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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出了个双轨制
2011年12月02日 经济观察报

　　岑科

　　上世纪八十年代可谓中国改革的黄金时期，各项改革全面启动，重点之一就是价格改革。它集中体现了民间自发力量、学界知识探索和高层政治决策的互动以及对改革的影响。从中可以看到，改革的顺利推进需要一些条件。第一，尊重民间自发创造，敢于否定当下意识形态和法律陈规。第二，相信知识的力量，以成熟理论去分析社会出现的问题。第三，考虑现实复杂性，在实施改革时注意策略和步调。价格双轨制改革过程中的成功与失败，从正反两方面说明了这些道理。

　　缘起

　　当代中国改革是从1978年前后农村包产到户开始的。所谓包产到户，无非是在农业生产中从集体公社变为个体单干，“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自己的”。最初是民间自发的行动。小岗村农民冒死分包田地的故事现在已为人熟知，而当年是违法的。那时明确反对包产到户的既包括某些中央高层领导，也有很多省部级官员和普通干部。他们认为中国农民单干了几千年，一直挨饿受穷，没必要再折腾；更何况集体公有制涉及社会主义道路的根本，不能轻易动摇。

　　从1978年基层自发包产到户到1982年中央承认其合法性——官方不久后称之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中间经历了繁复的理念斗争。有个故事反映出这种斗争何等激烈。1979年前后，万里在安徽主政推行包产到户，与一位中央前去调研的干部发生争论。这位干部说：“包干到户……没有统一经营，不符合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性质，不宜普遍推广。”万里说：“包干到户，是群众要求。群众不过是为了吃饱肚子。有什么不符合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行？”“它离开了社会主义方向，不是走共同富裕道路。”“社会主义和人民群众，你要什么？”“我要社会主义！”“我要群众！”

　　无论观点如何，这项政策的实行给中国带来了天翻地覆的变化。1978年到1984年，全国粮食总产量增长10254万吨，达到40731万吨，增幅为33.6%，这6年增产的粮食相当于1957年到1978年21年增产的粮食。1984年全国棉花总产量也相当于1978年的2.89倍。过去几十年一直困扰中国人的“吃饭难”问题就这样解决了。

　　伴随包产到户的出现，城市和工商业领域也发生两个重要变化。首先，乡镇企业与城市个体户逐渐兴起。包产到户实施后，农村形势大大改变。有人这么描述，“原来靠打钟上班，农民还慢腾腾地不愿意去，现在天黑了他还不愿意从地里回来。”由于劳动生产率提高，农民与村集体富裕起来，有了结余资金，农村劳动力也越来越显得过剩。政府考虑到就业问题和社会稳定，于1979年颁布《关于发展社队企业若干问题的规定》，为乡镇企业发展扫清了政策障碍。城市中也因为大量返城知青难以就业，政府制订政策允许私人从事工商活动，“个体户”应运而生。

　　其次，政府对国有企业放权让利。早在1978年，四川主政领导就支持试验扩大企业自主权，经过一段时间运行和观察，成效显著。于是在1979年，国务院制订《关于扩大国营工业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的若干规定》等文件向全国推广企业改革试点。核心内容有两条：一是允许企业完成国家计划任务之余，生产销售计划外产品；二是企业盈利后，除了上交国家可以留一部分归自己。这有点像对农村改革的模仿。结果是，实施试点的企业产量、产值、上缴利润增长幅度都得到提升，改革范围不断扩大。

　　就这样，原先严密僵化的公有制计划经济出现了缝隙和松动。但在两个问题上，政府抱着不同的态度。“放权让利”带有很大主动性，目的是在公有制条件下提高企业积极性，完善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机制。而对乡镇企业和个体户，政府视为解决冗余人员就业的一种渠道，任其自生自灭，甚至保持警惕和防范。

　　乱象

　　无论如何，上述变化意味着与过去不同的权益划分和激励机制，引起一系列连锁反应。简而言之，当企业与个人被允许运用自己的资源与能力，在管制放松和产权更清晰的条件下追求自我利益，原先计划经济中被掩盖的资源配置问题就暴露出来，表现在各个方面。

　　第一，企业待遇不公。“放权让利”要求核算企业的收入、成本和利润，而长期僵化的计划价格早已偏离合理标准，企业提留利润时苦乐不均，产生很多抱怨。举例说，1978年国营天津印染厂工人的人均积累（利润加税收）是1.82万多元，同属一工业局的天津四新纱厂只有3638元；天津轧钢行业工人的人均利润是8559元，而与之管理水平、技术水平相当的炼钢行业只有412.6元；全国工业设备的成本利润率是25%，农机产品的利润率只有9%……这样悬殊的利润，使工人待遇出现差距，这种差距是国家对各种产品定价造成的。

　　第二，产业结构失衡。受利润考核影响，定价高的产品有企业积极生产，定价低的产品则没人生产，导致过剩与短缺并存。总体而言，加工工业的利润率远远高于能源、原材料工业。数据显示：1979年，绝大部分能源、原材料行业的资金利润率都不超过5%，而加工工业的利润率都在38%以上，其中手表行业利润率高达61.1%，煤炭几乎全行业亏损。这背后的原因就是定价不合理。结果是，加工业产品相对过剩，原材料产品供给严重不足。当时前者被称为“长线”，后者被称为“短线”，如何“取长补短”成为政府长期头疼也无法解决的问题。

　　第三，经济秩序混乱。企业自主权扩大后，可以生产销售计划外产品；乡镇企业和个体户出现，催生了大量自由交易；计划经济体系因此遭到冲击。由于乡镇企业不受计划控制，可以根据市场需求自定生产，但它没有能源、原材料，只能通过高价甚至贿赂从国有企业获得，出现了所谓“争原料”、“以小挤大”等问题。而在国有体系中，企业也奉行“利大大干，利小小干，无利不干”的原则。上游企业会把稀缺原材料拿到黑市上销售，尽量减少和不履行计划指标，下游企业则会虚报对投入品的计划需求，甚至把稀缺物资指标用于倒卖。这样一来，就形成了计划与实际不符、计划与计划脱节、计划与交易冲突的混乱局面。

　　第四，财政补贴紧张。在原有计划经济体系中，政府承担着几类价格补贴。首先是国有企业——譬如原材料生产企业，产品定价过低；外贸出口企业，为换取外汇必须亏损；产品滞销的企业，收入无法兑现。它们生产得越多，政府补贴越多。其次是农产品和农副产品，政府从农民手中收购，按计划价格出售给城市居民，也必须承担补贴。1979年之后，由于农产品产量剧增，工业规模也在扩大，政府在这些方面支付的补贴越来越多，日渐难以为继。

　　所有这些问题和乱象，都指向一个根源：价格不合理。政府也意识到这一点，从1979年到1984年间多次调整农产品和重要工业品的价格，并于1981年成立国务院价格研究中心，由资深经济学家薛暮桥牵头调集优秀专家，试图用计算机程序和投入产出理论计算出一套全面合理的价格体系。但这种努力没有成功。直到1985年5月价格研究中心并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合理的价格”依然没有计算出来。

　　理论

　　正在这样的背景下，价格双轨制理论产生了。

　　现在回过头看，价格双轨制理论是一个大胆、超前的构想。1984年的时候“市场经济”还不容于官方话语体系，连私营企业能否存在都是个问题；个体工商户是合法的，但雇用工人有剥削的嫌疑。在这样的背景下，理论研究者们提出，价格问题根源是价格制度不合理——在政府定价前提下，无论价格怎么调整，都必然与瞬息万变的市场状况发生矛盾。改革方向应该是放弃政府定价，转向市场定价。改革的办法是实行以“放”为主的价格双轨制，即：先将计划额度固定下来不再扩大，全部放开计划外产品的价格控制（即承认计划外产品交易价格的合法性），然后逐步减少计划内商品牌价交易范围，直到建立完全的市场价格体制。

　　这些观点今天看起来不足为奇，但在当时却具有颠覆性。由于长期实行计划经济，加上严密的知识封锁和意识形态禁锢，很少有经济学家想到用市场定价取代政府定价（即使想到也不一定敢说），大部分人着眼于计划价格如何调整。正因为如此，价格双轨制理论中包含着先进和彻底的成分，它是以现代主流经济学为理论基础、以市场经济为目标模式构建出来的体制转轨方式。其中，放开市场增量、缩减计划存量的思路在西方经济学中没有先例，应该说是一个创见。

　　此后数年间，中国经济改革在价格改革的带动下向纵深推进，“双轨制”成为许多领域的改革途径。当然，改革过程并没有完全按理论和建议的构想展开，但从中可以看到理论与实践互动的重要关系。一方面，理论应该参照已有先进成果，力求彻底清晰，否则它将无法指引实践；另一方面，理论转化为政策时必须适当妥协，并在实践中不断修正，否则它就是一纸空文，甚至产生危险。

　　实践

　　1984年10月十二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价格改革的步伐明显加快。尽管此后中国经济学界开始关注宏观调控问题，也发生了价格改革与企业改革何者为重的争论，甚至设计过总体改革配套方案，但真正付诸实施和对经济产生重大影响的还是价格改革。

　　1985年1月，经国务院批准，国家物价局、物资局发布《关于放开工业品生产资料超产自销产品价格的通知》，取消了企业完成国家计划后生产资料产品销售不得高于国家牌价20%的限制。从此，计划外生产资料的自由交易取得合法地位。当年，政府还放开了绝大部分农副产品的购销价格，取消了粮油的统购价格，实行合同定购制度。1986年，放开了名牌自行车、电冰箱、洗衣机等7种耐用消费品的价格。1988年，又放开了13种名烟和13种名酒的价格。总的来说，改革是按照“以放为主”的思路不断减少价格控制。

　　结果，过去不合理的价格得到矫正。例如1986年与1978年相比，采掘工业产品价格上升了55%，原材料工业产品价格上升45%，加工业产品价格只上升了13%。价格变动影响到企业的产量和效率。譬如1984年到1987年，全国33家重点钢铁企业靠计划外销售获得收入124.6亿元；全国增产1000多万吨钢，相当于过去十几年的增产量。更重要的是，乡镇企业能够通过计划外市场合法买到生产资料，进一步快速成长。1985年至1988年，全国乡镇企业数量从1200多万上升到1800万左右。这意味着资源配置向生产效率更高、产品更适销对路的企业倾斜，带动了社会财富创造。因此无论看统计数字还是生活状况，1985年到1988年间，确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较快、人民得益较多的时期。

　　但让人始料未及的是，计划外物资的交易合法化衍生出“官倒”现象，并使原有计划生产体系受到严重冲击。由于计划价格与市场价格之间存在巨大差距，一些有政府背景的人通过权力获得计划资源，拿到市场上出售获取暴利，成为让群众强烈不满的“官倒”。1988年，普通钢材的计划价格是每吨700元，市场价格是1800元。这种情况下，生产企业不愿按计划合同供货，即使签了合同也以各种借口不履行，而是尽可能将产品拿到市场上销售。下游企业则必须支付额外的补偿才能得到计划供货。这样，政府计划的执行变得非常困难。

　　1988年前后，价格双轨制成为各方集中抱怨的一个目标。当年3月召开的全国人大会议上，代表们对此反应强烈，促使高层领导人决定“价格闯关”，尽快把价格双轨变成单轨。显然，这时候全面恢复计划价格已经不可能，只能进一步放开价格。4月5日，国务院发出通知，放开猪肉、鲜蛋、食糖、大路菜4种副食品价格，居民的价格补贴由“暗补”（补贴给商业经营企业）变为“明补”（直接补贴给职工）。5月之后，彩色电视机价格实行浮动。7月，国务院决定从当月28日起，放开名烟名酒价格。

　　这些政策的推出，导致物价迅速上涨。本来，计划条件下长期存在商品短缺和定量供应，经济中有隐性通货膨胀，价格管制解除后物价水平上涨，这是很难避免的现象。从1985年到1987年，全国物价增长分别达到9.3%、6.5%、7.3%。但在1988年，这一状况变得特别严重。一是因为当时宏观经济政策偏于宽松，货币增长过快；二是“价格闯关”的提法和媒体报道强化了民众的通货膨胀预期，产生了恐慌心理。这样的情况下，有些经济学家（如吴敬琏、刘国光等）建议价格放开应该缓行；但也有人认为，通货膨胀没那么可怕，价格改革“长痛不如短痛”。中央领导采纳了后一种意见。

　　1988年8月，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关于价格、工资改革的初步方案》，计划用5年时间完成价格改革，预计物价总计上升70%-90%，工资上升90%-100%；并提到军队和警察要做好准备，防止价格改革中可能发生的意外情况。这条新闻公布后震动全国，一场抢购风潮席卷各地，物价如脱缰的野马面临失控。猪肉价格上涨 50%-60%，蔬菜价格上涨31.7%,　18寸彩电价格从1330元涨到1900元，一些名烟名酒的价格上涨了10倍以上。在社会稳定受到严重威胁的情况下，8月30日，国务院发布通知，暂停价格改革方案，不再出台调价措施，并将工作重点转向治理环境、整顿秩序。“价格闯关”宣告失败。

　　现在回过头看，“价格闯关”有冒进之嫌，实施时机不成熟，有一些策略上的失误。但总的来说，改革方向是正确的。正如前面所说，在1985年到1988年政府有意识地放弃价格管制期间，正是民营经济发展较快、人民生活大大改善的时期。经济学家们也形成共识：要建立市场经济，就必须放弃计划价格。因此，在1992年政府确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总目标后，价格改革再次大步推进。由于1989年至1991年的“治理整顿”，经济陷入停滞，产能趋于过剩，物价普遍低迷，价格放开很快取得成功。这是一个歪打正着的结果，但也说明了改革时机的重要性。

　　1992年是价格自由化步子迈得最大的一年，生产资料价格几乎全部放开。特别在1992年底，全国844个县（市）放开粮食价格，是一个标志性事件。到1993年，除了电力、通讯、石油等少数实行政府定价的产品，绝大部分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价格放开由市场调节，完成了从双轨价格向单一市场价格体制的过渡。这时候，按交易额计算，93.8%的零售商品价格、87.5%的农产品收购价格和81.1%的生产资料出厂价格都已经放开。至此，中国产品市场的价格自由化基本完成，为进一步市场化改革开辟了重要道路。

　　启示

　　中国1992年确立市场经济改革目标，90年代中后期实施国有企业产权改革，本世纪初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大大推动了经济的市场化进程。然而直到今天，世界上还有很多国家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究竟中国社会与市场经济有无差异？如何走向真正的市场经济？这正是价格双轨制理论和改革能给人们最有价值的启示。

　　首先应该看到，中国经济仍处于双轨制状态中。在产品市场之外，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市场——包括土地、资金、劳动力市场，受计划力量支配，形成计划与市场对立并存的局面。土地方面，征用环节以政府强制手段为主，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出让环节有时靠划拨，有时用协议，有时是拍卖。资金方面，银行利率由国家统一规定，信贷安排也受政府干预；反观“地下金融”，代表着民间借贷者自由交易的结果。劳动力方面，在政府和国有企业工作的人端着“铁饭碗”，官员能上不能下，福利待遇自成体系；广大普通企业劳动者的待遇只能通过市场调节。这就是经济中遗留的双轨制。

　　正如多年前自发的价格双轨制产生了一系列乱象，现在的生产要素双轨制也造成很多问题。土地使用中，被征地农民的补偿与土地市场价格差距过大，拆迁冲突不断；非市场途径获得土地利益丰厚，审批与划拨过程腐败丛生。金融运作时，监管机构制定的利率不适应市场变化，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加剧宏观经济波动；国有金融与民间金融的利率差距，导致竞争不公、转贷套利等问题。劳动者状况不同，表面看是作为公共服务提供者的政府人员报酬过高，实际上意味着公民权利不平等；政府部门权力过大，“铁饭碗”、高福利催生了公务员热，通过市场创造价值的人失去了积极性。所有这些不仅对经济发展造成损害，也影响到社会的安定和谐。

　　要想解决问题，持续发展，必须参照历史经验，尊重民间创造，按照成熟市场经济模式的要求，完成双轨制向市场体制的过渡。现在回过头看，价格双轨制理论对中国改革最大的贡献，其实是把民间自发形成的计划外交易合法化，使民营经济（乡镇企业）能够顺利发展，为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埋下了伏笔。如果没有意识形态障碍，这会是一个完全自发的过程。但在民间交易被冠以“黑市”、“违规”、“扰乱经济秩序”等恶名的情况下，理论指引和政策正名显得至关重要。价格双轨制改革的过程符合三个条件：一是顺应民众需要；二是理论推导证明；三是高层领导支持，最终取得了成功。

　　事实上，在今天的体制冲突和社会摩擦中，也蕴含着解决问题的出路和改革方向。譬如房地产市场上出现的“小产权房”，就是农民为了落实自我权益而创造的土地产权交易方式；民间存在的高利贷、互助会等“地下金融”，也是由于国有金融机构缺陷而产生的补救措施；在社会治理、公共服务方面，亦有大量的NGO组织和志愿者群体涌现。这时，中国社会又面临着与1980年代价格双轨制改革相似的问题：对这些不符合当前意识形态和政策法规的现象，是列为“非法”予以禁止、打击，还是顺应需要，改变不合理的政策法规，推动确立有利于经济自由与社会发展的新规则。

　　现代主流经济学与世界两百多年的历史经验表明：个人产权、交易自由、有限政府是建立市场经济的必由之路。中国的现代化变革也必须朝这些方向迈进。但如何从一个封闭集权的计划经济转向自由平等的市场经济，确实是一个世界性难题。从这个意义上说，“双轨制”理论的构建还没有结束，应该延续到当前的生产要素市场化和未来的政治体制改革中。然而，任何社会制度变革成功都不是按部就班得来的。在获得政治支持的前提下，除了变革目标明确，过渡方案周全，还需要权变妥协的精神，甚至离不开运气的影响。从这个角度看，上世纪80年代走过的价格双轨制改革，可能是未来中国改革最重要的经验模板。

　　（文中部分数据引用自杨继绳、吴晓波(微博)先生著作，特此鸣谢）

人类为什么会犯错误

张维迎

我这几年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人类为什么会犯错误，甚至是灾难性的错误？我得出的一个基本结论是，人类犯错误有两个基本原因，第一个原因是由于我们的无知，第二个原因是因为我们的无耻。当然，从佛教的观点看，无耻本质上也是无知的表现，不知道自己的根本利益所在。

好心干坏事就是由于无知，不知道我们采取某种行动的后果是什么而犯的错误。父母出于爱而干涉儿女的婚姻导致的爱情悲剧就是一个例子。也有大量的是坏心干坏事，为了个人的私利损害他人，就是由无耻导致的错误，比如秦始皇的焚书坑儒。

当然，现实中，大量的错误是无知与无耻结合的产物。文化大革命就是多数人的无知和少数人的无耻共同造成的。少数人为了权力斗争发动了这场运动，多数人由于无知而积极参与，等明白过来悔之晚也，结果造成了一场毁灭人性、毁灭文化的历史大悲剧。而且我想提醒大家的是，人类历史上多数人的无知和少数人的无耻导致的灾难是非常多的，代价也是巨大的。

比如义和团运动，拳民们以为修炼100天、念念咒语就可以刀枪不入，这是无知。对慈禧太后和刚毅、惇亲王载濂、端郡王载漪、辅国公载澜、庄亲王载勋这些满清统治者来讲，既有无知的一面，更有无耻的一面。他们想利用义和团的运动进行宫廷权力斗争，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这是无耻。清廷中也有很多人将义和团当成升官发财的好机会，也是无耻。结果是生灵涂炭，民族危亡。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袁世凯等人搞“东南互保”，是因为他们比慈禧太后等人更明白一点，从而使整个东南中国避免了义和拳运动的影响和外国的入侵。

再比如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发起大跃进，全民炼钢铁，吃大锅饭，可以说是无知的表现，但是大跃进当中，那么多的浮夸、虚报：亩产一万斤、十万斤等等，就不仅仅是无知，而是无耻了。为了个人保官位而虚报浮夸，视民众如草芥，即使看起来是无奈，实际上都是无耻的表现。

人类历史上由于无知导致的最大灾难是什么呢？就是在占世界人口三分之一多的国家中自上而下强制实行的一种制度，这种制度我们叫它“计划经济”。

我们现在很难想象，为什么当时那么多聪明的学者，那么多高智商的政治家、政府官员，居然能够相信中央集权的计划机关能够告诉全社会应该生产什么，怎么样生产，为谁生产，定多少价格。但那时，这些人对这个制度深信不疑。仔细想一下，搞计划经济不仅是无知，而且是无知到不知自己无知。老子告诫我们：不知知，病也。明明自己不知道，还以为自己知道，由此导致巨大的经济和社会灾难，真是可悲至极！

特别想提醒一点，当时搞计划经济的理论依据，不仅仅是来自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也来自西方的主流经济学家。兰格就是用新古典经济学模式论证计划经济是可行的。他把新古典经济学为证明市场的有效性而做出的假设当做现实本身，宣称计划可以模拟出竞争市场体制，可以像市场一样有效地配置资源。结果，兰格被认为是有关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可行性大论战的胜利者，受到主流经济学家的推崇，而米塞斯和哈耶克等反对计划经济的学者则成为人们讥讽的对象。

我们仔细想一想，真的太可笑了。计划机关要收集好多的信息，这怎么可能？更不用说，经济是一个动态过程，在没有市场和企业家的情况下，所设想的信息根本就不存在。想一下，在iPad没生产出来的时候，怎么统计对它的需求呢？现在做的好多事情，我们真的不明白我们在做什么。主流经济学家也根本没有搞明白市场究竟是怎么运行的，但他们以为自己明白。

这个例子也告诉我们，怎么样正确对待科学？科学总的目标是减少人类的无知，但是科学的进步有时候也会增加我们的无知。比如说，一直到19世纪早期的时候，欧洲的医生、植物学家仍然号召各国砍树，目的是改善公共卫生。为什么呢？根据科学家的研究，好多传染疾病是由于苍蝇、蚊子传染的，把树砍了以后，苍蝇、蚊子没地方呆了，疾病就可以减少了。这是科学家提的建议。幸运的是，人们很快发现，这样做导致的是生态灾难。

看一下我们现在，这个问题更为严重。那么多的社会“工程”，这个工程那个工程，甚至有什么“国家创新工程”，“培养1000个乔布斯工程”。我们以为科学的创造、自主知识技术的开发、企业家的成长，可以像工程师设计大楼一样设计出来，用工程师的思维考虑社会问题本身就是无知的表现。

回顾一下我自己对价格改革的认识。在1983年下半年开始准备硕士论文，研究价格改革的时候，我惊讶地发现，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和政府官员都认为正确的价格是可以计算出来的，所谓价格改革就是政府怎么调价。分歧在什么地方呢？分歧在是应该按照劳动价值定价，还是按照生产价格定价，或者按“均衡价格”定价？还有就是“大调”一步到位还是“小调”分步逐步到位？但很少有人怀疑价格本身不能由政府计算。

政府高层决策者也深信这一点，所以在1981年成立了国务院价格中心，找了50多位经济学家和价格专家，买了大型计算机，收集了全国的投入产出数据，编制出投入产出表。这确实有一点不可思议，但是当时大家很虔诚，相信肯定能计算出来。中央领导等着，什么时候理论价格计算出来了，我们就可以调整价格了。当然大家知道这个正确的价格一直计算不出来，或者即使计算出来了也没人敢相信它。这是我当时了解到的情况。

我从一开始就对政府计算价格的能力有怀疑。对我来讲，价格怎么能计算出来呢？我花大量的时间思考这个问题：究竟一个正确的价格怎么样形成？我的基本结论是，只要是政府制定的价格就不可能是真正的价格，价格只能在交易市场中形成。我当时用了一个比喻，政府定的价格，类似用不胀钢做的一个温度计，即使初始确定的温度指数是合适的，但之后外边的温度怎么样变化，温度计本身不反应，已经没有意义了。

所以，中国的价格改革，无论大调还是小调都不能解决问题，绝不应该把“宝”押在价格调整上。我当时提出一个思路，唯一的办法就是“放”。怎么放价格呢？就是通过双轨制逐步放开。

双轨制的思路其实很简单。按当时形成的历史，将计划指标固定下来，不再扩大，按照官价交易，计划外的价格全部放开，这就形成同一产品的双轨价格。接下来的工作就是用各种各样的措施（包括先调后放），怎么样使得计划内的逐步消失，最后都变成完全的市场价格，那是技术性的问题。

为什么不能把价格一下子都放开？原因有两个：一是因为我们无知，二是要照顾既得利益。市场定价就是企业定价，但当时的国有企业已经习惯于政府定价，一次放开震动太大，会使企业无所适从。用我当时的话说，“放活市场，企业要由生产型转变为生产经营型，这就类似要让一个从来没有离开过父母的孩子独立生活，总得有个适应过程。”另一方面，牌价供应的原材料和生活资料本身就是企业和城市居民的既得利益，改革要尊重既得利益，双轨制就是在尊重既得利益的前提下逐步走向市场经济。

这就是《以价格体制的改革为中心带动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一文的基本内容。这篇文章完成于1984年4月21日，大概比莫干山会议早4个多月，刊印在1984年6月国务院经济技术中心能源组的内部刊物《专家建议》第三期，是我入选莫干山会议的论文。莫干山会议之前，我已有了第二稿，发表在《内蒙古经济研究》1984年第四期，那是个公开的刊物。

我讲这个故事的意思是说，如果我们认识到人类本身的好多无知，解决体制问题的办法就可能有不同的思路。如果我们以为我们自己知道得很多，以为我们非常的聪明，我们实际上在花大量的时间，浪费在那些对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没有答案的方面。就价格改革来说，如果我们以为我们知道什么是合理的价格，我们要做的就是怎么调整价格，走进死胡同。如果我们承认不知道什么是合理的价格，思路就自然转到了如何放开价格上来，才会有双轨制的改革思路。

今天也是类似的问题。比如，根据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理论，好多人认为我们对货币、就业、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知道得很清楚，我们知道什么时候应该降低利率，什么时候提高利率。是那样吗？过去几年的历史，证明不仅是中国，全世界各国的经济学家和政府对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是很无知的。

无知的情况下最好的政策是什么？以不变应万变，不要那么瞎折腾，一会儿看着经济有问题了，大量放水，一会儿看着通货膨胀来了，猛抽信贷。不承认无知使我们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再看产业政策。好多的政府部门仍然相信，政府可以知道未来什么是核心产业、主导产业，我们应该怎么样发展。从历史来看，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犯了太多的错误。其实我们根本不知道，究竟什么是未来的核心的主导的产业，什么是未来技术发展的方向，这些工作只能交给企业家去探索。宁波市出钱培养一千个乔布斯，更表现出我们太无知，却以为自己知道。回到老子的话，我们有病。

其实，政府的产业政策经常变成无知者与无耻者合谋攫取公共资源的寻租手段。某些个人或企业出于自身利益忽悠政府，负责分配资源的政府官员搞不明白，几千万甚至几亿的资金就拨下去了。还有一种情况是，起先由于政府部门的无知投错方向投错了人，但为了掩盖自己的决策错误又继续追加投资，从无知走向无耻，错上加错。几年前暴露的上海交通大学某教授的自主知识芯片开发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样的例子应该不在少数。

为什么要市场经济呢？其实很简单，只有市场经济才可以避免由于多数人的无知和少数人的无耻相结合导致的人类灾难。市场经济是分散决策，资源也分散在众多的所有者手里，即使少数当权者出于自身的利益想搞大运动，他们也动员不了那么多资源。如果当年搞市场经济而不是计划经济，可能有大跃进吗？可能死那么多人吗？市场经济下有贫富差距，地震可以死人，龙卷风可以死人，但是在市场经济情况下，不会因为粮食短缺而饿死人。

市场经济其实也减少好多的无知。在市场当中，正确的知识、对未来判断的准确程度决定利润的大小，决定成败，这就给企业家一个动力，怎么样减少自己的无知。市场是企业家不断地发现、创造、加工信息的过程。这些信息在没有企业家的计划经济下是不存在的。

市场经济也使我们的自利行为不变成伤害他人的无耻行为。市场就是好坏别人说了算，而不是自己说了算。在竞争的市场当中，你要谋求自己的利益，首先要给别人创造价值，给消费者创造价值，给客户创造价值。市场竞争就是为消费者创造价值的竞争。而在计划经济下，谋取个人利益的最好手段是损害他人，攫取别人的劳动成果，占别人的便宜。

这就是我们需要市场经济的原因。如果说当年搞计划经济是因为无知，现在再搞计划经济就是无耻了。

我怎么保证我以上所说的不是由于自己的无知甚至无耻才这么讲的呢？解决这个问题唯一的办法，就是思想自由，学术竞争。

任何一种思想，无论是哲学的还是宗教的，无论创始人多么伟大，无论在创造时多么正确，一旦变成取得垄断地位，就会变成无知的助推器，无耻的保护神，就会滋生无知和无耻给人类带来的灾难。

所以我们的希望在于我们未来的学术环境，如果我们能够有学术自由，如果我们允许思想竞争，我们就会少一点无知，少一点无耻，少一点灾难。

（作者为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北京大学校长助理）

重新看待中美关系
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 茅于轼


在中国，有不少人想打倒美国，把美国看成是我们的头号敌人（也许中国政府的一些官员也有类似的想法）。这个想法从何而来？值得我们回顾一下。

自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的100年，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中国不断被帝国主义侵犯，包括日本、俄国、英国、法国、德国、葡萄牙等。其中对华侵犯最凶的首推日本，其次是俄国，再下来是英国、法国、德国。

在满清时代，俄国人在东北的势力最大。后来通过日俄战争，日俄两国在中国的领土上打仗，日本人逐渐占了上风。早在1895年，日本就在《马关条约》中逼迫清政府割让台湾（还承认朝鲜完全独立），进而于1931年出兵占领东三省，建立“满洲国”。其他一些国家虽然没有占领中国的领土，但都在中国设置租界。据统计，到1937年，外国在中国的租界一共有二十多个。上海、天津、青岛、武汉、广州、九江（庐山）都有英、法、德等国的租界。这些国家还在中国有领事裁判权，即外国人在中国犯了法要由外国的领事裁判，中国法院不能审判外国人。


但是美国没有如此大规模地侵犯中国。美国对中国最大的一次侵犯就是1900年的八国联军。那次对华入侵美国不是主犯，只能算是从犯。1901年，中国因义和团事变而和八国联军签订的《辛丑条约》要求清政府赔款4.5亿两白银。其中德国和俄国共占总额之半。1909年美国决定退回赔款，用于中国学生赴美留学和兴建协和医院等之用。这些事业对中国的现代化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从1937年开始的抗日战争，国民党正面抵抗，共产党侧面配合，但抵御不了日军的入侵。到1941年，现在京广线以东的繁华富裕地区几乎全被日军占领。国民党退守四川、贵州、云南、甘肃。

幸亏1941年日军偷袭珍珠港，爆发了太平洋战争，美国对日宣战，成为中国的同盟军。一方面，美军供给国民党抗战用的大量物资，又以国民党的大后方为基地展开对日轰炸；另一方面，美军在太平洋直接对日展开海战及关岛、塞班岛、中途岛、菲律宾、印尼等地等地的陆战，一直打到日本本土的冲绳岛。美日之间的战争打了四年之久，最后以牺牲12.4万美国军人的代价取得胜利。

那时中国和美国是“一条战壕里的兄弟”。由于美国帮助中国打败了日本，中国得以收复广大的上海、广州、北京等地的沦陷区，还把1931年丢失的东三省收回了。超出人们意料的是，半个世纪以前被割让给日本的台湾也回到中国手中。最重要的是，美国和英国力主中国成为1945年联合国的创始国，更是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中国从1840年受屈辱一百年以来，头一次扬眉吐气，受到世界各国的尊重。不过那时候参与联合国事务的是国民党政府。所以我们不大提起这件事。我们强调的是1949年全国解放，“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其实1945年中国人民已经站起来了。


但是，在五年后的1950年，朝鲜的金日成南侵失败，求救于中国。那时中国大陆已经由共产党执政，毛泽东和斯大林商量决定派志愿军赴朝。由于最初是北朝鲜入侵南朝鲜，成为国际事端。联合国决议组成“联合国军”抵御北朝鲜的入侵，形成中朝联军对抗“联合国军”的战争。美军是联合国联军的主力。实际上变成了中国和美国打仗。这场战争中中国军队打死美军5.4万人，志愿军阵亡人数没有公布。此后美国从友邦变成了敌人，敌我关系转了个180度。这是中国在国际上立场转变的关键之役。

在这之后，中国共产党不断宣传称，“美帝”是中国的头号敌人。在毛泽东时代组织过几十次反美大游行。“打倒美帝”是最响亮的口号。大多数中国人不经思考，也这么看。到底两国有什么利害冲突，并没有好好想过。

中美两国之间没有领土或主权之争，没有直接的利害冲突，在历史上没有结怨（除了朝鲜战争），相反倒有许多利益共同点。在投资和贸易方面都有大量相互依存。中美两国人民一直是友好的。中国几十万留学生多半瞄准美国的大学。中国百姓喜欢看美国大片，看NBA的篮球。中西方的文化交流实际上主要是中美之间的交流。既然如此，为什么中美成为互相敌对的国家呢？我认为主要是意识形态不同造成的。

中国信奉共产主义。共产主义认为资本主义一定会消亡，共产党人就是资本主义的掘墓人。全世界的工人阶级的任务就是打倒资本主义，解放全人类。过去宣传说，世界上三分之二的工人阶级兄弟们正在水深火热之中，我们的目标就是要解救他们。美国是资本主义的总代表，是世界上剥削和不平等的祸根。苏美对峙，冷战对抗，其出发点就在此。中国是社会主义阵营的一份子，当然也以美国为敌。以后苏联垮台，但是中国继续以共产主义的面貌出现。现在我们不再说埋葬资本主义，但是坚持我们自己的道路，它不同于资本主义。


中国在国际关系的策略上虽然经过了重大调整，但是立场的改变并不那么容易。中国认为是好朋友的国家多半是集权国家，像朝鲜、津巴布韦、古巴、委内瑞拉，还有过去的利比亚、埃及。中国领导人和这些国家的领导人见面时互相拥抱以示亲热。而对民主国家表面上客客气气，实际上面和心不和。在内政方面总认为资产阶级的和平演变是对政权的主要威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一直是国家的基本政策。

在美国一方，也把共产主义看成洪水猛兽。美国虽然以人权立国，在对付共产主义时却不遗余力，战后的一段时期，曾把有共产主义倾向的人看成危险分子，和现在的恐怖主义分子差不多。在“冷战”时期，美国把苏联和整个共产主义阵营视为敌人。“冷战”结束后，虽然对共产主义不再那么敌视，但是一直保持着警惕。

同样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和美国的关系就完全不同。它们是战略联盟。美国卖武器给台湾，而对中国大陆则禁止出口与国防相关的敏感性技术。可见，中美关系今天呈现的不同情况，是共产党1949年在大陆取得政权后发生的，和二战前的两国历史没有多大关系。回顾这一段变化，可让我们对中美关系的发展有一个更为清醒的认识。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天则经济研究所是中国最有影响力的民间智库之一，其主办的中评网的网址为http://www.china-review.com。）

陕北说书



报界宗师张季鸾



狄马 编撰



【大起板】手弹三弦腿打板，

各位领导都坐攒。

婆姨娃娃们把巧嘴关，

我给你们说一段张季鸾。



陕北有个榆林城，

地灵人杰出才人。

众明公不信往老街上看，

呂二师巷里盛过张季鸾。



说起这张季鸾可不一般，

一支笔赛过十万军。

井岳秀给他牵马认过蹬，

蒋介石见他也要怕三分。



早年拜师在烟霞洞，

四书五经他都学通。

后来留洋到日本，

办了个杂志叫《夏声》。



因为办报有美名，

孙中山建国把他请。

总统秘书他担承，

就职宣言他写成。



袁世凯光脑篡了位，

把他的报馆来查封。

一朝接手《大公报》，

四不方针惊世人。



一骂吴佩孚糊脑松，

二骂汪精卫的官瘾重，

三骂蒋介石只会搞女人。

《大公报》从此出了名。



话说民国25年冬，

张学良把老蒋扣在西安城。

老蒋睡在五间厅，

门外响起些枪炮声。



【战书调】 老蒋一听不对劲，

一拨离爬起奔脱笼。

大炮在背心通通通，

小炮在面前嗡嗡嗡。

子弹在耳边呜呜呜，

手榴弹在脚底下咚咚咚。

树叶子在脸上唰唰唰，

柳条子在身上啪啪啪。

照住一个圪塄往上爬，

一下把老汉蹿在一个石旮旯。



（白）话说蒋介石那夜正睡得马二打马三了，猛听见外边枪炮声直吼了。断得老汉鞋也没穿，裤子也没 换，“噌”的一卦，蹬了一条宋美龄给缝的大半裤子，七踏踏加了一踏踏，八踏踏，就往骊山上大刮。跑在半山上看见一个石旮旯，老汉想，这下藏美了，张学良跟杨虎城两坏孙再也找不见了。这时，你们大家都看，当时是十冬腊月，蒋介石衣裳没穿，冷得筛糠打颤，就好像个巫神老汉。人常说：人不该死有救星，空中来了个安脑人。蒋介石正筛着了，天上飞来一架飞机，撒下来一堆传单。老蒋捡起一看，是《大公报》的头版。写的是《给西安军界的公开信》，作者就是张季鸾。要求释放领袖，停止内战打日本。高兴得老汉一把身上的一个骚秃子捡得撂了，说，这下我的老命有救了！



这就是张季鸾文章报国事一宗，

空投四十万张报纸救总统。

后来抗战一发动，

他苦撑待变立过功。



赞扬抗日的大英雄，

痛骂汉奸通日本。

美国的大学受感动，

颁奖说他是个好报人。



报纸办在防空洞，

炮火底下找新闻。

呕心沥血十五春，

季鸾先生病缠身。



【哭板】 文曲星下凡要归宫，

蒋介石哭成个泪人人。

你上天堂成了神，

撂下我老蒋叫谁心疼？



拉住你的手手还有温，

为什么叫你不答应？

总说以后还能见，

为什么你暗暗哄下人？



凡人走了我不怨，

文曲星走了实可怜。

仗义疏财谁能比？

死后只留下十块钱。



叫一声苍天你开一开恩，

叫一声大地你等一等人。

你把这人揽怀中，

谁给我的人民再鼓劲？



一代宗师成了神，

日月无光天地崩。

灵柩返回西安城，

十万男女动哭声。



【落板】（这就说）天留日月佛留经，

人留下名声草留下根。

天留日月定乾坤，

人留名声传后人。



只听见今人传古人，

谁也没见过古人走下踪。

今是古来古是今，

唯有圣贤留美名。



这就是报界宗师张季鸾，

狄马把他编成个小段段，

解下我的刷板住了音，

说得不好就顶刮了一阵风。



草于 2011年10月24日



(此书是为大型人物纪录片《报界宗师张季鸾》撰写的，由艺人高飞虎在该片开机仪式上倾情表演。后经执行制片张井先生剪辑，说书视频将出现在片中)

哑巴英语”是一种“奇迹”
徐小平


哑巴英语与“哑巴汉语”和“哑巴思维”

一，哑巴英语

新东方应试培训虽然很厉害，但新东方口语培训也非常厉害，这要归功于开创了“美国思维口语”因而被尊称为“口语教父”的王强。王强的英语口语培训，在赋予中国学生开口说话的功能上，确实具有奇效。

有一次，我和王强聊天，又聊到中国人学英语的最大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大家学来学去，就是不会开口说话，以致哑巴英语成为中国英语学习中一种说不出的痛！

“哑巴”英语，有痛自然说不出！

王强一时谈得兴起，突然发力道：“小平，哑巴英语，其实也是一种奇迹！一种教育制度，能够把一个能说会道的人教成哑巴，你不觉得这是一种奇迹吗？它肯定是一种强大而有效的制度，我越琢磨越觉得这个现象大有研究价值——既然传统教育能够把学生教成哑巴，如果我们研究出其中那行之有效制造哑巴的教学思想和方法，然后反其道而行之，不就能够彻底解决哑巴英语问题吗？”

听了王强的分析，我笑得前忽后仰，上气不接下气。但王强有一个特点：我越笑，他就越严肃，越来劲，结果他发挥了半天，说来说去，说得我们两人对中国的哑巴英语现象充满了敬畏和神往！——中国教育到底是用什么教学手段，在全国范围内，让那数以千万计能言善辩的青年人变成了英语哑巴？

聊的时候好笑，但写在这里，我其实笑不起来。当年我本人在音乐学院学了五年英语，记得最后一年时在故宫遇到一个外国人，她主动和我说话，结果我憋得满脸通红，嘴里根本蹦不出一个字来——如果我能说，谁知道会发生什么激动人心的好事呢！我的英语水平在音乐学院学生中属于最好之列，可以想象当时整个艺术教育以及普通教育领域里的语言水平！

1996年我从加拿大回国，惊讶地发现中国学生英语水准已经上了一个档次，哑巴英语之灾明显缓解。我当时的一个助手，毕业于北京语言学院中文系，但其英语之流利，已经可以和任何在国外留学过的中国学生媲美。以致于许多来咨询的学生问从来没有出过国的她：老师你出国多少年啦？

但可惜这样的学生依然太少。在90年代后期我在新东方进行签证咨询时的情况来看，被拒签的中国学生，绝大多数都是不具备口语能力、不能自信地用英语和签证官交流、沟通、辩论甚至反驳的朋友。我甚至见到过英语说得像中文，中文说得像外语的朋友，他的人际沟通交流能力等于零。当然要被拒签。

这种不仅英语口语差、而且人际沟通交流能力不及格的朋友非常多。这样的人，即便去了美国，也会活得很艰难，很难想象他会获得他所期待的成功。因为美国以及所有发达国家，对于人才的要求不仅要他能够做内功，它还要求你也兼备外功：表达能力、沟通能力、辩论能力、展示能力、兜售能力……等等这些和你的“真才实学”并不冲突甚至本身就是“真才实学”的所谓外在能力！

是的，这些所谓的“外功”，并不是外功，而是实实在在的“内功”，是所有受过教育的人，不管你学什么专业，都应该具备的真才实学，而且是基础能力！这就是所谓个人素质吧！假如专业知识是你人生大厦的楼层，个人素质是你人生大大厦的地基。中国教育重视专业教育而不重视素质教育，等于盖楼的只盖楼层不打地桩，其实是一种典型的虚假工程，豆腐渣工程。

说英语问题，却说到了个人素质和素质教育。这是我的职业病。但这个职业病，实在也是有原因的。什么原因？中国教育之所以大规模造就英语哑巴，和我们的文化，我们的人才观念（鼓励什么人才？压制什么人才？），和我们的教育思想，以及与此相关的教育方法，考核标准，有着紧密相连的因果关系。

二，哑巴汉语与哑巴思维

其实，哑巴英语只是我们教育问题中一个表象。与此相关的另外一个令人震惊、但不幸被人忽略的问题是：中国大学生，很多很多人不仅说着哑巴英语，其实他们很多人的使用中文的能力，严格说来也属于半哑状态，离“哑巴汉语”也差不了多少！中国大学生不善说话、不善表达、不善写作、不善面谈（interview）、不善辩论、不善沟通、不善谈判、不善兜售自己、不善卖弄自己、不善推广自己、不善经营自己……

人人都在说哑巴英语的问题。但很少有人注意到哑巴汉语的问题。英语是外来语，中国人本来不会，花了那么多时间和金钱而没有学会使用它，就显得物非所值，触目惊心。而汉语作为我们的母语，中国人生而知之，人人会用，所以就掩盖了一个哑巴汉语这样一个客观存在的严峻现实。中国大学生对于自己母语的运用能力：在口头交流和文字写作上与应该有的水平差得很远，成为制约他们人生发展的一个不该有的瓶颈。

哑巴英语使得无数青年进入不了世界五百强企业工作，而哑巴汉语呢？则是使得数以百万计的大学生成为“大学生就业难”浊流中主要泥沙之一。不会开口，不善表达，不能交流沟通，可以说已经成为一种妨碍青年人发挥才干、获取成功的教育公害，一种影响人们实现自身价值、追求幸福的民族缺陷，一种我们在通往未来路上可能输给美国、日本、韩国、甚至印度的潜在文明疾病！

千万不要说我危言耸听，也不要说我的这个论断是“盛世”危言：就中国大学生的综合素质而言，我们所处的时代绝不是大学生个人素质的盛世，恰恰是个人素质的灾年，而且是连年灾荒——这是一个大学生综合素质贫匮、民族整体素质危机四伏的灾荒！

“哑巴英语”现象，其散发的不过是一股中国人学英语时由于综合价值观堆积起来千年牛粪的恶臭，而那种不善于运用母语来达到自己人生目的之“哑巴汉语”现象，才更加值得我们思考和警觉——至于那种人云亦云、屈从权威、不敢挑战权力、不敢超越常规、缺乏个性、缺乏自由、缺乏创造性、缺乏想象力的那种“哑巴思维”现象呢？毫无疑问，这种“哑巴思维”现象，才是造成“哑巴英语”和“哑巴汉语”的真正病根。

“哑巴思维”——对于思想、精神、观念、意识、个性、创造性、想象力的压抑和扼制，是中华民族在走向现代化路上随时随地可能下陷的路基，可能出轨的断层。改造这个路基，填满这个深坑，是我们从文化到教育、从家庭到媒体各个社会层面所面临的共同挑战。只有这样，中国人的“哑巴英语”和“哑巴汉语”现象，才能得到真正的改善。

最近，国家提出要建造“创新型”社会、发展“创新型”经济，说起来容易，做起来——也不难！只要你从人才培养的根基上抓起，从教育哲学的源头上抓起，从文明躯干的基因上改变起就行：我们到底是要顺从型人才，还是要反叛性人才？我们到底是要保守型人才，还是要开拓性人才？我们到底是要个性千姿百态、思想百花齐放，风格万紫千红的人才，还是要个性千人一面、思想整齐划一、风格千篇一律的人才？

人人都会说我们要开拓性人才、我们要反叛性人才、要有个性的人才、要百花齐放的思想性人才，但要知道，这样的人才之得以诞生，需要在从小到大、从摇篮到棺材的成长和发展环境中，完整给他们一种创新、反叛、挑战、出格、个性化、独特性的鼓励……我们的教育能做到这一点吗？我们的传统能容忍这一切吗？我们的民族是这样的民族吗？我们的文明有这样的基因吗？……啊，不说啦，再说下去，我就成了创新型和反叛型人才，从而就会遭到打击和扼制啦！

中国人失去创造力了吗？中国人失去想象力了吗？中国人哑巴了吗？

当然没有，但在世界范围内，有多少专利是我们的财源呢？新技术、新思想有多少是我们的贡献呢？全球Ipod里面有几首中国人的原创歌曲呢？中国人自己创造的电影电视有几部作品在艺术和商业上真正征服过西方世界呢？当韩剧日剧新加坡剧你来我往地不断风靡中华大地，我们自己的好作品，到底被毁弃在了哪个幽暗的角落了呢？

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华民族，到了今天，怎么也应该在奉献给人类世界至少四分之一的专利、技术、思想、艺术、音乐、电视和电影吧！这样，作为华夏文明的后人才能够说：中国文明不仅古老，而且优秀！可是，当一种文化在对于个性发展和自由表达是如此嫉恶如仇的情况下，上述梦想，只能是我们羞愧和悲哀的源泉。

“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龚自珍这首写于清朝中叶中国社会崩溃前期的诗篇，也许能够为今天人才降临吹进来一点春风吧！假如在龚自珍发出这个呼吁之后的岁月里，天公听到了他的呼吁，真的抖擞精神，不拘一格，让人才降临人间，让思想冲破牢笼，让精神获得自由，满清王朝也许就有可能不会灭亡，而走上日本明治维新的道路，从封建帝国一举成为近代列强的吧！

……

九州生气恃风雷，“哑巴英语”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口才”。

瞧！作为新东方的老师，我的要求并不高，我只向天公祈求“口才”——为了中华的振兴，为了青年的前途，请让更多有口有心、有心有口的“口才”降临啊！

（徐小平注：下面是一条本文发表之后的博友评论，我觉得说到了我的心坎上，发在这里让大家学习：

悠然看云 在《“哑巴英语”是一种“奇迹”》 发表：2006-03-03 21:29:18

语言是思想的外壳,语言是环境的产物.哑巴思维造就哑巴语言.而思维又是历史的诟病.深刻!

达能酸奶上海停产：外资食品制造商成本之重
from 墙外楼 by 墙外仙


继雀巢宣布其上海冰淇淋工厂停产后，达能成为又一在沪停产的国际食品企业。

“我们决定暂时停止酸奶的生产，对上海工厂进行重新评估。”12月13日，达能鲜乳制品新闻发言人徐杰向本报记者证实，达能乳业已经对其上海的酸奶工厂实施了停工，未来开工的时间还未确定。

“竞争过于激烈，导致企业利润急剧缩水甚至亏本。”中商流通生产力促进中心分析师宋亮分析认为，这是达能上海工厂停产的根本原因。

而外资食品企业接连在中国的经济“腹地”华东地区撤离的事实则显示，随着中资食品企业的壮大，新一轮市场整合已经开始。一些外资企业，或也将选择“撤离”。

达能酸奶上海停工

资料显示，这家在上海的酸奶厂，是达能在全国仅有的两个酸奶厂之一，主要负责生产“达能”牌乳酸菌饮料。其原属于妙士乳业，2007年底达能收购了该公司之后，认为其厂房、设备均不达标，并投资高达8亿元，对工厂进行了改造。

有知情人士透露，截至达能公开宣布该工厂停工，达能上海的酸奶工厂，仅仅投产数个月，且并未全部开工。

达能的这个举动让市场感到十分突然。

“从市场来看，达能在上海的市场占有率依然靠前，但从达能内部的角度来说，达能可能已经顶不住了。”宋亮告诉记者，“达能的撤退是在巨大的竞争压力下的选择。”

据宋亮透露，近年来，光明、蒙牛等中资乳企大举进军高附加值的酸奶，这给了达能巨大的压力。“为了保证市场地位，达能不得不加入了残酷的价格战，但却让达能的经营开始出现困境，甚至出现了亏本。”

而在连年的亏本下，达能最终“壮士断臂”，决心将上海的酸奶厂关闭。

“我们将继续保证‘碧悠酸奶’的供应，这些酸奶将由达能在北京的工厂生产，并通过冷链运输至上海、广州等地。”徐杰告诉记者，“达能在中国鲜乳制品的策略，并未发生变化。北京、上海、广州依然是达能重要的市场。”

不敌成本之压

随着达能和雀巢的停工，以及百事可乐早先将其装瓶厂换购给康师傅控股，食品制造企业在中国地区的接连“撤退”，均是巧合吗？

“近年来，国内食品企业在资金规模、成本控制、渠道建设甚至技术上都达到和超过了外资食品企业。其直接的后果就是外资食品企业在这些领域连连败退。” 广州奶协理事长王丁棉表示，“外资在食品制造领域撤退或者被整合，或将成为一种趋势。”

世行相关数据显示，随着成本上升，食品饮料行业面临更大的竞争压力，从2010年6月至2011年2月，农产品价格增长了45%。食品饮料业生产商将无力承受一直以来的高成本压力。

“相比中国的竞争对手，外资食品厂商在拿地、税收、补贴等政策支持上，并无优势。同时在物流和渠道建设上，也无法做到像中资企业那样大面积布局。因此外资食品企业的成本，普遍要高于中资食品企业。”宋亮告诉记者，一个显而易见的案例就是，蒙牛和光明有自己的牧场，他们原奶的收购价格就要比达能低不少。这让达能在价格战中，并不占优。

而早些年，达能均与蒙牛以及光明合作生产过酸奶，这又直接导致达能的制造技术以及管理方式不再成为“秘密”。在此消彼长之间，外资食品企业和中资食品企业之间竞争的天平，开始向中资食品企业倾斜。

“如果按照现在的趋势，未来食品领域，一些外资食品将继续衰退和撤离，最终将有可能成为几家大型中资企业寡头竞争的格局。”王丁棉预测。

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新疆发文排查着阿拉伯服饰、蒙面纱、留大胡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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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伊宁开展“淡化宗教意识 崇尚文明健康生活”活动

为进一步贯彻市委《关于开展“淡化宗教意识、崇尚文明健康生活”宣传教育活动工作方案》的通知要求，切实发挥好广大妇女群众和青少年在构建和谐社会、和谐家庭中的重要作用，墩买里街道决定在全街道开展“淡化宗教意识、崇尚文明健康生活”宣传教育活动，具体实施方案如下：

一、活动目标：通过开展针对少数民族妇女和青少年的“淡化宗教意识、崇尚文明健康生活”宣传教育活动，充分发挥妇女作为母亲、妻子、女儿的特殊作用，发挥青少年思想活跃、易于接受新鲜事物的特点，在他们中间倡导健康文明、清新时尚的生活方式，确保达到以下目标：

1、全街道少数民族妇女和青少年的宗教意识进一步淡化，“五观”和健康文明生活意识进一步增强，牢固树立行为举止、待人接物、着装打扮与建设平安和谐伊宁的要求相一致。

2、全街道少数民族妇女和青少年着阿拉伯服饰、留大胡子蒙面纱等非正常现象全部消失。

3、各社区居委会开展以“淡化宗教意识、崇尚文明健康生活”宣传教育活动为契机，建立起组织实施、巩固提高宣传教育活动成果的长效工作机制。

二、组织领导机构：开展“淡化宗教意识，崇尚文明健康生活”宣传教育活动是一项涉及面广、任务又很紧迫的工作，是针对当前在意识形态领域及妇联和共青团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采取的新措施，需进一步统一思想，提高认识，明确职责。为更好的开展此项工作，特成立“淡化宗教意识，崇尚文明健康生活”宣传教育活动领导小组：

略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设在街道妇联办公室，办公室主任由拜迪努尔同志担任，副主任由美合古丽同志担任，成员为各社区居委会妇联干事。督促并落实工作方案的实施，并对宣传教育活动进行检查验收。

三、任务区分

（一）活动小组办公室：负责宣传教育活动的实施，协调开展各项宣传教育配合活动，收集并上报活动开展情况的相关信息、数据、工作小结、汇报等材料。

（二）街道宣传办公室：负责对活动开展的宣传以及配合妇联、团工委组织宣讲会，发放宣传材料；协调媒体和《伊宁宣传》刊物新闻记者，对街道开展的各项活动的宣传。

（三）维稳中心：协调统战、宗教人士、辖区内在少数民族中有一定影响力的人士进行现身说法以及召开面对面宣讲会；组织开展对辖区内少数民族居民中着阿拉伯服饰、蒙面纱、留大胡子的摸排、登记活动；依托送法进社区、法制宣传等活动，要对广大群众进行党和国家的民族宗教政策、法律法规的宣传；负责针对重点人员和个别较顽固的人员，制定帮教整改计划措施，做好学习教育转化工作以及依法将顽固不化人员移交公安、司法机关。

（四）团工委：成立团员青年志愿者宣传队，组织、督促自愿者宣传队开展宣传教育活动；组织返乡大学生宣讲报告会。

（五）街道双语幼儿园：负责对学龄前儿童着阿拉伯服饰情况进行摸排、登记，制定宣传教育计划措施。

（六）各社区居委会党支部书记和主任是社区本次宣传教育活动的第一责任人，要切实担责起本辖区在“淡化宗教意识，宗尚文明健康生活”宣传教育活动的职责，研究制定切实可行的工作措施，督促“淡化宗教意识，宗尚文明健康生活”宣传教育活动的各项措施落到实处，总结经验，形成长效工作机制。

四、活动方法：

（一）调查摸底

1、安排部置。召开由各社区居委会妇代会主任、团支部书记参加“淡化宗教意识，崇尚文明健康生活”宣传教育活动动员会，对此次宣传教育活动的主题、意义、目标和工作措施等进行安排部置，各社区居委会也要成立宣传教育活动的领导机构、结合本社区实际制定工作方案。

2、调查摸底。按照宣传教育活动要求指派专人负责，对所在辖区少数民族妇女和青少年中着宗教服饰、蒙面纱、留大胡子及其他与“淡化宗教意识、宗尚文明健康生活”宣传教育活动主题相桲的新情况、新问题进行一次调查摸底，同时对辖区内的制衣店、服装店制售阿拉伯款宗教服饰情况进行调查，对调查出的情况进行建档，并上报“淡化宗教意识，宗尚文明健康生活”宣传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

3、现象分析。针对摸排出的阿拉伯款宗教服饰、蒙面纱、留大胡子及其他新情况和新问题，要以入户、座谈等形式了解清楚问题和现象产生的原因，同时剖析原因、查找问题产生的关键因素，有针对性的开展工作。

(二)宣传教育

“淡化宗教意识、崇尚文明健康生活”宣传教育活动要做到多层面、广覆盖，形成强大的舆论宣传声势和氛围，各社区居委会确保宣传教育面达到100％。

1、媒体宣传。充分利用报纸、广播、电视、网络、《伊宁宣传》刊物、宣传单等宣传工具，以民汉两种语言宣传少数民族的优秀文化和优良传统，褒其精华、批其糟粕，切实使少数民族妇女和青少年明辨是非、真假、美丑、善恶。

2、宗教人士及有一定影响力的人士宣讲。各社区居委会要邀请统战、宗教人士、辖区内在少数民族中有一定影响力的人士深入社区、进行“淡化宗教意识、崇尚文明健康生活”为主题的宣讲，集中对少数民族妇女和青少年进行正确的国家观、民族观、历史观、宗教观、文化观教育，用丰富的理论和真实感人的事例对他们进行教育和引导。

3、巡回宣讲。各社区居委会要邀请市委党校教师，对在“淡化宗教意识、崇尚文明健康生活’’宣传教育活动中调查摸排出的重点社区居委会中组织开展巡回宣讲，确保重点社区居委会的少数民族妇女和青少年受教育面达100％。

4、入户宣讲。对在“淡化宗教意识、崇尚文明健康生活”宣传教育活动中调查摸排出的重点人员，由所在社区居委会的妇联、共青团干部入户进行面对面、一对一的宣讲，确保不漏一家、不漏一人。

5、志愿者宣讲。充分利用妇联和共青团系统的“巾帼志愿者”、“青年志愿者”队伍中的优秀代表组成宣讲团，以身边的先进典型人物和鲜活的事例教育引导少数民族妇女和青少年遵纪守法、奋发有为，积极投身于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的大潮中，教育他们争做具有“四自”精神的时代新女性和“四有”精神的时代新青年。

中国科技界的傲慢与偏见
from 聂辉华博客_改革是与虎谋皮 by 聂辉华

近期科学界发生了两件颇具讽刺性的事情：一是学术研究水平远超过现任院士的海归领军教授饶毅和施一公先后落选院士；二是拿烟草行业的钱为烟草行业营销的谢剑平当选工程院院士。北大清华院长落选，烟草公司副院长当选，中国科技界正在集体沦落。这两件事情的发生看上去是意料之外，但是细想一下又在情理之中。

第一，饶毅和施一公多次在博客和《科学》（Science）上撰文批评中国现行科技政策不合理，这属于“犯上”的行为，在中国社会的潜规则里是绝对不允许的。如果选他们当院士，就等于鼓励了这种犯上行为。

第二，中国人在公共场合缺乏排队精神，但是在利益分配方面却格外遵守排队规则。尽管饶、施二位水平高超，但是回国时间不长，参选院士排队较晚。而谢已经排了三次四年了。不是按水平分配资源，而是按资历分配资源，这是中国科技界的潜规则。饶、施两位想打破潜规则，院士们作为既得利益者和规则的维护者绝对不会轻易同意。

第三，也是我最担心的，是科技界根本不在乎公众舆论。你说你的，我做我的。你们觉得饶、施应该上，谢不应该上，我们就是要让饶、施下，让谢上，你们能拿我们怎么样？他们甚至可以祭出“学术自治”的大旗，认为选谁当院士是科技界自己的事情，与公众无关。这种取舍甚至是一种信号：我们科技界不会被公众舆论所要挟！

越是缺乏法治的地方，越是充斥人治的地方，才会越是流行潜规则。当酱缸文化阻碍了潜规则向明规则变迁时，我们作为外行只能寄希望于公众舆论压力。毕竟，科研人员是拿纳税人的钱。纳税人如果不满，可以通过媒体或者政府对其进行问责。这是我们最后的希望。但是，当科技界甚至不在乎公众舆论压力时，日渐变得“傲慢与偏见”时，我们改变潜规则的努力就变得回天无力。

谁来拯救日益集体沦落的中国科技界？

为改革“站台”的老人们
南方周末记者 方可成 发自：北京
最后更新：2012-04-27

一群耄耋之年的老人，为中国改革奔走呼吁，成为当下中国改革讨论中的独特一景

一群耄耋之年的老人，正活跃在为中国改革鼓呼的第一线。他们的奔走呼吁，成为当下热烈的改革讨论中的独特一景。

仅以上周末（2012年4月21、22日）为例——

83岁的经济学家茅于轼在济南谈民间借贷，呼吁“消除金融垄断，鼓励民间资本进入”；比茅于轼年轻一岁的吴敬琏则在北京再次强调改革的“顶层设计”，并期待今秋的高层换届，带来一个“由改革推进增长的新时代”；82岁的学者资中筠在武汉纵论世界趋势和中国前途，提醒大家不要“陶醉在表面的繁荣”，“中国非改不可”；85岁的律师张思之在四川分享律师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重申“依法办事就是最大的讲政治”；

再早前两天，82岁的法学家江平在北京参与“打击黑社会与民营企业财产权保护”论坛，批评“运动式打黑”，并对温州金融改革寄予期望。

这些老人大多曾活跃于被普遍视为“改革黄金年代”的上世纪80年代，有的还深度参与了改革进程。30年后，他们面对着截然不同的改革环境。

“1980年代的改革所向披靡，干部、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大都要求改革。但现在关于改革的争论很大。”一位老人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尤其值得警惕的是，既得利益者想维持现状，改革动力越来越弱。”

也正因为此，这些“改革老人”发出的声音也更为急迫。

为何感时忧世？

律师张思之曾打算，执业到80岁退休。不过，当他真正满了80岁，这一目标又被推迟至90岁，甚至，要是90岁以后还有力量，那就干到底。

身边有人不理解：“你都八十多了，该休息了，还搞什么呀？”但张思之觉得，只要身体允许，自己还是应当“有点作为”，“整天吃饱混天黑的事情，我是不愿意做的”。

张思之推崇的进步模式，是以个案推动法治进程。从担任“两案”（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辩护律师组组长开始，他代理的案件没有一桩胜诉的，但许多人认为，这些“为异端辩护”的经历，见证了法治的前行。

张思之总觉得前行的步伐太慢，他对现状并不满意。

原社科院美国研究所所长资中筠2011年底出版了一套自选集，第一本就叫做《感时忧世》。她在书的首发式上说，曾以为自己退休之后应该写些《闲情记美》一类的东西，谁知坐下来后，只要一想到从报刊上读到的世事，就“欲罢不能”了。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美国所前所长资中筠。 （张向阳/CFP/图）

“我们这一代人，痛点比较低。别人见怪不怪的事情，总有这样的心情。”资中筠说，“我没什么崇高伟大的目标，我只是希望大家能够多了解事实和逻辑。”

这些老人多属于同一代人。包括吴敬琏、茅于轼、资中筠、法学家郭道晖在内的多位老人都出身名门，年轻时经历政权变迁，积极投身新中国建设，大多数人在“反右”和“文革”中遭受厄运。

和当时的很多国人一样，资中筠也曾深信“挨饿是光荣”，但浩劫年代的创痛记忆，成了包括她在内的很多人反思的起点。

法学家李步云和江平、郭道晖被并称为“法治三老”。郭道晖本是清华大学机电系毕业生，是前总理朱镕基的同窗。1979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成立，年届半百的郭道晖在时任办公室主任王汉斌的劝说下改了行。他决心要追回自己被耽误了20年的青春，痛定思痛地检讨中国缺乏民主法治的历史。

吴敬琏的一段关于家国情怀的文字，或许是对这些老人恰当的诠释：“我们这一代人总有挥之不去的忧患意识，这与自己的经历中的家国多难有密切的关系。民族振兴是我们这一代人刻骨铭心的梦想。我曾经说过，我们个人的命运是同改革开放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对民族前途自然就应当有一份责任和担当。”

这些老人有他们的优势：有资源，有资历，而且没有太多后顾之忧。“年轻人很多都受困于体制，不便说话，或者忙于生计，自身的知名度、影响力又不够。”四川律师林波说。

为中国改革做设计

和原本学机电的郭道晖一样，茅于轼也是“半路出家”。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本是机械工程师的他，兴趣也转向国家更需要的经济学。1985年，茅于轼的《择优分配原理》出版，这本书是代表当时中国思想前沿的“走向未来丛书”之一，它奠定了茅于轼的学界地位。

启蒙，被部分人视为老人们的贡献之一。用耶鲁大学金融学教授陈志武在为一位老人祝贺八十寿辰时的话说：“作为中国人，应该庆幸有这样一位导师在坚持不懈地为中国之忧而忧，为我们指明那些本该明了，却被某些利益集团不断搅浑的道理。”

郭道晖对自己的工作也有这样的定义：“有些道理，法学界早就知道，但是社会上不一定知道。我就是在做法治启蒙、普及常识的工作。”

今天仍然活跃的老人们，大多在上世纪80年代的改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比如郭道晖，作为全国人大法工委的重要成员，他是法治进程恢复的“体制内”参与者；又如资中筠，先后在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社科院美国所任职——她一直认为，不是给领导做智囊，而是给民族做智囊。

更广为人知的例子是吴敬琏。自1984年调至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任职始，大量的改革决策中都可以见到他的身影。这位被赠予“吴市场”绰号的经济学家，参与撰写的“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我国商品经济的再探索”、“实现国有经济的战略性改组”、“论竞争性的市场体制”等报告或书籍直接影响了改革决策。

1990年7月，在决定中国改革走向的关头，吴敬琏曾在中南海，与坚持计划经济的学者在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面前争得面红耳赤。

“在上世纪80年代，做理论、做学术的人，声音很容易转化为政府的政策，因为那时是以改革为主导的政治架构。”经济学者岑科说。

在担任改革智囊的经历中，吴敬琏也与同一个圈子里的王岐山、周小川、郭树清等人熟识。现在，王岐山是国务院副总理，周小川是央行行长，郭树清则是半年前履新的证监会主席。“与这些高级官员的密切联系，能够让吴敬琏的改革呼吁不仅为大众所知，更有机会影响政府决策。”岑科说。

1988年，吴敬琏、楼继伟、周小川、郭树清、李剑阁还曾一起出版一本书，名为《中国经济改革的整体设计》。时至今日，吴敬琏依然在为中国的改革做设计，他提出的最新概念是“顶顶层设计”：建立一个能够实现社会公正和共同富裕的法治的市场经济社会。

吴敬琏仍在发声，但改革的环境已经发生变化。上世纪80年代的“所向披靡”已经难以寻觅，改革遇到了争议和阻力。

很多人注意到：原本较为慎言的吴敬琏，今年也明确提出：“1992年重启的改革存在一个明显的遗憾，就是只注重经济领域的改革，而不再像80年代初中期那样，要求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并举。”他还引用邓小平在1986年的话说：“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改革也搞不通。”

老人们过时了？

在改革关头的发言，令改革老人们赢得了美誉。但与此同时，他们也遭遇了不少非议，乃至攻击，一些人称他们为西方利益的代言人。

对于这些声音，茅于轼说自己“来不及理他们”。很多人都知道，茅于轼与爱人在单位分的房子里一住就是近30年。

经常与学者打交道的媒体人刘波认为，“人格独立”和“服从内心”恰恰是这些老人的最大特征和吸引力。“有些中青年学者并不是独立学者，但这些老人的立场则无可置疑。”刘波说，“我并不太同意吴敬琏的一些意见，但他们从很早就坚持说真话，他们的研究是独立的，是服从内心的。”

不过，舆论中也有另一种声音：对于今天的中国而言，老人们的观点已经赶不上时代的发展了。“他们的人格也许可敬，但知识陈旧，思想意识脱离不了士大夫的精英主义，他们在1980年代贡献卓著，如今已经过时。”旅美学者薛涌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他们应该知道自己的限度，鼓励支持和自己意见不同的年轻一代。”

最近，薛涌在FT中文网与茅于轼就“劳动是否创造财富”等观点展开了一场辩论。他认为，茅于轼等人在深化自由主义理论方面表现“不称职”，而一些“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言论”又制造了不必要的对立。

二人的分歧起点在于：对国情的判断非常不同。在薛涌看来，根据GlobeScan在2010年对15个主要国家的民调结果，中国公众已经成为世界上最相信市场的一族，对市场经济的最大威胁未必来自左派，也不是来自“仇富”情绪，而是来自于权贵资本主义的不公正竞争。

“我觉得薛涌的意见很有价值。他认为我太看重自由了，我也没有确定的把握，可以探讨，但如果说我把自由看得还不够，也能找到证据。”茅于轼说，“在这个问题上，没有是非，只是看法不同。”

不止一位受访者向南方周末记者提及：比起老人们的观点，甚至比起他们的勇气，他们的宽容精神是更值得年轻一代学习的。

“年轻人形而下想得太多，形而上想得太少”

这些老人的身体状态大多不错，比如张思之，85岁高龄还可以连讲3个小时不休息。不过，不少人对正在成长的中青年一代，有着不少忧虑。

一位老人这样表述他的担心，“总体来说，70后、80后对于历史的了解不够。”“不要说抗战，连三年饥荒、‘文革’都知道不多，这将对今后的改革造成相当大的障碍。所以我有些担心，我们的时代很快就过去了，如果他们不知道历史的话，后果很严重。”

资中筠对此有相同的看法：“我觉得现在最重要的，是让年轻人知道真实的当代史。”张思之则认为，年轻一代律师不缺业务尖子，但由于大环境，在道义、政治方面仍有所欠缺。

为了解答年轻人的困惑，茅于轼坚持给年轻人写信，他的博客开设了“茅于轼问答录”专栏。湖北蕲春的乡村少年蔡小海曾经和同学一起办了一份刊物，为了刊登茅于轼的一篇文章，他辗转联系，说出了自己的想法，茅于轼当即同意。几天后，小海还收到了茅于轼寄给这个编辑部的500元钱，以及几本他写的《生活中的经济学》。

当然，这些老人与年轻人的交流更多发生在大学。

2011年，“法治三老”江平、郭道晖、李步云曾齐聚中国政法大学。面对年轻的学生们，郭道晖说，希望大家“为人民争权利，为国家兴法治，为社会求正义”，李步云希望同学们“为建立法治国家奋斗终身”，江平的寄语则是：“你可以不说话，可以少说话，但不可以昧着良心去说话。”

2012年4月23日晚，资中筠出现在华中科技大学，谈“世界与中国都面临转折”。这场讲座涉及中美经济、制度与道德等许多话题，但令该校学生小徐印象最深的，还是资中筠对当代大学生的批评：“形而下想得太多，形而上想得太少。”

小徐带了资中筠2011年底出版的新书《士人风骨》参加讲座，本准备找她要个签名，但最终还是放弃了，因为资中筠在讲座一开始就声明，自己不是明星，大家不要把时间花在拍照和要签名上。这位曾在少时与同学热烈讨论救国兴国之道的老人，希望台下“总想着赚钱买房”的年轻人们，能多听一听、想一想讲座的内容。

（南方周末记者周华蕾亦有贡献）

张维迎：谈革命说改革要补偿

任何体制下，都会形成既定的利益格局，都存在既得利益阶层。无论是改革还是革命，都会涉及到对既定利益格局的调整，但二者在调整利益关系的方法上有着本质的区别。

所谓革命，就是通过暴力和强制手段将财富或权力从一部分人手里剥夺，然后转移给另一部分人。革命中一定有人受损，有人受益，所以革命不会是一个帕累托改进（即没有人受损但至少有一个人受益）。即使受益者是多数，受损者是少数，革命也不一定增加社会总财富，所以革命甚至不是卡尔多-希克斯改进（即受益者所得大于受损者所失）。比如说，历史上的土地革命将地主所有的土地无偿拿过分配给其他农民，从人口比例上讲，受损者是少数，受益者是绝大多数，但土地面积不会增加，也很难说清楚社会总财富是否增加了。

改革与革命不同，改革不是把财富从一部分人手中无偿转移给另一部分人，而是在承认原体制下形成的社会各成员既定利益（status quo）的前提下，通过权利和财产关系的重新安排，调动大家的积极性，增加社会总财富，实现帕累托改进。革命意味着剥夺既得利益，但改革必须尊重原体制下形成的既得利益，不论这种既得利益是法律规定的还是事实上长期被认可的；也就是说，改革不应该使得任何人比原体制下生活得更坏。按照这个原则，在现实中，如果具体的改革措施会带来社会总财富的增加，但同时会导致社会中的一部分人利益受损，此时，受益者有责任从自己所得的增加中拿出一部分补偿（“赎买”）受损者，否则就不能称其为改革。这也意味着，改革进行的前提是社会总财富将增加。如果社会总财富不增加，受损者不可能得到补偿。

尊重原体制下的既得利益并对改革中既得利益受损阶层予以补偿，这是一个不应该回避的问题，否则我们就没有办法解释改革中的许多补偿（或赎买）措施。比如说，计划体制下，相对于农村人，城市人就是既得利益阶层；相对于农民，工人就是既得利益阶层。所以，当政府提高农产品价格时，就必须给城市人副食补助，而当农用生产资料价格上升时，政府并不补贴农民，因为农民不是计划经济的既得利益者。同样，农民工被辞退企业并不给买断工龄费，也没有失业救济金，而国有企业职工下岗时，企业必须付钱买断工龄，还要提供失业救济金，因为我们必须尊重计划体制下形成的工人的既得利益。国家承认的农民的唯一既得利益就是土地使用权，所以征用土地必须给失地农民补偿。即使在改革中出现的某些体制下的新既得利益者，如果要改变这种体制时预期有人会受到损失，也可能要考虑补偿。股权分置改革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非流通股股东要给流通股股东赠股，十送三，十送二，就是尊重流通股股东在非流通股不能流通时形成的既得利益，赎买他们支持股权分置改革。

对政府官员既得利益的补偿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人们一般不敢提及，这有一定的道理，因为他们中的不少人本身是政策制定者，讨价还价的权力太大。但回避问题的结果是形成了非常不规范的“暗补”（包括腐败、子女经商等），给社会带来了更大的成本。公车改革受到不少人的批评，但如果按照日本等国的经验，可以节约相当大的一笔政府支出。现在政府官员“实报实销”浪费的钱数倍于他们实际上能享受到的，如果财政拿出1万亿元裁减掉1千万名政府官员，给整个社会带来的价值将是巨大的。

这里也存在一个观念的转变问题。由于历史的原因，我们中国人对非货币形态的特权比货币形态的补偿更容易容忍，所以，官员一年花几十万的公车支出我们能容忍，而补贴几万元大家难以接受；国有企业连年亏损但领导人吃喝拉撒都报销我们可以接受，而如果给他们“金降落伞”换取他们让位，我们则不能接受。

我这样讲，并不是说现实中所有的补偿都是合理的，公平的。现实中，有些补偿可能不足（如对征用农民土地的补偿），有些补偿可能过度，可能与当事人的讨价还价能力有关，也可能与信息不对称有关，这是一个技术性问题，需要有关方面好好研究。但尊重原体制下形成的既得利益格局，并对改革中既得利益受损者予以某种形式的合理补偿，是改革的一个基本原则。由于历史的传统，有些国人习惯于用革命的观念理解改革，把改革理解为简单的剥夺既得利益，是不正确的。

这里，有必要把绝对利益和相对利益区别开来。所谓绝对利益，就是以当事人拥有的、直接决定其效用水平的收入、财富、权力的绝对量（权力可以用货币等价表示）；所谓相对利益，是指当事人与其他社会成员相比在收入、财富、权力等方面的相对位置。设想社会有甲、乙两成员，在原体制下，甲的财富是100，乙的财富是150。那么，如果在新体制下，甲的财富变为200，乙的财富变为300，我们说每个人的绝对利益都增加了一倍，但相对利益没有变化；如果新体制下每个人的财富都是200，我们说两个人的绝对利益都增加了，但甲的相对利益上升了，乙的相对利益下降了。

我前面讲的应该尊重和补偿的“既得利益”，是指绝对既得利益，而不是相对既得利益。在上面的例子中，即使乙的相对利益受损了，也不应该补偿。相对利益受损不能补偿的一个原因是其主观性太强，难以度量；另一个原因是，改革的目的就是建立一个趋向机会均等的社会，而不是形成新的特权阶层，如果相对利益损失都要补偿，无异于回归旧体制，与改革的目标背道而驰。就中国的现实而言，从相对利益角度看，在计划体制下，政府官员地位最高，工人地位次之，农民最低。改革必然使原来地位越高的群体，相对地位落差越大。如果不是这样，就不能说改革是成功的。

另外需要强调的是，对改革中利益受损者的补偿应该是一次性，而不应该是没完没了的，否则，新体制不可能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