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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od 诞生的故事
from iFanr 爱范儿 ♂专注于拇指设备的小众讨论 by 积木


乔布斯一开始并没有看到数字音乐的潮流。

90 年代末期，越来越多的用户从 CD 提取音乐，然后在 Napster 和其它网站分享，而苹果的电脑上没有音乐管理软件，甚至没有 CD 刻录机。

2001 年 1 月，由于经济下滑，以及设备销量下降，苹果公司损失了 1.95 亿美元。自从乔布斯归来后，这是第一次出现季度亏损。

在和分析师的一次电话会议上，乔布斯承认自己失误了。

“我感觉自己像个笨蛋，”乔布斯后来说，“我感觉我们失去了机会。我们必须努力工作才能赶上。”

为了迎头赶上，苹果从一个备受欢迎的音乐软件 SoundJam MP 那里取得了授权，并雇佣该软件的开发者 Jeff Robbins。Jeff Robbins 花了几个月的时间简化这个软件。

SoundJam MP 变成了 iTunes。


在 Jeff Bobbins 改造软件的时候，乔布斯和他的执行团队开始了解苹果切入市场的机会。他们发现数码相机和摄录机设计的很好，但是音乐播放器却很糟糕。他们决定从这里入手。

负责这项工作的人是 Jon Robinstein，乔布斯从 NeXT 带来的一名老将。2001 年，东京举行 Macworld Expro 大会，Robinstein 照例去访问了东芝公司——苹果的硬盘供应商。他们给 Robinstein 看了刚刚开发完成的新硬盘，硬件的直径是1.8 英寸，比竞争者 Fujitsu 的硬盘小。但他们不知道这东西能够做什么。

Robinstein 知道这东西能做什么。他回去告诉了乔布斯，“我知道怎么做了。我已经有了所有的部件。”

乔布斯说，“去做吧。”

iPod 的制造是机密的。在苹果总部工作的 7000 人中，大概只有 50——100 人知道 iPod 计划。为了尽快完成产品，iPod 的部件基本都是来自现成的商品：东芝的硬盘、索尼的电池、德州仪器的控制芯片。硬件的设计蓝图购买自一个硅谷的初创公司：Portal Player。

iPod 的制造利用了苹果内部许多团队。在 Jon Robinstein 的说法，苹果已经具备了所有的技术，他们所要做的就是利用这些技术制造出产品。

根据现有的材料，iPod 的形状基本可以确定了。但是 Jonathan Ive 领导的苹果设计团队仍然制造了许多模型，他们和工程师们合作，不断改进产品的设计。

iPod 底层的软件也是购买的。软件来自一个硅谷的初创公司，Pixo。Pixo 的创始人曾是苹果的一位工程师，参与过 Newton 的制造。Pixo 的系统非常底层，苹果在这个系统之上加上了出色的用户界面。

转轮的设计是由苹果的营销主管 Phil Schiller 提出的。在一次早会上，他很坚定的说，“转轮是适合这个产品的用户界面。”同时，他也建议，如果转轮转动的距离长，菜单的下滑速度要加快，这个天才的主意使 iPod 在同类产品中脱颖而出。

乔布斯主张 iPod 和 iTunes 一定要无缝融合，关于 iPod 的操作，乔布斯用五个字来形容“Plug it in，Whirrrrrr，Done。”

iPod 的名字来自一名自由撰稿人的提议。这个人的名字是 Vinnie Chieco。他所在的小团队是苹果雇佣来做营销的。

乔布斯将产品的描述确定为“口袋中的 1000 首歌曲”，这意味着产品的名字不一定要考虑音乐或歌曲。

乔布斯不断的提到“数字中心”的概念使 Chiero 开始考虑中心的涵义：事物连接的地方。

Chiero 认为最大的中心是太空船。如果你离开太空船，你要乘坐一个分离舱：Pod。但你必须回到主舰添加燃料，获取食物。当 Chiero 看到 iPod 白色的塑料正面时，他想到了 “2001”这部电影。“打开船舱们，Hal！”（Open the pod bay door,Hal!）

Chiero 将 iPod 放在一大堆备选卡片中交给了乔布斯。乔布斯将它放在了“抛弃”的那一堆里。在会议结束的时候，乔布斯问在场四个人的看法。Chiero 将这个卡片取了出来。“这是个完美的对比。这是非常符合逻辑的。另外，这是个好名字。”

乔布斯说他会考虑。

许多天后，乔布斯告诉 Chiero ，他确定了产品的名字，就叫 iPod。

奇特的是，苹果早就注册了 iPod 这个商标，以这个名字命名的计划从未得见天日。一位命名专家说，“他们在已注册的名字里面发现了‘iPod’，如果你想一想这个产品，并不是十分合适的名字，但是这并不重要，它简短，甜美。”

这个名字是天才的闪光。由于名字本身并不具体描述产品，因此当科技进步、产品功能改变的时候，它仍然是可用的。

当 Chieco 了解到苹果已经注册了 iPod 商标的时候，他很困惑，显然他和乔布斯都不知道这个商标的存在。

2001 年 12 月 23 日，乔布斯在苹果总部一次特殊会议上介绍了这个产品。“这是一个很大的、很大的突破。”他说。

的确如此。iPod 不仅成为最热销的音乐播放器，而且成为苹果进入个人数字设备市场的关键一步。iPod 模式，即对硬件、软件和在线音乐商店的完全控制，带来了功用、易用性和可靠性。

这种模式将是苹果进入数字娱乐时代的关键所在。

(摘自 Inside Steve’s Brain)

狄马水浒系列之四：李巧奴为谁而死？

李巧奴为谁而死？
□狄 马



梁山上有好多技术型的干部，如书法家萧让、绘画雕刻大师金大坚、歌唱家乐和、兽医皇甫端、刽子手蔡福、蔡庆等。这些技术干部在正常情况下是不可能上梁山的，原因很简单：他们凭一技之长，在“明社会”中已经能够“大碗喝酒，大块吃肉”了，何必跑梁山上，头上顶个贼名，最后仍就图个“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呢？唱歌的在哪里不是唱，何必在梁山上唱？难道梁山上的歌迷比登州城里的还多吗？写字刻章子的在哪里不是写字刻章子，何必当一回土匪还干老本行？难道梁山上的客户比济州城里的还多吗？因而，与普通人相比，这些人上梁山是需要更强的力量去逼迫的，神医安道全的经历就最能说明问题。



安道全本是建康府里一个有名的医生，只因宋江在攻打大名府的前夜突然病倒，张顺就向他推荐曾医过母病的神医安道全，吴用就命他带上黄金星夜启程，请安医生上山救人。谁知张顺冒着大雪，路上差点被船匪路霸张旺扔到江里喂了鱼，好不容易赶到建康府，见了安医生，安却以老婆下世，家中无人照料推辞不去。原来，这安医生在建康府里有一个女朋友，叫李巧奴，在一家娱乐公司上班，生的是千娇百媚，风情万种，以此缠住了神医的心。无奈张顺百般哀告，安医生只得勉强答应出诊。当晚，安医生就带着张顺来到巧奴上班的地方吃酒——大概是想在临别之际再“柔情缱绻”一回。谁知正是这浪漫的想头，要了他女朋友的命。










安医生见了巧奴，便告诉她将要远行，巧奴妹妹果然不高兴了，连嗔带痴倒在神医怀里，说“我却不要你去！你若不依我口，再也休上我门”，搞得神医心颤神摇，不能自已。好在他一会儿就醉了，巧奴便扶他到床上歇息。没想到船匪张旺却得了张顺的银子，上门消费来了。大堂经理“虔婆”便叫出巧奴，与张旺在另外的包间吃酒。原来，这巧奴只是把“道全哥哥”当成了他的VIP客户，其他散客照接不误，而正是这“以安为主，兼收并蓄”的方针，激起了张顺的杀心。他拿起一把厨刀先杀了该店的大堂经理“虔婆”，后又抡起劈柴斧砍了两个服务生；巧奴听见不对，慌忙开门，被张顺“劈胸膛砍翻在地”，张旺见势不妙，跳墙走了。张顺看追不上，就割下衣襟，蘸血在墙上写下七个大字：“杀人者，安道全也。”我们看，这与武松有本质的不同。武松在血溅鸳鸯楼后，也是在墙上写下八个大字“杀人者，打虎武松也”，尽管有滥杀无辜的嫌疑，但终究还算好汉做事好汉当，但张顺杀人后却写上安道全的名字，完全是嫁祸于人。




（新版《水浒》之李巧奴）




却说安道全酒醒后，看见四具死尸，吓得筛成一团。张顺就亮出了底牌：“只有两条路从你行：若是声张起来，我自走了，哥哥却用去偿命；若还你要没事，家中取了药囊，连夜径上梁山泊救我哥哥。这两件随你行。”这时安道全如果不想死，只有跟着张顺上梁山，而巧奴和她公司里的员工，就只能白白地死了。



现在让我们站在巧奴的角度上想一下，她是为什么而死的？她是殉情的吗？她是“为人民的利益”而死的吗？都不是。首先，她不认识宋江，更不知道远在千里之外有一座山叫梁山，梁山上有一伙人吃饱了没事干专门“替天行道”。在一个夜生活相对发达的年代，她只想拿青春赌明天，赚个钵满盆满而已；而正是这朴素的唯物主义信念使她成了“革命路上的绊脚石”，最后又糊里糊涂地做了宋江和他“替天行道”的殉葬品。因为她的营销手段触犯了梁山的规则。梁山的规则是：不管是谁，只要他阻碍了领袖或领袖颁布的“替天行道”纲领，他就得丧命。不存在“同路人”、“第三种势力”、“红瓤白皮”等多种选择。尤其令人悲哀的是，像李巧奴这样的人殉葬以后，宋江和他的众兄弟压根儿就不知道她是谁。《水浒》中写到张顺归山，拜见了众头领，诉说船上被劫、水中抱冤一事时，众皆称奇，说：“险不误了兄长之患”——仿佛根本不存在四条人命的事。



这种规则也是蚂蚁和蜜蜂的规则。在蚂蚁和蜜蜂的王国里，不存在协商或多元并举的问题。一切都以蚁王的旨归为旨归，以蜂王的是非为是非。宋江在攻打杭州的前夜，徽宗突然索取安道全回京，人谓赵佶无心肝。因为稍有头脑的人都知道军医对于战争的重要性。有人甚至说，如果有安道全在，林冲、张横、穆弘、徐宁、朱贵、孔明、杨雄、白胜等兄弟就不会在病痛中死去。可说这话的人们恰好忘了，当年宋江裹胁安道全上山时，同样也没有考虑过建康府百姓的安危，他们有了病去找谁？用我们熟悉的话说，宋江的生命不属于他自己，属于梁山上千千万万的弟兄。梁山人民离不开他，就像鱼儿离不开水，瓜儿离不开秧。因而，宋江病则梁山病，宋江健康则梁山健康，宋江的背疮就是梁山的背疮，岂能不舍命而行？



可见，从深层的心理结构上看，宋江和徽宗是没有什么区别的。宋江是未得手的徽宗，徽宗是得手后的宋江。或者换句话说，大宋是扩大了的梁山，梁山是缩小了的大宋。只要宋江或方腊、田虎、王庆的头脑里没有新的个人理念，谗人高张、贤士无名就是不可避免的，徽宗管不住高俅、童贯，就像宋江管不住李逵、张顺。赵宋与水泊的区别只在版图大小，部属多寡，而不在道行高低、正义有无。



有人说，或许在打天下的过程中，梁山人马为了生存，不得不采取一些非常手段；一旦坐稳了江山，说不定真会广行仁义，勤政爱民。我只能说这是一种假设。实际情形是，中国人用两千多年的时间，二十多个朝代的轮回，大约一百代人的生命试验过了，没有一段较长的历史证明这种假设是正确的。靠暴力和谎言上台的必然还靠暴力和谎言坐台；靠坑蒙拐骗夺得政权的，必然还靠坑蒙拐骗维护政权。不存在手段卑下的高尚目的，也不存在过程黑暗的光明结局。荆棘上结不出葡萄，蒺藜里流不出奶与蜜。好树都有可能结坏果子，坏树岂能结出好果？这就是梁山以及类似梁山的集团给我们的启示。

2011年6月14～15日草于长安饮马窟

荒唐的汽车税费
作者：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特约撰稿人 高斌



在上海一个名叫安亭的小镇上，几乎每天都能看到满载小汽车的大货车排队驶出。中国最大的汽车集团上汽集团重要的乘用车企业上海大众和上汽乘用车重要的工厂都坐落在这个小镇上，上海市政府还专门修了一条地铁通往安亭，其中一站站名就叫“汽车城”。

从地铁“汽车城”站出来，不远就是上海大众的工厂。上海大众是中国最大的乘用车企业之一，其生产的SUV车型途观是中国最紧俏的国产汽车之一，自去年3月上市以来一直供不应求，消费者往往需要加价才能买到。

据报道，不久前税务总局起草了《车辆购置税征收管理办法》修订稿初稿，这份修订稿出人意料地提出将售车增配费、装饰美容费、加价费统一开发票纳入车辆购置税征收范围。

一般来讲，无论是否紧俏车型，许多中国汽车消费者都会在首次购车后，在汽车经销商处做一些贴膜、加装倒车雷达、GPS导航之类的汽车美容或增加配置服务。


在中国，由于信息日益发达、市场竞争激烈，经销商的汽车销售利润越来越低，许多销售普通品牌的汽车经销商卖一辆车的利润往往不到一千元，不足以维持生计，经销商需要为首次购车的消费者做汽车美容或增加配置服务，获取一些服务利润，这已经成为行业生态。所谓加价售车，通常也是通过为消费者提供这些服务来实现的，并不是让消费者凭空多掏出几万元钱。

除劳斯莱斯等超豪华品牌，世界大多数汽车厂商生产的汽车都只提供标准配置，而不会过于考虑个性化需求，因而也形成了庞大的汽车后市场。在西方，汽车美容、改装之类在汽车销售之后产生的各种服务被称为汽车后市场，这个市场在中国刚刚起步，并被认为是最具增长潜力的市场。2005年，中国汽车后市场的销售额为880亿元，2009年为2400亿元。有关专家预测，到2015年，中国汽车后市场的销售额有可能达到2000亿美元，与全球最大的汽车后市场国家美国持平。

按照目前中国法律规定，经销商在整车出售之前为顾客提供的装饰美容服务收入必须缴纳增值税，如果发生在整车销售行为完成之后，则可以在实际操作中按5%的税率缴纳营业税。

也就是说，一旦增配费、装饰美容费开成统一发票，将这些汽车售后服务强制改为售前服务，不仅可以从消费者身上多征收10%的车辆购置税，还可以将装饰美容服务的税率从5%的营业税变成税率为17%的增值税征收，打的是一箭双雕的“金算盘”，垂涎的是未来可能每年上万亿元销售额的大市场。

但无论是否潜力巨大，汽车后市场实际与餐饮业、商业连锁行业等一样都是普通的服务行业，经销商是否通过装饰美容服务等方式变相加价出售紧俏车型，其实质都是在整车出售完成以后，买卖双方依照“君子协定”进行的售后服务，双方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并不是土匪强盗般的强买强卖。因此国家税务总局没有任何理由和法律依据对已按照现行法律标准正常纳税的装饰美容再重复征收税率高达10%车辆购置税。

征税实质是把国民的收入通过行政权力转移到政府手中，在世界所有国家，征税都是一件十分谨慎的事情，许多国家在开征新税时需要全民投票决定。可在中国，虽然名义上征税需要人大批准，但人大往往又将这本属于人民的权利授予了政府。由于缺乏监督，政府往往可以随意向人民征税。中国国家税务总局欲对装饰美容征收车辆购置税之举，很好地解释了“与民争利”一词。

由于征税权力被滥用，多年来中国税收的增长幅度远远超过城乡居民的收入增长，2011年上半年，中国税收超过5万亿人民币，同比增长29.6%，但城镇居民收入扣除价格上涨因素仅同比增长7.6%，增幅与分税制改革前的1994年基本相同，政府实际成为改革最大的受益者。

如果一旦对本属于汽车后市场环节的汽车美容、增加配置等征收车辆购置税的方案获得通过，中国消费者不仅要在贴膜、加装倒车雷达等汽车美容、增配服务消费时多支付高额的税金，还会相应增加保险费用。

按照这个逻辑，税务总局既然可以强制汽车经销商将装饰美容服务开统一发票征收车辆购置税，那么同样也可以强制地产开发商对新建商品房提供家具，并开统一发票征收房产契税，如此一来，中国几乎没有什么不能开统一发票征税的大件商品了。

车辆购置税的前身是车辆购置附加费，起征于1985年，征收部门原为交通部，目的是筹集公路建设资金。但当中国建成了世界最长、最贵的收费公路后，舍不得这块“唐僧肉”的政府又借改革之名将其改为车辆购置税继续征收。


多年来，中国社会各界要求取消车辆购置税之声络绎不绝，因为它不仅已经完成了开征之初的目的，而且与同具有行为税特点的消费税同时征收有重复征收之嫌。1985年开征时，车辆购置附加费主要征收对象为国有企事业单位，而现在主要征收对象已经变成了普通民众。

中国是汽车税费最重、名目最繁多的国家，税负一般要占到车价的40—144%，一辆车在购买、保有和使用三个阶段中，不仅有增值税、消费税、车辆购置税，还有几十种五花八门的各项税费，远远超过欧美发达国家。在税率最高的税种中，不仅车辆购置税的主要征收对象从国有企事业单位转向了老百姓，私人消费者还要完全承担税率高达17%的增值税，一些公司却可以将其作为进项税抵扣。

安亭那些忙碌的大货车上，不仅装载着途观这样的畅销车型，同样也装载着荒唐的汽车税费。

美国非营利组织管理
from 雾谷飞鸿 by Jianan

在中国，非营利组织更多地被称为公益慈善组织，还有一些从事社会福利、社会服务事业的民间团体也具有非营利的特征，也有人把它们统统称为非政府组织。这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新生事物，目前正处于蓬勃发展的阶段。据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网站刊登的2008年中国新闻网文章《中国非政府组织多元化发展》介绍，中国全国性非政府组织已经有1900多个，地方性非政府组织近20万个。而且不久前已经在深圳上海等地开始试点，对公益慈善、社会福利和社会服务类社会组织实行登记管理和业务主管一体化，引起非政府组织与学术研究机构的热议。为此有读者向我们提问，希望了解美国非营利组织的管理体制。

首先要说明，美国的体制与中国有很大的区别，很多东西在目前的情况下不能简单地拿来对比。非营利组织的管理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美国差不多所有非营利组织，不管是慈善机构还是民间团体，哪怕是与政府有某种关系的团体，都按公司法登记备案。也就是说它们都是“公司”。美国的不少医院与高校，还有县市的学区（教育局）甚至地方政府也是这样组织起来的，就是说它们也是“公司”。大家可能听说过美国某某地方政府濒临“破产”，就是这个道理。在美国开车，有时可以看到路边出现一个标志牌，显示跨越边界进入某个市镇，上面写着某某市镇于某年“注册成立”（Incorporated），通常含有炫耀它们历史“悠久”的意思。

美国没有全国统一的公司法。联邦宪法在工商事务上只针对国际贸易，州际商务，以及发行货币和收税等授予国会立法权，至于后来对证券交易、广播电视、商业垄断等行业或行为进行管制，是因为这些经营活动影响广大范围的公众利益，国会援引宪法序言“促进公共福利”（promote the general welfare）另行立法，授予行政当局相关权力。即便这样，美国人还是经常认为此类管制超越了宪法的本意，因而提起违宪诉讼，最近的例子就是多个州的总检察长联合起诉奥巴马总统推动国会通过的全民健保法案。

因为没有全国性的公司法，所以非营利组织都是分别在各州登记注册，包括民主共和两大党和其他小党的全国性总部和地方分部，设在哪里就向哪个州（包括首都哥伦比亚特区）政府登记。在我所居住的弗吉尼亚州，主管部门叫做“州公司委员会”（State Corporation Commission，简称SCC），它把非营利组织归到非股份公司这个大类之下，申报时需要填写SCC 819表。该表很简单，只有一页，六项内容，主要就是机构名称，注册法人和公司负责人的姓名和地址，同时要附一份机构章程，以及缴纳75美元注册费。既没有资金要求，也不管你有多少成员。

非营利组织在美国又被称为政府和企业之外的第三类社会组织。国会的公共政策研究部门“国会研究服务部”发布的报告显示，2009年7月美国各种非营利组织和慈善机构约有150万个，它们的资产总额大约4.24万亿美元，向国税局申报的年收入将近2万亿美元，雇佣的员工占全国就业人口的10%，即使把那些由私人设立、以向其他组织或特定人群捐款为主要业务的基金会除外，资产总额和年收入也分别有2.6万亿和1.4万亿美元。这还只计算了年收入25000美元以上的非营利组织，因为年收入不到25000美元的不需要申报（2010年之后，年收入不到5万美元的无需申报），它们占了总数的接近一半。

联邦政府虽然管不着非政府组织的登记注册，但是在税务问题上仍然具有管辖权。尽管这是一项优惠，即绝大多数非营利组织都享受收入免税，但是想要成为免税的社团，必须符合联邦税法第501(C)款的规定，所以弗吉尼亚州的SCC 819表在说明中特别强调，申报注册的组织如果想要取得免税资格，章程中一定要包含国税局（IRS）制定的免税地位相关条款。

要符合国税局的免税地位，所要申报的内容就比较复杂。大多数非营利组织申请免税需要填写IRS 1023表。该表长达30页，除了组织名称、法人姓名地址等资料外，还要详细说明组织的活动内容。特别重要的必填项目是与避免利益冲突、防止巧立名目花钱有关，例如所有管理人员、董事和受托人的个人资料及报酬，年薪5万美元以上员工相互之间的亲属关系或商务往来等。另外还有对参与政治活动，包括竞选游说的限制。同时还要提交近年的财务报表，并交纳一笔申请费。年收入少于1万美元的申请费为400美元，否则为850美元。

合格的免税非营利组织不但收入不用缴纳联邦税，而且通常也享受州、地方和房产等税务减免。个人向非营利组织捐款，捐出去的钱可以从其应缴税收入中扣减。企业的捐款，捐款额在自身年收入3%之内的部分可以免税。非营利组织还可以在邮局取得批量邮件的邮资优惠，公益慈善组织也可以接受私人基金会的捐赠。

非营利组织要取得成功，最重要的就是信誉，而信誉仅仅靠执行者的道德操守是不够的，法律的保障必不可少。取得国税局免税地位的非营利组织必须按照联邦税法的规定运作。例如最常见的公益慈善组织，需要符合税法501(C)(3)款的规定，其年收入至少三分之一要来自公众捐款。法律还规定，非营利组织的收入和结余必须用于法定的运营项目，不得为它的任何成员、董事、官员或受托人牟取私利。国税局还监查非营利组织管理人员的工资，如果发现享受免税地位的机构管理层工资“不合理”，就会对该机构加以处罚，或者令其交纳惩罚性的附加税。据劳工部统计，2007年非营利组织管理人员的收入水平只有州和地方政府同类职位的90%，比私营部门要低将近20%。

保证非营利组织正常运作还要依靠公众监督。国税局规定免税的非营利组织必须向公众公开。只要有人提出要求，它就必须提供向国税局申报的IRS 1023表，以及年度财务990表或990-EZ表，除了合理的文件复印费之外不得另行收费。公众也可以到国税局去查询这些组织的报表。即使是私人基金会，只要享受免税待遇，就都得接受公众的监督。

想要知道美国非政府组织运作方面的更多内容，请阅读国务院国际信息局的有关出版物和文章：

非政府组织及对公共政策有影响力的机构2008年6月8日

http://www.america.gov/st/usg-chinese/2007/April/20081031112407eaifas0.3972132.html

非政府组织的功能与管理2008年5月02日

http://www.america.gov/st/washfile-chinese/2008/May/20080226151052xjsnommiS.8176081.html

非政府组织对立法和政策的影响2008年2月.10日

http://www.america.gov/st/democracy-chinese/2010/December/20080123105436xjsnommiS.1786768.html

政府和非政府组织推动新闻自由2006年4月25日

http://www.america.gov/st/washfile-chinese/2006/April/20060502115046maduobbA0.4190136.html
雾谷飞鸿/美国参考
http://twitter.com/MeiGuoCanKao
http://blogs.america.gov/mgck/
手机雾谷飞鸿
http://m.usembassy.gov/128065&t=d066a6d0da4e3a13f9dffed0b76326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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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东：拿着天平做麻辣

经济观察报
张昊

麻辣诱惑董事长韩东并不喜欢“工业化”这个词，“我之前说的东西有可能被误解了，餐饮这个服务型行业怎么能用这样一个冷冰冰的词来形容呢？”当我跟他提起一些媒体对麻辣诱惑有关“工业化”的报道时，他眉头一皱，“我的本意是整个流程是可控的，菜品也是个极其标准化的产品，而‘工业化’总让人有大量复制的感觉。”

但实际上“工业化”这个词在餐饮行业里，触及率颇高。魏蔚在担任俏江南总裁期间，提出的“四化”管理改革思路就有工业化这一项；而麦当劳、赛百味等洋快餐更是美国大工业时代的一个象征。

工业化之于餐饮业，更多的是一种传统服务业在资本环境下的生存状态。它需要通过标准化使自己的商业模式能迅速地复制和扩张，从而实现所谓的价值最大化。因此，但凡以上市为目标的餐饮企业，标准化都是一条必经的路径。从最早的“红灯笼”到如今的俏江南，中式餐饮的一次次折戟似乎隐喻着什么。

这也许是韩东对“工业化”不感冒的真实原因，“我们为什么不能放慢一点呢？我当然可以满世界找加盟，一家挣300万的加盟费，但那还是我想做的麻辣诱惑吗？”

定位

时间定格在2001年，在此之前，韩东的履历中丝毫找不到任何与餐饮有关联的线索。他曾是一名跳远运动员，在北京理工大学学的是市场营销，而1995年大学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是首都机场人事处。骨子里不安分的他，很快地就辞去了工作，在东四租了一家小门面卖阿迪达斯、耐克运动鞋。“当时的逻辑很简单，我喜欢体育，想拥有自己的耐克鞋，所以就开了这么家店。”

但生意越来越不好做，上游的强势和激烈的竞争让他有些厌倦，他开始寻找新的落脚点。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他进入了餐饮业。如今回想起来，这个当时看似很冒失的决定也的确契合了市场需求。

“第一，中国的餐饮市场太大了，包容性特别好，大海里养大鱼，这个市场一定是能养大鱼的；第二，市场的增长速度已足够快；第三，市场很多元，集中度很差，即使像百盛这样的跨国公司，也并不具有决定作用；第四，技术门槛较低，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容易；最后一点，当时的行业水平参差不齐，如果下大功夫，肯定会有机会。”

他开的第一家店叫“厚德居”，专卖炸酱面，但没多过久就关张了。“不是定位有问题，而是选址选错了。”市场营销科班出身的他，深受曾撰写过《定位》和《22条商规》的美国营销大师杰克·特劳特的影响，对市场需求有着敏感的触角。“我对炸酱面的定位是大众便餐，但那家店在西五环的鲁谷，这在当时显然不是一个热闹的地方。”

一次失败之后，他更谨慎了。麻辣诱惑是一个偶然的念头，“我喜欢吃麻辣，周围也有一大堆同好，而当时北京并没有太多这样的餐馆。即使有，也是按地域划分的，比如四川菜、湖南菜等。我一直在琢磨，如果只做麻辣，能不能做到极致。”

他为此做了大量的准备，“四川人把辣椒叫海椒，但它其实是沿着丝绸之路传入中国的，所以，中国大部分内陆省市是吃辣的”、“辣椒里某一种物质和咖啡因结构相似，人吃了会上瘾，但它又富含维生素，绝对是个好东西”……他的调研样本就是周围的这群朋友，虽然量不够大，但足以覆盖各种类型的消费需求，“我的调研并不只是简单的问卷，而是很深入的访问。”

如今常被媒体津津乐道的企业定位，实际上并没有那么刻意，“甚至‘麻辣诱惑’这个名字都是随口得的，我只是觉得麻辣对我太有诱惑力了。”曾经有一家媒体想把麻辣诱惑评为年度十佳定位企业，却被韩东婉拒了，“我总觉得所谓的‘定位’应该是像特劳特那样有一整套策略，但我们的一切决策都是基于消费者的真实需求。”

他很推崇7-11和星巴克，甚至专门到台湾参观过当地的7-11。“服务行业拥有基本的六个要素：产品、环境、便利性、情感的沟通、服务和价格。其实我追求的就是一种平衡，绝对不能有短板，也没必要有太长的板，这反而是一种稀缺性。”

“7-11的一些服务看似不起眼，但它总会在最合适的时机给你提供最合适的产品。不外乎有三种关系，人和产品、人和环境、人和人，星巴克和7-11其实都摆脱了冰冷的前两种关系，它们对人性的宣扬是其真正的核心竞争力。”

于是，你很难看到麻辣诱惑复制别家的服务，它总是从一些难以觉察的细节上满足消费者。比如，在三里屯的店里，因为女性消费者较多，所以整个店面设计就偏重女性视角。弧形的椅子、绒面的布，以及各种奇形怪状的圆灯。从君太百货开的第四家店起，麻辣诱惑就一直延续红黑色调的店面设计，但针对不同的商圈，都会有一些细微的差别。

“我并没有明确的竞争对手，这也让我的定位逻辑很简单，怎么让消费者更满意，我们就怎么定位。”谈起定位，韩东总是显得很随意。但实际上，为了洞悉消费习惯，他甚至经常“微服私访”，观察别人的用餐习惯，最后剩下的菜品和分量，然后开会讨论，推断是否有改进的空间。就这样，他从早忙到晚，事必躬亲。

标准化

外界把一大堆概念套在麻辣诱惑身上，“城市概念菜”、“麻辣新风尚”……它们认为之所以能迅速在京城有十多家分店，而且家家爆满，就是因为麻辣诱惑的定位打到了它想要的那一部分城市年轻白领。

但在韩东看来，一开始走的标准化路线才应该是取胜之道，“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如今的水煮鱼跟几年前的还是一个味，这个误差率是能用百分点来计算的。”

麦当劳的创始人雷·克洛克曾说过：“连锁店只有标准统一，而且持之以恒地坚持每一个细节都标准化执行，才能保证成功。”为此，麦当劳的每块牛肉饼从加工一开始就要经过40多道质量检查关，只要有一项不符合规定标准，就不能出售给顾客。这其中既包括产品质量，比如必须挑选精瘦肉、牛肉由83％的肩肉和17％的上等五花肉制成、脂肪含量不得超过19％、绞碎后一律按规定做成直径为98.5毫米、厚为5.65毫米、重为47.32克的肉饼，也包括制作工艺，“煎汉堡包时必须翻动，切勿抛转”。

星巴克的服务也基本如此，从咖啡豆收集、采购、运输，到烘焙、制成咖啡，整个流程环环相扣。每一粒咖啡豆约有1200种成分，星巴克能将不同的成分调合起来，而且制作过程精确到秒。即使是以服务见长的海底捞，对产品的标准把控也极其严格，北京所有分店的菜品都来自于海底捞设在大兴西红门的物流中心，这里有一整套清洗、检验、冷库设备。每天下午从协议农户收购来的蔬菜会先经过专业品控检验进入冷库，第二天早晨这些蔬菜会经过第二步检验进入全自动化的清洗机床、甩干机，并在装箱前经过第三道检验。

韩东早就意识到了这一点。麻辣诱惑的核心就是辣椒和花椒，他在这上边花费的精力也最多。“辣椒有那么多种，二金条、子弹头、美国一号，每一种都适合不同的菜品，而且不同地区的辣椒口味差别很大，这都需要我们去琢磨。”

麻辣诱惑有一个专门的质量监察部，他们的工作就是监督从原材料到成品的整个过程。“我们会去找最好的选材料产地，然后跟当地的农户签协议，而且很频繁地抽查质量。这是一个很浩大的工程，因为产地实在太多，监控难度极高。”还有一些原材料，比如泡酱还需要在当地发酵，“我们跟重庆的合作，在当地有一个2米高的大缸，一次能装1000多斤酱。但这中间很讲究，包括用什么面粉、什么辣椒，怎样的发酵条件，我们都得去管。”

紧接着就是菜品制作。在麻辣诱惑成立之初，韩东就设立了一个中央厨房，最核心的炒料和料汁配置，都在这里制作，然后再配送各门店。这就保证了菜品的高度标准性，“杀鱼、炸鱼、炸辣椒，这里面都有严格的标准。拿水煮鱼这一道菜来说，就有30多个监测点，从杀鱼的过程到炸鱼的油温，很多细节性的东西。”韩东对菜品的配比要求非常严，“该是多长多重，就一定是那样，否则就会影响菜品质量。”比如，用于某道菜的猪脚定的长度就是16厘米到18厘米，“超过这个范围，就很难保证蒸煮的质量。”

但麻辣诱惑并不算大的采购规模，再加上供货商都是麦德龙、联合利华、雀巢这样的世界级企业，很有可能拉升运营成本。“其实这是个很难解决的问题，我们的方式就是尽量保持产品的精确。从开始到现在，我们70%的菜品都没变过，而且菜品种类也并不多。我不主张变，因为事实证明顾客常点的也就是这些。”通过缩小采购范围来间接地提升单品的采购规模，这很经济，而且管控方便。

韩东对新菜品极其谨慎，“一般设计一个菜品，都至少要几个月，甚至是半年。比如消费者吃鱼时想要一种娇脆的感觉，我们就得实验炸鱼的温度。拿个温度计放在油锅里，一遍一遍试。190℃，好，以后就按这个来。”而市场部会组织多轮内部评测和外部评测，“满分是10分，但至少得有100个外部评测达到8分，我们才会考虑上这个产品。”

所以说，麻辣诱惑的一整套流程才是其精髓所在，“这么说吧，你即使挖我几个大厨，都做不出我们的味道，因为它根本没有产品的源头。”

正因为这样，麻辣诱惑一直受到资本方的青睐，“跟我谈的风投其实很多，但我并不急，因为我怕资本的逐利性会让我们失去自己的灵魂。我不可能按照他们的要求去疯狂扩张，开加盟店，现在这种节奏其实挺好。”

标准化是打造一个餐饮品牌的必经之路，但由于中餐的特殊性，显然实现的难度会很大。“工序比那些洋快餐多得多，在既定的采购规模下，物流和供应链的整合很困难。”而韩东的信心则来自于现在的市场反应、合作伙伴的评价以及竞争对手的仿冒。

“2008年，我跟联合利华有个项目合作，也是做辣的产品。我把我这些东西跟他们一说，他们很激动，不停地说这可不是中国的生意，而是全球的生意。的确如此，新加坡、美国、泰国……只要有华人的地方，都有了麻辣诱惑的山寨店，我们现在正跟他们在打官司呢。”

狄马水浒系列之五：梁山上的杏黄旗到底能打多久？


杏黄旗到底能打多久？
狄 马



多数人看《水浒》，看到最后，总会忍不住问自己：这就是宋江给弟兄们找的出路吗？假如宋江不投降，有没有别的路可走呢？



假如宋江不投降，摆在面前的无非是两条路：一是维持现状；二是“取而代之”。



所谓的“维持现状”，就是尽量巩固和发展水浒根据地，建立以梁山为中心，向周边辐射的半幻想半现实的特殊社会；但仔细想想，这个带有乌托邦性质的社会是很难长久地维持下去的，因为随着梁山队伍的不断扩大，吃饭问题就会上升成为梁山自治区的根本问题。



梁山在王伦时期大约有一千人马，后来又兼并了几个山头，人马越来越多。照学者萧兵的估算约有两万人，但我看这仍然是梁山前期的人数，到鼎盛时期可能远远不止这个数。宋江在攻打东平府时，对董平夸口，说他手下有“雄兵十万，猛将千员”，这当然不可全信，古人打仗把兵力夸大是常有的事；但拦腰砍断，说他有四五万人马，我还是相信的。证据一：在攻打东平府和东昌府的前夕，宋江传令调拨人马给他和卢俊义，结果他和卢各得马步兵一万，而且还不算双方负责接应的水军。如果两支水军各以五千计，这次参战总人数当在三万以上。再加上山中守寨的将士和家属，梁山此时的人口应不少于四五万人。证据二：在此前不久的曾头市战役中，吴用听说曾头市立了五个寨栅，便也调拨五路兵马前去攻打。东西南北四寨共派出一万两千人，中军和后军各领兵五千，计此次战役共派出马步兵两万两千人，负责驾船接应的水军、山中守寨的将士，以及大小头领和士兵们的家属仍然没有计算在内。



这四五万人都不生产，不交换，只管“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就必然会使“粮荒”将成为梁山一个挥之不去的难题。面对日益减少的牛肉，日趋寡淡的烧酒，意志薄弱的青年一定会在心里犯嘀咕：“杏黄旗到底能打多久？”那么能不能把“大碗喝酒，大块吃肉”改成“小盅喝酒，小块吃肉”，就像陕北民歌里唱的“鸡蛋壳壳点灯半炕炕明，烧酒盅盅量米不嫌哥哥穷”呢？当然不行。因为梁山自创立以来，就把“大碗喝酒，大块吃肉”作为它的“企业形象用语”来吸引根据地之外的好汉的，就像夺取政权时以“待到革命成了功，一人一个女学生”来吸引人参加革命一样。你现在把“大碗喝酒，大块吃肉”改成“小盅喝酒，小块吃肉”，那和我在家有什么区别呢？



长期以来，梁山解决自己的生计问题不外乎两种途径：一是拦路抢劫；二是异地掳掠。前者主要是在闲时，一个或几个头领带一些喽啰在梁山附近设伏，将过往客商或富豪官吏的钱财公然搬取上山；后者是打听到那里有钱粮广积的庄园或州县，找个茬子，连人带物掳上山，如若不从便刀兵相见。如三打祝家庄，顺带拆迁李家庄、扈家庄，围攻东平府与东昌府等。前一种途径周期短，频率快，投入小，可以看作是“零售”；后一种途径风险大，周期长，利润高，可以看作是“团购”；但不论是“零售”，还是“团购”，都不能持久。试想，梁山附近的道路如果长期设卡，违规收费达数十年，过往行人明知道小命不保但还是有人走，除非是傻瓜。远征采食的方法虽然成本高，产出大，但总有个尽头。几年之内，方圆数百里的村寨和州县都打完了，梁山就只能把目光投向远方。远方也打完了，就只能投向汴梁。这就意味着梁山和大宋之间迟早会有一场决战。大宋再弱，也不可能坐等敌人火烧眉毛。因而“维持现状”这条路，从长远来看是走不通的。



“取而代之”倒有可能，只是宋江不想，或者说不敢。梁山到最后，两赢童贯，三败高俅，如要彻底荡平，就只有徽宗“御驾亲征”了。仗打到此时朝廷实际上已经无将可派，无计可施了；否则，也不可能让上将参谋长童贯，国防部长高俅领兵出征。因而我与大部分论者看法不同，我认为宋江不敢“杀到东京，夺了鸟位”不是因为实力悬殊，而是由于精神矮化。用孟轲先生的话说：“是不为也，非不能也。”也就是说，是思想，而不是实力使得他在去东京的路上踌躇不前。换成时新的话说就是，思想有多远，人就能走多远。



那么，宋江具备些什么思想呢？在九十九回中，他与擒住方腊的鲁智深有一段经典对话：



宋江道：“今吾师成此大功，回京奏闻朝廷，可以还俗为官，在京师图个荫子封妻，光耀祖宗，报答父母劬劳之恩。”鲁智深答道：“洒家心已成灰，不愿为官，只图寻个净了去处，安身立命足矣。”宋江道：“吾师既不肯还俗，便到京师去住持一个名山大刹，为一僧首，也光显宗风，亦报答得父母。”智深听了，摇首叫道：“都不要，要多也无用。只得个囫囵尸首，便是强了。”宋江听罢，默上心来，各不喜欢。



在这段对话中，宋江先是让鲁智深在京城当个大官，遭到拒绝；后来见他不肯还俗，就退一步让他当一个“县处级和尚”，在庙里过过“官瘾”，同样遭到拒绝。我想，此时的宋江一定有一种强烈的挫败感。他不明白，我宋某低头哈腰，蛇形匍匐，甚至不惜动用御用“二奶”李师师，才得到了招安的机会，但这些人面对到手的功名却一个个拽得跟二五八万似的，不知是为什么？



这当然可以理解。作为一个眼光极其有限，又无多少文化，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文不能安邦，武不能附众”的小公务员，在梁山上耍耍手腕还可以，一到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便立马暴露出了小吏的局限。也就是说，他脑子里不可能产生比当官更美妙的政治想象力。因而他根本不敢想他能够取道君而代之。



这当然不是他的错，他错在把这样一种庸俗的功利观当成“天道”，然后以“天道”的名义号召并命令所有的弟兄去执行。最后落得个死的死，伤的伤，自杀的自杀，出家的出家，一百单八将十损其八的下场，连他本人也是在楚州军区司令的任上干了不到半年就被毒死在了办公椅上。这对他来说，当然是死得其所，因为他是为理想而献身的，死后也被朝廷“敕封烈侯”，也就是追认为“烈士”了罢；但那么多不愿招安的弟兄是为什么而死的？是为人民的利益而死的，还是为宋江的牌坊而死的？只有天知道。



2011年6月29日～7月1日草于长安饮马窟

黄怒波冰岛买地风波
英国《金融时报》 安德鲁?沃德 吉密欧 何丽


这里是一片高原，有的不过是火山岩和荒草，风儿呼啸而过。去年冬天的残雪，像一片片脏兮兮的补丁点缀着周围的群山，随着短暂而凉爽的夏季即将让位于秋天，它们正迎候新雪的覆盖。

为什么有人会花费900万美元购买这块位于冰岛东北部、名为Grímsstadir á Fj?llum的荒凉之地？更别说还要再投入1亿美元甚至更多资金，在这里修建一座豪华酒店和高尔夫球场。个中原因何在，眼下并不清楚。

然而这正是黄怒波的打算。黄是一位自诩为诗人和冒险家的中国富豪，根据一项临时协议，他将在冰岛购买300平方公里的荒地——这使得许多冰岛人不由得仔细参详这其中潜藏的动机。许多人怀疑，这位前中宣部官员是中国在冰岛战略利益的“特洛伊木马”。冰岛地处欧洲和北美之间，冷战时期在北大西洋的安全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今后，假如随着全球气候后变暖，附近北极地区的石油变得可以开采，海上能够通航，这个国家的重要性将再度凸显。

黄怒波表示，这些阴谋论毫无根据。他自从当年在北京大学与一位冰岛留学生同住一间宿舍，就与这个国家结下了渊源。去年因赞助一个诗歌节而首次造访那个地方时，他一下子就爱上了那里。坐在北京的办公室里，黄怒波表示：“我觉得那里太美了，我就喜欢荒无人烟的不毛之地。”他周围摆放着登山探险时带回来的各种纪念品。


然而，不管出于什么动机，这笔交易都突显出，中国和中国企业家正日益着眼于在海外施展其不断增强的财力。从非洲农田和智利铁矿石，到法国酒庄和瑞典汽车公司，中国投资者正在全球各地大肆购买土地和资源。

这表明，中国过去几十年里高度依赖外来直接投资的增长模式如今已发生了变化。在过去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一直在与美国争夺“全球第一大FDI目的地”的头衔。

由于中国施行资本管制，中国企业至今仍难以在海外进行投资。不过，相关规定已有所放宽，根据政府统计数字，截至去年年底，对外直接投资已经从2004年的150亿美元左右，激增至2200亿美元以上。

即便如此，在全球FDI总额中，中国仍只占到了1.2%，与丹麦相当。中国的FDI虽然高于巴西和印度等新兴市场，但仍仅为美国的5%。

不过大家都说，中国正开始掀起一股全球购买狂潮，这股浪潮将重塑全球经济格局——或许也将重塑全球格局。

世界银行(World Bank)行长罗伯特?佐立克(Robert Zoellick)表示，这种现象可能有一些益处，比如缓解全球资本流动失衡和促进人民币国际化。“对一个不断增长、即将在国际经济体系中发挥更大作用的经济体来说，这是一种自然的进展。”他向英国《金融时报》表示，“我认为这种现象实际上可能具有建设性。”

然而，黄怒波这个项目所引起的喧嚣，突显出了中国投资者在海外面临的怀疑。年届55岁的黄怒波表示，国际媒体的反应让他有些失意。上周在前往西藏的途中，他在英国《金融时报》上看到一些冰岛政界人士对这个项目表示担忧。他说，此前在与冰岛官员会面时，他听到的都是好话。“我只是一介商人，为何人人都以为我的背后是政府呢？”

黄怒波身着运动裤，看上去不像一丝不苟的共产党官员，而他的办公室也不是典型的中国商人的办公室。门厅里摆放的雕塑，灵感来自于他的诗歌；会议室外边整齐排列着鞋钉和氧气筒。一窝灰色的小猫四处乱跑，争相吸收主人的注意。他在楼上卧室的旁边，养着两只猴子、几只鹦鹉和一只兔子。他以前还养过鲨鱼，但他表示，鲨鱼在北京养不好。

黄怒波登上过珠穆朗玛峰，到过北极和南极。对于一切怀疑此笔交易是出于战略考虑的说法，他予以了驳斥。他轻抚着一只小猫说道：“我是有过在政府工作的背景，但我并不想当官。一个当官的会在办公室里养猫吗？”小猫喵呜喵呜地叫着。

尽管行为有些古怪，但从许多方面来说，他都是一位典型的试图把触角伸到海外的中国企业家，目前这个群体正不断壮大。黄怒波是在房地产市场起家的，他在全国各地拥有多处休闲和旅游资产。根据《福布斯》(Forbes)的排名，他拥有8.9亿美元的净资产，在中国富豪榜上排在161位。

华盛顿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eterse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的荣大聂(Daniel Rosen)表示：“未来几十年内，中国将在全球各地进行数千亿美元的绿地并购和投资，目前只是一个开端。”他在最近的一份报告中估计，假如中国遵循一个新兴经济体的典型模式，到2020年，中国在海外的直接投资可能高达2万亿美元。”


直到不久前，中国的大部分海外投资还集中在亚洲、拉美和非洲，因为中国希望获得自然资源，用于驱动其大宗商品密集型的增长引擎。根据官方数据，在中国的海外直接投资存量中，国有企业占到了70%以上。但民营中小企业和个人也正日益把目光转向海外。自然资源仍然是重点，但中国也正鼓励国内企业打入海外市场，并获取技能和技术。

与此同时，中国政府正试图保持对海外投资目标的控制，以避免引起海外的政治抵触，并防止本国投资者被视为“傻有钱”。中国当局已叫停了国有及民营企业数起不符合主要工业、政治或宏观经济政策的对外投资案。黄怒波坦承，自己这个项目也可能遭遇同样的命运。他表示：“如果中国政府认为这会影响中国在海外的形象，就可能不批准这个项目。”

冰岛方面能否批准也远未确定。这个经济凋敝的国家正在权衡利弊：一方面是一大笔外来投资的吸引力，另一方面是对中国的影响力感到不安。冰岛在金融危机中遭受了重创，其银行业2008年全面崩盘。

其他国家也面临同样的两难局面。发达国家的经济困境，与中国经济看似永不停歇的增长交织在一起，让许多人感到了自身的脆弱，并小心翼翼地提防机会主义投资者会趁虚而入，低价收购资产。

在近期为欧洲外交关系委员会(Europe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撰写的一份报告中，弗朗索瓦?古德门特(Fran?ois Godement)和乔纳斯?帕雷罗-普莱斯纳(Jonas Parello-Plesner)表达了欧洲国家以及世界其他许多地区的担忧。报告中写道：“遭受危机打击的欧洲需要短期资金，因为这个缘故，中国企业不仅得以敲定低价收购的协议，还能够挑动欧洲国家的相互竞争，而这不符合他们的共同利益。这种策略中国曾在发展中国家采用过，如今又故伎重施。”

他们也表达了对许多国家（这些国家的企业试图打进中国市场）与中国结成互惠关系的担忧。他们写道：“如果你想一想欧洲方面在中国想要获得同等机会所面临的限制，中国在欧洲直接投资所带来的问题就会更加明朗。简而言之，这意味着，中国的吉利(Geely)可以收购瑞典的沃尔沃(Volvo)，但相反的交易就会在中国法规面前受阻。”

回头再来说说Grímsstadir á Fj?llum。这一地区零星分布着几个小农场和一些小宾馆，居住在这里的人们不愿谈论黄怒波的计划。一位女士从半开的门后看出来，说她担心开发大型旅游项目会对环境造成影响。另一位居民则为可能创造出的就业会感到兴奋。他们都不愿公开姓名，证明了这一话题在这个小社区里的敏感性。

虽然一些冰岛政界人士表示了担忧，其中包括负责审批此项交易的部长，但冰岛总统奥拉维尔?拉格纳?格里姆松(Olafur Ragnar Grímsson)却力挺黄怒波。他表示：“当冰岛淹没本国的山谷，为西方的铝业公司供应水电时，没人谈到地缘政治上的影响。而当一位中国诗人想修建一座酒店时，人人却都像疯了一样。”

批评人士指责这种说法过于天真。在冰岛首都雷克雅末克，一位著名的商业领袖说道：“盖一座酒店哪里用得着买下冰岛0.3%的国土。”


对此黄怒波表示，这块地之所以有如此的规模，是因为它是许多土地所有者把手中的地皮合在一块儿出售的，而其中只有一小部分适合营建。除了酒店和高尔夫球场以外，他还计划发展热气球项目，并修建跑马场。客人将从雷克雅未克搭乘小飞机前来，这是一段很短的航程。他计划购买两架小型飞机。他再次说道：“这里非常美，是人类最后的真正度假天堂。”

译者/何黎

环评法应增加政策环评
作者:南方周末记者 冯洁
2011-09-01 南方周末


“几个朋友私下开玩笑说，党中央国务院的英明决策，还需要你们去环评？”

“环评法要修改，一是政策环评的内容要开拓，二是规划环评能否成为一项行政许可。三是能不能改变‘国家批微观、地方批宏观’的倒置局面。”

2003年的9月1日，十年磨一法的环境影响评价法（下称环评法）正式实施，原本只能“被统一思想”的环保部门，终于有了向盲目发展说“不”和事先预防环境损害的利器。

随后，怒江水电13级开发规划、圆明园防渗漏工程、厦门PX以及北京六里屯垃圾焚烧等项目，以环评法为依据，形成了日渐清醒的公众参与。但环评法在违法成本、补办程序、公众参与度等方面仍存在短板，面对大项目、政绩工程，仍有力不从心之处，因而也有人说是“打苍蝇多，打老虎少”，难脱走过场之嫌。

八年之后，面对修法的呼声，环评法的主要发起者、亲历者，环保部环评司巡视员牟广丰，讲述了当年环评法由政策环评妥协为规划环评背后的无奈。“如果环评法修订，要开拓政策环评内容，建议规划环评成为一项行政许可”。



牟广丰

南方周末：环评法实施8年来，质疑不断、修改呼声不断，怎么看待环评法？

牟广丰：环境影响评价法的立法初衷和最终出台的法之间，有一定的出入。环评法原本希望从决策的源头就开始论证利弊，如重大政策制定、生产力布局、国土整治和区域开发等。完整的战略环评（SEA）应该包括三个环节，首先是对政策的环评，其次是规划，最后才是项目，但我们的环评具有严重的先天不足，体现在环评法中就只剩了规划环评和项目环评。

什么叫政策环评呢？以能源政策为例，过去长期实行的是“有水快流”的能源开发政策，时至今日，官方统计的煤炭消耗每年是三十多亿吨，为此整个山西15.6万平方公里挖空了将近1／4，其中又有1／4塌陷区，吕梁地区成村的塌陷，不少农民实际上沦落成了生态难民。如果从战略源头上调整能源政策，还会不会是这个样子？　

南方周末：环评法出台之时，为何没有政策环评的内容？

牟广丰：1996年31号文件（国务院《关于环境保护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提出了生产力布局、国土整治、区域开发、城市开发要进行环境影响论证。当时想从环境论证撕开一个政策环评的口子，再制定环评法。因为环境影响评价就是直接针对政策的，比如美国的环评法叫做国家环境政策法案，要求联邦政府在制定政策前先做环评。但立法过程中，几个回合下来我们就败下阵来，几个朋友私下开玩笑说，党中央国务院的英明决策，还需要你们去环评？

南方周末：当年没能从政策源头就环评，现在是否有改观？

牟广丰：从这一轮“十二五”规划的制定可以看到，我们的工业仍以能源重化工、基础原材料为主，在全世界市场份额之大、产量之高、投入产出比之差距，仍在继续，环境影响评价在决策源头上可谓“介入不得”或“介入不深”。

南方周末：据说2003年环评法正式实施后，马上就用在了怒江建坝上？

牟广丰：2003年8月13日，怒江13级水坝规划的评审会召开，距离环评法正式实施的9月1日只剩下十几天。这个做法看上去很像打时间差，环评法要求，对“区域、流域、海域”的建设开发利用规划，都要在规划编制过程中进行环评。有了环评法之后，怒江13级梯级开发规划，就要做流域规划评价，而不仅仅是单个项目评价。

南方周末：环评法的缺憾和欣慰各是什么？

牟广丰：缺憾是没有政策环评，欣慰的是终于有规划环评了。政策环评是源头，用来评价这件事情到底能不能做，规划环评则是已经决定要做了之后具体怎么做的问题，而到了项目环评阶段，规模结构布局大致都定了，剩下的无非是“墙内几百米，墙外几公里”的事。

规划环评在确定产业规模、结构和布局上，是项目环评所达不到的。但遗憾的是，规划环评只是法律程序，而非行政许可。项目环评属于行政许可，环评不过可一票否决。规划环评则不然，即使对规划提出修改意见，而有权审批规划的机关不采纳，只要对不采纳的理由做出说明规划可以照样实施。这就大大削弱了规划环评的法律效力。

即便如此，环评法刚实施时，规划环评工作的开拓也是步履维艰，到什么程度？一些部门根本不理你。当时我正好分管两个处，管项目环评的那个处门庭若市、车水马龙。管规划环评那个处人烟稀少、门可罗雀。我们只好另辟蹊径，从法理上找依据，如环评法第一章是总论，第二章就是规划环评，第三章才是项目环评，还规定凡是做了规划环评的，项目环评可适当从简，这就说明规划环评是项目环评的前置条件。我们提出凡是没有列入规划的或未作规划环评的不予授理项目环评，并明确写进《规划环评条例》，这样才打开了规划环评的局面。

环评法还留下了另一个遗憾。规划环评中，跨流域、跨区域的环评国家批，省内的流域规划和省内的区域规划则是地方批。环评法实施不久后，我去了河北唐山和四川的大渡河流域调研，当时就发现一个问题，处于省内的大渡河流域规划和曹妃甸临港工业区规划，省里就可以批，但具体到每一个点上，又是国家批。比如，大渡河上每一座水坝和曹妃甸临港工业区的每一个码头都是国家批，变成了宏观的地方管，微观的国家管，宏微倒挂。

南方周末：如果环评法要修订，改什么？

牟广丰：环评法要修改，一是政策环评的内容要开拓，二是规划环评能否成为一项行政许可。三是能不能改变“国家批微观、地方批宏观”的倒置局面。环评原本是预防性的，应该前置在环境影响发生前，环评法第三十一条规定的补办环评手续一条，变成了“先上车，后买票”，确实需要修改。

南方周末：一些环保NGO认为环评法对公众参与的规定偏原则性，需要具体到公开环评报告文本、至少召开一次发布会的程度，您怎么看？

牟广丰：环评法对公众参与的意义，称得上是破冰。这么多年来，相对于其他一些部门，环保部门在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方面，做的相对还要多些。圆明园防渗漏工程环评听证，是第一次按照环评法的程序进行的环评听证。有人说我们“只打苍蝇，不打老虎”，这也不尽然。厦门PX、上海磁悬浮这些事件的解决，都离不开公众参与。

公众参与的关键，一个是程序，另一个提倡的是让真正利益相关者参与，前提是信息公开。一些部门怕麻烦，以保密为由拒绝信息公开，其实公开是常态、保密是个案才对。环评法修订，应该对公众参与有更细致的规定，把那些躲在保密挡箭牌后面的信息释放出来。

超越那些想当然
from 情书 by drunkpia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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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金雁老师《从东欧到新欧洲》一书的书评
载于《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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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外交季刊》登过一篇文章“一个正常的国家”，作者是学者Andrei Shleifer和Daniel Triesman。他们针对当时西方媒体、学者和政治家将俄罗斯的情况描述得一团漆黑的情况，试图论证俄罗斯的情况虽然不那么好，但其实也不那么糟，是个“经济中等、政治凑合”的“正常国家”。之所以那么多人唱衰俄罗斯，大约一则是因为很多人还是把注意力停留在俄罗斯刚开始转型的那几年，二则因为苏联的历史地位，人们对俄罗斯的预期太高，不能以“平常心”来看待它。

不能以“平常心”来看待俄罗斯——乃至转型后的中东欧地区的，不仅仅是西方国家，很长时间以来，中国的媒体和学界谈到转型后的前苏东地区，也是条件反射般地将它与“乱”、“崩溃”、“衰退”、“动荡”、“教训”等词语联系在一起，以至于在很多中国人的脑海里，因为苏东的经历，“转型”成了“狼来了”里面的那个“狼”。

金雁的新书《从“东欧”到“新欧洲”》就是试图帮我们摘下有色眼镜，“用发展的眼光”，去观察和了解一个正常化的中东欧。换句话说，这是一本挑战迷思、破除成见的书。

成见之一就是转型之后，中东欧各国经济陷入崩溃边缘，民不聊生。由于经济体制的巨大变动和贸易体系的重组，很多中东欧国家在转型初期的确经历过经济萧条、通胀飙升的阶段，但是转型的阵痛在90年代中期之后逐步让位于正常的发展。事实上过去十多年，除了金融危机时期和个别国家，大多中东欧国家都经历了相对高速的增长。比如，就人均购买力GDP来说，世行数据显示，捷克1990年是11209美元，2010年则达到25232美元；匈牙利则从8778美元上升到19764美元；波兰从5473升到19059美元；俄罗斯从9119升为18963美元；就连经历过战火的塞尔维亚，人均购买力GDP都从1997年的6407美元（最早可得的数据）上升为11719美元……也就是说，过去20年，大多中东欧国家人民的生活水准基本实现了翻番。中国由于起点低，经济增长当然更快，但是即使如此，2010年中国的人均购买力GDP仍然只有6828美元，远不足以骄傲地“一览众山小”。
更关键的是，中东欧的经济发展没有带来急剧的贫富分化。从衡量贫富差距的基尼指数来看，中国近年的基尼指数达到0.48左右，但是相比之下，捷克的基尼指数是0.26（2005年），匈牙利0.25（2009年），波兰0.35（2005年），罗马尼亚0.32（2008年），塞尔维亚0.26（2008年）……可以说，除了俄罗斯这个“特例”（2009年达0.43），中东欧地区尽管市场转型，依然属于地球上最平等的地区之一。

成见之二是，转型之后议会政治“吵吵嚷嚷”，政党频繁更迭，社会动荡不安。不错，走向议会政治之后，中东欧各国走向了多党政治。几乎所有中东欧国家都已经经历了几次不同政党之间的权力更迭。但多党政治是否就一定会导致过度的社会动员，造成社会动荡？未必。固然，有了议会政治，媒体上会多出议员们吵架甚至打架的不雅画面，但如果一个社会存在矛盾是必然的，那么把矛盾放到议会这个“容器”里让官员帮助百姓打“代理战争”，可能反而比让矛盾遍地开花要好。毕竟，议员们在议会里相互吹胡子瞪眼，总好过民众今天浇汽油自焚表达利益诉求、明天拿着刀去警察局砍人。事实上，根据“政治不稳定指数”2007年的排名，大多数中东欧国家政治相当稳定：捷克的稳定性排在日本前面，波兰排在英国前面，白俄罗斯排在美国前面，匈牙利排在希腊前面。即使是乌克兰式的颜色革命曾经伴随着社会冲突的加剧，但冲突最后还是以一种“体制内”的方式和平解决——而和平地解决政治冲突，是民主相对稳固的一个显著标志。南斯拉夫式的内战流血固然触目惊心，但其中的矛盾源远流长，米舍洛维奇煽动塞尔维亚民族主义也早在转型之前，恐非一个民主转型可以全盘解释。

成见之三，则是我们多年来对“休克疗法”不由分说的批判，对“渐进改革”不由分说的拥抱。长期以来，一提到苏东改革，我们就想起休克疗法，而一提到休克疗法，我们就摇头叹息。金雁以富有洞察力的分析告诉我们：爱沙尼亚的改革很“休克”，但是它发展得很不错；白俄罗斯的改革很“渐进”，但是它发展得要慢的多；乌克兰从来没“休克”过，但是它的转型经济上几乎可以说是最失败；俄罗斯被视为“休克”的典型，但是它只适用过休克政策不到一年……现实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使得我们难以以“休克还是渐进”来鉴别改革的成败。在金雁的分析里，各个国家的历史遗产和改革原初状态，往往比分析其改革速度更有解释力。

事实上，在大多数中东欧国家，金雁指出，由于民主的政治框架，真正的休克疗法很难出台和推行。强大的工会力量和民主的讨价还价过程，使得多数中东欧国家改革进程“淅淅沥沥”。波兰的格但斯克造船厂私有化谈了五年，罗马尼亚的日乌河谷煤矿私有化谈了十二年，捷克的克劳斯据说是标准的新自由主义者，但其执政期间只能推行高税收高福利、反兼并反破产的政策。所以20年改革下来，多数中东欧国家没有改成传统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国家”，反倒是改成了“福利国家”。相比之下，中国某些地方一个市长或者厂长，一拍大腿就可以卖掉一个企业或产业的做法，反倒是显得更“休克”。

摘下有色眼镜观察他国并不容易，因为我们脑子里充满了各种“想当然”。也许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我们怎么看待他国，而是怎么看待自己。其实中东欧国家现在肯定还存在诸多问题：超前的福利政策可能导致寅吃卯粮的财政危机、经济对外的高度依赖性使得它在金融危机面前格外脆弱、某些国家极右翼政党的兴起令人担心种族主义的复苏、一些国家的选举争端让人忧虑民主是否在该地区已经稳固……但是，任何“正常”的国家都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如果因为中东欧国家的问题而忽略其进步与发展，甚至以之为借口对自己的改革固步自封，就既是对他国的不公平，也是对自己的不负责了。也许从《从东欧到新欧洲》这本书开始，我们思考苏东转型时，思考的就不应当仅仅是其“教训”，而且也应该是其“经验”了。

洋巨头的月饼生意经
作者:南方周末记者 张育群 实习生 胡泉
2011-09-08 南方周末


月饼早已不再是中国本土企业的专利，以哈根达斯为代表的外资企业使出不同招数在中国淘金。对高价格并不敏感的井喷式团购和中国人好面子的特性，使得一年只能卖一次的月饼也成了桩大生意。

傍晚时分的上海久光百货临时取货点前，一条长约200米的队伍在移动，每个人手里都攥着一张或者多张哈根达斯冰淇淋月饼券。哈根达斯公关总监郭雨应接不暇，她说，前来兑换月饼的顾客太多，她好比在跑一场“马拉松”。

事实上，在2011年8月的后两个星期里，位于上海虹桥路城开国际大厦的哈根达斯总部，经常空无一人。甚至包括哈根达斯大中华区董事总经理朱玺在内的所有高管，都分配到上海十多个临时提货点服务了。

朱玺经常会帮忙铲干冰、打包和兑换月饼券，很多上海市民能从他手里接过哈根达斯月饼——与此同时，在一些提货点旁边，有“券贩子”手里拿着促销券，价格相比店内明示的价格打了七五折。

月饼不再是中国本土企业的专利。最近几年，包括哈根达斯、星巴克、雀巢等洋巨头们，也纷纷进军月饼市场。高利润的诱惑，和对品牌号召力的自信，他们不可能无动于衷。

尽管2011年哈根达斯冰淇淋月饼的产能增加了25%，但到了9月2日，所有门店的月饼已经卖断了。哈根达斯号称冰淇淋均从法国进口而来，来到中国后裹上一层薄薄的巧克力——然而就是这么简单的工序，依然导致趋之若鹜。

“我们从6月份就开始生产了，中国市场需求之大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哈根达斯相关人士说。

中国焙烤食品糖制品工业协会的数据显示，2010年全国生产月饼的企业就有上万家，年产量超过25万吨，销售额超过150亿元，行业主要骨干企业和地方知名品牌企业年平均递增速度超过15%，年生产量在千吨以上的企业超过50家。

疯狂的礼品需求令中国的月饼市场呈井喷之势，中秋节是一年中企业和业务合作伙伴、政府官员等联络情感的时刻。食品零售商们乐此不疲。在一些酒店，通常单价在5元左右的一盒月饼被装入礼盒重新包装，摇身就变成了78元。而对于那些想购买高价月饼的人而言，数千元的鲍鱼鱼翅月饼是不错的选择，但价格水分有多高，就不得而知了。当然，中国人好面子，很多时候对礼品价格并不敏感。

团购是市场上一股重要力量。北京最大的月饼生产商——稻香村食品集团在2011年8月一个月的月饼销量就在2500吨左右，其中团购客户占到了八成。这使得离中秋还有一周，27款月饼有24款已经卖断货。其营销部部长石艳的兴奋之情溢于言表，称现在去稻香村门店买月饼，“只能去碰运气了”。

连本土企业都低估了市场的巨大需求，洋巨头们也要来分杯羹。其实哈根达斯早在1997年就开始在中国卖月饼了，是最早在中国月饼市场淘金的洋巨头之一。最开始，他们只是在上海的门店里做一些推广，直到2005年，他们才发现公司团购这一新引擎。

不过，在宣传上，哈根达斯并没有突出月饼的礼品属性，它给自己贴上的是时尚标签，2011年还掷重金请范冰冰、刘嘉玲、吴佩慈等演艺明星来造势，另外还推出了一款以中国网球运动员李娜捧起法网冠军为背景的“娜”中秋冰淇淋月饼礼盒。

“今年我们还加大了在二三线城市的渗透，在成都、武汉和西安各做了一次活动。”哈根达斯上述人士称。

哈根达斯提供的数据显示，其冰淇淋月饼的销量已跻身中国月饼市场的前三名，但对于2011年月饼的销售额，哈根达斯并不愿意透露。

正是看到哈根达斯在冰淇淋月饼上的成功，过去的几年中，雀巢、星巴克、德芙等外资巨头，也纷纷进入月饼市场，雀巢亦在中国推出高档冰淇淋月饼，与哈根达斯短兵相接；星巴克推出了咖啡月饼。

星巴克咖啡国际总裁约翰·卡尔弗在2011APEC中小企业峰会上称，星巴克在上海成立了一个研发团队，这是除美国西雅图之外唯一拥有大的研发团队的地方，这么做是为了更好地了解中国消费者的需求、喜好和口味，他们计划加快在中国的扩张步伐，争取2015年在中国的门店数量达到1500家——然而对于月饼的销量和收入数字，星巴克同样讳莫如深。

洋巨头们也开始尝试将传统销售渠道与互联网相结合，这无疑将使得市场竞争更为激烈，但哈根达斯中国公司一负责人以自负的口吻称其在中国市场上“没有对手”，“送哈根达斯显然要比送其他月饼有面子”。

但在石艳看来，一盒月饼价格炒到上千元，实在是“太离谱”。在月饼行业里，不少企业标出高价格只是为了市场炒作，而对于政府部门和企业团购，高价格低折扣销售是普遍的策略，因为这样可以给供需双方的灰色操作带来方便。

同样在其中牟利的还有券贩子和中间商。事实上，许多月饼券都可以直接兑换成现金。