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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为什么这样痛
本文来源于 财新《新世纪》 2012年第15期 出版日期 2012年04月16日

　　 结构性减税零敲碎打，加之以征管加强；国有资本对保障民生几无贡献；政府经济性建设支出继续高企；财税高增长仍是主旋律

财新《新世纪》 记者 王长勇 邢昀

今年中央财税部门力争在全国建立评估体系，为下一步对居民住房征收房地产税打下基础，同时按评估值对二手房交易征税，推动政府税收收入增长。图为上海市某房地产交易中心内，人们正忙于进行房产交易。赵昀/CFP

　　社会各界对持续快速增长的税收诟病不断，2012年的全国“两会”之后逐渐达到高潮。全国政协委员李剑阁提交的提案，旗帜鲜明地呼吁减税，称其为体制改革、结构转型和廉政建设的当务之急。此举在全国引起了极大的共鸣。
　　李剑阁的提案称：“无论从应对危机，还是从体制改革、结构转型和廉政建设的各个方面看，大幅度大范围减税不仅是当务之急，而且力所能及。”
　　独立经济学家谢国忠此前在本刊撰文主张“立即减税1万亿”，与李剑阁不谋而合。
　　自1997年至2011年，全国财政收入逐年持续高增长，按可比价格计算，其增速约为GDP增速的1.5倍。到2011年，中国大口径宏观税负超过35%，逼近发达国家水平；另一方面，政府承担支出责任的教育、医疗、社保等公共品和服务增长缓慢，有些甚至相对下降，社会公众的不满情绪逐年升温。
　　税收持续增长是好事吗？美国前总统里根在位时期，推行经济学家阿瑟·拉弗（Arthur Betz Laffer）的减税政策，极大地促进了当时的经济发展，“拉弗曲线”从而著名于世。
　　拉弗曲线具有政策含义，即如果一个经济体的税负过重，将会遏制其经济的活力，反而征收不到税收；相反，如果把税收减免到合理的范围，税率看起来降低了，但由于经济活动扩展，税基大幅增加，经济发展和税收都能得到良性发展。
　　正是由于经济困境在前，许多有识之士认为，减税已是当务之急。
　　在今年全国人大全会对2012年政府预算案的表决中，438票反对，为有效票数的15.3%；131票弃权，二者均升至近五年来最高。社会公众的“税痛感”已经通过立法机关有效传递，政府压力也逐年上升。
经济难承之重
中国宏观税负已接近发达国家
　　中国的宏观税负究竟有多高？对此，政府和社会机构都没有公认的权威数据。因为数据口径和测算方法差异，政府和民间的统计测算结果也不同，差异主因是如何测算游离于政府统计之外的收入。但官方和学者比较一致的看法是，中国大口径的宏观税负水平自2007年以来已经超过30%。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政府财政统计年鉴（2009）》所列的数据，测算包含税收收入、政府非税收入、社会保险缴款等在内计算的宏观税负（即大口径宏观税负）水平，23个发达国家平均为43.3%，24个新兴和发展中国家（地区）平均为35.6%。
　　根据中国政府部门数据，2011年全国公共财政收入10.37万亿元，全国政府性基金收入近4.14万亿元，全国五项社会保险基金总收入2.37万亿元。以上三类政府收入合计达16.88万亿元，占2011年GDP（47.16万亿元）的35.79%。
　　按IMF数据口径比较，中国宏观税负略高于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低于发达国家平均值7.5个百分点。
　　政府和学者对中国宏观税负高低的分歧，在于发达国家政府公布的收入与实际水平接近，而且公开透明；中国政府收入统计不完整，游离在外的收入也欠公开透明。中国统计宏观税负时仅仅涵盖了政府部门公开的三部分收入。统计中漏掉的部分，包括规模不小的未纳入政府预算的非税收入、不合法的制度外收入，以及学校赞助费、医院“红包”等公共机构和人员的灰色收入。
　　专家测算，若考虑以上政府及公共机构的隐性成本，中国宏观税负水平势必超过40%。
　　而众多由国企垄断提供的商品和服务，比如成品油、通信、电力等，因其受行政性垄断保护，并非是市场充分竞争，国企垄断和低效也导致社会公众支付了额外费用。
　　正因如此，中央财税部门认为，控制宏观税负水平上升重点应规范、减免政府收费等非税收入，将合法的预算外非税收入纳入预算，杜绝制度外收入和寻租收入，清理规范事业单位和公共机构收费。2011年，全国税收收入8.97万亿元，占大口径政府收入的53%，占GDP的19%。
　　许多财税专家也呼吁，“减税”应着眼于减费，包括减免各种行政性收费、降低社保缴费率等。在各类政府收入中，税收收入有法律依据，比较规范。如果简单通过减税降低宏观税负，反而会导致预算外非税收入、制度外收入等不规范、不合法收入比重上升。
此增速远超彼增速
过去13年间全国财政收入增速是经济增速的约1.5倍
　　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除了以税种明确划分中央和地方的收入来源，另一重要目标是提高“两个比重”，即提高全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提高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这是两个核心量化目标。其结果之一，就是中国财政收入快速增长，且常年远高于经济增长速度。改革实施已近20年，财政收入增速与经济增速究竟应当确定什么样的比例，至今仍不明晰。
　　《预算法》第二十九条规定，各级预算收入的编制，应当与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相适应。财政部以此为据，每年编制的预算收入增幅与GDP持平或略高。但收入预算按低增幅编制，实际却按高增幅执行。1996年-2011年，全国财政收入预算增速平均是10.43%，而执行结果平均是19.00%，远高于GDP增速，预算误差高达82.17%。
　　近年来，财政部推行“财政管理科学化、精细化”，但预算和实际间的误差如此之大，使得财政管理科学化、精细化有名无实。
　　有分析称，财政收入增速远高于GDP增速有失偏颇，因为GDP增速是实际值，而财政收入计算的是名义值，即加上通胀因素。不过，1998年至2011年，GDP现价（即名义GDP）平均增速为13.08%，全国财政收入平均增速为19.54%，以可比价格计算，GDP现价平均增速与全国财政收入平均增速之比也达到了1∶1.49。
　　《预算法》规定，财政预算收入增长要与经济增长相适应。但过去13年间全国财政收入增速是经济增速的约1.5倍，相当令人震撼。按照此速度，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会继续提高。
　　实践中，财政收入永远不可能与GDP相等。根据拉弗曲线，宏观税负超过某个临界点，企业投资和经营就会缩减，个人收入也减少，政府税收也随之减少。在极端情况下，如果政府想征收到100%的税额，所有经济活动会停止，实际能得到的税收是零。
　　若考虑隐性成本，中国宏观税负已接近发达国家；中央财政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也已稳定在50%左右。虽然有些政府收入处于灰色或黑色地带，但现实中，钱流进了政府部门或官员口袋，进入统计与否，并不能掩盖社会负担客观存在的现实。
小微企业受益几何
结构性减税围绕小微企业展开，规模有限，效果不彰
　　社会感受到的负担，固然源于政府税收收入、非税收入、基金收入、社保缴费以及不合规、不合法收入等的叠加，但社会公众倾向于将“税痛感”聚焦于更为显性的税收。2012年全国“两会”前后，减税呼声空前高涨。
　　面对社会和公众的压力，自去年下半年开始，政府承诺推进结构性减税，减税政策随之密集出台。但减税究竟减了多少真金白银？能否抑制宏观税负水平继续攀升？
　　自去年9月起，个人所得税工薪所得减除费用标准提高至每月3500元，财税部门宣称这是一项减税改革。而专家们指出，征收个税需扣除个人用于消费的收入，减除标准本该随消费支出提高经常性调整，不能将一项避免对消费征税的调整，认为是减税措施。同时，财税部门反而以调节高收入的名义，借机提高中等收入以上纳税人的税率。
　　作为体现结构性减税的举措，减轻中小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税负成为减税重点。财政部2011年10月决定，自当年11月1日至2014年10月31日，金融机构与小微企业借款合同免交印花税。但免交印花税前提是要获得借款。根据央行数据，2011年人民币贷款余额54.79万亿元，其中小企业信贷余额7.55万亿元，占比为13.78%。财政部减税政策认定的小微企业标准低于央行的标准，所以实际享受免税的信贷比重更低。其中的微型企业，绝大多数既缺抵押品，会计账簿不全，也无财务审计报告，极难获得金融机构信贷，信贷占比甚微。
　　另一减免税政策是提高增值税、营业税起征点至5000元-2万元（月），自去年11月起实施，两税的起征点适用个人和个体工商纳税人，不涉及企业。据国家工商总局统计，至2010年底，全国个体工商户户数达3452.89万户，登记从业人员7097.67万人，看似收益人群不小。然而，此前在很多省区，增值税、营业税起征点最低值已超过5000元。早在2004年，贵州、黑龙江已将增值税起征点调高至5000元。新疆也于2010年10月将营业税起征点提高至5000元。
　　因此，本次提高两税起征点真实的税负下降幅度极为有限，实质上是法定税率向实际税率趋近。
　　在有些地方，提高起征点反而会提高税负。税务部门向个人或个体工商户征税，绝大多数采取定额征收，即由税收部门根据行业特点、经营户所处位置、人员数量等核定营业额。这意味着税务部门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
　　因此，提高两税起征点，纳税人的税负能否真正降低，取决于税务征管部门能否据实核定。在一些不发达地区，税务部门为完成税收任务，常根据征收任务核定营业额。中央政府提高起征点非但不能带来减税，反而因基层税务征收人员为达到征税起点，人为提高核定数，导致个体工商户税负大幅上升。
　　同理，自2012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对年应纳税所得额低于6万元（含6万元）的小型微利企业，其所得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按20%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因小微企业会计账簿不全，税务部门征收所得税，多数也是核定征收。一些税务征管人员为完成任务，会人为提高应纳税所得额核定数。
　　2012年的《政府工作报告》要求：“加大结构性减税力度，重点支持实体经济特别是小型微型企业。”显然，今年的结构性减税，并非全面减税，所谓“结构性”体现在针对“小型微型企业”，按此要求，财税部门制定的减免税政策围绕小微企业展开，这就决定了减税的整体规模非常有限。而在实践中，小微企业也受益有限。
真心才能减税
结构性减税是零敲碎打的临时性政策，而基层税务部门进而强化征管
　　另一项政府宣称会带来减税的重大改革，是今年上海开始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并在年内扩大试点范围。这一改革的核心内容是在交通运输业由征收3%的营业税，改为征收11%的增值税；部分现代服务业由征收5%的营业税，改为征收6%的增值税。
　　试点运行两个月，上海交通运输业普遍反映税负上升，中央和上海财税部门也承认了这一事实。现代服务业中人力成本等不可抵扣进项的比重高，也存在税负上升的现象。上海的“营改增”改革，目标是连接增值税抵扣链条，消除对相关行业重复征税，但税率设置过高，又抵消了税基缩小的减税效应，交通运输业税负反而上升。
　　财新记者获悉，是项“营改增”改革推进困难。识者指出，实施“营改增”，中央政府必须狠下决心，一要保证地方财政收入不受影响，二要改征增值税后，营业税纳税人税负不上升。
　　如果说“营改增”还是一种结构性税改探索，那么2011年最后一天，财政部、国税总局决定对蔬菜批发、零售的纳税人销售的蔬菜免征增值税，则是一项典型的减税“形象工程”。
　　增值税征管的机制，以进项税额抵扣为利益驱使，买方向卖方索取增值税发票，卖方开具增值税发票，则完全受国税部门征管系统管控。批发商将蔬菜卖给零售商，零售商再销售给消费者，绝大多数零售商和消费者都无法抵扣进项税，也就不会索取增值税发票。因此，政府免征蔬菜批发零售环节增值税，就是免掉了一项基本征不到的税。
　　而且，蔬菜生产购买的化肥、农膜、农药等生产资料含有增值税，农民无法在销售产品时抵扣进项税额。蔬菜流通中，运输、批发、零售各环节都要缴纳营业税，运输车辆需交车船税，车用汽油、柴油、机油等含有增值税、消费税。整个过程还涉及路桥费、各种行政性收费、仓库场地租金等。以上各种税费，都无法实现进项抵扣，农产品生产和销售过程中，重复征税非常严重。因此，对蔬菜批发零售环节，政府不仅应免税，更应退税，消除重复征税。
　　2012年财政部门不遗余力宣扬的结构性减税，实则是零敲碎打的临时性政策，涉及制度性的改革极为有限。表面看，减税政策范围广、涉及个人和企业众多，但实际上涉及的税种都是有效纳税人少，征管难度大，征管率很低，税务部门自由裁量权大，征收弹性强。
　　回顾近年来政府减税过程，一方面是中央财税部门出台减税政策；另一方面是基层税务部门实际强化征管、弹性执行。究其根源，中央政府出台减税政策，但没有相应可量化、可考核的硬性减税目标，中央政府的减税政策是软约束，而基层税务部门的税收增长任务是硬约束。
　　政府财税部门公开承诺并强调要依法征税，但实际执行是按计划征税，征税任务层层分解。到了基层税务征管部门，不但要求完成任务，很多税务部门对超额完成任务有奖励。这样的激励效果，也是财政收入实际增速远高于预算数的重要原因。
减税增支，可能吗
2012年财政收入高增长依然是主基调，减税是小插曲
　　2012年是本届政府最后一年，众多保障民生目标需年内兑现。民生支出领域范围广、增长数额大，决定了政府对今年财政收入高增长的渴盼比往年更加迫切，从今年预算报告也可窥其端倪。
　　2008年-2011年，全国财政预算收入增幅和当年GDP预期增幅一致，均为8%。今年全国财政收入增长预算数是9.5％，比去年预算增幅提高了1.5个百分点；而今年的GDP预期增速是7.5%，比去年降低了0.5个百分点。调低经济计划增速、提高财政预算收入增速，显而易见，2012年财政收入高增长依然是主基调，减税是小插曲。
　　政府承诺的民生支出没有多少回旋余地，如保障性住房建设、财政性教育经费达标、城乡养老医疗改革等。今年的保障性住房任务是基本建成500万套以上，新开工700万套以上；为实现全国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DP的4%，今年全国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要达到21984亿元，同比增长36.4%，需要比去年多投入5800多亿元。
　　今年年底前，政府要实现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和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全覆盖；连续第七年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全年人均增加1680元；将农民人均纯收入2300元（2010年不变价格）作为新的国家扶贫标准，比2009年提高92%。
　　政府一旦承诺了教育、养老、医疗等民生支出，多数会固化为刚性支出，必须每年安排资金保证，也就必须有经常性的收入增长来保障。
　　政府郑重承诺兑现多项民生支出的同时，又高举减税大旗，这一“减税增支”之举存在内在矛盾，两个目标极难同时实现，顾此必然失彼。欧洲债务危机国的境遇就是鲜活的实证。公众呼吁减税的压力需适当释放，减税以“虚多实少”回应只能是短期策略。
保民生钱从何来
受制于国企既得利益的阻挠，运行已五年的中央国有资本预算，对保障民生几无贡献
　　政府扩张民生支出，就需相应的财力去落实。目前途径有三个：一是通过增量资源，政府收入以更快的增长，用于支撑上升的民生支出；二是调整存量，降低政府行政性和经济性支出比重，调整到直接民生支出方面；三是提高政府绩效，用同样的钱，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产品和服务。
　　中国宏观税负按官方口径已超过35%，从增量扩张来筹资的空间日益收窄，财政收入高增长已难以持续。近两年中央政府公开“三公经费”并严控增长，可视为在民众压力下，以实际行动控制行政经费增长，但目前此类行动主要是象征性的，压缩的经费微乎其微，对提高民生支出难有实质贡献。
　　为扩张民生支出，缩减政府经济建设性支出更为现实。这就需要调降公共财政预算安排的建设资金，并且将国有资本预算资金，按一定比例调入公共财政预算，用于支撑民生资金的扩张。专家学者对此呼吁多时，政府也早已表达认同，但实际执行依然未上正轨。
　　细查2012年的政府预算，政府经济建设性支出非但没有缩减，反而大大强化。今年全国安排财政赤字8000亿元，虽比2011年减少500亿元，但实际上中央用于经济建设的财政资金有增无减。
　　去年，全国各级政府财政超收1.4万亿元，除了当年追加支出，通过预算稳定调节基金，将部分超收收入转到今年支出。中央政府从预算稳定调节基金调入2700亿元，安排到今年使用，比去年增加1200亿元。中央预算稳定调节基金还剩余1070亿元，和预备费性质类似，是今年可随时动用的机动财力。
　　2009年-2012年，全国赤字水平依次为9500亿元、1万亿元、8500亿元、8000亿元，赤字微降，但规模依然居高不下。四年累计赤字达3.6万亿元，数倍于应对亚洲金融危机时的赤字规模。
　　按现行预算体制，财政赤字资金要用于建设投资。政府债券利息，全部由公共财政预算安排资金偿付。政府债券到期后，也经常通过公共财政预算安排资金偿付。这样做，推高了公共预算用于投资建设资金的规模。
　　此外，今年中央预算内还安排了投资资金4026亿元，比去年增加了200亿元，这是公共预算直接用于建设的资金。还有些公共预算资金，以科技研发和创新、产业升级、人员培训等名义流向企业（主要是国有企业），最终被用于投资和生产经营。
　　还有一项可为扩张民生支出提供资金支持的来源，就是国企上交利润。国资预算改革已有多年，但国资收益仍基本在国资系统内循环。自2007年开始的国有资本预算，实质是国资系统内的企业预算，转入政府公共预算的资金微乎其微，和社会公众并无多少交集。
　　2011年中央国有资本经营支出769亿元，仅40亿元调入公共财政预算用于社保等支出，占比5.2%。近95%用于国有企业的经济性支出，如国有经济和产业结构调整、央企改革脱困补助、科技创新、节能减排、境外投资、新兴产业、兼并重组等。
　　今年的中央国有资本经营支出延续了这样的导向。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875亿元，调入公共财政预算用于社会保障等民生方面的支出50亿元，占比仅5.7%，其余资金用于国有企业的经济性支出。可见，国有资本收益不但没有通过调入公共预算让社会公众共享，反而公共财政资金以各种名义和方式，用于投资建设和企业生产经营。
　　国有资本经济实力雄厚，最有能力担起部分保障民生的责任，但受制于国企既得利益的阻挠，运行已五年的中央国有资本预算，对保障民生几无贡献。
　　保障民生的另一途径就是提高政府支出绩效，也可有效化解“减税增支”的内在矛盾。2005年，财政部制定《中央部门预算支出绩效考评管理办法》；2009年开始，又在中央部门每年选取部分项目作为绩效评价试点。财政部不完全统计，2010年全国省级部门纳入绩效评价的资金量约1600亿元。
　　政府的绩效评价虽然刚刚起步，但潜力巨大。2009年-2011年年末，政府在央行国库的存款余额连续三年均超过2万亿元，而且是最后两月突击支付后的余额。近两年，政府在国库的存款余额多数月份超过3万亿元，几乎占到全年收入的三分之一。
　　财政部每年都强调“财政收支矛盾突出”，但又常年在央行国库沉淀巨额资金。闲置国库对社会经济而言是巨大的损耗。政府预算每年都收支平衡，年末在国库的存款数额巨大，且“芝麻开花节节高”，存款余额逐年攀升。这一现象凸显近年来政府绩效在持续恶化。
　　年末政府在央行国库的存款余额，主要是财政资金结余和结转所致。结余是因预算安排给项目的钱太多，项目完成后花不完沉淀在国库；结转是因为预算安排的资金超过当年需要，项目尚未完成，资金转到下年继续使用。财政资金少量结余和结转不可避免，但巨额资金长期沉淀国库，说明政府预算编制和执行不严谨、不精细、不科学，财政支出效率极其低下，财政资金浪费严重。
　　财政部部长谢旭人指出，2012年将把改善民生摆在财政工作更加突出的位置，积极而为，量力而行。
　　积极而为，钱从何来？过去的一年，实业疲态彰显，税负微涨即民怨沸腾，拉弗曲线临界点已隐现。与其靠百万税官加强征管，不如清理国库常年积存的款项，调入国资收益，腾挪建设资金，以用于民生支出。
　　以中长期计，从全局观，中国经济往前走，减轻国人的“税负之痛”还需要深入改革的大文章。

何处又增税
本文来源于 财新《新世纪》 2012年第15期 出版日期 2012年04月16日


　　 营业税改增值税先行，房产税试点今年难扩大

财新《新世纪》 记者 王长勇 邢昀

　　中央政府将“十二五”提出的各项税改全面铺开，进程明显加快。“十二五”规划提出“改革和完善税收制度”，涉及房地产税、资源税、增值税、营业税、消费税、个人所得税、环境保护税以及费改税等。本届政府最后一年，除了环境保护税仍处研究阶段，其他税种的改革都会有实质行动。
　　结构性减税本意是推出减税改革的同时，配合推进一些增税改革，对冲收入减少对财政的影响。2012年中央政府大张旗鼓宣扬减税，增税改革和举措却低调潜行。
　　今年个人所得税制度不会再有变革，政府将全面强化个税征管，弥补个税改革导致的减收。
　　财产转让所得、劳务报酬所得以及利息、股息、红利所得等，增税空间较大，将是今年加强征管的重点。实际行动已经开始。
　　加强对奖金、补贴、福利等形式收入征税，也是政府以征管促增收的重要途径。类似去年税务部门加强对发放月饼征税的动议，今后也依然会出现。
　　房产税扩大试点范围的改革是绝对增税的改革。财政部长谢旭人在今年“两会”称，今年将进一步研究推进房产税改革的方案，适当扩大试点范围。对其具体内容中央财税部门没有阐释。市场和公众的分析推测，以重庆和上海房产税试点为基础展开，一是重庆、上海将房产税征税范围，从增量居民住房为主扩展到存量住房，二是将试点扩大到北京、广州、深圳、杭州等城市。
　　但是，3月以来，对房产税扩大试点城市，政府相关部门纷纷予以否认。北京市住建委称北京尚无试点房产税的安排，基础性的准备工作也只是房地产市场管理的日常工作。针对关于深圳、广州或入围第二批房产税试点城市的传闻，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副部长齐骥3月25日在“首届岭南论坛”上予以否认。
　　3月30日，广东省地税局副局长刘小涛表示，税种的开征、停征（包括试点等）权限在中央，省级税务机关无权决定税种的开征和试点，目前没有接到要求试点的通知。
　　对于今年房产税扩大试点，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想法并不一致。财新记者从参与改革研究的专家获悉，今年将房产税试点范围扩大到其他城市的改革难有进展，重庆和上海也趋向于维持现状。
　　专家分析，“适当扩大试点范围”的内涵，主要是指由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推动的“应用房地产评估技术加强存量房交易税收征管”。按评估值征税是对房地产征税的技术基础，财政部、国税总局在2009年底启动，要求全国各省份至少选定一个试点城市，对二手房交易环节的契税等按评估价征收。按计划，2011年7月1日前各地应完成试点，从今年7月1日起，将全面推行应用房地产评估技术加强存量房交易税收征管。
　　接近财税部门的专家称，今年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推动房地产税改革的要点，就是在全国建立房地产评估体系，不会急于推动对居民住房征收房产税试点的扩大。地方政府也不会主动向中央申请改革试点。
　　现行税法中，个人二手房交易实际涉及税种包括契税，营业税和个人所得税，这三个税种均以房产交易额为基本税基。房地产交易金额的高低，直接决定了纳税额的多少。二手房交易动辄数百万元，买卖双方通过签订“阴阳合同”达到减少纳税的动力极强。
　　今年中央财税部门力争在全国建立评估体系，为下一步对居民住房征收房地产税打下基础，同时按评估值对二手房交易征税，推动政府税收收入增长。
　　中央财税部门将重点推动的税制改革是“营改增”。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肖捷4月1日在《经济日报》撰文称，现阶段解决增值税改革的广度问题尤为紧迫。由于对劳务、不动产和无形资产征收营业税，增值税的抵扣链条不完整，转型后的增值税制度在消除重复征税、促进产业分工方面的优势仍然难以充分发挥，亟须在覆盖广度上取得突破。
　　按上海试点方案，“营改增”依然会带来增税，政府可能会调整试点方案，维持税收不增不减来扩大试点。
　　今年增税改革的机动可选，一是继续推进资源税由从量计征改为从价计征，二是提高现行消费税税率、扩大消费税征税范围。这两项改革受制于通胀影响，在通胀回落稳定至较低水平时，如果财政支出压力较大，政府便可随机启动出台。

政府的市场化

本文来源于《财经》杂志　2012年04月08日

政府和市场是复杂、动态和相互影响的系统，且生存于人类和生态限制的大系统中。要使人类系统稳定、包容，且生态上可持续，我们需要在这种动态的复杂性中包容性发展

　　关于政府和市场的争论由来已久，但是将二者对立起来是错误的。

　　政府和市场都是社会公共机构，二者不是相互独立，而是不可分离、相互作用和相互依赖。人类的发展和进化就是二者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和反馈的过程。《小即是美》的作者舒马赫认为，“我们真正需要的不是政府或市场，而是同时需要这两者。”亚洲国家有政府主导经济发展的传统，亚洲市场的效率要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前提是制定好发展计划。

　　伦敦商学院教授约翰·凯(John Kay)把市场定义为相对透明、自行组织、激励相容的机构，用于产品和服务的交换，且通常以货币为交易媒介。更通俗地说，市场帮助匹配买者和卖者，并在某种游戏规则下确定市场价格。

　　但是，企业是在更大的社会机构中（国家体系）运营的社会机构，而国家则在更大的全球经济中运行。由于经济全球化，政府政策如货币政策、汇率和国际贸易，不能脱离全球环境。没有一个人、企业或国家是一座孤岛。全球化已经不可逆转地改变了游戏规则。

　　政府是什么？为什么政府比以前强大这么多？

　　政府本身是一个由不同相关利益者（政治家、官员、商人、公民和外国人）构成的复杂市场，用于非货币产品和服务的交换——从政治、社会、军事、伦理和生态的维度。

　　我发现，可以把政府看做用于权力交换（以非货币形式）的类市场机构。权力来自于社会代表——人们把权力授予政府，希望政府保护他们，以及公正地执行社会规则和法律。因此，“政府的市场”有和真正市场一样的要素——信息不对称和委托代理问题。这是新古典理论失败的原因——它假设社会生活中最有趣的部分是不存在的——我们对未来都是不确定的，不产生背叛的信任是一种稀缺商品。当市场和政府串通时，腐败就随之而来。

　　在原始社会，政府是一个家国，封建社会就是从家族演化而来变成国家。今天，政府是一个复杂的机构，发达国家政府的经济规模有时达到GDP的50％，人数达到人口的三分之一。在很多大国，政府有很多层级——中央、省、市、县、镇和乡，每一级都有自己的部门，甚至有企业。大多数公民都发现，和复杂的政府权力打交道是困难和迷惑的。秘鲁经济学家赫南多-迪索托（Hernando de Soto）首先提出，农村地区之所以贫困，是因为贫穷人口的财产权没有得到充分保护，而且由于复杂的政府，交易成本变得很高。

　　换言之，当政府有效和稳定时，市场也是有效和稳定的。从最近的经验中不难得出，金融危机是政府管制失败的结果。欧洲债务危机充分显示，当政府财政状况岌岌可危，且没有机构能作出快速、简单、清晰的决定时，金融市场就开始出现危机。

　　政府和市场是复杂、动态和相互影响的系统，并且生存于人类和生态限制的大系统中。要使人类系统稳定、包容，且生态上可持续，需要在这种动态的复杂性中实施包容性发展。这种复杂性由于一些大国之间的相互作用（通常是集体行动陷阱）而被放大，这些大国通常都在地缘政治上有重要的人类和生态的足迹，例如印度、中国、欧洲和美国。

　　所有的政府和市场都在人口、资源和权力的集中和分散化之间竞争。系统要保持稳定和可持续，必须要适应来自内、外部复杂的变革动力。要保持完整性，每个社会的赢家和输家都要有复杂的利益交换。当损失的原因和影响不清楚（如危机），既得利益者为保护利益阻碍变革时， 这种规则和交易是困难的。

　　这是为什么改革总很困难，并且通常只有从危机中感到危险时才会发生，因为既得利益者愿意用当前损失换取未来利益。既得利益者通常不愿意改革，因为当前的利益远胜于不确定的未来。政治则是各方利益斗争的妥协结果。

　　认为市场总是正确的观点有个前提假设，即市场总是均衡的。但是，当政府失衡时市场也会失去平衡。当不考虑个体行为合计的后果时，集体行动的陷阱就会发生。次贷危机已经表明，当行业的领军者自身是一个公共利益免费享用者(free rider) 时（贪婪是好的）， 体制是不稳定的。集体行动的陷阱是比较普遍的。全球正面临集体行动的陷阱，因为没有任何国家愿意为全球的公共物品做出牺牲。只有当每个人共同地为社会稳定而努力时，社会才能稳定。

　　下一次专栏，我会探讨如何走出集体行动的陷阱。

　　作者为中国银监会首席咨询顾问和国际咨询委员会委员、香港经纶国际经济研究院院长、香港证监会前主席

疯狂预告片

商业价值 刘媚琪 2012-04-18

核心提示：不做预告片就相当于放弃了电影营销。中国的电影预告片产业虽然刚刚起步，但是前景广阔。


120秒的时间能做些什么？可以浏览或转发几条微博，可以去给自己的宠物狗倒上狗粮，再顺便跟它玩一会儿……然而告诉大家一部即将上映的电影多有魅力，激发观众内心强烈的观影欲望，却是电影预告片在120秒的时间内需要做的事情。



在2009年末贺岁电影《三枪拍案惊奇》的预告片里，明星云集，笑料频出，这样风格鲜明的两分钟引观众为之心动，最终《三枪拍案惊奇》以8000万制作成本收获2亿多票房，成为当年投资回报率最高的电影。电影预告片这一关键的营销环节正是从那时开始引起制片方的注意。



在浓缩的时间内被某一秒的画面吸引，想必是一种印象深刻的体验。4个月之前《金陵十三钗》还未上映时，当人们谈到它，会谈些什么？可能是张艺谋，可能是大手笔的成本投入，但是预告片中，“十三钗”尚未露出的面容、身着美丽旗袍的柔美背影同样唤起观众对于影片强烈的好奇。



现在我们时常会看到某部电影预告片在网络上兴风作浪。即将有《匹夫》、《王的盛宴》、《画皮2》等一系列国产影片登陆5月黄金档期抑或暑期档，相应的预告片也都已经进入制作环节，并有先导版本投入网络，在微博上动辄几千次的转发量。国内的预告片市场已开始走入深处。



预告片市场拓荒



国内预告片制作行业的兴起不过是近两年发生的事情。2010年之前，国产电影业还少有预告片营销的概念，所有的电影宣传物料都被称为片花，多为精彩镜头的简单拼贴，并由电影剪辑师抑或导演自己“顺手”制作。而《三枪拍案惊奇》的预告片改变了之前片花的概念，开始走广告路线。



中国电影市场开始急速发展正是2010年之后的事情，超过100亿元的票房收入使电影产业链条中各个环节都开始细分和独立，自然也点亮了国内的预告片市场。魏楠的简单点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和张小北的太空堡垒工作室都抓住了这样的先机，成为早期的受益者。



2006年在转入电影后期制作之前，魏楠已有7年的广告制作经验，虽然当时尝试剪辑的几部电影都不算成功，但是这段经历让他学会了电影的制作工艺。2009年，当时正为《三枪拍案惊奇》做宣传的张艺谋导演找到魏楠做预告片，也正是看中了他身上广告与电影兼具的思路，这对于魏楠来说却是一次从未有过的尝试，“正是通过《三枪拍案惊奇》，我才知道这个也能赚钱”。



在此之后，电影制片方相继将预告片制作环节外包，接到多部电影项目的魏楠也不满足于过去作坊式的生产，“当时没有人跟我竞争，但是也没有人支持我，所以我就只能自己来”，从2010年8月魏楠在二环旁边租下二层小楼成立公司到现在，公司已经由最初的6个人扩大到当下的30多人，预告片制作成为流水线生产，预告片市场也逐步成形。



在那一年成立的太空堡垒工作室也同样提供预告片专业服务。其创始人张小北本身是电视台编导、编剧和影评人，如果说魏楠是以商人的身份转入预告片行业，那么张小北则是以影迷的身份进入。在太空堡垒工作室成立的前两年，工作室的主营业务是制作电影特辑而非预告片，在意识到了预告片的广阔市场后，张小北也果断扩增人员，将现有12人的工作室拓展到预告片领域。国内除了这两家公司外，其他的预告片制作多为个人行为，而这两家公司也享受到了早期的市场红利。



两年来，魏楠所面对的预告片市场是一片尚未开垦的荒原，经过早期的市场拓展，“对影片几乎没有要求”的公司以每年20部电影的频率，完成了50多部电影的预告片项目，而当年10万-50万不等的报价自然也为公司带来了可观的收益。



好莱坞的预告片理念与制作流程是魏楠最初预告片制作的经验来源，而魏楠所接影片也以商业片为主。镜头的选择和组织早已形成了广告气质浓厚的魏楠式风格。在对《变形金刚》、《碟中谍4》这类商业电影情有独钟的魏楠看来，让观众消遣和娱乐才是电影的意义，“我不喜欢文艺片，我只是一个懂市场的商人”，而文艺片自然也不是他的强项。



太空堡垒工作室由于今年才将重心转入预告片，虽已完成了7部电影的预告片制作，但从人员配备、硬件设备等各方面暂时都无法与魏楠相抗衡，因此魏楠的公司在行业内处于一家独大的地位。然而，魏楠也意识到这其中的问题，“市场上任何单一的风格都是危险的，时间长了容易产生厌倦”。



经过一轮融资之后，这家创业公司也开始转型，从今年开始，魏楠将业务范围精细化，以大制作商业片为标准承接项目，“我现在只接大片，不接小成本电影”。为《画皮2》、《王的盛宴》等投资过亿的国产大片制作预告片，成为魏楠今年的工作重点。



其实这对于张小北来说，或许会是一个好消息，作为资深影迷的张小北与魏楠思考问题的方式不尽相同。与魏楠非大片不接的定位相对，太空堡垒工作室已承接了《钢的琴》、《幸福额度》等多部中小成本文艺片的预告片制作。在张小北的价值判断中，做预告片不是为了片方牟利，“看到一部好的电影我会享受到很好的生命体验，我想把这个体验分享给我的朋友”。



其实不同的电影需要不同气质的预告片，预告片市场上难以出现垄断性公司，好莱坞现虽有48家预告片公司，而这些也都是中小型公司。张小北认为，“这不是生产能力跟不上，而是片方需要的是不同的风格和类型”。已走在前面的这两家预告片制作公司开始在拓荒中找到自己的定位。



不仅仅是广告



预告片作为电影广告的定义早已被接受，它无非是帮助观众了解自己对于电影的欲望和需求是什么。



虽然尚不能用精确数据验证预告片的商业潜能，也没有人说得清楚一款预告片对于票房贡献的具体数字。然而2010年艺恩咨询对影片《大笑江湖》的观影动机分析中，预告片仅次于明星和导演阵容，列于观影动机的第三位。“在好莱坞，电影预告片被认为在商业电影营销手段中列于第一位，不做预告片就相当于放弃了电影营销”，对于这一点张小北还是自信的。



预告片制作业务也不再只是广告制作那么简单，预告片制作往往需要深度参与影片营销策略的制定，而预告片制作公司的任务则是帮助电影圈定不同的观众群体，在电影诉求和观众需求中间找到平衡点。尽管由于发布时机的不同，预告片也有概念、前导、终极等不同版本，但他们无一例外都是根据片方的营销需求而调整和推进的。



一般而言，从电影上映的半年前开始，电影的工艺流水线就会进入到后期制作环节，预告片也同样如此。然而在那些没有声音和特效的粗剪素材中，如何判断哪些镜头是对观众真正有吸引力的，这是预告片公司的价值所在，因此在张小北看来，“对于电影的认识，对于市场的了解”是他们最大的卖点。



因此，在预告片制作者的选择标准里面，预告片只有几十秒，即便导演会对某些镜头情有独钟，但如果那些镜头观众不感兴趣，那也只能选择删掉。“代表普通观众来选择观众喜欢什么”这是自认为不爱艺术的魏楠对于预告片制作的描述。



虽然电影类型各有不同，但这种取舍在预告片制作者那里已有可循的章法。在魏楠看来，在一部电影的元素中，明星最能代表一部电影的品质。因此以都市爱情片为例，魏楠首选的是明星最美的一面，选择最有都市风情的镜头，然后则需要告诉观众有关爱情的精彩细节，再在片中穿插推出制作公司、导演、上映时间等信息，一条预告片的内容选择也就完成了。在这个过程中，剧透自然是预告片制作需回避的，预告片吸引人之处就恰恰在于它的欲言又止。



预告片制作需以广告的思路选择镜头，却又不能只是一些精华素材的简单堆砌，而是需要以电影人的思路选择音乐抑或创意，将这些素材连接成完整的短片，这是预告片制作的难点，配乐则往往也是预告片的点睛之笔。已选素材只有在经过音效、特技、合成等专业部门的流水线作业之后，完整的片子才得以成形。



在预告片公司的工作流程中，制作本身却成为最易操作的环节，与客户之间的沟通对于制作者来说才是最为痛苦的事情。一部电影往往拥有宣传发行、投资老板、导演、广告植入等多重利益方，而每一方都有不同的利益点和市场定位。预告片的制作者需要结合不同利益方的诉求，需要有独特的创意并符合电影本身的气质。“这一系列的事情做好了，才能去做后续创作的事。”魏楠深以为苦的这一点，张小北同样也经常遇到，在一场会议中面对20多个各持己见的利益相关方是太空堡垒工作室的惯常遭遇。



因此魏楠曾经经过30多个版本的修改才完成《金陵十三钗》终极预告片，张小北也曾在20多版预告片之后才得到片方认可。然而预告片制作的专业性是他们坚持的底线，运用市场数据与客户沟通是解决分歧的方式。倘若“预告片没有什么是最好的，只有最适合的”，那么最适合电影气质和营销策略的预告片只有在相互妥协中才能形成。



竞争的门槛



预告片在国内电影业虽依旧是一个新鲜事物，却已收获了导演和影视公司的广泛认可，导演徐克曾透露，自己越发看重预告片的作用，已纳入电影宣传费用的预告片报价也在不断提高。在魏楠的介绍中，公司现在承接一套电影预告片的报价是50万元，这已算国内的最高价格。虽然人员和设备的成本占一半以上，但预告片制作仍处于卖方市场，前景可观。



预告片的广告气质打破了人们对于电影艺术化的传统定位，对于预告片的质疑声音也随之而来，有艺术家或影评人认为这种有些赤裸的广告俨然把艺术变成了产品，而观众“被精彩的预告片所骗，对电影失望”的言论也时有出现，这些曾在20世纪90年代的好莱坞出现过的境况同样也被国内预告片制作者遇到，预告片公司也面临新的挑战。



对此魏楠有自己的坚持，“我们的作品不是为了让少数业内人士满意，普通老百姓才是真正票房的来源”。而魏楠的公司之所以在今年进行大片化转型，也是为了提高预告片工艺水准以及与影片气质的相符度，从而端正市场观念。



然而转型之后，今年前3个月接到6部大片对于魏楠来说却只是“看上去很美”，除去引进法国制作团队动辄上十万的制作费用和技术人才成本，前3个月的业务其实是赔钱的，而魏楠的尝试只是借用前两年的资金积累开始新一轮市场开拓，毕竟“只有市场端正，公司也才能真正盈利”。而在去年已经解决了生存问题的太空堡垒工作室在今年也同样面临规范化的难题。



在国内电影的后期制作环节中，预告片制作已收获了远远高于同行的商业成功。然而预告片市场发展到第三年，在经历过前期的粗放型扩张之后，已有的预告片公司也开始进行风格和类型的细分，这无疑是预告片行业发展的又一个阶段，这对于片方和预告片制作公司来说无疑都是一件好事儿。



预告片制作者终究无法超越整个行业的发展阶段，在尚无行业标准的预告片市场上，预告片构成、工艺标准、定价等都在由制作者个人制定，然而以个体对抗整个电影行业无疑是弱小的。就如魏楠所说，“只有一个规范的标准化市场，像我们这样的企业也才能够发展下去”。



但凡不完善的市场往往都是商机无限的。去年中国电影产量已超过500部，而根据伊恩咨询的研究数据显示，我国今年的银幕数将达到11800块，国内电影产业而对于内容的需求量不断激增。两家预告片制作公司当下都是同样的景象，今年的工作量都几乎全部排满，即便如此也远远无法消化市场的所有需求。



这种情况对于前两年的魏楠来说无疑是有利的，然而中小型企业如果想发展壮大，则必须要有同期竞争的公司。在张小北看来，行业内再有两三家类似的公司出现都是正常的。但是“预告片行业有相对比较高的门槛”却是他们的共识。在魏楠的经验中，即便有500万元成本可以开一家技术设备齐全的公司，预告片剪辑师也会是最大的稀缺资源。“专业的电影剪辑师一般不会甘愿进入这一行，而预告片剪辑师需要有市场和电影的双重积累，能够承受压力，这种人在电影行业里还很少”。



在国内电影工业的细分中，预告片对于电影产业的间接价值无疑得到了市场的验证。经历过前两年的“垦荒时代”之后，这两家预告片制作公司都尝试在空白处建立规则，并在成长中寻找适合自己的市场定位。虽然现在预告片制作工艺和水准尚未标准化，预告片市场也尚显稚嫩。然而处于每一天都在分裂和充实的电影产业中，位于产业链下游环节的预告片行业离成熟定不会太远。

垃圾焚烧厂围城
来源:infzm.com
作者: 吴杰 最后更新：2012-04-19

2007年6月，北京由于居民反对叫停六里屯垃圾焚烧厂；2009年底，广东番禹、江苏吴江的垃圾焚烧项目也因居民强烈反对而停建。争议过后，2012年，垃圾焚烧厂正在各大城市卷土重来。

据《广州日报》报道，未来三年广州市将新建六座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分别分布于白云区、萝岗区、番禺、增城、花都、从化，但名称统一称为“资源热力电厂”。到2015年，每日垃圾焚烧能力将达到1.5万吨。

广州市城管委主任李廷贵表示，2011年广州市日均垃圾总产量已达1.8万吨，按3%至5%的增长速度计算，到2015年，每天将产生2.27万吨垃圾。目前，现有处理设施日处理能力为1.4万吨，垃圾产量和处理量缺口较大，面临“垃圾围城”的风险。

这仅是正在上演的垃圾焚烧厂大跃进的一小角。据《财新》杂志报道，上海环境卫生工程设计院院长张益透露，到“十二五”末，中国垃圾焚烧厂将超过300座，日处理能力达到30万吨，占垃圾处理总量的30%，仅仅上海就将建设11座垃圾焚烧厂。

此外，据《京华时报》报道，按照北京市之前的规划，2015年前，北京市将建成9座大型垃圾焚烧厂，包括阿苏卫焚烧厂、京南垃圾焚烧厂、六里屯焚烧厂、南宫焚烧厂等。但此前六里屯垃圾焚烧厂和阿苏卫垃圾焚烧厂在进行环评时遭到周边居民的反对。鲁家山垃圾焚烧厂已经奠基，将于2012年10月试产。南宫垃圾焚烧厂已完成设计招标，高安屯项目二期已经开工运行。

据《南方日报》报道，2015年深圳将建成3座垃圾焚烧厂，新增垃圾焚烧处理能力8800吨/日，其中东部垃圾焚烧厂可能是全世界最大的垃圾焚烧厂，处理能力初步设计为5000吨/日。

对焚烧厂的激增，正如此前几起抗议事件一样，公众第一时间想起了那个尾随而至的幽灵：二恶英。

垃圾焚烧过程中容易产生的二恶英，具有强致癌性、生殖毒性、免疫毒性和内分泌毒性，毒性相当于氰化钾的1000倍，被国际癌症研究中心列为一级致癌物。

过去几年，哪里要建垃圾焚烧厂，哪里就一片反对抗议之声。北京的六里屯和阿苏卫，广东番禺，江苏吴江，在当地居民的抗议下，几个项目已经缓建。

有网友提议，垃圾先分类，减量后处理，这样就可少建焚烧厂。不过，据《南方日报》报道，广州的垃圾分类实际上已试行一年，却是“雷声大，雨点小”，见效甚微。例如，一个试点街道2011年以来开展了两次宣传活动，但社区内竟连一个分类垃圾桶都没有。

暨南大学教授、中国城市规划学会会员胡刚表示，“不知道6个垃圾焚化厂是如何计算出来的？分类后垃圾量肯定会减少，是否还需要这么多垃圾焚烧厂，形成垃圾焚烧厂围城。”

广州公布的几个新建垃圾焚烧项目选址多位于新城区或郊区，天河、越秀、荔湾、海珠几个传统中心城区并未有规划项目。

中德可再生能源合作中心主任陶光远则表示，2011年，他曾陪北京市某代表团考察德国一个垃圾焚烧厂，该厂位于市区，距市中心只有2公里多，离最近的居民楼只有200多米，环保要求非常严格，其燃烧废气的有害气体排放量平均仅为德国规定上限标准（比西方普遍采用的欧盟标准更加严格）的1/10。由于垃圾焚烧厂位于市区，不仅垃圾的运输距离短，所产生的热力输送的距离也短。

为何广州的垃圾焚烧项目不能建在中心城区？“市区哪里还有地方？”广州市城管委公共关系处工作人员反问道。记者表示，至少天河区还有大片未开发的空地。该名工作人员又称，选址要等待规划局安排。

对于公众所恐惧的二恶英，广州城管委主管李坑焚烧厂的李晖曾对媒体表示，“目前李坑焚烧厂产生的二噁英大概在0.02—0.04纳克/立方米，低于国家标准要求的0.1纳克/立方米，在安全标准之内”。

然而，《南方周末》曾披露了一份刊登于国外知名化学杂志的中科院完成的报告。这份报告对中国19个市政生活垃圾焚烧炉的二恶英排放进行了检测和分析，结果显示，有3个样本没达到国家标准，只有6个样本达到欧盟标准。

一名熟悉行业的网友“HuangHongdou”表示，国内也能学德国的技术，目前国内垃圾焚烧厂采用的技术方案，大都是国外的。“污染的解决是成本问题”他称。

医难自治——血案频发：医生为医疗改革滞后埋单
来源:南方周末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柴会群 实习生 杨健 最后更新：2012-04-19


接二连三的暴力伤医事件背后是一组更为可怖的数字：过去十年间，冲击医院的恶性事件在以几何级方式增长，2002年有五千多起，2004年上升到八千多起，2006年则将近一万起。2008年，在太原召开的一个关于医疗纠纷全国性的内部会议上披露，全国医疗纠纷以每年100%的速度增长。

“医不自治”这句古话成为目前医院自己尴尬处境的写照。累年积弊及改革滞后，是医患矛盾激化最重要的制度因素。而这些，是手握柳叶刀和处方单的医生们，无法自己解决的。



2012年3月27日15时，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在篮球为“3-23”案件中死亡的医务人员王浩举办追悼会，近千人参加了追悼活动。 （李鹏/东方IC/图）

医生和医院管理者的人身安全似乎都难以保障了。上海某区中心医院的一位被公认为“治院有方”的前院长，因为害怕患者找其闹事，不仅在办公室装了防盗门，还养了两条狼狗。另外一家医院的院长则配了贴身保镖。

2012年4月13日，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以下简称“哈医大一院”）“3·23”暴力伤医案仅20天后，中国公立医院再发两起血案：先是该日上午，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耳鼻喉科教授邢志敏在其工作诊室内，被一不明身份人员刺伤；继而在当天晚上，北京航天总医院急诊科副主任赵立众被刺伤。

南方周末记者采访的部分医界人士认为，频频发生的暴力伤医案尽管属偶发事件，但并非孤立存在，而是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其中，大型公立医院的累年积弊及改革滞后，是医患矛盾激化最重要的制度因素。

警察进医院

“3·23”伤医事件发生之后，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宣武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凌锋专程赶到了哈尔滨，参加被害医学生王浩的追悼会。

近年来，凌锋一直为保护医生安全而努力。早在2011年两会上，他就发起一项提案，建议出台《医院治安管理处罚条例》，要求医院引入公安力量。

事实上，在医院引入公安力量打击“医闹”，在几年前就有尝试。2011年7月，辽宁沈阳27家医院曾计划聘民警担任安保副院长，辽阳市曾于2012年在一家医院专门设立了一个派出所。然而，效果却并不明显。据了解，哈医大一院早在事发前就设立了有警察值班的“警卫室”，但并未能阻止凶案的发生。北大人民医院更是北京第一家设立警务室的医院，但凶手作案后却能仍从容逃跑。

在一位医院管理者看来，在医院加强安保的做法皆是“治标不治本”。“其实标也未必能治得了。”该人士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在他看来，医院本身就是个公共场所，除了手术室之外，病人及家属几乎哪都能去，“只要有想伤害医生的想法，就能做得到”。

不仅如此，上述人士担心，对于医疗纠纷，警察贸然介入甚至有可能激化医患矛盾。“医疗纠纷中的病人家属情绪多不稳定，如果认为警察站在医院一边，难保不会有过激行为。”

北京协和医院急诊科医生于莺曾在微博上透露了这样一件事：几年前有一男家属在急诊吵闹，来一保安制止，结果保安被人高马大的男家属提起来扔进了大垃圾桶。后来急诊都改成了小垃圾桶。

2012年两会后，凌锋在中国医师协会座谈时称，在多名中央领导的重视下，三个月之内公安部有可能出台专门针对医院的治安管理条例，或者是治安管理的措施。“这是我们一直不断努力的结果。”凌锋说。

死结是谁打的？

为什么警察进医院都解不开这个死结呢？

一系列的暴力伤医事件，被外界归结为对于医生与患者的“沟通不畅”。医院管理专家阎惠中认为，这在任何一家过度扩张的大型公立医院都是常态，是必然的。

在阎看来，在看病过程中，医生无法与患者充分沟通的原因还在于，他们承担了医院的创收任务，而创收的多少又与医生的收入挂钩。“总体而言，医生看的病人越多，开的单子越多，为医院赚的就越多，自己得的同样也多。”

阎惠中认为，在经过数年的“跨越式发展”之后，当前中国的公立医院特别是大型公立医院正面临严重的“生态危机”。这种危机具体表现在过度扩张、过度医疗和过度特需等“三个过度”上，三个过度互为因果，相互刺激，愈演愈烈。

阎惠中承认，迄今为止，医疗界对“过度医疗”仍没有一个严格的定义。简单说，它代表了医院内的各种乱象：从乱检查、乱开药到乱做手术无所不包。在他看来，不考虑病人经济承受能力，在有廉价药可用的情况下，利用病人的弱点，给其开昂贵药品，同样也属“过度治疗”。

哈医大一院副院长刘宏宇也从病人承受力的角度反思过“3·23”事件。“（医生）除了是医学家以外，还要是个经济学家，要知道他（病人）能有多少钱，能承受多少钱。现在多少钱，能动员社会上多少钱……不是说他揣一千块钱来，你就给他花没了，最后他可能更痛苦。”

据阎惠中介绍，多年来，中国许多公立医院的基本分配制度是“收入减去支出，节余后提成”模式。具体而言，就是医院为鼓励创收，每年给各科室下达一定数额的经营指标，根据实际完成情况除去支出成本后，剩余部分乘上一定比例，就是该科室的奖金总额。而科室相应地将指标分摊每个医生头上，视医生完成情况分配奖金。

南方周末记者拿到一份上海某中医院某年的科室奖金“分配细则”，将“开单提成”规定得非常详细：

各临床科室每次挂号提一元；做一次检查提4%；饮片提2%；医院自制制剂提4%；检验、放射等医技科室则提总收入的10%。护理部则提注射费的30%，检查费的1.5%，治疗费的4%，护理费的20%等。

“医生死在自己学生手里”

在阎惠中看来，“过度医疗”伤害的不仅仅是病人利益，还有医学本身，医生本人从长远来看也是受害者。阎惠中担心，长此以往，中国将有可能不再有会看病的医生，而医生本人生病后也没办法。

上海某中医院主任医师马琳（化名）一直记得他的老师说过的一句话：我们将来早晚有一天会死在我们的学生手里。

说这话的时候，正值医改起步之时。马的老师担心，年轻医生如果一味忙于赚钱，最后将导致业务荒疏。结果一语成讖。据马琳介绍，老师临走前抢救时，学生们竟真的在一旁束手无策，眼睁睁看其死去。

近年来，在高利润、高回扣的刺激下，心脏支架手术越来越走俏。著名心内科专家胡大一曾为此担心：医生会沦为“支架匠”，看病的本领反而荒疏。

由于成本更低、利润率更高，在“开单提成”制度刺激下，检验科、影像科成为各医院的创收“大户”。据马琳介绍，为了刺激医生多开检查单，除了医院发的提成奖之外，检验科的医生还要另外给开单医生一份提成。长此以往的结果是，无论是对医院管理者还是对医生，头脑中再也没有“阳性率”的概念。

所谓“阳性率”，是指医院考核医生医德、医术的一项重要指标，即医院管理者通过检查医生所开的检查单，结合病人实际病情，来判断医生是否存在为谋取利益滥作检查的行为。然而，当鼓励作“检查”成为医院的重要政策时，“阳性率”就渐渐远离了医院。

历史的伏笔

现在看来，一系列悲剧的伏笔，也许在11年前就已经埋下。

11年前，湖南省中医院发生了中国医疗史的另一起著名的杀医案：医生王万林被他的病人彭世宽所杀。

事件发生后，在医疗界的谴责声中，彭世宽两个多后即被执行了死刑。然而，事后记者调查到的真相却令人惊讶。

当时，关乎中国病人就医安全的三部重要法律、法规——执业医师法、新修订的药品法、《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刚刚实施，而王万林在为彭世宽治疗时则无一例外地违反：他虽为“教授”，但却未取得执业医师证，根据执业医师法规定属于“非法行医”；他给彭世宽治疗时使用的药品和医疗器械均未取得国家或地方注册证，按相关规定属非法产品。

而在彭世宽之后，王万林治疗过的另外4个病人全都复发。彭在发现王的非法治疗行为之后，曾和其他病友一起写信给湖南省卫生厅中医管理局反映情况。但均无结果。

令人惊讶的是，在王万林被杀一个月后，湖南省卫生厅追授王万林为“人民的好医生”荣誉称号，号召全省卫生系统广大卫生工作者要“向王万林同志学习”。

十年前，在得知此事真相后，上海医生陈晓兰对彭世宽由愤恨转为同情，对王万林由同情而愤恨。然而十多年之后再看此事，陈晓兰认为王万年同样是一个受害者——虽然存在严重违法行为，但毕竟罪不至死。正是相关部门看似保护他的行政不作为，使其置于险境而不自知。为此，陈晓兰在其个人博客上发出感叹：失去法律保护的医生和患者，随时都可能成为医院犯罪和暴力事件的受害者。

跟执业医师法、新药品法、《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同乎同步颁布实施的，还有另外一部法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尽管声称要保护医患双方的利益，但在诸多法学界人士看来，由卫生部主导制定的这部条例，更多还是在保护医院以及医生的利益。

《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的前身是《医疗事故处理办法》（以下分别简称《条例》与《办法》），前者较后者的“进步”，除了大大提高了医疗事故赔偿数额外，更重要的是鉴定机构由之前的卫生行政部门变成后来的医学会。然而这却被普遍指责为“换汤不换药”，由“老子给儿子鉴定”变为“叔叔给侄子鉴定”。相比之下，长久以来的一些弊病，比如医疗事故鉴定报告上只盖公章却没有鉴定人的签名的问题，却没有因为《条例》发生改变。另外所有医疗事故的鉴定专家均不出庭作证，也成为法院审理医疗纠纷案的独特景观。

《条例》相较于《办法》，更重要的问题在于“去责任化”。在《办法》中，医疗事故分为“技术事故”与“责任事故”，其中如果构成“责任事故”，当事医生有可能因触及刑法而被判刑。然而在《条例》中，却没有了“责任事故”一说。相应的，《条例》实施十多年来，全国几乎未出现一起正规医院持证医生因严重不负责任被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例。

“这实际上纵容了少数医生的违法犯罪行为，”陈晓兰说，“保护的是一小部分人的利益，受伤害的却是多数患者和多数医务人员。”

事实上，受到医患双方诟病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在实施以来的十年中，恰恰是中国医患冲突加剧的十年。来自卫生部的统计数字表明，全国由于医患纠纷引发的冲击医院等恶性事件，2002年有五千多起，2004年上升到八千多起，2006年则将近一万起。2008年，在太原召开的一个关于医疗纠纷全国性的内部会议上披露，全国医疗纠纷每年发生达百万起，并以100%的速度增长。

由全国人大法工委出版的关于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著作中写道：……各方普遍认为，医疗事故案件处理中，法律适用二元化现象损害了我国法制的严肃性和统一性，影响司法公正，加剧了医患矛盾。

十八农民 栽倒“锅”里——秘密条款成定罪依据写入判决
来源:南方周末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刘长 最后更新：2012-04-21


编者按：一个小小的卫星锅，从生产、销售到使用，相关部门的限制种种。几个农民不幸撞上了这无形的“丝网”，将其“绳之以法”的“法”，却因涉密不能公开。行政许可法施行已逾8年，打破这些“丝网”，才能让行政许可法所秉持的现代政府基本理念，真正成为流淌在政府血管中的“血液”。



村民梁永金房顶上的锅：小的是政府的“正版锅”，大锅是前几年 安装的“山寨锅”，可收看国外电视。 （南方周末记者 刘长/图）

如此小巧精致的卫星电视接收设备，广西农民王克安还从未用过：银白色、直径40厘米，印有红色“广西广播电视村村通”字样，能收看48个国内频道，成像清晰。

2010年初，王克安将它搬回家中。那个冬天，作为官方“村村通”工程重要组成部分，超过百万台“锅盖”涌向广西农村。为完成任务，广电系统官员开始向村支书王克安这样的村干部推销。

帮助发放、销售210套“锅盖”后，牢狱之灾从天而降。2011年1月18日，王克安被广西横县人民法院以非法经营罪判刑9个月。

尽管销售卫星电视广播接收设施的行政审批，已于2002年被国务院取消，但判决书却另辟蹊径，引用了一份秘密文件，仍认定犯罪成立。包括王克安在内，仅横县人民法院即通过4份判决书，判决牵涉“锅盖案”的18名村民构成犯罪。

不服判决的王克安，已上诉至南宁市中级法院。如今，一年过去了，二审结果仍迟迟未下。仅能收看国内电视节目的卫星锅，和从未公之于众的秘密条款，能否致村民获罪？球抛给了二审法院。

难推广的“惠民工程”

从计生专干、民兵队长到村支书，王克安当了10年村干部。他自述，这些年，无论上级政府什么工作，他都很积极，“锅盖的任务也已完成，结果就完成到看守所了”。

2010年1月底，距农历春节还有半个月，横县南乡镇广播站站长莫大长打来电话，问王：村民中是否有人愿意“种”锅盖？王想了想，说：恐怕不多，也许能有个一二十户。

对相识多年的好友，王克安讲的是实话。他所在的南乡镇高山村被群山和水库分割得支离破碎，有线电视信号不能送达。2004年前后，南乡镇街头就有卫星锅出售，价格约200元，绝大多数村民家中都逐步装上了“山寨”锅盖，市场已“基本饱和”。

莫大长表示，要拉就拉一车下去，一车能拉100台，如果太少，长途跋涉，运输不划算。谈话没谈出结果，电话就此挂断。

给村支书王克安打电话两个月前，广西启动第二批“村村通”设备的发放。作为乡镇一级广播站的站长，莫大长是广电系统在中国乡村的神经末梢。要再往下贯彻上级意志，他将不得不依赖王克安这样的基层干部。

这项官方话语里面重要的“惠民工程”，任务异常繁重：全广西的发放任务为148.53万套，占全国总数的六分之一；根据广西人口数据，至少需要说服自治区十分之一以上的家庭安装。

一年前，村村通锅盖已有过一次下乡尝试，但应者寥寥。据横县南乡镇高义村支书梁永金回忆，2009年初，广电系统曾贴出公告宣传村村通卫星锅，当时要求村民每户预交100元，村委会收满50户的钱后统一到广电局去领取锅盖。梁永金分析，在长期对官方不信任情绪作用下，村民认为这是上面变相收钱，故少有人响应。

一年之后，当第二批村村通卫星锅发放任务下达，基层官员们选择了违规操作：未提前审核村民信息，让村干部先垫付款项，再转售给村民。

“我急于完成上级布置给我发放‘村村通’设施的任务，所以我没有进行审核，就立即将设施领回，发放给他们了。”日后，面对侦查机关的询问，莫大长如此叙述。

王克安最终帮莫大长消化了210套锅盖，莫给王的价格是每台110元。绝大部分锅盖，王克安又转售给了邻村的小学老师农日明，并从农这里获利2000元。邻近春节，农日明想挣点外快，而灵山县做生意的朋友正在求购锅盖，于是，他从王克安那里拉走了200台锅盖，转手后，每台也挣了10元。

王克安留了10台锅盖在手上，1台给了弟弟，自己留了1台，送给自己供职的高山村村委会1台，算是个人捐赠。其余的7台，王克安按照120元一台卖给了村民，并亲自上门安装调试。

2010年2月14日，农历新年如期而至，随之而来的是一组振奋人心的数字：河南等3省完成全部建设任务，广西等3省（区）则完成了80%。基层官员莫大长，因超额完成了发放任务，过了一个安稳的春节。

“限期破案”

究竟是哪一台锅盖，成为了煽动这场风暴的蝴蝶翅膀，迄今已无迹可寻。据《南国早报》报道，故事源自网上有人叫卖“村村通”锅盖，被国家广电总局有关人员发现，遂向出卖者购买了一套，锅盖上赫然印有“广西广播电视村村通”字样。

查办的指令从神经中枢往下逐级传递。2010年4月14日，国家广电总局召开紧急电视电话会议，通报了四川、广西等5省份10县通过网络“盗卖”村村通直播卫星设备的情况，广西横县在点名之列。

广西自治区广电局随之决定，在全区启动专项治理，并宣布：对国家广电总局正在追查的南宁横县等地的案件，要“限期破案”。

听闻上面要调查锅盖，王克安打电话给农日明，问锅盖都装在哪里去了，农称：都卖完了，其中一些装到了邻近的灵山县。

王克安想起锅盖上写的是“广西村村通”，便又放下心来：锅盖上写的不是“横县村村通”，也不是“南乡镇村村通”——只要锅盖是“种”在广西，肯定就没事。他想错了。

2010年4月18日晚，王克安接到南乡镇政府办公室的电话，通知其第二天上午开会。第二天，王克安在镇政府遇到了其他几个村的村支书。当天并没有会议，他们集体被从镇政府带走，在刑警队录完口供，即被押入看守所。

半个月后，一支由国家广电总局多个部门组成的调研组抵达广西。资料显示，调研组停留4日，促成了至少两项成果：其一，协调公安部和广西自治区公安厅有关部门，下发了相关文件，“确保各地公安部门重视打击盗卖村村通设备案件”；其二，横县、灵山县、浦北县等地发生的盗卖村村通设备案件，被列为了广西自治区公安厅督办案件。

截至2010年6月17日，包括横县人大代表、南乡镇碑塘村支书叶煜仁在内的18名村民，相继被横县人民检察院批捕。与王克安类似，他们均曾倒手过村村通锅盖，获利不等，获利最高者在2万元左右。广西当地法律人士介绍，南宁市隆安县、桂林市、钦州市灵山县等地多位村民，因倒卖村村通锅盖被捕。

自治区广电局数据显示，经过一个半月的“专项治理”，到2010年6月，全区共查处盗卖村村通的案件15起（其中大批量3起），涉案人员中有9人被给予行政处分，还有30人被刑事拘留。

2011年1月，横县法院对王克安等4起案件共18名被告人，作出有罪判决，认定他们均构成非法经营罪，18人分别被判1年半至9个月不等的刑期。钦州市灵山县的两名村民则于2011年7月，被灵山县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年零6个月。

“全局性严肃打击”

王克安被判有期徒刑9个月，判决书下达翌日，他正好在看守所内羁押满9个月，重获自由。但他不服判决，和其余8名被告一起，选择了向南宁市中级法院提起上诉。

横县南乡镇高义村支书梁永金没有上诉。他给镇广播站“消化”了八百多套村村通锅盖，大部分零售给了村民，为此，他获刑1年半。出狱后，被免去村支书职务，并被开除党籍。

“我们就是相信了政府，”梁回忆起来，满是愤怒，“是广播站叫我帮这个忙，我们才这么做的”，“说我们为了赚钱，那我为何不拿去市场上卖？何必只赚这10块钱？”

南乡镇街上的电器店老板李文波也在获刑的18个人之列，他从五六年前即开始销售卫星锅，一直安然无恙。此次，他因为买卖了300套锅盖，获刑9个月。他迄今仍不能理解：如果是毒品或者武器，我们知道犯法，但政府发下来的东西，我们怎么知道不能卖？

无人能解答李文波的疑问。也许是巧合，从时间上看，18位村民无意中卷入了一场国家层面的针对卫星电视接收设备的政策调整运动。

“村村通”到来之前，王克安和许多村民一样，家中装的是一种直径超过1米的“大锅”，接收的信号中，包含有国外电视节目——这正是广电部门监管的重点。

为此，国务院出台了广电业内著名的“129号令”（全名为《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于1993年颁布，规定国家对卫星地面接收设施的生产、进口、销售、安装和使用都实行许可制度，并规定个人不得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

这条上世纪90年代颁布的法令，并未能阻止“山寨版”卫星锅的盛行：截止到2010年初，“山寨版”锅盖在国内已拥有近4000万用户。它们显然是官方正式版锅盖的敌手。据广西新闻网报道，2010年春节前，广播电视卫星被进行加密处理，导致市场上的山寨版锅盖无法使用，不受影响的“村村通”锅盖，销路一下子兴旺起来。

2010年4月6日，国家广电总局对外发布《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安装服务暂行办法》，强调“卫星地面接收设施，不得进入社会市场流通领域”，以期用新规封杀市场上流行的山寨锅盖；与此同时，在农村推广由政府招标、采购的村村通设备，多管齐下，试图一举规范卫星锅市场。

横县村村通锅盖被盗卖一事，正好在这个时间节点上被曝出。资料显示，广西横县案发之时，四川巴中市也被曝出同类案件，时任国家广电总局局长王太华要求央视《焦点访谈》对巴中一案跟踪采访，在全国曝光，并要求部署全局性的“严肃打击和监察行动”。

广电系统开始了长达4个多月的专项整治。最终，王克安等人，成为这一轮“严肃打击”的对象。

秘密文件

2010年12月16日，横县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王克安等人涉嫌非法经营罪一案。控辩双方展开激烈交锋。公诉人指控村民们构成非法经营罪的主要依据，即是国务院的129号令。

辩护律师提出，国务院这一规定，已有变动——2002年11月1日，国务院下发文件，一举取消了789项行政审批项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受设施定点销售审批”也在取消之列。2004年7月1日，行政许可法实施，在《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涉及的500项行政审批项目中，并无任何涉及卫星电视接收设备的内容。

王克安的辩护律师陈冰还发现，虽然“129号令”未废除，但按现行规定：生产锅盖，虽是指定厂家，但已不在行政许可项目之列；销售锅盖，已没有法律规定；使用锅盖，有可能面临经济处罚。陈冰认为，这一现状，“是国家法制进步中的混乱，也是部门垄断利益使然！”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何兵表示：若国务院确已于2002年取消销售锅盖的行政审批项目，则销售锅盖肯定不违法。即便广电部门在国务院取消之后，再自行设定行政许可，也于法无据，因为自行政许可法实施后，包括广电总局在内的各部委，均已无权再设定行政许可项目。

至于带有国家补贴性质的村村通锅盖被倒卖，何兵认为，“那也是补贴措施本身有问题”，如果要防止倒卖，可以采取发放购买券等方式，“但不能禁止买卖”。

令律师和当事人均始料未及的是，2011年1月，横县人民法院仍然对王克安等18人作出有罪判决，认为他们均构成非法经营罪。判决书拿到手，律师陈冰才发现，判决的主要依据，竟是一份秘密文件。

一审开庭期间，当辩护律师指出国务院已取消销售锅盖的审批后，公诉方曾出示一份打印的文件——薄薄的两页A4纸——称是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国家广电总局等部门联合制定的文件，出台于2007年，对销售锅盖的行为如何定罪，有明确规定。

庭后，律师通过网上、法律专业数据库等，均无法找到这份名为《关于依法严厉打击涉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违法犯罪活动的通知》的文件全文。经过申请信息公开，广西自治区广电局回函称：这份文号为法发字［2007］38号的文件，“属国家秘密，按国家保密法规定不予公开”。

然而，一审判决书仍然引用了这份秘密文件，称该份文件规定：“对于非法生产、销售、安装卫星地面接收设施的，个人非法经营数额在5万元以上，或者违法所得数额在1万元以上的，按照非法经营罪追究刑事责任。”

“法定的必须是公开的”，律师陈冰认为：既然是国家秘密的规定，即属于未经公布的规定，用未经公布的规定作为给公民定罪的依据，已违反基本法律常识。

不甘心被“秘密条款”治罪的王克安等9人，上诉至南宁市中级法院。截至记者发稿，南宁市中级法院仍未就王克安等人的上诉做出裁决，据律师转述承办法官的描述：该案已按法院内部请示制度，报广西自治区高级法院请示，而自治区高院审委会讨论之后，或将报送最高人民法院请示。

村民们还在横县看守所的高墙内焦虑不安之时，官方宣布，截至2010年11月30日，全国村村通卫星工程的全年建设任务，已完成超过九成，以广西为代表的8个省份，则已提前完成了全部设备的安装，任务完成率为——百分之百。

2011年1月19日，王克安从看守所回到家中。他已不再是高山村的村支书。他想起了那套搬回家还未及安装的村村通设备。拆开包装，里面是一个锅盖、一个机顶盒和一根长缆线，他将锅盖装在了房顶上，连接上电视：收视效果还不错。

能源消费总量指标，推不动？ 中央地方暗战升级
来源:南方周末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冯洁 最后更新：2012-04-21


为何能源消费总量“天花板”会如此神秘？在过去的一年内，各省份又是如何与中央博弈？在拉锯战中，总量控制的方案是妥协还是务实？

中国各省份能源消费的天花板在哪里？2012年4月初，业内一度传言全国能源消费总量控制工作方案即将出炉。

“两会”期间，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作政府工作报告时特别强调，要抓紧制定出台合理控制能源消费总量工作方案，加快理顺能源价格体系。


上述表态被业界认为是方案即将出台的积极信号。不过，2012年4月16日下午，国家能源局发展规划司副司长李福龙在电话中向南方周末记者证实，这个千呼万唤的方案“正在上报（国务院），尚无时间表”。

这意味着在最终的能源消费总量分解方案尘埃落定之前，博弈仍在进行。能源消费总量指的是一定时期内全国或某地区用于生产、生活所消费的各种能源数量之和。

接近发改委的人士透露，国家能源局自2010年年底开始频繁与各省接触，讨论各自分配的总量目标，而工作真正启动在2011年3月之后。

南方周末记者根据公开资料和媒体报道不完全统计，现已有湖南、北京、上海、吉林、陕西、广东等省的总量控制目标被披露。

事实上，根据各省“十二五”的GDP增速和节能指标，就可以算出能源消费总量。奇怪的是，即便那些已经公布目标的省份，仍对最终分得的任务讳莫如深。这份神秘方案为何如此敏感？

脱缰野马拉不住

至今国家发改委能源所副所长李俊峰都对过去五年发生的怪现状唏嘘不已：

一边是恶化的肮脏空气、受污染的水，一边是节能减排各项指标悉数完成，一边是能源消费总量飙升、电力消费两位数增长，一边是全国处处闹电荒。

残酷的现实已经给政策制定者们上了一课又一课——能源消费总量屡屡破线，仅靠能源强度（单位GDP能耗）和碳强度（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量）根本拉不住脱缰野马般的能源消耗。

“十一五”末期，当各地使出浑身解数甚至不惜拉闸限电才勉强将能源强度下降了近20%时，能源消费总量却突破了30亿吨标煤。30亿吨原本是2020年的预期。

李俊峰预计，照此速度，2015年中国能源消费总量就会达到40亿吨，2020年则将飙升至50亿吨——将是美国的两倍、全球能源消费的1/3还多。

能源学界逐渐形成共识，要拉住这匹脱缰野马必须需要另一条缰绳——能源消费总量。不过，这条缰绳并不好控制。

早在2010年10月全国发改系统工作会议之前，“能源强度&能源消费总量”的“双控”方案，就第一次在一份发改委的内部刊物中被提出。

从2010年上半年起，国家发改委能源所能效中心主任杨宏伟和他的同事，受国家发改委环资司委托，开始了一项名为能源消费总量控制的专题研究。

在两年的时间里，杨宏伟等人挨个分析了能源消费总量的控制方法，比如，从供应端分能源品种（煤、油、气、电等）控制，从消费端分行业（工业、交通、建筑等）控制。

结果发现，能源总量控制是个几乎难以完成的任务，即便忽略掉能源统计核算中的技术细节，从供应、消费两端控制能源总量，都很难找到“抓手”。

更现实的难题是，经历了“十一五”节能目标的洗礼，从中央到地方、企业，均建立了一套工作机制，而能源总量控制，却一无所有。

遍寻妙方不得的窘境中，单位GDP能耗（即能源强度，亦可简称“节能目标”）弹性控制的建议被提出。所谓节能目标弹性控制，是指依据GDP的增速，动态调整节能目标。即GDP增速可以破预期，但节能目标也要相应调高。

这对地方通过做大GDP来完成节能目标将提出更高要求，也以隐性方式控住了总量。不过，这一建议目前只反馈到国家发改委、能源局的层面，尚未得到高层确认。

2012年4月，能源消费总量控制课题小组进入结题阶段。杨宏伟表示，两年的工作汇集成两条建议：实行单位GDP能耗弹性控制，将能源消费总量定性为指导性而非约束性指标。


争夺最后的发展空间

一个力道不足的“指导性”能源消费总量控制，却足以引发地方与中央的拉锯博弈。

近日，南方周末记者联系的多个省份发改委人士均在“观望中”，即便那些已经拿出控制目标的省份。

陕西省发改委一位人士表示，陕西省的能源消费总量控制目标仍未确定，在等待国家方案出台再做布置。

宁夏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下文简称“经信委”）主任王永耀的表现更为坦率，表示宁夏的能源消费总量控制的指标，已于3月中旬全部分解到了地市。

王永耀表示，2011年底时宁夏经信委上报给国家能源局的总量控制目标是5500万吨标准煤，而能源局最终将这个数字“压到了5200万吨”。而早前宁夏自行估算的数字更是高达7600万吨，两者相差2300万吨标准煤。

“宁夏是火电基地、能源化工基地，对能源需求旺盛。”王永耀表示，“国家给宁夏的数字确定后，我们积极寻找节能空间，但从争取上讲，也希望国家能考虑宁夏的实际，适当增加一些量。”

基于宁夏高耗能的工业结构，2011年11月，王永耀在全国政协产业差别化政策调研座谈会上，曾提出系列建议：

对宁夏的节能目标以考核产品单耗为主、单位GDP能耗为辅；以用电增速与能耗增速之差控制在10个百分点作为对宁夏的节能数据核算标准；对以煤炭、天然气等作为原料而非燃料的产品，不作为能源消费量统计；接受宁夏送电的省区按供电煤耗承担所有的能源消耗等。

针对地方的强烈反应，国家发改委能源所能效中心副主任熊华文分析了博弈的必然性——跟节能目标相比，能源消费总量是绝对值。

在各地节能指标已分配到位的情况下，增设能源消费总量控制指标，意味着“能源局做的其实是核定各省GDP、为它们设定增长上限的工作”。

一位接近发改委的人士揭示，各省不惜书记、省长跑部进京，表面上争的是能源消费总量，实质上争的是未来五年的发展空间和能上多少项目。

不过，和不得不发展高耗能产业的西部省份相比，北京已提前公布了自己的总量控制目标，还宣称要在2015年实现“无煤城市”，浙江经信委则主动要求充当国家能源消费总量控制工作的联络点。

“东部地区已经意识到了必须靠能源消费总量控制来倒逼转变经济结构，其他地区依据发展阶段的不同心态迥异。”杨宏伟表示。

地方等中央，妥协还是务实？

依据2012年1月国家能源会议上的《合理控制能源消费总量工作方案》（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方案”），能源消费总量的目标责任评价考核指标及评分标准，参照了节能指标的考核方法。与节能指标分解类似，不同地区也被分作几档分别考虑。不过，截至目前能源局的分配计算方法仍未披露。

“‘十二五’节能目标下达之前，节能指标的计算方法上，印着两个字‘绝密’，能源总量控制是绝对量，比能源强度更厉害，博弈只会更激烈。”一位接近发改委的人士说。

杨宏伟注意到，待批的能源消费总量方案，小心地加上了“合理控制”的字眼，“名称的变化反映了各方对控制能源消费总量难度的认识”。

早至2004年能源中长期规划制定时，就明确提出过阶段性的总量控制目标，尽管此番方案出炉在即，但能源消费总量控制的官方表述仍旧非常模糊。

以《“十二五”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为例，方案谈及其他节能减排的工作都条分缕析、细化到工程，涉及能源消费总量控制的部分却缺乏细节。2012年1月版本的方案，其主要措施也泛泛表述为“统一思想认识、建立工作协调机制、实施目标分解考核和加强统计和预测预警”四项。

国家能源局发展规划司司长江冰在2011年10月的一个论坛上的说法，间接证实了中央的态度。江表示能源消费总量控制将“两步走”，“十二五”重在制定措施和建立机制，“十三五”再力争形成效果。

“这体现了中央的举棋不定和留有余地。”一位接近国家发改委的人士评论，能源消费总量控制是为“倒逼”转型开出的猛药，不容于现行体制和发展阶段，故先松后紧。

杨宏伟特别提示能源总量控制和主要污染物排放的相似和区别。二者都是绝对量指标，但污染物是经济活动中的副产品，“只要有资金和技术，就能减到最少”，能源消费则不同，只要有经济活动就必有能源消耗。

“这就是为什么要发展GDP的同时控制能源消费是件很困难的事。”杨宏伟解释说。

目前，从中央到地方最关心的都是如何将指标顺利分解，一碗水端平，而理论上更加重要的能源消费统计、考核等基础问题，则被排在后面。

“中央和地方都知道，分到大家头上的任务可能会完不成，但唯有‘求其上，达其中’。”上述接近发改委的人士表示。

中国个体户遇困境：店还没开 就被行政审批审死了


　　2009年，中国政法大学教授何兵曾对摊贩经济进行过实证研究。他认为，过严的政府规制，大幅提高了商贩的经营成本，商贩又不得不将成本转嫁给市场，便会直接导致食品安全问题。
　　张道阳与何兵看法一致。“人啊，只要觉得生活还有奔头，有前途，有希望，就会自觉地讲诚信。你把他逼得没有前途了，没指望了，他还讲什么诚信？”他皱着眉头说道。

　个体户老王决心“向中央讨个公道”。

　　他先查询114，然后花费整个上午，相继打了十几个中央政府部门的电话。和大多数求助者一样，他不敢留下自己的名字，只说自己姓王，在成都做手机维修生意。

　　“现在的社会是个啥子情况，我都搞不懂了。每个部门都有权力加一些条件，让老百姓办不成事。你们不厚道，老百姓咋个厚道！”他的语速很快，带有浓厚的四川口音。这句话在那天上午说了很多遍，每一次他都希望，能得到一个像样的回答。

　　现实中，只有一个人主动留下了老王的联系方式，还跟他说了好几句“对不起”。这个人叫张道阳，是国家工商总局个体私营经济监管司的一名副处长。

　　最近，中国青年报记者给这位年轻官员发去采访邮件，很快得到回复。

　　他这样写道：“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有大量底层农民要从做摊贩开始进城谋生，并通过个体经营最终融入城市。但在这个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期，几千万个体户的声音和利益却往往被忽视。”

　　他希望有人去关注老王的生活，及其身后几千万个体户的生活，因为在当今中国，“个体户问题绝不仅仅是纯粹的经济问题，更事关社会公正，甚至直接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

　　我们自己养活自己，也算危害国家利益？

　　参加工作9年来，张道阳几乎每天都能接到求助电话。来电者往往说着不同的口音和相似的遭遇。一些个体户执拗地相信，“上达天听”总会得一个公道；另一些人则选择把打通的电话当成愤怒的宣泄口，不由分说地骂出“王八蛋、官僚主义”这样的字眼。

　　面对这些来自天南海北的质疑、委屈以及期望，张道阳并不忌讳用“麻木”这个字眼形容自己，“就像是法医看惯了死人一样”。

　　今年3月中旬，他接到了老王打的那个电话。

　　和大多数个体户一样，老王来自农村。10年前，他放下锄头，带着一点“成为城里人”的小梦想来到成都。进城的第一个月，便因为“个子比较小”，“又没得技术”，被欠了200多元的工资。后来，他当上了个体户，干过广告灯箱生意，如今做手机维修。他的摊子过去曾有营业执照，但几年前因没有按时参加年检而被吊销。

　　2008年，成都市创建文明城市，为消除无照经营，市政府指定工商局给不能满足办理工商登记条件的小商贩颁发了“灵活就业（营业）辅导证”，但有效期最多3年。

　　就在同一年，财政部、发改委、工商总局联合下发通知，决定全国统一停止征收个体工商户管理费和集贸市场管理费。因每年能为个体户减负上百亿元，这项新政曾博得一片叫好声。

　　去年，“辅导证”到期，老王想再办个正经的工商营业执照，却遭遇踢皮球的尴尬。当地工商所以房子没有产权证为由，要求他出示街道开具的场所合法使用证明；而街道则称“我们只是个民间组织，没资格同意或者不同意”。

　　前一年还合法的老王就这样成了“非法”，这事儿让他想起过去还收管理费的时候，“追着我们办执照，不去办就处罚，这种事情多噻！”没有营业执照，罚款是逃不掉的，连发票也只能买假的，执法者说他是“危害国家利益”。

　　他把这段经历讲给了电话那头的张道阳。

　　“什么是国家利益？国家利益的第一位不是满足每个老百姓的生存需要吗？我们自己养活自己，也算危害国家利益？”他连珠炮式地发问。

　　长期参与个体私营经济登记工作的张道阳告诉他，按照中央颁布的《个体户条例》以及国家工商总局的相关政策规定，他“应该可以”通过合法途径登记为个体工商户。

　　“我们不跟中央打交道，我们跟地方打交道。每一级部门都有权力增加个说法卡我们，合法的生意，却得干非法的事情才能把钱挣到，老百姓日子咋过嘛？”像是找到了出口一般，老王冲着话筒吼道。

　　老王的连珠炮击中了张道阳。放下电话后，他想了许久。

　　“他的遭遇并不新鲜，但这番感受，却无意中替数千万在底层努力经营、希望让自己和家人生活得更幸福一点的个体户发出了声音。”4月初的一个午后，张道阳坐在办公室里接受了媒体采访，手边是几摞厚厚的公文。

　　张道阳说，自己平时常会与一些学者探讨经济问题，但只要聊起个体户，很多颇具声望的学者都说自己“没有什么深入认识”。在经济学已成显学的今天，他发现，中国竟然连一个专门研究个体经济的学会都没有。

　　这让他感触颇深，“许多利益群体都有代言人，但底层的这些个体经营者，好像没什么人给他们说话。”

　　事实上，截至2010年年底，全国共有个体工商户3452.89万户，从业人员7097.67万人，如果算上“非法”的存在，中国的“个体户”问题关系到上亿人的生计。

　　张道阳表示，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可能一辈子都与什么科技创新、财富积累没有任何关系，他们每天辛苦经营，只是养家糊口，只是为了生存。

　　在发达国家，这个群体通常被叫做小商人。一个普遍的共识是：个体经济的繁荣与社会稳定紧密相关，与弱势群体的生存权紧密相关，其意义在于，能让更多的人有机会参与发展。

　　“当今中国，还有这么一大群人，他们分得的利益比例与社会发展的速度远远不相匹配，属于相对被剥夺的群体。”张道阳叹气道。

　　店还没开，审批就把你审死了

　　在那次20多分钟的通话里，老王说了这样一句话：“各个部门都不厚道，他们要把他们的利益考虑完了，再来考虑老百姓的利益。”

　　这让张道阳想起，在一家他常去的超市里，有一个缝衣服的小贩，最开始在显眼一点的位置摆摊，后来因为“没有孝敬店长”，就被调到了消防通道里。

　　“一个店长，本身就是个雇员，都有这么大权力，而处在底层的个体工商户却一点反抗能力都没有。”张道阳感叹，“你就可以想见，有多少管理部门，有多少强势者，就有多少类似的事情发生。伤害他们越重，他们孝敬就越多，恶性循环。”

　　另一次，张道阳到外地调研，遇到一个在公寓楼里开美容院的女老板。在申请营业执照的过程中，美容院卡在了其中一项行政前置许可（审批）上。执法人员对女老板说：“你不达标，我不管你也行，你每年给我拿6万块钱，上面有检查的时候，我给你打电话，你关门几天。”对这家美容院来说，6万元意味着一年请了两个雇工去伺候这位队长。

　　实际上，许多个体户有着与这位女老板相似的遭遇。在我国，涉及工商登记的前置行政许可（审批）起码有100多项，这意味存在相当多的行业，要想在其中经营，拿到营业执照之前，总要碰上一两项前置许可的坎儿要过。

　　张道阳向记者讲起了他参加立法工作时，曾整理过的《网民意见建议》，里面收集了8000多条个体户和基层工商人员的建议。

　　“一些前置审批部门坐享其成，有利的抢着，没利的推着，只坐在家里要钱，心情好了，请我吃喝了，上货了，有关系了，就给你办；否则今天推明天，明天天儿不好，后天不在，任你跑断腿，看你敢不来求我？店还没开，审批就把你审死了！”

　　“要提醒法律制定者，在制定条款时多考虑一下，该条款会不会被某个执法单位当成利益杠杠去卡老百姓，去扒老百姓的皮。因为这种情况在咱们中国是最普遍的问题，往往执法者扒了你的皮后，还指着某某条款振振有词地问你，你懂法吗？”

　　张道阳管这些个体户叫“唐僧肉”。他说，在相对成熟的市场经济环境里，遵循高风险高收益的原则，自己做经营的人，其收益总要略好于普通劳动者。但在中国则恰恰相反，如果有一份体面稳定的工作，“往往没有人愿意摆摊开店，方方面面的成本太大”。

　　一家日收入不到700元的小型网吧的老板，曾将一份年关送礼名单挂到网上。每到过年，他都要包上20个红包，“每个红包1000元是不能少的”。

　　与此同时，在这套外表光鲜、监管严格的管理体制之下，一个值得玩味的现象是，很多地区都出现了“个体大户”现象。张道阳告诉记者，有的夜总会要雇佣几百人，却可以登记为个体户，从而避开高额税负，就像开着宝马车买经济适用房一样，很滑稽。

　你们是光彩的人，走的是光彩的路，个体经济的事业是光彩的事业

　　事实上，在改革开放初期，“个体户”3个字曾象征着自由与希望。

　　1979年的2月同时发生了两件事，一是知青返城大潮开始，二是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了第一个有关发展个体经济的报告。

　　曾是“资本主义尾巴”的个体经济，其合法性第一次在模模糊糊中得到了确认做生意不用再逃了。

　　在一组名为“看看八十年代中国的个体户们”的照片里，能找到挂着“文明经商”、“礼貌服务”白底红字招牌的路边摊；有留着刚兴起的“青年头”的小伙子，当街支起缝纫机为顾客缝补衣服；还有沾满污垢的灰白色铁炉，上面架一个热气腾腾的铝盆，里面盛着茶叶蛋。

　　1980年，20岁的章华妹领回了一张用毛笔书写的营业执照，编号是10101号。这个卖纽扣的温州姑娘因此被载入改革史。同一年，合众国际社的记者龙布乐来到北京，走进只有3张桌子的“悦宾饭馆”。他写道：“在共产党中国的心脏，美味的食品和私人工商业正在狭窄的胡同里恢复元气。”

　　很快，个体工商户的数量便从1978年的14万户发展到1986年的1211万户。

　　当时，个体户、私营业主和企业承包者属于中国的高收入阶层，“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是一句流行的顺口溜。《中国青年报》1984年的一项调查显示，当年最受人们欢迎的职业前三名分别是出租车司机、个体户和厨师，而最后三名则分别是科学家、医生和教师。

　　在那段日子里，还发生过一件饶有意味的事。

　　尽管在政策上给个体户开了口子，但在人们的观念里，干个体仍然是件不光彩的事情，连找对象都困难。

　　1983年8月，在北京郊外的一个机关招待所里，劳动人事部培训就业局召开了一次城镇青年就业先进表彰大会，400多位代表中不乏以捏面人、修自行车为业的个体户。其间，个体户代表们联名写信给大会，希望能亲眼见一见党中央的领导。一个叫成曾樾的年轻干部起草了一封信，并在信封上写下“呈胡耀邦总书记”。

　　信送到中南海的第二天，大会便得到了胡耀邦同志要在怀仁堂接见全体代表的通知。

　　8月30日，十几辆轿车鱼贯驶入中南海。一个叫彭小平的个体户特意捏了一组“八仙过海”当做礼品，而来自广东的个体户荣志仁甚至得到与胡耀邦近距离交流的机会，“一伸手就可以摸到”。

　　这个以搞学生餐出名的个体户回忆道：胡耀邦问我，你当时为什么卖肠粉，有没有心理负担？我说有，觉得不是很光彩。他马上说，谁说你们不光彩，你们是光彩的人，走的是光彩的路，个体经济的事业是光彩的事业。

　　座谈会后，胡耀邦随即在怀仁堂发表了《怎样划分光彩与不光彩》的讲话。胡耀邦说，请同志们回去传个话，说中央的同志讲了，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的广大劳动者不向国家伸手，为国家的富强，为人民生活方便，作出了贡献。党中央对他们表示敬意，表示慰问。

　　张道阳告诉记者，中国个体劳动者协会有本杂志叫《光彩》，其名称就来自胡耀邦的这次讲话。

　　1987年，国务院颁布《城乡个体工商户管理暂行条例》。在那段个体户的“光彩岁月”里，一位美联社记者曾专程来到北京钱粮胡同，拜访一位将3台缝纫机抬进卧室、办起私营西服缝纫店的妇女。该记者在报道中这样评价眼前的个体户：“她在赚钱，也在创造中国经济史。”

　　人要能挺胸抬头迈过去，这才叫门槛

　　张道阳曾经问过单位里亲历过改革初期的老同事，那个年代的经营环境是什么样子的。亲历者告诉他，那时候的市场很简单，要拿到经营执照很容易，“也没有什么人来折腾你”。

　　某种意义上，在改革开放初期，大部分计划经济部门并没有将精力放在非公有制经济上，严格的管理没有辐射到新兴的个体户群体。

　　张道阳将1995年称为分水岭。那一年国有企业改革提出了新的思路，实行“抓大放小”的改革战略。监管部门也随之转型，纷纷“把触角伸了出去”，更多地腾出精力面对所有市场主体。事实上，正是1995年前后，大量行业管理法出台。据他观察，各部门在立法过程中普遍借鉴国际标准，标准“偏高偏严”。

　　张道阳认为，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特别是出于对资源、环境、市场秩序等多方面的考虑，确实应该对各种行业设立相关行业进入标准。

　　“但这个标准应当实事求是。”他话锋一转，“个体经济的特点就是多层次性。在我国，仍然存在相当多不发达地区，即使在发达地区，也存在相当多不发达角落。就像国际上讨论温室气体排放标准要考虑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一样，国家的标准也要考虑广大底层民众生产生活的现实情况。在这背后，是对个体发展权的尊重和保护。”

　　他说，如果全国都用一把尺子去评价，无异于通过立法，“合法地把很多人划入非法范畴”。这会造成极大的灰色地带，寻租将反复出现。

　　《网民意见建议》里，“创收”这个词不止一次出现。张道阳坦言，越到基层，部门利益表现得越明显，“每个部门都会想方设法在自己职权范围内攫取最大利益，把权力用尽”。

　　张道阳喜欢将一刀切的政府管制比喻为“门槛”。“门槛是必须的，因为它可以挡水。但人要能挺胸抬头迈过去，这才叫门槛。如果我把门槛弄得非常高，你只能爬，或者求着看门的人拉你过去，而迈过去以后就没人再管你了，那门槛的意义是什么呢？就是为了你进门的时候难为你一下吗？”

　　2009年，中国政法大学教授何兵曾对摊贩经济进行过实证研究。他认为，过严的政府规制，大幅提高了商贩的经营成本，商贩又不得不将成本转嫁给市场，便会直接导致食品安全问题。

　　张道阳与何兵看法一致。“人啊，只要觉得生活还有奔头，有前途，有希望，就会自觉地讲诚信。你把他逼得没有前途了，没指望了，他还讲什么诚信？”他皱着眉头说道。

　　在一次赴日本考察时，他听过这样一件事：有个卖米的商人因为向酒厂提供了变质的大米，导致酒厂因生产劣质清酒被媒体曝光，卖米的商人竟然因此绝望自杀。

　　当地商人告诉他，在自然形成的市场环境里，人们会自觉地遵守公序良俗，卖变质米的商人被曝光后名声扫地，以后不会有人再和他做生意，他也就无法生存了。这样的环境里，小商人都很珍视自己的商业信誉，有很多家庭经营、父子相承的手艺世家和餐饮老字号可以世世代代做下去。

　　张道阳说，贩夫走卒、引车卖浆在中国自古有之，并没有现在这么多形形色色的监管门槛，小商人同样全靠诚信经营。

　　“他们几十年几百年都那么卖，其产品也未必比现在的更不安全吧？”他反问道。

　　个体户问题已经从改革问题转变为社会公平公正问题

　　面对个体户所遭遇的种种困境，有人曾评价，这是个从“改革先锋”变成“改革弃儿”的群体。

　　张道阳则察觉到，30多年来，个体经济的形态并没有多大变化，但这个群体的组成成分已经改变。

　　他的感觉是：在改革开放初期，作为最先冲破传统体制的力量，个体经济比传统的计划经济高效得多，而其参与者也是那个年代最渴望经济自由的一群人。但改革至今，多层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呈现，个体经济变成弱势的经济形态，并不会给政府贡献太多财政收入，其组成成分也转变为以谋生、糊口为主要目的的城市底层群体，特别是大量进城务工、创业的农民工群体。

　　这意味着，个体户问题已经从改革问题转变为社会公平公正问题。

　　张道阳遇见过一个年轻的个体户。这个22岁的年轻人这样描写自己的生活，“从7岁开始我的生活就不那么明亮了”。他从小陪着父母在菜场里做生意，还要照顾风瘫的爷爷。还是小学生的时候，他便在作文里许愿：“希望有一个可以安心奔生活的地方，让每个人都可以勤勤奋奋安安稳稳地过上他们的日子。”

　　一篇2009年发表、题为《北京外来农民个体户经营现状调查研究》的论文指出，进京的农民个体户年平均利润呈逐渐下降趋势。90%以上的受访者提到，以前随便做点生意都赚钱，现在却是稍不努力就赔钱。

　　另一个现实是，政府对于个体户的扶持政策面临“制度性冷漠”。

　　据张道阳观察，每年进行就业统计的时候，往往会把个体户的数字纳入中小企业计算，而要扶持中小企业的时候，登场的却都是衣着光鲜的企业家，不会再有人“搭理个体户”。

　　“扶持对不上口，人家哗啦哗啦打麻将，没人陪你打扑克。”张道阳解释道，某些政府部门分配社会财富的过程，往往是谁有能力谁争取，而个体户“连争取的能力都没有”。

　　“归根到底还是发展观的问题。很多官员想的是，这些人对GDP没有多大贡献，对财政也没有多大贡献，为什么要扶持他们？更何况，他们当中很多还是外来的农民工。”张道阳说。

　　《北京外来农民个体户经营现状调查研究》一文还指出，城市中的经营性房屋租金越来越高，很多农民个体户不得不集中到四环甚至五环外，或者在城市中做流动摊贩。

　　张道阳的几个高中同学，在中关村最红火的时候租了柜台挣了点钱。有眼光的买了柜台，如今还能经营下去。另外两个人则选择了离开，因为房租把绝大部分利润都吃掉了。他们对张道阳说，在中关村买东西，恐怕一半以上都是消费陷阱，没办法，“不骗，就干不下去”。

　　回到老王，他的小铺子有30多平方米，搭在成都市的一座立交桥下面，每月要交的租金是1000多元。这是他奔生活的地方，也是他的“家”。他和父母以及上初中的儿子4个人都住在铺子里。在干个体的前两年，他挣了两三万元。老王曾经想，再挣上几万块钱“就能买房子了”。

　　“现在？买房？想都不要想，这是啥子生活喔！”39岁的老王愤愤地对记者说，“我干了10年喔！”

　　“过去老百姓讲‘吃瓦片儿’的成了现在的食利阶层，而那些个体户忙碌终日却难有回报，说明现在这个分配体制是有问题的，缺乏活力的。”张道阳谈起同学和老王的境况，“过去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整个蛋糕做得很大，强势者吃完了，还能剩下一块儿，别人也够吃。现在速度要降，强势者如果还像以前那么吃一大块，这上亿的处在弱势的个体户还分什么啊？”

　　他注意到，在美国纽约市曾发生过一件与小商人有关的事情。

　　有议员提出，对纽约一直允许的占道经营加以“有条件”限制，结果被大部分议员否决，理由是，取缔占道经营将使一部分“新移民”、“小生意从业者”的生存权利受到“可想而知的伤害”。

　　目前，纽约有超过1.2万名有执照的街头小贩，86%都是外来移民，其中人数第二多的恰恰是来自中国的小商贩。

　　张道阳评价道，一个穷人过不好的社会，富人同样不会过好。而对一个国家而言，“公正地尊重和维护每个公民的发展权比什么都重要”。

　　一个城市的繁荣，绝对不只是富人的繁荣

　　有一年，张道阳去伦敦考察。在一个停车场内，他看到了一辆经营食品的流动厢车，车身印着加勒比海风貌的图案。他上前了解，原来这是一个加勒比海地区的移民，靠做小生意为生。经过多年的努力，他和家人已经住进了当地社区，逐渐融入了英国社会。

　　“一个城市的繁荣，绝对不只是富人的繁荣。”张道阳有所感悟，专门拍下了这个场景。

　　他发现，在发达国家，有大量新移民均是通过个体经营成为城市经济社会生态中的组成部分，并逐渐融入城市。

　　在张道阳看来，这同样也应该是中国完成城市化进而完成现代化的路径选择，“单纯打工的农民，无力维持自己和家人在城市中的生活，并不是真正的城市化。”

　　他甚至想象过一个中国城市化进程的理想模式：一个农民工，通过打工积累一点钱、增长点见识，然后可以在城里摆个小摊或者开一个小铺，有稳定的收入，他的家庭从此生活在城市里。他的孩子呢，就可以在城市接受现代教育，成为国家潜在的人才资源。第一代的农民工本人终生可能只是个城市里的小商贩、个体户，但他的孩子可能就是个出色的医生、工程师、科学家。

　　但这只是想象。张道阳隐约感到，近几年，因为各种或明或暗的成本，许多怀有此类美好憧憬的农民工兄弟，离他们的梦想似乎越来越远了。

　　一个广东的小伙子，曾用打工挣来的钱开了家小店，卖手机。干了两年，现在一个月下来还赚不到1000元。他写道：“没办法，做完今年看来也要关门了。中国又少了一个个体户，多了一个农民工。”

　　成都的老王同样感到营生不易。他说，现在生意不好做，一年只能存上几千块钱；娃娃初中要毕业了，没有资格参加中考。但他同时告诉记者，农村也回不去了，“从乡镇到村里的路，只有车轮子上没长荒草”。

　　他如今的愿望是，办下营业执照，再办个5年的居住证。他坚持说，哪怕给他一个很小的门脸，就能养活一家人。

　　在采访当中，张道阳向记者推荐了一位美国社会评论家发表于1902年的一篇文章，题为《与贫民窟的斗争》。文中，他专门用铅笔标注了两段话：

　　“我们总要伸出手，将那溺水者从水中拉出的。现在是时候了。再晚一点，我们恐怕将难逃被溺水者拖下水去而一道沉没的危险。”

　　“不管我们是否拥有兄弟情谊，我们本是兄弟同胞。假如不给纽约下东区桑树街的人以兄弟情谊，我们要想在第五大道繁荣区找到善良公民的美德则是徒劳的。”

　　多年来，每到一个地方，张道阳总要去当地的早市摊儿和各类市场转转，拍一些照片，为此他还特意买了一个长焦镜头。

　　2010年2月，他到了中国最北的漠河，当时的气温在零下45摄氏度左右。在那里的露天市场，他遇到一位卖坚果的个体户，穿着蓝色棉袄，戴着黑色棉帽，在寒风里高声吆喝，努力经营。张道阳端起相机，记录下了这一瞬间。

　　如今，这张照片被张道阳放大后挂在办公室里一位大妈，冻得满脸通红，却挂着微笑。

能源政策的短视
迈克尔·斯宾塞


能源政策一直是“顺周期”的，即与未雨绸缪背道而驰。眼下，必须反其道而行之，这意味着同样的政治挑战和成本
　　最近，美国媒体关于汽油价格和政治的报道让我大吃一惊。政治学家们一致认为，总统支持率与汽油价格高度相关：汽油价格上升，则总统支持率下降。但考虑到美国长期不重视能源安全和弹性，因此，奥巴马政府需对油价升高负责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石油价格冲击的短期影响，是抑制其他商品的消费从而拉低增长，因为石油消费的调整不像其他商品和服务那么快。但假以时日，人们以削减石油消费作为应对。因此，长期影响比短期影响要小得多。你在节能方面做得越好，油价波动对你的影响也就越小。
　　在供给方面，也存在类似的短期和长期效应。在短期，供给可以根据储备状况作出调整。但长期影响则来自因油价高企产生的石油勘探和炼制激励。
　　就政策而言，20世纪70年代末不可不谓有为。汽车节能标准出台，但此后石油和汽油价格进入了长达数十年的下跌期，意在节能和保障能源安全的措施大多失去了效果。整整两代人都将油价的下跌视为理所当然，因此，如今出现了要求补贴、抗议涨价、寻找罪魁的风气，而政客、产油国和石油公司无不成为公众观点调查报告千夫所指的对象。
　　对不可再生自然资源教育的严重不足是当前公众情绪的根源。此外，由于当初在成本较低时对节能和能源安全投资不足，如今美国在面临油价上涨的局面时显得尤为被动。能源政策一直是“顺周期”的，即与未雨绸缪背道而驰。不断增加的能源市场需求和全球经济规模的快速增长使得石油价格承受着升高压力。
　　反周期才是个人和政府应该持有的观念。近期的历史表明，我们并没有做到反周期。能源政策则是另一个显而易见的例子。美国并没有预见到危机并为变化做好准备，而是等着危机来推动变化的产生。
　　能源政策上的短视并非美国所独有。比如，发展中国家多年来一直实施着化石燃料补贴，而这已被广泛视为绝非政府使用有限资源的良途。眼下，必须反其道而行之，这意味着同样的政治挑战和成本。
　　欧洲和日本的石油和汽油几乎完全依赖外部输入，它们就做得比较好。出于安全和环境方面的考虑，它们通过税收、高价和公共教育来刺激节能。
　　奥巴马政府正着手规划合理的长期能源政策，而目前美国正处于后危机去杠杆过程中，经济复苏十分缓慢，在此时实施能源新政，建设新的、可持续性更强的增长模式将比正常情况下更难，不管在政治还是经济上都是如此。
　　但所谓亡羊补牢，犹未为晚。奥巴马试图解释节能政策的本质决定了这是一项长期目标，需要逐步完成，这是对的。
　　很多人都听说过这样的观点：民主国家的选举周期与长期的前瞻性政策的实施格格不入。抗衡性的力量是向公众解释不同选择的利弊、将民众团结在共同目标和合理方法周围的领导人。因此，奥巴马政府试图将长期增长和安全置于保持政治优势之上。
　　对美国的能源安全来说，好消息是在2011年，美国转变为成品油净出口国。但化石燃料的价格可能还将延续上涨趋势。合理地减少对外部资源的依赖是发展的重要表现。但这不能替代更高的节能标准，后者才是促使向新的更具弹性的经济增长和就业之路转变的关键。这一过程还有一个附带好处：启动宏伟的国际能源、环境和可持续性日程。
　　这需要韧劲和长期的政府关注，而后两者又要求两党同时支持。对于今日的美国来说，这可能吗？
　　美国政治制度的持续性低支持率部分源于其奖励从中作梗，而不奖励建设性跨党派行动这一事实。总有一天，选民会起来反对放大分歧、抑制共同目标的制度，而政策体系会恢复到更高效的实用主义模式。问题在于，“总有一天”是哪一天。
　　作者为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现任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经济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