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策智库 ChangCe Thinktank

［一席谈］Teach For China
胡舒立
http://hushuli.blog.caixin.cn/archives/26194

并非每个知晓“中国教育行动”（Teach For China)的人都知道Andrea Pasinetti。我有幸，那天在香港马会一场专为这个国际组织举办的慈善晚宴上，我与他同桌进餐，还听了他的一场用流利的普通话进行的演讲。凭心论，一个外国人，能用中文演讲而且如此生动流利有意思，我已经很佩服。

当然只有知晓了“中国教育行动”，也知道了Pasinetti，才会真得觉得有趣也觉得震动。普林斯顿大学的毕业生Andrea Pasinetti，是“中国教育行动”的创办人之一。这个于2008年成立的国际组织旨在帮助中国改善教育非均衡局面，其模式，和我过去就熟悉的Teach for America相似而且已经“中国化”：这个组织每年从美国和中国的大学毕业生中招募人才，到中国的偏僻乡村教书两年。被招募的人年轻人四人一组，中美各两个，同时入驻一座学校，美国人教英文而中国人担任一门核心课程，例如数学或语文等。他们招募的志愿者在2009年初创之时只有20人，所教学生300人；今年发展到165人，所教学生24750人。其目标是在2015年达到教师1000人。

Andrea Pasinetti是怎么想起要办成立这么一个组织，而且怎么作起来的？下面是他的演讲，他讲的关于自己和这个组织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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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请允许我代表中国教育行动在美国、广东、云南和北京的30多名全职工作人员，代表正在云南和广东的农村学校里辅导晚自习的150多位中美项目老师向各位问好，非常感谢大家从百忙中抽出时间欢聚在这里，分享中国教育行动成长的故事。在这里我要特别感谢一下为这次晚宴付出辛勤努力的各位。

让我们一同穿越回到2008年。那时候，我和Rachel Wasser还在清华大学学习汉语，而另一位同事胡婷婷还在清华历史系读硕士。我正在用非常普通的普通话，和让人汗颜的汉语努力研究着中国的新农村政策，为完成普林斯顿的毕业论文做着准备。

我们三个人在同一座楼中，却常常相见不相识。

为了研究新农村政策，我迫切地需要了解中国农村的状况，偶然认识了婷婷后，我们决定一起去农村调研，这一走就走遍了河南、河北、安徽、云南、甘肃等省份的很多农村。在和很多基层领导、村民聊天的过程中，我对城乡差距和农村现状有了更加直观的认识，农村的教育问题也越发引起了我的关注，那些在农村田间街头玩耍的孩子们，怎样才能帮助他们掌握知识和了解自己？怎样才能帮助他们改变自己的命运？脑中堆积的问题越来越多，我对农村教育的兴趣也越来越浓。我逐渐意识到中国农村教育的关键问题并不是没有教学楼等硬件，这几年走访农村时发现，空空如也的希望学校也比比皆是。

村子里招不来优秀的老师，就算招来了也留不住。这才是问题的症结。在走访广东粤北地区的一所学校时，一位高中校长告诉我，他拿着印着漂亮教学楼的宣传册去大学招聘，欢天喜地地招回了两个大学毕业生，谁知道这两个大学生一了解到学校的整体情况，没两天就开溜了。

没有好老师的学校是没希望学校。农村的孩子不应该因为出生在农村，就无法看到广阔的世界和更美好的希望。和我接触过的大城市的孩子相比，农村的孩子们一点也不差。怎么做能给孩子们带来优秀的老师？我能为农村孩子们做些什么？创建中国教育行动的想法开始慢慢生根发芽。农村、教育也成了我学习汉语时的关键词，我认识了同样以此为关键词的Rachel Wasser。

能不能把中国和美国的优秀大学生召集起来，给他们提供专业的教学培训和持续的支持，让他们前往农村从教，同时为他们创造更多机会，让更多人在深入了解中国农村教育现状后有更多机会在教育领域长期发展？

这个想法慢慢鲜活起来。让梦想照进现实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中国教育行动的团队经过这两三年的发展，慢慢成熟起来。今天也要和大家分享一下好消息，中国教育行动的招募团队目前已经同时在中美两国开展招募活动，今年从九月至今，在短短的一个半月里，中美招募团队已收到800多份申请。

说到申请者，有一位去年的申请者，也是2011届项目成员翁明荣让我印象非常深刻，她是美国华裔，父母在她很小的时候就移民到美国，祖籍是广东汕头的一个小镇，明荣顺利考入耶鲁大学让父母特别欣慰，他们常说起年轻时自己因为家境贫寒没能接受到好的教育。明荣去年快从耶鲁毕业时，偶然地听了中国教育行动在耶鲁的宣讲会，毫不犹豫地报名参加了项目，她说自己有机会接受了最好的大学教育，也希望能够帮到更多家乡的农村孩子们受到好的教育，她现在正在广东汕头潮阳区的中寨小学教授小学英语。

已经在云南临沧市云县大寨中学教授数学课的2011届项目成员张强，毕业于清华大学，从临沧市坐车到他任教的云县大寨中学，需要至少三四个小时，中间有一段很难走的山路。他在大寨中学教初二数学，他接手这个班级时，班里的数学成绩在学校排名倒数第一，但在他的努力下，学生们开始对数学感兴趣，自己想要学习更多数学知识，张强培养学生们轮流上台自己当老师，讲给大家听他们自己的解题方法，让孩子们的自信心大大增强，短短一个学期后，他班级的数学成绩在整个云县县城都榜上有名。

在云县哨街学校任教一年的2010届项目老师肖璇，来自复旦大学，在校时是复旦戏剧社的社长，她发起的“我多想去看看”明信片寄送梦想项目，号召来自世界各地的叔叔阿姨为她班里的孩子们邮寄明信片，带去大家的祝福和期望，她在每天的语文课前都让学生们读一张明信片上的寄语，上肖老师的语文课成了孩子们最期待的事情。肖老师说，孩子们收到明信片时特别好奇，会用小鼻子闻一闻，放在手里摩挲mo2suo1好一阵子。孩子们都争先恐后想多认识汉字，因为他们都想读懂明信片上叔叔阿姨的话。

正是从这样一个个项目老师的课堂上，我们清楚地看到了孩子们飞跃性的转变，在项目老师的班里，在短短的时间内，这些孩子们从见到生人会羞涩地跑开，到会大方地用英语和我打招呼，从被遗忘在教室的角落里不被任何人在乎，到开始在课堂上自信地回答问题，从每次考试都不及格，到一步一个台阶的进步，我看到了项目成员在这其中付出的辛苦和努力。在云南临沧三庄小学任教的2010届美国项目成员Sasha在facebook的日志里写到，“我大老远跑来这里，远离家人，没有许多朋友，我所有的生活就只剩下这一群孩子。如果我不能成为一个好老师，那我就什么都没有了。

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很多。有人问我，你一个老外，干嘛跑到中国来搞慈善？在中国搞慈善容易吗？

老实说，真的不容易。为了中国教育行动上户口，而不是“黑户”，我们需要完成机构在中国的注册，这一过程现在谈起来云淡风轻，可是回想起当时的过程，真的是让人心有余悸，有那么多办公室的门要敲开，有那么多的红色公章要盖，我们需要耐心地面对各种各样的质疑，不过我们大家一起咬着牙坚持了过来。鲁迅说过，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就成了路。

我们还在这条路上大步向前走着，支撑着我们走下去的是孩子们一点一滴的成长和进步，是奋斗在艰苦的环境中，每天需要用吹风机吹干潮湿的床被才能入睡的项目成员。是在座的每一位，我们和很多人素不相识，但是却得到了这么多无私的指导和支持，有这么多人为我们出谋划策。

中国教育行动要做的，不只是打开一扇窗，把孩子们举到窗前，让他们看到外面的风景后再把他们放下来；我们要做的是把孩子们举到窗前，让他们看到窗外的风景，并帮助他们走出窗口，接触外面的世界。

美国：食品添加剂光明正大

文/冰清，美国硅谷生物公司高级研究员

不知不觉，我在美国从事食品领域的研究工作已经五年了，其间接触过各种重要的食品添加剂类型。

美国FDA批准用在食品中的添加剂几乎是中国的两倍，不可思议的是，食品添加剂中毒的事在中国屡屡发生，在美国却几乎没有。

美国允许使用瘦肉精

虽然美国使用食品添加剂很普遍，但是批准的程序和使用的规范很严格，这就保证了即使有可能产生问题的添加剂，只要严格按照规定去做，也不会出现问题。

就拿这瘦肉精来说，美国是允许使用的。这东西的作用是添加到饲料里，让猪多长些肌肉，少长脂肪，并明显缩短猪的生长周期。最开始使用的瘦肉精有几种，用得比较多的是莱克多巴胺和克仑特罗。

最开始时，使用克仑特罗瘦肉精的确让养猪农户得到很好的经济效益。但后来发现，由于猪服用克仑特罗的时间长，剂量比人还大，在体内的清除又很慢，这就造成屠宰时仍有相当大量的药物残留在猪的体内。克仑特罗又比较稳定，不会因为烹调而分解，因此吃了这样的肉就会导致一系列药物副作用，过量也可能造成中毒。这种添加剂只好遭到禁用的命运。

毕竟瘦肉精给商家带来了巨额财富，如果就此完结瘦肉精的使用似乎让人心有不甘。科学家们继续研究，发现了新的替代物——莱克多巴胺。当然，全世界大部分国家还是不敢使用此产品，还是美国比较宽松，1999年底，FDA批准将莱克多巴胺添加于猪饲料中。不过在猪肉上市前，药物残余量须低于50ppb（一个 ppb是十亿分之一），以免造成人体中毒。

不过，得出可以使用的结论也不是轻易完成的。它是经过一系列的老鼠、狗、猪、猴子等动物身上的毒理实验，观察它们在动物体内的代谢和积累情况，找出安全使用用量。甚至有6位勇敢的志愿者做了人体实验，证明这种药物在人体中的代谢情况跟动物一致。基于这些丰富的试验数据，得出了喂养和残留量的安全范围。由此可见，虽然美国使用食品添加剂很普遍，但是批准的程序和使用的规范很严格，这就保证了即使有可能产生问题的添加物，只要严格按照规定去做，也不会出现问题。

为什么要用添加剂——布丁的故事

当时，实验室的一个博后要走了，老板就要我接过她手头的项目，开发基于大豆蛋白的布丁产品。布丁是一种形态介于糨糊和果冻之间的甜品，传统上是用牛奶蛋白做的。

但是一来牛奶蛋白越来越贵，二来牛奶产品中附带比较多的胆固醇，而大豆蛋白价格便宜，没有胆固醇问题，不管在经济还是营养方面都有一定的优势，所以州政府积极推动大豆产品的研发。

不过大豆蛋白代替牛奶蛋白后，生产出来的布丁在味道、口感、稳定上都不如以前，所以就要使用适当的食品添加剂来改善这些不满意的方面。我接手的时候实验室研究部分已经做完了，主要是加强了乳化剂的使用，并且用玉米糖浆来改善口味和增加粘度。我的工作是要在车间里进行连续生产。碰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加热——因为规模大了之后受热不均匀，等到最里面的加热透了外面的已经糊了，而不彻底熟透又达不到法律对于灭菌的要求。在一次进展汇报的时候，一个教授问： “为什么不用糖替代品来提高对温度的稳定性呢？”就改善口味而言，用糖替代品是可以的，但是在布丁里糖浆还有增稠的作用，所以就行不通了。

通过别的办法解决了加热问题后，老板说作为政府资助的项目，我们要提供尽可能多的产品方案，可以尝试加入不同口味。于是我联系了一个食品香料公司，要了他们的几种香料，香草、草莓、柠檬、橘子等等，有合成的也有天然提取物，加到布丁中就有了不同口味。老板又说可以做得更有趣一些，配以相应颜色，比如草莓味的做成红色，柠檬味的做成黄色等等。这些食品颜料都在超市里放着，人们也会买回家装饰蛋糕、冰激凌等等。后来我们把这些不同口味不同颜色的布丁送到品尝评估实验室进行了评估。评估结果发现，确实是“萝卜白菜各有所爱”，不同的口味颜色都有人喜欢和不喜欢。正是这些香料和色彩的使用，为人们提供了丰富多彩的食品。

那个最初做布丁的博士后曾经非常不解地问老板，为什么要做这么一个东西，在东亚，我们吃了几百上千年的豆制品，没有那么费劲的。老板说，美国的现代生活方式就是什么食物都要做到能够储存相当长的时间，人们买回去不用加工或者只需要非常简单的加工就可以吃。所以，配方食品，难的就是在大规模生产中保持外观、质感、口味等等，然后能够储存。我有一个很资深的同事也说，如果人们都保持中国传统的饮食习惯，每天买菜回家，做一顿吃一顿，我们这些人就都失业了。

另一方面，世界人口不断增加，用一些以前人们不愿意吃的原料开发出人们能够接受的食品，是缓解粮食问题的有效途径之一。能否找到恰当的添加剂来改善性能，是成功的关键之一。像玉米、高梁、土豆、红薯等“不好吃”的食物，可以经过现代食品工艺变成“好吃”的。

关于添加剂的争议

在美国，食品添加剂也有过争议，人们最熟悉的就是关于糖替代品，比如糖精。100年前，美国总统罗斯福是个糖尿病患者，糖精的使用解决了他的痛苦，所以他一直坚决支持糖精。当时有一个著名的化学家叫哈维?威利（Harvey Wiley），是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 （FDA）的推动者和第一任主席，是认为糖精有害健康的代表人物。罗斯福总统批准了了哈维推动的《食品与药品纯净法案》，但对于反对糖精则非常愤怒，曾说 “认为糖精有害健康的人都是白痴”。

FDA一开始就是个只认数据的机构，所以不管是总统还是专家都没能结束争论，直到几年以后基于当时的研究结论才认为糖精无害。不过到了1960年，一项研究却又报道大量食用糖精会导致老鼠的膀胱癌，随后的研究也表明糖精是一种可能的致癌物。基于此，加拿大在1977年禁止了糖精的使用，FDA也准备跟进。不过当时糖精是唯一的合成糖替代品，这一打算受到了公众尤其是糖尿病人的强烈反对。迫于公众压力，国会没有批准这项提案，只要求在含糖精的食品上注明“糖精可能是一种致癌物”。此后，关于糖精的安全性问题又得到了大量研究，但是始终没有找到和人类癌症有关的可靠证据。于是在1991年，FDA撤回了当年的那份申请。到了2001年，克林顿签署法令，撤销了糖精可能致癌的那个标注。糖精从此在美国取得了完全合法的身份。

虽然批评声一直不断，不过美国市场上使用糖替代品的食品很多。毕竟，糖替代品解决了糖尿病人的痛苦，对普通人来说，少摄入热量还有实实在在的好处，而那些传说中的“害处”则有点“莫须有”。在我们公司里的咖啡机旁边，糖替代品和普通糖都提供，据我观察绝大多数人还是选用糖替代品。

乳化剂和增稠剂的故事

因为上面讲到的原因，很多人希望饮料既好喝又便宜还不含热量，所以无糖饮料有着广阔的市场需求。我们为一个饮料公司做过个项目，他们那种饮料每杯只有几大卡的热量（一般的饮料都是100大卡以上）。他们想在那种饮料中补充铁元素，但是铁离子不稳定，只能用其它惰性成分包裹起来。但是那种惰性成分疏水性很强，包裹之后无法分散到水里，我们就帮他们寻找一种方案降低那种惰性成分的疏水性。

后来的解决途径就是加入乳化剂，因为乳化剂是两性分子，疏水的一头会吸附到疏水成分的表面，而亲水的一头伸到水中，这样那些颗粒的表面就变得亲水了。乳化剂是使用非常广泛的食品添加剂，它的基本作用是让本来无法混溶的油和水能够均匀混合。我后来的工作中就经常和乳化剂打交道，一个同事是做咖啡伴侣的，就是国内所说的“奶精”。咖啡伴侣的设计本身不是为了提供营养，而是方便廉价地实现咖啡增白和保温。所以咖啡伴侣的设计目标就是使用尽可能少的蛋白质去高效地乳化更多的油。因为蛋白质的乳化效率不高，形成的脂肪颗粒比较大，不利于白色的产生，而小分子乳化剂产生的脂肪颗粒又不够稳定，所以二者总是配合使用。美国有许多种批准使用的小分子乳化剂，我曾经帮那个同事筛选过乳化剂。我把推荐意见给他的时候，他说我们还得考虑到每种乳化剂的成本和法律规定可以使用的限量，这又使得产品的开发多了一些限制。

但是那个饮料项目其实并不成功，因为那些颗粒虽然可以分散到水中，但是密度不可能完全和水一样，轻的会浮到上面，重的又会沉到水底。要解决这种问题，只能加入增稠剂来增加液体粘度，以降低颗粒运动的速度。

但是增稠剂的加入又会增加饮料所含的热量。所以饮料里加入增稠剂的作法，在“高营养”的饮料里使用很广泛。我后来的同事中有一些就是开发高蛋白饮料的。蛋白质产品经过分离纯化干燥之后，就变成了一些表面比较疏水的小颗粒，放到水里时间长了就会分层。对于消费者来说，都希望喝的饮料是均匀的。这样的饮料通常就是通过增稠来实现，目前使用广泛的卡拉胶（carageenan）、黄原胶（xanthan gum）以及改性淀粉、纤维素等等，其实都是自然界存在的高分子碳水化合物。

“标准”是如何制定的

一般来说，每一种食品都有许多项检测指标。三聚氰胺的“安全标准”，只不过是在这些指标之外又加了一项。

一大类的指标是以“不低于”某个值为特征的，是指该种食品营养成分的要求。比如说我国的矿泉水，就要求某种矿物质含量高于一个特定值；而美国的冰激淋，要求其中的牛奶脂肪不低于10%，优质的产品可以高于要求的标准。而有的产品，比如婴儿配方奶粉，对于几十项指标有一个范围不大的要求，高了低了都不合格。可以说，这一类的指标，是产品“营养质量”的保证。

大家更关心安全方面的指标。这一类的指标通常以“不超过”某个值为特征。很多人经常问一个问题：既然知道某个东西有害健康，为什么还允许它存在？为什么不把它完全去除？这里有几种情况，分开来说：

最普遍的情况，某种成分是加工过程中产生的，而这种加工过程非常必要，完全去除这种成分的成本又太高。典型的例子是瓶装水中的溴酸盐。瓶装水的灭菌是必须的，现在应用广泛的臭氧工艺会产生一定的溴酸盐，用别的工艺也会有别的问题，也会有其它有害成分的残留。所以问题就是走哪条路相对最好。可靠的实验研究表明当溴酸盐残留量在每升10微克以下时，就算天天喝，喝上几十年得癌症的风险也增加不了万分之一。这样的风险，完全可以被忽略，所以这个每升10微克，就被定作了“安全标准”。

另一种情况，某种成分的使用不是必须的，但是可以带来很大的好处，如果在某个使用量下伴随的风险很低的话，就可以把那个使用量当作“安全标准”。典型的例子是鸡饲料中的“洛克沙生（roxarsone）”，和猪饲料中的“雷托巴胺（Ractopamine）”。二者都可以大大降低生产成本，而大剂量的残留确实有害健康。对这样的东西，安全评估就更为严格。在大量动物甚至临床实验的基础上，并且考虑到安全系数的问题，来制定安全标准。科学研究的结论都是一样的，各国制定不同的标准则是基于不同的安全系数。比如说临床试验得出的雷托巴胺有害剂量是每公斤体重67微克，美国使用50左右的安全系数，也就是猪肉中的允许残留量是50ppb；世卫组织的安全系数高一些，把40ppb作为标准；而联合国粮农组织则更为保守，选定的标准是10ppb。而我国目前采取“零容忍”，完全禁止。可以说，这种安全标准的制定，是基于主管部门对于科研结果的理解，以及安全风险的承受能力。标准越严，潜在的风险当然就越小，但是相应的社会成本就越高。这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美国超市里的农产品价格，如果按汇率计算的话绝大多数都远远高于中国，但是鸡肉和猪肉，却甚至要便宜一些。大多数限量使用的食品添加剂就是这种情况。

还有一种情况，有害成分是食物中天然带有或者加工过程中自然产生的。人们习惯了“不知道就当作没有”，所以总觉得自己做的“传统食品”更安全，其实这里的有害成分含量更高。而现代食品业会把其中的有害成分测定出来加以控制，也会设定相应的“安全标准”。

添加剂安全吗

所以，“天然食品”并不见得没有有害成分，也不见得“更安全”。对厂商来说，添加剂主要是能够产生更多样化的食物，对盈利来说并不见得多有利，现在对于“天然食品”的炒作，其实食品行业更来劲，因为越邪乎的东西越可以卖高价。

而且，讨论食品添加剂是否安全，这个问题本身没有意义。食品添加剂是一个很广泛的概念，指任何“加到食品中起特定作用的少量成分”。盐、糖、醋是人类用了若干个世纪的食品添加剂，别的食品添加剂和它们并没有本质的不同。

对美国人来说，“食品添加剂”这个概念跟其它的食品成分一样，完全没有让人不适的地方。只有针对某种具体的添加剂，讨论其安全性才有意义。美国人把一种食品成分是否安全的评估交给了FDA。FDA根据科研数据作出判断，制定法律，并且监督执行。每一种食品添加剂在获得批准之前，都进行了几乎是人们所能够想到的所有检测。只有各种检测都没有发现问题，才能够成为“食品添加剂”。总体来说，只要是获得批准使用的食品添加剂，就可以认为是安全的。

可以说，食品添加剂的问题，不在于添加剂本身，而在于其使用是否合法。美国的食品厂商也不会去干违反FDA规定的事情。不是说他们的道德水平更高，而是不值得去做。非法使用添加剂，或者使用非食品添加剂，产生的后果他们无法承担。迄今为止，还没有见到过使用合法的食品添加剂而出问题的报道。

检测作假不可能

在食品和药物的相关企业，所用的数据库和其他公司略有不同。分析仪器的结果，可以直接进入公司总的数据库，没有中间环节。要想在数据上造假，真是难上加难。

再来看看双汇的问题，双汇火腿肠中用的猪肉恰恰是含有已经禁用的瘦肉精克仑特罗。按说，双汇是家品牌企业，号称对原材料的来源有“18道检测”。这样繁琐复杂，怎么说也该是安全而信得过的企业了，怎么还会出现问题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些瘦肉精猪肉是怎么被蒙混过关的：首先在猪的养殖地，给猪的饲料添加瘦肉精就违反了国家规定，但是农户都偷着放，而且量也不是那么严格，主要看猪的反应随机添加。需要检验时，只是由农户自己准备猪的尿液样本，而不是质检部门亲自取样。一些地方的畜牧局质检员对许多农户违反规定的做法，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任由他们胡来，只要塞钱就可蒙混过关。

如此宽松的执法，其结果自然是，虽然每个城市都有重要关卡，猪肉要从产地到最终需求的地方，需要经过许多道关卡才能通过，但是每道关卡的执法人员都是敷衍了事，给钱就过，即使设立那么多道关卡又有何用呢？除了劳民伤财之外，只是给更多人赚外快的机会，还增加了产品成本，最终的结果只能是老百姓花更多的钱，买来的食品还吃着不安全。

而在美国，牲畜从出栏被屠宰，到做成肉制品到市场上卖，其中经过的检测手续非常少。在牲畜被屠宰之前，要检查牲畜是否健康，有无传染病，确定健康后才会被送去屠宰。屠宰后的肉品会再检测一次，包括瘦肉精的残留情况。如果有问题，在这个时候就会被退回去，不会等到食品加工厂那里才发现。这一次检测好之后就会贴上标签，表示这批肉都是合格的，无论去到哪个城市都不需要额外再检查了。

美国的食品企业以大型为主，中小型反而不多。主要是食品工业属于薄利多销的行业，又与人民的生活息息相关，大的企业监管起来容易一些。只要把国内几家大型企业搞定，基本就不会出现大面积的食品安全问题。一般大型企业都有自己的质检室。一批食品的生产，从原材料进货开始就有批号记录，这便保证了将来如果出问题，原材料的来源也有据可查。食品生产过程中，每一步都有严格的记录，这样万一出问题，也能找到出问题的环节。

由于做食品分析所需要的仪器比较贵重，只有大型企业才负担得起。如果一些地方小超市自制的肉食品也需要检验的话，就只能去FDA指定的分析公司做质检。这类分析公司虽然是私营的，但是经过FDA的认证，他们的分析结果FDA承认。

这些公司自然也珍惜羽毛，不敢乱来，对于承接的活儿也都兢兢业业,送检单位也不敢对他们行贿。在食品和药物的相关企业，所用的数据库和其他公司略有不同。分析仪器的结果，可以直接进入公司总的数据库，没有中间环节，甚至经手人都无法在其中动手脚，除了数据库管理人员。要想在数据上造假，真是难上加难。

务实对待不搞一刀切

最近中国食品安全问题频繁出现，老百姓吃东西越来越不放心。不久前，食品行业巨头双汇集团出品的火腿肠被暴露用了含瘦肉精的猪肉，在国内掀起轩然大波。双汇公司被迫向消费者道歉，企业形象一落千丈。一个又一个大型食品公司出现问题，让人们开始对餐桌上的食品感到忧心，难道吃点放心食品就这么难吗？于是，很多人都转向迷信进口食品，觉得国外一定在这方面做得比中国好，吃着肯定更放心。

然而事实真的如此吗？出人意料的是，中国对于食品添加剂的规定是最严格的。在中国很多不可以使用的食品添加剂在美国却可以堂而皇之地广泛使用。美国FDA 批准用在食品中的添加剂几乎是中国的两倍，相对说来，中国在这方面已经相当谨慎和保守了。不可思议的是，食品添加剂中毒的事在中国屡屡发生，在美国却几乎没有。那么问题的关键在哪里呢？

虽然美国是个讲诚信的国家，但是食品造假的事也发生过。曾经有个商人将廉价的玉米糖浆混进价格昂贵的枫糖浆，以次充好。这样做对人体没什么影响，也没对消费者造成健康损害。但是相关人士被发现后，还是被罚了巨款，坐了牢。这也是美国人不敢轻易在食品中造假的原因，得不偿失。如果造一次假，得到的利润是如此之少，而可能面临的惩罚是如此巨大，试问，谁还会铤而走险，做这种傻事呢？

美国政府部门对食品安全也有足够的重视。在FDA的网站，如有食品发现问题，都会在网站上公布调查结果，并贴出产品召回的公告。就连大家最担心的各类食品添加剂，网站上都有详细的说明。比如美国允许使用的添加剂都有哪些，功能是什么，用于哪些食物，在食品加工的哪个步骤使用，化学成分和结构是什么，以及相关毒理实验和审查结果。

这个名单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研究的深入，某一些添加剂发现了问题，经过委员会的讨论，可能会拿掉。也有讨论之后，决定继续保留的。比如关于人工合成色素的食用，欧洲一些学术刊物刊登了某些食用色素有可能对人体产生不良影响。FDA的专家们讨论之后，认为证据还是不够充分，最后还是允许使用这些色素。

也曾经有段时间，抗坏血酸（也就是我们常见的维生素C）被作为防腐剂添加到肉类沙拉里。以前肉类添加剂都习惯使用具有致癌作用的亚硝酸钠，虽然有充足的证据表明亚硝酸钠的致癌性，但是基于没有其他更好的替代物，并且在一定剂量下还是相对安全的，这种添加剂还是被广泛使用着。

而维生素C也具有还原作用，对人体还无毒，用来替代亚硝酸钠不是很好？但是后来发现，这样使用会导致肉制品中致病细菌引起的腐败现象被掩盖。于是，维生素C虽然还是合法的食品添加剂，仍然可以添加到果汁等食品中，但是添加到肉类沙拉这条就被取消了。

让合法添加剂光明正大使用

对添加剂因噎废食的做法只会导致地下非法添加剂更加猖獗，让食品监管更加困难。与其这样，不如学学美国，让合法的添加剂光明正大走进食品中。

总之，美国对食品的管理还是谨慎而开放的。谨慎表现在每种添加剂在允许使用之前都是经过严格的评估和充分而广泛的实验论证。开放则表现在出现任何问题都会及时公布，消息透明，广大消费者能及时得到详细的信息。此外，部门之间彼此有诚信。食品加工单位严格执行相关法律，每个步骤都按规矩来。比如像食品添加剂，规定加什么就加什么，该加多少就加多少，绝对不会自做主张，胡乱添加。质检人员也严格执法，有一说一，只管取样送样，结果由分析仪器直接打出，谁也没法涂改。

如此这般，大家都守规矩，食品安全的监管也就没有那么多问题，甚至连食品流通环节的成本都降低了。所以，美国的食品价格非常便宜，相当多比中国还低。有人开玩笑说，在美国吃成胖子容易，饿死人还真不那么容易呢！

再回到中国这边。其实，通过添加瘦肉精增加瘦肉率这种做法，本身并没有什么错，但农户和食品加工企业一定要按要求去做。特别是已经判定有危险，不允许使用的物质就严格禁止使用，允许使用的也要按照允许的安全量去添加。政府与监管部门要各司其职，任何一个部门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都可能导致整条食品加工链出现问题。如果能杜绝塞点钱就过关的问题，那么我们的食品检验根本不需要那么多关卡，也就不会出现高价买名牌企业产品还吃出问题的现象了。

说到底，中国的食品安全问题的根本还是诚信与监管。如果不解决这两个问题，还会有更多的食品安全问题出现，我们不得不看到一个又一个本可以合法添加的食品添加剂被迫拿掉。这种因噎废食的做法只会导致地下非法添加剂更加猖獗，让食品监管更加困难。与其这样，不如学学美国，让合法的添加剂光明正大走进食品中，各部门严格执法，保证使用的安全。同时，信息透明，不要让小道消息满天飞，政府网站及时公布问题食品的信息，让老百姓信任政府。这样，中国人吃上安全食品就指日可待了。

饶是林冲亦低头，何况小杨武

逆行斋主人 于 2011/11/9 15:38:55 发布在 凯迪社区 > 猫眼看人

10月23日晚，深圳宝安区西乡街道，一位联防队员手持钢管、警棍闯进一间小店，一通乱砸后，对老板娘进行长达一个小时的毒打和强奸。她的丈夫杨武则躲在几米外，不敢做声，一个小时后才悄悄报警。甚至在打电话报警时，都吓得哆哆嗦嗦，声音小的几乎听不见。

无疑，这位最窝囊的丈夫，成了人们指责的对象，因为他的行为的确突破了常人眼里的道德伦理底线，缺少了那怕一丝男人的血性。人们“哀其不幸”。

但，是否可以“怒其不争”呢？

不得不问一句，他怕什么呢？

有人说那位联防队员身高1.80米，平素为人凶狠，横行霸道；而这位最窝囊的丈夫1.60米，一贯老实巴交，胆小怕事，打不过那个恶棍，只好忍气吞声。

不由想起另外一个人物，《水浒传》里面大名鼎鼎的林冲。

这林冲，可是《水浒传》里面最有名的大英雄，上梁山之前是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上山后名列五虎将之一，武功高强，生得豹头环眼，燕颔虎须，人称“小张飞”。

按说，这样一位英雄，如果遇到别人调戏自己的妻子，而且是三番五次，理应拔刀相向，不会有什么顾虑吧。

事实恰恰相反，有顾虑，而且顾虑得很。

《水浒传》第七回写到，高衙内调戏林娘子，林冲本来要打，“却认得是本管高衙内，先自手软了”。

后来，陆谦使坏，把林娘子骗至家中。这段描写有一个细节特别有意思：林冲跑到陆虞候家。抢到胡梯上，却关着楼门。只听得娘子叫道：“清平世界，如何把我良人妻子关在这里？”又听得高衙内道：“娘子，可怜见救俺！便是铁石人，也告的回转。”林冲立在胡梯上，叫道：“大嫂开门！”
明明妻子就要被人玷污，作为丈夫的不是一脚踢开门闯进去，而是“立在胡梯上，叫”，一个“立”字，活画出林冲当时的忐忑心态，这和杨武的做法，也相近不远了。

奇哉怪也。

是林冲打不过高衙内吗？肯定不是。

只是因为高衙内是高俅的干儿子，高俅是当朝太尉，一品大员，况且又是林冲的顶头上司。

所以，林冲怕的不是高衙内，甚至也不是高俅，怕的是官府，怕的是衙门，怕的是权力。

《水浒传》里面还有一处描写，写殷天锡霸占了大周柴世宗嫡派子孙、小旋风柴进的叔叔柴皇城的庄园，还把柴皇城打死了，后来还连带柴进打进死牢。而这个殷天锡，依靠的是他的姐夫、新任知府高廉，而这高廉，则是高俅的叔伯兄弟。

由此可见，面对权力这只张牙舞爪的老虎，无论你是平民（武大郎），还是官员（林冲），乃至曾经的贵族（柴皇城、柴进），都有可能成为老虎口中的食物、爪下的祭品。

面对这只老虎，怎么办？

一种办法，和武松一样，把老虎打死。就像可爱的黑李逵说的那样：“条例！条例！若还依得，天下不乱了！我只是前打後商量！”

另一种，就是乖乖地献上子女玉帛，就像中国老百姓几千年来一直过的那样。

换句话说，不是打人，就是被打；不是吃人，就是被吃；不是做奴隶，就是做奴隶主；不是做暴民，就是做顺民；不是做杨武，就是做杨佳。

就在这两个极端的轮回中，中国从茹毛饮血的洪荒时代，走到今天；中国老百姓从“长幼侪居，男女杂游”的野蛮时代，走到今天。

我们会怎样走下去？

一个社会，如果有殷天锡，有高廉、高俅，就一定会有柴皇城、林冲、杨武，也一定会有李逵、杨佳。面对高衙内手软的林冲，也会成为草料场里杀人不眨眼的嗜血林冲：“把尖刀向心窝里只一剜，七窍迸出血来。将心肝提在手里。”也许今天拨打110的手机，明天就成了一把砍头的利斧。
君不见，利比亚的皮卡和冲锋枪吗？

十分喜欢那个牛仔气十足的小布什，他曾发表过一段十分精彩的讲话：“人类千万年的历史，最为珍贵的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不是浩瀚的大师们的经典著作，不是政客天花乱坠的演讲，而是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实现了把他们关在笼子里的梦想。因为只有驯服了他们，把他们关起来，才不会害人。我现在就是站在笼子里向你们。”

把中国的“老虎”关进笼子，是我们这一代人应该承担的历史使命。

自助出版：如何才能赚钱

当今自助出版越来越呈现两极分化的趋势。

有像奈瑞·贝尔维尔(Nyree Belleville)这样的知名作家，她说，过去18个月里她不经出版社直接卖书赚得50万美元。


Rob Shepperson
也有像伊夫·约翰勒姆(Eve Yohalem)这样的新手。在自助出版一个多月以后，她的销售额总计约100美元，而前期成本则为3,400美元。不过她说她不着急。

自助出版行业已经有几十年历史了。但出版业追踪机构R. R. Bowker估计，得益于数字技术，尤其是电子书的出现，美国2010年自助出版的书籍由2006年的51,237部激增160%，达到133,036部。

亚马逊公司(Amazon.com Inc.)推动了自助出版的蓬勃发展。根据书籍零售价高低，亚马逊为自助出书的作者提供占数字图书销售收入至多70%的分成。而传统出版社一般只向作者提供占数字图书净销售额25%的分成，纸质书的分成比例则更低。

这些条款能让一些知名作家通过自助出书获得丰厚利润。贝尔维尔是个有多年经验的浪漫小说作家，她以贝拉·安德烈(Bella Andre)为笔名写了七年书，以露西·凯文(Lucy Kevin)为笔名写了一年书。贝尔维尔于2010年4月自助出版了第一本电子书。从那以后，她自助出版了10部小说，总共卖出265,000本，定价大多在2.99美元至5.99美元之间。她说，从去年4月份到现在，她这10部书刨去支出净赚50万美元以上。而之前她写一本书所得最多为33,000美元。

陈达西(Darcie Chan)是一位自助出书的女性小说作家，她的新作《磨坊河的隐士》(The Mill River Recluse)在截至10月23日当周名列《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数字小说畅销排行榜第五位。这部数字小说的主角是佛蒙特的一名隐居寡妇，陈达西将其价格定为99美分，并称该书5月份在亚马逊销售以来已经卖出了“数十万本”。这本书在巴诺书店(Barnes & Noble Inc.)和其他电子书零售商处也有售，而之前曾被大型出版社拒之门外。

陈达西说，“我最初是想逐步提高自己作为作家的知名度，因为出版社退稿的理由之一是没有人知道我。这是我从来没有料到的。”

陈达西说，有几个与Kindle相关的电子书推荐网站介绍了这本书。该书8月份跻身Kindle书店销售排行榜前十位，而最近则排到了第六位。陈达西委托一个网站为她写付费书评，她认为这可能带动了书的销售。她还做了一些“便宜的网络广告”，也起到了向读者推介此书的效果。身为专业律师的陈达西说，现在正在把这部小说重新投给大型出版社。

还有像埃里克·谢尔兰(Erik Kjerland)这样的作家。过去一年他已经以德雷克·J.卡尼恩(Derek J. Canyon)为笔名自助出了四部小说以及一本有关自助出版的书。他的销售额约为10,000美元，获利5,000美元左右，好于他的预期，但仍不足以让他辞去技术文档工程师的工作。

想自助出书的作者们最关心的问题并不是他们是否会被视为文学的弃儿，而是该怎样自助出书以及成本是多少。虽然电子书的在架时间较长，但仅如何吸引读者关注这一点就是个巨大的挑战。

约翰勒姆说，“电子书和纸质书的一大区别在于销售周期，两者销售周期几乎是相反的。连锁书店在纸质书出版之前的六个月之内决定要不要进货，书籍出版之后其在架时间不会超过六个月。至此图书的销售周期就结束了。但电子书的情况是完全相反的，书籍上架之前通常需要六到九个月，上架之后就再也不会下架。”

约翰勒姆称，她是在自己的第二本书──一部面向6-10岁读者的短篇故事集──被出版社退稿之后开始认真考虑自助出书的，她认识到该书市场偏小，不足以吸引大型出版商。她也想尝试一下自助出书。约翰勒姆的第一本小说《在永恒的天空下逃离》(Escape Under the Forever Sky)面向8-12岁读者，2009年由Chronicle Books 出版，该书获得了好评，但销量平平。Chronicle告诉她，面向这个年龄段的故事合集卖不动。另外一本面向14到21岁青少年读者的书也没有出版社愿意出。

为了解自助出版，约翰勒姆访问了一些博客，比如乔·康拉特(Joe Konrath)的“新手出书指南”(A Newbie's Guide to Publishing)。她还花时间上KindleBoards.com，这是一个独立的网络社区，主要讨论与亚马逊Kindle阅读器相关的问题，其中包括自助出书。在几个月之内，她做出了自助出版这部短篇故事集的决定。她把这部名为《爷爷讨厌这只鸟：六个小故事讲述精彩、滑稽、致命的探险经历》(Grandpa Hates the Bird: Six Short Stories of Exciting, Hilarious and Possibly Deadly Adventure)的书价格定为2.99美元，把单个故事的价格定为每篇99美分。

她的姐姐和两个朋友都是有经验的编辑，为她免费提供帮助。她说，这让她节省了1,000到2,000美元。她花了400美元请人设计了一个封面。

接下来，她聘请佛罗里达州朗博特岛(Longboat Key)的Telemachus Press LLC出版公司作她的数字出版商，包括手稿排版在内，她一共花了大约3,000美元。

约翰勒姆推销这本书的方式之一是借助Facebook。她的一位朋友搜索与鸟/鹦鹉相关的网页，在九个网站上留言称赞《爷爷讨厌这只鸟》，然后约翰勒姆“赞”了这些网页以及每个网站上发布的内容。约翰勒姆自己也在Facebook上进行搜索，当她发现合适的网站时，会留言介绍她的书。

约翰勒姆说，她的书9月26日当周开始在巴诺书店的Barnes&Noble.com销售，10月3日当周开始在苹果公司(Apple Inc.)的iBookstore销售。她说，到目前为止她的书在亚马逊上共卖出44次，其中34次是以2.99美元的价格卖出的，她还通过电子书分销商Smashwords Inc.卖出了四整套故事集。她说，“我刚刚起步，现在开始考虑钱的问题还太早。”她希望不久之后能把一本面向8-12岁读者的新书卖给传统出版社。

Jeffrey A. Trachtenberg

边缘化的中坚力量
2011年11月15日

黄震


上周参加了一个基金的小型研讨会，主要议题是讨论如何利用目前的欧债危机，帮助国内的几家民营企业以债权换股权的方式，进入行业的高端市场。关涉到人家的商业机密，事儿不好多谈。倒是与会的几个民营企业的代表，很值得一提。

四个小伙子，均是30出头，个个都落落大方，至少在这家基金请的几个“鬼子”面前一点儿不猥琐。他们的背景不尽相同：一个是俗称的“富二代”，替老爹掌管财政的；一个是从大学毕业就在企业工作的“元老”；另外两个是“海归”出身，也在企业浸润经年。在讨论过程中，他们既没有“冲出国门，为国争光”的浮躁轻狂，也没有“你要为我先做什么，我才会为你做什么”的鼠肚鸡肠，而是非常严谨务实地专注于商业的细节。在谈及整个方案的总体设计时，几个人都表现出对于国际商业通行规则的熟稔，且不约而同地都反复提到“尊重”和“信用”等字眼，自信和大气在谈笑风生间自如地流淌。

会后和基金的朋友们谈及这几个小伙子的表现，我们都不禁击节叫好：咱们中国有人！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中国的民营企业作为中国经济发展最强劲的发动机，却一直都是纠结的一群：前二十年是”妾身不明”，政治地位和法律地位都不明确；后十几年地位倒是明确了，但也真真确确地定为“庶出”，绝非“长嫡”。却是这位“庶出”为中国贡献了78%的就业率，63%的税收（2009年统计数据）。最重要的是，这位“庶出”为中国造就了庞大的职业经理人群体，这一群体大多正值青盛年，已经或正在成为这个国家中产阶层的中坚力量，也是目前中国社会各阶层中最具活力的一群。

与所占比例极小的体制内国有企业的同一人群相比，他们的优越感没有“国企精英”们那么强烈，显得更加务实；也没有“国企精英”们所必须面对的组织羁绊和人事束缚，奋斗目标更为清晰，价值取向更为纯粹；基于生存的压力，他们的学习能力也更强，更善于模仿和创新；尤其在与国外企业投资和贸易的过程中，他们全然没有“主义之争”的顾忌，更关注于商业本身，更容易地融入全球经济的通行规则和共同价值观。

与他们的老板以及第一代职业经理人相比，他们大多受过良好的教育，更擅长去挖掘商业机会，而非去钻政策法律的空子；同样是饱受无规则市场的洗礼，但是在前辈的引领下，他们更善于在夹缝中寻求空间，在对峙中寻求妥协；他们的成长期恰逢互联网时代的兴起，丰富的信息和便捷的沟通方式使得他们的视野更加开阔，更具国际化；他们更加关注生活质量，而非将工作视为生活的全部，这使得他们在国际交流中有了更多的共同话题。更重要的是，在与国外企业的商务活动中，他们不愿意，或者说不屑于向前辈们那样去担负历史的或国家的“重任”（我曾亲身经历过一位规模颇大的民营企业主，因国外合作方没有升中国国旗迎接他，而拒绝进入对方企业大门的事情），能够更轻松，更从容，更纯粹地享受商业交易的乐趣。

根据2010年05月19日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09年年底，全国就业人数超过7.7995亿人。其中民营企业的就业人数应超过6.1亿人。按职业经理人占民营企业就业总数的5%来保守估算，这一群体的规模至少应超过3000万人。

有意思的是,这一庞大的群体却是边缘化的一群---没有自己的组织:“工商联”是他们老板的归宿，“工会”更多的是为工人等弱势群体服务；主流社会没有自己的代表：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罕有他们的影子；主流媒体没有自己的声音：“长嫡”的言论还忙不过来，哪儿轮得上“庶出”的后生晚辈出声。

无论如何，该是关注他们的时候了---他们会弄出大动静，干出大造化的！

食品安全监管，十二年重回头
作者:南方周末记者 蒋昕捷　
2011-11-17


工商、质监改革遇阻，“保垂派”、“归地派”争执不休

无论是已经推行12年的垂直管理体系，还是如今神秘的属地化管理改革，体制改革并不能完全解决中国的食品安全问题，更重要的是食品安全监管机制的改革。

神秘的“48号文”

这是一个奇怪的现象——在中国政府网公开的国办文件中，47号、49号等文件俱在，唯独“48号文”没有公开。

“48号文”为何许文件，竟会如此神秘？

“48号文”，这份由国务院办公厅下发的文件的核心是一个工商、质监部门的改革方案——工商、质监省级以下垂直管理改为地方政府分级管理体制。文件开宗明义地提出，此举是为了加强食品安全监管。



中国食品安全监管体制始终在改革，然而，在改革的轮回之中，食品安全现状尚未得到根本改善。 （曹一/图）

垂直管理是中国政府管理中的一大特色，实行垂直管理意味着直接由省级或者中央主管部门统筹管理“人、财、物、事”，不受地方政府监督机制约束。从1999年初开始，工商、质监部门先后实行省级以下垂直管理。

不过，自2011年10月10日“48号文”内部传达后，这个传说中的文件并未触发实质性动作。

南方周末记者获悉，国家质检总局和工商总局先后开会传达了文件精神。动作最快的安徽省已着手冻结相关系统的人事和资产。然而，更多的省区仍在观望。其中，有的地区甚至口头传达暂缓执行的指令，一些地方则明确提出“不做拦路虎，也不做急先锋”。

而在工商、质监系统内部的论坛上，“保垂（垂直管理）派”和“归地（地方管理）派”仍在为此次体制改革的利弊得失争执不休。“保垂打归人人有责”也成了中国红盾论坛的置顶帖。

“保垂派”认为，取消垂直管理后，欠发达地区除行政经费难以保障外，参照地方后，工资收入也会大幅下降；另外一些干部担心归于地方管理后政治前途未卜；甚至有人担心“客死他乡”。

苏州市质监局一位工作人员证实，省局已要求市、县局上报人员编制，进行人事摸底。“48号文”发布后，省里也在调研，凡在异地交流的干部，可以申报回原籍。目前，省内各兄弟单位已停止互访交流，都在忙着“内部维稳”。

“说得直白些，他（地方政府）突然变成你老子了，吃、穿、用都要他给。”江苏某市工商局负责食品安全工作的王荣（化名）这样解读这场变革。

更有相当多的基层执法者开始担心，此举并未改变多龙治水的治理格局，而地方保护主义却有可能借此卷土重来。

或许为了稳定军心，2011年10月21日，国家工商总局局长周伯华在内部通气会上强调，已建议成立以国务院办公厅牵头，中央编办和工商总局、质检总局分管人事体制工作的领导参加的部级协调小组，共同研究改革中遇到的问题。此外，由中央编办通知各省（区、市）编办，贯彻落实“48号文”暂不启动，待部级协调小组协商后，召开会议统一部署。

“大家负责”VS“无人负责”

有迹象表明，“48号文”的突然发布或与全国人大2011年的一次执法检查有关。

质检系统内部流传着一份“国家质检总局领导在全国质监局长会议上的讲话”。这份2011年10月20日的讲话称，“今年上半年，全国人大开展食品安全法执法检查时，许多地方政府反映，法律要求地方政府（对食品安全）负总责，但是承担重要监管职责的工商、质监是垂直管理。我们明白，这种抱怨由来已久，中编办对工商质监分级管理的考虑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不过，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国务院对于此次改革已经调研酝酿了一两年时间。“权力必须要下放到该负责任的地方，才能起作用。这是公共管理改革的趋势。”

事实上，当前食品安全体系中的权责不统一问题由来已久。鉴于2003年阜阳劣质奶粉事件暴露出来的食品安全监管漏洞，国务院于2004年9月1日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决定》，首次明确了“地方负总责＋各环节管理”的食品安全监管模式。

按照当时的分工，农业部门负责种植养殖环节，质检部门负责生产加工环节，工商部门负责流通领域环节，卫生部门负责餐饮消费环节，食品药品监督部门负责食品安全的综合监督。

然而，2008年三鹿奶粉事件的再度爆发，凸显了这一监管体系仍存在漏洞。

当时即有分析人士指出，在一个看似严密的履职、承责的架构体系中，如果一个事件没有确切的最终责任部门和失职责任界定，所谓“大家负责”，就可能变成“无人负责”，充其量是“大家一起承担责任”。

对于这一点，在基层负责食品安全工作的王荣有着切身体会。现在参加食品安全联合行动，各部门都不愿意牵头。因为“权力越大，责任就越大”。

在竹立家看来，“48号文”的合理性体现在：一是有效分权。食品安全责任主要还在地方政府，有权力才能负起责任，“谁的孩子谁来抱”。二是权责一致。归地方政府管理后，一旦出现食品安全问题，板子将直接打在地方官员身上，不会再扯皮。

显然，如果按“48号文”和食品安全法的指导思想，2008年三鹿奶粉事件将会有不同的处理结果。

12年轮回，12年“协调”

对经历过属地化管理的工商和质监部门来说，“48号文”带来的或许是一次不情愿的回归。

北京大学电子政务研究院院长杨凤春曾撰文回忆，上世纪90年代末，中国经济发展的一大问题就是地方保护主义形成的地方贸易保护壁垒，导致假冒伪劣商品猖獗。市场执法监管部门的垂直管理成为必然之选。　

从1999年初开始，工商、质监等部门相继实行了省级以下的“垂直管理”，这被看做是对“地方保护主义”的釜底抽薪之举。

南方周末记者了解到，垂直管理体制以来，工商、质监等执法队伍越来越专业化、规范化，甚至在全省范围内有统一的工作平台，江浙沪还成立了省际间的联动机制。

回归地方后，这些平台命运会如何？地方保护主义会否卷土重来？事实上，垂直管理以来，地方政府对于执法的干预并未止歇，甚至还派生出一个专有名词叫“协调”。

“比如某企业是无照经营，本来就该取缔。结果县领导出来协调，希望罚个一万元了事。”王荣说，以前职能部门领导都是往外推，导致县领导至少要到市一级政府，甚至到省里协调。

一旦回归地方，王荣担心工商、质监等部门也会落入环保部门的窘境——地方政府总以“考虑本地经济发展”为名，要求环保部门对招商引资项目“先上车后买票”。如果职能部门领导扛着不办，则意味着乌纱帽不保。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则指出，与十多年前的地方单一管理不同，现在实行的是“条块结合”的双重管理模式。比如县工商局和质监局领导由县政府选拔任命，但必须由上级的工商和质监部门来批准。此外权责统一后，地方主要领导为了政绩和升迁，也会加强食品安全的监管工作。

怎样管好一个馒头？

在汪玉凯看来，两大系统内部的支持与反对声音本质上还是与个人的切身利益有关。抛开纷繁的利益纠葛和个人得失，在这场备受瞩目的体制改革中，却很少有业内人士会考虑到此次改革的初衷——食品安全监管。

“因为食品安全问题其实并不在管理体制上，问题出在管理机制上。”“保垂派”王荣笃定地认为。这一说法甚至连一些“归地派”人士也深表赞同。

比如上海的染色馒头事件，最终处理的是质监部门的负责人。实际上，馒头在各地监管主体都是不同的，具体到江苏各个市都不一样。按说超市属于流通领域，但超市现场制售馒头又可看做是生产领域。染色馒头属于预包装食品，由质监负责，但馒头一旦包装好出售，工商就难脱干系。

“体制是纵向的，越垂直越好，这样执法部门垂直才能相对独立，监管效果越好。”王荣进一步解释他的观点，“而机制是横向的，不适宜太复杂，不能一个问题多个部门交叉负责。”

此次“48号文”对未来的机制也做了规定，要求省级以下工商、质监行政管理体制调整后，省、市、县人民政府要建立健全食品安全综合协调机制，即建立健全各地食品安全委员会和食品安全办。

另一源自基层的机制改革思路则是把工商质监等部门合并。这是一些“保垂派”和“归地派”都认可的方式。

据悉，深圳早在2009进行的政府机构改革中，即整合工商、质监和物价部门，组建了市场监督管理局。负责食品安全监管的部门，也由之前的卫生、农业、质监、工商、食品药品五个部门改为卫生、农业、市场监管三个部门。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的试点中，甚至将工商、质监、安监等部门合并成市场安全局。

在汪玉凯看来，这些试点从理论到实践效果都很好，合并后更适合当下市场经济发展要求。“‘48号文’把工商、质监划归地方后，客观上给地方上食品安全监管的机制改革创造了条件。”汪玉凯说。

刘瑜：恶之平庸

在网上找到这个人的照片后，我曾仔细端详他的脸：细长鼻子，略带鹰钩，眼睛不大，但是深，棱角分明的下巴，薄嘴唇。脸上挂着一丝微笑，几乎透着善意。这样的人，欧美大街上到处可见。但他又不是普通人，他叫阿道夫·艾克曼，曾经作为纳粹高官参与屠杀犹太人。根据对这个人的审判材料，学者汉娜·阿伦特写过一本书《艾克曼在耶路撒冷》，不过此书的副标题更有名：关于恶之平庸的报告。
　　“恶之平庸”。通过这个词，阿伦特想表达的是：艾克曼——很可能也是绝大多数纳粹分子——并非恶魔或者变态，从他交待的材料及心理医生的诊断来看，这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正常人，几乎可以说是“可怕的正常”。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人，在特殊时代，无动于衷地杀害成千上万人。
　　“是纯粹的不假思索让他成为了当时最大的罪犯之一。”阿伦特写道。“不假思索”的意思是，当上级命令传达下来，下级就去执行。如果有一天有人追究罪责，下级就说：“我只是在执行命令而已。”——多么合理的解释，几乎应该表彰其敬业精神了。
　　最近我常想起“恶之平庸”这个词，原因是近期发生的事情：一个盲人，在一个村子里，被封锁在家，既不允许出来，也不允许别人进去。但凡有人去看望，就被暴力驱赶，以至于有人称，该村已成了中国的探险胜地。
　　这个事情中，最令我好奇的，是那些参与看守盲人和暴力驱赶来访者的底层公务人员或雇佣来的打手。这些人昼夜看守着一个毫无反抗能力的家庭，对前仆后继的“探险者”轻则驱赶，重则殴打。我好奇的是，是什么力量在支撑这些“普普通通的人”如此顽强地守在那里？如果仅是为钱，是什么说服他们，那份看守的报酬比那个盲人的权利更重要？他们有没有其他途径，可以更安心地挣到维持生活的费用？
　　我相信，他们是“普普通通的人”，正如山西黑窑案中，那些每天路过黑窑但从未想到举报的人是“普普通通的人”一样。电影《盲山》里，那些联合起来看守被拐卖女孩的村民是“普普通通的人”；福建三网友案中，给三个网民因言定罪的法官们是“普普通通的人” 我能想象，这些人爱打麻将，爱看《还珠格格》，要是路上碰见个问路的，没准还会热情指道。
　　西谚云：“没有一滴雨会认为自己造成了洪灾。”当一个恶行的链条足够长，长到看不到链条全貌时，每个环节的人都有理由觉得自己很无辜。普通人甲，不过是给犹太人做种族登记的小办事员；乙是奉命把犹太人从家里驱赶到隔离区的警官；丙则是把犹太人赶上火车的乘务员；丁只是维持集中营治安的保安；戊是负责收尸的清洁工凭什么让他们对这些人的死负责呢？他们不过是一个巨大机器上的小螺丝钉而已。但是，让希特勒一个人负责吗？600万人呢，他一天杀一个，也得杀一万多年。
　　斯坦福大学心理学家津巴多曾经做过一个著名的“斯坦福监狱实验”。24名学生随机抽签，一半当“狱卒”，一半当“犯人”。结果在一周的角色扮演过程中，演狱卒的学生越来越残暴，演犯人的则越来越卑怯。短短一星期，哪怕是一个实验的环境，角色感就可以改造人性，这事想想真叫人不寒而栗：现实中，有多少人经年累月地藏身于各种制度化的角色中，而其人性又在角色不断内化的过程中被劫持到了哪一个星球？
　　用角色开脱恶行，便利在于那个角色中的“我”不再是我，而仅仅是“他”：张警官，刘处长，陈法官如果是站在村口的无名小卒则更好，因彻底的匿名，就意味着彻底的责任豁免，所以“我”可以从恶如崩。而所谓人性觉醒，是从自己隐身的集体中抽身出来，恢复成独立、完整并为自己行为负责的个人；是从角色的深井中一点点爬上来，看到雨滴如何汇成洪水。
　　今天仍有无数“不假思索”的梦游者在制度的催眠下游荡。然而，哪有什么抽象的制度？甲乙丙丁戊，你就是制度，舍此，制度只是一张一捅就破的纸而已。在中国农村长期支教的德国人卢安克，说过一句朴素又闪光的话：“文明就是停下来，想一想。”是“停下来，想一想”，还是嵌在制度机器里，继续“不假思索”地转下去，对于所有普普通通的人，这是一个问题。
　　作者为清华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

贾西津：社会组织免挂靠意义何在？
2011年11月25日 20:34 本文来源于财新网

　　 社会组织不用“挂靠”，改变了“政府管理社会”、“人盯人”的高压管理思路，是政府职能转型中的创新
　　【背景】近日，广东省对社会组织规范管理推出新规定，降低社会组织登记门槛，可直接向民政部门申请成立，不再需要挂靠主管单位。
　　根据《关于广东省进一步培育发展和规范管理社会组织的方案》，将重点对行业协会、群众生活、公益慈善类、社会服务类、异地商会、城乡基层社会组织、涉外社会组织、枢纽型社会组织等社会组织降低登记门槛，简化登记程序，突出“宽进”，重在培育。
　　该方案明确，从2012年7月1日起，除特别规定、特殊领域外，将社会组织的业务主管单位改为业务指导单位，社会组织直接向民政部门申请成立，无须业务主管单位前置审批后再向登记管理机关申请登记。
　　根据方案，2015年，广东全省社会组织总量达到5万个以上，平均每万人拥有社会组织5个以上，其中，珠江三角洲地区达到每万人8个以上。大部分社会组织能够承担政府转移、委托、授权的职能，能够提供相应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专职工作人员持证上岗率80%以上。
　　那么，广东省即将实施的管理新规会给社会组织发展带来怎样的变化？这样的改革能给政府管理职能转变带来怎样的启示？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贾西津认为，广东即将进行的社会组织管理体制改革，是政府社会管理层面的创新，有望改变传统社会管理中“人盯人、政府高压”的社会管理模式。
　　在贾西津看来，对社会组织实行“直接向民政部门申请成立”，从技术上将以往社会组织登记“一般性的限制、特殊的放开”原则改为“一般性的放开、特殊性的批准”原则，可以使很多民间组织得以进入合法框架。受益最多的就是那些跨领域以及那些和政府管理职能不一一对应的社会组织。
　　按照既往的双重管理体制，社会组织必须先有业务主管单位，才能到民政部门登记。贾西津认为，这造成很多无法找到业务主管单位的社会组织无法纳入法律规范，政府对社会组织的管理、规范、服务购买等也就做不到了。
　　从2005年起，广东省开始在行业协会领域探索改革双重管理体制，后来在深圳又放宽到公益组织、科技文化等领域。贾西津认为，此次广东全省放宽到行业协会、群众生活、公益慈善类、社会服务类、异地商会类、城乡基层社会组织、涉外社会组织、枢纽型社会组织等是对前期改革的经验推广。
　　贾西津说，从广东这些年的改革探索看，放宽社会组织登记并没有导致大量新的社会组织登记、成立，更没有造成社会混乱，“这就充分说明，现实管理中完全没有必要对社会不信任，政府在社会管理创新方面完全可以积极有所作为。”
　　在贾西津看来，“一业多会”的提出，有利于释放社会组织的竞争空间，可以使那些早先注册但业绩不良者逐步退出。“异地商会登记扩大至县（市）”则打破了以往“不太鼓励联合的管理思路”，使得商会尤其是同乡商会“跨地域开展活动、联合发展、跨地域联盟”成为可能。
　　当然，上述改进还不意味着大部分社会组织就能够完全承担政府转移、委托、授权的职能，能够提供相应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贾西津说，广东省政府从社会组织方式不适应经济组织方式和技术发展手段的宏观视角，来看社会组织登记改革的必要性问题，就不仅仅局限在技术性的管理原则改变，而是从中国社会组织方式变革的宏观视角，来改变传统的“政府管理社会”、“人盯人”的管理思路。
　　“广东很有眼光，接下来，势必还会在‘社会如何来组织’层面做改革探索。”贾西津希望，广东的改革能为全国社会管理体制创新探索出一条新路。
　　（财新记者 杜珂 采写）

两件新鲜事
日用品 @ 2011/11/30
http://www.bullock.cn/blogs/wglxh/archives/156867.aspx



新鲜事甲：

美国公共政策分析与管理学会（APPAM）的会刊叫Journal of Policy Analysis and Management， 这学报有一项非常特殊的“操作”：如果你的论文被选中，在发表之前，需要给编辑部提交一份三到五人的名单，列出你认为会对你的研究感兴趣的政策制定者的姓名和地址，比如某个议员下属的智囊团成员。然后该学报编辑部会把印有你论文的那期学报寄过去，并附上一份信，简要说明你的研究，供决策者参考。

所谓“制定政策要讲科学依据”这口号喊了很多年，我一直不信，既不信中国政府，也不信美国政府。科学依据敌不过利益集团的真金白银香车美女， 除非该科学依据的结论正好符合其利益。任何一项政策，都有人支持也有人反对，研究者做个相关研究，该把结论寄给谁呢？

所以我很怀疑这一举措有没有实际作用，但在学术界，这种操作还是很新奇。

当然，学术研究者的学术成果只能代表个人观点，和所在的机构和大学通常无关，否则这么干就有点儿游说的意思了。



新鲜事乙：

外国高科技人才想来美国工作，需要申请工作签证H1B，除非之前就在美国读书，否则申请该签证很困难。所以美国西部太平洋沿岸的一些高科技公司，尤其是刚刚开始创业的小公司，常常招不够人手。

最近加州三个年轻人想了个点子，在离加州海岸数十海里的公海上租一艘能容纳两千人的大船，然后从发展中国家（主要是中国和印度）招一批技术人才过去，住在船上为西海岸附近的公司打工。因为是公海，不算美国国土，所以不需要办工作签证。招来的这批人，都可以自己申请旅游签证B1，这要比工作签证容易得多，如果时不时要到岸上的公司去开个会碰个头，就用这B1签证通行。

这件事目前还在运作阶段，能不能成很不一定，但这件事本身很有意思。这就好像走私，政府提高关税，就有很多人走私。美国政府提高移民门槛，就有人琢磨着用其它渠道把人运进去

李成：用数据分析中国高层政治
张欢、王大骐




　　“现在中国社会已经越来越缺乏共识，一定程度上讲这是多元社会带来的，但这也让新政策的推进变得很艰难”




　　李成的研究方法是建立庞大的数据库，然后分析其中规律，最终得出结论（姜晓明）


　　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高层政治既神秘，又是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话题。


　　同样的问题对于李成来说，就显得不是那么不可捉摸。尽管他也承认，有不可预测的因素会影响到他研究的准确程度。


　　李成是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研究主任、资深研究员。研究方向为美中关系，以及中国政治和中产阶级。他还是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美国国会中国工作组顾问团队、美国对外关系理事会、“百人会”等机构的重要成员。


　　布拉德？皮特主演的《点球成金》是今年美国热映的一部电影，主要情节是皮特扮演的棒球队总经理利用计算机数据分析，对球队进行了翻天覆地的改造，让奥克兰一家不起眼的小球队能够与纽约扬基队比肩。


　　李成的研究方法和电影里的皮特很有些相似，都是建立庞大的数据库，然后分析其中规律，最终得出结论。只不过，李成研究的主要方向是中国政治高层的人事变动——这常被认为是地球上最没有规律的几个研究课题之一。


　　和外界的想象不同，李成和布鲁金斯学会所有的研究成果都是公开的，他对于中国高层人事动态的英文和中文分析也都能从互联网上下载到——当然，在国内打开这样的网页，有时会显示404页面。


　　华盛顿云集了美国一千多家智库，布鲁金斯学会是其中最负盛名的一家，连续多年被评为全球第一智库。在这所距离国会山和白宫都不远的机构里，云集了全世界最好的一些研究人员，无论是中国的中产阶级还是阿拉伯世界的民众运动，它们都早有涉猎，而它们最著名的研究项目是外交关系、全球经济和美国国家治理。


　　2009年，布鲁金斯学会开展了一场有关“中国愤青”的研讨会，请来了李开复和《纽约客》驻京记者欧逸文等对华研究的资深人士。在时任布鲁金斯学会副总裁兼外交政策研究计划主任（后任美驻墨西哥大使）卡洛斯？帕斯夸尔看来，这些年轻人中的“愤青”往往有反美和狂热民族主义倾向。这些年轻人秉持的政治观点会否对美中关系造成潜在的冲击？当他们在政府或商界占据领导地位时，这些观点是否会影响他们？


　　李成是这次讨论的发起者和主持人，像这样的讨论每天都在进行。我们来到布鲁金斯学会时，公告栏里有不同研讨会的信息，而每位研究员每天都能收到华盛顿各家智库的信息。在全球主要媒体中，几乎每天都有布鲁金斯研究员的时评和分析。当美国成为主宰地球的最重要政治力量时，智库研究员提供的信息将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世界的发展进程。


　　美国学者保罗·迪克逊认为思想库是美国的第四种权力，托马斯？戴伊则把思想库看作美国政治决策过程中一种发挥中心作用的协调机制。一种更形象的说法是把智库比作“旋转门”——智库成员的身份在政要与研究者之间变换。“旋转门”机制使得知识与权力得到了最有效的结合，不但使美国政治保持了活力和有效性，也使智库成为政府培养和储备人才的港湾。


　　以本届奥巴马政府为例，从布鲁金斯学会走出去的政府高官就有十几位：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萨默斯、美国驻联合国特使赖斯、副国务卿斯坦伯格、国安会亚洲主任贝德、白宫预算办公室主任彼得？奥斯杰葛、主管反恐协调的助理国务卿丹尼尔？本杰明、驻北约大使伊沃？达尔德等。


　　在希拉里竞选民主党总统提名时，李成出任了竞选团队里的中国政策顾问。如果当时是希拉里赢得大选，李成很有可能会成为白宫幕僚中的一员。


　　近年来，中国政府亦越来越认识到智库的重要性，除了中国社科院等传统咨询机构外，新的民间智库也开始发力，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前副总理曾培炎领衔的“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这家智库云集了大批前政府高官。


　　对比中美两国智库，李成认为，一家好的智库更应该让研究员通过真正意义上的研究，通过数据、问卷调查、统计分析来说明问题，而不是让明确的政治走向来决定问题。


　　采访后，李成留给摄影师拍照的时间很短，他马上要去隔壁的会议室开会——美国商务部长约翰？布赖森来访了。


　　通过数据来说明问题


　　人物周刊：你主要研究方向之一是中国政治领导人的更替，你的研究工具是什么？怎么能够保证自己收集到足够有用的信息？


　　李成：早期都是凭借中国官方公开的资料，尤其是《人民日报》、新华社。我是从1987年开始建立资料库，积累的东西也在不断更替和升级，现在已有两万个中国精英的资料，包括党、政、军、地方、企业、教育。比如高校系主任以上的都会有。另外还有专题分类比如说海归、清华校友网，金融精英等等。但主要是高层党政干部，比如十三大以来所有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的材料。


　　我有很多助手，我会投入很多精力训练助手。数据输入要花很长时间，如果做得不好，结果都是无效的。现在随着中国的开放，很多资料都是公开的。即使这样，十七大的371个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也会有一两个人资料不全，即便他们的级别都已经非常高了。


　　人物周刊：对于很多中国民众来说，高层政治还是显得很神秘，你通过对公开数据的整理能得出什么结论？


　　李成：有许多趋势是可以总结出来的，可以看出很多新的格局。在1987年，当时还是十三大，我就首先预测了中国技术官僚的崛起。之前的十二大是没有技术官僚的，三十来个省和直辖市的书记和省市长、近三十个正部长，只有一个人是技术官员，就是李鹏，当时他是电力部部长。就是一个人，才2%。5年以后就变成30%。


　　但是看副职数据就可以分析预测了，尤其是省委副书记、常务副省长、第一副部长，他们中较年轻的都很有可能晋升。1980年代，包括1990年代初，西方社会是否认中国有技术官僚的，但从这个角度分析，技术官僚将构成中国第三代和第四代领导层的主体。


　　当时干部的文化结构都是很低的，1978年，大学毕业生在政治局里面只有23％，在县级干部里面是2%，军队将领是4%。后来政治局就几乎是100%，其他也都是90％以上。当然你可以说有些学历不正规，但毕竟还是拿了学历的。这些情况通过大量数字是完全可以反映出来的。


　　另外，还可以很明显地看出地方和学校的渊源，比如清华的毕业生有多少。我在1991年博士论文中就用数据指明了“清华校友”的崛起。1990年，当时很少有人去清华做社会科学研究，我就去研究清华的关系网，所以精确知道他们这些人以后会上升很快。


　　人物周刊：你会把和中国领导人见面作为研究手段么？


　　李成：现任政治局委员当中有将近一半人我都见过，但这方面资源我很少用。有时候是访谈，大多是跟代表团一起见面。如果不是正式的、经过双方同意的访谈，我就绝对不会用于我的写作和评论。


　　虽然有很多机会进行近距离地观察，但我更多的还是通过数据来说明问题。比如现在技术官僚比例开始下降了，从资料库中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来。2002年，技术官僚数量到顶峰，占高层领导的70％还多。但现在已经开始下降了，回到百分之三四十。


　　人物周刊：在你看来，校友网在中国是一个很重要的关系网？


　　李成：也许不一定是最靠谱的，但是很重要的一个关系网。黄埔军校是中国军官的摇篮，国共军队当中很多人都是黄埔军校的，你说能没有渊源吗？没办法，这是每个人跟每个人的关系，太复杂了，要花太多精力，而且有时候复杂到你很难做出结论。但是中国1955年授衔，十大元帅有5个都是黄埔军校出去的，大将比例更高。同学关系太重要了，现在很多人是去读EMBA，就是搞关系去了。


　　资料库是一个很重要的方法，但有很多的东西，比如说家庭背景，在资料库里是看不出来的，这个需要一些外界资料。这些资料当中很多也是错的，一方面是某人并不是高干子弟，却把他说成高干子弟，这种情况有很多；另一方面，很多人其实是高干子弟，但媒体从来没刊登报道过，而且这个比例很高。


　　“研究的独立性很重要”


　　人物周刊：美国一些利益集团或者一些大公司会不会从你这里定制一些研究报告，比如他们想知道中国的某一方面领导人在想什么，或者某些策略走向什么的。


　　李成：我以前做大学教授的时候有，但是到布鲁金斯工作后比较少，本身工作很忙，而且所有的成果都是公开的。我们不做秘密的东西，但我们会给美国领导人做简报。


　　简报没有什么，其实就是咨询，这是经常做的，我们也会给中国领导人做简报。我们所有的研究报告都是公开的，没有什么秘密的部分。


　　人物周刊：布鲁金斯学会是没有秘密报告的？


　　李成：是的。研究的独立性很重要，如果损失你的独立性，价值就大打折扣。不仅我们中国中心没有，其他中心也没有。作为个人，有些研究人员也许会做一些，但这不能代表布鲁金斯。可以离开、请假，比如说你到政府部门去做顾问，就得马上离开布鲁金斯，如果你给竞选总统做选举顾问，不能用布鲁金斯的名义。


　　人物周刊：那你在希拉里团队的时候，也是离开吗？


　　李成：2008年总统选举时，我们布鲁金斯外交研究项目只有一个人离开，就是赖斯，现在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我没有离开，但只能是业余时间。不能占用办公时间，也不能用办公室电话，都是周末、晚上来做的。包括Email、复印东西也是不可以的，这是一个原则，而且更不能对媒体说你是布鲁金斯研究员。


　　有时候会有一些模糊地区，我不想说我们非常神秘或者非常严谨。至少我们总要开会，每年都要签字强调这一点。到选举那一年，经常会收到布鲁金斯管理部门的Email，提醒大家不能够做什么。


　　人物周刊：那在布鲁金斯学会这样的智库做研究员和在大学当教授的区别在哪里？


　　李成：大学是有终身教授的，目的就是要更多保护学术自由。智库大多数时候是没有铁饭碗的。在一定程度上讲，智库更接近于商界或者政界，有自己的一套规范。在最好的智库，研究人员可以在著名大学做学科领头人。很多大学的教授，尤其是政治学经济学方面的，也会跟智库有非常密切的往来，有时候是兼职或者客座。布鲁金斯的研究人员不到100人，但也有100个左右的客座研究员。


　　人物周刊：基辛格先生在回忆录上提到，在制定政策时，经常需要跟“外脑”探讨。如果现在奥巴马总统要制定一项对华政策，你们会给他提供一种解决方案么？


　　李成：是这样的。这也跟总统本身的性格有很大的关系，以及具体什么议题。有些议题是我们布鲁金斯准备的，历史上，在联合国的建立、美国税务系统形成等方面，布鲁金斯是有影响的。


　　有的总统比如小布什总统，可能听智库比较少一点，而有些总统听智库多一点，这个很有意思。在环境能源问题上，布鲁金斯起了很大的作用。伊拉克、阿富汗战争的许多主要研究人员都在我们这里，这方面的影响是很大的。总统自己有主意，总统咨询经常会有，但他是不是采纳也是个问题。


　　比如说我们的中国中心，之前3个总统的亚洲主管都从我们这里出来或离开白宫后就来我们中心工作，这方面当然会有影响，而且他们经常会用我们这里的人，来问一些具体的问题。但是，真正决策中哪个是直接影响的，不能一概而论。


　　软实力的根本还是健康的公民社会


　　人物周刊：中美之间现在一个热门的话题是中国应不应该继续购买美国国债？布鲁金斯有进行这方面的相关研究么？


　　李成：当然有。中国中心只是研究一部分的，我们还有一个东北亚研究中心，以前美国在台协会理事主席卜睿哲负责。在经济上还有全球化研究中心，好几个部门都在研究。


　　这是一个很难的问题，一方面政治上非常敏感，中国的经济购买力强大了，可如果你不买美国的，买哪里的呢？其他地方也有危险，欧洲危险更大。美国的私有企业还是很健康，应该说美国经济中长远是好的，但是美国政府运作有问题。


　　另外，中国正在发生结构性变化。国进民退、房地产泡沫、通货膨胀这些问题非常尖锐。国家这么强、这么多钱，钱该怎么用，应该创造性地看这些问题。中国经济的转型靠内需，只有建立一个更完善的医疗保障系统，使民众觉得有信心，但现在这个问题太大了，你没有信心，造成资金外流。钱多是好事情，但在一定程度上讲，又有危险性。


　　不论是买国债还是买公司，怎么个投资法，我觉得是有待改进的，目前中国许多央企最关心的是这个问题。国家领导人要跟美国搞好关系。每次中国领导人出去，都是大宗采购，其实购买东西不是给人家好处，是大家双赢。中国也有利益啊，但每次中国民众特别失望，怎么买了这么多东西，西方还骂我们这个骂我们那个，所以整个事情都给讲错了，使领导人处于一个很尴尬的位置。


　　中国也需要波音飞机，也需要空中客车，好像这种投资像是钱扔掉了一样，这不是扔掉的。美国政治不是靠你控制行政部门就可以的，美国地方不满意，美国国会不满意，美国媒体不满意，而且美国政治非常多元化。我觉得如果是出于政治目的来美国投资的话，这是很危险的事情。


　　人物周刊：你认为中国领导人能听到类似你这种批评性建议么？


　　李成：这里有一个制度问题，美国有两党制，中国因为没有一个牵制，所以主流智库往往是说好话，说喜欢听的话。在一定程度上讲是制度限制了，但并不绝对。


　　人物周刊：对于明年召开的十八大，你现在会做什么样的研究分析？


　　李成：现在只是大的一些比较和模块分析，但实际上，在常委会和政治局委员的构成等方面，我们只能知道一个大概，只能知道一些候选人，最终还是取决于明年的北戴河会议，以及北戴河会议结束后、十八大召开之前政治局常委会或政治局的最后一次讨论。


　　做了二十多年的观察，我当然知道中共作为一个执政党其强项和弱点在哪里。有很多办法今天是对的，但到明天就成为了一个问题了。比如说退休年龄制度，这是合理的，是中国的一个特色，也能够保证公正，但问题是一些地方官员五十多岁就要退下来，这是正当年华的时候，如果继任者能做好还可以，如果做不好呢？所以我觉得这个模式最终也是要改变的，应该更多地通过选举的机制。


　　地方官员五十几岁就要下来，这就造成了59岁现象。关于选举，中国有很多人怕，有误解和畏惧心理。你可以做渐进的嘛，我完全同意渐进，完全同意党内民主。


　　人物周刊：你还是想通过公开的数据和学术框架来进行研究？


　　李成：对，不然要犯判断错误。首先你不要太听信谣言、传言，最后使自己难堪，很多传言最后证明是假的。比如某位领导人去世的谣言，很明显是假的：第一，有常委在海外出访，第二，去世要马上公布的。他的外甥还在外面吃饭，儿子还在作报告，我们看了相关信息，你就知道这是假的。


　　人物周刊：可现实情况是，中国政治存在很多不确定性因素，这会对你的研究造成什么样的干扰？


　　李成：我在写十七大预测分析文章的时候，已经有人告诉我关于接班人的内部信息，尽管当时觉得这个信息有一定的可信性，但我还是不愿意修改我的分析，因为我更注重研究的结果。


　　人物周刊：如果以一个美国智库专家的角度看，你觉得中国社会当下最大的矛盾是什么？


　　李成：从历史角度来讲，中国是在崛起，但这个过程不会是直线的，有曲折变化。中国有很多强项，但也有很多弱项，包括政治制度的问题、人口结构问题、资源缺乏、环境污染等等，所以中国需要找到新的平衡点。


　　中国政府现在更多讲的是软实力，这很重要，中国的软实力也在上升，但是软实力的根本还是健康的公民社会，所以中国目前遇到了很多不同的声音，而且占主导地位的是不主张民主的和改革的，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当然，整个世界没一个地方没有问题。美国、日本、印度、欧盟都存在问题，但问题是现在中国社会已经越来越缺乏共识，一定程度上讲这是多元社会带来的，但这也让新政策的推进变得很艰难。


　　在一定程度上讲，某些危机不一定是坏事情，如果不是以很多人的利益损失为代价的，这样的危机我觉得可以使社会重新认识自身。每个国家的制度，不管有多大成绩，都有潜在的问题，最关键的是，中国未来的辉煌最终必然要寻求政治上的突破。

来源: 南方人物周刊 | 来源日期：2011年12月2日 | 责任编辑：黄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