奇的好，空前的”馋”。平时那种不吃肥肉、不吃羊肉、怕油腻、怕膻气啦，种种娇气一扫而光，可以说见”油”开眼。我自工作以后一直住集体宿舍，吃机关食堂，婚后依然如此，不过两人在集体宿舍楼中分到一间房而已，其他仍与单身汉一样，是集体户口，全部粮票、油票都交到食堂。这样就更加没有丝毫自主的机动性。家中连面包屑的储备都没有，一旦错过了食堂开饭时间，就只有枵腹待天明了。而那些独立安家自己开伙的同事就灵活一些，各显神通做一些调剂。有一段时候还有人在家门前试着养鸡，居然真的有了鸡蛋。有一个冬天，我与一位男同事C君一起到另一单位去开会，回来晚了，食堂早已关门。我回到冷冰冰的宿舍空空如也，可谓饥寒交迫。C君就把我拉到他家去（那时有家的都住在机关大院后面一排平房中），他的夫人是理家能手，自己养了鸡，给我们端出来热气腾腾的二米粥和烙饼摊鸡蛋。我简直觉得美味无比，吃罢周身暖和。此一饭终身难忘。在那种食物极端匮乏的情况下，这样待客实属慷慨。于是我在一段时期内逢人便说C君家有贤妻，真是福气。以至于一位女同事半开玩笑地对我说：可别老这样说了，不然好像你恨不得也找一位”贤妻”！稍后，在机关大院中个人养鸡也不允许了。

我的女儿是1960年5月出生的。那正是全民挨饿进入高潮。当时”孩子他爸”正在农村下放劳动（长期在国外工作的人回来都需要下去锻炼，我如不是有此特殊情况，也会下去的）。我们都认为这是宝贵的锻炼机会，决不想要他为我生产而请假回京。我全靠父母家做后盾，在家坐月子。他们几个月前就把全家的票据和蛋、糖等副食品配额集中存起来做好准备。但是肉票是过月作废的，而且有票也不一定买得到肉。家里的老保姆为此费尽心机，在算准的预产期前夕，以全家的肉票早起排队买了一支蹄炖汤。偏偏我实际生产的日子比预产期晚了十多天，那时又没有冰箱，急得老保姆直掉眼泪，只有每天煮一开，保证它不变质，到我产后吃到时已经只剩汤了。反正”肉烂在锅里”，并未损失，营养保留多少就不得而知了。至于产妇最需要的鸡蛋，靠全家的配额也是不够的。母亲托一位亲戚从农村弄来一篮鸡蛋。那时报上正在大力批判农村自由市场，说是”挖社会主义墙角”云云。我就认定那鸡蛋一定是从自由市场来的，拿出”耻食周粟”的精神，坚决拒吃，真乃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其”左”愚不可及，而且是诚心诚意，即使外人无从知晓，也要”慎独”。事实上，我还是享受了某种特殊条件的，因为父亲的级别属于”糖豆干部”，有一些特殊供应，尽管有限。父母的年龄超过六十岁，可以订到牛奶。我产假没有满就被单位一个电话召回，随代表团出国，孩子完全丢给家里靠牛奶喂养。她之能够健康成长，我也没有因产后营养不良而落下后遗症，都是仰赖父母加上老保姆省吃俭用的支持和精心护理。

关于孩子的名字也与当时的背景有关。人们以为像我们这样的家庭总会起一个有点书香气的名字。至今还有人问，女儿”陈丰”的名字有何出处。实际上就和饥荒有关。当时陈乐民在农村与贫下中农同劳动、同挨饿（口粮每天只有不到半斤的没有去皮的”毛粮”），热情的老乡听说他添了孩子，纷纷给起名出主意，提到最多的是”满仓”或”满屯”，这代表了最朴素的向往。他就真的写信来建议以”满仓”为参考取名。父母和我商量的结果就用了一个”丰”字，取盼丰收之意，所以后来我们常常和女儿开玩笑，说她差点叫”陈满仓”。

由于我从事的是”涉外”工作，供应再差，对外总还要撑面子，所以外宾的伙食标准，特别是招待会，还是颇为丰盛的。于是就发生有趣的现象：过去我们为外宾举行招待会，邀请中方高级人士作陪，往往发出请柬到不了几成，因为他们都很忙。而在”困难”期间，只要有酒会、宴会，那些忙人、要人有请必到，十分踊跃。在那种冷餐会上，服务员端着盘子走过来，大家一拥而上，顷刻间杯盘一扫而光。有一次周总理在场，我亲自见他不动声色地走过来，轻声对一些高级干部说：”注意点吃相”！我们接待外宾往往需要请一些单位的负责人或专家来同外宾座谈，讲解有关国情和政策。有一位某经济单位的负责人，专业水平高，情况熟悉，一些数字如数家珍，口才又好，还懂外文，每次谈话效果都令客人十分满意，所以在我们单位组织座谈的名单中他总是首选。可以想见，他是大忙人，平时特别难请。但就在那段时期，却一点架子没有了。因为他烟瘾很大，那时没有禁烟之说，接待外宾除茶水外必摆香烟，而且一定是好烟，规格高一点的有时还有点心、水果。大家都知道他就是冲着那中华烟而来的。不但在谈话中不断地抽，等送走外宾后，桌上剩下的都放进口袋。不仅他一人如此，外宾离去后香烟入某些私人的口袋已是公开的惯例，总务部门都视中方来什么人而有所准备。

临时出国的人员按规定在国外期间发少量的零用钱，好像是一天一瑞士法郎，如果出去十天半月，可以凑足十几法郎。过去，人们大多买一些有当地特色的小工艺品或精致的日用品。而到了1960年，出国人员无论级别高低，都不约而同用那点零用钱购买食品带回国，也有买维生素和其他补品的。还有人，买了黄油放在箱子里，回来化了，衣物都被油污。我在女儿三个月时随一个规格很高的党政代表团访问越南，主人发零用钱并陪我们到”友谊商店”购物，我买了白糖，结果引起陪同的主人注意，竟送我一大盒白糖，我因此回国写检讨。那时还没有明令禁止出国购买食物，后来（可能是1961年下半年），出国人员在外购买食品日益成风。与此同时，尽管对外封锁甚严，还是没有不透风的墙，国际上对我国经济情况也议论纷纷。于是传达了一道命令：临时出国人员不得在国外购食物回国，以免损害国家形象，”授人以柄”。在那之后，这就成为纪律，事关反帝反修大业，如还有人犯规就是客观上为敌人反华宣传服务了。此之谓饿死事小，面子事大。

约是1963年春，我被借调到全国妇联，随妇女代表团出国参加国际妇女会议。会议在莫斯科举行。此时中苏关系已经相当紧张，争论已经公开化，此类国际会议早已成为中苏代表吵架的场所，其他国家代表一部分追随苏联，一部分追随中国，多数中立，看热闹。无论是工（会）、青、妇、和平会议，内容都大同小异，争吵的议题在同一个时间也基本相同，其激烈的程度视当时中苏两党谈判的情况而定。那一次照例在出国前召开全体代表和工作人员会议，由团领导交代方针、精神。团长讲完”寸步不让，坚决斗争”等精神后，做了一项特别交代：大家要注意仪表，脸上化化妆，免得在各国花枝招展的妇女群中显得”面有菜色”，人家更要说我们是饿的！那是”不爱红妆爱武装”的年代，但为外交斗争需要，为了国家体面，不妨爱一次”红妆”。

事实上，那时我和不少同事已经得了浮肿。有一段时期每天早晨醒来感到睁不开眼睛，总觉得没有从疲劳中恢复过来。后来就越来越明显，脸上、腿上一按一个坑。陈乐民下放一年后回来更加严重，他本来很瘦，回来变成了大肚子。据说他在下面有一次看水堤时因腿软站不住滚到了水沟里，幸亏被人看见及时救起，没有淹死。可能1961―1962年间是最困难的时候。此时出现了两点极不寻常的政策精神：一是默许，甚至鼓励有海外关系的人接受海外亲友寄赠物品；二是不再强调全力以赴地工作，而号召”劳逸结合”，减轻工作负担，必要时缩短工时以保存体力。前者与我无关，因为我没有海外亲友；后者也没有惠及我，因为那段时期是中苏关系最复杂多变之时，多反映在国际会议中，所以我所负担的工作不但不能减，反而更重，照样开夜车。不过按规定，晚上工作过十一点就有夜宵，大师傅端上热汤面或烙饼，是一大享受。甚至为此故意把工作拖到那个时候。那段时期出国开会照常进行，我发现一个奇特的体验：每到国外，两三天后浮肿自然消减，有一种忽然神清气爽的感觉。很明显，就是吃了三天饱饭，而且有足够的高蛋白补充。

我在那段时间还有一项工作，就是中央领导接见外宾时被召去做翻译，大多在中南海，而且大多在半夜。安排此事的是国务院外办，每有任务，由他们通知我所在的单位办公室，办公室随即转告我待命，那我就不能睡觉了。当时廖公（承志）是外办负责人，又主管我们单位的工作，我们参加国际和平会议的代表团经常是他主要负责，所以对我本人也熟悉。我得了浮肿以后，我们单位领导就以此为例，并以我工作特殊为由，乘机向廖公呼吁，申请补助。刚好此时又发生陈乐民在工作中晕倒抢救之事。于是在廖公授意下，我们单位以我们夫妇健康恶化为例，打报告为本单位职工申请营养补助，由廖公特批若干数量的牛奶。从那以后一个时期，每天上午十时，工间操时间，大家到一个地方去喝牛奶，鱼贯而入。有人掌勺，从一大锅热气腾腾的牛奶中每人发一碗。虽然供应人数不少，也不可能全体职工人人有份，名单如何定的，不得而知。可以想见必然有人感到不平。当时喝到的同事开玩笑说沾了我们两人的光。但是到”文革”开始，此事反过来成为本单位领导和我们本人的一条罪状，特别是廖公靠边站后，此事更成为批判内容。尽管有此照顾，我的健康还是严重透支，到1964年虽然形势已经好转，我却积劳成疾，全面垮台，大病一场，足足休养了两年才恢复正常。此是后话。

平心而论，相对说来我的处境还是比较优越的，可以说间接地享受了某种特权。在极端困难时期，城市居民处境比农村好得多，机关干部又比一般平民好，更无论按级别分配的特权了。大批饿死人都在农村。所以与”反右”以知识分子为重点不同，”反右倾”时机关中批判的对象多为家在农村的干部，因了解家乡情况在机关中发牢骚而获罪。我就曾亲历一次上级机关召开的批斗”右倾机会主义”重点对象的大会，那是一位中层干部（其级别足以看到内部文件），其罪状就是回乡一趟后，在办公室”散布”家乡饥荒的情况，表示对”大跃进”不满，而且还泄露他看到的内部通报中的某些实情。多年后，我家先后请过两名安徽保姆。她们都讲述过家里饿死人的情况。令人心寒的是，她们讲述时非常平静，没有眼泪，没有叹息，好像是在讲别人的事。她们说，过去可以逃荒要饭，那时连要饭都没处去，因为千村万户都一样，没有一户是有存粮的。由于虚报浮夸，上面催交的粮食数量极大，谁家藏一点粮食，村干部挖地三尺也要取走上交，一个保姆家中最后一罐偷埋地下的粮食就是这样被挖走的。

比起当年农村的万户萧瑟，我的”记饿”真好像有点无病呻吟了。

[资中筠原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

文章来源：《书屋》2008年第1期

【常识 】从改进会风、不陪餐、不迎送，到常委出行不封路
回望作风改进30年
来源：南方周末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钱昊平 实习生 王飞 发自：北京 2012-12-13



过去30年的中央文件中，几乎每隔几年，就会有作风改进的规定问世。


“常委出行一般不封路”，这是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形成后一个明显的作风改进。2012年11月29日，7名常委到国家博物馆参观《复兴之路》展出、12月8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视察深圳时，都没有封路。

这几次不实行交通管制不是偶然，而是12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关于改进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中的一项，规定还包括改进文风、改进对领导人的新闻报道等。

这次中央政治局做出八项规定，实际是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央试图推进作风改进的又一次努力。过去30年的中央文件中，几乎每隔几年，就会有作风改进的规定问世。

怎么报道不应以领导出席为准

30年前，中央就曾出台过改进警卫工作规定。1982年11月，中央书记处批准了《关于进一步做好中央领导同志外出时警卫接待工作的几点意见》。这个意见要求进一步改进警卫形式，坚持内紧外松的原则，除特殊需要作专门布置以外，中央领导同志外出时，不用警车开道，不用警笛。1986年，中央又重申了这一规定。

1986年，中央办公厅还对领导人活动的新闻报道做了规定，除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以外，其他中央领导到各地视察工作，非经中共中央办公厅或国务院办公厅同意，中央各新闻单位一律不派人随行。

2001年，中办、国办更是联合下文，对领导的新闻报道做出了规定，强调不要把中央领导是否出席，作为报道与否或报道规格的标准，中央领导观看一般性的文艺演出，也不作新闻报道。这次政治局的八项规定中，重提这一精神，要求政治局领导出席会议和活动，应根据工作需要、新闻价值、社会效果决定是否报道。

改进文风、会风，不陪餐、不迎送的规定，改革开放以来也多次重提。1998年3月24日，朱镕基当选总理后，主持的国务院第一次全体会议上还就此与诸位领导约法三章，并约定不为各部门工作会议发贺信、贺电，不题词、题名。

有关上述规定，中央、国务院至少在1982年、1986年、1991年、1998年、2001年都曾发文强调。2007年，国务院办公厅还有针对性地下发了《关于国务院办公厅精简会议文件改进会风文风的意见》。

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主任许耀桐教授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他个人感觉这次提的八条规定的一些内容，在过去也提起过。现在再次提起，是因为有些地方不改不行了。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问题，严重影响了党的形象。

这次中央政治局的规定与以往有所不同，明确了“首先要从中央政治局做起”。随后总书记和其他常委率先示范，可看出中央对贯彻落实这些规定的决心。另一个亦能看出中央决心的是，对落实后的监督、检查也做出了详细规定，明确了中办、国办的监督职责。“有了制度之后，关键是监督。”许耀桐说。

中央办公让位专家休假

“中央带头”，已不是第一次。2003年，中央取消了暑期北戴河办公，已经十年没有走“回头路”。

暑期北戴河办公制度始于1954年，中央领导人在北戴河办公的主要形式是接见外宾、开会、决定重大决策。为了保障领导人在北戴河正常办公，中央还于1954年成立了北戴河暑期工作委员会。1958年，中央在北戴河作出炮击金门的决策，同年也在此作出了大炼钢铁和大办人民公社的决策。新中国成立后，几乎每次党代会之前，都会在北戴河举行酝酿会议。

“文革”开始后，北戴河暑期办公制度曾一度中断，1984年恢复，此后又持续了将近了20年。

2003年5月，中央决定，中共中央、国务院、全国人大、全国政协、中央军委五大领导班子当年夏季将不到北戴河办公。此举一出，便得到舆论的好评，认为取消北戴河办公，其意义不仅是节省了办公经费，降低了行政成本，也体现了中央“务实”的工作作风。

中央办公取消了，但夏季的北戴河依然是最有政治意义的避暑地。当年夏天，中央组织了100名专家到北戴河休假，他们是抗击SARS的医务专家和承担国家重大工程、重点建设项目的专家。早些年，中央曾在1987年邀请过全国科技界各领域14位中年科技专家到北戴河休假，但时断时续。

2003年后，中组部开始酝酿专家疗养制度。北戴河办公废止后，专家夏季北戴河休假一直延续下来了。2004年，中央又组织了110位专家和高技能人才到北戴河休假。2005年，组织了44位近年来获得国家最高科技奖和特等奖、一等奖的专家到北戴河休假。2006年，51名农业科技专家和农村实用人才到北戴河休假。

2012年，中央又邀请了62位各行业各领域的优秀专家和基层一线人才的代表到北戴河休假，10年时间，中央已邀请六百多位专家到北戴河进行暑期休假。

先内后外 取消迎送

2003年，中央还先后采取一系列改进作风的举措，如礼宾改革，当年取消了领导人出访离京、返京时的送迎活动。率先垂范的是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

2003年5月26日，胡锦涛开始他当选国家主席后的首次出访，于5月26日至6月5日对俄联邦、哈萨克斯坦和蒙古国进行国事访问。新闻报道中，他是“静悄悄地走，静悄悄地回”，出去、回来都没有送迎仪式。

礼宾改革，是中央在改革开放后一直在推进的工作。

改革开放之前，为了展示“大国形象”，中国实际是抱着“轰轰烈烈办外交”的思想，经常是数万人夹道欢迎来访的外国领导人。而国内领导人外访，也会举行隆重的迎送仪式。1964年周恩来访苏归来，毛泽东、朱德、刘少奇集体到机场迎接，四人的那次聚首照片也成了珍贵的历史资料。

1978年秋天，中国开始进行礼宾改革，为来访外宾举行的欢迎仪式由机场改至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不再有群众的夹道欢迎。但国内领导人出访，相应的官员仍要到机场送迎。

1991年，国内领导人出访离京、返京时的送迎仪式改在人民大会堂举行。2003年，胡锦涛担任国家主席之后，人民大会堂的送迎仪式也被取消，与国际惯例接轨。

领导人出访时国内的送迎仪式虽然取消了，但领导人到达访问目的地时，中国驻当地使领馆仍会组织在当地的中资机构、华人华侨、留学生代表到机场欢迎，离开时也会组织到机场送行。

7年后，中国领导人出访国外的迎送仪式也被取消。2010年4月12日，胡锦涛访问美国，他乘坐的专机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停机坪上，只有美方官员和中国驻美大使在迎候。机场没有出现欢迎队伍和欢迎横幅。

陪同那次出访的外交部副部长崔天凯说，这是中央一贯倡导的礼宾改革的继续，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理念和求真务实的作风。

国宴瘦身 可穿便装

作为礼宾改革的一部分，国宴标准在改革开放后也被瘦身。

“四菜一汤”在中国可谓是家喻户晓，不过1984年以后，标准已经发生了变化。外交部当年对国宴标准进行了具体而明确的规定：总宴请时中餐四菜一汤，西餐一般两菜一汤，最多为三菜一汤，国宴一律不再使用茅台等烈性白酒，这个规定一直维持至今。2008年奥运会期间，国家主席胡锦涛为各国政要举行的国宴就是三菜一汤，菜品有荷香牛排、鸟巢鲜蔬、酱汁鳕鱼和瓜盅松茸汤。

“吃”的少了，穿的也“薄”了。上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履职期间，甚至连公务员上班时穿什么衣服也发文明确，目的是为了节能。

2007年以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开会时，参会人员都被明确要求着正装出席，理由是考虑全国人大及常委会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会议应当庄重。参会人员正装出席时，常委会会议厅和分组审议会场的温度都保持在24摄氏度。但在节能理念下，从2007年6月28日开始，全国人大常委会夏季开会时开始穿便装，温度也调整到26℃。

2008年08月2日，国务院专门下发了《关于深入开展全民节能行动的通知》，提到除有特定要求并经批准外，公共建筑夏季室内空调温度设置不得低于26摄氏度。但不少公务员已习惯西装革履上班，26℃的温度显然过高，文件为此明确规定，夏季除有重大外事活动及有特殊要求以外，公务活动一律着便装。

起初倡导夏季穿便装是为了节能，但后来便装已成了习惯，也表明了简朴、务实。

十八大后，新任中纪委书记王岐山组织的首场专家座谈会上，包括王岐山在内的与会人员都是便装出席。受邀的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马怀德清楚地记得，他是11月25日收到中纪委的邀请信息，短信内容除了开会时间、地点等基本内容和往次会议相同外，还有一条“可着便装”，这让他有点意外。

12月10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刘云山到北京调研，在西城区主持召开“把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引向深入”的座谈会时，包括他在内的与会人员，也都是便装出席。

我所认识的李春城
高小勇


作者题记： 四川李春城事件，再一次把一个事关中国改革开放的问题拎到人们面前。我们市场化改革三十年，取得了举世瞠目的成就。我访问过诺贝尔经济学得主科斯，他对中国改革成功的总结，简短精辟：＂共产党加产权＂，其他中国学者也如是说（参见学者盛洪写的有关科斯理论评论）。科斯的意思是说，中国政府搞市场经济，大大节约了市场发育的费用。这讲的是中国特色的收益。但也有代价和成本。激励地方政府抓GDP，我们政府庞大，与经济发展联系那么紧，官与吏需求有别，众多官吏又不是圣人，于是必然有贪腐。改革要继续，那么，评价一个官员，或公权力是不是该先有个标准：这个官员，这个地方公权力，究竟是节约了市场发育的费用，还是增加了市场发育成本?还有，在现体制下，一个勇于任事的地方主官纯洁如雪，他能否在现行体制下存活?还有，新的改革开放，是否切实推进经济自由，既缩小政府权力降低贪腐成本，同时激励市场创业，而不是移民?

刚出差回国没几天，听闻春城书记＂涉嫌严重违记，协助调查＂去了（他在成都做市委书记多年，他请我做顾问多年，我口头和报告都习惯称呼他春城书记），不两天消息又为官方证实。因为软件外包、光热发电、核能小型堆、物联网连锁医疗这几项工作，我与春城书记交往多，了解多。坦率讲，无论从感情和理性，都很难接受这样一个现实。

（一）

我认识他大约2004年前后，当时应朋友之邀，在深圳帮助一家报纸改版。

由于多年研究经济，又多年在四川工作，即生出在成都搞＂世界办公室＂想法。西部大开发要因地制宜进行。由于东部沿海先开放，制造业先加入世界分工，再加上千里不运草的定律，内地搞制造业肯定没有优势。成都身处内陆，但有深厚文化积淀，高校相对也多，我的设计是搞软件外包，中国不仅是世界工厂，还可以建世界办公室，找到与印度竞争道路。虽然从就业上讲，解决不了多少简单劳动就业，但能解决大学毕业生和知识分子就业还是很重要。中国发展需要稳定环境。历史经验表明，一个社会＂秀才＂出路如何，与社会稳定关系极大。陈胜吴广没有知识份子襄助，偃旗息鼓极快；刘邦有肖何，共产党有毛泽东等秀才，就有天翻地复后果。

有了＂世界办公室＂想法，又早听闻春城书记干事名声，请成都朋友帮助联系他。见面是在他办公室。他听我讲完后，把脚上两支鞋子一下蹬掉，说我们自在些，又不应付电视台。他说，我一直在想成都如何搞现代服务业，咨询了好多人，比如广东王志纲。但出的主意都没法落地，世界办公室主意好。说着说着捞起裤脚，手掌往大腿一拍说，咱们干!他又问我谁来干，我多少岁数。我回答说，您如果要干，我这辈子就干这个了。

接着，市委政研室就建立了配合我的班子，还邀请了市里一些部门和我点名的一些专家上都江堰一山上闭门研讨，还提交了报告。

软件外包的瓶颈主要是语言，大连软件外包先起来，且主要挣日本人钱，就说明这个问题，大连离日本近，有语言优势。我的计划是请美国公司里的美藉台湾高管做一个平台，他们中英文皆通，又能及时把软件行业新出现的语言传达国内，首先解决外包产业的语言问题；然后利用他们熟悉国际市场优势，在外接包，在成都发包。

我的一位经济学老师，他恰恰有这种资源。他的一个亲戚曾在苹果公司做过高管，当时正驻中国上海发包；她老公也是工程师，搞过台湾新竹科技园，父亲曾是胡适的秘书。这夫妇俩到了成都，走访了成都软件企业，也拜访了春城书记。夫妇俩认为搞这件事，先要有五六人团队；他们提供了一份名单，均是美国公司高管。夫妇俩告诉我，与这些人都邮件讨论过了，他们都愿意回国做事，成都要创造他们回国做事的条件。

这事由市信息办负责落实。但信息办帶我们去高新区看办公条件，高新区一陪同干部把我叫到一边，说这些东西都是他们的，信息办什么资源都没有，此事应该找他们高新区。我一听，头就大了。

后来事情果然没有进展。我脾气不好，与春城书记当时秘书也沟通不爽，没法亲口给春城书记亲口讲推进中困难，自己也觉得干嘛要求你，索性不辞而别，回浙江学校了。

过了几年，市信息办新领导让人电话我，说成都已是商务部挂牌的软件外包十大城市，原市委政研室领导转给他当年我写的报告，她很感慨，请我去成都参加软件大会。我觉得不是我当初想的路子，很难形成产业竞争力，就婉言回绝了。

这是我与春城书记的第一次交往。

（二）

我与春城书记再次相逢大约是在2008年11月，并正式被他邀请做顾问。

我在浙江一所大学里负责一家研究所，搞经济研究。浙江离江西近，朋友请我去江西一座著名的新能源城市做咨询，后来这个城市的市委书记请我做顾问。

这个城市以生产太阳能电池板原材料一一多晶硅一一而闻名于世。当时我提醒这个城市领导，我们太阳能产业主要满足外需，且主要是满足欧洲国家，这些国家搞福利主义，一个农场主都用太阳能，不是为了省电，而是为了赚补贴；这些福利国家经济一有风吹草动，最先砍掉的就是新能源需求，产业风险极大，要研究能否成功构建一个以内需为主的商业模式。但当地人告诉我，世界笫一辆太阳能汽车都开到他们城市。

在江西我意识到两个问题，一是太阳能要搞，不能搞耗能污染的多晶硅光伏发电，而要搞清洁卫生的以导热管聚光的光热发电，以色列一家公司是全球老大；太阳能在地面搞不经济，应该跟踪美国、以色列、日本搞太空太阳能（网上可捜到我当年的文章《中国应该想像太阳》）。但是換太空太阳能技术，先要用国内的地面市场，而这个市场却非常考究。无论是光伏还是光热发电，都需要占地极大的光场聚光，从经济上要求选择阳光直射的荒漠；但是，荒漠通常又是没有用电需求的地方，发了电要输出去，而远程输电耗损超过百分之三十，新能源的好处就丧失殆尽。新能源让我再次想到四川。

大概是2008年10月，我给四川省委书记刘奇葆写了封发展新能源的信，请原四川省委一老同志送交上去，这位老同志在职期间担着风险一直支持我办一份由经济学家评论经济的报纸。我想起四川是因为那有数万亩草原的阿坝，那里空气透明度高，做光场合适；再说这些年草原沙化严重，如果建光场，可顺帯治理沙化。另外也帮助藏区产业扶贫。

刘奇葆书记批转给了当时主管工业生产的副省长，要求他邀请我与有关部门和企业开个座谈会；省经委成立了光热产业协调小组，请我做首席经济学家。

到了成都想见见春城书记。我找原来一块筹划过＂世界办公室＂的市委政研室同志帮助联系春城书记秘书，秘书给了我常委办主任电话，我短信过去，竟一天没有回音。

当天晚上，我准备上床睡觉了，常委办主任来电话说春城书记要见我。我说你一天都没回音，半夜又要见我，我不去，便把电话压了。主任又拨进电话，恳求说书记在等您。我才气呼呼地去了市委。

市委是一座老旧的二层小楼。春城书记在一二楼之间的转角处等我。我还在不高兴，劈头就说，见你比见总统还难!他不动声色把我引进办公室，在沙发上坐下。他望着对面，不知是看办公桌，还是看桌后的一排书櫃。我也不说话，觉得时间特长。后来他开口了，问我气儿撒完没有?

春城书记轻轻一句把别扭化解了。我们开始谈正事。他说他看了我写的材料，让我到市经委去和有关部门和专家座谈一次；还让市委和市政府一位副书记和副市长保持联系。

四川全省当时搞的都是多晶硅光伏，出口卖得很火，不知道光热这事。成都经委的官员和专家也不了解光热，讲起来很吃力。

春城书记在市委安排了一次座谈会，当着市委市政府的领导，我与参会的一家做多晶硅的上市公司董事长吵了起来。据说这家公司是春城书记引进的。会场很尴尬。春城书记是想让这家企业投资干光热，会前曾让一位副市长让我会前先到他办公室，交了底，但是会上我顾不上这些，跟人干了起来。春城书记不动声色，微笑着把会议结束了。

会后，他马上让我和市委副书记去河北调研；又安排我跟一副市长上阿坝高原踩点，还说他接着就来。这之间，春城书记召开了几次专家座谈会，讨论光伏与光热的优劣，知道我性子急，刻意不让我参加。

年春节，长假的最后一天，春城书记让常委办主任通知我去他办公室。还是在他二楼那间办公室，他告诉我说，他巳给奇葆书记讲了，太阳能项目成都来干，我也到成都给他当顾问。他讲起他的计划来意气风发。记得离开时，他披一件短棉衣送我门口。常委办主任开车送我，车上有春城送的礼盒，里面全是糖果点心，说是上海抗震救灾对口支援人送他的。

节后没几天，市里就举办了仪式，与前面我说的那家上市公司签订新能源合作战略框架协议，与阿坝州政府签订了合作协议；后来，那家上市公司，与成都和阿坝州的两家国有公司成立了股份公司。

这之间发生一个插曲。我到成都当顾问，当时没有工资，也没给我钱，如同前些年搞软件外包，成都给的钱仅仅勉强把请来的专家打发了。当时只是想帮人把事情干起来再说，还有我真不好意思说钱。但是我这次准备讲。我从央视辞职，受聘到浙江一所高校办研究所，除了年薪，就是在学校博士楼给了个电梯公寓，新房，三室一厅两卫，125平米。地点好，去西湖乘公交就几站地。现在价值在三五百万。我在成都当顾问，不在学校，年薪停了，产权证不给办。事忙，也顾不上，没管。在成都办新能源合资公司，我提出给我些股份。市委副书记去和上市公司协调，那家公司不干。副书记还很生气，对他们说办事要讲良心。我顾虑坚持下去会影响事情推进，就提出由成都市工业投资集团和我签个协议，付我顾问费；我大约根据杭州房价和年薪，提出240万顾问费，分几年付清。坦率讲，那240万面上讲是顾问费，实际是补助一份经济研究报纸的钱。我从1991年开始办一份经济研究报纸，一办近20年。报纸不刊登广告，每年亏损，到后来每年亏损十多万，全是我个人承担，我到央视打工，又到浙江高校搞研究，挣回的钱也不够填窟窿，报纸人说我像母鸡找米，找到了回来哺小鸡，但还是负债累累。春城书记请我当顾问，我说我要钱养报纸，他说你不用担心，在坐的几位市领导都知道。给的240万元顾问费还了报纸欠债。还北京一位经济学家30万，贵州教授和深圳友人150万，重庆50多万，今年底才能还完。

据负责办理此事的副市长讲，春城书记听说我这个建议后，连声追问那副市长我是不是真的不要股份。得到肯定答复后，他嘱人把顾问费事办好。

考虑到办事要联系人，需要办公地点和资金，市委副书记帮我联系了新能源产业定点县双流。双流领导很开明，合作顺畅，成功发起了成都新能源国际峰会，把世界许多新能源公司请来成都，其中包括以色列那家世界著名光热公司，他们上世纪80年代在美国南加州建了8座光热电站。

关于能源卫星技术，美国人不会讲，功夫就下在以色列人身上。尤其是以色列人讲到，如果他们往太空发射太阳能装置，计划用便宜的俄罗斯火箭。另外还了解下以色列、美国、日本试验能源无线传输的情况。在此期间，我还和一位副市长到电子科大调研，时任周校长非常高兴，组织了一帮人座谈，说他们早就在研究和追踪微波传输能源。

春城书记非常重视以色列公司，因为他知道，如果别人先在太空建立太阳能平台，那么我们几毛钱一度电的经济是永远没法与别人几分钱一度电的经济竞争，拉下距离比鸦片战争还要大。于是晩上他和其他政府领导一起，请以色列人喝酒，讲他家乡哈尔滨二战时收留犹太人的故事。与以色列公司谈判是休息曰，他还隨时了解市委市政府与以色列公司谈判情况，并电话指令我与他人的谈判协调问题。

2009年五?一二汶川大地震周年纪念前夕，市委常委办主任电话告诉我，春城书记正在汶川映秀的中巴车上给总书记讲太阳能情况，副总理李克强也在车上，国家发改委主任也在车上。总书记认同成都的新能源发展战略。我还追问，与以色列合作呢?主任说，中央领导没反对。

由于太阳能由合资公司推动，我又进入核能小型堆的应用策划，与太阳能也渐渐没有了关系。 核能小型堆涉及国家机密就不多讲。简要情况是春城书记帮我接待了原联合国原子能机构副总干事；市委副书记帮我接待了来成都谈判的美国一家核能公司，支持我与中国核动力研究院签署合作协议。但是我们只是技术应用新模式，技术本身是别人的。目前的情况是，中国核工业总公司前两年就立项，现在进入设计阶段。参加项目的一位罗姓总工前些时候代话说，没有成都帮助折腾，这个项目依然还是想象。

后来听说与以色列人谈崩，并不是用太阳能地面市场換空间技术，而是就地面搞地面。我给春城书记一报告，说地面上的新能源就应听其自生自灭，太空能源才需要政府介入，节约新产业发育的交易费用。

后来还见新闻报道，中国航天集团宣布进军太空太阳能。

（三）

由于研究光热发电，与以色列的技术公司接触比较多。我写报告给春城书记，以色列是技术大国，自己市场很小，四川是人口大省大市场，结合起来可形成一种叠加优势。春城书记批转了我的报告，除了派员访问以色列，还自己率团访问以色列。

有一个晩上，以色列人跟我聊起他们的低空航拍技术。我想起这个技术对无人机有用。经过汶川大地震的人知道，当时天气不好，飞机飞行危险，好长一段时间不了解这种情况。如果无人机加上这种低空航拍技术，对地质灾害较多的四川，有广泛的用途。我让以色列人帮助联系拥有这种技术的公司，以色列人说好办，这家公司老板原来在军队是他的部下。

得我当时我在昆明出差，收到以色列人邮件，说他们愿意到成都来演示他们的技术，但提出的条件之一是成都提供飞机。这个条件让人有些为难。当时是周日，只好打电话给春城书记讲了情况。春城书记让我等十分鈡。不到十分钟，春城书记说成都空军答应借两架直升机，但你要马上以市政府名义给成都空军写一封请求支持函，因为他们不了解情况，写好立即传来，他转给市政府。我放下电话，对春城书记的办事风格愕然许久。

紧接着，与以色列人谈起的另一件事，意外成了现在许多事情的开端。

以色列人还跟我聊起光纤安防技术。由于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的紧张关系，他们国境线大多布署了光纤安防设施，就是五六米距离一个传感器，巴勒斯坦人挖地道都能感知到。我帯以色列人去了云南省军区，那里有四千多里边境线，士兵巡逻往往一周才能回来，鞋也坏了。如果布署上光纤安防，士兵没那么辛苦，兵力也没那么紧张。云南省军区说先拿一个弹药库做试验，并帯我们去看了弹药库。一谈价格，军方觉得比较贵。我倒想这可能是机会，这种技术在漫长边界线、石油管线防盗窃，以及银行金库等重点警卫地区都可用上；如果技术国产化，便宜下来，会有足够市场支撑产业化。

回成都之后，我去电子科大咨询以色列的光纤安防技术，那里教授告诉我，这是物联网技术中的有线传感。

以色列的光纤安防技术，意外地触发了一项延续至今的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三年来，在春城书记的苦心支持下，省市县各部门的通力协助下，两个创新引起世界的关注。11月15日，我应邀在华盛顿世界银行总部发表午餐会演讲（这是世行邀请行外专家交流的一个传统方式），向专家和官员介绍两个创新的阶段性成果，原定的90分钟演讲和讨论延长到四个半小时；12月3日，CNN，也就是美国广播公司，以＂看来中国在引领物联网＂为题，报道了我们的两个创新（此消息因12月5日一马来西亚公司来邮件要求合作而转来的）。

（四）

成都大概是2009年底决定发展物联网产业的，是由双流县委提交的一份产业报告建议发起的。双流全国百强县，经济发达，又在国际机场旁边，全国去的人多，帯去的信息也多。

我认为，人类因为不知道，支付了很高的代价。科学也是因求知的需求而起，科学主要生产的就是预言知识，也就是发现事物之间的必然稳定关系，让人根据这些己知的关系趋利避害。不知道的成本是巨大的。我们很容易看到因为不知道而付费，因为知道而获益。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人，知道多少，知道的快慢，成本和收益有天壤之别。信息产业发达是理解国家强大的一个角度。美国比其他国家知道得多，知道得快，是它強大的一个重要原因；它比我们更知道外太空情况，它的舰船飞机可以不进入你领海领空便可知道一些它想知道的事。有位著名经济学家大致推算过，中国不需要多少年就会超过美国。我以为，中国人口在那儿摆着，经济规模和块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经济冠军，并不是很难的事，但在质地上成为美国那样强大的国家，还有很长的路要跋涉，因为美国人知道得多，知道快，看看美国信息产业在经济总量中的占比远远高过我国，就会明白这一点（当然，国家民族崛起复兴的关键还是一国经济全球化程度，分享多少世界专业化分工好处。科学技术、信息产业、经济转型，这一切都要在充满活力和追求的自由经济体制下才会发生发展。可以观察的角度是，在世界跨国公司名单中，有多少中国的、且是民营的）。

关于为什么要发展物联网产业，尤其联系一个内陆地区经济成长条件，春城书记与我是有深刻共识的。于是，在2009年年末，一是将提出发展物联网产业的双流县，定为产业承载地，二是将我建议的一个试验项目报告批转给了市政府主要领导＂如无不妥，我们就支持干!＂。

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既如现代增长理论如言，是人类社会进步的两台发动机，但进行起来，探索中充满曲折。不同的只是因人而异，成本大小。

根据我了解的以色列光纤安防技术，我最初提出的试验项目是有关市政设施的。城市里的燃气管道和自来水管，常常由于施工被损坏，影响居民生活，也造成较大损失；尤其燃气管道损坏，极易引起的火灾，帯来的生命财产损失更大。我提出的建议是给城市输气管和输水管敷设光纤传感，可对有意无意破坏及时报警并制止。如成功，全国城市都有这个需求，顺势将其产业化，并促进更广泛应用。

政府一位副市长牵头这项试验，召集了市燃气公司、市经委、市信息办等部门和专家研究布署这项工作，还预估了这项试验的费用。

我一直主张用市场跟以色列換技术換产业。我负责与以色列公司谈合作，在与以色列公司的讨论中，发现一个致命的问题。光纤传感通常在人烟稀少的地方有效，如以阿边境和美国在美墨边境搞的＂虚拟边境线＂，还有石油运输管线。但在人口稠密的城市，无线信号多，传感信号易受干扰，失真。我立即告知牵头这项工作的副市长，请将试验停下来。

这个挫折，让我再次进入更广泛的思考，即物联网技术在哪些领域可能构成正常商业循环，如何避免政府的产业风险。我是政府经济顾问，重点是研究政府的资源配置效率，具体商业生意，任何老板都比我強。历史经验证明，政府和企业之于发展，各有优势。政府的比较优势要发挥在无法用市场来节约交易费用的地方。具体来说，新技术新产业的市场风险大，尤其是龙头性的，产业链关键环节的。政府构建和承担市场的发育，效率比企业高（发育成熟后将其私有化。世界500强里面，除了中国外，都不是国有垄断企业，说明中国产业全球化差，要靠非国有经济）。因特网的产生说明这一点。中国30年市场化改革也说明这一点，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科斯对改革成功总结很简单精辟：＂共产党加产权＂。我后来写文章改了一下，说是地方共产党加产权。因为地方共产党对当地比较优势更有信息。

（五）

010年3月，我将物联网技术引入医疗；当年8月研发出世界第一台健康舱，目前已获得三项国家专利，它可能也是现在国内唯一一台通过两家大医院临床，获得药监局资质认证和生产许可的医疗集成设备。在省市县各部门领导支持下，截止今年12月，已有8家物联网连锁诊所在成都市投入运营，实现让老百姓在家门口看病拿药。四川正在展开的是世界规模最大规模的分布式医疗试验，将让群众在家门囗就能够享受到类似医院的在线综合医疗服务（外国专家都将物联网连锁医疗称其为lOTCS，中国人将传感技术称为物联网，lOT是中国人对物联网专有的英语称谓）。

从2010年3月到现在，物联网连锁医疗试验，牵扯了春城书记很多精力。

所谓物联网，分为信息获取、信息传输和信息分析处理，关键是传感技术。有人问我什么是物联网，我图简单，一概回答是传感技术加互联网。我将传感技术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能远程知道和掌握事物空间运动的，如RFlD，一类是能远程知道和掌握事物内部变化的。如果做一个宽泛的理解，能让你知道事物的技术都可叫做传感技术，比如我将检查人身体的医疗设备都看成是可传感的技术，我们的技术应用创新就是在这种理解下开始的。

医疗，上个世纪30年代就在美国引发了诸多大牌经济学家的大讨论，基本结论是，这是一个信息严重不对称的市场。但可能由于问题专业，也????容易为大众了解，也出不了名，也没有弄出什么可指导实践的因果关系。在我看来，迄今为止，在改善和提高医疗服务方面的言论文章，说到底都是一通自我反驳，绝大部分是胡说，是垃圾。我也不认为由医疗卫生部门主导的改革能成功，因为是让地主搞土改。

我们研发的健康舱，就是尽量把一些检测信息能智能化和运程传输医疗设备集成在一起，群众在家门口就能知道健康信息，并能在舱内选择医生，将信息实时传输给远端医生；医生诊断后传来处方，患者就在身边内或诊所拿药。举个例子，西藏偏远，卫生医疗欠发达，如果配上这种设备和护士或助理医生，就能体检或找内地医生看病，内地医生也不用发善心搞慈善去援藏，如此解决医疗的信息不对称，是可以提高医疗服务效率的。

我的一位老师，也是国际一大牌经济学家到成都讲课。我晚上去看他，他劝我不要碰医疗，麻烦得很，信息严重不对称。我说如果有办法解决信息不对称呢?他说那就是大事情了。后来我才明白麻烦是什么。因为通常消除信息不对称，主要办法不是技术创新，而是制度创新，涉及医疗最短缺资源一一医生如何实现高效配置、医保支付等问题。而这些麻烦，都要县市省领导和部门领导一手一脚、事必躬亲来解决。

春城书记关心物联网连锁医疗，我想一是因为他毕业理工院校，二是主要跟他躬身多年推进的城乡一体化试验相关，认为健康舱可能是实现城乡医疗一体化的重要工具。我知道，他许多年来，一直把成都的城乡一体化作为一项国家基本制度改革来执着推进，这跟他下乡当过知青，了解农民长期在制度不平等下生存状态的经历有关。我记得在2011年有一个月，他五次到试验县的几个布置了健康舱的，严厉究问技术和需求问题。有一次我生病在都江堰山上，没到现场，电话里我俩竟激烈争执起来。

春城书记多次让我注意城乡一体化问题。我并没在意，主要因为北大一位著名经济学家是他城乡一体化试验顾问，那人曾长期在我国著名农村专家、起草了两个农村改革一号文件的杜润生领导的农发所工作，也跟赵紫阳总理为改革南征北战过，对农村土地问题远比我了解。我记得为城乡一体化，我只给他转过一次台湾现在的土地改革资料，觉得与成都有相似点。结果因粗心，忘了传附件，让他深更半夜打电话问我材料在哪儿。现在想来，内疚盈胸。

健康舱，最初只是在一种新的商业模式下，对现有医疗设备技术和lT技术的一种新的运用。研发过程中，我们了解到哈尔滨一家研究所有我国最高的传感技术，神六飞船上宇航员生理指标健康数据就是通过他们技获取传输出。但这个研究所是军用单位，不易联系恰谈。我想春城书记是从哈尔滨出来的，于是请他帮助联系。该所热情接待了我们，让我们较充分了解了我国传感技术水平。

2010年8月，我告诉春城书记第一台健康舱出来了。他从都江堰指挥泥石流防范回来，就通知我们把健康舱运到常委办会议室。到那儿才知道是开一个现场会，市委市政府领导都在，发改委、医改办、卫生局等部门领导都到了。他让双流县委书记上机做了体检，并亲自上机与一位美国医生在线交流。接着开会，他请各部门先发言。最后他说的话我记得这么一句：＂我不知道这玩艺儿能干什么，但它可能改变我们的生活＂。

过两天，市党委办一位主任来电话，核实一个技术名词，说在整理春城书记那天现场会讲话，说要下发，让没到会的干部也知道。

如果说，技术创新并没有给春城书记帯来更多麻烦，但后来给技术应用创造空间的制度创新，被世界银行首席卫生专家拉福?吉亚、美国医学院院士保罗博士、微软全球医疗执行经理马克等国外专家视作＂音乐＂、＂奇跡＂的制度创新，却如同我把蚤子一个一个放在他身上。

（六）

健康舱研发出来，需要通过其试验性布署，才可能了解其满足需求情况，才能了解技术是否完善。就是所谓的市场试错和技术试错。需要成立一个新型医疗组织来进行。但在现在制度政策框架内，尽管健康舱主要集成的是无创检测设备，对患者没什么风险，但也让医疗卫生管理部门很为难。因此，物联网连锁诊所的执照很难办。我将情况报告了春城书记。

一天周末傍晚，春城书记让人给我打电话，说晚上一起吃饭。地点是双流县一条河边。我到时，除了看见春城书记，入座的还有市卫生局和药监局负责同志，另外是承载物联网产业的双流县的县委主要领导。那顿晚饭，春城书记主要从自己和家里人的就医的几件事，讲看病难。他推论说，我这样的干部看病都遇到这些事，一般群众是不是在医疗问题上经常是喊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呢?我们是不是应该想办法，通过创新来解决呢?

周一，市卫生局通知可以办执照，并成立了以一位医学博士的副局长为牵头人的专家协调小组，帮助指导我们的试验性布署。

在省市县卫生管理部门领导和专家的指导帮助下，我们确定了既与现行医疗制度法规兼容，又容纳先进医疗传感技术和信息分析处理技术的物联网连锁医疗模式（lOTCS），即按政策法规注册传统诊所，吸引各专科诊所入住；然后通过现代通讯视频技术，将各专科诊所连锁起来，通过在线协同提供往常医院才能提供的的综合医疗服务，让患者在任一诊所都能找到他所所需要的科別服务。比如你到住家旁边一家内科诊所看皮肤病，这家内科诊所就在线选择皮肤科诊所，内科诊所就提供体查、将检测情况实时传输給皮肤科诊所、接受处方、拿药等协同。原来在医院在特殊情况才出现的这程会诊，在我们模式里成为日常服务。我们还利用连锁诊所的规模优势，直接向药品生产厂釆购药品，既补贴医生在线协同，又降低药品价格，让个人和政府都减少医疗支出（參见2012年11月15日应邀在世界银行总部午餐会上的演讲提纲）。

与此同时，我们专门设立了国际部追踪国内外的医疗传感技术和医疗云等后台分析处理技术。我们注意到lBM的智能医疗设备一一沃森医生；最早它的前身叫深蓝，打败过国际象棋冠军，后来与许多从美国挑出来的各行精英搞智力竞赛又胜出；lBM发现它人机对话的优点，就把它发展成为现在的沃森医生。沃森实验室在纽约，是lBM九个实验室中最负盛名的一个。我告知了春城书记，说我要想与之对接。事情有些巧，2011年，lBM有个杰出工程师代表团访问成都，我们的试验是政府安排的一个交流点。参观交流中，在介绍健康舱时，一个名呌南茜的女工程师脱口呌出＂沃森＂。于是我们开始与她交流。南茜恰恰是沃森实验室的一个部门负责人。回国后，她和她的部门同事，与我们进行邮件和视频交流讨论，确定了合作内容。

2011年9月的一天，lBM一位姓刘的工程师听闻我们的试验，从加拿大飞回，风风火火赶到成都。

（七）

IBM刘姓工程师主要关心的是信息分析处理，谈到大数据，医疗云。我很感兴趣大数据分析技术。因为现实生活中不是没有信息和数据，而是没有分析处理，沙里不能淘金；同时也不是没有计算能力，不少云计算中心只是云存储，而没有把海量信息与强大计算能力结合起来的分析处理技术，或者说方法。我的想法是把医疗市场作为大数据分析技术的一个具体应用，成功后将这种技术的应用推向更多行业，说不定新一代软件业和另一个班加罗尔就产生在成都。

这段时间春城书记帯领着一大队人马，天天在全市各区县调研科技创新，宣传破除影响创新的制度障碍。那天中午前到了我们这里，刚好碰见老泡在我们这儿的lBM刘姓工程师。因为春城书记事先知道大数据事儿，便对刘姓工程师讲：“这是件大事，我们要评估，没意见吧?”

当天下午，一位副市长通知我，明天一早在市政府开大数据技术评估会。

10月国庆长假，一位副市长在一、二号两天都打来电话，都急匆匆说春城书记电话，指示他和我马上组团出国，访问lBM。

在美国，我们与lBM全球战略副总裁(我们在国内航班上的IBM广告上看见这位妇女，lBM智慧地球就是她向全球发布的)、软件全球副总裁、沃森医生总负责人等进行了会谈。副市长因为有在国外停留时间的纪律限定，先回国。我继续去了lBM纽约的沃森实验室、加州的阿蒙顿实验室（因发明电脑硬盘而闻名于世）、明尼苏达的集成基地，以及被誉为世界最好的医院一一梅奥诊所集团。梅奥的个性化医疗总裁、美国防癌治癌教父弗兰克博士非常喜欢健康舱，老人说，我设计了个房子，他正好准备了一些傢俱；在梅奥总部，弗兰克组织了全美4家公司与我们举行视频会议，让这些公司介绍他们的技术。弗兰克说，这几项技术是他多年从100多种技术中挑选出来，与你的分布式医疗结合起来，对现在医疗服务价格将是破坏性的，可降低百分之九十。他说四川真要干分布式医疗，他会参与，给世界留下一份有份量的遗产。

此行，我们也与诺森实验室签署了将沃森医生中国化的合作协议。同时也开始起草lBM与成都市政府关于智慧医疗的战略合作备忘录。lBM刘姓工程师全程陪同。

（八）

回国在北京机场，听闻成都市委领导变动消息，春城书记调任省里。我有些沮丧，因为通常换了领导，把工作再讲述一遍很麻烦，影响推进。回成都后，有天下午春城书记打来电话，说正在从泸州到宜宾的路上，估计我回国了。他说他会一如既往的支持，我的工作还在他分管范围，希望早日看到事情落地，梦想成真。另外他还说，我在美国发回的建议他已批出，成都巳组建了技术转移集团，省里也要这么干。出国前，我曾就中国劳动成夲增高，经济成长面临的挑战，建议选择合理的商业模式，根据产业发展的具体要求，制度化地引进国外先进技术，以储备将来产业竞争的实力。

lBM大中华区听闻了我们在美的访问，也开始接手，几番讨论后，签署了战略合作备忘录。但2011年11月21日晚上，我和lBM西区总经理才发现成都无人接手。那总经理很着急，说后天大中华区总裁钱大群和副总裁能否联系春城书记。我电话春城书记秘书，说是他们在绵阳，23号要在绵阳开一个全省工作会，回成都很悬，说他会把情况报告春城书记。

22号半夜，春城书记秘书让我写个简要情况传去，并告知23日下午三点在省委会见lBM钱大群一行。

23日下午三点，春城书记帯着省卫生厅和科技厅厅长风尘仆仆到达会见厅。科技厅厅长后来说，不知什么事，刚吃完饭春城书记就通知上车回成都。

春城书记讲话很干脆，在双方寒暄一结束就直奔主题：“我们不是买卖一个技术，而是要合作建立一个制度化引进技术的机制。你同意，我们就马上宣布，电视台刚好也在这里”。

2012年5月我再次去美国lBM总部讨论合作。

6月30日，lBM全球医疗副总裁、世界最大的医疗技术企业UHG的首席运营官、三M公司中华区总裁、西门子亚太区负责人，四家跨国公司到成都讨论合作。世界银行中国区卫生专家也到成都调研试验。

几家跨国公司来之前，我给春城书记传了报告。春城书记没有回应，只是让省委政研室到试验县和省市卫生部门调查。

6月28日，依然未落实省市哪级政府会见问题。跨国公司都懂，离了政府，医疗的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根本就没法进行。当曰我以“紧急报告”形式告知春城书记这一情况。29曰晚，春城书记秘书告诉我，春城书记将明天九点会见跨国公司半小时，让我写个简报传去。30号上午，春城书记帯领省市有关部门领导20余人会见了外宾。

后来听省政府副秘书长、省物联网连锁医疗发展协调小组组长介绍，春城书记28日深夜打了一通紧急电话，确定29曰上午在既定工作后召开会议；第二天会议有两位副省长和几个厅局的一把手参加，确定了与跨国公司会谈调子，决定成立有各部门和各级政府负责人参加的省物联网医疗发展协调小组。

2012年10月我再次帯队出国。美国医学科学院院士保罗博士来成都看过我们的试验，主动帮助我约了白宫首席医疗官、北达科它州的医疗保险公司、犹他大学医疗转型研究院和州政与我讨论合作；明尼苏达ATW公司帮我约了州长见面讨论合作，该州是世界高端医疗器械制造重镇；微软全球医疗总裁邀我埃德蒙德总部商谈，他的助手事前来成都了解我们的试验，说是世界医疗典范，让其中国区免费提供了一套技术让我们试用；世界银行总部也邀请我去华盛顿发表午餐会演讲，演讲由原定的一个半小时延长到四个半小时。

为时49天的在美奔波，应该说是满载而归。我给春城书记发了三个报告：一、访美50天；二、访美感想：中国笫三次和平崛起的机会和挑战；三、2012年11月15曰在世界银行午餐会上的演讲（概要）。

现在，我知道，春城书记已经看不见我报告了。

古人云， 士为知己者死；死，我可能做不到；但为知己者说下我与他真实的交往，并愿意为此支付代价，我还是做得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