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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立平、秦晖：过渡性制度不能固化


孙立平：网上有这么一个活动，说怎么用一个词概括这一年。有的说用“僵”，有的说用“乱”，有的说用“烂”，有的说用“惨”。上台之前我认真想了一下，最终概括为“酝酿”。过去的2011年看起来好像是有很多的事，但总体来说，我觉得这一年是酝酿的一年，很多东西是以前没有的，我们在酝酿着各种可能性。好的事情在酝酿，坏的事情也在酝酿，各种可能性在今后若干年当中可能会逐步展示出来。现在的问题是，最后能酝酿出什么东西。

　　最近我提出一个说法，叫做“转型陷阱”。现在我们确实面临着种种可能性，对现在面对的最基本的背景需要有一个准确的判断。有人说现在可能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有人说可能会陷入改革的困境，甚至有人说改革在倒退。

　　我个人不太同意这两种说法。中等收入陷阱的意思是说，在我们往前走的时候，原来有利的条件现在逐步消失了，一个坎儿过不去了。改革困境是说，有两拨人，一拨人在力主改革，一拨人在阻止改革，现在推动改革的力量比较弱，阻挡改革的力量比较强。我个人的看法是，真正的情况不是这样。当然两个问题可能会存在，我觉得现在最主要的问题，实际上是在改革过程中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要求不要往前走了，就停了下来。不但停了下来，而且是把我们过去称之为过渡性因素的东西定型化了，定型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体制。我觉得中国现在真正发生的是这个过程，这个过程导致了现在社会当中出现了一系列好像很难理解的现象，比如发展为什么会走火入魔？维稳为什么要压倒一切？为什么在特殊时期提出的具体做法会被长效化、体制化？

　　秦晖：在这个过程中我特别想强调的一点是，过去我们看问题的一个基本的框架是改革和保守。现在我觉得其实是第三个力量在起作用，这个力量是在改革过程当中发展出来的，并成为改革的既得利益者，他要求固化这个社会，固化这个结构，定型这个制度。我觉得真正的问题是这个问题。这个既得利益集团和反对改革的保守力量是两回事。秦晖：老孙讲的“酝酿”，我是深有感触的。而且假如说民主转型需要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利比亚的GDP已经高得不可思议了，而日本转型的时候GDP比利比亚要低得多。至于说改革，我同意老孙的说法——转型陷阱。但我觉得目前中国有一种尺蠖效应。向左要扩大权力、向右是推卸责任。因此不管是左还是右都会出问题。这个尺蠖效应不仅发生在美国，也发生在其他的国家。但这个方向是相反的。

　　尺蠖是一种虫，一收一放的爬行，我们用收代表左、用放代表右，但通常来讲收放是有一个平衡的。比如说要追求高福利就必须要实行高税收，要追求自由就不能同时追求福利。但是，在美国这样的国家，因为左派和右派都是要讨好老百姓的，所以左派和右派都愿意讲老百姓喜欢听的那些话，因此会出现一种很奇怪的现象。今天西方危机，按照我的解释既不是左派造成的也不是右派造成的问题。不管是高税收、高福利还是低税收、低福利都不会造成巨大的财政窟窿，因为这都有财政平衡的背景。但之所以造成这么大的债务窟窿一个很简单的解释是，左派上台增加福利就很容易，但增税就很难。右派是增税容易增福利就很难。这是西方的状态。

　　中国就正好相反，中国的左右派如果要得势，首先他要讨执政者的喜欢，而不是讨老百姓的喜欢。因此左派就是要鼓励他横征暴敛，右派要为他推卸责任。左派经常讲要扩大集权能力，而右派最常讲的一句话是要老百姓不找市长找市场，但他从来都不讲市长不能找老百姓的麻烦，因为这么一讲市长就把脸吊起来了。所以他只讲老百姓不能找市长，市长还是可以找老百姓的，市长不断地找老百姓收费，但老百姓不能找市长要福利。正好跟西方形成鲜明的对比，形成中美两种截然相反的危机。市长手中那么多钱拿去干什么呢？挖一个坑埋起来好像也不放心，于是借给欧洲和美国，它们还需要中国来成为它的投资对象。所以中美两国各自的问题就形成了一个解不开的连环套，但发展到今天这个连环套的两端都已经不可持续了。这就是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

　　孙立平：其实我们两个对话不是特别合适，因为我们两个人的观点比较一致。我从他谈的话题进一步谈几句。现在转型陷阱的判断是非常重要的，对我们厘清对一些问题判断上的混乱是非常必要的。因为现在很多问题的争论经常涉及到左与右，我个人的看法，现在中国主要还不是左与右的问题，实际上是在改革的过程中走到了半道不走了。尤其是在中国的渐进式改革中，获得利益的既得利益集团觉得到这儿最合适。比如，作为一个房地产商，能够用行政的方式廉价拿到土地，再用市场的方式把这个房子高价卖出去，还有比这个更好的吗？无论是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都不如这个经济好。所以中间这种形态，对既得利益集团来说是最有利的，想要把这块东西定型下来，形成一个结构。从理论上来说，就是所谓的中国模式。

　　现在形成的这个东西是什么呢？我觉得是过去历史上很少见到的市场和权力密切地结合在一起的体制。当然我们从历史上来看，权力和市场总是有一种关系的。但从一个体制上来说，往往表现出此消彼长的关系。而在目前的情况下，两者非常奇异地结合在一起。就像是两个最不能结合的人结合了，而且小日子过得最好。现在思想界混乱一团，一个叫左派、一个叫右派。一派说你们家的老婆真是好老婆，丈夫就是一个王八蛋；另一派说，丈夫是好丈夫，老婆是母夜叉。两派打得一塌糊涂，但殊不知人家小两口的日子过得甜甜蜜蜜。

　　所以，中国的社会面临着什么样的问题，基本判断是非常重要的。在这样一个判断之下，我觉得对一些事情可以看得更清楚。很多人在讲用一个“乱”字能够概括这一年，很多人也在讲社会矛盾越来越多，有的是越来越激烈、越来越尖锐。但是我觉得从转型陷阱的角度来看，中国不是一个乱的问题。“乱”是来自于外部的力量，好像是别人一拳把你打倒了。中国很可能发生的不是“乱”，而是“烂”，这是两回事。就是别人还没有打你，你自己先烂掉了，这是真正的问题。在我看来，中国在三五年的时间里，不会发生大的社会动荡。但在这样一个转型陷阱中，社会要防止一步一步地烂下去。我年初写过一篇文章，认为中国社会最大的问题不是社会动荡，而是社会溃败，就是这个意思。更要命的是，由于我们判断社会动荡是最主要的问题，凡是可以治愈这种溃烂的措施都被我们当作不稳定因素束之高阁，这个社会就不可避免地烂了下去。

　　秦晖：中国的未来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可预计的，但我觉得现在中国这条路的确是快走到了尽头，而且很多问题还没有暴露出来，今后的两三年内包括所谓的拐点造成的问题，包括投资后遗症的问题，都会逐步出现。所以我觉得，中国现在和世界其实都处在一个关键点，就是所谓的“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我是一直主张中国要加快民主进程的，当然我讲的加快民主进程倒并不见得说一开始就要搞什么竞选之类的，加快民主进程是非常广义的判断。比如说放松言论管制、放松各个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让工会和商会自己谈判等。

　　有一个寓言是小熊分饼，两个熊都嫌自己的饼太少，一个狐狸跑出来说我给你们分，结果最后是这个狐狸把所有的饼都吃了，所有的饼都到了它自己的嘴里。这个故事让我想起来前几个月我在亚布力夏季论坛上听到一个企业家说：现在我们老在说是把饼做大更重要还是公平地分饼更重要，在我看来其实最大的问题是在这两者之外有一帮既不做饼也不好好分饼，而是专门以偷饼、抢饼为业的人，这些人太厉害了。后来又有一个企业家发言。他说，“其实如果是工会和商会坐在一起进行谈判也可以。但现在是第三者既不对我们负责也不对工人负责，但是他又通吃，结果是劳方不满意，资方也不满意，而且这个人又说天下的一切问题都可以归结为劳资矛盾，我觉得这个就是最大的问题。”所以不管是企业家还是工人，中间都有一些聪明人，他们把这中间的问题讲得很清楚了。无论牺牲资方还是劳方的利益都是不对的。

　　最近我听到人民币汇率问题的报告，人民币所有的价格都在趋于国际水平，只有一个价格是远远低于国际水平的，这就是蓝领劳务价格。这几乎已经成为人民币币值低估的唯一的理由了。劳动力成本快速上升是不可避免的问题，但要说资方又有多少空间呢？有关于企业经营环境的状况，主要的负担不是来自于劳工，而是来自于政府、来自金融管制导致的高利贷，也来自所谓的国进民退等。因此让劳资双方哪一方作出牺牲都是很难的。我们国家这几年经济高速增长，既不是劳工的收入也不是企业的收入，而是“狐狸”手中的那一块，两只熊都是受害者，“狐狸”吞食了一切。我们现在的要求是狐狸能吐出多一点，无论劳工权益的提高还是说企业经营环境的改善，那个空间其实都是非常大的。但是如果这个“狐狸”牢牢把住这个饼，绝不肯对劳资双方或者对全社会让步的话，那中国社会不仅烂的趋势不可避免，乱的趋势也很难说就不会发生。

　　孙立平：其实我也不是那么悲观，我也一直在讲在目前这样一种情况下，至少有三种可能性能够使得我们走出转型陷阱。第一，就是政府来推动的改革顶层设计。但是，首先它的前提是，改革的推进者、这个政府能否和利益集团切割，使他成为一个比较中性的、中立的、超越的政府。现在国内是讲顶层设计讲得很多，顶层设计的前提却没有人讲。我们有什么样的条件能保证顶层设计不至于成为既得利益集团的设计？在现在的情况下，所谓的顶层设计最后沦为既得利益集团的设计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第二种可能性，就是由现在某些比较具有开明态度的局部性体制因素来推动社会重建。社会组织的发育以及在基层当中存在的一种变革的活力，我觉得确实是存在的。但现在的问题是在于，这些年不仅营造了一个定型的力量、定型的体制的局面，而且它形成了一套逻辑。这套逻辑在很大程度上使得局部的变革被扼杀掉。

　　第三，由于危机推动，最后不得不变革了，但要付出相当大的代价。形象地说，我觉得中国现在的情况是摸着石头过河摸上瘾了，两岸呼唤都听而不闻，视而不见。

　　秦晖：如果说乐观我也有乐观的理由。我觉得中国和平地走向宪政的道路完全是有可能的。在经济问题上我坚决支持右派要求减税的诉求，我同时又支持左派要求福利的诉求。有人说又要福利又要减税，这不是美国病吗？这是美国的病根却是中国的良药。因为美国跟中国是完全相反的。

　　美国和中国现在都在打左灯向右拐。西方国家是政府有资本主义的权力但要承担社会主义的责任，中国的政府用社会主义甚至是超社会主义的权力甚至还不愿意承担资本主义的责任。对政府进行限权问责是必要的，限权问责就是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进行协商的机制。在这个机制形成以前，双方都是出价的阶段，出价的阶段都可以没有边界，统治者希望他的权力尽可能大，责任尽可能小。而被统治者肯定是希望尽量地压缩他的权力，追问他的责任。

　　只要我们在每一件事上都不放松对政府的限权。总有一天宪政这个要求不是我们提出，而是统治者提出。所有的国家，从最早的英法到后来的匈牙利、波兰，他们的宪政都是财政赤字逼出来的。我们经常讲走向宪政的第一步是预算公开、财政透明。他凭什么公开和透明？你拼命让他负责任的时候，这时候你不要求他也会说，你看这个账上只有这么多钱，现在你到底是让我多收点钱还是让我少干点事。到了这个时候宪政就有了，真正的左右派就有了，老百姓在这个意思上分歧就有了，但这两种人都不能容忍其一方面横赋暴敛，一方面又不管老百姓死活的。我觉得归结到中国的前提下，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很平稳地过渡很可能就从这时候开始。

　　政府可以任意花钱，但不想给老百姓花钱就不给老百姓花钱的状态如果不改变，就永远不会有真正财政透明的动力。现在搞一些财政透明，我觉得那都是假的，因为我们所谓的财政外的收入很大。真的要透明得他有动力不是我们有动力。他怎么才能有动力呢？他每挣一分钱我们都要问责。只要压力不断的提高，财政公开、预算透明就不是我们要求政府，而是政府主动恳求社会，因为他的责任负不起了。我觉得无痛的转型就以这个时候为起点。(孙立平系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秦晖为清华历史学系教授，本文为观察家年会演讲稿)

国网撞上中投
本文来源于 财新《新世纪》 2012年第10期 出版日期 2012年03月12日

　　 国网赴美收购AES风电资产，撞上AES的大股东中投，怎么定价成了难题
财新《新世纪》 记者 蒲俊 李箐

国网公司近年来在国内国外频频大手笔收购，被业内普遍认为偏离了主业和公益企业的定位。图为2012年2月28日，国家电网湖北咸宁供电公司员工在长江产业园架设双回配电线路。邓东峰/东方IC

　　国家电网公司（下称国网公司）近期在海外收购上动作频频，不只发生在其主业输电领域，还延伸到了发电业务。
　　在以3.87亿欧元（约合32亿元人民币）的价格收购葡萄牙国家能源网公司（REN）25%股份后不到一个月，国网公司洽购美国爱依斯电力公司（AES Corporation NYSE:AES，下称AES）在美风电资产的消息又传了出来。
　　有趣的是，AES的大股东也来自中国。2010年3月，中国主权财富基金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下称中投）以15.80亿美元完成了对AES约15%股权的收购。中国公司收购撞上了中国公司，怎么定价成了难题——定价低对国网公司有利，定价高对AES和中投有利。
　　据财新记者了解，国网公司这桩新收购目前还存在较大变数。不论成功与否，被国资委副主任邵宁归类在“公益性国企”里的电网企业在海外收购非主业资产，是否与其功能定位相匹配值得深思。
审批不是问题
　　财新记者从接近AES的人士处获悉，如果交易达成，国网公司和AES将成立一家合资公司，负责AES在美国已经投入运营的风电项目（不包括在建项目）。国网公司将持有合资公司79.99%的股份。
　　AES是一家总部位于美国阿灵顿的独立发电企业（IPP）。截至2011年12月，AES在全球27个国家拥有44.22吉瓦的发电项目，此外还有2.34吉瓦的在建项目。2005年，通过收购美国风电企业海西控股（SeaWest Holdings.Inc），AES开始涉足风电开发领域，目前美国国内已经运营的风力发电装机为1.16吉瓦。
　　美国杜克能源（Duke Energy）的一位人士告诉财新记者，美国清洁能源的补贴政策主要是税收优惠，如果没有税基，就无法享受补贴。“这项政策不仅歧视海外投资者，也歧视本国的中小投资者。”因此外国投资者要想进军美国新能源领域最好与美国当地企业合作。
　　虽未透露收购的具体金额，但前述接近交易的知情人士向财新记者表示，“比外界估算的价格（16.5亿美元）低很多，不只一半。”
　　这位知情人士还透露，尽管国网公司总经理刘振亚在随国家副主席习近平访美期间已经与AES签订了收购意向，但这一交易目前还有很大变数。“上周AES开过紧急董事会，这事不一定能成??双方在协议内容上还有分歧。”他说。
　　财新记者向AES和国家电网国际发展有限公司（下称国网国际）总经理孙金平求证上述说法，双方均未置评。
　　从目前情况看，中美两国监管机构的审批不大可能阻碍这一收购。中投收购AES15%股权时，由于后者是一家能源企业，属敏感领域，且超过10%的监管红线，因此根据美国政府现行规定须向美国联邦能源管理委员会（FERC）、美国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CFIUS）等多个监管机构申报，最终获批。
　　“与涉及千家万户的电网不同，独立电厂本身并不能算是敏感的战略行业。”因此对于此次国网公司的收购意向，中投内部人士表示，“美国审批没问题。”欧亚集团（Euroasia Group）分析师马旸认为，在清洁能源方面，现在只要中国被美方认为能在美国创造新工作，投资就会受欢迎。
　　财新记者从国家发改委了解到，此次收购也已获得了发改委外资司的批准，虽然过程并不十分顺利。外资司的批准需要国家能源局出具意见。
　　一位接近国网公司的消息人士透露，1月中上旬电力司和新能源司都曾表达不同意见。“从一般的主辅分离的角度上，垄断企业的资产应该是专业化的，从特许经营的角度分析，应该是不同意境外收购电力资产。”
　　这也是电力业内的普遍看法。“这不只是走出去的问题。”一位电力业内资深人士认为，“我们谈的是体制问题，是特许经营的问题。真要收也应该让发电企业去。”
　　但国网公司很快按要求补报了材料并做了一些解释，能源局内部虽有分歧，最终还是给出了肯定意见。
定价难题
　　除了买家国网公司，AES的最大股东中投同样也是来自中国的国有企业。这使得收购定价问题变得很微妙——价格低当然对国网公司有利，但是对中投不利。
　　中投入股AES之时，AES称这使公司能在光伏和风电领域扩大投资，但此后AES未能如愿在新能源领域实现快速扩张，反而在传统煤电业务等领域陷入了麻烦。
　　AES的纽约子公司AES Eastern Energy在去年12月31日宣布，包括13家附属实体在内，已因运营不善申请破产保护。低天然气价格导致的煤电电价下调、煤炭投入成本增加以及煤电污染控制成本大幅加重等运营性因素，导致公司运营资金链断裂。根据破产保护申请前与债权人达成的协议，将出售旗下位于纽约的两个燃煤发电站，并关闭该州另外四家已处于闲置状态的发电站。
　　前述中投内部人士承认定价确实是个问题，“因为AES已经有子公司申请破产，国家电网现在去肯定比我们当时入股价格要低很多”。不过也因为AES状况糟糕，中投对国网收购乐见其成。
　　中投曾与AES签署了一份意向书，拟投资5.71亿美元购买其风力发电子公司35%股份。但这一收购并未实施。
　　主权财富基金和大型国有企业是中国海外投资的两支主要力量，如何配置资源将投资效率发挥到最大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此次国网公司的AES并购尝试将这个问题摆上了台面。
　　2011年9月，原AES首席运营官Andrés Gluski出任总裁及首席执行官后，便大举进行资产出售以优化现金流状况。AES在去年四季度完成以及签约的资产出售规模达到7.63亿美元。今年2月，AES又签订了总额为4.63亿美元的资产出售协议。
　　与此同时，AES还在紧缩全球战线。它们计划退出中国市场的消息在电力行业已经不是秘密。“像行业里的一些活动，还有一些第三方的组织，AES今年已经都不参加了。”一家外资电力企业的在华管理层说，“他们是在撤。可能是因为换了新的CEO，集团的战略会有改变。”
　　AES1994年来到中国，2002年以前在安徽、山西、四川、重庆等省市拥有数个发电项目，包括水电、煤电、燃油电厂等。此后沉寂了五年，2007年AES重新开始在中国的投资，主要方式是和中国神华旗下的国华电力合作投资风电项目。
　　“这次退出，一定程度上说明美国经济现在的不景气，另一个原因是中国的管制。在中国这几年也没有太大作为。”前述外资电力企业人士认为。“在任何国家外资做电力都难，这个行业就是内在消化的行业，都是在本地发生，又牵涉到经济命脉。中国的各项政策对外国投资者也不是很友好。”
　　这番话对中国电力企业走出去同样是一个提醒。
国网“走出去”冲动
　　国网公司近年在海外投资领域频现大手笔。2007年12月，国网公司牵头两家当地企业以39.05亿美元竞得菲律宾电网25年经营权；2010年，国网公司收购了Elecnor SA等七家巴西输电公司股权，总价约17亿美元；今年2月，国网公司以3.87亿欧元的价格收购了葡萄牙国家能源网公司（REN）25%的股份。
　　国网公司的走出去冲动不仅体现在输电主业上，还有发电业务，特别是清洁能源项目。
　　除了此次的美国风电项目，国网公司在2011年社会责任报告中还表示，在巴西将“寻求在输电、配电、水电及可再生能源等方面的市场机遇”。有监管部门官员向财新记者透露，国网公司确实计划在巴西收购水电项目。
　　去年10月，国网国际在官方网站上表示，越来越多的新能源项目纳入公司国际业务范畴。
　　国网公司的海外新能源投资动力中还包括带动设备出口。一位来自欧洲的新能源投资者曾与国网公司接触过，“他们想投资我们在海外的一个风电项目，但是要求用许继的风机。我们都没听说过（这个风机），所以没同意。”
　　数位接受采访的人士向财新记者表示，除了国网公司，一家隶属于五大发电集团之一的风电运营商也曾接触过AES此次准备出售的风电资产。前述接近AES的消息人士也认为，“国网不是专业做风电的，从AES的角度来看也未必是合适对象。”
　　国有发电企业对海外的新能源项目，特别是风电项目很感兴趣。前述欧洲投资人士告诉财新记者，“如果我们告诉他们有一个国外的风电项目，他们很快会回复，并且开始研究。”
　　杜克能源的一位人士向财新记者透露，近期杜克能源已和一家中国企业敲定一个在美国的风电投资项目。“项目不大，我们也是挣扎了两年才做成。”他拒绝透露是哪家中国公司。
　　不过2010年初，杜克能源管理层曾表示，在与华能集团就在美投资风电展开谈判。
　　前述杜克能源人士还表示，这个合作项目将不会采用国产风机。“国内的风机还没有在美国打开市场，所以很难做项目融资。”
　　除了商业上合不合算的考虑，公用事业领域的国有企业该不该在走出去上如此积极值得商榷。“明明是公益性国企呀，西藏地区的独立光伏系统和无电地区电力建设，他们（国网公司）公开说没有钱，出去收电站就有钱了？但是拦不住。”一位不愿具名的电力业内资深人士批评道。
　　这样的海外收购同样有悖于电力改革确定的“厂网分离”“主辅分离”原则。两个分离的初衷是以此厘清电网运行真实成本，为电力市场化改革创造条件。但在国网公司不断“做大做强”并走出去发展辅业的情况下，电网的真实成本将是一本越来越难算的糊涂账。

中国能源企业终于立足北美


傅成玉第一次尝试收购美国石油工业的一小块资产时曾引发轩然大波，行动以失败告终。七年后，这位中国国企老总斥资数十亿美元进军美国能源业，但这一次却没有引来哪怕是丝毫麻烦。


傅成玉这次成功的秘诀是：收购少数股权，扮演被动角色，尊重美国监管机构的意见，让中方人员同美国先进技术保持必要距离。

数据提供商Dealogic透露，2010年以来，中国企业已经在美国和加拿大的石油与天然气交易上投入了170多亿美元，这让渴求能源的中国在一个因创新性钻探技术而闻名的地区获得了梦寐以求的立足点。北美已经成为中国达成石油和天然气交易最多的地区。而引领这一趋势的正是傅成玉：他曾担任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China National Offshore Oil Corp., 简称：中海油)董事长，现在则是全球最大石油公司之一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China Petrochemical Corp., 简称：中石化集团)的董事长。

中国最近在北美的这些交易和傅成玉2005年大胆竞购加州联合石油公司(Unocal Corp.)却惨遭失败的那一次完全不同：这些交易通常涉及一家中资企业预支一笔款项收购一处油田或气田的股份，同时这家企业还同意负担部分钻探成本。切萨皮克能源公司(Chesapeake Energy Corp.)的首席执行长麦克伦登(Aubrey McClendon)说，中海油高管认为，成立此类合资企业或许能让该公司以不带威胁的方式重新进入美国市场。麦克伦登在2010年和时任中海油董事长的傅成玉达成一笔交易，正是这一交易标志着中国海外投资热潮的开始。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董事长傅成玉燃起了中国在美国投资能源的热情。图为傅成玉去年在北京发言。
这些交易满足了中美双方的迫切需要：美国企业已经开发出革命性的新方法来开采石油和天然气，但他们需要大量资本来实现目标；中国国有能源企业一直在全球搜寻石油和天然气供应，以便为中国蓬勃发展的经济提供动力。同时中国也需要相关技术来开发国内难以开采的油气资源。

在投资资金从中国国有和民营企业流向美国和其它西方国家的大潮中，投资北美能源业是其中的一股潮流。中国投向西方国家的资金中，有很大一部分流向了能源、矿业和其它对中国快速增长的经济非常重要的领域。这些交易让中国买家得以立足新的市场，在某些情况下，也让他们接触到可以在中国使用的美国技术和管理方法。

中国在2009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能源消费量最大的国家。国际能源署(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估计，中国也可能成为全球最大的石油消费国，这主要是因为不断壮大的中产阶级想要买车的欲望越来越强烈。目前，中国超过一半的石油需求要靠进口石油来满足，而其中的大部分则来自伊朗和苏丹这些可能发生麻烦的国家。《BP统计评论》(BP Statistical Review)说，在2006年到2010年期间，中国的天然气消费量几乎翻了一番。

中国投资美国能源企业的新做法表明，中国已经吸取了教训，知道如何让美国能源业和政界人士更加友善地看待中国资本。曾任荷兰皇家壳牌有限公司(Royal Dutch Shell PLC)高管的孙嗣敏说，(这一新做法就是)收购一家企业的部分股权，与这家企业一起合作，让这家企业成为你在美国最坚实的盟友。孙嗣敏曾经担任中石化集团的顾问，现在则向几家推广清洁能源的组织提供顾问。

中石化的傅成玉一直是这一新的投资方式在中国国内最突出的支持者。他拒绝为本文置评。今年60岁的傅成玉出生在中国北方偏远的黑龙江省，他1986年在美国南加州大学（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获得石油工程学硕士学位，现在他是该校的董事会成员。像中国其他大型国有企业的负责人一样，傅成玉也是中国共产党的资深成员。

了解傅成玉的人说，他在石油工业方面的技术和经营知识相当深厚。上世纪80年代曾教过傅成玉的南加州大学石油工程学教授厄瑞莎亥（Iraj Ershaghi）说，他在工程学方面构建了自己的根基。

1982年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Cnooc）建立时，傅成玉加入了这家国有企业，并在该公司与壳牌（Shell）和菲利普斯石油（Phillips Petroleum）等外国公司组建的合资企业中担任高级职务，菲利普斯石油公司现在是康菲石油公司（ConocoPhillips）的一部分。

到2005年时，中国的石油消费量大幅增长，各式各样的中国企业纷纷开始到海外寻找大型收购项目。

时任中海油董事长的傅成玉与当时任Unocal首席执行长的威廉森（Charles Williamson）开始就斥资185亿美元收购这家公司的事宜展开了直接谈判。有关中海油出价收购Unocal的消息引来了美国议员们的批评，这些人声称，这桩交易将把美国重要的能源资源交到中国人手里。美国议员通过了一项决议，要求布什政府审查Unocal与中海油达成的任何协议。

傅成玉大胆出言为这桩交易辩护，对于一位国有控股企业的负责人来说这是不同寻常之举。在发表于《华尔街日报》那篇题为《美国为何感到担心？》（Why is America Worried?）的文章中，傅成玉说，Unocal的大多数资源储量都在美国以外，中海油将保住美国人的工作岗位并且“在这一过程中将成为开放和负责任的参与者”。

但据听取过美国由财政部牵头的跨部门机构美国海外投资委员会（Committee for Foreign Investment in the U.S.）情况通报的人士说，该机构当时表示它将建议布什（George W. Bush）总统阻止这项交易。美国财政部未对此事发表评论，它说自己不会公开谈论美国海外投资委员会评估过的个案。

在美国国会通过了一项将会推迟中海油与Unocal这项交易的法案后，傅成玉撤回了收购提议。中海油将交易失败归咎于“前所未有的政治反对声音”。Unocal随后被雪佛龙公司（Chevron）出资173亿美元收购。

傅成玉2006年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说，中海油了解到，在处理如此大一笔交易时，我们需要在公共关系和政治游说方面采取更加审慎的态度。他说，我们现在对美国政治更加了解了。

这桩交易失败后，中国能源企业纷纷避免涉足北美。国有石油公司开始在尼日利亚和也门等世界其他地区达成能源交易，这些国家允许中国染指其重要的能源资源。

与此同时，北美则在开发出能从地层深处的页岩构造、加拿大的焦油砂以及墨西哥湾的深海中开采石油和天然气的新技术。切萨皮克能源公司及其竞争对手们纷纷购买美国页岩气田的开采权。

与开采常规油气田相比，开采这类资源的成本要大得多。美国公司说，一口页岩气井的开采成本就能超快900万美元。但全球金融危机正在压缩流向这些昂贵开发项目的资金，所以能源企业开始寻找新的融资来源。

2009年，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China National Petroleum Corp.)斥资约19亿美元从一家加拿大运营商手中买下了两个油砂项目60％的股权。次年，中石化斥资46.5亿美元收购了位于加拿大艾伯塔省的Syncrude油砂项目9％的股权，该项目是加拿大规模最大的能源项目之一。去年夏季，中海油同意斥资21亿美元收购石油生产商OPTI Canada Inc.，后者拥有一个大型油砂项目的少数股权。这些交易在加拿大几乎没有遭到任何政治上的阻力。

2009年，中海油凭藉与挪威国家石油公司(Statoil ASA)签订的一项交易悄然重返美国。根据双方的协议，中海油向挪威国家石油公司提供油气开发资金，并取得后者在墨西哥湾部分租赁勘探区块的少数股权。

位于俄克拉荷马市的切萨皮克能源公司首席执行长麦克伦登说，该公司开始转向亚洲寻找资本来源。2010年，该公司向新加坡淡马锡控股(Temasek Holdings Ltd.)的一个子公司和以中国为投资重心的私募股权公司厚朴投资管理公司(Hopu Investment Management Co.)出售了优先股。其他与韩国和中国的政府有联系的投资者也紧随其后在切萨皮克能源公司进行了类似的投资。

麦克伦登说，这些交易使该公司在亚洲获得了好管家的标签。该公司受到鼓舞，开始接触中国的石油公司，而麦克伦登则与傅成玉建立了友好关系。他说傅成玉与美国人打交道得心应手。麦克伦登说，中海油的高管公开说，自2005年以来，我们一直没有在美国投资的战略，我们认为现在是投资美国的时候了。

2010年，中海油同意斥资10.8亿美元从切萨皮克能源公司手中买下得克萨斯州南部鹰滩页岩油气项目(Eagle Ford Shale)三分之一的股权，并另外投资10.8亿美元用于油气开采。该项目面积60万英亩（约合2,428平方公里），所在区块石油含量丰富。双方的高管就怀俄明州和科罗拉多州油田的股权签订了一项规模近13亿美元的类似协议。

麦克伦登和傅成玉决心避免五年前中海油在竞购加州联合石油公司时遭到的政治反对，当时的竞购以失败告终。现在的这些交易构建的方式使中海油并不持有切萨皮克能源公司本身的股权，并且不控制生产。

麦克伦登说，他们来这里并不是为了收购切萨皮克能源公司，他们来这里是为了买下公司没有运营权的少数股权，而不是为了把油气带回家。

与切萨皮克能源公司的交易还包括一项有关“人员借调”的不同寻常的条款。“人员借调”指的是将一家公司的员工临时派往另外一家公司，这种做法在石油行业很常见。在切萨皮克能源公司位于俄克拉荷马市的园区，那里有挪威和法国的石油工人。这是该公司与法国的道达尔(Total SA)和挪威国家石油公司建立合资企业的结果。

如果中海油员工运行切萨皮克能源公司的设施，可能会遭到政治上的反对。麦克伦登说，为避免发生这种情况，双方的高管同意与中国的交易不允许任何“人员借调”。

不过，据参与交易的人士说，中国公司希望能够深入了解新的合作伙伴的决策过程，比如在哪里钻井，如何在油井周围建立基础设施。

傅成玉去年离开中海油，成为中石化的董事长兼党组书记。中国国企经常会出现高管人事变动，傅成玉从中海油到中石油的转身就是其中之一。作为中国最大国有控股公司之一，中石化的主要业务是石油冶炼，但这个生意在中国并不好做，因为中国政府一直在压低消费燃油的价格，从而使炼油业的利润率承压。

在傅成玉的领导下，中石化今年1月同意向美国戴文能源公司(Devon Energy Corp.)支付25亿美元，购买后者在俄亥俄州和密歇根州等地约130万英亩(约合52.7万公顷)钻探区的三分之一股权。与切萨皮克能源公司和中海油签订的协议一样，戴文能源公司与中石化的这项协议也允许前者保留全部运营控制权以及对油气出售的控制权。

戴文能源公司负责油气开采和生产业务的海格(David Hager)说，他希望能与中石化在其它领域展开合作。他说，最可能的结果是，他们会让我们与其一道参与在中国的业务。

中海油旗下上市公司的首席财务长钟华接受采访时说，在美国获得资产会提升公司的专业技术知识。他说，有了在美国的经验，我们完全有能力在未来短时间内研发并使用自有技术。

据美国能源情报署(U.S. 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估计，中国页岩气可采储量为1,275万亿立方英尺(约合35.7万亿立方米)，超过美国和加拿大的可采储量之和。而在开发页岩能源方面，中国已经开始得到美国公司的一些帮助。总部位于休斯顿的贝克休斯公司(Baker Hughes Inc.)前不久说，去年晚些时候该公司曾参与了中国第一个油页岩水平井的钻探工作。

据知情人士说，中国公司目前正努力与美国页岩气服务公司FTS International谈判建立合作伙伴关系的事宜。该公司位于美国得克萨斯州沃斯堡市(Fort Worth)，主要研究从页岩中开采能源所需的水力压裂法，它被切萨皮克能源公司和一个亚洲投资者财团共同拥有。这位知情者说，FTS会利用从交易中获得的收入进行国际扩张。FTS首席执行长罗兰(Marc Rowland)在一份声明中说，该公司正积极在国际市场上寻找机会，但具体进展情况目前无可奉告。

傅成玉本人似乎十分希望中石化加大对中国页岩气的开采力度。去年7月，厄瑞莎亥应傅成玉的邀请访问了北京，并为中石化管理层和工程技术人员做了一场关于页岩气开采的讲座。

厄瑞莎亥说，傅成玉的确跟我提起过，他有意在中国提高人们对页岩气的认识，他认为这将是中国的主要发展方向之一，并将解决中国的能源需求。

今年1月，傅成玉向中石化员工发表新年致辞时曾暗示，他希望继续推进海外交易。

傅成玉说，全球经济放缓给我们带来了新机遇，我们可以走出去，扩大海外并购规模，引进先进技术和人才。

RYAN DEZEMBER发自俄克拉荷马城 / JAMES T. AREDDY发自上海

华尔街日报

胡祖六：美国总统大选中的PE“功过”之争
2012-3-14 新财富 胡祖六

　　整体而言，PE对于经济结构调整、企业重组、效率改善、价值创造、提高就业与投资回报等具有积极的作用，同时，也必须正视PE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杠杆率过高、巨型PE基金监管及绩效分成税率不公等问题。

　　美国总统大选酣战之际，一向颇为神秘高深的私募股权投资行业成了公众关注的焦点。原因很简单：共和党领先的候选人米特·罗姆尼曾是贝恩资本的CEO。罗姆尼具备成功的投资与商业背景，他的经验与专长正是重振美国经济所必需的领导人资质。但是共和党内的竞争对手却拿其PE经历大做文章，如攻击罗姆尼是“黑心”的资本家，他在领导贝恩资本时所做的一系列收购交易不仅是通过解雇工人压低成本来获得回报，而且其个人所获丰厚却只缴纳很少的税，云云。一时媒体议论纷纷，而对PE本就知之甚少的普通选民在政客们的相互攻旰中更加疑惑，自然难辨真假。

　　PE的历史与模式

　　专业化的PE产业是上世纪70年代在美国兴起的。当时美国经济正处于世界巅峰，但出现滞胀的苗头，许多上市公司臃肿低效，职业经理人官僚化，与股东利益日益脱节，对股东回报漠不关心，而日本开始崛起成为劲敌。美国学术界以哈佛商学院迈克尔·詹森教授(Michael Jensen)及合作者为代表的几篇关于公司代理矛盾(Agency Theory)的论文引起了人们对于公司治理的普遍重视。一些眼光敏锐的金融家与律师在机构投资者的支持下，运用股权及债务融资收购那些经营不善、业绩平庸的上市公司，在美国掀起了一股公司重组再造(Corporate Restructuring & Re-engineering)的浪潮。

　　这一浪潮在里根总统任期内到达高潮，并一直持续至今。KKR、贝恩资本、TPG、凯雷、黑石等一批专业PE公司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今天已成为全球性的投资机构。1970年美国PE投资项目仅12个，金额只有区区1300万美元。2007年PE项目达到了2474个，投资金额超过1000亿美元。2010年，尽管经济复苏缓慢，市场环境欠佳，美国PE投资金额也达到了1480亿美元。

　　PE公司的商业模式与投资策略并不复杂。它们从养老基金、保险公司、金融机构等机构募集资本，设立10-12年期限的有限合伙基金，投资具有良好中长期增长潜力但受到资本制约的企业，如针对财务表现欠佳的上市公司进行杠杆收购或私有化，通过改善企业经营绩效增加价值，从而获取优异的投资回报。

　　与其他机构投资者如共同基金、对冲基金等专司二级市场的证券交易业务不同，PE基金不仅投资期限较长，而且是非常积极活跃的股东，通常直接参与介入被投资企业的公司治理、竞争策略与经营管理，投入大量专业资源(包括物色聘任新的管理团队)改善企业的经营效率与盈利表现，帮助提升企业价值。PE基金的一个显著优势是把投资人(股东)与管理人的利益紧密结合起来，通过直接持股或期权计划为经营班子提供有效的考核与激励机制，从根本上解决了现代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核心矛盾。此外，PE控股企业的管理班子可以排除公开上市公司短期业绩压力的过度干扰，专心致志执行中长期的业务发展计划，包括为实现未来成长进行固定投资。

PE之功：

　　优化资源配置，创造投资价值

　　多项研究表明，PE基金在整体上发挥了重要的经济功能，对于优化资源配置、提升企业经营效率与竞争力、创造投资价值起到了积极的作用。2009年，PE持有的美国企业销售收入年增长10.8%, 高于6.1%的全国平均增长率。安永公司2007年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PE投资的美国企业在PE持有期间平均价值增加了83%。自2001年来，PE投资的公司在上市后市值超过了1万亿美元。波士顿咨询公司的研究发现，在PE持有企业新增的EBITA(息税后利润)中，2/3来源于业务发展，其中现有业务的销售收入成长是推动盈利增加的主要因素。实证研究还发现，PE持有公司的生产率平均每年增长2%，高于美国企业平均增长率。

　　美国PE投资的主流模式是公司或资产的收购重组。此外，美国非常活跃的创投或风险投资本质上也是PE，只是更加着眼于提供企业早期发展所需的成长资本，而非投资与改造比较成熟但经营不善的企业。无论关注于企业生命周期的哪个阶段，PE基金增加了经济活力并推动了创新。除了扶持像谷歌、Facebook这样广为人知的高新成长企业外，PE所投资或控制的现有企业一般也很重视长期研发投资，按专利数量衡量成绩可观，在具有重要商业价值的技术、产品或业务模式的创新方面独具一格。

　　历史数据表明，PE作为一个资产类别取得了较优异的投资回报率。比如，PE 1年、3年和5年期的投资回报率比标准普尔500指数的回报率分别高11.4、7.3和19.4个百分点。1/4以上表现最佳的PE基金年度净回报率(扣除管理费和绩效分成)更是达到了39%。

　　投资咨询机构Preqin调查了美国、加拿大、英国和欧洲其他地区的152只公共养老基金后发现，截至2010年6月，这些养老基金在1年期和5年期区间投资PE的回报率超过了它们投资于定息债券、公开市场股票、对冲基金与房地产等资产类别的回报率。

　　养老基金通常是PE基金最重要的有限合伙人。养老基金，比如加州公务员退休基金、纽约州教师退休基金等公共养老基金，通用电气、波音等公司的职工养老基金，哈佛大学与耶鲁大学的基金会，洛克菲勒与比尔·盖茨等慈善组织基金等等，总计约占了全美最大100个PE基金投资的70%。因此，如果PE基金获得了优异投资表现，除一般合伙人(管理团队)得到绩效分成外，养老基金这样的主要有限合伙人受惠最大—数千万计的退休公务员、教师、消防队员、蓝领工人的“养命钱”将得到更可靠的保障，而著名私立研究型大学则有更多资源用以增加学术研究经费与贫困学生的助学金。

　　在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激烈选战中，罗姆尼在贝恩资本的记录成为对手肆意攻击的焦点。PE收购企业后，为了获得资本回报，一般都会大规模裁员，在美国当前仍然面临较高失业率的大环境下，这样的指控一定会让罗姆尼在辩论台上难堪。但事实是，PE支持的企业是美国最大的雇主之一。在2010年，PE投资的美国公司有1200余家，雇用了800万名员工，占美国劳工总数的5%以上。有时候，PE公司为了扭转收购企业的困境，必须削减成本，采取裁员等痛苦举措。但往往只有这样，其他工人才能保住饭碗，企业才能谋生存图发展，而一旦走入健康成长轨道，又可以增加员工，创造新的就业机会。所以在一个有活力的经济中，企业瘦身裁员并不为奇，关键是创造新就业机会的能力。就像上世纪90年代中国国企改革中，中国政府果断实行了减员增效，许多国企工人下岗，但是中国经济变得更有效率，进入了高速成长的轨道，进而创造了一系列新的就业机会，不但让绝大多数原来从国企下岗的工人实现了再就业，而且吸收了数以亿计的农民工成为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员工。

行业之惑

　　PE行业并非十全十美，无懈可击。一方面，我们应当尊重事实，肯定PE对于经济结构调整、企业重组、效率改善、价值创造、就业与投资回报等方面所具有的重要的积极的作用，另一方面，也必须承认PE行业暴露出的一些值得关注、正视的缺陷和问题。

　　首先，在2002-2007年美国信用泡沫时期，PE行业也出现了“集体疯狂”，在企业收购交易中使用了过高的杠杆率。随着目标公司的规模增大，PE基金的债务/股权比率和债务/EBIT 的比率不断上升，在一些个案中甚至达到了10余倍。而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信用干枯、经济衰退，债务过重的公司现金流压力过大，而且发债往往不是为了支持企业的正常业务发展，而是为了给PE基金派发股息，增加了企业破产与员工失业的风险。在金融危机最黑暗的时期，花旗、美洲银行、苏格兰皇家银行、雷曼兄弟等出现了严重的资产减记损失，大部分是住房按揭贷款证券的损失，但是也有可观的比例来自于所谓“杠杆融资”，即条款过于激进的PE基金收购融资贷款。这种过度使用杠杆与金融工程的PE交易不仅削弱了被收购公司的财务健康，而且在信用泡沫中推波助澜，加剧了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

　　第二，随着所谓巨型PE基金(Mega Funds)的出现，以及PE控股公司募集发起地产基金、对冲基金、不良债务基金等不同资产类别的产品，它们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专业化PE 投资公司，而是综合性资产管理机构。这种演变，特别是那些已经公开上市的由PE发家的公司，催生了两个问题：一是公司不再以追求价值创造及长期回报最大化为目标，而是以追求在管资产的规模最大化为目标，从而与有限合伙人的利益开始发生偏离;二是大规模的综合性资产管理机构，不仅对私募股权市场，而且对信贷市场、公开股票市场、公开债券市场等均产生影响，其在金融体系中的“关联性”和“系统重要性”开始上升，因此在信息披露乃至监管上必须有别于不受监管的传统PE基金。

　　第三，在美国税法下，PE公司一般合伙人的“绩效分成” (carried interest) 不是按一般所得 (如工资收入) 处理，而是按资本增值 (capital gains) 对待。一般性收入的最高边际税率可以达到35% 以上，而资本增值的税率为15%。如此一来，巴菲特和罗姆尼这样的成功投资者事实上支付的所得税可能低于他们的秘书所交的税。这种情形，不仅让罗姆尼一个人，而且让整个 PE行业感到困扰，但是造成该局面的首要责任在于美国国会。如果笔者是罗姆尼，可以承认他付的税与普通纳税人比是太低了，并向选民承诺一旦当选总统将推动国会进行税改，取消这样不合理的差别税负对待，但前提是压缩联邦政府开支，并降低所有边际税率，这样既可以在崇尚小政府与低税负的共和党内得分，又不给热衷于搞民粹主义的民主党现任总统奥巴马提供政治炮弹。

　　在美国总统选战中，罗姆尼竞争者对于他个人和PE行业的批评纯系出于短期政治动机，或无中生有，或歪曲事实，或夸大其词，在不明真相的公众中引起了许多混淆与误解。PE在市场经济中最重要的作用是推动企业重组，提高经营效率，创造股东价值。一些PE交易不可避免地失败，PE投资的企业可能破产，员工被迫失业。但是，这正是自由市场固有的“创造性破坏”过程，为经济带来不可或缺的长远活力，最终有利于就业和政府税收收入的增加。日本经济长达20余年的停滞衰退，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缺乏活跃的PE并购，结构改革缺位，导致了僵尸企业充斥，资源配置效率低下。显然，罗姆尼共和党党内对手围绕他的PE背景大做文章，只不过是玩弄中国人似曾相识的“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政治伎俩而已。

江苏镇江城投资金濒临枯竭 核心资产悄然易主

第一财经日报 董云峰 2012-03-21

核心提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从银行获取贷款越来越难，面对偿债高峰的到来，借道债券市场和信托工具融资，便成为不少平台公司的“救命稻草”。


短融中票信托齐上阵；核心资产悄然易主；或未履行信息披露职责

在监管层“降旧控新”的基调下，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从银行获取贷款越来越难，面对偿债高峰的到来，借道债券市场和信托工具融资，便成为不少平台公司的“救命稻草”。

《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获悉，与众多激进扩张的地方融资平台一样，镇江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下称“镇江城投”)多年来所倚赖的银行信贷渠道，正在濒临枯竭。截至2011年9月末，镇江城投银行授信额度仅剩下10.86亿元，去年前三季度贷款余额新增不过3.55亿元。

尽管如此，镇江城投除了要应对巨额的到期贷款，还背负着沉重的投资计划。于是，传统信贷以外的融资渠道成为唯一出路。近期以来，镇江城投通过发行债券和信托产品，募集了逾20亿元资金，颇为引人关注。

与此同时，在镇江城投最新公布的发债文件中，一桩关乎信息披露问题的“陈年旧案”尘埃落定。这一次，同样是核心资产变更过程中遮遮掩掩，与川高速和云投集团所作所为如出一辙。

银行信贷捉襟见肘

镇江城投成立于1994年，原名镇江市城市建设投资公司，现有注册资本10亿元，是镇江市最大的投融资平台。作为一家地级市城投企业，镇江城投目前资产规模突破了500亿元。

历史数据显示，镇江城投2008年～2010年末总资产分别为221.07亿元、359.42亿元和491.03亿元，两年间增长了1倍多；在此期间，其负债总额也增幅惊人，分别为72.77亿元、173.53亿元、239.41亿元。

资产负债表的迅速膨胀，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2008年以来的天量信贷。2008年～2010年末，镇江城投银行借款余额分别为52.02亿元、113.87亿元、126.49亿元，仅2009年就新增了61.85亿元贷款。这些贷款大多以政府注入的土地资产作为担保。

截至2011年9月末，镇江城投资产总额为505.95亿元，负债总额为251.40亿元，资产负债率上升至49.69%，在国内城投企业中并不算高。在激进扩张的同时，镇江城投何以维持较低的资产负债率水平呢？

秘诀在于“分母”。从报表来看，镇江城投资产结构以非流动性资产为主，主要为土地使用权和公益性资产。截至2010年末，镇江城投非流动资产为256.74亿元，包括180.82亿元的土地使用权；另有70.18亿元的固定资产，“以2008年注入的不具备变现能力的主城区内已建成的23条道路为主”。

数据显示，2008年～2010年，镇江城投相继获得了价值87.06亿元、24.38亿元和58.60亿元的土地注入，这些资产正是镇江城投的主要家底。

“这些土地中较大量中短期内难以上市并变现，并且145.62亿元已抵押给银行用于贷款。”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公司(下称“新世纪”)在去年底出具的跟踪评级报告中提醒投资者。

某投资机构人士向本报记者表示：“按照我国法律，土地评估有效期为1年，之后如果再使用需要重新评估。所以当房地产弱势的时候，如果抵押贷款到期，抵押品重新估值后有可能价值下降。”

而土地资源终究是有限的。2011年以来，大规模土地注入未能再现，拖累镇江城投扩张速度明显放缓，前三季度总资产增长不过十多亿元，不及此前三年的一个零头。

随着“土地饭”供给萎缩，银行信贷支持力度逐渐见顶。镇江城投2012年第一期短融募集说明书指出，截至2011年9月末，发行人共获得银行授信144.20亿元，已提用133.34亿元，剩余未使用额度10.86亿元。

“公司可用授信余额较少，公司未来间接融资面临一定压力。”上述短融募集说明书称。

上述投资机构人士指出：“尽管授信余额占用比例高的公司不一定会出问题，但至少比授信余额占用比例少的公司风险要大，这可以看作是一个必要不充分条件，山东海龙就是一个比较好的例子。”

数据显示，截至2011年9月末，镇江城投银行借款余额为130.04亿元，较2010年末仅新增了3.55亿元。相比2009年的极度宽裕，信贷资金的捉襟见肘已然至此。

短融中票信托齐救急

据上述短融募集说明书披露，2012年～2016年，镇江城投在建、拟建项目将合计投入65.89亿元，每年依次分别为27.56亿元、21.46亿元、12.22亿元、3.81亿元、0.84亿元。除此之外，镇江城投预计今明两年分别将有30.87亿元、41.29亿元的债务到期。

怎么办？今年2月29日和3月6日，镇江城投先后在银行间市场发行了10亿元中期票据和8亿元短期融资券，主承销商分别为民生银行和中信银行。镇江城投由此成为极少数得以发行短期融资券的城投企业，此前仅有上海城投、杭州城投、西安城投和天津城投等采用这一债务工具。

“之前发行短融的城投企业主要来自直辖市或省级城市，对于一个只有300万人口的地级市城投企业来说，能够发行短融实属少见。”上述投资机构人士说。

北京凯世富乐投资有限公司投资总监乔嘉认为：“由于城建项目的资金回收期长，地方融资平台向来以较长期限的贷款和债券作为融资主渠道。短期融资则通常用短期贷款解决，因为发行短融的程序更加复杂，耗时费力。”

“这家城投公司资质不怎么样，竟然也能发短融，前阵子业内对此还有过不少争议。”一位资深的债券市场研究人士向本报记者表示。

据披露，在镇江城投发行的10亿元中票和8亿元短融中，将各有2亿元和5.4亿元用于置换银行借款，后者包括本部银行借款2.48亿元、旗下镇江市西津渡文化旅游有限责任公司银行借款8900万元，以及其他三家子公司共2.03亿元借款。

蹊跷的是，本期短融募集说明书显示，镇江市西津渡文化旅游有限责任公司目前共有4笔短期借款，包括民生银行的1500万元贷款，浙商银行的4800万元贷款，以及从两家企业借来的2600万元资金，合计刚好8900万元。问题在于，民生银行与浙商银行的欠款分别在去年11月26日和今年2月5日到期，而这只债券直到3月6日才发行完毕(见短融募集书99页)。

“是否发行人打破常规发行短融只是为了在2011年报披露之前平账，把贷款逾期未还之事掩盖掉？”乔嘉近日撰文质疑称。

乔嘉分析认为，截至去年9月末，镇江城投土地抵押率已超过66%，授信余额只剩下10.87亿元，难免让人联想到去年9月份时山东海龙也只剩下4.2亿元的银行授信余额，而这两只债券的承销银行也均是镇江城投的重要贷款方。

与之相似的还有昨日发行的天津城投短期融资券“12津城建CP001”，募集资金30亿元，其中的12亿元同样用于偿还银行贷款(参见本报2012年1月10日报道《天津城投：3A“巨无霸”背后的债务隐忧》)。

尽管如此，在债券市场中低评级品种强势反弹之际，镇江城投的这两只债券发行顺利过关，在二级市场甚至出现了溢价。2009年～2010年间，镇江城投曾经发行过两期企业债，即“09镇城投债”和“10镇城投债”，规模分别为10亿元和20亿元。

与此同时，镇江城投积极借道信托融资。去年11月，镇江城投与建信信托推出了 “建信镇江城投信托贷款集合资金信托计划”，规模为2亿元，由江苏恒顺集团和镇江市水利投资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今年以来，镇江城投又与中融信托接连推出了三期财产权信托，担保物主要为土地资产，预期年收益率均为9%；目前前两期已经成立，但具体规模不详，正在募集的第三期规模将不低于2.5亿元。

这些并非全部。上述短融募集说明书还显示，2010年1月和2011年9月，镇江城投通过新华信托与爱建信托分别筹资2.93亿元和6亿元，利率分别为6.336%和10.75%，将分别于2015年1月和2013年9月到期。

核心资产悄然易主

作为曾经的控股子公司，镇江华润燃气有限公司(下称“镇江华润”)一度是镇江城投最重要的“现金奶牛”。

镇江华润成立于2006年，由镇江市国资委、华润集团和蓝天投资分别出资45%、45%和10%成立，在区域内处于垄断地位。2008年5月，镇江市国资委将其持有的股权划入镇江城投，镇江华润由此成为被纳入镇江城投并表范围的子公司。

自2008年起，镇江华润一直是镇江城投最主要的业务收入和营业利润来源。2010年镇江华润向镇江城投贡献了5.55亿元的主营业务收入，占主营业务收入的49.69%；实现毛利1.54亿元，占主营毛利的50.87%。

好景不长。2010年12月，镇江城投将所持有的镇江华润6%的股权转让给华润集团，此次股权转让后，镇江城投仅持有39%的股份，而华润集团则实现了绝对控股。镇江城投在去年4月20日公布的年报中未解释股权转让原因，但仍将镇江华润纳入了当年财务报表的合并范围。

离奇的是，在评级时间均显示为2011年6月30日的两份跟踪评级报告中，新世纪与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公司(下称“中诚信”)对这一事件作出了截然不同的论述。

新世纪在“10镇城投债”跟踪评级报告中指出，“随着华润燃气部分股权的划出，该公司不再将其纳入合并报表范围，2011年一季度无燃气销售业务收入，该业务结构变化短期内将会对公司的收入和利润水平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

中诚信在“09镇城投债”跟踪评级报告中称：“2010年12月，公司将镇江华润6%的股权转让给华润集团，转让后公司持有其39%的股权，但按照实际控制原则，纳入合并报表。”

真相究竟如何？镇江城投在近期公布的发债文件中确认，“由于发行人对华润燃气股权的减少，未来华润燃气仅为公司参股企业，华润燃气的利润状况变化将在公司投资收益中体现。”

而自2010年12月镇江华润控制权变更以来至今，作为多只企业债发行人的镇江城投，也从未向投资者作出任何披露。

房地产滑铁卢

随着最赚钱的燃气业务落入他手，镇江城投将新的利润引擎转向了房地产。中诚信上述评级报告中披露，镇江城投预计2011年房地产开发收入将能够达到10亿元，形成公司新的主要收入源。

早在2008年，镇江城投就已经全面进入房地产市场，其2009年还参与了镇江市多个中心区地块的竞拍，主要商业开发项目包括如意江南城和财富广场等。2010年该公司实现房屋销售收入1.82亿元，较上年增长150.73%，在主营业务收入中的比重达到16.29%。

不仅如此，2010年11月，镇江城投还与镇江市地产开发总公司共同组建了江苏朱方置业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朱方置业”)，申请登记的注册资本为5亿元，其中镇江城投出资额度占比高达90%。

财报显示，镇江城投2009年与2010年的经营性净现金流分别为-16.15亿元和-1.36亿元，背后的原因正是保障房和商品房建设项目投入大幅增长，导致经营现金流出增长较大。

现实则更为残酷。据新世纪2011年底的跟踪评级报告披露，由于房产销售业务受市场环境影响较大，去年前三季度，镇江城投房屋销售业务收入仅为0.96亿元，毛利0.24亿元，离10亿元的目标相差甚远。

同样遗憾的是，截至2011年9 月末，朱方置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为零。对此，镇江城投在发债文件中解释称：“该公司尚处于筹建阶段，没有投入正式运营。”

在原有核心业务易主、新的房地产业务又遭遇“滑铁卢”的背景下，去年前三季度，镇江城投实现主营业务收入4.14亿元，净利润0.60亿元，均远逊于上一年同期。

当此之时，镇江市政府“挺身而出”。据发债文件披露，自2011年四季度起，镇江城投经与镇江市政府协定，对于公司直接承建的政府城建工程(一般为公益性项目)，将根据工程投资进度确认城建工程施工收入，预计2011年末公司城建工程施工收入将达到14.5亿元，约占主营业务收入比重的50.40%，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将出现较大幅度增长。

在最新的短融募集说明书中，镇江城投给出了2011年～2017年收入结构分析预测表，城建工程施工收入与政府补贴收入占比维持在50%以上，成为其主营收入的新核心。

煤炭“十二五”规划：2015年产量暂定39亿吨

21世纪经济报道 王秀强 北京报道 2012-03-21

核心提示：除此之外，上述参与规划制定的专家告诉记者，煤炭“十二五”规划还将提出煤炭体制与制度上的变革。


国家能源产业规划进入密集释放期。

继煤层气、页岩气“十二五”产业规划下发后，本报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3月22日，煤炭“十二五”规划将出台。

一位参与规划制定的专家告诉记者，规划将为煤炭开发布局定下基调，是引导煤炭生产、消费和投资的纲领性文件。其中，规划将2015年煤炭产量锁定在39亿吨。

除此之外，上述参与规划制定的专家告诉记者，煤炭“十二五”规划还将提出煤炭体制与制度上的变革。其中包括，推进煤炭市场化改革，完善煤炭市场价格形成机制，协调煤炭与煤层气开发的矿权等。

煤炭价格市场化改革的核心是取消煤炭价格双轨制。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中冶集团董事长经天亮就提出建议，“政府应减少对煤炭价格的干预，放开电煤价格，实现市场煤与重点电煤的并轨。在取消电煤价格双轨制之前，政府部门要进一步完善煤电价格联动机制，科学确定联动频率和幅度。”

39亿吨目标或被突破

国家能源局数据显示，2011年全国原煤产量已达35.2亿吨，同比增加2.8亿吨，增量为历史最高水平。煤炭净进口1.68亿吨，同比增长15%，基本实现煤炭供需平衡。

不过，即使在厉行节能减排以及推行能源消费总量控制的背景下，近几年国内煤炭消费量仍以每年2亿吨左右的增量增长。据此匡算，2015年煤炭消费量很可能突破39亿吨，甚至超过40亿吨。

据机构测算，在国家能源消费总量控制的要求下，以煤炭最低需求量为基准，2015年煤炭产量为39亿吨；考虑到经济增长可能超过8.5%，按照较高煤炭需求量测算，对应的煤炭产量为42亿吨。

“十一五”期间，规划的2010年煤炭产量在26亿吨，而实际产量最终达到了32.4亿吨，比规划目标多出24.6%。预计“十三五”以后，全国煤炭需求量将在40亿吨以上逐年增长。

在我国“富煤少油缺气”的资源禀赋下，煤炭毫无疑问是主体能源。

此前，在全国能源工作会议上，国家能源局局长刘铁男表示，“要正确认识煤炭的主体能源地位。随着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煤炭在一次能源结构中的比重将有所下降，但作为主体能源的地位在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不会发生改变。”

煤矿数量减少到1万处以下

在煤炭开发布局上，近期国家能源工作会议、煤炭工作会议释放出的信息是，“十二五”期间，我国将按照“控制东部、稳定中部、发展西部”的原则，形成煤炭资源开发的战略梯度，继续推进大基地、大集团、大煤矿建设。

优化东部地区煤炭开发强度，稳定中部地区煤炭生产规模，加强西部地区煤炭资源勘查开发。建设神东、晋北、晋中、晋东、陕北、黄陇、冀中、鲁西、两淮、河南、云贵、蒙东、宁东、新疆等十四个大型煤炭基地，提高煤炭持续、稳定供应能力。

2011年底，国家发改委已向各省下发《煤炭产业政策征求意见稿》。煤炭产业政策导向是，“推进煤炭企业股份制改造、兼并重组，提高产业集中度，形成以大型煤炭企业集团为主体、中小型煤炭企业协调发展的产业组织结构。”

而“十二五”发展目标是，在全国形成10个亿吨级、10个5000万吨级的特大型煤炭企业，煤炭产量占全国60%；全国煤矿数量减少到1万处以下。

在矿业权配置上，国家在政策上鼓励优势企业整合分散的矿业权，提高资源勘查开发规模化、集约化程度。一个矿区原则上由一个主体开发，一个主体可以开发多个矿区。

上述煤炭产业政策也为煤化工发展定下基调，“在水资源有保障、煤炭资源富集、土地和环境承载力较强的地区，根据市场需求等有序发展煤化工，限制在煤炭供给不足和水资源匮乏地区发展煤化工，禁止在环境容量不足地区发展煤化工”。

此外，煤层气与煤炭矿业权重叠制约煤炭、煤层气开发的问题，尤其是在山西等资源大省，两者矛盾激烈，亟须国家政策协调。

国家能源局下发的《煤层气“十二五”规划》提出，在煤炭远景开发区实行“先采气后采煤”，新设煤层气矿业权优先配置给有实力的企业。对已设置煤层气矿业权但未设置煤炭矿业权的矿区，根据煤炭建设规划五年内需要建设的，按照煤层气开发服务于煤炭开发的原则，调整煤层气矿业权范围，保证煤炭开采需要。

食安委扩权
2012-03-23 经济观察报

温淑萍

上周，2012年国家食品安全风险检测工作会议在卫生部主导下举行。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评估这一职能，是卫生部有关食品安全三项职能移交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下称“食安委”）后剩余职能中的其中一项。

去年底时，卫生部的食品安全综合协调、牵头组织食品安全重大事故调查、统一发布重大食品安全信息三项职能划归食安委。

业内人士认为，随着卫生部三项职能划归，食安委的实际权力终于得到了实际扩充，由虚权走入实权状态。

据了解，目前对食品安全有管理责任的部委包括食安委、卫生部、农业部、国家质检总局、国家工商总局以及国家药监局，由食安委和卫生部牵头，按产业流程形成“4+2”的格局。这一格局在“十二五”期间将如何变化，尚不明朗。

实权

正式接手食品安全的三项协调职能后，食安委的未来充满着无限可能。

一位接近卫生部的知情人士透露，在三项职能未划归食安委前，卫生部担任食品安全各部委间的“总协调官”，当时分管食品安全的除了上面提到的5个部门外，还包括科技部和工信部，其中大多数部门与卫生部的行政级别相同。“由于平级，且相互管理的职能交叉，存在着部门利益，因此协调难是必然的。”该人士称，由于难协调，以至于出现“好几个部委都在管，可就是管不住一根豆芽菜”的局面。

2001年4月国家质检总局成立以前，食品安全一直是由卫生部管理，主要的监管职责是制定国家食品安全管理体系，包括食品安全标准的制定、许可证的发放、食品安全检测和对违规者处罚等职能。

质检总局成立后，卫生部监管食品安全的部分职能就被陆续分解到农业、工商、科技、工信、质检、药监等部门，形成“九龙治水”的格局。

2009年2月，《食品安全法》颁布实施之后，卫生部依法被赋予综合协调职能，中国的食品安全监管变成了一个“4+1”的治理格局：种植方面由农业部分管，工业生产由质检总局分管，食品包装由工商总局分管，食品消费由药监局分管，卫生部负责制定食品安全标准、各部门监管工作的协调，以及重大事件的处理和对外发布。

上述知情人士表示，在此模式运行中，有四个部委均为正部级单位，卫生部的协调力量明显不足。2010年2月食安委的出现，改变了这一力量对比，食品安全的治理格局转变为“4+2”模式。

据了解，食安委定位为国务院食品安全的高层次议事协调机构，有15个部门参加。主要职责为，分析食品安全形势，研究部署、统筹指导食品安全工作，提出食品安全监管的重大政策措施，督促落实食品安全监管责任。食安委常设办公室，具体负责日常工作，而食安办主任张勇另一身份为国务院副秘书长。

但据业内人士介绍，由于食品安全监管分散在多个部门间，而且职权短时间内难以转移和接管，从成立开始食安委一直停留在虚权状态。直到去年年底卫生部三项职能的划归，食安委的权力才得到充实。

据了解，目前，食安委常设办公室共设10多个部门，编制达50多个，但目前人员还未到齐。

未来

三项职能划归食安委后，卫生部保留三项职能，食品安全标准的制定、食品安全风险检测评估、对检验机构资质条件的认定。

据卫生部人士介绍，卫生部承担的各项食品安全职责是食品安全的基础性工作，是食品安全监管的重要技术依据。

而在上周的全国性食品安全风险监测会议中，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卫生厅、局主管一把手，和疾控、卫生监督所、食品安全处室人士悉数到场。

据了解，当时到场的人士还有分头管理食品安全的相关部委人士，即食安委、科技部、工信部、公安部、农业部、工商总局、质检总局、药监局等负责人，共计200余人。

关于今年的工作重点，主要包括对乳制品、食用油、保健食品、鲜肉和肉制品、食品添加剂、酒类以及禁用农药与兽药、食品非法添加物等方面开展食品安全监测，并针对日本核电站核泄漏事故，继续加强食品中放射性物质监测。

据了解，学校周边、农贸市场、集贸市场和批发市场曾是食品安全问题集中的区域，今年也将重点监测。

知情人士称，卫生部虽然将总协调的职能移交给了食安委，但食品安全风险检测与评估仍然涉及众多部门，这或许也是食安委一度虚权的原因之一，对于未来是否保留此格局，业内评论不一。“未来的职能归属，我们预测分散的权力最后集中到食安委，实现一家管理格局。”某健康产业人士分析，企业监管部门多，守法成本就很高，而违法成本却低。

但权力的集中涉及到方方面面的机构调整，比如质检总局专门设有食品安全相关司局，工商总局也有食品监管司。食安委职能如果进一步扩充，意味着另外的5个部门将不必再设立平行的监管机构。

不过，也有业内人士提到食品安全将由“4+2”模式演变出一种纵向管理格局。通过属地管理把更多的权力和责任放到地方，形成这样的结果，即无论在中央部门层面和地方政府层面，权力和责任都在各自集中。

《外交政策》 裴敏欣：最孤独的超级大国


核心提示：如果说地理形势造成中国没有靠得住的安全盟友，那么中国的一党体制也限制了北京扩大势力范围的选择余地。国力的增强带来了"安全困境"，北京的战略同盟选择寥寥无几，区域集体安全体系和政治体制的民主化是两条艰难的、但却仍有前途的道路。

原文：The Loneliest Superpower | Foreign Policy
发表：2012年3月20日
作者：MINXIN PEI （裴敏欣）
本文由"译者"志愿者翻译并校对



文革的时候，来中国访问的稀少客人经常会在机场看到巨大的牌子，写着有些可笑的宣传标语："我们的朋友遍天下"。真相是，毛主义时代的中国极其孤立，那是一个向全世界输出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无赖国家，将西方和前苏联集团视为苦大仇深的敌人。它曾经有少数友好国家，比如齐奥塞斯库的罗马尼亚和波尔布特的柬埔寨。而在漫长的凄凉岁月中，中国唯一的盟友是弱小的阿尔巴尼亚。

40年后，，强大和自信的北京所拥有的朋友多了许多。非洲许多国家政府——尽管未必是人民——热情地欢迎中国的经济存在。欧洲国家把中国当作"战略伙伴"。中国还与土耳其、巴西和南非等主要新兴经济体建立了新的关系。然而除了巴基斯坦之外，北京谈不上有什么真心实意的盟友。巴基斯坦依靠中国提供军事和经济援助，而中国支持巴基斯坦主要是把它作为对印度的制衡。

真正的战略联盟或友谊并不是能够随意购买或交换的商品。它基于共同的安全利益，并通过相同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和持久的互信加以巩固。中国擅长"交易外交"——在世界各地挥金如土，为安哥拉和苏丹等国家通常穷困、孤立和老朽的政权提供支持，以换取购买自然资源的优惠条件或是反对西方发起的指责中国人权纪录决议案的投票。而由于地理、意识形态和政策这三个互相关联的因素，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今后仍将继续缺少可靠的战略盟友。

首先，中国处于世界上环境最为险恶的一个地缘政治地区内。它与日本、印度和俄罗斯为邻，这三个大国在20世纪都与中国发生过军事冲突。中国与日本和印度还存在尚未解决的领土争端，而俄罗斯则担心中国人大量涌入并挤满其人烟稀少的远东地区。作为天然的地缘政治对手，这些国家不会轻而易举成为盟国。位于中国西南面的越南是一个目中无人的中等强国，它不仅在过去与中国打过很多场战争，而且显然正在为有关南中国海争议海域的另一场争端摩拳擦掌。在黄海对岸的韩国历史上曾是中华帝国的保护国，但现在却是美国的坚定盟友。

剩下的邻国缅甸、柬埔寨、老挝和尼泊尔等弱小国家则是纯粹的战略义务：维持关系的代价十分昂贵，能得到的回报却微乎其微。在过去10年里，中国利用自由贸易和外交接触的魅力攻势，把更多的东南亚重要国家吸引到了自己的势力范围内。尽管这场攻势为中国制造了与东南亚的短暂蜜月期，但随着中国在南中国领土争议问题上的日益强势，东南亚国家意识到美国仍是它们的最佳安全利益所在，这一努力便迅速宣告失败。在2011年11月的上一届东亚峰会上，大多数东盟国家都明确表态支持华盛顿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立场。

中国也许是朝鲜的后盾，但是两国相互之间存在严重的厌恶。中国对朝韩统一的担心使它源源不断向平壤提供大量援助。尽管平壤将中国当作加油站和提款机，但它并不因此感激北京，并且几乎很少让自己的安全利益与北京的安全利益保持一致，朝鲜对核武器的追求严重恶化了中国的安全环境。更糟糕的是，在北京支持的六方会谈期间，平壤一直背着北京与华盛顿进行直接谈判，表明它随时准备将"朋友"和邻居出卖给最高竞价者。中国除了微笑和保持风度别无其他选择，因为与一个统一的韩国的关系会更糟糕：如果民主的南方吸收北方，那么新的国家几乎肯定会继续甚至可能会强化与美国的安全关系，而不是与中国走得更近。

在中国的所有邻居中，只有巴基斯坦给中国以真正的安全回报。但作为内部混乱的弱国，这种关系的净收益也在减少。中国与中亚各专制政体扩展贸易和安全关系，但面临着俄罗斯（他们的传统保护国）和美国的竞争。这些国家需要中国来平衡其他垂涎他们的资源和战略位置的大国。但是他们也很担心与中国的关系陷得太深而结成真正的盟友。

如果说地理形势造成中国没有靠得住的安全盟友，那么中国的一党体制也限制了北京扩大势力范围的选择余地。自由的民主国家——这些国家大多经济繁荣并拥有影响力和实力——对中国敬而远之，因为与独裁政权建立联盟会带来国内和国际上的麻烦。中国和欧盟不会形成安全联盟，在言辞上他们的关系上升为"战略合作伙伴"，但欧盟现存的武器禁运和持续不断的贸易争端立刻使得这一称呼空洞化。

现在，世界上大约有60%的国家实行民主选举，这使得中国的潜在盟友们比1960和1970年代少了许多。像中国的邻居蒙古这样的新进民主政体不太情愿与一个威权巨兽打交道，尤其是近在咫尺的。相反，他们转向与西方结盟以寻求安全保障（一幅不会让北京乐于见到的景象是，蒙古和美国近期举行联合军事演习）。今天，北京曾经大肆吹嘘的与罗马尼亚和阿尔巴尼亚的冷战盟友关系已经土崩瓦解。尽管两个国家的民主政体存在严重缺陷，但两国领导人似乎都明白，搭上通往中国的马车将会损害他们成为西方一员的机会。与中国做生意是一回事——这在当代的全球化经济中也许是不可避免的，然而在对外政策上意气相投却完全是另一回事。

北京过去30年的对外政策并没有把重点放在建立战略联盟上。相反，重点被放在了保持与美国的稳定关系以及利用和平的外部环境促进国内经济发展上面。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外交只有两次是高速运转的：1995-2008年，当一个支持独立的政府主政台湾时对台湾的挤压；偶尔发动发展中国家挫败西方反对中国的人权运动。在这些时候，中国必须依靠其朋友（以及隐藏的威胁）来达到目的，例如它说服阿尔及利亚和斯里兰卡这样的国家，抵制2010年12月祝贺中国异议分子刘晓波获奖的诺贝尔和平奖颁奖仪式。但除此之外，中国领导人坚定不移地相信，大国维护自身安全和利益的唯一可靠的途径仍然是在对外部世界不闻不问的同时致力于扩展自己的能力。

与其他大国一样，中国也有自己的附庸国，例如朝鲜和缅甸。如果朝鲜已经表明一位臣子如何能够成为一个麻烦制造者，那么缅甸展示了为什么庇护者不应当太把自己的庇护当回事。直到近期政治解冻之前，中国还以为这个孤立的军政权在自己的掌控之中。但统治缅甸的将军显然另有计划。他们取消了一项与中国建造一座有争议的大坝的合同，在北京还没有将自己的不快公之于众之前，释放了政治囚犯，邀请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对仰光进行历史性的访问。今天，缅甸似乎正在从中国的影响范围中抽身离去。

在更遥远的地方，中国可能还有一些确实可称友好的国家，例如胡戈·查韦斯的委内瑞拉、罗伯特·穆加贝的津巴布韦以及卡斯特罗的古巴。但这些国家大体上都是由政治强人所领导，他们都谙熟于强权操控。除了获得自然资源以及在联合国中的支持，以这些国家的重要性，与他们保持良好关系对于北京没什么价值。无论如何，这些国家的统治者都已年老体衰，当新的、更好的民主人士占据他们的位置时，与中国的关系可能会冷却下来。

俄罗斯最有可能成为中国的一个强有力的准盟国。两国对西方、尤其是美国有着共同的恐惧和憎恨，这已经让莫斯科和北京互相之间靠得更近了。是的，他们的共同经济利益正在减弱：俄罗斯拒绝向中国出售尖端武器和输送能源，令中国失望，而中国对于俄罗斯与美国之间因导弹防卫和格鲁吉亚问题产生的不和没有给予足够支持。但仅就战术意义而言，中国和俄罗斯已经成为互助伙伴，在联合国安理会合作以避免孤立，维护各自的生死攸关利益。在伊朗问题上，他们互相紧密合作，缓解西方对伊朗施加的压力。在叙利亚问题上，他们两次携手否决安理会决议，保护阿萨德政权。然而，任何一个诚实的俄罗斯人或中国人都会坦白地告诉你，两国根本谈不上盟国，它们相互之间的战略猜疑使得结成真正的联盟成为不可能的事情。

中国国力的增长产生了可怕的"安全困境"：国力上升没有让中国变得更加安全，反而却在引起邻国的恐惧，而且更糟的是招致了美国把安全重心转向亚洲的战略反应。这种新出现的战略敌对将严重考验北京的外交技巧。中国在加强其同盟构成方面的战略选择寥寥无几。多数亚洲国家希望美国保持在本地区至关重要的制衡作用；中国在世界其他地方可以结交的朋友则远水难解近渴。不过，中国有两条艰难、但却仍有前途的道路可走。一条路是解决与邻国残存的领土争端，然后努力推动建立地区集体安全体系。这样的体系一旦建成，就可以缓解邻国的恐惧，缓和美中敌对，并消除中国结交盟国的必要性。另一条路则是实现政治体制的民主化，这样做将一劳永逸地消除美中之间爆发全面战略冲突的风险，使中国真正做到"朋友遍天下"。第一条路也许是中国力所能及的，然而却为时已晚——而对于后一条道路，人们则不必寄予什么期待。

裴敏欣为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政府学教授。

周其仁：“中国制造”的转型前景

经济观察报

周其仁

　　大家知道，中国经济由两个引擎驱动，一个是出口，另外一个是投资。其实，这两个引擎共享一个基础，这就是中国的制造业。制造业支撑着出口，也支撑着投资。因为所谓的投资，就是用储蓄购买大量制造业的产品——钢铁、水泥、设备等——然后安装到地上或地下，成为基础设施。这样看，认真观察中国的制造业，可以对中国经济有个基本的判断。

　　近年，中国制造业面临不少新问题。其中最为突出的，是“中国制造”的成本、特别是人工成本升得很急。2002年美国人有一项调查，结论是中国制造业的平均小时工资为64美分，仅相当于美国工人平均小时工资（21.64美元）的3%。自那以后，中国的人工成本开始加快提升。目前，我国制造业的小时工资大约等于发达经济平均水平的10％。其中，城市薪资上升更快，据华尔街日报最近的报道，2010年中国城市雇员的平均年薪5500美元，比上年增长13%，比5年前增长77%（Laurie　Burkitt,　2012-03-16）。

　　期间，政策方面也发生着变化。近年中国政府的政策转向更具包容性的增长，也就是考虑更多的人、特别是广大劳工分享经济增长之果。2008年，中国修订了劳动法；2008－2011年中国法定最低工资的水平加快提速，去年各地的增长幅度平均在20%以上；“十二五”规划要求，大幅度增加劳动所得在整个国民收入中的比重。

　　市场与政策一起发力，推动中国制造业的人工成本更快增长。整体来看，中国与发达国家在人工成本方面的差距，大体从开放之初的100倍，收缩为目前的10倍；再进一步收缩为5倍、甚至3倍，所花费的时间可能比所有专家估计过的还要快。

　　这就引起了喜忧参半的关注。一方面，经济增长就是以人均所得的持续提高来定义的。因此，中国人工的加快提高，本来就是经济增长的目标。但是另一方面，人们也关心：中国制造业的“低成本竞争优势”会不会因此加快消失？全球制造业的布局和投资重点，会不会发生重大调整？支持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引擎，会不会动力减弱？“失速”的中国经济，又会不会拖累金融危机后的全球经济复苏的步伐？

　　利用这个机会，我谈谈自己的看法。首先，迄今为止中国平均工资的快速增长，基本反映了劳动生产率的提升。这方面有不少研究和计算，有一项报告说，2000年－2010年间，中国的劳动生产率每年平均增长10%，比美国的2%快了5倍（证券时报，2011年11月12日）。要注意，中国劳动生产率的绝对水平当然大大低于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但这里讲的是生产率的变动率。好比速跑比赛，跑在最前面速度最快，但再加速就难了，而后来者可以加速更快。

　　甚至对2008年以后引人注目的“工资通胀（wage　inflation）”，我个人的看法，主要成因也是汇率机制还不够灵活，结果中国虽然大体维系了名义汇率的稳定或缓步升值，却经由通胀的抬头实现了人民币实际汇率的上升。在背后，真正的经济推手其实是中国制造业生产率相对较快的进步率（周其仁，2012）。

　　如果这个判断对头，那么基本反映生产率变动的工资较快增长，对制造业的成本结构与利润边际，就不会、也不可能产生实质性的损害。这可以由近年中国公司普遍的利润状况得到证明。看未来，由于地区间的产业转移和承接还有极大的潜力，更由于中国人的学习曲线还有较快上升的空间，也所以我们不可低估，中国制造业还可能具有的长期竞争优势。

　　甚至现在大家普遍关注的人口转型，也难以改变上述结论。包括老龄化在内的中国人口类型的转变，当然有长期的重要影响。但是，至少这并没有构成对制造业竞争优势的现实威胁。因为观察过中国农业的人都不难明白，我们超小的农业经营规模中还“储蓄”着巨大的劳动力，伴随着城市化和农地流转的进程，只要有关政策对头，这部分人力资源的潜力还将继续释放。

　　中国工业增长真正的限制因素是市场需求。在当前，最现实的就是全球复苏的步子缓慢。从2008年危机冲击中国以来，我们已经观察到，每当发达经济复苏的步子略略加快，中国沿海工业的订单就上升，招工难的问题就突出，制造业的增长就强劲。问题是，这些接单工业产生的经济能量，包括由此带动的进口，看来还不足以拉动欧美日本的全面复苏。这并不值得奇怪，现在要指望总量7万多亿美元的中国经济，就能够把欧盟（16万亿美元）、美国（15万亿美元）和日本（约6万亿美元）都拉起来，实在不现实。加上印度和其他新兴市场呢？力量大很多，对全球增长的边际贡献更大，但怎么看，还是像小马拉大车。

　　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回答本次讨论会最后一项议题，即“确保后危机时期全球经济的强劲增长”？我认为还是兵分两路：发达经济好好解决他们面对的问题，中国印度则尽力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对中国经济而言，一个可能的方向，就是把一部分中国制造出口的能力，转过来为国内的消费市场服务。

　　事实上，在多年所得快速提高、人民币升值，以及分配政策改善等多重因素的作用下，国内消费市场增长强劲，潜力更是巨大。不少跨国公司和中国企业都发现，要缓解“中国制造”的成本压力，不但可以经由综合营运效率的提升，更可以通过抓到中国市场的先机，扩大市场销售规模来对冲。毕竟，把生产基地搬到远离中国市场的“低成本”位置上去，在战略上得不偿失。

　　向国内市场转，会面临哪些障碍？我们来看一项统计，2011年中国城市服务业市场上空缺职位的数量，要比求职者多出了140万。2010年呢？空缺比求职多出了100万。这表明在我们这个制造大国，服务业才是影响转型的软肋，因为市场需求远远得不到满足。以我追踪访问了几年的北京华联为例，他们开店的规模越来越大，差不多开一家旺一家，现金流好到不能相信。可是，生意很好却招不到人！特别是招不到数量足够的合格店长、“买手”（采购经理）和领班。顺便提一句，国内市场上不少商品质量问题，其实也与服务业有关。消费者越来越忙，需要商店来帮他们挑选合格的商品。这个环节薄弱，既不抑制消费，也不能有效改善生产。

　　回头看，多少年势如破竹向全球出口的“中国制造”，其实正是依托了香港和欧美日本的服务业，才一船一船走出去的。现在中国制造要向内需走，首要的是为服务业提供克服瓶颈的服务，包括政府放松不当管制的服务、改进税制和其他制度安排的服务、教育训练的服务，以及特别重要的金融服务。政策制定者和业界有必要认识到，“为服务业的服务”可能是下一阶段经济增长的一个关键。

　　小结一下。我的观点是不要低估中国制造业持久的比较优势，更不要得出“中国制造没戏了”的轻率结论。在生产率较快提高的前提下，工资上升不但不会丧失市场竞争力，反而可以让国内市场变得越来越厚实，成为培育较高品质中国制造能力的一个规模极其巨大的温床。（作者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本文为作者在新德里召开的“中国与印度：持续的高质量增长”讨论会上的发言稿。经作者修订发表）

《外交事务》 佐利克：我们为何仍然需要世界银行


核心提示：如今，世界迫切需要摆脱经济危机，为一个摆脱援助的世界奠定基础。要这样做，世界仍需要世界银行。

原文：Why We Still Need the World Bank | Foreign Affairs
发表：2012年3月－4月号
作者：Robert B. Zoellick （世界银行行长）
本文由"译者"志愿者翻译并校对


【世界银行行长发表年度演说。(Yuri Gripas / Courtesy Reuters)】

2007年，世界银行处于危机之中。一些人认为，世界银行在领导层问题上发生了冲突。另一些人将责任归咎于世界银行本身。当世界银行集团的基石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在1944年成立时，饱受战争蹂躏的穷国几乎没有获得私人资本的途径。然而，60年后的今天，私营部门的资金流量超过了政府发展援助。世界银行前董事经理杰茜卡·艾因霍恩2006年在本刊撰文时写道："因此，中等收入国家依赖官方援助的日子已经成为历史，国际复兴开发银行看来好像是一个即将消失的机构。"圆桌讨论和报纸的舆论版提出了相同的问题：我们还需要世界银行吗？

2007年，我带着一种不同的积极观点接掌世界银行，这种观点来自历史视角、个人经验和我对国际形势的看法：机构起着重要的作用。布雷顿森林多边体系的创造者设计了一个国际经济架构，应对上世纪30年代金融危机的根源以及他们认为会在二战结束后出现的经济和安全问题。世界银行是这个框架的一部分。这个框架包括金融和货币问题、贸易、投资发展以及被破坏国家的重建。

2007年，这些挑战依然存在，尽管情况大不相同。现在，私人资本和自由企业在世界各地的崛起和扩展，给发展中国家提供了重要机遇。然而，并不能因此而不需要世界银行，因为它从来不是简单地提供贷款和拨款。它的作用是在一个开放的国际体系促进市场经济发展 ―― 促进增长、机会和希望，在一个更好的政治和安全秩序中消除贫困。

不仅世界发生了变化，世界银行也发生了变化。现在它包括四个政策和融资部门：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国际开发协会（世界银行为79个最穷国家设立的基金）、国际金融公司（世界银行的私人部门）以及多边投资担保机构（它给投资者提供防范政治风险的担保）。

为了实现其使命，世界银行需要新的方向、更加坚定的指导以及更好的执行手段。它不得不适应经济影响的变化，新兴市场成为新的经济引擎，发展不再关乎南北霸权。在发展中国家，它需要帮助私有部门 ―― 不管是来自国外的投资者还是国内的公司 ―― 消除自主创业的障碍。它需要促进包容性的和可持续的增长以及在一个变化的国际体系中共同承担责任。我们领导团队的工作是指出新的方向，建立支持和伙伴关系，将总体设想转变为具体行动，注意创新的机会，然后执行、执行、再执行。

没过多久，世界银行的辩论就从能否存在的问题转向新的务实问题。在粮食和燃料价格不断上升的情况下，它可采取什么措施促进粮食安全和改善人们的营养？它如何帮助中国完成向市场经济和较少依赖出口和投资的增长模式的过渡？它如何帮助中东国家满足现在的就业需求，并在未来建立可持续的政治经济？它能向应对气候变化的城市传授什么经验？

清楚地揭示这项新使命仍是一个挑战。世界银行的问题之一是，它被称为银行。多数人将银行与发放贷款联系在一起（至少直到最近是这样），但是融资只是本组织工作的一部分。当融资最有效的时候，世界银行传授知识，发展持久的市场、机构和能力，提供各种各样的融资（不管采取的形式是股本、担保、贷款、拨款还是风险管理）。将所有三个因素结合在一起，世界银行就能改善人们的生活和国家的状况。

这是我们在2007年前面临的挑战。从更广的意义上说，世界银行是一个更大的战略问题的一部分：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如何使多边机构实现现代化？世界继承了"智者"在二战后创建的机制和机构。冷战之后，多边机构增加了，不过只是略有改变。

2007年以来，国际经济发生了巨大变化，强国关系进行了重新组合，同时，国际经济力图从上世纪30年代以来最大的打击中复苏。过去5年里，发展中国家的增长占所有增长的三分之二。发展中国家还成为经济思想、发展模式、投资、甚至外援的来源。为旧秩序设计的国家和国际金融机构已经无法适应这种新的变化。

如今，一些只看到多边机构的弱点和失误的人主张彻底放弃这些机构。但是，世界上的多边机构提供了一个为寻求共同利益的主权国家牵线搭桥的单薄然而重要的纽带。那么，务实的方针是使这些并不十全十美的机构发挥更好的作用。过去5年里，世界银行提供度身定制的服务，为公共和私有部门的各种发展中客户解决问题，扩大资本基础和创新的金融工具，强调良好治理和反腐败工作的重要性，通过公开和透明的形式实现民主化的发展，调整代表份额和业务，增强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和责任。世界银行在所有这些方面都取得了进展，但是，它能够并且应该作出更多的努力。

为客户服务

发展中国家是世界银行的客户，而不是旧有"结构调整"政策的对象。这种主张似乎不言自明，但是它代表着重要的心态变化。世界银行应该是解决办法的寻求者，而不是方案的提供者。如果最佳教科书解决办法不适合客户的政治经济背景，世界银行就没有帮助解决这个问题。与此同时，世界银行的专家需要能够传授别国如何解决类似问题的知识。正如一位印度高级官员对我说的那样："我不需要另一位印度问题专家。这样的专家太多了。我需要的是研究养老金制度、公私基础设施开发和教育的世界级专家。"仅仅提供资金很少能解决问题。

客户有着大不相同的需要。努力摆脱暴力、不良治理、不稳定和贫困循环的国家，需要的远远不是发展理论。在美国政府供职期间，我看到安全、经济和外交领域常常在受冲突困扰的国家密切配合。世界银行能够帮助为这些领域牵线搭桥。1944年，国际复兴开发银行（IBRD）的英文字母"R"代表的是欧洲和日本的复兴。今天，它代表的是世界银行在阿富汗、海地和利比里亚等多事地区的工作。

巴西、中国、印度、墨西哥、土耳其等中等收入国家面临着截然不同的问题。这些国家每天生活费不足2美元的人口仍占全世界的三分之二，它们面临着自己的突出发展挑战。与此同时，它们还在世界经济和别国的发展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它们的行动将对制定跨国问题的可持续解决方案必不可少，不管这些问题涉及的是保健、贸易、环境还是金融一体化。世界银行不仅需要帮助中等收入国家，还需要与其他国家分享经验，鼓励它们承担更大的国际责任。

早期的一项挑战表明了世界银行解决问题的新方针。2007年底，粮食价格上涨，燃料价格的上涨给这个问题雪上加霜。一些从总体角度考虑问题的世行专家说，大宗商品的高价格带来的收益会让多数国家抵消这种危险。另一些专家认为，这个问题最好由人道主义机构而不是长期发展机构解决。但是数千万穷人不具备能够减轻这种打击的缓冲力量。家庭食不果腹。农民得不到需要的投入。饥荒随即发生。除非民众和政府能够解决短期危机，否则谈论长期问题是没有意义的。

世行迅速采取行动，与联合国机构一道设立"全球粮食危机响应计划"，创建一个快速融资机制，支持农民。与此同时，如果世行能够帮助提供高生产力和产量的话，人口的增长推动更高的价格以及对农产品的更大需求，从而将提供促进增长的机会。现在，世行的危机响应计划帮助了47个国家的4000万脆弱人口。它的投资扩大到整个农业价值链，涉及科研、知识产权（包括女性农民的知识产权）、种子、灌溉、化肥、储存和营销 ―― 始终鼓励私营部门的发展。世行的金融专门知识可帮助农民和粮食购买者通过天气衍生品、农作物保险和期货市场控制风险。

当粮食和燃料危机被一场全球性金融危机压倒的时候，世界银行调动了超过2000亿美元的金融承诺支持发展中国家，并迅速分配了其中的大部分。同样重要的是，世行通过扩大贸易融资、对发展中国家银行的注资以及收购问题资产，解决具体的市场崩溃问题。它与澳大利亚、日本和亚洲开发银行合作，向印度尼西亚提供55亿美元资金，如果情况恶化就可以利用；这笔备用资金的存在允许印度尼西亚政府增加开支来抵御衰退，并向投资者保证它能够为其扩张性预算提供资金。世界银行与欧洲复兴开发银行、欧洲投资银行、欧盟委员会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合作，宣布它将提供多达250亿美元的资金鼓励欧盟的银行继续向欧洲东部提供信贷。

世行还与客户合作，提供长期投资，为复苏奠定基础，重点是三个领域。首先，它投资于基础设施，帮助创造就业机会，为明天提高生产力，提高对机器和服务的需求，包括来自发达国家的需求。第二，它扶植安全网络，保护最脆弱的群体。世行根据巴西和墨西哥的经验教训，帮助40多个国家开始执行有条件的现金转移支付计划。这些计划资助贫困家庭供养孩子上学和获得预防性保健服务。第三，世界银行通过国际金融公司向私营部门，尤其是中小企业和小额贷款机构提供融资。这种度身定制的方针与过去的普通贷款业务相差甚远。有时，世行必须对拒绝满足有关腐败、环境和治理标准及保障措施的客户说不。然而，大多数客户都想提升其增长的质量和数量。

扩大金融创新

为了筹集资金并进行有效的投资，世界银行必须做出实绩，扩大其金融支持基础，为其客户提供创新的金融工具。每隔三年，世行都需要补充面向最穷国家的基金 ―― 国际开发协会。甚至在目前存在资金限制期间，世界银行的股东 ―― 它的187个成员 ―― 都认为该机构的重要性和表现是给予一流资金支持的保障。2007年和2009年，国际开发协会的两次打破记录的资金补充活动筹集资金900多亿美元。2010年，股东们还对国际复兴开发银行20多年里的第一次资本扩充给予了支持，使该机构能够通过发行AAA-级债券满足客户在危机期间的需要。

这些资金筹集计划取决于能否使新兴经济体在艰难的财政时期发挥"负责任利益相关方"作用，即它们在实力增强的同时应当承担更多的责任。发展中国家一直在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它们对国际开发协会两次资金补充的贡献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国际复兴开发银行新增资本一半以上来自它们。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和国际金融公司每年都有收入，他们用这些收入积累资本，支付行政管理预算的费用（世行规定这些预算实际上与往年持平），甚至对国际开发协会贡献数十亿美元。获得过国际开发协会投资的国家支持资金筹集工作，它们与世界银行一样重视成效和问责，包括使用新的放贷工具，将偿付与特定成就联系在一起。

扩大创新还有余地。随着对受援国的条款的调整，并通过它们的偿付，国际开发协会应该着手增强自我维持能力。同样重要的是，世界银行培育私人投资面临重大机遇。许多非洲国家保持高增长率已有10年的时间。它们在采取措施促进区域一体化，发展基础设施，世行正在同它们合作改善它们的商业和投资氛围。例如，世行的《营商环境报告》让有关国家评估它们的环境在多大程度上适合小企业的发展。

2009年，国际金融公司创建了旗下的资产管理公司。国际金融公司同时还保持在债券市场筹集资金、随后进行投资的传统模式。资产管理公司利用主权基金、养老金和其他机构投资者持有的资金，并将这些资金用于国际金融公司发现的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资产管理公司现在总共拥有超过40亿美元的资金，其中将近30亿美元来自外界投资者。它们在非洲和其他知名度较小的新兴市场几乎没有风险敞口。现在，这些投资者依赖国际融资公司将发展与回报结合在一起的突出业绩。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会更加熟悉这些增长型市场，它们的队伍将扩大。

世界银行在利用融资解决其他全球性问题方面居于领先地位。在前美国财长亨利·鲍尔森的鼓励下，世行从相关政府那里筹集60多亿美元，用于新的"气候投资基金"，帮助有关国家提高能源效率，改善技术，降低排放，保护自己应对气候变化。这些基金在45个发展中国家动员了价值大约500亿美元的项目。当谈判代表们还在讨论一项联合国"绿色基金"看上去可能是什么样子的时候，世界银行已经有了一项基金开始运作。世行还对一些计划进行金融创新，开发药物，保护野生动物，降低人道主义粮食和供给的成本，创立自然灾害保险。

世行的方针是让其他机构参与。世行扩大了对项目的支持，并得益于每一个伙伴的相对优势。它加深了与区域发展银行（包括几个阿拉伯基金和银行）、私人投资者、政府和基金会的关系。国际金融公司可与商业银行和其他银行合作，共担风险，例如通过与其他银行的业务合作关系保持贸易资金的流动。国际金融公司还通过大约180个私人股本基金承诺在发展中国家投资大约30亿美元开辟市场，投资者可通过这些市场给当地公司的业主提供期限较长的风险资本。随着时间的推移，世界银行的目标是建立市场基础设施，积累经验，不管是面向本地货币债券市场、股票还是中小企业的融资。

促进善治和防止腐败

促进善治和反对腐败是发展的组成部分。当我进入世行时，它的反腐败工作陷入失望、怀疑和冲突之中。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前主席保罗·沃尔克领导的一个独立审查小组提供的一个宝贵的"线路图"，使世行的廉政工作人员能够更加有效地与实地工作人员、客户、捐赠国和世行自己的执行董事会合作。

然而，世行需要做的工作不光是对有过舞弊和盗窃行为的人员进行调查、起诉和惩罚。在许多资源丰富的国家，主要挑战是政府如何明智地利用收入，反对腐败，扩大增长的效益。世行在应用其经验时需要实施腐败预防措施，提高透明度，让公民社会参与支持善治。它还必须帮助政府 ―― 越来越多地在地方层面 ―― 加强财务管理、采购制度、审计和其他制约措施。

世界银行将需要新的工具突破更加棘手的障碍。2010年，世行与区域开发银行达成一项协议，确保因从这些银行行窃而被定罪的个人和公司终将受到惩罚。世行的廉政部门提出了适用于犯罪者的解决办法，将制裁与赔偿和对反腐败小组的贡献结合在一起。被盗资产收缴计划正在帮助相关政府从掠夺本国国库的领导人那里收缴盗窃的资金。

世行还将一些案件提交各国刑事机构处理，虽然政府可以行使诉讼自由裁量权，但总是不（将案件）提起公诉的政府将会令它们与世行的关系受到损害。为了支持调查人员、公诉人、法官和从事这项经常处于危险状态工作的人，世行于2010年成立了国际腐败追踪联盟，这是由134个国家的200多名反腐败官员组成的网络。世行也正在建立一项基金，帮助当地支持问责的公民和民间社会团体。

使发展民主化

世界银行不能解决所有这些问题。在作出可能对人民的生活产生巨大影响的决定时，它必须向最了解这些问题的人征求意见。2011年，中东发生巨变，示威者发出的许多信息之一是，全球经济自由必须与善治、公民的呼声和社会问责结合在一起。

包容性和可持续的发展取决于能否从精英主导的自上而下道路转向使发展民主化的道路。这意味着给人民提供手段，去搜集数据、更好地了解发展问题以及获得共享洞察力的机会。机构抵制开放。信息就是力量。开放意味着揭露错误，解答批评者的质疑，这是一件难事，但是最终会提高金融机构的效率。就世界银行而言，该机构的开放会改善业绩，并向人民展示它所做的工作和运转情况。透明度是阴谋论的最好矫正方法。

2010年，世界银行推出一项新的信息查阅政策，公布了大量文件，并给公众提供比以往更多的信息，内容涉及世行的项目、分析和咨询活动以及执行委员会的活动。这项政策以印度和美国的信息自由计划为模式，标志着世行处理信息方式的突破性变化，也是所有多边机构的此类政策中最为广泛的。

"开放数据计划"可能是更加重要的。根据这项计划，世行对凡是能够上网的任何人都免费提供大量数据。从澳大利亚的博士生到肯尼亚的农民，现在都可分析世行的数据。2010年举办的"面向发展应用程序"开发竞赛，鼓励全球各地的软件开发人员对这些数据发展新的用途，世界银行研究人员正在开发应用软件进一步扩大数据的可查阅范围。世行还在开发一种"廉洁应用程序"，让公民们在网上查阅世行项目的信息，并给他们提供途径，迅速报告与这些项目有关的腐败问题。世行计划与社区合作，绘制自己的社会基础设施地图，例如诊所、学校和水源，这样，村民们就可让官员承担起责任。下一步是让人们利用手持设备从任何地方都可向世行报告其项目的真正进展情况。

所有这些计划代表的模式都与过去"银行最了解情况的态度"迥然不同。去年，"公布资助信息"(Publish What You Fund)组织认可世界银行的工作，将国际开发协会在58个多边和双边开发机构当中列为透明度排名第一。

一个更有代表性的银行

最后，由于发展中国家正当地要求在世界事务中拥有更大的发言权，世界银行必须反映这种变化。2010年，发展中国家在世行执行董事会的执行董事从44%增加到差不多50%。但是，由于董事会很少投票，为撒哈拉以南非洲增加一个新董事会席位可能更加重要，使会议桌上又增加了新的声音。一些国家主张控制权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平分，各拥有一半。这种观点引起了棘手的问题：哪些国家属于"发展中国家"的范畴？由于更多国家成为"发达"国家，还应该为剩余的国家保留50%的表决权吗？表决权是否应该反映各国对国际开发协会或其他基金扩充的贡献呢？这样的区分是不是强化了南北逻辑、反映了旧有的模式？

世行的管理目标是以世行如何开展工作来为基础来分配话语和代表权，首先是以尊严和尊重对待客户，并在世行工作人员中更好地反映世行的会员情况。本地化是有帮助的：设在100多个国家的代表处让工作人员更接近于客户和其他股东。世行的雇员来自167个国家，将近三分之二的工作人员来自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它的首席经济学家是中国学者林毅夫，他是担任这项职务的第一位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人。世行的高级管理人员有50%是女性，雇佣的高级管理人员大约有45%来自发展中国家。

世界银行也在逐渐扩展其全球足迹，努力分享知识。它在内罗毕设立一了个中心，帮助经历冲突后的国家，还在新加坡设立一个分部，聚焦于城市以及公共-私营基础设施开发。正如这些机构变化所表明的那样，对于今天的发展，知识与贷款同样重要。知识需要流动，南南之间、东西之间、草根和权力中心之间，不再受旧有等级制度的限制。

超越援助

我来世界银行之前的经验使我重视结果。对结果重视可能不言自明，但是公共政策评估常常受到智力上的辩论、政治定位以及当前意识形态趋势的驱动。特别是国际组织可能非常专注于过程和讨论，以至于忽视效率的重要作用。对实际结果的重视在世界银行这样的公共组织里特别重要，那里的相互制衡和程序以及各种委员会可能阻碍主动行动。成就营造士气、获得支持、促进问责及合法性。

世行为变得更快、更灵活作出了协调一致的努力。然而，还有很多工作要做。高管们需要帮助自己的团队把各个利益相关方的关注（涉及保障措施、健全的采购惯例、政府的合作以及其他问题）以及他们试图帮助解决问题的国家相关者的关注结合在一起。他们需要不断地学习，不断地改进，不让处理流程瘫痪。

过去5年里，世界银行为实现现代化作出的努力一直是更大的、驱动多边机构现代化的努力的一部分。这种努力表明，世界经济正在转向多极增长，这种演变将推动机遇、改善生活和促进创新。与此同时，世界需要一个健康的多边体系，鼓励更多国家增强共同责任，解决共同关注的问题。

随着时间的推移，世界银行的目标应该是帮助有关国家超越援助。对人道主义援助的需求总是存在，今后一段时期，贫穷国家和受战争蹂躏的国家将需要发展援助。然而，目标应该是摆脱依赖性。世界银行应该帮助发展中国家创造条件，通过公共卫生、教育和营养以及金融投资，来刺激企业、就业、生产力并联接全球供应和物流链。它还可促进更好的治理、法治、经济自由、环境可持续性以及社会问责。与此同时，所有国家都应该对发展中国家开放自己的市场。所有国家都应该利用本国人民的活力和才能，尤其是女孩和妇女。她们在所有地方都代表着一种新兴的增长来源。

世界银行的大部分历史都与第三世界有关。第三世界是一个过时的概念。但是，发展则不然。事实上，发展的教训 ―― 就如同合理的经济学原则 ―― 越来越适用于所有国家。如今，世界迫切需要摆脱经济危机，为一个摆脱援助的世界奠定基础。要这样做，世界仍需要世界银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