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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X：我从共产主义转型中学到的七件事

核心提示：在纪念苏联解体二十年之际，前苏联学者，现在执教哈佛的安德烈·施莱弗经济学教授总结了七点教训。他认为：要预测转型国家的经济表现比政治容易得多。 虽然几乎所有的转型国家最终都演变为某种形式的资本主义，在政治方面却涵盖了从完全的民主到原始独裁的各色光谱。

原文：Seven Things I Learned About The Transition From Communism | Vox
作者：Andrei Shleifer
发表：2012年2月5日
本文由"译者"志愿者翻译并校对

最近，国际应用系统分析研究所（ IIASA，见文末注释）的会议组织者问我，为了纪念东欧和前苏联的经济改革转型20周年，我对转型中的经验教训有何评论。这一作业主要是想让我谈谈，作为一名经济学家，我学到了那些最初我不懂的事。要不受"马后炮"的影响很需要功力，但我会尽力。这个名单可能对未来的改革者有用，虽然已经不剩下几个共产主义国家了。有些问题不只是与共产主义国家有关；倚重中央集权经济的问题都是类似的。好，以下是我从共产主义转型中学到的七件事。

首先，在所有的东欧和前苏联国家中，经济活动在转型一开始会收缩，某些地方是急剧收缩。在许多国家，经济衰退开始得更早，但延续了下来。在俄罗斯，（近十年的）经济陡然下跌的幅度及其漫长都让人大为惊讶。贸易受冲击最大的国家（如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经历了最为温和的衰退。可以肯定的是，真正的衰退比官方统计的要温和得多——非官方的经济扩张了，共产主义国家夸大其GDP、国防预算的削减等等—— 但这并不等于说，是发生了衰退，并且是令人惊讶的这一基本事实不存在。这些下降与基本经济理论相悖，价格自由浮动应当立即改善资源分配。主要教训是，改革者不应指望能立即恢复增长。经济转型需要时间。

第二，衰退不是永久性的。随着衰退的出现，经济恢复和快速增长几乎在各地涌现。20多年来，在大多数转型国家，对大多数人来说生活水平大幅增加，虽然官方的GDP显示的是比较温和的改善，任何与生活质量有关的直接指标（再次提出共产主义下的GDP的计算问题）与之都不一致。和预测的相同，资本主义发挥作用了，生活水平大大提高。但是，我们必须承认，在一段时间内，情况看起来不算太好。所以我们学到的教训是：要有信心——资本主义确实有效。

第三，产出的衰退不会导致民粹主义抬头——许多经济学家曾这么担心。不错，是有一些改革型政府下台了，但不是民粹者所为。在许多国家，政治变成了由新经济精英，所谓的寡头，主导，而不是民族主义者，前者将财富和巨大的政治影响力结合了起来 。站在1992年的角度来看，这堪称大大的意外。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东欧一些国家的民粹主义在过渡了20年后，在人民生活水平获得了巨大 的绝对的改善后出现了。事实上，所有转型国家的人都会转型不满，甚至在生活质量迅速提高的国家，他们还是不满（这本身就令人惊讶，也是主要的困惑所在——未来的改革者需谨记）。但教训很明确：改革者无需担心民粹主义，要担心的是新权贵掌控政治。

第四，经济学家和改革者夸大了他们能力，他们认为可以排出改革的先后次序和某些战术选择（例如私有化）的重要程度。回想起来，许多推演改革的讨论都是离奇的——是否应当先建设机构，公司是否应对私有化做准备，是发行私有化债券好还是基金私有化更好，一个一个地进行私有化是否可行。几乎各地的改革者，包括俄罗斯在内，都大大高估了控制力。政治和能力经常会干预、并在很大程度上主导大部分的战术选择。不过，大多数国家尽管选择不同，结果却得到了大致相同的教训（以下是显著的和可惜的例外：白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所有的转型国家都在通过各种形式，用私有化和稳定宏观经济，以及司法和体制改革来支撑市场经济。教训是：不需要过分计划向市场的转型，但更重要的是，不要拖延，期望未来可以出现更有序的改革。

第五，经济学家大大夸大了利益激励的好处，而不是人的变化。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对利益激励着墨太多，对人力资本又谈得太少。共产主义制度下的优胜者在市场经济中表现得不怎么样。完成市场转型的是新人，而不是有着更强激励的老人。我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意识到这一点并写了出来，但无论是在企业，还是在政治中，这一教训都是深刻的：你不能教一条老狗学会新把戏，有利益驱动也没戏。

第六，不要高估宏观经济危机，甚至是拖欠债务的长期后果，这很重要。在1997-98年，俄罗斯经历了一场重大危机，一些知识渊博的观察家说，这会让俄罗斯倒退20年，但在1999-2000年，俄罗斯开始了快速增长。类似的情况也适用于从东亚到阿根廷的其他地方。债务重组不一定会留下永久的伤痕。这对改革者来说是一大深刻的教训，他们总是被国际金融界吓得止步不前：对危机不要惊慌失措；它们来得快、去得快。

第七，要预测经济比预测政治演变容易得多。虽然几乎所有的转型国家最终都变成了某种形式的资本主义，在政治方面却形形色色，有的成为了完全的民主制度，有的还是原始的独裁统治，还有在这两者之间的各种形态。这方面似乎有一种明显的地理分布规律，离西方越远的国家，特别是那些和欧盟相关的，就越明显地民主化了，远东的一些国家通常要更专制。在中间的，包括俄罗斯和乌克兰，在20多年的政治路径上左右摇摆。教训是：中等收入的国家最终会走向民主，但不象走向资本主义那么直接和连续。

1 国际应用系统分析研究所，总部设在奥地利。

作者简介：安德烈·施莱弗（Andrei Shleifer）是哈佛大学的经济学教授，有哈佛大学学士学位和麻省理工学院的博士学位。

褚时健：种橙者说
2012-02-13 21世纪商业评论 作者：汪洋

内容导读：烟草事业的如日中天，没有给褚时健带来财富，却让他身陷囹圄;出狱后，深居哀牢山中种橙九载，上世纪“烟王”于耄耋之年成为亿万富翁。
从玉溪前往嘎洒镇的新公路被一根路障生生拦住。两个月前，下雨导致地基塌方，至今禁止通行。我们的汽车不得已另择土路进山。路的一边是山崖，树木葱郁，山下偶尔能看到成片的甘蔗田、零星的香蕉树和小块的梯田。在日光下，蓄着水的梯田折射出忽明忽暗的光泽。此间风景不恶。

这是云南哀牢山脉的一段，上世纪的“烟王”褚时健这些年就在这大山深处埋首创办属于自己的实业。这一次，他没有制烟，而是种橙。制烟曾经让褚时健的事业如日中天，但并没有给他带来财富;而种橙，却让85岁的他成了亿万富翁。

“心里不平衡”

我们乘坐的汽车如舟行波上，起起伏伏，恰如我的思绪——如果不是1999年的那场“世纪审判”，这位王石最崇敬的企业界大佬，现在一定是在某处颐养天年，而不会以如此高龄还在玉溪市和山中果园间两头奔走。

1979年10月，褚时健出任玉溪卷烟厂厂长。此后的18年的时间里，褚时健带领团队将这个陷入亏损的小烟厂打造成亚洲最大的烟厂，为国家创造利税991亿元。在他最得意的时候，求他写条子批烟的人络绎不绝，在退休前，由于“经济问题”褚时健被判无期徒刑，此前，女儿在狱中自杀，那时他已经71岁了。当时，作为云南红塔集团的一把手，褚时健的工资水平仅相当于烟厂一个普通工人的工资，18年的工资收入总共不过60多万元。“富庙里的穷方丈”身陷囹圄，在当时成为一件让人瞩目的大事。讥讽者有之，叹息者有之，而为之抱不平者亦不乏其人。几年后，褚时健因为罹患糖尿病，于2002年得以保外就医，从此在哀牢山中种橙至今。

在山中转了一个多小时，我们终于到嘎洒镇。这是一个以傣族为主要居民的小镇，一条小河将小镇剖成两半。由于是冬天，一节一节阶梯状的河床裸露出来。当地人对桥上的我们说，这不算是河，在雨季，山洪暴发的时候，用来泄洪用的，如果没有这个，腰街早就被泥石流冲走了。山里的农民遇到泥石流就比较麻烦，有的人连房舍都被毁掉了。不过，带着一双手跑到山里种橙子，日子又变得好过了。“是给褚时健种橙子吗?”我们问，当地人点点头：“褚时健提供住的地方。”

在嘎洒匆匆饱餐一顿后，又在山里走了近半个小时，车终于驶入了一个布满橙树的山头，空气飘着淡淡肥料的臭味，经过了一座厂房建筑后，车停在一幢黄色的二层小楼前，这是褚时健的家，也是他在山中的办公场所。门前蹲着两尊石狮，几只公鸡在石狮脚下走来走去。

身着米灰色套头衫、外面罩一件黑色马甲的褚时健缓缓走向我们，笑着和大家一一握手，然后招呼我们吃橙子。“褚橙”的确口感非凡，我们一行人都认为这是自己吃过的最好吃的橙子。一张矮桌，四条长凳，褚时健坐在桌边，吸着玉溪烟，操着浓重的玉溪方言，一开口便说：“我们的橙子分成三个等级，特级品10块钱一公斤出货，市场上卖10多块一斤，供不应求。”

我们问：“当初为什么想起来承包果园呢?”褚时健低下头，想了想说：“心里不平衡，现在的国企老总一年收入几百万、上千万，我也不想晚年过得太穷困。另外，我70多岁出监狱，总得找点事做，让生活充实点。”这句话，在一个小时后，他又重复了一遍。说话时，褚时健的脸上挂着一丝淡淡的微笑，眼睛则少有笑意。这丝微笑，就那样不深不浅地挂着，像是劫波之后面对外界的某种展示。

指着桌上的橙子，褚时健有些得意，跟我们历数起这些年如何一年解决一个问题，改良了土壤结构，发明了独特的混合农家肥，解决了灌溉问题、病虫害问题、口感，等等。市场反映，“褚橙”的口感已经不在进口的美国新奇士之下，甚至比口感略酸的进口橙更迎合中国人的口味。今年他要让橙子的色泽更鲜艳、手感更平滑。9年辛劳，2400亩从湖南引入的普通橙树在哀牢山中脱胎换骨。

我说，这是“微笑曲线”的一端——研发，褚时健点头表示同意。“另一端是市场吧，那个不用操心，把品质做好最重要，市场会求着你的。刚种橙子的时候，不懂技术，出了很多问题，像第一个收获期，那么多树才收了14吨，那倒是让我睡不着觉的。”褚时健做香烟的时候，技术上也是零基础，从头摸索跟技术员反复讨论，一点一点解决问题，种橙子亦如是，单肥料的配比就反复试验了无数次。

“失败倒没有想过”

“你怎么知道会有今天这样结果，能种出这样的橙子?你想过失败吗?”问这句话的时候，我的脑子里闪过一件事：褚时健年轻的时候，在边纵打过8年游击，在一次战斗中，由于敌人火力太猛，上面命令撤退。褚时健不听，孤身一人在战场上寻觅一个多小时，找到了他二哥阵亡后的遗体。

这个问题让褚时健很自然地联想到了当年做烟的经历，他语速缓慢：“失败倒没有想过，像我当时在烟厂的时候，我向省里提出贷款2300万美元，引进世界最先进的卷烟生产设备。有人说如果效益搞不好，还不上钱，说不定就要去坐牢了。那时，昆明卷烟厂对这个项目也有兴趣，但后来就不敢了。我想，香烟的品质和效率提高了，一年就能还上钱。后来就是这样的。我对风险也是有评估的。”

从烟盒里抽出一支烟点上，褚时健的话题又回到了橙子：“农民太弱小了，他们是无力承担风险的。现在园子里的两口之家，他们只要出两双手，房子、肥料、树苗都是我出，按照公司的要求做，一年收入差不多有6万块左右。他们还可以自己养上几十只土鸡，几头猪。以前他们的年收入也就几千块钱，现在日子好过了，孩子上大学，学费也掏得出。技术员年薪10多万，不比做公务员差。”

褚时健抽烟频率很高，半个小时就抽掉了4支，不过每次都不抽完就掐灭了。他灭了烟又说：“农民其实也不好管理，他们才不管你是不是褚时健。比如说，要想橙子品质高，必须先前就摘除一部分果实，农民舍不得;树长大了，空间不够，相互争夺阳光和养料，必须砍掉三分之一的树，农民也舍不得。不过，我们收果实有严格的质量标准，按照公司要求做的，收入明显提高，其他人也就跟着学了，他们想，凭什么你的果子比我质量好，产量比我大，收入比我高。以前做烟的时候，也是这样的，我从烟田抓起，给农民种子、化肥，指导农民怎样种出一流的烟叶，高价购买烟叶。没有世界一流的烟叶，就做不出品质一流的香烟。”

“搞人际关系，我不行”

褚时健做企业的最早经历是在“文革”时期，他曾经担任过嘎洒糖厂的厂长。谈起这段历史，褚时健脸上的笑纹深了一些，像在说一个笑话：“我这个厂长是戴罪之身，‘摘帽右派’，打个比方，‘右派帽子’挂墙上，检查的人来了，就给我戴上，批斗我了，就戴着帽子走个过场。厂里有两路造反派互相打，他们都不舍得往死里整我。整个云南的糖厂都亏损，我那个镇办小厂一年盈利30多万呢，别的厂100斤甘蔗能榨9斤糖，我们能榨12斤。我们还把别人榨过的废料，要过来再榨一次。尽管设备简陋，品质在当时算好的，像蜡一样。”

面对为何成为右派这个问题，褚时健凝想了片刻，点上一支烟，悠悠地说：“1955年，我27岁时担任玉溪地区行署人事科长。我的上级常常暗示我替他做点违反原则、对个人有利的事，我听不懂。他说小褚你不懂事。反右的时候，我负责给一部分人定性，那时候反右是有指标的。我想不通，那些我熟悉的人怎么可能是右派呢?指标越来越高，我工作越来越差，‘对右派手软的人肯定是右派’，1959年，我就成右派了，就去农场改造了。很多县级干部和我关在一起，他们想不开，整天唉声叹气。我说，有什么呀。这一年，我30岁。”

在农村的日子，尽管全家生计艰难，和坐机关相比，褚时健反而觉得轻松了很多。他说：“我是个不爱求人的人，搞人际关系，我不行，觉得心烦。”1979年，褚时健在嘎洒镇上看到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文件，他心想:“一切该结束了。我是搞经济、搞技术的，我们这些人又有用武之地了。”

从做糖，到做烟，再到做橙，褚时健都可以说是一个技术至上型管理者。三次做企业都很成功，这使他只认这个理。“真有拳头产品，市场就不是问题，”褚时健说，“海尔，把摊子铺那么大，还要进军国外市场，张瑞敏会很累吧。”

“搞技术”的褚时健其实很懂得“分甘同苦”的道理，这个词的本义是同甘共苦，做另一番解释也别有意味。他率先在玉溪烟厂工人中实行计件工资，有赏有罚，极大提高了效率，工人的工资有时甚至超过管理层，并曾经发生过多次工人翻墙进厂加班的事情。分配与激励是褚时健管理企业的一大利器，做烟种橙都起到了很好的效果。在种烟最红火的时候，作为烟厂的厂长，他觉得自己和其他高管也应该被激励一下。他的这次率先尝试却把自己推向了一个巨大的漩涡，深陷铁窗，家破人亡。

“经历了那么多事后，你如何看待朋友?”听了这话，褚时健猛吸了一口烟说：“我在牢里的时候，心想我70多岁了，以后能不能活着出去，出去以后又靠什么生活?后来，我弟弟来看我，带了他种的橙子，我吃了一口，心想，味道还可以啊，要是能出去就种橙子吧。后来，得了病，身体状况很差，再不出去看病，估计就死在里面了。出来后，就想找点事做，消磨时光。处理我的案子时，他们给我留了120万块钱。听说我要种橙子，几个有钱的朋友每人借给我几百万，加起来一共1000来万，他们说，就是给你玩玩，玩没了也没关系，反正我们也用不着。到2009年，这些债务都还清了，还钱的时候，他们又不肯要利息。”

“我不上市”

2011年，褚时健的果园利润超过了3000万元，固定资产超过8000万元。不过，这些年的赢利，不是用于还债，就是变成水利建设等固定资产投入，最近褚时健又租了400亩山地，树刚种下，挂果还需要几年。

国内一家很有实力的投资公司专程托人询问褚时健对上市有无兴趣，这家公司看好褚时健橙子的口碑和赢利能力，有意运作“褚橙”登陆股市。褚时健听了，连连摆手。“没的这个心肠跟他们玩。再说，投资公司都要在上市后拿走股民一笔钱的。我85岁了，管不了几年，以后交给我外孙女和她丈夫。说实话，他们管管销售还行，但还没掌握种植技术，上了市，我倒是拿了钱，但亏了股民。我怕别人背后指指戳戳。”

褚时健随即和我们讨论起股市：“你们觉得中国股市正常吗?一只做酒的股票从两块钱坐飞机一样地涨到90多块。”随后，他做了一个坠落的手势，接着说：“央企不是很赚钱吗?它们给股民分过红吗?”他用很慢的语速笑着说：“我不上市。”

“从2002年保外就医到现在也快10年了，中国的商业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比如互联网公司现在发展很快，你在山中是否留意过?”问题很长，回答很短，他说：“我玩不了概念。”停顿片刻，他接着说：“现在国企太厉害了，反正总能赚到钱，反正花的也都是国家的钱。有的一把手，既不懂生产，也不懂市场，照样一年收入几百万。”

听有人恭维他以前是“烟王”，现在是“橙王”，褚时健并未反对这种说法。又有人说起王石撰文向他致敬，他愣了一下，“王石就站在那里”，褚时健指了门口说：“他来过两次，我们站着，每次都说两个多小时的话。他事业做得不错，是个有追求的人。”

神奇的大爷
作者不详

这天，新上任的朱县长到小吃摊吃早餐，刚找个板凳坐下，就听炸油条的胡老头一边忙活一边唠叨：“大家吃好喝好哦，城管要来撵摊儿了，起码三天你们捞不着吃咱炸的油条了！”县长心里一惊：“省卫生厅领导最近要来视察，这老头儿怎么今天一早就知道了？”

哪料这件事还没弄明白，另一件事儿让县长脑袋里的问号更大了。 另一天，他照例到胡老头这儿吃油条。 没想到，老头居然又在发布消息：“上面马上要来青天大老爷了，谁有什么冤案，就去县府宾馆等着吧！”朱县长大吃一惊，省高院的工作组星期三要来清查积案，这个消息昨天晚上才在常委会上传达，这老头儿咋这么快就知道了呢？ 一个大字不识的老头儿，居然能知道这么多政府内部消息，毫无疑问，定是某些政府工作人员保密意识太差，嘴巴不紧。

于是，他立即召开会议，把那些局长，主任们狠批了一通。还是公安局长胆大，忍不住问道：”这胡老头儿的事，是您亲眼所见,还是听说的？”县长声色俱厉地一拍桌子：“都是我亲耳听到的！我问你，你们城关派出所今天晚上是不是要清查娱乐城？” 公安局长一脸尴尬，愣在那里。县长见状，当场下令：“你亲自去差差这老头儿到底什么背景，明天向我汇报！”

公安局长连连称是，当即换上便装，来到胡老头的摊位进行暗访。只见老家伙正向大伙儿发布新消息：“城关镇的镇长最近要倒霉了。大伙等着瞧，事儿不会小的……”公安局长一听，很是诧异。少顷，他运了口气，装傻卖呆似的问道：“你咋知道的？难不成你儿子是纪委书记？” 胡老头呵呵一笑：“我咋知道的？那孙子以前吃我油条的时候，都是让司机开专车来买，这两天一反常态，竟然自己步行来吃，还老是一脸愁容。那年他爹死，都没见他那么难过。能让那孙子比死了爹还难受的事，除了丢官儿，还能是啥？”

局长听了，暗自吃惊，这老头儿还真有两下子。于是他不动声色继续问道：“那昨天派出所清查娱乐城，你是咋知道的？”胡老头又是一笑：“你没见那几家娱乐城一大早就挂出了停业装修的牌子？人家有眼线，消息比咱灵通！”“那卫生厅领导来视察，你事咋知道的？”胡老头儿说：“除了上面来人检查，你啥时见过洒水车出来过？”

最后，局长问了个他最想不通的问题：“上次省高院的工作组来知道工作，你咋那么快就得到消息了呢？”胡老头撇了撇嘴说：“那就更简单 了。俺另据家有个案子，法院拖了八年不办。哪天，办案的法官突然主动来访，满脸笑容嘘寒问暖，还再三保证案子马上解决。这不明摆着上面来了人，怕他们上访嘛！”

局长佩服的五体投地，连忙回去把情况向县长汇报。县长听了，大动肝火，马上再次召开会议，做了四小时的训话：“同志们，一个炸油条的都能从一些简单现象中，看出我们的工作动向，这说明了什么？说明我们存在太多的形式主义。这种官场恶习不改，怎么提升政府的美好形象？从今天开始，哪个部门再因为这种原因泄密，让那老头‘未卜先知’，我可就不客气了！”

第二天一早，县长又来到胡老头儿这吃油条，想验证一下开会的效果。没想到胡老头儿居然又在发布最新消息：“今天，上面要来大领导了，来的还不止一个！”县长这一惊，真是非同小可。下午，市长要陪同省领导来检查工作，自己昨晚才接到同志，这老头咋又提前知道了？县长强压怒火，问胡老头：“你说要来大领导，到底有多大呢？”胡老头儿头也不抬地回答：“反正比县长还大！”县长又问：“你说要来的不止一个，能说个准数吗,到底来几个？”胡老头儿仰起头想了想，确定的回到：“四个！”

县长目瞪口呆，省级领导还真是要来四个！他心里怦怦直跳，又问：“胡师傅，这些事儿你事怎么知道的？而且知道的这么准确。”胡老头儿淡淡一笑：“这还不容易？我早上出摊儿，见马路上增加的巡逻的武警，县政府宾馆的保安都戴上了白手套，一个个如临大敌，肯定是上面来人了。再看看停车场，书记，县长的车都停在了角落里，肯定是来了比他们大的官儿。再仔细看看，书记县长停的车位是5、6号，说明上面来了四位领导。你信不信？当官儿的和咱老百姓不一样，上厕所都要讲究个级别，排个先后顺序呢！” 县长听罢，面红耳赤，两眼发直，那塞满油条的大嘴一动不动，好像僵化了似的。

亿元对赌水质——中国首例跨省流域生态补偿破题
作者:南方周末记者 吕明合
2012-02-16 南方周末


尽管浙皖依旧对补偿的考核标准争议不断，尽管新安江水质对赌协议具体金额尚未达成一致，但此举却为全国同类地区跨省联合治理湖库污染，提供了新的解决方案。



唯有利益共享、责任共担，才能解决跨省流域生态补偿难题。 （曹一/图）

亿元对赌？

亿元对赌水质？这确实是一个大胆设想。

2012年2月10日，一则浙江、安徽预备一亿对赌新安江水质的报道，让关注跨省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的很多人眼前一亮。

据浙江《都市快报》报道，中央财政划拨安徽3亿元，用于新安江治理。3年后，若两省交界处的新安江水质变好了，浙江地方财政再划拨安徽1亿元，若水质变差，安徽划拨浙江1亿元，若水质没有变化，则双方互不补偿。

作为浙江母亲河钱塘江的正源，总长359公里的新安江从安徽黄山休宁山间发源后，其干流的2/3隶属安徽境内，下游则是浙江重要的饮用水源地，也是中国长三角区域的战略备用水源——千岛湖。由于千岛湖入湖水量中有60%以上来自安徽省黄山地区，上游来水水质对千岛湖水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目前，中国已有8个省份出台了流域生态补偿相关规定，但进展缓慢。浙皖两省此举为全国同类地区跨省联合治理湖库污染，提供了新的解决方案。

据南方周末记者了解，亿元对赌新安江目前还是空头支票。浙皖两省尚未就补偿金额以及补偿方式等内容达成一致。

浙江省环保厅相关人士透露，2011年12月，在财政部、环保部《安徽省人民政府 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新安江流域水环境补偿的协议（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时，浙江省提出了这一对赌协议——若水质较基本限值改善，浙江将补偿资金拨付给安徽省，若水质恶化，则安徽省将补偿资金拨付给浙江。

虽然协议尚未最后敲定，但2012年1月5日和2月1日，浙皖两省已两次联合开展新安江跨界断面的水体监测工作。在多年老死不相往来后，杭州淳安县环保局环境监测站副站长朱淑君，正学着认识自己一省之隔的新同事。

这意味着，中国首个跨省流域生态补偿机制试点已开始进入实质操作阶段。

千岛湖绝地反击

“试点工作能够走到今天，很不容易。”中国水利水电研究院副总工程师，十届、十一届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委员会委员何少苓回忆说。2005年起，正是她连续3年在人大提出建议，期望将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纳入国家层面关注和实施的议程。

浙江省环保厅相关官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近年来，千岛湖水质总体良好，但由于受新安江流域上游安徽省境内来水的影响，千岛湖水质富营养化趋势明显，水环境安全形势不容乐观。

千岛湖一度成了上游的天然垃圾场。从1999年开始，每年雨季从上游冲入千岛湖的垃圾均在5万方以上，并逐年增加。2011年仅汛期就打捞湖面垃圾18.4万方。

“汛期来临时，垃圾甚至形成漂浮带，经常要全县动员。”朱淑君说。污染主要来自上游的生活污水、农业面源，而这正是湖泊的富营养化的最大威胁。1998年、1999年，千岛湖湖区连续两年爆发大面积蓝藻。

据浙江省环境保护厅污控处处长喻志刚介绍，千岛湖保护问题，浙皖两省十多年前就开始协商，但始终没有满意的解决办法。2001年，原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宋瑞祥就带队现场调研，在杭州首度召开了浙皖两省的协调会。

转机来自何少苓的一次考察。据何少苓回忆，2004年她在新安江考察之际发现，新安江水库水质已变为Ⅲ类，已无法达到功能区划Ⅱ类水的水质目标。

何少苓从安徽坐船，沿江而下，一直到千岛湖水库大坝上岸，一路了解了两省的意见。调研过程中，安徽很有意见，“由于保护新安江流域的水质，上游发展受到了很大限制”。而下游的浙江由于受污染型缺水的影响，正雄心勃勃地研究一个从千岛湖年调水10亿方的规划。

“我们觉得上下游应该有公平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上下游应该协调考虑。”何少苓说。2005年3月全国人大十届三次会议上，何少苓等代表联名提交了《关于在新安江流域建立国家级生态示范区和构架“和谐流域”试点的建议》。

何少苓回忆，当年9月，原国家环保总局作出答复，答复提及，国家正在研究制定生态补偿机制，流域的补偿机制是其中的重要内容。

黄山市政府发给南方周末的书面回复中称，2007年，国家发改委、财政部、环保总局等国家有关部委最终将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机制列为全国首个跨省流域生态补偿机制建设试点。

博弈水质标准

建议选择新安江作为先行试点，是因为“它有较好的条件和基础”——新安江流域只涉及到两个省，主要流域范围都在两个地市（黄山和杭州市），关系相对较为简单；同时流域水质总体良好，污染治理难度要更小一些。

之所以进展缓慢，主要源于补偿的考核标准分歧——浙皖两省交界断面水质标准。

浙江省对千岛湖两省交界断面附近的水域划定了饮用水源保护区湖泊二类标准，安徽省执行的是河流三类标准。

朱淑君说，以总磷指数为例。依据河流的标准，0.02是一类，0.1是二类，0.2是三类，而湖泊的标准，则分别只有0.01，0.025和0.05。“湖泊的三类0.05在河流评价里就可以成二类。”

2009年8月，环保部制订《新安江流域跨省水环境补偿方案》（第一稿）后，在杭州召开了由浙、皖两省相关地区环保部门参加的协调会。

参与协调会的人士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会上，浙江方面提出，“必须建立以交接断面水质达标和改善为原则的考核机制，并将其作为生态补偿的依据”。但安徽省代表却予以拒绝，认为“与其要对出境断面水质进行考核，情愿不要补偿资金”。

毗邻江浙的安徽宁可不要生态补偿自有原因。黄山市外宣办提供的数据显示，2011年，黄山市的人均GDP不到杭州市的三分之一，农民年人均纯收入、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也只有杭州市的一半。黄山下属的歙县、休宁、祁门3县至今还是省级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

“在这样的发展水平下，特别是在与下游地区发展存在巨大落差而且还在拉大的情况下，上游地区干群加快发展、缩小差距的愿望非常强烈。”黄山市政府的书面答复中写道。

协调会一个月后，浙江省环保厅副厅长章晨赶赴北京与环保部沟通，再度强调浙、皖两省交接断面水质情况，并提出“只有在水质达标，至少在水质改善的基础上，安徽省才能得到补偿资金”。



新安江流域图 （明镜/图）

方案破茧，前途未明

一度陷入停滞的试点工作，被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调研组的一次来访所打破。2010年11月，全国政协张梅颖副主席带领的调研组来浙江调研。调研中，浙江省方面提出的千岛湖全流域保护建议，“几乎全部被采纳”。

调研报告最后得到了多位国家领导人的批示，新安江流域跨区域保护就此提速。2010年11月，财政部、环保部两部门联合下达新安江流域水环境补偿机制启动资金5000万元。2011年3月，两部门正式启动新安江流域水环境补偿试点工作，同时安排资金两亿元，专项用于新安江上游水环境保护和水污染治理。

2011年4月，黄山市成立新安江流域生态建设保护局，该保护局局长聂伟平说，安徽方面已成立专业化江面打捞队，沿江建设垃圾中转站或焚烧炉，开始推进农村垃圾集中处理模式。而在浙皖交界的街口镇，五千多只养殖网箱则已被彻底拆除。

尽管如此，对2011年10月财政部、环保部印发的《新安江流域水环境补偿试点实施方案》，浙江省环保厅仍用“极不公平”来形容。

按照现在的补偿计算公式，方案中的虽然以2008年到2011年的3年平均值为基本限值，但水质稳定系数却取值0.85。“这就等于交界断面水质目标，安徽方面可以在近三年平均水质指标基础上恶化17.65%，预留排污空间。”朱淑君说。

“要为黄山未来发展留足空间。”2012年2月3日，黄山市四套班子集体调研新安江流域综合治理工作时，黄山市委书记王福宏的发言表明了心迹。

“水质恶化，浙江省还要支出1个亿，我们无法向全省人民交代。”喻志刚说。在他看来，补偿试点后，如果还允许水质继续恶化，如何为探索建立全国流域生态补偿机制提供示范？

“但黄山做出的牺牲又何止一个亿？”黄山市政府的一名官员抱怨，为了保护新安江，近三年全市否掉了外来投资项目一百四十多个，投资达130亿元。“无工不富，我们不能发展工业，现在连网箱养殖都拆掉了，我们还要怎么保护？”

思想库过度政治化了吗？|k街观察22

@李华芳

老牌思想库哈德森研究所（Hudson Institute）最近举办了个活动，讨论思想库 是不是过于政治化了。哈德森研究所就在麦克法森广场边上，没招牌，不显山不露水，但在华府也很有影响力。这个话题和一街之隔的“占领K街”运动相映成趣。

“政治化”这个议题比较宽泛，让我先来限定一下。比如说思想库原本只应该研究和倡导，甚至连倡导也不是一开始思想库成立的理由所在，但现在却已经发展到更激进的参与政治，从“思想库”（think tank）到了“行动库”（do tank）。泰瑞（Tevi Tory）在最近的《国家事务》（National Affairs）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关于思想库的文章，大致描述了思想库从开始的专注研究逐渐到政策倡导再到行动介入的过程。

这个过程中泰瑞提到最著名的例子是“美国进步中心”（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简称“盖子”（CAP）。之所以有“盖子”的称号，不仅仅是因为这是首字母缩写，而且是因为“盖子”像是给公共政策盖上民主党的盖子一样。“盖子”本来是501(c)3条款下的免税组织，但其新成立了一个501(c)4组织叫做“美国进步中心行动基金”（the 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 Action Fund），这个名叫“基金”的组织实际上不是我们通常说的501(c)3下的非政府组织，而是501(c)4下的政治活动组织。

“盖子”成立于2003年，主要是为了应对之前的美国企业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在共和党布什政府中的巨大影响力。根据戈尔的前发言人白铿（Ken Baer）的说法，美国企业研究所的研究人员数量比进步政策研究所（Progressive Policy Institute）、经济政策研究所（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以及预算和优先政策中心（Center on Budget and Policy Priorities）这三家重要支持民主党政策的思想库加起来还要多。也就是说，“盖子”成立就带有极强的党派对抗色彩，政治意味非常浓厚。

由于这个行动基金毫不讳言采取直接的政治行动，例如直接以民主党价值观来制作“新闻”投放市场，本质上就是宣传。这种介入模式又不同于单纯的政策倡导，尽管这些年来随着技术手段的发展，在政策倡导与政治宣传之间的界限已经越来越不清晰，但“盖子”的行为还是明显比同类的思想库要更为激进。而用民主党价值观来制作新闻产品，比如说全民医疗和绿色工作这些奥巴马政府强推的政策，也是“盖子”努力推广的内容。所以美国进步中心就像是用一个貌似中立的思想库来给其政策主张盖上民主党的“盖子”。

“盖子”在奥巴马政府拥有极大的影响力，类似当年传统基金会为里根政府出的一系列政策一样，只不过相比于传统基金会的智囊形象，“盖子”更加激进一点。而且这正在成为一种趋势，美国企业研究所和传统基金会也在朝倡导和宣传之间的模糊地带进军。那么是不是可以由此得出结论说美国的思想库太政治化了呢？

显而易见，如果太政治化，就会有损思想库的独立性。具体来说就是党派化严重，并且从思想库变成行动库，而远离思想库的本来应该具有的“思想”面目。按照美国企业研究所前主席、哈佛大学教授杜牧思（Christopher DeMuth）的说法，他们这一辈是代表老派的思想库从业者。二战结束后的第一批思想库从业者比较重视政策研究及创造新思想，他们骄傲于自己所在的思想库被称为“没有学生的大学”。而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新增了诸多政策倡导型的思想库，相较于第一代的思想库而言，已经开始不仅仅关注研究，而逐渐朝倡导转型。比如说第一代思想库的产品较多是政策分析论文、报告和书籍；而到了第二代就已经出现政策简报、媒体评论等倡导型产品。这里的争议是如果一家思想库主要以简报和评论为产品，那么其与媒体的区别何在？是否还应该继续享有501(c)3的免税资格？当然更激进的行动型的组织一般都登记成501(c)4类别，是政治组织而非思想库了。

相比于第一代思想库大量聚焦政策研究而言，现在的思想库已经变得太政治化了，这一陈述基本成立的话，接下来的问题是这会带来什么影响？思想库应该如何自处？再回答这些问题前，不妨让我们回到一个最开始的问题，那就是成立思想库的最初目的是什么？影响政府政策。影响政策的做法有很多种，最早的思想库聚焦在政策起始阶段，也就是政策的思想来源和理论基础，因此聚焦于生产与政策有关的新思想。但影响政策制定远远不止制定政策这么简单，政策提案要获得通过就需要大量的辩论，因此政策倡导型思想库也就应运而生了。通过了政策还需要实施，而实施是一个大问题，因此不排除有些思想库的行为开始越界，或者通过501(c)3和501(c)4组织打配合来实现行动介入。

从影响政策的角度来说，现在思想库的政治化发展可能是一个时代变迁的折射，因为要影响政策的环节开始出现了变化，或者说应该要考虑到环节增多了。但问题在于不同的环节应该是由不同类型的组织去处理。比如说在影响政策制定的环节，是思想库发挥作用的地方，第一代思想库也主要是围绕此进行活动的。但在政策执行环节是不是也需要思想库的介入，就值得怀疑。

可以预见对思想库是否过于政治化的讨论还会继续，分析思想库在研究领域、倡导领域、以及行动介入领域的资源分配或许会带来更明显的结论。但值得注意的是，至少就目前而言，三代思想库同时并存，并不是说行动型已经全然占据了上风，研究型思想库依旧在发挥巨大的影响力。未来的思想库“独立性”可能需要这些不同类型的思想库的竞争和制衡来保证，而不依靠个别思想库的“独立性”。

许小年：从纳什均衡界定政府职能

本文来源于《财经》杂志　2012年02月21日

政府政策是有成本的，而在新兴市场国家和转型国家，民众对政府的制约较为虚弱，因此假设政府追求社会福利最大化也就失去依据，如此一来新古典经济学关于政府的两条假设就都不成立

　　关于政府和市场的分界，在新古典经济学中，争议比较大的是政府稳定经济的职能。

　　对于上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和这次金融危机，学界和商界一致同意，政府起码是有一定责任的。弗里德曼已经证明，美联储的货币政策是上世纪“大萧条”的主要原因。具体而言，在市场流动性紧缺的时候，美联储减少货币供应30％，造成银行的大面积倒闭，银行体系的崩溃引发了“大萧条”。

　　2008年的金融危机美联储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是主要责任还是次要责任，华盛顿和华尔街谁是主犯，谁是从犯，目前还有争论，但一致的看法是两者都有责任。这说明政府用宏观政策来调节经济，以求经济的稳定性，往往适得其反，非但没有稳定经济，反而制造了金融危机，增加了经济的波动。

　　新古典经济学在界定政府职能时，做了两个关键的假设，第一个假设是政府最大化社会福利，政府的目标函数是全社会老百姓的福利。第二个假设是政府政策的成本不等于零的话，也非常接近于零。换句话说，新古典经济学看到了市场的“失灵”，正确地指出了市场不是万能的，需要政府进行干预。其实谁也没说过市场是万能的，所谓“市场万能论”“市场原教条主义”都是网上乱扣帽子，哪怕最自由的经济学家，也不会说市场是万能的，也不会说市场经济可以离开政府而有效运行，谁也没有讲过这样的话。

　　新古典经济学的问题在哪里？在指出市场“失灵”的同时，假设了一个完美的政府。完美政府的含义是什么？第一，政府最大化社会福利，第二，政府设计和执行政策的成本接近于零。在完美政府的假设下，还用论证吗？拯救非完美的市场当然要靠完美的政府了。

　　新古典经济学的假设有一定的合理性，在什么情况下是合理的？如果是民主政体，民众对政府有着非常强的制约，我们可以假设，政府大致上是最大化社会福利的。第二个假设，我认为对任何经济体、任何政体都不成立，政府的政策成本不可能为零。凯恩斯主义者说，市场有交易成本，不能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所以要政府干预，但他们忘了，政府政策也是有成本的。交易成本理论的奠基人就是科斯教授。

　　在新兴市场国家和转型国家，民众对政府的制约较为虚弱，假设政府追求社会福利的最大化就失去依据了，新古典经济学关于政府的两条假设于是就都不成立。

　　对于中国这样的转型经济体和新兴市场国家，更为现实的假设是什么？应该是政府最大化自身的利益，而不是社会的利益。一旦政府追求自身利益，我们就要回到古典的政治经济学传统上去，而不是新古典经济学的一般均衡理论，学界在这方面要有足够的认识和反思。

　　在更为现实的假设下，也就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下，基本的分析方法还是理性经济人，只不过更为彻底罢了。新古典经济学假设政府是超然的、非理性的，非理性体现在它追求社会利益而不是自己的利益。从现实的和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看，政府不是置身市场之外的，以超然的身份调节市场，而是市场经济的一个参与者，实际上它正成为越来越重要的参与者，它也有着自身利益的诉求。

　　如果政府追求自己的利益，我们就要对新古典经济学做重大的修改，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职能因此出现重大的变化。新古典的一般均衡范式中有两个参与者，厂商和消费者。厂商根据价格决定产量，以最大化利润；消费者也根据价格选择消费品数量，以最大化效用。价格调节供给和需求，实现供需平衡也就是一般均衡。在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中，除了厂商和消费者，现在又多了一个参与者——政府，实际上是一个三方博弈模型。在这个博弈中，政府的行为是什么？最大化自身的利益，它的利益可以归结为选票和货币收入，世界上所有政府的目标函数都不外乎是政治利益加上经济利益。政府是博弈规则和经济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它选择规则和政策来最大化自己的利益。

　　三方中的第二方是企业，除了决定产出外，企业在三方博弈中多了一项活动——游说和贿赂政府，争取政府制定对厂商有利的游戏规则和对厂商有利的政策。最近我们就看到不少这样的案例，几大乳品企业参与和制定中国乳品业的行业标准，而且这几家大企业发挥了主导作用。厂家制定标准，结果是什么？大家都应该知道。所以在现实经济中，厂商要干两件事，游说政府和选择产出。

　　第三方是消费者，除了在商店挑选商品，他们也试图游说政府，希望政府推出对自己有利的游戏规则和对自己有利的政策。当然，消费者的游说不像厂商那样明显，主要是通过公众舆论、社会民情和选票来影响政府。

　　这个博弈的均衡不是新古典的一般均衡，而是三方互动的纳什均衡，旅美日裔经济学家青木昌彦在他2001年的一本书里勾画出这样一个框架，为我们进一步研究这个问题打下了很好的基础。这个框架和新古典分析框架的最大不同就在于政府作为博弈的利益相关方，而且是强势的利益集团。政府不仅制定游戏规则，制定政策，而且经营资产，拥有很多企业，这些企业占用着最优质的资源。不要耻于言利，我们老祖宗留下来的传统，君子不言利，但心里都在想，谁都不说，嘴上和心里两层皮。

　　三方博弈范式的含义是什么？政府既是经济中最大的利益集团，在积极参与经济活动的同时，又制定着游戏规则，影响甚至决定着游戏的结果，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一边吹哨，一边踢球。政府制定的规则和采取的政策，不可能不反映它自身的利益，而它的自身利益未必和社会福利相吻合。

　　在这样一个分析框架下，我们就可以理解目前的改革悖论。中国经济改革30年，大致可以分成两个阶段，前20年是第一个阶段，后10年是第二阶段，在第二个阶段，改革基本处于停滞甚至倒退的状态。为什么？现在的半管制、半市场经济对政府是最优的，它的利益可以最大化。深入改革将限制政府的造租能力，它没有改革的动力。政府也不想退回到计划经济去，全都是计划而没有市场，造出来的租没法套现成货币，它需要市场，在市场上寻租。保持现状是它的最优博弈策略，政府管制下的市场，这边造租，那边寻租。按照新古典的理论，这个现象难以解释，政府不是最大化社会福利吗？公众要求改革，政府应该继续推动改革才对，它为什么不动，为什么停下来了呢？从三方博弈的角度来看就容易理解了，进一步改革不是它的最优博弈策略，最优策略是保持现状。

　　当政府是利益博弈的参与者时，政府的职能应该比新古典经济学所界定的要小很多。政府的职能越强，越有可能利用规则制定者的优势，谋求自己的利益，因而就越是伤害社会公众（即厂商和消费者）的利益。

　　在这个三方博弈的范式中，社会公众是企业和消费者。所以我不大相信顶层设计，顶层能设计出一个完美的改革方案？政府各个部门会自觉交出自己的奶酪？可能性不是没有，但不大。顶层推动开放的可能性是有的，放开了，民间的发展快一些，民间自律和自治，而不是政府管制，这样就可以逐步缩小政府的职能，降低它踢球所获得的收益，将它的角色转到单纯的吹哨上去。政府只作为规则制定和维护者，而不是利益博弈的参与者，还是“大社会，小政府”的思路。

　　我对新古典理论基本上是赞成的，但用新古典理论指导改革和政府的定位，可能会出现较大的偏差。政府是利益博弈的参与者，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因此不得不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从三方博弈的角度，而不是从理想的完美竞争或一般均衡的角度来界定政府的职能。

　　新古典经济学也许更适用于成熟市场经济，对于转型经济、新兴市场经济，参考意义不大，反而是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和博弈论的分析方法可以给我们更多的启发。

　　作者许小年为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

“城乡中国”开篇的话

导语：城乡中国本就是一个发展中的经济社会结构，所以无可避免地带有城市化率低、城乡差距大的特征。可是几十年来中国在战略、体制和政策方面不断的选择与实验，也让今天的中国城乡具有若干鲜明的、不容漠视的特色。

经济观察报 周其仁/文

中国很大，不过这个很大的国家，可以说只有两块地方：一块是城市，另外一块是乡村。中国的人口很多，不过这十数亿中国人，也可以说仅分为两部分人：一部分叫城里人，另外一部分叫乡下人。这样看，城乡中国、中国城乡，拆开并拢，应该就是一回事。

当然，我们也可以说城乡美国、城乡德国、城乡法国或城乡日本，更可以说城乡巴西、城乡印度和城乡俄罗斯，因为除了少数例外，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土地人口，差不多一概都是城乡两分天下。“城市国家（city country）”是有的，譬如新加坡，整个国家由城市组成，完全没有乡村，不过那里的城市人，不少还是从周边其他国家的乡村里来的。倒是没有“乡村国家”这回事——整个国家全部由乡村组成，完全没有城市——不但当今没有，似乎很远久之前也从来没有过。《乡土中国》是费孝通先生的名著，上世纪40年代发表的时候，中国早有了城市。费老本人受教过的苏州大学和清华大学，都在有名的中国城市里；后来他到伦敦大学深造，更是地处世界大都会。或许是城乡之间深刻的分野，才激发前辈学人认知城乡、认知中国。

这是说，一个国家分为城乡两个世界，是相当普遍的现实。当然，普遍性总是隐藏在一个个的特殊性当中的。概而言之，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城市所占比例高，城乡之间的差别不那么大，所以人们一般不取城乡角度讨论经济社会问题。像美国和法国，今年皆大选之年，不过好像没有听说哪一党哪一派拿那里的城乡问题说事。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低收入经济体，城市部分比例小，城乡之间鸿沟大，这就决定了国家发展的基础、重点和难点，都在农村。这也不难理解，要是绝大多数人都是农民，那么离开了农村、农业和农民状况的根本改善，国民经济是搞不起来的。

城乡中国本就是一个发展中的经济社会结构，所以无可避免地带有城市化率低、城乡差距大的特征。可是几十年来中国在战略、体制和政策方面不断的选择与实验，也让今天的中国城乡具有若干鲜明的、不容漠视的特色。其一，“工业化超前，城市化滞后”；其二，市场改革激发了天量的城乡人口流动，不可逆转地改变了经济机会的版图分布，也形成着新的社会结构；其三，城市化加速与经济高速增长相伴，造就了城乡关系极为夸张的紧张。

并没有把握说，这些现象他国全无，惟我中华独有。但是横看竖看，这样的三个现象交织到一起，把以十亿计数的中国人都网罗其中、欲罢而不能的，在人类历史上没有多见的机会。不是吗？刚刚过去的春节，仅铁道部公布的春运人数就达2.21亿人次；算上公路、水路和民航，春节前后40天全国客运量过了30亿人次！实在是没有什么可比的：世行有报告说美国每年3500万人更换居所，也是人口流动的大国。不过，那边是长期搬迁，这厢却是短期探亲，过完了年节还要“打道离府”的。再往上追，1860年代的美国无疑也是个发展中国家，西部大开发、大搬迁青史垂名。可是以我2003年在耶鲁法学院图书馆里查看到的资料，当年的美国移民多半就是举家西行，不似我们这里，光“留守儿童”和“留守妇女”就有好几千万。

让我辈无法别过头去置之不理的，不仅仅是城乡中国悲喜纠结，还因为在这些现象的背后，有着尚不容易阐释的逻辑。工业化搞不起来，城镇给不了乡下人更多的机会和容纳空间，好懂；可是国家工业化如火如荼，城市大门却对农村日益紧闭，却实在不好懂。再有，人往高处走的动力学，好懂，所以工业化、城市化伴随大量移民，不断从低收入的乡村地区移向机会与收入较高的城市，也好懂。从这个逻辑出发，城乡的收入差距大，才刺激强劲的进城移民运动，等到更多的农村移民融入城市，城乡之间的人均收入水平就可以趋近。可是迄今为止，中国的城乡差距激发的似乎只是“进城打工”，他们在年轻力壮的时候到城市赚钱，年纪大了还是回家。这岂不是说，城乡收入之差，缩短一段时日之后又要重新拉大？还有那所谓的“土地城市化超过了人口城市化”——从没听说过这个别扭概念的读者，要容我以后细说——岂不是确认，中国城市化的加速意味着人口在空间分布的密度下降？如是，叫城市化，还是叫逆城市化呢？！

最不好懂的，是工业化城市化驱动的国民经济高速增长，居然给城乡中国的带来出乎意料的紧张。我读到的相关新闻，十之六七，要件不是一幅地，就是一处房。奇了怪也：房和地不就是“生产要素”吗？平平和和地“配置”不就得了？就算市场上供求双方利益相向，不是还有句老话“买卖不成仁义在”吗？怎么要闹得如此火爆，个别场景居然还要舞枪弄棒的呢？个人不相信那些深不可测的“斗争学说”，而倾向于认为，这里面总是哪个制度和政策环节没有妥帖，才让中国“浩浩荡荡、顺之者昌”的城市化加速，从某个角度看去好像是中了什么诅咒一般的可怕。

当然，过于沉重的题材，也不适合拿来连续开专栏。幸好，“城乡中国”不是这样的题目。讲过的，天下人不是城里人就是乡下人，或者像农民工，可算在城乡之间进进出出的流动人——因此估计，对城乡中国感兴趣的读者可能不少。其次，“城乡中国”看来严肃，其实也蛮有意思的。试举一例：你要怎样让一个老外很快明白什么是“小产权”呢？“small property”肯定满拧，“informal rights”又多半误导。也不要以为老中就个个都知道，看这两天的新闻，“国土部又要清理小产权房”云云，那标题里有一个概念是混搭出了错的——从来只有“小产权地”，没有“小产权房”。此说何据？看本专栏吧，总有一天我会告诉你。

是的，在城乡中国的大题目之下，妙趣横生的小题目多得很。“城中村”，也许各位略有所闻，不过欲知其详，我们还需要一道前往探查。“村中城”呢？很少听说，怕要实地看了江阴地方号称天下第一村里那座300米高的摩天楼，我们才算知其然。还有“城中城”哪，几年来区区在下追踪访问过那么几座，颇有感悟，很乐意与读者分享。“是城似乡”则所在多有，费老当年刻画的“乡土中国”，不但在观念与人际关系方面依旧覆盖着今日的城乡中国，而且直观地看，很多大都会城市的很多空间其实还“相当的农村”，人们见怪不怪就是了。中国的城城乡乡之间，有多少现象值得梳理，又有多少道理值得探究？

所以，早就想写一组城乡中国的系列评论。观察的基础还算厚实。自2007年在“50人论坛”成都研讨会上听到当地城乡统筹的改革经验之后，这五年来对成都的调查访问就没有断过线。不是我一个，而是一群有此同好的同事和同学。我们不但细看城乡成都，还参照调查了重庆、长沙、浙江嘉兴、天津、京郊、镇江、南海与深圳，在横看侧看之间寻寻觅觅，期望增加对城乡中国的认识。一回头时间还过得真快：2008年1月一起在都江堰大观镇茶坪村住在老乡家里的几位同学，留学的留学，工作的工作。对越积越多的调查素材，应该是进一步加工的时候了。本专栏算我开个头，希望逼我们的后起之秀写出更好的著述来。

一如既往，写系列专栏一概不预定计划。元旦刚刚结集成册的《货币的教训》，起于前年4月20日那篇“口水能决定汇率吗？”原本的写作冲动，就是为自己、也为同学和读者对吵得一天世界的人民币汇率问题理出个头绪来。完全没有计划，就是一篇一篇写，没想到一共写了50篇，其间忙过几个其他题目，还有几次断稿，前后居然持续一年半。再上一个系列是医改评论，开工的时候是冲着所谓新一轮医改方案形成时的辩论而去的，本以为新方案不久可以面世，不料人算不如天算，我写到40篇的时候，那个医改方案还没有出生。要讲的都讲了，停就停吧，说起来也是“止于当止之处”，不违作文之道。倒是2002年写的那个系列——《农民收入是一连串事件》——起笔之前在笔记本电脑上一口气打出十多个关键词，似乎是预备讨论的题目。可是一旦开写，笔下似乎自有展开的逻辑，就不管预想的计划了。有此经验，写系列评论恐怕还是没有计划的好。若问《城乡中国》会写100篇吗？答案是不知道，听其自然算了。可以让读者放心的是，在下生性愚钝，却还不算蠢笨，同学、编辑和读者略有提点，我就知所适从，懂得就坡下驴的。顺便交代一句，读者来信我不会一一都回，但看还是会看的。骂我的也会看，就是看得飞快些，除非真的骂出了水平。

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变种缩影：南京五星高中火急融资
经济观察报 作者：仇子明


2月21日下午，南京市鼓楼区教卫系统第一选区人大代表候选人在该市二十九中高中部与选民见面。鼓楼区区委书记陆平贵、二十九中副校长赵建强、英语教师刘霞接受选民“面试”。见面会上，选民最为关心的是南京市二十九中新校区建设——这将是江苏省内第一所五星级高中。

在来自二十九中的人大代表候选人与选民见面的前一天，即2月20日，南京市鼓楼区辖内的中小学教师收到校方的紧急“动员令”，以自愿为原则，号召个人出资5万元，用于二十九中五星高中校舍建设，两年后归还，年利息10%。每个学校均被“摊派”指标，平均200万元左右。出资额将于2月27日“火急”到账。

记者从南京市鼓楼区财政局部获悉：上述“集资”乃是长安信托受鼓楼区教育工会的委托，发行的一个规模5亿元的信托计划，投资人将是含中小学教师在内的鼓楼区财政供养人员。

不过，一位来自银行系统的知情人士却透露称：真正的信托计划投资人并非中小学教师，而是区教育工会。

一位长期跟踪信托案件的资深律师告诉记者：教育工会作为社团法人，是有购买信托的资质的，但问题在于教育工会并不是金融机构，其购买信托的资金来自于教师集资。“在审计署出动4万人清查地方债的时候，南京鼓楼区政府的上述融资则游走于‘灰暗地带’，难说违法，却不规范，且与中央精神相左。”

五星高中“火急”融资

2月20日下午，南京市鼓楼区某中学的李花(化名)老师正准备下班回家时，与其他老师一起，被校领导紧急召集开会。会议内容是动员在校老师出资5万元，支援南京新二十九中的建设，集资款将于两年后归还，年收益率10%。“事情很突然，要我们第二天就答复，校方说要向区教育局上报集资款的意向总额。”

李花说的“突然”还包括，决定参与“集资”的老师在2月27日，就要带着5万元去南京市河西的龙江体育馆“交钱”。

据南京市鼓楼区教育局发布的官方信息，为了使新二十九中高中部达到五星级高中标准，鼓楼区将河西向阳渔港(南京的一个高档餐馆)西侧地块126亩的地建成二十九中的高中新校区，计划年内动工，赶在2014年南京青奥会前投入使用。鼓楼区将花10亿巨资打造这所中学，其中的设施将超过南京现有中学。

南京一位关注教育条线的记者透露说，南京拟建二十九中新校的说法在该市教育圈内早已流传，但是否开建、何时开建，一直没有定论，此时宣布开建，并宣称于2013年前建成并投入使用，应该是为了“献礼”2014年的南京青奥会。

或许正是为了青奥会，新二十九中的建设才加快了投建的步伐。南京市鼓楼区财政局副局长王其明(音)承认，李花老师所述的“紧急集资”的实质是面向区中小学教师的一个信托计划，年收益率是10%，由区教育工会主导，而区财政局在其中起到的作用是“监管”。王其明强调称，“这是合法合规的。”

据南京市鼓楼区宣传部介绍，此番兴建新二十九中，并不在财政拨款范畴之内。“这个项目需要用钱，但财政拨款不足，如果向银行贷款的话，则需要将向阳渔港拆迁完成后，才能报批，向银行借款，利息更高，所以我们选择向区财政供养人员进行融资的方式。信托计划的名字大概是‘鼓楼长安资金信托’，总额5亿元。”

不过，某银行内部高层却提供了一种不同的说辞：“国家宏观调控，一是房地产，二是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银行对于地方政府的项目贷款收紧，拿新二十九中投建这个项目而言，不是利息高低和报批手续的问题，而是找了我们银行，我们也不会放贷。”

信托投资人资质之惑

李花老师准备参与集资，她将于2月27日上午，去南京市龙江体育馆“认缴”，她表示，“认缴”完5万元后，她会得到一个类似于“认购证明”的东西。而据李花老师透露，2月27日的实际“认购”前，已经被校方安排签订了一个“代理投资协议”，而非正式合同。在协议中，甲方是个人，乙方“中国教育工会南京市鼓楼区委员会”。“在协议中，并没有明文指出10%的年收益率，这一收益率只是来自校方领导的口述。”

南京鼓楼区宣传部一位官员称，信托计划的委托人是区教育工会，购买的主体是中小学教师等教科文卫范围内的区财政供养人员。

北京天银律师事务所的证券律师王肖东认为，若5亿元的信托计划的投资人是作为自然人的教师，且认购金额是5万元，则涉嫌违法违规。

据银监会颁布施行的《信托公司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第五条：“单个信托计划的自然人人数不得超过50人”；《办法》第六条则对信托计划的“合格投资者”做出界定：其一，自然人投资的一个信托计划的最低金额不少于100万元，其二，个人收入在近三年内每年超过20万元或夫妻双方合计在近三年内每年收入超过30万元，并需提供相关收入证明。

也就是说，如果中小学教师是信托计划的投资者的话，那么将只能有50个名额有投资资质。根据《办法》第五条，5亿元的信托计划平均分摊到50人头上，就是平均每人出资1000万元。由此，便与《办法》第六条相矛盾：李花等投资人的投资额只有5万元，达不到“不少于100万元”的标准。王肖东据此认为，“若信托计划的投资人是李花这样的自然人，这个信托计划显然就是违法违规的。”

上述银行人士斩钉截铁地告诉记者，“信托计划的投资人不可能是自然人，银行和信托公司都是很谨慎的，信托是比债券风险更大的金融产品，如果发行认购有问题，根本不予操作。据我所知，这个信托计划的实际购买人就是南京市鼓楼区教育工会。李花等教师在周六的‘认购’只是‘二道程序’，她们会把钱汇总至教育工会处，再由后者作为单一的投资人认购信托计划，此外，5亿元的信托计划所募集的资金将和区财政局的其他资金混合使用。”

一位接近长安信托高层的证券律师告诉记者，尽管作为法人，教育工会认购信托计划的资质是没有问题的，但“问题”却在于该工会的集资资质。“说白了，这就是一种高于银行同期存款利息的民间借贷，教育工会是一个维权、福利组织，而不是一个金融机构，若信托计划出了问题，工会哪有钱进行偿还？”

据《办法》第八条，信托公司在推介信托计划时，下列行为属于被禁止的范畴：以任何方式承诺信托资金不受损失，或者以任何方式承诺信托资金的最低收益；进行公开营销宣传；委托非金融机构进行推介。“通过校领导进行开会动员，涉嫌公开宣传。教育工会不是金融机构，也没有对信托计划进行推介的资质。”该律师认为，教育工会通过向教师“集资”再去购买信托计划，不能说违法，也很难界定是违规，但显然是游走于法律法规的边缘地带。

地方政府的融资新财技

公开数据显示，截至2010年底，除54个县级政府没有政府性债务外，全国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10.7万亿元。2011年和2012年，是地方政府债务偿还高峰期，两年债务到期预计达4.6万亿元。

在此背景下，中央政府开始清理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截至去年9月末，全国共有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超过1万家，但已退出平台、纳入一般公司类贷款管理贷款余额近3万亿元，其余仍按平台贷款管理的余额约6万亿元。

在宏观调控背景下，银行收紧对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贷款，对政府项目的贷款也趋于谨慎。在以往，中小学校舍建设，一般都由地方政府拨款。此番南京新二十九中项目的“教师集资”便是中央宏观调控背景下，地方政府项目拉不到银行贷款的产物。

接近长安信托高层的律师在质疑南京新二十九中投建融资的“合理性”的同时，也对地方政府表示了“同情”：“采取类似于民间借贷的方式进行项目融资，对于地方政府而言，也的确是无奈之举。”

上述银行人士分析指出，“像南京新二十九中这样急于上马的项目，只是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变种的一个缩影，信托募集的资金虽说是有固定的投向项目，但常常却与当地政府的其他资金混合使用。这在本质上，是银行贷款收缩后，地方政府融资手段的一种‘创新’，尽管很难界定是否违法，但却游离于灰暗地带。南京鼓楼区的例子并不是工会融资的首例，据我行检测，这样的例子全国各地俯仰皆是，但其在实质上，与中央政府清理地方债务的主导思想是南辕北辙的，对于金融风险而言，也是不利于防控的。”

南京市鼓楼区宣传部官员在接受本报采访时则不断强调：“这样的信托计划，即使在南京，我们也不是第一个做的，别的区也在做。”

由于区宣传部表示，政府没有义务向媒体公布该信托计划的细则，且认购尚未完成，故截至发稿，记者未能探悉上述信托计划2年到期后，这笔5亿元的资金最终由谁为主体进行归还，以及该信托依赖何为抵押担保。校舍不能作为抵押物，地方财政亦不能出具担保函，这笔资金的安全性最终由谁来保障？这些都将成为一个问号。

值得一提的是，2009年11月，财政部发布《关于坚决制止财政违规担保向社会公众集资行为的通知》，并强调“《担保法》第八条规定，国家机关不得为保证人，但经国务院批准为使用外国政府或者国际经济组织贷款进行转贷的除外”。

说服董事会 去美国
2012年02月24日 经济观察报

　　闫威整理


　　听董事说

　　许志华(微博)

　　福建匹克集团CEO

　　mgr@chinapeak.com　

　　我一直热衷于在美国树立匹克的品牌，是为了提升整个品牌的感觉，美国市场就像中国的北京、上海，是全球最高端的市场，所以以美国市场为一个目标市场，对于提升我们的品牌和产品应该是有很大帮助的。

　　这个想法最初有很多反对的声音。不同的想法，什么时候都会有，不同的团队中，大家都会有不同的看法，这很正常。不同的看法，不要把它看成多大的事，大家集思广益、互相探讨，那就没什么。现在做出重大决策的时候都会有积极讨论的机制，到重大决策的时候，都会大家一起集体讨论，充分地酝酿，然后做决策。不仅我和父亲，企业的高管和经营者也会参与进去。

　　反对的声音

　　开拓美国市场的提法应该是整个董事会，董事会提出方向，我具体来执行。对于这个提议，我们内部执行董事是非常支持的，最大的反对是来自于外部董事。来自于红杉、建银、联想等，还有来自于资本市场的分析师（2009年4月22日，红杉中国、联想投资与建银国际联合注资匹克6000万美元）。当时我们提出这些想法，马上股价就暴跌，这是当时很大的一个挑战。花旗银行分析师给我们出了一个报告，马上调低我们的股票估值，怕我们到国际市场上会花很多钱。其实，对我们来讲，我们最主要的目的是通过美国市场来打响全球市场，我们的关注点不会只是美国。很多分析师、财务投资者只关注当期的财务表现——每投入一块钱，收进来多少钱。可能当时他们没关注目前投入的这一块钱，对存量资产的支持。

　　提出这次拓展计划，我们内部董事，对于经营层面的董事都是支持的，但是外部董事，这些独立董事，还有没参与进来的董事，一些财务投资者都有很大的疑虑。当然需要说服他们。如何说服他们？我们道理讲明白了，我们还要搞清楚他们的顾虑是什么，实际上，我们只要去规避他的顾虑就行了。他们最大的顾虑就是，匹克会因这一投资，在财务上形成很大的压力。我讲，我们也不会去不计代价、不计成本地去拓展。其实从长远看，是没什么压力的。因为品牌没有增加投入，品牌在NBA本身已经很大地投入了，品牌方面不用增加投入。然后只是开店方面增加的投入，开店能增加多少资金呢？如果这两个店开出来，对我们全球的影响力，特别是对我们中国市场的拉动，对我们整个品牌形象在消费者面前的感觉，那完全不一样了。

　　为什么选美国

　　本月在纽约开业的是匹克在美国的第二家店。上一家店是去年11月份开的。当然第一个是作为品牌旗舰店，做到美国市场是一个形象的作用。第二个是对我们作为对美国市场的了解，也会有很大的帮助，特别是产品开发上面，也会有一个很大的指导作用。

　　我们的目标是全面参与到全球化的分工和全球化的竞争中，我们也很清楚我们的弱项是什么。品牌上面，我们可能比Nike有一段要学习的地方，他们运用运动员，会提升这些东西，有很多要学习的地方。当然，通过我们美国市场的做大，这个过程就让我们很清晰地了解到这些信息。

　　现在大家都讲匹克的球员都还不错，事实上，中国公司在选择球员上面也有吃大亏，为什么匹克还算做得不错，其实我们也是从这些人合作过程中总结出这些经验的，因此能够更快地去发掘更有潜力的一些球员。摸清在品牌策略、品牌产品、渠道上如何对应，这当然有很多东西。但是说，如果不去接触，不去参与，那只是纸上谈兵，永远不知道别人是什么，关键是去接触，去参与，在参与的过程中，能发现自己的差距是什么，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我们也发现我们的产品上面研发的实力，特别是高端的研发产品，跟Nike比，可能有些差距。因此，我们也在美国设立研发中心，来弥补这些东西，聘请Nike的前设计师，来对自己有个提升。这些方面，我觉得关键是参与到竞争中才能学习到东西。

　　最近的球员表现都不错，比如像NBA总冠军，在球场上有精彩的表现。

　　在美国，中国的同行，只有李宁。相对于国内的品牌来说，匹克这个牌子和李宁不太一样。我觉得对于李宁来讲，当然他个人的品牌很强，可能是好事，也未必是好事。好事是他的知名度，大家对他的认可，他进入的门槛会低一些，不好的话，是个人色彩和个人元素太浓了，对他的下一步发展可能制约和限制。匹克，刚开始会比较累一些，但是，匹克的来源是英文的Peak，首先匹克的名称和消费者沟通没有障碍，比较容易。第二，我们通过NBA，这些事件，这些最最顶级的资源运作也解决了进入门槛的问题，这些高端资源对我们的门槛就没有问题了，国外的消费者对我们的认可度也会比较高。第三个，最后就是看大家的内功练得怎么样，你的产品，你的品牌，你的供应链，你的零售管理，综合的效应发展得怎么样，这个当然靠大家了，只有去做了，去学习了，才能得到。

　　在美国呢，我们的竞争者只是Nike、Adidas。对我们来讲，第一个是学习，第二个是竞争，因为美国市场对我们来讲是完全属于增量市场，属于完全空白的市场，能多卖一双鞋，就是多一个成绩。我觉得我们本来就赤脚，就没什么量在那边。品牌的投入本身也要投的，NBA这些黑马本来就是要投的。所以现在讲在美国开店，开拓美国市场，我们没有增加很多的成本，只要能多卖一份产品，我们就多一份销售。而且很关键的是，为什么我们重视美国市场，因为美国市场对全球是有示范和带动作用的，对于我们品牌对全球的打开有很大的帮助。现在我们在全球有200个店了，主要是中东、东欧、非洲，第三世界国家会多一些。我们瞄准美国，也是希望通过美国来进一步提升全球市场。

　　比如说，我们第二家店开业，我们省长，原来福建省省委书记出席开店仪式，给我们剪彩。在中国不可想象，一个省长出席一个门店的开业仪式，怎么可能呢。国外老百姓要了解中国，通过什么方式来了解呢，绝对不希望是政治事件。有人说，中国的跨国公司只有两个，一个是联想，一个是华为(微博)。我们希望能有更多的中国品牌、中国文化向外输出，我想这也是我们省长愿意给我们剪彩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这个证明我们国际市场部，特别是美国市场的拓展，是个顺势而为的东西，而不是逆历史的，我们只是在做顺势而为的事情，只是在承担一个民族品牌复兴的一个过程。用这种方式走向全球的，我们是首家中国公司。

　　我曾经讲过一个故事，我们为什么启用国际化。我对媒体讲过塞浦路斯的事情，匹克的国际化也是那时开始。这两年我们走过来，这几年很快的发展，和我们国际化是分不开的，特别是我们这种品牌的拓展。这里面一个根本的理论是全球市场一体化，有了这个大背景，未来市场的拓展，不会偏安一隅，不会说只在中国市场发展，在其他地方做得很慢，你就能做得很好，那是不可能的，你必须要及时地去面对全球市场，晚做不如早做。所以我觉得，全球市场在全球一体化的背景下，特别是像我们这种品类的产品，它的产品差异性不是那么强。一体化市场是必须的。

　　电子商务怎么办

　　电子商务碰到一些困惑，价格和品牌的关系，这种困惑始终困扰着我们。现在鞋类电子商务主要通道是通过淘宝实现，淘宝主要靠价格战。实际上，价格会损害品牌，损害门店。这里面的平衡点要找到，需要一个学习过程。

　　我们现在电子商务比例不大，受到的影响还不大。我们现在的策略还是保线下，在电子商务里面，我们新款是不打折的，只有过季产品才打折。把电子商务作为清理尾货、库存的渠道，现在是这样一个做法。

　　我们也尝试过一个，后来发现，消费者看过这个款式，然后在网上来买，网上价格高，他就不买。现在传统的电子商务依赖于传统行业，又是对传统的一种寄生和破坏。如果一切东西只是一种破坏的话，没有提供新的价值，我想就不会长久。一定要提供有新的价值的东西。这个东西怎么找到平衡点，我们还在学习。

　　也有人说，你为什么不为电商渠道专门设立一个品牌，这样可以不和线下冲突。但是专门品牌就不是那么好做了，专门的品牌就是全新的东西，你能否做到，谁也不知道。

　　（本报记者 闫威 整理）

新奥集团：一封美国来信和50亿美元投资
2012年02月24日 经济观察报


　　沈建缘 严凯

　　洛杉矶时间2月17日上午，中美经贸合作论坛在中国代表团下榻的万豪酒店，中美双方的专题正在进行。在由美国贸易发展署署长扎克主持的主题为“加强在制造业、基础设施和服务领域的双向投资合作”的讨论中，新奥集团董事局主席王玉锁是少数几位获得发言机会的民营企业家。

　　与他同台发言的还有卡特彼勒全球集团总裁瑞拉文、高盛公司董事总经理塞克斯、中国国家电网(微博)公司总经理刘振亚和洛杉矶副市长卡拉兹。

　　当晚，新奥集团与内华达州签订的《清洁能源生态中心合作意向书》显示，新奥集团将在内华达州投资50亿美元，合作建设位于美国内华达州克拉克县的新奥内华达清洁能源生态中心。主要项目包括：太阳能光伏发电基地、太阳能光伏组件制造基地和未来能源生态城。

　　这是商务部为配合习近平副主席访美，率领的中国贸易投资合作促进团于2月12日至17日出访美国期间的一次论坛。这个由6个分团、300多家企业、500多名代表组成的企业家代表团在美签署协议、备忘录等共149项，总金额386亿美元。新奥集团所代表的新能源投资项目，被认为是此次双边经贸合作的重点。

　　议长来信

　　王玉锁，1964年生，河北霸州人。曾因商业远见和超强谈判能力，在十几年前说服当时华北油田和廊坊开发区的领导，将华北油田荒废的天然气通过管道输送到廊坊，开启了日后新奥作为中国最大的燃气集团独步市场的历史。

　　而此次美国投资，对王玉锁而言，既是关乎战略的长期规划，也有友谊和认同的机缘巧合。

　　一年前，2011年初，随胡主席访美中美清洁能源联合研究中心在华盛顿举行揭牌仪式，新奥集团作为中心成员之一，与清华大学、神华集团共同参与中美两国能源前沿技术及学术实践项目的研究。作为中国新能源企业的一张“名片”，新奥集团得到美国政界和企业界的广泛关注。

　　此后，美国能源部长朱棣文访华时特意到访新奥集团,并促成了之后2011年5月9日，第三次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新奥集团与美国三大电力公司之一的杜克能源公司在华盛顿签署《中美绿色合作伙伴四方协议》。双方共同建设光伏电站、并开展生物能源养殖等方面进行合作。

　　这次合作使王玉锁和杜克能源的董事长吉姆结下了深厚友谊，也直接推动了中国河北省廊坊市、美国北卡州夏洛特市、新奥集团和杜克能源结成了四方“绿色合作伙伴关系”。

　　基于与杜克能源的“样板型合作”，在2011年8月31日在拉斯维加斯召开的第四届美国国家能源峰会上，王玉锁作为唯一受邀的国外企业代表发表了演讲。发言中，王玉锁以峰会的举办地——内华达州为例。认为当地11万平方英里土地，大部分是沙漠和沙荒地，但常年阳光充足，非常适于太阳能发电和养殖微藻。“如果利用1%即约1100平方英里的沙荒地养殖微藻，每年可吸收碳达6100万吨。这相当于40个100万千瓦的天然气发电厂一年的碳排放量，同时还能联产3300万吨的营养藻粉，相当于为每个内华达人提供6吨优质植物蛋白，或是6吨生物燃料。这种利用方式比在沙荒地上种草和土豆的经济性要好很多。”

　　王玉锁的精确估算令台下的听众印象深刻，而会议的主持人——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哈里·瑞德更是异常兴奋。

　　在此之前，正是哈里·瑞德的一封信使王玉锁把创业的目光投向了内华达的广袤大地。作为美国能源新政的支持者，哈里·瑞德也曾到访过新奥集团。而内华达州出生的哈里·瑞德在信中向王玉锁提出，他的故乡内华达州将有潜力成为“可再生能源的沙特阿拉伯”。而这封美国来信后来也成了新奥集团开启美国新能源商机的“藏宝图”。

　　美国寻路

　　事实上，自2007年进入薄膜光伏领域以来，新奥集团一直重视与美国市场的合作。2007年，新奥与美国应用材料公司合作，总投资140亿元人民币引进其薄膜太阳能电池生产线，生产超大型5.7平方米太阳能电池板。

　　新奥走的薄膜光伏路线与国内大多数光伏企业选择的晶硅电池光伏路线不同。这条超前道路，在短期内一般无法实现盈利。在开始的几年新奥光伏产业一直在烧钱，即便是在晶硅光伏企业大挣特挣的时候，新奥光伏仍然无法盈利。而另一方面，新奥光伏购自美国应用材料的生产线由于次品率太高，因而生产成本一直居高不下。美国应用材料公司甚至宣布放弃薄膜太阳能生产线的生产。

　　但这并没有动摇王玉锁投资清洁能源和进入美国市场的决心。

　　目前，新奥的新能源项目都在国内，由于受到全球能源价格波动的影响，新奥还必须通过一些海外渠道与国际新能源业务接轨。美国有庞大的市场规模、前沿的科研技术和规范的法律体系，这对新奥来说也非常有吸引力。

　　2006年，新奥集团与美国国家清洁能源实验室（NETL）、可再生能源国家实验室（NREL）等科研机构牵手，共同开展煤催化气化、微藻固碳等技术链的合作，以加快清洁能源技术的研发和产业化。

　　如今，美国地方政府的信任和支持使新奥集团在美国的进一步发展成为可能。于是，在那一次30分钟的发言的最后，王玉锁宣布，新奥集团制定了在美国发展的10年规划，预计项目总投资超过50亿美元。

　　2011年美国商务部决定就中国光伏“双反”调查立案。业内人士认为，或许对新奥来说是个机会。对中国的光伏企业来说，应对“双反”，在美国当地建厂是开拓市场的最佳解决方案。

　　2010年，新奥集团的薄膜太阳能业务收入达到12亿元。王玉锁预计，2011年将能实现5000万元的利润。有消息显示，新奥光伏正在筹划在美国和香港上市。这或许也是新奥投资美国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王玉锁希望，到2019年，新能源业务带来的收入会占集团总收入的2/3。目前，新奥集团在内华达的投资合作的申请，获得当地政府的全票通过。项目占地36.4平方公里，主要建设太阳能光伏发电基地、太阳能光伏组件制造基地和未来能源生态城。

　　截至发稿，新奥集团已取得锁定地价购买权。如果项目整体规划及开发能如期进行，那么王玉锁眼中“世界的新奥”的梦想将在美国内华达州的土地上得以呈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