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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n’t Follow America on Health Care
from Project Syndicate 中文版

by Prabhat Jha, Dean T. Jamison

多伦多 ——美国最高法院开始考虑合理医疗费用法案（这一历史性的医疗改革方案被奥巴马的对手嘲笑为“奥巴马医改”），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虽然2010年颁布了医疗改革法律，但是当年没有享受医疗保险的美国人口却创下历史新高——大约50万美国居民（1/6的美国人口）无力支付巨额的医疗费用。

这一惊人数字产生的原因并不只是因为2008年爆发的经济衰退，长期的政治和政策选择也有难辞其咎。在全球范围内，特别是经济迅速增长的国家，这一教训很简单：避免美国的私人医疗保健模式。

世界上大多数高收入国家都通过政府资助的预付系统为医疗保健买单，美国却是例外。富裕国家每年平均医疗支出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1％，其中80％以上来自公共资金，只有14％用于医疗服务。公共财政（在某些情况下，政府监管下的合作保险基金也等同于公共融资）为大多数医疗服务买单，私人保险只补充提供极少的额外服务。

多数富裕国家之所以选择公共融资方式来资助医疗保健，主要以下几个原因考虑。首先，自由市场运作的卫生保健体系通常不能保证公平且效率低下。个人需求差别很大，但是私人保险公司往往不愿投保那些最需要医疗服务的人群（例如那些已经生病的人，或可能会引发其他健康问题的糖尿病患者）。此外，那些购买医疗保险的人（承保人和病人）不可能获取必要信息以选择最安全、最有效的治疗方式。

与此同时，公共开支发挥着经济闸门的作用，可以控制国家整体开支，防止私人保险公司引发的成本快速上升。美国每年支出其国内生产总值的1％，仅仅是为了管理复杂低效的保险体系。如果最高法院当前没有通过改革计划，美国医疗保健支出总额将从现在GDP的16％上升到2025年GDP的25％。

现行制度产生的经济影响已经非常严重。去年美国人口普查显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美国人口数量显著增加，这当然与缺乏健康保险密切相关，但同时也反映出美国过度依赖以雇主为基础的保险覆盖体系。

新兴市场经济体政府在制订卫生保健系统时应牢记以下五点。首先，医疗领域的投资会为“贫困陷阱”提供重要的社会保障安全网络，经济动荡时期尤为如此。例如，由于灾难性卫生支出（一般定义为医疗成本超过家庭总支出的10％），印度每年有37万人没有享受医疗保险而沦落至贫困线以下。

第二，公共医疗融资使穷人可以自由支配财富以满足其他需要。在低收入国家中，所有医疗保健支出中有一半（约占GDP的2.5％）属于非预算款项开支，而这一比重在中等收入国家仅为GDP的2％。这一巨大开支占据了贫困家庭总收入的很大部分，抑制了更富有成效的家庭投资，却几乎没有创造任何工作岗位，而且这些开支对于医生和医院往往是免税的，因为他们经常通过暗箱操作捞取油水。

第三，公开医疗融资可以提高整体就业率。加拿大各省从1961年到1975年就分阶段引入国民健康保险。一方面，推行该方案的地区在就业和工资方面均出现上涨，但平均工时却保持不变。另一方面，私人保险水平较高的省份，就业率较低，工资增长较慢。最近，加拿大击败了美国，获得了丰田汽车投资建立新厂的竞标，部分原因是因为美国昂贵的私人医疗保险成本会使汽车制造成本增加几千美元。

第四，较富裕国家现行的国家卫生保健系统可以作为选择采用类似系统的新兴市场经济体效仿的模型。公共融资需求并不意味着只有公共部门提供服务，私人医院和诊所有时也可以更有效地提供服务，这一点非常重要。1995年台湾推行了一种“单付费者制度”，极大地遏制了医疗费用上涨，改善了人口的生活质量。墨西哥的新全民健康保险制度首先在该国最贫穷的地区实施。

另一方面，中国的健康保险撤回政府投资，这一做法产生的严重后果发人深省。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推行的市场化改革使近100万农村居民几乎在一夜之间失去医疗保险。非预算款项开支暴涨，婴儿死亡率停止下降，疾病监测系统削弱，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2002-2003年SARS疫情爆发，全球超过900人死亡，经济损失估计约60亿美元。中国政府已经公开承认改革失败，并承诺将支出几十亿美元用于公共融资的医疗保健。

最后，政府要遵循医疗保险“覆盖所有人而不覆盖一切”的原则，调查研究哪些服务最划算，哪些服务不应接受公开资助，因为这些服务不仅成本高而且效益低。保险服务的数量可以总是与增加居民收入和政府收入状况保持一致。提高烟草税尤其能产生双重效益：一方面可以减少吸烟（成年人死亡的首要原因），另一方面政府可以增加收入。

中国、印度和南非都致力于推行国民健康保险。哪个国家可以率先达到这一目标，不仅取决于该国的财政收入多少，而且也取决于是否有克服既得利益的政治意愿。这也将取决于医疗体系规整合理医疗保健方案、监控医疗服务状况、正确地评估新的治疗方法的能力。

美国医疗保健费用非常昂贵，效益低下，所以人们只能寄希望于“奥巴马医改”模型及美国未来的竞争对手实施的改革方案，希望这些方案会推动美国建立长期逾期而未曾兑现的政府资助的普遍卫生保健系统。

经济发展会带来民主化吗？——现代化理论的兴起、衰落与复兴

刘瑜

　　原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1年第4期

　　[摘要]自从1959年政治学家李普赛特提出经济发展促进民主化这一现代化理论的基本命题以来，这个论断被反复检测、批评和捍卫。现代化理论的发展过程分为三个阶段：兴起、衰落和复兴。通过对这三个阶段主要研究成果及其方法论的介绍，梳理这一领域日益精细复杂的知识框架，阐释这种知识变迁后面的现实因素。

　　[关键词]经济发展；民主化；现代化理论；政治文化；民主转型

　　[作者简介]刘瑜：法学博士，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政治学系副教授（北京100084）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比较政治学领域，几乎没有哪一个议题比现代化理论更能引起人们持久而热烈的兴趣，也几乎没有哪一个议题比它能引发更多的研究和辩论。从李普赛特1959年首次明确论证经济发展促进政治民主以来，几代学者对这个命题反复检测、批评、辩护，使这个领域形成了丰厚的知识积累和系统的知识框架。

　　理论的强大生命力来自于它与经验现实的紧密相关性。过去半个世纪，民主化浪潮风起云涌：很多亚非拉国家在反殖民斗争中确立了民主制之后，20世纪60、70年代又出现了一批发展中国家的专制回潮；70、80年代的第三波民主化给世界带来了民主欣快症，但这种欣快症很快被不自由的民主、竞争性专制等夹生民主现象泼了冷水，人们对选举式革命能否带来良性治理产生疑问。总之，现实带来巨大的理论挑战，李普赛特看似简单的命题历久弥新。

　　现代化理论的长盛不衰也与政治学研究方法的日新月异有关。过去半个世纪，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越来越多样和严密，往往因为研究方法上的突破而打破理论辩论中的概念僵持。同时，大量跨国社会科学研究数据库不断涌现。比如在测量民主程度方面，自由之家指数（Freedom H ouse ），政体第四代指数（PolityIV）等被广为采用；在经济数据方面，麦迪逊等建构出从19世纪早期开始的经济数据[1]，使历史性的跨国比较得以可能；在比较文化研究方面，出现了世界价值调查（World V alue Surv ey）等跨国文化调查。这些数据库使学者得以更充分地分析比较不同国家和时代的政治，过去在概念层面的探讨也因与经验接轨而得以向纵深发展。

　　本文试图梳理现代化理论过去50年的发展，实证的角度来检视经济发展和政治民主化的关系。虽然，几乎没有学者试图论证经济发展和民主化之间存在一种必然的、单因的、决定论式的因果关系，但经济发展是否能够影响、多大程度上影响、如何影响民主化进程，却众说纷纭。梳理这一领域的观点，不仅有利于理解他国的民主化经验，而且有助于我们审视中国在这一经验谱系中的位置与发展趋势，对于思考中国政治的变迁及走向也有相当重要的借鉴意义。

　　在笔者看来，现代化理论经历了三个阶段：兴起、衰落和复兴。本文将依次梳理，并简略总结评价相关辩论。不仅阐述不同学者的观点，也将介绍他们的研究方法和数据来源，这是因为理论的有效性不仅来自于学者的概念灵感，也来自于其论证方法的严密和经验资料的可靠。观点本身可能随着现实变化而过时，但研究方法却可以不断积累，从而使学术进步得以可能。

　　一、现代化理论的兴起

　　现代化理论的核心观点是：经济发展会带来相应的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的变化，而这些变化会促进民主制度的出现和稳固。李普赛特是第一个系统阐述现代化理论的学者，其论文民主的一些社会条件（1959）被视为现代化理论的奠基之作。李普赛特指出，民主的社会条件一直是政治哲学的核心问题，而他要从一个社会学的和行为主义的角度[2]，以一种实证的方式来论述这个问题。

　　为此，李普赛特按照民主程度把研究对象分为四组国家：民主的欧洲和英语国家、不够民主的欧洲和英语国家、相对民主的拉美国家、专制的拉美国家。衡量经济发展水准的则是四个变量：财富、工业化程度、教育和城市化程度。他发现，民主程度和经济水准之间存在显然的相关性：数据显示，在更民主的国家，财富、工业化、城市化和教育的平均水准要高得多。[3]据此，他得出结论：经济现代化是支撑民主的必要条件。

　　而经济发展之所以促进民主，根本原因在于它改变阶级关系：对于底层，相对的经济安全让他们以更长远的视角看问题，免受极端主义的蛊惑；经济发展也壮大了中产和中间团体，而这一势力往往能缓冲政治矛盾；对于上层，经济发展带来更多资源，从而缓解他们对于底层再分配冲动的恐惧。李普赛特的贡献在于：首先，他建立了一个清晰的理论框架，即经济社会发展和民主之间的相关性；其次，这个理论框架可以通过输入不同国家和时代的经验资料去不断检验。

　　正是这种清晰的框架和可检验性，使该领域的学术对话不断发展。

　　1959年之后，针对李普赛特命题的研究大量涌现，参与这场对话的不仅有政治学家，还有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多学科背景使相关研究出现了两种方法论取向：一是以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为主的量化分析方法；一是以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为主的历史比较分析。

　　在量化研究方面主要有：杰克曼的论经济发展与民主表现的关系（1973），针对早期的民主测量方法缺陷，设计了民主测量方法，对60个国家建立了民主程度数据库。通过回归分析，其研究支持了民主的经济门槛说，尽管其回归结果显示，在门槛之后，经济发展带来的政治后果边际递减。[4]波伦的政治民主和发展的时机（1979），驳斥了那种早期民主化国家的民主化程度不可能被后发国家所重复的观点，他通过统计分析得出结论：民主化的早晚对于民主程度没有显著影响，能显著影响民主程度的是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及市场化程度。[5]伯克哈特等的比较民主：经济发展命题（1994）针对以前数据样本过小、民主测量方法过时及缺乏时间序列等问题，首次利用自由之家数据库来测试李普赛特命题，得出结论：经济发展导致民主。[6]巴罗1999年再次论证了李普赛特的观点。他发现，国家大小、殖民遗产和宗教对民主化与否没有显著影响，但是经济和教育水平显著地影响一个国家的民主程度。生活水平各类指标的提高可以预测民主的逐步提高。与之相对，那种没有经济发展基础的民主政体往往不能持久。[7]（P60）

　　在历史比较分析方面，也有支持李普赛特命题的论著出现。鲁其梅尔等在资本主义发展与民主（1992）一书中，支持了经济现代化带来民主化的观点，但并不强调政治文化或中产阶级的影响，而是强调经济发展壮大工人阶级，工人阶级崛起是民主化的最核心因素。工人阶级出于再分配冲动，是民主制度天然的支持者，这才是经济发展促进民主化的根本动力。[8]（P76）

　　这些研究尽管方法不同，结论却大同小异：

　　经济发展及其带来的社会结构变化是民主化的强大动力。到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该领域的主流意见已形成。有学者指出：经验上而言，由李普赛特最先观察到的经济发展和民主的相关性仍是政治学领域里最强有力的发现之一。[9]（P27）

　　二、现代化理论的衰落和困境

　　对现代化理论的质疑从20世纪60年代就已开始。政治现实是质疑的基础：一方面，60、70年代，很多国家经历了经济发展，比如苏联东欧地区，但民主化迟迟没有发生；另一方面，很多国家经济发展的同时却经历了专制回潮。穆勒对58个国家的分析显示，随着经济发展，19651980年只有一个国家经历了民主程度的显著增加，2/3的国家经历了民主程度的大幅度降低。[10]现代化理论的困境来自两个方面：其一，有学者论证经济发展未必导致民主化，事实上它可能强化威权政体；其二，民主化的动力未必来自经济发展，它更可能是政治博弈的结果。这两种挑战相互强化，到20世纪末现代化理论被很多人宣布过时。

　　关于经济发展未必带来民主化这一观点，摩尔作出了经典论述。他在专制与民主的起源（1996）中论证，经济现代化的不同模式可能导致不同的政治后果，资产阶级的力量和取向是决定现代化后果的关键：当资产阶级实力软弱因而与地主联合时，法西斯政权是其政治后果；当它必须与农民阶级联合时，共产主义是后果。只有当资产阶级力量强大到形成独立的政治力量时，民主制才是现代化的后果。[11]鲁伯特等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在自由主义、法西斯主义和社会民主制（1991）中，他试图论证现代化进程之所以在某些国家不能导致民主化，是因为中产阶级的分裂。分裂的中产阶级面对联合的无产阶级时，专制就成为非常可能的后果。换句话说，经济现代化能否导致民主制度，取决于中产阶级的团结程度。[12]

　　奥当纳的著作现代化与官僚威权主义（1973）直接挑战了现代化理论。他发现战后的经济发展并未给拉美国家带来民主拓展，相反，很多拉美国家走向了官僚威权主义。拉美的进口替代型发展模式，在工业化的容易阶段，民粹主义、保护主义的公众政治联盟形成，但问题是随着工业化进入深入阶段，这些国家的生产能力无法跟进，经济问题出现，保护主义的政治联盟开始瓦解，民粹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的矛盾激化，最后保守派利用政变来执掌权力。[13]由奥当纳的观点可以推出：仅考虑经济发展水平，而不考虑经济发展模式，现代化理论的解释力会大大削弱。

　　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转型学则从另一个角度挑战了现代化理论。转型学者倾向于认为精英选择比经济发展更能催生民主。他们认为现代化理论的结构主义视角过于长线，难以用来分析民主化的具体发生机制和时机，而且它忽略了政治主体的主观能动性，有决定论色彩。

　　拉斯特的民主过渡：一个动态模式（1970）是民主化研究的一个里程碑。在他看来，过去对民主化的分析都是功能性的，而不是起源性的，让民主稳定的因素未必是带来民主的因素：解释民主必须区分功能和起源[14]（P346）。与李普赛特相对，他试图在结构主义的解释之外重新引入政治。我把选择作为政治过程的核心因素之一。[15]（P344）与结构主义因果论不同，拉斯特试图描述一个民主转型的理想模型，并强调在这个模型的每一个步骤中，政治精英都有进行政治选择的可能。其模型只需一个背景条件：民族统一。这是因为人民不能作出决定，直到有人决定谁是人民[16]（P351）。

　　他指出，将民族统一作为民主化的唯一前提，意味着一定的经济水平未必是民主的先决条件。确定背景条件后，他开始分析民主化的准备阶段。在这一阶段，最重要的现象是一个新精英阶层的出现，新精英会与旧精英发生冲突，两极化而不是多元化是这一阶段的标志。准备阶段之后是决定阶段。标志着决定阶段的是政治精英的刻意决定：是否接受多元化格局和程序化民主。决定阶段之后则是适应阶段。在适应阶段，本来被动接受民主的政治力量开始慢慢真诚地接受它，其中有时间因素、理性化因素，但最重要的是效果因素。总之，拉斯特反对经济决定论观点，主张看到行动主体对于政治走向的决定性影响。这个模型拒绝民主的先决条件论经济增长也许引起准备阶段或者冲突阶段的紧张关系，但其他情形也可能引起这种紧张。[17]（P362）

　　奥当纳在从专制统治中转型（1986）一书中，用类似的理想类型来描述民主转型的步骤：专制政权开放协商公民社会复兴召集选举。但他格外强调精英内部冲突的重要性。

　　没有一个转型不是直接或间接发端于统治集团内部的重大分裂，主要是强硬派和温和派之间起伏不定的裂痕。[18]（P19-20）换言之，没有精英分裂这个条件，经济发展程度再高，也未必会带来民主化的现实可能。

　　林兹同样强调政治精英对民主转型的意义。

　　其著作民主转型和稳固的问题（1996）是对南欧、南美、前苏联东欧地区15个国家进行的案例研究。他承认经济发展有利于民主出现，但坚持认为这一事实并不能在多大程度上让我们知晓什么时候、怎样以及是否一个转型会发生对其他可能性的意识、系统归咎、公众中的重要成分或者重要体制内角色的合法性信仰比经济趋势更重要[19]（P77）。

　　海格德和考夫曼的挑战则来自另一角度。在民主转型的政治经济学（1995）中，与强调经济发展相反，他们强调经济危机对于转型的意义，指出，即使是专制政府，也需要一定的核心支持团体作为其统治基础，但经济危机改变政治家与核心支持团体的谈判能力。在其研究的27个转型国家里，21个在转型前经历了增速放缓，2/3经历了高通胀。只有韩国、智利和土耳其的转型发生在经济高速增长期。[20]（P73）

　　在量化研究方面，挑战现代化理论的成果也逐渐出现。阿拉特的论文民主与经济发展（1988）的结论是：只有少数国家符合现代化理论所提出的模型增长的经济水平并不必然导致更高程度的民主。[21]（P30）杰西罗斯基的时间序列研究发现，增长对于民主化的影响微乎其微，相反，至少在20世纪80年代，高通胀才显著地增加转型概率。海地内斯等认为，经济发展能否增加民主程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国家已有的民主程度。[22]（P99）

　　通过量化研究最系统批评李普赛特命题的是普泽沃斯基等。民主与发展（2000）一书引发了大量相关论战。在他们看来，经济发展和民主制的确正相关，但这种关系可以有两种诠释：第一，经济发展引发民主化。这被称为内生性解释。第二，民主化可能由其他因素引发，而经济发展仅仅是有利于支撑已形成的民主制。这被称为外生性解释。普泽沃斯基系统驳斥了发展与民主之间的内生性解释。引发民主化的可以是战争、独裁者的死亡或者经济危机，民主化可以随机发生在任何经济水平上。那么，如何解释富国的民主比穷国更普遍呢？他转向外生性解释，即经济发展不一定引发民主化，但是一旦民主化，经济发展更有利于民主制度的存活。

　　由此，慢慢积累出了越来越多的富有民主国家。

　　普泽沃斯基等用135个国家和地区1950年到1990年的数据验证其预设。统计分析显示，经济发展与民主化的发生之间并不存在线性关系。随着专制国的人均收入增长，民主转型的可能性逐步加大，但只到人均收入6000美元为止。过了那个边界，随着国家越来越富，专制反而越来越稳定。[23]（P3）支持这一结论的不仅是统计结果，也包括诸多案例：新加坡、台湾、苏联、西班牙、阿根廷和墨西哥都在相对高收入状态下维系过专制。即使有些后来经历了民主转型，其转型时间与根据经济水平作出的预测并不相符。只有巴西、捷克、葡萄牙、韩国和希腊等少数国家是现代化理论清晰的案例。如果现代化理论有任何预测能力的话，那么就应能找到一个人们能相对肯定摆脱专制的经济门槛，但我们很难找到这个门槛[24]（P4）。相比之下，人均收入对于民主的存活却具有高度预测力。在人均收入1000美元以下的国家，民主制的预期寿命是8年；在1001美元和2000美元之间，民主的预期寿命为18年；在6500美元之上，民主制可能无限期存活。[25]（P4）换言之，我们之所以观察到经济发展与民主的正相关性，不是因为经济发展能引发民主化，而是因为经济发展能支撑民主存活。

　　三、现代化理论的复兴和发展

　　普泽沃斯基的理论引起巨大反响，许多人认为它标志着李普赛特命题的终结。但就在现代化理论变得过时之际，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它却似乎柳暗花明。最近，许多学者借助越来越丰富的数据库和新的研究方法，不但重新肯定了李普赛特命题，而且发展了它。从现实的角度来说，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民主化浪潮是现代化理论复兴的经验基础。

　　波伊克斯最先对普泽沃斯基作出系统的反驳。他在内生性民主化（2003）一文中，分析了普泽沃斯基的数据和方法，得出了相反的结论：经济发展与民主化的关系，既是内生的，又是外生的，即经济发展既引发民主化，也支撑民主制度的稳固。他从两个角度进行论证：

　　首先，高收入的专制国家很少向民主转型，但这与发展和民主化的内生关系并不矛盾。回顾普泽沃斯基反驳现代化理论的核心论据：经济发展和民主化之间的确正相关直到人均收入6000美元以上。但在波伊克斯看来，人均收入6000美元以上的专制国家数量很少，但富有专制国家样本小并不是一个随机的事实，而恰恰是发展与民主化内生关系的必然结果因为经济发展已经使很多国家在发展过程中民主化了。换言之，富有的专制国家很少发生民主转型，不是对发展和民主正相关性的反驳，而是这一关系已经发生的证明。

　　其次，普泽沃斯基的数据存在选择性问题。

　　普泽沃斯基数据的起点是1950年，但民主和专制的分布并不是随机的：90个穷国里有72个专制国家，而20个中高收入国家里有17个民主国家。那么，如何解释那些1950年已经民主化的国家，其民主化动力何在？对现代化理论完整的检验方式应当将考察时间推至民主还基本不存在的时代。为此，波伊克斯等整理出一个1850年到1949年政体变动的数据库[26]，人均收入数据则来源于萨默斯等[27].结论是：1850年到1949年，人均收入对于民主转型显著正相关。有趣的是，人均收入与民主存活倒不存在显著关系。换言之，经济发展与民主化的内生性解释比外生性解释更具有经验基础。

　　波伊克斯的论证可以说是对盛极一时的外生性理论的重创，也是对李普赛特命题的一次有力挽救。他认为，经济发展既促生民主转型，又培育民主存活的土壤。[28]

　　英格里哈特等也对普泽沃斯基提出质疑，指出普泽沃斯基忽略了穷国和富国政权稳定性的不同。中低收入国家的确比富国更易出现民主转型，但是它们也更易出现民主崩溃。高收入专制国的确少有向民主转型的案例（这是普泽沃斯基否认现代化理论的核心论据），但高收入民主国家更少有向专制倒退的案例。如果研究经济发展对政体变化的影响，应变量不应是多少国家向民主转型，而是民主转型国减去民主倒退国的数量。该书指出：在人均收入1000美元之下的国家，向民主转型的次数仅仅是向专制倒退次数的1/10.但在人均收入7000美元以上的国家，向民主转型的次数则是向专制倒退次数的28倍。[29]（P169）肯尼迪在重新概念化民主的社会条件（2004）一文中论证了类似观点，一个覆盖19502000年116个国家348次政体转型的数据库支持了在经济发达国家里，转型更易向民主而不是专制方向[30]这一结论。

　　爱普斯坦等从另一角度为现代化理论作出辩护。在民主转型（2006）中，将李普赛特命题中的应变量从一个二分变量改成一个三分变量。他认为仅仅将政体区分为民主政体与非民主政体不足以体现现实政治的复杂性。

　　为此，他加入了部分民主类型。他用Po lity V 的民主排序给政体打分，分值-10到0时为专制政体；分值1到7时为部分民主；分值8到10时为民主政体。[31]用这种方法来分析，经济发展增加民主化概率的结论成立。

　　对现代化理论作出最系统辩护的则是英格里哈特等的现代化、文化变迁和民主化（2005）。如果说上述作者为现代化理论解除了困局，这本书则从一个新的角度重建了现代化理论。英格里哈特的贡献在于，在经济发展和民主化之间加入了一个中间变量政治文化，即如果经济发展引发民主转型，它首先要通过改变一个国家的政治文化。为建构其理论，英格里哈特重新梳理了几个关键概念：

　　第一，他对经济发展做了细分，分为工业化阶段和后工业化阶段。在他看来，工业化未必会促进民主文化，而后工业化阶段则显著地促进民主文化，这是因为工业社会标准化、机械化的生产方式仍然是在鼓励一种等级化、纪律化的文化心理。相比之下，后工业社会的生产方式灵活多变，个体创造性和自主思考成为重要的生产要素。

　　第二，他重新界定了政治文化的核心要素。

　　政治文化是一个很大的箩筐：社会资本、规则意识、政治信任等都可以是研究对象。英格里哈特将其关注的核心要素称为自我表达的价值（selfexpressionvalues）。在他看来，后工业社会的出现使人们自我表达的价值不断增强，而自我表达的价值是民主转型与稳固的基本动力。

　　所谓自我表达的价值，是与个体自主性联系在一起的，对个体选择的强调是自我表达价值的核心[32]（P259）。研究表明，自我表达的价值比其他政治文化要素都更能解释一个国家的民主程度。其他要素，比如民众有多信任政府，民众口头上有多认同民主，或社会中是否有密集的自发组织，对一国民主程度没有显著影响。为测量政治文化，英格里哈特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发起政治文化领域全球最大的民意调查：世界观念调查。该调查覆盖81个国家、85%的世界人口，每隔五年左右便重启一轮。正是这个数据库的出现，使其研究有了坚实的经验基础。

　　第三，他将民主制度区分为形式民主和有效民主。形式民主的程度以自由之家民主评估指数为测量标准，而有效民主程度则以自由之家指数乘以世界银行的反腐指数得出。过去20年左右，不自由的民主、选举式专制等肤浅民主政体的涌现使区分形式民主和有效民主变得必要。

　　英格里哈特对经济发展、政治文化和民主制度之间的关系做了量化分析。分析表明：首先，在经济发展和政治文化这两个变量之间，经济发展高度影响一个社会的基本价值取向：经济发达的国家自我表达的价值明显偏高，反之则否。

　　在社会科学的数据中，我们很少见到如此清晰一致的结果：在我们拥有数据的80个社会里，没有一个例外情形出现。社会经济发展推动社会向同一方向变化，不管其文化遗产如何。[33]（P58）

　　他关于工业化和后工业化社会的区分也得到了印证：工业化使文化走向世俗理性化，而后工业社会则使观念从生存价值向自我表达价值转变。其次，在政治文化和民主制度这两个变量之间，自我表达的价值显著地影响民主的出现以及质量。自我表达价值越强，形式民主和有效民主的程度就越深。当超过30%的人口强调自我表达的价值时，形式民主倾向于出现；当45%的人口强调自我表达价值时，真正的有效民主倾向于出现。[34]（P155）第二到第四轮世界观念调查中72个社会的样本表明，自我表达价值的跨国差异可以解释形式民主程度52%的不同，以及有效民主程度80%的不同。[35]（P158）

　　文化与制度之间到底是鸡生蛋还是蛋生鸡，这是比较政治学界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是民主文化引发民主制度，还是民主制度推进民主文化？英格里哈特对此作出了独到解答：文化对制度的影响，远大于制度对于文化的影响。他将1987年和1996年作为两个分界点，检测1987年以前自我表达观念的水平在多大程度上影响1996年以后的民主分值，同时检测了1987年以前的民主分值多大程度上影响1996年以后自我表达观念的水平，并对二者做了比较分析。他发现，控制经济发展水平，文化对制度的影响很显著，而制度对文化的影响却很微弱。由此推出一个重合理论：政体的稳定性取决于制度和文化的重合度，当制度明显超前于文化或者明显落后于文化时，这个政体是不稳定的。文化对于制度具有一种引力，使其向它靠拢。这一推论得到了其经验论据的证实：1986年时自我表达的价值明显高于其制度水平的国家，1987年后大量向民主转型。同理，那些自我表达的价值程度不足却已民主化的国家，此后出现显然的民主倒退。

　　当然，英格里哈特的结构主义解释未必与能动主义解释对立。他承认精英选择和行动的重要性，但他认为，社会观念的变化会给政治精英带来更大压力，而且精英的观念也受整个社会文化观念的影响。事实上，他指出了文化变迁带来政治行动的几个路径：它提高政治异见分子的数量、使大众更易被异见分子说服、提高专制者的高压成本、在体制内聚集异见分子的同情者。

　　还有学者从另一个角度深化了现代化理论。

　　在经济发展水平之外，近年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重视经济不平等程度这个因素。穆勒较早对此作出系统考察。在民主的经济因素（1995）一文中，他试图解释为什么在20世纪60、70年代的拉美地区，经济发展不但没有引起民主化，反而引发专制逆流。他找到的变量是收入不平等。通过对58个国家1965年到1980年的研究分析，论证收入不平等的严重化是专制逆流的核心因素。经济发展到中等收入水平时，收入不平等往往也达到高峰，而收入不平等会引起社会动荡和保守派的反弹拉美的专制逆流由此得到解释。希腊、黎巴嫩、土耳其、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国同一时期的民主倒退原理类似。[36]

　　波伊克斯也试图论证收入不平等阻碍民主化。在民主与再分配（2003）中，他指出传统现代化理论的不足：它无法解释为什么现代化进程中会有暴力革命发生，无法从短期视角解释民主化或民主倒退，也无法解释前现代时期出现的民主制（如古希腊民主）。为弥补这些不足，他提出了新的解释模型，强调两个经济因素：收入不平等、资产的流动性。[37]首先，经济越平等，民主化就越容易实现。在相对平等的情况下，民主化与否导致的收入分配格局差异不大，上层不会强烈抵制民主化。相比之下，在高度不平等的国家，宽容的成本自然也会更高。其次，当资本流动性增强时，由于资本所有者可以用脚投票逃离一个国家，所以他们不会极端强烈地抗拒民主化，从而使民主化更易出现。波伊克斯的理论和传统现代化理论由此接轨：现代化过程恰恰是一个流动资本不断增加的过程。

　　他用博弈模型和统计分析来验证其观点。统计分析显示，收入平等状况与民主的发生和稳固有高度正相关性。同时，波伊克斯还用瑞士和美国的数据说明了其论点。在这两个国家，分别都是收入相对平等、资本流动性强的地区更快地实现了民主化和民主稳固。

　　阿西蒙哥鲁等同样重视收入差距对民主化的影响，但其结论却有所不同，认为二者之间存在倒U 型关系，而不是线性关系。在专著专制与民主的经济起源（2005）中，他设问：什么情况下专制者会选择放弃专制、走向民主？其回答是，首先，当民众有足够强大的力量以示威、骚乱甚至革命的形式威胁专制者利益时，民主就可能会出现。相比纯粹的许诺，民主化带来更可信的承诺，因为它与一套制度相连，允许更多的民众参与，从而承诺更难被逆转。[38]（前言，P8）其次，当民主的成本对于精英来说不算太高时，民主化的可能性也会增加。他用博弈模型和案例法来论证其观点，选取的是四个经验迥异的案例：英国、阿根廷、新加坡、南非。

　　胡利同时批评了上述两种观点。为打破僵局，他将经济发展和收入不平等结合起来，研究二者作为一个整体产生的政治后果。在他看来，之所以以往的学者很难就收入不平等和民主化的关系得出清晰结论，是因为收入不平等这个单一变量对民主化的影响是模糊的，但一旦将它与经济发展水平结合起来，其政治后果就变得清晰可见。即，问题不在于不平等是否促进民主化，而在于不平等何时促进民主化。胡利认为，不平等在中等经济水平时促进民主化，但在低收入和高收入国家，不平等会阻碍民主化。这是因为，在中等收入国家，底层有一定的资源同时又有一定的动力进行政治抗争。在低收入国家，底层往往缺乏抗争资源，而在高收入国家，底层则容易被专制政府的福利收买。胡利测量不平等程度的数据来自于奥特加（Orteg a）和洛爵古兹（Ro driguez ）2006年的数据库。在控制相关变量之后，其理论假定得到了证明。

　　四、对现代化理论发展变迁的简略述评

　　由于现实的流变，任何时候对现代化理论下定论都为时过早。1959年以来，经济发展推动民主化这个李普赛特命题再三被证实或推翻。

　　在这个过程中，现代化理论与其说被颠覆了，不如说被发展了。这种发展主要体现在：

　　第一，早期现代化理论中的自变量单一地指向经济发展水平，但后来的学者逐步丰富经济变量的含义，在经济发展水平之外引入了收入差距、经济结构乃至经济国有化程度等因素，从而大大增加了现代化理论的解释弹性。比如，穆勒、波伊克斯、阿西蒙哥鲁、胡利等引入收入差距这一变量，使解释拉美20世纪60、70年代的专制回潮得以可能。在经济结构方面，波伊克斯、阿西蒙哥鲁对资产流动性的强调，以及英格里哈特对后工业社会的强调，又部分解释了为什么在很多石油国家，经济发展难以引起民主化。总之，当代现代化过程中的经济发展不再是简单的人均GDP 所能衡量，需综合考虑收入差距、经济结构和国有化程度等因素。

　　第二，当代现代化理论中的应变量民主也不再是早期的简单二分法所能衡量。以分值来确定民主程度、将政体划分三类而不是两类、区分形式民主和有效民主、计算民主净转型数量等做法使得精确研究民主转型得以可能。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民主阵营，这不但使得可观察的研究案例越来越多，也使民主制度的生态越来越多样化。在这种情况下，坚持以前的民主专制二分法就显得不合时宜。民主程度的细分，使李普赛特命题的研究成果变得越来越可信。

　　第三，当代的现代化理论在描述经济发展和民主转型的因果机制上更为成熟。在这方面作出最大贡献的是普泽沃斯基和英格里哈特。普泽沃斯基对内生及外生民主的划分，使民主化何以发生以及民主何以稳固这两个始终被搅在一起的问题得以剥离开来。而英格里哈特在经济发展和民主转型之间加入了政治文化，弥补了早期现代化理论中理性人假定的不足，从而使两个变量之间的故事变得更有说服力。现在对现代化理论，人们不但更清晰地知其然，而且能更好地把握其所以然了。

　　那么，如何对待这一领域的理论争论呢？针对现代化理论，一类批评指出经济发展未必导致民主转型，而另一类批评则认为导致民主转型的动力未必是经济发展。这些批评大多已被现代化理论后来的发展所消化，即使是没有消化的部分，它们是否一定与现代化理论相冲突呢？未必。首先，在量化研究方面，不同学者使用的数据库不同、变量测量方法不同，可能会得出迥然不同的结论。比如，爱普斯坦采用三分法来划分民主，与普泽沃斯基二分法基础上的研究结论截然相反。所研究时代或地区的不同，也会得出不同的结论，比如普泽沃斯基利用19501990年间的数据和波伊克斯利用18501990年的数据检测现代化理论，结论完全不同。对于这些不同，一方面，我们对每个学者都需同情性理解，因为不同时代可得的数据库不同，研究方法的成熟度也不同；另一方面，数据库的质量优劣是可以比较的，统计分析的技术亦有优劣之分，在这个意义上，应该说相比较早期，现代化理论的复兴阶段展示了量化分析在社会科学中更成熟的应用。其次，在质性研究上，最主要的张力来自于结构主义和能动主义之间的论争。但在这个问题上，与其说两种视角相互矛盾，不如说相互补充：政治主体的选择往往由特定的经济社会条件来限定，而经济社会的变迁则依赖于一定的政治主体来表现。在很大程度上，这两种视角关注的是不同的问题：结构主义者更关注民主化为什么发生的问题，而能动主义者更关注民主化怎样发生。或者说，二者有不同的景深：结构主义者更关注长线历史，而能动主义者更聚焦于短线历史。拉斯特、奥当纳、林兹的论述更具描述性特点，而现代化理论学者更倾向于理论提炼。

　　各国的历史遗产和经济基础不同，很难说存在一种四海皆准的民主化动力模式。但承认没有一个通行模式，并不直接导致社会科学的虚无主义。现代化理论的主张者们并非致力于在经济发展和民主转型之间确立一种单因的、决定论的、必然的关系，他们更多的是通过数据和案例来说明。20世纪末这个理论几乎山穷水尽，而21世纪初它又柳暗花明。随着现实的变化和社会的发展，现代化理论还会继续受到挑战，但这却未必是坏事。过去50多年，现代化理论通过对批评的反馈得以发展和丰富，今后亦会如此。

　　归根结底，知识的不确定性不但是理论成长的原因，也是绝对权力之不可靠的认识论基础。

参考文献和注释略，阅读全文请下载http://www.usc.cuhk.edu.hk/PaperCollection/webmanager/wkfiles/8256_1_paper.pdf

中国省级财政透明度评估(2011)

邓淑莲/杨丹芳/曾军平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上海200433）

　　原载《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11年第4期

　　摘要：本文描述和分析了我们连续三年进行的中国31个省市财政透明度、连续两年进行的省级行政单位行政收支及相关信息透明度以及2011年新增的人大财政透明度的评估结果，从不同角度得出中国目前财政透明度很低的结论，并从制度建设方面提出了提高财政透明度、建设透明政府的建议。

　　关键词：财政信息；行政收支；透明度；人大

　　收稿日期：2011-05-02

　　作者简介：邓淑莲（1964-），女，山东威海人，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杨丹芳（1959-），女，上海人，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曾军平（1975-），男，湖南新邵人，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

　　财政信息是政府的核心信息，财政信息公开透明是民众知情权的保障，是公众了解和监督政府，参政、议政的前提。自2008年启动的中国省级财政透明度评估项目正是基于这一理念，采用简明而又不失真实的方法对我国31个省市财政信息公开状况进行实证性的刻画和描述。

　　以2008年各省级政府和各部门的决算数作为评估依据的2011年中国省级财政透明度评估项目是前两年评估项目的延续和拓展。

　　本期评估项目仍然沿用前两年的调查和评估方法。为保证年度评估结果的可比性，我们一直沿用同一调查和评估的标准和方法。即通过信息搜索（网上搜索、公开出版物检索）和向政府有关部门依法申请两种途径获取财政信息，并根据信息回复及信息获得情况对各省进行评分。评分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对获得的财政信息的数量和质量进行评估。这种评估主要从两个角度进行：第一角度是政府及其部门对财政信息公开的完整程度。公共资金包括政府资金、社会保障资金和国有企业资金。而政府资金中又包括进入预算管理的资金和没有进入预算管理的资金。我们考察的是政府是否按照《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规定将所有资金的信息都向一般公众公开了。第二个角度是政府及其部门对财政信息公开的详细程度。财政透明的一个重要衡量指标是信息公开的具体程度。没有具体信息的公开视同不公开。因为笼统的、大类的信息对于公众了解政府、约束政府和监督政府是毫无意义的。另一个部分是对信息申请过程中各省各部门所表现出来的态度和责任心进行评估。每个省、每个部门的总得分是这两部分得分的算术加总。

　　在内容上，本期评估除了继续进行各省一般财政透明度评估和行政收支及相关信息的透明度评估外，新增了省级财政信息对人大公开情况的调查和评估内容。根据我国宪法，人民代表大会是我国最高权力机构，也即我国的立法机构。立法机构的职责是代表人民，根据人民的意愿对公共事务进行决策，并监督人民的代理人（政府）严格执行决策。这一职责体现在财政上，即人大每年对政府提交的预算草案进行审批，并对预算执行过程进行监督，对预算执行结果进行问责。换句话说，在人民当家作主的我国，人民的权利和利益主要是通过自己的代表来实现的。正是人大的这一职责要求，促使我们将对人大对财政信息掌握情况的评估作为我们今年财政透明度报告的新增内容。因为，人大行使人民赋予它的决策、监督和问责职责的前提是全面、详细、及时地了解政府的财政信息。没有人大的知情权，人大的决策权、监督权和问责权是无本之木，无从谈起。

　　…………

　　四、结论和建议

　　（一）几条结论

　　中国财政透明度评估项目已开展三年。三年的调查评估可以肯定地得出以下结论：

　　1.中国省级财政透明度三年来逐渐提高，但进步极为缓慢，中国财政透明度整体上仍然处于极低水平，与公众对信息的要求相距甚远，与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极不相称。

　　2.与政府财政透明度相比，行政部门信息透明度较差。这首先表现在态度和责任心方面。从态度和责任心评分上看，2011年省级政府态度和责任心得分率为75.8%，行政部门为33.3%；2010年，政府得分率为87.1%，行政部门为37.5%（评分的标准一致）。在实质信息公开上，情况也是如此。2011年，政府财政信息实质性得分率为20.81%，而行政部门得分率仅为3.14%；2010年政府得分率为19%，而行政部门只有3.21%.虽然这里的评分项目不同，但这样的百分制得分差距也大致能反映出二者的差距。由于行政部门收支及相关信息涉及更为详细、具体的公共信息内容，部门得分率较低表明我国政府财政信息公开在详细、具体程度方面还很不够，公开的信息还不够细化。

　　3.与态度和责任心得分相比，无论是省级财政透明度评估，还是行政部门收支及相关信息评估，其实质财政信息得分都较低。这表明政府及其部门对财政信息公开仍然心存顾虑，不愿或不能公开有效的财政信息。

　　4.与省级政府及行政部门的信息公开相比，省级人大对财政信息公开无论是在态度上，还是在实质信息提供上，都更逊一筹。这多少令人意外。人大作为代表人民行使权力的机构，理应比政府对财政信息公开的态度更热情，行动更积极，但事实却相反。这一现象非常耐人寻味，值得进一步研究和思考。

　　（二）建议

　　通过调查和评估，我们发现虽然政府在财政透明度上不断努力，但现实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阻碍政府信息的公开。为使我国财政信息公开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财政透明度有实质性提高，我们提出如下建议：

　　1.修改不利于政府信息公开的有关规定。现实中政府的某些规定，虽然在某些方面有利于政府信息公开，但也存在不利于政府信息公开的条款。如，2010年1月12日国务院办公厅出台了《关于做好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工作的意见》。其中关于依申请公开的“相关性”标准，“内部管理信息”、“过程信息”不予公开的规定，“一事一申请”制度规定以及财政部2010年《关于进一步做好预算信息公开工作的指导意见》中关于各级政府财政部门负责本级政府总预算、决算的公开，各部门负责本部门预算、决算的公开等规定都实质上阻碍了政府信息，特别是财政信息的公开。为此，我们建议按照便利民众及时获取完全、详细的财政信息的原则修改这些规定，并将所有使用公共资金、公共资源的单位都列入政府信息公开的范围之内，没有例外。否则，我国的财政透明度进程必然会受到严重影响。

　　2.将财政信息公开作为《预算法》修订的重要内容。我国政府信息公开在现实中还遭遇到《保密法》的严重阻碍。新修订的《保密法》仍然存在保密范围过宽、定密权和涉密纠纷的裁决权归于行政部门（意味着行政部门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等不利于财政信息公开的规定。在《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近期难以上升到法律、《保密法》不可能近期再次修订的情况下，《预算法》的修订将为我国的财政透明带来希望。我们建议，在《预算法》中应明确规定：公众及其代表有权要求政府相关部门提供预算信息；预算信息的披露应覆盖所有公共基金，包括一般政府基金、社会保障基金和各专项基金以及国有企业基金；预算信息应包括各类公共基金的收入、支出、余超、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及其构成，以及与上述内容相关联的统计和说明；预算信息公开的详尽程度和信息公开的时间以满足民众及其代表行使法律赋予的权利和义务为原则。除国家秘密之外，预算收支的各级次信息，包括类、款、项、目都必须公开。预算支出必须公开的信息包括功能分类信息和经济分类信息；预算信息应以对信息需求者最便捷、获取成本最低的方式公开，各政府财政部门有责任收集、整理，并通过网站集中公开本级预算以及所覆盖的部门预算和单位预算信息；所公布的预算信息必须符合公认的政府会计和统计规范。

　　3.将财政信息公开纳入政府绩效考核内容中。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对财政信息公开高度重视。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多次就财政信息公开问题发表重要讲话。2011年5月4日，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进一步推进财政预算公开工作。公开政府财政信息，建立透明政府是得民心、顺民意的事情。我们认为，将财政透明度纳入政府政绩考核体系是适合我国国情、提高我国财政透明度的有效措施。只有这样，中国的财政透明度才能有实质性改善。


全文请下载，http://www.usc.cuhk.edu.hk/PaperCollection/webmanager/wkfiles/8514_1_paper.pdf

中国智库可向美国学运营
王莉丽
　
中国现代意义上的智库发展与改革开放进程同步，至今只有30年左右的时间。尽管智库数量很多，但在满足国家决策信息需求上的不足与缺位，已是不争的事实。中国智库在国际舞台上话语权的缺失和影响力的弱小，严重影响中国软实力的构建和公共外交的推进。美国智库的发展经验，或许值得我们借鉴。

　　诞生在20世纪初的美国智库经过一个世纪的发展，已经形成了全球最为发达的思想市场和成熟的运作机制。目前，美国有1777家智库。从经济学的视角，美国智库作为一个在思想市场自由竞争的经济体，其产品是“思想”，其目标消费者是公共政策制定者和影响政策制定的群体。美国智库之所以能够产生强大的影响力，主要因为四个因素。

　　首先，良好的市场环境是美国智库得以生存、发展、繁荣的土壤。在经济上，一方面美国的企业家传统和慈善家传统以及美国的宗教文化，为智库的发展提供了稳定的资金支持；另一方面，各种观点自由辩论、碰撞，各类智库互相竞争、优胜劣汰。在文化上，美国倡导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实用主义、权利主义，使得美国知识分子和公众希望通过智库的创新思想提高政府的政策制定能力和水平。

　　其次，美国智库面临思想需求和人才需求。一方面美国政府面临复杂的国内、国际局势，需要智库提供的思想支持；美国媒体也需要智库以舆论领袖和舆论精英的身份提供政策解读和创新观点。智库在公众与政府之间开辟了一个政策交流的平台，社会公众和政治精英在这个公共空间可以就政策问题轻松、自由地交流。四年一度的美国大选，也需要智库为下届政府培养人才、输送人才。

　　第三是产品质量。美国智库研究人员比较多元，大多数是具有专业背景和博士学位的学者，一部分是前任政府官员，还有一部分是资深媒体从业者。这种多元化的研究人员构成，保证了智库的研究成果与社会实践的密切结合，也保证了思想研究与政治实践之间转换的可能性。

　　第四则是市场营销。近20年来，美国智库通过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等方式，强化其研究成果的影响力。如今，网络媒介以其信息传播的快捷、互动、全球化，成为美国智库众多传播渠道中的新宠，是美国智库全球战略中的重要一环。

　　目前，中国智库无论在数量和影响力上，都是以官方智库为主，大学智库在政策制定领域还没有充分发挥出其优势，独立智库还处于起步阶段。尽管我们不可能也没有必要照搬美国智库模式，但我们可以从其运行机制中寻找到一条提高中国智库影响力的现实途径。

　　智库不仅仅是作为政府智囊而存在，其存在的很大一部分价值在于引导社会思潮、培养社会公众的政策参与能力。从政府的角度而言，中国政府应为智库的发展创造适宜的市场环境，逐步改变官方智库垄断资金、信息和渠道的局面，在一定程度上形成思想自由竞争的市场。

　　就智库本身来讲，应进行大规模的机构改革，明确智库以研究部门和学者为核心，其余各部门围绕研究、服务于研究部门，为学者创造宽松的研究环境。为了保证研究的相对独立性，除了政府资金外，智库还要引进基金会、企业和个人资金，并确保资金来源不影响研究过程和结果。在研究人员设置上，要改变原有的单一学术背景、论资排辈的模式，大胆起用不同年龄、背景的综合型人才。

　　另外，中国高级别的官方智库还应充分意识到自己的渠道优势，加强与其他研究机构和国外智库的合作，善于整合研究资源。▲(作者是中国人民大学公共传播研究所研究员，著有《旋转门：美国思想库研究》。)

与TechCrunch达成合作，36氪报道国内创业公司会同步以英文形式发到TechCrunch上
from 36氪 by 王壮

在经过五个月的协商之后，今天36氪和美国著名报道创业公司的科技博客TechCrunch达成合作，以后36氪报道的国内创业公司（并非全部）会同步以英文的形式发布在TechCrunch网站上。（国内创业团队申请36氪报道请点击这里）

去年10月底TC来在北京办了一次Disrupt大会，从那时我们开始接触，后来由于TC CEO离职，合作的事情被耽搁了一段时间，直到上个月我们在硅谷举办了一次开放日活动，基本上再次确定了合作意向。

从在北京举办开放日到与36氪合作，TC以及美国硅谷非常重视中国市场以及中国的创业环境，也希望可以了解更多国内创业公司现状。我们一直报道国内外创业公司，也在线下举办创业公司和VC对接会以及36氪开放日活动，TC希望我们可以作为硅谷了解中国创业公司的一个入口。

“我们很荣幸可以和TC这样著名的媒体合作，同时也和国外的VC初步建立了联系，通过这次合作，我们希望可以给国内创业者带来更多的帮助。”36氪CEO刘成城说。

同时我们现在在硅谷也长驻了一名记者，以后对国外创业公司的报道也会更加即时。

博鳌手记：繁荣的失落
徐雯 发自博鳌

　　来到海南的第一天，从海口机场下飞机后开车至博鳌，一路海风湿润，满目低矮的苍绿植物，路边的牛慢悠悠吃着草，这种自得的氛围让人神清气爽。

　　四月的博鳌，是一种风情。这个曾经的小渔村因为论坛而声名大噪，走过十年，嘉宾规格愈办愈高，参与人员愈来愈多。

　　可惜，每一个小城市的繁荣总是伴随着失落，而博鳌尤甚。博鳌给人的失落，不仅是为它逝去的淳朴，还有它对来客和对自己的敷衍。

　　博鳌论坛举办至今，不少人批评议程冗繁、议题空洞，显然这种持续性的批评并未让它得到改善。

　　原本最容易出现精彩观点交锋的圆桌对话，由于发言嘉宾多，时间紧，效果便可想而知，沃尔沃集团执行副总裁Par Ostberg便说，圆桌对话时间有限，谈话根本无法深入。而这也直接导致不少嘉宾“语出惊人”，愈发有哗众取宠之嫌。

　　比如，制造业圆桌会议上，一共安排了十四位嘉宾，每个嘉宾平均发言时间仅10分钟，中远魏家福聊得high，但全是在谈中远和自己。平时并不少话的格力电器总裁董明珠可能觉得无趣，埋头看起手机。

　　英仕曼集团中国区主席李亦非非常直接，她评价说，今年博鳌论坛互动少，部分议题大而空，有些麦霸夸夸其谈不知所云，跟达沃斯论坛一样办得冠冕堂皇，所以小型家庭式聚集才是真正的沟通与亲密接触的好去处。

　　再比如，此届博鳌论坛几个分论坛的地点以及所有参会者居住的酒店，距离都在十分钟以上车程。这里没有出租车，而穿梭巴士时常不准点，论坛间隔时间短，因此交通比较成问题。

　　而安检程序也比较让人抓狂，关卡虽然多，但安检检查仅仅只是在参会者前胸象征性扫一下，流于形式。也难怪闾丘露薇在微博上感叹说，博鳌论坛有些安排这么多年来都没有什么太大进步。

　　昨晚，我参加周文重主持的主题晚宴，将一把迷你瑞士军刀存放在安保处，但开完会结束后便被安保告知已丢失。工作人员哗啦一下把其他嘉宾的所有物品倒在地上开始找，最终也无果。安保总管更是轻飘飘回应一句“被别的客人偷了”，只能作罢。

　　说实话，博鳌论坛对当地经济的带动作用不可小觑，比如房价持续攀高，海景房价格已经超两万，博鳌之父蒋晓松说过去十年博鳌的房价已经增了百倍。每年论坛历时三天，周边酒店全部住满，有人戏称博鳌人民是“开三天，吃一年”。

　　博鳌完全可以更好利用这个契机，但它显然很满足现在的状态，做一笔过生意。论坛周遭除了高尔夫球场、酒店等，便利店、超市遍寻不着。

　　博鳌同样也延续了海南宰客的风格，价格贵不说，在我们刚到博鳌的第一天，在一家并无客人的小店吃饭，服务员那是百叫不灵，点好菜后半个多小时毫无动静，每道菜都是千呼万唤始出来。

　　其实，博鳌平日游客量非常有限，仅在春节稍多一些，这么多酒店，平时无客时如何维持？

　　据我观察，相比于当地物价，酒店价格非常高昂，但不少酒店的内部设施却是多年未更新，实在对不起这价格，财经网CEO程建国开玩笑说星级酒店已经成了县级招待所。

　　微软中国董事长张亚勤昨天也在微博上叫苦，他用了BFA酒店的剃须膏，结果过敏中毒了。而我们入住的酒店经过清扫后，浴缸里竟仍赫然印着几个泥脚印。

　　但一些VIP嘉宾的待遇又不同，主会场BFA酒店住三天房费加押金总共1万二，总统套房每晚4万元。

　　等级分明，这在博鳌论坛很明显。耶鲁教授陈志武对此就很不满，他说博鳌论坛又是总理又是各个国家的首脑，让学者受到重视的程度低很多，其实学者说的内容价值和意义并不比官员讲的低多少。

　　一名记者听说博鳌要建机场，讽刺博鳌论坛是权贵晒面子的名利场，还不如直接开放私人飞机起降。其实，杉杉集团老总郑永刚等嘉宾确实是驾驶私人飞机前来。

　　不过，担忧归担忧，博鳌论坛显然充满了商机，看看赞助商的赞助价格，看看参会费便知，一位赞助商告诉我，补加参会证每张价格大约1万五。“开幕式上发个言上千万，没被邀请非要进主会场的三万五，”以上记者也如是说。

　　如果一位原本在你心中评价颇高的朋友变得官僚气十足，你定会有一种遗憾之感。对博鳌的期待便如此。博鳌论坛举办地索菲特酒店已经被标明是博鳌论坛永久会址，我则担心和气愤它是否会沦为昙花一现的繁荣。

聽得見的現代性
from histopolitan by sharpy

Emily Thompson

The Soundscape of Modernity: Architectural Acoustics and the Culture of Listening in America, 1900-1933 (The MIT Press, 2002).

可能是這學期至今讀過最好的一本書。作者Emily Thompson任教於Princeton大學的歷史系，從個人網頁上看來，這本書為她贏得許多座獎項，包括科技史學界的大獎Edelstein Prize of the Society for the History of Technology。

確實是實至名歸。這本書寫美國二十世紀前三十年「聲音」的歷史。書名的soundscape一詞不知道該怎麼翻譯叫好，一般把landscape翻成地景，soundscape講的有點像是整個聲音所形成的環境。

可是聲音的歷史要如何捕捉呢？要把這樣的題目寫好其實不容易，需要很多巧思和創意。今天午餐時跟一個同學談到此書，她的第一個反應是：想必相當理論吧？不不，一點也不。這正是Thomspon聰明的地方。這本書一點也不玄虛，而是從實在之處下手。

本書第一章講的是波士頓交響樂團的音樂廳。在十九、二十世紀之交，波士頓原本的音樂廳隨著都市更新被拆除。在規劃新的音樂廳之時，交響樂團的老闆找上了當時哈佛的校長，希望他們協助。哈佛校長則將此事轉交給一位物理系的年輕教授Wallace Sabine。為何會找上Sabine，其實也其來有自。當時哈佛改了一座新博物館，無奈設計偏差，博物館中的演講廳回音過大，無法使用，校長因此要求Sabine研究如何改善。Sabine 因此著手比較新博物館的空間，與另一座著名的演講廳Sanders Theater（也就是Michael Sandel上「正義」這門課的地方）。中途一度不知坐困愁城，不知如何是好。在校長的催促之下，他終於從大量的資料中，觀察到一條公式，也就是回音跟建材還有空間之內的各種物品（如座椅）的關係。

他最後將這個公式提告給交響樂團老闆及建築師，而且立刻就被接受了。Thompson說，Sabine的科學發現有一個重要之處，就是它並不要求改變空間設計本身，只需要改變建材，甚至只需要改變空間內部的擺設。換言之，它沒有侵犯到建築師的核心領域，沒有威脅到他們的自尊心，因此可以被建築師給接受。

當然故事至此還沒完。結合最新科技的音樂廳開幕後，反應有好有壞。有效地控制回音，原本是件好事，在某些樂評家看來（聽來），卻覺得剝除了音樂本身的生命力。為此，Sabine自然得再做出回應。

這只是開頭的第一章。Thompson在接下來的篇幅裡，又討論了比如紐約的噪音及公共噪音控制（十九世紀一位日本人到紐約去，第一個評語就是：噪音過多）；還有噪音與私人住屋空間的關係。凡此種種。既是對「理解」聲音的歷史，也是對「控制」聲音的歷史，從這兩個角度切入，靠近二十世紀美國的聲音世界，把科技史、建築史、環境史和文化史融合在一體，舉重若輕，真是讓讚嘆不已。

央地关系再重构

本文来源于《财经》杂志　2012年03月31日

谈中国财政体制改革下一步
楼继伟


　　国务院近日下发通知，批准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关于2012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的意见》（下称《意见》）。《意见》指出，要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抓住时机尽快在一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突破。《意见》要求加快财税体制改革，完善分税制和财政转移支付制度。
　　现代国家建设中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建构以公共财政为指向的现代财政体制。1994年中国实行分税制改革，初步建立了政府间财政关系的基本制度框架，此后又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情况的变化，进一步改革和完善了分税制，建立了一套与市场经济制度相衔接的公共财政体制框架。
　　不过，现行财政体制仍存在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完善。作为一个从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转型的大国，中国下一步的财政体制改革意义深远。因为现代财政体制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基础，科学合理的政府间财政关系将为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维护公平正义、实现长治久安提供重要的制度保障。
　　为此，博源基金会发起了“中国政府间财政关系研究”项目。项目由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楼继伟负责，财政部、中央财经大学相关学者具体执行。项目旨在系统梳理中国政府间财政关系，为中国进一步改革政府间财政关系提供坚实的理论根据和切实可行的政策选择，也为“现代性中国”系列问题的求解。
　　日前，博源基金会联合清华大学中国财政税收研究所，在清华大学共同举办了“中国财政体制改革研讨会”。在本次研讨会上，楼继伟介绍了由博源基金会发起的“中国政府间财政关系研究”项目的进展以及他对财税制度改革的有关看法。原财政部部长项怀诚、美国佐治亚州立大学教授罗伊·巴尔（RoyBahl）等参加了研讨会并做了点评。
　　本专题署名文章是在作者发言基础上整理而成。
　　——编者
　　我们缺乏按照一定的原则分配各项政府职能的观念。属于中央管理的事项应是涉及全局性信息，信息不对称性不是特别复杂，外部性是全局的，中央和地方相应分工也是激励相容的。如果说以往的改革，主要涉及“财”，也触及到“政”，那么下一步，“政”是绕不过去的
　　财政体制改革的历史与未来路径
　　中国财税体制改革如何进一步推进，改革的方向是什么，是近年来大家比较关注的问题。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从上一轮的财税改革谈起。
　　1994年的中国财税改革，在中国和世界财政税收的历史上都是奇迹，它根本性地改变了我国税收体制和政府间财政关系，奠定了我国财政政策效力的基础，到现在已有18年，还在继续发挥着作用。
　　1994年的改革主要解决了“收入”的问题，1998年开始建立公共财政，进行了预算管理体制的改革，开始解决“支出”的问题。
　　下一步改革的方向是什么？我们的研究认为，应当向现代国家的方向走，根据外部性原则、信息处理的复杂性和激励相容三个标准，合理进行中央地方间的职能和财力分配，像常规的大国那样，把国家应该管理的事务管起来，从而大量减少相应的专项转移支付。
　　一
　　为什么说1994年的改革是奇迹呢？因为那次改变确实是翻天覆地的。
　　改革开放以前，由于我们实行计划经济，税制的作用非常淡化。当时的税制非常简单，主要是多税率的工商税。国有企业没有所得税，因为利润全部上缴。当时还留下了“资本主义的尾巴”，还有很少一点的私营企业，能够缴一点所得税，而主要的所得税来自于集体企业所得税。
　　改革开放以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走向了另一个极端，税制特别复杂。我们引入了产品税、增值税，把原来的工商税改成这两个税，外商投资企业仍然执行工商税。企业所得税有六七个之多，外商投资企业有三个所得税，国内的其他法人，有国有企业所得税、集体企业所得税、个体工商户所得税和私营企业所得税。此外个人所得税也开始征收，包括对外资企业职工执行的个人所得税，而对个人居民征收的是个人收入调节税。在企业所得税之后，又征收了一些基金，实际也是所得税性质。
　　为什么会设计出这么复杂的税制？第一，适当缓解因价格扭曲造成的对资源配置的不利影响。有些企业产品定价过高，其执行的产品税率、增值税率就高，否则就低。这样调节之后，企业的盈利仍不完全反映其经营绩效，所以在所得税之后，再征收各种调节基金。这个努力对矫正价格的扭曲，起了一点作用。
　　第二，适应多轨运行的改革思路。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之外开始出现市场经济，除了外商投资企业，这时已经大力发展乡镇企业，私营企业的进展也非常快，所以就有不同的所得税。国有企业所得税推出最晚，开始还是上缴利润。原来的工商税留给了外商投资企业，外商投资企业价格方面实际是放开的，因为它大量的投入品从国外进口，产品销往国外，跟国际市场的价格挂钩。而像带有更强矫正价格扭曲作用的产品税、增值税，留给了其他性质的企业。
　　第三，增加财政收入。因为财政收入占GDP比重在不断下降，财政基础非常薄弱，为此推出了很多不规范的基金，比如收入调节基金、基础设施建设基金等等。
　　第四，收入分配。如前所述，由于价格扭曲，企业的利润高低并不仅取决于其运营，职工的工资多少也往往取决于其所属企业，企业如果得益于当时的体制，职工的工资就高。针对这一点，当时征收了个人收入调节税以及奖金税等。
　　这四种调节努力导致税制非常复杂。后来这个税制受到来自于承包制的巨大冲击，企业同政府层层承包，而当时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的八种体制，其实也是一种承包，即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的承包。这种承包把复杂的税制全部简化为包税、包利。当初设计复杂想解决四个问题的制度，一个承包制把它全摧毁了，而且形成通货膨胀机制，因为只有在通货膨胀的时候，各种承包才是容易完成的。测算某企业需完成1000万元利润，如果通货膨胀，完成2000万元都很容易，所以从上到下的承包制是一种通货膨胀的机制，结果真的导致了通货膨胀。
　　导致通货膨胀的因素很多，本文不展开阐述，只是指出承包制当时是一个助推膨胀的机制。1988年出现通货膨胀，社会不安定，成为最大的社会问题，还包括腐败。因为多轨运行，计划外和计划内有巨大的价差，当然导致腐败。这就导致社会动乱，然后就是因为内部和外部的压力，不得不大力紧缩经济。
　　1990年以后的紧缩，使得1991年的时候，价格实际是放开了，因为总需求不足，经济增长只有1％到2％，实物生产和分配计划作用受到很大限制。但原来的导致通货膨胀的根源性制度都存在，所以一提出“发展是硬道理”马上就面临着通货膨胀。1993年初就出现通货膨胀了，当时面临的选择是管制价格还是维持价格的放开、自由，同时改革那些不适应于市场经济的体制。在财税方面，就是要改革针对固定价格和多轨运营的那种复杂扭曲的税制和财政体制。
　　中国是幸运的，选择了后者。如果当时没有确定要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很有可能重新管制价格。当时中央的态度是非常明确的，要比较快地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所以没有退回去的政治基础。但这也对改革提出了很大的挑战，因为要在维持价格放开的情况下，在非常短的时间内把各种扭曲的体制，调整为一个符合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我认为实际上我们做到了。这就是奇迹。
　　二
　　1994年改革后税制基本是一轨，但还维持了一个小的双轨制，表现为外商投资企业和国内其他企业之间在所得税上还是两套，只是把外商投资企业几个所得税法合并为一个，把国内其他企业的几个所得税法合并为另一个。所得税之后的那些基金也都全部取消掉了。在1993年之前也有增值税，是按照加法，也就是将企业支付的工资、利息、获得的利润等，加总计算增值。后来我们改成了减法，实行销项税减进项税计算应纳增值税，使得产品生产的上下游间有一个自动的监督链条。这个税是非常有效力的，是中性的，因为它只对增值征税，并且只设17％和13％两档税率。曾经设想只设一档税率，但考虑到收入分配等原因，就在17％基本税率之外又设了一档。同国际相比，税率并不是很多。消费税是从产品税简化转变而来，只在最后环节征收，而不是在生产过程中多环节征收，只是引导消费，不再用于矫正价格扭曲，从这个角度来说也是中性的。
　　为了使征管有效率，成立了两个税务局（中央和地方税务局）。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在这个事情上我和项部长都很佩服朱基总理。在改革方案中确定中央和地方收入分配关系的时候，是用增量法，就是保老的基数，而在增量上中央和地方进行分配，因此基数怎么计算就十分关键。我们都坚持以1992年作为基数年，即92基数。朱基坚持93基数，定的时候是9月，还剩一个季度，但这个季度增收差不多占全年一半，地方的确做了手脚。随后，我们觉得给自己设了太高的压力，因为如果说改革第一年财政收入是减少的，就表明改革是不成功的。但由于新财税体制的威力和征管努力，使1994年财政收入增长很快。新财税体制还有一个没预料到的作用，就是把所有的承包摧毁了，都按税法征收，过去的承包不算数了，这一条很厉害。
　　经过1994年的改革，税制和税收征管、财政体制基本理顺。改革之后，财政收入连年大幅度增长，不仅中央的财政收入增长，地方财政也在增长。我们改变了一个根本性的关系，就是通过分税制改变了中央和地方关系的方向，从地方向中央转移支付，变成中央向地方转移支付。为什么说这次改革非常有效力？过去是按照八种承包体制，地方竞相降税，因为收得多，中央要多拿走，形成反向激励，结果中央钱不够向地方借，实际是地方向中央转移支付。1994年改革之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形成了都按税法征税的正向激励，中央收入比重大幅提高，中央开始向地方转移支付。
　　2002年，在企业所得税方面又补了一次课，一直补到2007年。1993年改革曾设想统一企业所得税，收入按照比例和地方分享，结果没有做到。当时设想按照企业的性质分税，外商投资企业的所得税和集体企业的所得税都归地方，中央管理的国有企业所得税归中央。2002年实现了收入全部按比例分享。而外商投资企业所得税法和国内企业所得税法，在2007年的时候实现了合并。我认为我们的所得税法是很先进的，25％的税率不是很高，而且鼓励技术创新，R&D可以按照150％进入所得税扣除项。
　　1993年还有一个想法，或者说面临一个选择，即采用生产型增值税还是消费型增值税。当时选择的是生产型增值税，第一是简单，要保成功；第二，当时是通货膨胀，投资不得扣除有利于控制通货膨胀。2009年实现了转型，转成消费型增值税。后来的改革都是波澜不惊，不像1993年改革的时候，因为面临着巨大的方向性政策调整，中央要到全国去做工作，随后的改革就是算算账而已。
　　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在1994年基本确定了，随后又做了很多完善。在项部长任上，一个标志性的安排是2002年所得税分享改革之后对地方的转移支付，特别是不问用途的转移支付增加非常快，因为改革方案规定，中央因改革而增加的收入全部用于对中西部地区的转移支付，而且基本上都是不问用途，就是按公式算账。现在发达地区和不发达地区在财政能力上还有一些差距，但已经经过财政转移支付矫正，如果没有这个机制，差距要大得多。
　　三
　　我国在1998年开始建立公共财政，进行了预算管理体制的改革。主要内容如下：
　　实行了部门预算。原来各个公共部门没有部门预算，只有分项预算，比如行政开支预算、基本建设预算、离退休社会保障等方面的预算，按照功能分项，但年初没有部门总预算。2000年从财政部等部门开始做起，经过几年的努力，所有公共部门年初都有了经自己编列、并经全国人大批准的一本预算。我们规范了预算编制方法和标准，要求每个部门的首长要当自己的“财政部长”，领导预算编制。
　　改革了国库管理体制，实现了国库集中支付。这主要涉及预算执行的管理，要求预算按照通过的预算去执行，所有的单位都不再有实存账户，全部开在国库以及当天与国库结算的支付账户上，实际等于部门不见现金，没有沉淀资金。财政部和各个预算单位变成了一个什么关系呢？通俗地讲，是各个预算单位做预算执行，财政部做监督，在资金的收付关系上，各个单位是“会计”，财政部是“出纳”，这样双向制约，保证预算严格执行。这当然也带来一个问题，就是库款大量留在了中央银行，年底中央和全国各级财政库款余额1万多亿元，都放在中央银行。国家也希望以此从源头上治理腐败，因为各单位只见到预算，只见到可用多少钱，而不能够随意支配这些钱。财政部自己也是如此，因为不是“会计”，而是“出纳”。
　　财政部还做了一套标准预算流程，比如启动、编制、协调、报批、下达以及结算等，甚至还准备实行绩效预算，当然后来发现非常之难。
　　在预算管理上还做了很多改革，但两项最重大的改革就是部门预算和国库管理体制改革。
　　回头来看，1994年的改革是一个奇迹，我们后面进行的很多改革都是在此基础之上推进的。如果没有1994年的改革，建立了一个一致性的体制，我们也不可能进行后来的预算管理体制改革，也不可能在全国范围内改变财政的收支分类，使得我们财政的预算能够让别人看懂，或者说比过去更容易看懂，过去谁也看不懂。现在正在推行的预算公开也是在此基础上才有可能展开。所以，1994年进行的改革是基础，后来有很多补课和发展。
　　四
　　关于下一步改革的方向，涉及中央地方在财力分配和政府职能分配上的基础研究。
　　先来看财力分配。第一，中央集中了全国财政收入的53％左右，但是中央财政支出只占全国的20％（项部长任内是28％），而且这个20％是中央财政有赤字情况之下实现的。第二，这里没有完全计算政府行政性收费和相应支出，如果计算的话，地方财政支出恐怕不只占85％。这是中国的一个特点，和任何大国都不一样，地方财政支出占绝大多数，而中央的财政支出只占全国财政支出的百分之十几。
　　我们可以做一点国际比较。在可比较的大国中，日本中央财政支出原来占30％，现在占42％。美国是一个权力很分散的市场经济体，它的中央支出也超过这个比例，欧洲和可比较的发展中大国更是如此。还可以做另一个比较。中国有800多万名公务员，中央公务员占6％。当然，大部分国家把公立学校教师纳入公务员管理，如果我们做比较的时候恢复成同口径，把这部分算上，中央公务员的比重可能连4％都没有。这说明什么问题？说明我们国家是地方在管理着绝大多数职能，而履行职能要财政支出，所以百分之八九十的支出在地方，履行职能要靠公务员，所以95％的公务员也在地方。
　　我们再来看一个事实。现在大家对食品安全非常担心，相关事件层出不穷。我们比较一下大国是如何管理食品安全的。比如美国，其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是联邦机构，有上万人，一部分是专家，在各个国家实验室做标准和测试，分区域分品种覆盖全国，其他人是执法人员，在全国执法。我国相应的管理职能主要在各地，“毒牛奶”（三聚氰氨）当地知情人都不喝，为什么当地政府没有认真去管呢？因为哪个地方严格执法，哪个地方的企业就没有竞争力，就会损失就业、税收。内在动力不足，要靠外部的教育和事件爆发后的惩治。
　　我曾经指出，中国是唯一的养老保险由地方管理的国家。养老保险涉及到劳动力的全国流动，在国外都是联邦或中央管理。中国历史上缉私也主要是地方管理，改革开放以后走私层出不穷，后来才设立了公安部缉私局，由国家统管。我国的司法系统由中央和地方分工，问题更多。从国际比较来看，单一制国家基本上由中央统管，联邦制国家涉及到全局资源配置、国家安全的事项，由联邦管理，有独立的司法系统和执法系统。我国的体制是最为分散的。
　　因此，下一步改革方向是什么？我们的研究认为，应该像常规的大国那样，把国家应该管理的事务管起来，从而大量减少相应的专项转移支付。因为专项转移支付所对应的事务中，有一部分是国家应该管理的，却通过专项补助让地方去管理。中央把应当管理的事务管起来，把履行职能的公务员、机构及其财政支出全部承担起来，相应的转移支付就没有必要了。
　　还有一种方向，现在成为潮流，认为中央收入太多，因此应大幅减少中央收入，提高地方收入。我曾经讲过，中央和地方收入分享不仅仅是根据中央和地方所担负职能的多少，还主要决定于收入的税收属性。按现有税种，中央确实没有多少余地与地方在收入分享上做太多的文章。这样的一个方向意味着在事权不调整的情况下增加地方征税权。我认为这个方向是危险的，是个分裂的体制。但这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中国的传统，中国几千年来就是封疆大吏体制，当地的首长就是父母官，管理地方上的一切事情，对朝廷负责，然后朝廷再派刺史进行监督。人们可以观察到，我们很多的说法、口头禅都反映了这个现实，如：“为官一任，造福一方”。
　　我们缺乏按照一定的原则分配各项政府职能的观念。科学划分事权说了20多年，但还是没有很好地划分，国家只是把一些没有办法分给地方的事情管起来了，比如外交、国防。界河本来应该由国家管，但也是省里在管。跨流域大江大河的治理、跨地区的污染、食品安全、跨地区经济上的纠纷、高级官员贪腐的司法管辖，这些都应该由国家来管。由于这些没有做到位，所以出现很多不和谐、不平衡、不可持续的问题，同现在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完全背道而驰，而且是制度性的背道而驰。
　　因此，我们应当向现代国家的方向走。关于如何分配各级政府之间的职能，我认为主要有三条标准：第一，外部性原则。假如一项活动的外部性只是一个地方得益，或者一个地方受损，这个事情就交给这个地方来管理，如果其外部性是跨区域的，应该在更高的区域级别上管理。第二，信息处理的复杂性。信息处理越复杂，越可能造成信息不对称的事项，越应让地方管理，因为地方政府熟悉基层事务，比中央政府容易识别信息不对称。比如社会保险中养老保险信息相对简单，只需知道人们的年龄、生死、就业状况。相比之下，医疗保险还要知道身体情况、药品、医院等等，而且信息高度不对称。所以，相较而言，养老保险国家有条件全面管理，而医疗保险可能需要国家和地方政府合作管理。第三，激励相容。要设计一种体制，使得所有的参与人即使按照自己的利益去运作，也能导致整体利益最大化，这种体制就是激励相容的。而我国食品、药品安全的管理体制是激励相容的反面例子。
　　按照这三个标准来定义，则属于中央管理的事项应是涉及全局性信息，信息不对称性不是特别复杂，外部性是全局的，中央和地方相应分工也是激励相容的。以此来分析我国各级政府功能上的分配，应该得出如下结论：中央要在支出上占更大的比重，中央公务员的人数要增加，要从地方划上来。我认为这是所谓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的一个制度基础。这也应当是政治改革的原则。政治改革的机制方向是增加舆论的监督，增加对选民、对当地人民的负责。如果经济和社会管理制度不激励相容、不协调，政治改革将激化矛盾。财政一半是“财”，另一半就是“政”。经过30年的财税体制改革，我们有了很好的基础，如果说以往的改革，主要涉及“财”，也触及到“政”，那么下一步，“政”是绕不过去的。我们已经步入深水区，果敢而又慎重、坚定而又持续地推进财政改革，在管理国家的方式上采用现代国家的做法，将为更深层次的改革打下基础。
　　作者为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作者：楼继伟/文 】

用地紧缺正在损害浙江产业升级

卓勇良

乐清一家企业老总年前告诉我，他们2001年开始征用的一块耕地，终于可在2012年初拿到。这种长达11年之久的拿地历程，令人唏嘘不已，典型反映了浙江的产业升级，正在遭遇用地紧缺的阻击。

　　这家企业是当地纳税大户。他们在柳市有两个相距数公里的厂区，面积都很小，物流成本较高，严重影响企业生产经营。2001年，他们开始征用厂门前104国道边上一块70亩左右的耕地，当时处理好了与农民关系，地却迟迟不能到手。

　　2009年我去他们厂里调研，当时厂里开发出了干式、低耗等多种科技含量较高的变压器，也拿到了多个重要订单，但却苦于场地狭小，不仅新产品难以量产，原有产品也受影响。万不得已之下，他们在福建和苏北等地买地，转移了一部分生产能力，然而当地产业环境远不如柳市，生产经营还是受到影响。

　　当前实施的“最严格的土地管理制度”，按我的理解，可以有两个含义。一是数量严格控制，浙江一个发达县市一年的建设用地，大致只有一千亩左右，不到当地耕地面积的0.5%。类似于文成这样的山区县，只有五百亩左右。二是征用严格控制，最大难点是占补平衡。即占用一亩农田，必须补上一亩农田，浙江寸土寸金，哪有地可补，一些地方已到了有指标也无地可用的境地。

　　这样一个低水平的建设用地规模当然不敷使用。浙江正在向人均一万美元以上的发展水平迈进，“半大小子，吃死老子”，这正是一个各方面均需用地的发展时期。浙江产业结构当前大致只相当于工业化中期水平，城市化率也仅62%，工业化和城市化都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然而当前不要说企业和城市建设缺地，就连山区农民发展农家乐、乡镇建设幼儿园、民政部门建设敬老院等，也因缺地而受影响。

　　土地紧缺已影响到了浙江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这是因为浙江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远未到达难以为继地步，原有建设用地不可能大量调整出来用于战略性新兴产业，用地紧缺也就等于掐住了产业结构增量调整途径。2004－2010年，浙江规模以上工业的机械电子电气和仪表产值的比重合计，仅提高了2.9个百分点，平均一年仅0.41个百分点，进度明显偏慢。这虽有多种原因，但长期来项目难以落地是一个重要因素。

　　蔡建平的工厂坐落在诸暨市店口社区五村。利用一栋租来的民宅，蔡建平2010年卖出了300万套电热、电容器铜配件，年产值6000万元，占据全国40%，应该说已做到了极致。蔡建平打算进军电容器行业，从二手市场以每亩120万元购置了5亩土地，可是还缺20亩土地又在哪儿呢？蔡建平向政府打了报告，不过从柳市那家变压器企业情况看，应该是不容乐观的。

　　浙江确实存在着粗放和浪费用地状况。如一些地方的马路过宽，绿地面积过大，土地总体产出率较低等。不过就当前阶段而言，浙江集约用地水平也还是不能说较低，有些甚至已因集约用而影响了正常的生活生产。平阳、瑞安一带农村，多户农居联排而建，相邻两家并用一堵山墙。浙江的大中城市，以及台州、金华等地农村，相当多的建筑物间距小于1，光照条件很差；一些企业不得不在相邻两个车间之间盖上顶棚，辟出车间，由此也出现了消防隐患。2007年，根据有关部门数据，全省人均建设用地0.295亩。日本在人均GDP与浙江大致相当的1990年，人均建设用地0.378亩，比浙江多28.1%。这或许有数据口径问题，但至少可以认为，浙江与发展水平相同时期的日本比较，同时再考虑到有大量外来农民工的因素，人均建设用地或许不能算高。

　　土地不是一次性资源，是可以重复使用的。南宋皇城所在的杭州凤凰山一带，原先都应该算是建设用地，但现在局部是林业或园林绿化用地。从这个角度说，“但留方寸地，留与子孙耕”，听起来很煽情，实际并不完全确切。

为改革呐喊的老人
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副院长 刘胜军 为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撰稿


近年来，以“摸着石头过河”自豪的中国改革突然陷入了迷局。一些学者甚至将过去十年归结为“改革已死”的十年。2012年适逢邓小平南巡20周年，社会上不乏再来一次南巡的呼声，只是“世间已无邓小平”。于是，对改革不进则退的焦虑感在弥漫。

之所以说改革陷入僵局，并非杞人忧天。

其一，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很多决议，并未得到有效执行，突出表现在央企垄断和“国进民退”现象上。

其二，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日甚，一些本该取消的审批权不仅继续存在，而且在一些领域出现了更多的审批“设租”行为。

其三，“国强民弱”的社会格局继续强化，2010年仅“两桶油”的利润就超过民营企业500强之和。政府财政收入以两三倍于GDP的速度猛增，年底突击花钱已成常态。地方政府更成为当下房地产利益格局最大的受益者，房价调控始终投鼠忌器。

再次，由于政府掌握太多资源和权力，腐败现象严重蔓延。不仅落马官员个个“钱多、房子多、女人多”，越来越多的企业家也是靠关系而非创新赚钱，导致“仇腐”几乎等于“仇富”的尴尬局面。

最后，政府体系日趋庞大，公务员考试成了“中国第一考”，五级政府，人大、政协、党委、政府四套班子，构成了中国历史上最庞大的政府。须知，政府是“非生产性部门”。“大政府”不仅意味着人民沉重的“养人负担”，更意味着更大的腐败风险。

可以说，“重庆模式”之所以能兴风作浪，与公众对缺乏机会公平和社会正义的严重不满情绪高度相关。眼下，中国不仅面临改革与革命的赛跑，还面临被极左民粹主义思潮绑架的危险。

在中国改革再次站在十字路口的时刻，一批年逾八旬的老人成为改革的旗手。他们的代表是经济学界的吴敬琏和茅于轼、法学界的江平、社会学界的资中筠。他们的言论既警示改革的迫切性，也给出了改革的药方。

1、改革为何停滞？

改革的推进，离不开相应的压力和动力。20世纪80－90年代的改革顺利推进，一个重要原因是当时的国企逼近破产，不改革就是死路。但现在，央企的高额利润，反倒成了继续改革的路障。正如吴敬琏所说：“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要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那时候的认识是对的。但是现在看来，改革决议的落实情况并不好，主要是因为吃改革老本吃得太舒服了，甚至觉得不用改了。”

改革出现困局的另一个原因在于，目前政府自身的改革已经成为核心问题，而要政府自我改革、放弃过大的权力，无疑需要一场“灵魂深处的革命”。吴敬琏指出，“中国整体改革能否顺利推进，关键在于政府自身。目前的问题是政府支配资源的权力太大，下一步改革必须要划清楚政府和市场的边界。必须把直接控制经济的全能型政府改造为提供公共服务的服务型政府，并将政府机关的官员更好地置于民众的监督之下。”

2、改革的迫切性

在权力不断干预经济的形势下，吴敬琏先生一再呼吁中国要避免“权贵资本主义的陷阱”，绝非杞人之忧。吴敬琏说：“因为土地被征用，农民损失的价值，换句话说政府能够拿到的土地价值是20万亿-35万亿，这么大规模的财富被政府控制，可见寻租空间有多大”。

腐败无疑是社会稳定的最大威胁。资中筠女士感叹：“腐败哪个国家都有。不过当前中国的腐败是弥漫性的，几乎覆盖所有领域，特别是本应是净土的文化、教育领域。现存的法律和政治机制不足以有效遏制蔓延。有一种‘中国特色’的腐败是其他国家所没有的，就是基于等级制的特权，各级掌权者合法地、不受监督地大量消费‘公款’按‘级别’提供各种享受。”

强势政府，也扼杀了企业的生存空间。资中筠说，“我们现在的制度和政策是逼良为娼的，做好事得不到好报，走邪门歪道容易得到好处。”但是，靠寻租发财的企业家注定没有安全感，这是出现新一轮移民潮的重要时代背景。吴敬琏回忆说，“去年浙江省的老省长请了一些民营企业家来座谈，他们情绪都灰溜溜的，根本没有信心，就想拿点快钱，然后投资移民。现在的市场环境有问题。”

缺乏监督的权力，也导致了社会的阶层凝固化。厉以宁说，“靠本事成功越来越少，农民工的儿子、孙子还是农民工。这种社会阶层的凝固化，到了下个阶段肯定会职业世袭化。既得利益集团，不愿回到计划体制，也不愿进一步改革，形成阻力。”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题为《无声的革命：北京大学与苏州大学学生社会来源研究（1952-2002）》的论文指出：20世纪90年代后，北大学生中，干部子女占比呈上升趋势，到1997年该比例达到39.76%，首次超过专业技术人员子女，更远超工人和农民阶层。

可以说，近年来不断增长的上访、群体性事件，都在警示我们改革的迫切性。吴敬琏严厉警告说，“一旦路径被锁定（在权贵资本主义），除非经过大的社会震荡，就很难退出了。我们目前的情况就有这样的危险。”

3、摸着石头过河，还是要“顶顶层设计”？

改革至今，一些过去的提法已经变得不再合适，甚至是误导。例如，“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可现在已经到了贫富差距过于悬殊的局面。此外，眼下的改革也出现了方向上的模糊，这与顶层设计的缺乏有关。吴敬琏说：“现在还说中国还摸着石头过河，我不大认同。陈云和邓小平先后提出‘摸着石头过河’，是在改革初期既没有传统的理论可作依据，也没有现成经验可资借鉴的情况下的一种没有办法的办法，或者叫做‘次优选择’。后来，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993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若干问题的决定》，更是一套受到中外有识之士好评的经济体制改革方案设计。”事实上，“十二五”规划明确提出要加强“顶层设计”，现在的确到了需要再度明确目标的时候了。

4、经济改革，还是政治改革？

现在，企业家、经济学家和法学家，都不约而同地关注起了政治改革问题。吴敬琏近年来也在诸多场合疾呼推进政改，视之为首要任务，“1992年重启改革潜伏了一个问题，就是当改革推进到垄断国企和政府职能时，受到了很大的阻力。政治不改革，经济改革也落实不了。”

好的市场经济，必须是法治的市场经济。江平教授感叹说，“法治离不开政治，我们党政分开做得并不太好；宪法权利，特别在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出版自由和结社自由都没有任何进展。自从所谓司法体制改革以后，不提司法独立，只提司法公正，这是个很大缺陷。加强法制不能离开政治体制改革，核心是党政分开。”

5、改革需要坚强的领导力

改革，是利益格局的重组，意味着巨大的阻力。改革，也会带来风险和不确定性。

政治周期，是改革的头号敌人。正如吴敬琏说言，“目前，大众普遍对政府对于防止事态恶化和灾变发生的措施不力啧有烦言，甚至将这种状态形容为‘下定决心抱着定时炸弹击鼓传花’”。

无疑，改革需要强大的领导力，而正直和勇气则是这种领导力的核心要素。前总理朱镕基说：“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讲过‘廉价政府’这个词，实际上就是指一个精简的、成本很低的、不浪费人民血汗的政府。‘吏不畏我严，而畏我廉。’下面的官并不是怕我的严厉，怕的是我廉洁，屁股上没有屎……如果本届政府都是‘好好先生’，我们就对不起人民。要做‘恶人’，不要说‘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已经变成庸人的社会，都不想得罪人，我不同流合污就行了’，这样想是不行的。”

6、改革的误区

只喊口号没有行动，或者打着改革的旗号扩权，是最危险的改革倾向。吴敬琏批评说，“问题越多越强化政府权力，政府权力越强化问题越多。这样的恶性循环就愈演愈烈，直到最后出现国进民退这套东西，路径依赖就到了一个死胡同里面。”对此，不少学者提议恢复“体改委”来设计改革方案，以突破现在各部委的利益本位主义。

对此，吴敬琏有着切肤之痛的反思，“在改革初期有一个非常天真的想法，认为只要搞了市场经济一切都会好起来。但是经过这么多年，我改变了这种天真的想法。现在各级官员支配资源的权力太大，使得腐败几乎不能遏制。我当时自己也觉得市场经济是一个非常好的道路，但是有一点现在回想起来没有注意到，就是既得利益集团的出现。”

7、如何改革？

改革时不我待，但总有人以各种理由拖延。其实，改革不是“能不能”的问题，而是“愿不愿意”的问题。孟子云：“王之不王，非不能也，乃不为也。”吴敬琏说得好，“当务之急是排除特殊利益干扰，重启改革议程，切实推进市场化和民主化、法治化的政治改革，使公共权力的行使受到宪法约束和民众监督，舍此别无他途。最近一年的事态表明，中国民众主动参与社会改革的公民意识正在增强。在他们的督促和参与下，中国完全有可能迎来一个改革新局面。”

江平教授也提醒说，“30年前，我们批判了‘两个凡是’的谬论；30年后，又有‘两个谬论’，里面包含了很大的危险：一个是‘稳定压倒一切论’，一个就是‘中国情况特殊论’。”

这些可敬的老人，“烈士暮年”，没有含饴弄孙，不去游山玩水，而是为改革呼吁奔走，代表了一代人“历史深处的忧虑”。“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吴敬琏先生充满感情地说，“我们这一代人总有挥之不去的忧患意识，这与自己的经历中的家国多难有密切的关系。民族振兴是我们这一代人刻骨铭心的梦想。我曾经说过，我们个人的命运是同改革开放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对民族前途自然就应当有一份责任和担当。虽然未来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但是有了这样的现实目标，我们就能沿着这一改革的道路坚定不移地前行。”

我们不能让这些可敬的老人一再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