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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休克”治污
来源:南方周末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鞠靖

八次批示，一场环保风暴，一刀切掉城市“毒瘤”

环保风暴的推动力是政府，阻力也是政府，实际上是“政府”斗“政府”。

一场南京市前所未有的环保风暴正在席卷这座化工重镇。一名当地官员私下感慨，确实比较“恐怖”，这样的阵势以前真没见过。

这是一场自上而下，没有商量余地的GDP“休克疗法”。南京市环保局副局长孟凡有说，2011年市委书记和市长为此做了8次批示，“批示都非常严厉”。

颇有喜剧色彩的是，省外的招商团队盯上了被南京市勒令搬迁的化工企业。2012年3月8日，南京市溧水县观山化工园迎来了湖北松滋市长率领的招商分队。这个远道而来的小分队，瞄准的就是即将从园区迁走的十多家化工企业。

老总流下“伤心的眼泪”

一切都从溧水县开始。

2011年4月15日，央视曝光了向秦淮河偷排污水的南京市溧水县秦淮纸业有限公司。谁也没想到，这会成为此后南京“环保风暴”的导火索。

与很多中国故事一样，这源于主要领导的批示。当时，杨卫泽就任南京市委书记还不到1个月。南京市纪委副书记、市督查办党组书记贺南南说，杨卫泽先后两次在督查办上报的舆情专报上做了批示。

这可能源于杨卫泽的“无锡经验”。他在无锡担任市委书记期间，曾大力整治太湖蓝藻污染，关停一大批“五小”企业。如今的南京，更像是扩大版的“无锡风暴”，2011年南京就整改了173家企业。

市纪委的调查报告刚送上去，2011年6月3日，中国石化南京化学工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化）又发生酸气泄漏，这一事故再次引发市民和媒体的强烈关注。

随后，南京市两名副市长同时约谈了南化总经理，要求南化清理环保欠账。

这是中石化在南京的化工巨无霸，也是南京治污的老大难问题。南京市经信委新闻发言人蒋维胜将这次约谈称为“高调约谈”，关键在于，这次原属内部工作的“约谈”，被官方主动通报给了媒体。

据南化酸气泄漏事件一个月之后，南京再次“高调”，南京市政府在媒体上公布了首批173家“三高两低（高污染、高能耗、高排放、低效益、低产出）”整改企业名单。这些企业将一律先停产，再分别处理。

这一剂“猛药”让很多人措手不及。一家企业的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这一着十分突然，事先一点招呼都没打，事后想打招呼也不可能了。

“以前都是各个部门自己推进，结合自己的工作各自宣传，而这次先公布名单，一是让社会监督，二是给企业施压。”南京市环保局污染防治处顾元刚处长觉得“高调”正是2011年环保风暴的一个关键词。

喜剧的是，中外合资企业锦湖轮胎也在整治名单中，所有银行都上门逼债，误以为锦湖轮胎倒闭了，实际上只是搬迁。南京市经信委产业政策与法规处处长叶德华说：“这样的误会让他们（锦湖轮胎）很难堪，老总都流下了‘伤心的眼泪’，他们没有想到媒体的力量大到这种程度。”

市委书记喝醉了

南京的“高调”震动了中石化。

中石化负责人专程赶赴南京面见杨卫泽，一见面就说：“我是来负荆请罪的。”面谈很成功，南化答应投入5亿元资金，并且保证限期完成整改。

未经证实的消息说，那天晚上杨卫泽喝醉了，最后被送往医院挂水。

类似南化、锦湖轮胎这样的大企业，在173个企业名单中只是少数，更多的企业是一二十人的小工厂，总职工不过万人，这些企业多数只有关闭这一条路。

溧水县的观山化工园区是2006年前后才建成的市级工业园区。“环保风暴”一起，园区内19家企业要关停搬迁，除了一家上市公司“海正药业”得以保留。如今，化工园区的牌子都被摘了，那些因此失去工作的职工，按照一年工龄折算一个月工资（最低930元）的标准买断工龄。

反对声被淹没在重压之下。一名官员感慨，有些企业是当时的书记、省长亲自出面邀请来的，现在又让企业搬迁，企业确实很难接受。另一种声音是，“环保风暴”有“运动化倾向”，有些企业完全可以限时整改，“一刀切”强制关停太过粗暴。

一间已关闭的工厂老板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关闭他的工厂确实有点“霸道”：“当年我也是招商引资来的，来的时候周围全是荒地，政府官员告诉我‘上面有水、周围没人’，让我放心生产。没有想到后来工厂周围居民住宅越建越多，现在说我排污影响居民生活，这不是我一个人造成的，政府规划部门也有责任。现在所有的损失要我一个人承担，我们还不敢和政府、公众顶嘴，这样实在不公平。”

贺南南说，有些企业提出能否不关闭，政府提出的条件是必须整治，做到附近居民没有投诉。很多企业一算账，发现不划算，还不如关闭算了。

在贺南南、蒋维胜等人看来，这样的不满确实会有，但是极少数。贺南南说：“我们当然首先是讲清道理，对情况确实特殊的，政府也有政策倾斜，比如比较快地划拨搬迁土地、比较快地指定转移地点，政府也承担该承担的责任。”

“政府”斗“政府”

“很大一部分小化工企业解决了镇街的税收问题，这涉及政府自己的饭碗。”蒋维胜说。包括他在内，很多相关部门官员都认为，“环保风暴”仅靠市委、市政府开个会，靠部门推动是不可能完成的，主要还必须靠区县。然而在区县层面阻力很大。观山化工园区整个被摘牌，而这个化工园是当地最大的税源。

“环保风暴的推动力是政府，阻力也是政府，实际上是‘政府’斗‘政府’”。南京市政府一位工作人员说。

在一次会议上，杨卫泽对在场的市纪委官员说：“环境整治要下大决心，要动真格的，尤其是你们要动真格。”随后，市纪委联合经信委、环保等部门，组织了10个督查组，所有的纪委常委负责一个组，包一个点。

在2011年6月的全市领导干部学习班上，杨卫泽第一次提出：“把环境指标和环保成效作为检验各级领导干部和党委政府落实科学发展观一票否决的核心指标。”在其后的市委常委会上，杨卫泽要求各个区县和分管部门一把手当场立军令状。

有一家企业，环保部门叫停了三年，都没能让这家企业停产。但在2011年，市纪委督查组只去了一次，这家企业就停产了。一位督查组的工作人员私下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其实当时心里的打算就是“你不关它，我就关你（当地环保部门）”。

2011年10月，溧水县因为统一停产期间被发现仍有企业偷偷生产，一位镇长受到处理。这仅有的“杀一儆百”案例也被同僚们视作很冤：“有的企业和个人就是不听话，你让他怎么办？”

2011年列入整改名单的173家企业中，130家已经整体关闭，14家转产，11家完成搬迁，14家通过了限期整改，另外3家企业按计划应在2012年完成搬迁。贺南南说，没有发生一起上访事件、群体性事件，这是不容易的，“我督查过所有工作中，这次是最顺利的，从来没有这么成功过”。

2012年，又有162家企业列入整改名单。蒋维胜说，到2月底，已经有59家完成整治，30家进入关停程序，进展比去年还要顺利。

敢在部委“头顶动土”——光伏企业暗战国家机关“屋顶计划”
来源:南方周末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谢丹 最后更新：03-26


这是一项试图将太阳能电池板安装到国家部委、机关楼顶的宏伟计划，堪称中国版 “白宫太阳能屋顶计划”。

这项一直低调进行的示范工程，不仅让屡遭打击的太阳能行业重拾希望，也为部委机关节能减排提供了新模式。

部委楼顶的新“记号”

如何辨别北京城里的中央部委大楼？现在有了新方法。

未来3个月，如果从北京上空俯瞰，你会发现很多屋顶都被打上同一种“记号”——深蓝色阵列。没错，那就是中央国家机关。这些用于发电的太阳能电池板很快将出现在北京各城区的部委大楼屋顶上。

这是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下称“国管局”）正在推进的一项特殊“屋顶计划”：2012年6月30日前，包括国资委、财政部、工信部、教育部、人保部、中国人民银行等在内的数十个部委机关及下属单位屋顶，都将统一安装上太阳能电池板，涉及机关大楼近100座。

这项名为“中央国家机关屋顶光伏发电示范项目”的计划总计10兆瓦，据南方周末记者了解，该项目下一步可能从北京向全国的中央国家机关屋顶铺开。

当下，中国太阳能产业正在历经煎熬，全国“两会”期间，《政府工作报告》罕见地指出要“制止太阳能、风能等产业盲目扩张”，此时推出的这一“国家级”的示范项目对光伏行业来说无疑是重大利好。

更有乐观派将此与新能源史上著名的“白宫太阳能屋顶”相提并论：上世纪70年代中东石油危机期间，美国总统卡特为了鼓励使用新能源，曾在白宫屋顶安装了太阳能装置，以示国家层面对新能源的态度。

不过，相对于业界将此与国家意志的联系，本次计划的策划者、国管局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却更愿意从现实层面予以解读。他说，这是中央国家机关自身节能减排的决心。

金太阳工程（Golden Sun project）

中国2009年开始实施的支持国内促进光伏发电产业技术进步和规模化发展，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一项政策，计划在2-3年内，采取财政补助方式支持光伏发电示范项目。

“讲政治”的游说者

鲜为人知的是，这一覆盖中国各大部委机关的“国家级”屋顶计划背后，竟是一家民营光伏企业的游说。

为了能将太阳能电池板安装到北京各国家部委的“头顶”上，来自河北保定中国第二大的太阳能公司——英利绿色能源耗费了两年游说决策者，要知道，同样大小的10兆瓦的光伏电站，在中国西部的荒漠里大概只需要10天建设时间。

一家民企试图成为各大部委屋顶光伏电站的运营者，军人出身的英利董事长苗连生的这一想法听起来有些不切实际，但考虑到这家将毛泽东的军事战略在商业上运用到极致的公司的以往事迹，这并非不可能之事。一旦苗连生的想法成功实现，其政治意义和宣传效果将异常巨大。

2010年6月，英利曾做出过牺牲公司9000万美元的利润，以力挺财政部“金太阳”项目的决定——牺牲商业利益“讲政治”的结果，使这家公司获得了当年财政部三分之一的“金太阳项目”，由此抢占了国内市场的先机。

按照目前的市场造价，10兆瓦项目至少需要资金1.6亿元。这次，要拿下这个标志性的政治工程，苗连生需要付出的不止是金钱。

英利先找到了中央国家机关事务的大管家国管局，说服其制定一套统一的中央国家机关太阳能屋顶的实施计划，这是整个游说计划的关键一步，否则只能去跟部委一家家谈。

为了打消国管局对太阳能屋顶的种种顾虑，苗连生又花了1年时间和500万元人民币免费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以及国家旅游局建设了两个示范项目，“好让领导上楼就能看见新能源”；此后又联合国管局说服财政部，将该项目纳入财政部的“金太阳”示范项目，以获得国家财政补贴；再通过推荐合同能源管理的商业模式，由参与企业垫资的方式解决了部委担心的其余资金问题。

这并非易事。出于对这个庞大计划推进效率的怀疑，财政部起初并不同意将其纳入“金太阳”补贴项目，“担心项目无法按时完成。”负责该项目的英利绿色能源公司副总经理王刚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更重要的是，这个项目的审批流程异常复杂，需先经国管局内部逐级审批确认后，才能发文给各中央国家机关，各机关还需漫长内部逐级汇报至分管副部长后才能定夺，不确定性非常大。

庆幸的是，到目前为止，这项计划看起来胜利在望了。

2012年2月9日，经过无数个协调会议之后，国管局正式下发《关于组织实施中央国家机关屋顶光伏发电示范项目的通知》。已为此耗费巨大人力财力的英利公司，距离实现最初的计划，仅有一步之遥。

亏损也得中标形象工程

出人意料的是，这个由英利一手做大的蛋糕，面临的却是被分食的命运——作为政府采购项目，2011年12月，国管局最终决定采取公开招标的方式确定5家入围中标企业。

消息在业界迅速传开，领标书的企业达到了六十多家，在投标现场，“连站的地方都没有”。一场针对明星项目的激烈争夺战在所难免。

“投标前就可以预见有多惨烈了，就看谁出血出得猛。”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国有太阳能公司负责人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为了夺标，低于成本价做也在所不惜。

湖南企业中科恒源在政府采购网上同样看到了这条信息，“当时就决定一定要拿下。”中科恒源市场运营总监娄力争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这个结果让英利颇为无奈，但随着投标最后时刻的到来，投标者从一窝蜂争夺到阵营出现分化，多少让担心利益被分食的英利松了口气：

一家准备了详细投标文件的国有企业担心部委项目过于敏感，做不好反而弄巧成拙，临时选择了退出；一家美国上市的光伏企业则因企业先行垫资的原因也临时决定退出；而此前一直高度关注该项目的赛维LDK、比亚迪、晶澳太阳能等企业则因为“标的不明确”、“项目亏损没法做”或“项目太小太费劲”等原因也决定不再跟进。

同时，一批雄心勃勃的中小型企业也在不惜一切代价试图杀入，他们的杀伤力更大。

中科恒源便是其中之一。在2012年1月国管局公布的中科恒源、北京泰豪太阳能、北京太阳能研究所、英利和中轻太阳能五家中标名单中，与中轻太阳能1.01元/度报价，和英利、泰豪太阳能和北京太阳能研究所集中于0.9元/度左右的报价不同，中科恒源报出的0.399元/度的低价则让业内人士跌破眼镜，恶意竞争的指责和辱骂甚嚣尘上。

对此，中科恒源坦言是为了宣传公司形象，“本着基本持平的原则，亏损费用就当作宣传费了”。

目前，五家中标企业仍在进行第二轮竞争，以为自己争取到更多部委合同。其中除英利宣称已获得包括国管局、国资委、财政部和工信部在内的众多项目外，其余四家企业均对谈判进展讳莫如深。

尽管没能包揽全部10兆瓦项目，但英利仍成了最大赢家。最近，苗连生正在英利北京分公司建设一套远程监控系统，届时各大部委机关的屋顶发电情况都将汇总于此。

不可做砸的“敏感项目”

导致很多企业中途退出的重要原因，是觉得这项目“太敏感了”。

“带工人在部委里面进进出出，出了差错怎么办？”江苏一家太阳能企业的北京首席代表说。

项目最初的发起人英利并非没有考虑过施工难度，但实际操作时仍出乎预料。一些部委要求只能进去三个工人，且运建筑材料不能用电梯，平时白天不准施工，楼下部长开会时也不准施工，“小到工人在哪里扔烟头，在哪里撒尿我们都有严格规定。”一直与各机关对接的英利北京公司市场总监赵克非说。

“业主最大的担心就是项目做砸了不得了。”中科院微电子研究所主任贾锐说，作为业主，最担心的是安全问题，中科院微电子所实验室的试验设备、公安部的全国网上户籍系统等都容不得半点闪失，如果给部委造成断电事故，后果不堪设想。因此，太阳能发电系统作为新兴事物，各部委、机关都怀着复杂心情。

“他们往往又想做又有顾虑，也会问些五花八门的问题。”赵克非说，国资委、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等部委的沟通成本相对较低，积极性也最高，但向文化部、旅游局、残联、农展馆等机构解释太阳能发电则需更多耐心，“他们经常会问，电池板万一被风刮下来怎么办？雨天是不是就没有电？”

回答这些外行问题的过程更像是一场新能源科普教育。赵克非说，他们有时会一下子对太阳能发电的期望值很高，认为是万能的，但当发现受场地所限仅能解决单位百分之几的用电量后，又会特别失望。

即便如此，这个耗时耗力的太阳能屋顶计划依旧为部委解决节能问题提供了新模式——首次推出了合同能源管理模式解决部委机关屋顶的太阳能投资、安装和运营问题，为未来全国政府机关大规模推广太阳能做下铺垫。

对各部委来说，安装太阳能屋顶不仅不需要花钱，每年还可以节省几十万元电费——中标企业所报的每度9毛多电价低于平时1.2元/度电价；只是对企业而言，这种商业模式还意味着较大的回款风险，如果部委欠钱不还怎么办？

人大代表有“班底”
来源:南方周末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刘俊 实习生 宣柯吟 姚雪鹏 最后更新：03-23

与选民距离越近，议政越有底气

近三千名全国人大代表，每年提出约五百件议案，很大一部分由一些“明星”代表包办。每个“明星”代表的背后，有着优于一般代表的物质和智力保障，更重要的是，与选民有更近的距离。



本届全国人大到了最后一次大会，2012年参会的2830名代表，一共提出并被采纳489件议案。

几位“明星”代表持续发力。浙江团被采纳72件议案，仅企业家周晓光就贡献了33件；湖北团被采纳14件议案，8件出自周洪宇教授；黑龙江团被采纳28件议案，孙桂华和迟夙生两个法律人提交了7件。

年年如是。周晓光每年提交的议案都维持在30个左右，几乎占据了浙江团的半壁江山，这一数字也超过多省代表团议案总和；过去十年，她被采纳的议案已达203件。同样是两届代表的湖北学者周洪宇，有201件议案被采纳。

梳理可见，“明星”代表以企业家、学者和法律人士为主，他们充分利用了与其职业相关的物质或智力支持。在浙江团，同样是企业家的赵林中，2012年带到北京的议案建议也多达66件。

按照法律规定，全国人大代表可提出全国人大职权范围的相关议案，比如法律案、选举案、监督案、质询案、罢免案、重大事项决定案等等。本届人大五年来，2541件议案中的98.6%为法律案。

提得狠，不如提得准

既能挠到这个社会的痛处，又不越敏感议题的雷池一步

作为浙江义乌一家饰品企业的老总，周晓光的议案从不限定于经济领域，在2012年33份议案中，既有民间借贷法，亦有关乎民生的博物馆法、见义勇为法。

紧盯热点，偏重建设性，这是周晓光给自己定下的准则。

在周晓光印象中，唯一一次冒进的经历，是有其他团的代表找周晓光联名一个议案——修改计划生育法。按照规定，全国人大的议案必须由30人以上联名才能提交。

议案的大意是，允许多少收入以上的家庭生二胎。但当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人找到周晓光时，她立刻收回了这个议案。“他们说计划生育是国策，我后来一想确实考虑问题还不够全面。”

来自广东的全国人大代表、律师陈舒，议案的心得则是强调精准。2003年，陈舒提出建议对收容制度进行专项调查，恰逢孙志刚案发酵。不久，国务院就撤销了收容遣送办法。“国家之大，要解决的问题之多，要理性思考哪些问题是最紧迫的。”

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周洪宇，是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当了十年全国人大代表，每年的议案和建议都在20件左右，其中一半跟教育有关，通过率约70%。

周洪宇觉得，除了专业性强之外，跟他“不赶趟”的思维有关；自2001年从政后，他更意识到，既要考虑政策，又要考虑资源。比如义务教育法要一下子通过比较难，他就建议分四年逐步推进。2006年义务教育法获得通过。

两年前，周洪宇提出关于校车安全的议案，同样延续上述思路。2011年12月，国务院出台校车安全条例征求意见稿，显然与2011年的几起严重校车事故直接相关。

“明星”代表们说，不可能提一个议案就能马上立法，但一定要锲而不舍，呼吁的人多了，很可能就会破题。红十字会法在颁布之前，姜健连续提了四年，而2012年也已经是周晓光连续第五年提民间借贷法了。

律师迟夙生9年前开始建议删除刑法关于“组织他人卖淫”的处罚规定，引发社会对“卖淫合法化”的争议，议案三次被退回。人大称，不符合国情。迟没放弃，她去中国政法大学读了博，请教艾滋病专家，去北京公安局查一年有多少凶杀案件跟卖淫女有关，甚至远赴重洋考察国外红灯区。

“在每个议案上花的精力不亚于打一场官司。”迟夙生说，一些细微的变化已经在发生。“譬如过去公安局办案是以安全套的减少作为衡量组织卖淫嫖娼的一个标准，甚至用这个来处罚你，但后来变了，不但不用这个惩罚，安全套的放置也无形中多了很多。”

顾问+外脑

请“秘书”甚至成立“顾问团”反而应该是人大代表积极履职的体现

周晓光2012年有好几个关于医保的议案，都是杭州一位外科主任提供的。每年两会前夕，成百上千条意见就会通过电子邮件、电话、来访等，汇集至义乌建设大楼的907房间。

这是周晓光设在当地的一个联系点，已经运转了将近十年。这期间，周晓光收到的来信、来电、来访近万个。最初，周晓光只聘请了当地几位退休老干部作为固定顾问班底。到后来，当地的官员、外地的法学教授、省委党校的老师、外省公检法负责人，也慢慢加入进来，成为兼职智囊。“目前跟我们固定联系的单位和个人已经有八十多个。”周晓光说。

每年10月，义乌市人大会帮忙组织当地各界召开座谈会，谈谈他们这一年最关心的问题。11月份，周晓光与顾问团集中讨论两三天，哪些适合提，然后顾问团成员分头找材料、研究法律、调研，完成初稿。

碰到一些财税专业问题，周晓光说，当地的财政局长、工商局长都会倾力相助，“他们看到了实效”。譬如她提的义乌国际自由贸易区改革试点议案最终获批。这位义乌女商人还提出“气候变化应对特别法”议案，全国人大常委会据此作出相关决议。

周洪宇是全国人大代表开辟议政网站的鼻祖。2003年9月以来，他的“洪宇在线”已有将近4万人次的浏览、留言、投诉。网友出了很多点子，比如“关于禁止虚拟财物与现实货币交易”的建议，最早由一位IT男提出。

涉及更加专业的，教授周洪宇也会像周晓光一样寻求专家协助，包括他自己所擅长的教育研究。提义务教育法那会儿，周洪宇不清楚义务教育阶段的学费该怎么算，于是想起了主管全省教育经费的时任湖北省教育厅厅长路钢。

“义务教育的单有多大是个很重要的问题，我所擅长的学理研究正是结合了路钢厅长的财务概念，结合了自己的行政工作实践，才变成了一个具有可操作性的议案。”周洪宇回忆，路钢是留英数学博士，他提醒可考虑借鉴人均GDP与生均财政经费的国际平均数，周洪宇一算，得出了农村免费义务教育大致需要875亿元，如果仅限贫困县，则只需200亿元，国家完全有能力承担。

对于代表们而言，更大的麻烦是写法律条文。2005年，全国人大将议案与一般建议批评严格区分，提高议案门槛。议案确认工作前移，一般如果已在立法或列入近期立法规划，应附法律草案。

2007年，周洪宇第四次提交反就业歧视法，为了弄清什么是歧视，什么是合理差别，他请教了不少法学专家，包括2010年11月过世的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蔡定剑、武汉理工大学法学院教师陶双文。最终的立法建议稿，是在陶双文的帮助下一起完成的。

来自安徽的全国人大代表左延安是一家企业老总。他每年多达十份的议案，源自公司法律顾问、专职法务人员，还有常年合作的律所。

即使是法律界代表，也会借助“外脑”。迟夙生的“班子”是她律所的所有下属。2009年底，她接到退休干部李明的电话，希望推动二次房改。2010年元旦，律所二十多个律师没休息，逐条研究，写出一个完整的法律草案。3月，议案提交人大；5月，住房保障法纳入立法规划。

民意的力量

让选民能叫得出名、找得到人，议案自然源源不断

2004年3月5日，关于设立司法鉴定法的议案被人大采纳后，周晓光立刻给这个议案最初的提出者——北京石景山区一位素不相识的男子，打去电话表示感谢，结果对方在电话里泣不成声，一连五六声谢谢。

周晓光说，碰到这样的事，她都会这么做。“我会告诉对方，他做的贡献不是为了他自己，而是整个国家。”回到义乌，她还会吩咐顾问团的工作人员，给那些对“两会”议案提供帮助的单位个人一一寄去感谢信。

尽管有顾问团协助，调研的时候，周晓光还得亲自上阵。“如果你不是人大代表，很多部门不会接待你。”周晓光说，她一年花在履职上的时间不下三个月。就拿司法鉴定法的议案来说，她既要跑到省市两级公检法查材料，也得下到农村核实每项内容，企业的事情只能在晚上和休息日处理。

对于“明星”代表们来说，一种无形的责任感，促使他们常常忘却兼职的身份。

全国人大代表回到家乡，一般各种荣誉评比都会找上门。迟夙生统统拒绝。“我要把所有的精力放在这（提议案）上边，不干别的。”

迟夙生的许多议案，都来源于办案过程中的亲身经历，以及持续了18年的免费法律咨询。比如提“卖淫合法化”议案，就是因为平常经常代理卖淫女被杀的官司，有失足青年哭诉自己感染艾滋病的惨痛经历。

民意的力量，让“明星”代表们的发言更有内容，也让他们更有底气。

有一年的两高报告，几百代表投了反对票，其中一个就是迟夙生。“只要你无所顾忌，也就不存在任何阻力。”还有一次因为新拆迁条例的事，她和住建部的人在电话里争吵了一个小时。

在列席常委会讨论个税改革的一次会议上，浙江“明星”代表赵林中“炮火”很猛：3000元合理，还是4000元合理？这个讲不清楚，但是这个民意我觉得需要重视，否则以后我们有重要的法律出来前，还征求不征求意见？有的老百姓说“人大”是“大人”。

根据规定，全国人大代表所提的议案主要应为全国性议题，但普通人管不了这些，人大代表在他们眼中个个都是包青天。

周晓光的办公室，是第一个全国人大代表联络点。到访的人里边，有不少是上访户。这9年里，光接待来访客人用的纸杯就花了6000个。

“我们毕竟不是司法机构，只能帮他们解压，告诉他们解决这个事情正确的渠道。”周晓光的助理徐军说，某种程度也是帮政府减压。

2010年8月，代表法修正案规定，代表不设个人工作室。周晓光征求了义乌、金华、浙江三级人大的意见。他们明确答复：你们这个是我们支持成立的，你照常运作。

当气候科学遭遇金钱、权力和信仰——美国哈特兰“泄露门”调查
来源:南方周末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袁瑛 最后更新：03-23


没有哪门科学比气候变化更合适放在“娱乐八卦”新闻里——它又泄密了，这次的主角是“否定气候变化”核心研究机构，它与美国数一数二的石油巨头、右派智囊机构和政客有着千丝万缕联系。

秘密文件“罗生门”

从美国哈特兰研究所泄露出来的几份文件，再次点燃了气候变化中“肯定论”与“怀疑论”者的争吵。

这堪称自2009年“气候门”事件（详见2010年2月4日本报报道《谁绑架了科学？IPCC遭遇史上最强信任危机》）之后，围绕气候变化科学最大的丑闻。

2012年2月14日，美国环境科学家皮特·格莱克冒充哈特兰研究所董事会成员，获得了几份秘密文件。他还声称从“匿名人”处获得一份“2012年气候战略”备忘录。皮特将这些文件一股脑儿提供给了美国几家知名的环保网站和媒体记者。

“哈特兰研究所是目前否定气候变化运动的核心组织者。”绿色和平美国办公室研究主任柯特·戴维斯说。

最令人咋舌的信息来自只有两页的“2012年气候战略”备忘录。根据这份备忘录，从筹资、专门针对学校教育的课程设计到资助研究机构、科学家，哈特兰与其背后捐资机构包括石化公司、右翼智囊机构以及政客联手，“精心设计”了一整套反对气候变化学说的“运动”。

任意从这份备忘录摘出一段：“我们将继续获得来自查尔斯·科赫基金的支持，2011年科赫捐资20万美元，我们预期在2012年获得他们更大的支持。如果我们持续满足他们的利益诉求，其他捐资者也会接踵而至，尤其是那些受到气候变化政策威胁的公司。”查尔斯·科赫基金来自美国第二大石油公司，这样赤裸裸地向石化企业“献媚”，科学界和公众顿时一片哗然。

这几份文件迅速传播开来，美国《纽约时报》和英国《卫报》连续数日追踪报道。

哈特兰迅速做出回应，在承认大部分泄露文件属实的前提下，否认了这份“气候战略”备忘录的真实性，并准备起诉。哈特兰研究所新闻官员吉姆·莱科里对南方周末记者说：“这份文件是伪造的，它肯定不是由哈特兰的任何雇员撰写的。”

如今，所有的焦点集中在这份备忘录的真假上。

一家专门调查气候科学背后公关游说的网站——Desmogblog给出了一份“逐字逐句”的鉴定声明，从已被哈特兰承认的泄露文件中找到证据支撑了这份备忘录的真实性；哈特兰不甘示弱，随后提出针锋相对的回应，所长约瑟夫·巴斯特也“逐字逐句”指出，这份备忘录不过是从已泄露文件中拷贝了一些信息，加上伪造者自己的观点而成。

根据皮特·格莱克自己解释，这份备忘录是在2012年1月一个匿名人寄给自己的。皮特正是在获得了这份备忘录之后，想到用“冒名董事会成员”的方式从哈特兰获取相关文件，以求证备忘录真伪。

仔细对比Desmogblog和哈特兰的鉴定与回应，南方周末记者发现，哈特兰至少没有否认以下几个事实：

哈特兰试图从科赫工业公司——美国第二大石油公司获得更多的资金支持；哈特兰将资助设计出教学课件，以纠正学校教员倾向于肯定气候变化事实的趋势；哈特兰将持续资助“反对联合国气候变化政府间专家委员会”组织；以及哈特兰对于几个科学家的特定资助（包括美国前气象卫星局长弗莱德·辛格这样科学界内著名的气候怀疑论者）。

哈特兰回避了南方周末记者的这一提问。“我们就针对某个组织或个人的资助不做评论。”吉姆·莱科里说。

“半路杀出”的神秘组织

事实上，建立于1984年、总部位于芝加哥的哈特兰研究所一直在其目标、资金来源以及捐助者方面备受环保人士的诟病。

哈特兰登上气候变化争论的舞台，并成为其中的领导者受到广泛关注，应当始于2008年其在纽约主办的第一次气候会议。

对于当年那场大会的主旨，哈特兰在邀请函上这样说道：“此次气候大会的目的，是引发国际媒体对于以下这一事实的关注：很多科学家都认为气候变暖以及极端气候事件还没有足够的科学研究支撑，在这样的背景下，花费不菲的开展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运动不仅不必要，而且还很费钱。”

哈特兰迄今举办了六次气候大会。来自《纽约时报》的环境记者安德鲁·瑞金对南方周末记者回忆2008年自己参加过的一次会议的细节：“在午餐会之后，当主办方召集所有的科学家到前台照集体照时，全场几百名科学家只有19位愿意入镜。”

来自气候变化支持阵营的名为“真正的气候”网站曾刊文说：“这个大会并不是为了让人们更好地理解气候变化，它实质是一场针对媒体的公关活动。”

而哈特兰研究所一直强调自己“独立于任何政党、公司以及基金”的立场，坚称自己“是一家非营利的研究和教育机构”。然而来自绿色和平“埃克森美孚的秘密”这一网站的统计数字显示：哈特兰自1998年至2006年接受了来自全球第一大石油公司埃克森美孚的捐资共计67万多美元。

哈特兰对此的回应是：没有一家公司的资助超过总资助额的5％。潜台词是：没有一家公司可以左右哈特兰的立场。

耐人寻味的事实是，同样来自“埃克森美孚的秘密”的调查显示：美国一家烟草公司前高管曾是哈特兰董事会主席，而哈特兰一直以来反对对香烟施以重税；同样，董事会成员布克豪兹，他的另一个身份是埃克森美孚的公共关系顾问。

不过，2006年，埃克森美孚对于哈特兰的资助戛然而止。一些环保人士对此的猜测是：埃克森美孚认为哈特兰的反气候变化政策太过招摇，这并不利于这个石油巨头的公共形象。2008，一位匿名的神秘捐资者带着大笔的资金走进了哈特兰。根据此次泄露的预算和捐资者文件，来自这位匿名捐资者的钱，几乎成为了哈特兰气候变化项目主要的资金来源。

哈特兰始终拒绝透漏这位神秘捐资者的身份。不论此人是谁，有一点至少可以确定：这人肯定不相信气候变化这一套。

二十载“恩怨”

备忘录的真假与否，还在持续调查之中。但这场战争，似乎已超出了科学道德应有的界限。

揭发者皮特·格莱克甚至被推到了职业伦理的“审判席”上。作为一名环境科学家，他曾经是美国麦克阿瑟天才奖的获得者，身居多个科学研究所要职，其中包括现任美国太平洋研究所所长。

“科学家在认为是正确的事情上撒谎，必然会给自己，也给自己为之奋斗的事业抹黑。”《大西洋月刊》资深编辑梅根·麦克卡德尔认为皮特这样做有违科学家的职业伦理。美国“气候科学快速反应”网站的创始人之一斯考特·曼迪埃则力挺皮特，认为他是个“不折不扣的英雄”：“哈特兰一直在气候科学问题上颠倒是非，皮特不外乎使用了调查记者常用的手段获得了真相。”

“这已经不是一场理性的讨论，科学事实变得不再重要，这场争论没有规则、诚信可言。这更像一场街头的混战，人们带着非法的工具进行着不道德的诋毁。”柯特·戴维斯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此次丑闻，令很多人想起2009年12月初，在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召开前爆发的“气候门”事件——黑客进入英国东吉利大学气候研究部门获取大量邮件，从中发现了气候科学家们修改气候数据。

只是这一次，双方的位置彻底调换了。

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气候变化肯定论者和怀疑论者之间的争论就已然轰轰烈烈开始了。1992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在里约召开，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强调了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性。与此同时，一批游说组织在美国建立起来，这些组织几乎全部都由煤炭、电力以及石油公司资助建立。

根据普利策奖获得者罗斯·盖勃斯潘在《“战火”燃烧：气候面临的巨大威胁》一书中的调查，包括上述组织发起了一场赤裸裸地旨在误导公众认识气候变化的运动。这场运动的设计者——一家知名的公关公司明确声称：这场运动的目的，就是把气候变暖从事实重新变为有争议的“理论”。

2001年，正值《联合国气候变化政府间专家委员会》（以下简称IPCC）第三次报告出台。一位曾经参加了当年报告撰写的美国科学家对南方周末记者回忆道：一名来自埃克森美孚的高管以观察员身份参加，希望删去“（气候变化）由人类活动所引起”这几个字。最终，IPCC没有理睬。

IPCC第四次报告出台前6个月，美国右派智库“美国企业家研究所”曾经以1万美元／1万字的高价征集科学家，希望后者能够指出IPCC报告里气候模型的局限性。

2009年，“气候门”事件爆发，紧接着的是“冰川门”、“亚马逊门”。“气候变暖的怀疑论者常常为了攻击草率得出结论，气候变暖怀疑论者根本不是科学的怀疑论者。”美国“科学怀疑论”网站的创始人约翰·库克在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这样坦言。

自由市场论者的“眼中钉”

无论“肯定者”还是“怀疑者”，这场争论的终极目的是通过各种运动影响那些白宫、参议院里的决策者们。

2001年，来自美国石油研究所的菲尔·库尼成为了新上任布什总统的环境质量委员会主席，负责对总统在气候变化的政策和科学问题上提出建议。也是在2001年，布什总统宣布退出《京都议定书》。而美国石油研究所这样的机构，正是与埃克森美孚、科赫工业这样的公司长期并肩作战、攻击气候变化科学的“好战友”。

“气候变化怀疑者的声音已经通过利益集团、政客接触到了白宫的决策者。”柯特·戴维斯指出。

从1990年代开始，石油和天然气产业对于政党的捐资中，75％流向了共和党，25％流向了民主党。“气候变化怀疑论者们所倡导的气候变化科学的不确定性，被政客们加以利用。”美国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的全球气候政策总监杰克·施密特曾经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这样说道。

1992年，在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上，老布什总统针对联合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说了一句很经典的话：美国人的生活方式不可谈判。这一观点与典型的“自由市场论”信仰的拥护者如出一辙。

无独有偶，此次“泄露门”的主角——哈特兰学会就是忠诚的自由市场经济的拥护者，将《资本主义与自由》一书的作者、著名经济学家弗里德曼奉为精神偶像。哈特兰在各种场合强调：“有些环保人士用救命的态度去阻止地球暖化，认为安全胜于后悔；这个立场看起来合乎逻辑，但立即的行动并不会让我们更安全，却会使我们更贫穷；　更贫穷的话，就会使我们更不安全！”

“如果你认为自由意味着政府为公司让路，任何监管都可能导致奴役之路，那么你肯定会把气候变化当作是一个‘眼中钉’。”著名的左派运动代表娜奥米·克莱恩这样分析，“毕竟，认为人类导致了气候变暖这一事实意味着政府对于市场行为更多的监管，所以很多保守主义者认为气候变化对他们的自身产生了巨大的威胁。”

事实上，自2001年宣布退出《京都议定书》至今，美国就一直成为国际气候谈判上的“绊脚石”。在2011年12月结束的德班气候大会上，迄今各国达成的一个唯一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减排文件《京都议定书》几乎成了一纸空文，国际气候谈判进入前所未有的低潮。

反观如今的美国政坛，不得不令人猜测，正是在这样一个令气候变化科学家极其沮丧的时刻，皮特·格莱克迈出了这冒险、最后也发现极具警示作用的一步。

应对稀土征收环保与资源税

21世纪经济报道 黄有光 2012-03-23


核心提示：稀土的开采和加工会造成严重的环境影响，产生许多有毒和具有辐射性的副产品。

美国、欧洲、日本联合向世界贸易组织就中国限制稀土出口提起贸易诉讼。笔者认为，与其限制出口，不如对稀土的开采征税。

美英主流媒体有评论者认为，美欧日此举有明显政治色彩，是为了选举而夸大了贸易与地缘战略恐慌。中国控制稀土的生产并非没有理由。稀土的开采和加工会造成严重的环境影响，产生许多有毒和具有辐射性的副产品。

笔者不反对从环保与可持续发展的观点，对市场进行合理的干预。然而，与其限制出口，不如对稀土的开采征税。对稀土的征税应该包括两部分。首先应该根据其对环境的危害程度征收。这与任何其他危害环境以及其他外部成本的情形是一样的。其次，稀土是一种稀缺物资，它是很多高精尖产业，包括军事上，所必不可少的原料。既然如此，稀土在地内，还没有被发现与开采时，就已经有了其稀缺性的价值。如果没有对这稀缺性定价或征税，即使不考虑危害环境的问题，市场的自由开采，也会造成过度开采，不符合经济效率。

从去年到现在，澳大利亚政府已经决定对大开矿公司征收“矿产资源地租税”（minerals resource rent tax），预计将于今年中开始征收。对矿产资源征收地租税，同样可以合理地基于稀缺性价值的理由。不过，基于这个理由，应该对矿产的开采量或价值来征收。澳大利亚政府大概是考虑到联邦与各州政府之间的宪法规定的权限，只对利润征税。也可能是为了短期的原因，避免一些边际（就是不是很赚钱的）厂商或矿场关门，只对利润征税。这会造成一些厂商进行一些掩盖利润的没有效率的行为，及一些没有效率的厂商继续存在的无效结果。

为何对稀土的开采征税比限制出口好？第一，征税使政府获得税收。不论是征税或限制出口， 都会使稀土的出口价格上升。然而，在税收的情形，价格上升的得利，是由政府获得，而在限制出口的情形，是那些还能够继续出口的厂商凭空得利。这些稀土的生产商当然偏好限制出口，而不要征税。然而，从整个社会或国家的观点，如果不是行政成本太高，征税比较正确。

第二，无论是从环保或稀缺性的观点，只要开采了，不论是用于出口或内需，都应该对污染或稀缺性付出适当的代价。只限制出口，只使出口价格上升，国内价格不上升（多数反而会下降；因此，国内的稀土使用厂商也偏好限制出口），使国内的稀土的使用量超过有效的数量，对环保与对稀缺资源的保护都不利。

第三，用征税能够最有效地达到环保与保护稀缺性的目的，而比较不会引起国际贸易纠纷，使欧美日更加没有理由向世界贸易组织起诉中国。澳大利亚征收矿产资源地租税，没有听说任何国家反对。中国如果只是对稀土征收环保与资源税，任何国家应该也没有理由去反对。

茅于轼获弗里德曼自由奖

美国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29日宣布，今年的弗里德曼自由奖(Milton Friedman Prize for Advancing Liberty)颁发给中国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以表彰他对推动中国自由市场经济与个人自由的贡献。茅于轼认为，这是对中国所有自由促进者的鼓励。

卡托研究所表示，今年83岁的茅于轼积极倡导中国建立开放和透明的政治体制，并努力推动公民社会和自由。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帕尔默(Tom Palmer)称赞茅于轼在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时候不忘推动公民权益，并把社会平等视为中国市场经济转型的重要内容。

他说：“他努力推动经济自由，让民众能够选择自己的生活。他还呼吁坦诚审视中国过去走过的道路，寻求改善政府问责制和尊重个人自由的方法。”

茅于轼得知自己获奖后对媒体说，这说明中国在争取自由方面有了很大成功。他认为这是对中国所有自由促进者的鼓励。

*特权阻碍发展*

茅于轼于1993年创建独立智囊机构“天则经济研究所”，积极倡导市场经济改革。他经常就中国市场经济转型所面临的问题发表看法，对促进社会公正勇于建言。他在两会召开前夕就媒体表示，特权是阻碍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大瓶颈。

他说：“最穷的人也改善了，但是改善的不多。跟富人比起来，富人简直富的不得了，还是差距大，也就是分配的问题。分配问题，市场本身是会造成贫富差距，但是我们在市场之外又加了特权。大家讨厌的还不是市场造成的贫富差距，讨厌的是特权造成的贫富差距。”

*穷人经济学家*

茅于轼指出，2011年中国城镇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不足四成，收入分配不均匀导致国家GDP的增长质量很差。他认为现阶段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来自内需，但老百姓没有合理地分享到社会财富的增加。

茅于轼还认为中国的地产已经进入危险期，空置率高就是这种危险的最直观的信号。地产泡沫一旦形成，破裂是迟早的事：

“泡沫按照大多数经济学家的看法已经是存在的了。所以它的前景要么把它消化掉，要么就是泡沫破裂。但我估计要消化掉是很难很难的，所以很可能还是个泡沫破裂的结果。泡沫一破裂，后果就很严重。”

茅于轼同时致力于中国的扶贫与慈善事业。他创建的北京富平学校以社会投资方式促进小额信贷的可持续发展，帮助中国建立真正惠及低收入群体的金融服务体系。学校还设置家政课程，为来自贫苦地区的妇女提供大城市的就业培训等。

茅于轼获奖的消息传出后，中国知名企业家任志强、潘石屹等都表示祝贺。任志强发微薄说，“茅老是真正为穷人办事的经济学家”。

“米尔顿·弗里德曼自由奖”2002年以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的名义设立，每两年颁发一次，以表彰那些对推动个人自由作出巨大贡献的人。今年的颁奖典礼订于5月4日在华盛顿举行，奖金是25万美元。

卢宜宜：中国急需国际“化险”咨询业

摘要：孔子有名言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中国当前更应忧虑的不是外国不了解自己，而是自己对外国情况了解不够。


　　一位经常在中国各地出差的美国人对笔者说，几乎在任何一处穷乡僻壤都会碰到研究中国问题的美国博士生在为他们的论文做田野调查。笔者本人也注意到了这一现象，最近就遇到一位学中国政治的美国博士生，正在研究中国基层政府实施社会管理的情况，他想了解的问题之一是政府工作人员的不同身份（比如是正式的公务员还是编外人员）是否会影响他们的工作态度，其研究的细致程度令人印象深刻。


　　从这个细节可以看出美国在对其他国家研究方面的深厚积累。对比一下中国对美国的研究，差得就很远了，更不要说中国对重要性和国际影响力不如美国的世界其他国家的研究了。



　　孔子有名言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中国当前更应忧虑的不是外国不了解自己，而是自己对外国情况了解不够。政府的投入有必要优先考虑这个方面。从另一个角度说，也只有基于对外国情况的深刻了解，公共外交、对外宣传等各种软实力项目也才能有的放矢，收到更好效果。


　　对外研究需要有长期的人员、知识积累，不能只靠临时抱佛脚，而对某些冷门国家或课题的研究，不能指望从政府和企业那里得到与热门课题同样的重视。比如，在索马里海盗对航运造成严重威胁之前，恐怕很难说服政府长期专门支持对索马里的研究，而一旦索马里海盗变成了热点问题，没有以往的积累，一时又很难找到相关专家和研究机构。


　　因此，加强对外研究不仅需要政府的投入，还需要企业的支持，走市场化、国际化的道路。近来，中国企业在利比亚的投资遭受重大损失，再次引起了中国的海外投资应如何规避风险的讨论。中国公司在海外的各种项目不断增多，而且很多项目都将长期经营，因此非常有必要对投资地的政治、经济、社会、外交等各方面情况长期跟踪研究。这方面中国企业应借鉴外国一些大公司的做法。除了有自己内部的研究部门，很多大公司还会资助智库、大学等研究机构对相关问题的研究，有时这种资助还是长期的，并且不仅限于资助本国的研究机构。


　　中国还可以考虑建立一些如化险咨询公司（Control Risks）这样的机构。所谓化险咨询公司，是专门为客户提供风险咨询和安全保卫服务的公司，它为需要在海外复杂与危险环境中开展工作的政府、企业和其他客户提供从政治、运营到安保等各种风险的分析和应对服务。据笔者所知，英国有一家化险咨询公司规模很大，由于客户的活动遍布全球，他们也积累了对世界各地区，包括“冷门”地区的知识、经验和分析。如果中国也有这样的公司，并且能够为国内外的各种客户提供服务，无疑将大大有助于提升中国对海外的了解和在世界各地应对复杂情况的能力。▲（作者是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特邀研究员。）

中国政治改革宪章城市之路
谢丹阳 香港科技大学经济系教授、瑞安经管中心主任

温家宝总理最近在“两会”记者会上有关政治体制改革的论述引起国内外广泛注意。他坦言中国在推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应该有紧迫感。没有政治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但对政治改革的进程，他却没有具体阐述。中国政治改革的思路目前是村民选举先行，再逐级放开地方选举。本文想探讨一下另一思路：宪章城市之路。


　　宪章城市(Charter Cities)的想法由我的导师Paul Romer教授2007年提出。Romer教授是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创始人和主要贡献者之一。他一直对体制问题非常之关心。在他2009年录制的TED讲座中，为了简单地说明体制的重要性，他展示了来自美国太空总署的图片。在相邻地区辉煌灯火的衬托下，北朝鲜(第一幅)和海地(第二幅)犹如两个黑洞。

　　Romer教授认为滋生这些黑洞的根本原因是体制。那么如何使这些黑洞出现光明呢？他从香港的巨大成功中得到了启示：能否在其他国家复制香港？理论上来讲，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都可以划出一块地，将政治经济法律法规让给某个民主政治及经济发展高度完善的国家去管理(比如挪威)。他称这个设想为“Charter Cities”，即宪章城市。

　　这个设想提出后，批评者认为这是殖民主义的新形式，政治上是行不通的。确实，可能正是因为这一层顾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哪个国家愿意承担“管理国”的义务。但令人欣慰的是，愿意托管的国家已经浮出水面： 洪都拉斯已经和Romer教授达成一致，宪章城市这一工程已经启动。毕竟，先进的法律法规均是可以“拿来”的，“管理国”的参与并非必不可少，关键是一个国家在引进这些制度时会对现有利益分配造成冲击，因此这种引进在一个崭新的宪章城市中进行阻力会小得多。今年二月底Romer教授在香港智库经纶国际经济研究院作了一场小型研讨会(肖耿主持)，介绍最新进展，其中谈到洪都拉斯如何借鉴香港基本法的框架。晚餐时他还进一步征求大家对某些细节的看法，比如应采用什么样的医疗保险体制；邀请中国、尤其是中国开发行参与投资建设的利与弊等。

　　且不论中国是否应当参与帮助其他国家建设宪章城市，中国何不在自己的土地上再造一个、两个、甚至十个香港呢 (当然，这些宪章城市未必一定是港口城市)？笔者认为，这个再造多个宪章城市的过程便是另一种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深化的渐进过程。这个过程与中国目前现行的政治改革办法可以并行不悖、互相推动。

　　中国在宪章城市中可以立刻考虑引入的元素包括：民选政府、普通法、廉政公署、文责自负法律框架下的言论自由，自由竞争为主导的市场经济(电力、电信、银行、油站等均可开放)，官员资产申报制度，官员在政策制订过程中的听证制度，打分制迁入政策等等。军队由中央派驻，但宪章城市中的治安由自己的执法部门维护。

　　宪章城市的可行性可以进一步探讨。如果可行，宪章城市应圈定何处也将见仁见智。笔者认为可以考虑和中国西部开发的大棋局相配合，尤其是可以利用那些已经建成但尚无太多人定居的豪华新城。

　　要之，中国改革开放的主题故事是中国的崛起。渐进式的政治改革是为了进一步改善中国广大人民生活、稳步提升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的话语权。做到了这些，中国的国际地位自然会上升，在国际事务中也一定能有所作为。

中国民间金融的曙光到来了吗？

王巍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28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设立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尽管这个方案酝酿已久，内容对于金融业内人士也并不新鲜，但在一个通常难以成事的政府换届时期，这个文件的发布时点和行文风格还是令人振奋的。以我经历了近30年各种花样翻新的金融改革措施而言，温州方案值得特别关注，很有可能成为重要的里程碑。

首先，肯定了民间金融合理性。国务院及有关部委曾经给上海、北京、天津、深圳、重庆等直辖市和许多重要城市类似侧重金融改革的特别许可和政策。大多是向国际社会表达积极接轨的信号，或者出于调整部委与地方利益格局而放松或紧缩金融监管的部署。这种指向和喊话无一例外地是面向国有金融机构和政府部门，与民间金融无关，而且每次都有几个条款将民间金融作为资深敌对势力加以特别约束。国务院在公布温州方案时则开宗明义地指出：“温州市民营经济发达，民间资金充裕，民间金融活跃”，这种“三民主义”的中性称谓恰到好处，赋予了温州金融的正面待遇和历史合理性。中央政府事实上用三七开的主流枝节分析态度来对待温州民间金融出现的一些问题，这种善意是空前的。

第二，温州试验领先全国。国务院要求温州“通过体制机制创新，构建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匹配的多元化金融体系，使金融服务明显改进，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能力明显增强，金融环境明显优化，为全国金融改革提供经验。”这更是精彩的一笔。区区温州小城，奄奄民间经济，有可能尝试体制和机制的创新，并被寄予为全国金融改革提供经验的厚望。历史上何曾有如此待遇？了解金融历史的就知道，中国民间金融近百年来长期成为被严厉打击的对象，不仅共和国如此，民国也如此。温州更是在民间金融领域的“罪魁祸首”。从1980年代改革开放到今天，一批批涉及民间信贷和汇兑的机构和个人都被冠以各种名目受到严格监控甚至监押判刑。创新试验不从一向听话的乖乖城市启动，居然从温州发轫，实在有云开日出的畅快。

第三，界定监管责任。温州金融改革方案的十二项内容中，其中四项指向监管。这说明国务院清醒地预见到了改革可能面临的风险因素及预防措施，也明确了监管责任。其中，重点是最后一项，即“清晰界定地方金融管理的职责边界，强化和落实地方政府处置金融风险和维护地方金融稳定的责任”。经过30年改革，中国经济已经不是一个板块一个模式了，二十几个地方政府的政策竞争，几十个部委的权利博弈，使得国务院无力再步调一致地协调和统制，金融监管部门更是鞭长莫及顾此失彼。与其找运筹帷幄的感觉，不如放鱼归海，将潜在的风险转移到地方政府是明智之举，而地方因地制宜的政策更可能化解潜在的风险。

第四，鼓励国有金融机构与民间金融竞争。方案中有五项涉及现有金融机构面向小微企业进行业务创新和扩张。金融改革是自上而下的，现有国有金融机构当然要近水楼台，先踞要路津，既然是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国有金融机构先行改革创新是题中应有之义，无可厚非。只是有如此巨大政策优势和历史机会，不先思全国扩张，业务创新，产业整合，与外国银行争高下，非要剑指小微企业，屠龙手艺非要干杀鸡的活，将本来归顺的无数民间金融人士的空间封堵，不免令人有些遗憾。国有金融有维护国家金融安全，维护全民金融安全，维护长期经济周期稳定之大义，国家骨干产业和基石企业都在国有金融的呵护下，各种政策资源，上市机会，重组注血，不良资产剥离，部级待遇等等都无所不有，与全球金融机构竞争仍贫血乏力。难道挥师南下就一定能在小微企业领域建功立业么？

第五，支持民间金融规范出土。温州方案中有三项是支持民间金融规范化出土，主要是鼓励建立“新型金融组织”，投资基金相关机构和境外个人投资。条款数量不重要，内涵很紧要。新型金融组织很具开放空间，如果再加上创新金融工具和服务就更圆满了。金融是一种迎合商业需求的制度安排，而制度安排需要与时俱进的调整。几十年的压制终于结束，民间金融可以恢复本来就应该有的功能。这些功能的开发和运用是创新的艺术，不是监管的科学。金融的核心是满足企业家、投资家、创业家和广大消费者的融资投资需求，并不断通过各种创新的金融服务来提升客户的价值。监管可以规定底线，但不应封住空间。从这个意义上讲，温州方案是一个非常好的实事求是的方案，国有金融与民间金融在规范底线上一视同仁。

温州试验区的文本使得金融在体制和机制的创新上具有了合法性，这个合法性能否具有市场上的合理性需要实践的检验。我对温州金融抱有乐观态度。过去30年计划经济对民间金融的种种压制，未能扼杀火种。过去七八次宏观调控紧缩银根都无法根除民间金融。温州商人在民间金融的呵护和支持下，将一个计划经济中落后的小城变成中国市场经济的先锋，而且也成为中国民营企业家走向全球的起点，被称为“温州奇迹”。这恰恰说明了民间金融的强大活力。试验区的开放也表明了中国政府因势利导实行市场经济改革的决心。

我去年八月曾在一次讲演上讲过：我们救温州，还是温州救中国，引发了金融界的思考。国务院今天的决定是给了温州一次空前的历史机会。积极金融创新，立足市场需求，温州金融业应当有能力给中国金融业做一个榜样，让我们一起呵护温州，支持温州。

（本文作者王巍是中国股权投资基金协会秘书长、中国金融博物馆理事长。文中所述仅代表他的个人观点。）

Google Consumer Surveys：依托于强大平台的网络调查问卷工具
from iFanr 爱范儿 ♂专注于拇指设备的小众讨论 by 陈一斌


有人开玩笑说，“数据”就是 Google 文化的核心。没错，它最近发布的新产品就和数据有关。

这个新产品名为 Google Consumer Surveys，从名字很容易猜出来，它是一个问卷工具。然而，Consumer Surveys 和 Google Docs 中创建问卷的功能有什么不同呢？

用 Google Consumer Surveys 创建一个问卷，用户不仅仅可以自行创建，还能够通过模板创建。



而在选择调查对象的时候，可以是设定为美国人，也可以设定为一定地域范围、年龄范围内、不同性别的人，也可以设定需要用户回答某个问题的人。在这里，若用户需要更加细化自己的调研对象，则需要额外付费。



选择完调查对象，开始创建问卷。用户在创建问题的时候，可以选择不同的问题类型，比如多选题，星标等。



这个服务不是免费的。在创建调查问卷的最后，Google 会让用户选择不同的价格套餐。它最低的定价是，一份保证每个问题有 200 个回复的问卷，价格是 140 美元。



然而，这个服务真正创新的地方不在这里，而在于它如何为用户服务的方式上：平时使用 Google 服务的用户，可能需要回答这些问卷上的问题，才能够浏览特定的内容，包括视频、音频等等。这种方式和之前我们报道过的 DoubleRecall 有相似的地方——用户若想访问某个内容，须按照要求回答一定的问题才行。

这个服务的流程其实很简单：企业用户通过这个工具创建调查问卷，并向 Google 购买服务；Google 在线上内容合作方上显示调查问卷；读者在阅读内容前回答调查问卷；而根据读者的回复次数，内容合作方能够从 Google 手中获得一定的利益回报。

对于 Google 的用户而言，调查问卷毕竟比文字广告有意义一些，若我回答一个简单的问题，能够不再显示 YouTube 的弹出广告，那么我还是愿意的。而对于 Google 而言，利用自己强大的平台提供调查问卷服务，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而且这个服务还能额外带来收入。对于企业用户而言，有 Google 这样强大的平台支持，而且调查问卷的收费并不昂贵，Google Consumers Serveys 服务具有相当的吸引力。对于那些合作发布调查问卷的网站而言，它还能够获得一笔新的收入，而且广告内容不会烦人。

Google 的产品经理称：“Google Consumer Surveys 背后的想法就是创建一个让所有人获益的模式。你可以继续阅读你所喜欢的线上内容；发布方则拥有从内容获得利益的新选项；企业拥有新的渠道来发现消费者所需求的。”这确实是一个皆大欢喜式的服务，然而最终结果如何，还要看它的内容合作方有多少——像 Google AdWords 和 Google AdSense，就是因为合作方够多，才能成为 Google 目前收入的主要来源。

目前，有 20 家线上内容出版方与 Google 合作，它们包括 Pandora、AdWeek、New York Daily News 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