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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CHS: 新世界需要新世行
from Project Syndicate 中文版

纽约—世界正站在十字路口。国际社会要么团结起来，共同应对贫困、资源耗尽和气候变化，要么下一代将面临资源战争、政治动荡和环境崩溃。

世界银行如果能够担当起合适的领导角色，将能在消除这些威胁及其隐含风险方面起到关键作用。因此，世界银行的187各成员国今春如何选择将于7月卸任的罗伯特·佐利克的新行长，将事关全球重大利益。

世界银行成立于1944年，初衷是促进经济发展，如今，基本上所有国家都已成为它的成员。其核心任务是消除世界贫困以及确保环境友好、社会普惠的全球发展。实现这些目标不仅能够改善数十亿人民的生活，还能将因贫困、饥荒和争夺稀缺资源而引发的暴力冲突扼杀于未萌。

美国官员习惯于将世界银行视为美国外交政策和商业利益的延伸。世行坐落于华盛顿宾夕法尼亚大道，与白宫只隔着两个街区，因此美国人一直主导着这个机构也就不足为奇了。如今，不少成员国——包括巴西、中国、印度和数个非洲国家——正在发声支持合议领导以及改善世行战略使之适用于所有成员国。

自世行成立至今，一直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行长人选由美国政府决定。成立至今的11位行长均是美国人，而且没有一位是世行核心责任——经济发展方面的专家，也没有一位拥有扶贫或促进环境可持续性的职业经验。相反，美国总是选择华尔街银行家和政客来担任这一职务，大概是为了保证世行政策能够符合美国商业和政治利益吧。

但这一政策却令美国弄巧成拙，也严重地伤害了全世界。由于世行最高层长期缺乏战略上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因此该行一直没有明确的方向。许多项目与其说是为了可持续发展，不如说是为了迎合美国公司的利益。世行弄砸了大量的发展项目，解决的全球问题却少之又少。

长久以来，在世行的领导下，许多完全不适合最贫困过家及其中的最贫困人口的美国式概念被强加于他们头上。比如，世行完全没能处理好20世纪90年代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的大爆发，没能给予疾病暴发、数百万生命危在旦夕的国家足够的帮助。

更糟糕的是，世行主张采取使用者付费和“覆盖成本”的医疗服务，这导致穷国的最贫困人口——最需要服务的人群——根本无法获得赖以救命的医疗服务。2000年，在德班艾滋病峰会上，我建议成立新的“全球基金”来对抗这些疾病，而我之所以如此建议，正是因为世行的不作为。全球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对抗基金（Global Fund to Fight AIDS, TB, and Malaria）成立了，并挽救了数百万的生命，光是在非洲，疟疾致死率就至少降低30%。

类似地，世行错失了在非洲、亚洲和拉美贫困农村地区支持自耕小农、普及促进农村综合发展的关键机会。从1985年到2005年的近20年时间里，世行一直拒绝使用已被证明效果良好的定向小地主支持项目以帮助贫困自耕农提高产量、走出贫困。而在最近，世行已增加了其对小农的支持，但距离它所能做到也应该做到的还差得很远。

世行的工作人员是高度职业化的，只要摆脱狭隘的美国利益和视角的束缚，他们能够取得更大的成就。世行具有成为催化决定世界未来的关键领域进步的潜力。其优先项目应该包括农业生产率、为可持续发展动员信息技术、开发低碳能源体系以及促进有教无类式的平等教育（更多地依靠新型通讯手段让数以百万计的原本得不到优质教育的学生获得优质教育来实现）。

世行的行动目前涉及到所有这些领域，但没有在其中任何一个起到实质上的领导作用。尽管其工作人员想到那个优秀，但世行缺乏战略眼光，也不够灵活，无法担起变革代理人的责任。让世行做该做的事需要艰苦的努力，要求其最高层具有专家知识和技能。

最重要的是，世行的新行长应该具有应对发展挑战方面的第一首职业经验。世界不应该甘于现状。地球需要创造性的解决方案来应对复杂的发展挑战，又一位来自华尔街或美国政坛的世行行长将是对地球的重大打击。世行需要一位成就卓著的专业人士，他从上任的第一天起就必须做好应对可持续发展的重大挑战的准备。

杰弗里·萨克斯是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兼地球研究所主任。他还是联合国秘书长千禧年发展目标特别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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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晃：要狗熊，还是要改革？
2012.02.24 703 南都周刊


如果归真堂被证监会否决了，之后IPO审批制度又被废除了，但是归真堂二次申请，在没有审批制度的情况下反而上市了，这又说明什么？

上周我加入了浩浩荡荡的微博三百万大军，抵制一个叫“归真堂”的中医药公司上市。其原因很简单，我们觉得这个公司太欺负熊了。他们养殖狗熊，然后取胆做药，根据网上各种形容和一些视频，这个取熊胆的过程很残忍，这也是为什么反对归真堂的大军很快就聚集起来的原因。网上的人都是跟“维尼熊”一起长大的，看不得一群商人在“维尼”身上插一支管道取胆汁赚钱。我虽然不是“维尼”陪伴的一代，但我女儿是，她要是知道有人这样对待熊，不知道会哭成怎么个德行。

所以我发了微博，要求证监会不要允许这种企业上市，呼吁政府管管。这条微博发了没几分钟，我看见中欧商学院的刘胜军老师转了一条微博：

“【凤凰财经独家对话刘胜军，谈废除IPO审批制】审批制下，证监会本身即是利益链条的一个重要环节，这是监管难以真正严厉起来的重要原因。废除审批权的时机已经成熟，证监会的主要职责是监管而不是管制，而IPO审批制废除后恰恰能降低权力寻租现象。”

我立刻转了这条微薄，觉得刘老师说得很对。我一直觉得刘老师挺对的，老转他微博，跟粉丝分享刘老师的改革理论。

转完了不到十分钟，我发现了我的自相矛盾——几乎在提倡废除IPO 审批制前几分钟，我还在呼吁证监会利用他们的权力阻止归真堂上市。那我到底是要狗熊呢，还是要改革？

网上没有太多人发现我自相矛盾的态度，大部分人都和我一样，既要废除审批制度，也要挽救狗熊。我只好发了一条非常搞笑的微博，呼吁我们先救了狗熊，然后马上改革。

这件事让我好好反思了一下我们发140个字的快感，也许有时候真的不太靠谱。我突然对我发表的、转发的东西开始怀疑起来：IPO在别的国家需要审批吗？答案是：也需要审批，但是，审批机构不一样，是交易所审批，不是国家监督机构审批。如果在美国，一个公司对动物的残忍足已造成它不能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吗？这点我不敢确认，因为很多制造貂皮大衣的公司在欧美都过得好好的，杀貂的过程比取熊胆还惨烈，我不太肯定反对归真堂的人都不穿皮草。

这事情还真不能多想。如果我们和美国一样，没有IPO审批制，只要满足交易所的要求，那么只要归真堂的财报漂亮，并且属实、符合标准，我们将没有任何手段阻止归真堂上市。至于有多少人会因为“熊道主义”放弃赚钱机会也很难说，估计我们很多非常高尚的精神是经不起金钱的测试的。如果归真堂上市了，而且股票走势很好，那么是否就说明狗熊的胆是可以采摘的，就像貂皮是可以扒的，牛皮是可以做鞋的，羊皮是可以做包的？利用熊、牛、羊、貂之间有道德区别吗？如果归真堂不能上市，是否做皮草的也不能上市？



进而言之，如果我们不废除IPO审批制，因为我们要面对这些只能用道德底线而不是量化指标去规范的公司，那我们商人的道德底线到底必须由政府审批来管制？我们政府的道德观就肯定支持“熊道主义”吗？还是我们应该相信我们的企业家有足够的自我约束能力，不去挣不该挣的钱？还是我们应该相信政府，让政府做我们的道德牧师？

如果归真堂被证监会否决了，之后IPO审批制度又被废除了，但是归真堂二次申请，在没有审批制度的情况下反而上市了，这又说明什么？总而言之，又一系列的问题。在我们这个缺乏道德底线、缺乏法制的国度，好多美好的愿望都成为互相的绊脚石。

而作为一个手在键盘上转得比脑子快的微博主，我已经彻底把自己绕进去了，只能说，在中国，支持狗熊不容易，支持改革更不容易。

英文形容这种自相矛盾的语言为：stick one’s foot in one’s mouth。“把脚放在嘴里了”——一个非常别扭的姿势。在微博上，我就把脚放嘴里了，而且拿不出来了。

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写这个“马后炮”的专栏，太多时候，140个字的观点就是“把脚放在嘴里”，但愿这个专栏可以帮我将脚拿出来，放回地上，三思而行。

董时进致信毛泽东谈土改

《炎黄春秋》2011年第4期

农业经济学家董时进于1949年12月给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人写了一封长信，谈他对土地改革的看法。这封信全文如下：

查中共土改政策的基本理由，不外乎说中国的土地制度是封建剥削性的，所以应该废除。我们固不能否认若干大地主，例如军阀官僚恶霸等的封建性，但若说一切的或多数的地主富农，以及整个土地制度都是封建性的，则未免言之过当。何以故，请申说之。

甲、为何不能说整个土地制度是封建性的？中国的土地制度是一个可以自由买卖及出租的私有制度，这些条件并不足以构成封建性。因为在有财产制度之下，一切物品都是可以自由买卖及出租的，譬如房屋车辆船机器牛马等，无一不是如此。对于这些物品既不认为是封建性，何以独认为土地是封建性呢？有一些人说，土地与其他物品不同，土地是天然物，房屋等是人造物，故不应同一看待。这种说法也纯然是错误的，必须加以纠正。

农业土地决不应视为天然物，而实在是人造物。土地不但必须开垦，才能变成耕地，而且开垦仅是使天然的土地变成农业生产的土地的很小一部分工作。至于大部分的工作乃是斩荆棘，凿井挖塘，开渠筑堤，平整地面，砌筑梯田，作埂掘沟，排除积水，培养肥性，开辟道路，修建桥梁等许多事项。这些设施即是土地生产及支持人类生活的基本要素，没有这些设施，土地或者完全不能生产，或者只能很短暂而且微少的生产。所谓农地，乃是天然的土地加上这许多改良工作后的总称，兴都市的房产是地皮加上砖瓦泥木等的构成品的总称，其理相同。举几个特别显著的例子说：譬如长江及各大河流两岸防水的堤坝，如洞庭及各湖泽周围的圩堤，如江南罗网似的水道，如华北密布的水井，如四川及西南各省特多的梯田，如海边防潮的大坝，如南方遍地所见的池塘，诸如此类的人造成的成绩，都是与土地的生产力不能分离的，也可以说即是农业土地的一部分，而且是较重要的一部分。农地的价值，主要的是在这些人工改良物上面，而不是在一些天然生成的碎石粉上面。所以在完全未经开发过的边远地方，土地几乎一文不值，而已经开发及改良的农业土地，则价值非常高贵。不多年前，察哈尔绥远诸省放荒招垦，每亩定价一角，而承购者寥寥，然而内地熟田则每亩至少值十元，超过数百倍之多，这超过的价值即是人工开发改良的结果。固然这些开发改良的成绩乃是累代无数人力所积留的，而不是现在的土地所有者所亲手做成的，但是他们曾经付出过相当的代价。城市的房屋也并非房主自己的劳力所造成，他们也不过是付出了代价。

过去一般经济学家不仅当土地是天然物，而且以为它有不可破坏性，现在的经济学家和科学家都知道那种学说是错误的。在一些农牧方法不良好的国土，耕地和牧场被毁而放弃的，动辄以千百万亩计，所以才产生空前的水土保持及土壤保肥的伟大运动。中国的水旱灾之严重，和农业生产之低劣，其最基本及最主要的原因，乃是农业方法不良，致使土壤瘠薄，及江湖池塘溪流等淤塞之故，若再不纠正这种错误观念，仍当土地是天然物，不可毁坏，以为可以听其自然，毋须继续不断地维持改良，培养肥力，则充其极非使全国变成沙漠与泽国，并使整个民族灭亡不止。

乙、为何不能说一切地主都是封建性的？在乡下买田地，乃是一种比较守旧的，小规模的保存钱财的方法，大有钱的军阀官僚买办等并不喜欢多买田地，即使买一些，也仅仅是为安置他们的钱财的很小一部分。所以各大家族和豪门，并非以乡下的大地主著称。这些大富豪的财产，最大部分是放在城市或外国。在城市买一亩土地或一座房屋，要当在乡下买几百几千或几万亩田地。钱很多的人嫌在乡下买田地太烦琐，只有二三流的有钱人才喜欢在乡下买田地。至于乡下土生土长的地主富农，概是一些所谓土财主，他们绝对够不上封建的资格。他们中间虽不免有少数土豪恶霸之类，然而究以驯良的人民占多数。他们大都是一些勤俭的，安分守己的分子，他们的财产多半是由辛苦经营和节省积蓄而来。虽然他们也放账(乡下间凡有积蓄的都放账，固不限于地主富农。特如雇农赚得的工资，农妇卖鸡蛋的存款，为数不多，不好做别的用途，便只好放账，而这些小额放账常常是利率最高的。)但若说他们起家，主要的是由于放高利贷剥削贫民，则殊不足信。因为贫民的身上根本榨不出很多油来，即使他们想借账，也不容易找到借主，即使借得到钱，也只能借到很少数目。乡下不怕出高利大宗借债的，多属一些染上嗜好的懒惰浪费的地主，他们有的是田地作抵押，也才有人肯放账。至于勤俭的农民，谁都知道高利贷的危险，决不肯轻易借债。凡是有能力有信用的人，如果遭了意外的损失，或有紧急的需要，常常是可以找到亲友帮忙挪借，并不一定要走高利贷的路子。所以即使说有一部分的地主或富农是由于放高利贷起家，然而他们所剥削也多半是一些堕落的地主，而不是勤苦的贫雇农。

让我举几个关于地主和富农的实例给你听，这些都是我所直接接触到的事实：

一个五十多岁的三轮车夫同我谈起他的家事，他原是贫农出身，三十年来用他的血汗钱陆续买进了共有一百廿多亩地，现在他的地都被分给当地的游惰分子了，自己分到的不满十亩，不愿在乡下种田，所以到城里来踏三轮车。他很感觉愤恨不平，他说出这样一句伤心话：“我们年年日日冒风雨暑热在地里做活的时候，那些人却在茶馆进酒馆出。他们游手好闲，吃穷用穷了，还说是被我们剥削了，要分我们的地。”

我家有一个老奶妈，做了二十多年的奶妈和佣工，随时将她的工资积蓄寄回家去，零零星星的共买了二十多亩地，连原先所有的合计有三十余亩。她以为辛苦半身，可以回家养老，但是她的地大部分都分给别人了。她只有一个丈夫在家，仅仅分得三亩，后来丈夫死了，家乡已经久无消息，她的地就算是完全没有了。她做二十多年苦工的积蓄，全部化为乌有，她的伤心和怨恨，是可以想象得到的。

我有一家不甚远的亲戚，弟兄三人，二十年前分了家，各分得田地七八十亩。老大是一个守本分的老实人，在乡下务农兼做小买卖，生活极其俭朴，历年积下钱来，添买了五六十亩田地。老二嗜赌兼吃鸦片，分家后不多年已将田地卖光。老三早将全部田产卖去，将钱拿在城里做买卖，发了财，已经买了几处房产，并有不少的现款和货物。现在老大的田要分出去，老二可以分田进来，老三最有钱，但他的全部财产在城市，不致遭受损失。最坏的老二占便宜了，笑了，最勤俭的老大吃亏了，哭了。任何人也不能不为老大叫屈。

这些不过是随意举出的几个例子，类此的事例太多。实际上这些所代表的乃是普通一般的情形，而不是特殊的例外。中国自古就产生了“有恒产者有恒心”的哲学，历代政府都鼓励人民买地，称为落业，一般人又向以为土地是最安全的财产，以故安分守己的分子都欢喜把积蓄变成土地，从没有人把买田购地当作是有封建意味的，或有害他人的事体，也没有人把出租田地当为是一种封建剥削的行为。

在以前帝俄和许多欧洲的国家，土地大多为贵族所有，而且不能自由分割买卖，乃是由那些贵族大地主，像一个一个的小国家一样，将它一代一代地传袭下去。地上面的农民也没有迁徙或退佃的自由，而必须世世代代在同一地主采邑之下奴役，除非随同土地被出卖给另一个贵族。那样的土地制度和地主，才可以说是封建性的。中国的情形迥乎不同，土地是可以自由分割及自由买卖的，租佃是自由的契约行为，地主也不是世袭的贵族，而是可以由任何平民阶级及任何贫苦人户出身的。这样的土地制度和地主是封建性的，实在太与事实不相符合。我曾经费过很长久的时间，并竭力排除任何可能存在于我脑子里面的成见偏见，去仔细地考察思索，始终找不出中国的土地制度和一般的地主富农的封建性在什么地方。

除了这些关于是否封建性的基本理论而外，我还另有几点意见和事实，要提醒您：

一、新民主主义规定要联络小资产阶级；中国小资产阶级无疑的是以乡间的中小地主及富农为主要部分，除去了他们以外，殆无所谓小资产阶级。现在对于城市的大资产阶级尚不没收其财产，反而对于小资产阶级的地主和富农要没收其土地及财产，这是把他们当作敌人，与新民主主义的宗旨完全违背。

二、大战以后，开国之初，最急之务莫如安定秩序，医治疮痍，使人民休养生息，不宜再有摇动人心之举。政府在各方面都是本此宗旨行事，而独在乡间，为推行土地改革政策，正在从事调查及组织工作，准备分掉地主富农的土地。这不啻磨刀霍霍对他们表示：“磨快了就要将你们开刀”，使得凡有土地者(在界线尚未确定之前，凡有土地者均不知其土地是否将被分掉)均惶惶不安。他们不但不能庆太平日子的到来，反而感觉还有大难在后头，这决不是开国时所应有的现象。

三、国家并未废除财产私有及土地私有制度，中共且屡次声明保护私有财产。土地是乡下人的最主要的财产，也是正当的财产，现在政府对于城市富人的一切动产与不动产，和工商业的生产工具都加保护，乃单独没收乡下的土地，而且没收分配之后，依旧准许私有及出租，这样无故夺去一部分无辜人民的财产给另一部分人，不惟不公道，而且与中共保护私有财产之声明不合。

四、新民主主义的土地政策，是以耕者有其田为范畴。平分土地的办法，则是无论自耕与非自耕，都一律平分，又不但自耕的田地也要分，而且分出去仍可以不必自耕。这种办法与耕者有其田的政策两端都不符合。

五、地主富农之所以成为地主富农，除少数特殊情形而外，大多是因为他们的能力较强，工作较勤，花费较省。虽有不少是由于其祖若父的积蓄，然而自身由贫农起家者亦很多。即使是由于其祖若父的积蓄，亦必须其自身健全，否则必然衰败。这即是说，地主富农多半是社会上的优秀分子，是促社会进步的动力，是国家所应保护和奖励的。但这绝不是说，贫农都是低劣的分子，因为在战祸绵亘，百业不振的情况之下，多数人都没有改善他们的境遇的机会。但是，无论哪一个贫农都没有不愿意成为地主或富农的，若说他们之所以没有成为地主或富农，乃是因为他们的道德特别高尚，不愿意剥削他人，则决不足信。国家当然应该帮助这些贫农去改善他们的境遇，但帮助他们的正当办法，是在和平恢复之后，努力发展生产建设，多创造就业的机会，使大家都有工作，能够赚到丰富的进款，而不是分给很少几亩土地，把他们羁縻在小块的土地上面，使他们继续留在农人已嫌太多的农村里面讨生活。他们耕种那样小的一块土地，终年劳苦的结果除去了粮税及各项开支以后，根本还是不够维持最低的生活。

六、历来政府的税捐多是以地亩为主要根据，今后政府本可以利用土地所有多寡不同之现状，推行累进税率，将重税加在大富人身上，而减轻贫民的负担。若是将土地一律平均的细分了，则每一户有一小块土地的人家，都须平均负担国家的开支，不但他们会感觉繁苛，发生怨恨，同时政府收税的困难也会增加。 七、中国的耕地，本已肷分割过分零碎，于经营上颇多妨碍，再要人人平均细分，不问有无农事的经验和兴趣，亦不论经营能力的大小，都同样分给一定面积，必致减低经营的效率，减少农业生产。

八、有一些人说，土地改革之后，因农民生产情绪提高，结果使产量显著增加。我们对于这话不能毫无保留的接受。究竟这生产的增加，(除去天时等原因而外)有几分是由于共产党员的鼓励督促，有几分是由于农民因分到土地而激起的情绪，是不容易分判的。换句话说，假使没有土改，只要共产党员能同样的去督促号召，或许也可以得到同样的结果。还有不可不注意的，所谓情绪，只能是暂时的，久了就会降低，由于一时情绪提高的增产，是不能希望其支持长久的。在另一方面，这平分土地的办法，不论人的勤惰及能力的大小同样分给面积相等的土地，因而勤快的及能力强的，或许嫌不够做，懒惰的及能力弱的，或许还做不好。这种情形显然是不会使生产增加的。不特如此，待和平完全恢复之后，许多人都会嫌他们的土地太少，不够耕种，也不够维持生活，因而他们会纷纷出外做生意，或别谋职业。他们的田地不是出租，便只好留给不能外出的老弱妇女耕种。到那一天，农业生产更非减少不可。

九、横在分地政策的前面，还有一个很大的危机。分地是既定的政策，不过在新解放区暂缓实施，而先推行减租。即是说，土地是决定要分的，但是因为准备工作还没有做好，所以还要等待一些时间。究竟等多久，没有说明，不过大家都以为不久。因此无论是土地的所有者或耕种者，都在那里转念头了：现在我的地，转瞬就会变成别人的地了，今年是我所种的明年就许分给他人耕种了。那么，我何不趁早从地里面多拿回来一点是一点，少花费一点是一点呢？管它池塘沟渠淤塞也罢，堤岸田埂崩垮也罢，何必去挖掘，何必去修补？田地随它瘦下去，何必费力气去下肥料，更何必花钱去买肥料？甚至于平时应留还土地的谷秆豆根之类，也通通割回来或扯回来作柴烧吧。这样下去一两年，土地会变坏到什么样子，生产会减到什么地步，是很够令人担虑的。还有地上的树木，如桑茶油桐乌桕，以及各种果树和杂木等等，它们的命运尤其危险。地快要分出了，地上值钱的东西还不赶紧搬走吗？在四川解放以前，我接到好几个朋友由四川来信，不约而同地问我：“地是不是真的要分，树木是不是趁早砍了的好？”另外我又曾经从几个其他地方的朋友得到消息，乡下许多人都在那里考虑砍树的问题，并且已经有很多树被砍掉了。有一些人还不肯相信土地真会被分掉，有一些以为地政策还有改变的可能，所以还在那里观望。但是时间稍久，大家看清了分地政策势在必行，就会不约而同地实行砍树。这些树木是民族的重要资产，需要多年的保蓄，一旦大批地摧毁了，再等重新栽培长大，要到何年何月？

最后，让我向您献议一个办法，请您考虑：

新民主主义不是还要更进一步转变为社会主义吗？耕者有其田的制度不是还要转进到土地社会化和农业集体化吗？那么，何必多此分地一举呢？现在像割肉似的将土地从地主和富农身上割下来，已经使他们很疼了，割下来分给贫民之后，不久又要从他们和大家身上再割下来，那恐怕困难更多了。何如现时不必分，待将来真要实行社会主义时，直接把土地连同他种生产工具一齐社会化呢？

假使您赞同我的意见，请您立即下令停止分地，并将土地政策提出修改，另行规定限地办法，逾额者限期出卖，或由国家给价征收，转卖与自耕种者，令其分年偿付地价。老解放区已经分配的土地，虽可不必交还原主，但亦应令分得土地者补缴地价，(不妨稍低廉)不愿者可以将土地退还。这样，不但土地被分去者万分感激，不会要求追算旧账，即是分得土地者亦没有抱怨的理由。本来谁也不会想把邻人的土地无代价夺归自己，现在补缴地价，确定所有权，他们也会感觉心安理得，释然于中。

我对于土地改革的问题，曾经用过不少的心思。我也曾经读过好多篇主张分地的文章，然而总觉得他们的理由牵强，持论偏歪，根据也不可靠。不见于文字的民间舆论，一般都认为这种办法不公道，不合理。我相信我自己是没有成见偏见的，更不是因为个人的利害关系而寻找借口来反对土地改革。外间曾有人说我是一个什么“大地主”，那完全是瞎说。我既不敢当这个头衔，也不能受这个诬枉。我不瞒你，我办得有一个果园，有一百多亩瘠薄的山坡地，为整个国家的关系，我何在乎这一点小小的地皮，何况政府对果园及新式农场的土地早已宣布不分了呢。我之所以不惜屡次反复辩论，此次更不顾冒犯您的危险，乃是因为我感觉我对于这土地问题了解得比较深刻，比较正确；假使不将我的意见尽量发挥出来，我会永远感觉对不起自己的良心，对不起中国，对不起无辜被夺去土地的人民。我想您是爱好真理，并能服从真理的，当您发觉政策有错误之时，您一定是能勇于改正的。

董时进在他1951年在香港出版的一本书中讲到他写这封信的缘由和经过：

“在北平的时候，我就想写一封信给中共当局，详详细细说明他的土改理论和土改办法的错误，劝他们修改。我认为共产党和城市社会的一般知识分子，对于这土地问题，都是成见和偏见太深，非说得透彻一些不能使他们明白。所以我费了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去思索整理，才完成了那一篇给毛泽东的长信。”

“这封信是一九四九年十二月间寄出去的。我将这封信印了几百份，同时寄发给中共的若干要员，各党派的领袖，和若干关心或研究此问题的朋友，及教育学术机关。刚好把致毛氏的一封信交邮之后，不记得是过一天或两天，报上就发表了他已抵莫斯科的消息。他这一去差不多就是两个月，耽搁了两个月回来，政务丛集。哪里还有工夫来理会我那一封早成明日黄花的旧函。” “此信后段提到土地社会化问题，劝他不要没收人民的土地，等到以后真要实行社会主义时，再行社会化。很明显的，我并不是主张社会化的(实际我是反对社会化的)，我的意思乃是要他先行停止目前的所谓土改政策，等待将来再说。”

（责任编辑：杨继绳）

ROGOFF: 林书豪与超级巨星的政治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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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自剑桥——剑桥这几个星期的大新闻都是关于林书豪的，这位哈佛经济学毕业生仿佛在一夜之间从无名小卒崛起成为真正的超级巨星，不但令整个美国国家篮球联盟（NBA）为之一振，也为弱旅纽约尼克斯队带来了一连串的胜利。

林书豪的成功之所以如此令人刮目相看，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打破了人们对亚裔美籍运动员的文化偏见。那些原本忽视林书豪的专家们纷纷说“他看上去不像那种（能成名的）人。”而林书豪那种溢于言表的诚恳谦和也为他赢得了许多赛场之外的粉丝。当他连续两期登上《体育画报》的封面时，全世界也为之瞩目，也令致力于在中国树立品牌形象以及关注度的NBA大喜过望。

坦白说，我也是林书豪的粉丝。事实上，我儿子早在林书豪为哈佛大学队打球的时候就对他的球技和职业道德崇拜不已。但在以一个经济学家身份观察公众对那“1%的富人”或是收入极高者不断升温的愤怒之时，我也发现了这个成功故事中某些与众不同且被忽视的事实。

令我吃惊的是公众对体育明星的高昂薪水具有某种近乎漠不关心的认同，却对那些商业或者金融界翘楚评价很低。大多数NBA篮球名星的年薪都超过200万美元，比进入那1%高收入美国家庭的门槛值还高5倍。由于象科比·布莱恩特这样的超级明星每年都有近2500万美元进账，因此NBA球员的平均年薪已经超过500万美元。相比之下林书豪的年薪只有80万美元，对于一个第二年打NBA的球员来说只算是“最低工资”。不难想象，林书豪的工资肯定会大涨，而粉丝们也会对此大加赞许。

但这些粉丝中的许多人都肯定会质疑那些花红中位数在1000万美元左右的世界五百强企业CEO们，认为他们收取了极不合理的报酬。如果一名篮球运动员的动作能比他的对手快那么零点几秒，没人会质疑他打一场球的收入比5名工厂工人的年薪还多。但如果一个金融交易员或者一个企业主管能令自己的企业比竞争者领先一步，公众却怀疑他/她根本不够格领这份高薪，甚至将其视为小偷。

经济学家们一直都在研究那些经济界巨子，在某些领域中一个企业可以将一小批人的决策极度放大，并使之取得一种即便是传说中的伐木巨人保罗·班扬（Paul Bunyan）这样的个体都无法实现的价值。但对各国究竟可以容忍何种程度的收入差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却依然是一片空白。

当然，公众对体育娱乐之外的高收入者巨额花红的鄙视背后也有一个较为确定的逻辑。尤其是在某些本质上是零和博弈，一个人赚的钱必定来自他人损失的金融领域。还有其他领域也是例外，比如科技，就像苹果公司已故的创立者史蒂夫·乔布斯那样能为公众传递货真价实的创新和高质量，而不是雇佣一帮律师和国会游说者来维持自己的垄断地位。

作为一个篮球迷，我不会将这项运动视为一种零和博弈，即便某一支队的赢球必然是构筑在另一支队的输球之上的。那些最顶尖的球员确实拥有极大的创造性天赋，但其实一些擅长扣篮表演的“街球”运动员也有；或许他们的身高无法跟他人竞争，所以也赚不到什么钱。

那么粉丝们是否因为球员所起到的模范作用而容忍他们的巨额收入？在这方面当然有许多球员以身作则，但不是所有高薪体育明星都是模范公民。比如美国国家橄榄球联盟（NFL）的明星四分卫迈克尔·维克就由于组织残忍的斗狗比赛而入狱，还经常有一些球员因非法持有毒品/武器或者家庭暴力而被捕。

此外某些严重犯规事件在运动场上也时有发生。回想2006年世界杯上齐达内对对手的那一记著名的冲顶。还有NBA自己的明星球员罗恩·阿泰斯特（Ron Artest）曾因在2004赛季的一场比赛中冲上观众席与球迷扭打而遭停赛——他如今将自己的名字改成爱·世界和平（Metta World Peace），或许是为了改过自新吧。

此外，体育运动队对政府的游说肯定跟任何大企业一样无所不用其极。在大多数国家职业体育都是一个合法垄断的行业，那些著名球队都能从所在城市得到免费运动场或者其他特权。事实上，请一定要记住林书豪的故事是在NBA亿万富翁球队老板和百万富翁球员之间关于如何分配每年40亿美元收入的争端中凸显出来的——这笔钱可比许多国家的年度GDP还要高。

正如已故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家舍温·罗森（Sherwin Rosen）所假设的那样，全球化和信息交流技术的变革逐渐令明星经济在许多领域变得重要。这在体育和娱乐方面肯定是没错的，但在商业和金融方面其实也是如此。

我希望林书豪能有一个持久而光辉的职业生涯，虽然他的迅速串红已经带来了巨大的文化冲击。我们可以预计，随着亚裔美国人继续在其他竞技场上冲破重重障碍——比如担任企业CEO方面——这些崛起的超级巨星们也会的到同样的赞誉。

如果公众对这些超级明星的高收入感到不满意，最明显的应对方法就是改善税务系统，其中包括许多财鸿势大的运动队老板，谁知道他们中的许多人每天从巨额逃税中赚取了多少好处呢？可见如果能建立一个更公正平等的赛场，体育和娱乐界之外的明星都会发现自己得到了更多的赞赏。

肯尼思·罗格夫，哈佛大学经济学和公共政策学教授，曾任世界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

Copyright: Project Syndicate, 2012.
www.project-syndicate.org
翻译：邹痴成

碳市，离我们有多远？——七省市竞跑碳交易 机遇难逢前路坎坷
作者:南方周末记者 袁瑛 实习生 张馨苑
2012-03-08 南方周末

七省市试水碳减排交易，纷纷绘制碳交易试点路线图，中国碳交易市场渐行渐近。不过，要建立一个真正的碳交易市场并形成全国规模，温室气体排放基础数据、排放配额分配办法以及价格机制形成等环节存在诸多挑战。


碳市发令枪响

三年后，中国将建成一个与股市并行的交易市场——碳市。这是国家发改委给出的时间表。

本周一，2012年3月5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2012年进一步开展碳排放和排污权交易试点。

国家发改委的公开信息已经显示，2013年年底将在试点省市启动碳交易市场，2015年建成全国性市场。

据南方周末记者了解，目前纳入全国碳交易试点的七个省市中，北京、天津、上海、深圳以及广东已完成试点方案的草稿，正在讨论或走访重点能耗企业。其中，又以北京进展最为迅速。据参与北京碳交易试点方案的专家透露，北京碳交易试点方案已于春节前提交国家发改委，目前正在等待批复。

此时，距离国家明确规定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已经四月有余。

2011年10月29日，国家发改委发布文件，同意七省市——北京市、天津市、上海市、重庆市、湖北省、广东省以及深圳市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

来自试点城市之一的一位发改委官员对南方周末记者说，目前“基本上撒手让我们自己干”。为在此轮竞跑中“拔得头筹”，七省市已紧锣密鼓展开碳交易体系的设计和平台的搭建。

天津、上海、深圳以及重庆主要以当地发改委主导，委托天津排放权交易所、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深圳排放权交易所以及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为交易体系的主要设计单位；北京则以北京发改委为主导，清华大学能源环境研究所的科研团队为主要设计单位。

依托既有排放权交易所作为主力进行交易体系的设计，是目前大多数试点城市遵循的路径。据天津排放权交易所董事会秘书邓羽腾透露，天津排放权交易所在天津试点中甚至承担了一部分“市场管理”职能。

“排放权交易所是交易平台，属于利益相关方，他们直接参与交易平台的设计，如何避免利益冲突？这还是很具中国特色的做法。”欧盟环境法研究中心的研究员樊威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问题越做越多。”参与北京试点工作的中创唐人虎有限公司总经理唐人虎颇为忧虑。

糊涂“家底”

挑战才刚开始。作为碳交易体系的基础——温室气体排放数据，成了试点城市面临的首道“门槛”。

依照欧盟排放交易体系的经验，碳交易体系的搭建是一个“金字塔”结构——从基础排放数据的统计到技术和规则的配套，再到交易管理办法和管理平台的设计。

“我们是‘倒金字塔’——先有国家目标、规划和管理办法，再一层层看需要哪些配套，甚至还没有基础数据作为金字塔塔底的支撑。”唐人虎说。

唐人虎指出，北京、上海、天津交易体系建设之所以走得快，主要是因为这几个城市的能耗数据基础比较完备。由于能耗可以换算成二氧化碳排放量，各省市的能耗数据成为目前碳交易体系构建的数据基础。

为了能更准确知晓企业用能状况，目前全国大部分省市设立节能监察中心监督重点用能企业填报企业用能状况，并定期向主管单位汇报，例如广东省实行的是每三月申报一次，而上海则是月报。

即便这样，每个城市的排放家底依然是一笔糊涂账。而2011年6月展开的“七省市温室气体排放清单编制试点”工作，并未给此轮“碳交易试点”打下任何技术和数据基础。

一位试点城市的发改委官员抱怨说，很多城市的能耗数据在经信委，但负责节能减排工作一般在发改委，牵头碳交易试点工作的发改委并不能“顺畅”拿到重点用能企业的能耗数据。

在这种现状下，试点城市更多选择了“边设计，边完善”的路径。“毕竟是试点，不可能做得特别细，在大概的基础数据基础上，我们以后通过MRV（可测量、可报告和可核实）体系每年逐步完善。”邓羽腾说。

专家们担忧的是，随着碳试点工作的深入，从暂时的能耗数据过度到温室气体排放数据后，如果缺乏全国统一的温室气体排放统计方法学和标准，将为未来全国碳交易场埋下隐患。


链接

全球主要碳交易市场

欧盟：2005年建立并开始运作，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碳排放交易市场，2010年成交1198亿美元，占全球碳交易成交额的84％。

新西兰：2008年建立，并将于2012年7月1日正式启动交易机制，针对国内一半的减排义务进行市场运作。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2011年10月，加利福尼亚州成为美国第一个通过“碳总量限制和交易法规”的州，根据该法规，加利福尼亚将从2013年开始分两个阶段实施碳交易，到2016年加州碳交易市场有望达到100亿碳配额交易量，成为全球第二大碳交易市场。

韩国：2010年11月公布排放权交易法案，预计2012年实施碳交易体系。韩国目前已将基准排放设定为6亿吨，预计到2012年韩国将占世界碳排放市场的交易量11.8％。

日本：2008年启动自愿排放交易体系，2010年4月，东京都总量限制交易体系作为亚洲首个碳交易体系正式启动，这是全世界第一个城市总量限制交易计划。

澳大利亚：将于2012年7月1日起对矿业、交通、能源等行业的500家大型企业开征碳排放税。


“七省市如果使用七套核算方法和标准，缺乏全国性的协调机制，日后向全行业、全国推广都将是一个难题。”世界自然资源研究所温室气体核算体系研究员宋然平说。

排放配额分配：免费还是有偿

在排放权配额的分配上，几大试点城市目前采用的基本都是“免费发放配额”。

事实上，欧盟自2005年开始建立并且运行排放交易计划的时候，污染者只要依据其历史排放量就能获得免费排放权，也即“祖父原则”——“爷爷很有钱，后代得以继承”。在配额分配上，从2008年至今，欧盟免费配额达到了90％。

免费的好处在于，不会因交易成本增加带来全行业的强烈反弹。天津发改委环资气候处处长田国栋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天津试点方案虽然已经出台，但他们还在跟重点能耗企业沟通过程中。

“我们遵循的一个原则是减少对于一些企业生产成本的影响。”邓羽腾说。

然而，从欧盟的经验来看，“超额分配”——分配给企业的配额超过了其实际需要——的问题正在出现。2006年至2007年，欧盟排放配额的现货价格几乎为零。“最大的失败就是没能充分合理地分配排放额。”中创碳投的首席战略官钱国强警告说。

这也是目前国内排放权交易所最担心的，即由于宽松的配额发放导致一个“徒有虚表的市场”或“没有交易的市场”。

“全部免费发放，没有需求的动力，无法体现市场的稀缺性，如何体现配额的价格，进而形成真正的市场？”北京环境交易所总经理助理毕建忠对南方周末记者说道。

多位业内人士表示，只有无偿配额搭配一定额度的有偿配额，才能真正撬动碳市场。目前，试点城市只有天津在试点方案中提到了“免费配额搭配少量有价拍卖”的方式，这点仍有待天津发改委的讨论和通过。

即使“大部分无偿、小部分有偿”得以贯彻，“谁来买”又是这样一个碳交易体系担心的问题。“从目前接触的企业来看，大部分企业对于强制减排基本没有概念。”毕建忠担心地说。而有偿拍卖，必然要依赖企业对于排放权额度的认可，并进而产生需求。

没有投机，就没有市场

至今，一些碳市场专家都对北京碳交易试点方案设计的核心人物、清华大学能源环境研究所苏明山的一句话心有余悸。在2011年的一次公开场合中，苏明山曾明确表示，碳交易体系的设计是“绝不允许任何形式的投机”。

“没有适当的投机，就无法产生流动性，那又如何形成有价值的市场呢？”一位业内人士抱怨道。

目前各试点城市的方案设计思路均“主要考虑排放源作为市场的参与主体，其他都不考虑”。在业内专家看来，此举是在重蹈我国“二氧化硫排污权”的覆辙，后者自2002年开始了首笔交易之后，至今仍然没有形成真正的市场交易体制。

黎兴来自全球最大的碳排放交易商——摩科瑞能源集团，不久前，他出任摩科瑞与大唐新能源合资成立的碳资产管理公司的总经理。黎兴不确定，在未来的碳交易体系中，是否会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从摩科瑞在国外的参与经验来看，碳市场一定要有流动性，允许大量的实体进入碳市场，才能保证这一市场的流动性。”黎兴解释道。事实上，在欧盟排放权市场，包括法国电力、德国电力这样的重点能耗企业，在自己参与市场的同时，也充当了“中间商”的角色。

从试点城市透露的信息来看，这一部分的限制将非常严格。

事实上，对未来碳交易市场动力缺乏的担心，还在于中国碳市场一个更深层次的属性缺陷——产权交易，而非证券化交易。

目前，比较成熟的欧盟排放配额市场主要有三种类型：直接交易、现货交易以及期货市场，在很大程度上，期货市场作为一个重要的因素引入了各种金融机构的参与，从而“盘活”了欧盟碳交易市场的体量。

然而，根据2011年11月我国国务院下发的《关于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切实防范金融风险的决定》，其中对于期货交易所做了严格的规定。目前的几家排放权交易所都不具有期货交易的资质。

“如果按照产权交易来运作，碳交易市场必死无疑。”一位业内人士对南方周末记者忧虑地说。

【两会特别报道】两会议税：减税为何越减越多
作者:南方周末记者 王小乔
2012-03-08 南方周末

自2004年起，中国一直在提“结构性减税”，但财政收入非但没有减少，甚至连减缓增长也没有

预算报告看不出减税

“2012年预算报告里的财政收入这块，估计总体增长9%，其中每一个税种的增长比例，都还是上浮的。我实在看不出来，今年拿什么做到给中小微企业减轻税负？”

2012年3月6日下午5点，全国政协的“第21组工商联”小组讨论会场，因为在场的不少委员要赶去参加湖南企业界的一个邀请晚宴，主持人打断了大家聊得正热乎的农民工话题，想准时结束下午的小组讨论。

但事与愿违，均瑶集团董事长王均金抢过话筒，坚持要再说两句税收的事。

“我刚刚仔细看了下2012年预算报告里的财政收入这块，估计总体增长9%，其中每一个税种的增长比例，都还是上浮的。政府工作报告里说了那么多结构性减税啊、中小企业放水养鱼啊，但我实在看不出来，今年拿什么做到给中小微企业减轻税负？”新鲜出炉的预算报告，让这位从事航空业和零售业的民营企业家有些失望。

2011年两会做预算时，定的财政收入增速还低一个百分点，为8%，但近期公布的实际结果，却是24.8%，且远远高出9.2%的年GDP增速。政协委员、中金公司董事长李剑阁发现，十年来，财政实际收入年年大幅超过年初预算，还年年增速高出GDP10到20个百分点。

“为什么今年好多委员在做提案和大会发言时建议减税，因为实在是增速超过GDP太多、占GDP的比重太大。尤其是去年的经济形势这么差，税收增长还这么多，只能说明，企业的税负太重了。”余瑞玉，江苏天衡会计师事务所董事长，给企业做了几十年的账，感同身受。



“制造型企业的流转税占全部缴纳税收的比例为77%，贸易型企业的比例更是高达88%，而且他们转嫁税负的能力很低，中小企业不堪重负。”

企业税负之重，重在哪里，重到什么程度？曾在2005-2007年做过杭州市市长的政协委员孙忠焕，在任上时就有深刻的直接体会，本届两会前，身为全国政协委员、杭州市政协主席的他又专门到杭州下属的余杭区进行抽样调查，获得的一手数据，触目惊心。

孙忠焕挑选的，是55家年销售收入在1亿元以下的中小企业。2010年，他们中的一半发生了亏损。

本来，由于人工、原材料、融资等成本的提高，他们的利润空间已经被压缩为一成左右，还要承担存在重复征收问题的高额流转税。“制造型企业的流转税占全部缴纳税收的比例为77%，贸易型企业的比例更是高达88%，而且他们转嫁税负的能力很低，中小企业不堪重负。”孙忠焕在今年提交的名为《关于着力降低税费负担，助推中小企业发展》的提案中如是写道。

3月6日民建7组的小组发言上，余瑞玉也一再呼吁减税，尤其是制造业企业，“他们的利润空间薄，去年的日子又不好过。”

和余瑞玉委员同组的、中国天正集团董事长高天乐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营业税、增值税、所得税，样样都不能少，重复计了多少，他都搞不清楚了。天正集团的主业是工业电器制造。

最关键的是，近十年来，不管他的企业每年是增收还是减效，也不管增收的是多还是少，最终缴纳的税收总额都要实现一定比例的增长。因为，国家和地方的税收每年都在实现一定比例的增长。

2004年以来，我国就已经开始“结构性减税”，但财政收入并没有因此减少过，甚至连减缓增长也没有。

“各级政府在财政收入超收方面展开着竞赛，有的地方财政收入年增速甚至超过40%。GDP的攀比之风受到社会的重视和批评，而财政收入增速的攀比之风愈演愈烈，不仅没有受到批评，反而作为可以炫耀的政绩，是十分令人担心的。”李剑阁在《减税是体制改革、结构转型和廉政建设的当务之急》的提案中痛心疾首地指出。

企业究竟需要怎样的减税政策？“实实在在的减少税收支出，比如前几年将增值税从33%降低到17%，比如减少一两种税。”高天乐表示。

税越改越高

试点前，上海段和段律师事务所要交的是5%的营业税；试点后，改交6%的增值税。

减少税种的税改试点，正在进行时。针对流转税比例过重、重复征税这一税制痼疾，2011年末中央终于做出了“营业税改增值税”的试点决定。试点行业选择了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试点地定在了上海。

改革试点在现行增值税17%和13%两档税率的基础上，新增设11%和6%两档低税率，交通运输业适用11%的税率，研发和技术服务、文化创意、物流辅助以及鉴证咨询等现代服务业适用6%的税率。

但是，身处第二类行业的政协委员、上海段和段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段祺华却发现，他们要交的税，不是少了，而是多了。

试点前，他们要交的是营业税，税率在5%左右，即按照营业收入额的5%计税；试点后，他们要缴纳的是增值税，结果却多至6%。“当然，他们也规定成本中的进项税可以抵扣，但咨询公司、律所等使用的成本是脑力，几乎没有可以抵扣的进项税，也几乎没有中间环节，不存在重复征税。”针对这个问题，段祺华作了一份政协提案《关于服务性企业营业税改增值税对大中型非生产性服务企业带来不利影响》。

类似的提案，段祺华此前也在上海两会上提了出来，应声者众，尤其是业务庞大的四大会计师事务所等。

“营业税改增值税的税改方向是对的，但是不能一刀切，不能不顾实际情况。究竟有没有少交税，企业自己才是最清楚的。”

上海市2012年预算报告估计，税改试点之后，2012年的营业税将减少56亿，下降11.9%。但增值税却从2011年的190亿预计将增加到318亿，两项相加，增长72亿。

“毒地”净化 千亿神秘生意
作者:南方周末记者 谢丹
2012-03-08 南方周末


这是一个一直遮遮掩掩的神秘行业，一个孕育千亿创富机会的行业。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大量工业企业外迁，遗留的高污染场地被重新开发成了住宅小区，土壤修复，这个潜伏于水面之下的新产业迅速迸发，与之相伴的则是草莽期各种无法预知的风险。




“挖土”挖到上市

“我们获得了F地块、X项目……”如果一家公司总经理这样跟你介绍公司过去一年的辉煌业绩，要么他是个故弄玄虚的骗子，要么他所在的公司可能从事的是土壤修复。

土壤修复对大众来说是个陌生概念，但中国一路高歌猛进的房地产业，却没有人能置身事外——最近几年，越来越多从城市搬迁的化工厂、农药厂、钢铁厂等高污染场地被重新开发成了住宅小区，这些房地产开发商大力宣传的楼盘名称，在对业主信息高度保密的土壤修复从业者口中，很可能正是那个神秘模糊的“F地块”。

土壤修复，这项表面看起来就是去建筑工地“挖土”的事情，正在当下中国迅速形成一门新产业。

据世界银行《中国污染场地的修复与在开发的现状分析》报告，中国土壤污染的产生可以追溯到上世纪“大跃进”时期一些高污染工业企业的建设。有些场地污染浓度已超过有关标准的数百倍甚至更高，污染深度甚至达到地下几十米。这些企业一旦搬迁，地块均要进行无害化处理。

与其他环保产业不同的是，由于土壤修复公司业务涉及的地块多位于城市中心区、居民居住区，这个新产业从诞生起就带有些许神秘色彩——从业者对场地污染数据往往讳莫如深，对施工地点也三缄其口。这个正在全国迅速扩张的新产业，就这样一直低调潜伏于水面之下。

直到2012年2月21日之前，这个新兴产业的龙头企业，北京建工环境修复公司宣布了其创业板的上市计划，外界才得以探知这个一直遮遮掩掩的新产业，不仅项目已经遍布全国，如今已快要造就出一家上市公司。

押宝“毒地”

“如果按土壤修复仅占中国环保产业10%的比重粗略推算，‘十二五’期间土壤修复产业将是千亿规模的市场。”中国环境修复网主编高胜达说。在环境产业发达的国家，土壤修复产业占整个环保产业市场份额的比重往往高达30%-50%。

掘金者正在迅速集结。据中国环境修复网的统计数据，2011年一年就有二十多家新土壤修复公司在中国注册成立。

吸引掘金者纷至沓来的重要原因，是土壤修复项目往往体量巨大。据世界银行上述报告披露，2007年重庆市有15个场地开展了土壤污染评价，耗资2亿人民币，到2009年，重庆市进行污染评价的土地达到45块，耗资8亿人民币，这仅是土壤修复前期评价耗资。报告估计，清理修复重庆市目前的污染场地将需要20亿美元。

据南方周末记者了解，目前国内一个土壤修复项目最少也要几千万，项目平均规模一亿元左右，其中北京最大的一个修复项目耗资七亿多元，堪称土壤修复界的“地王”。由于尚处行业初期，土壤修复行业的利润率也相当可观，“远高于一般工程项目，有的项目可到40%-50%。”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业内人士说。

上世纪80年代，美国曾经成立了一只国家财力支持的1000亿美元“超级基金”用于全国污染土壤的修复，后因财力不支和冗长的法律诉讼让许多项目延期。

在美国从事了十多年土壤修复工作的伊世特（ESD）中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龚宇阳是美国上述过程的亲历者。尽管身在土壤修复行业，但2001年刚回国时龚曾是中国土壤修复的反对者。“如果政府埋单，当时中国并没有国力支撑。”龚宇阳说，启动这一市场需要慎重，中国可能花比美国更长的时间完成修复，有人预计将需要40年，现在仅是开始。

“现在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都很看好土壤修复。”红杉资本中国基金副总裁潘旻对南方周末记者说。2011年下半年，曾投资过苹果、雅虎和谷歌的红杉资本就悄然投资北京建工修复公司。

产业发展超预期

4年前，北京市工商局并不同意“北京建工环境修复有限责任公司”的注册名字，因为“环境类的公司没有叫‘修复’的”；4年之后，这家专业的环境修复公司已开始冲刺创业板。

“产业发展的速度超过预期。”北京建工环境修复公司总经理高艳丽对南方周末记者说。转折发生在2011年初，业内有名的“中国环境修复发展论坛”突然从“请不来人”变成了不得不拒绝一些人。“各省级政府和大的市级政府环保部门都开始有人负责环境修复。”

这源于土壤修复政策的逐渐明朗。2011年9月，《全国土壤环境保护“十二五”规划》通过专家论证；10月，《全国地下水污染防治规划（2011—2020年）》正式出台；12月，国家“十二五”环保规划明确将污染土壤修复纳入国家规划层面……

与此同时，中国土壤修复行业的市场格局也初步形成：以北京建工修复为代表的国有企业拿下了北京地区的主要大型项目；以杭州大地环保、北京高能时代为主的民营修复企业则分食长三角等地的中小型项目；而像英国ERM公司、荷兰DHV公司等有丰富土壤修复经验的外资公司，虽由于“行业污染数据敏感”被排除在主流市场之外，但也一直试图开拓市场。

2011年，国际工程咨询服务公司伊世特（ESD）收购了一家名为中环循环境技术中心的中资企业，以曲线进军中国市场。英国ERM环境资源管理集团中国区董事总经理谢辉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十年前外资工程公司就曾试图进军中国土壤修复领域，此后一些公司甚至在上海金茂大厦租下办公室，但后来都走了。

由于市场需求巨大，专业环境修复公司稀少，中国各地的环科院变成了另一支重要的市场力量。

“政府更信得过环科院，一些环科院不仅承担了前期的调查评估，甚至还在从事后期的工程承包，变成了环境修复公司，自己取样、自己分析、自己验收。”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业内人士批评说。

不过，中国环科院一位从事土壤研究的教授坚称，现在并没有法律规定各地环科院不能从事哪些环节的工作，且“环科院的调查和验收是由不同部门进行的”。

“粗糙”的现实故事

很多土壤修复从业者都信奉这样一句话：一个污染场地如同一个黑匣子，在打开之前谁都不知道这个场地真实的污染情况，不知道要花费多少资金修复。



尽管每个项目都耗资巨大，但却没有企业愿意公开其项目的成本构成。土壤修复的成本到底有多高，国内企业的报价如何，价格是否合理，就成为一个个令业内人士都难以回答的问题。

“有海外环境修复经历的人都会认为，现在中国的价格有点贵。”在英国从事了多年环境修复研究的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研究员陈梦舫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国外的项目价格没有中国那么吓人。”

目前来看，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房地产建设的周期决定的。“房地产商选择土壤修复多出于无奈，经常让你措手不及，要求三个月就修复好。”杭州大地环保总经理张文辉对南方周末记者说，这让土壤修复企业非常被动。

在土壤修复行业，已有的土壤修复技术达到一百多种，常用技术也有十多种，大致可分为物理、化学和生物三种方法。通常情况下，修复的时间越短，可供选择的技术就越少，耗资就越大。一个项目如果花半年时间修复可能需要20亿元，但如果延长到10年时间，则只需要几千万元。

按照土壤修复的程序，修复企业先要对污染场地进行环境评价，跟人生病去医院“看病、诊断、治疗”的程序类似，土壤采样、实验室化验、分析诊断都是必须环节。

在产业刚刚起步的中国，现实版的土壤修复故事往往要粗糙得多。一位土壤修复工程师也在其博客里质疑：你相信一个20年的老化工厂，调查结果是只有50平米污染土壤吗？你相信一个生产十几种POPs（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场地里没发现BTEX（苯系物）吗？你相信现场五颜六色，结果只有两种重金属超标吗？

在“一天几十万元的银行利息”压力下，房地产开发商往往将土壤修复流程简化成两个程序：挖干净，拉走。

于是有些污染场地便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清运运动，“1米不行2米，4米不行6米，一直挖到流砂层，歇了——污染没挖干净，旁边的楼都要倒了。”上述工程师说，“转移并不等于修复，土壤修复企业需要流淌道德血液。”

投资界另一位大佬、德丰杰龙脉基金创始合伙人陆景锴已关注土壤修复产业两年多，但至今仍未真正投资，“我们就是希望企业更有良心，更审慎地做这件事。”陆景锴说。


链接

土壤修复商业模式

“先出让，再治理”模式：埋单者是开发商，其弊病在于没有条件约束开发商不会将土壤修复资金挪作他用；

“先治理，再出让”模式：土地储备中心从搬迁企业收购土地，对污染场地进行调查和修复治理，完成治理后再进入土地市场，土壤修复的埋单者变成地方政府。目前土壤修复项目以政府埋单居多。

慈善界为何反对奥巴马？|K街观察23
@李华芳

奥巴马的2013预算案遭到了慈善界的抨击，原因是其中有项调整可能损及捐款者的利益，尤其是富有的捐款者的利益。根据《华盛顿邮报》的报道，这项调整主要是降低了对捐款的税收减免率，从原有的35%降至现在的28%。这意味着如果一个富人捐款100美元，之前可以减免35美元税款，而现在只能减28美元。
预算过程是美式民主的生动课程，任何一项细微调整都可能影响到不同的利益集团，所以争预算份额基本上就是各家施展所长为自己谋利的过程，当这个过程在两院过场的时候，尽管表面上没有刀光剑影，但实际上已是吵得不可开交，更不提在院外的各种过招了。
那么为什么奥巴马政府会在预算案中做这样的调整呢？这个7%的捐款税收抵扣率到底有多大的影响呢？这个调整实际上对低收入者的影响不大，因为这仅仅是针对那些年收入超过25万美元的富人，中产者的抵扣标准维持在15%。虽然这部分富有的纳税人仅占纳税总人口的2%，但却拥有极大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不仅仅局限在经济领域，而且在政治和社会领域中，也有强大的话语权。所以这个问题迅速被捅到了媒体，也引发了更大范围的公众讨论。
对于奥巴马政府而言，最大的威胁是金融危机及其后遗症，再加上竞选时关于全民医保的承诺，政府开支是开闸放水，一时关不了。金融危机及其后遗症导致全美失业率激增，同时加剧了贫富差距。华盛顿特区被认为是贫富差距加剧最严重的地区之一，而其主要原因是近三分之一的16到24岁的没有上过大学的年轻人找不到工作。因此为了促进就业，奥巴马政府就花了大笔政府投资去刺激经济创造就业，目前的失业率已经降至8.3%。与此同时，全面覆盖医保的努力也需要花钱，尽管奥巴马在竞选的时候强调不会增加税收来解决全面医保的支出问题，但从一开始这个疑问就没有消除过。一面要加大开支刺激经济和覆盖医保、一面要不增税却扩大收入，那么钱到底要从何而来？
答案是向富人开刀，尽管这是迟早的事情，但以这种方式多少显得有点出人意料。不难理解减少捐款税收抵扣的效果其实就是变相增加对富人的税收。大部分富人通过市场致富，因此对政府征税这件事并不热心，甚至加以抵触。而美国公益基金会的历史也说明了富人通常既自认是上帝的仆人要为世界创造财富，也有责任为上帝打理好财富，税收抵扣也激励了富人行善。资中筠在《财富的归宿》一书中对此作了详细的解释，简而言之，一是“天命神召”信仰所致，二是捐款抵税经济激励，导致美国富人进入公益慈善界或为公益慈善出力有着长久的历史。
而此次富人反对2013预算案的此项变动，也恰是因为这既与信仰问题有关，也与税后抵扣激励有关。根据2009年的数据，74%的捐款流向了教会和其他宗教组织。因此一旦预算调整成功，对于教会和其他宗教组织而言，至少在收入上将会受到很大的影响，进而会影响教会和宗教组织提供信仰服务，对于普遍积极支持宗教的富人们而言，实在不是好消息。
当然，这项变动计划在2012年预算中实际上已经被提出来过，当时印第安纳大学慈善研究中心还做了一项研究，得出的结论是这将会为联邦财政增加十亿以上的收入，但对慈善行业仅仅只会有轻微的影响。布什政府时期在2002至2003年间将富人的抵扣率从38.6%降到35%，对大部分捐款人并没有产生显著的影响。不过这可能是因为3.6%的降幅与现在7%的降幅相差许多所致。
这里的第一个问题是与公平原则有关。因为对中产者而言，只有15%的抵扣额，而富人却有35%的抵扣额，这明显不公平。首先不管是谁的钱，都是一样的捐赠，享受税收抵扣的额度至少应该一样。更进一步，对于中产者来说，边际抵扣率对其更有吸引力，因为同样的钱对富人和中产者的效用不同。但公平性原则超提高中产者的抵扣率方向改进，或者在政治上的可行性就比较高一点。像现在这样朝减少富人的抵扣率方向改，遇到的阻力就会大许多，尤其是当这个会影响富人的宗教活动时，恐怕更是如此。
这里的第二个问题是与民主决策有关。预算政治也是妥协艺术。如果奥巴马政府直接提出对2%的超级富人进行征税，公众可能会直接反对，那么预算案在政治上可能会承受比现在更大的压力，最终导致预算案无法通过、政府关门。而现在这个方案明显体现了奥巴马政府“一面要收钱扩大财政收入，一面要防止预算案被直接反对”的折中取舍，尽管依旧面临巨大争议，但仍有希望和机会。
这里的第三个问题与自治原则有关。对美国的民主而言，公民社会的自治传统是一个巨大而深厚的根基，这不仅反映在联邦政府与州以及地方政府之间，比如说地方政府在多数公共事务上有决定权，这也是各州在许多问题的法律规定上不相同的理由。这同时也反映在各种各样的非政府组织上，最根本性的原则是美国公众相信钱留在民间比放在政府口袋里好，因此在税收和捐款中间加以选择的话，捐款当然更能体现自己的自由选择。而对税款你就只能通过预算政治去加以影响了，这不仅链条长、耗费时间精力、而且还未必能有立竿见影的效果。美国的民主依赖藏富于民与自治传统，这恐怕也是慈善界为什么会反对奥巴马的2013预算案中税收抵扣调整的理由所在了。

平板电脑如何改变建筑业
from iFanr 爱范儿 ♂专注于拇指设备的小众讨论 by Kevin Liao


平板电脑已经很强势的渗透进了我们的生活，但对于个人而言，恐怕娱乐还是平板电脑的主要用途。那么，在那些我们平时接触的并不多的领域，比如建筑行业，平板电脑，又带来了怎样的故事和改变呢？

传统的建筑行业的工作流程是怎样的？一般来说，首先是某位有钱人（也就是所有者）出于某些原因决定打造一幢新的建筑。于是这个人去雇佣一位建筑师，然后建筑师再去雇佣一批工程师并与后者一起打造出一份设计图。这份设计图也许会经过不断的修改，直到那位有钱的所有者表示满意。一切搞定之后，这些设计图纸就会被打印到一摞又一摞的纸上并交给建筑工程队并开始真正的建造。

尽管在实际生活中，打造一幢建筑肯定是非常复杂的，但以上的描述，基本上可以看作是一个最简化的建筑流程。而在上面所描述的整个过程中，除了最后真正的建造部分，前面所有的步骤所牵涉到的信息交换都可以是数字的。也正因为如此，我们也就看到了越来越的多软件帮助我们更好更高效的完成那些工作，比如 AutoCAD 系统。因为这种不断提高的效率，根据统计，现在在整个打造一幢建筑所花费的所有开销中，建筑师和工程师进行的设计流程所占到的比例只有大约 8%。而与之相反，有很多的估算表明，建筑工程队的效率却在不断的下降。


那么，平板电脑，能为我们带来什么？

Ryan Sutton-Gee 是 PlanGrid 公司的联合创始人和 CEO，他们推出的产品，是可以让用户在 iPad 上面对工程设计图纸进行管理，存储和浏览。Ryan 认为，平板电脑的出现，可以改变建筑行业，尤其是工程队的效率低下问题。虽然平板电脑的很多优点，比如更小的体积，更长的续航时间，更好的移动性在很多人看来也许更像是一种进化而不是革命，但在 Ryan 眼里，却并不仅限于此。他认为，对于建筑工程队而言，这样的改变，就好像是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工具。这种全新的工具与传统工具相比，区别在于，后者是基本可以用，而前者，则可以真正的帮你完成工作。

Ryan 说：

平板电脑，基本上可以认为是第一种可以真正被应用在建筑工地上的电脑。也正因为如此，它们正快速的成为越来越多建筑公司的选择。

来自芝加哥附近的一家建筑行业的公司 Ozinga Bros. Inc. 的合伙人 Ozinga 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Ozinga 从 iPad 发售开始，就开始将这款设备工地的工作中。他使用 iPad 来实时的给他的客户报价，签发一份交易许可，计划混凝土灌注，甚至用来汇报遇到交通堵塞的卡车的位置。而在此之前，当客户询问他卡车到了哪里的时候，他只能简单的回答，卡车已经在路上了。

这就是平板电脑给建筑工地带来的改变的一种表现。Ryan 认为，综合起来，平板电脑的作用有三点。

第一，是提供一种更便捷，更便宜，更绿色的方式管理设计图纸，或者说，无纸化工作。

第二，是更便捷的交流。对此，Ryan 举了这样一个经典的例子：一般来说，当施工人员在施工过程中对某些设计不是很清楚地时候，他会离开工地，走进工地的办公室，拿出设计图，然后回到工地，对着遇到的问题在设计图上做出标记，然后走回工地办公室，把标记好的的图纸扫描，用邮件发送给建筑师。而如果有了平板，施工人员可以简单的在现场打开设计图，做出标记，然后发送邮件。

第三，对工地的数据分析。没有工地上的实时计算能力，就相当于很难取得实时的工地数据。为了少花 10% 的钱，你所雇佣的电工是否比别人慢上 30% 也是不得而知。而有了平板，这一切也可以得到改变。

平板电脑的诞生，帮助很多领域提高了效率，人们也越来越对的发现它的价值。从娱乐，医疗到现在的建筑领域。平板电脑在更加严格意义上的“可移动性”缩短了沟通的时间和距离，也将“计算”带到了一个更加实时，更加“在现场”的层次。从这个意义上说，平板电脑，的确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和工作方式。

而对于平板电脑在建筑领域的前景，Ryan 也毫不吝惜的如是说：在未来的几年里，我们一定会看到越来越的多平板电脑软件，它们对建筑工地的改变会非常巨大，就像当初 AutoCAD 改变了建筑和工程设计领域一样。

黄亚生：中国模式不存在 印度或超越中国


　　一、并不存在一个所谓的“中国模式”

　　近30多年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即使在2009年金融危机全球蔓延之际，中国仍然成功实现了GDP增长率“保八”的既定目标。中国国内旋即有一批官员和学者开始响应由《TIMES》杂志前编辑乔舒亚·雷默(Joshua Cooper Ramo)于2004年曾提出的“北京共识”[1]，即中国通过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实践，摸索出了一个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模式，热衷强调所谓“中国模式”的优越性和独特性。

　　在此有必要首先明确“中国模式”的基本概念。泛指的“中国模式”包括中国的经济模式、政治模式、文化模式，甚至这一模式背后的文明价值观。 “中国模式”的特殊性除了形成寻求经济增长、改善人民生活的经济模式外，政治模式和文化模式也渗透其中，这几者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因此，要全面地探讨“中国模式”是个复杂的工程[2]。根据目前中国的主流观点，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高速的经济增长率以及独特的儒家文化传统等因素，是所谓的“中国模式”的重要特征。但就全球视角下对部分国家的经济政策选择、发展路径选择以及政治制度选择等因素进行比较分析，尤其是对与当前中国具有相似发展历程和发展程度的印度、巴西等国家进行考察，均可发现所谓的“中国模式”无论从成功经验或发展欠缺的角度，或是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进行对比分析都并不独特。

　　就成功的经验来讲，中国的发展类似于东亚各国。学界早已对东亚各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原因达成共识，亦即归功于其早期成功的土地改革、民营部门的茁壮成长(虽然在政府的干预下)以及政府对教育和卫生事业的大规模投入。中国的情况和东亚各国很相似，成功的原因也大致可以归纳为这么三个方面：第一，是社会投资。比如推广基础教育、消灭血吸虫、消灭赤脚医生、建设农田水利等。中国政府在20世纪50~70年代对公共教育和卫生进行了巨大的投入，这些投入奠定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基础。第二，是经济改革。经济改革是市场化的成效，本质上与其他国家没有太大区别。第三，从政治上来看，中国推行的是渐进式改革，地方政府自己约束自己的权利，避免对市场经济过度干涉。

　　就发展的欠缺方面来讲，其不足之处也能在拉美国家中找到影子。或许以“中国模式”的一个典型区域实践案例可以很好地说明问题。备受国内很多学者赞许的 “上海模式”就是这样一个案例，实际上，“上海模式”也是一种“国进民退”政策的延伸，即政府对经济强有力的干预，外商投资获得过度发展，中小企业生存空间人为压缩。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奉行着“牺牲内资，扶持外资”的政策。更严重的是，被政府奉为圭臬的“GDP中心论”为加强国家主导、发展城市、牺牲农村、支持大企业、牺牲小企业的行为提供了顽强的理论基础，最终导致居民个人收入增幅极其有限，中国的GDP和人民的福祉相距甚远。而在曾经的拉丁美洲，巨大的贫富差距也困扰着众多国家，最终陷入经济增长的泥淖。以巴西为例，巴西的国有企业和垄断资本的大量存在严重挤压了民营企业的生存空间；巴西的“强迫工业症”造就大量赤贫的失地农民；居民消费能力和消费数量普遍过低，居民个人收入增速远低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速。拉美国家曾经的发展困境也正是目前中国发展的困境。

　　可见，所谓的“中国模式”是并不存在的。无论是中国取得成功的经验还是发展所面临的困境，都可以从世界其他国家的身上找到影子，因此这些都不是中国所特有的。中国未来发展的大方向和原则与西方体制没有实质区别，而中国所拥有的只是“中国特色的道路”，即立足自己的国情，选择适合自己的方式去实现这些普世原则。

　　二、20世纪60~80年代的巴西经济发展历程与启示

　　巴西在20世纪60~80年代的经济发展历程可谓曲折。 1964~1988年的巴西正是军政府执政时期。其时，巴西军政府利用其强大的领导能力和组织能力，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指导思想，通过一系列的经济政策和行政手段，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经济成就。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巴西经济一直保持着飞速增长，尤其在1968~1974年这7年间，巴西 GDP年均增长11.4%，这就是所谓巴西的“奇迹年代”。

　　通过深入分析，可以发现这些“奇迹”的取得是基于这样一些措施：政府施行全面的高税收政策；政府高度重视投资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实行以投资促增长的政策，尤其重视对工业园区建设、基本设施建设等经济项目的投入；政府采用行政手段大量征收土地，实现强迫的“工业化”；巴西长期以来一直奉行对外资的偏好政策等等。与GDP高速增长形成反差的是，巴西政府在公共教育、卫生医疗等配套设施投入等方面却严重不足；国民财富收入的分配机制僵化，导致社会的财富收入差距日益拉大。以1990，1995和2005年的巴西经济数据统计分析，当年巴西的基尼系数分别是0.634，0.602，0.568，均超过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巴西的“强迫工业化”造就了大量赤贫的失地农民，这些失地农民后来成了城市里贫民区的居民；巴西政府不去投资教育和卫生却大规模地干涉经济的做法，一方面造就了大批的低素质人口，另一方面也压低了巴西企业的生产率。根据统计数据显示，巴西近30多年来全要素生产率几乎没有增长，加上政府产业政策偏向于资金密集的大企业，导致就业率低，结果使得没有工作的低素质人口成为犯罪人口，巴西杀人罪案和人口的比例高达美国的5倍。

　　国家导向的经济发展模式虽然在20世纪60年代使巴西在短时间内取得了经济的高速发展，但给未来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留下了后患。历史表明，这些问题的确给巴西经济进一步发展制造了严重障碍。整个20世纪80年代其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为零，“奇迹年代”的随后即为“丢失的十年”；对比巴西在20世纪50年代初，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相当于中国台湾地区和韩国的两倍多，到2010年却不到中国台湾和韩国的1/4；而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巴西进入高度通胀时期，金融危机屡次爆发，经济发展速度也缓慢难行，结果导致政治上也不稳定，从而更不利于经济发展。

　　巴西的经济发展历程与目前中国选择的发展方式有很多共同之处。一样的选择政府主导、一样的推行外资优先、一样的GDP崇拜，一样的经济高速增长，当然也一样的收入分配不均，一样的土地配置问题。以国有企业的发展为例，国内很多学者认为“国进民退”政策及偏重外资而轻视民营资本的观念，都是所谓的“中国特色”。通过对巴西20世纪60年代以后的国有企业发展思路和经济数据进行分析，可以肯定“国进民退”这种国家主导的经济模式不是中国特色的发明创造，更不能认为只有这种模式与中国的文化和体制结合起来才会产生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奇迹，因为这一切都在60、70年代的巴西发生过。再以收入分配为例，有些中国官员和学者坚持认为收入分配的恶化是阶段性的，是经济增长的派生物。这种观点恰是20世纪60年代经济学家根据拉美国家发展经验总结出来的。但观察其他东亚地区的案例，却找不到一个经济发展必然导致收入分配恶化的例子。韩国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曾有几年基尼系数上升，却恰是由于那几年韩国政府加强经济干涉所致，而20世纪80年代初韩国很快调整政策，支持中小企业，基尼系数因此很快稳定并下降至合理水平。一个国家的收入分配状况若长期恶化，这本身就说明了它的经济模式是不成功的。此外，彼时巴西经济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居民收入增长落后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这个问题在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非常严重，而直到今天也未能得到解决。所以，中国可参照2003年以来的巴西改革经验，调整经济发展战略，将国有企业的垄断红利全部拿给老百姓，这样一方面可以减弱国有企业投资的积极性，另一方面还可以增加普通国民的收入。只有国家的普通国民具备了较强的消费能力，才能使这个国家的生产活动实现良好的循环。 “三架马车”的经济增长模式，归根结底还是要落实到消费，政府的消费数量较小且失其公，而国际市场的消费受到的干扰因素极多，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因此，重新审视和定位普通国民的消费能力，这在一个以投资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中显得尤为重要。

　　通过对比分析中国和巴西的经济发展历史，可以肯定地说，所谓的“中国模式”的手段、方法不独特，所取得的经济成绩也不独特，甚至它所带来的问题都不独特。因此，具备相似发展经历和发展阶段的中国更应该分析、总结并吸取巴西的经验和教训，采取更合理、更有效、更平衡的发展方式，既鼓励效率同时要兼顾公平，立足当前更应规划未来，而不应该付出大量的时间、资源和社会成本再重复巴西的曲折发展之路。

　　三、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发展态势比较

　　据世界发展指标(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显示，1978~2004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约为9.73%，印度仅为5.37%；中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FDI)是印度的几倍，而且出口远远高于印度；中国的贫困人口数量和比重相对印度而言也正以惊人的速度在不断减少。基于这样的事实，许多学者都认为，中国在20世纪 90年代将印度甩在了身后，落后的原因就是印度在基础设施建设的数量和质量以及外商直接投资等方面落后于中国。

　　我认为这种观点是错误的。中国经济腾飞根本不是因为大量、快速的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和外商直接投资流入，而是“软件设施”，即自由的经济政策和制度、金融自由化，以及对教育特别是基础教育的投资所导致。今天的印度除了基础教育方面落后于中国，在其他方面远比中国超前，因此有理由相信未来的印度经济有可能超越现在的中国。就外商直接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而言，在中国经济最初的起飞阶段，外商直接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数量是微不足道的。实际上，对早期中国经济发展投资领域更为准确的概况应该是：先有了经济增长，然后才有外商直接投资的大量流入和基础设施建设的大量投资；而不是先有外商直接投资的大量流入和基础设施建设的大量投资，才带动了经济增长。这一结论可从近年来印度的发展轨迹得到实证。目前，印度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已经从原来的4%-5%慢慢提高到了8%以上。这些成绩是在并没有依靠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外商直接投资的基础上实现的。但是，一旦印度经济步入了高速增长的轨道，有理由相信外商直接投资会大量流入这个国家。因为经济增长本身将会产生新的资源，并带来投资机会。而一个国家有了新的资源，就可以将其配置到基础设施建设当中去。对比中国和印度，有些细节值得注意。第一个重要的细节是，中印两国之间的增长差距在缩小。平均而言，1978~1997年，中国的增长速度比印度快近两倍，但在1998~2004年，中国的增长速度只比印度快50%；第二个重要的细节是，虽然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和国内生产总值总量的增长速度都比印度快，但前者的增长幅度要远远大于后者。 1978~2004年，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约为印度的2.5倍，但其国内生产总值总量的增长速度却只为印度的1.8倍。正是这种差异造成了中国远比印度富裕的感官差别。单纯就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而言，之所以比国内生产总值总量增长快，很大程度是出于政治因素。尽管经济增长会造成人口出生率下降，但中国较高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高于其国内生产总值总量的增长速度，部分是由于中国政府具有控制人口增长这一巨大的政治能力。其政策的未来作用，目前也是褒贬不一，而实际上，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借鉴这种做法，也看不出哪个国家支持这种做法。

　　促使印度经济增长的“软件设施”中大部分重要因素都集中在无形的制度领域，例如金融改革和私有化，而主要缺陷都集中在有形的硬件设施领域。这种遗漏重要变量的观察分析方法很容易给人造成错觉从而判断错误。众所周知，现代社会中一国金融体系的发达程度以及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支撑力度直接影响该国的微观经济基础和宏观发展潜力。而通过世界商业环境调查(World Business Environ-ment Survey，WBES)数据库中我们获得的一系列系统证据得出结论，那就是印度的金融体系远比中国金融体系发达且有效率，尤其是在对农村地区以及中小企业提供金融支持等方面。另外，印度的股票市场对本土私营企业的发展起着极大的支持作用，与此不同的是，中国本土的私营企业很少有机会在本国的证券交易所上市，比如联想、华为等。

　　中国虽然在宏观经济和整体经济方面领先于印度，但在微观经济方面却落后于印度。在2007~2008年度的成长竞争力指数排名中，中国在企业竞争力指数方面排在第57位，落后于第31位的印度。企业竞争力指数的一些分解指标，如企业营运和企业战略，都显示出中国的排名落后于印度。这可以从两个方面解析：其一，相对于印度，中国在宏观经济上的排名和在微观经济上的排名并不一致。从长远来看，一个国家经济的发展和增长是建立在强大的微观经济基础之上的。中国在宏观经济排名上得分很高，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在宏观经济排名中占了很大的权重。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非常迅速，但其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政府投资拉动的，因此中国在宏观经济排名上得分高，却在微观经济排名上得分低。要么印度的增长速度会升上去，要么中国的增长速度会降下来。这种宏观和微观不一致的现象是不会长期持续的。其二，这种不一致的现象只出现在最近的成长竞争力指数排名中。在早期的成长竞争力指数排名中，中国在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方面的排名都领先于印度。 1998年，在企业竞争力指数方面，中国排在第42位，而印度排在第44位。 1998年以来，印度一直都在稳步、持续地改善其微观经济基础，这些改善虽然没有立即产生宏观效果，但随着改革的继续，印度经济必将获得改革回报。

　　和印度相比，我认为中国最大的优势是普及教育水平，而不是基础设施建设。目前中国在GDP崇拜的指引下，不去投资教育和公共卫生而去建楼修路，将教育和卫生成本转嫁给中国百姓，这是一个错误的决策。印度目前正大力加强它的基础教育投资，但在短期赶上中国不太现实，这或许才是印度与中国相比的真正劣势。

　　综上所述，所谓的因为大量、快速的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和外商直接投资流入带来中国经济腾飞的“中国模式”是不存在的，真正促使中国经济在短期内快速崛起并且持续较长时间增长的原因是“软件设施”，即自由的经济政策和制度、金融自由化，以及对教育特别是基础教育的投资。今天的印度除了基础教育方面落后于中国，在制度建设、金融体系、企业发展以及软件开发等“软件设施”的构成方面远比中国超前，因此有理由相信未来的印度经济能够超越现在的中国。

　　四、结 论

　　关于中国经济问题的讨论是非常复杂的，仅仅关注中国短期的GDP增长，为了所谓的“国家利益”牺牲整个社会的福利绝不是长久之计。通过分析拉美国家尤其是巴西在20世纪60~70年代的经济腾飞以及80年代经济停滞的原因，可以肯定目前所谓的“中国模式”不存在且极其危险；而通过观察印度经济近些年的稳健发展及其成功原因，又可借鉴其成功之处，为中国的经济增长提供更好的“软环境”。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印度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不选择所谓的“中国模式”是成功的。基于对中国经济成功经验的借鉴和印度已经在“软件设施”等方面所做出的规划和努力，有理由相信印度良好的微观基础在宏观经济指引下健康发展，整个国民经济有可能超越中国。

　　参考文献

　　[1] Joshua Cooper Ramo：The Beijing Consensus[J].Foreign Poli-cy Centre，2004.

　　[2]王辉耀.中国模式的特点、挑战及展望[J].金融时报中文网，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30607，2010-01-05

来源: 财经网 | 来源日期：2012年3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