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策智库 ChangCe Thinktank

贫困国家的民主启示
2012年04月06日 经济观察报

　　柳红

　　2012年3月13日午后，飞机降落在南半球太平洋(6.99,0.00,0.00%)群岛上的帝汶岛。在今年各国的大选中，不乏开天辟地的选举，东帝汶就是其中最值得观察的大选之一。在朋友的帮助下，我有幸得到了此次总统选举观察的机会。可以亲眼看一看，在这个110万人口，97%是天主教徒、50%文盲、70%农村人口，独立只有十年，极度贫穷的国度中，总统选举是怎么进行的？民主又是如何可行的？

　　第一印象

　　帝力（DILI）是东帝汶民主共和国（Democratic　Republic　of　Timor　Leste）的首都。机场不大，野草荒地和跑道连在一起，停机坪四周是一架架直升机。从机窗看出去，赫然入目的是热带植物和各式检查官、警察，他们散落着站在唯一一条通往落地签证处的通道两侧。总共只有一架民航客机，百十名乘客，在这么多人的“监视”下排着队缓步前行，很不自在，尤其是看到警察身上带枪。我想拍下这个场面，又怕犯规，虽然问了两次得到的回答都是可以，还是心有忌惮，只匆匆拍了张乘客排队办入境手续的照片。这是第一次近距离和联合国(微博)维和警察共处，在这里执行公干的一共8人，左臂上都佩戴着来自自己国家的标志。

　　机场外是一片野生环境。巨幅商业广告显示着这个国家的开放和对现代化的欢迎。从机场前往帝汶酒店的一路上，我趴在车窗上张望，可以看见黄色出租车，穿校服的孩子，住家门口晾晒的衣服，坐着、行走着的人，简陋的平民住宅，漂亮的政府建筑和一个又一个标着数字记号的总统候选人画像。帝汶酒店颇有柬埔寨风味，墙上、案上、几上悬挂铺陈着好看的当地特色织布。走道、楼梯、房间很宽阔，木头、竹子、麻绳装饰得既有特色又雅致。进房间，打开电视，CNN在播：中国的富人政治家（CHINA’S　RICH　POLITICIAN，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is　a　well-heeled　assem-bly）。一则新闻，不经意地牵出了对于眼前这个刚刚踏入，即将举行大选的穷国小国和我来自的那个“富国”大国间的政治联想。

　　4天后的3月17日，东帝汶将进行总统大选投票。下午，窗外不时传来竞选宣传车的高音喇叭声。晚上，一次又一次的瞬间停电。在酒店上网，2小时15美元，10小时50美元。

　　从独立运动英雄走向政治家

　　东帝汶只有两季：旱季和雨季。此时是雨季。

　　在经历了葡萄牙460年的统治之后，经过长期抗争，东帝汶独立革命阵线（the　Revolutionary　Front　For　The　Independence　OF　East　Timor，简称FRETILIN），在1975年宣布东帝汶独立。但是10天之后，印度尼西亚入侵。FRETLILIN领导游击队开始抵抗印度尼西亚统治的独立战争，战争进行了24年。山河破碎，25万人，也就是1/3人口死亡，创下了20世纪种族灭绝人口死亡率最高的纪录。1999年，为国家独立全民公决又引发印度尼西亚支持的地方势力的武装叛乱，数万人丧生，80%的基础设施和房屋被毁。直到2002年，东帝汶才正式独立。独立运动领袖古斯芒（Xanana　Gusmao）（1946年生）宣布：这是东帝汶自由日。我们要把所受的苦难留在身后，面向未来。

　　浴血奋战24年的第一代独立运动领袖达成一个共识：建立民主国家。他们愿意通过选举获得权力。2002年，在联合国保驾之下，东帝汶进行了第一次总统大选。古斯芒在竞选中说：“我们的战争还没有结束，我们的人民还在挨饿，在哭泣，在死去。接下来，我们必须发动战争，不再是用枪的战争，是呵护我们的土地和人民。我们必须建立一个制度，它代表着大多数人的理想，强化我们的民主，使得我们可以团结在一起，服务于我们的祖国。”古斯芒当选第一届总统（古斯芒曾于1999年获萨哈罗夫思想自由奖，2000年获悉尼和平奖和光州人权奖；2002年获欧盟的人权南北奖）；罗罗（Lu-Olo）当选议长；阿马若（Francis　Xavier　Do　Amaral）是副议长；艾卡提瑞（Mari　Alkatiri）成为总理。五年后的2007年，东帝汶举行了第一次自主的大选，霍塔（Jose　Ramos　Horta）当选总统，古斯芒成为总理。

　　2012是这个小国的大年：独立十周年，总统大选，议会大选。如果一切顺利，联合国维和警察将于年内撤出。

　　今年的总统候选人原本一共13位。不久前，4号候选人阿马若突然去世，剩下12位候选人，其中有两位女性。现任总统霍塔（Jose　Ramos　Horta，8号），罗罗（Lu-Olo，3号），原先的军队领袖、此次作为独立候选人的若阿克（Taur　Matan　Ruak，2号），议长阿绕周（Fernando　La　sama　de　Araujo，13号）均为候选人。这几位民意基础比较强，其中又以3号罗罗和2号若阿克呼声最高。

　　Lu-Olo的造势大会

　　翌日晨，走出酒店，只见对面悬挂着FRETILIN党候选人Lu-Olo的巨幅竞选招贴画。摩托车、小汽车、大卡车上都载满了人，他们的脸上、身上涂着油彩，成群结队，吹着喊着舞着。

　　Lu-Olo　（1954年生）从17岁离开学校，就投入了FRETILIN领导的游击战，一直在山里，24年没有踏进村庄和城镇，成为军队指挥官中少数未被俘的幸存者之一。1999年11月走出深山，开始从军人到政治家的艰难转型。2002-2007年，他担任东帝汶国民议会议长。2007年竞选总统时，他在第二轮败给霍塔（Ramos-Horta）。他接受了选举结果，并祝贺霍塔。

　　这天是选举前最后一个竞选宣传日。我们乘车前往Lu-Olo的造势集会，很快就汇入了欢乐的车流。年轻人、小孩儿，坐在卡车顶上，扒在驾驶门上。车子在路上排满了，慢慢地挪，给人的感觉不是倾城出动，而是举国出动。虽然慢，但是秩序井然。用了一个多小时终于到了集会现场：草地上、卡车上、树枝上都堆着人，高音喇叭里有人讲演、鼓动、欢呼、歌唱、跳舞……人们有节奏地呼喊“Lu-Olo,　Lu-Olo”。我们费力地穿过草地和人群走到主席台旁专为观察员提供的坐席区域。忽闻Lu-Olo要来，有人拦出一条走道；忽儿，人们又涌向另一个方向。大树上的孩子们，唱着歌摇动着树枝。这是人民的节日！

　　后来得知，就在此时，2号候选人要从这里穿过，赶去他的集会场所。而此地已经被3号的拥护者完全占满了。可是如果绕道的话，大概花6个小时也到不了。作为竞争对手，3号的竞选团队是不是能为2号提供方便是一个小小的考验。这不免令2号方面担心。然而，3号这边十分大度地让他们穿过去，双方的拥护者彼此打着招呼。

　　安静日

　　根据东帝汶的宪法和选举法，东帝汶公民满17岁就有投票权。候选人必须取得一半以上票数，否则就要对两名最高票数的候选人进行第二轮选举。总统任期五年，最多两任。总统委任多数党主席或多数的联盟成为总理。总统有权否决立法、发起全国选举和解散国会。立法机关由52~65席国民议会组成。国会议员也是民选产生，任期五年。东帝汶实行多党制，有17个注册政党。总统候选人可以进行30天选举宣传，选举宣传活动在选举日前两天停止。

　　有两个机构主要负责组织东帝汶选举，一个是官方的选举管理局技术秘书处STAE（Technical　Secretari-at　for　Election　Administration），成立于2003年；另一个是非官方的全国选举委员会（National　Electoral　Com-mission,　CNE），成立于2007年。选举向国际社会开放，欢迎选举观察。为此，STAE还安排了一场报告会，详细介绍有关选举的问题。在2011年的大选法修正案中，规定了招募选举工作人员，挑选负责人，培训，分发选举材料，在442个地区对选民进行教育，委派观察员和政党代表，印选票，以及为2个监狱、6家医院配备流动票箱等事项。

　　◆下转47版

　　上接45版

　　在《国内和国际观察员行为准则》（CODE　OF　CONDUCT　OF　THE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OBSERVERS）中，规定了观察员的权利：可以在全国境内任意走动；可以要求取得选举过程的有关资料；可以自由地与所有候选人和社会部门交流，跟随选举过程，有权使用任何关于选举过程的文件；可以造访CNE和STAE，去核实所承诺的选举过程中使用的设备；可以自由地和媒体代表接触及交谈；可以接触监管选举过程的所有法律、规定、准则；可以自由进入所有投票中心。同时，选举当局承诺：保证不干预观察员的选择和数量；保证不干扰选举观察员的活动；保证不对进行选举观察工作的国内和国际人士施加压力、威胁和报复等。他们也制定了关于总统和议会大选投票、计票及核查结果的相关法规。

　　STAE官员在报告和答问中表现出的精干，和外部世界沟通的自然流畅让人印象深刻。尤其是女性官员有非常出色的表现。

　　此次他们共安排了630个投票中心，850个投票站。9130位监票人，630个负责人。

　　我所在的团队分别请来FRETLIN党和CNRT党的负责人介绍情况。FRETILIN党的人士阐述了他们的理念：“选举，是在民主路上往前走。我们要政治领袖，不要政治冲突。现在我们已经进步到不会因为政治观点不同而发生冲突、暴力。最重要的是民主法治的国家。对于我们的宪法，我们感到骄傲。三权分立，互相监督。我们将会一天一天地推动民主进步，5年不够，10年不够，希望20年可以。在大选中，赢，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有好的民主政府。在以往革命的路上，打倒一个，又一个起来。如果没有民主法治，国家怎么前进？所以才要选举，要通过投票来决定。否则就会产生腐败。各个政党有不同意见，希望大家能在一起和平地讨论问题。”FRETILIN关注宪法、人的发展、教育和健康、私有财产权、权力分离、自由企业。在对待国际关系上，我们没有敌人，都是朋友。CN-RT（National　Council　of　Timorese　Resistance，帝汶抵抗全国委员会）的秘书长也表示：“民主的价值很重要。我们面向未来，不论左中右，只论发展。总统要能代表每个人的利益，而不是某个党的利益。”此次他们没有推举候选人，而是支持独立候选人2号。

　　见识了这些来自官方和政党的“权势”人物，与三家民间机构进行的座谈和拜访更加令人鼓舞（东帝汶国民可以自由组织公民社会组织，近年来数量快速增长）。

　　第一家是国家青年委员会（CN-JTL），成立于2002年。在帝力有20个志愿者，在全国有150名，主要工作是：维护独立、参与全国政策规划，为青年增进人力资源和技能。他们联合其他NGO进行选民教育，到大学去帮助选民登记，通过开会、广播、宣传单等形式发布信息，积极倡导和保障选举和平无暴力。

　　第二家是社会行动教会观察者（Church　Observers　for　Social　Ac-tion），成立于2007年，工作重点是发展本地选举观察能力。2007年他们派了选举观察组织；2009年又对镇选举进行观察。他们共培训了1700名选举观察员，将派往全国850个投票站。向我们介绍情况的先生早在1987年印度尼西亚当政时代就曾参与过投票站工作。当我问他：“你们有50%的文盲，会影响实行民主吗？民主和受教育程度有什么关系？”他的回答很果断：民主并不必然和教育程度有关。甚至可以说没有关系。即使不会阅读的人，也可以了解民主。只要对他进行培训，告诉他（她）民主是什么，目的是什么。

　　第三家叫 LUTA　HAMUTUK（意思是，我们在一起讲），他们长期观察政府预算以及公司和政府开发使用石油，有19个专职人员，149个志愿者，与最基层人民有直接联系。每年议会讨论政府预算时，他们会被请去谈老百姓的想法。议会要制定与石油有关的政策时，也要先问他们。他们认为，在东帝汶，是政府需要非政府组织。

　　选举和公民社会是民主制度的两翼。

　　投票日

　　3月17日是投票日，这一天，我们跑了六个投票中心，十几个投票站。

　　我们早上5点多出发，到第一家投票中心的时间是5点50分，天刚蒙蒙亮。我们佩戴着国际观察员的身份牌，开始履行职责。

　　这里有4名警察，10名穿黄色T-shirt的工作人员，1名穿绿色T-shirt的投票中心“头儿”。他们搬桌子、数选票、倒墨水，把用硬纸壳做的秘密写票处立起来，轻手轻脚有条不紊地准备着。各位候选人代表胸前佩戴着能够区分来自哪个党或是几号候选人的胸牌。时间到时，秘书先宣布投票即将开始，高举票箱示意它是空的，然后当众封上，读出封条号码。投票的顺序是先工作人员，继而在场的本地观察员、各候选人代表和警察。

　　非常安静又非常庄重。我的鼻子一阵阵发酸，禁不住热泪盈眶。

　　警官着蓝色警服、宽皮带、高腰靴，身材挺拔，个个英武。轮到女警官投票：验明身份，领取选票，进秘密写票处划票，出来投票，然后用手蘸墨水，用意是表明你投过票了，不能二次投票。因为墨水在一天之内洗不净。投票前验明身份时也要查验手指是否有墨水痕迹。接着，男警官进入投票区。他们把身上的手枪卸下，交给女警官，对于不能带枪投票也是有专门规定的。此时，他不是履行警察职责，而是履行公民职责。他们做得十分好。

　　接下来，早早等在大门口的老人、妇女，青年排着队开始往里走，他们穿戴整齐，有人裤子上熨出了裤线，有妇女在给怀里的婴儿哺乳，有孩子跟着大人。天亮了，天晴了。晨光下这个画面格外和谐。一个男子搀着母亲从出口处艰难地挪进来，工作人员直接领他们去投票。规定允许老人、怀孕者、残疾者、有病者可以不用排队直接投票。

　　去的第二个投票中心是给我们开车的当地司机的投票点。这是一所学校，5个教室开放作为5个投票站。我做了一份详细的观察记录，看到两起违规事件都被在场的候选人代表及时纠正了。

　　一是，一位老妇人大概是文盲，不会划票。工作人员向她询问后，对着观察席上的各位说了几句话。只见一位候选人代表起身，搀扶老妇走向秘密写票处。其余代表一齐叫了起来，示意叫停。最后，还是工作人员本人扶她进去划票。二是，一选民投完票，手指没蘸墨水就出了门，被观察席中眼尖的候选人代表看到，把她叫回来。这是一个多么严密的监督连环套。一个完善的民主制度一定是无所不在的监督。而且监督发生在彼此利益不同的集团和人中，比如眼下，由于他们分别代表不同的候选人，所以会张大眼睛盯着其他候选人代表有无违规行为，尤其是小党对大党更存戒心。这几乎就是人盯人战术。而正是这种人盯人，保障了程序的公开公正。

　　到第三个投票中心时，雨又下开了。此地有大量警察和记者，好像有特殊情况。我们刚刚在验证、发选票的工作人员身后站定，就看见人群的目光忽然朝向了入口处——2号候选人若阿克和夫人走来，这是他的投票点。有一随行人员为他撑伞，他们像普通选民一样接受检验身份。无论是工作人员，还是选民都未显出异样。他投完票，只有外国记者“长枪短炮”地包围了上去。

　　第四家投票站发生了意外：选票不够了！按理，早上7点前数选票就应该发现选票和在此登记的选民数有误差。显然，这可能成为发生事端和导致选举失败的事件。不过，选民非常耐心地在院子里长时间等候。联合国维和警察和选举委员会一同送来选票，经过现场清点，投票继续进行。

　　下午两点去往最后一处，观察投票结束阶段。3点准时结束，我才有机会走进秘密划票处，顿时被眼前看到的惊呆了：两根线绳上拴着两个长钉子。原来，他们不是用笔写，而是用钉子在选票上戳洞。这方便了不会书写的人。

　　工作人员在剩余没有用的选票上盖上“没用”（unused）的章，然后开始数选民登记花名册上标记的投票人数，数了一两个小时。接着，他们从教室里搬出一些桌子，在屋檐下摆成一排，把选票从箱子里倒出来，将折迭的选票一一打开朝下铺平。投票中心的头儿不断地和各观察员、候选人代表和选民商量下一步该怎么做，凡事经过他们认可。例如，数来数去，选票和登记在册的人数差了一票，为了找到这张票，又花费数小时。

　　开始点票时天已经见黑。一人唱票，一人计票。一会儿，天完全黑下来，只有走廊上的灯照着唱票和计票人，直到午夜点票才结束。其实，这个投票中心不过只有2000多张票。

　　这个漫长的天啊，阴晴多变，风雨来去。我看到了，这不仅是年轻的国家，也是年轻人的国家，充满希望的国家。投票过程完全是由20岁—30岁的年轻人自我管理自我组织的过程，他们皮肤黝黑，穿着牛仔裤，夹趾拖鞋，严肃认真地担当了大事。虽然在数票数上费了些周折，办法比较笨，但是这也说明，在受教育水平低的地方，多花点时间，慢慢来，就能保证选举顺利进行。民主选举，不怕慢，就怕站。

　　观选的启示

　　第二天，街上的候选人广告就不见了。一切照旧，不留痕迹。在110万人口中，有超过60万人注册投票。没有候选人过半数，得票最多的3号罗罗28%；2号若阿克25%。他们将于4月中旬进行第二轮投票。现总统霍塔得了17%，他说，自己并不感到失望，因为另外两位都有能力保证国家的和平和稳定。霍塔是1996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在1975年那次短暂的独立中，25岁的他就被任命为民主共和国外交部长。从那时起，他一直担当着东帝汶与国际社会间沟通的发言人。1983年他在海牙国际法学院学习国际公法学，在斯特拉斯堡人权国际研究所接受人权法学习；后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完成了美国外交政策的研究生课程。他可以流利地讲葡萄牙语、英语、法语、西班牙语、德顿语等，是独立后第一任外交部长；2006年担任总理，2007年当选总统。

　　如果对于民主国家来说有一个考试的话，那么，这个考试就是选举。当我们坐下来回顾和讨论观选过程时，团队的负责人问了这样一个问题：东帝汶的这场选举是不是自由公平的？大家异口同声：YES!　　　　我想把眼睛看到的说出来：第一，民主，不像有人说的是资产阶级或者发达国家的专利。它是人类进步的一种创造，每个人都有权享受民主。第二，实行民主是制度转型的重要部分。民主政治并不必然带来社会动荡，反而可以使多元社会的多种利益得以平衡。不同政治势力基于一个公平的游戏规则来竞争合作是和平稳定的保障。第三，民主是可操作的，它可以通过学习和训练逐渐完善，世界上已经创造出了很多模板。第四，所谓民众素质，或受教育水平与能否实行民主无关。第五，选举和公民社会建设是建立民主制度的两个要素。第六，各种基层选举是通向国家民主的道路。选举的公正与否是一个民主制度的试金石。


　　要离开东帝汶了，又是一个午后。在机场，只见3位女士站在办票柜台旁的传送带上办理乘客的行李托运，忙乱不堪，不禁哑然失笑。这和他们计票一样慢。但是，我们都学会了耐心等待。这，就是东帝汶。慢，又怎么样呢？这个年轻的国家向世界贡献了为自由、独立献身的生命；贡献了一个又一个和平、自由、人权奖得主；如今，又贡献了一个透明、公正、秩序井然的总统大选。

亚洲濒危物种：外派高管

外籍高管？别提了。如今，在亚洲开展业务的西方企业正开始寻找当地人担任该地区最重要的职务。

专业人士称，这个转变的背后有好几个原因，其中一个原因是，在公平的竞争环境中，西方企业必须将新近壮大的亚洲企业和消费者当作对手和客户来对待，而非只是把他们当作生产合作者。

专业人士指出，西方企业现在青睐的是能在没有翻译协助的情况下与当地企业和政府敲定交易的高管，而且他还要理解耐着性子出席三小时的晚宴常常是亚洲式谈判过程的一个重要部分。

根据招聘公司史宾沙（Spencer Stuart）对2005年至2010年期间1,500个职位安排的分析，跨国公司聘用的亚洲地区高管中实际上有四分之三为已经在亚洲生活的当地人，只有6%的受聘高管来自亚洲以外的国家。

美国杜克大学福库商学院（Duke University's Fuqua School of Business）的战略和国际商务教授阿里埃·莱文（Arie Y. Lewin）指出，“融入（当地）文化在战略上很有必要，否则的话，要学习文化的方方面面永远都学不完。”他还说，当地人或许能在模仿者和竞争对手时常按不同规则行事的商业文化中更好地行进自如。

史宾沙董事总经理菲尔·约翰斯顿（Phil Johnston）指出，此外，聘用外籍高管一旦失败可能会成为一个代价巨大的错误，并会延缓企业在当地的发展，

为了帮助企业找到亚洲高管人选，至少有两家猎头公司（史宾沙和光辉国际（Korn/Ferry International））表示他们已开始将高管人选分为四大类──精通亚洲文化但在美国或欧洲接受教育的亚洲人，已经在亚洲生活或工作多年的外籍人士，在西方国家出生或成长、对亚洲了解很少的亚裔，以及无西方国家工作或生活经历的亚洲本土高管。

这两家公司均表示第一类高管最受寻求本土经验的企业的青睐。不过，约翰斯顿说，这类候选人难以找到和留住，而且他们可能会提出75万美元至100万美元的薪资要求，与外籍高管的薪资水平相当甚至有时候还超过他们。

2010年，德国大集团西门子公司（Siemens AG）聘用出生于中国的康奈尔大学（Cornell University）毕业生程美玮主管中国区业务，这一职位以往都由欧洲人担任。

虽然西门子的欧洲高管在中国市场取得了一些进展，例如将中国的销售额提高至全球营收的近十分之一，该公司意识到还是需要一位能够迅速发掘本土商业合作伙伴的高管。

经历一番广泛的搜寻之后，西门子最终聘用了程美玮，他曾担任福特汽车（Ford Motor Co.）（中国）有限公司以及通用电气（General Electric Co.）（中国）有限公司的首席执行长。

西门子聘用本土高管的决策似乎已经取得了成效。在上任后的头18个月，程美玮促成西门子与上海电气集团（Shanghai Electric Group Co.）合资建立了两家风电公司。

西门子人力资源主管、董事会成员布里吉特·埃德雷尔（Brigitte Ederer）称，程美玮能与地方官员轻松交流，这在向各个城市出售能源技术时是一个很大的优势。在中国，许多地方官员不会说英语。

光辉国际北美区总裁鲍勃·戴蒙（Bob Damon）说，当前高管职位的人才储备非常之少，大多数亚洲区高管就是在西方企业之间轮换工作，程美玮就是如此。与此同时，其他在亚洲设立新岗位的企业也增加了对高管的需求。

金宝汤公司（Campbell Soup Co.）近日宣布任命苏盈福（Daniel Saw）出任其有史以来的第一任亚洲区总裁，加拿大大集团庞巴迪公司（Bombardier Inc.）聘用艾伯特?李（Albert K. Li）担任新设立的庞巴迪宇航中国公司总经理一职。这两名高管均出生于亚洲，都曾在西方跨国公司担任区域经理。

同时，年轻的中国职业人士也正在为满足未来几年的管理人才需求做准备。据主管GMAT考试的美国研究生入学管理委员会（Graduate Management Admission Council）的数据显示，美国10个M.B.A.项目中就有近四个项目声称来自中国的外籍申请者增长最快。

招聘公司称，另一方面，无亚洲工作或生活经验的外籍人士则没必要申请亚洲高管的职位。史宾沙公司的约翰斯顿说，有时会有些西方的中层管理者向他询问，声称他们最终做好了去亚洲开拓职业生涯的准备。他建议道，“他们的经验对亚洲一点吸引力都没有或者说一点都不相关。”

约翰斯顿还说，在新加坡和香港这样的中心地区，外籍高管每年的住房、交通以及孩子上私立学校的津贴高达20万美元，此外这些福利的税款还需10万美元。他指出，计入外派的成本之后，总的算来，一次糟糕的聘用会让企业付出高达100万美元的代价。

线上招聘公司Monster Worldwide Inc.的首席执行长萨尔·亚努奇（Sal Iannuzzi）称，该公司实行本土招聘已有几年时间，这部分是因为他发现外派外籍高管的成本过于高昂。亚努奇说，“他们在那儿呆12个月，其中六个月时间搞清楚如何搭船，然后用接下去的六个月搞清楚如何回家。”

与其他一些公司相同，如今Monster也跟踪观察自己的员工以确保人才供应不会断流。

亚努奇说，该公司当前的中国区主管罗秉权（以前与亚努奇同在一个兄弟会）了解当地的情况、在中国人脉很广而且也了解如何招聘。罗秉权的工作职责之一就是在退休之前找到自己的继任者。

总部位于纽约州怀特普莱斯（White Plains）的喜达屋酒店及度假村国际集团（Starwood Hotels & Resorts Worldwide）也在培养自己的亚洲区主管，在从公司内部一路晋升的管理者中进行选拔。例如，该集团的亚太区总裁从上世纪70年代就开始在香港的财务团队工作，而中东地区的主管原来是一名一路晋升而上的酒店经理。

喜达屋首席执行长陈盛福（Frits van Paasschen）说，本土经理人成长于自己所处的市场，因此他们了解客户的需求。例如，中国区的主管就了解与业主或开发商做生意时，要更多地“以信任为基础”，而不是像“做交易”。他还说，本土经理人也知道为中国游客（如今占该地区酒店客人的绝大多数）提供茶壶、拖鞋和筷子能够为他们带去更多家的感觉。

餐饮企业百胜餐饮集团（Yum Brands Inc.）的首席执行长大卫·诺瓦克（David Novak）则把其成长于亚洲的区域主管和高管团队称为“我们最大的一个竞争优势”。中国已成为百胜最大的利润来源，为其贡献了超出40%的营业利润。

诺瓦克称，多亏了百胜在中国区的主管们，肯德基（KFC）在中国开始为早餐供应粥和豆浆，必胜客（Pizza Hut）现在也推出了下午茶套餐，它们在本土顾客群中一直大受欢迎。

Leslie Kwoh

华尔街日报

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肖捷《经济日报》撰文：
继续推进增值税制度改革
——完善有利于结构调整的税收制度

阅读提示：增值税是我国第一大税种。今年1月1日开始在上海市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进行的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是继2009年全面实施增值税转型改革后，我国税制改革进程中的又一个标志性事件。税收是调节经济运行、促进结构调整的重要手段。营业税改征增值税是推动经济结构调整、促进发展转型的一项重大改革，也是结构性减税的重要内容。实施这项改革，有利于消除重复征税，增强服务业竞争能力，促进社会专业化分工，推动三次产业融合；有利于降低企业税收负担，扶持小微企业发展，带动扩大就业；有利于推动结构调整，促进科技创新，增强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这项改革涉及面广，利益调整复杂，需要在扎实做好试点工作的同时，加强调查研究，认真总结经验，及时跟踪评估，完善政策措施，确保改革顺利进行。

1. 增值税制度亟待向广度覆盖

现阶段解决增值税改革的广度问题尤为紧迫。由于对劳务、不动产和无形资产征收营业税，增值税的抵扣链条不完整，转型后的增值税制度在消除重复征税、促进产业分工方面的优势仍然难以充分发挥，急需在覆盖广度上取得突破。

增值税的理论构想是上世纪初由美国耶鲁大学亚当斯教授和德国实业家西门子博士提出。1954年，法国首先将增值税制度付诸实践，目前已有 170多个国家和地区实行。一项税收制度能够很快在世界得到普及，表明其具有独特的制度优势。增值税的核心特征是抵扣机制，即以货物和劳务的增加值为税基，在计算应纳税额时，可以抵扣用于生产投入的外购货物和劳务所负担的增值税款。这一制度安排，与传统的以货物和劳务价值全额为税基的销售税相比，能够有效地避免重复征税。纳税人总体税负不会因生产经营过程中分工和协作环节的增多而叠加，是更适应社会生产分工不断细化的货物和劳务类税种，其最初的理论构想者将该税种赞为“改良的所得税”。

根据纳税人外购固定资产抵扣程度的不同，增值税可归为3种类型。一是生产型增值税，税基为销售收入减去外购货物和劳务支出，不扣除外购固定资产价值，在统计口径上相当于国民生产总值。二是收入型增值税，税基是在生产型增值税基础上，可以扣除当期固定资产折旧，相当于国民生产净值。三是消费型增值税，税基为销售收入减去外购货物和劳务支出，并扣除外购固定资产价值，相当于对国民收入中用于消费性支出的部分征税。这3种类型增值税，扣除程度依次呈阶梯式递增，税基则呈阶梯式递减，二者此长彼消。举个例子，假设某一纳税人当期实现销售额100万元，外购货物和劳务投入40万元，外购固定资产投入 30万元，固定资产折旧5万元（均为不含增值税价格），在生产型增值税制下，其可扣除金额为40万元，税基为60万元；在收入型增值税制下，可扣除金额为 45万元，税基为55万元；在消费型增值税制下，可扣除金额为70万元，税基为30万元。

我国是在1994年进行的财税体制重大改革中，将增值税制度全面引入货物和加工修理修配劳务领域。增值税由此成为第一大税种，不仅在筹集财政收入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且有力地推动了货物生产流通领域专业化分工的发展。同时，增值税的出口退税制度也为出口货物以不含税价格参与国际竞争创造了有利条件。随着增值税制度的建立，我国以加工制造业为代表的第二产业得到了快速发展，并逐步成为全球制造业大国。据统计，1994年至2010年，我国工业增加值由19481亿元增加至160867亿元，按不变价计算增长4.4倍；出口货物总额由10422亿元增加至107023亿元，增长9.3 倍。

受当时一些条件制约，1994年基于经济体制转轨背景建立的中国增值税制度，与其他大多数国家实行的增值税相比，在改革的深度和广度上尚未完全到位。在深度上，主要是增值税进项税额抵扣不彻底，固定资产没有纳入抵扣范围，对投资仍然重复征税，在税制类型上还属于生产型增值税，不利于鼓励企业设备投资和技术进步。在广度上，主要是增值税覆盖不全面，征税对象限于货物和加工修理修配劳务，对其他劳务、不动产、无形资产则实行营业税制度。根据相关数据测算，目前增值税覆盖了国民经济60%多的领域，其余由营业税覆盖。这种增值税与营业税并存的税制格局，不仅对服务业内部的专业化分工造成了重复征税，也导致制造业纳税人外购劳务所负担的营业税和服务业纳税人外购货物所负担的增值税，均得不到抵扣，各产业之间深化分工协作存在税制安排上的障碍。

2009年，以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为契机，为解决增值税改革的深度问题，在部分地区先行先试的基础上，我国全面实施了增值税转型改革，将机器设备类固定资产纳入进项税额的抵扣范围，在推动增值税由生产型向消费型转变方面，迈出了重要一步。据统计，2009年至2011年因实施增值税转型改革，累计减少税收收入5000多亿元，明显减轻了企业税收负担。

与解决改革的深度问题相比，现阶段解决改革的广度问题更为紧迫。由于对劳务、不动产和无形资产征收营业税，增值税的抵扣链条不完整，转型后的增值税制度在消除重复征税、促进产业分工方面的优势仍然难以充分发挥。当前，我国经济正处于转型发展的攻坚时期，必须抓住机遇在一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突破，加快完善有利于转方式、调结构的体制机制和政策环境。税收是政府影响资源配置的重要手段，增值税是与货物和劳务生产流通关系密切的税种，不失时机地将增值税制度引入服务业领域，消除营业税重复征税的弊端，不仅是完善税收制度的必然选择，也是促进现代服务业发展、推动第二和第三产业融合、培育经济增长新动力的迫切需要。

相对于1994年而言，目前实施营业税改征增值税的条件已经基本成熟。经过多年实践，增值税的制度优势已经得到社会认同，营业税的弊端广遭诟病。增值税立法也提上日程，对改革形成了有力推动。国际上对服务业征收增值税越来越普遍，可以为我国实施这项改革提供有益借鉴。随着税收专业化和信息化管理水平的不断提升，增值税的征收效率明显提高，为实施营业税改征增值税提供了所能承受的减税空间。

2. 营业税改征增值税的经济效应分析

营业税改征增值税的经济效应，不仅体现为税负减轻对市场主体的激励，也显示出税制优化对生产方式的引导。相对而言，前者的作用更直观，后者的影响更深远。

经济理论和实践证明，社会分工程度是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营业税改征增值税的经济效应，不仅体现为税负减轻对市场主体的激励，也显示出税制优化对生产方式的引导。相对而言，前者的作用更直观，后者的影响更深远。其效应传导的基本路径是：以消除重复征税为前提，以市场充分竞争为基础，通过深化产业分工与协作，推动产业结构、需求结构和就业结构不断优化，促进社会生产力水平相应提升。

在深化产业分工方面，营业税改征增值税既可以从根本上解决多环节经营活动面临的重复征税问题，推进现有营业税纳税人之间加深分工协作，也将从制度上使增值税抵扣链条贯穿于各个产业领域，消除目前增值税纳税人与营业税纳税人在税制上的隔离，促进各类纳税人之间开展分工协作。

在优化产业结构方面，将现行适用于第三产业的营业税，改为实行增值税，更有利于第三产业随着分工细化而实现规模拓展和质量提升。同时，分工会加快生产和流通的专业化发展，推动技术进步与创新，增强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

在扩大国内需求方面，营业税改征增值税消除了重复征税，对投资者而言，将减轻其用于经营性或资本性投入的中间产品和劳务的税收负担，相当于降低投入成本，增加投资者剩余，有利于扩大投资需求；对生产者和消费者而言，在生产和流通环节消除重复征税因素后，商品和劳务价格中的税额减少，可以相应增加生产者和消费者剩余，有利于扩大有效供给和消费需求。

在改善外贸出口方面，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将实现出口退税由货物贸易向服务贸易领域延伸，形成出口退税宽化效应，增强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货物出口也将因外购生产性劳务所含税款可以纳入抵扣范围，形成出口退税深化效应，有助于进一步拓展货物出口的市场空间。

在促进社会就业方面，以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容纳的就业人群要超过以制造业为主的第二产业，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带来的产业结构优化效应，将对就业岗位的增加产生结构性影响；随着由于消除重复征税因素带动的投资和消费需求的扩大，将相应带来产出拉动型就业增长。

为了客观地验证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后的经济效应，国家税务总局专题研究小组通过建立中国税收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T-CGE），运用计量方法，将深化增值税制度改革对各类市场主体行为的影响置于宏观经济运行的整体框架中做了量化分析。T-CGE模型包括两大部分：一部分是作为模型数据基础的社会核算矩阵，另一部分是刻画经济循环过程的系列方程组。社会核算矩阵共设置7大类11个账户，分别是商品、活动、要素（资本、劳动力）、机构（居民、企业、政府）、投资储蓄（储蓄、投资和库存）、国外部门和税收，其中商品和活动分别由61个产品部门和产业部门构成，最终参与计算的数据近30000个。系列方程组根据不同描述对象共分为生产行为、居民行为、政府行为、进出口行为、投资和储蓄、税收制度、均衡条件7大模块，包含2400多个变量和方程，对经济活动的全部过程，包括厂商生产决策、居民消费偏好以及税收对各行为主体的影响等，均以方程的形式予以模拟。

以2009年为基期，运用T-CGE模型就改革对经济社会的综合影响进行的模拟测算结果显示：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后，将带动GDP增长 0.5％左右，第三产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占比将分别提高0.3％和0.2％，高能耗行业增加值占比降低0.4％；拉动居民消费增长约1.1％，社会投资增长约0.2％，出口增长约0.7％；可直接带来新增就业岗位70万个左右，且第三产业就业占比将有所提升；税收收入预计净减少1000亿元以上，价格总水平也将有所下降。虽然2009年的基础数据带有国际金融危机影响的痕迹（2010年以后的数据因不完整而无法使用），但这一测算结果同样可以证明，积极推进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必将为加快经济结构调整提供强有力的制度支持。

3. 营业税改征增值税的总体考虑和试点方案

推进营业税改征增值税，需要“整体规划、统筹协调、平稳过渡”，既要统一设计税制改革方案和相关配套改革措施，又要通盘考虑改革的具体事项，还要充分兼顾改革前后税制和征管变迁，实现税制转换的平稳过渡。

营业税改征增值税是一项重要的税制改革，涉及税种结构、财政体制、税收征管等一系列制度性安排。在税种结构上，我国现行货物劳务税体系是以增值税、营业税、消费税为主体。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后，将形成以增值税普遍征收为主、以消费税特殊调节为辅的税制格局。在财政体制上，我国目前对增值税实行中央和地方按75:25的比例分享，营业税除少部分行业集中缴纳的税收归属中央外，其余全部属于地方收入，并占整个地方级税收收入的三分之一以上。为保障地方财政利益，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后，收入仍归属地方，同时还要相应考虑地方收入主体税种构建问题。在税收征管上，按照国税局和地税局征管职责划分，增值税由国税局征管，营业税除归属中央的收入由国税局征管外，其他由地税局征收。为了提高征管效率、降低征纳成本、规范税收执法，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后，应由国税机关统一负责征收，并结合深化税制改革、逐步健全地方税体系，合理配置地税机关征管职责。

上述若干制度安排面临的调整变化，牵涉和影响面之广，超过了1994年以来任何一项税制改革。因此，推进营业税改征增值税，需要“整体规划、统筹协调、平稳过渡”。整体规划，就是要遵循增值税制度内在规律，着眼于消除货物和劳务领域的重复征税，统一设计税制改革方案和相关配套改革措施，妥善处理好政府与纳税人、中央与地方的分配关系。统筹协调，就是要结合增值税立法的要求，通盘考虑改革的具体事项，精心设计税制要素，科学确定税负水平，合理划分收入归属，不断完善征管条件。平稳过渡，就是要科学安排改革进程，充分兼顾改革前后税制和征管变迁，确保纳税人正常生产经营不受影响，实现税制顺利转换、征管有序衔接、征纳关系和谐融洽、财政体制平稳运行。

从理论上讲，营业税改征增值税采取一步到位的方式更有利于保障增值税抵扣链条的完整性和税制运行的规范性，但为了确保改革毫无悬念地取得成功，有必要通过先行试点的实践，验证税率等税制要素设计的合理性、配套措施的有效性、财政减收的可行性、征管制度的科学性，为全面实施改革积累经验。根据增值税的特点和将要改征增值税行业的特征，改革试点应采取地区试点与行业试点交叉进行的方式。这一方面可以从点面结合的角度，全面评估税制设计对纳税人负担、税收收入以及经济运行的影响，通过及时发现问题、完善方案，为全面推进改革做好制度安排；另一方面，可以从以点促面的角度，夯实改革所需的各项纳税服务和征管基础工作，有效增进征纳双方对税制转换的适应性，为改革顺利实施创造不可或缺的运行条件。

基于上述考虑，改革试点方案需要从试点范围、税制安排、过渡政策、收入归属、征收管理等方面，对整个试点工作做出统一部署。试点方案总体上应具有扩大试点和全面实施的可操作性，而非仅适应单个地区的量身制作。

在试点范围上，综合考虑服务业发展状况、财政承受能力、征管基础条件等因素，先行选择经济辐射效应明显、改革示范作用较强的地区，将与生产流通联系紧密的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纳入试点范围。

在税制安排上，除合理设定计税方式、计税依据、纳税地点外，关键是科学设置税率。按照将原营业税税负平移的方法，采用全国税收调查和北京、上海、湖南3个地区典型调查的数据，相互验证测算出交通运输等行业的适用税率在11%至15%之间，现代服务业的适用税率在6%至10%之间。根据改革后试点行业总体税负不增加或略有下降的原则，改革试点方案从低确定了11%和6%两档税率，并对出口劳务实行零税率或免税。

在政策衔接上，针对增值税与营业税的税制差异和改革试点在部分地区部分行业开展的实际情况，对试点地区与非试点地区、试点行业与非试点行业、试点纳税人与非试点纳税人之间的税制衔接，以及原营业税优惠政策延续等问题，均进行了妥善处理。

在收入归属上，维持现行财政体制基本稳定，按照保持中央和试点地区税收分配关系不变的原则，对原归属试点地区的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后收入仍归属试点地区。

在征收管理上，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后，由现行负责征收增值税的国税机关统一征收。

4. 改革试点的开展情况和扩大试点的基本考虑

随着试点的延续，要围绕改革对经济运行、社会民生等方面的影响，及时总结经验，完善政策措施，凝聚改革共识，并在此基础上继续扩大试点地区和行业范围，使增值税的链条机制完整运行。

今年1月1日以来，上海市共有12.6万户企业（其中，交通运输业1.1万户，现代服务业11.5万户；一般纳税人4万户，小规模纳税人 8.6万户）纳入改革试点范围，由原缴纳营业税改为缴纳增值税。在上海市的精心组织下，实现了税制转换的平稳过渡。改革试点虽然时间不长，但已呈现出4个方面的变化。

一是降低了大部分纳税人税收负担。试点的小规模纳税人大多由原实行5%的营业税税率降为适用3%的增值税征收率，且以不含税销售额为计税依据，税负下降幅度超过40%；试点的一般纳税人中，85%的研发技术和有形动产租赁服务、75%的信息技术和鉴证咨询服务、70%的文化创意服务业纳税人税负均有不同程度下降；加工制造业等原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因外购交通运输劳务抵扣增加和部分现代服务业劳务纳入抵扣，税负也普遍降低。

从交通运输业看，改革试点的名义税率为11％，同时在税制安排上明确了进项税额可以抵扣，其实际税负要低于11％的名义税率，并且下一道环节接受交通运输服务的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进项税额抵扣将由原7％增加到11％。毋庸讳言，我们注意到参与试点的部分交通运输业企业在改革试点初期出现了税负增加的问题。初步分析，原因主要在于，不同企业由于资本有机构成及投入时间存在差异，进项税额与销项税额在一定时段上不匹配。交通运输企业的主要资本投入是车辆，如果纳入改革试点的交通运输企业大部分车辆都是在2012年1月之前购置，就会在改革初期出现可抵扣进项税额较小、销项税额相对较大的情况。同时，由于改革尚未全面推开，影响到交通运输企业进项税额抵扣不充分。譬如，路桥费支出是交通运输企业经营成本的主体之一，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近期发布的报告显示，过路过桥费平均占运输成本的34％。由于路桥收费还没有纳入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范围，交通运输企业发生的路桥费支出得不到抵扣则会相应增加税收负担。再如，一些交通运输企业发生的车辆加油费支出，因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不方便或不及时，也带来了进项税额抵扣不足的矛盾。解决这些问题，根本上还需要继续深化改革，完善相关配套措施，努力确保不因改革增加纳税人负担。上海市也为此做了相应考虑。

二是拓展了试点行业和企业市场空间。对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改征增值税，拓宽了加工制造业产业链上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的进项税额抵扣范围。目前，试点地区纳税人来自外省市的订单已经开始增加，表明改革试点相应扩大了交通运输和现代服务业市场需求。

三是促进了企业分工细化和技术进步。试点之前，许多制造业企业基于外购技术的营业税负担问题，不愿意将研发环节从本企业分离。试点之后，由于外购研发技术负担的增值税可以抵扣，一些生产制造企业向外分离研发设计等业务的意愿愈来愈强。改革对深化专业分工、提高创新效率的激励和引导效应正在显现。

四是提升了商品和服务出口竞争力。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后，出口退税宽化和出口退税深化的制度效应得到了体现。在宽化效应方面，国际运输和研发设计被纳入出口零税率范围，推动了这类服务以不含税价格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在深化效应方面，出口货物接受试点纳税人提供交通运输和部分现代服务业劳务所负担的进项税额可以得到退还，增强了这类货物出口的竞争力。

上述变化，初显了营业税改征增值税的积极成效，也反映出需要密切关注和统筹研究解决的问题。随着试点的延续，要围绕改革对经济运行、社会民生、企业负担、财政收入、征管效能、纳税遵从等方面的影响，及时做好阶段性总结和评估工作，认真总结经验，完善政策措施，凝聚改革共识。在此基础上，继续扩大试点地区和行业范围，适时将一些示范和带动效应较强的地区纳入试点，选择部分与生产流通联系紧密的行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试点，消除地域性试点的局限，使增值税的链条机制完整运行。“十二五”时期要全面实施这项改革。

应当指出的是，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后，增值税制度本身仍有待继续完善和规范。需要进一步完善出口退税机制，研究将现行增值税起征点的适用范围由个体工商户扩大到小微企业，适度减少增值税税率档次，探索建立留抵税额退税等制度，使增值税在广度和深度上与国际普遍适用的制度安排更加接轨，为加工制造业和服务业企业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创造更为有利的税制环境。

华尔街公关沉浮
周乃蓤
2012年04月10日


自闭沟通渠道，只会加深华尔街和美国社会的隔阂，相互理解的希望更加渺茫

财经记者免不了和公司的公关部门打交道，两者表面上嘻嘻哈哈，背后互相轻蔑。高盛过去12年来的公关负责人卢卡斯?凡?普拉格在公开挑衅记者智商方面出了名上。最近高盛终于向他开刀。对此，记者圈开始幸灾乐祸，但后来又转向同情，甚至惋惜他的去职，认为这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

卢卡斯?凡?普拉格是位摆绅士架子的英国人，仪表谈吐透露上层社会特有的气质。他想要幽默时就让人觉得如沐春风，想要冷漠时，就寒气逼人，一般和他打交道的记者都直呼他“卢卡斯”。

这种炫耀的风格其实与高盛低调传统大为不同。高盛在成立后143年间，根本没有专人负责公关。到了1970年才有那沃特尼，代表公司小心翼翼的和外界打交道。卢卡斯2001年加盟高盛时，高盛汇集了金融领域最尖端的人才，他们自认为高人一筹。但金融危机发生之后，高盛不得不向美政府求助，而普通纳税人中很多正是危机中失业、失去住房的受害者，这时候高盛还要端出一副“宇宙主人”的架子，谁愿意受这个气？

还有，金融危机的时候，媒体及所代表的大众不能不问：高盛要是那么全知全能，对华尔街反应堆熔毁过程，不能不知道些事儿吧？自然而然，就有各方面猜测高盛制造了这次灾难，来从中牟利。其中有些的确被证明确非空穴来风。但高盛放不下身段来认错，卢卡斯做为发言人，惯用的办法还是摆出一副不屑对牛弹琴的高傲：教训记者脑袋发热、没把基本事实搞清楚，误导大众。他养尊处优的一生，没有学到如何应付排山倒海的危机。

从去年初，财经媒体圈就传出高盛对卢卡斯厌倦，可能会被炒鱿鱼。纽约的几家媒体都分别有讽刺他的文章，有一篇把他不可一世的话语收集起来，以飨读者。典型的是：“揣测（高盛）高管薪酬是吃饱了撑的，讲老实话，这就是愚蠢。”在回应滚石杂志撰稿人泰比把高盛比成“巨大的吸血乌贼，缠绕在人类的经济命脉上，不停吸血”时， 卢卡斯说：“泰比的报道集阴谋论之大成，他还不如说高盛是刺杀肯尼迪总统的第三名抢手，或者说美国登陆月球是编造出的谎言。”他还说：“吸血乌贼很小，对人体无害。”

有的时候，卢卡斯明显在说谎：他告诉金融时报，高盛在美邦保险的投资很小，小到“没有实质意义”。后来美邦破产后，在与美邦有合约往来机构的名单上，高盛位居榜首。在美政府介入救助应急款中，高盛就拿了1290亿美元。

卢卡斯后来的确收敛了许多，讲起了公关。但这更加深外界的揣测。有人说，高盛公司形象日益恶化，卢卡斯已经成为负资产了。当记者打电话向卢卡斯求证去职的消息，卢卡斯也不掩饰失望情绪，回答道：“人生就是这么回事。”

有一位公关业内人士就此说过一段很精辟的话：公关的对象不是媒体和公众，而是公司内部主要员工，这些人的忠诚度是支撑高盛赚大钱最关键的因素，尤其是在外界批评汹涌如潮的时候，更需要凝聚团结力，保持士气。

名誉成败来自公司文化，而不是传播。公关负责人对公司文化的影响力很小，他的责任是捍卫名誉和品牌。公关如果忠实执行领导的强硬路线，当领导意识到路线有问题，最简单的做法却就是牺牲公关负责人，以平息众怒。这也许就是卢卡斯的命运。

卢卡斯的继任人还没有宣布，据知情人透露这人是财政部长盖特纳的前助理Jake Siewert。他是个刀枪不入，讲话拘谨的官僚。有些财经记者已经开始怀念卢卡斯的世故和幽默。即使骂人，他也会选用些不俗套的话语。

在傲慢上，高盛和其他几家大型投行，彼此相差不多。摩根斯士丹和摩根大通也是一样：不认错，藐视社会上批评言论，尤其是面对指责高管薪酬过高和制造贩卖复杂金融衍生品这些事实，他们不道歉，冷冰冰的，也不在乎社会上对他们“为富不仁”的批评。有分析指出，这是因为律师们警告他们不能讲错一丁点，否则会吃官司。以“占领华尔街”为代表的团体，虎视眈眈的等着找机会向大投行追究金融危机责任，投行一旦承认自己不是没有瑕疵，就会被抓住把柄，如果不想被起诉和判刑，就得摆出“我没错，你能拿我怎么样？”的姿态。还有华尔街正在集中力量想削弱多德-弗兰克金融改革法案在执行上的力度，万不能在此时此刻，表示任何忏悔。

这么自闭沟通渠道，华尔街和美国社会的隔阂只会加深，相互理解的希望更加渺茫。这的确可悲。

茅于轼：知识分子 知行合一
本文来源于 财新《新世纪》 2012年第14期 出版日期 2012年04月09日

　　 这位耄耋老人几十年来矢志“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做事”，因为他相信，收入越高，自由越多

财新《新世纪》 记者 霍侃


　　为什么GDP的增长并没有带来人们内心的平静和愉悦？为什么人文主义应该是经济学研究的出发点和归宿？3月30日下午，83岁的经济学家茅于轼与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的师生们，一起探讨国家如何在发展市场经济的同时，更多地为人民谋福祉、求幸福。
　　前一天，美国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刚刚将2012年米尔顿?弗里德曼自由奖（Milton Friedman Prize for Advancing Liberty）颁发给这位耄耋老人。“茅于轼是中国倡导开放和透明政策、个人权利和自由市场经济的先驱者之一，并在中国从计划经济向自由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卡托研究所如此评价。
　　茅于轼出身机械工程师，对经济学最初的思考，始于60年前在东北开火车的经历，“我一直想，如何在保证正点的同时调节机车速度，使消耗的燃料最少”。上世纪70年代末，茅于轼凭借扎实的数学基础推导出了择优分配原理。
　　从中国经济改革伊始至今，茅于轼先后研究计量经济学、美国经济与中国经济。1986年，他到美国哈佛大学访学一年。这段对市场经济的切身观察，让他开始向中国大众普及“生活中的经济学”，进而以一个经济学家的良知与思考，探讨中国社会问题，如何在这个转型国家实现更好的市场经济。
　　1993年，茅于轼从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退休，参与创办民间智库天则经济研究所，并担任首任所长，着重于推动经济学理论和前沿性社会经济问题的研究交流，为中国的改革提供来自民间的制度创新解决方案。茅于轼本人更是走出书斋，在推动农村小额贷款、农民工家政培训等公益事业中，一以贯之地践行其自由市场经济的理念。
　　4月2日，刚从深圳出差回京的茅于轼，跟财新记者谈及当下中国继续推进市场经济改革最需要做什么时，回答了简短的四个字：取消特权。
自由市场的倡导者
　　茅于轼很早就有朴素的市场经济意识。1957年的整风反右运动中，茅于轼因为在讨论中说“猪肉买不着，为什么不涨价”而被打成“右派”。忆及此，茅于轼说，当时并不懂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只是表达了很自然的想法。
　　20世纪70年代，茅于轼的研究兴趣逐渐从机械工程转向经济学，是中国最早开始研究数理经济学的学者之一。1979年，他证明非线性规划中的“拉氏乘数法”，其经济学解释就是择优分配原理，并指出资源的最优配置是通过价格实现的，搭建了微观经济学最重要的理论框架。
　　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副所长张平80年代初在北京经济学院曾上过茅于轼的择优分配原理课，他告诉财新记者，这门课主要就是讲微观经济学，在计划经济背景下引入供求市场价格作为最基础的社会资源分配模式，是一种新的思路。
　　1985年，《择优分配原理》一书正式出版，是代表当时中国思想解放最前沿思考的“走向未来丛书”之一，不仅奠定了半路出家的茅于轼在中国经济学界的地位，也对一代青年知识分子起到了思想启蒙的作用。
　　在择优分配原理的基础上，茅于轼开始研究价格理论，80年代中期写出《中国经济改革中价格的作用》《计划经济中价格扭曲所造成的经济损失》等文。茅于轼认为，根据价格理论，可以导出全面的公有制不可能有效率、计划经济不可能成功、均衡的交换价格是所需要的正确的价格等推论。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张维迎认为，茅于轼是中国最精通价格理论的经济学家之一。
　　茅于轼对市场经济如何运作更深入的了解，来自1986年在美国为期一年的访学。基于对这个世界上最发达市场经济体的近距离观察，茅于轼1993年出版《生活中的经济学——对美国市场的考察》一书，将市场经济的规则、文化、法律、道德观念等原理，还原为日常生活中的现象，一时洛阳纸贵。
　　市场经济的理念逐渐被社会所接受并全面推进后，各种社会弊病也逐渐显现，很多人甚至怀疑市场经济是不是道德沦丧的经济。1997年末，《中国人的道德前景》一书出版，茅于轼讨论在市场经济下应该有什么样的道德规范，并指出“市场经济道德承认个人追求自利的合理性”。
　　他的这一观念建立在对自由和平等的理解之上。茅于轼一直认为，人与人平等，必然导致自由，也是市场经济的最根本基础。他在重读奥地利经济学家米瑟斯1927年出版的《自由与繁荣的国度》时指出，如今见到的各式各样市场经济中的毛病，绝大部分是不尊重别人有追求自身利益的权利、侵犯了别人的利益造成的，片面从个人自由去想问题，造成了个人之间行动的冲突。
　　近几年，虽然年事已高，但茅于轼的眼中依然容不下任何违背市场经济原则的“沙子”，反对限购、反对经济适用房、反对金融垄断，他不时针对各种有悖公平竞争原则的政策直言批判。
　　“我更担心的是一种倾向，认为经济管总比不管好，管经济的想法，很容易转化为计划经济的主张，随时随地都有拐回到计划经济体制中去的可能。”茅于轼对财新记者说，“现在国有经济越来越强大，政府配置资源的范围越来越扩大，私营经济越来越困难，这个担心有增无减。”
“为穷人做事”
　　“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做事”，是茅于轼最受争议的观点之一。批评者往往看不到，茅于轼正是用实际行动来践行“为穷人做事”。米尔顿?弗里德曼自由奖组委会称茅于轼是中国民间慈善和社会自助组织的先行者，颁奖词中写道：“茅于轼认为，一个人收入越高，其获得的自由越多。”
　　茅于轼最初开始参与民间公益事业是1990年。当时，他在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任教，同时任非洲能源政策研究顾问，“有了点富余的钱，就想着扶贫，开始给希望工程捐款”。
　　三年后，他的方式从捐款变成向贫困农民提供小额贷款。1993年9月，茅于轼牵头在山西省吕梁地区临县湍水头镇龙水头村成立“龙水头扶贫基金”，以个人的500元开始小额信贷实验。
　　“这是我自己想出来的扶贫办法，光给钱不是扶贫的良策，关键是要培植农民的自救能力。”茅于轼说，设立小额贷款基金可以持续使用，能使更多的人受益。这是中国最早完全由民间私人出资兴办的扶贫小额贷款。目前，小额贷款业务已经扩大到山西永济、四川大邑和北京。截至2011年末，累计发放小额贷款超过1万笔，贷款金额近1亿元，3000余户农户从中受益。
　　茅于轼为穷人做的第二件事，跟“小保姆”有关，即成立免费培训家政女工的富平职业技能培训学校。2001年冬天，茅于轼和时任亚洲开发银行驻中国代表处首席经济学家的汤敏，去山西临县检查小额贷款工作。回京途中，汤敏提出仅有小额贷款不能完全解决农村贫困问题，还得帮助农民进城，并且有能力在城里找到工作。茅于轼和汤敏发现家政服务市场供不应求，于是决定凑钱办一个培养家政服务员的学校。
　　2002年3月，富平职业技能培训学校举行首届开学典礼。个人出资10万元的“大股东”茅于轼给学校定名“富平”，取“让平民富裕起来”之意。此后十年间，富平一直坚持向中西部贫困家庭的女性提供两至三周免费岗前培训并分配就业的模式，截至2011年末，已经培训了2.14万名家政女工。
　　如今的“富平”已不仅是家政服务员培训学校，而是涉及微型金融服务、生态信任农业、儿童早期教育、家政与社区服务四项核心业务，集社会创新研究与人才培养于一体的非营利社会企业培育组织。
　　谈到富平学校的新业务框架，茅于轼告诉记者，现在范围更大一些，但做最直接、最有效的扶贫的宗旨不会改。
　　富平学校的资金来源，也从当年亲朋好友和热心人士的“凑钱”，引入了社会投资的理念。“所谓社会投资，是以社会公益为目的的商业。”茅于轼对财新记者解释说，“原来的公益是自己花钱，钱花完就结束了，要想有一种可持续下去的公益事业，就需要有商业的模式参与进来，把公益和商业结合起来，是社会投资的出发点。”
　　目前，茅于轼已经从富平学校的日常管理中淡出，只担任理事长，具体业务由管理团队负责。北京富平学校校长沈东曙在中信集团工作过，也创办过自己的互联网公司，有丰富的企业管理经验。他接受财新记者采访时说，富平过去十年的发展中，有意识地希望能让中国知识分子优秀的人格传统与社会企业家的创新人格在富平得以融合体现，对很多事情的判断，可以回归到“这些人会怎么做”的基点，茅于轼、吴敬琏等理事起到了“定海神针”的作用。
良知与胸怀
　　很多人对茅于轼的印象是敢说话。坚守18亿亩土地红线没必要，廉租房应该没有独立厕所，消灭高利贷的方法是让大家都去放高利贷……他的很多文章和发言都引发舆论热辩，甚至招致攻击谩骂，但他依旧坚持自己的认知。
　　与尖锐的观点形成明显反差的，是见过茅于轼的每个人都能体会到的温和、斯文、谦虚。即使是不同意见者的谩骂，他也回答：“我这一辈子经受的事情很多，比骂人更厉害的事都经过，被侮辱甚至殴打，所以，对这些骂人的话，我不大在乎。”
　　但他不无担忧地告诉财新记者，真正值得担忧的是社会缺乏宽容精神。“这是非常危险的事，到现在还有文革派说要批斗我。如果左右两派都是这种方式，中国就完蛋了。”他说，“有不同意见可以，但要彼此尊重，这是民主政治的基础。”
　　在沈东曙眼中，茅于轼也是这样做的，“他在不同环境下始终讲自己的真话，理性地讲，不喊口号，不站队。”
　　茅于轼平等和自由的观点，很大程度上受其家庭背景和成长经历影响。“自由和独立的思想我从小就有。”茅于轼在自传《八十回望：走近茅于轼》中写到，由于父母都是知识分子，有留学生的背景，“我们的家庭教育是自由、平等、开放、崇信科学”。
　　茅于轼的父亲茅以新是铁道工程专家，伯父茅以升是桥梁专家，两人都是20世纪初的赴美留学生。战乱年代，茅于轼跟着父母奔走四处，在重庆南开中学的几年对他影响颇深。“班上有些关心时事的同学经常就当时的政治问题辩论，培养了我的民主意识，懂得人人都有言论的自由，发表任何一种意见，不管是对是错都能得到保护。”
　　在与茅于轼十年的合作过程中，沈东曙认为，很重要的一点体会是，要做到知行合一，“根据自己有限的判断说真话、做实事，缩小想到、说到和做到之间的距离”。
　　茅于轼的良知和胸怀，是他赢得国内外尊重的重要原因。华远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任志强在新浪微博中说，“你会在80多岁之后仍深入农村帮助扶贫吗？茅老师会。支持茅老师办公益，正是因为将钱交给茅老放心。”任志强目前也是北京富平学校的一名理事。
　　茅于轼
　　1929年1月14日生于南京，1950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机械系，先后任职于齐齐哈尔铁路局、北京铁道科学研究所，1984年调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1993年从中国社科院退休后，与张曙光、盛洪、樊纲、唐寿宁共同创办天则经济研究所，现任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北京富平学校理事长。主要著作有《择优分配原理》《生活中的经济学》《谁妨碍我们致富》等。

硅谷、纽约、伦敦如何演绎世界三大科技中心
from 36氪 by Joyce陈小蒙


在过去的5年时间里，网络和各种数字技术日新月异，创业门槛进一步降低。世界各地都涌现出了各种高新科技中心，大有百家争鸣之势。

Startup Genome的研究发展项目新近公布了世界三大科技中心：硅谷，纽约和伦敦，并发布了关于这大三科技中心的一个详细的数据对比分析。这份数据报告可以让创业者看到这些世界顶尖的科技中心的演变情况，也可以对比他们的竞争力和不同的特点。36氪撷取了其中一些有趣的数据，与读者分享。



创业公司吞吐量（输出量）：不难想象，硅谷稳居榜首。不过，每年的差距都在不断减小。目前硅谷的规模是纽约的4倍，伦敦的5.5倍。

创业公司成功率：按比例来说，在硅谷处于“规模经济发展阶段”（scale stage）的创业公司分别比在纽约和伦敦的创业公司高出22%和54%。

可用资金：在发展最初的三个阶段，即发现，核实，效率三个阶段，平均来说，硅谷的创业公司可以融到比纽约和伦敦的创业公司多2到3倍的资金；但是在规模经济发展阶段，在纽约和伦敦的创业公司分别可以筹到比硅谷的创业公司多27%和30%的资金。

市场规模：硅谷的创业者比纽约和伦敦的创业者更加有野心。认为业务市场超过100亿美元的，在硅谷的创业者中比在纽约和伦敦的创业者分别高出22%和120%。

市场类型：硅谷的创业者比伦敦的创业者开发新兴市场的概率高出13%，而伦敦的创业者更喜欢为已经存在的市场提供更好的产品。而纽约的创业者最喜欢将市场垂直细分。

产品类型：跟纽约的创业者相比，硅谷的创业者开发游戏的概率是其3倍，开发交易平台的概率是其50%，开发社交网络的概率比其高出23%。

产品开发：在产品开发方面，伦敦和纽约的公司的外包率比硅谷公司高出34%。

行业导师：硅谷和纽约比伦敦有更多乐于帮忙的行业导师。

思想领袖： Steve Blank和Paul Graham在硅谷最受欢迎。Paul Graham在伦敦最受欢迎。而在纽约，大家更青睐Fred Wilson。

工作强度：硅谷公司的工作强度比纽约的公司高出35%。硅谷公司的平均工作时间是每天9.5小时，伦敦是8小时，纽约是7小时。

创业团队组成：硅谷创业团队中技术人员的比重要比纽约创业团队中高出34%，而纽约创业团队中是商务人士的概率是硅谷创业团队的2倍。

创业者经验：硅谷创业者的创业经验更为丰富，他们曾经创办的公司是纽约和伦敦创业者的两倍。

创业者动机：在硅谷，希望改变世界的创业者比纽约和伦敦的创业者高出30%。


最后，Startup Genome根据其吞吐量列出了世界创业公司生态系统前25名，如下：
1.硅谷（旧金山，帕洛阿尔托，圣何塞，奥克兰）
2.纽约（纽约布鲁克林）
3.伦敦
4.多伦多
5.特拉维夫
6.洛杉矶
7.新加坡
8.圣保罗
9.班加罗尔
10.莫斯科
11.巴黎
12.圣地亚哥
13.西雅图
14.马德里
15.芝加哥
16.温哥华
17.柏林
18.波士顿
19.奥斯汀
20.孟买
21.悉尼
22.墨尔本
23.华沙
24.华盛顿
25.蒙特利尔
读者点击这里可以看到该项目的博客。

via TC

为何中国能人也造假？
谢国忠


去年除夕，我在上海一间酒吧等待观看一年一度的壮观景象——海量的爆竹和烟花齐齐燃放，就在那一刻，我想吸一支雪茄。我问侍者酒吧里是否卖雪茄。他说，外面马路上有人卖。我走出了酒吧。果不其然，有个看上去是外来工模样的中年人身旁停着一辆自行车，车的一侧挂着一捆雪茄，全是古巴来的。帕特加斯四号(Partagas 4)每支50元人民币，大约是香港价格的一半。如此便宜的价格带给我的激动没能持续太久。不一会儿，我开始意识到真相：有人在上海的人行道上销售古巴雪茄可能不大对劲。这雪茄绝不是古巴雪茄的味道。

上个月，我在逛北京一家高档购物中心时，发现一家非常大的雪茄商店。我走进去，看到每一面货架上的古巴雪茄都高高堆到了屋顶。加湿器朝暗色的木货架呼呼地喷着白雾。在那里可以找到任何一种古巴雪茄，而且存货充沛。这个景象看起来令人震撼。可我接着发现了一件怪事：所有的雪茄看起来颜色完全相同，而且没有香味，就好像是我在上海人行道上买到的那支。

几天后，我试着去一家五星级酒店买一支雪茄，以前我在那里买过好多回。那家酒店已把雪茄搬到了大堂里的一间精品店。一开始，我真不愿相信，连这家店也在卖和我先前遇到的一样的没有香味的假古巴雪茄，所以闻了又闻。这家酒店的名声很好，但它销售的雪茄和我在上海人行道上买到的是同样货色。原来这家精品店被外包了，包给了一个精明的家伙。
这是中国新富阶层遇上的另一件令人不爽的事。在中国，你可能很有钱。但当你要享受美好生活时，你喝下去的是假拉菲(Lafite)，吸进去的是假古巴雪茄，心里还要祈祷，它们千万别是有毒的。

包下一家开在五星级酒店里的精品店，没有几个非常能干的人是做不来的。在价格极其高昂的餐厅里出售古董级的1982年拉菲酒，也是如此。这样聪明的人，却参与到了造假的生意中。他们甚至打入了最有名的酒店。由于这种生意规模如此庞大，体系如此成熟，中国最优秀、最聪明的人当中，肯定有很大一群参与了进去。为何这么多有才能的人会做这种事？这样的人难道不能通过合法生意取得成功？这个现象，可以从中国的经济结构中获得解释。

中国有部电视剧中出现过一个场面：一个闪电致富的人和他的梦中情人在一家豪华餐厅约会。女孩问他，为何要转动酒杯？“不要在外人面前问我不懂的事，”他等侍者刚一离开就朝女孩吼道。“我不知道。电影里的人都这么做。这肯定是一件高品位的事。”

假冒奢侈品生意背后最大的推动力，就是来自新富阶层的缺乏品味的需求。他们都是头一次开始努力享受美好生活。这类消费者比较容易蒙骗。在中国，人们喝拉菲就像喝张裕一样，一饮而尽。喝酒的人很难搞清喝的到底是什么。正因如此，有些假拉菲是用非常便宜的原材料仿制的。曾经在一个边远小镇，有几个人告诉我，他们经常喝2008年产的拉菲，味道很糟糕（因为有人印刷了太多的2008年拉菲商标）。就在那时，当地产的红葡萄酒上市了，价格卖到几乎和拉菲一样高。为何不呢，因为它的味道比那“拉菲”还要好。可问题是，所谓的当地红酒，有可能是贴上了当地商标的大批进口智利葡萄酒，而所谓的拉菲，可能则是用当地的原料仿造的。有的时候，是仿造外国酒赚钱；有的时候，则是把外国酒标上当地的牌子赚钱。你根本就弄不清楚。

如果天真的消费者喝到的总是假拉菲，他们就会觉得真拉菲味道怪异。古巴雪茄是如此新鲜，大多数人都不知道它到底应该是什么味道。于是，赶制出来的赝品会被当成真货。而当人们习惯了假的雪茄，就会觉得真雪茄的味道很古怪。也许，未来的古巴雪茄也永远会是“中国制造”。

中国的经济结构意味着，它提供不了许多机会。政府痴迷于投资，结果到处造成产能过剩。大多数中国商人，在其宣称进行的商业活动中都赚不到钱。投机、与政府官员勾结以及造假，才是赚钱的主要途径。这一推动因素不应被低估。当一个人的生意已是供大于求、债务缠身时，造假是一条颇有吸引力的出路。

中国人投入到造假活动中的这些精力和创意，未来有没有可能被用到更能持久的活动中去？中国的企业难道不能通过创建品牌和开发特有技术来致富？在我看来，那一天终会到来。当中国的资金分配是由市场驱动时，正常经营的企业就会赚钱，有才能的企业人士就能从合法生意中获利。到那时，仿冒拉菲就可能成为历史。

我是东勃：
在互联网，谁是你的目标人群？

http://xueqiu.com/3622059247/21681468

最近在网上先后看了两篇文章《买卖宝：神秘的移动电商》 http://magazine.cyzone.cn/articles/201204/2453.html 和
《9158的屌丝经济学：城市白领不是我们的用户群》 http://tech.ifeng.com/internet/detail_2012_04/02/13621910_0.shtml 。涉及到了同一个问题，对于一个互联网公司来说，白领人群是否是你的真正目标受众？先来说说这两个网络公司：9158.com和买卖宝，相信行业内人士也不会太多人知道这两个公司吧。

说白了，9158.com就是一个在线视频聊天室的模式。就是由网站提供视频聊天室，用户付费成为室主，可组织唱歌等活动。观众即普通用户则可购买诸如喝彩、送花等付费道具与室主互动。很老土和久远的互联网模式了吧，听上去一点都不性感。然而9158真实的商业能力让人吃惊。至今，9158 .com及其下属众多子网站合计拥有2万多个视频聊天室，注册用户1-2亿，活跃用户两三千万，同时在线约70万，每月营收接近7000万人民币，占全行业收入的70%.在视频与交友这两条同样盈利艰难的坐标系交汇点上，堪称名副其实的“草根王者”。创造9158这样辉煌业绩的却不是通常互联网公司的目标人群。9158的用户，一部分来自三四线乡镇网民和城市打工者，另一方面则来自个体户小老板，他们都有着极强的网络消费意愿。

另一个公司买卖宝，致力于移动电商，然而在当下夺人眼球的电商行业，买卖宝似乎是一个异类，很少有人知晓。因为他们“卖的东西很山寨，用户很草根”。他们的生意大多是在山寨手机上完成的，他们的客户大多是来自县、乡、村一级的农民工或农民，他们的交易地点主要遍布在城乡结合部的工业园区或制造业基地，他们的客单价一般在300元左右，比凡客、淘宝这些白领消费平台还要高，最重要的是，他们几乎不与传统电商争夺所谓的城市白领消费人群，而是在一个崭新的维度上拓宽了“电商”的外延人群。据说，2011年买卖宝的收入接近4亿。

通过以上两个另类公司的介绍，我们发现了他们的共同点，抛弃了互联网行业重视的传统目标受众群：城市白领人群。传统上我们都认为这群人属于“三高”人群：高学历、高收入、高消费。对于互联网公司来说，这是一群最有价值的人群：他们高学历，对于网络消费、社交等“先进”生活方式有更好的接受度；他们高收入，在外企、事业单位、国企工作，自然会拥有更好的收入。自然地这群人的消费水平也会比较高，他们身处大城市、对生活品味有一定的追求，也愿意为消费买单。

然而实际情况是这样吗？据9158创始人傅政军解释到“城市白领真正可自由支配的收入，其实很少。他们为了维护白领这个‘名头’，必须把大部分收入用来买房买车，其它消费也必须向着这个目的靠拢，不可能在虚拟网络上一掷千金。”的确现实，当前中国大城市的白领阶层所关心的最大消费莫过于“买车、买房”，这个两个大头，不光会消耗掉白领的大部分储蓄，而且会让大多数人背上负债，成为“车奴、房奴”。纵使他们的绝对收入较高，但在车房这两个绝对价格极高的“必消品”面前，似乎再多的工资也显不足。面对现实，节省其他方面的开支也是自然的选择。网上消费的支出实际上也是很有限的。以至于电商网购最有效的主题总是“便宜”，为了赢得消费者不惜烧钱大打价格战，导致如今的电商行业哀鸿一片。他们的目标受众“白领人群”显然没有这些电商企业们想的那样大方。

反观另一类消费人群，即9158和买卖宝的目标受众。他们的特征可以用“三低”来形容：低年龄、低学历、低收入。他们多身处三四线乡镇、也是中国新一代农民工的主力，他们可以是民工、保安、军人以及路边餐馆的服务员，也可以是个体户小老板，这群人其实很难接触电脑，对于互联网各类层出不穷的新东西也置若罔闻，他们上网最多的就是在网吧聊天、听音乐、游戏娱乐这些最传统的网络消费。9158的虚拟聊天室正是符合这群人的消费习惯。另一方面，他们手中都会拥有一部山寨的手机，通过手机浏览器把自己和网络时代联系在了一起。

这群“三低”人群的消费能力如何呢？买卖宝创始人张小玮说“这个群体的最大特点是绝对购买力低，但相对购买力高。作为三低人群，这一部分群体的绝对收入基本处于2500元到3000元的水平，但是和大多数的城市人不同，他们身上背负的经济压力小，不是房奴、车奴、孩奴，负担小致使他们敢于花钱，虽然收入偏低，但是其中大部分人愿意把钱花在经济消费上。这一群体是最不担心就业的，他们不愁找不到工作。”对这部分用户而言，视频聊天这种原始而极易被接受的网络社交方式几乎是他们在枯燥工作之余唯一的娱乐，尤其是对于第二代打工者而言，没有了养家糊口的压力之后，他们更乐意将大部分收入投入到让自己觉得“开心”的事情上去。还有这群被傅政军称为“中国特色的中产阶级”的个体户小老板们，与欧美传统的“中产阶级”有着明显的差异。他们虽然有着较强的消费能力，但因为受教育程度和生活环境的限制，无法从现实中获得满足娱乐、社交等需求的有效渠道，于是，网络便成了唯一的出口。据傅政军称9158上大部分的室主正来自这群“中产阶级”，他们不仅愿意付费成为室主，为了让自己的聊天室人气暴涨，他们甚至会贴钱雇用“明星管理员”和“明星主播”，有甚者每月支出过万都不足为奇，更不用说送送花、送送飞机这些“小钱”了。张小玮也这样描述他的顾客：“每月手机上网费他们就要花几十块、上百块，这是由消费结构决定的，因为他们没有别的娱乐生活。”买卖宝的客单价是250左右，高于无线淘宝，这也直接说明了三低人群的购买力并不低，这一客单价甚至超过了许多传统的PC电商。张小玮算了一笔账：“三低人群的市场粗略算来有3亿人，这是一个没有负担，不习惯存钱的3亿人，假设每个人月收入2500元，消费1000元，一年折算1万元，这都将是一个3万亿的市场。”以传统电商渗透城市人口超过10%的比例来看，如果对三低人群有5%的电商渗透率，这都将是一个1500亿的市场。”

最后再举一个熟悉的例子：新浪VS腾讯。传统上新浪始终定位“三高”人群，服务于城市白领受众，由于缺乏从这群人身上赚钱的有效模式，新浪一直依靠广告业务成长，这造就了一家市值约40亿美元的互联网公司。而腾讯更多地市场在“三低”人群，更年轻、更三四线的受众为腾讯提供了庞大的用户基础，通过QQ增值服务、各种钻、会员、小游戏、道具装扮，着实从这群人身上赚到了钱，打造了一家市值超过600亿美元的企鹅帝国。他们所服务的目标人群，确实有所差别。对了，新浪2010年3000万美元的“入股”了9158，基于9158的视频聊天室，打造了“新浪show”、新浪微博“微秀”等产品，这似乎显示了一种趋势。

在中国的互联网市场，其实有一道鸿沟，它分割了“少数大城市白领用户”和“广大乡村城镇低层用户”。大多数互联网企业拼杀在鸿沟的一边，白炽甚至惨烈；少数企业专耕于鸿沟的另一边，闷声发大财。如果你是一家雄心勃勃的中国互联网企业，你的目标人群会选择哪里？

闾丘露薇：再见博鳌
2012.04.13 249 南都周刊2012年度第14期


参加博鳌论坛，我的意外收获是，看着这个地方，就像中国，外观改变快速，但是内里，却有太多的依旧。


今年去博鳌采访，遇到11年前一起采访第一届博鳌论坛的香港同行，她已经好多年没有来采访论坛了，三天下来，她只有一个评价：“一点没有改变。”

她指的当然是大会安排这样的“软件”问题，如果说硬件，不要说博鳌论坛已经有了自己的永久会址，就连博鳌镇还有琼海市，都因为这个论坛而有了翻天覆地的改变。

11年前，博鳌论坛是在草坪上搭起的大帐篷里面召开的，那个时候，保安当然没有现在这样严，所以我们有机会看到国家领导人在酒店的游泳池里面游泳，我们的一位摄影师，还在厕所里面和领导人偶遇，被我们笑到今天。当然，现在是不可能了，要采访领导人的活动，需要经过重重关卡，对名单，过安检。

第一年的时候，只有孤零零一家酒店，记者们要住在海口，然后一大早，搭车差不多两个小时赶到会场。第二年，我正好到国外采访，不知算不算“好彩”，因为听去的同事诉苦：不要说记者，很多与会的嘉宾都没有房间，也没有足够吃的，于是大家只能够在酒店大堂和帐篷过夜。

过了几年，永久会址连带酒店造好了，周边也出现了一些楼盘，只是当时楼市并不景气，一些楼盘交给酒店管理集团经营，最大的客源，就是一年一度来采访的记者们。今年，索菲特的合约到期，酒店改名为亚洲论坛酒店。

酒店餐厅还是老样子，那位一起采访第一届论坛的同行拿起餐牌，第一反应，怎么还是那些东西？而她上一次坐在这个餐厅，已经是七八年前了。餐厅的服务员，多是会议期间从旅游学校抽来帮忙的，态度很好，但是服务水准，常常让人哭笑不得。当然，这些都可以忍受，不能忍受的，是到了会议期间，餐厅只供应自助餐，350元一位，食物的品种和味道，只能边吃边笑自己成了冤大头。

要离开会场，也是一件让人头痛的事情，因为大会安排的穿梭巴士，时间间隔长，还不准时，但是大会不同论坛之间的安排，却很紧凑，还不在同一间酒店。还好主会场的酒店可以租车，问了价格，10分钟的车程300块，为了工作，硬着头皮租下来。想想有点讽刺，刚刚让同事追访海南省的官员，对方侃侃而谈如何治理海南岛上宰客的问题，同一时间，这样的事情正在发生着。

会议期间，方圆十多里交通管制，只有拥有特别车证的车才能进入，这让人好奇，其实有车证的车，不是大会安排的就是媒体或者嘉宾提前租订的，那么这些可以临时租用的车辆是哪里来的？问了司机，才知道也算是他们的额外收入。想想开一个这样的论坛，反而当地的出租车司机一点生意也做不到，算不算是一种变相垄断？

七八年前被我们戏称为烂尾楼的楼盘，现在早就售罄了，会场周边，放眼看去，都是住宅工地，还有楼盘广告，博鳌的楼价比琼海要贵，自然是沾了这个论坛的光。创会会址前有了售票处，也算是一个景点，好奇地问主会场酒店员工，平时有人来住吗？他们忙不迭回答，当然有，很多人慕名而来的。

也算是中国特色，只要有点权力的颜色，在中国多少能具有吸引力。这个由一批亚洲前政要作为主角创立的论坛，加上中国政府的全力支持，非常有规模了。当然，伴随着规模增加的，是政府在里面的分量。有来开会的学者抱怨，自己不如官员受重视。听到这样的抱怨，会觉得对方有点天真，只要参加一次，然后仔细看看论坛的嘉宾名单，就会明白，这个论坛的座上宾，当然是现任还有前任的官员们，或者是跨国公司、国有企业的老板们。学者只是点缀而已。

今年的论坛，有很多场活动是闭门的，只有受邀请人士和媒体才能参加。其实这只不过是一种变相的特权，而要想拥有这样的特权也非常简单，付钱，然后成为特别合作伙伴。

虽然今年参加论坛的嘉宾很多，但是要从论坛讨论的话题本身找出具有新闻价值的点，却比往年难得多，因为话题都太大太宏观。而我的意外收获，则是看着这个地方，就像中国，外观改变快速，但是内里，却有太多的依旧。

“把亲人之灵接引到上帝身边”——过一个人人皆天之子的清明节
来源:南方周末
作者: 杨鹏 最后更新：2012-03-23


至高之孝，历史上是君王独享的特权，今天应是每个人享有的权利，人人皆有权以祖先和亲人之灵配祭上帝。

“万物本于天，人本乎祖，郊之祭也，大报本反始也，故以配上帝。”——孔子

清明节将到，家里人、亲朋好友们忙起来，家人团聚，安排行程，准备香火纸钱食物，扫墓祭奠逝去的亲人。2012年4月2日到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次为清明节连放三天长假，这是对中国传统的继承。唐朝清明节放假一般四到七天，宋朝也有一到三天不等的假期。民政部统计，2009年第一次清明节放假，有4亿人参加了祭扫活动。2012年清明祭扫活动，人数应当远超4亿人。清明节，终于回归为中国人的重大节目。

清明节祭祖，这是孝道，源于传统，合于民心，发自内心。今年清明节，三天假期，内心被触动，我开始想应如何祭祀，感到了茫然。

首先，我想了解，祖先之灵到底在何处？我不甚明白，问了家人和朋友，没人有确切的答案。从大家扫墓时的行为看，似乎是认为祖先之灵在阴间黄泉，阴间黄泉似乎不是什么好地方，缺衣少食，环境不安全，亲人之灵在阴间比在阳间要可怜。这是一种普遍心理，为什么是这样？我忽然觉得，这样理解和孝敬先人的方式有点糊涂和可怜，清明祭祖行动前，得先弄明白一些前提。我利用周末，清理了中国提及古代孝道的典籍内容，有一些发现。基于这些发现，我认为清明节应有更好的过法，亲人之灵应该有更好的去处。我将这些发现呈献给大家，希望对各位欲尽孝道的朋友有所帮助。

最大的不孝是什么？

孝敬父母，是世界各民族普遍要求的伦理准则，犹太人摩西十诫的第五诫，就是要求孝敬母亲和父亲，但放在世界范围看，特别强调“孝”，将“孝”提升为核心行为准则，将对家庭父母之“孝”与对朝廷君王之“忠”结合起来，由“孝”及“忠”，以“忠孝”治国，这算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特色之一。

为强化以“孝”治国，中国历代王朝不仅在伦理道德和生活礼仪层面大力倡导“孝”，而且将“孝”纳入到了刑法中，用严厉的法律手段来保障“孝”的落实。中国最完备的唐朝法典《唐律疏义》中，明确规定“五刑十恶”。“五刑”，指的是“笞刑、杖刑、徒刑、流刑、死刑”。“十恶”，指的是“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内乱”。其中“恶逆”的内容，包括殴打和谋杀父母亲属。“不孝”的内容，包括咒骂父母，与父母分家，另积私财，赡养父母不足，在父母三年守孝期间办理嫁娶，脱掉丧服寻欢作乐，得知父母死亡不举行丧礼等等。

“不孝”之罪，量刑极重。例如，《唐律疏义》中规定：“诸妻妾詈夫之祖父母、父母者，徒三年。殴者，绞；伤者，皆斩。”妻子小妾敢骂丈夫的祖父母和父母，判三年徒刑。殴打丈夫的祖父母和父母，绞死。打伤丈夫的祖父母和父母，斩首。三年徒刑、绞死、斩首。量刑可不轻！中国传统以孝治国，妻子小妾们对祖父母、父母恭恭敬敬小心翼翼，这不仅是出于讲求孝道的道德说教影响，也是国家刑法对不孝之罪的严酷惩罚使然。为了保障子女对父母之孝，除了政治上谋反（指谋反君主）、谋叛（指叛国）这类大逆罪之外，严禁子女告父母。父母就算是有违法行为，子女只能劝说，不能到官府上告，“诸告祖父母、父母者，绞”，如果去官府告父母违法，官府将惩罚上告者，量刑是绞死。

《唐律疏义》中关于“十恶”的规定被后代王朝继承。无论是《大明律》还是《大清律例》，都有对“十恶”的严格规定。

《唐律疏义》上说：“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教之用。”“以孝治国”是道德礼教，更是一套刑法制度，以道德礼教为本，但一定重刑侍候，刑法与德礼两手抓两手硬。“孝”被细化为一条一条的刑律，清清楚楚，按罪定刑，严刑峻法。“不孝”之人不仅为社会道德舆论不容，还将遭受官府重刑，谁敢不孝？

按字形来讲，“孝”字上为“老”，下为“子”，老人为上，孩子为下，上下尊卑有别，子女要顺从和负担老人。中国人大体都知道“孝”的意思，就是指赡养和尊重父母。如果问，最大的不孝是什么？估计多数人都会用“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句话。不娶妻生子断绝后代，这是最大的不孝。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话是孟子说的，不是孔子说的。“不孝有三”的“三”指的是什么？为什么“无后为大”？孟子对此并没有解释。直到东汉赵岐在《孟子注疏》中，第一次这样解释：“谓阿意曲从，陷亲不义，一不孝也；家贫亲老，不为禄仕，二不孝也；不娶无子，绝先祖祀，三不孝也。”这是说，一是亲人行不义之事，子女阿意曲从，让亲人陷于不义之中，这是一不孝。二是家里贫穷，父母年老，儿子不去求功名利禄赡养老人，这是二不孝。三不孝就是不娶妻生子，没有后代，断绝祖宗祭祀，这是最大的不孝。断子绝孙，家祭湮灭，这是最大不孝。不知道赵岐解释的内容是否符合孟子的原义，但赵岐的解释还是丰富了我们对“无后为大”的理解，这里面涉及了“先祖祀”的问题，不仅是子孙延续的问题，也是祖先祭祀的家族祠堂的香火延续的问题。直到今天，中国人还习惯将没有子嗣说成是断了香火。没有儿孙，断了祖先祭祀香火，这是最大不孝。

最大的孝是什么？

按逻辑，最大的“孝”就应是子孙繁多、家祭香火鼎盛。这是逻辑的推理，但中国古人似乎并不讲逻辑，他们对“最大的孝”是什么这个问题有特别的解释。

中国先秦思想流派中，最重视“孝”的是儒家。儒家关于孝的思想，最集中地表达在《孝经》中。《孝经》是一部优秀经典，思想明确，文字简洁。《孝经》据传是孔子弟子曾子记录的孔子关于“孝”的看法。最大的孝是什么？《孝经》如此解释：

曾子曰：敢问圣人之德，无以加于孝乎？子曰：天地之性，惟人为贵。人之行，莫大于孝。孝莫大于严父，严父莫大于配天，则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内，各以其职来祭。

译文如下：

曾子问：请问，圣人的德，不能在“孝”上再增加内容吗？

孔子回答：天地的本性，唯以人为最尊贵。人的德行，没有比“孝”更重要的。“孝”，没有比敬重父亲更重要的，敬重父亲，没有比设父亲灵位来配祭“天”更重要的，周公就是这样的大孝之人。过去周公在南郊祭祀上天，配上了后稷灵位。在明堂祭祀上帝，配上了文王的灵位。所以四海之内，各按照职位级别来进行祭祀。

《孔子家语》中还记载了孔子对以祖先配祭上帝的说明如下：

定公问于孔子曰：“古之帝王必郊祀其祖以配天，何也？”孔子对曰：“万物本于天，人本乎祖，郊之祭也，大报本反始也，故以配上帝。”

译文如下：

定公问孔子：“古代帝王郊祀，为什么一定是以祖先配天？”孔子回答说：“万物之本在天，人之本在祖先，郊祭，这是报答本源返回原始之初，所以以祖先配上帝。”

孔子的解释很清楚，上帝创造宇宙万物，我们的生命源于祖先，但祖先也是由上帝创造的，上帝乃万物之祖，乃人之祖。祭祀祖先，这是孝，追本溯源，除了祭祖，还要祀万化之本源上帝，最大的孝，就是以祖先配祭上帝。

“郊祀”，指的是在国都南面郊外，举行祭天仪式，所以称“郊祀”。明堂，是一种四面有柱无墙，上有顶盖的十字型圣堂，用于祭祀上帝。“天”与“上帝”，指的是同一个最高的主宰力量。关于“天”与“帝”的关系，《宋史》记载宋朝理学家朱熹对此有过清楚解释：

或问：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以配上帝，帝即是天，天即是帝，却分祭，何也？曰：为坛而祭，故谓之天，祭于屋下而以神祗祭之，故谓之帝。

译文如下：

有人问：郊祀时，以后稷配天，宗祀时，以文王配上帝。上帝即是天，天即是上帝，却分开祭，为什么？

回答：在南郊设坛而祭时，称之为天。在屋子里以神祗祭之，称之为上帝。

《孝经》中，孔子回答曾子的提问时，认为最大的孝，就是郊祭时以祖先灵位“配天”祭祀，就是明堂之祀时以父亲灵位“配上帝”祭祀。孔子这个解释，对后世君王行孝礼产生了决定性影响。

配祭的具体做法，就是祭祀上帝时，上面是上帝的牌位，下面配上写着祖先名字的牌位。祖先、先王之灵永存，他们升到光明之天，在上帝左右。祭祀上帝时，要配上祖先、先王之灵位。

新清明节：人人皆是天之子

按照孔子关于至高之“孝”的解释，诸侯、官僚和百姓永远达不到最高之“孝”，因为诸侯、官僚、百姓皆无权祭天祭上帝。祭祀皇天上帝，那是天子君王的特权，唯有天子君王可以将自己的祖先和先王配祭皇天上帝。

“孝”是有等级的，唯有君王可以上升到“孝”的最高层次。当然，这个说法也可以引出一个结论，在行“孝”之路上，要想达到最高层次，得成为君王。

对君王来说，自己的祖先、先王是天子，祖先之灵并没有死，他们上升到光明的上帝之国，生活在上帝左右，继续关怀和影响着大地子孙的命运。《诗经》上说：“文王陟降，在帝左右。”从宗教上看，中国的君王们相信自己的祖先已回归到光明的上帝身边。但最大的问题是，认定自己的先王“在帝左右”，本是君王的特权。君王是天子，所以天子去世后，就回到上帝身边了。只许君王祭祀上帝，只许君王以先王和祖先配祭上帝，严禁官吏和百姓祭祀上帝和以先人配祭上帝。

中国的官吏和百姓一样相信灵魂不灭，一样相信离开人世的祖先们仍以某种方式存在，但他们不在光明的上帝左右，那在什么地方？没有明确说法。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通常，父母祖先之灵似乎处在一个并不温暖安定的世界，在阴间黄泉，他们彷徨失依，缺衣少食，所以要给他们送食物，烧纸钱，送钱粮贿赂小鬼。总之，离世的亲人们在另一个世界，但这“另一个世界”并不让人安心。《礼记》中说，人死以后，离世的亲人如此，活着的人们对死亡往往也充满着内在的恐惧，因为可能要去的世界，是阴暗痛苦的世界。

但对君王来说，清明节是通常是欢乐的节日。从宋朝皇帝宋理宗（1205年-1264年）《赐贾相》一诗，我们可以体会君王的清明节：

清明朝野遇清明，万国欢心乐太平。樽俎优贤咨启活，载赓既醉咏盈成。

“樽”盛酒酒具，“俎”为盛肉食具，以酒肉优待贤明大臣。“赓”指诗辞歌诵唱合。译文如下：

清明的朝野，遇到了清明节。万国欢心啊，乐享太平。斟酒盛肉啊，优待贤臣，咨询治国之道。醉里唱和啊，丰富的诗篇咏成。

君王的清明节，跟普通人的大不一样！君王的清明节是欢乐的，因为祖先在天之灵就在上帝左右，与上帝一起享受子孙的祭品，何等的光明荣耀，保佑着尘世子孙，天国比现世更美好，不用为祖先之灵担心。既然君王死后必升天，抵达上帝左右，那君王们是如何做到的，这升天之路是如何走的？我查遍了史料，希望找到一些君王丧礼的细节，如相关的祷辞，但发现正史中没有任何记录，凡记有“祷告”行动之处，都没有内容。看来，这是君王们独享的秘法，是少数礼官严守的秘密，灵魂升天之路，不能让百姓知道。

能以祖先之灵配祭上帝，亲人之灵在上帝身边，对于去世的亲人，君王的内心是安定的，对于去世的亲人，普通百姓的内心是不安定的，因为亲人在一个陌生的不安全的世界中，可能仍然在受苦，还需要在世亲人的帮助。中国百姓生前很辛苦，死后很可怜。现实之中，君王与普通百姓极度不平等。死后的世界，君王与普通百姓也极度不平等。这不平等之刃，立在现实世界中，也立在死后世界中，砍到了灵魂至深处。君王站在了天国与尘世之间，不仅阻挡了普通百姓的天国之路，也阻挡了普通百姓去世的亲人们靠近上帝之路。君王独占独享通往上帝之路，以唯一天子之尊“奉天承运”统治天下，隔断了上帝与百姓的通道，在这个宗教的意义上，历朝君王皆万恶魔鬼。



崇拜上帝是商朝（约公元前1600年-公元前1046年）的传统，周朝打败殷商取代商朝，继承了商朝的上帝崇拜，但同时逐渐用“天”这个概念来指称“上帝”。整个周代，对至高神的称呼是“上帝”与“天”混用。从商朝甲骨文内容看，商朝崇拜的最高神是上帝，但同时也拜自然神和祖先神，但还没有用祖先神配祭上帝的祭祀模式。从已有资料分析，以祖先神配祭上帝的祭祀模式，最初可能是从周朝发展起来的，这个模式决定了三千多年中国君王的最高祭祀模式。公元661年，武则天封泰山辞即如此表达：

烝烝我后，享献惟夤。躬酌郁鬯，跪奠明神。

孝莫孝乎，配上帝亲。敬莫敬乎，教天下臣。

“烝烝”，指兴盛之貌。“后”，指君王。“享献”，向神奉献牺牲祭品。“夤”，指敬畏庄重。“郁鬯”，指一种郁金香与黑黍酿的酒。译文如下：

强盛的君王啊，怀着敬畏庄严之心，向上帝奉献祭品。亲自斟满郁金香和黑黍酿就的香酒啊，跪着献给光明之神。至高之孝敬啊，莫过于将亲人配祭上帝。至高之敬畏啊，教化好天下臣民。

在《孝经》之前的《周易》中，已提到君王将祖先配祭上帝的模式。《周易》“象”中这样写道：

雷出地奋，豫。先王以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以配祖考。

“豫”，指的是欢欣鼓舞。“殷”，虔诚的意思。“荐”，奉献。“祖”，指的是祖先。“祖”，指祖先。“考”，指父亲。这句话的意思是：

雷声轰鸣，大地兴奋，欢欣鼓舞的日子。先王奏起圣乐，推崇圣德，以虔诚的祭祀，奉献上帝，以祖先和父亲配祭。

《周易》及《孝经》里这段关于配祭上帝的话，对历朝历代君王及朝廷礼官们产生了深刻影响，常被后代朝廷君王和官员们在讨论祭祀上帝礼仪时引用，决定了中国君王最重要的绵延不绝的宗教祭祀模式——以祖灵配祭上帝。二十四史有记载的君王中，很少有君王不举行以祖灵配祭上帝的隆重仪式。

“四年春三月，行幸泰山。壬午，祀高祖于明堂，以配上帝”，这是《汉书》记载，汉武帝封泰山，在修建好的明堂中以汉高祖刘邦配祭上帝。

“冬至祀昊天上帝于圆丘，以高祖神尧皇帝配。”这是《新唐史》记载唐太宗李世民以唐高祖李渊配祭上帝。

“辛亥，享昊天上帝于圆台，陈天书于左，以太祖、太宗配。”这是《宋史》所记宋真宗赵恒以宋太宗赵匡义及宋太祖赵匡胤配祭上帝。

“丙申，有事于南郊，尊太祖皇帝配享昊天上帝。”这是《元史》中记载元朝忽必烈以太祖铁木真配祭上帝。

“十四年春正月辛亥，祈穀于上帝，以太祖武皇帝配。”这是《清史》关于清世祖福临以太祖努尔哈赤配祭上帝的记载。

“人之行，莫大于孝。孝莫大于严父，严父莫大于配天。”最大的尽孝，在于父亲去世后，以父亲之灵配祭昊天上帝，让父亲之灵在上帝身边，平安地生活在上帝的威力和光明中。不让父母的灵魂徘徊在死亡阴暗之地，用配祭上帝的仪式，用向上帝的祷告，呼唤父母之灵走向上帝，在上帝的光明中得到安宁，这才是至高之孝。这至高之孝，历史上是君王独享的特权，今天应是每个人享有的权利，人人皆有权以祖先和亲人之灵配祭上帝。“孝莫孝乎，配上帝亲”，以逝去的亲人配祭上帝，这才是大孝。大孝之人，当以自己为天子，上帝之子，以逝去的亲人配祭上帝的大孝之子。过一个人人皆天子的清明节。

研究到此，我有了一个该如何过清明节的结论，我感到自己可以过一个完全不同的清明节，以逝去亲人配祭上帝的清明节，以鲜花探视亲人墓地的清明节，一个有尊严和光明的清明节。愿意过有尊严和光明清明节的朋友们，愿意尽大孝的朋友们，我们可以有这样一个最古老，但又是最新的清明节。

（作者为壹基金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